曹长青 # 7336098604
Books Created
Articles
- 专访曹长青∶薄熙来谈清廉，全世界都笑了
政论家曹长青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薄熙来在庭审时“翻供”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薄熙来对庭审、对整个案子判断错误。薄熙来可能原以为，只要向中纪委“坦白”了，以他的高官地位，尤其是跟中共上层的关系，会在党内处理。现在发现，是要拿他做“祭品”，中共高层要用公审（还可能重判）来凸显共产党也是反贪污的（来欺骗中国民众），所以他急了，在庭审公开翻供，并极力为自己辩护。 他分析，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进入这种法庭，就等于“请君入瓮”，所有辩解、辩护，都没什麽实质意义，因为对薄熙来案怎麽判，判多少年，早就在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或者更高层会议决定了。 另一种情况，曹长青认为薄熙来或者是要利用公审，向公众显示他还是“清廉”的，“按照中国的套话，薄熙来谈清廉，全世界都笑了。” 曹长青认为，薄熙来案的真正问题，不仅是中共这种司法（其实是党法，家法）制度的弊端，更在于，他在主掌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要恢复文革那种思想专制和舆论恐怖。所谓打黑，就是利用所谓打击黑社会，其实是打击自由经济，并乘机从民营企业那里搜刮金钱。目前的起诉书完全是避重就轻。 中共起诉书没有追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而且中共高层刻意回避这一点。曹长青分析∶“因为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维持权力的基础。在政治局委员们的心里，都在唱红，其实就是唱住自己的位置，唱住共产党的权力。只有中国人民起来，像埃及人民那样革命，结束专制统治，中国的法庭才会是人民法庭，才会有大大小小的全部薄熙来都受到审判。” 曹长青的推特 2013年8月22日 ——摘自《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大陆众学者揭秘薄熙来首日庭审“翻供” 2013-08-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40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奈保尔，鲁迅，昆德拉——奈保尔评介（6 之 5）
由於第三世界的成长背景，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社会内容，充满了愤世嫉俗，充满了责任意识。如果说昆德拉是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表作家的话，那厶奈保尔就是描写第三世界的代表作家。 西方评论家经常把奈保尔和康拉德类比，不仅由於他们都写了殖民地，他们的文字风格有相近之处，更由於他们的作品都对人性的野蛮之处流露出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们都明显地推崇西方文明。奈保尔本人也非常推崇康拉德，并在他最好的作品里模仿了康拉德。 康拉德17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波兰，他的文学建立在远离了家乡之後，奈保尔18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千里达，他的文学也建立在远离了生长地和祖籍印度之後。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他们成年以後看世界的角度。他们虽然成年以後都选择居住英国，用英语写作，但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国家，同时也正因为没有国家而了解更多的国家。 对於中文读者来说，如果把奈保尔比做第三世界的鲁迅可能更容易理解他是哪种作家。和鲁迅一样，奈保尔对社会的阴暗总是忍无可忍，他说“两个半球的黑暗之处成了我写作的主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感觉非常强烈的人，“我对事物的反应总是过於强烈，但正是出於这种对於事物的强烈反应我才写作。当我对事情没多少感觉的时候，就写不出什厶东西来。”“如果一个人对事情没有强烈感觉，大概就不应该去写作。”情绪的表达一直主导著奈保尔的写作，这大概也是他和鲁迅的共性之一。 鲁迅苛刻、挑剔、对事情的态度绝不中庸。奈保尔也是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他的毫不“含蓄”的思想观点、惹怒众人的实况描述、刻薄不饶人的评论，都使他成为当代最有争议性的英语作家之一。曾是他的好友，现在则是对头的美国作家Paul Theroux在《维迪拉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一书中说：“他有很鲜明的观点，有很强的个性，杂志编辑们喜欢这种作家。”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评论说，“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纽约时报》记者问奈保尔是否对关於他而引起的争议感到疲惫，他说，“一点儿都没有。能惹起这种敌意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惹起敌意，他就死了。” 鲁迅在愚蛮、酸腐、顽固的中国文坛一直是孤军作战，奈保尔在西方知识界的左派大潮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反西方浪潮中也是逆流而上。但是奈保尔比鲁迅幸运得多，毕竟他生活在一个自己所赞美的文明社会、文化价值中；而鲁迅则生活在一个他痛斥的文化和社会中，其艰难和悲愤可想而知。奈保尔说，“一个作家只能被他所认可的那个文化、那个社会和那个国家所接受和承认。” 鲁迅对中国文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痛恨到用“吃人”来形容。奈保尔则乾脆认为第三世界（主要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没文化。奈保尔和鲁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指责大众的愚昧和野蛮。但这种对大众的指责似乎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因为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的，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和发展的，而大众只不过是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牺牲品罢了。而大众这倒霉的牺牲品，在专制制度下不是奴仆就是暴民。 奈保尔对官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群体的批评也是他遭到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甚至痛骂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绝种了或毫无功能，他说，“西方这种社会不产生群体狂热，而群体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读到如此精辟的论断，不能不使人想起在中国发生的近在眼前的群体狂热：北约误炸中国领馆後的举国疯狂，王伟事件的群情激昂，美国遭袭击後渲 仇恨的网民┅┅ 而在美国，在遭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残忍攻击、在三千无辜生命瞬间被谋杀之後，他们震惊，他们悲愤，他们支持美军去抓获恐怖份子，但却没有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举行声势浩大、群情激昂的集会声讨穆斯林人、烧毁拉登头像。他们只是默默地悼念死者、深情地高歌“上帝保佑美国”、然後坚定地举起星条旗，举起正义的力量、举起自由的价值、举起西方的文化、举起人类的文明。 再看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在沙特阿拉伯、在印度尼西亚、在埃及、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疯狂的集会怒吼、烧美国国旗、烧布什、布莱尔模型此起彼伏。然後呢？狂热之後一片空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厶价值而狂热，只有渲泄仇恨。在愤怒声讨美国、把一切都怪罪西方之後，他们自己的社会照样贫穷、照样落後，照样一团乱糟。面对这种现状，不是他们的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又是什厶呢？当然，或许可以理解的一点是，独裁政权太残酷，把任何真正知识份子的种子都斩绝了。 如果把奈保尔和昆德拉相比，两人也有相近之处，虽然他们後来都到了西方，但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抨击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熟悉的那个社会。他们都急於在作品中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经常直接议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文学的高明之处，但在狄更斯，甚至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偶然可以见到。而奈保尔比昆德拉的高明之处在於他的议论总是非常自然地由书中的人物叙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并不容易察觉到；昆德拉则总是由作者直接跳出来议论，经常显得很突兀。 奈保尔和昆德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结构和内容上的散乱。昆德拉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但读起来却很难有是在看小说的感觉，你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一种了解共产主义的教课书才能读下去。读奈保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也有同样感觉，你也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了解第三世界的教科书去读。奈保尔的几本主要小说，像《比斯瓦斯的房子》和《河湾》等，其文学色彩和质量远超过昆德拉的小说，但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则写得很不到家，背景材料交代差，过於拘泥自己的旅行日志，而不是逐渐地、层层深入地介绍这些国家；很多不著边际、并不能说明什厶问题的的琐碎细节也没有删掉。他自己间或的议论经常很精彩，可惜被夹杂在他旅途匆忙的脚印中，读者如不十分留意就被闪过去了。 但奈保尔、昆德拉和鲁迅这三位作家的一个类似特点是，他们的思想价值超过他们的文学价值。人们需要昆德拉去更深刻地了解、抨击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需要奈保尔去了解（共产社会以外的）第三世界、去抨击那个世界的黑暗；中国人也需要鲁迅去更深入地认清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弊端。 对於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来说，从受害者的角度写抨击压迫者的作品并不需要多少智慧，有原始的情感就够了，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能审视自身、本民族的问题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西方产生了这厶多西方的批评者恰恰是西方的骄傲，西方民主制度的骄傲，西方文化的骄傲。而东方产生了这厶多独裁政权的维护者正是东方专制制度和非人文化的耻辱。 而奈保尔，这个第三世界独裁制度和落後文化的抨击者，才真正是东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骄傲。 （未完待续） 2002-03-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37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再批高行健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这位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在2005年10月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份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的知名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就此发表了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 ），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 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利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後，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麽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楮，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把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斥。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麽别人没有像我那麽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著，连盖都没碰，没被脏著，熏著，恶心著，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麽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著迄今还在牺牲著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麽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後，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必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一个极端，主动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著新时代的潮流，代表著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著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著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後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苹浪荡的狗熊；你强调以文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以文泄欲，狻 ⑩n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後，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於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後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於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於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於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後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後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麽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於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後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麽面对这些困境怎麽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於出人头地，面临这麽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於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於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果。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非常钦佩高行健∶“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麽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就像我在《高行健获诺奖的六个偶然》一文中概括的，完全是由於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果”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馀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果”，然後把这种成果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後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後，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後，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於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原载《观察》2006年1月19日） 2006-0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36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董鼎山去世，纽约三老成历史
华裔作家董鼎山12月19日在纽约去世（高寿93岁），这个消息我最近才看到。有人说纽约有三老，指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他们三位都是1949年前来自中国的文人，多年前常在一起，且都长寿。唐德刚2009年以89岁高龄去世，夏志清走在2013年底，享年92岁。 三老经历、履历相似，但政治立场却很不同。唐德刚可谓三人中最亲共的，去中国参加官方的什麽会议。他歌颂共产中国的崛起和能耐，也写过肉麻吹捧邓小平的文章。在美国政治上，没见过唐德刚有什麽论述，只读过他公开抨击老友夏志清的文章，说夏老跟他随口发泄的几句对黑人犯罪的不满是种族歧视，以此展示他自己的“政治正确”。用什麽“歧视”这个伪命题来攻击政敌是左派惯用的手法。 夏志清则一生坚定反共，在纽约的反共活动中，常见夏老的身影。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夏志清也跟他那一辈的多数华人学者不同，他是清晰的右派（保守派），明确支持共和党、小政府、自由经济，对福利制度深恶痛绝。 董鼎山跟唐德刚类似，是亲共的路子，但比较低调，跟国内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所以一路都能在官方报刊发文章，更在美国的亲共《侨报》等有专栏。在美国政治上，董鼎山是清晰的自由派（左派）。当然，他的左倾（反对资本主义）是他亲共（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在人品上，最老的唐德刚最玩世不恭，谈吐作文都有一种流里流气的调子，甚至粗话连篇，很难让人把他跟“教授”的身份连到一起（当然了，如今玩世不恭的流氓教授已经比比皆是）。说实话，唐德刚的亲共并不特别，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以前就没几个不亲共的，现在则更多人受不了北京红地毯茅台酒的诱惑。唐德刚的最大不同，是他的痞气，这点在那一辈海外华人学者中倒是比较少见的。大概就因为有这种“气质”，唐德刚才会跟台北的流氓文人李敖“意气相投”，因为他们到一起就可以插科打诨，惺惺相“嬉”。 从学术成绩上来讲，唐德刚主要有几本“口述历史”，其中《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比较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是因为对唐德刚的兴趣，而是对胡适。 胡适当年曾跟唐德刚有过几次谈话（唐说做哥伦比亚大学项目），结果就被唐德刚“卖”一辈子。我看过他那本《胡适杂忆》，感觉很不好，主要是受不了他写胡适那种流里流气的调子，而且其中有些内容感觉不那麽地道、实在，因为和其它来源中了解的胡适不吻合，以致我曾想写一篇叫做“胡适认识唐德刚倒死霉了”的文章。 胡适是中国文坛少有的绅士，被唐德刚这种痞气的人以拿到“独家资料”的权威身份写一顿实在不是好事。因为唐德刚跟胡适是两类人，相互绝不可能真正理解、沟通和欣赏，被这种人写，就等于被这种人践踏和耍弄了。这里胡适本人当然有一定责任，跟唐德刚这种人一接触，就应该感觉到他是哪类人。当然，有人推断，当年那个普通留学生唐德刚在大名人胡适面前一定是毕恭毕敬，而那时期的胡适则比较寂寞。但自胡适离开纽约回台湾任中研院长之后，再没跟唐德刚有过任何联系，也没请唐博士回台参加任何学术活动，更别说请他回台任教等。这起码可推测胡适对唐德刚并不感冒。 三老中夏志清是老顽童，常常口无遮拦，随口像孩童那样评论，某某是好人，某某是个坏人，但他不说粗话脏话（起码我没听过），品行里也没有唐德刚那种痞气和“精明”，是个真诚的性情中人，经常很幽默，如果别人听懂了他的幽默，他就会像孩子样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欣赏有才华的人，过于偏爱能写点东西的女性，以致多次被精明的“女作家们”给利用和耍弄了。 夏志清以中国文学评论出名，但对他的捧张爱玲、贬鲁迅，我完全不认同。因为这两个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张爱玲是写小市民的小说家（写得阴暗到令人无法忍受），而鲁迅是思考中国文化整体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者的份量天壤之别！把两者对等，都属荒唐，再褒张贬鲁，那就不可思议了。夏教授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其它方面似乎头头是道，但到了张爱玲和鲁迅，我个人认为，是错得一塌糊涂。 和唐老、夏老相比，董鼎山可谓谦谦君子。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起码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正经人。他的左倾是随西方知识分子的大流。他那些给中国人介绍的西方的东西，当然基本都是从左倾立场出发，左派欣赏和推崇的，而且也只局限于对一些作品的皮毛介绍，几乎完全没有框架性的东西，也严重缺乏他个人的独立评析。但无论如何，他的勤于笔耕，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写到93岁，前后近80年，去世前三天还在报上发专栏，可谓写到最后一口气，这点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但董鼎山走后，他的追思会是由纽约的共产党《侨报》办的，侨报副刊主编主持，中共领馆文化官员亲临。他去世前，中共领事已专程去探望，等于盖棺论定，你是我们的人。由共产党的报纸给董鼎山办追思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绝不是光荣。 对纽约“三老”，我只跟董鼎山没见过面，却只跟他打过两次笔仗，每次都是他先“发难”，我是防守回应，都是针对董鼎山和他的弟弟、翻译了《1984》的董乐山反目为仇的事。在董鼎山去世之际，我翻出这两篇文章重读一遍，觉得两场笔仗都是该打的。纽约三老去世，代表著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董家兄弟之争，代表的是人类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争论。所以在此附上这两篇跟董鼎山笔仗的文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2016年1月18日于美国 曹长青∶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为同一家报刊撰稿的专栏作者，一般不会公开撰文相互批评。但在西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西方媒体似并不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开放》9月号上（2003年），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指责我在上期《开放》上发表的“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是中国文革式的做法。他认为我的观点“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什麽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关键之处在于，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剥夺别人回应、挑战的权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挑战、抨击我的观点的文章，我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怎麽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关于语言。文革语言的明显之处在于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话、空话，侮辱、谩骂，和乱扣抽象帽子。但是，无论多麽恶劣的语言都并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战的话。这就是为什麽在西方文坛照样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但没有人会以为然，因为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的挑战。那些不以事实说话，而只有空话和谩骂的，只能自取其辱。 ●为什麽左派恨美国 我来美国这十多年来，一直很注重自己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评文章中，力求准确辛辣，但绝不用空话和谩骂。这主要还不是担心“文革语言”，而是因为空话和谩骂没有力量。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董鼎山这种讲理讲不过别人，就给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会反过来指责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为我完全可以回应，让读者判断谁更有道理。 现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极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这种结论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这在西方是常见的现象，常识般地为人所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有太多的文章了，随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畅销专著《为什麽左派恨美国》（《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by Dan Flynn），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常识”。中东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纽约邮报》发表题为“仇恨美国的教授们”（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点了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几个左派大学教授的名字，指出他们是仇恨美国。 美国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说，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彻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难道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对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国的“文革做法”吗？ ●做思想坦诚的知识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产主义，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奇事，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吗？还是由于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持左倾观点，所以对我强烈抨击西方左派的文章无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责说“非黑即白的态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在恐怖主义和反击战之间“非黑即白”；在极权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非黑即白”。作为一个思想上坦诚（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识人，我从来不回避自己属于右翼，因为我从来不想讨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胆量承认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吗？说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头脑不清楚，就是gong利城府太深。为《开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国内无法发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则是极少数的可以在极权的中国仍有发表文章特权的作者之一，还有能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殊荣”。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尽管多年来我对董鼎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表的许多明显左倾（甚至亲共）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尤其由于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哥哥，而他们兄弟之间的对共产社会认识的巨大差异，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评论。但碍于同是《开放》专栏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笔。现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规矩，那我就不会客气。 ●骨灰不留在专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华裔中，类似董鼎山这种多年左倾、却从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认为这里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就因为他是董乐山的哥哥。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因为他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奥威尔散文集》等这些深刻揭示极权社会黑暗的作品。只有对极权社会彻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译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人中，有翻译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显地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价值的人屈指可数，否则怎麽这仅有的几本关于极权专制的书，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 董乐山先生能选择翻译这些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于他对极权社会的清晰的认识。生活在专制下的董乐山先生，在专制和自由的选择之间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据国内作者的回忆文章，由于他的某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他曾宁可撤稿，也不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变观点，他尊严地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一个多麽令人肃然起敬的宣言！在那个制度下！董乐山先生去世后，连骨灰都不留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让亲人带到美国；其对专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却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报刊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热嘲冷讽。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几个能在中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海外华人作者，其观点多附合中共意识形态（当然，否则怎麽发得出来！）。西方当然有许多可抨击之处，但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其迎合中共宣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鼎山、乐山两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认的事实，而这种不和主要是在对中共的观点上。直到1997年，董乐山还指责董鼎山“为中共讲话”。据2001年《开放》杂志对董鼎山的采访，他表示由于董乐山至死都没有向哥哥说句道歉，所以他很伤心。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我很吃惊，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极为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怜的信息中，董鼎山那些对西方社会的偏见文字就占了相当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关于美国的介绍，基本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轨道，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附合共产主义思维的麻醉剂。而董乐山的作品给人的是，�@迪灵魂、认清共产主义邪恶的清醒剂。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读到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时，那种巨大的震憾至今难忘。当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官僚化、极权化使世界变得黑暗”的书评，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读者去看这部著作，该文最后一句话是∶“请君一读，定会感慨万千！” 近年来，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转变，对中共有了几分含蓄的批评，但他不仅从来没有反省过当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字，也没有改变其左倾观点。当然，那些观点从根本上是来自一个源头的。 其实，简单清楚地归纳一句话∶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原载香港《开放》2003年10月号 曹长青∶再谈董乐山不原谅董鼎山 在我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中国作家的影响很有限；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是一个。不是被他本人的作品，而是被他的翻译作品。几本有限的关于极权社会的英文著作，如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读到《一九八四》，由那本书所产生的对极权社会的理解和痛恨，远超过我本人由于在共产社会的生活体验而带来的对独裁专制的认识。所以对翻译介绍这些作品的人，一直心存感激，更有一份和译者的无言的共鸣。 今年1月16日是董乐山先生去世十周年。他的哥哥董鼎山先生在上期《开放》撰文，再次提到他和弟弟因思想差异而产生的争执和隔阂，而且董乐山到死都没有原谅董鼎山的“为中共张目”（董鼎山引董乐山语） 。董鼎山为弟弟没有原谅他而伤心，同时耿耿于怀地再次指责董乐山是“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非黑即白”，然后给扣“文革陋习”的帽子。 董鼎山自己“帮中共讲话”（董乐山语），除了董乐山会把他“厉声大骂一顿”之外，别人也并没和他过不去（那种左倾、反美的东西，当今亲共海龟写得比董鼎山更“有质量”）；可是他自己却一再撰文批评别人反共、亲美的观点是“非黑即白”，并给扣文革帽子。就此，我曾在2003年写了题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的文章，指出“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作的努力。”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五年过去，董鼎山不仅仍然相当左倾，也依旧不解董乐山对他的愤怒，更对我的批评无法释怀。不过他在上期《开放》文中贬义地指我“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反倒让我颇感褒奖。本无意再撰文，但由于董鼎山再次提到董乐山的不原谅他，使我联想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对她妹妹的绝不原谅。因尚未看到中文世界有人提及这一段，所以觉得值得一叙。 ●安．兰德为何跟重聚的妹妹反目 安．兰德在21岁（1926年）时离开苏联来到美国，从此用英文写作，成为二十世纪最影响美国人思维的小说家（不是“之一”）。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读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举办的“最影响你人生的一本书”的问卷中，排名仅次于《圣经》。她对极权世界对人类的践踏，痛恨到没有一毫米可原谅的余地。由于她对西方左派的毫不妥协的、黑白分明的痛斥（称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所以从来都被以亲共、亲左、反美为压倒多数的西方知识份子们严重排斥。这是中国人直到近年才听说这个名字的原因。 安．兰德离开苏联后，前十多年还和家人保持通信联系，二战后则音信断绝；后来听说家人全部在战争中被炸死。但事实上，她最疼爱的、和她最趣味相投的小妹妹诺拉还活著。七十年代中期，诺拉在一本美国杂志关于当代名人的介绍中发现了姐姐安。她马上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寄到那家美国杂志社，请他们帮助转寄。安在接到编辑部打来的电话、听说她的小妹妹还活著并寄了信来的时候，喜极而泣。她随后设法把47年没见面的妹妹（和妹夫）接到了纽约，在自己住的楼里给他们租了带高级家俱的公寓，并准备在新泽西的俄国人社区给他们买房子，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 但姐妹相见后立刻发生了冲突。倍受共产洗脑的诺拉认为所有外人，包括安请的司机、佣人、朋友等，都是监视她们的间谍。诺拉虽然也觉得苏联缺少自由，但同时又认为，“自由对我又有什麽好处呢？我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诺拉迅速就开始抱怨美国，认为纽约脏乱差，还不断说列宁格勒有多好。安一开始还努力试图给她解释，但很快了解了诺拉的不可救药。尤其是会英文的诺拉竟然对姐姐那些影响了无数美国人的书毫无兴趣去读，这也让安非常伤心失望。姐妹俩关系迅速恶化到几乎无法对话。结果六个星期后，诺拉夫妇就决定回到苏联。从此姐妹俩再没联系。而且后来一提起诺拉，安就十分愤怒。安去世后，美国友人给诺拉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诺拉也淡然无反应。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诺拉跟谁抱怨美国，也不应该跟那个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热烈推崇美国价值的安.兰德抱怨；跟谁赞美苏联，也不应该跟那个和极权世界不共戴天、不仅对苏联，对整个俄国都绝不说一句好话的安.兰德去赞美。董鼎山、乐山的故事，也具类似讽刺∶海外文人尽可撰文亲共左倾，却最不应该是那个对专制厌恶至极、中译了最多反极权著作的董乐山的哥哥。 安和诺拉姐妹俩的反目，虽然和董鼎山、乐山的反目相反，是住在自由世界的姐姐不原谅住在极权世界却为苏联辩护而不珍惜美国的妹妹，但从根本上来讲是同样的，那就是∶痛恨极权社会的一方，不能原谅对独裁社会的任何辩护；对专制政党，更没有余地。原则高于血缘和亲情。没有对极权社会的深恶痛绝，就不会有对自由像呵护生命一般的珍惜和不顾一切的追求。 ●夏志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相当一批享受自由世界的华人，都拐弯抹角地为专制的存在辩护。在董鼎山那一辈人里，亲左、亲共是普遍，不是异数。但异数绝对有。我2003年那篇批评董鼎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夏志清先生，他马上对我说，“你骂董鼎山的文章写的好，写的好；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只是夏志清的口头禅而已，他对所有反共的人都称赞“你太伟大了，你了不起”，大概是因为他在同代人里接触到的亲共华人远超过反共的）。事实上，像夏志清这种根本没受过共产蹂躏的人，能认清专制本性，坚定反共，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和董鼎山同样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同样是没有亲身体验过共产专制的暴虐，但夏志清始终如一的坚定、坚决、义无反顾的反共，一直令我很敬佩。夏志清和董鼎山都住在纽约，年龄也相仿（夏志清1921年出生，董鼎山1922年），两位的同样高寿和思维活跃，倒是同等令人佩服。但根本不同的是，凡是和反共有关的会议，夏志清是每请必到，而董鼎山则从不见踪影。当然，或许人家都知道他的立场，也不请他。 其实，安.兰德的妹妹，只要认真地读读自己姐姐的作品，就应该会了解为什麽极权社会不可被容忍，为什麽那麽多美国人推崇自己的姐姐。同样，董乐山的哥哥，只要认真读读自己弟弟的翻译作品，他也应该会明白，为什麽反共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为什麽会有像我一样的中国人感激董乐山的努力。 我周围的亲友，不乏如兰德姐妹和董家兄弟这种原本亲密无间的血肉之情，却因在自由和极权两个完全不同社会的生活而反目绝情。故事讲起来容易，但这背后有多少伤心、失落，多少遗憾，多少无法挽回的不了情！董鼎山先生可能比我体会更深。他那篇文章的题目“至爱兄弟不了情”颇令我感觉他那份伤感、伤心。比他年轻的弟弟却早在十年前就故去了，这难道和专制没有关系吗？盼董鼎山先生保重，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世界。无论自由世界有多少人为专制辩护，为独裁添砖加瓦，我都庆幸他们能生活在自由世界。 自由是多麽美好，但我从不敢忘记那些仍在专制梦魇中的兄弟。 ——原载《开放》2009年2月号 2016-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34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蔡升达 ∶评刘彤牧师袒护远志明的言论
蔡升达网站上的作者简介∶生于台湾，为第一代基督徒。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 Vancouver）道学硕士。曾在中国和泰国做过宣教士。现为自由传道。研究兴趣为∶创世纪、诠释学、原文解经。现居台湾，已婚，育有一子。部落格 （blog）网址∶andrewtsai.wordpress.com 刘彤牧师论柴玲宣称被远志明性侵的事件 http://www.rolcc.net/rolcc/mediasync/prayer\meetings/20150114.mp3 （上面网址）这是刘彤牧师在2015年1月14日祷告会的分享。他提到柴玲和远志明之间的事情，但听过之后，我认为这些讲论有很大的毛病。以下的分析目的不在于维护两造的某一边，而纯粹是提出刘彤牧师的言论，跟圣经的教导有哪些抵触。无论柴玲有错，或是远志明有错，基本上不会影响我以下的论述。至于为什麽要把刘彤这段讲论提出来探讨，是因为我在华人教会看过太多类似的言论。我觉得至少可以作为参考，让读者知道，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思路，不一定真的符合圣经。而且刘彤也算是知名的牧师，在教会中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他的言论影响还是蛮大的。 第一，刘彤认为，把这件丑事（无论是不是事实）公开，就造成了教会之间的撕裂，阻碍了教会的合一。刘彤甚至说这是撒但在攻击教会。刘彤的意思似乎是说，只要是对教会合一有负面影响的事情，都不是好事情，都是让魔鬼计谋得逞的坏事，所以无论远志明是否有性侵柴玲（刘彤宣称他不去判断），公开就不是一件好事 情。但若我们仔细思想的话，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马丁路德当时公开谴责天主教教廷的种种丑陋行径，后来造成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分家（尽管这不是马丁路德的原 意）。身为新教徒，我们会认为这个「分裂」是不好的吗？圣经岂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吗（提前五22）？保罗谴责哥林多教会容许那个收了继母的人继续留在教会，并且吩咐他们要把这人赶出去，岂不是也在制造分裂吗？常理推断，若真的把这人赶出去，一定也有一批人会跟著一起出去。可见，公开某 （些）人的罪行，并跟他（们）保持距离，本身不一定是错的，反而可能是追求圣洁的表现。 当然，现在不是说远志明就一定犯罪。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刘彤自己也说他不去作出定夺，但既然还不知道，就不能排除他真的有性侵的可能性，不是吗？倘若真的有性侵的情事，那揭发出来，提醒别人（尤其是妇女）要注意，跟他保持距离，这怎能算是让教会四分五裂呢？说是「清理门户」还比较正确。 也许旁人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否有性侵，但宣称自己身为受害者的柴玲，若她真的遭受性侵，而当事人否认，岂不是更加应该公诸于世，让人对这个说谎的牧师有所防范吗？没错。 旁观者可能没办法决断，但受害者应该是有这样的权利去公开的。我们不该为了某种扭曲的「河蟹」思想，认为，既然柴玲没办法提出客观的证据，她就应该闭嘴， 以免影响教会合一。事实上，柴玲也不是没有提证，她自愿接受测谎，也通过了。虽然测谎不是百分百准确，但至少这说明，柴玲有诚意，有尝试提供让人能相信的间接证据。我们只有在一个情况下能要求柴玲闭嘴，就是已经确认她说的是谎言，她也无可辩驳。既然现在还没确认，那刘彤认为不应该公开，很可能就是刘彤已经心理作出判断了，才会这样说。若是如此，那刘彤就是一口两舌。明明说不去定夺，但作出的评论，却是假定柴玲说谎的评论。 第二，刘彤认为，要抵挡这个「仇敌的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持续地祷告，堵住破口，让教会得以继续建造下去。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行 动。但「祷告」似乎已经变成华人教会面对许多事情的「标准答案」。重点不在于要不要祷告，而是除了祷告之外，还需不需要作些什麽事情。神藉著耶利米的口， 审判以色列人，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他们不为人伸冤（耶五28）。耶稣也说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不义的官，本来不理会寡妇向他求伸冤的举动，后来因为这寡妇不断 的来求，所以最后就帮她伸冤（路十八3～5）。结果刘彤不帮她伸冤就算了，还称这件事情是魔鬼的攻击。这样来说，刘彤是否比这不义的官，还要糟糕呢？ 这不禁让人怀疑，刘彤强调要祷告，事实上只是在合理化他不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藉口罢了。其实刘彤出面处理，不见得就是对柴玲有利。如果刘彤处理的结果，发现柴玲说谎，那也算是给远还了一个公道。但刘彤选择不介入，反而是让远少一个澄清自己无罪的管道。若刘彤真的那麽在意教会的合一，岂不更加应当尽力查出事情的真 相，并公开结果，还给清白的人清白，给有罪的人谴责吗？若一直不去介入，任由两造各说各话，那才是让这件事情没完没了。 虽然刘彤实际上不是说只要祷告就好，他的确说，要一边工作，一边祷告。但他所谓的「工作」，不是指主持公义的工作，而是服事教会。这让人感觉，刘彤意思是，主持公义、查明真相，就不是服事教会，而可能是在促使教会分裂。这当然不合乎圣经。在旧约，不公不义，是神对以色列领袖经常发出的谴责。在新约，保罗也说过，信徒若彼此相争，要让教会作出审判（林前六1～5）。刘彤说，性侵的指控，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客观证据已经没了，若两造都坚持己见，就不会有结果。但身为教会领袖，尤其是按立远志明做牧师的长辈，怎能因为这样就退缩？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远志明说二十多年前，他跟柴玲还有几个朋友常常出来见面，甚至还帮忙柴玲搬家。这都是可以去查证的证词。柴玲说苏晓康曾经跟她说过有别的女性控告远志明性侵。刘彤也可以（请人）去询问苏晓康是否真有这 回事。也许这些查证的工作会花费许多时间，使他心有馀而力不足。也许他自己没有这个感动要扛起这个责任，但无论如何，总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插手，就反过来指责柴玲把这个事件公布出来。 第三，刘彤认为远志明已经对柴玲作出「诚意的道歉」，所以柴玲理当停止追杀远志明。但这样的说法令人匪夷所思。刘彤自己都知道，远志明不认为自己有性侵的 意图，所以道歉不是为「强暴」道歉。根据徐志秋的说法，远志明事实上还影射是柴玲勾引他，他们才会发生性行为。我们能够想像，若一个女子真的被性侵，而性侵犯却说这是合意性行为，甚至暗指是这女子勾引他，这女子能接受这种「道歉」吗？她不接受，我们能怪她吗？在这点上，甚至不用搬出圣经的经文，我们用常理推断，都知道要求柴玲接受这样的道歉，是强人所难。若柴玲真的接受，岂不是自打嘴巴，间接承认并没有性侵这回事？再者，如果真是合意性行为，远志明也根本无需道歉。若真要道歉，也应该是跟柴玲当时的丈夫（现已跟柴玲离婚）道歉吧？ 最后，借用刘彤的说法，我认为「仇敌的圈套」不是让性侵疑云爆发，而是让性侵疑云爆发后，让牧者选择不去面对，不去主持公义，甚至一边说不做出判断，一边 讲出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话，使人对教会处理事情的方式灰心，进而对神灰心。我认为，这才是这次事件中，仇敌真正的意图。如果性侵疑云爆发后，牧者能正 面应对，不逃避，把事情尽力查个水落石出，即使最后没有结论，也让人知道牧者已经尽力。这样才不会让人对教会失望。 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引发教会领袖思考，若自己日后遇到类似的状况，应该要怎样处理，才是真的不让仇敌的诡计得逞，反而让神的名得到高举，公义得以彰显。 补充∶ 2015年1月24日，刘彤在小组长会议中，对柴玲和远志明事件，有更多爆料。他解释说，其实有些对柴玲不利的旁证，例如柴玲在被性侵后，还去拜访远志明夫妻，还送他们礼物。这不像是性侵受害者会做的事情。 对这个爆料，我有两点疑问。 第一，若刘彤所言属实，那他不就更应该积极介入，并对外公开这个证据（例如手镯的照片），还给远志明一个清白吗？怎麽会是任由大家继续猜测和选边站？这样置身度外，是一个教会领袖该有的样子吗？ 第二，刘彤已经在1月14 日说他不介入，并说最重要的是祷告，怎麽在之后，却又在小组长的面前讲论事件的细节？那他自己不就成为分裂教会的始作俑者？她指责柴玲公开事件，是给教会伤害，那他自己对小组长谈论事件的细节呢？就是建造教会？还是他以为小组长不会把话传开？若他不想要带给教会不良的影响，应该是私底下劝柴玲，说他已经握 有这样的旁证，希望柴玲能够因此松手，免得最后是自己难堪，也顺便听看柴玲有什麽反驳。而不是迳自在没有跟柴玲确认的情况下，就公开这个所谓的「旁证」。 柴玲至少在公开控告远志明之前，还有尝试私底下跟远志明联系，想要私下就得到他的道歉。刘彤对柴玲有这样做吗？ 更新∶ 柴玲在她写的第四封公开信中，严词驳斥刘彤所说，她在所谓被性侵之後，还有送远志明夫妇礼物的行为。 2015-01-29 原题∶刘彤牧师论柴玲宣称被远志明性侵的事件 原载∶ https://andrewtsai.wordpress.com/2015/01/28/liu\commenting\on\sexual\_assault/ 原网址上的读者跟贴∶ Alice Lau 说: 2015/01/29 at 5:29 上午 Thank you Andrew for the article. Very good analysis!!! Thank you alliterating and putting it in perspective. I wish I won’t become so blind. BR, Alice 回覆 神的子民 说: 2015/02/12 at 8:59 上午 真理终究会站在正义的ㄧ边，今天很多教会的牧者已经像是偶像明星，在光环下变质，自认为是闪烁的名牧，没有圣经的遵行，只有人罪恶的恶行比异端还恶，坡着羊皮的狼谁又能去惩罚，这些得了光环的基督教明星牧师被盲目的粉丝捧著，让他们成了人的原形罪人，洗不清的是罪，祷告认罪悔改有口无心，就像一个骗子藉基督之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信徒又怎能评论，因为他们也是人，而且是满口谎言讲道的牧师，神允许稗子存在是要保护麦子，今天就是牧者也不能不承认有太多稗子做牧师，破坏基督的真理，让更多人跌倒，成爲基督教的神棍。 2015-02-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32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解牛∶从“远柴纠纷”看极端思维
柴玲指控远志明强奸一事，打公开信一出来，我就基本相信柴玲版的故事，断定远志明这个牧师做不下去了。18个牧师的调查报告，提供更多远志明牧师渔猎女色的指控，为柴玲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佐证。而远志明自今无法公开回应，取消既定的讲道行程，更把2015年定为他的“安息年”，做鸵鸟状一头扎进沙堆里。 我看到许多基督徒朋友，右派朋友，反共朋友，至今不愿意相信柴玲的指控。这些人里头，有的居然是律师等。我感觉很好笑，又很可悲。 基督徒朋友出于本能不愿意相信，这可以理解。一个华人明星牧师的道德信誉被摧毁了，一定程度上让主的名蒙羞，影响基督徒传福音。我相信，即使是那18个牧师，也不希望这发生。但基督徒要面对现实，更要有公义心。我印像里，台湾大约每年都会曝出一件教会丑闻，大抵是某个牧师（或者是邪教的牧师）借传道的名义诱奸信徒行淫乱之事。如今丑闻发生在远志明身上，基督徒不能因为不愿意相信而丧失是非正义心，丧失基本判断力。 右派朋友和反共朋友也不愿意相信。远的丑闻，会被中共利用攻击抹黑基督教和民运。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打上反共的旗号，什麽污泥烂菜我们都要帮忙捂著盖著。反共的也不一定就是好人呀。如果为了反共而抹杀黑白真相，这样的反共有什麽意义？ 在远志明拒绝回应的情形下，还有的朋友却在柴玲的几篇公开信之间反复琢磨比对，在细枝末节上寻找貌似矛盾之处，来质疑整体的可信度。可惜，并没有什麽实质的“矛盾”，是当事人无法通过补充说明而自圆其说的。 至今还有许多人很著急，呼吁远志明赶快出来说明，不能吃闷亏， 要反击柴玲的污蔑等等。我看了都笑。一个牧师如果没有人格的可信度，怎麽劝人信上帝？信誉是牧师这个职业的生命。不论远志明如果看得开世上的荣辱，他也不可能让柴玲的信终结他牧师的职业生命。如果可以解释得了，远志明早就出来解释了。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分析过，除非证明柴玲是臆想型的精神病患，否则在这事上，我只能相信柴玲。呵呵。 关于最初介入调解的几个牧师的证词，我读过。我严重怀疑他们有“牧牧相护”的嫌疑，或者存心想掩盖华人教会的丑闻，否则，只能说他们缺乏逻辑分析能力。 也有许多人，面对庞大的事实，仍然不愿意相信柴玲。不愿意相信她，因为觉得64上了她的当。很荒缪，怎能因为一个人25年前在20岁出头时的的一句话，就不相信她一辈子的任何话？何况，如同柴玲解释的，她期待的“流血”，并不是坦克机枪镇压的流血。这解释我是相信的。当年有几个人事前想得到老共对学生民众直接用坦克碾用机枪扫？那麽多“老反共”都没想到，她一个黄毛丫头反而是先知先觉？我雇过的女助理，20出头的，都幼稚得很。用政治家的标准去要求当年的柴玲，苛刻过头了。我不是说当年的柴玲在广场上没有过错，但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女妖怪女魔头。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柴玲对远志明的指控是诬控。 如果不相信柴玲对于远志明的指控，那就意味著∶一个事业成gong、生活富有、有广泛知名度、有夫有孩、有信仰寄托、精神正常、通过了测谎鉴定的华人中年女性，无视华人文化对被强暴妇女的歧视，诬告一个多年没有生活上关联的牧师24年前强奸过她。莫名其妙！果真如此，那它是太极端太罕见了，你只能说柴玲是个女魔鬼。 质疑柴玲指控真实性的朋友，实际上是选择相信这极端罕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此事上质疑柴玲撒谎的，就具有极端型的思维模式。 极端型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一种钻牛角尖的思维。在脱离现实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下，把质疑对像想像成一个邪恶得毫无信用、又狡猾厉害得总是可以让其阴谋诡计得逞，以基于该臆想得出的概率微乎其微的推测，来解释一个事件。这种极端思维模式，在中国人中并不罕见。比如，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包括金融危机、香港占中、台独、新疆暴乱、藏人自焚、钓岛争端、南海争端、基督徒抗争、陈光诚出逃、刘晓波得诺贝尔奖、环境溃烂、贪官外逃┅┅ 许多中国人都会义愤地将其归咎为美国的阴谋。问问他们美国有什麽必要搞这一切又怎麽可能操纵这一切？ 他们说反正中国不好美国就获利，所以让中国吃亏的事都应该是美国人的阴谋。 极端思维模式泛滥，阴谋论就大行其道；公信缺失，大家都疑神疑鬼；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本应一目了然的黑白，都会变成五彩缤纷的“他说，她说”罗生门。很不幸，柴玲对远志明的指控，居然也会遭受这种极端思维模式的质疑。或者说，这种脑残式的极端思维，让远志明在舆论上居然获得一丁点可以逃避喘息的空间。 2015年3月1日 更多作者文章请见其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jieniu/ 2015-03-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32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狼不能争取人的尊严
三十多名恐怖份子在俄国绑架一千一百名人质五十二小时的事件，以四百多人死亡的代价结束。在全世界一致谴责恐怖份子的残忍行为之时，在文明的西方社会居然仍然可以听到左派们对恐怖份子同情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弱小的车臣要求独立，面对强大的俄国，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恐怖手段来表达和追求他们的目标。 西方那些貌似同情弱势群体的浆糊头脑和伪善者们，在高举同情弱者的旗帜时，完全忽视，或者刻意无视，用滥杀无辜的邪恶手段，绝对不可能达到任何正义的目的。事实上，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绑架和屠杀平民的暴徒，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要求独立，更不是作为弱小的受害者要求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完全是向人类文明挑战。 要求独立是要求做人的尊严，但当他们用恐怖手段绑架、杀害平民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和「人」这个概念毫无关系的豺狼，哪里还谈得上什麽要求做人的尊严？弱小面对强权，这是人类范畴的概念。而当人如狼一般屠杀无辜的时候，弱小的概念立刻不存在，而变成了邪恶。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一群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平民的暴徒，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保护人的尊严的国家。当他们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俄国人时，就同样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车臣本国的人民。在美国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这两个国家也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不仅那里的人民完全没有做人的自由和尊严、遭到独裁者的滥杀，而且成为全世界恐怖主义的基地。所以独立从来都不是最高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如果车臣独立到这些恐怖份子的手中，成为前阿富汗第二，则不仅丝毫无益於车臣人民，更将成为世界的灾难。 而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采取恐怖主义的暴徒们，独立也完全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要的是把车臣变成匪窝，变成他们向世界文明挑战的基地。所以，这次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行动，绝不只是俄国和车臣之间的统独之争，而完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份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挑战的一部份。 退一万步说，即使要求车臣独立真的是那些恐怖份子的唯一目的，那麽不仅那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在原则上完全无法接受，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最大的错误和失败。因为第一，用滥杀无辜的残忍手段，不仅会激起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愤慨，也会失去绝大多数同情者的支持。第二，试图用恐吓手段造成俄国人民的恐惧，以达到迫使俄国政府退让的目的，这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愤怒的情绪和自卫的勇气从来都大於恐惧，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打响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 普京政府绝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绝不和恐怖份子谈判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对於恐怖份子，只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邪恶只能铲除，而没有和平共处的余地。这次俄国付出的四百多名生命的代价，是给那些不支持美国反恐的俄国人再敲了一次警钟，再浇了一次清醒剂，让他们再一次看清邪恶的面目。 如上所述，俄国发生的这次恐怖行动，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所以，美国总统布什领导的这场反恐战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须的。在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後，人类或许得付出更大代价来摧毁恐怖主义；这是一场没有其他选择的战争，也必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再一次赢得最後胜利的战争。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8日） 2004-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30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痛恨伊斯兰的三个伟大女性
以色列军队攻进加沙，打击哈马斯，成为全球新闻，也引起争议。众所周知，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哈马斯代表专制。这场冲突不仅是专制与民主的冲突，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背后也有犹太教（衍生出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对抗。 那麽怎麽看待伊斯兰？美国知名的伊斯兰教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曾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伊斯兰教义《可兰经》上写著∶“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伊斯兰信奉者被称为穆斯林）。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领军队，砍杀征服。 另一个任人皆知的事实是，22个成员国家的“阿拉伯联盟”，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更无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国家，女性不要说没有投票权，甚至连开车都被定罪，出门必须带面罩，受到歧视和摧残。 那些大胡子男人主导的穆斯林世界，只要听到任何批评，就示威抗议，就谩骂骚乱，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魔鬼的诗篇》被视为亵渎伊斯兰，在全球追杀；丹麦报纸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议，他们愤怒地砸毁人家使馆，攻击丹麦人。前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话批评伊斯兰，也遭到疯狂的攻击谩骂，甚至扬言要他的性命。 以揭示共产苏联罪恶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曾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说，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她强调，教皇的引述是否得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有批评的自由。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兰狂热者的威胁下，在左派的政治正确下，极少有人敢发出批评之声。但有三位女性，却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两个来自穆斯林国家。 一个是索马里女性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小时候就被穆斯林们强行实施割礼，后来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在阿姆斯特丹的电视上，她以亲身经历痛斥伊斯兰迫害女性的恶行。她还和画家梵高的后代梵高一起制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纪录片，结果梵高因此被当地几个穆斯林青年杀害。 阿里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痛斥伊斯兰教说，根据伊斯兰教义，女性必须蒙面；如有外遇则要被石头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则不在此限；男人要离婚，只需在两个男子前重复说“我要离婚”就算通过，而女性则必须经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须有下列理由∶丈夫无经济能力，无法生子或阳萎。即使胜诉，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财产，孩子则全部归男方。 阿里把希特勒的纳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相提并论，称伊斯兰是“新法西斯主义”。她说，“就像纳粹主义开始于希特勒的愿景，伊斯兰主义的愿景是伊斯兰神权（caliphate），即一个社会被伊斯兰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统治，在这种社会，女人婚前有性行为要被石头砸死，同性恋则被痛殴，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将被杀死┅┅” 阿里甚至抨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堕落的（52岁时竟跟8岁女孩结婚）、专制的，谁不按他说的做，就会被惩罚。“穆罕默德让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萨达姆。如果没有默罕默德的榜样，就不会有萨达姆。默罕默德给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样，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热衷暴力。” 阿里认为伊斯兰必须改革，必须否定《可兰经》中的某些内容。她在荷兰制作的影片，把那些欺压女性的伊斯兰教义印在了穆斯林女性的身上。 阿里发出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之后，就遭到死亡威胁。荷兰的左派们，也不喜欢她公开批评伊斯兰，认为这有损文化多元主义。最后以她申请庇护时资讯有不实作理由，取消了她的荷兰公民身份。 阿里却在美国受到欢迎，被聘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做研究，继续坚持她的原则，绝不后退。后来她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结婚。 佛格森是目前大西洋两岸（美欧）的学界新星，在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学府当教授和研究员，著述甚丰，其《帝国》、《金钱关系》、《文明》、《货币崛起》、《虚拟的历史》、《西方的衰落》等专著受学界重视。他还经常参加电视节目，“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佛格森极为欣赏阿里的勇气，甚至崇拜她。他俩喜结良缘，成为“黑白结合”的佳话之一。2013年阿里入籍美国。 另一个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叙利亚出生的苏尔丹（Wafa Sultan），她曾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在大马士革上大学时，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伟大的”人，冲进校园，枪杀了她的教授，而且一气打了一百多枪。从此她质疑伊斯兰教，并和丈夫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学习心理学。 911事件后，她常在网络上和那些伊斯兰狂热者辩论，因她很有辩才，并敢说真话，常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哈佛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一书闻名，强调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但苏尔丹则提出一个远高于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 苏尔丹批评伊斯兰之后，像阿里一样，也遭到死亡威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士谴责她，给她威胁性的电话留言，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在电视上辩论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对作家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追杀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地对《纽约时报》说，“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和阿里、苏尔丹一样勇敢的另一位女性，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法拉奇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阿拉法特，卡扎菲等很多独裁者，她的进攻性的大胆提问（追问），常使那些权势者恼怒，甚至要杀了她。她的采访集《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迄今仍是西方新闻院校学生的必读书。 法拉奇因为热爱美国而长期居住纽约曼哈顿，在目睹世贸大厦被炸之后，她奋笔疾书，写了长达报纸四个整版的讨伐伊斯兰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极端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和西方知识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1400年的黑暗伊斯兰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们的专制、虚伪、狂热，毫无人性。她说，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 欧洲的穆斯林们以诽谤罪把她告上法庭（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几国同时告她），至她去世（2006年），她的诽谤官司还没打完。还有伊斯兰份子要杀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麽容易被吓住的人，我已经七十多了，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崇拜法拉奇、并曾去曼哈顿寓所采访过这位传奇英雄的《华尔街日报》特写编辑、印度裔作家瓦萨达拉健（Tunku Varadarajan）在悼念文章中描述说，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当时体重顶多80磅，但她仍坚定有力地强调说真话、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当你放弃或嘲笑原则理念的那个瞬间，你就已经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瓦萨达拉健感叹说，她是多麽勇敢的女性，有点太勇敢了！ 法拉奇的最后一本著作是《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她和阿里都持同样的观点∶宗教和理性，应该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兰那样，不给理性任何空间，要用刀枪逼迫信仰，把人变成穆斯林。 这三位勇敢女性对伊斯兰的看法，都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巴以冲突背后的宗教因素。 对这次以色列进攻加沙，打击哈马斯，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沉默，等于变相支持以色列，希望教训哈马斯；只有土耳其总理（伊斯兰分子）和伊朗出来谴责。但在西方，却有相当多的左疯们偏袒哈马斯，总是渲染多少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而回避是谁“挑起”战争这个问题。西方许多媒体在巴以冲突中，高举著同情平民被杀害的道德大旗，起到了事实上帮助恐怖主义哈马斯的作用！ 没错，巴勒斯坦死伤的平民远比以色列多。但这里根本的不同是∶以色列早已把自己的人民撤离、掩藏起来，只让士兵去打仗；而哈马斯是故意把自己的平民放在炮火下，就要用制造“平民死亡”的表像，来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用飞弹保护我们的人民，哈马斯用人民保护飞弹。”这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根本不同！ 在全世界70亿人中，敢出来痛批伊斯兰的人极为罕见。这本身就证明伊斯兰的可怕。任何批不得的人和事，都是最可怕、最助长邪恶的东西。在全世界的数不清的懦夫们面前，阿里、苏尔丹和法拉奇简直是巨人！ ——2014年7月31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8-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20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普京为何能轻松连任
今後10天，俄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大选，并且都是第三次全民直选总统：俄国是这个星期天（14日）选，台湾是下周六（20日）选。台湾的选情相当激烈，陈水扁和连战两组候选人，比分接近，可谓难解难分。但在俄国，各种民调和迹象都显示，现任总统普京将会在几乎没有什麽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轻松松地胜选连任。 为什麽俄国的现任总统有这样的人气，在一个自由竞选、言论开放的社会，能有如此高的声望，可以轻松地连选连任？ 这很大程度上在於俄国过去几年，在普京领导下，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自由市场道路，并实行联美亲欧的现实外交，致使俄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国际地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俄国人对普京更有信心。 在普京执政的过去四年中，俄国不仅继续叶尔钦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走向民主的进程，并且深化改革，使俄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例如，在外交方面，普京政府和美国改善关系，双方签署了大幅削减核武数量的条约，俄国还和北约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意北约东扩，增加七个原东欧国家，从而使北约成为26个成员的全球最大军事体。 在反恐上，俄国强力支持美国，在911事件发生时，第一个给布什总统打电话慰问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俄国还对美国铲除塔列班的阿富汗战争给予支持，包括开放周边基地和领空等，供美军使用。虽然对伊拉克战争俄国有异议，但也没有实质性杯葛美国，克里姆林宫仍强调和华盛顿发展良好关系。 普京执政後，大幅削减军费。俄国的军费开支高峰时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2％，现在则减到仅占5％。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现在则削减至不到100万。俄国的军费开支不到中国的一半。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教育投资超过了军费开支。 在经济上，则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实行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讥笑和批评的“震荡疗法”，即一次到位，全面私有。前俄国政府经济改革顾问、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赛克斯说，这就像跳壕沟，必须鼓足力气，一个箭步冲过去，如果分两步，一定会掉到沟里。俄国的全面私有化，带来良果： 十年前，俄国的产品只有5%来自私营企业，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70%！九十年代中期，俄国石油年产600万桶，现在超过900万桶，仅次於全球首位的沙特阿拉伯。俄国的石油出口现已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 列宁斯大林时代被国有化的土地，则通过私有化被归还人民，俄国通过议案把相当於四个法国的俄国土地全部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从而使苏维埃集体农庄完全成为历史。 俄国前年初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实行了单一税率，而不像美国等有税率等级。俄国的个人税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的税收比以前增加了50%，因减税刺激了经济，个人收入增加了。 1988年，苏联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每年收入不到90美元。2003年，俄国人均收入增加到3200美元，是中国（人均880美元）的三倍多。现在俄国52%的家庭有私人汽车（中国每百人0.6辆）。 2003年，俄国经济增长高达7．3%，失业率从三年前的两位数降至6%。2月28日《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报道世界富豪榜，全球总共有587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纽约这个城市最多，占名单总数的6%，有35人，其次就是莫斯科，占4%，有23人。 正是俄国的经济真正走向自由市场，实行私有化，才会人民真正富起来，出现这麽多的亿万富翁。因而《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题为“俄国的复兴”的社论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正是俄国出现这样的变化和进展，多数人民才会满意；才会用选票和信任，准备再次让普京坐总统的位置，当“公仆”继续服务人民。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3月11日） 2004-03-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19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新唐人电视∶曹长青等谈为何支持共和党
2012-1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25-11-01 16:40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