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 918113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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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改革”、“开放”到民主化：谁砸开了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大门？
作者 程晓农 （本文在国内《书屋》杂志发表时用的标题为“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1991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 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20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20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 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 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 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1989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 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 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80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70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80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出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好几任前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号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钱买稳定”的政策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1988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 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 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1985至1988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 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1990至1991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 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 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 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惟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苏联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就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苏共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苏共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苏共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苏联民间早期的独立声音 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 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60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60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苏联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60、70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秘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 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共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1987年7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12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能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30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70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 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1987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1988年3月6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3万个签名，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 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1989年1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180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1988至1989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1988年5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14个城市的15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1988年7月29日，25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极权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 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余年的俄国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惟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 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一个政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 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 ◇悬而未解的结论 描绘一幅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瓦解的完整图景，本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侧重介绍的，是1990年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而1990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各国媒体有比较多的报道，就不在此赘述了。 写到这里，笔者还未直接回答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即“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但是，本文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补充的只是，搞垮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显然不是哪一个人。也许，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解体、苏共崩溃之前的两代人中，不管是有意、无意、出于什么动机，谁没有挖过这个体制的墙脚？ （原载《民主中国》网刊1998年第10期，该文经删节后刊载于《书屋》2000年第12期，并获《书屋》杂志2000年度“读书奖”。）
2025-11-09 06:20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撼动中国经济的隐身者
程晓农 2013年8月12日 我在《纵览中国》网站上，于8月5日和9日，分别刊登了“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月钱荒的背后”和“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这两篇文章。在文中，我分析了中国热钱的动向和它的金主—中国的假外商。本文是这一话题的最后一篇，分析假外商们为什么具有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能量。 一、“热钱”动力学 中国这些隐身在外资外衣下的假外商们，并不总是在扮演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积极力量”。他们随时窥测风向，操纵着资金的进进出出，进而撼动着中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的媒体往往把热钱流动归咎于美国联储会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讲当然政治上保险，而且也提升了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却掩盖了占中国引进外资近七成的“假外资”真面目；同时也误导了经济政策的制定。 操纵大笔见不得光的热钱时而涌入中国，时而又突围而去，再转身返回，隐身的金主们是没事瞎折腾吗？当然不是，贪官们操纵资金进出，其实与美国联储会的政策未必有多大关系，却可能与国内的政治经济风向息息相关。国内松动银根、保八，假外资就会大举登陆；国内反贪风紧，或者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加大，假外资便溜之乎也，于是，钱荒出现了，外汇占款下降了，银行存款流失了。那在短短一两个月里左冲右突的数千亿人民币，当然不是几百、几千个贪官能操纵得了的；借用现代经济学的入门用语来说，那是成千上万只“看不见的手”的集体所为。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组织化”的合作，而是各自灵敏的嗅觉在支配着本能的行动。 二、宏观调控在中国：假外商们调控央行 中国的热钱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性，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最近，中国政府正在酝酿金融改革，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不要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西方的金融机构也总是从正常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出发，来理解“外国”热钱流动在中国造成的冲击。但是，假外商们只是一股“市场的力量”吗？他们是“外国投资者”，还是中国的“内部人”？再进一步追问一句，他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还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如果是后者，那么，央行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体制内假外商们，央行在明处，假外商们在暗处，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到底在谁手里？ 既然成千上万的假外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数千亿人民币的热钱，进出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就随时可能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颠覆得底朝上。比如，央行要松银根，若假外商们判断政治风紧，或者经济形势不妙，决定溜之乎也，那就会出现热钱大举逃离，外汇占款下降，银根反而变紧了；央行要紧银根，如果假外商们同时把几千亿热钱转进国内，央行紧银根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央行和假外商们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那就是，央行的政策目标符合假外商们的利益。假外商们的利益何在？他们自然是希望中国危险的房地产泡沫越大越好，那样才能在中国有利可图。如果假外商们和央行同样认为，经济泡沫过大，那么，双方的动作方向可能是相似的，都要抽出资金；但假外商们决不会坐等央行的紧银根政策执行完了之后再行动，那他们就亏大了；他们一定会得风气之先，率先调动资金开溜；于是，假外商们会对收缩中的中国经济落井下石，比如，央行本来可能只打算让经济泡沫稍稍泄点气，假外商们的一走了之会一下子把泡沫的裂口撕大，或者干脆把经济泡沫戳破。 如果说，央行和发改委的政策旨在稳定经济，同时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那么，很可能，他们的政策还未出台，假外商们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央行和发改委最先需要“稳定”的，其实是假外商们的信心，别让假外商们钻了空子、搅了局。然而，要琢磨清楚假外商们的动向，谈何容易。 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当中，央行会迫不得已地与成千上万的假外商们赌心思。在这样的格局里，究竟谁更有成算？不要忘了，假外商们当中，不少人本身就在各级政府的经济部门，自然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有一定的影响能力；或者，他们虽不是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却具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管道和能力，若非如此，他们怎能自如地操纵大笔热钱？当“国际投资者”与“内部人”两位一体的时候，是谁在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答案大约是一目了然的。那成千上万的假外商、“内部人”，根据他们私人利益的需要，从中国经济中渔利，又随时出手打击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央行能有效地调控假外商们的热钱流动，还不如说，假外商们调控着央行。 三、隐身者们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力量 假外资的来源是贪官们的“活动所得”。把这些资金变身成外资，是他们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虽然费点事，对他们来说，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中纪委，还是监察部，都不能直接派工作组远赴海外，去调查外国公司的资金来源和经营记录。只要中国坚持开放，就不能封锁外资；而对外资进行全面清查，辨别其真假，区别对待，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任务。且不说清查假外资在国内和港澳是否可行，至少那些离岸金融中心恐怕不会“高度配合”。因为那些充当离岸金融中心的小岛国早已患上“热钱依赖症”，现在，有钱要在当地开公司的中国人成了衣食父母；至少，在他们那里，来自中国的美元是真外资，不见得违反当地法律。 在中国，只要假外资金主的贪腐活动继续下去，他们的“活动所得”就如同长流水般源源不断；何况，他们的队伍会迅速“成长壮大”。毫无疑问，长此以往，热钱在中国的流动规模将越来越大，于是，假外商们撼动中国经济的能力也与日俱增，着实可畏。因为他们的资金是当作热钱来用的，所以，他们对国内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关注；如果把假外商们看成是惊弓之鸟，也许不算过分。风声稍紧，热钱就准备开溜；风声一过，热钱又蜂拥而入。十八大前后，似乎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形。迄今为止，热钱的单月流入流出规模是几千亿人民币，突破万亿的记录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热钱在中国兴风作浪，它可以造成钱荒，也可以造成台湾90年代初所说的“钱淹脚目”。每当经济遭到冲击，央行只能被动地跟在假外商们后面拾掇残局。热钱流出、钱荒逼人，央行得立即补发货币，就象2013年6月底那样；热钱涌入，房价暴涨，央行得收紧银根，发改委要调整房市准购政策，但是，说不定政策文件刚宣布，热钱又一窝蜂出走了。 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需要尽快研究，那就是，弄清楚热钱流出流入的规律；换句话说，必须了解每次大规模热钱流入或流出的动机，才谈得上有备无患。但这个课题是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很难掌握实情。通常用的问卷调查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象一个研究者不能指望让官员们填问卷回答，“你是如何参与违法贪腐活动的”，热钱动向调查也不能指望金主说出，“我是因为担心某政治风向或经济政策而安排资金逃离”；何况，谁是热钱的金主，没人会主动承认的。问卷调查行不通，蹲点调查也同样不灵，剩下的方法只能是暗中监控了，可这样一来，不又打草惊蛇了吗？ 四、中国特色的经济体系：热钱依赖症 腐败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了，热钱流动在世界各国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当代中国，热钱流动有其独到的中国特色。 首先，在其他国家，热钱是临时性的外国资金，即便撤走了，也不至于根本动摇本国经济的基础。而中国的热钱本来就是中国经济产生的一块重要财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决定了中国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权贵集团手中。在老百姓的“内需不足”已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权贵们手中的资金就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但是，无论是房产限购政策，房产信息系统的联网，还是反腐败的压力，都让权贵们直接购买大量房地产时面临麻烦和风险。于是，把钱财送到国外“漂白”之后，再“投资”到国内，通过财富基金来间接投资房地产，不仅仅是金主们的最佳选择，也构成了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否则，如果权贵们把财富全都转移到境外，一去不回头，中国的经济就失去了成长的势头。所以，热钱对中国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居然帮助中国本来已经失去平衡的经济，又恢复了某种暂时的所谓“平衡”。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例。 其次，中国热钱的金主大部分既是“外国投资者”，又是体制内能影响政策制定的“内部人”。所以，热钱在中国的流入流出与其它国家的情形不同。在别的国家，热钱的外国金主无法影响热钱流入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单纯的市场操作与热钱流入国的中央银行公开较劲；而中国的热钱金主却具有掌握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信息和影响央行决策的能力。结果，很可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央行未动他先动。 再次，流到其它国家的热钱一般都是在金融市场上活动，可能引起金融危机，却不至于直接造成热钱流入国制造业的震荡；而中国的假外资通过房地产炒作介入国内经济之深，在国际上恐怕是前所未见的。正因为假外资的金主们是“内部人”，有条件为自己的资金找到大赚快钱的地方（当前主要是房地产），又有把握随时可以安全撤退，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支柱房地产业本身以及它的上游行业，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热钱可以让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家具、运输等诸多行业繁荣兴旺，也可以一下子把它们推入深渊。对房地产业的下游行业（如广告业、媒体）来说，少了热钱的大力顶托，立刻就会陷入萧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热钱依赖症”。不仅如此，当前各地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卖地筹钱来养政府，如果打击热钱动摇了房地产业的根基，不就断了地方政府的活路吗？ 一谈到热钱的猖獗，人们可能就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热钱为祸甚大，为什么不设法杜绝它的跨境流动，一举歼灭之？可惜，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且不说运作热钱的假外商们深喑辗转运移资金的手法，拥有各种管道，通常会把热钱合理合法地包装起来，要找出隐身的金主们和资金流动的真实目的，何其难也，只中国经济的“热钱依赖症”这一条，就决定了大规模打击热钱难以实施。既然中国政府把经济的稳定视为头等大事，而经济的稳定又有赖于热钱的支撑，打击热钱就等于打击中国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假外商们不光是调控着央行，也“绑架”了各级政府。对中国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外商们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力量不仅来自于他们日益增长的庞大财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内部人”身份让他们能呼风唤雨，还因为，任何试图剥去他们隐身者状态的企图，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热钱逃离；于是，谁打击隐身者，他便不得不承担破坏中国经济前景的政治责任。 以往谈论腐败、热钱、房地产泡沫等等现象的种种议论，往往只是分别关注这些现象。以上分析把这些问题串联起来，于是就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中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公、老百姓的内需不足以及贪官的资本外逃，本来注定会持续地伤害中国经济；但是，由于贪官们找到了热钱回流、炒作房地产的捷径，贪官们的财富又回流国内，投注在房地产行业的投机上，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上了“热钱依赖症”和“房地产依赖症”的歧途。在这样的轨道上，中国经济的成与败均系于热钱的流动；这也意味着，热钱的金主们成了支配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关键势力。明白了这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反腐败在中国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因为，撼动了热钱金主们，他们就会撼动整个中国经济。同样，为什么中产阶层总感觉到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不牢靠，因为中产阶层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热钱金主们的手里；只要热钱金主们一起开溜，中产阶层就可能因房产贬值而成为无产阶级或负资产阶级。 中国经济走到了这一步，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了“阿斯匹林”，吃不死人，也治不了病。除非热钱金主们为了“爱国”，愿与中国经济共存亡，不然，什么时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撤走资金，从而把中国经济拽入泥坑。中国能够把未来寄托在热钱金主们的爱国主义上吗？要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拥有别国的身份了（包括萨摩亚和汤加这样的国家）；面对财富保值，他们会爱哪个国，谁能回答？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2306）
2025-11-09 06:19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2009 年被破坏始末
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 内容简介： 一、陈一谘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二、《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获得国内知识界高度认可与赞扬 三、“六四”文献片成为陈一谘陷人于罪的工具 四、陈一谘等人葬送《当代中国研究》始末 五、于大海代表CMC起诉我的两起诉案之失败 六、沉渣泛起 从1997年到2009年间，在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曾在中国获得巨大反响，深受欢迎。但是，2009年这份面向国内的杂志遭到破坏，从此国内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个他们渴望的阅读和写作平台，许多人深敢惋惜。唯惜者虽众，知其中奥秘者甚少。许多人曾经私下或在网上询问，为什么这个杂志国内再也看不到了。作为主持这家杂志长达12年的主编及项目负责人，我亲历了所有的相关事件。2017年12月22日，瑞典的茉莉在万维读者网她的博客上发表题为“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一文，散布歪曲事实的情节，试图误导舆论。为澄清事实，专此公布该杂志被破坏过程的主要情节，以便读者们了解真相。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2009年10月在美国遭到陈一谘及其同伙李少民、于大海的蓄意破坏，其面向国内的功能因此夭折。那时《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经历了陈一谘等人制造的两次危机，陈一谘等人还用不实指控在美国对我先后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其中民事诉讼一案因我提起反诉，陈一谘等人为避免承担法律责任而弃诉；陈一谘等人告我“贪污”的刑事诉讼一案由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简称OIG）处理。该机构具司法调查权，派员对诉讼文件中所提情节详细调查。最后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结论是：程晓农没有欺诈行为，他是无辜的，对该案的调查因此终止，此讼状不立案。茉莉上述博文提到的涉及财务的情节均已由OIG调查过，从中未发现任何问题。这一结果说明，茉莉此文无视唯一的司法调查结论，就某些细节恶意歪曲或掩盖真相，以达到故意误导的目的，涉嫌诬陷。 一、陈一谘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陈一谘于199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创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英文全称为Center for Modern China，简称为CMC），同年开始印刷《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小册子，自1994年开始，改为《当代中国研究》杂志。1996年陈一谘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访问学者项目结束后迁往纽约居住，此后一直未就业，其生活费用主要取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申请的项目经费。从1997年到2009年，中心的主要活动以出版《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为主，其资金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以下简称NED），我是NED资金项目的负责人，承担杂志的所有工作。 2002年以前，陈一谘控制中心在普林斯顿的银行开设之所有账户。NED的资金来自国会拨款，受国会和财政部的相关法规约束，NED详细规定各类支出的数额和标准，其中并没有供陈一谘个人使用的资金。但从1997年到2001年陈一谘从NED的拨款中非法留下$38,650作为私用，占同期NED拨款数的13.8%；此外，从1997年到2001年，经中心多位董事协助，我为中心共申请到12.3万美元的杂志出版资助，这些资金也全被陈一谘个人占用。（正文内黑体字摘自2009年9月1日我给中心董事会成员的工作报告及2009年9月29日我给中心董事 会成员的财务报告，下文不再就黑体字专作说明）。 陈一谘的上述做法违反了关于财政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和NED的资金管理规定。我反复要求陈一谘依法管理和使用NED的资金，但他拒绝改变上述做法。直到2001年11月，银行向陈一谘查询其开具的一张支票的真实性，而陈一谘不懂英文，从不答复银行的信函和电话，他要我去银行答复查询，当时银行便要求变更中心的NED资金账户的联络人，由陈一谘变更为本人，以保持有效沟通。2002年2月NED项目资金的财务年底即将结束，而该财务年度尚有$15,000元NED的项目拨款留在陈一谘手中，《当代中国研究》项目却因资金短缺而运转受阻。为避免中心及杂志因陈一谘的上述行为而陷入危机，当时我不得不在银行开设NED资金的专用账户，以保证NED关于项目资金管理的规定和有关财政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得到遵守，并将此事详细函告中心董事长丘宏达教授、陈一谘及若干工作同仁。此后我多次向NED申请增加中心的行政管理费（专供陈一谘使用），但每次均被NED否决。陈一谘本人也数次向NED直接申请资金，从未获准。从2003年起，陈一谘要求由他女儿或妻子承担杂志的部分工作，以领取工作报酬（从2002年到2009年共领取$58,000），但每年他的女儿或妻子签了工作合同后却从不承担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为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请何清涟多年无偿为陈一谘的女儿或妻子完成她们的工作合同规定的任务。 二、《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获得国内知识界高度认可与赞扬 《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以前仅在部分留美学生、学者中传播，与国内知识分子无联系，国内读者也看不到。从1998年起我在国内发展了多位编委，通过他们的帮助，与国内数百位思想界活跃人士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将杂志的国内发行逐步改为国内印刷、就地邮寄，国内发行量因而逐步上升，1千多所大学图书馆及数百位读者按时收阅，许多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均收藏此刊物并上架开放阅览。此外，国内还有大批读者从杂志的网站上下载往年各期杂志的内容，另有两千人长期订阅其电子版。从1997年到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逐步变成了海外出版的中文学术性刊物中的佼佼者，其高水准在国内和海外得到公认。随着《当代中国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日益扩大，NED也逐步增加资金。2009年该杂志在国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国内发行量上升到2,200余份，收存该杂志的大学图书馆达1,490所。《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共开设4个网站，据网站服务器统计，仅2009年5月到7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刊文章的阅读人次为29.2万人，这些网上读者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其中70.6%来自中国国内。 然而，正当该项目处于巅峰时刻，陈一谘及李少民、于大海接连制造了下述两次危机，令《当代中国研究》遭受重创，从此这家学术季刊在国内消失了。 三、“六四”文献片成为陈一谘陷人于罪的工具 2007年陈一谘发起制作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六四”文献片，并称他病势日增，这是他生前的最后愿望。为此我向NED申请追加预算，用于制作此文献片，获NED批准。从2008年冬开始我与几位董事及多位参与者为此片的制作投入了大量精力，到2009年春顺利完成了该片的大部分技术制作（包括旁白、配音、配乐、画面剪辑等）。此文献片长约100分钟，其中自己采访摄制的部分仅占20分钟；其他内容均为港、台、美国、欧洲各电视台的历史资料画面，这些录像由陈一谘提供；他提供这些录像时告知我及制作团队，有一份关于各段录像来源的清单。我于2009年4月聘请了知识产权律师，准备向各相关电视台申请录像片段的知识产权使用豁免，申请信函业已准备完毕。据知识产权律师介绍，由于我们的文献片用于公益而非盈利目的，完全可能获得各电视台的授权并免收费用。但是，若未经授权便擅自使用这些历史资料画面，便构成侵权，相关电视台可提出版权诉讼。中心的多位董事都认为，应按照国际版权公约和相关各国的版权法获得各相关电视台的授权，资金提供方NED也是如此要求。但此议遭到陈一谘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该文献片不必遵守知识产权法规，无需获得各电视台的授权，并拒绝提供各电视台录象节目清单，使得申请知识产权授权的工作受阻。 在文献片中历史资料画面的版权尚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陈一谘突然通知，他将委托香港某小公司翻制并散发该文献片，理由是“六四”将临，不能拖延。但中心其他多位董事担心，如此做法可能造成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实；一旦发生知识产权诉讼，中心及其法人代表程晓农将面临巨额诉讼费用。为避免出现这种可能令中心信誉和财务破产的情况，几位董事反复商量后决定于2009年初夏采取两项措施：一方面要求所有参与制片的人不得擅自扩散无版权许可的“六四”文献片半成品；另一方面，时任执行局主席、CMC法人代表程晓农代表CMC向陈一谘发出律师函，要求他以及由他控制的其它机构在未获得各电视台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此文献片的半成品。 以上措施保证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所有参与制作此片的个人不会因陈一谘擅自翻制该文献片而承担知识产权纠纷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但陈一谘因此对此文献片再无兴趣。2009年冬此文献片的所有光碟转交陈一谘时，我已从CMC辞职，因此该文献片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主体由我变成了他。陈一谘委托一个收费极其昂贵的纽约律师安排交接，特地要求我保证今后不会扩散未获知识产权授权的这个文献片，以免他承担法律后果。然后，此文献片被陈一谘封存，无论其生前或身后均未问世。陈一谘的这些举动表明，他其实完全清楚此片若未获知识产权授权便擅自发行、确实可能承担知识产权纠纷带来的法律后果。当CMC及其法人代表程晓农通过律师函从陈一谘企图非法翻制并扩散而发生的法律后果中解脱之后，陈一谘既不申请解决此文献片的知识产权授权问题，也不再翻制这部文献片，最后，这部已经制成的“六四”文献片便在他手中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 四、陈一谘等人葬送《当代中国研究》始末 我对上述文献片危机的处理避免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因此事而陷入危机，但陈一谘随即制造了第二个危机，即破坏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董事会和执行局的正常管控结构，导致NED因此终止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任何资助，《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无法再如常运转。该杂志2009年第3期当时已印刷完毕，然而，由于陈一谘的破坏行动，国内读者再也看不到了这本杂志了。 2008年秋，多年任CMC董事长的丘宏达教授因病不能工作，陈一谘辞去中心执行局主席和副董事长职务，改任中心董事长，程晓农则改任中心执行局主席（President）和副董事长。按照中心的法规（bylaw），中心执行局主席是机构的法人代表，负责机构的所有日常事务；董事会集体决定执行局主席的任免，听取其工作汇报，并监督财务管理；董事长的责任是召集董事会会议。 陈一谘在“六四”文献片问题之后与中心董事李少民一起，在未告知中心董事会的情况下，邀请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无关的于大海（《北京之春》杂志发行人，也是《北京之春》从NED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介入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内部事务。 由于“六四”文献片一事发生后部分董事会成员尚不了解情况，我于2009年9月1日向所有董事会成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多年来的成就和“六四”文献片版权问题上的内部争议问题的工作报告。对此报告中涉及的陈一谘试图违反知识产权法、可能造成侵害中心权益一事，陈一谘对董事会未作任何解释，却在9月9日要求董事会解除我的职务。除陈一谘、李少民之外，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均不赞同陈一谘的提议。于是陈一谘于9月30日通知董事会所有成员，他个人决定解除我的所有职务。陈一谘的这一要求完全违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by law），依法无效；然而，由于陈一谘将个人凌驾于董事会之上，违法剥夺董事会集体投票、任免执行局主席的法定权力，改由他个人任意操控这个机构的人事，因此完全破坏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个非盈利机构的法定管控结构。这种局面使得该中心当时失去了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合法条件。 陈一谘宣布他对CMC实行独裁的两天之后，2009年10月2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正式通知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时任和前任董事会成员，鉴于该机构法定管控结构存在的问题，NED被迫立即中止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资助。面对这一后果，陈一谘坚持己意，完全拒绝其他董事对他的批评和建议。于是有中心的资深董事在董事会内部通信中提出，该中心当时已无资金来源，徒有其名，不如解散，董事们当自选去留。当时中心共有13名董事，在此事件期间，除陈一谘和李少民之外，余英时、丘宏达、苏绍智、黎安友、高英茂、许倬云、程晓农、吴国光、何清涟、洪朝辉等10位董事均决定辞职。原本在国内声誉卓著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国内发行就这样被陈一谘等人葬送了。 五、于大海代表CMC起诉我的两起诉案之失败 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大多数原董事一起被迫辞职后，陈一谘、李少民、于大海采取了一系列诬陷我的行动，包括两次对我提告，但他们以诬陷为目的之诉讼均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陈一谘在2009年9月23日发给部分董事的信中提供了关于中心过去12年当中财务管理的不实信息，同时在此信中暴露出他侵吞了以中心名义募得的巨额款项，我于9月29日向中心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以便董事们了解真相。该报告指出，按中心的资源来源与资金使用管理的透明度，中心的资金可分三类：第一类完全由陈一谘个人掌控，其来源与用途均属黑箱作业。据陈一谘9月23日信中透露的信息，他从1997年到2008年共为中心募得50万美元。据我所知，这50万美元中，12.3万属于下述第二类，剩下的38万美元之来源、募集时间、使用情形等所有细节，陈一谘既对董事会隐瞒，也对会计隐瞒，自然也未向税务署申报。无论是中心成立以来便担任董事的资深教授们，还是2008年底开始担任董事的人，或是中心的会计，无一人此前知道这笔款项的存在。第二类是经中心老董事的帮助、由我申请获得的各种资助，共12.3万美元，来源完全透明，但使用不透明，亦由陈一谘个人支配。第三类即2002年以后的NED资金，由于NED实行严格的审计，其资金来源和用途均完全透明。陈一谘2008年底从他长期担任的执行局主席职位上卸任，由我接任，在双方的工作交接中，陈一谘从未告知上述38万美元的存在，更未提供相关资金的银行账户资料或财务记录，因此，我与其他董事一样，不了解其详情，无法向董事会作进一步的说明，只能由陈一谘书面向董事会提交相关的财务报告，以便董事会了解事实真相。在我提交财务报告的次日，陈一谘的反应是，他个人决定解除我的所有职务。 李少民和于大海对陈一谘涉嫌侵占中心巨额资产的行径佯作不见，完全回避讨论上述第一、第二类资金；同时，针对资金来源和用途均完全透明的第三类资金，反复捏造关于我“贪污”的材料。而他俩的这一做法恰恰是他们所提告的两次试图打击我的诉讼都归于失败的原因。 2010年5月下旬于大海向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提交了针对我的民事诉状，理由是我“侵占”了“23万多美元”的NED资金。该诉状中所谓我“贪污”的“证据”，均基于陈一谘、李少民、于大海对项目资金支出用途的个人猜测，并未与任何收据核对查证，例如，我的工资以及我经手支出的部分正常项目开支均被他们视为“贪污”，因此诉状中所作判断与事实不符。我的律师仔细研究了相关情形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时的董事会文件（如我提交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之后，向控方律师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此诉状所涉情由发生在2009年10月之前，而原告代表于大海当时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无关，只是个外部人，不可能了解情况，只有陈一谘才是适当的原告；第二，辩方律师的看法是，程晓农没有财务问题，倒是陈一谘可能涉嫌侵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资金；第三，辩方将反诉，而根据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如果程晓农胜诉，诉讼费用将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0年由于大海代表）承担。控方律师对这些问题的反应颇令人意外，他问辩方律师，“Who is Yizi Chen（谁是陈一谘）?”此外他还请求辩方律师，能否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文件（如我提交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之英文本送一份给他。看来，为了保护陈一谘，于大海提起诉讼时将陈一谘排除在外，以至于控方律师根本不知道此诉讼涉及的最重要的当事人是谁；同时，于大海可能只向法院提交了与陈一谘无关的文件，而我2009年提交董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都涉及陈一谘，因此控方律师看不到这两份此诉讼中最关键的合法文件。这位控方律师为了解此诉讼的基本背景和最重要的案件必读材料，不得不再与于大海商量。以后控方律师不再与我的律师联系，此案无疾而终。 于大海在民事诉讼上失败后，陈一谘、李少民和于大海立即转向针对我的刑事诉讼。2010年8月于大海将与民事诉讼内容类似的刑事诉讼提交新泽西州法院，案由仍然是指控我“贪污”。由于他所列内容均系NED资金，即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州法院缺少必要的调查权，因此州法院按司法管辖权将此诉讼直接转给专门处理相关案由的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简称OIG）处理。 OIG属于美国执法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法拥有司法调查权，其功能和任务详见该机构网站（https://oig.state.gov/）。它与州法院的相同之处在于，OIG的总检察官和法官一样，完全独立办案，既不对举报者偏听偏信，也不对被举报者作有罪推定，仅根据事实和法律作裁断。而OIG与州法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州法院法官会与控辩双方律师沟通，双方进入庭辩；OIG的检察官虽然鼓励民众举报侵占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情形，不追究不实举报的责任，却不会对举报者通报OIG的调查进度或调查结果，一切依法按OIG的规则和政策自行处理。 在此案中，OIG听取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若干辞职董事对相关情况的介绍，调取了该中心董事会当时的相关文件和内部通信，以及中心的财务资料、相关的信用卡使用记录；同时，就数年内该中心银行账户（不包括被陈一谘隐瞒不报的账户）的所有资料、所有用于报销的收据、以及所有支票、现金支出、信用卡支出的合法性，安排专人逐一核查比对，完成了极为严格的审计。2011年12月，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OIG）作出的调查结论是：程晓农在管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MC）的项目资金时没有欺诈行为，他是无辜的，对该案的调查因此终止，此讼状不立案。OIG的调查结论事实上完全否定了陈一谘、李少民和于大海举报内容的可靠性。 六、沉渣泛起 陈一谘、李少民和于大海破坏《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一事已于2009年10月造成即成事实，而他们通过司法途径对我的指控则终于2011年底OIG的裁决。本文仅陈述此过程中的主要相关事实，也澄清了茉莉的“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一文中的无端指责和误导。 唯有茉莉文中所涉我退回顾问费一事，尚需在此稍作说明。这笔顾问费系制作“六四”文献片的工作报酬（包括文献片的制作和英文字幕内容的翻译），在我从NED申请的该文献片专项资金的预算中列有此项开支。由于该文献片申请知识产权一事遭到陈一谘的故意阻挠，耽误了大量时间，为赶在2009年“六四”之前完成最后的技术制作，已来不及外聘英文字幕的翻译人员，我只能自己承担此项翻译任务。与文献片相关的工作属于我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工作任务之外的额外任务，因此依据NED的追加资金项目的列支许可而领取了文献片制作的部分工作报酬。在OIG的调查过程中，审查方考虑到我已领取《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的工作报酬，不宜再支领这部分文献片的工作报酬，故而我将这部分工作报酬退回。此事与“贪污”毫无关系。 茉莉对本文上述情节基本上一无所知，其指责基本上与于大海的诉状内容相同。对于大海诉状的司法调查结论既已于6年前明确，重新翻出当年被OIG否定的指控来误导舆论，实属别有用心的诬陷。茉莉作为一个外国人，对美国的司法系统缺少了解，情有可原。象OIG这样的美国执法机构应当如何运作，美国选民可以通过其选区议员提出建议，或向国会提出议案。但茉莉仅仅因为举报者于大海的诉状经OIG调查后未被采信，就轻率地否定美国执法机构的公正性及其调查程序、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并认定该机构没有司法职能，实属荒唐。 我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12年，为这个杂志在国内的成功和影响而自豪。2009年我曾为挽救这个杂志尽了最大的努力，终未成功，此乃本人终身之憾，就此我必须向国内热爱这个杂志的读者们表示歉意，也深为他们失去这个平台而感到悲哀。从本文介绍的后续事件中读者们想必可以看出，此事件之复杂性远超出人们通常的想象，这篇短文仅能略述一二。 2017年12月28日
2025-11-09 06:19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分析
由于中国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高居70％，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即决定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重新组织人地关系。政治革命以改朝换代为标志，以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成功标志，但社会革命却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失败而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迄今还未完成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再组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重构。但核心还是围绕着人与资源的占有关系进行。从当时短期来看，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此后就是暴露问题与讨论如何解决的漫长过程。 一、改革之初埋下的失败因素:只有使用权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土地制度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亩），农地经营趋于分散化与小型化，难以产生规模效益。这一过程正好与世界各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反。世界经验是：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农业人口减少的同时是农户家庭占有土地面积的扩大，经过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后，最后是小农阶级消失，农业人口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但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前提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而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再加上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背景因素，中国是农户农民总数在增加，而人均户均占有土地面积均在缩小。 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响深远的后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现在正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成为无地者；其二是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并未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农民无法围绕土地之外的资源重新组织农村社会。浙江温州鹿城区11个村的农民，其实大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有的还到国外定居，但因为未割断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年以来的分钱中又还要以农村居民的身份回来分钱。 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化”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一种趋势。例如，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为598.28元，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为395.21元，来自非生产性纯收入为123.84元。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 （一）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中国城市无法为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二）农村劳动力的低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点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得中国这一号称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大打折扣，据两年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83%的消费额产生在城市。这意味着：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可供他们花销的钱不到总量的20%！这即意味着，中国具有购买力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30％。 二、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政治制度 政府用乡村两级组织取代了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后，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一直采取将政府的神经末梢延伸到中国乡村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建制本来是到乡一级（限额），但事实上乡一级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乡干部都成了吃财政饭的官。而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全国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县乡部门达70万个，吃财政饭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这么多人全靠9亿农民供养。 依此计算，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要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导致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试验的乡村选举困难重重。几个模式：一是政府操纵，二是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操纵，在这两大势力操纵下，民选的村官要不就是无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步云模式。少数地方则是宗族势力操纵。 目前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势力操纵，使中国的农村政治不是离民主化近了，而是与民主化目标日行日远。 三、正在走向堕落的农村文化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3：7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过来，成为8：2，30％的城市人口占有80％的教育资源。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一情况在后来几年中并未好转，《中国财经报》今年4月26日对10,000学生调查，得出的这个值是1/13。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响到农村文化。在这里简单了解一些标识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在这种低水准人构成的农村社会中，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赌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农村女孩投身于性产业更是成为家庭谋求生活出路的依赖工具。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3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后，中国农民的孩子因无法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而被拒之于门外，少数倾全家之力上了学的农村青年也并非从此能够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199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学毕业分配难的“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以后，农家子弟在社会中的向上升迁通道更是被阻绝。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户口（因为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已经不复存在），更主要受阻于自身的素质。而这自身的素质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问题，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讨、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在福建等地还有一条偷渡之路…… 中国农村实际已经成为中国这列现代化快车甩掉的破旧车厢，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已经失去了未来。 问题：离开土地，农民将如何重组农村社会 这个问题说得简化一些，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向何处去？ 每个国家迈向现代化都必然要经历农村城市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但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受的煎熬毫无疑问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也更漫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煎熬并不会随着这一代农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为命运的符咒传递给人数成倍增长的下一代。 这种煎熬来自于多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无法容纳如同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过剩农业劳动力；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维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无法在城市里扎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们无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乡下那少得可怜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线指望。 但是中国20世纪后十年开始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们这点可怜的希望击得粉碎。因为这次“新圈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标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旧城”，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一些事例足以说明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的命运： 四川省自贡市郊红旗乡、凤凰乡农民种粮食蔬菜加上副业收入，人均收入曾高达2,000元，较为富裕。但1993年厄运降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廉价征用该乡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许多农民的安置费早已用完，3万多农民的生存成了问题。这些失地、失房、失业，苦不堪言的农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农民们不得不要求政府解决问题。然而政府给予他们的回答竟是出动警察，抓捕了不少农民。 类似的事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曾被媒体报道过的就有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新桥村，云南省昆明市白德邑村。而且每一事件背后都有当地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暴露无遗。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现代“娜拉“――中国农民终于可以“出走”了，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生存状态，实在无法让人不感到悲伤：新华社记者曾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跟踪采访115天，发现在这段日子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3个月内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而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几年前，对重庆的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进行的赔偿中，公然实施了一种羞辱农民的赔偿办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 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与90年代不同，农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大得多，他们的维权行动付诸实施后，各地流血冲突不断。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最突出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为此，农业部于今年8月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黑龙江、浙江、河北等12个省份，重点检查12类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但是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一般都流于形式。只要中国当局维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败，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农民面临他们的前辈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1949年以前，农民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他们被“解放”后的50多年后，他们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贫民窟化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状态。 几亿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的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 （写于2003年12月10日，为21世纪基金会在纽约城市大学斯塔腾学院会议而写）
2025-11-09 06:14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日本 SAPIO 杂志的采访（2005 年 3 月 3 日）
1) What kind of propaganda strategy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 regarding media control, fabr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remarks by high officials? （译文：）在控制媒体、编造统计数据方面，中国政府用的是什么样的宣传策略？ 何清涟答：这个宣传策略第一个特点是在谎言里混杂着部分事实真相。在控制媒体方面，由于现在进入网路时代，新闻报道已经不能象以往那样，不喜欢某一事件，就对该事件表示沉默，或者采取骂战的方式，因为那很容易露馅。现在主要是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比如近几年中国的矿难频发，完全封锁这类消息几乎不可能，于是就采用这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方式。比如报道某件矿难，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是真实的，但在死伤人数、造成的经济损失、矿难发生的真实原因、地方政府在管理这类矿山时的政策失误，以及该矿山的生产条件是否安全，则与真实情况相差很远。 第二个特点是信息保密制度，对官员对民众有几根舌头。无论是新闻还是统计资料，都分了保密级别。政府官员可以根据级别高低阅读密级不一样的资料。以统计资料为例，普通人能够阅读到的是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但国家统计局还有几种“内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是少数几个能够看到《统计资料》并摘抄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情况数据的媒体。中国的官方媒体发布宏观经济数据、介绍经济形势时，经常是用一套固定的宣传式语调，不能说这种语调是官方媒体的发明，因为国家统计局训练官员写“统计分析报告”时就是按照这种语调和文风训练的。官方媒体摘抄时自然就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由此可见，国家统计局的“喉舌”功能与官办媒体的“喉舌”功能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拙作的第十四章重点介绍了统计数据方面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本书就能够明白大概了。 2) Is it true that so-called “GDP Myth” exists? Could you explain, for exampl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dicted the ann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would be 7.2% by 2020? It seemed to be great possibility for bubble economy bursts up? Is it possible for Chinese economy to materialize soft landing? （译文：）GDP神话是否真的存在？你能否解释，中国政府是如何预测到2020年年均增长7％？泡沫经济破灭的可能性是否很大？中国经济是否可能软着陆？ 何清涟：我用GDP神话这个词，指的是中国政府刻意向世界展示GDP的高速增长，而有意隐瞒了许多阴暗的事物，包括一些隐含着社会危机的事物，给世界造成中国经济繁荣的假像。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政府编造了GDP神话。 但GDP持续高速增长也是个事实，即使去掉有水份的2－3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也还很快。问题不在于GDP的高速增长，而在于GDP这个指标无法衡量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这个问题其实是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的。正如我多年来反复强调的那样，片面强调GDP指标的增长方式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GDP这个指标不能衡量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不能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正，以及社会福利的增长，甚至不能衡量为了支撑经济增长而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而正是这些方面，中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比如生态环境，根据中国官方数字，每年因环境生态造成的损失就高达GDP的8％，而每年的GDP增长率也就是8％。 中国政府预测每年的GDP增长，有一套计算方法，这需要他们自己来说明。我只能陈述自己的观察，中国经济泡沫破灭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在什么时候破灭而已。 中国政府宣称去年的宏观调控已经软着陆，但这只是宣称。因为宏观调控的闸门是土地供给，政府想通过控制土地供给使房地产业降温，以此影响房地产业的上游下游产业。但去年房地产业仍然过热，仍然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榜首（第一名），既然连调控的闸门都无法调节好，由此可见这软着陆只是政府所宣布的，而不是事实。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所谓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而是中枢神经出了问题，这个中枢神经就是金融系统。中国银行的坏帐比率高达44－45％，中国政府想通过银行海外上市转嫁风险，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确定的战略投资者。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中国经济的神经中枢将会坏死。目前中国金融系统之所以还没有出问题，是因为还有三道防火墙：第一道是高储蓄率，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35％以上，但这种高储蓄率按国际经验最多也就能够持续30年，即2010年；第二道防火墙是相对封闭的银行体系；第三道防火墙是人民币汇率相对固定，但按照WTO协定，这两条防火墙也将于2006年撤除。如果在2006年前中国政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将出现严重的问题。 3) How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 design and imply the propaganda for “Prais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ti-American and anti-Japanese? Who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propaganda campaign? What is the purpose for it? Is the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campaign connected? （译文：）中国政府如何策划、设计和操纵宣传来“吹捧中共”、反美反日？谁参与这场活动？其目的为何？对青年人的教育与这种活动相关吗？ 何清涟答：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分几方面来谈。首先，上述事情都不是短期活动，吹捧中共这是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政治目标，中国政府通过宣传将自己塑造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中华文化道统的继承者，是中国人民天然的利益代表，这是从小学开始就灌输的概念。向青年一代灌输反对美国的思想，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反美国本身，主要在于反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与民主制度。 而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则更复杂，但并不完全是中国政府操纵的结果。中国政府对日本完全是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经历过很复杂的演变过程。上世纪中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双方满意的明确说法。比如战争赔款，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与共产党政府的领袖毛泽东都表示放弃了战争赔款，但后来在邓小平时期又与日本政府商定用经济援助的方式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在1972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采取让中国人努力忘掉战争疮伤的方法，强调中日历史上的交往源远流长。而与日本政府发生摩擦时，中国政府又有意利用民间对日本的历史记忆。日本方面希望通过经济援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塑造日本新形像，要求中国政府多宣传，而中国政府却很少提及这种经济援助。但对于民间索赔以及保钓运动，中国政府也从未持支持态度，而是根据政治需要采取立场。这种看起来多变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觉得外交是国家大事，一切都应该由政府操控，民众连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按照政府的节拍起舞。 4) Is it true that some people are saying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Shanghai Expo also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propaganda campaign? What is the aim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Is it domestic reason? Or international reason? （译文：）有人说，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也是这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是否如此？ 何清涟：中国争取举办奥运会，确实有很强的政治意蕴，主要是想向世界包括本国人民展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这一展示的目的有两重，对外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对内则是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能力与执政合法性。争取举办上海世博会也是出于同样动机。 既是展示，就需要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扮靓，以便吸引外资。在很长时期内，吸引外资几乎成为中国政府的“国策”，尤其是地方政府，近年来吸引外资几乎已经成了主要施政目标。据统计，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万个，合同外资金额1.06万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552.5亿美元。一组数据表明，中国的GDP有80％以上依靠进出口贸易支撑，而外资占进出口额度的一半，说明外资对中国的贡献几乎占到GDP总额的40％以上。以占GDP总量40％以上的生产额却只需要承担20％的税负，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而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宣传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5) After all what should peopl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deal with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hinese media? What can we trust ,what cannot trust? （译文：）到底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媒体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信任什么，不能信任什么？ 何清涟：学会阅读中国的媒体并作出正确判断，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此我想向读者贡献几条重要的常识： 第一，对灾情、治安、腐败等一切所谓“负面消息”，阅读时可以将情况设想得严重很多。因为中国的“宣传纪律”是报喜不报忧，每一次灾情都要严格控制对灾情实际受害情况的报道，如规定报道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灾情损失汇报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员们的机会。比如2003年11月湖南衡阳一处住宅因大火坍塌造成伤亡，完全是建筑物不合质量要求造成的灾难，却被中国的媒体变成了赞扬官员们如何亲临救火现场指挥、武警战士如何勇于牺牲的故事。 第二，学会从反面理解一条消息。比如当中国的媒体说政府关心下岗工人问题时，大可以把这样的报道理解成下岗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媒体说某领导谈一定要关心“农民问题”，就可以理解成农民已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报纸上讲要“搞好廉政建设，整顿党风”，就说明这一时期贪污腐败之风已经非常严重。
2025-11-09 06:14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透視中國】何清漣：難以承受的重負 - 住房篇
（2006年11月6日首次播放） 在線 下載 文字稿：http://edit.ntdtv.com/xtr/b5/2006/11/06/a\_51185.html http://www.ntdtv.com/xtr/clips/InsightChina/house.ram 下载：http://media.ntdtv.com/InsightChina/house.rm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陳修文報導】中共的改革開放今年進入到第二十八個年頭了，太平盛世的宣傳充斥著媒體。然而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統計數據，中國已連續二十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都在百分之九以上，而人們的生活負擔卻越來越沉重。有這麼一首民謠真實地反映中國民生的現狀：「住房把錢包掏空，教育把父母逼瘋，醫療把生命送終」。住房、教育、醫療被稱為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生存，對於不少國人來說正變得越來越昂貴。應觀眾朋友們的要求，透視中國節目邀請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就住房、教育、醫療這三大民生問題和我們探討。今天我們首先討論的是住房問題。 【林丹】居者有其屋。住房，是人們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條件，而今面對高昂的房價，買房，已成為大多數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二零零六年在中國指數研究院對一千多位擬購房者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六點四的人認為當前房價太高，負擔不起。中國青年報的報導說，約有百分之三十一點八通過貸款購房的房貸一族,已淪落為「房奴」。正所謂「住房改革正興隆，戶戶家家迎東風。遮風避雨誰不想，債台高築窮更窮」，這首打油詩真實反映了當今中國百姓的境況。那麼住房，這座民生新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評述。 【何清漣】中國從九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在全國各地搞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住房商品化之前中國是福利分房，在哪一個單位工作，那個單位就造房子分配給大家。企業改革以後，要為企業甩包袱，住房商品化就開始在全國各地實行，最開始實行的是深圳。深圳的住房改革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開始了，就是改革住房制度。它把住房分成三種，即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 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一個房地產管理局，它下面有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政府無償批地給它，由它集中蓋房。黨政事業機關的人，可以在那個系統裡面按照自己的工齡、資歷、職稱打分，然後統一購買福利房。對於企業就供應微利房，微利房就是比福利房的價格要高，比商品房的價格要低。那麼第三條路才是走市場商品房供給的路。深圳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福利房和商品房兩個市場逐步接軌，但沒有最後接軌。但是福利房已經比原來價格要貴得多了。 【林丹】那為甚麼說中國的房地產政策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漣】就是說它遠遠地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大家集畢生收入買一套住房還很困難。全中國發生這個問題，儘管各地的情況有不同，但是過早地、沒有過渡時期地直接走住房商品化的路。很多單位取消福利分房以後，就讓職工去市場上購買房子。有的單位就給一點住房補貼；有的單位沒給。每一個家庭面临的壓力是不一樣的。但是總的來說都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中國房地產的價格不但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而且按照住房跟年收入的比例來看，它比美國要貴，比歐洲很多國家都要貴。在美國還只有一個家庭的七年的年收入能夠購買一套住房的時候，中國就早已經超過十二年以上了。中國老百姓一個家庭不吃、不喝、不用，家庭年收入平均要十二年到十四年才能購買一套中等面積的住房。現在中國老百姓痛恨的，實際上就是商品房過高的價格。 【林丹】我們注意到中國媒體上有一個報導，從二零零零年開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房地產業成為十個暴利行業的頭名，即便到二零零五年也在十名之內。那中國的房地產它是怎麼贏得暴利的呢？ 【何清漣】確實，從二零零一年開始，中國每年都要評一個十大暴利行業的排行榜。房地產業和中小學教育都是排在暴利行业的第一或第二。這個情況特殊在哪裏呢？全世界的房地產的平均利潤率只有百分之五，而中國房地產平均淨利潤居然高達百分之十五。有一段時期，在九十年代初的「圈地運動」時，房地產的利潤率曾經高達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它是一個十足的暴利行業。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裡面，二零零二年中國排名在前一百名的富豪中間，就有四十名是從事房地產開發的。二零零三年雖然降了幾位，還是有三十五位。以後比這個比例更高。這就說明，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個暴利行業；房地產的大亨是獲得暴利的受益者。 【林丹】剛才您講到中國的「福布斯富豪榜」，那麼在全球的富豪榜上的上榜的富豪們，他們中間靠房地產起家，靠房地產上榜的比例是多少呢？ 【何清漣】最高的時候曾經達到整個富豪比例的百分之五，平常年景還低於這個比例。較之中國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五的比率就低多了。 【林丹】那中國房地產業的暴利是怎麼來的呢？ 【何清漣】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房地產的暴利從何而來”的文章，我當時說了房地產業暴利的五個來源，其中最首要的一個來源就是地權。《羅馬法》把財產權分割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而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制度。中國從一九四九年以后土地全部收歸給國有，一九七八年恢復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它只是把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規定好了，土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也就是買賣權還都是歸政府。 行政劃撥土地是中國獲得土地的一個主要來源。政府在給房地產商批地這個過程中間是極不透明的。地價如果不公開的話，這塊地是值多少，那塊地值多少，就全由政府的批地官員說了算，在這個情況下就產生了大量的「尋租活動」。正是這種土地制度，才導致後來地方政府得以干預整個農村的土地買賣和城市拆遷。 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一九九八年以前規定是五十年；一九九八年以後大家說五十年太短了，然後政府就說再增加二十年。因此現在在中國所有的土地買賣，其實買的都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使用權。所以這個土地制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例子。政府审批土地大量使用行政划拨手段，這是暴利的第一個來源。 暴利產生的第二個來源就是大量掠奪農民的耕地，房地產商看中了哪一塊土地，如果這是一塊農田的話，那麼房地產商自己不會去和農民直接談判，因為對農民他不居於一種權力上的優勢。房地产商一般會跟國土局的官員談，國土局的官員知道他要這塊地以後，就會用政府的名義去征地，那麼村幹部也會從這個圈地中間得到好處，因為這是一個科层機制。村幹部去和村民談，他們會對村民說：我跟你們是一夥的，我也有地在這裡邊，所以我會代表你們的利益。然後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讓村民們委託他們，或者是相信他們的話，然後他們再去跟政府部門談。而在政府那裏，他也是政府部門的一員，因為畢竟村、鄉是一级基層組織。 北京有一個叫做六圈村的地方，在四環路那裏。農民的土地被當地政府征收上去的時候，才一百一十七塊錢一方米，但是政府一轉手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地價就到了六千七百五十元錢。政府幾乎是零成本征地，所以六圈村的村民不服氣。這就是為甚麼很多村長甚麼也不干，賣一次地就能得很多很多錢。有些發達地區的村幹部、鄉幹部，他們都已經跑到廣東沿海那些地方去買房子了，因為他們也知道老百姓怨恨他，當地又落後，因此他賺到錢了後，帶著全家去享受現代文明了。掠夺农民耕地，這是暴利產生的第二個來源。 暴利產生的第三個來源就是城市拆遷戶的原住房、宅基地。巴黎的一個叫華新民的人，她因為關注北京拆遷四合院，進而關注整個拆遷的事。我們兩個在電話裡交談，谈到拆遷帶來的問題的時候，我說，深圳的房地產開發幾乎每一棟大樓都有一個腐敗故事，只不過是沒有被揭穿罷了。她說，你說的太客氣了，我看北京的每一棟大樓下面壓了無數老百姓的白骨。很多人因為拆遷付出了血的代價，這個情況講起來就非常痛心了。 我曾經說過一段話，中國政府自从改革這二十八年以來，幾乎是經歷了一個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流氓的過程。現在就是在耍流氓，耍無賴。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政府要征地，那麼就動員老百姓搬遷。老百姓覺得你補償不合理，不願意搬。這是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我一家人靠它為生，再怎麼說使用權在我這裡，我總得跟你討價還價。那麼這個時候政府的無賴嘴臉就暴露出來了。他們就唆使跟他們有關係的房地產商去收買黑社會、勞改釋放分子，並運用行政手段壓制拆遷戶。壓制拆遷戶用的是甚麼辦法呢？最開始是斷水、斷電，斷水斷電不行的時候，就趁你不在家的時候，把你的門鎖撬開，進去把你的東西全搬走，扔出去。有的人去上班的時候還好好的，回來家裏甚麼東西都不見了。還有的就乾脆派流氓到家裏來扔石頭；最可惡的還往人家的床上扔大糞和各種各樣的穢物。這些事情都有媒體的報導。 有人說拆遷戶是社會底層，其實不一定是，在上海的拆遷戶中，有法院的退休院長；有大學的教授；還有好多有社會身份的人。在上海静安區的一塊地涉及到五千多戶，大多數人雖然感到拆遷不合理，但最後忍氣吞聲地搬走了。但有五百戶不搬，就要抗爭，要打官司，但是沒有律師願意接這種案子。律師鄭恩寵後來實在是看不過去了，就接了這個案子，願意幫他們做一個集體訴訟。結果後來上海市政府用一種國家誣陷的方式，愣說人家是洩露國家機密，把他判了好幾年刑，最近才剛剛放出來，而且至今人身也不自由。 那麼暴利產生的第四個來源，就是房地產商普遍地偷漏稅。在二零零四年曾經查了八十八家大型房地產商，結果有八十七家都有嚴重的偷漏稅行為。這個偷漏稅使國家減少稅收，但是房地產商的腰包就鼓一點。 暴利產生的第五個來源就是榨取買房者。中國的買房者給自己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房奴」，就是房子的奴隸。很多人借錢、湊錢最後買了一套房子，從此他們就成了房子的奴隸。兩口子辛辛苦苦工作，一大半錢要用來供這個房子，而且要供很多年。他們沒有房子心裏憋得慌，覺得自己居無定所，而且房租在不斷地漲價心裏沒有底；買了房子又壓得慌。 去那個搜房的網站，在它的BBS（論壇），可以看到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感歎自己買房子的痛苦；被房子、供房的貸款壓得喘不了氣。而且最痛苦的是如果他們家裏兩個人工作穩定還好，如果一旦其中有一方失去了工作，那麼他就馬上供不起房。供不上銀行就要沒收了，所以感到压力很大。以上就是房地產的暴利產生的五個來源。 【林丹】您的那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圈地運動」，您所說的這個「圈地運動」是不是就是您現在指的房地產商和政府勾結得到土地？ 【何清漣】「圈地運動」這個概念在中國確實是我最先開始用的。因為我在一九九二年發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學術雜誌，我的標題就叫做《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這篇文章後來經過補充增加一點新內容，就成了我的《現代化的陷阱》的第二章的內容，就是「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當時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我正在暨南大學教書，那裏有一個老教授就批評說，怎麼能把中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叫做「圈地運動」呢？「圈地運動」是講英國資產阶级革命前羊吃人的運動，我們社會主義怎麼能跟資本主義比呢？我當時就跟他講，我們這個「圈地」可能不比人家的那個羊吃人的圈地更仁慈，但是他橫豎接受不了這個概念，為了這個事我們還弄得很不愉快。後來這本書發表了以後，這個「圈地」的詞，被大家廣泛使用，最後還發展到「圈水」、「圈錢」等等等等，都用這個“圈”字。 中國改革以來總共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一次是九零年開始到九三年，朱鎔基宏觀調控。第二次就是指从九十年代後期，即九八年、九九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房地产开发。但是兩次「圈地運動」圈地的對象很不一樣。第一次「圈地」主要是一些荒地和一些城市郊區農民的耕地，但是那個時候的補償還比較好一點，至少深圳市的農民那时候還都依靠土地發達了。第二次就不一樣了。第二次「圈地」，在城市裡是舊城改造，就是大量拆遷民宅；在農村裡呢就是掠夺農民的耕地。 從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六年這十年間，農民總共損失了一點二億畝土地，其中很多都是農民用來耕作的土地。在農村我另外查到一個數據，在農村大概四年以前就有六千萬的農民失去土地。那麼這些年還在不斷地增加，估計至少有八千萬農民失去了他的耕地。 那麼在城市裡，有多少人失去住房呢？中國自己沒給出統計數據，但是在瑞士的一個國際住房權中心，它給出來一個數據，並於去年給了中國一個「剝奪老百姓住房權」的「獎」，等於是把中國釘在恥辱柱上。根據它提供的數據，中國這些年來城市裡總共有三百七十萬的居民失去了住宅。 【林丹】我們從二零零三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看，大概有三十五位以上的富豪是靠房地產起家的，那他們用於投資房地產的錢，都是他們自己的嗎？ 【何清漣】要談到這些房地產開發商的錢的來源，其實只有一個，就是銀行貸款。很多房地產商其實並沒有錢，但是他們用的是「借雞生蛋」的辦法，就是到銀行裡面去貸款。 他們圈地的整個流程，我曾經畫過一個圖，首先就是制定一個圈地計劃；然後就再找國土局官員去批地。一畝地如果別人要拿到的話市場價要六十萬，但是房地產商可能二十萬就能拿到。那麼他再付十萬給這個官員作為賄賂。官員個人得到了十萬，而國家損失四十萬。房地產商低價拿到土地以後，再用土地作抵押到銀行裡貸款；當建築本體完成百分之多少的時候，又可以拿建築本體再去抵押。所以就是這麼樣不斷地反覆地去銀行貸款、抵押來得到錢。這中間的最重要的環節就是一定要和銀行裡主管貸款的官員相勾結好，達成某種交易。 曾經有一年政府公佈說查了房地產的貸款，結果發現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是違規貸款。那麼後來這些貸款大多數都成了銀行的爛賬，收不回了。這些年銀行的爛賬大量的形成，其中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房地產。 有一個統計數據，房地產貸款餘額在一九九八年是兩千六百多億；那麼到了二零零二年的時候就變成了六千六百多億。中國人民銀行對廣東、海南還有江蘇等地方做過一個調查，最後發現這些地方的貸款有百分之八十最後都轉到了房地產開發商手裡。 總之近三十年來中國關於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政策不斷地改變，最近的一次是二零零三年有一個《關於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其中說到收縮房地產貸款資金，但是根本就不靈。為甚麼呢？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在銀行、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之間形成了一個三角同盟，就是「鐵三角同盟」。為甚麼銀行要貸給他們呢？從公的方面考慮，銀行要貸給「優資資產」企業，即資本增值快的企業，它才有利可圖。因此每一個信貸員都喜歡選擇房地產商。 從私的方面來說，他們都有賄賂，即有回扣。這個在中國有一個行話叫做「融資成本」。「融資成本」你猜有多高？有百分之三左右的；後來據說漲到了百分之六。比如貸一百萬元你要至少給這個貸款者六萬，那麼就等於到手就是九十四萬。很多不良貸款就是這樣形成的。總之，整個流程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操作過程，但是都需要銀行的配合。房地產開發商如果沒有銀行資金作後盾，沒有銀行的信貸官員的配合，他根本開發不成房地產。 【林丹】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也一直在說整頓房地產市場、土地買賣市場，那有沒有甚麼成效呢？ 【何清漣】這兩年確實為了給房地產業降溫，中央政府採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口頭上擁護中央決議，但是實際上則不然。前不久江蘇北部一個小縣城的官員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還非常驕傲地說，他們那個市GDP的增長，房地產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把房地產業在四年內價格上漲三倍，當作當地政府的主要政績，那麼你去想想地方政府是如何看待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的。而且那個地方官員還預言：我們還要繼續漲下去，還有上漲的空間，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只是針對大城市的，跟我們不沾邊。 最近報紙上老在講一條就是說中國政府要控制別墅用地，好像以為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出台這個政策，其實二零零三年就已經在限制了；二零零四年又限制過一次。每一次限制，房地產商說「嗨，以後不給地蓋別墅啦，別墅要漲價了，大家趕快買啊」，然後又趁機哄抬一次價格。從二零零三年宏觀調控以來，政府一直是把這個土地市場的整頓，當作宏觀調控的閘門，但是為甚麼連關閘門都關不了呢？這中間就要考慮到地方政府這個角色。 中國的土地買賣市場和全世界的買賣市場都不同。全世界的土地買賣市場都只有兩個角色，一個就是買方，一個就是賣方，在中國，除了買方和賣方之外（賣方就是土地所有者，買方就是房地產開發商），還夾雜了一個奇怪的角色，那就是地方政府。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地方政府的部門利益。近六七年以來，各個地方的財政都出現了問題，那麼房地產、土地買賣的收益已經成為各個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平均佔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上海和北京土地買賣的收入和來自房地產的稅收，佔了地方財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西安這些地方略為低一點，也差不多到了百分之四十幾。就是說在一買一賣之間政府利用權力，强征農民的土地，夺取城市拆遷戶的宅基地，幾乎就是赤裸裸地掠奪民財。 國家審計署近年來屢次提到一條，中國的貪官百分之九十左右都和土地買賣有瓜葛。這就說明，於公於私來說，政府都有干預土地買賣，介入土地市場的這種利益驅動力。也正因此，中國的老百姓面對這個政府和房地產商結成的利益同盟毫無抵抗之力。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无论是太石村，還是河北的繩油村，以及中國發生問題的那些村莊，農民連告一個村幹部貪污都告不倒。很多人說村幹部怎麼這麼厲害呀？為甚麼農民想告他貪污腐敗都告不倒呢？其實不是村幹部厲害，而是中國政治官場中間這種特殊的政治保護關係。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盤根錯節層層糾葛的利益關係，那麼你要挖出這個村幹部，這個村幹部就會檢舉在他這裡得到好處的官員；這些得到好處的官員他又還要去往更高級送，所以就會拔起蘿蔔帶起泥，就會弄倒一大串。所以呢，他們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損害，就必須保護那個村長，這就是這些年來村民再怎麼「鬧事」，連告倒一個村官的可能性都沒有的源頭所在。 【林丹】面對房地產這樣的畸形的發展，那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 【何清漣】它導致了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對於富人來說他們住房早就已經不是一個必需品，而是二次置業或三次置業，住房越住越好，最後住高級別墅。那麼窮人是遮蔽之所都沒有基本保障。很多城市中，窮人聚居過多的地方已經出現了貧民窟化現象。在這些窮人住的地方，它沒有投資，沒有維修費用；環境就越來越爛。而富人區呢，綠樹成蔭，游泳池啦，高爾夫球場，還有各種休閒設施應有盡有。中國的房地產商可以公開地說：我們就是要造豪宅，要把這個富人區和窮人區分隔開來，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新澤西州，同一个住宅区既有APARTMENT就是兩室一廳的公寓房，同時又有很大一棟的SINGLEHOUSE，中国称为別墅。因為新澤西的法律規定，一個地方要建造高收入房，同時還要建立一定比例的窮人房。因為美國的教育經費主要是來自於大家的房地產稅，因此一個地方必須保證人口的窮富分佈合理，要不然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我覺得新澤西州這個政策是非常合理的，它至少沒有把窮人排擠在經濟發展和分享社會財富的過程之外。那麼在中國呢，現在可以公然地說出來要建立窮人區，把窮人和富人分開。而且這種事公然在媒體上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 第二個影響，我覺得它加大了老百姓對當權者的怨恨。因為被三座大山之一的住房壓得已經喘不過氣來，住房又不可能不要，而且中國的租房市場又極不規範，房租要求也不合理，所以大家都情願住自己購買的房子，那麼買不起房就會把這些怨恨全轉移到政府頭上。但是我覺得針對政府是有道理的，因為政府本來在房地產市場和土地開發中間就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應該說是充當了一個一身而二任的買賣角色，既满足了政府官員中飽私囊的需要，也满足了充實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需要。政府本身就是掠奪者，而不是一個管理者。 這些年來群體性抗爭事件逐年上升，二零零三年五萬八千起；二零零四年是七萬四千起；二零零五年是八萬幾千起。而且這些抗爭事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和土地有關的事情，所以這已經成了一個底層「動亂」的源泉和導火線。像去年「汕尾事件」，政府居然還出動坦克，你說一個政府居然要出動坦克和全副武裝的武警，去對付手無寸鐵的農民，你可以想像農民的反抗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可以說房地產開發既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龍頭老大，同時又給中國社會埋下了極大的不安和隱患。 【林丹】那麼面對中國這個房地產市場和土地管理市場的這樣的一個局面，中國老百姓應該怎樣保護他們自己呢？ 【何清漣】中國老百姓現在真的是很可憐，他沒有保護自己權利的手段。就以白振俠，一個北京市民的經歷為例。他實在是覺得拆遷太不公平了，他的房产大概值上百萬，但最後只補償了二十來萬塊錢，就非得逼他搬走。他為了抗拒拆遷，在地上打幾個樁子，用鐵鏈把自己鎖在上面。因為黑社會暴力組織一來把這些拆遷戶架走，為了不讓這些人架走，他用鐵鏈子把自己鎖在四個樁子上，又為了不讓這些人接近，他給自己打造了一套盔甲，上面釘滿了鋼釘。最後他的屋子還是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他把自己的家產變賣以後，拿幾十萬塊錢來辦了一個到美國的簽證，他說，「我就不相信我告不倒你，我要讓聯合國知道你們有這樣的暴行」。因為中國的老百姓有時候錯誤地以為聯合國有管理中國政府的權力，結果他在聯合國控訴了半個多月，坐在那兒絕食了半個多月，很多人同情他，但是最後這個事不了了之。 類似於這樣的故事發生很多起，有很多市民啊，真的最後是活不下去。因為中國政府剝奪了中國老百姓一切反抗的手段和權力。那麼他們最後就走上了用自焚這種手段抗爭的不歸路。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到現在各地都時常有這種自焚的悲慘消息傳來。比如，南京鄧府巷拆遷的時候，一個居民叫做翁彪，他是一個工人，因為他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最後他就把汽油澆到自己身上自焚，那一次是八個人被烧死。很多人是這樣想的，犧牲了他一個人，但是如果他能夠用自焚給自己家裏增加點補償，他的妻子和兒女還能活。後來呢，政府為了平息事端給了一點補償，但是他們的家屬都非常傷心，因為這是她們的丈夫用生命換來的。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是如何缺乏維護自己權利，包括生存權利的基本手段的。中國政府不是有一個很典型的對人權的荒謬解釋嗎？它說在中國生存權就是人權。現在問題是這些人的生存權都被剝奪了。如果不是逼到那一步，人都有求生的願望，不會走自焚這種絕路，用這種非常悲壯的反抗方式。 後來中國政府出台了一個非常野蠻，非常不人道的法律，把這一類的事件都認為是破壞社會治安，有人自焚救過來了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問題的承諾和幫助，政府反而把他抓到牢房裡去了。 【林丹】那中國老百姓只有坐以待斃了？ 【何清漣】目前看來只有坐以待斃。但是也有少數不願意待斃的，那麼就起來反抗。這就是近些年來維權運動逐漸在中國大地開始興盛的原因。中國老百姓他可能覺得民主離他太遠，自由離他太遠，他這些都可以不要，但是生存權利還是要的。中國人也只有在被剝奪到連生存權都沒有的時候，他才會起來反抗，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你把人逼到了沒有路走的時候，就是官逼民反，民就不得不反了。像這些農民抗爭實際上都是官逼民反的例子。不管中國政府能不能聽到，從群體性抗爭事件百分之九十都与征地和拆遷有關这一事实中，我已經聽到了中國農民和人民的怒吼聲，我覺得這種局面不會維持太久。 【林丹】安居樂業，歷來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太平、人民能否久安的標準。要樂業，首先要安居。今天，在中共高唱建造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中，住房問題無疑已成為最不和諧的音符。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深圳市民鄒濤在網絡上發表了一封致全體市民的公開信。信中號召深圳市民：樓價一日不降到可以接受的價位，就堅決不買房。鄒濤的倡議贏得了全國範圍的響應，《中國青年報》和新浪網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表示支持。面對弱者群體試圖走向聯合的不買房行動，中共宣傳主管部門下令禁止相關報導，中央電視台對鄒濤採訪的播出也被取消，鄒濤的博客網站被關閉。在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鄒濤表示，他沒有想到自己依法維權的行動遭到當局如此的打壓，對人身安全失去保障，感到恐懼。 當今中國百姓已不再奢求當權者，能有唐代詩人杜甫那種「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憂民情懷，然而如果他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能得到保障的話，那麼他們的抗爭將是無所畏懼的。觀眾朋友們，在瞭解了中國真實的民生現狀後，您對被中國媒體渲染、和被御用學者粉飾的所謂太平盛世，有沒有一個新的認識，相信您會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次的透視中國節目到這裡就要結束了，在下次的節目中何清漣女士將繼續就教育問題與我們探討，請您注意收看。 《透視中國》網址：http://www.ntdtv.com/xtr/gb/prog13.html 《透視中國》信箱：[email protected] 《透視中國》（DVD，VCD，BT，eMule下載）：http://insidechina.ntdtv.com 希望之聲(MP3下載)http://big5.soundofhope.org/category-383-1.htm
2025-11-09 06:14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难以承受的重负 - 教育篇
新唐人电视台：http://www.ntdtv.com/xtr/gb/2007/04/26/a57832.html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陈修文报道】二零零七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被人们称作新「三座大山」的「教育、住房、医疗」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新华网『网民关注「两会」热点问题』的调查显示，新「三座大山」分别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五和百分之七十六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林丹】「三座大山」是国人对苦难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形象表达，然而在这个被称为「太平盛世」的年代，人们重新使用「三座大山」一词来形容当前的生活处境，足见教育、住房、医疗已成为百姓难以承受之重。 作为「三座大山」之一的教育，相较之住房和医疗来讲，并没有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然而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自杀的悲剧，足以表明过高的子女教育费用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安全。那么教育这座大山究竟是怎样压迫、剥削并威胁着国人生命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将与我们探讨。 【林丹】那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涟】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其实核心内容就是「教育産业化」。而所谓「教育産业化」，就是要把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公共教育经费的教育事业推给了老百姓；要把它变成一个赢利的産业。这个「教育産业化」政策是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提出，一九九九年正式推行，到了两千年就在全国开始推行。几年以后，成了老百姓怨声载道的一项所谓「改革」。 【旁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处于疲软状态，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办法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扩大就业，带动需求，但一直未能奏效。面对市场萧条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悄悄地增收学费，从而大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学校财政与教师福利。一些人从中得到了启发，「教育産业化」的建议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见诸于报端，并很快成为热门话题。许多经济学界人士赞成并积极推动这一政策的实行，其中以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留美学者汤敏为代表。 【何清涟】当时中国政府正好是苦于市场疲软，找不到好的办法刺激市场，同时又想在教育上甩包袱，所以汤敏的这个建议立刻被采纳。汤敏在这个政策被采纳之初还很得意地以中国「教育産业化之父」自居，但是「教育産业化」」实行了两年多以后，真的是怨声载道。人们对它从道德上，和它带来的实际后果上，有很多非常严厉的指责，汤敏后来有些吃不消了，跟媒体解释说:『我不是「教育産业化」之父』。 【林丹】中国的「教育産业化」，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何清涟】主要内容就是高收费。实际上.「教育産业化」的政策讲的是教育体制改革，其实还不如说是教育收费体制改革。那么这个收费的标准上涨到多少呢？有一个专家曾经统计过，他毛估了一下说，中国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三年这十年间，教育乱收费，中小学，还不是讲大学，总共有两千亿人民币。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坚持所谓「九年义务制教育」,但是实际上中小学生的乱收费已经非常严重。 我读过天津市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中学生负担的教育费用，就达一千五百多，高中还要更高。小学呢，也是一千多。这都是以各种各样他能想得出来的各种名义收的，比如说杂费等，其他各种要学生们赞助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我儿子自己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大家早就说了这个「义务教育」早就不是义务了。 曾经有人统计过，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来年之间，每个大学生人均每一年在学校的花费上涨了一百倍。现在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沈重的负担。因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两千零五年刚刚平均跨过一万元人民币，而大学收费却早已突破了一万元。那么如果一个家庭以三口之家计算，家庭年收入是三万元的话呢，那么它就至少有一万元要拿去交学费；另外还要再拿出五千元来供这个学生每年的住宿和吃饭，这还是最低标准。这就等于是一般的城市家庭负担不起。 那么农村里面的农民呢？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刚刚过两千元人民币，那么农民就更加负担不起。所以大概从「教育産业化」政策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哪一个村庄里面最穷，就是那一个村庄里面大学生出得最多；哪一个农民家庭最穷，就是他家里出了两个以上的大学生。所以每年到了高考结束录取通知来了以后,整个农村里面考上大学的家庭，真的是很「不幸」。很多家长为了子女读书求爹爹，告奶奶到处求助筹措经费，如果筹措不到，在家里和子女矛盾一激化，家长自杀的很多，如喝敌敌畏、卧轨等，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自杀。还有的人就到街上打一块牌子，说要卖肾供子女读书。这种故事前些年每年几乎都有报道。「纽约时报」二零零五年还报道过江西一个中学生，因为欠了六百八十元人民币的学费，不被允许参加高考，后来卧轨自杀的事件。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但是中国能够成为。从二零零一年开始，教育、房地産每年都是高踞十大暴利行业的头一名、第二名，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教育産业化」的实质是什么。 【林丹】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第二条和第十条是这样规定的。 【旁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二条 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十条: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林丹】二零零零年,中国对外宣布，已经如期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然而中央党校『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课题组，对十六个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十五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七年,实际完成三年初中教育的学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报告说经济困难是造成农村学生无法继续升学的重要原因。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新『义务教育法』第二条是这样规定的。 【旁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林丹】新的『义务教育法』，能否有效地遏制教育乱收费,真正地实现「义务教育」，人们将拭目以待。 【林丹】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教育资源的配备，是一种扭曲的资源配备。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一种扭曲的资源配备呢？ 【何清涟】因为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按照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国家，平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六点几。那么中国呢？前些年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三左右；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许诺的百分之四。这个数额比台湾要低得多。台湾近些年来一直是占GDP的百分之九点多，最高的时候都占到百分之十二，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在这方面享受的教育福利要高得多。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穷国家，如加纳，都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的国耻。 那么为什么教育只在中国産业化，而在别的国家没有被称为産业化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很多，也就是说国家承担了很多。而中国却把这个担子甩给了老百姓，公共教育经费呢只占整个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剩下的一半几乎就全要学生的家长去填补。 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乱收费，二零零四年一月曾经发生过一起挺有趣的事情。当时两个政府部门同时就「中小学违规收费」专案作了一个调查。国家发改委先公布的资料说，中小学在二零零三年的乱收费达到了二十亿人民币。二零零四年的一月份教育部部长周继自己亲口公布，二零零三年乱收费是八亿多。同是政府的两个部门，调查的同一个专案却相差十二亿，这件事让我们看出中国的统计资料是多么的不可信。但是我更宁愿相信发改委这个资料，因为教育部它自己是利益关系人，肯定不会承认自己乱收费。 那么乱收的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去年几个政府部门打了一仗。当时就有人问乱收费到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财政部了？财政部立刻出来说，一分钱都没拿到我们这里来，它既然是乱收费就是违法的，违法的钱它怎么会上交呢？他们都拿去盖他们的豪华校舍，改善教师福利。这根本跟我们财政部无关。 【林丹】您刚才讲到「教育産业化」的问题，那可不可以这么认为中国的教育産业是在畸形地发展？ 【何清涟】中国的教育産业确实是在畸形发展，至少有这么几个指标可以衡量。第一，就是教育收费相对于人均GDP过高。衡量这个老百姓负担重不重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比率，就是教育收费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多少。 以大学为例，大学的经费主要就是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国家的投入。在「教育産业化」之前，大学教育是不收费的，学生要花费的就是自己一点生活费。那么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投入已经逐年减少，前年已经只占到百分之五十了。近两年还在继续降低。第二个就是学生的学费收入。这是一个主要来源，你国家投入的少，学费收入就必然要高。第三个收入不是主要的，就是学校里为大学生提供的后勤服务，包括住宿、食堂的盈利。现在一旦把后勤服务当盈利，学生吃饭就吃得特别差。因为饭菜要价高，质量很差。所以现在大学生在四年学习期内是压力太大了。 中国政府常拿美国作例子，说美国的教育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赢利産业，比如哈佛每年有多少教育经费结馀等。但是美国前两年的GDP是人均三万八千五百多美元，现在应该是接近四万美元，大学人均教育的年收费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而加拿大比美国穷，但它的公共教育是免费。而中国的教育收费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GDP前年刚过一千美元，即八千多人民币，但是大学的人均教育费用已经超过了一万人民币。就等于是中国的人均教育年收费占GDP的百分之百还要多。那么与美国的百分之十相比，就可以看到负担之沈重了。 第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教育收费来说太低。比如大学收费已经超过了一万元，那么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才只有一万多一点，农村只有两三千，所以大家支付不起。 第三，就是中国的在校的贫困生过多，这就使得将来中国很多名牌大学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学校都是中国家的名牌，里面的贫困生占的比例低一点，百分之十五左右──因为就算是贫困生考上了这些收费昂贵的学校，也读不起，很多人只能放弃这个机会。一般大学里贫困生是基本上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就是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偏低。「适龄」是指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国际平均水平是占适龄人口的百分之十九，发达国家的比率比这高得多。像美国很多大学，适龄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那么中国呢？前年才占百分之七点八，现在可能高一点了，大概也就是百分之十，刚过这个线。 第五，就是中国的文盲率太高，并且这个文盲的标准也定得太低。我看到一个由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成人文盲有八千五百多万。另外有一亿是半文盲。中国政府定的扫盲标准是，城市的人认识两千个汉字；农民呢认识一千五百个汉字，这就说明他们连读报纸都不够用。因为报纸上常用的汉字是五千到八千。就是复杂一点的就是要八千，简单一点的也要五千。所以像这种水平的教育事业是支撑不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進入城市后，只能从事那些低素质劳动力干的活，原因在于他们受的教育程度太低。不要说他们，就连中国城市里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都无法适应现代化産业的素质要求。中国要想达到现代化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必须继续吸收更多的青年人入学。但是这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又不愿意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全推到学生家长身上，而学生家长又负担不起，所以就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林丹】刚才你讲，教育産业化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个人，他提出来的.那为什么教育産业化在美国能够成功,在中国就不可能成功? 【何清涟】教育産业化这个口号也是中国提出来的，美国没有这个口号。美国教育政策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在作别的事情口口声声强调中国的国情特殊，但是一到了搬教育産业化的时候，就不强调中国的国情特殊，有许多和美国不同的地方了。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讲人均GDP，人家是大学年均收费只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十，而我们占到百分之百还有多，这一条它不谈了。第二条它不谈的就是中国缺乏教育産业化的社会环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很简单，美国有很多很多基金会，他们都愿意给优秀的大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而且银行还有一个很完善的贷款机制，如果要是学生家庭负担不了大学的学费,上学可以去申请奖学金。学生的成绩越优秀，个人才能越突出，申请的奖学金就越多。如果奖学金不足的时候还有贷款，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以后的十年内可以分期偿还。 那么中国呢？第一，根本就没有赞助大学生读书的奖学金的基金会，有限的那么两三个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家办的，那经费极其有限，每年也就是象徵性地资助几个人，相对于中国几百万大学生那是杯水车薪。第二，就是中国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的机制非常不完善。因此美国大学生能够借助来完成学业的所有手段，在中国基本缺乏。 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个教育産业化政策，只考虑了美国大学收费这个特点，但就是没考虑中国的社会环境不适宜。而且它又没去参考欧洲，包括加拿大的公共教育免费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中国特色这个标准是常常灵活使用，在它觉得该使用的时候它就使用。比如讲到政治制度，我们不能民主化，就强调中国特色，其他的方面它就只强调相同的。 【林丹】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银行也开始向学生发放贷款，毕业以后按期偿还。这样是不是会减轻学生的负担呢？ 【何清涟】这个助学贷款从「教育産业化」开始就已经在讲，要求大家给贫困生提供贷款，但是银行里实施起来确实很困难。首先就是申请很不容易，比如有一百个学生提出申请的话，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六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助学贷款。第一就是要符合贫困标准；第二，有偿还能力；第三，还要学校出证明和学生的家乡出证明。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学生办一个贷款申请要长达半年时间，证明的文件要几十个之多。据媒体报道，最初一批得到银行贷款的学生已经毕业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跟银行建立了还款的联系，但还有一部分人工作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办法还款。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学费昂贵，大学之门为什么还这么拥挤？ 高考-前途的搏弈，请看腐败是怎样将你挤出大学门？ 教育质量,教学设施是否与高昂的收费相符？ 何清涟访谈:难以承受的重负–教育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刚才您介绍中国的教育制度産业化以后带来的后果，就是高收费。那面对这样高的收费，我们也看到每年的高考，还有很多人在挤大学的门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何清涟】非常简单，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远远供大于求的国度，每年都有两千多万的人要挤向就业岗位元元，这就需要竞争，其中之一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所以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这个社会得到一个收入比较高的比较好的职业，能够進入中产阶级行列。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贫困人口过多不是好事。中国现在贫困人口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下层，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社会下层。一个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主要就是逐渐减少贫困人口，途径是通过提高国民教育，让他们慢慢地加入中产阶级。人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讲的。所以中国的家长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自己再穷、再苦也愿意把子女送上大学。 中国的储蓄率年年增高，像二零零六年已经超过了二零零五年的十万亿，年初是十二万亿，年底达到十四万亿，其中居民储蓄的首位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所以这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只要子女愿意读书，家长是节衣缩食，怎么样也要想办法把子女供上大学。这就是大学收费虽然高，大家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他们送進大学的原因。 【林丹】讲到高考，我们看到每年的高考的录取有很多很多的腐败现象的发生，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 【何清涟】我前年写过一篇文章正好谈的就是高考招生的这条食物链。应该说高考是一个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它保证竞争的公平性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确实让人失望。我常常说一句话叫做，看一个国家的现状，要看这个国家的吏治，就是看政府是否清廉；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就要看这个国家的教育。那么教育的入口，就是这个高考。中国的高考招生发生了严重的腐败，至少有三个发生腐败的环节，便于高考招生的这条食物链的形成。 第一个，大概从四、五年前，政府规定每年高中有百分之五的保送名额，本来保送的标准是按照德才兼备,选优秀生.但这保送名额后来成了各地政府官员和学校的校长自己保送人的一个理由。湖南省隆回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保送的人全部都是他们当地干部的子弟,这件事情后来引起了很大的民愤 第二个就是录取的时候有一个「定向」招生。因为中国有很多艰苦的专业，比如林业、矿业，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紧缺的专业，它录取的分数比一般的高校要低二十分。很多人因为要读大学他考不上别的，他就占这个便宜，那么就要去买分数，买一分就要付给那个招生人员多少多少钱，比如一分要一万元，所以这也是一个腐败的漏洞。 第三个就是高考招生时的「抛档案」。比如要招一百个，那抛档案的时候是要抛一百二十个，那么他们中间就有二十个可能就不在选取之列。这一点给了招生人员和那些要搞腐败的人很大的空间。所以很多人就会预先把学生的考号、名字等等全部送進去。张三他可能比另外一个人高二十分，但是找一个理由就是不取他，而且这个也是无需解释的理由，反正我都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你抛给我的范围内选，那我选谁不选谁；这个高我不选；我要选那个低的，我觉得他合适，还没人能来问，所以这个成了很大的漏洞。 这些年来中国的高考招生成了一条巨大的食物链。最著名的是两千零三年上海交大招生时发生的事情；然后北航又发生类似的事，这都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些院校。招生的人，大都是学校的行政干部或者一些教师，平常他们觉得没有机会，这一下机会来了就不放过。但是招生人员到一个地方招生，人生地不熟，他是卖方，要卖招生的名额，那么谁是买方？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又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産业，就是高考招生的仲介産业。 中国报纸上曾登载过广西招生的情况。在考场外有很多仲介人在活动，在帮招生的一方物色买主。他们讨价还价，越名牌的大学越值钱，越紧俏的专业越值钱。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专业定价不同。从报道来看，卖分数已经形成一套非常复杂的谈判技巧，可见这个行业形成有很久了。因为一个行业刚刚新生的时候，肯定没有很复杂的行规，那么到现在行规、技巧、价码都已经非常复杂，这本身就说明高考招生腐败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些年来还形成了一种「计划外招生」。大学为了「创收」，早就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发明了一个「计划外招生」。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正式招收的学生一般都要低一点，九十年代中期好象是低百分之十。我记得我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招生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种指标。为了让经济系「创收」，允许他们计划外再多招收十个，那么这十个人缴的学费，就归系里面，系里面拿它作为资金用来改善教师福利，发奖金。所以这种事情在中国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腐败。 招生腐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古时候把科举制叫做「国家抡才大典」。发生腐败，那要杀很多人的头的。就像雍正时代那个「江南科场案」，砍了好几个大官的脑袋。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高考腐败，到现在为止入牢的人都不够多。这说明中国真的很没有希望。这种腐败至少让大学生感觉到，在竞争的入口前他们就很不平等。 【林丹】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新的大学在不断地産生，中专变成了大学，有的是大专变成了学院或者大学，那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上大学呢？ 【何清涟】中国这几年确实是大学学生人数猛增。二零零一年是毕业生只有一百一十五万，到了二零零五年是三百三十多万，那么二零零六年是四百一十三万，几乎增加了三倍多。这些年确实是很多根本资格不够的中专升成大专；大专升成本科；学院升成大学，这就导致了大家嘲讽的中国教育大跃進。 其中当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提供的教育産品质量远远低于所付学费所应该达到的标准。记得两千年三月份我到杭州讲学的时候，有一个杭州的大学生递了一个条子给我，他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每年要交五千多元，但是我感觉到老师没教我们相应的知识，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受骗了。 确实，很多原来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能够上大学了；不够资格读大学的人也能读大学了，这是大家看到的好的一面。但是同时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大学教育数量扩张的同时，质量在下降。很多大学的教育、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根本就跟不上，所以就出现了教育的质量低劣和它的高收费很不相符的状况。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大学，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跻身中产阶级美梦能否成真? 多年寒窗毕业在即，二零零七年就业市场前景展望. 教育大跃進后果渐现，大学破産并非危言耸听？ 何清涟访谈:难以承受的重负–教育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那您刚刚讲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我想这也比较公平，特别是对一些贫苦的比如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这也是他们能够「翻身」的一个跳板，那么他们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吗？ 【何清涟】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达到了，在八十年代后期也达到了，九十年代前期这个目的也能达到。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个目标就距离中国家长和大学生本身的预期越来越遥远。远的不说，我就说两千零一年以来的六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连续六年走低。二零零一年呢大学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七十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二零零二年这个比例就下降了就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几。那么到了二零零三年就是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中国政府是给很多单位下了指标，要求务必达到就业率百分之七十，当时各个省的政府都是向中央保证了的，结果到后来就业率不足百分之四十。二零零五年的资料呢，政府说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几，但是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的一个调查，二零零五年大学毕业生才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人就业了，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七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既然连工作都找不到就不要说找好职业了，所以从就业率来说，是离这个中产阶级的梦越来越遥远。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从小城镇出来的不愿回去。小城镇没有什么现代化産业，主要就是政府部门公务员；还有就是一些垄断行业，如自来水厂、电厂这些岗位。但这些行业的职位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進的了的。为什么这些年来乡镇政府机构一年比一年庞大？就是因为县一级领导经常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乡政府、镇政府来当公务员。所以没家庭背景的小城镇学生不愿意回去，有的就留在学校里就当「校漂」，留在大城市如北京的就叫做「京漂」，实在没办法就业的就成了「啃老」一族。「啃」就是用牙齿啃的意思，就是要靠吃父母的。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去年联合调查并公布的一组资料，表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青年人的失业比例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比例百分之六，而达到了百分之九，也就是说这一个年龄阶段很多人无法就业。其中呢这些无法就业的人中间有百分之七十是长期失业，而「长期失业」的概念是指一年以上没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调查报告谈到，很多人到了三十岁没办法结婚，因为他养不起自己，也养不起妻子。还有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只能住在父母家里。为什么？因为他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这样的事情在大城市越来越普遍。 这个情况又还反映在「海归」问题上。原来留学生好找工作，现在留学生回去成了成了「海待」，就是待业，即海外归来的待业者越来越多。原来只要你讲我是美国回去的，不管你是什么大学，州立大学也好、名牌大学也好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已经挑文凭了，你不是名牌大学，不是好专业人家还不要你，于是成了「海待」。 象瑞士这个留学费用非常高，每年是三万多美元，四年总共需要十二万美元。那么投入了这么多，结果回到中国去以后，结果找到了也就是三千人民币，就算很好的，很多人找不到。你去算算，他这一十二万美元的投入，换来了年薪三四万人民币，要多少年才能收回这个教育成本。这也是我谈到的教育成本，教育投入的成本和这个教育获得的收益之间，严重地不对称，这也是中国的教育進入了一个瓶颈的表现之一。 二零零六年「北京晚报」登了一个消息，就是八宝山火葬场要招收三名管理人员，结果出现了一万多人去竞聘这个职位的排队长龙。其中有博士、有硕士、有大学生。这条消息在「北京晚报」登出来以后舆论哗然，很多大学生的家长非常沮丧，说我们花了这么高的代价，让儿子女儿辛辛苦苦，十几年寒窗，最后连求一个火葬场职位的可能性都这么渺茫，我们这么辛辛苦苦供子女读书是图什么？很多家长花高价，耗尽家里的全部储蓄把孩子送到大学，是希望拿到一张通往中产阶级社会的通行证。现在连续六年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下降，大家发现那个出口原来并不通向社会中上层，反而成了毕业即失业，这对一个社会的信心打击极大。 我曾经在香港和一个计程车司机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原来在广东，他说香港好，因为香港社会有向上流通的管道。他说，我只要辛苦工作，我的子女可以读大学，可以改换社会身份，可以不再像我一样当计程车司机，所以这个社会很有希望。他这段话其实表达了所有人的一种共同心声。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还成了失业一族，就说明这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被阻绝了，那么整个社会的人就会很沮丧，就会失去向上的动力。 【林丹】上海东方卫电视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报道了这样两条消息,讲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和北京就业市场发生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对大陆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状况窥见一斑。第一条消息说的是上海有一个区的环卫局，要招聘三十名三十岁以下的清道工,来应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闻\1】招聘会开始一个小时不到,就有六十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中专职校的应届毕业生,有部分应聘者甚至有大专、本科文凭。一些应聘者表示，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做个清道工总比做「啃老族」好得多。【采访\1】不分职位的高低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在我自己应该好好把握。【采访\2】自己付出辛苦劳动，都应该得到别人尊重。【采访\3】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应该平和，然后务实一点。 【林丹】下面这条消息讲的是北京某洗浴中心公开招聘，引来五千多名大学生的争相报名，他们竞聘的是什么职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闻\2】小周是京城某知名大学的大三学生,来洗浴中心实习刚刚两天。他说最开始他应聘的是总经理助理，但这次招聘的上百个岗位,不论是管理岗位,还是基层工作,都要从搓澡、捏脚做起。在这家洗浴中心像小周这样的人还不少。浴场经营者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五千多名大学生的应聘材料，而像小周这样的愿意从搓澡工做起的，则有两千多人。【采访\1】搓澡工其实也是一种工种，只有从这样一个基层的岗位来做起，是磨练大学生的意志。【采访\2】对此市民看法不一，我挺能接受不是什么坏事嘛。【采访\3】怎么来说大学生嘛，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吧。 【林丹】虽说职业不分贵贱,行行出状元，但是昂贵的学费投入，寒窗数载苦读，父母的期望和个人的追求恐怕远不止是大学毕业后做一个清道工或是搓澡工吧。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连大学生都在争抢这些职位，那么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百姓们，又将如何生存呢？ 早在二零零四年教育部部长周济就对外宣布说，中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在校生突破二千万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有网民说，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为这种好大喜功，揠苗助长的做法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发布的『二零零七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文指出，二零零七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二千五百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一千万。以「结构性失业」为特徵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并将蔓延至“十一五”。 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两次就业高峰，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第二次是由于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这次就业高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的缺口，将使上千万青年人无法就业。 【林丹】那面对大学生找工难这种局面,中国政府在大学招生人数上有没有一些限制呢,以免造成这种浪费呢? 【何清涟】我认为招生与市场需求是脱节的,因为招生的时候,大学出于本身扩张、要增加收入的需要多招。因为教育産业化就意味着学校多收入；意味着教师高福利。所以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大学教师是所有的知识份子中间，住房改善得最快；福利改善得最好；工资也提高得最快的一个知识群体。所以他们自己也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但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他们也不会减少招生。 【林丹】面对大家都还在往大学入口在挤的这种现象,中国的教育还是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啊？ 【何清涟】很快就要过去。已经算过了二零零八年会达到一个峰值，到时候首先破産的就是那些质量低劣的大学，比如中专升大学的啦；大专升学院的啦；这些大学将招不到学生了。年已经出现了温州地区的人不愿意读书的现象。温州地区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不参加高考，他们选择通过海外的亲戚到美国的CHINATOWN，还有到法国的一些工厂里去打工。很多人说了到美国做裁缝，一个月能够挣多少多少钱。所谓「裁缝」就是在制衣厂打工。 大学毕业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很多中小城市的人，找工作家长要托关系，送人情，就要花几万，乃至十万元钱，才能买到一个工作岗位。可买到的工作岗位的月收入，还只有两三千块钱，那么就是等于你要好几年才能把这个成本──不是说教育成本，只是找工作需要的成本弄回来。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再度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还不如打工。当然对于贫困地区的人，读书还是唯一出路。 【林丹】您刚刚提到大学破産，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您能不能详细地给我们讲一下？ 【何清涟】大学破産是2005年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两千年开始实施教育産业化，各个地方把教育産业化当作当地的GDP政绩，批地给他们造大学城，中国现在总共是三十一个大学城，占地六千多公顷，用地是三千一百多公顷，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左右。那么现在这些大学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建大学城的钱都是靠银行里贷款，虽然说是社会、学校集资，但是实际上钱最后都是银行里出。用大学城的名义圈地，政府要给很多优惠，成本相当低。因为这几年房地産疯长，他们圈到地以后不是用来建大学城，而是转手卖给一些房地産开发商，或者大家合作来开发，这就发生了很多腐败问题。 像重庆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大学腐败到什么样子。他们批到的地只花了两万元一亩，结果呢，它被以六十万元一亩卖出去。学校里委托给学校办的一个公司办理这件事，那个公司就交给学校四十万元一亩，还有二十万元呢，就是由这个公司和学校里，以及和土地沾边的那些领导、个人全部私分了。所以这个大学城现在有三十一个在建的工程，但是完工的不多。 二零零五年国家审计署对杭州、南京、廊坊、珠海这四个城市里的九座大学城進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均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违规用地等等非常严重。每一个大学为了建大学城，向银行里借的资金动辄就上亿，这个问题马上就要发生危机了，就是还不起。现在人家开玩笑说，大学校长们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互相问你们借钱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借了钱来就算是长期贷款三年、五年你也要还。 大学要还贷款，主要是靠三个大学收入。一个是国家拨款，这个不可能再增加了；还有一个是学生的学费；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后勤服务这些后续收费。后面两者都依靠学校的学生人数，大学招生如果下降的话，结果意味着没有人给你交钱，学生人数如果相对固定，大学要提高收入，还得靠提高学生的收费。二零零五年在世界盃比赛当天，四川大学「闹事」，就是因为四川大学又想办法乱收费。它颁发了一个新的收费标准，说一个学分要加收一百元，但它又从来不跟学生讲清楚毕业需要多少学分，所以学生就努力地修，结果发现最高的要补交一万几千块，最少的也是要补交三千多块，而且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补交。学生本来就借了一屁股债还不起，这个规定一颁发，学生群情激愤，到了晚上藉口学校停电不给他们看世界盃，于是一千多个学生就开始「闹事」，这都是对学校的乱收费不满而发生的骚动。 学校今后会面临这样的状况，第一，家长负担不起，可能有一部分很穷困的人就慢慢地不读了。第二，富裕地方的学生，他发现读书也没有前途，不读了，如温州。还有一个就是要读书的适龄人口的高峰在二零零八年达到峰值，以后适龄人口就会下降，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读大学了。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的大学持续扩张成为不可能。。既然持续扩张是不可能的，而借银行的钱要还，那么大学城建设今后要怎么办？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中国教育危机四伏，病入膏肓，癥结何在？ 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维权？中国百姓面临抉择。 搬走大山，改革教育，敢问路在何方? 何清涟访谈:难以承受的重负–教育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您刚才讲了中国教育的很多很多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何清涟】我觉得你＝要靠现政府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政府自己宣称「三个代表」，其中之一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早就说过了它谁也不代表，就代表它那个利益集团，它现在考虑的都是以它们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和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未来有所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减少贫困人口，都是要依靠教育。那么中国政府把这个教育的责任，甩包袱推到了民间老百姓身上，是极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中国政府没有钱吗？不是。中国政府这些年来GDP年年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也年年增高，但是它用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就是军费开支。每年美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都谈了中国投入了多少多少钱去扩充军力。中国在目前没有国际战争的危险，因此扩充军力其实不是紧迫之需。我觉得提高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才是当务之急。 第二,我觉得中国在金牌体育上面投资得太多。有人早就算过，中国每一块金牌的平均投入是三千万元到八千万元之间，这还不包括运动员的服装费、日常的开支和他们得奖的那些花费，只是包括培训费用就这么多。中国确实是成了一个体育金牌大国，但是它不是一个体育强国。因为老百姓的体育设施很少很少，日常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机会，所以中国为什么在八、九岁或十来岁出来的孩子到美国，有一个弱项就是体育成绩不好，跟美国孩子比起来差得太多。所以中国是一个金牌大国，但是一个体育弱国。我觉得这部分费用与其花来培养几个运动员得这种金牌，还不如用来提高全国老百姓的体育素质，多投一点经费让学校改善体育设施。 第三，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不必要的援外开支。邓小平还比较务实，我记得在改革之初，他就已经谈了，今后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道义上的援助，意思是不再打肿脸充胖子。那么从江泽民统治的后期开始，这个苗头又出现了。中国援建了非洲很多国家豪华的体育场馆，连本国人民当时都还没有。像这些年援助柬埔寨好几亿美元，而这些援助的钱其实大多数也没用在柬埔寨人民身上，而是用来维护这个柬埔寨政府的特权集团。比如四千九百万用在建一个政府大楼等。所以我觉得援外不必要。 産生这么多问题关键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民主体制，而是一个「极权体制」。所谓「极权体制」就是由这个政治寡头集团说了算。那么他们这部分人觉得怎么样做有利于维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怎么样做，基本上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中国教育之所以出现我今天讲到的那五大畸形现象，其实就是长久以来这个政府对人民不负责任造成的。以前北大的校长吴树青等这些老知识份子还会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说，你们要重视教育，你们不重视教育，你们要成为千古罪人。而现在提拔的大学校长都是党的干部，政治忠诚是第一位的，根本再也不提这些话了。他们怎么样能够捞满个人腰包，就捞满个人腰包。而且学术腐败的现象也触目惊心，成了国际丑闻。学校发生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如大学里的很多女孩子为了筹措学费，不得不去卖淫。这都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现在它们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统治的稳定，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它们要考虑的问题。至于中国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让中小学生学马克思主义；学什么「江泽民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为了维持下一代对这个政权的信心。而所有的下一代其实等到他们成年進入社会以后，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学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虚假、虚僞和无耻。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通过民选政治，迫使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过选举让它下台。中国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观，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这种极权统治，中国的前途岌岌可危。中国现在要想寄希望于这个政府来改善中国的教育，把这个国家人民的长期福祉当作施政的首要目标，我认为简直就没有可能。 【林丹】面对目前中国这样的这种教育状况，作为一个老百姓，难道只能是任人宰割吗？ 【何清涟】现在目前中国老百姓真的是任人宰割。教育现在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比如招生的名额招多少由高校决定；分数线也由它确定；买分数的价格也由它确定。你这个买方完全没有讨价还的馀地。虽然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种非法的，但是卖方也居于优势。所以老百姓只能是说你同意要我了，我就欢天喜地，你要多少钱，只要我能拿出来我就凑上去。我觉得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中国这几百年来的社会结构都是政府、大的企业和经济利益集团是几块大石头，那么老百姓是一盘散沙，一粒粒的沙子是不能和这个大石头对抗的。而沙子要能粘成团，只有一条路，就是允许老百姓成立自己的民间组织；能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去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张。就像美国的産业工人通过「劳联-産联」；教师通过「教师公会」，他们才能够遊说国会，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主张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写到美国的法律里面。政治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大家讨价还价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每到了国会选举的时候，议员就要提出特别多的、符合选民愿望的要求。比如要增加工资啦；要减少失业啦等等，等等。 中国因为不是个民选政府，它基本上可以不考虑任何老百姓的要求。而且中国政府最痛恨的就是老百姓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或者成为一个威胁它统治的力量，哪怕这个组织根本没有威胁到它，它只要感觉到你威胁它了，它就要镇压。比如说法轮功。其实法轮功当初并没有政治诉求，但是它感觉到你有聚集底层民众的力量，那么它就要镇压你。 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国的异议人士，都把这个私人的权利私权利，比如就业、医疗、土地等等各种各样的经济权利，都看作是与政治无关的权利，他们错了。因为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施，首先就是政治权利，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还有结社自由。因为只有言论自由你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只有结社自由你才能够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去和政府讨价还价；也只有集会自由的情况下，你才能有组织的跑上街头，在圆桌政治之外开展街头政治，或者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所以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就连这些权利都没有，你想保护自己的权利，政府就说你是非法集会。比如人民为了土地抗争，它就说你是治安事件、暴乱事件；你要是在网上发言，它就说你危害国家安全。 尽管中国有些异议人士为了减少政府的打压认为我们不要政治权利；我们与政治无关，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在中国政府眼里，它很清楚地知道，这两种抗争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争取私权利的抗争，最后必然演化为争取公权利。比如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当初要求的是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运动。还有南非最初要求的是反对种族歧视，最后也成了一个要求参政权利的运动。所以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界线，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也不能够作茧自缚，应该努力争取，因为等待政府赐予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直在安慰自己说，坚持改革，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会达到政治民主化。而这几年的现实表明，中国政府把言论空间收缩得越来越小。最近又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要是随便报道社会动乱，要罚款十万元，还要追查政治责任，并且还要通过人大把它立法。这就说明它正在收缩言论空间。 至于政治上，它为了对付老百姓抗争，从九十年代以来三条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专门打击异议人士的三条鞭子，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就给你安上一条。最开始大家还以为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危害了国家安全；泄露了国家机密，后来才发现你什么都没有泄露，它也要给你安上这个罪名，大家才知道这些罪名原来与「文革」时的反革命罪一样，都是政府用来压制批评声音的法宝。中国老百姓一定要端正这个认识，争取私权利要从争取公权利即政治自由开始起步。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政治民主化，通过民选政治迫使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过选举让它下台。中国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观，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这种极权统治中国的前途是岌岌可危。 【林丹】中国教育领域的弊端还远不止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最近网路上流传着民间版本的『二零零六高校教育十大震撼事件』，展现了弥漫于高校的学术腐败、科研欺诈、就业率做假、高校挥霍钜资建造豪华校门等等问题，人们不仅惊叹中国教育病了，然而病根在哪里呢？清华大学著名美术家、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教授，已连续四年无法招收到一名满意的学生，陈教授说，现在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什么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但实则是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很多是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并没能真正培养出受教育者的基本科学素养。 何清涟女士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已经严重破坏了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即：促進社会平等的功能；促進青年一代道德成长、心理发育的功能；以及促進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功能。她说，失败的教育制度自然不能养育英才。中国能否真正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不仅需要改進当今政府的作为，还需要培育出一代健康上進的青年，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借用一位网友的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新浪网-网民负离子说：教育不是「産业」，它是事关民族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不是老百姓的「消费」，它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教育不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权。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的节目中，何清涟女士将继续就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感谢您关注『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透视中国》网址：http://www.ntdtv.com/xtr/gb/prog13.html 《透视中国》信箱：[email protected] 《透视中国》（DVD，VCD，BT，eMule下载）：http://insidechina.ntdtv.com
2025-11-09 06:14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苦难见证着中国的人权状态
――2008年2月13日在记者无疆界（华盛顿）会议上的呼吁 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到的不仅仅是那几十位因言论而身陷狱中的中国写作者与记者，还有无数正在遭受迫害的中国人。 2001年中国政府申办奥运时，曾信誓旦旦地向国际社会保证改善中国人权状态，现在离2008年北京奥运只有不到半年时间，我们看到的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太石村维权英雄郭飞雄被中国当局诬陷入狱，在狱中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的妻子数度向国际社会呼吁求助。从她那一封封的求援信中，我看到一位妻子滴血的心。 多年来帮助凄苦无告的爱滋病人的胡佳，刚刚获得记者无疆界颁发的中国特别奖，就被中国当局扣下“阴谋颠覆政府罪”抓捕入狱，他那初生不久的女儿与产后不久的妻子至今还被当局软禁在家。 与他们同样命运的人，在中国还有许多许多。坐在牢中的人，失去了自由；从牢狱中被释放的人，苦难也远未结束。山西记者高勤荣虽然已经从牢狱中出来，但他的所谓政治问题使他找不到工作，他那风雨与共的妻子身患重病得不到医治，全家正在饥饿线上挣扎…… 中国当局宣称他们是“罪人”。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只不过勇敢地与腐败的基层政权抗争，维护民众的生存权利，譬如郭飞雄；有的只不过是出自良知，关怀被政府、被社会抛弃了的不幸群体，如胡佳；还有的只不过是出自记者的职业良知，揭露地方官员弄虚作假的腐败工程，如高勤荣。这些人的道义担当，表明他们是不畏强权的勇士、是大写的人。中国当局抓捕他们，正好显示了这个政府的卑劣无耻及其专制本性。 在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只不过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最初级的形式。但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只是因为他们通过网路表达了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与批评，仅仅因为这些言论，他们就要承受牢狱之灾。 这，就是中国的人权现状。这些人士正在用他们的苦难见证着中国政府的无信无义与无耻。 今天，在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彻底丧失了国家信用。它不仅与《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肯定基本人权的原则背道而驰，也从不尊重自己已批准并承诺要遵守的21部国际人权公约，只是用谎言与搪塞不断愚弄国际社会与本国民众。比如郭飞雄、杨子力等政治犯与大批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就严重违背了中国政府于1988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根本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它的签约，只是为了骗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以牟取更大的党国利益。 在中国内部，中国的法律体系缺乏制度信用。如果说普通法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以法律限制国家权力，那么中国当局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处心积虑以法律限制公民的权利。这类剥夺人权的法律法规越多，中国人权的改善就越没有希望。所有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与政治犯，都被中国政府假阴谋颠覆政府罪、危害国家安全罪(Security endangerment)之名或栽赃陷害而抓捕。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悲剧与家庭悲剧，而且还在中国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播下暴力和冲突的种子，进而制造出社会与政治动乱的条件。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拥有这一权利并不意味着有了一切，但丧失言论自由则将一无所有。2008年1月1日，中国有14,000多名人士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这一事件表明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此时此刻，到了要求中国政府履行申奥承诺的时候，为了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抗争。 相关链接： http://www.newsunfiltered.com/archives/2008/02/a\dangerous\tim.html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3/rsf/
2025-11-09 06:14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一份“文革”时期的人权纪录
――介绍《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 前几年，当我将旧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输入电脑上网之后，心中一直存有一份期待，希望当年见证过湖南省邵阳县1968年大屠杀的乡贤能够用回忆录或调查的形式，记录下这段行将湮没的痛史。因为我那时毕竟只有12岁，所写之文只记下了屠杀的部分结果，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不甚了解。 《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又名《老虎坪纪事》），就是有关1968年邵阳县大屠杀的纪录。作者陆芒是一位年届80的退休老干部，他经历过邵阳县“文革”的全过程，并参与事件调查，曾冒险保留下一批翔实资料，又得到了当事人提供的一些真实记录，还查证了部分档案资料。终于在其晚年提起笔来，用文字再现了那段乱世惨象。 通过这本书，我总算弄清楚当年贫下中农法院屠戳“黑杀队”（强加给地富反坏右等“二十一种人”的罪名）的起因是：1968年7月8日，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大队（现归邵阳县管辖）地主胡振楚，为逃避批斗外逃。枇杷大队派人到相邻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大队调查，调查人员李大德等在调查期间四处张贴大字报，散布东安县“黑杀队”要杀向中和公社的言论，鼓动贫下中农向“黑杀队”专政。随后，枇杷大队调查人员把弄子大队社员陈振球、陈士元等13人列为所谓“黑杀队”成员，这些人大多数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受刑后自杀。 当时的当权者对贫下中农屠杀“黑杀队”持鼓励态度，书中记录：“‘黑杀风’初起时，这个县的当权者——县支左办主要负责人，……竟认为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具体标志，他说：‘这是群众运动，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要求干部‘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泼冷水’。还不准执法部门干预。致使‘黑杀风’迅速蔓延，乱砍滥杀竟成了‘革命行动’”。 而杀人之风停止纯属偶然：路过邵阳县检查国防施工的47军某部副政委陶柏荣，他看了滥杀无辜后挺身而出，大呼“杀人者偿命”，并向上级多次报告，要求停止杀人。 但我对书中引述《邵阳县志》记载被杀害人数存疑。县志记述，1968年7、8、9三个月，全县被杀死295人，被迫自杀277人，合计572人。我为什么不相信这一数字？第一，因为当年在资江河的邵阳市河段捞上来的死尸就有数百具，难道被杀的人被全部抛尸河渠？临近河畔的生产队杀人如此处置尚可理解是图方便，离河甚远的生产队难道也会不辞劳苦地实行“水葬”？据当时传闻，杀人后就地掩埋者有之、让被杀者自己跳进坑里活埋或扔进枯井山洞中以乱石砸死者有之，难道他们不在统计之列？第二，这种事后统计，发生于杀人已被认定是“错误行为”之后，当事人都想大事化小，少报人数是完全可能的。 要想查清不难，问题是当政者不想认真查究。我当年曾听来自邵阳县的人说，每个生产队都杀了人。1968年邵阳县有多少生产队我已无法查核，但据百度资料，该县现有村委会651个。一般情况下，村委会由以前的生产队转化而来，每个村至少有一、两户地主与富农，这种黑五类连同其家属至少每村应该有5－6人左右，当时的杀人方针是斩草除根，以此计算，至少应该在3,000－4,000人之间。 陆芒先生并非专业作家，行文朴实。其核心篇当然是“贫下中农果真是最高人民法院吗？——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其所叙述之事极具史料价值。如正史绝对不会记载的“一个学习班的四十种刑罚”，详述文革时流行的各种刑罚名称及具体操作方式。其中有些我曾亲见，如吊半边猪、吊头发、坐轰炸机等。作者还记录了许多个人的悲惨故事，透过这些个人经历，读者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究竟有多黑暗。 无论如何，我感谢陆芒先生，他部分完成了我曾想做而未竟之事。书稿虽然通篇未涉“人权”二字，但实质上却是一部“文革”时期的地方人权实录。作者此举，其意义不仅在于纪念死去的亡灵，而是为了让活着的人面对这些耻辱痛加反思。人类历史上，勇者、智者、仁者对家国之大爱，往往不是粉饰其罪错，而是让人们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了解自身的丑恶，并激扬起追求光明善良之心。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3月19日，第287期）
2025-11-09 06:12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 - 外国商人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
――读《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 一、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在世界上，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土不多，中国却有此罕见幸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 只是强弱易势，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险家乐园”中，外国人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者，中国的官员们见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谓即指这种现象。而数十年过去，斗换星移，棋枰翻覆，“中国政府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与洋人们的地位正好倒了一个过，凡洋人们见了中国官员得打躬作揖，中国官员们得考较考较洋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好坏，以决定给他们设置的“市场准入门槛”之高低。这“态度”一词含义丰富，具有物质利益等实际内容。“态度”好，市场准入门槛低，商人们则财源滚滚；态度不好，那就卷铺盖走人。在中国的外商们没有人敢与中国游戏规则对着干，因为那等于拿自己的钱包开玩笑。 因了这一地位变异，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演绎出无数以前没有的新故事与新风情，艾沙•古德曼的《失去新中国――一个美国商人在中国的故事》，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书。该书以亦庄亦谐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众多冒险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国商人们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过程，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让人读来解颐之余，又不免难受，比如我辈为华夏文明之子的人会想：中国竟然堕落于斯！而外国人读后，除了吃惊之外，定然生出想亲身体验一番的愿望。毕竟和平民主国家，那种必须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遥远的中国，对于挟资而去的外国人，酒宴、美女、各种对人类经商智慧形成挑战的奇谲变幻之商战新技、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安全部特工人员，所有这一切，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个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国人，在中国只要有足够的聪明与妥协精神，掌握了登龙术之一种（书中介绍三大类，每类别里当然有百变千幻之各种技巧），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时机一到，定能蚕蛹化蝶，成就一番事业。而且只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冒险家愿意，抱得无数中国美人归临时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腐败 外商去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赚钱，但一个被翻来覆去讨论的问题却是：外资在中国到底赚不赚钱？ 作者给出了结论，这个结论与中外媒体的结论不一致，但与笔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5%的公司赚钱。”作者认为，“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搭档、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字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说穿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市场上折戟沉沙的外资企业用谎报业绩的方法来蒙骗美国总部。作者告诉读者，“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害。”而“公司形象”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潜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所有大公司的中国代表都对总部说谎，声称自己赢利。书中生动地叙述了作者所在的公关公司如何与各大公司驻中国代表处一起，在母公司的总裁与财务总监之类来检查工作业绩时，如何运用各种技巧愚弄上司，以华而不实却又头头是道的解说包装自己的业绩。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在本土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大都变成精明的说谎者？这实在是“淮桔成枳”，环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里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声称，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三、中国：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简言之，外国商人挟资来中国，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炼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作者总结说： 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象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是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要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终于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5─10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中国已经成了“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四、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 上一世纪的“冒险家的乐园”中，洋人们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国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今非昔比，中国到底不是当年那种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经“俱往矣”，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既然能将臣民治得服服贴贴，还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见官恭敬有加，贿赂有术，还必须伴以“思想改造”，承认“资本主义的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并无条件论证今日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这些因素也能够进步，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够用英文写上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发表在西方报刊上，比如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亏待这些“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为美国商人，一定要在中美冲突或者两国外交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论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至少也得温和地指出从策略上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这样更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形像加分，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铁杆朋友。 外国人对这点并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而属于“困而知之”一类，暂且让我们回到书的开头。 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对“炸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发动反美游行的近距离观察，因为今年中国政府执导的国家游戏“反日游行”与当年如出一辙，连手法都一点未变，包括一些小细节：警察让一批人进去示威，投掷石块后，再让另一批人进去。今年反日游行这一细节被《纽约时报》记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让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有足够的了解。 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为炼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籍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负笈西洋，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90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20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25美分－35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象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道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各人而言，我们的防波提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路监控技术，挟巨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败逃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这样一个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伊沙•古德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博大出版社（美国）即将出版。 （原文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2025-11-09 06:11Community & Reflections👍 0 ·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