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中國在劇烈變化的國際環境中走向何方，這代知識人已經完成了使命，下一代的問題，當然得由下一代人思考與解決。

何清漣

2025年9月5日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之一。

徐友漁費時數年寫就的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終於付梓出版。從其內容來說，這本書與其說是他的人生回憶錄，不如說是他的思想成長史。正如這本書的副標題「從牛津大學到北京第一看守所」所示，該書記錄了自作者1980年代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研究生，繼而被選拔至英國牛津大學訪學，1990年代曾參與北京知識圈的各種學術活動與思想論爭，後來簽署《零八憲章》，2014年6月因在北京舉辦小規模六四紀念活動入獄的人生歷程，這段經歷既是作者接觸西方文化開闊視野的過程，也是他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作為認識30年的老友，我深知友漁歷經大半生的求學治學歷程可謂「知行合一」，藉這本回憶錄，作者真實地記錄了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愛與恨。

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一代知識人的十年聚合

本文提到的「一代中國知識人」，是指1945年至1958年這個年齡跨度並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進入高校的三屆大學生與研究生，亦稱「老三屆」。所謂「愛」，是指這代人對西方民主、自由、憲政的深愛與弘揚；所謂「恨」是指這代人對中國極權專制（威權）體制的深恨與厭棄。1989年之前的十年，這代知識人為追求所愛、拋棄所恨付出了巨大努力，為祛社會主義之魅、弘揚西方文化爆發過巨大能量，六四運動承載的就是這代人的愛與恨。

迄今為止，中國這代知識人的經歷，尤其是精神成長史，可謂空前絕後。毛澤東不喜歡知識人，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的知識人，他的名言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在毛統治期間，否定人類歷史上一切文明成就，冠以「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合稱）之名掃進歷史垃圾堆，甚至要求在大學取消文科教育。1964年中共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正在小學與高中讀書的中國青少年面臨人生第一個十字路口，就是在讀書與蒙昧中選擇。多數人都「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選擇了蒙昧中混沌度日。我們這些「老三屆」的幸運，僅僅只因在那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視知識為廢物的年代，通過艱難的自學比別人多讀了些書。

《革後餘生》全書共分十三章，第一章〈劫後餘生：成為文革後首批大學生〉至第五章〈我與六四〉，這一經歷幾乎是這一代中國人的共同經歷。只要是1950年代進入小學、中學並接受中共治下的教育，都知道這「劫」意味著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意味著以階級出身劃分政治等級的身分政治桎梏、意味著「黑五類」或「21種人」的子弟飽受政治歧視，多數人只能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或者到邊疆去墾荒；當然也知道1977年恢復高考對文革十年的青年是個極其重要的命運轉捩點。在同代青年當中，友漁算是佼佼者，以實力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研究生，畢業後留在社科院工作，又在1985年被選拔去英國牛津大學做兩個學年的訪學。有此經歷，回國後自然成為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文化熱」（也叫新啟蒙）的骨幹人物。第四章〈80年代「文化熱」的榮景與脈絡〉，記述了當時以北京為中心的「文化熱」的大致情況，其中提到的《走向未來叢書》從1983年首批書籍出版直到1988年，幾乎影響了直到當時所有在校的大學生與研究生，本人在復旦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時撰寫的《人口：中國的懸劍》就是收錄於該叢書1988年出版的。

這是中共建政至今思想最為開放的時期，難得的是，作者非常客觀地給了一句評語：「這是一個多元混雜的時代，熱情與幼稚並存，深思與虛張聲勢共生。」這句評語既是實際情況的概括──以《走向未來》叢書而言，其中多數為編譯（即作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摘譯介紹），堪稱為獨創性的學術著作只有幾本，這幾本在1990年代中期被選入《希望書庫》再版；更是預示了這代人今後在90年代乃至更晚時期的個人選擇與命運：曾經的同路人不再，少部分人因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繼續奮發，成為了「著名異議人士」；多數人選擇了與現實妥協，在世紀之交之後終成體制內學術教育界「學術帶頭人」，其中不少人能夠拿到資金豐厚的國家級研究專案。

▲1997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所攝，從左至右依次為：徐友漁、劉青峰、何清漣、金觀濤。何清漣提供

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成熟與分化

1990年代中後期，經歷過六四之後的沉寂與思考，加之《東方》、《讀書》、《書屋》以及《南方周末》這些雜誌與媒體的活躍，中國知識人又開始在有限的空間裡縱橫捭闔、議論橫生。友漁在第六章〈90年代：場景大變換〉及第七章〈自由主義、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中詳細述及。

作為19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親歷者與參與者，友漁在〈場景大變換〉記述了這十餘年中國思想界波瀾壯闊的場景，各種主義紛紛登場，喧囂一時，例如文化民族主義、試圖追趕西方思潮的後現代主義，還有嚮往「顏色革命」而偏重於中東歐的哈威爾（Václav Havel）與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介紹與研究。友漁在北京，記述的主要是他親身參加的北京思想界各種文化討論，他未能提到的還有上海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我們需要拷問自己的靈魂》引發的討論熱，以及南京、廣東知識分子在全國引起轟動的重要著作，但他對「從主義到問題」為核心的場景大變換的描述相當準確：「經過兩三年的蟄居與沉默，中國知識界重新活躍，但格局、話題、內容、風格與80年代相比已大不相同。有人說，從80年代到90年代，有一個從思想淡出到學術凸顯的轉變，說的是80年代的學人在大視野、大的公共關懷，把時代精神危機銘記於心。缺點是學風空泛，話語大而無當；而90年代的學人則專心致志地在一門劃定的學問中辛苦耕耘，重視理據和論證，缺點是劃地為牢，缺乏宏大的關懷和擔當。」對於思想界的分化，結題時他一言以概之：「堅守的固然大有人在，然而，追風逐浪、變換旗幟的也不在少數。」

我在2001年6月辭國。2003年8月，我去夏威夷參加一次會議，與老友朱學勤、高華相遇。高華談到一些我去國之後的大變化，例如中國政府對知識分子採取懷柔政策，許多人成功地將體制外積累的名聲（體制批評者）轉化為體制內資源（職稱、位置與待遇）。這些我當然也觀察到了，因為當時全國「高教大躍進」還在高潮，不少原來游離於體制之外的人被一些大學吸納進去，代價當然是再也不寫以往那種「異見」文章。友漁本來就在體制內，但他採取不曲阿附世的獨立姿態──這正是以哈威爾為代表的中東歐知識分子在前蘇聯時代的一種不屈服的軟反抗，走上了另一條非暴力抗爭的道路。

劉曉波活動的那段時期，正好是美國政府在全球力推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內涵的普世價值，希望通過「顏色革命」將中國及其他專制-威權政體改造成民主模式的高峰時期，這類「顏色革命」的模式之一是為目標國培養一位元顏色革命的精神領袖，在合適時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但後來中國人非常懷念的胡溫時期，其實一直對西方的顏色革命模式高度警惕並予以嚴厲打擊，2009年入獄的劉曉波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至辭世未能恢復完全人身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友漁的人生則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最後終於在2014年因一場六四紀念活動而入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這本書，就是友漁為記錄自己這一獨特的生命歷程而寫。

這段經歷，友漁擇要寫在第十章〈劉曉波、零八憲章與諾貝爾和平獎〉裡面。敘述這段經歷時的平靜與克制是友漁的為人風格，儘管一字都未提及自己的勇氣與監獄經歷造成的內心傷痛（友漁是個內心極驕傲的自尊之人），但只要了解中國的政治高壓，就明白這種平靜表面下的內心波濤洶湧。當時我在美國，聞聽他入獄的消息，不僅擔心「嶢嶢者易折」，更能想像他的夫人楊女士在焦灼痛苦之下承受的巨大壓力。

這本書通過作者在中國國內、國外的學術活動與訪學經歷，寫盡了老三屆（包括新三屆）知識分子為追求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經歷的各種希望與失望、挫磨與痛苦，以及其中部分心志堅強者始終向著「心中的太陽」奮力奔跑的執著。

西方的太陽已近黃昏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最後變成「阿拉伯之冬」，再出現了一個讓世界為之側目、名為「黑暗帝國的旗幟」的伊斯蘭國，最終引發了永久改變歐洲的2015年難民潮，可算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推行各種顏色革命的終章，此後雖然也有小規模的類似「革命」，但更多的是左派熱衷的環保、LGBTQI+（多元性別認識：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 ，Transgender跨性別者，Queer拒絕接受傳統性別二分法的酷兒，Intersex雙性人，+表示其他更多自我認同可能）等議題。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包括友漁全力投入的自由主義、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之辯，在西方已經通過名稱變換而終至合流。

我在美國，對這種合流看得非常清楚：歐巴馬在2009年入主白宮之後開始了「靜悄悄的革命」，一方面將Trans（變性人）加在LGB（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後面在世界推廣，另一方面，原生自由主義成了保守主義，新左派與新馬克思主義被冠上「新自由主義」流行了兩三年，開始與進步主義混用，最後其主張被美國歷屆民主黨政府編入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系統在政府部門與教育系統推行，形成了以種族、性別為等級劃分的新身分政治。

由於歐洲與美國的意識形態不斷左移，最後在民主黨當政時期竟然成為美國官方弘揚的「美國新價值觀」。2022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代表政府宣布：向世界推廣LGBTQI+文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我這位不認同美國DEI政策的人，原來居於中間的自由主義者終於成了極右翼保守派。

但中國的知識界（指自由主義立場，不包括體制內研究美國的人在內）多半不了解這一嚴重位移，對西方的認知還是原來那套，動輒就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時代的美國，還以為左派美國政府在繼續推廣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為核心的普世價值。他們也無法接受川普治下的美國，尤其是川普政府關閉了宣稱目標是在全世界推廣普世價值、承擔顏色革命重任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USAID）之後。川普執政後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過程，比如驅逐非法移民、廢除DEI系統、通過關稅戰製造槓桿不斷加強美國的強勢地位，中國國內曾經的自由派知識人，都與美國左派的看法一樣，他們無法接受美國從「仁慈的世界民主同盟盟主」成為「霸道美國」。

全球化初起時，其實就出現過一種「趨同論」，這一理論認為，全球化的結果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相互趨近，而這正是我們這代人擔心並且深為厭恨的結果。我們這代老三屆中國知識人，在美國拜登政府之前已經還歸道山者，辭世之前心中還一直矗立著美國這座人類燈塔；如今還健在的人年齡多在65～80歲之間，多數人仍然是燈塔教徒，因為他們對美國的認知，在X上榮獲「古墓派燈塔派公知」之稱。作為那一代當中較年輕的一員，我理解他們，也因此認為友漁的這本回憶錄在2014年收尾非常明智。我相信，我們這代人寫回憶錄的人不會太多，他寫下的個人經歷將成為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回憶。

在寫這篇隨筆之時，我悲哀地發現我們這代人的愛與恨已經閉環。我們曾經熱愛的美國燈塔正在暗淡，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在現實中已漸行漸遠；我們所懼怕的世界趨同正在逐漸變成現實。AI時代的大規模失業，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在發生，全民基本收入保障這一左派理想的極致被MAGA主將馬斯克提上日程，由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充當第一推手的全球化正在被現任總統川普的MAGA理想與實踐強烈否定，而MAGA理想幾乎是幾種主義的混合：外交上是新保守主義的「美國獨行」，即美國可以依靠美國的強大力量自行其是，不需要盟友追隨與配合；但國際經濟政策上，川普政府則又否定貿易自由化政策，認定這是美國傳統製造業衰落、中產階級萎縮甚至國力下降的禍根，因此需要通過懲罰性關稅、國內減稅等手段，改變國際資本流向和國際貿易走向，促使產業回流和就業回流。

總之，傳統的燈塔文明已經不再，一切正在成形，一切都不穩定，生中死，死中生，生無窮盡，死無止境。目前的專制中國在劇烈變化的國際環境中走向何方，我們這代知識人已經完成了使命，下一代的問題，當然得由下一代人思考與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