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美国川普政府VS哈佛大学的法律纠纷，竟然牵出了当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那段历史，批评者将此作为哈佛与中共勾结的例证。历史未远，笔者当时对这个班非常关注，曾受邀在哈佛演讲时与其中两位中国官员讨论过这事。因此想结合当时中美关系实况，分析这种合作为何产生，因何消失，尤其是分析中共2013年及今天美国川普政府对这个合作项目的态度，真有沧海桑田之感。

到哈佛去——中国政府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措施

江泽民执掌中共之时，“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方向；美国自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奉行基辛格时期确定的对华战略：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到克林顿总统时，合作进入全盛时代，为WTO接纳中国铺平了道路，“影响、改变”因此成了重中之重。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就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对外战略，当然明白要影响中国，最好的方式是影响人的思想。因此在1990年代，美国除了热情担任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之外，还积极帮助中国培养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领导者。以上，就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官方的合作背景。

2012年3月薄熙来发生，其子薄瓜瓜及习近平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就读之事成为世界媒体的重要八卦，美国网络杂志《石板》（Slate）于同年5月23日发表资深政治评论人William J. #Dobson的文章《深红色的东方：哈佛大学为何要培养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代领导人？》（The East Is Crimson——Why is Harvard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该文提到，除了多位政治局常委的子孙辈之外，“还有比就读哈佛大学和其他美国精英大学的中共领导人的子女更重要的人：中国领导人自己。”该文指出，经过严格政审的官员被送往国外参加一些世界顶尖大学的专设项目培训，第一批被送往哈佛大学，此后扩展至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名校。早在2011年，Dobson就从负责该项目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卢迈那里得知，中国其时已向海外派出了4000多名官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高官中， 最著名的就是李源潮。2001年，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被中组部外派参加该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那年他51岁，有望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中坚。

哈佛培训中国党政领导人出于两国需要

那时美国奥巴马还未上任，哈佛的DEI改造还根本未曾开始。哈佛大学与美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方向一致：影响、改变，这一合作从1996年开始，形式多样，到2013年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时正式结束。

梳理公开资料，可得出这一“中美勾结”的概况：哈佛大学与中国政府培训高官的计划始于1996年，这一年约有60名官员和48名军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此后十多年内，哈佛大学与中国官方至少有三大合作项目：

一是1998年启动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支持。据协议，肯尼迪学院每年培训20名中国官员，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人参加4周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二是2001年启动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600多名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不少是省部级干部；

三是2005年启动的中国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目。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曾培养过一批拿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高级官员, 如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等。

从1996-2012年，哈佛一共培训中国政府各级官员逾1000人。

哈佛项目意在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者

肯尼迪政府学院（HKS）是世界顶级公共政策学校，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之一。该学院从1960年代开始举办的梅森项目专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学员经过一年的学习，成绩合格者受颁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该项目每年从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招收50-60名学员，竞争非常激烈。亚洲国家和地区曾参加这一项目的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香港特首曾荫权和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等。

肯尼迪学院阿什中心为该项目专门设计的课程对开阔中国学员的视野很有帮助，曾考取该学院梅森项目的包明友写过一本《视界无疆：我在哈佛的学与思》，书中提到，根据学院的规定，梅森学员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完成八个学分（一般每门课一个学分），且选修的课程至少有三门分别满足“领导能力”、“战略管理”和“数量分析”三大领域。其中“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经济关系”、谈判分析”和“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绩效领导力”、“建设现代经济国家的制度基础”、“国际金融政策经济学”以及“跨越国际职场障碍”。这些课的任课教授都是身跨政治与学术界的名家。教授发展经济学的是李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时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主席和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谈判分析”课的任课教授是布莱恩·曼德尔（Brian Mandell），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经常为美国政府的谈判活动出谋划策；讲授“美国政府与企业关系”课的是罗杰.波特（Roger Porter）教授，他在美国政府和大型企业都有很长的工作经历，曾经担任过包括福特、老布什在内的多位总统的经济顾问。课程借鉴了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的案例研究方法，专注于美国政策和政府、媒体运作方式、谈判策略甚至社交媒体等特定主题。

对哈佛项目所起作用的评价

哈佛大学这些项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尽快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将曾参加培训引以为傲。但中国情况不同，在胡锦涛时期又重提“防范西方颜色革命”，只是那时江泽民与曾庆红的影响仍然很大，李源潮通过自身经历，认为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进修有助自己了解到许多前沿的发展理念，开阔视野。因此在他2007年-2012年任中组部长之时，力推吸引海归和培训县级官员。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直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待2013年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李源潮政治边缘化之后， 2013年6月由中国国防大学等四家机构联合推出宣传片《较量无声》，其中列举中西方较量的第一条战线就是“对我实施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希望“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

与中国同时出现赞成反对两种意见不同，那时的美国一致认为向中国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市场化有助于中国实现民主化。哈佛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是让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对中国而言是作为倡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学院阿什中心执行主任朱利安·张表示：“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帮助世界各地更好地理解全球治理”，时任哈佛肯尼迪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曾认为，“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已成为哈佛大学非常有影响的和政府学院优先支持的项目。从中国学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如今的美国因本国政治原因否定这段余温尚在的历史，不仅是对当事人不公，也是对本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急转弯式清算，既不客观，也容易造成认知混乱。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6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612-667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