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马斯克选择收缩政治参与的几个看点
何清涟 5月20日，曾被外界视为美国总统川普“第一合作伙伴”的马斯克在卡塔尔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关注点。这一发言明确了他个人的未来选择与他对全球化的态度，他的未来选择涉及三件事情：1、提前退出DOGE；2、减少政治捐款并收缩今后政治参与；3、发展特斯拉与SpaceX的业务，重新回归本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在论坛中特别提及“全球化不可逆”的立场，强调科技企业必须适应“多极世界”的供应链布局，这一表态被解读为对美国近年推行“友岸外包”政策的隐性批评。尽管未直接点名，但其“不应将商业问题政治化”的论述，与白宫当前推动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形成鲜明对比。这与他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推荐阅读《1493》这本书，唤起人们对哥伦布远航产生的全球影响之回忆一脉相承。 那么，马斯克退出的看点究竟在哪？ 一、马斯克退出早有征兆 美国媒体与政治观察评论者都早就预测马斯克会退出政府工作，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今年3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为马斯克安排对中国作战计划简报会》，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披露马斯克将于21日在五角大楼听取美国军方有关潜在对华战争计划的绝密简报。报道认为，此举意味着马斯克将获得接触国家最高军事机密的权限，但有批评者称，马斯克在华拥有广泛商业利益，这与他获取有关中国的战略机密相冲突。在报道发出当日深夜，川普急忙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否认了上述消息，称《纽约时报》的文章是“假新闻”，“他们错误地称，埃隆·马斯克明天将前往五角大楼，听取有关任何潜在‘与中国开战’的简报”，“这太荒谬了？中国甚至不会被提及或讨论。” 从那以后，马斯克离开政府工作已经不是猜测重心，而是离开的时间，有人甚至提出130天是按照打卡的日子（不打卡不算工作日）精密计算，可能不会是5月31日。我本人认为他退出是必然的，他这个“清道夫”工作带来的仇恨注定了这工作吃力难讨好，退出的方式是公开还是隐蔽，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个性。 二、马斯克对关税战持批评态度 川普团队最重视的外交杠杆关税战，马斯克一直不赞成。早在3月底，在川普宣布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之后，马斯克就表示他的公司也无法幸免。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特斯拉占整车价值约20%至25%（按美元计算）的零部件要从墨西哥进口。但主战派都认为他这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据《华盛顿邮报》4月7日报道，马斯克曾于4月5日亲自向川普呼吁，加征关税已在全球引发市场动荡，并招致商业领袖的批评。要求撤销大规模关税政策。然而，川普不仅未作让步，反而在次日警告中国取消早前对美国“对等关税”实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否则就要再对中国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且将停止与其协商。 与此同时，马斯克在X平台上批评了关税计划的核心设计者——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称纳瓦罗的哈佛博士学位表明他的自负多于脑子，“拥有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个坏事，不是好事。”并转发了一段已故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视频，后者在视频中强调国际贸易合作的好处，主张“价格的非个人运作”。 此外，《华盛顿邮报》还披露，许多支持川普参选的商界与科技界领袖都对总统执意实施如此激烈的关税措施感到震惊，同时也对自己未能对政策产生更多影响感到失望。马斯克的朋友、投资人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表示，他近日已劝说“政府中的朋友们”，指出这些关税对美国企业的伤害将大于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包括马斯克在内的一批商业领袖正尝试组建一个非正式团体，以游说川普政府采纳更为温和的贸易政策。虽然他们去年仍支持川普，但也清楚他长期以来承诺的大幅关税可能对科技行业甚至整体经济造成破坏。 谁都明白，川普是川普总统是最终的决策者，其他人只是执行者，反对关税战，应该是马斯克与白宫最大的意见冲突。尽管此后马斯克还陪同川普总统访问中东，参加了川普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的会见。但从媒体流传他与贝森特、卢比奥等阁员之间不断的激烈争吵，外界都在计算他担任白宫特别顾问的日子。 三、马斯克减少政治捐款的影响 在卡塔尔经济论坛的讲话中，马斯克还透露，他打算大幅削减政治捐款，未来在政治竞选中的投入将“大幅减少”，“我认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马斯克投入超过2.6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巨额政治捐献者。这还不包括他在今年为佛罗里达州的两次特别选举提供的捐款。 谁都知道，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马斯克减少捐款，将对共和党的竞选资金形成明显的影响。鉴于关税战与美国商界精英意见严重相左，富豪团队的捐款热情将明显减少。马斯克减少捐款的表态，对共和党无疑是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四、退出之际，马斯克再次表达他对中国的真正看法 5月20日，马斯克地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提及中美科技竞争时表示：中国拥有数量惊人的杰出人才，中国的实力不一般（special），但身处中国之外的大多数人对此缺乏认知。最后还表示：“我很钦佩中国的实力。我觉得身处中国之外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中国的实力，这种实力不一般。” 马斯克并不讳言他对中国的好感，这在他被任命为DOGE的负责人之时，曾引发了美国媒体广泛的批评，比如《马斯克与习近平的关系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纽约时报》Dec 31, 2024）提到，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一场激烈的太空竞赛，鉴于SpaceX几乎垄断了美国的火箭发射，马斯克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回顾了马斯克在他X上发表过的言论，并结合媒体采访与报道，整理出一篇《马斯克在美国政坛影响力大增，他在中国议题上说过哪些话？》（VOA，Nov 12, 2024 ）。 五、马斯克再次证明民主选举代理人政治的缺陷 马斯克参与政治的方式在美国史无前例，这不仅是他付出的巨额捐款，更在于他的毫无保留。DOGE的工作主要是裁撤联邦政府部门，谁都明白这必然引发针对他个人的仇恨。热爱美国的人有不少，但以他的身价段位，主动请缨做这项工作，足以说明他的真诚与爱到奋不顾身。 在马斯克退出声明发出之际，美国的头条是如下内容，尤其是《大西洋月刊》这篇《埃隆·马斯克的兴衰沉浮》，堪称左派媒体幸灾乐祸的代表作。 图片 不过，马斯克似乎没将DOGE列为他的遗产。5月3日，马斯克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与劳拉‧川普谈我的看法》（My View with Lara Trump）节目采访，在访谈中，他承认自己与川普在80%的事情上观点一致，但将自己的贡献定位于SpaceX： “我帮助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丰富了知识和能力的储备——我帮助理解了宇宙。”对于马斯克而言，淡出政治舞台或许正是其商业版图扩张的新起点。 图片 我相信短期内不会再有马斯克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全身心投入政治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卡塔尔论坛上的发言被视为他选择收缩政治参与的重要表态，从个别案例的角度看，暴露出他与白宫在政策方向上的分歧，与团队的矛盾则让他对参与政治的风险重新进行评估；但更深层的因素是反映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委托代理人政治”的一个致命缺陷：选举完成之后，产生了代理人（总统或者其他政府领导者），委托者（选民与捐款者）就再也无法约束代理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满，都得等下次选举。这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总统1920年代提出“行政国家”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概念并着手建立的结果，他的主张是“由明智的政治家管理的最专制国家，要优于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操弄的最自由国家”，要把政策与民意分开，防止人们用投票来决定太多不该那样决定的事情。 （原载台湾镜报网，2025年5月28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3835 ）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苏联解体并非北京的“反面教训”
何清涟 中共领导层最近一年多以来的言论反复强调，苏联解体、“亡党亡国”是他们引以为戒的最大镜鉴。其实，无论是从共产党政治集团的政治安全以及转型过程中的获利程度，还是从国家的发展前途来考虑，苏联解体并非中共最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而是正面经验。 \从苏联到俄罗斯：老权贵带入新社会\ 从苏联到俄罗斯，是一条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之路。苏共的老权贵集团成员当中的一部分，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为自己换上一件新政治外衣，比如成立某个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变身为新政府高官、杜马议员或地方政府官员；另一部分则成为私有化过程的受益者，成为新富阶层；共产党依然是合法政党，只是未能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 新政府既然还是前苏共成员当家，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除垢法”当然也就免了。原共产党官员与克格勃不仅未遭到任何清算，其中的杰出人物普京反而几度当选总统，引导俄罗斯政治不断向专制回归，异议人士仍然遭到打压。清算共产主义罪恶一事推进得非常艰难，2011年3月，一个名为“透过秘密警察镜头的布拉格”在莫斯科开幕，内容是通过摄影等图片介绍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秘密警察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反映他国共产政治黑暗面的展览，居然被视为俄罗斯政治上的一个突破。 在中共眼中无比惨痛的“前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其实对俄罗斯而言，对内只是那些没搭上“改革列车”的原苏共体制受益者们经历了一段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之苦；对外失去了“苏联大帝国”的地位，不再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俄罗斯所失，正是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所得，这些国家终于从苏联强加的共产暴政下解脱。当然，对于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就梦想成为“世界帝国”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个损失。所以普京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就是没头脑。” 但站在其它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思考，它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以服从与被凌辱来成就俄罗斯的世界帝国之梦？ \东欧国家：建构新社会秩序最成功\ 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完成社会转型，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变迁，其中政治转型最容易；经济转型较困难，一般通过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便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变迁最困难，因为这是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型。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通过“除垢法”清除共产主义罪恶，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比较成功地构建了新社会秩序。 上述几国中，捷克最彻底。1989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异议人士的精神领袖哈维尔成了首任总统。此后的清除共产主义精神污垢也推进得最为顺利。波兰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过程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彻底的《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至2007年3月才生效，同时对外公布了前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档案。根据该法案规定，波兰至少有70万人必须向当局承认，是否曾经为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提供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在这部法案实施之前，波兰民主政府曾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向政府报告他们过去与秘密警察的关系；新法案则规定，学者、记者、国企负责人以及学校校长都必须填报声明表格，否则将被辞退。 上述清算主要是精神清算：不施行对人的惩罚式报复，所有承认曾经当过秘密警察告密者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 立陶宛、匈牙利、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前共产国家在转型后都曾制订过相关法律，统称为“除垢法”，实施时间有先后，尺度宽松有不同，但大体上与捷克、波兰的做法相同。 如果要总结，这些国家用让共产主义制度及告密者声名扫地的方法清算历史，但保证了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中共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 中共真正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其实是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前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安全度最差；从建构社会新秩序来说，罗马尼亚比较艰难，阿尔巴尼亚则非常糟糕。 在苏东剧变中，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最悲惨，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唯一被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领导人。但他却不是被民主派杀死的，杀死他的是他倚为干城的“党内同志”，比如，扬·伊利埃斯库本来就是前罗共政治局成员。他们对齐奥塞斯库表面顺从，但实际上对齐氏夫妇将政治局变成齐氏的家庭政治局早有不满。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机，在12月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接管了政府权力。并且成功地在以后的民主选举中获胜成为新政府的领导人。罗马尼亚人民当时对齐氏夫妇的被杀热烈欢呼也有原因，因为在东欧国家中，齐奥塞斯库对反对派镇压最残酷，没有给反对派留下任何生存空间。独裁者夫妇身死名灭，社会新秩序建构得也相当困难，“回归欧洲”的历程历尽艰苦；国有资产虽完成私有化，但大量集中在小部分统治寡头手中；虽然有了自由选举，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旧体制只是向一个基于宪法的、有限的责任政府模式进行了部分转化”。 另一个反面教训是被中共在毛时代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通过12次残酷的政治大清洗，维持其独裁位置直至死亡。在他去世6年之后，即1991年，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月6日，阿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主席贝·里沙发文批判霍查个人迷信。当天，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便罢课、绝食，要求更改校名；接下来所有城市的霍查铜像被民主党示威者推倒，70余卷的霍查著作被焚烧，首都文化宫前的 “光荣属于劳动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政治书店被捣毁。1991年6月，劳动党易名为社会党， 并公开批判霍查。1992年5月新政府做出“第28号专门决定”，将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5月3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迁走。其夫人涅奇米叶被判入狱11年，其长子、女婿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阿尔巴尼亚以后的社会转型也非常艰难：过高的失业人数、普遍的贪污、荒废半荒废的基础设施、与政府高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以及内部的政治分裂——考诸中国现状，除了经济状况优于昔日的盟友之外，其余的问题倒是真有几分相似。 可以说，中共以苏联崩溃作为镜鉴其实是一种政治误解。中共既然不想走东欧道路，也至少应该避免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结局。从中共政治集团的政治安全考虑，苏联这种“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转型可谓损失最小获益最大。如果没有“大帝国”这类不现实的利益盘算，中共大可不必要再纠结于“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而应该向它学习，尽快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很清楚：如果由中共政治利益集团主导政改，所谓“清算”，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均可控制。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0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026/177778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找善良的狼
（大纪元讯）评论家曹长青先生应《大纪元时报》加西分社邀请，於2月19日星期天下午在温哥华《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曹长青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演讲被听众热烈的掌声多次打断。他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共产政权在欧洲都垮了，苏共比中共还强大都垮了，怎麽中国共产党没垮？第二，现在中国经济崛起，对中国意味著什麽，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第三个问题是，怎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为什麽欧洲全部共产政权都垮台了，中国共产党就没垮呢？当然原因很多，我重点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知识份子的责任。 \ 共产主义是邪恶的 不可改良 俄国有两个著名的知识份子，《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著名人权斗士萨哈罗夫。捷克还有两个著名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这些知识份子跟中国的很多知识份子不太一样，他们很早就指出共产主义是邪恶，邪恶是不可以改革的，没有温良的邪恶，邪恶就是邪恶，邪恶就是撒旦，撒旦只能被结束。 他们一开始就强调，共产党剥夺我们的自由、剥夺我们的尊严、剥夺我们的生命、剥夺我们的信仰，是最不道德的。尤其索尔仁尼琴强调我们不仅要从政治意义上结束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从道德意义上否定它，人们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会有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索尔仁尼琴曾说，不是斯大林在迫害人，是人在迫害人，是人心中的邪恶在迫害人，人心中的撒旦在迫害人，人心中不道德的成分、黑暗的成分在迫害人。结束了古拉格、结束了斯大林统治、结束了邪恶的共产制度，还仅仅是第一步，最重要是结束人心中的黑暗，那不道德的部分。 刚刚过去的一百年，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因为战争、意识形态而丧生的人数比过去十九个世纪1900年的总和还多。共产主义几乎在全球蔓延，怎麽能发生这麽多灾难？谁造成的灾难？不是农民，全是那些戴眼镜的知识份子，他们的想法是乌托邦，要改造世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老想改造外在的社会，但他们都失败了。共产主义失败了，为什麽？改变了外在没有改变心，这个世界主要是由人构成，有好心的人、善良的人，有人性的人、有道德的人，才会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人心才能改变这个社会，只把财富平分了，不能改变社会。 这是两种哲学、两种思路，一种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他们的想法是改造社会、均贫富，从外在来改造。另一种思路象索尔仁尼琴提出的是内在的改造，改变人的心，要有信仰、有道德。而改变心的最大障碍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它是最大的不道德集团。所以索尔仁尼琴从最开始就完全否定共产党，并且在与共产主义的抗争上，毫不妥协。 在他的作品言论里从来就没有什麽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强硬派等等，没有，而是非常斩钉截铁地提出∶共产主义就是邪恶，共产党是邪恶集团，必须结束，而且这个结束的责任在於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做贡献，每个人都可做一些具体的事，用真实的行动拒绝共产党的谎言。 \ 中国的知识份子一直在找善良的狼 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的知识份子，想法不一样。中国五十年代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打了五十多万右派。而今天看这些右派的言论，几乎全是为共产党好，给党提点意见，结果就被打成右派。只有极少数是否定共产党，绝大多数是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根本不是否定共产党。 第二场知识份子运动是邓小平复出以後，中国的知识份子很活跃，当时几乎是一面倒的歌颂邓大人改革、支持邓小平、支持改革派。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给党提意见，强调第二种忠诚，它的思路是，我们支持温和派，打败强硬派，找一个更好的共产党，让共产党改革得更好。还是寄托在共产党的温和派上，这是中国知识份子习惯性的做法，老是在党内寻找温和派、改革派。 原来邓小平被视为改革派，华国锋是强硬派；江时代朱熔基被视为改革派，现在胡锦涛是改革派，什麽春节包饺子，做出什麽姿态了，老是想寻找党内好一些的形象、温和一些的，最根本的想法是寄望温和派，希望共产党改革，把共产党变成好的党。 打个浅显的比喻，共产党是只狼，那你去找一只好一点的狼，通过改革让它变好一点，让它不吃羊，可狼不吃羊怎麽叫狼呢？狼的本性就是吃羊、吃人，你要是对它充满了期待，那不是狼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了，你看花眼了吧？你不知道狼的本性，是这个问题。中国知识份子总是要寻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温和的狼，结果不断地被狼吃掉，有些成为狼的一部分，虽然可能不是主观上，最後中国还是被狼统治。 \ 把希望寄托於人民的觉醒 东欧前共产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俄国，他们的知识份子不是总想什麽支持改革派，而是等待机会结束共产主义。俄国有70多年的共产主义历史，当年有一万枚导弹瞄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多麽强大，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都说，这怎麽可能垮台，结果只有三天就垮了。叶利钦站在路障上振臂一呼，人民就响应，人民已经接受了那些真正知识份子传播的信息，所以他们没有找赵紫阳，没有找胡耀邦，而是给共产党找永远的墓地，埋葬它！ 中国人老找赵紫阳在哪里，胡耀邦在哪里，我们看赵紫阳，当然在六、四没有镇压学生，表现人性的一面，但是到死也没有退党。包括胡耀邦啊，他在当政的时候很多观点和邓小平一样的左，当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做编辑，学习胡耀邦的新闻讲话，他和现在的江、胡一样的口气，限制新闻自由。 不是说开明不好，但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内部统治集团的变化上，而是应该象东欧的知识份子那样，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觉醒後的力量上。这是两个方向。不是依赖共产党内部的变化，而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人民觉醒，人民的力量上。 《大纪元时报》的《九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是邪恶，人们要退党。 这是解体共产党的重要途径之一 。 \======================================= 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经济强大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比毛泽东时代有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空间、各方面比原来也宽松很多。但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发展，所谓的强大，也带来很多负面。 第一个负面，增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七、八十年代，中国青年人，包括知识份子开明些的，几乎全部是亲西方的，不是亲西方的金钱，而是亲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 这几年，中国发生很大变化，喊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有就是反美，什麽美国反对我们中国统一，美国反对我们中国强大，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美国一年和中国做的贸易，就让中国赚了二千亿美元，相当於中国全部外汇存底八千亿美元的四分之一。美国是不是非得和中国做贸易？美国的全部外贸只占其经济的16％ ，即便美国不跟全世界做生意，也可以通过84％的内部经济运转。 而中国就不行。中国的外贸占全部经济的75％ ，因此，不是美国要依靠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要靠外国的市场。中国外部最大的市场就是美国，美国市场上到处都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 美国确实有批评中国的声音，但那是批评中共。共产党把中共换成中国，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说中共代表中国。包括四十年代末，很多海外华人抱著爱国的情结回去了，回到共产党怀抱，就是因为他把中共当成了中国，这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 现在中国经济强大了，中共又称这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强大，给你松绑的结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松绑了，那全松开、一点也不绑不是更好吗？如果从来都不绑，不是更好吗？现在松绑了让中国人民感谢它，说邓小平是伟大的设计师，他设计什麽了？不就是羞羞答答的实行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在西方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松绑还用设计吗？我们大家谁不会松绑呀？ 中国不少知识份子就知道感谢邓大人皇恩浩荡，给我们松绑了，中国经济发展了。既然松绑了，那绑了你那麽长时间，要不要道歉？如果不绑的话，中国人早就发财致富了。 连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说，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但却被中共说成共产党的功劳，然後又煽动民族主义，说是什麽敌对势力，什麽大纪元搞退党要搞垮中国，其实这都是偷换概念。人们要搞垮的是中共，只有结束共产党，中国才能真正强大。 \ 严重的贫富不均 一般外国人去中国，看的都是深圳、广州、上海的辉煌，比温哥华显得还现代。但是你看农民，七千万中国人，每年人均收入75美元，合100多加币，也就是几个人去次餐馆的开销。如果去网路上搜索一下，可以看到很多照片真是让人痛心，难以想像到了21世纪，还有人生活如此贫困，很多孩子因没钱而上不了学。 前段时间看一个报导，相当感慨。一个农家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因父亲不能供两个孩子同时上学，为了公平，就采用中国传统方法抓阄，首先让女儿抓，一打开纸上是「无」，女儿一看没有希望了，後来跳崖自杀，结果摔下去，没有死，被放羊的发现了。她父亲非常痛心，後悔，因为当时做了一点手脚，两张纸写的都是「无」，为了儿子先上学。 堂堂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甚至低於乌干达 。 曹长青先生在演讲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官方统计局、卫生部公布的资料，论证中国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恶劣，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各种社会问题严重，官民冲突层出不穷，日趋尖锐。（编者注） \======================================== 第三个方面∶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 首先必须改变中国的制度，再就是必须改变中国人的人心，先决条件必须结束这个制度，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如果这个制度不结束，真实的信息，真实的东西，真正的文化都无法得到传播。比如说，法轮功学员也不是政党，也没提出推翻中国共产党，更不是暴力组织，连宗教团体也算不上，只是想练练功，共产党就抓，就杀，关到精神病院去。我在精神病院工作过，正常人在那里，给他长期吃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人都得变成痴呆。把正常人关在精神病院，是非常残忍的，但现在则正在发生。 在中国，对精神病人的定义非常松泛，只要你固执己见，高学历，有自己的想法，不听劝告，就可能被视为精神不正常。按这个说法，在座的各位差不多都是精神病了。你看看叫你们参加中共领馆的活动，不要参加大纪元的活动，多次劝阻无效，而且很多还是戴著眼镜的。 所以，无论中国要走那条道路，第一条就是要先结束共产制度，这是先决条件。这个制度不结束，下一步什麽都不用谈。二十世纪共产党统治没有在中国被结束，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有很多人怕乱，哪来的乱？印度有十亿人口，和中国几年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印度的全国大选已进行了14次，地方选举无数次，怎麽没乱？我曾多次在台湾选举时去那里观选，台湾的选举可以说已经接近美国、加拿大的水平，非常平和，即使出现 3.19枪击案，这麽大的事件，选民间也没有出现重大的暴力冲突事件，也没有造成流血死亡。不久前进行的三合一地方县市长选举，非常平和，台湾二千多万中华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做到，为什麽中国不行呢？ 所以不存在什麽共产党倒了天下就大乱的问题，东欧所有共产党都倒了，哪个国家乱了？怎麽别人都不乱，唯独中国就会乱呢？难道中国人是二等公民吗？难道中国人弱智吗？当然不是，而是被共产党剥夺了权利。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了人民的权利，而那些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知识份子用假说推论，中国一选举就会天下大乱，以此维持这种暴力统治。 中国人是完全有能力进行选举，进行民主管理的。而进行选举和实行民主的前提，有更多的人退出共产党，结束共产党统治。退出共产党不仅仅是在政治形式上和这种邪恶决裂，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人走向道德、成为文明人的起步，一个文明人不可能同时还是一个共产党的成员，就如同现在的欧洲人，要成为一个文明人就不能是纳粹成员一样。 另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人心。现在的中国是人们道德最沦丧的时期。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多假的东西是在中国，假烟、假酒、假毕业证书、假婴儿奶粉，假药，什麽都有假。中国为什麽有这麽多假，就是因为人的道德沦丧了。就说这个假婴儿奶粉，大家知道，在西方，婴儿的地位那是仅次於上帝的，谁敢害婴儿？这是最重的罪行。但是，这种道德的沦丧还没有到底，还在继续下滑！ 中国有古语叫「没心没肺」、「丧心病狂」，心都丧失了怎麽办？如果一个国家由一群「黑心」的人组成，哪将是全世界的灾难。为什麽萨斯在中国产生、为什麽很多奇怪的病毒在中国产生，很多都不是偶然的，上帝要惩罚没有“心”的人，人不可以做这麽多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说，共产党对中国人造成的最大灾难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不仅是政治上的，而是毒害了中国人的人心。古代学者王阳明说，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恢复「心」谈何容易。大纪元等提出的退党，其实就是一种精神觉醒运动，它不是要政治权力，而是帮助中国人恢复人心。只有解决了人心，才能产生更多有人性的人，有人性的政治家，才能形成有人性的社会，那样的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 （原载《大纪元》2006年2月29日） 2006-03-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世界对全球化的爱与恨
何清涟 2016年的世界大事件当中，应当首推全球化进程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WTO的年会，向来是全球经济领袖这些精英的聚会，但最近这次三大世界经济组织召开的会议上，这些全球化推手们开始讨论长达20余年全球化进程遭遇到的抵制。这倒并非他们改变了观念，而是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经济领袖们如何表述全球化的困境？ 有关全球化影响的经典陈述如下：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人才的国际流动更容易；富国、发展中国家、穷国将在这一进程中统统受益。当然，随着全球化版图的扩张，随着全球化打包发送还有普世价值，只是中国拒不接受。 而移民演化成去年席卷欧洲的难民潮，则成为全球化形势逆转的转折点。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反对自由贸易与移民，就连全球化主帅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也通过2016大选由虚入实，让今年大选成了一场污泥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开年会，就把制订对这一潮流的反攻计划列入议程，把美国大选和英国决定退欧所滋生的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列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迫切问题。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会上直言：从英国脱欧公决，到美国狂攻全球化的竞选造势，有一个共同的导火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精英、对政治和经济领袖失去了信任。 美国2016年大选是各国经济领袖高度关注的话题，因为共和党参选人川普的言论吸引了众多选民，让他走上了总统竞选的辩论台，有参会者将本次大选称之为“反全球化狂潮”。美国本是自由贸易最大的鼓吹者，也是全球化当之无愧对的第一推手。在世界经济领袖聚会之时，白宫主人是谁尚难定论。因此IMF会议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世界经济精英纷纷提到他们对保护主义、对全球化面临存亡危机的恐惧，同时避免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但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有那么一点不放心，认为民主党另外一位参加初选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就是以批判全球化的面目出现，现在民主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正向桑德斯靠拢。 英国退欧步伐坚定 在欧美国家中，英国是唯一一个不凭热情而凭理性做事的国家。退欧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在BBC的政论片当中，关于英国退欧的专题片少说也有20多部，从历史到现状，从50年代就参与欧洲一体化谈判的政府官员，直到当今欧美政界、经济界的各种大腕，再到英国的中小企业主与工人，记者采访了各类人物，其中有一部我印象至深 ，那就是《Paxman在布鲁塞尔之谁主沉浮》（Who Really Rules Us），该片从欧盟近于荒谬的香蕉法、黄瓜法谈起，记录了记者随同一个英国公民自发组团访问欧盟之旅。 这几十位英国公民在访问欧盟的数天中，向欧盟议员及工作人员，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士询问了各种问题，涉及极广，最后集中于两大问题：1、英国在欧盟的议员并非民选，而是任命，因而不能对本土选民与纳税人负责，所立之法不反映英国公民意愿，却强迫英国公民遵守；2、英国在欧盟中，失去了主权地位。结果是：欧盟制定的法律，大部分不适应英国国情，导致法律多了不少，司法却陷入混乱无所适从状态。记者与访问者对不同年龄段的法国人、比利时等国的青年人都问了同一个问题：加入欧盟到底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回答几乎相同：我们成了一个5亿人的大家庭，在世界上变得更有力量。 至于英国媒体的态度，我已经在《世界共同的焦虑：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弱化》一文中谈过，欧美媒体大都受政治正确之惑，影响了它们作为“社会风险瞭望者”（普利策语）这一角色，但在保守主义传统尚存的英国，媒体表现截然不同。在6月23日英国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欧之前，英国各大小报刊并不舆论统一，主张留欧、退欧与观望的都有，这些媒体几乎都用头版、新闻和评论版聚焦周末开始的最后冲刺中双方毫厘不让的肉搏。因为媒体观点不一，受众可以兼听则明，这比德国媒体保持与政府立场一致、自觉保持政治正确的社会影响好得多。 一个不被触及的英国退欧理由：主权独立 一般公认，维系欧洲一体化的是三大核心支柱，即欧洲共同体、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内务合作。日前，英国新任首相梅伊宣布明年3月以前英国将正式执行《里斯本条约》第50条法令，开始脱欧程序，最迟在2019年就会告别欧盟，恢复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英女王下次发表国会演说时，还会加入《大废除法案》（Great Repeal Bill），将其中1972年欧洲共同体的法案移除，让英国再次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与西方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首相梅伊是个善于审时度势、极有主见的人。她原属留欧派阵营，也反对中国在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的项目。但她接任首相之后，面对国内留欧派要求二次公投的压力，非常坚定地表明，公投只有一次，决不会有第二次。并且出于现实考虑，恢复与中国在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上的合作。 世界普遍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但全球化是不是都对主权国产生正面效应呢？未必，比如最近瑞典籍欧盟反种族主义和不宽容专员Christian Ahlund要求媒体隐瞒恐怖分子的宗教信仰。这位专员认为，英国的hate speech（仇恨言论）在上升，脱欧后更甚，因此“敦促英国政府对其记者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不要报导恐怖分子的穆斯林信仰。英国否决了欧盟这种管制新闻的要求。（FREE SPEECH CRACKDOWN: Europe tells British press NOT to reveal if terrorists are Muslims） 《大废除法案》与英国拒绝接受欧盟舆论一致的要求，实际上是英国对全球化下的欧洲融合运动的否定。欧洲融合运动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国家主权，负责欧洲宪法的副总长朱利亚诺·阿马托（Guiliano Amato）2000年7月12日接受La Stampa采访时所说：“我宁愿慢慢前进，并且将主权一点一点击碎，以及在此过程中，避免从民族权限突然过渡到联盟权限。……没有（单个国家的）主权，我们就将不会有极权主义。民主不需要君主。” 英国在做的事情，正是恢复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系统，而欧盟消灭主权这点，英国最先感受到。 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既是领导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推手。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将川普当选视为全球化的克星与灾难，尽管美国2016年大选早就由问题导向（issue oriented）变成了人品导向（character oriented），希拉里的胜算似乎增大。但世界经济领袖们仍然担心，希拉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扛起全球化的领军大任。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发表《美国大选的表与里》，作者不纠缠于大选表面的喧闹，而是直辟美国的“里”，作者认为，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都将受到抑制。具体而言，这些深层趋势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构性改革进程放缓。无论何人当选，结构性改革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挑战。但在成熟的制衡机制下，只有当总统本人对其他权力中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才能有效地进行改革。否则，总统的单边行动就将陷入无休止的程序纠缠。作者的言下之意是：两位候选人当中，无论是谁当选，由于本身的缺陷，对政界并无强大的说服力与凝聚力，结构性改革将很困难。第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大。第三，民粹主义风险由虚转实。川普是美国右翼民粹的代表，而且在桑德斯的冲击下，希拉里也需要取悦左翼民粹选民。因此，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民粹主义都将登堂入室，并在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 全球化进程的逆转，2016年只是开了一个头。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这一局面并想办法解决全球化负面清单上的问题。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a/globalization-heqinglian-blog-20161010/35451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国家安全与中国人的生存恐惧 ——剖析《国家安全蓝皮书》及其产生背景
最近颁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据说是首份“国家安全蓝皮书”，非常重要。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能够在网上浏览到的所有相关内容。一个深刻的感受是这报告的标题错了，如果改名为《中共政权安全蓝皮书》，那才叫实至名归。 中共利益集团不代表国家 为便于论述，我得先廓清“国家”与“政权”的概念。中共实行党国一体之体制，并宣称自己既是人民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最优秀的代表者与传承者，因此，国家与政权是同一的，反对政府腐败与政府不作为，都是反党反政府行为，是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敌人。 对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辨谬，前一向还在《推事记趣：国家之义与自由之意》一文中做过详细的阐释，现转引其中重要部分如下： 中国政府这样宣传，完全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借用英文来谈容易廓清得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 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机器，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 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 I love my state（我热爱这个国家机器）。有部美国电影，名字叫做Enemy of state，中文译名“国家的敌人”，指的就是这个人成为了政权之敌，并非是country之敌。 理清国家与政权之分别，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建议将《国家安全蓝皮书》改名为《中共政权安全蓝皮书》。 “恐怖势力”与反对者来自“人民” 该蓝皮书指出，2013年中国境内恐怖活动再次呈高发状态，并呈现新特点。呈现出地域扩大的趋势、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目前国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暴力恐怖主义”，“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 这段话本身就说明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恐怖分子主要来自国内，而且以国家机器这些中共政权的暴力统治工具为目标。他们装备水准低下，主要使用刀具等简陋工具作案，也就是说作案者很不专业，即兴作案的概率高，也没有外部势力提供武器装备。 这与国际社会的恐怖分子形象相差甚远，因为常见的恐怖分子常用装备是AK-47，杀伤力大的炸弹与各种先进装备，有的还拥有导弹、会开飞机。咱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恐怖分子的装备为何如此不济？答案很清楚，这些“恐怖分子”多属于走投无路的社会底层，他们的不满并非出于对国家的不满，而是对国家的代理人——政府不满。在遭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之后，他们向社会实施无定向暴力报复，其他社会成员成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牺牲者。即使是少数民族“恐怖分子”，大概也大多来自社会中低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神圣的“人民”。 中国这类以伤害平民为结果的“恐怖袭击”，用高压扼制只会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中国政府应该反思一下这类行为产生的根源并杜绝之，否则只会加深社会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生存恐惧感。 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成为政权安全之敌 《安全蓝皮书》列出了中共政权安全面临的种种威胁：“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威胁。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输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相配合以瓦解社会主义”，报告专门点了2013年1月，美国借中国《南方周末》报“元旦献词”风波指责“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声称“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要保证中共政权安全，先得让国人处于愚昧状态，才能继续对中共意识形态保持信仰忠诚，否则“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很难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抗衡。这至少得做到三点：首先得篡改或隐瞒中共的丑恶历史，就算目前在世的中国人大都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当局也不准国民如实讲述这些历史，否则就难以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这就是学者徐友渔等人今年5月私人聚会纪念“六四”被抓捕的原因。其次还得控制媒体，让国民生活在CCTV炮制的“党的春风”里。5月上中旬之交发生的杭州市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环境维权，被新华社消息报道成“打砸事件”，53位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勇敢市民被公安机关定性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第三，要奉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国教，就得让中国老百姓不信仰其他宗教，《安全蓝皮书》称：“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如果说以前还让“三自教会”活动，“三自教会”的各种长老都是中共统战对象，最近浙江温州被拆的三江教会教堂，这三江教会据说是三自教会。 政权安全建立于民众的生存恐惧之上 《安全蓝皮书》承认，“互联网突破了时空边界与意识形态封锁，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各种思潮通过网络传播，冲击着中国民众的思想，冲淡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和功能的发挥，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危害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共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打得非常辛苦。多年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媒体人之间的拉据战一直未断。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拉锯战中占据优势，完全是其占据了一切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因此可以耗巨资建网络防火墙，可以创造一个庞大的以网络控制产业，吸纳不少人就业，在保证五毛等网评员在网上胡说八道的同时，任意抓捕人并以言治罪，北京老记者高瑜因泄露以“七不讲”为主要内容的九号文件被捕，还被逼迫“央视认罪”。自去年北京推出“央视认罪”以来，迄今已有陈永洲、高瑜、及向南夫三位背景完全不同的记者被施以这种精神酷刑 在这种让人窒息的严厉管控下，中国记者成了一个高危职业。自4月28日至5月8日十天内，前后有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等四位媒体负责人自杀。密集出现的自杀事件引发了中国媒体业界讨论。业界很悲伤地再次谈到各种导致记者抑郁困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记者是肉喇叭”，“备受上方律令的煎熬”，尤其是那些写调查报道的记者，他们揭黑反腐，既是记者的中坚，又身心交瘁，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可以说，《国家安全蓝皮书》中论及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只是政权安全。这一报告充分展示了一点：中共为了保住政权安全，不惜剥夺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通过政治高压让社会成员产生恐惧而被迫服从。可以说，中共政权安全是以全体民众的生存恐惧为前提。这就是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维稳战”没完没了的根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5月1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7327）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中国经济之病，根在经济增长方式
何清涟 最近一年多，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于金融整顿。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金融堤坝要溃，当然得先堵。但追溯下去，银行坏帐主要由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国企负债等构成，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金融整顿过后的金融改革，要点不在金融领域，而是对财政体制与国企动手术。由于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国企成为僵尸企业之后还要银行继续输血，中国的资产质量才持续恶化。说白了，中国不仅需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更需要扬弃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早就病根深植 国内媒体对于经济的全局性判断，通常不敢用过苛之词；官方宣传更是尽量采用“积极”型话语，因此，究竟经济难题有多大，一般人很难了解。而另一些人则总抱有侥幸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国内经济研究圈一直有人在讨论“新周期”的到来，他们借用经济周期的技术分析来表达一种期盼：中国经济已经走过谷底，即将进入新一轮反弹。这样的期盼体现出企业界和地方政府都在盼望：快点度过艰难时期，重回轻松增长的往昔时光。 但是，这样的周期不会再来，因为前一个经济周期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经不复存在。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依靠增发货币来拉动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副会长石小敏今年6月19日接受经济观察研究院的采访时，点出了陷入经济困境之由。他坦言相陈：“每年发的货币，除了堆到房子里，剩下都在债务链条里，……把自己的全部信心都压在了房地产里，天天往里堆，还能搞得好啊，……现在玩的已经快玩不下去了，……这两年如果按美元计，GDP接近零增长了”。 同样的话，早在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说过：“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21世纪网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2013年 5月13日 ，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规模相当于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面临极大债务风险。这一报告说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借方是谁？当然是银行。举债者是何方神圣？地方政府与国企。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支撑，凡征地、“七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平整土地）所需要的钱均来自银行；地方政府要维持稳定，不能让工人失业，因此必须让银行输血，维持企业运转，哪怕这些企业成了僵尸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堆在仓库里，也得继续运转，让国企工人能够继续领工资。 如果不对财政体制及国企动手术，银行坏帐清理了还会再来，朱、温二位总理任上，都曾大规模清理过。 逝者如风，中国曾有的机遇不会再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因为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经济成长之路走得确实轻松：在1989年以前，遇到了国际资本从发达地区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中国以比“四小龙”更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让“四小龙”中的三小龙出局赢得机会；1990年代，则遇到了美国充当领军的全球化。中国政府采用两种手段就大获成功：吸引外资，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既解决了就业，又扩大了出口，还用市场换到了技术（虽然采用不太光彩的侵犯知识产权这种方式）；与此同时，开发房地产，让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成了支持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这两条路都利用不可再造的机会，在“捷径”上“放马狂奔”。政府的短视就是忽视了“捷径”虽巧前程短，一旦两条路都走不通时，地方政府便束手无策了。 历史曾给中国前所未有的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开始后数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投资（2001-2010年外资为主）、出口、内需三驾马车拉动之下，创造出十多年的出口景气，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正是这十多年的出口景气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把市场全都让给中国，这样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更何况，中国劳动力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政府的税收，以及土地、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企的利润逐渐被侵蚀，最后大批关厂或迁走。就这样，出口景气来得容易，消失得也快，而且再无重造的可能。 在出口景气消失之前，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十分担忧，为了保住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用4万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工程，悄然之间，“投资”这辆马车换了马，政府投资取代了外商投资。以此为先导，各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房地产开发上，掀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房地产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土木工程景气接替出口景气，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同时提供了需要30年才能消化完的住宅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如今，正如房地产界大亨潘石屹向《证券日报》所言，房地产行业规模发展的天花板已经来临。中国官方宣称，中国经济既要警惕“黑天鹅”，更要提防“灰犀牛”，而房地产泡沫在三头“灰犀牛”中名列第一。 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会有新周期 我很希望中国经济迎来新周期，让中国人继续过上好日子。但以下几个条件注定中国不会迎来经济新周期： 一、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时代难以为继。这倒不是美国川普总统那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口号所致，而是中国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税收优惠不存，外加外资在中国要付出的制度成本，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有限。中国的优势本是廉价产品的出口，如今，中国在这方面拼不过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 二、江朱、胡温两任政府的短视和政策诱导，把企业引向了“赚快钱”的道路。出口景气时期，企业只一味模仿、剽窃外企的技术、设计，千方百计压低成本，去扩大国际市场，放弃了产业升级和自主技术开发，因此，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却全无英国在世界工厂时期的科技实力。在土木工程景气阶段，许多企业都把眼睛盯在炒房地产上。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短期内利润丰厚，但企业发展缺乏后劲。一旦出口萎缩、土木工程泡沫过大之后，企业突然发现，“快钱”赚不到了，而“快钱”时代的收益又都投在房地产上；产能过剩之时，企业却再无产业升级和技术开发的实力。仅举几个小例：机械行业虽然产能过剩，但技术均复制于发达国家前些年投资中国时留下的遗产，在一些关键部件上仍然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比如，轿车的自动档变速箱至今仍依赖进口，圆珠笔芯上使用的钢珠直到最近才组织全国攻关；高新科技行业本来就是中国的弱项，可有点的突破，却难在面上铺开、领先。“中国制造”虽然多，但却无一有品牌优势，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期盼新经济周期出现，得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现在既缺乏当年那从天而降的机会， 又缺乏争夺市场的技术实力。居此劣势，还期盼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周期，非常不现实，更何况，中国还有庞大的失业人口、潜在的金融危机、正陷入萧条的制造业。基于上述状况，与其不切实际地期盼经济发展新周期，不如对中国经济实行“刮骨疗毒”，积蓄实力，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努力。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8月2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nco-20170827/400289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中国式的“老无所依” ——也谈清华养老金方案
何清涟 养老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养老金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对于高福利国家来说，则是如何酌减并取得国民同意谅解的问题。8月中旬，清华大学公布的“养老金顶层设计方案”引发了激烈讨论。其中最受质疑的一点是将国人领取养老金年龄延迟至60~65岁，为了证明这一延迟有理，“美国67岁领养老金”被作为“改革”依据。有的评论则耸人听闻地渲染“美国人前大半辈子辛苦供房，退休后穷得只好卖房养老”。 由于美国并不存在“67岁才能领养老金”这一硬性规定，加之两国养老体制完全不同，有必要加以比较。 \国别比较不应局限于领取起始年龄\ 为便于论述，本文将国家发放的养老金统称为“政府养老金”。 由于就业需要岗位，大多数中国城市人口（党政事业机关之外者）其实并不能工作到60-65岁这一年龄，所谓“40、50现象”谈的就是这些人在40或者50出头时非自愿“提前退休”，其实是变相失业。这些人在“退休”之后挣扎求活已是万般艰难，如果清华方案实施，意味着他们领取微薄养老金还得推迟数年。国内网上有人嘲讽说，新方案就是让实际上早已失业的人继续喝西北风生存。 国内有些官媒适时地登消息，如英国于2013年1月公布了养老金改革方案，核心是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至2020年，领养老金的最低年龄将提高至66岁，2028—2046年间将提高至68岁。还有人称美国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延迟至67岁。 其实，对养老金制度只做领取起始年龄比较并无意义，因为养老金只是退休人口福利中的一部分。英国的福利制度是涵盖从摇篮到坟墓，从教育到医疗，以及保暖费、冬季燃料费等，无所不包。有篇中文“简单介绍一下英国的福利制度和个人税收补助”（http://www.cometomyfunworld.com/blogarticle.php?id=724 ），介绍得很清楚，有兴趣可以去看。可以说，英国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于退休者来说只是生活水平降低的问题，但于中国绝大多数退休老人来说，则关系到基本生存问题。 至于有论者提到美国退休金延迟至67岁领取，以此证明中国的延迟有道理，则是论者一知半解所致。美国前几年确实宣布过新措施，鼓励国民推迟领政府养老金，但并非强制规定，而是奉行自愿原则。美国的政府养老金制度完善，大体上是纳税纪录达到10年（有最低收入限额），积满40个点，可以全额领取政府养老金。至66岁可以全额领取；最早领取时间是62岁，但只能领75%左右。延迟领取则奖励，比如到70岁领取可以领130%左右。为什么我只能说是“左右”？那是因为关于养老金的计算方法非常细致，根据个人情况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领取时间并非强制性地统一划定，由公民自己决定。最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府养老金，在本人去世后，配偶可以依法领取一定比例。不象中国一样，领取者去世后养老金打了水漂。 因此，中国方面如果想在养老金制度上做国别比较，不能只攀比领取起始年龄，而忽视英美两国养老金制度的其他重要方面。 \中国养老的几个独特问题\ 在经济大国当中，中国养老的问题非常富有中国特色：一是养老金发放实行等级制，除公务员之外，涵盖范围非常狭窄、福利种类与数量非常单薄，与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很不相称；全社会的福利制度还未真正建立，已有的部分就已经难以为继。 就养老而言，中国至少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老龄人口基数过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老龄人口呈现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加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上海号称中国“头发最白”的城市（因为知青返城相关政策），人口中有超过1/5逾60岁，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40%。北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也已超过15%。 二，农村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中国1.94亿老年人口中，有超过60%以上、高达1.2亿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清华方案如果实施，影响的主要是城市职工。中国广大农村老人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是有名无实。2012年8月27日，央视网登载一篇“农村人如何养老：养老金1月3毛 七旬老人外出打工”，文中记述，记者走访过的数个村庄，有每月领取养老金0.3元的，也有月领取1元的，最好的一例是每月领取55元。大多数得靠子女接济，少数七旬老人还得外出打工。 三，中国目前的养老金缺口高达2万亿。这些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的，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各地政府债务如山，是否具有支付能力值得存疑。 四、儿孙啃老，透支父母储蓄。中共建政后，中国人养老方式主要是三种：储蓄、退休金及依靠子女，目前农村也还是沿续这一模式。但由于80、90后生人不少人失业或者低薪就业，婚龄时又逢房价飞涨，城市中产以上家庭不少遇上了子女啃老问题。啃老分两类，一是基本生活依赖父母。根据老龄科研中心数年前一项调查，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当时预测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扩大。二是让父母出资买房买车，在中国40岁以下人口中，购房比例在60%—70%左右，28岁以下购房者过半。这些购房者由父母出资者超过50%。 “啃老”现象在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那时媒体有大量报道，后来发现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干脆就报道日本、欧盟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的严重“啃老”现象，以表示此景并非中国独有。但无论如何，让父母出资购房购车，使自己提前过上小康舒适生活，这种现象堪称世界独一无二。 \美国人“卖房养老”并非因为贫穷\ 最后再说美国人“卖房养老”现象。“卖房养老”不是因为美国人年老贫困不得不为之事，而是因为美国人将购买住房当作一种投资方式，退休后进入投资回收期。美国人很少储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储蓄率增加，但与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还是无法相比。美国政府一直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国民买房，由于房地产税可以抵减应税收入，买房就成了美国人很重要的一种投资方式，美国的自有住房率约为65%。但美国的房地产税较高，视各地情况不同，每年约为房价的1.5%—3%左右。大多数美国人退休后因为不想负担较大面积住房的房地产税，卖掉较大住房后搬到更便宜的居住地，所得差价就做为养老资金。由于美国政府养老金只保障基本生活，要想生活过得优裕一些，住房投资很重要，有了这笔钱，可以不依靠子女接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住房价格下跌，在房价低谷时卖掉住房的老人，退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但现在随着住房价格回升，这种影响在减小。 中国人将来可以走“卖房养老”这条路，但这需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趋于更成熟，全社会还要为老人提供相应的生活居住区（主要是医疗条件与生活服务），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9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ql-elder-china-20130919/17533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透视 2012 年：从溃而不崩走向砂砾化
埃及大选刚刚结束，看到广场上民众在跳舞欢唱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中国。201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大事件，正从不同的方向指示着中国的未来：从目前这种溃而不崩状态走向沙砾化。 “溃而不崩”一词，我早在2003年《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前景》一文中指出，意谓社会溃败在道德、政治、环境生态等各个层面都在发生，但还剩下政治强权这一整合功能。政治强权有如建筑材料中的劣质水泥，对一盘散沙式的社会成员即“砂砾”起粘合作用。所谓“砂砾化”，就是社会在缺乏自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先面临道德秩序之崩解，继而在强权日渐瓦解（即政府的政治凝聚力与组织力逐渐丧失）时的无序状态。它不同于孙立平曾说过的“碎片化”，因为在“碎片化”的状态下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地方（大的碎片）有自组织能力，有社会重建所必须的环境支撑力。但只要中共还能将这种溃而不崩的局面维持五到十年，并竭尽全力将中国民间的一切自组织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国的结局只能走向砂砾化。 一、薄熙来事件显示中国政治精英集团缺乏凝聚力 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无异于分茅裂土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向天子权威挑战，这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弱化；处理薄案过程中的高开低走，从以路线斗争开局到以薄妻谷开来杀人为名定罪，说明形式上的最高权威胡锦涛受到各方势力掣肘；权斗方式前所未有的怪异，除了高层内部过招之外，还得通过各类外媒轮流放风向党内高层的对手施加压力；制度资源上处于下风的周永康在河南未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却在新疆怪异当选。以上种种说明，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在中共高层中缺乏凝聚力，政治局九常委不仅各有盘算，也各有自己的“政治领地”。 权力斗争只会有两种结局：1、将一方斗垮，清除异己，形成新的凝聚力，通过政治组织重构变得强大；2，双方平手，这种情况下的和局只是暂时的，斗争还会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展开。目前占尽制度资源优势的胡温，如果联起手来还不能清除异己，十八大之后高层的权力斗争会继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不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这种情况会加深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但由于中国民间自组织力量非常弱小，无论是主张渐进改革者还是主张革命者，都未准备好，中共高层的矛盾与内斗并不意味着在野者的机会。 二、“弃船意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识 多项调查表明，中国60%的经济精英已经或正在办理移民。在政治精英内部，“裸官”现象获高度认同。2010年是中共政府宣示的“痛治裸官年”。那一年的2月2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被提出。3月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公开向媒体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施行。广东、湖南、深圳等地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类似规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不许再在机构中担任一把手之类。但到了今年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分报告《“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在“两会”上，作为2010年“两会”最大成果的“痛治裸官”议题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官员群体对“裸官”现象的高度认同，源于其深刻的政治危机感，也说明“弃船意识”已成为官僚集团的共识。 中国近年的所谓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金（地下矿产）、木（森林）、水（河流湖泊）、土（土地）不是被掏空、砍光，就是被严重污染，换来的金钱主要集中在5%的权贵富人手中。如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都争相移居海外，数年后，中国可能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与遍地穷人。 三、政府对发展经济已经黔驴技穷 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政府救经济，不是蠢到家，就是在帮助政府骗人。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即使一些平常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的人现在也开始担忧。为了拯救经济，国家发改委悄悄批项目，重拾2009年政府投资之故智。 中国政府2009年投入五万亿（加上地方债务20万亿）拯救经济，并未将中国经济带出低谷，反而造成一系列问题。因为由政府扩大货币供给造成人为的经济扩张，短期内可以降低失业率，增加产出，但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从而这种繁荣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在“公共投资的悲剧”一文中已经指出，政府投资（即公共投资）过度扩张，除了给官员们提供一轮疯狂洗掠的机会，还会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 2009年政府投资的严重后果是由全民买单，中国人不得不承担更重的税负、持续的高通胀 与世界上最昂贵的房价。今年的2.0版4万亿走的不过是2009年老路，当然不可能成功。经济发展一旦停滞，中国政府将失去稳定社会的最后一张王牌，既无法稳定社会，也将丧失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后一点凝聚力。 四，西藏、香港的社会怨恨日积，离心趋势日强 北京对西藏宗教文化与语言的压迫，是2009年以来37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根本原因。西藏人自己总结说：“虽然每个例子都有不同的导火线，但基础是一样的：当对自由的挣扎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选择以死亡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精神自由的压迫。” 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近年来与日俱增。政治上，北京不断加深对香港政治的干预，导致香港大陆化现象日益严重，言论自由渐失，集会自由受到警方严重干预，香港行政当局对北京弯腰的姿态越来越低。经济上香港情况也日益恶化。自2009年以来，香港失业率与房价同时飚升，随着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香港700万人当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相对贫困中，香港已成为亚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一连串官商勾结丑闻成为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从去年港大民调表示不愿做中国人，直到今年与大陆人发生冲突唱蝗虫歌，再到今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抗议，最后演化成对湖南邵阳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事件的抗议。李旺阳这位此前不太有名的异议人士能牵动一场香港的政治风暴，完全是香港多年不满北京控制香港导致香港大陆化的一次总爆发。 新疆维吾尔族的反抗与上述两地的同时发生，无论是对腹地还是对边陲，北京都已丧失政治向心力与凝聚力，只剩下暴力维稳手段。不可能设想，当暴力手段难以为继之时，这些地区还愿意留在中国这个“国家共同体”内。 五、中国政府已经放弃对社会的正常管理 由于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是所有社会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政府以前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要尽责。但今年对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却以一种非常怪诞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哂笑的就是今年6月初中国当局要求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停止发布驻地的空气污染监测结果，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这一干涉内政的抗议在国际媒体间造成逗乐效应。我却看到另一危险信号：即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有履行任何政府正常职能的愿望，只剩下维持（暴力维稳）与粉饰（控制言论并将范围扩大到外国）这两大功能。 按照目前这样的走势，中共这种自利型政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长期维持。但一个社会要通向民主化，必须依赖政治共识、民族认同、对道德秩序的共识，还要有一个为社会共同承认的精英群体领导这一过程。目前中国有精英群体，但却不为社会共同承认。其他三个基本元素的重构可能还看不到，如果中国的知识人坚持“不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的合法性”，维权者坚持“中央政府好，地方政府坏”，自由与民主不会从天而降。 这种情况下，还能代替文官政府管理社会的，必然是军政府或军人政府。他们离权力最近，也最可能充当一个“砂砾化”社会的强力粘合剂。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6月2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619）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与中国脱钩论”被美欧先后收回箧中
何清涟 5月10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奥地利举行会晤，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这一动向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猜测，认为这是落实美国总统拜登“我寻求的是竞争，不是冲突”的对华战略；欧盟紧随“带头大哥”之后，5月12日，欧安会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后宣称，欧盟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坚持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时，应加强对华竞争。“去风险”意味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目的不是对华经济“脱钩”，而是重新平衡欧中关系。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包括欧盟领导人）对拜登政府对华定位“竞争、合作、对抗”的精准阐释，只是美国认为中国要重塑造国际秩序，与美国将形成强烈的对抗；欧盟既不是现在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也无力重塑新国际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对手”。 谢尔曼离职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内部对俄乌战争是三种态度，强硬、和谈及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态度决定了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游移不定，欧洲盟友们将这场战争视同鸡肋，却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对华政策同样如此，最近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的“非气球行动”曝光，在国务院供职长达30年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严重分歧终于暴露在公众视野。 据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谢尔曼女士自 2021 年 4 月起担任该职位，并参与了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多个政策领域。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已将大部分对华政策职责委托给谢尔曼。今年2月初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后，一些美国官员在当时确信这将刺激美方采取一系列行动对抗中国，谢尔曼2月9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也表示，国务院正在将其工作“现代化”，并将会“继续反制中国（PRC）的侵略性军事、外交和经济做法”。但事实相反，根据四位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内部邮件，美国国务院推迟了与中国人权问题有关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以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当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寻求竞争而非冲突。许多分析家认为，间谍气球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停摆，美中关系已滑落至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两党的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都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与北京的沟通渠道畅通，以避免误会和管理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起，谢尔曼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布林肯将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全权委托给她，自然是相信她处理中国事务的眼光与能力。尽管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方面都没有说明谢尔曼离职的具体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于恢复中美关系而做的人事改变。 谢尔曼在美国从事外交30余年，我认为，谢尔曼的去职，应该是她无法执行好拜登对华战略“要竞争，不要冲突”。 对华战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难 拜登政府对华“三重定位”的外交战略（政策）执行难度太大，三个原因决定了这点： 第一，关于“伙伴关系”，这一点，在小布什后期与奥巴马时期当然多年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当然乐于接受。但这“伙伴”不是美国订好规则让中国遵守的主从关系，而且这不是习近平个人这样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明确表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而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度。2021年3月，习近平更是公开表明：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将“老欧洲”放在竞争这个段位上，就会明白这个“平视世界”其实是平视美国。 中国要的“平视”是：实际利益是核心，但同时绝对不能失了面子。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涉及政治经济各领域，除制裁中国党政军多名重要官员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接近2100个，横跨通讯、金融、交通航运等多个领域。实体类型既有华为、中芯国际这样的前沿科技企业，也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机构，其中中国企业达1000多家。这等于阻断了中国这些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既伤中国“里子”，也伤面子。 第二，关于竞争关系。这一点，从字面上中国从来就接受，但对何谓“平等竞争”有自己一番说法。 比如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最大的知识产权剽窃者。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中国方面则认为，知识产权创新的方式有三种，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美国藉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为名，想卡住中国科技发展的脖子。 “制度性对手”的分寸难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尽管二者都在变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尽管美国不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因此，中国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战者。鉴于以往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失败，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限制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并遏制其挑衅行为，围绕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塑造战略环境”。 中国的态度针锋相对。尤其是美国以捍卫台湾主权为目标的亚太战略，这一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战略环境”的行动既是分裂中国领土，更是孤立中国。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将维权律师一网打尽之前，美国一直试图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意图颠覆中国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其中历数了从1997年到2020年之间，美国通过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插手香港选举，干涉中国内政的各种举措。布林肯说的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只是无从得手。 这种制度上的对抗由来已久，在中国需要美国时，中国可以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目前中国已经被美国喂养成了“大白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如此说，原话是“我们（西方）以为可以把这条小鲨鱼变成海豚，结果喂着喂着，他变成了一条可怕的大白鲨”。所谓“大白鲨”，就是有能力对抗美国，在北京看来，“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国市场，与“重塑战略环境”产生的制度性对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谢尔曼宣布6月退休的同时，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奥地利举行会晤。美方透露，两人长谈8小时，其中涉及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两大话题：俄乌战争及台湾问题。美方称这场对谈“坦诚、实在、具有建设性”，并表示需要继续保持这种非常必须的沟通渠道，开始谋求安排布林肯访华。对此，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的中国专家克雷格·辛乐顿（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国国务院”陷入自己制造的陷阱”，在急于恢复高层交流的情况下，放弃了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的行动，“这个决定立意良好，但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5月2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2948）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星期专论∶「美国独立模式」和台湾前途
台湾总统到美洲友邦访问，要再次过境美国。美国以什麽规格接待还不得而知，但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对於台湾政治领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恐怕是，能够从美国的历史中得到有关台湾前途的启示。 美国自1776年独立，今年正好是建国二百二十八年，所以今年是美国的「228」。它和台湾的「228」虽性质不同，但两者仍有关联之处，那就是，美国当年走的「五步模式」，对台湾具有一种启示导引∶ 第一，独立建国。当年只有两百多万人，且武力单薄的美国，面对强盛的大英帝国，勇敢地站起来，要独立建国。他们不惜拿起武器，为争取做人的尊严，打了一场独立战争。经过那些目标清晰，理念坚定，勇敢、热情、不懈地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的奋斗，最後美国结束了和英国的隶属关系，建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因此七月四日成为美国的国庆日，美国人更喜欢叫它「独立日」。 第二，制定新宪法。在宣布独立之後11年，美国各州的代表，经过慎密的探讨，制定了一部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愿望、人民主权原则，非常「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正是由於这部新宪法，美国人有了飘逸出自由精神的星条旗，而不是台湾这种党国一体的国旗；正是由於有了这部新宪法，美国人後来才有了洋溢著爱国情怀、为独立自由而骄傲的国歌，而不是台湾这种「吾党所宗」的国歌。美国二百年来，没有政变，没有街头列宁，这部被世界上无数思想家推崇的伟大宪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这个坚固的地基，才有了美国後来耸立世界之林的伟岸辉煌。 第三个，不接受一国两制。美国独立将近一百年後，爆发了南北战争。那个时候，也有人提出一国两制，即保持美国是一个国家，但南方和北方实行两种制度∶林肯总统领导的北方，废除奴隶制；南方则继续保持白人庄园主对黑人的奴役。但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制度，否则就是两个国家。最後，美国人又用一场南北战争，使美国实行了一国一制，即统一在民主自由的价值之下。 第四个，本土化和民主化。美国独立建国後，虽然使用的还是英国的英语，奉行的主要是英国的文化传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全方位地立足本土，发展出一套成为世界楷模的美国精神。这就像今天86％新加坡人说北京话，但并不妨碍新加坡是独立国家，那里的人民视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推行了本土化的美国，不仅没有拒绝莎士比亚和洛克，而且还和後来尊重美国人民自由选择的英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坚固的友邦关系。 美国不仅脱离了英国，还拒绝了英国的内阁制，而选择了「总统制」。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证明了「总统制」的政治优越性。因为这种体制可以避免政治投机、政治分肥和极端小党对政局的左右。例如，今年台湾大选之後一个月，实行内阁制的印度也举行了全国大选，本来应在年底选举，但执政的人民党以为选情有利，因而提前进行（执政党有权决定提前大选），但却因判断失误而败北。而同样实行内阁制的加拿大，其执政党则判断正确，在不久前也是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再次获得组阁权。「内阁制」给两国执政党的政治投机提供了可能。 现在印度国会有席位的政党有30多个！东山再起的国大党靠联合很多小党才获得国会多数而组阁。而1999年印度就曾因一个女演员领导的只有五席的小党倒戈，而导致人民党内阁解散，只得提前全国大选，花费了几亿美元。靠联合小党组阁的执政党，往往要迁就这些小党的利益和主张，还时常因内哄，而出现政治地震。台湾如果走印度式的「内阁制」，那麽在街上宣布谁是台湾正副总统的职业政客，就会用他们控制的几个席位的小党，让台湾「国（会）无宁日」。 第五个，国家认同。美国是一个移民最多、种族最杂的国家，仅在纽约的地铁里，各种肤色和族群的乘客，就可以组成一个小联合国。但美国人又是世界上最有爱国主义情操，最没有认同危机，最热爱那块土地的人民。美国人对国旗的那份崇敬和爱戴，美国人唱国歌时的那份神圣、庄严和感恩，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切主要由於美国的主流价值不是「拼盘」（各族群划地为牢），而是「熔炉」，大家融入美国精神之中，视自己是「美国人」，认同这个国家。 今天，虽然美国人来自全世界，但绝大多数人都更认同自己是美国人，都把自己当作这块土地的主人，只有这样，才能幸福、快乐地在这里生存。而那些不认同这块土地，却又要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心态极不健康的边缘人；他们永远是末日到来般地悲观、愤怒，就因为他们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 台湾的前途也在於像美国这样，只有绝大多数人摆正心态，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走「熔炉」的方向，而不是还固守「拼盘」，把自己当作「四川火锅」或「北京烤鸭」，不融入这个社会。 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独立、曾受到英、法两国迫害的思想家潘恩（英国人，後成为美国公民），在他著名的、美国独立建国半年之前发表的《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中写道∶「从广义上来说，美国奋斗的目标，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美国这种走出专制、走向独立、走向自由之路，是人类的方向。他这部著作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相呼应，成为美国独立建国之路上的一盏明灯。但愿今天的台湾人民也被这种美国精神照亮，迈出美国式的独立建国之路。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15日「星期专论」） 2004-08-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2👍 0💬 0傅建中给我「背书」
在上星期专栏中，我指出中时记者傅建中犯记者大忌，滥用形容词、随意指控。他在中时做出「回应」如下∶「小启∶读者告称，有署名曹长青者，在《自由时报》撰文对本人肆意诋毁。查曹某系中国大陆流亡美国之无行文人，今堕落为台独鹰犬，其乖张言行，不值一顾，否则反抬高其身价。我本一贯立场，对其无理取闹，不予理会。又本人在中时为文，均系个人之见，无关中时言论，特此声明，并请读者垂察。傅建中」 对去年我批评他新闻造假，他在中时的回应也类似∶「友人告诉我，有署名曹长青者在自由时报（抱歉，我从来不看这家报）撰文说┅┅世界上居然有这样无知的人在号称台湾第一大报上夸夸其谈」。 这种回应，典型反映了这类「在台中国贵族」的两个特点∶一是可笑的居高临下状∶我不屑看自由时报，不知你何许人也。《自由时报》是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你看不看又有谁在乎呢？傅建中跟我不止一次在美国之音就国际问题进行过一对一的电视辩论。言如其文，他既没数据，语言又情绪化，辩不过别人在数据理论之上、更在理性主导之下的言论，就气急败坏。我当时就痛感，这种在台湾自恃高人一等的中国贵族，怎麽连基本的教养、基本的君子辩论风度都没有？他说在美国住了四十多年，我怀疑他看没看过左右两派的激烈辩论。人家无论多麽唇枪舌剑，都保持君子风度。不知傅先生是英语不太好，还是悟性不太灵，否则在美国那麽长时间，怎麽也得学点什麽，既然中国老祖宗的文化没给那些教养。 傅先生用「小启」回应的第二个特点更有意思，他似乎要继续用「无行文人、台独鹰犬、乖张言行、无理取闹」这种情绪化字眼给我「背书」∶我对他的批评很准确，他擅长犯新闻大忌，不用事实说话，反映出中时的「资深」缺乏基本新闻训练。还毫无顾忌地敢用「台独鹰犬」这种蒋家独裁时代语言，不仅没有最基本民主理念、过於「政治不正确」，更反映出当今「在台中国人」嚣张的霸气。 我指出的那些新闻造假，傅建中应该用事实来回答∶他是否编造了萧万长访美时「会晤」四十二名美议员、和朱利安尼策士叶望辉、奥巴马策士贝德「共进早餐」的新闻（叶当时在香港，贝德全家在加拿大度假。萧的会晤只是酒会集体打个招呼）；红衫军倒扁时，是否编造了美国国会「此时发表」批扁报告的假新闻（该报告是之前四十天发表的，更无「扁是祸首」之说）；是否编造美参议员范因斯坦和萧会晤时用CSB称陈总统并对其批评的假新闻；是否编造美国官员说只要五分钟就可动员台湾人民推翻陈水扁的假新闻（美国务院澄清，没有官员这样说）。 「新闻造假」是对记者的重大指控。傅建中为什麽不反驳？因为事实没法反驳，他又坚决不肯认错。这种「小启」给人两点启示∶这麽「傅」浅的记者仍是资深，中时的新闻就很难专业化；这种中国贵族心态仍在，台湾就难有真正的蓝绿和解。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8年9月22日「曹长青专栏」 2008-09-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美国的政治对立已呈固化状态
何清涟 最近美国最大的新闻，是民主党四位女议员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口水战，这口水战经过媒体断章取义的发挥之后，演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总统特朗普种族歧视，希望总统道歉；但特朗普总统毫不退让，双方口水战继续升温。各种民调机构赶紧做民调，测试特朗普的支持率因种族主义下降度是多少，但结果非常奇特，特朗普的支持率竟然达到新高。一直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诸多媒体评论人，也无法断定这事件是否对特朗普竞选连任产生负面影响。 还原事情经过 7月14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连发三条推文，针对被美国政坛称为四人小分队（Squard）的民主党女议员奥尔马、AOC等的言论（民主党内部对她们的言论亦有批评声音），其中有以下语句：”If you hate our country, if you’re not happy here, you can leave.”（如果你们恨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们在这里感到不快乐，可以离开这儿“. 这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特朗普总统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美国众议院在7月16日投票通过动议，遣责特朗普对四名议员发出的言论，指美国总统的评论是“令人对新美国移民及有色人种的恐惧和憎恨合理化”。在民主党人占多数议席的众议院，动议以240票赞成对187票反对通过。235名民主党议员全部投赞成票，另有4名共和党人及1名无党派议员亦投下赞成票。 特朗普对此发表声明：“我全身没有一根种族主义的骨头。”7月17日，特朗普在North Carolina的公开演讲中，每提到奥马尔的名字，在场的参加者就齐呼“send her back”，媒体的种族主义批评继续发酵，send her back这话被解释成两种，一是特朗普没有阻止这种呼声，二是说这是特朗普说的（中文媒体这种解释特别多），美国旧金山一家中文电视台记者将此改编成了“送走穆斯林“。 民主党议员乘胜追击，7月16日，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艾尔·格林（Al Green）提交了一份提案，指控总统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煽动对种族仇恨、攻击有色人种”言论必须被弹劾——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二份弹劾总统的提案，第一次提案因穆勒报告无法证明特朗普有罪而流产。 自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以来，这是国会首次就弹劾总统案进行投票。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只有95票支持弹劾特朗普，137名民主党人与全体共和党人一起投票反对弹劾，表决结果是众议院以332票对95票否定了弹劾决议。 特朗普民调的高涨让左媒眼镜碎了一地 如同这几年所有的美国故事一样，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受众选择相信什么，而美国政治对立的固化，表现在双方受众 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美国主流媒体大幅报道奥马尔与AOC受到英雄般的追捧，以及个别共和党议员、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对特朗普种族主义言论的谴责，但在社交媒体上则是Sent her back成了热搜词。 在舆论声讨排山倒海之际，各大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却出乎意料，益普索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最近针对四名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发起攻击后，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了将近5个百分点，达到了72%。拉斯穆森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的综合支持率最近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50%。7月19日公布的SurveyMonkey/ NBC民意调查中，特朗普满意度达48％，他在本月的YouGov.com民调满意度达到49％。 左派媒体及评论者对这些调查结果非常意外，于是纷纷寻找新的解释，《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斯的说法堪称代表：“表面上看，特朗普变本加厉的种族攻击似乎是在自毁长城。但特朗普恶劣言论的背后有其自身的逻辑。他的目标是迫使民主党人团结在由四名非白人国会女议员组成的所谓‘小分队’身后，而这些女议员的激进理念在美国腹地并不受欢迎。多数美国人都非社会主义者。他们也不支持向奴隶后代做出经济赔偿，或者开放边境。” 这话承认了部分事实，社会主义者在美国中西部不受欢迎，民主党要想胜选，必须与这四位女议员切割。但是，这些女议员成为民主党的议员，是建制派的选择，没有“全新国会”的社会主义者在中期选举中的大力投入，并赢得２０多个席位，民主党无法夺回众议院。南希·波洛西等民主党建制派对以桑德斯的竞选班底为主的全新国会知根知底，知晓他们集体加入民主党，就是为了借鸡生蛋，扩大自己的政治地盘。从他们成为众议员开始，南希就明白党内整合是个大问题。 这四位议员的作用，特朗普在7月17日的推特上用“天启四骑士”来比喻。这个比喻并非特朗普第一个使用，此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议员约翰·尼利·肯尼迪将奥马尔、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特莱布和普莱斯利这四名女议员称为毁灭民主党的“末日四骑士”（也可称为天启四骑士）。这个典故来源于圣经中的《启示录》，书中描述，在世界终结，给予全人类审判之时，有羔羊解开书卷七封印，分别骑着白、红、黑、绿四匹马的骑士，将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届时天地失调，日月变色，随后就是世界毁灭。这四位女议员千奇百怪的社会主义主张、反以色列言论甚至反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言论，不仅让民主党头痛不已，还让许多中间选民对民主党敬而远之。更兼今年民主党总统提名竞争者第一轮辩论了无新意，在他们热衷的几个话题，例如全民医保、边境移民、控枪这些最热点的问题，鲜能听到有力的举措。今年6月28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Bret Stephens在《民主党人的悲惨开端》（A Wretched Start for Democrats）一文尖锐地评述，民主党竞选人的主张表明，这个党漠视选民利益，但有兴趣帮助除了美国选民之外的所有人。 共和党选民不喜欢特朗普，但喜欢特朗普总统 共和党选民喜欢特朗普吗？我觉得情感很复杂，一位由民主党支持者转化特朗普支持者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我不喜欢特朗普，但喜欢特朗普总统》，说他从个人观感来说，对特朗普的大嘴巴、率性不喜欢，但他喜欢特朗普总统，因为他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美国优先的政策有利于美国人，有利于美国的未来。我认为这是不少美国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美国人被左派们折腾得非常厌烦，美国左派害上了“价值观滥用病”（Abuse of Value），成天空喊各种口号，指责各种歧视，比如性别歧视、LGBT歧视、种族歧视，在政治正确的淫威下，人们动辄得咎。民主党漠视美国的现实问题，只会花钱买选票。在2020的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者的第一轮辩论中，各位候选人千篇一律地提出加大福利供给，甚至主张给每个人无差别地发生活费；漠视本国选民的诉求，却将关注无限度地投放至非法移民的权利、福利（有网民讥笑他们在竞选墨西哥总统）；无视青少年吸大麻与其他毒品的严重危害，努力推行毒品无罪化的社会政策。左派思想重镇伯克利学院所在的伯克利市议会 ，对本地的流浪汉、房价过高、治安不佳视而不见，却把精力花在如何提高中性人的权利上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月18日报道，加州伯克利（Berkeley）议会于16日通过投票，将禁止在城市规范标语中出现带有性别偏向的词汇，例如“消防员”（fireman），“人工”（man-made）等。 对日益左倾的民主党这种漠视本国选民利益、毫不关心美国前途的价值观滥用，美国选民但凡还正常，就不会将票投给关心外国非法移民远胜于关心本国选民的民主党，这就是被指控为“种族歧视”并被动议弹劾的特朗普总统在主流媒体与民主党的强力攻击下，支持率不降反升的原因。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7月2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7738）
何清涟2025-11-09 00:55👍 0💬 0土地治污：中国学日本经验之难
何清涟 2014新年前夕，国土部副部长王世元公开宣布，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约5000万亩”。 一位网友将消息转给我，认为土地污染很严重。我感觉这数字远远小于几年前中国媒体公布过的数据，根据我长期阅读中国政府公文的经验，这个“中重度污染”已经预留了极大的伸缩空间。上网一查，果然，《经济参考报》2013年6月17日报导称，数据显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数据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于2011年10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当时，中国媒体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呼声较高，有媒体希望学习日本经验。 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经验确实比较成熟，但中国却实在无法学习。 \两国对信息管理的方式完全不同\ 日本是民主国家，媒体自由度虽然不及美欧，但在亚洲区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与媒体批评之间能够形成制度性反馈，环境保护就是一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类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在培养日本国民的环境意识上，日本媒体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民众诉求、媒体批评谴责、NGO及人权律师团队的介入，日本政府意识到自身在扼制污染公害中的责任，全社会形成了防污染共识，政府最后通过立法，不仅有效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同时也使已有污染得到及时治理。 中国媒体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但在环境保护上曾有一定的报道空间，偶然遇到突发性环境灾难事件，也能抢在宣传部门介入之前进行报道。但媒体的批评基本不能引起政府政策的制度性反馈。以目前最受关注的重金属污染为例，尽管媒体报道过如下事实： 污染区域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省部分地区。国内环保组织早已做了多张中国水污染地图、粮食污染分布图、镉污染分布图，显示所有的污染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中的结论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癌症村总数超过247个。” 日本国会议员们对污染的关注会影响相关立法，而中国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会有代表提出治理污染的问题，如2013年“两会”期间，有两会代表提过中国“带毒的GDP”问题，全国多次严重雾霾受影响人口达6亿；九成地下水遭污染；华南部分城市50%耕地遭重金属污染。但也就说说而已，对立法不产生什么作用。 与日本更不相同的是，中国政府会将污染情况当作“国家机密”，不让公众有知情权。2006-2010年间，中国政府曾耗资10亿，做了一项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据参与的专家称，这项调查将“中国土壤家底全摸清了”，但结果虽然有，却至今未向公众公布。据说曾有一位北京律师董正伟曾向环保部提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但环保部却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 \中国治污经费远远超出日本\ 日本的重金属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大病害发生的工业区域，面积远比中国小。中国受污染区域分布极广，污染程度也比日本要严重得多。但在治理污染方面，中国却不可能象日本那样投入重金。 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共投入了多少资金？《南方都市报》2010年曾派出记者在日本采访，写过一篇超长报道“土地报复：中国重蹈日本土壤污染覆辙”，介绍了相关资讯。 在修复污染土壤的各种方法中，日本选择的是“客土法”，即置换土壤。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一层坚硬的物质，再从外地运未被污染的土壤进行置换。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农田，总共投入3.4亿美元，花费了33年时间，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1500公顷。关于客土的费用，据日本环境省官员向《南方都市报》记者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该记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称，“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 最近国土部公布的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5000万亩”，与罗锡文院士说的2000万公顷即3亿亩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这两者当中，我凭经验相信后者是真的。但中国肯定没财力修复3亿亩受污染的耕地。这次承认的“中重度污染”土地5000万亩，与国土资源部以前承认过的数据，即全国耕地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有很大差距。但我猜想，这次承认的受重金属污染土地数量，就是今后中国当局愿意投入资金修复的数量。按日本每亩投入修复费用18万元人民币计算，共需要9万亿元人民币。 日本是谁污染，谁负责。日本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三井等大型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会按照约定履行修复土壤之责。中国企业大多缺乏社会责任，一旦意识到赔偿巨大，会立即想方设法转移资金，然后以破产方式了结责任，如同那些欠下银行巨债后潜逃的“温跑跑”一样。大型国企本来就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政府偏袒有加，自然更不会承担土壤修复责任。所以，中国政府真要启动土壤修复，一定也是列入政府项目，由纳税人出钱。 政府会投入多少钱呢？以下两个数据或可说明问题。从2001年到2012年，由中央财政安排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从每年23亿元增加到约780亿元，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最近宣布，由中央财政下拨中小河流治理专项资金88亿元，用于支持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项目建设。 中国的GDP总量确实很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政府的债务也很庞大，官方最近承认，全国政府性债务超过20.6万亿，债务率113.41%，这只是里昂证券估算的2012年末数据中的一部分。该估算认为，中国债务总规模（含政府、企业和个人）为107万亿元，即GDP的205%。再考虑到军费、维稳费用的庞大支出，就知道现阶段日本修复土壤的经验离中国有多遥远。 但我还是想说，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存量（如修复土壤、治污）方面，政府即使不能大规模投入，至少也应该在减少环境污染增量方面想办法，例如加大制裁污染的力度，让国内民众对环境污染有足够的知情权，支持民众环境维权，允许环保组织介入民众对企业的污染诉讼，这样才能培养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并逐步改变依靠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105/18236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折射的政治焦虑（二）
就在10月4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向国会提交“中国教科书中有关歪曲韩国历史的内容和韩国政府的应对现状”报告，称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包括朝鲜战争的起因等多处违背史实的陈述。韩国政府计划敦促中方修改。 这一刚冒出来的抗议，说明数年前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并未让这几个国家就此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统一认识。数年前，韩国人申起旭在美国研究东亚史，由他出面在斯坦福大学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割裂的记忆与和解”的历史比较研究项目，邀请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合编历史教科书，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归于一统，消除争议。 据报载，在研究最初头两年，项目组聚焦中日韩美四国和台湾的历史教材，试图寻找五地历史教材对于一段共同历史叙述的差异。这段历史横亘从1931 年到1951年的整整20年，以发生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为起始，以《旧金山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其方法是，项目初始阶段，雇请斯坦福大学母语是中文、日语、韩语的研究生将四地使用率最高的历史教材译成英文，而后确定 “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弹轰炸、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及日本战犯审判这八个标志性事件作为比较内容。 来自三个国家的编写组成员如何就这些历史大事件达成“统一认识”，其细节只有他们自己写回忆录来说明了。这里只说结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最后于2005年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韩国刊行了7万，在日本发行6万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原来对此寄望很高，也居然只发行了11万本。在日韩，这本书是作为一种“副教材”；在中国则是作为“教科书辅助读物”。让有独立政治文化的三个主权国家合编的历史教科书，结果是三国都不想接受。无论斯坦福大学那个项目的资助者是谁，这种事情大概试一次已经足够了。 但中国教育部并未因此降低寻找“国外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内容的不当或错误表述”的热情，继续投入大量资金研究。理由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内容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他国的教科书中，但是他国教科书中“如何讲中国”“为什么这样讲中国”“该怎样讲中国”等诸多问题，却“值得我们大力研究和关注。” 其中作为重点研究的当然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国外中小学有关中国内容的研究》报告完成之时，日本方面在多方抗议之下，已经承认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但在中国看来，日本教科书的“问题”远未解决。该报告引用王宏志的研究《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王分析了日本十多种社会历史教科书，认为各种问题当中最严重的仍然是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问题，如没提731部队在中国的人体试验，对南京大屠杀人数的计算少于中国教科书，没提到日本扶植汪伪政权与济南惨案，等等。这方面问题最多，要求日本改进可以理解， 中国方面应当继续坚持。 有些“问题”就属于中共统一思想的惯性使然，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只提及中国1966年走上独立社会主义道路、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写新中国4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此外，对双方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应该按照中国政府的提法来写，尊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意见。如对1989年的中国政治风波的认识，中日两国存在分歧”——这等于逼着人家去讴歌毛时代那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承认六四屠杀合理。这要求非常过分，因为在此问题上，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与北京政府难以统一认识。即使是中国国民，北京也没法让所有人统一认识。 一般而言，有关历史纠葛太多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分歧在近现代史，不在古代史，但中国却不是这样，非得让日本及时地吸收中共建政后的考古新发现，比如中国历史的起始问题，在古代史上也纠缠不休。中方认为，“日本教科书里，叙述中国历史一般从公元前4000年的彩陶文化讲起，而中国早已将中国历史的起始提前到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还要让日本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观，比如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之类，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日本的教科书里叙述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吐蕃、蒙古、满洲等时，大都称为‘异族’，把他们建立的政权视同外国。” 这一点可说是强加于人。其实“中华民族”这概念是辛亥革命之后才出现的。满清皇室逊位之后，革命党发现“鞑虏”虽被驱除，“华夏族”这个概念无法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纳入版图共襄共和，于是发明了“五族共和”，这五族就是汉、满、蒙、回、藏等五族，维吾尔族还不在其内。到中共统治后演变成56个民族，统统算成“中华民族”的分支。这个概念解决了现实问题，即今天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的政治归属问题，但却无法解释中国自汉唐以来的华夷之辨国族观念，以及历代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一直被视为对历代王朝的“侵略”，在这些战争中，华夏人民一直有激励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宋朝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于谦、史可法等；也有被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如明末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如果硬要用今天这“民族国家”的概念去评价，这些角色的历史定位都得重新改过。中国政府可以逼迫本国青少年不加思考地背诵历史“标准答案”，但力量还未强大到可以迫使他国也采用中共这种“古为今用”的方式去讲述历史。 中国之所以重视周边邻国教科书中与中国有关的解释，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国家如此认定中国的形象。证明中国有关自身形象的描绘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修改国家形象的政治焦虑，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经常陷入关于教科书内容的争议，这种争议还常常演化为外交纠纷。 今后有机会，我还将分析北京为什么如此重视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politic-concerns-eastasia/）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Independence: The Tibetan People’s Right
原载∶《Tibet Through Dissident Chinese Eyes: Essays on Self-Determination》一书 Edited by: Cao Changqing; James Seymour Published by M. E. Sharpe, Inc. (New York, November 1997.)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old opposing views on most issues, often resorting to verbal attacks and tit-for-tat maneuverings. On the Tibet issue, however, the two sides cling to the same notion: both claim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claim that the territory has been a part of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ibet had never been a part of China until it was invaded and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1950s. The Historic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China proper was unified in 221 B.C. Less than a century later, in 127 B.C., the first Tibetan king was crowned. For the next few centuries tribal civil wars plagued Tibe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D., about the period of China’s Tang dynasty, King Songtsen Gampo of Tibet conquered the various tribes, unified Tibet, and expanded its territory. The country became very powerful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ibetan army was strong enough to conquer China’s capital, Chang’an (now Xi’an). Princess Wen Cheng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King Songtsen Gampo—a political maneuver designed to facilitate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At the end of China’s Song dynasty (1279), both Tibet and China were conquered by the Mongol leader Genghis Khan, whose cavalry actually occupied most of Asia. The Mongols established a capital on Chinese territory to rule over some of the conquered lands. The Chinese know this as the Yuan period. As a Buddhist, the emperor Kublai Khan recognized the authority of Grand Lama Phagpa, Tibet’s highest lama, to act as the leading lama for the Yuan dynasty. He was something like a guoshi \[literally, “national instructor”\]. But within Tibet the emperor also gave him political power in addition to his religious role. Therefore the Mongols did not rule Tibet directly. When the Mongol Empire fell, it was replaced in China by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which period Tibet and China had virtually no contact. Thus China’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ibet depends largely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ibet during the subsequent period of Manchu rule, known to Chinese as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us much of the discussion below concerns Sino-Tibetan relations under the Manchus.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ibe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essentially amicable. On four occasions, at the request of the Dalai Lama, the Qing army marched into Tibet to assist the Tibetans in defending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and in repressing rebellions. Each time, after the disputes were settled, the Qing army was immediately recalled back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ibet was invaded by Nepal and England. In 1909, after the death of the Guangxu emperor and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Qing army stormed into Tibet and occupied it. Two years later, in 1911, the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Sun Yat-sen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the Republic. The old Qing army stationed in Tibet split into two warring factions. One faction supported the emperor, the other favored the Republic. Taking advantage of turmoil within the Qing army, the Tibetans organized an uprising and ultimately gained power over the local Qing forces;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en announced Tibet’s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forty years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hrough 1950 Tibet was essentially an independent countr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in 1933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present Fourteenth Dalai Lama it underwent a trans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great effort to incorporate Tibet into China, and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twice sent his special envoys to Lhasa to try to persuade the Tibetans to become subjects of the Republic. The Tibetan leaders, however, never consented to this. A collection of hundreds of documents recently compiled in China, containing nearly five hundre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ang’s government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in Lhasa,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ibet never agreed to be under China’s control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1 In early 1950, immediate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made preparations to conquer Tibet. While a larg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was bearing down on the Tibetan border, the Tibetans sent a delegation to Beijing in an attempt to secure peace. As is described elsewhere in this volume, however, the delegation was finally obliged to sign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Positions of the two Chinese governmen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ibet depends largely on six points: 1\. During the Tang period (618-907), the Tibetan king Songtsen Gampo married Princess Wen Cheng. The princess is said to have wielded tremendous influence over Tibet. 2\.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Tibet was part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under Yuan rule. 3\. During the period of Manchu rule (1644-1911), the Qing army entered Tibet to protect it on several occasions. 4\.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was created by the Qing emperor and was first bestowed on the Fifth Dalai Lama. 5\. During the control of Chiang Kai-shek’s Republican government, Wu Zhongxin, chair of the Committee on Mongolia and Tibet, was sent to Lhasa to confirm the reincarnation and to hos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6\. Tibet had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any other countries.2 All this has been misinterpreted, however, and does not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the Chinese are trying to draw. 1\. The marriage of Tang dynasty Princess Wen Cheng and King Songtsen Gampo was a strategic effort to secure pea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is absurd to base China’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ibet on the fact of this marriage. 2\. Genghis Khan, the Mongol conqueror, occupied most of Eurasia, including China, Tibet, Vietnam, and Korea. The Yuan period is referred to as a Chinese dynasty because the Mongols established a capital on the territory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Han) people, from which it ruled over conquered lands. China argues that Tibet is a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because Tibet was also conquered by the Mongol empire at this time. If military occupation qualifies as a historical claim to ownership, it would best be made by the Mongols, not the Chinese. Furthermore, if the fact that Tibet was once ruled by the Yuan dynasty forms a legal basis for the Chinese to claim sovereignty over Tibet, why have the Chinese never made the same claim to Vietnam, Kore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hat were annexed and ruled over by the Mongols at the same time? 3\. True, the Qing army, at the request of Tibetan authorities, was sent to Tibet four times to help settle internal rebellions and to defeat external invasions. This alone, however, does not support the Chinese claim to ownership of Tibet. If it d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gained sovereign rights to Kuwait after its intervention in defense of Kuwait against Iraq. Similarly,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laim rights over Haiti because it assisted Haiti in restoring democracy. 4\. It is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to say that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was created by the Qing emperor. This point is even acknowledged in the book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 by Ya Hanzhang, a leading Beijing scholar on Tibet. Ya admits that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was not created by the Qing emperor, but in fact had been first bestowed upon Sonam Gyatso, a religious leader of Tibet, by the Mongol ruler Altan Khan, during the time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Ming dynasty.3 Actually Dalai is Mongolian for “sea.” Lama is Tibetan for “wise master.” The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prior to Sonam Gyatso were identified posthumously as the First and Second Dalai Lama. Sonam Gyatso is identified as the Third Dalai Lama. From then on,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has been used. It is true that a Qing emperor once conferred on the fifth Dalai Lama a twenty-four-word title, which included the words “Dalai Lama.” But in those days the Dalai Lama also gave the emperor many titles.4 This custom of giving titles was a gesture of goodwill and is not evidence of any subordination. 5\. Both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claim that a representative from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Wu Zhongxin, was sent to Lhasa to confirm the reincarnation and to preside over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s enthronement ceremony in 1939. They treat this as proof that Tibet is a part of China. However, the telegrams between Wu and the Chiang government5 clearly indicate that Tibet was merely making a face-saving gesture for Chiang’s government by permitting Wu to attend the reincarnation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remony. Wu had no power in the choosing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Similarly Ya Hanzhang wrote in his book,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 that “The so-called observation was merely to enable Chiang’s government to save face. In reality, there was no veto power.”6 An argument arose during the enthronement ceremony when Wu was given an ordinary seat. The issue was resolved when the Tibetans finally agreed to seat Wu in the area normally reserved for foreign ambassadors. Ya wrote, “About the seating issue, it was merely to regain face for Chiang’s government. This was to show that Wu’s position was at least on a par with that of ambassadors.”7 Although Wu did not host the enthronement, the Guomindang newspaper printed a photograph of the Dalai Lama with Wu as evidence that Wu had hosted the ceremony. However, in a speech by Ngapo Ngawang Jigme,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ublished in Tibet Daily in 1989, it was stated that the photograph had been taken when Wu went to pay a visit to the Dalai Lama in his bedroom, not at the enthronement ceremony at all.8 Furthermore, two of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Lhasa and Chongqing during this period clearly demonstrate Wu’s secondary role. The first, “official letter No. 439,” was a telegram from Dong Xianguang, the deputy minister of Chiang’s Propaganda Department, to Wu Zhongxin in Lhasa, informing Wu that the Associated Press wanted a photograph of the Dalai Lama at the ceremony.9 Wu replied with the second document, a telegram saying that because the ceremony had taken place in the morning, it had not been possible to take pictures. Instead, he responded that he would send pictures of other events.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if Wu had been host,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pictures of the ceremony. 6\. That Tibet had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depended on the Qing army to secure its peace was because Tibet was a theocracy. Tibet and China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mainl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dynamics of this relationship was based on a “patron-priest” relationship. The Qing emperor was the patron. He gave military assistance as well as money and gifts to the Dalai Lama. This helped the Dalai Lama not only to asser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wer in Tibet but to become the highest religious leader of the Qing Empire. In return, the Dalai Lama helped the Qing dynasty to maintain stability by using his religious influence in many countries, such as Mongolia, Korea, Vietnam, and Burma. Tibet and China had a cooperativ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his relationship was simila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aly and the Vatican. Although the Vatican happens to be located on the Italian peninsula, it is not a province of Italy; in fact it does not belong to Italy at all. If the Vatican were attacked and the Swiss Guards could not handle the situation, the pope would presumably request that the Italian police or army come to its assistance. But the Vatican would not come under Italy’s sovereignty as a result of any such military intervention. One might also say that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were analogou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ast Asian village and a temple on a nearby mountain. The head of this village and many villagers are Buddhists; they look to the lama at the temple as a spiritual leader. The head of the village does not have power to handle temple matters. But if robbers invade the temple, or if the young monks rebel, the village head would respond to the lama’s requests for help and would send his gendarmes to the temple. Then, after order has been restored, the gendarmes would leave the temple. In normal times, as a patron, the village provides food to the temple. The temple does not maintain its own armed forces, because Buddhism advocates nonviolence. In emergencies, the temple can ask the village head to send armies for protection. For the village head, it is good politics to oblige. He gains support from his Buddhist villagers by showing respect and support for the lama. The temple does not need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as it has never belonged to the vill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ma and the village head is to the advantage of all. Any severing of the relationship would be initiated by the village head, not by the lama. This could happen if, for example, the temple were in trouble and the village head refused to help or actually intended to take over the temple. The temple survives on spiritual power, not by the service of an army. If the village head does not believe in religion and wants to occupy the temple forcibly or even to transform the Buddhists socially, then the temple would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wave a white flag and surrender. Thus, because of the special nature of Tibet as a theocracy and its patron-priest relations with China, it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n a unique way, for it did not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But such relations are a trivial issue. It often happens that two nations do no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Sometimes its absence has to do with questions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but usually it does not.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uba, but that does not affect Cuba’s right to have its own nation-state. Therefore we cannot say that because Tibet did not have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thereby lost its national sovereignty. Other examples show that Tibet was not subordinate to China. In 1652, the Qing Shunzhi emperor invited the Fifth Dalai Lama for a friendly visit to China. According to Ya, in preparation for the Dalai Lama’s visit to Beijing, the Qing emperor discussed with his ministers the formalities of welcoming the Dalai Lama. The Manchu ministers urged the emperor to welcome the Dalai Lama personally i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because the Dalai Lama was a state master. It was thought that this gesture would ensure the allegiance of Mongolia, which was predominately Buddhist. But the Han ministers believed that the “emperor is the leader of all countries” and to go out of the city to welcome the Dalai Lama personally would be beneath the emperor’s dignity. Finally the Shunzhi emperor came up with a solution. He went out of town conducting what was billed as a hunting expedition and just “happened” to encounter the Fifth Dalai Lama.11 Actually, in all of Chinese history no emperor ever left the city to welcome a person under his authority. Even during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face of visits by envoys from the then powerful England, the emperor insisted that the envoys worship the emperor by kneeling. Also in Ya’s book, there are prints of two mural paintings depicting the Shunzhi Emperor with the Fifth Dalai Lama, and the Empress Dowager Ci Xi with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each pair sitting side by side. Far from being treated as a subordinate, the Dalai Lamas received these special courtesies. Had Tibet been subordinate to the Qing dynasty it would have been incumbent, like other provinces and affiliated countries under the Qing rule, to pay tribute to the emperor. History does not record such a relationship. On the contrary, Qing officials frequently presented gifts to Tibet because the Qing government respected the Dalai Lama as a spiritual leader and acknowledged Buddh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This friendly relationship lasted almost 260 years—through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us, with the minor exception that Tibet did not have formal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it has had all the n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a sovereign nation-state. For example, Tibet has had (1) its own culture, language, and customs; (2) an established method of selecting its head of state (the Dalai Lama); (3) its own government (though it is now in exile); (4) its own capital, Lhasa; (5) its own laws enacted by the Tibetans themselves; (6) its own tax system, printing and issuing its own currency, as well as administering its own finances; (7) its own army; (8) natural (geographic) borders between Tibet and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9) its own unique and discrete history. Tibet Today Though both have had much to say on the subject, neither the authorities in Taiwan nor tho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pear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ibet. Most Chinese people’s knowledge of Tibetan history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Because the two Chinese governments consistently claim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Tibet as the independent country that it was are rarely published in either place. Inde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volume,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in Taiwan, was the first such work. What most Chinese have read about Tibe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ctober 199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Tibet: Its Ownership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he so-called White Paper on Tibet. This report followed the dictate of Deng Xiaoping, who had said that “essentially Tibet is part of China. This is the criterion for judging right or wrong.”12 These words are outrageous. Alas, Deng’s words expressed the thoughts of many Chinese. People have maintained this belief despite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ibet’s history, a lack of re search on Tibet’s current condition, and a lack of knowledge of Tibetan and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Instead, the Chinese have held to their beliefs and have blocked out the Tibetans’ voices. Although respect for history is a basic starting point in discussing the Tibet issue,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e understand the Tibetan people’s current plight and respect their wishes. We can judge the current Tibet condition by as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o the Tibetans enjoy basic political rights? Is their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protected? Are they becoming more prosperous, or are they instead suffering from poverty? Is religious freedom respected, or is it trampled on? Is Tibet’s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ed or have they been damaged? Do Chinese treat Tibetans with respect or do they discriminate against them? A mere glimpse of Tibet’s current situation will reveal the atrociti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The Tibetans are completely deprived of their right to vote, as is the case with all Chinese. There is not one level of government that represent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regional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holds the highest power in Tibet. From the 1959 “suppression of the rebellion” to the present, none of the seven secretaries of this committee has been Tibetan. Tibet, like the rest of the PRC, does not have political freedom. The Chinese military represses any form of opposition.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the Chinese army stationed in Tibet, eighty-seven thousand Tibetans were killed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1959 rebellion.13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of the late Tenth Panchen Lama, who was once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10 to 15 percent of Tibetans were imprisoned, and of those imprisoned, 40 percent died as a. result.14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between 1987 and 1992 there were more than 150 occasions in Lhasa when Tibetans were repressed during demonstrations.15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was the spring of 1989 (two months before the Beijing massacr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rchestrated a massive repression in Lhasa and proclaimed martial law. Tang Daxian, a Chinese journalist with the Beijing Youth Journal, who was in Lhasa at the time,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abroad based on his own observations and the evidence he collected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his figures, about four hundred Tibetans were massacred, roughly one thousand were injured, and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were arrested. 16 In a speech at Yale University the Dalai Lama said that 1.2 million Tibetans had died of starvation or persecution during the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in Tibet.17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has compiled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between 1949 and 1979, 170,000 Tibetans died while imprisoned; 160,000 received capital sentence; 430,000 were killed in armed clashes with the Chinese; 340,000 died of starvation; 100,000 either committed suicide or were killed in “political struggles.” 18 If these figures are correct, it means that the total deaths equaled one-sixth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Greater Tibet.19 The Tibetans are also deprived of their right to own proper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mpelled the Tibet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 process that left Tibetans more impoverished than ever. In 1980 Hu Yaobang, the Party head who best understood Tibet, conducted an inspection mission to the region.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overty he encountered, Hu later asked (in a meeting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Has a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id been thrown into the Yalong Zangbu River?” Ren Ro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was expelled from his post and was succeeded by Yin Fatang, who soon admitted that Tibet was suffering from “extreme poverty.”20 Hu Yaobang proclaimed that Tibet must return to the level of living standards that had been achieved before the Communists had ouste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1959.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Tibet’s standard of living has risen somewhat, compared to the conditions Hu witnessed in 1980. According to thos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region, however, the wealthier people in Tibet are predominantly Chinese. Because business and other activities depend on person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since it is the Chinese who have such connections, Tibetans have difficulty competing. It is reported that, in the main shopping area of Bakhor, Chinese shop owners far outnumber Tibetans. Even worse than economic deprivation has been religious persecution.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compiled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as of 1979, of the original 6,259 Tibetan monasteries, the majority had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only eight monasteries remained largely intact. Of the original 590,000 monks, 110,000 had been persecuted or killed, and 250,000 were forced to resume secular life.21 Today, religious persecution is not so pervasive as before, but the Tibetans still do not enjoy religious freedom. All Tibetan monasteries and monks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nd the Religion Committees. Rigid rules have been laid down governing who can become a monk: “Anyone eighteen or over who loves China and loves the Communist Party (can enter the order). His parents must consent. After entering a monastery, he must learn Marxism and realize that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are opposing worldviews.” Monks express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se controls, particularly Tibetans who advocate independence, are often arrested. According to formerly imprisoned Tibetans, to compel confessions the Chinese use various forms of torture, such as electric batons, gun butts, and steel rods. They also use cigarette butts to cause burns and dogs that are trained to bite. “There are thirty-three methods of torture used in Tibet,” according to a former security bureau officer who had been stationed in Tibet and who is now in exile in the West.22 Even for a Chinese who has not lived in Tibet, one who has liv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can well imagine China’s repressive practices. But the Tibetans have had to endure something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t. While under the despotic rule of the Communists, the Tibetans have suffer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n essay that appears elsewhere in this volume, Wei Jingsheng, one of the best-known Chinese dissidents, writes that, although his parents had never met any Tibetans, when they learned that his girlfriend was a Tibetan, they oppose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hreatened to disown him. His father opposed their relationship because he thought Tibetans were “half human and half animal.”23 This type of thinking is the result of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Unification or Human Freedom? The Chinese have many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preserving a Greater China is paramount and thus to oppose Tibetan independence. One of the excuses is that, if Tibet were to become independent,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would follow Tibet’s example,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China’s territorial mass. No one wants to assume that responsibility. But what should really b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our thinking on this subject, the nation or the individual? What is more important, unification of the empire or individual freedom? Let us compare two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The first would be the resurrection today of Vladimir Lenin and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y using military force, Lenin would revive communism, unify all the .fifteen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nd reestablish the USSR. All the people in the USSR would be subjugated, but the country would be unified. The second scenario would be for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 remain disintegrated as fifteen independent countries. The Soviet Union would no longer exist, but the people would have freedom. Which situation would the people choose? Actually we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The people of the former USSR chose the latter course. Why do the Chinese stubbornly insist on unification, even when the result is an inability to exercise their will freely? Concepts of boundary and nation are not ultimate values. Amo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1975 Helsinki Accord (officially, the Final Act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was one that permitted changes to nation-state boundarie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The spirit of the accord is that boundaries are not necessarily permanent. Individual freedom and wishes outweigh any concerns of boundaries. This is a simple principle. Boundaries, a nation’s form, and its social system are all human constructs. Their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purpose are freedom and dignity. When boundaries or social systems are not harmonious with the people’s needs or are contrary to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it is better to change them than to twist people’s “needs” to suit some nationalistic imperative. Those who worry about the domino effect—i.e., the theory that if Tibet becomes independent, then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will also seek independence often ask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other twenty-nine provinces all wanted to become independent. But the conditions do not exist for this. The problem with this theoretical problem is its impossibility. Before people declare independence, certain conditions must exist. For example, they must have a distinct ethnicity or culture, or at least a common history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state, which the majority is seeking to reestablish. Normally there is a rational basis for seeking independence. For example, when the USSR split into the present fifteen states, Russia’s population and size exceeded that of the other fourteen nation-states. But there is no talk of splitting Russia proper into even smaller nations. (Chechnia comprise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thnic group.)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Russians are mostly of the same ethnicity, share the same culture, and over the p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 have no history of splitting up. More to the point, virtually all Russians wish to remain united as one country. Only when they attempt to subjugate other nationalities, such as the Chechens, is there trouble. Similarly, the Japanese once established Manchukuo in Northeastern China. Yet the people in those three provinces do not ask for independence. The fear of the domino effect is comparable to the fear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lets in one refugee from China, then all the 1.2 billion Chinese will want to come. People who create such straw men—use foolish, unrealistic assumptions—are in effect depriving the weak and the oppressed of certain rights. Placing more importance on matters of nationalism than o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dignity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The entir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our history has emphasized collective values, such as nationalism, collective society, and imperial rule, over individual freedom. The core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ir followers established, can be summed up as subord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will to the collective will. Many well-know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recent history, including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Chen Duxiu, Zhang Taiyan, and Liang Shuming, have urged reforms to make China a strong country, but rarely did they menti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freedoms. Even Yan Fu, the translator of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who wanted to introduce the Chinese to Western philosophies of freedom and liberty, viewed these theories merely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a more powerful nation, and not as a goal in themselves. In the nearly half-century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national values have been given even more emphasis. Through intense and systematic exposure to this line of nationalism,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brainwashed. It is evident from the democracy movements in recent years that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had been the dominant themes. For example, whether it is the April 5 (1976) movement or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the inevitable theme at Tiananmen Square has always been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The Tiananmen student leaders pleaded for the government’s recognition of the movement as “patriotic.” We hardly heard any appeal for individualism. This thinking is not limited to liberals. As China has grown economically,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introduced the doctrine of “neo-authoritarianism.” The essence of this doctrine is still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that is, national interest takes precedence over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collective order is still more important than individual freedom. Ironically, in spite of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believing that a powerful nation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China is still weak.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the Chinese, particul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transposed the value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national strength. The result is that the people are not free, nor is the nation powerful. Who should decide Tibet’s future? Some say that whether or not Tibet should be independent is up to the Chinese rather than to the Tibetans themselves. But is it right for this decision to be left to the Chinese? Then there are others who do allow that the decision should be left to both the Tibetans and the Chinese. But this would also deny the Tibetans of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billion Chinese and only six million Tibetans. I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id not increase and the Tibetan population were to rise at 3 percent annually (the highest rate worldwide), it would still take fifteen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Tibetans reached the same population as the Chinese. Thus Tibetans would essentially be deprived of a voice in this matter. On the Tibet issue, the meaning of “respecting the majority’s will” has to mean respecting the major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s will. However, independence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just a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strength are not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The most important requirement is respect for the Tibetan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t should not matter to the Chinese whether they choose self-rule or unification with China. In 1993 Puerto Rico held a national vote on whether it should become the fifty-fir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ase exemplifies a respect for the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Whether or not Puerto Rico should be unifi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 up to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not the Americans in the fifty states. If this decision had been placed in the hands of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ts population of 250 million, Puerto Rico, with a population of 3 million, would have in effect been deprived of its right to determine its own destiny.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did not interfere but respected the wishes of the Puerto Rican peopie.24 According to U.S. law, however, if the majority of Puerto Ricans had chosen to become the fifty-fir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till could not automatically do so; such a step would have to be approved by the U.S. Congress. In other words, if Puerto Rico wanted independence, only a vote for independence by the majority of Puerto Ricans is needed; if Puerto Rico wanted to become the fifty-first state, a majority vot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needed. This is similar to good family relations. For example, if one spouse requests a divorce, the court hears the dispute and may grant the divorce decree. A consensus from both parties is not needed. But if one spouse does not want the divorce and seeks to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that spouse must have the consent of the other spouse. Divorce requires only one party, whereas marriage requires the consent of both parties. For another example, consider a large family with many brothers. If one brother wants to move out, the decision is his alone. But if the same brother wants to return to the family home, the majority of the brothers in the house must approve. Tibet and the Security of China Some Chinese “realists” stress that were Tibet to become independent this would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China and India have fought border wars. Located astride the Himalayas, they often eye each other warily. “Realists” argue that India’s army would penetrate an independent Tibet and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China because there would be no buffer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This assumption not only ignores the will and wishes of the Tibetans but also overlooks their tradition of peace. In recent history Tibet has suffered attacks from foreign forc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Qing dynasty and the British. The Tibetans are now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at is the basis for assuming that the Indian army would conquer Tibet? Tibet’s exiled government and more than 100,000 Tibetan refugees have already lived in India for thirty-seven years; although they are on Indian territory, the Indians let the Tibetans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The exiled government and the Tibetan community have always enjoyed India’s respect and noninterference. During a speech to the U.S. Congress in 1987, the Dalai Lama set forth a “Five-point Peace Plan” concerning the Tibet issue.25 One of the points called for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Tibet as well as for Tibet to be recognized as an environmentally protected region. If Tibet became a demilitarized region this would benefit the security of both China and India because if either India or China attempted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he other, they would first have to go through Tibet. Not only would this be opposed by the Tibetans, but it would als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It would not be as it is now, where China and India can start fighting at any time precisely because Tibet is not a buffer zone. How a demilitarized Tibet could led by the Dalai Lama,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and advocate of nonviolence, threaten either country? Can Tibet Survive without China’s “Help”? In discussing Tibet, many Chinese also stress a poin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ften reiterated, namely, that Tibet used to have a system of slavery and was poor and backward. Through economic aid from China, Tibet’s standard of living has risen. This point was also noted in the White Paper on Tibet’s human right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ve that “without the Communists, there would be no new Tibet.” What is the truth? First, the accuracy of the figures used in the White Paper are in question. As of now, China does not have freedom of the press. If the figures are not subject to independent auditing and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llow room for dispute, how reliable can such figures be? Even if all of them are accurate, after forty-seven years could a nation not have made some improvements? Who can be sure that Tibet would not be better off if China had not intervened? Second, although no one denies that Tibet’s earlier system of serfdom was backward, is military intervention permitted to force reform in other nations? Third, can we really say that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Communists there would be no “new” Tibet? The reality of this painful past half-century tells us that just as Communist rule has brought great suffering to the Chinese people, so it was with the Tibetans. Furthermore, the belief that Tibet cannot survive without China’s aid is based on prejudice and belittle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Tibetans; it is condescending as well. The Tibetans in India have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y also have a constitution that was voted on by the exiled Tibetans.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Robert Thurman, professor of Indo-Tibetan studi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stated: “His Holiness reconstructed a viable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preserving the culture of Tibet. He held the Tibetan people together in exile and gave them hope during the very severe, even genocidal, oppression in their homeland. He is also the first leader of Tibet to become a world leader, even without \[direct access to\] a political base—just on his moral force.”26 The exiled Tibetans now live under India’s roof; yet, eve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prosperous, and democratic society. Would they lose this ability if Tibet became independent? Some argue that because Tibet has not industrialized, Chinese aid will be necessary for the region to develop. However, the people of Mongolia are herdsmen and had little industry, and ye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It is true that they used to receive Soviet aid, but they did not have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USSR to receive it. With the fall of the USSR, Mongolia is no longer communist, and the people not only are free but have grown more prosperous than ever.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or race, as long as a people have freedom, they can achieve greatness. Tha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point, and the Chinese should not hold on to the communist notion that communism is everyone’s savior.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s for resolving the Tibet question are respect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ypes of social systems do not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ights. In this spirit we must respect Tibet’s right to freedom. The Tibetans have the right to define their own nation, adopt their own culture and way of life, select their own social system, and elect their own leader. All these matters are for the Tibetans to work out, not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have always stressed nationalism. Tibet is also a case where nationalism is appropriate. We Chinese, with our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one billion, can take little pride in having intimidated the weaker Tibetans.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particular should feel ashamed that they have remained silent or even chimed in with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in the face of this oppress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ina has been threatened and humiliated by foreign forces. China is now threatening and humiliating a weaker nationality. This will prove to be a shameful page in China’s history, particularly in the Han people’s history. I call on my fellow Chinese to repent. There will be a time in the future when these crimes are judged. Notes 1\. China’s Center for Tibetology and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comps., A Collection of the Documents of the Funeral Ceremony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and the Enthronement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Shisan shi dalai yuanji zhiji he shisi shi dalai zhuanshi zuochuang dang’an xuanbian) (Beijing: China’s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1990). Hereafter, Collection. 2\. Tibet-Its Ownership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 (Beijing: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1992). Hereafter, White Paper. 3\. Ya Hanzhang,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p. 21. 4\. Ya, Biographies, p. 21. 5\. Collection. 6\. Ya, Biographies, p. 329. 7\. Ibid., p. 330. 8\. Tibet Daily, August 27, 1989. 9\. Collection, Official letter No. 439. 10\. Ibid., Official letter No. 441. 11\. Ya, Biographies, p. 34. 12\. White Paper. 13\. John F. 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Chinese edition) (Taiwan: Huiju Publishing House, 1991), p. 134. In 1962 a Tibetan guerrilla army attacked the Chinese army on the road from Xinjiang to Lhasa, killing the commanding officer and some official advisers. They also captured a book, Bas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Tibet Condition Education, written by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ibet Military Region. The book says: “Between March and October in 1959, \[the Chinese army\] wiped out eighty-seven thousand Tibetan rebels.” 14\. Daniel Southerland,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y 17, 1994. 1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Department of New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e Truth about Tibet (Chinese edition), 1993 ed., p. 20. 16\. Tang Daxian, Report of the Lhasa Event in 1989, in Democracy in China \[U.S.\] (August 1991), p. 33. 17\. The Dalai Lama’s speech at Yale University, October 9, 1991, published by Democracy in China \[Tokyo\] (September 1993). 18\. The Truth about Tibet, p. 19. 19\. According to the White Paper, the fourth census of China in 1990 put the Tibetan population at 4,590,000.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the Chinese scholar Huan Xiang, published in Beijing Comment (February 1988), “Tibet has six million people; one-third liv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others live in other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s The Truth of Tibet,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Greater Tibet is six million. 20\. The article by Yin Fatang, Red Flag, no. 8 (1983). 21\. This was confirmed by the Tenth Panchen Lama in 1988. During a meeting of China’s Center of Tibetology in Beijing, he said, “All the monasteries where Tibetans live have been destroyed. The remaining seven or eight are not totally intact.” 22\. The Truth about Tibet, p. 21. 23\. Wei Jingsheng, “A Letter to Deng Xiaoping,” Beijing Spring \[New York\] (1994), p.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in the present volume.-Eds.\] 24\. The result of the citizens’ vote was that the majority in Puerto Rico wanted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as a commonwealth, and become neither independent nor a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25\. The Dalai Lama, “Five-point Peace Plan for Resolving the Tibet Problem,” Democracy in China \[Japan\] (June 1994), p. 33. 26\. Claudia Dreifus, “Interview with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8, 1993, p. 52. Comment(s): “Cao Changqing and James Seymour’s initiative in compiling the thoughts and word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issue of Tibet is a compelling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assessment of its attitude to the issue of Tibet.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contribute towards changing the overall Chinese public’s attitude to the issue of Tibet an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Tibetan people, who are neither anti-Chinese or anti-China, but rather anti-oppression.”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eview(s): “Candid, informative, authoritative, and an invaluable window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an aging communist leadership. ... Tibet Through Dissident Chinese Eyes is highly recommended reading for Chinese studies, Tibetan studies, and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 The Midwest Book Review “A rare glimpse into some of the most dissident views on Tibet among high-profi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 Of scholarly interest to all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 It will very likely be remembered as capturing an important moment in the long road to peac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原载∶http://www.mesharpe.com/mall/resultsa.asp?Title=Tibet+Through+Dissident+Chinese+Eyes%3A+Essays+on+Self-Determination 2013-1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BBC 采访何清涟：《盛世危言：美国政治是否遇到了陷阱》
1997年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在中国出版后立即成为非小说类畅销书，书中对中国经济改革弊端的分析和看法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何清涟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危险作出预言，诸如国有资产流失，腐败官僚借改革巧取豪夺，社会分配不公，农民丧失土地的社会危险…… 这本被称为“盛世危言”的书后来在中国被禁。 有人说何清涟关于中国经济陷阱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但也有批评说《陷阱》一书对中国的批评不够全面，对中国发展评价过于悲观。无论如何，1997年后的20多年里，中国GDP规模已经从当年位居意大利之后世界第七的位置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直追美国。 现在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急转直下，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作最危险的长期对手。何清涟至今也流亡美国近20年。 时过境迁，中国经济发展绕过“陷阱”了吗，美国政治发展是否遭遇了政治陷阱？BBC中文网记者蒙克采访了《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请她谈了现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和美国大选后的政治分裂。 蒙克：您当初在《陷阱》一书里提出权力市场化的概念，20年后用这个这个概念分析中国的问题是否仍然有效？马云的蚂蚁金融上市及其争议，是否也可以用此概念工具来分析？ 何清涟答：权力市场化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只是在中国与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二者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国家主要表现为权力（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在中国还多了一条：资源的分配。 20年前，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与现在一样，大类仍然是硬资源（与软资源，硬资源没有大变化，主要是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等；但软资源则与时俱进，随着经济领域的不断向纵深拓展，政府政策的管制也不断加深（政府称之为完善）。因此，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虽然范畴仍然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但形式上却表现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马云曾在一个讲话中，形容传统银行是“当铺”，未来金融应该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这件事情本身就深犯中国政府之忌讳，一则是互联网时代，掌握信息是控制力的根本，蚂蚁金服掌控巨量用户数据，而这些数据除非特别要求，平时不会被政府方面直接获得。二则是以往民间金融发展，比如P2P等形式，最后都造成金融风险，让中国政府疲于应付。三则是美国政府面对高科技公司的无力状态，中国政府不仅关注到这一点，而且还有意利用。 可以总结为：马云蚂蚁金服事件，是中国政府在大数据时代处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的一个样本。 蒙克：怎么看评论认为，蚂蚁金服背后的方方面面的资本力量，隐性股东等，本身就已经是市场化的权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中，也有能左右舆论的影响力，甚至同政治权力勾兑的影响力，马云外滩金融论坛高姿态讲话的底气，被认为是自恃背后有某种权力撑腰。 既然权力市场化是一种弊病，是不是比较合理的状态就是市场决定政治权力，即西方市场经济民主的模式？假如蚂蚁金服这次打败了监管，是不是算作从权力市场化，向市场决定权力的理想状态过渡的一个插曲？ 何清涟：有人猜测是他背后的政治靠山希望借机牟利，让他出面说话做事，推动蚂蚁集团上市。这点因素我相信存在。马云背后的政治势力，据《纽约时报》2014年7月的文章指出，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孙，这种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远远超过吴小晖、王健林，甚至比超级白手套肖建华的更广泛。但是，我在读过马云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的演讲全文之后，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对如今世界经济大势也有独到的判断（也许还比较模糊）。他结尾那段对绿色经济的假设性质疑，实际上是否定了绿色经济这条欧洲与各国左派还死抱着的伪创新经济路线，想在互联网金融这块尚未被深度开垦的莽荒之地做点事情。 但他不可能打败监管，乃因马云的电商行业至少牵涉到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三方面，可以说占了金融监管的重点领域约一半。 西方也不是市场决定权力，只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更复杂一些，而且相对平等一些，但也不能称之为理想状态。资本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甚至灰色的途径介入政治。今年美国大选展示了高科技资本有足够的能力从各个层面介入大选这一能力与愿望。这一事实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警惕：高科技企业的优势一是资本，二是信息的传播与垄断权，远比传统的金融资本更难纳入监管的范围。 记者：按你的分析方法， 这次空前分裂和对立的美国大选如何表现了美国社会的资本和权力的关系，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里面如何定位，或特朗普代表的势力是什么？ 何清涟答：全球主义者总将川普称为反全球化者，甚至也将英国退欧归于这一类，其实不对。当今之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离开全球化孤立生存，无论是美国川普政府还是退欧的英国，他们一直保持与世界的密切关系，但他们与欧盟的全球主义及左翼的全球主义有一点本质区别，他们是提倡国家主权的全球主义，英国退欧的理由很清楚，一是要恢复英国的国家主权，二是反对无限制的移民（非法移民）。美国则提倡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这口号没有错，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领袖都会主张本国利益优先，比如中国政府就是赤裸裸的国家主义，甚至要求西方国家尊重其核心利益——中共永久性的执政权。为什么世界所有国家可以这样主张，也从无人批评中国的国家主义，却只有美国不可以？那是因为二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一直为世界提供维护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联合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认为这是美国必须背负的永恒义务。当川普向北约提出各国要按约定出军费，并在联合国相继退群，各国自然很多批评，而且都希望川普连任失败，原来的美国再度回来。 在奥巴马之前，民主党的基本盘其实包括美国的制造业工人，美国工会至今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大多数工会会员不再是了。民主党的基本盘现在由“无、知、少、女”组成。现在，知识群体（媒体业与教育系统）因严重左倾其中大多数支持民主党，“无”完全成了福利族而非低薪工作阶层，“少”囊括的三个“少”，非裔的三分之二、拉丁裔的一半以上；性少数群体中的多数；青少年当中的信仰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基本成了一个社会边缘化群体和科技、金融大佬结合、知识群体（60%左右）结合起来的一个党，而共和党则成了一个由尊重法律与秩序的中产阶层、中小企业主、制造业工人组成的党。 现阶段，美国民主党的选民结构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科技、金融精英等巨富为顶端，他们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大学、研究机构的左派知识人为中端，主体是国家财政供养的教育产业从业者与工会上层、警察之外的公务员群体；各类社会边缘人群为庞大的底端，只需要福利，以及现在从事街头活动的金钱。这个党现在不需要用政策来吸引美国的选民，以意识形态与金钱作为主要动员力。近30年来美国严重左倾的教育（从K12到大学）培养出一代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将成为民主党未来的票仓。 马云与中共一样，对外扩张时，肯定是全球主义者；但在捍卫中国利益时，就是国家主义者。中国人大多数都是这一类型。 记者：关于美国优先，中国国家主义，存在不同看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被称为美国民族主义，偏离了过去同盟国的协调关系，因此遭到欧美阵营内部的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不是没有受到欧美舆论指责，比如关于政治制度和地缘利益方面核心利益的提法。但从中国角度看，这些属于国家主权范畴，而且是大国应有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地缘利益仍然局限在周边地区，而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维护自己的和盟友的利益，这点在特朗普时期也没有变。 何清涟：从民族构成来看，美国根本就没有一个民族，只有种族之分，由于移民近20年急剧增长，早就从Melting Pot变成Salad Bowl，各种族平行存在，内部只有种族诉求，因此用美国民族主义来称呼川普的让美国优先，还不如用国家主义更妥当。 川普上任以后，调整了与同盟国的关系，欧盟各国内部压力增大，这种压力来自于中东穆斯林移民急剧增长，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对国内安全与经济发展都有极大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很大好处。因为依赖容易养成惰性，一旦不能依赖或者减少依赖，各国的求生能力甚至创新能力就会迸发出来。目前欧洲三大国当中，德国经济从去年开始下降，在默克尔任期内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法国、英国就都有自己的应对。 法国从两方面开始考虑法国的复兴。今年8月31日，法国政府宣布确定5大产业实施“减少对外依赖，战略工业回流”计划，法国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1000亿欧元（约1610亿新元）的经济振兴计划，为了重振法国的“工业主权”，政府即将出炉的1000亿欧元振兴计划，其中划出400亿欧元支持法国工业，这其中包含从2021年1月1日起，企业生产各类税务减免的100亿欧元。法国政府已联手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向“所有提出战略工业回流的企业开放补助金申请通道”——这个计划刚出来时，人们戏称这是摹仿川普的“让法国重新伟大”计划。最近因几起密集的斩首恐怖事件，马克龙也终于忍无可忍，因应民众的安全要求，批评了“伊斯兰主义”，因为前面没有冠以“极端”二字，引发了不少伊斯兰国家的反对。但是法国已经成功地将反伊斯兰主义这个话题推向欧盟内部，马克龙11月10日在巴黎跟奥地利总理库茨会面，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荷兰首相吕特、欧盟常任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及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召开视像会议，讨论恐怖威胁问题。虽然这只是小型欧盟峰会，但意义重大，因为峰会非正式，欧盟首度正式将恐袭威胁指向移民，而且矛头直指伊斯兰主义。 英国现在因疫情困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复苏难题，只能继续采用持续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最近英国央行将会宣布加码购债1000亿英镑，使资产购买总规模增加至8450亿英镑。在财政政策方面，英国政府表示将延长对休假员工的财政援助计划，以确保暂时失业的工人能拿到80%的工资。但是，即使如此困难，英国最近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未来4年英国将增加241亿英镑国防开支，这是英国政府30年来最大幅度的军费上调。这说明英国现政府有点危机意识。 记者：你前面提到的美国的“共产主义青年”是否该加引号？毕竟在美国政治光谱里的左翼，或中文里的“白左”跟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有根本不同，他们不可能有相同的经济和政治主张，诸如生产资料公有制，阶级专政之类的内容。 何清涟：我其实经常使用的是“社会主义青年”。2016年美国大选中，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横空出世，而且赢得众多年轻选民的追捧，与欧洲青年普遍左倾一样，美国青年的思想也偏左。2018年11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YouGov发布一项调查，该调查共询问了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让他们回答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根据调查，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40%）的人。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 这些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其本集中在民主党。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桑德斯于2016年之后，利用北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正了名。因为有三个条件此时已经具备：1、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美国青年根本不知道苏联与毛的中国曾是社会主义正宗，也不了解这两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人间悲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北欧一家。2、桑德斯率领社会民主主义集体加入了民主党，并成功导致民主党整体左转，终于有了一个政治基地；3、民主党保护非法移民、容纳异质宗教的多元化与福利政策，成为培植社会主义的合适温床。 桑德斯于2016年之后，利用北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正了名。因为有三个条件此时已经具备：1、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美国青年根本不知道苏联与毛的中国曾是社会主义正宗，也不了解这两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人间悲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北欧一家。2、桑德斯率领社会民主主义集体加入了民主党，并成功导致民主党整体左转，终于有了一个政治基地；3、民主党保护非法移民、容纳异质宗教的多元化与福利政策，成为培植社会主义的合适温床。 你谈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女议员AOC的绿色计划与其相距一步之遥，这也是拜登为什么不能全部拿出来竞选的原因。但到后来，因为美国2020年的选举不需要用政策吸引选民，主要依靠邮寄选票与多米尼系统，拜登也就越来越向左倾。 最后我要说一句话：贵国的进步派们痛恨美国的川普与川普主义，但在学习美国民主党的步子上，还是适当放慢速度，这对贵国有好处。（本段话在采访发表时删去） （原采访链接：2020年11月2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5121422）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左倾导致的《纽约时报》大丑闻
新闻记者由於采访时间仓促或调查障碍，有时报道出错，往往被视为“诚实的错误”，媒体一般给记者“诚实犯错的空间”。但像《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在四年多的记者生涯中编造众多假新闻的现象则是罕见的。该报11日刊出长达四个整版的“认错报道”，揭示该事件始末，并表示这个事件导致拥有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处於低点；该报发行人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丢脸的事”。 《纽约时报》的长篇认错文章说，布莱尔仅过去10个月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73篇报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造假、抄袭等问题。很多所谓“现场采访”，是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住处编造的。这个事件成为目前美国新闻界的重大讨论话题，不仅各大报都报道评论，而且5月12日美国三大有线电视台以及公共电视台PBS，都邀请新闻界专家等评论这个事件。《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Mort Zuckerman）认为这是“对《纽约时报》的羞辱”。著名评论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则在专栏中把它称为“《纽约时报》的大丑闻”。 “诚实的错误”和“有意编造”性质完全不同。记者由于懒惰不去采访、为了使故事生动有力、为了自己能“出大新闻”而获提升和荣誉等原因，故意编造新闻或引言的情形并不是新闻。例如在1981年时，《华盛顿邮报》黑人女记者库克（Janet Cooke）就曾报道过一个八岁孩子用毒品的故事，该报道因生动感人而获得“普利策奖”；但随后被揭出整篇报道全部都是编造的，根本没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不仅普利策奖被收回、该记者被开除，整个事件也成为美国媒体每当遇到编造新闻时就提及的典型。1998年又有《新共和》杂志白人男记者、被认为新闻界一颗正在上升的红星的格拉斯（Stephen Glass）在多篇报道中编造而被开除，成为美国媒体最大丑闻之一。1998年还有《波士顿环球报》曾获普利策奖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史密斯（Patricia Smith）因被发现编造四个杜撰出来的“引言”而被解雇。 媒体虽然很难保证记者报道的完全准确度，但是一旦发生报道不实或杜撰现象，一般都马上纠正错误，开除造假记者。即使在中国都同样。我们《深圳青年报》当年就有一个很能干的记者，笔头快，新闻敏感强，派他出去总能给你找到可上头版的、使版面亮眼的、或其它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但后来发现他的很多报道不仅失实，而且自己编造，于是我们很快炒掉了那位记者，尽管他很能干。 出现造假的记者并不奇怪，令新闻界吃惊的是，《纽约时报》是很看重新闻真实的世界著名大报之一，为什麽竟一直容忍这麽多、这麽严重的错误，而不及时追查处理？《纽约时报》自己在长篇报道中解释说，今年27岁的布莱尔长达四年编造假新闻而没有被及时发现和处理，主要是由於编辑之间资讯沟通不够。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昨晚在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评论中说，这根本不是什麽沟通不畅的问题，事实上《纽约时报》早就发现布莱尔的造假问题，内部编辑之间为此有过不少沟通和警告，那麽问题出在哪里？不少评论家已经指出，问题出在《纽约时报》的左倾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做法上。尤其是在该报前年把非常左倾的社论版主编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为“执行总编辑”之后。 造假的年轻黑人记者布莱尔虽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过，但并没有毕业，是个退学者。他在大学期间到《纽约时报》实习，正值该报刻意要多雇用黑人，强调“多元化”，再加上他实习10周就写出19篇报道，表现出灵气，因此被直接雇用。《媒体研究中心》学者斯韦齐（Liz Swasey）在福克斯电视上评论说，布莱尔被雇用和《纽约时报》热衷的照顾黑人的“族裔配额”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中译“平权法案”并不准确）有直接关系。按照美国大报常规，绝大多数新闻院校毕业生都得从地方小报做起，逐步按新闻成绩而调升到大报，像布莱尔这样“火箭式”一步登天的，则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少数族裔。 《纽约时报》的认错文章中有三处特别强调，当初雇用布莱尔绝非因为他是黑人。但正如《NewsMax》杂志的评论所说，当年克林顿性丑闻刚被揭露时，白宫也是强调，这和“性”没有关系；但这种刻意的强调恰恰表明，这和他们要否认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在布莱尔四年多的记者经历中，很早就出现失实问题。《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作出的更正多达50篇。早在2000年，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就抱怨说，布莱尔的报道错误太多，连《纽约时报》发行人的名字都拼写错了。2002年4月，布莱尔的顶头上司、都市版主编曾向该报行政主管发出两行电子信∶“必须立即停止布莱尔给时报写稿！”但这种呼吁根本没起作用，布莱尔不仅没受处罚，反而被提升，由报道地方性新闻，升为报道全国性消息的记者，并派他到华盛顿采访去年重大的狙击手枪杀案。 布莱尔到华盛顿六天后，就发回独家报道，发在《纽约时报》头版。该文引述四个不具名的警方人员的话，披露案情，成为独家新闻。接�@他又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狙击手正要交代时，审问被迫停止，因为检方受到白宫的压力。这种独家报道见报后，马里兰州检察长和FBI资深官员气愤地举行了记者会，斥责《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不是事实。布赖尔的临时上司、《纽约时报》驻华盛顿主任也怀疑布莱尔的报道有问题。但执行总编辑雷恩斯从没有告诉这位主任，布莱尔有过报道造假的历史，更没有追问布莱尔的匿名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反而给布莱尔发去电子信，称赞他的报道是“出色的，非常及时的”。布莱尔被继续重用，最近在美国对伊战争中，他还编造了直接采访获救女兵的父亲、受伤士兵等“新闻”。 《纽约时报》执行总编雷恩斯为什麽对布莱尔如此这般独有情锺？这位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庄园主后裔对黑人的“独特情谊”是颇具盛名的。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曾著书忏悔自己的祖先雇用黑人奴隶的罪恶，他是那类对黑人有“内疚感”的美国白人的典型。在充斥“政治正确”的《纽约时报》，他更要刻意表现对黑人的善意和用人的多元化（diversity）。布莱尔是他的骄傲。两年前雷恩斯曾在美国黑人记者协会自豪地、特意举布莱尔的例子，表明《纽约时报》重用黑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族裔配额”制做得很好，雷恩斯竟然不顾新闻真实，不顾《纽约时报》的信誉。上述评论家沙利文说，“他宁肯让一张报纸的信誉低到152年的低点，也不能得罪少数族裔记者。” 虽然雷恩斯对该报长期重用造假的布莱尔负有直接责任，而且新闻界也主要是在批评以雷恩斯为主的《纽约时报》管理层，但这位总编被免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太受和他同样左倾的发行人小苏兹贝格之宠。在新闻专业同行一致批评雷恩斯等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小苏兹贝格已经出来为他辩护∶“别妖魔化我们的主要管理人员。”《纽约时报》发行人的“政治正确”比雷恩斯有过之而无不及。隶属《纽约时报》的《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发生黑人女专栏作家造假事件时，该报一开始就极力袒护、掩饰。 除了走火入魔般地热衷“族裔定额制”的政治正确之外，《纽约时报》多年来坚持左倾意识形态则是导致他们一再牺牲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更深层原因。《NewsMax》昨天题为“《纽约时报》丢脸的事并非新鲜”的分析报道指出，《纽约时报》有对说谎记者不处罚的历史∶早在斯大林统治苏联的三十年代，《纽约时报》派到莫斯科的记者杜兰蒂（Walter Duranty）就编造假新闻，发誓说苏联绝没有政府导致的大饥荒，而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的政策导致农村的饥荒，成千上万拥有财产的人被投入监狱，很多孩子被饿死。但这个造假记者却获得普利策报道奖。他获奖几年後，苏联大饥荒的真相就传遍世界。该评论不无讽刺地说，《纽约时报》都没有一点体面意识，把那个不该得的奖还回来；更没有就此向公众道歉。 《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当年发回报道说，对於柬埔寨人民来说，没有什麽比美军驻在那里更坏的了；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陷入血腥之路。但事实是，美军撤出后，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被尚伯格赞美的“红色高棉”屠杀，柬埔寨陷入了“世界历史的最血腥之路之一”。 美洲现在唯一的专制国家是共产古巴，但卡斯特罗的上台，也和《纽约时报》的左倾报道有一定的关系。当年该报驻哈瓦那记者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连续发表多篇报道，热烈称赞发动革命的卡斯特罗，而无视那位丛林革命者正进行的暴力屠杀。美国《国家评论》杂志曾不无讽刺地说，“卡斯特罗是通过《纽约时报》上台的。” 《纽约时报》也帮助了中共夺取权力，在中国建政。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该报记者发自中国的报道，多是赞美延安的共产党、谴责国民党等。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鼻祖”的费正清根本没有去过延安，仅仅因为看《纽约时报》等左倾报纸，就得出结论说，“延安在远方闪耀�@光芒。”写出《红星下的中国》的美国左派记者斯诺（Edgar Snow）美化中共的报道，以及费正清等“中国不通”们的政策建言，都是导致美国在四十年代后期取消给反共的蒋介石政府援助，使中共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恩斯出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之后，这种为了意识形态而扭曲事实的现象在新闻报道中更加严重。虽然在言论上（社论和专栏文章等）各报都有各自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对新闻报道，则都强调真实和新闻平衡。但《纽约时报》却多次无视这个原则。例如在这次对伊拉克战争中，该报出于自己的反战立场，对反战活动大报、特报，而对多数民众支持结束萨达姆的声音则故意忽视。而且他们还歪曲编造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反战言论”，遭到新闻界一致抨击。基辛格曾在一个会议上分析打伊拉克利弊，并没有反对武力倒萨，但被《纽约时报》报道成，连基辛格这样的老牌共和党人都反战，导致基辛格本人不得不出来辟谣。 这次《纽约时报》不得不高调处理布莱尔事件，是因为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快报》发现布莱尔抄袭该报的证据，已公开指出《纽约时报》的造假问题。布莱尔事件只是《纽约时报》为其左派意识形态付出的代价之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5月12日就布莱尔事件发表的专栏说，“美国，以至全球的记者们，都会继续从《纽约时报》学到教训。” 2003年5月13日於纽约 2003-05-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为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寻找一把钥匙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但对国际社会许多观察者来说，了解中国仍然存在巨大困难，因为有些消息仿佛来自于物质丰裕过剩的天堂，比如因编制《百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11月8日在南京办了一场“百富私人晚宴”，到场的中国富豪近50位，宴会极尽奢华，连佐餐酒都是1万多元1瓶；而另一些消息仿佛来自于地狱，11月1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商场的抢购事件中发生发3死31伤的踩踏伤亡事故，事件的肇始原因仅仅是该商场当天推出一款菜籽油特价促销，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菜籽油只卖39.9元。为了节省11.5元的生活费，一些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前在富裕的上海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不要小看这两件在三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两件事情其实包含着解读中国经济的一把重要钥匙，那就是中共政府为经济改革设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号称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用极其通俗的两句话表达了改革的目标，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别小看这两句话的影响，就是在这句“先富带后富”的口号感召下，一盘散沙式的中国人一度都曾将经济改革视为天籁福音，以为这条路将使自己摆脱如魇魅附身的贫困，进入小康。 但“改革”已近30年，现实教育了大部分中国人：占人口少数的官员以及与官员相勾结的人（当然还包括部分人因缘际会搭上改革这辆便车）确实“先富起来了”，这部分人不仅可以享有不止一套的美宅豪车，还可以花巨资让子女进欧洲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问题是全体人民并未跟着富起来，各种类型的改革所制造的穷人数量远远多于富人，占人口将近80％的人口没有搭上中国那辆现代化的列车，生活在底层的人不仅一职难求，连供养子女上学、购买住房也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丧失他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权利。所有的现实均表明，备受赞誉的中国经济改革，并未让占人口80％以上的下层人民从中获利。 有两组数据足以证明上述结论。 一组数据是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据中国官方给定的数据，自2003年至2006年，就一直在0.47-0.458之间徘徊。这个数据可能远低于中国的现实，因为另一份调查显示，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此数据表明，中国已进入世界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前列。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是中国普遍的贪污腐败造成的。 另一组数据则表明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逐年下降，国民收入分配逐渐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一个社会正常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利润、利息与工资收入。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这一现象显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利润侵蚀工资”，这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上，也表现在国有企业（包括中共某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大量使用临时工等体制外员工和高级技职人员。而被中共喋喋不休批评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如美国就是58%，少数福利国家甚至高达65%。 上述两组数据罗列的财富集中，不全是通过所谓“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有些其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比如近十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征地、城市拆迁而直接掠夺的土地出让金不仅支撑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还使得中国财富排行榜中的富豪集中于房地产业，肥了贪腐官员个人的私囊。当然，为地方财政、房地产富豪与官员个人财富做出牺牲的，是近10年来失去土地的6,000万失地农民与失去住房的近400万家城市拆迁户。 如此多的的不义、不公强盗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导致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要发生数万起社会反抗事件。对此中国政府为什么坐视不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目标其实只是富国强兵，而不在于富民――这里的所谓“国”还只是中共一党专制下的党国，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只是当年他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让人民拥戴自己的一个空头承诺而已。在对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并无实质区别，毛泽东当年为了富国强兵，完全无视数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利。比如通过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差大肆掠夺农村；为与苏联争当国际共运领袖而大炼钢铁，造成饿死3,000万人的三年大饥荒――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为此将毛式“富国强兵”策略讽刺为“卫星上天，人民却穷得没裤子穿”。邓及邓后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点上与毛并无本质差别。看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2006年数据），但中国政府却吝于投资建立社会福利体制，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穷人最多的国家。 只有理解了中国当局为经济改革设定的真正目标，才算是为理解中国诸种经济社会现象找到了一把解读的钥匙。 （原载于《看》（台湾）创刊号，2007年12月5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中国时报」正在自杀
上周三「中国时报」一本正经地针对新闻局长谢志伟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强调「本报的公信力」不可被伤害，因为「公信力乃媒体之生命 」。看到这样的声明，真替中时捏一把汗，因为如果它这麽看重「公信力」，视之为「生命」的话，那中时的一次次新闻造假，不是在戕害自己的「命」，在「自杀」吗？ 上次的自杀行为，是编造出马英九访日和安倍「会晤」的新闻，而且「报」胆包天，竟编出两人对话以及助手在侧等细节，像虚构小说似的。日本《产经新闻》引述安倍的话，揭穿这种造假之後，中时怎麽忘了「公信力乃媒体之生命」，发表更正道歉，救自己的「命」呢？ 这次是萧万长访美，中时继续往自己身上砍刀。中时记者刘屏用了八百字报导萧万长抵美就和美国四个主要总统候选人的「亚洲策士」共进早餐并交谈，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真是那麽回事。我在上篇专栏已提到，刘屏报导提到的共和党参选人朱利安尼的「亚洲策士」叶望辉根本就没参加，因他当时正在旅途中。叶望辉抵美後，我和他通了很长的电话询问此事。他说事先早就用电子信告诉过萧万长他们，他不会去参加。但这就是国民党的瞒天过海，硬是在「会晤」名单列上他的名字，中时记者照样编出萧万长「会晤」叶望辉并共进早餐的「新闻」。 去年中时曾在抗议民进党主席游锡堃不接受他们采访的「声明」中信誓旦旦：「中国时报处理政治新闻，一贯秉持自由主义『是其是、非其非』的传统」。那麽请问中时的总编辑，马英九有没有会晤安倍？萧万长有没有会晤叶望辉？「是」还是「非」？ 而中时傅建中的报导，不仅用新闻载体信口编造「满城争说萧万长」的天方夜谭，还说什麽萧万长「会晤」民主党参议员范士丹时，「范在谈话中不时对CSB （陈水扁的英文名字缩写）制造麻烦表示不悦」。 曾任美国副总统钱尼副助理的叶望辉说，范不可能这样讲话，首先，一个美国资深参议员不会用三个字母直呼外国元首；更不会当著外国客人的面，批评该国的总统。但傅建中为什麽故意用CSB这三个字母？就是因为中国网民曾用这种字母谐音辱骂陈总统。自视「资深」的媒体人，竟把自己降到这种共产党「爱国愤青」的小痞子地步。 从这些编造的新闻就可以想像，中时报导的萧万长访美创造「最高记录」和「满城争说萧万长」的吹捧，到底有多少水份。难怪国际报告说，台湾的新闻自由居亚洲前列，但「媒体可信度只有百分之一」。 中时如果把公信力视为生命，就不要老是「自杀」，因为溅出的「血腥」不仅会吓跑了读者，更会污染台湾的媒体环境。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10月15日「曹长青专栏」 2007-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