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Jesse Helms: a hero and champion
In the US, July 4 is known as Independence Day, a federal holiday commemorating the adop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July 4, 1776. Coincidentally, two former US presidents who had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ountry, second president John Adams and third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passed away on the 50th US Independence Day. Former US senator Jesse Helms also passed away on Independence Day this year. Evangelist Billy Graham has said that for people who have fought for the freedom of people and a free market, Independence Day is the perfect day to leave this world. An editorial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aid that Helms’ passing on Independence Day was especially meaningful because he had fought for freedom all his life and was strongly opposed to communism. The editorial stated that Helms had been a Cold War hero just like former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because, during his 30 years in office, Helms stood up for what he believed in and fought communism in the face of constant pressure from the left wing. In the mid-1990s, Helms proposed economic sanctions on Cuba, which legally assured that the US did not deal with Fidel Castro’s regime. These were mandatory sanctions and were aimed at ending the dictatorship in Cuba.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elms gained notoriety for openly criticizing China. He presided over congressional hearings on human rights abuses such as the use of prison labor in China, and was one of the few US senators who openly opposed China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Helms believed that a dictatorship focused on eliminating freedom should not host an event that symbolizes freedom. Helms also became a close ally of Taiwan during his fight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He firmly supported the passing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later proposed the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o further secure Taiwan’s safety. At a launch party for Helms’ memoirs, Here’s Where I Stand, published in 2005, the first femal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 Jeane Kirkpatrick, made a speech praising Helms for his firm support of Taiwan. In his memoirs, Helms accused both former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of betraying Taiwan. He also urged the American people not to be misled by Beijing’s political tricks and to spare no effort to prevent Taiwan’s annexation. When Helms retired, then-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presented him with the Order of Propitious Clouds with Grand Cordon. The senator said that he was glad to have helped safeguard Taiwan’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mocracy. Helms was not afraid of being different. He opposed the Martin Luther King Day bill in 1983, saying that King had two associates with communist ties, while also questioning King’s private life. He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UN, saying it was corrupt and inefficient and even criticized it when he was invited to speak there, saying that the UN should not even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Washington would tolerate the UN depriving the US of its rights. In terms of UN membership fees, Helms said that the payment of membership fees was not a form of charity; he thought it was an investment that had to have some sort of return. The Chinese media denounced Helms, saying that he severely damage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while the US left-wing media also denounced him as a troublemaker. However, these comments show exactly what sor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Helms possessed. To those who value freedom, Helms was a hero and champion. Cao Changqing is a writer based in the US.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Jul 08, 2008 TRANSLATED BY DREW CAMERON AND EDDY CHANG 2008-07-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董鼎山去世，纽约三老成历史
华裔作家董鼎山12月19日在纽约去世（高寿93岁），这个消息我最近才看到。有人说纽约有三老，指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他们三位都是1949年前来自中国的文人，多年前常在一起，且都长寿。唐德刚2009年以89岁高龄去世，夏志清走在2013年底，享年92岁。 三老经历、履历相似，但政治立场却很不同。唐德刚可谓三人中最亲共的，去中国参加官方的什麽会议。他歌颂共产中国的崛起和能耐，也写过肉麻吹捧邓小平的文章。在美国政治上，没见过唐德刚有什麽论述，只读过他公开抨击老友夏志清的文章，说夏老跟他随口发泄的几句对黑人犯罪的不满是种族歧视，以此展示他自己的“政治正确”。用什麽“歧视”这个伪命题来攻击政敌是左派惯用的手法。 夏志清则一生坚定反共，在纽约的反共活动中，常见夏老的身影。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夏志清也跟他那一辈的多数华人学者不同，他是清晰的右派（保守派），明确支持共和党、小政府、自由经济，对福利制度深恶痛绝。 董鼎山跟唐德刚类似，是亲共的路子，但比较低调，跟国内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所以一路都能在官方报刊发文章，更在美国的亲共《侨报》等有专栏。在美国政治上，董鼎山是清晰的自由派（左派）。当然，他的左倾（反对资本主义）是他亲共（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在人品上，最老的唐德刚最玩世不恭，谈吐作文都有一种流里流气的调子，甚至粗话连篇，很难让人把他跟“教授”的身份连到一起（当然了，如今玩世不恭的流氓教授已经比比皆是）。说实话，唐德刚的亲共并不特别，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以前就没几个不亲共的，现在则更多人受不了北京红地毯茅台酒的诱惑。唐德刚的最大不同，是他的痞气，这点在那一辈海外华人学者中倒是比较少见的。大概就因为有这种“气质”，唐德刚才会跟台北的流氓文人李敖“意气相投”，因为他们到一起就可以插科打诨，惺惺相“嬉”。 从学术成绩上来讲，唐德刚主要有几本“口述历史”，其中《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比较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是因为对唐德刚的兴趣，而是对胡适。 胡适当年曾跟唐德刚有过几次谈话（唐说做哥伦比亚大学项目），结果就被唐德刚“卖”一辈子。我看过他那本《胡适杂忆》，感觉很不好，主要是受不了他写胡适那种流里流气的调子，而且其中有些内容感觉不那麽地道、实在，因为和其它来源中了解的胡适不吻合，以致我曾想写一篇叫做“胡适认识唐德刚倒死霉了”的文章。 胡适是中国文坛少有的绅士，被唐德刚这种痞气的人以拿到“独家资料”的权威身份写一顿实在不是好事。因为唐德刚跟胡适是两类人，相互绝不可能真正理解、沟通和欣赏，被这种人写，就等于被这种人践踏和耍弄了。这里胡适本人当然有一定责任，跟唐德刚这种人一接触，就应该感觉到他是哪类人。当然，有人推断，当年那个普通留学生唐德刚在大名人胡适面前一定是毕恭毕敬，而那时期的胡适则比较寂寞。但自胡适离开纽约回台湾任中研院长之后，再没跟唐德刚有过任何联系，也没请唐博士回台参加任何学术活动，更别说请他回台任教等。这起码可推测胡适对唐德刚并不感冒。 三老中夏志清是老顽童，常常口无遮拦，随口像孩童那样评论，某某是好人，某某是个坏人，但他不说粗话脏话（起码我没听过），品行里也没有唐德刚那种痞气和“精明”，是个真诚的性情中人，经常很幽默，如果别人听懂了他的幽默，他就会像孩子样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欣赏有才华的人，过于偏爱能写点东西的女性，以致多次被精明的“女作家们”给利用和耍弄了。 夏志清以中国文学评论出名，但对他的捧张爱玲、贬鲁迅，我完全不认同。因为这两个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张爱玲是写小市民的小说家（写得阴暗到令人无法忍受），而鲁迅是思考中国文化整体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者的份量天壤之别！把两者对等，都属荒唐，再褒张贬鲁，那就不可思议了。夏教授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其它方面似乎头头是道，但到了张爱玲和鲁迅，我个人认为，是错得一塌糊涂。 和唐老、夏老相比，董鼎山可谓谦谦君子。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起码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正经人。他的左倾是随西方知识分子的大流。他那些给中国人介绍的西方的东西，当然基本都是从左倾立场出发，左派欣赏和推崇的，而且也只局限于对一些作品的皮毛介绍，几乎完全没有框架性的东西，也严重缺乏他个人的独立评析。但无论如何，他的勤于笔耕，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写到93岁，前后近80年，去世前三天还在报上发专栏，可谓写到最后一口气，这点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但董鼎山走后，他的追思会是由纽约的共产党《侨报》办的，侨报副刊主编主持，中共领馆文化官员亲临。他去世前，中共领事已专程去探望，等于盖棺论定，你是我们的人。由共产党的报纸给董鼎山办追思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绝不是光荣。 对纽约“三老”，我只跟董鼎山没见过面，却只跟他打过两次笔仗，每次都是他先“发难”，我是防守回应，都是针对董鼎山和他的弟弟、翻译了《1984》的董乐山反目为仇的事。在董鼎山去世之际，我翻出这两篇文章重读一遍，觉得两场笔仗都是该打的。纽约三老去世，代表著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董家兄弟之争，代表的是人类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争论。所以在此附上这两篇跟董鼎山笔仗的文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2016年1月18日于美国 曹长青∶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为同一家报刊撰稿的专栏作者，一般不会公开撰文相互批评。但在西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西方媒体似并不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开放》9月号上（2003年），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指责我在上期《开放》上发表的“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是中国文革式的做法。他认为我的观点“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什麽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关键之处在于，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剥夺别人回应、挑战的权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挑战、抨击我的观点的文章，我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怎麽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关于语言。文革语言的明显之处在于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话、空话，侮辱、谩骂，和乱扣抽象帽子。但是，无论多麽恶劣的语言都并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战的话。这就是为什麽在西方文坛照样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但没有人会以为然，因为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的挑战。那些不以事实说话，而只有空话和谩骂的，只能自取其辱。 ●为什麽左派恨美国 我来美国这十多年来，一直很注重自己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评文章中，力求准确辛辣，但绝不用空话和谩骂。这主要还不是担心“文革语言”，而是因为空话和谩骂没有力量。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董鼎山这种讲理讲不过别人，就给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会反过来指责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为我完全可以回应，让读者判断谁更有道理。 现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极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这种结论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这在西方是常见的现象，常识般地为人所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有太多的文章了，随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畅销专著《为什麽左派恨美国》（《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by Dan Flynn），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常识”。中东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纽约邮报》发表题为“仇恨美国的教授们”（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点了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几个左派大学教授的名字，指出他们是仇恨美国。 美国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说，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彻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难道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对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国的“文革做法”吗？ ●做思想坦诚的知识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产主义，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奇事，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吗？还是由于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持左倾观点，所以对我强烈抨击西方左派的文章无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责说“非黑即白的态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在恐怖主义和反击战之间“非黑即白”；在极权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非黑即白”。作为一个思想上坦诚（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识人，我从来不回避自己属于右翼，因为我从来不想讨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胆量承认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吗？说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头脑不清楚，就是gong利城府太深。为《开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国内无法发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则是极少数的可以在极权的中国仍有发表文章特权的作者之一，还有能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殊荣”。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尽管多年来我对董鼎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表的许多明显左倾（甚至亲共）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尤其由于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哥哥，而他们兄弟之间的对共产社会认识的巨大差异，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评论。但碍于同是《开放》专栏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笔。现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规矩，那我就不会客气。 ●骨灰不留在专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华裔中，类似董鼎山这种多年左倾、却从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认为这里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就因为他是董乐山的哥哥。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因为他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奥威尔散文集》等这些深刻揭示极权社会黑暗的作品。只有对极权社会彻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译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人中，有翻译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显地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价值的人屈指可数，否则怎麽这仅有的几本关于极权专制的书，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 董乐山先生能选择翻译这些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于他对极权社会的清晰的认识。生活在专制下的董乐山先生，在专制和自由的选择之间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据国内作者的回忆文章，由于他的某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他曾宁可撤稿，也不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变观点，他尊严地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一个多麽令人肃然起敬的宣言！在那个制度下！董乐山先生去世后，连骨灰都不留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让亲人带到美国；其对专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却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报刊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热嘲冷讽。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几个能在中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海外华人作者，其观点多附合中共意识形态（当然，否则怎麽发得出来！）。西方当然有许多可抨击之处，但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其迎合中共宣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鼎山、乐山两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认的事实，而这种不和主要是在对中共的观点上。直到1997年，董乐山还指责董鼎山“为中共讲话”。据2001年《开放》杂志对董鼎山的采访，他表示由于董乐山至死都没有向哥哥说句道歉，所以他很伤心。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我很吃惊，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极为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怜的信息中，董鼎山那些对西方社会的偏见文字就占了相当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关于美国的介绍，基本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轨道，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附合共产主义思维的麻醉剂。而董乐山的作品给人的是，�@迪灵魂、认清共产主义邪恶的清醒剂。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读到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时，那种巨大的震憾至今难忘。当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官僚化、极权化使世界变得黑暗”的书评，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读者去看这部著作，该文最后一句话是∶“请君一读，定会感慨万千！” 近年来，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转变，对中共有了几分含蓄的批评，但他不仅从来没有反省过当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字，也没有改变其左倾观点。当然，那些观点从根本上是来自一个源头的。 其实，简单清楚地归纳一句话∶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原载香港《开放》2003年10月号 曹长青∶再谈董乐山不原谅董鼎山 在我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中国作家的影响很有限；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是一个。不是被他本人的作品，而是被他的翻译作品。几本有限的关于极权社会的英文著作，如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读到《一九八四》，由那本书所产生的对极权社会的理解和痛恨，远超过我本人由于在共产社会的生活体验而带来的对独裁专制的认识。所以对翻译介绍这些作品的人，一直心存感激，更有一份和译者的无言的共鸣。 今年1月16日是董乐山先生去世十周年。他的哥哥董鼎山先生在上期《开放》撰文，再次提到他和弟弟因思想差异而产生的争执和隔阂，而且董乐山到死都没有原谅董鼎山的“为中共张目”（董鼎山引董乐山语） 。董鼎山为弟弟没有原谅他而伤心，同时耿耿于怀地再次指责董乐山是“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非黑即白”，然后给扣“文革陋习”的帽子。 董鼎山自己“帮中共讲话”（董乐山语），除了董乐山会把他“厉声大骂一顿”之外，别人也并没和他过不去（那种左倾、反美的东西，当今亲共海龟写得比董鼎山更“有质量”）；可是他自己却一再撰文批评别人反共、亲美的观点是“非黑即白”，并给扣文革帽子。就此，我曾在2003年写了题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的文章，指出“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作的努力。”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五年过去，董鼎山不仅仍然相当左倾，也依旧不解董乐山对他的愤怒，更对我的批评无法释怀。不过他在上期《开放》文中贬义地指我“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反倒让我颇感褒奖。本无意再撰文，但由于董鼎山再次提到董乐山的不原谅他，使我联想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对她妹妹的绝不原谅。因尚未看到中文世界有人提及这一段，所以觉得值得一叙。 ●安．兰德为何跟重聚的妹妹反目 安．兰德在21岁（1926年）时离开苏联来到美国，从此用英文写作，成为二十世纪最影响美国人思维的小说家（不是“之一”）。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读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举办的“最影响你人生的一本书”的问卷中，排名仅次于《圣经》。她对极权世界对人类的践踏，痛恨到没有一毫米可原谅的余地。由于她对西方左派的毫不妥协的、黑白分明的痛斥（称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所以从来都被以亲共、亲左、反美为压倒多数的西方知识份子们严重排斥。这是中国人直到近年才听说这个名字的原因。 安．兰德离开苏联后，前十多年还和家人保持通信联系，二战后则音信断绝；后来听说家人全部在战争中被炸死。但事实上，她最疼爱的、和她最趣味相投的小妹妹诺拉还活著。七十年代中期，诺拉在一本美国杂志关于当代名人的介绍中发现了姐姐安。她马上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寄到那家美国杂志社，请他们帮助转寄。安在接到编辑部打来的电话、听说她的小妹妹还活著并寄了信来的时候，喜极而泣。她随后设法把47年没见面的妹妹（和妹夫）接到了纽约，在自己住的楼里给他们租了带高级家俱的公寓，并准备在新泽西的俄国人社区给他们买房子，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 但姐妹相见后立刻发生了冲突。倍受共产洗脑的诺拉认为所有外人，包括安请的司机、佣人、朋友等，都是监视她们的间谍。诺拉虽然也觉得苏联缺少自由，但同时又认为，“自由对我又有什麽好处呢？我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诺拉迅速就开始抱怨美国，认为纽约脏乱差，还不断说列宁格勒有多好。安一开始还努力试图给她解释，但很快了解了诺拉的不可救药。尤其是会英文的诺拉竟然对姐姐那些影响了无数美国人的书毫无兴趣去读，这也让安非常伤心失望。姐妹俩关系迅速恶化到几乎无法对话。结果六个星期后，诺拉夫妇就决定回到苏联。从此姐妹俩再没联系。而且后来一提起诺拉，安就十分愤怒。安去世后，美国友人给诺拉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诺拉也淡然无反应。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诺拉跟谁抱怨美国，也不应该跟那个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热烈推崇美国价值的安.兰德抱怨；跟谁赞美苏联，也不应该跟那个和极权世界不共戴天、不仅对苏联，对整个俄国都绝不说一句好话的安.兰德去赞美。董鼎山、乐山的故事，也具类似讽刺∶海外文人尽可撰文亲共左倾，却最不应该是那个对专制厌恶至极、中译了最多反极权著作的董乐山的哥哥。 安和诺拉姐妹俩的反目，虽然和董鼎山、乐山的反目相反，是住在自由世界的姐姐不原谅住在极权世界却为苏联辩护而不珍惜美国的妹妹，但从根本上来讲是同样的，那就是∶痛恨极权社会的一方，不能原谅对独裁社会的任何辩护；对专制政党，更没有余地。原则高于血缘和亲情。没有对极权社会的深恶痛绝，就不会有对自由像呵护生命一般的珍惜和不顾一切的追求。 ●夏志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相当一批享受自由世界的华人，都拐弯抹角地为专制的存在辩护。在董鼎山那一辈人里，亲左、亲共是普遍，不是异数。但异数绝对有。我2003年那篇批评董鼎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夏志清先生，他马上对我说，“你骂董鼎山的文章写的好，写的好；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只是夏志清的口头禅而已，他对所有反共的人都称赞“你太伟大了，你了不起”，大概是因为他在同代人里接触到的亲共华人远超过反共的）。事实上，像夏志清这种根本没受过共产蹂躏的人，能认清专制本性，坚定反共，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和董鼎山同样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同样是没有亲身体验过共产专制的暴虐，但夏志清始终如一的坚定、坚决、义无反顾的反共，一直令我很敬佩。夏志清和董鼎山都住在纽约，年龄也相仿（夏志清1921年出生，董鼎山1922年），两位的同样高寿和思维活跃，倒是同等令人佩服。但根本不同的是，凡是和反共有关的会议，夏志清是每请必到，而董鼎山则从不见踪影。当然，或许人家都知道他的立场，也不请他。 其实，安.兰德的妹妹，只要认真地读读自己姐姐的作品，就应该会了解为什麽极权社会不可被容忍，为什麽那麽多美国人推崇自己的姐姐。同样，董乐山的哥哥，只要认真读读自己弟弟的翻译作品，他也应该会明白，为什麽反共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为什麽会有像我一样的中国人感激董乐山的努力。 我周围的亲友，不乏如兰德姐妹和董家兄弟这种原本亲密无间的血肉之情，却因在自由和极权两个完全不同社会的生活而反目绝情。故事讲起来容易，但这背后有多少伤心、失落，多少遗憾，多少无法挽回的不了情！董鼎山先生可能比我体会更深。他那篇文章的题目“至爱兄弟不了情”颇令我感觉他那份伤感、伤心。比他年轻的弟弟却早在十年前就故去了，这难道和专制没有关系吗？盼董鼎山先生保重，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世界。无论自由世界有多少人为专制辩护，为独裁添砖加瓦，我都庆幸他们能生活在自由世界。 自由是多麽美好，但我从不敢忘记那些仍在专制梦魇中的兄弟。 ——原载《开放》2009年2月号 2016-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34👍 0💬 0徐志秋∶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评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
【（原刊出网站）编者注∶此文首发于徐志秋牧师参与的私密微信群。在同时，徐牧师亦传给《举目》，授权发布。此文作了简单的编辑，并经过徐牧师的过目。】 远志明牧师最近遇到一些难处，先是柴玲女士指控遭其性侵，事情发生在二十四年前的普林斯顿，这件事引起很多人的极大兴趣。远志明也被国内某些媒体指认为孙海英、吕丽萍的领路牧师，因而受到牵连与批判。甚至有人匿名编辑维基百科，添加不实内容，误导公众舆论。 这些攻势汹汹而来，大有斗倒批臭远牧师的架势。从教会内部而言，一些现有的张力、伤痕也可能因此激化，造成更深的撕裂或和伤害。作为同在神国服事，并知道 一些内情的人，我感受到来自良知和圣灵的催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为的是澄清事实，寻求公义，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 柴玲女士在公开信中，提及2014年6月24日在波士顿郊区斡旋双方和解的见面会上，有两位牧师参与并见证了整个过程，其中一位是波士顿生命河灵粮堂的周 爱玲牧师，而另一位就是我。我当时还在麻州Worcester地区牧会，此事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才携家人搬到南卡哥伦比亚任教。 在人大擦肩而过 我和远志明牧师的关系，不可谓很熟，也不可谓不熟。他当年在人大读博士，参加1989年事件而流亡海外；我是89年10月份进入人民大学读本科。在国内时 与远牧师并无交集，只是听说过他参与1989年的事件，并遭到通缉。后来听说他在海外信主，对于当时已是基督徒的我，在心理距离上与远牧师近了一步。 97年后，我到费城西敏寺神学院读道硕，远牧师在加州服事，期间零星见过几面。大概出于对校友的关注，远牧师把我列入《海外学人献身系列》，采访了我的信主及奉献经历，拍了一集题为《义人的脚步》的见证短片。 2008年，远牧师所在的神州传播协会也邀请我和其他三百多位委身奉献、在北美服事的大陆背景传道人，一起拍摄了《彼岸》系列。我在费城和麻州牧会期间， 曾邀请远牧师到我所牧养的教会举办布道会，也因此接待过远牧师。数度接触之后，彼此渐渐熟悉，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私交友谊。 2002年夏季，远牧师女儿预备报考哈佛大学，由莉丽师母陪伴到麻州参观学校，在我家住了两天，因此也认识了远牧师的家人。她们母女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像。 令人佩服的赤诚与勇敢 我在麻州的时候，听到柴玲信主、受洗的消息，很为她高兴。甚至一度打算邀请她到我所在的教会，分享见证。只是，由于教会同工对此意见不一，而未能实现。后 来读到柴玲的自传，很佩服她的赤诚与勇敢，也很认同她为女童权益而奔走的公益事业。柴玲给我留下的印像是对信仰很认真，也是一个性格泼辣、敢于直面问题的 人。 不过，在参与斡旋此事之前，我们从未谋面，只是间接地知道她在信主之后，一直践行主耶稣关于饶恕的教导，发信公开声明饶恕当年镇压1989年事件的当权者，也愿意饶恕那些曾在她生命中造成伤害的人。 在清理和饶恕过程中，24年前发生在普林斯顿的往事，让她无法释怀。她私下作过几次尝试，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才逐渐走向公开，形成今日之事态。 成为调解人 2014年6月初，我接到远志明牧师的一个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帮忙调解他和柴玲之间的一些分歧。我当时正忙于搬家，但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关于远志明和柴玲二十多年前在普林斯顿发生的往事，旁人无从知晓，也不容外人置喙，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客观地陈述他们彼此见面、寻求和解的事实，并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我个人的一些分析判断。 2014年6月23日，远志明牧师为此事专程赶到东岸，晚上八、九点的航班，我去洛根机场接了他，把他送往一间旅馆安顿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们大约提前十五分钟赶到约定的会谈地点，波士顿郊区生命河灵粮堂所在地。在那里，与周爱玲牧师会合，一起等待柴玲。 由于柴玲前一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晚到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会谈双方大致回忆当年的情形。 双方自叙 根据远志明的回忆，当年柴玲在普林斯顿期间很活跃，也很受大家照顾。有一次柴玲请远志明搬东西，在柴玲寓所，两个人有一些亲密举动，但没有实质的性接触；直到几天后一个深晚，柴玲打电话叫远志明，并穿著睡衣开门将远引到卧房，他们才发生关系。 远志明甚至回忆起当时一些特殊的细节，让人觉得随意捏造的可能性较小。按照远志明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更接近于两情相悦、一时冲动，并且这是仅有的一次，此后再没有此类接触。接著是柴玲陈述她的回忆，柴玲版本的细节在网上都能找到，无需在此赘述。 由于双方对事实认定出入较大，无法达成一个共同接受的版本，为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 远志明态度真诚谦和，屡次向柴玲道歉，但柴玲提出必须依据她的版本道歉；由于远志明无法认同柴玲版本的许多细节，最终未能达成完全意义上的和解。半年以后，柴玲在网上公开发布她自己的版本，而远志明则保持沉默。 分析与评论 作为参与调停的当事人之一，我认为柴玲单方面公布自己的版本，对于远志明牧师并不公平。为了更真实地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几经犹豫，才决定写下这些文字。 我写此文，并未与远志明商量，也并不代表他本人的观点。此文立场纯粹是从一个旁观者、仲裁者的角度，尽量客观地陈述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些分析与评论。鉴 于我在国内曾经受过三年正规的法学训练，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助理法官，对于事实的分析认定或许也兼带一点专业特色。 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 柴玲回忆二十多年前的某些细节，与她现今在波士顿所从事的女童救助事业惊人地吻合∶ “┅ 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你随意地说∶‘柴玲，他们的天安门屠杀算什麽。你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那血淋淋的强迫堕胎，很多小孩堕下来还是活著的┅ 小孩子这样被堕掉的多的不得了。他们认为小孩的眼球可以做药，就把孩子的眼球挖出来，堆得像小山一样┅’”。 从文本批判的角度来看，这种与现今处境高度吻合的二十多年前的“记忆”，不禁让人生疑。或许柴玲的大脑太过活跃，记忆发生了时间错位，把今天的生活内容植入过去的记忆。 当年，计划生育开始推行之初，在知识界并未遇到很大反弹。远志明当时还未信主，他作为一个多年的政工干部，如此拒斥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点难以置信。 二） 柴玲的人生跌宕起伏，遭到许多人的拒斥与攻击，很有可能留下记忆创伤；在会谈过程中，柴玲也提到他自己时有失眠、焦虑、紧张等情形发生。对于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出现这些年代倒置和细节混乱，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柴玲叙述去年六月的会面，把我误认为是徐永海牧师。 柴玲回忆半年之前的事情，记忆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更何况是二十四年前的细节，事实真相并不一定是她记忆的模样。即便她成gong地通过测谎，也不能排除她真诚的记忆错误。 三） 远志明叙述中提到的一些亲密细节，柴玲未予否认。捏造此类细节的可能性不大。相比较而言，远志明的陈述可信度要高些。 四） 从主观意愿角度分析，远志明足具诚意要与柴玲化解纠纷。他此专程从西岸飞到东岸，为的就是当面向柴玲道歉，取得她的谅解；只是由于事实认定差距太大，才徒劳无gong而返。 五）远志明作假见证的心理动因不足。 这些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期，而且都是在远志明尚未信主的时候发生的。正是因为远志明意识到自己的败坏，无法自我救赎，才彻底认罪悔改 （包括此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并走上事奉的道路。承认自己信主前所犯的罪，并为之忏悔、道歉，是许多基督徒在圣灵光照之下都当作的，也是乐意做的事。 远志明在过去的布道中，屡屡剖析自己的罪性，并带领听众一起认罪悔改。他在这件事上执意拒绝悔过的可能性，不大。他拒绝按照柴玲的要求，在柴玲版本上道歉，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柴玲版本的细节，与事实出入太大。 六）参与处理此事的三位牧者，在深入了解细节之后，都对柴玲的说法提出不同程度的异议。 其中，周爱玲是柴玲自己邀请的牧人。然而，与柴玲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周牧师也觉得很难与柴玲合作∶ “连开始帮助我的牧师也最近承认她已改为开始相信远志明，又说，她不知道该信谁，并让我的美国长老牧师不再帮助我找到真相与公义”（柴玲语）。 尽管我们三位牧者不足以代表教会，但我们的经验及常识都在不同程度上无法认同柴玲对事实的认定，并对她处理此事的态度持保留意见。 总结 总而言之，无论细节如何认定，柴玲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值得我们同情与支持。我们也对她所从事的女童救助事业深表敬意。远志明在此事上确实有过失，得罪神、亏欠人，应当悔改、道歉，寻求谅解。 同时，这也是华人教会自我检省的机会。华人教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东方文化的威权色彩，有时出于“为尊者讳”，掩盖或淡化名牧的过失，这是极不应该的，我作 为参与仲裁的牧师，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此外，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曾经遭受性侵的妇女，教会作为公义的代表，应当声张正义、替受害人伸冤，才是合神心意的做法。 然而，这一切必须以事实真相为基础，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 恨恶虚假。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才决定写下这些文字，为的是寻求真相，并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 根据我和远志明牧师接触的直接经验，以及长期的观察，我认为远志明牧师已经悔改重生，他的生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按照圣经的教导，悔改不单是口头的，更应该是内心的、行动的、生命性格的转化。二十多年前的远志明和二十多年后的远志明、信主之后的远志明与信主之前的远志明，已经不是同一个远志明。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觉察出他悔改后所结出的生命果实。 在过去的许多年间，远牧师为主奔走，四处布道，为神的国度尽忠竭力，带领许多人归向主，也造就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凡和他接触过的人，大都可以感受到他信仰的真诚、态度的谦和。 他也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人，坦诚披露过自己婚姻中曾经有过的张力，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勇敢悔改，改善婚姻关系，以至有今天这样美满的家庭。从这些行为和生命 的果实，都可以看出他已从内心悔改、遵从真理、成为新人。再揪住他二十多年前的过错不放，不是一个愿意实践饶恕的人应有的做法。 主已经赦免了我们许多的罪债，我们不应该为了他人往日的罪疚，掐住弟兄的脖子不放。 正如柴玲所言，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末了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了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太10:26）。 我相信，此事对于远志明牧师已经无可隐藏，而且也不需要隐藏，因为基督赦罪的恩典就是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得以彰显。远牧师大可仿效初代教会的奥古斯丁， 在圣灵光照之下勇敢叙述自己的生平，剖析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忏悔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伤者得医治，让慕道者看见真理之光，让神的作 为显现，让神的名得荣耀！ （P.S. 应柴玲的要求，会谈之后，我向远志明牧师所在的“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弟兄，汇报了会谈结果，报请该机构董事会参考备案。 谢文杰表示，“神州传播协会”成立于1999年，而此事发生在1990年，董事会无法为机构成立之前的事公开道歉。他也表示，董事会将继续与机构所有成员合作，要求机构成员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活出生命见证，荣神益人。） 2015.1.1 原网站的读者跟贴∶ 让真相永远掩藏（徐博士的强盗逻辑） - 真难 01/14/15 (0) 漏洞百出的虚伪辩护 （请徐博士阅读） - 真难 01/14/15 (3) 施害者可以让受害者得到什麽样医治？ - 雅1 01/13/15 (141) 调解是柴姐姐的要求吧？ /无内容 - xiahong 01/13/15 (23) 批评的很到位! 现在是出来说的越多就越添乱了。 /无内容 - Joshua 01/13/15 (24) 很大的可信度！ - gsm0 01/13/15 (78) 谢谢。 /无内容 - 雪梅 01/13/15 (23) 一声叹息 - weak 01/12/15 (171) 一般会 - mean 01/13/15 (23) 有假使徒，假先知，也有假牧师，假长老 - weak 01/13/15 (17) misled =/= deceit /无内容 - mean 01/13/15 (3) 谢谢你的分享 /无内容 - 宣教士 01/13/15 (19) 远当时说的“两情相悦、且仅有的一次”与现在说的多次是矛盾的 - tda 01/12/15 (151) 综合分析你最近这麽热心 - xiangpu 01/12/15 (134) 我始终追求真理。真理就是神。 /无内容 - tda 01/12/15 (35) 原来是福音朋友，谢谢提供你的观点。 - 雪梅 01/13/15 (27) 神才是绝对的真理，人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甚至是荒谬的 - 微一 01/13/15 (30) 没有调查没有真像，只有时间与神能知道、证明一切 - 彼德 01/12/15 (70) 两个版本的差距最大的是∶在他的宿舍还是她的卧室 - 思齐 01/12/15 (220) 建议原告拿出更多的证据来 - newfaith 01/13/15 (45) 还好你不是法官，不然凭著这种偏向推断，估计会冤案无数。 /无内容 - ahhha 01/12/15 (44) 任何法官，都要看涉案人的动机，这不是偏向推断 - 思齐 01/12/15 (71) 动机不能定罪，否则每个人都能搞出有利动机出来 /无内容 - newfaith 01/13/15 (8) 谢谢你的分享 /无内容 - 宣教士 01/13/15 (10) 思齐啊 思 齐 ┅┅ /无内容 - 微一 01/12/15 (27) 不然，测下双方的记性吧，这事记忆的对错就比较显然了。 /无内容 - ahhha 01/12/15 (28) 远志明也去测谎，就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为什麽不呢？ /无内容 - 思齐 01/12/15 (31) burden of proof在柴，不在远 - newfaith 01/13/15 (29) 你相信测谎结果还是信神的大能？测谎器属世俗！ /无内容 - gsm0 01/13/15 (11) 我想∶应该是远牧师更相信神的大能吧 /无内容 - 主祷文 01/12/15 (23) 这可不清楚了，是心虚还是更相信神的大能 /无内容 - 思齐 01/12/15 (23) 你是心歪还是更相信神的大能？ /无内容 - gsm0 01/13/15 (14) 你没看柴的第二封信？测了，她也照样不认的。 /无内容 - ahhha 01/12/15 (38) 第二封信在哪？我google 了一下，没找到。 /无内容 - 思齐 01/12/15 (24) 此事在教内熄了，多谢！多言数穷，圣灵向通啊。 /无内容 - 微一 01/12/15 (37)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真相 - newfaith 01/12/15 (111) 但可以在摒弃自我中心、认罪悔改方面作出一点来荣耀神！ - 凌吉可 01/12/15 (72) 不明白强奸的指控和远的布道事gong历史有何关系 - newfaith 01/13/15 (25) 勿追求虚浮和自我为中心 /无内容 - 凌吉可 01/13/15 (6) 奇怪，微一“神代表”怎麽喜欢蔚蓝色胜过紫色？ - 凌吉可 01/12/15 (45) 谢谢！远牧师应该自己发个声明 /无内容 - 瓦器 01/12/15 (36) 管好各自的嘴就好。 /无内容 - gsm0 01/13/15 (12) 非常感谢分享，这文章太及时了！不然我们都在瞎猜。 /无内容 - ahhha 01/12/15 (31) I believe it is a reasonable - msc 01/12/15 (115) 他文章解释了啊。他自己内心有感动要分享他的个人感受 /无内容 - 新民 01/12/15 (31) 标题本身就极具误导性，徐是神吗？怎麽可以洞察远柴的内心“真相 - 宣教士 01/12/15 (89) 明显没读明白他的文章嘛。真相包括调解时发生的细节啊 /无内容 - 新民 01/12/15 (33) 我很明白读懂了那部份，所以才说出“误导”的结论 - 宣教士 01/12/15 (61) 他文章明确说明他的个人感受，没强迫读者接受 /无内容 - 新民 01/12/15 (31) 他有一个绝好的建议∶以后可以写新的《忏悔录》。 /无内容 - 新民 01/12/15 (24) 但标题极具误导性 /无内容 - 宣教士 01/12/15 (18) 可以改成∶我参与调解后的感言 /无内容 - 新民 01/12/15 (26) 这个标题不错。/无内容 - 宣教士 01/12/15 (19) 我在跟四季树的讨论中一再强调柴玲应该“适可而止” - 宣教士 01/12/15 (122) 同感！建议柴姐妹寻求牧师们帮助，医治释放自己的心灵伤痛，而 - 凌吉可 01/12/15 (99) 谢谢你的分享 /无内容 - 宣教士 01/13/15 (12) 什麽都等你理解了，人可能都被渴死了∶）/无内容 - 微一 01/12/15 (29) ——原载《万维读者》网∶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1022972#sthash.iMj8WFnx.dpuf 2015-0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谁绑架了中国经济？
何清涟 近来，中国媒体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各国的“货币贬值战”，指不少国家竟相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以维持本国的外贸优势，因此动了中国的奶酪，例如“中国成为日元贬值牺牲品”，建议“韩元升值戕害出口韩国政府着手应战”等等，但与此同时，却又盛赞中国政府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这种矛盾怪异的报道多了，让内行不免要问：在中国出口贸易这匹“老马”步履蹒跚之时，北京为何不能象其他国家那样，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刺激出口？ 这倒不是北京的决策者麻木到对国际市场丧失了感觉，实因中国的汇率政策背后，还有更重要的说不出口的原因，即中国政府现在不得不依靠人民币的高币值来吸引假外资回流，从而使泡沫经济免遭破裂。 \中国外贸增长为何屡被怀疑“虚高”？\ 先说近几天发生的新事。2月中旬，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出炉，称2014年1月进出口贸易开局良好。但这一数据引发了普遍质疑，因为另外两个考察中国宏观经济的指标并不支持“外贸开局良好”这一结论。这一景象让人想起了“克强指数”这一掌故， 既然连总理都不敢凭官方数据了解辖地的经济实况，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当然更得学会分析这些官方数据，这种被中国统计数据造假逼出来的“智慧”，成了分析中国经济的基本功。 对于外贸数据，研究者早就用另外两组数据做参照系：一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月份，这一指数已降至6个月以来的低点50.5，与此同时，反映制造业外贸情况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则分别为49.3%和48.2%；二是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1月这一数值降至49.5，为6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其中新订单分项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至50.1，受访企业提及部分主要出口市场需求有所走软。 除了这两组数据之外，分析者还有经验依据：即2013年两度掀起波澜的假出口风波。 国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3年1-4月，全国进出口总额8.3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307.5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14%。其中，中国对传统出口市场欧洲和日本增速都有所下滑，但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总值却增长了66%，达1,505.9亿美元。尤其是广东深圳等地的对港贸易增长惊人。这一轮外贸虚高的反常表现成为媒体话题，北京高层做出反应，下令严查，据说4月以后“中国外贸数据基本回归真实水平”。但好景不常在，2013年第4季度，内地和香港两地公布贸易数据再次出现较大差异，内地与香港往返贸易的虚报状况再次浮出水面。 \外贸：堕变成中国的灰色资金流通管道\ 外贸进出口数据一直存在虚高现象，因为不少企业都玩一种骗术，即虚报外贸出口骗取出口退税，其主要手法之一就是虚构货物已出口的“事实”，业内称之为“走空单”。2013年1月至10月，深圳海关缉私局共查获1700多宗影响出口退税案件，涉及案值高达9.4亿元，其中部分案件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有兴趣的可以去看“7月风暴：出口退税寄生链调查”（《21世纪经济报道》6/20/2012）。 但近几年外贸虚报的问题早已比骗取出口退税更复杂，虚构外贸出口已经成了中国一条重要的洗钱管道，大量灰色资金通过这一管道回流中国。澳新银行刘利刚在“人民币升值诱发中港往返贸易套利”一文中，非常清楚地指出，跨境贸易持续诱发资本流入内地和在港人民币存款增加。对外行来说，刘文太过专业，其实这文章说的是一个问题，即中国外贸成了洗钱活动的一个环节。刘文指出的事实还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外汇占款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佐证：从2013年7月开始，热钱持续涌入中国，最多的一个月达8500亿人民币，规模可观。 藉外贸洗钱在外贸总额中占比有多大？2013年上半年曾有过一项对假出口的调查，结论是假出口规模最低占3成。但这一重大调查并未引起政策反映，甚至在假外贸被揭发后也未将2013年外贸总额下调。政府这一态度反映了一个现实：外贸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这段荣光已成为历史，北京对这匹“老马”再战疆场已经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政府对通过假出口流进的假外资并不想打击，因为这些假外资正好为当下失血的房地产“输血”，可以推迟房地产泡沫破灭，甚至逃过破灭之劫。 \真外贸战变身为假外贸战\ 中国曾与日本、南韩两国家电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血拼多年。“中国制造”因出口退税、劳工低廉具有价格优势，韩国政府为了对三星和LG等家电厂商进行政策支持，不惜干预汇率导致韩元贬值。在中韩两国的强力竞争下，曾以质量优良具有竞争优势的日本家电业在价格战中败北，2011年许多日本家电产品蒙受巨额损失，黯然退出中国市场。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家电产品竞争中，“日本制造”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情况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才有所改观。安倍首相的办法有二，一是采用日元贬值的方式促进日本出口，二是让日本央行采取适度量化宽松政策（即有限制地增发货币），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截止目前，美元兑日元升值超过30%，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也创出15年来新高点。到2013年底，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长达15年的经济衰退即将结束。 那么，中国政府为何不肯采用货币贬值的方法来扶持本国的外贸出口行业？这倒不是因为它比日本政府愚蠢，而是因为深知自家那“外贸”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长期竞争力，要不断扩大出口，其难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坚挺”的眼前好处也实实在在，那就是可以引诱权贵贪官的海外资产通过假外资的形式回流，从而拯救中国经济。只要放手让假出口流行，就会有大笔来源于本国权贵家庭及富人们的“热钱”回流以赚取利差；这些“热钱”在外贸当中是以跑空单，即虚构外贸业务流进，目的是来中国投机短线炒作套利。如果人民币一旦贬值，对真实出口虽然可能是利好消息，但对中国的房地产和银行系统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已经投资在房地产上的巨额假外资会急于抛售出逃，所带来的崩盘后果更严重。这一点，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清楚，财经记者也看得很清楚，早在去年6月，中国媒体就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称人民币贬值预期将恶化资本外逃。 正因为中国的外贸的“跑空单”之类早就成了中国灰色的资金流通管道，而且与中国房地产、金融等投机领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中国政府不仅不能查处制止假出口，相反还得对“假外贸”网开一面。据《华尔街日报》2月13日在“中国强劲的出口数据令人生疑”一文中披露，最近中国的假出口已经升级到了双向假外贸：货物被出口到国外，货款以低利率的外资支付，这些货款然后在中国投资；几个月后，这些货物又回到中国，货款重新回到国外，但进口货物的公司因在中国的投资赚取了利润。 30多年过去，不少中国人成了国际经济大玩家，从玩实的“与时俱进”到玩虚的，这种真真假假的奇妙招术让人瞠目结舌。那由中国人在香港与维京群岛注册的两万多家离岸公司，不仅承担了权贵、官员与富豪转移资产的私家大任，还承担了让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使命，中国媒体经常喜欢用“是谁绑架了中国经济”这类耸人听闻的标题，描画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不怀好意，这些财经记者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考察一下维京群岛与香港等地离岸公司，弄清楚现阶段谁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绑架者。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2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foreign-trade-bubble-20140215/18522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
何清涟 酝酿了好几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评论如潮水般涌动，有说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将国企做大做强，也有人说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同一个方案，居然引起两极猜想，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方案》的几个关键点 《国企改革方案》全文10141字，共分8章30条，开宗明义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一精神始终贯彻于《方案》之中。以下是几个不能忽视的重点： 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评论者说公道私的分歧，就在于他们对“混合”的解读不同。有人（包括外国专家）看到混合二字，就以为鼓励私有化。但《方案》的原话是：“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方案》制订者犹恐人不能充分理解，在第二条“基本原则”中加以特别阐述：“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 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为了避免社会各界误解，《方案》发表之后，新华社发表《须旗帜鲜明反对私有化》，以正视听。 二、既要培养国企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又要加强党的领导。《方案》共有14处提到市场化，仿佛奉市场化为主旋律。但第二十四条却声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党领导一切”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生命线，“市场化”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国企改革的主旋律。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千辛万苦推出了政企分开，希望结束党管企业的弊政，本来还打算在成功的基础上推广党政分开，所有这些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都付诸东流。 中共统治60多年的经验表明，在党的控制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党的扶持做大，但决无可能做强。因为企业做强，是指企业通过提升经营能力与管理水平，投入产出合理均衡，通过市场竞争而非垄断取得市场份额，这恰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无法做到的。 三、“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方案》第十八条称：“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发展前景不好的民营企业大可放心，国企不会光顾你。但如果效益佳、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壳资源。躲是躲不掉的。 中国当局为何坚持将国企做大做强？ 一个政府考虑扶持什么企业，往往体现其利益考量的重点。民主国家对企业的考量一般是就业优先。比如中国双汇收购了美国最大的肉联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雇员共计4.8万人，其中新增约1300人，当地居民与政府都很欢迎，并不在意资本所有者是中国人。 中国的私企为中国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早就超过国企。据官方数据，2007年，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国企占9.2%，私企占44.4%；2011年1月，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指出，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的7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个体和私营企业新增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90%。 如今随着外资撤退，农民工大量返乡，逾半大学毕业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应当鼓励发展私企，将提高就业率作为主要考量。为何当局却要将吸纳就业较少的国企“做大做强”，采取国进民退的“改革“策略？这是基于两点考量： 一、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政府面临极大财政困难。据官方数据，从公共财政贡献看，目前在中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于劣势，但在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仅为13.0%，国企高达70.3%。在原有的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国企是公共财政支柱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让政府倾力扶持。至于国企是否提高就业率，已经不在政府优先考虑之列，李克强总理已经为数亿待业者指出一条“自主创业”的明路。 二、《方案》中，整体上市才是最终目的。国企目前负债率很高，2015年7月末中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12%，其债务来源单一，主要是国有银行。这种银企关系，注定国企如果好不了，国有银行也会被拖垮。过去20多年以来，国企脱困的主要办法就是前总理朱镕基想出的高招，让国企上市圈钱。但今年这一高招居然失灵，国家队在政府强迫其参与救市之后几乎全数套牢。于是《国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让国企改革，与民企实现混合所有制后，“着力推进整体上市”。 因为资产重组之后，企业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PO（首次公开募股）。 民企想与国企混合吗？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早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时，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中，已经介绍过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新浪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 “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混合所有制：民企参股国企的六大风险》一文，集中介绍了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混合所有制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主要风险有：国资负责人不需要对资产负责；国有资产流失将是条高压线，会用来对付民企股东；国有股东比民企股东要强势得多，很难合作；如此等等，总之，就是民企不能与国企合作，合作就等于钻进圈套。 民企不想“混合”的态度是明显的，但政府想“混合”的意愿是强烈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饱经风雨，见政府摆开混合架势，早就开始大量“海外投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今年8月以来北京加强外汇管制，与其说是针对那些小额外汇的拥有者，不如说是针对那些想转移资产的富商，“做空中国”如今成了一大新兴罪名。 为了让民企放心，不将政府看作“狼外婆”，《方案》第十六条称，“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改革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从来就视法律规则为束缚民众之物，这种“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杜绝国有资产流失”的改制，民营企业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的“改制”，就是被国企看中的民企有没有不当“小红帽”的能耐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ws-guoqi-reform-20150919/297106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北京捐赠马其顿校车的前世今生
2011年11月，校车问题在中国两度成为新闻。 导致校车成为新闻的原因如下：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的一辆校车因超载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时间校车问题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批评指责声还未消散，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消息传出，正好外交部于10月下旬解密了一批档案，公布了1976年以前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的资料，于是网友用“援交部”来贬称中国的外交部，批评北京在校车问题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外交部倒也处之泰然，在11月28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洪磊称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是履行国际责任。 令中国人想不通的是：一个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中国援助？这“国际责任”之说从何而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世界2010年人均收入榜上，马其顿排第90位，人均收入为4483美元；中国排第91位，人均收入4382美元。 其实，中国援助马其顿自有缘由，所谓“国际责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台湾当年在李登辉与民进党执政时期，与势头甚旺的北京在国际上争取“国际承认”的这段历史。当时，台湾在北京的强势挤压之下，为了争取“国际承认”而不得不开展饱受北京诟病的“金钱外交”，马其顿当年就是台海两岸竞相争夺的一只“香饽饽”。 马其顿建国历史不长，1991年11月20日该国颁布新宪法，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方才成为从原南斯拉夫宣布独立的4个共和国之一。1993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纳马其顿为联合国第181个会员国，国名暂定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993年10月12日，马其顿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时台湾由力主“台独”的李登辉执政，李希望为台湾争取一些国际空间，于是向为摆脱经济困局苦恼不已的马其顿政府许诺，只要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台湾会立即援助马其顿政府3亿美元现金，另外还将在马建工业园，投放10亿美元长期投资。 马其顿政府遂于1999年2月9日宣布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北京绝不容忍这种双重承认（即承认“两个中国”），在马其顿宣布与台建交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即宣布与马断交。随后不久，中国罕见地使用了安理会成员国的否决权（大多情况下中国投弃权票），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个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延长驻军6个月。 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后的两年，不断面临北京的威胁利诱。终于在2001年6月12日正式恢复曾中断的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此后台湾对其停止援助。这两年当中，台湾共给予马其顿1.5亿美元的援助（另一说法是1.7亿）。 我对十余年前发生的这一“外交事件”之所以印像深刻，是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不少穷国用这种方法在台海之间渔利，先与台湾建交获取经济援助，尔后又在北京更大的诱惑下与台湾反目。马其顿当时之所以对台湾特别重要，估计源自这一因素：当时世界上共有28个小国承认台湾政权，它们大部分分布在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但马其顿从地理上看则是欧洲国家。对台湾来说，是其在欧洲外交的“突破”性进展；对北京来说，则意味着欧洲“失守”。是以马其顿成了台湾双方出大价钱争抢的“香饽饽”。 比较搞笑的是马其顿对自己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还说得冠冕堂皇。在与台湾建交时期，马其顿国防部长保诺夫斯基曾于2000年10月30日率领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并在访问期间与台湾国防部长伍世文签订谅解备忘录和国防合作备忘录。等到与北京私下沟通就绪，并准备派员至北京签署“复交”备忘录之后，又为自己丢弃台湾找了个台阶：2001年 5月下旬，马其顿外长米特雷娃趁履新之际表示，两年前与台北“建交”是个错误。 中国到底给了马其顿多少外援？遍查不获，估计北京将此视为“国家机密”，也要求受援方马其顿保密。毕竟北京一直在义正辞严地谴责台湾的“金钱外交”，作为备位“世界领导”的中国，又岂能以“金钱外交”为手段，与台湾争抢其他国家的承认？但从中国一向的行事方式来看，那些从2000年以来先后宣布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利比里亚、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塞内加尔、乍得等国，肯定都因与台湾“断交”而获得北京的补偿。 根据以上事实推断，洪磊声称援助马其顿校车是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并非虚言。从策略上考虑，当年让马其顿与北京“复交”的援助不可能一次性给足，必须细水长流，中方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估计就是在履行当年复交时的承诺。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2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2/macedonia-school-buses/）
何清涟2025-11-09 01:06👍 0💬 0全球二氧化碳减排与“澳大利亚疑问”
澳广 虽然“全球暖化”论已经声名狼藉，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峰会照常召开。而证明人类活动造成二氧化碳排放过多的观测数据之一，就来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州。然而，国际气象组织特地选择使用塔斯马尼亚观测点的数据，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尤其是熟悉塔斯马尼亚地理的澳洲人，更明白其中的不妥之处。由此又牵出不少对气候政策的疑问。本文对这些疑问逐一剖析。 一、全球气候政策的“澳大利亚疑问” 今年11月初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了全球COP26气候峰会。会前SBS于10月21日和27日连续刊登了两篇报道，文中称其他发达国家认为，澳洲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不够强有力，而澳洲出口的煤碳和天然气还产生数倍于国内的碳排放量。这大概就是以欧洲国家为主的气候峰会参加国对澳洲有所批评的原因。由此来看，似乎在这些国家的眼里，出现了一个“澳大利亚疑问”，澳洲什么时候能跟上它们的步伐？ 然而，这所谓的“澳大利亚疑问”其实引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真正疑问，那就是，位于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的一个二氧化碳观测点被选作全球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依据，但这个点上的数据能说明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过大、乃至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吗？ 关于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气候政策的逻辑是这样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是客观存在，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是罪魁祸首，因此必须通过减少人类活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吸收达到平衡（即碳的零排放），为此发达国家要率先做到。 在这个逻辑链条里，塔斯马尼亚的大气观测数据是关键的一环。所以，重新审视一下塔斯马尼亚观测点，其实非常必要。如果这个观测点有疑问，那么，全球气候政策的上述逻辑链条就存在严重疏漏或错误。 二、全球大气监测网精准检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要比较科学地观测人类活动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的影响，应该是在各大洲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而不是人类活动比较少的地方来设立大气监测点，这是常识。那么，实际上现存的全球气候观测点有多少，又是怎样分布的呢？ 全球大气监测网(Global Atmosphere Watch Program\[XC1\],GAW)在全球一共设立了30个观测点。其中在南极3个，北极圈附近4个；也就是说，这7个点附近基本上没有人类活动，其空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主要是季风造成的。剩下的23个观测点中，太平洋上有3个，印度洋上有2个，那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也主要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这样，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观测点全球一共只有18个，其中，大洋洲2个，北美洲1个没有，南美洲仅在最南端有1个，非洲大陆有5个，亚洲大陆2个（其中1个在印度，1个在中国西宁市西南90公里的瓦里关），东南亚2个，西欧国家6个。 从这些网点的分布来看，有两个特点。首先，观测点当中，位于南极、北极圈和太平洋、印度洋的12个观测点，基本上不反映当地人类的活动，南美洲南端的那个观测点也大致如此；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观测点不以观测当地经济活动造成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为目的。 其次，这个监测网在分析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方面，主要是为西欧国家服务的。因为西欧国家的减排政策比较严厉，监测结果可以证明，那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高，减排政策有效；但是，对欧洲国家最关注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这个观测网对当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 无论如何，按照这样的监测点来分析各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浓度情况，是有严重缺陷的。世界气象组织(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采用这样的观测网点数据，来评判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程度，本身大可质疑。这才是全球气候峰会主要参与国都必须认真回答的大疑问。至少，从东亚、中亚、南亚、东欧、中欧、中东，到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国家，在如此广大而人口密集的地区，究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世界气象组织并不了解。 三、世界气象组织最近报告的依据：全球两个观测点 正因为世界气象组织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二氧化碳浓度，所以它只能依赖这30个观测网点中个别网点的数据；然后便轻易地做出了地球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这样一个结论，由此导出了气候政策。也许，大部分澳洲人并不知道，全球气候政策的判断基础，与澳大利亚有很大的关系；这仅仅是因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大气监测网在澳洲选了一个基准站，而这个基准战的大气观测数据被用来证明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2020年9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气候变化并未因COVID-19而止步》（报告编号09092020）。 该报告指出：“根据WMO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中基准站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ppm）410。2020年7月莫纳罗亚(Mauna Lua，夏威夷)和格里姆角(Cape Grim，塔斯马尼亚)分别为414.38 ppm和410.04 ppm，高于2019年7月的411.74 ppm和407.83 ppm……要稳定气候变化，必须持续将排放量减少到净零。” 我们从这段话得知，目前气候峰会大力推行的气候政策，其“科学”依据就来自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假设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是可靠的，那么，仍然存在着一个大疑问，凭这两个点的数据，就能得出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因人类使用化石燃料而明显提高，因此地球变暖这样一个结论吗？ 四、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代表地球暖化？ 从世界气象组织的上述报告中我们得知，2020年7月夏威夷的那个观测点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比1年前上升了百万分之2.64，而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比1年前上升了百万分之2.21。但是，那种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吗？ 塔斯马尼亚的观测点位于该岛西北的格里姆角（Cape Grim）。该州面积6万8千平方公里，只有52万人口，人口密度并不高。中国的宁夏自治区与塔斯马尼亚州面积相当，而人口是塔斯马尼亚州的13倍。塔斯马尼亚是澳洲自然生态保护最完善的地方，全州40％的面积被列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气象组织把这个人口适度、自然生态相当完好的地方选为全球气候观测点，似乎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人类活动造成了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可能是以前为研究南极气候变化而选择为南极外围观测点。 为什么现在塔斯马尼亚的观测点数据会成为世界上两大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最明显的地方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塔斯马尼亚的自然保护区里土壤干燥后，会转变成易燃的“褐煤”，容易发生野火，排放出二氧化碳。例如，2016年底发生的野火长达18天，烧毁的林木面积达950平方公里。野火并非人类经济活动，它产生的二氧化碳与人类活动无关。世界气象组织若从常识出发，照道理，应该将塔斯马尼亚这个观测点的数据从报告中剔除。若用这个点的数据来预测地球暖化，势必误导许多不熟悉塔斯马尼亚地理的人；而且，它也不能证明，人类减排了二氧化碳，野火就永不再起。 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上述报告引用的夏威夷观测点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数据，就更是荒唐。该观测点所在位置莫纳·罗亚（Mauna Lua）位于美国夏威夷州最大的夏威夷岛（当地称为大岛），去过这个岛的游客都知道，这个岛有活火山，经常喷发。笔者去那里游览时，就曾捡了块尚且发热的火山熔岩凝块。火山喷发从来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的重要来源。我相信，这个观测点的建立，一开始应该不是为了观测二氧化碳浓度，而是为了观测火山喷发的；至于后来什么时候被利用来作为二氧化碳浓度观测点，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象把监测汽车驾驶人酒精含量的呼吸检测仪放到酒桶里检测，然后告诉大家说，酒桶里酒精浓度太高，这样的研究者难道真把世人都当无知者了？ 也许值得追问一个问题，既然这两个世界气象组织选择的观测点数据被用来预测地球暖化，本身就大有疑问，那为什么世界气象组织没选择更靠谱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结论呢？或许，这两个点的数据是唯一能证明这个机构预设结论的资讯了，其他地方的观测数据可能都不支持这个预设结论。 五、为什么“地球暖化”应对政策变成了气候变化应对政策？ 假如地球暖化确实日益严重，世界气象组织也许就不必选用塔斯马尼亚和夏威夷的不那么靠谱的数据了。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选用，或许正好反映出该组织的无奈，因为对所谓的“地球暖化”观点，早就出现了大量质疑，以致于最后“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个标题都不得不修改了。 从网上查到的研究报告显示，1999年1月到2008年12月全球温度的变化是正负0.07摄氏度，比前一个10年的正负0.18摄氏度少很多，基本上稳定，引起全球温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海洋洋流的厄尔·尼诺现象。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南方科学中心主任——海洋学家根纳季·马吉硕夫（Геннадий Матишов）认为，全球不是变暖，而是在变冷；气候具有周期性，现在变暖周期已结束，正进入变冷周期。他今年2月23日接受《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采访时表示，等待人类的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小冰河期。马吉硕夫说，他从1965年以来就一直在北极考察，没有全球变暖这一说；最近北极温度确实略有上升，因此一些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他指出，1878年和1933年北极处于同样的暖周期，但此后北极又进入冷周期了。 马吉硕夫院士认为，“要了解气候（变化）趋势，至少需要分析1百年的数据，而不是只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马吉硕夫指出，气候是周期性的，人类正在成为新冰河时代开始的见证者；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出现了寒冷的冬季、干旱，还有强降水等等，这都佐证一点，我们正迎来全球变冷时期。马吉硕夫还指出，南极洲冰原是个非常稳定的系统，“地球气候变暖而全球洪水泛滥”之说，实在不值得一谈。 虽然“全球暖化”这个词消失了，但“全球暖化”作为应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政策的理由，在后者的旗帜下仍旧卷土重来。据德国之声2007年2月3日报导，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使用了“气候变化”这个词，来代替“地球暖化”，原因就是“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如今已经没有一个政府愿意继续使用“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样的概念了。毕竟，地球事实上并未暖化，就像塔斯马尼亚的野火或夏威夷的火山不至于就毁了地球一样；而且，人类也并未愚蠢到要与大自然搏斗，去阻止火山喷发。 “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其实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前者声名狼藉了，换个名称就又活跃下去了呢？大概是因为它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政治正确”是不容许别人质疑它的“正确性”的，因为它“政治上是进步的，因而就是正确的”。 六、气候政策本身存在一个大疑问：二氧化碳排放量代替净排放 气候政策的核心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净零，即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扣除大自然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之后，净排放量为零。为此，气候政策提出了三个实现方法：一，植树造林，多吸收二氧化碳；二，用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煤炭和石油；三，付钱让发展中国家少排放二氧化碳。但是，气候峰会开会时，相关国家却不关心第一个方法，而是聚焦在第三个方法，法国还为碳指标交易开始预作准备了；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则睁大眼睛问，给我们的钱在哪里。 其实，鼓吹气候政策的多数发达国家不只是不关心第一个方法，而且是故意忽略了第一个方法。证据就是，在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当中，并没有净排放量的计算；因此，气候政策就变味了，虽然口头上的目标是净排放量减少到零，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只是关心让总排放量大的国家拿钱出来。 事实上，相关的气候研究机构只用化石燃料消耗量和出口量来计算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却拒绝计算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借口是，吸收量的计算太复杂。这就把气候政策关于“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减少到零”变成了一句虚话、假话；我们也从未见过哪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各国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数据。这是长期以来气候学界故意造成的人为错误。而这种错误计算的后果是，很多被指责为总排放量过大的国家，可能实际上净排放为零，不应该受到气候政策那种要它们为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出口付费这样的惩罚。 科学研究指出，1公顷阔叶林每天可吸收1吨二氧化碳，释放0.73吨氧气。据此，我做了两个粗略的估算。其一，美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是546,101万吨，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33%，相当于森林面积为309万平方公里（30,900万公顷）。按森林的有效光合作用季节为每年6个月计算，则森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5,562,000万吨，是排放量的10倍。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03,192万吨，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16.5%，相当于森林面积158万平方公里（15,840万公顷），每年森林可吸收二氧化碳2,851,200万吨，为排放量的4倍。 这样的估算当然不是精确计算，只是为了说明，现在不考虑二氧化碳吸收量的收费减排政策，其中的错误有多大，而这种收费的荒唐又何其明显。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australia-ranked-last-among-developed-nations-on-climate-performance-and-pledges\_1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共产党国家科技发展的“成功”与陷阱
程晓农 今年开始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经济困境，国内国际的两个重大冲击打破了中共的经济远景梦。中共开始鼓吹产业升级要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但共产党国家的制度陷阱注定会令其愿望落空。这两年来的“芯片大跃进”是中共今后科技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的宿命则预示着中共产业升级梦的破产。 一、中共的内外经济困境空前严重 从10月26号开始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19届5中全会，讨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35年经济远景目标。中共试图营造一个处变不惊的局面，似乎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高歌猛进。实际上，从今年开始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经济困境。其外部经济困境是指中共通过一系列对美国的核威胁动作，点燃了中美冷战，引起了美国在军事、谍报、经济、政治四大领域对中共的全面反制，这使中共继续通过盗窃技术机密，来发展民用经济和扩军备战基本上再无可能，也令中共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到美国市场来赚取大量外汇的空间急剧缩小。 这种外部逆境加剧了中共的内部经济困境。早在疫情和中美冷战发生之前，中共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房地产拉动经济的道路也走到头了。中共原本寄希望于产业升级，即依靠盗窃来的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也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弯道超车”，从而帮助中国经济摆脱上述困境，它的所谓经济远景目标即以产业升级为基础。 然而，2020年国内国际的两个重大冲击打破了中共的经济远景梦。其一是疫情爆发导致全国经济停摆，而下半年开始全面复工时，整个经济形势已经面目全非，民众收入的萎缩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出口通路的梗阻导致出口企业大批倒闭。于是失业潮、商铺倒闭潮接连出现，广州、深圳、上海这几个昔日最繁华的都市都出现了众多店铺陆续关门的景象。 其二是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后，美国开始采取大规模谍报对抗行动，抓捕了大批中共的技术间谍，北京在美国的技术间谍网络不得不潜伏下来、停止动作，于是中共追求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来源中断；不仅如此，美国开始在高科技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方面实行针对中共的出口管控，防止这些产品和技术被中共用于扩军备战，而这样的措施对中共正在实施的高科技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批项目造成了沉重打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开始鼓吹产业升级要改而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那么，它能否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体制“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呢？ 二、黄奇帆的危言耸听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国内被认为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内行，他最近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20“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讲话时说，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大体上有十个方面，非金融类脱钩包括贸易脱钩、技术脱钩、互联网脱钩、教育脱钩，金融类脱轨包括投资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脱钩、国际清算脱钩、外汇脱钩、长臂管辖；他认为，一旦脱钩，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金融领域上的脱钩等同于美国自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走向真正的强国之路。 黄奇帆说，“非金融类的脱钩一旦发生，都会对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带来某种比较严重的冲击。但这种冲击背后对美国方面会带来什么反作用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两方面和则两利，斗则鸡飞蛋打，我们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也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脱钩行为，两边竞争，在大国之间谁更有耐力，更有回旋余地，更有补短板的能力，谁更能坚持到最后。” 黄奇帆认为，美国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丢了自己的命。为证明他的这个观点，黄奇帆在讲话中介绍了苹果公司的高管库克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库克告诉特朗普总统，苹果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就死了。这是库克忽悠特朗普，而黄奇帆想用库克的话来忽悠中国人，却马上被国内媒体打脸。黄奇帆是今年10月9日这样讲的，而10月14日搜狐网就刊出标题为《传苹果加速撤离中国生产业务》的新闻，内容是：据外媒体报道，苹果近期再次向台积电、鸿海等多家供应链厂商发出通知，要求厂商将15%至30%的生产业务撤出中国。此外，包括纬创、和硕在内的台湾厂商也收到了苹果公司的通知。业内人士指出，苹果加紧将其供应链撤离中国，除了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潜在风险外，近年来印度和东南亚制造业的崛起也让苹果公司看到了机遇，该公司希望能通过此举使其供应链更多元化。媒体评论称，苹果公司近几月频频将供应链厂商撤离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代走向尾声。 黄奇帆的“强国之路”一说，反映出中共典型的大话忽悠、大话唬人。红色大国“自力更生”式的科技发展很难成功，其实有苏联的前车之鉴。 三、冷战时期苏联科技发展的制度陷阱 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早就发现了共产党国家科技发展的体制陷阱。1946年2月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副馆长的乔治·凯南，曾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数千英文单词的电报，分析了苏联体制的特点。这份著名的长电报在美国决策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半年后他被调回国务院，在国务卿隔壁的办公室里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凯南认为，苏联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它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多年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他的判断。凯南指出，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他们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就像中共在改革开放时期获得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大量设备、技术和投资、建立了“世界工厂”一样，苏联在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也曾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支援下完成了工业化。二战后斯大林曾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坦诚表示，“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苏联本来的工业基础比较落后，1928年全国的文盲率达到50%，当时美国对苏联实行了大规模科技援助，在1928年到1932年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曾有2万名外国专家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车间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时期，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一半都卖给了苏联。 此后苏联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防科研，曾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甚至在1961年发射了世界上第1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科技差距很小。美国人发现，自己当年毫无保留的援助以及苏联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科学研究，是苏联科技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而美苏冷战升级后，美国加快了自己的国防科研，两国之间的科技差距很快就拉开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苏联的科技体系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实现技术升级的道路时，其科技发展体制是垂直的行政管控，没有美国体制的活力。共产党国家只会实行由政府出资、政府立项、政府管理、政府评估科研成果的科技发展模式。这种体制虽然可以集中社会资源，以举国之力办大事，却必然造成高投入、大浪费、低效率和非商用这样的结局。而现代高科技如果不能在市场环境中得到自然的发展，就只能为军用服务，那是一种有投入、无经济收益的研发活动，最终会扼杀科技发展的进程。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发展科技的体制陷阱，今天中共正义无反顾地往同样的陷阱里跳。 四、苏联半导体产业发展受阻的体制根源 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4年，但第1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上升到9年。后来许多苏联科学家和技术官员回忆，他们知道自己想追赶西方半导体产业的步伐非常吃力，但很难在自己的层级上改变大局，因为他们无法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科技研发完全依赖政府的科研管理体制。 世界上的半导体产业开始出现时，苏联的科技战略是优先发展航天工业，而电子工业的任务只是为航天工业提供必要的电子零部件，同时制造出计算机，以便完成航天工业所需要的计算任务；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把有限的科研资金主要投入到航天工业的同时，不可能同时照顾到其他技术行业跟进国际先进水平的需要，于是苏联的电子工业因此走向了衰落。其电子工业帮助宇宙飞船上了天，表面上看是达到了顶峰，实际上这个短暂的“顶峰”却是其电子工业走下坡的历史拐点。 手机的开发在苏联也是同样的结局。早在1958年，苏联的一个工程师就发明了比摩托罗拉公司1973年才开发出来的“砖头”手机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时苏联的这种实验阶段的移动电话的通话距离已达到200公里，但成本却相当于一个教授4个月的工资。苏联的政府官员对这项研究没兴趣，他们认为，人民可以打座机，政府何必要补贴这种手机的制造成本，于是苏联的手机研发被叫停了。 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官员是按既定政策来分配有限的资金，而不是按企业研发成果的市场潜力投入资金；同时，政府官僚虽然有权力，却没有足够的科技知识和科技眼光，也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判断能力。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听从上面的指示，是掌管科技发展方向的官员们的行为准则。苏联虽然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但也只能集中财力办大事。所谓办大事，就是办高层领导决定的事。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千头万绪，每个行业都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希望从财政或银行的那块“大饼”里分一块；而经济主管部门很清楚，如果用“撒胡椒面”的办法，给每个部门分一点“饼”，“大事”就办不成了，所以必须有重点、保重点，丢卒保车。问题是，市场永远千变万化，今天确定的“车”明天可能变成“卒”；今天的“卒”明天可能变成“车。如果某些官员老想“未卜先知”，可能就会被撤换，因为他们妨碍上级指示的落实。 美苏对比，同样是政府给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科技投资，但双方的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美国的企业是完全自主地从事技术研发，而苏联的企业只是被动地按照政府的指令安排技术研发。苏联的研究机构关心的是完成政府部门下达的研究课题，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资金和设备；美国的企业关心的是，如何把面向军用研究的技术创新，变成可以在市场上带来经济收益的民用产品，怎样把技术专利变成企业源源不断的收入。今天中共治下能从事军用项目研发的，多半是国有企业或有政府或军方背景的企业，它们的外部环境虽然市场化了，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苏联并没有本质差别，依然要听命于政府。所以，共产党国家的“旱鸭子”企业和美国的“水中游鱼”企业，其作为是完全不同的。企业是“旱鸭子”还是“水中鱼”，取决于企业生存在哪种制度环境里，如果是在共产党国家，它们就始终是“旱鸭子”；只有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环境里，企业才可能在技术研发创新方面成为活泼自如的“水中游鱼”。 美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属于“造血机制”，政府投资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企业能不能活下去，要看它的技术研发是否在市场上受欢迎，不仅仅是性能优秀，还要成本低、服务良好。做不到这些的企业，不管它们是研发失败，还是判断研发方向失败，最后都归于淘汰，上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行业的王安公司就走上了末路。而共产党国家的企业只要服务于政府的军工、军用目标，其技术研发就属于“吸血机制”，这样的企业只会躺在政府怀里活下去。 凱南的“长电报”至今已经过去了75年，他的看法用在中共身上，不但没过时，而且依然十分犀利和准确。今天中共正在鼓吹走苏联当年同样的道路，许多政策话语和当年的苏联十分相似。过去十几年，中共为了“弯道超车”战略，比苏联还添了新招，就是大规模的技术间谍盗窃活动，但这种技术盗窃空间现在已经被封堵。 五、中共“芯片大跃进”的烂尾宿命 几年前中共就注意到，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其他消费用电子产品行业，每年需要进口3千多亿美元的芯片，连续多年来芯片都是进口规模最大的商品。随着2019年中美经贸谈判开始，中共估计到今后对美出口顺差会逐渐降低，外汇将越来越吃紧，不得不未雨绸缪，开始了芯片国产化运动；而最近美国对中共的高端芯片制造和技术服务实行管制，更是催动这场运动进一步加快了步伐。中共的这种科研“赶超”做法与苏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苏联未实行经济改革，指挥科研布局的主要是中央政府一家；而中共实行了经济改革，指挥科研布局的不仅有中央政府，还有成百上千的地方政府。这场“芯片大跃进”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推动的巨大浪费和失败。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多个产业园区造“芯”运动埋雷：烂尾项目换个“马甲”仍有地方政府接盘》，揭露了这场“芯片大跃进”的真相。 芯片研发本来属于高风险投资，在发达国家这类企业的失败率很高，因此，这类投资不能主要靠政府补助来支持，而应由企业自身承担研发失败的经济后果。但在中国，地方政府把风险产业当作响应中央号召、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政治任务，使用财政的专项资金和银行贷款，互相攀比，争相上马芯片项目。在中国经济表面上市场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再有苏联那种严格实行计划管理的权威，只能听任地方政府拿着财政和银行的资金，展开了“芯片大跃进”竞赛。地方政府自然是各自为政，既不考虑与其他省市类似项目的重复建设，也不具备评估“芯片大跃进”玩家企业技术条件的能力，于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就扮演起“崽化爷钱不心疼”的“天使”投资人。 到2020年第1季度为止，中国全国为了实现芯片国产化，目标规模为10.75万亿元，已到位规模达4.67万亿元。在这样的政策和庞大的资金诱惑之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造“芯”运动，于是，动辄千亿目标的集成电路产业规划、遍地开花的半导体产业园区、各地政府纷纷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就成了这场大跃进的典型特征。现在已有皖、苏、沪、浙、京、闽、鄂、湘、陕、渝、津等十余省市制定了集成电路产业规划或行动计划，其中仅闽、苏、沪、陕、浙、渝、鄂、津、湘这9个省市2020年的规划产值目标即达14,200亿元。截至去年5月，全国已建成、在建和正在规划中的半导体产业园区达67个，其中2018以后开工或规划建设的园区达37家，百亿级投资规模的园区占37%；这些半导体产业园区中，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的占64%，政府和企业联手的占24%，园区对入园企业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一系列优惠。到今年上半年为止，在21个省市已开办了140个半导体项目，上半年的总投资已超过3,070亿元。 “芯片大跃进”的结果已经开始显现。《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接连传出项目烂尾或破产的消息，不少地方损失惨重。7月30日，武汉千亿级半导体项目弘芯公司，被曝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面临项目停滞的风险”，刚购进的中国唯一的7纳米光刻机尚未开封即被抵押。原计划投资近400亿元、号称国内首个专注于柔性半导体暨新型显示技术开发与自主化项目的陕西坤同半导体公司，年初也曝出拖欠员工薪水的问题。不少烂尾项目有相同的套路，发起人拿着不靠谱的项目计划书，地方政府便注入资金，然后希望通过项目宣传再吸引大基金来投资，再带动社会上的风险资本投入。而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出问题，便资金链断裂，项目停摆，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成为“一地鸡毛”的接盘者。但只要市场热度仍在，没人能保证这样的烂尾项目不会继续发酵。 这场“芯片大跃进”是中共今后科技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的宿命则预示着中共产业升级梦的破产。 原载RFA，2020年10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029202006265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乌坎事件获得软性解决的背景分析
2011年的中国年尾，色彩似乎比去年年尾稍微亮一些：2010年的中国，浙江乐清寨桥村村长钱云会的惨死为中国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今年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村民用自己的韧性抗争为中国画上一个让国人稍感安慰的句号，尽管这种安慰还留有不少忧虑，比如秋后算帐；更有悬疑，比如作为事件起因的土地问题如何解决。 乌坎的抗议从今年9月持续到11月，对峙越演越烈。就在一星期前，广东地方当局的姿态还很强硬：逮捕了村民代表薛锦波等人，并致薛锦波狱中猝死；派出大量警察围村，并切断乌坎对外通讯联系，诬指乌村事件背后有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地方当局的升级处理方式，使乌坎成为世界关注目标，在关注者都为其捏把冷汗之时，到了12月21日，即村民宣布要分几路外出举行大规模公开抗议活动的前夕，当局罕见地做出一点妥协姿态，同意释放被扣押的村民代表并归还早先被警方逮捕期间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锦波的遗体，乌坎村村民代表接受这些条件，表示暂停抗议游行，接受由政府派出的十人工作组来乌坎处理村民投诉的诸多问题，包括土地。与此同时，与乌坎同属潮汕地区的海附近爆发的另一场环境维权活动也获得当局允诺，暂停新电厂上马。 一些网友总结，这应当归功于乌坎村民抗争技巧水平提高，以及特有的韧劲，不轻易相信政府。这些因素当然都起了作用，如果不是乌坎村民持之以恒、张弛有度的韧性抗争，还有村民为之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一阶段性的结果。 但根据我对广东历年其他地区的抗争的分析，乌坎抗争的内部诸种元素在其他类似事件中也有。比如有网友总结说，这次利用宗法关系组织动员是个新因素，这可能出于其不太了解农村人民组织反抗，一直就是利用地缘、血缘与亲缘作为动员纽带。早在90年代末期，广东省的村级选举中，不少村子的村民就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指定村官候选人，争取不受政府控制的自主选举，几乎是广东省农村地区的政治生态。而引发抗争的原因主要是三类：征地、环境污染、以及与征地、办厂有关的村财务问题。总的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村民的经济独立能力强，对政府的依赖性也相对小。如果要实行乡村自治，广东省应该是最成熟的试验区。 可以说，广东省城乡历年各种反抗从来没断过，今年以外来工为主的增城事件中，广东省仍然是以大棒政策对应。应该说，导致广东地方当局在乌坎事件上做出一些让步，有一些今年上半年都还没出现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概括言之，就是中共政权正面临1978年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是内外交困。 外交方面，中国今年11月以来连连失利，目前正滑入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之中，不得不重拾韬光养晦之策，这点我已经在“北京的孤独”一文中说过，不再讲述。 至于内政方面，北京当前正面临1989年以后的又一次冲击。这一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与政府与宠大的社会底层矛盾空前激烈，许诺给民众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社会反抗已经遍布全国，去年据说已逾18万起；二是精英阶层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在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他们用脚投票，大举移民外国，并把多年积攒的财产千方百计转移国外。在这一当口，国内任何社会冲突的爆发，都会加剧他们的恐惧，进而动摇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对于广东行政长官汪洋来说，还有一重特殊考量。多年来，汪洋一直是被中共第四代领导层当作第五代备选成员，近两年以来，汪洋为了表示自己有足够的政治眼光与能力，一直持开明姿态，主张公民社会，放宽媒体管制等等，被视为与薄熙来的“左”竞争的一种政治主张。在离正式晋位只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以他本人意愿而言，是绝对不愿意看到治下发生以流血告终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在这节骨眼上，一着不慎，可能晋位无望。因此，尽管其辖下基层政府出于地方利益不想让步，但汪洋一定是力主下属软化矛盾。这种处置矛盾的方式也可能获得高层默许，因为在暴力维稳导致越维越不稳之时，当局也需要有地方大员尝试相对温和的柔性维稳，况且此时外事多艰，希望内部事端不要闹大。 从村民来说，在当局同意接受最低限度的条件后暂停反抗，也是明智的。当反抗持续了三个月之后，反抗者与地方政府都深感疲惫，希望有个台阶可下。汪洋的软处理为双方都搭建了一个台阶。对于村民来说，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暂时接受这条件，徐图下一步；二是继续抗争下去，直至暴力镇压。其中利害考较，只能由利益攸关的乌坎村民自己做出判断与选择了。 如同以往发生比较醒目的反抗时，不少人都希望该反抗能够成为专制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次乌坎事件的“中盘”成为这种状态，只能说中国目前条件还未完全成熟。突尼斯的条件成熟了，一个小贩的自焚可以烧掉独裁者的王座。什么事件才能成为民主化起点，其实与当事者本身意愿完全无关，全由其所处社会的时势决定。这次当局处理乌坎事件，其实只是满足了村民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根本还未触及土地如何解决，国内顿时一片欢呼声。汪督的声望一下高过了薄督。这些现象说明中国还处在人们盼望开明专制的阶段，即突尼斯90年代初的水平，这不能说不是民意，至少是占主流的民意。 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一、乌坎土地这个死结如何解开；二、解开了之后，其他地区是否照办；三、停征土地制度化。目前是房地产萧条时期，正是有条件实施停征土地的最佳时机。做到这几点，说明乌坎事件能够形成制度化反馈。如果做不到这些，最多就是将原来的金刚拳化作太极云手。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2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2/wukan/）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危机意识与未来的政治蓝图——析共识网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
进入权力交接前夕，无论北京高层如何矫情镇物，总还有些鱼儿跃出水面。从其跳跃姿态可以看出水面下一些端倪。最近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点看头的文章。该采访很长，关键的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今上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三、十八大以后的改革蓝图。 引爆装置在何处？ 考虑到张木生与正回归军队权力核心的刘源（刘少奇之子）联手推出过一些文章，如刘源那篇让人浮想联翩的“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读张木生”，以及共识网的背景与其“补屋”的政治使命，这么一篇特殊时期、由特殊网站采访特殊人物的文章，其含义的多重性自不待言。不过我的兴趣只在这篇文章对局势的判断与未来的政治构想。 这篇访谈认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判断比左派新左们意淫的“崛起论”清醒得多。但张木生将局势之危殆比为“定时炸弹”却不确切，因为“定时”意味可控，目前这“炸弹”不仅不可控，甚至没人知道引爆装置在何处，想拆除都无从下手。北京以往认为宗教组织，反对派异议人士，外部反华势力都是“引爆装置”，一直奉行将这些可能的反对势力“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政策。但中东革命后发生在中国那真假难辨的茉莉花革命，却连“引爆装置”都找不到。所以，将中国比做一个不知道何时爆炸的巨型炸弹可能更合适，也因此，目前北京的担忧已经变成“2012年换届之前情况失控”。 “炸药”的各种成分 采访中，张木生提到“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这个炸弹里的“炸药”到底是由哪些成分构成？ 北京当局一直相信“面包契约”的灵验，认为中国人素质低，只要发展经济，让国人有口饭吃，就不会反抗。官员腐败严重、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人权恶劣、环境生态恶化、癌症村遍布全国等等，都不会对政权构成灭顶之灾。 问题在于，现在让北京备受煎熬的是用来做“面包”的食材已经远远不够了。首先是导致金融系统危机的巨额债务问题。据央行《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额约为14.4万亿元，保守估计也有近3万亿有违约风险。6月27日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宣称无法偿还人民币900亿元的债务，算是地方政府赖债的多米诺骨牌当中的第一块。 其次，北京如今陷在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的两难抉择之中。现在的紧缩导致中小企业缺乏流动性而大量破产，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但如果继续依靠通胀刺激经济，则百姓将因物价飚升而苦不堪言。另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转型尚未真正开始，“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制造除了受到东南亚邻国更廉价的产品的挑战之外，甚至还受到美国生产的廉价筷子的挑战。此外还有因房地产滞销而陷入深度困难的地方财政。 面对不可避免下滑的经济增速，北京深感惶恐。官民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泄愤型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一不留神，就会形成广东增城那种事先毫无征兆的大规模事件。 十八大后希望会从天而降？ 中国政治高层目前是你吹你的唢呐，我唱我的调。那边厢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刚讲过“五个不搞”，这边厢总理温家宝就在伦敦大唱民主颂（至于如何推行他倒是不操那份心）。作为党政军一把手的总书记胡锦涛对这两位同僚南辕北辙的曲调是不批不驳不闻不问，“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现在抱守的铁律。 张木生在采访中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十八大以后诸事更张。其改革思路主要是两点：一是重塑合法性，实施民生工程“还债”，把国有资产国有存款变成解决民生的基金，解决社保基金，分给13亿人，解决占人口70%的穷人的民生问题。所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在张眼中也是重塑共产党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党内民主，模仿日本自民党，党内有派别，形成“内部制衡”——按第五代掌权者的门第阀阅，这种党内有派别的“民主”有如清末皇族宗室的“宗社党”之内的派别。至于人民的政治权利，这张蓝图里并没有为之预留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能够沐浴到的灿烂阳光，可能还没有本·阿里执政突尼斯时期那样温暖，因为本·阿里至少还让民众享有一定限度的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允许党外的反对党存在，也有形式上的全民选举。 我当然很希望第五代能够想出办法引领中国走出困局。如果所有关于张木生与第五代领导群体成员关系的传说是真的，他的这些想法大概就是第五代能够想出来的“改革战略”。有中东北非统治者“面包契约”失灵的经验在前，将未来中国改革的基调定于落实“面包契约”与“党内民主”这两个基点上，我不认为是有效的应对危局之策。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1年7月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1/07/110704\cr\powerstruggle\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2013 年：新闻自由离中国更遥远
何清涟 2013年，北京打压媒体数管齐下：一是“靖内”，抓捕、惩罚、规训，甚至对记者采用污名化方式摧毁媒体业信誉，意在加强对本国媒体业者的思想控制；二是“攘外”，以拒绝续发签证的方式，让外媒加强自律以换来在中国立足的机会。以下五方面充分展现了媒体受到强力控制的基本脉络。 一、“证词事件”与《南方周末》声誉之殒 《南方周末》之殒，是声誉之殒，非报纸实体之殒。这殒落并非源自《南方周末》在2013年初那场抗争中表现欠佳，也不是因为2014年的新年献词成为嗫嚅式自述，而是缘于南方报业集团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对声援者郭飞雄等人的不利证词，这份证词被视为对声援者的出卖。 2013年1月《南方周末》部分编辑记者因新年献词被修改而引发的抗议，实际上是对中共新闻监管体制的不满的一次爆发。因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声援南周，有部分人士聚集于南方周末办公大楼前表示声援。尽管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们刻意淡化新闻自由的诉求，但随着事件演化为公共事件，参与声援的人士纷纷提出新闻自由的诉求。此事导致一些支持者如郭飞雄等被捕。 当时在外界大力声援之时，《南方周末》显示了退缩之意。对于这一点，外界因为理解中国政治环境的严酷并未深加责备。但12月下旬“证词事件”曝光，使《南方周末》的社会声望一落千丈。郭飞雄的代理律师张雪忠透露，在阅卷时发现，为了配合警方对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等人的指控，11月18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集团法人名义出具了一份盖有公章的《关于2013年1月6日至9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门口人群聚集事件的情况说明》，称“声援者的聚集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 “证词事件”给《南方周末》这份“自由主义报纸”蒙上了厚重的阴影。各种指责备至，一些南周人虽然希望说明这是“老板”所为，与记者编辑们无关，但无法消除社会不满。 二、对市场化媒体采用“污点寻租”的方式予以打击 2013年10月，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为卷入湖南中联与三一两家企业恶性竞争事件而采写的“有偿新闻”，让中国的市场化媒体遭受了一轮声名浩劫，公众对此一片斥骂之声。媒体业名人胡舒立认为“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 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 中国媒体业一直被权力扼住咽喉，在权力与金钱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媒体业早就被扭曲成一个利用报道权生存的利益集团，也许有可能存在“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的极少数媒体人，少数媒体也可能偶然会做些“矢志公义”的报道，但决不存在“矢志公义”的新闻事业。因此，这篇多少有点矫情的言论引起业内同仁不满，由此引出周海燕《“污点寻租”与国家对意见表达的分层治理》一文。到目前为止，这是对中国新闻业陷入有偿新闻泥沼的制度成因分析得最深刻的一篇文章。 周文指出，写有偿新闻，是新闻业从业人员普遍具有的“污点”，是制度设计时有意为之，目的是为政府整治新闻业提供理由，即“污点寻租”，“这种寻租不同于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权钱交易，或 ‘新闻寻租’中‘不给钱就发稿’的敲诈行动，而是通过手中掌握的丑闻形成某种类似权力的威慑力，对新闻活动形成干预和限制”，“此次治理行动，清晰地呈现出从下至上‘分层治理，各个击破’的策略特征，即寻找当事人的道德或法律污点，以减少舆论同情与支持，同时对其它发言人形成寒蝉效应”。 当年江泽民打击政治反对者采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策略，官方认为效果很好。对媒体从业者的“污点寻租”，其实就是对江氏策略的一种延伸与发挥。 三、尝试驯化外国媒体 2013年，中国政府将“驯化媒体”大计扩及到外国媒体。自9月份以来，彭博、路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外媒的中文或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彭博和《纽约时报》的几十位驻中国记者的年度签证延期申请被搁置。在2013年底，经历过一番“互动”后，彭博社所有记者与《纽约时报》部分记者的签证获解决。 《纽约时报》被惩罚的原因，是因为报道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故事，彭博社亦曾发文曝光习近平姐姐家的数亿财富。 这一期间彭博社与中国官方的“互动”值得品味：彭博社新闻总编马特.温克勒（Matt Winkler）10月末表示，发表敏感调查报告可能导致该社被驱赶出中国。他以国际媒体在纳粹德国实行自我审查得以留在德国继续进行新闻报道为例，说明彭博在中国实行自律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策略，该社将部分涉足中国调查报道的记者停职，并叫停一篇涉及高层的中国富豪的报道。以下的时间表很有意思：中国当局11月末在同一天突然检查了彭博社设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记者站。此后不久，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生被捕，据称“中央在经过深入调查后查出彭博社有关习近平家族报道的关键线索，来自李东生所主管的610办公室”。 自由国家的媒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媒体，有追求真实，秉持社会良知的特性，这是《纽约时报》等媒体在中国努力突破各种限制做揭露性报道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它们是企业，企业有追求利润、市场化的一面。中共想利用后一特性“驯化”它们，利用卡住签证的方式限制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这种策略在短时期内会奏效，至于外媒究竟会被中共驯化到何种程度，外界可拭目以待。 四、当局对互联网采取的“净网”行动 对互联网的控制，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严厉的程度。自9月开始，中国政府只认真做一件事情，即强力管制言论。从查谣言、抓大V、直到“两高”释法，这轮“净化网络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国民闭嘴，并将批评中共政府（包括官员）视若畏途。 所谓“两高释法”，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事实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被判刑。因触犯这条法律被抓的第一个人，是甘肃省张家川一位16岁的杨姓少年，中学生。 五、媒体从业人员的“洗脑”规范化 2013年中宣部最重大的“工作成果”，是将媒体从业人员的洗脑规范化，规定国内记者要想获得从业资格，必须通过两次“洗脑”培训，第一次是在学校，第二次是从业资格培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才获发记者证。为配合此目的，中宣部做了两件大事： 1，推行由宣传部主导的共建高校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均为中宣部的共建试点。这一模式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建模式”之推广。早在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开始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新闻学院，前者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政策导向等方面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各种支持。据说，中宣部已将相关通知发到相关省份和高校，共建协议文本也必须按照复旦模式，明确要求由省委宣传部派人出任相关高校新闻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或院长。 2，对现有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规训。从2013年4月起，率先在中央电视台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 ，柴静、芮成钢、王小丫等一大批“名嘴”都现身说法，谈了接受教育的体会。8月，中宣部下令，在全国官方媒体供职的所有记者和编辑，都必须在当月上课修习马克思主义至少两天，培训人数达30万人以上。 无论是“共建高校新闻学院”模式，还是思想培训，都是为了贯彻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条主要“原则”：即“喉舌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教育工具论”（报纸的工作“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舆论导向”论，让记者俯首贴耳，充当宣传工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013年，中国新闻业离“新闻自由”这一目标不是近了，而是更远。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1期 2013年12月27日—2014年1月9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681）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由病危的王若望所想到的
作者按∶这是在王若望先生病危之际写的一篇文章。重发此文，以纪念这位坚定反共的战士逝世10周年。 终日伏案写作，久疏了和朋友们的联系，忽然得到消息说王若望病重入院，生命垂危。怎麽可能呢？听说一个月前老头儿还在精精神神地打网球，两个多星期前还去机场接朋友┅┅ 赶紧给他夫人羊子打电话询问，电话那端是羊子泣不成声，近乎神经错乱的讲述。但她仍证实了王若望的病重。 十四日晚上和妻子一起匆匆赶到医院，病床上瘦得脱相的老人和一年多前见到时完全判若两人，羊子正在焦急地用断续的英语跟医生解释着什麽。妻子本能地去帮羊子翻译，我则走到病床握住王先生那骨瘦如柴的手。这世上真有骨瘦如柴的手！握住那双手的我有点发抖，禁不住一阵难过。 “长青——”王先生吃力但却清晰地叫到。看到老人不糊涂，我为之一振。 “王先生，你好吗？”我大声喊到，好像所有的老人都耳聋。 “很好！”老人试图像我一样喊，但明显地没有了底气。旁边羊子的妹妹提醒到，“老王的耳朵很好使。” 来之前从羊子那儿得知，王若望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病情∶肺癌晚期，扩散到全身。放疗，化疗都已毫无意义。医院按常规已经放弃治疗，现在只是输液、输氧，减少病人去世前的痛苦。向负责王先生的一位中国医生和一位美国医生详细谘询之後，得到的结果是∶王先生可能随时离开，甚至很难说能否坚持到下星期他在上海的子女赶到纽约。 911事件後，面对那麽多正当年华的生命，在那麽正常的环境下突然消失的现实，禁不住对人生的莫测感慨万千，极易伤感。这次在去看王先生的路上设想着人在临终前都会想些什麽——既然王先生已经清楚他的病情，我也许不必忌讳——但从哪儿问起呢？ “王先生，想上海吗？”我压低了声音问道。老人点点头，没有说话。 “想回去吗？”“我这个样子不能回去，等我病好了雄纠纠地回去。” 他的上海口音太重，又说得太吃力，让他重复了好几遍才在羊子的妹妹的帮助下听明白。都病成这个样子还嘴硬，我不禁感叹。老人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气、力不从心，他自嘲现在是“英雄气短”。 我为王先生不像我想像的那麽伤感而高兴。“还想什麽？”我有些轻松地问道。老人沈默了一下，闭上眼睛慢慢地吐出了“想孩子”，不再掩饰忧伤的神情，不再表现英雄气概（他的全部七个子女都在上海）。 这个走到生命尽头的84岁的老人，Ku萎的脸上写满了那一代人的沧桑。作为一个喜欢舞文弄墨，写些短文、诗歌，更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王若望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左翼作家联盟。当感觉到共产党并不像期待的那样民主，刚提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批评毛泽东而入狱四年。毛死後王若望得到平反，担任了《上海文学》的副主编。1986年他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的文章，直言批评中共的独裁，1987年和刘宾雁、方励之一起被开除党籍，遭全国批判。1989年和学生们一起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屠杀，以72岁高龄再度被捕入狱。出狱後，家遭监视，和朋友们的联系被政府控制，1992年和妻子羊子一起来到美国。 有人认为王若望文学水平不高，思想水平有限。但是，王若望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敢於直言、坚定反共的硬骨头精神。对於中国共产党这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独裁政权必须反，这个浅得不能再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数不清“有水平”、“高深”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就根本不清楚，更没有胆量表达。“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的确是一个太浅显的道理，但是，在1986年的中国，敢於在官方报纸这样直言地喊出口，就是王若望令人肃然起敬的水平。 在全世界文明社会都把和独裁政权的斗争当做最基本、最简单、最清晰的目标的今天，只有在中国人里才有荒唐透顶的现象——“谁反共谁浅薄”。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最不缺的就是貌似深刻的“精明人”，尤其是“精明文人”。中国人里最少见的就是王若望这种“头脑简单”、敢说真话的硬骨头。也许，在中共垮台之後，中国需要一批思想更深刻的知识份子，为民主的中国添增厚实的基础。但是在独裁专制被民主制度代替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在中共没垮台之前，没有什麽比坚定反共更深刻、更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汹涌澎湃的大潮下，在中共似乎没有像苏共那样三天垮台的现实面前，许多人悄然地撤出了反共立场，也有人为了能回国去和中共政府妥协、悔过。但王若望从未从他坚定的反共立场後退一步，直到去年还写文章抨击共产党。 谁都知道反对共产党是要付出代价的。王若望如果是一个“精明的”中国文人，以他的资历（1937年就担任中共陕西宝鸡地委书记），早已是中共高官，享受优厚的待遇。这个喜欢热闹的老人，即使不被“恭维着”、“捧着”，起码也能享受一个儿孙满堂、乐呵呵的晚年。但王若望夫妇来美後就不被允许回国。九年来，他们一直和别人合住一套房子，他俩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而其他几间房子在过去九年中已有几十个人搬进搬出。王若望来美的时候已经70多岁，已经不可能去打工学英语，所以一直靠他的妻子给别人看孩子维持生计。 “想上海、想孩子”，乡情、亲情！没有什麽比一个人在生命尽头的时候所想东西更真实了。在海外，无数人指责反共的人“不爱国”，但“国”是什麽？还有什麽比乡情、亲情更充实“国”的内容吗？我或许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怎麽也弄不明白为什麽那麽多人就是不懂“中共独裁政权不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浅显的道理。 其实，所谓爱不爱中国，谁也不必指责谁，因为这根本不是个人理智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决定。我亲身的一段体验都令自己意想不到∶ 1997年我曾换了护照的名字回国做一个调查纪实，坐在久违的京哈列车上，望着那曾无数次从眼前闪过的、曾令我那麽漠然的东北大地，一股从未有过的、对土地的温情油然而升；当听到“各位旅客，锦州车站就要到了，在锦州下车的旅客请做好准备”这句那麽平常、那麽熟悉的广播时，竟然被感动得几乎涌出泪水。 在东北一个小镇的路边饭店，坐在油亮的木头长凳上吃了一顿羊肉包子就大蒜，那地道的家乡滋味至今难以忘怀。观望着满脸皱纹的农民老大爷掀起一笼笼热气腾腾的包子，目视着梳着长辫、腼腆地微笑着倒茶的农村姑娘，真是第一次体会到什麽是“父老乡亲”。在中国那些匆忙、艰辛、搏命的日子里，从未环顾一下、感觉一下什麽叫“父老乡亲”；眼前这纯朴、简单、再平常不过的中国场景居然那麽令人意想不到地动情。 当由於自己的失误被当局发现遭遣送出境的时候，那股痛心疾首的懊悔至今想来都无法排除——为什麽没有先回家看看父母，看看兄弟！前gong尽弃，损失不知何时才能弥补。本想做完工作，回家好好享受一下和亲人团聚的快乐、和自己熟悉的一切拥抱的惬意┅┅ 在美国居住的这些年里，我深知自己是多麽热爱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却抹不掉对中国那片土地的记忆。尽管美国是这麽富饶、美丽，美国的天空是这麽湛蓝，美国的空气是这麽清新，但中国那风沙弥漫、一片混沌的黄土地却是一段永远无法甩掉的恋情。 你留恋什麽？留恋的是那份熟悉、那份亲情、那份乡情；留恋的是你自己曾经留下的一段生命。中国是你血肉的一部份，中国是你命运的一部份，人是不可能胜天的，人是不可能改变命运的。我虽然早已厌倦了“祖国”“爱国”之类的空洞概念，但命运不容你不爱那片土地，无论怨恨有多麽深重。 我来美国的时候才30多岁，已经痛感无法摆脱的、和中国永远连在一起的命运。而王若望先生来美国时已经70多岁了，他的一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对中国的乡情、亲情，他对中国的依恋、思念怎麽能不胜於我。他的命运更是中国，但他就要这样结束在美国了，再无法重温家乡的亲切，家乡的熟悉┅┅那些可以随时买张飞机票回国的人，对这些可能毫无感觉，但对於至死都不能回家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残酷的。 在人生尽头的时候，无论多麽“崇高、伟大”的事业都一定远不如亲情、乡情更揪心。所以，在文明的地方，即使监狱犯、死刑犯，在生死离别的时候也是被允许和亲人相见的，可是有多少在海外的中国人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而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不被允许回国。就凭这一点，这个制度怎麽能不反！ 反对共产主义，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但我更想简单地说，它只不过是要一个能自由回家的权利，要一个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自由地说话的权利，要一个在自由说话之後不被投入监狱的权利，要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要一个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能和亲人见一面的权利┅┅ 王若望不是一个什麽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全部“英雄行为”不过是勇敢地说了几句共产党不愿意听的话、致力於追求一个民主的制度。仅仅是这样，他就被拒绝回到中国；他是第一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都不被允许回家的中国流亡者，但愿他也是最後一个┅┅ 2001年12月16日深夜於纽约（王若望三天后去世） 2011-12-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北京与北韩的关系面临战略性调整
最近，北韩不顾中美两国的警告，第三次进行核试验。在国际社会看来，此举无疑是对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次挑战。鉴于北京对此的反应比较高调，舆论开始怀疑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一、毛对兄弟国家的控制模式已不适用于今之国际关系 中国政府除“史无前例”地召见北韩大使以示反对北韩核试之外，再次发表针对朝核声明。比较中国外交部2月12日与2009年5月25日发表的声明，会发现今年的声明删去了“中方将为此继续作出不懈努力”一句。这句话目前被解读为：中方今后对朝核问题不再以北韩坚定的盟国身份承担特别的规训责任，在北韩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将可能与美国等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 我的分析是：习近平接任未久，正忙于调整国内各种政治关系，尤其是军内的权力结构，中朝关系的调整其实还未提上日程。目前要求军方放弃将北韩作为战略缓冲带这一奉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战略”，于习近平来说，实在是节外生枝之事。 中国与北韩之间真正的问题在于北京今后对北韩的外交战略定位。短时期内，北京不会对自江泽民以来形成的外交模式做战略性调整，仍然会奉行“大国外交（美国）”、“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只是北韩本来就未纳入这一外交模式，而是沿袭当年毛控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模式，即“经济援助+利用”。 表面上看来，“经济援助+利用”似乎与资源外交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却不一样。北京与非洲等国间的历史渊源远不如北韩深，对其外交定位恰如其名，着眼点在于“资源”。这些国家的上层要金钱，中国政府首先要的是资源，其次则是需要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帮中国抬轿子。但这种政治利用属于浅层次的一次性政治合作，往往是某非洲国家轮值为人权理事会（以前是人权委员会）成员，就会获得大笔资助，待投票完毕后北京也不会再“无偿”派发大笔援助，北京也从未真正将这些非洲国家政府当作自己的“战略资产”。 但北韩则不同。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北韩一直是北京手中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不同时期，这 份“战略资产”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价值。“冷战”时期，它是中国独裁政治建立“共产主义防护带”的重要屏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十年当中，它是北京与美国叫板的重要砝码之一。北韩的存在及其在中国默许下的持续捣乱，是一个持续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幕后推手。有论者如此评价：“很难想像，没有北韩这个麻烦制造者，西方的领导人是否还会如此频繁的想起他们的中国同事，这对急需舞台展现大国风采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显然是很失落的”。 今天，北韩仍然是北京在东北亚保持力量平衡的重要工具。金正日去世之后，北京对金正恩政权从各方面积极示好，显示了北京仍然希望与北韩保持原有的“兄弟”外交关系。在美国、日本、南韩都纷纷中止对北韩的物质援助之时，中国政府于却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无偿援助，援助物资包括粮食、建材等，价值高达6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 二、“兄弟关系”日渐脆弱 要说北韩存心给中国找碴，不把这位“老大哥”放在眼里，似乎不是事实。《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内幕》一文说得很清楚：朝鲜之所以能度过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苦难行军”岁月，中国的“无私援助”起到巨大作用。 要说北京方面想放弃北韩这份经营多年的“战略资产”，那也只是一些评论者的愿望。从习近平被内定为“接班人”以来，他在中国政治局内一直负责北韩相关事务，曾于2007年和2008年两次访问北韩。至今，外界从未见他表示过对这位“兄弟”的不满。可以说，在中国国内政治不发生大的变化之前，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几乎不可能在对北韩政策上发生根本变化。 北韩与北京的关系之难解的结在于：国际关系已经与毛时代大为不同，但二者关系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兄弟国”的模式。维系这种模式的纽带，一是共同的政治战略利益，二是共同的价值信念；由此则带出第三条，即“老大哥”对“小兄弟”的大笔经济援助。比如中苏翻脸之前就是一种无君臣之名、却有君臣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形态。然而，一旦第一条纽带松驰，或者国际关系变化，双方很难依靠价值信念维持亲密关系。从毛时代开始，中国一直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视为麾下之臣，希望这些国家完全按着中国的节拍起舞并随时调整舞姿。北京有什么动作，不会告知“兄弟们”（如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一旦别国有表现自己独立意志的行动，北京就视之为“不听话”。这是导致北京与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反目相向的真正原因。 中国不少人指责北韩忘恩负义，没错，从中国立场上想问题，确实可以这样说。但只要想想毛泽东当年与苏联的关系，就不难明白这种关系其实很难善始善终。从中共起家到延安时期，再到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以及中国后来发展核武器技术，每一步都有苏联“老大哥”的心血和财力物力倾注其间。但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觉得自己翅膀长硬了，不愿意再听苏联的吆喝摆布。1958年发生了两件严重影响中苏关系的事。一是中国突然对金门开炮，当时中苏已签订同盟条约，如果金门炮战导致美国介入，依照中苏条约，苏联就不得不为毛泽东的炮击金门决定打一场世界大战。如此国运攸关的大事，毛竟然事先根本不向苏联通报，使苏联感到中国的不可靠。另一件事是，中国在与台湾空军对阵时，获得了一枚未爆炸的美国最新研制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其中的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十分先进，苏联希望能看一下。以苏联为中国全面提供从核武器到导弹等军事装备的慷慨，中国满足苏联的愿望似乎是应该的。但当时中国的态度却是：占你的便宜没商量，让你占便宜没门。这两件事，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苏联于1959年中止了对中国军事技术的进一步援助。此后的故事全世界都知道，1963年开始，毛泽东主持写作《九评》，指斥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宣布与苏联在价值理念上分道扬镖。 北韩与中国之间早就不存在共同的价值信念，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利益。利益是随时变化的，双方的利益不可能永远一致，正是在这种唯利益导向的格局下，北韩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选择了核讹诈。 我相信这次北京对北韩核试非常光火，但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这样耗下去，还不如重新调整两国关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2013年2月8日—2月2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975）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马克思还魂的“新资本论”（3 之 1）
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一部近700页的砖头，能爬上《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络书店的畅销榜，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法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就在过去两个月来成为这样一个新宠。 这部被称为“新资本论”的专著有此幸运，当然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首的一批西方左派“伯乐”（唯恐赶不上列车般）的热烈推崇有直接关系。克鲁格曼本人就连续写了四篇文章，称该书为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那麽该书到底在哪里刺激了左派的神经，让他们如此兴奋？ 十八、十九世纪，在资本主义起步阶段，由于矿山、机械、铁路、火车等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个所谓原始资本积累时代，产生了一些巨富（所谓镀金时代），带来了贫富的巨大差别。文化界相应而生的，不仅是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作家展示穷人悲惨命运的小说，更重要的是，人所共知，产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宗旨就是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它不仅主张消灭阶级差别，甚至要消灭私有财产，以此达到人人平等的公正、公义社会。按照这个美丽无比的乌托邦去试验，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共产主义。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带来的地狱般的恶果和在全球的惨败，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左派也避之不及的瘟疫般的词汇。但贫富不均、如何去“均”，依旧是左派知识分子梦魂缭绕要“解决”的问题。 左派分鱼，右派钓鱼 大家知道，左右派不同的关键在于∶左派关注如何“分配”财富，右派关注如何“创造”财富。换句话说，左派关注如何“分”鱼，右派关注如何“钓”鱼。左派的理由是∶必须平均分配财富，社会才有公义。右派的理由是∶1，不创造出财富，拿什麽去分？2，把勤奋智能者的钱，强行用税收方式分给懒惰者是不道德的。 这本“新资本论”一如左派惯例地盯著如何“均贫富”的问题，而不是关心创造财富。它被称为“新”当然只是换了新装的《资本论》。作者声称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但却被有心的美国经济学教授指出有70处引述马克思。“新资本论”不只是老生常谈地强调1%的富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财富是多麽的不合理，而是把焦距集中在新一轮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巨富∶像比尔．盖茨这类科技暴发户、对冲基金经理、高收入的大公司总裁等那些可能只占0.1% 的人。 皮克迪说，他并不是宣扬要人人平等，只是指出，上述这些人的巨额收入，和普通工薪阶层差了天壤之别，是不合理的。他还用大量数据去证明一个无数人的经验∶投资回报率比薪水收入高。所以，巨富们靠投资获益，更加剧了贫富不均（新一轮镀金时代）。而这些巨富的巨额资产自己根本花不完，只能是留遗产给子孙，于是整体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就会被掌控在那些不劳而获的巨富子弟手中，形成一个由家族王朝世袭财富组成的“世袭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必须采取措施，遏阻这种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后代的现像。而遏阻的方法就是大幅增收遗产税，不仅国内徵，还要全球徵财富税。否则这种不合理状况将导致社会不安，危害民主制度（潜台词，有可能发生动荡或革命）。 皮克迪宣称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指出这个制度里的不合理（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直接说反资本主义，但是告诉你资本主义有多“罪恶”）。 乔布斯的贡献无可估量 回应“新资本论”的问题起码有两个层次∶一是怎麽判断“合理/不合理”？二是如果有不合理，什麽才是“道德、可行”的解决办法？ 首先怎麽判断收入是否合理。像盖茨、乔布斯这类巨富，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一个人几辈子、几百辈子也花不完的。但是，他们的创造是多麽巨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这还用说吗？这个价值可以计算得出来吗？事实是∶他们的贡献无可估量，但他们的财富却可以估量。 人们最不忿的是对投资公司那些基金经理，及大公司CEO等。基金经理们是无论基金赚钱亏钱，他们都照样抽成。CEO们则无论公司盈损，他们都年薪百万千万，还有丰厚红利；如果他们和员工的能力差别是10，那他们的薪水/奖金/红利的差别可能是100、1000。那麽这个收入差别是靠什麽来决定的？ 事实上，收入差别是否合理几乎没有尺度去衡量（人和人之间能力或努力的差别，经常就是那麽一寸，但赶不上的人，就像距离千山万水那麽遥远地永远赶不上，这里排除其它不正当因素），我们就算收入上的巨大差异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麽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力交给谁？“资本论”当然是要交给政府，它号召要用遗产税、财富税这个武器，消灭财富的不平等——对收入50万美元以上者收80%的惩罚税，然后还要对富人再全球徵税。 伪善左派要权力 皮克迪教授说他不反对私有财产，但如此做法不就是要逐步剥夺私有财产吗？剥夺财产就是剥夺权利，剥夺权利就是剥夺自由——这是一条清晰明确的通向奴役制的道路，哈耶克早已写得清清楚楚，但马克思的继承人怎麽可能去看哈耶克。 除了用国家力量“合理合法”抢劫创造者财富的行为完全不道德之外，政府分配的弊端更明摆著∶首先，建立各种发钱的低效率官僚机构，他们本身就是一笔庞大的的支出。其次，闭著眼睛胡乱撒钱，能把钱撒出去就行，因为必须把钱撒出去，才能保住养活他们自己的政府机构的存在。再者，政府越撒钱养懒汉，就制造越多的赖在政府身上的寄生虫。 政府的gong能，应该仅限于“阻止坏事”——军队（保护国民不受外敌侵略）、警察（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和法庭（调节纠纷），而不应去“做好事”。坏事有限，政府就有限。而好事无穷，政府就可以无限扩大——今天是食品卷、免费教育，明天是免费养孩子、免费医疗，后天就是免费营养品、免费度假，免费看球，免费听歌┅┅富人有享受的权利，穷人凭什麽没有？政府越给，穷人拿的越仗义。世界上永远有相对意义上的穷人，今天的穷人标准是有一万块钱，一百年后穷人的标准可能是“只有”一百万。永远没完，于是政府就永远扩大。到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共产地狱。 全球徵税是乌托邦 那难道老弱病残就不应该有人管了吗？左派义正词严地谴责，右派就是没有同情心。事实上，右派绝不是没有同情心，而是右派相信，人的天性里面有巨大的善良和同情心，社会上的民间机构、慈善捐款等等，足够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弱者，会比政府照顾得更好，更有效率，用不著政府多操心。事实上，政府不是真操心，而是那些权力者要通过扩大政府而扩大自己的权力。 “新资本论”作者说他并不是要扩大政府，与此同时他却要求政府承担教育、医疗等等社会福利gong能。不扩大政府，扩大税收，怎麽增加这些项目？抛开他的意识形态，就凭如此随便的论调怎麽叫学问？再比如，他那个全球徵税的建议，不仅那些歌颂他的左派们都认为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性，连他自己也认为是乌托邦。既然是乌托邦，为什麽要提出呢？这就是典型的左派虚伪——只管提出美丽愿景，表示我多麽站道德高地，多麽正义无比。至于能否行得通，那就不管了。 “新资本论”还指出，由于政府权力介入，导致很多巨富并不是像盖茨那样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成巨富，而是靠跟权势挂钩，得到特权、优惠、方便等而暴富。这是事实，就像中国太子党因跟权力的近水楼台，得到批文、建筑项目、贷款等等而暴富，并不是靠个人的优秀。比如一些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确是因跟政府的各种关系而得到巨额收益，其CEO等的薪水、红利等成百上千万。 政经分离才是正道 这的确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恰恰彰显了政府和经济密切联系之恶。明摆著，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越大，官商结合的倾向越严重，不合法谋暴利的人就越多。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大幅缩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后彻底和经济脱钩——政经分离。当政府不再和经济活动有关系，那麽商人就没有可能通过政治权力来谋求经济利益。没有了“批文”，就没有了通过批文而发横财的机会。 政经分离了，也就不存在“分配”财富的问题。那不仅层层管“发钱”的官僚机构立刻没有了，官员的权力也立刻大幅降低。选举时就不再是那些用承诺扩大福利撒纳税人钱的政客上台，而是谁更有能力给公民提供安全保护谁上台。 目前政府瘦身都非常艰难，政经分离当然更难，但却绝不是乌托邦。政治和宗教的分离经历了二千年漫长的历史，终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得以实现。政经分离，看似比政教分离更困难，但只要它是正确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天性的，就一定有实现的可能。 这本“新资本论”提出的所谓“世袭资本主义”时代，更是故作惊人之语。即使有那麽一个世袭财富阶层，也完全没有什麽可怕。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从来都不是富人制造的，而是政府。民间的仇富心态更绝不像这个皮大教授渲染的那麽严重。我们看即使在中国那个致富机会极端不平等的现状下，民众的仇富心态都不那麽严重，而在致富机会远比其它国家平等的美国，仇富心态就更低。 事实上，普通民众从来都不那麽仇富。是“新资本论”作者这类的左派知识分子在一路煽动仇富心态，他们才是要造资本主义反的真正祸根。 2014年6月22日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4年7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中国经济的软肋：三个不可持续
早在奥运之前好几个月，中国经济就险象环生，股市在下跌通道中惊险起伏，房市直线下跌，企业破产潮难以遏止。最让中国政府头痛的还不是失业人员骤增，而是财政收入连续几个月“跳水”。 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萧条，使支撑地方财政半壁江山近十年之久的“土地财政”濒临破产，各地政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发出“SOS”信号，求垦中央批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以渡难关，保证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教师工资等不致断流。 重新包装的措施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慨然许诺今后几年拿出4万亿拯救中国经济，并将以往实行过的种种政策重新包装成“十项大政”推出。其实这“十项大政”不是以往实行多年的旧政（如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每年都要重弹的老调（如加快安居工程等的建设，加快医疗卫 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 而“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更是多年未竟的事业，甚至为此于今年初推行“两税合一”政策，但结果是技术密集型的外企未曾进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却大批倒闭。 对十项救经济措施的效能，地方政府心知肚明，但它们只关心如何“跑部进钱”，让中央将漫天钱雨撒向自己领地。而中央政府找 钱的措施无非三条：增加税收、发行国债、增发货币。加税已经列入“十条大政”，即全面调整增值税（类于美国的消费税）；发行国债日前也由财政部公开明示。 只有增发货币，历来属于能做不能说之事，以免引起通胀预期恐慌。 因此，这“十项大政”的推出，与其说是救经济，还不如说是救信心。 不可持续的困境 由于中国经济模式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早已陷入三个不可持续的困境：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其资源供给注定不可持续。自2004年中国越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大石油消费国以来，对中国来说，是能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增高。中国的环境状态更是危机毕显，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两大杀手。从2006 年以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染事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倚赖程度过高。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 69.9%。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远远高出西方国家14－20的平均水平。 尽管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属初级工业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这两类产品基本不受世界经济波动导致投资骤降带来的需求大幅萎缩的影 响――因为经济萧条时，多数人会削减享受性开支，但不会削减基本的日常消费。但从2007年3月以来，中国制造却因质量与安全性隐患而受到各国质疑，导致出口下降，今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更是给“中国制造”致命一击。 上述因素导致出口增速放缓。而中国目前头痛的是国内需求尚不足以取代美国市场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13亿人去年的消费额约为1.2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的消费额就达到了9.7万亿美元。 第三是几大张力的不可持续。其一是投资张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投资，而其中效益最高的是境外投资，而外资现在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投资福地。而政府投资的结果是“政绩工程”频生，重复建设，浪费极端严重，十条大政无非是重走当年旧路。 其二是内需张力过小，占人口80％左右的底层群体收入低下，购买力严重不足。高达2.5亿的失业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购买力；而中产阶级因房地产与股市导致其资产严重缩水，失业的隐忧也使他们看紧自己的钱袋。所以那“内需”是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拉动多少。 作为宣传策略，中国政府可以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如果将中国经济“体质”过于虚弱全盘推给外界影响却是自欺欺人之举。无论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早就隐含种种危机隐患。这时候与其用旧政挽救信心图一时政绩，还不如改弦易辙，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重新谋 划，另开新局。 可以断言，这是中国最后一次战略机遇，如果错失，后果“真的很严重”。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8年11月20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7730000/newsid\7739300/7739367.stm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美军给共军上冷战课
程晓农 美国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星期里，中美冷战的军事对抗开始走向战争边缘，于是美军主动邀请共军上了一堂冷战课，帮助共军了解战争危机的管控问题。 一、中共从“韬光养晦”变为对美军事挑战 我10月25日在本网站发表的文章《中共当前的战争准备意向》指出，中共最近展现出一系列为对美战争做准备的动向。 10月下旬，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19届5中全会，讨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35年经济远景目标。这次会议的公开文件显示，中共试图营造一个处变不惊的局面，似乎疫情过后中国经济能一如既往地高歌猛进。虽然会议的公报以经济话题为主，但这个会议公报中只有1次提及“消费”，2次提到“经济增长”，3次提到“投资”及“就业”，4次提到“内需”；而另外一个词却在会议公报中出现了22次，那就是“安全”二字。显然，中共因为内外真实处境的困难，开始担忧政权的安全问题。 那么，中共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其政权有不安全感，就得对美军事威胁吗？10月29日《多维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北京观察：习近平频提“发展利益”背后的战略转变》，这篇文章说明了经济困境之下中共以战威胁的动机。这篇文章说，近期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修订草案）》中“发展利益”一词的出现，不可等闲视之，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国防张力的扩充以及对外战略姿态的巨大转变。 这篇文章进一步表示：将“发展”纳入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并列，在这种“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中国将敢于以强硬手段，付出巨大代价，捍卫这种“核心利益”。不排除以“战争”的方式捍卫其“核心利益”。如果中国的“发展利益”受到威胁，将可能主动发起战争。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内外两方面因素，但其阻力主要在中国之外，尤其是美国。美国可以直接向中国发难，例如对中国贸易战、打压高科技公司与先进制造业；另外，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市场，触角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届时中国可能也会以更积极的姿态出手，以避免其利益遭受不正当侵害。 最后该文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正在急剧增加，其外部风险也急剧上升。中国将‘发展利益’视作关系重大的国家事项，也算是因时因势而为。如果中国改革开放后存在过一个‘韬光养晦’的时代，现今是离那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二、中共希望美国见战而退 从今年开始，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经济困境。其外部经济困境是指中共通过一系列对美国的核威胁动作，点燃了中美冷战，引起了美国在军事、谍报、经济、政治四大领域对中共的全面反制。这使中共继续通过盗窃技术机密来发展民用经济和扩军备战，基本上再无可能，也令中共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到美国市场来赚取大量外汇的空间急剧缩小。这种外部逆境加剧了中共的内部经济困境。早在疫情和中美冷战发生之前，中共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房地产拉动经济的道路也走到头了。中共原本寄希望于产业升级，即依靠盗窃来的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也在高科技产业“弯道超车”，从而帮助中国经济摆脱上述困境，它的所谓经济远景目标即以产业升级为基础。 然而，2020年国内国际的两个重大冲击打破了中共的经济远景梦。其一是，疫情爆发导致全国经济停摆，而下半年开始全面复工时，整个经济形势已经面目全非，民众收入的萎缩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出口通路的梗阻导致出口企业大批倒闭。于是失业潮、商铺倒闭潮接连出现，广州、深圳、上海这几个昔日最繁华的都市，都出现了众多店铺陆续关门的景象。其二是，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后，美国开始采取大规模谍报对抗行动，抓捕了一批中共的技术间谍，北京在美国的技术间谍网不得不潜伏下来、停止动作，于是中共追求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来源中断；不仅如此，美国开始在高科技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方面实行针对中共的出口管控，防止这些产品和技术被中共用于扩军备战，而这样的措施对中共正在实施的高科技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批项目造成了沉重打击。 这种经济困境下，中共确有穷途末路之感，但它并不肯束手待毙。如果要挣扎一番，放弃一党专政当然不是它的选项，那并非红色政权最后的挣扎，而是弃暗投明；经济上的闭关锁国也非其选项，因为中共的经济已经对国际出口市场高度依赖，对进口资源也高度依赖，进出口大量减少，是明明白白的死路；它只剩下一个选项，即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威胁美国，希望美国能见战而退，为中共留下一条生路。 中共把经济需要列为“开战条件”的宣示，实际上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很可能不断升级。《多维新闻网》10月31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美军事对抗正在质变，这才是危险所在》。此文表示，“有关中美是否会擦枪走火，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中国近日来高调举办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习近平的有关讲话内容被指‘几乎是战争动员令’”。“中美都有加强军事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因此，双方不断加码。现在来看，中美不断突破以往的动作都处于加码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尚未终结。可以相信，接下来的时间里，中美各自的军事行动会更大、更多。当双方不断突破以往的默契时，情况就会逐步发生质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三、中共：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冷战状态下最危险的就是双方“擦枪走火”，因为一旦引起热战，就可能踩到冷战的红线，那就是动用战术核武器，引发核大战。所以，美苏两国在几十年的冷战期间，一直恪守双方不直接交战这个铁律。但是，中共现在似乎正准备藐视这个冷战铁律。 如果按中共目前透露的对美战略思路，中美关系未来会走向何方？笔者认为，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中共的对美“韬光养晦”策略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扩军备战，剑拔弩张。第二，中共的对美军事挑战将是长期国策，不是短期安排。第三，中共的战争图谋不再是旧的地缘政治思维，它把政权的经济需要列为开战的理由，这实质上体现了以战崛起的国家战略。第四，中共在其周边国家很难挑起针对美国的代理人战争，没有哪个国家存在着为它当代理人的势力，连北朝鲜也不那么听话，因此中共将公开、直接、全面地在军事上与美国为敌。第五，中共因此也可能抛弃美苏冷战时期的冷战铁律，以好战的姿态，试图逼迫美国向后收缩。第六，中共因为没有代理人战场，它对美国的挑战没法靠陆军，而只能靠海军，目前其航母舰队尚未成型，不具备作战能力，但核潜艇舰队正逐步扩大，中美冷战的水下对峙将持续不断。 然而，中共这个长期对美军事战略的基础却非常脆弱，这主要不是指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军力上的差距，而是指中共军事思想上的井蛙观天和两眼漆黑。中共与美军历史上只交战过两次，一次是朝鲜战场双方陆军的地面常规战争，一次是越南战争期间中共的高射炮部队与美国海军航空兵战斗轰炸机在北越上空的有限交战。中共的对美战争经验仅此而已，而这些作战经验现在已毫无用处。说中共军事思想上的井蛙观天，是指它只能用陆军在朝鲜战场积累的有限经验来思考对美的海上军事对抗。事实上，陆军的战场经验和战术积累，与海军大规模舰队的长距离海上机动作战的指挥，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中共的海军从来没有大规模的现代作战经验，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它对航母的海上运转和核潜艇的战时操作，还得从二战时日军和美军的旧经验当中去挖掘。至于美国海军从二战到今天连续80年来不断积累改善的舰队作战条令、作战经验和应急措施、海军官兵的海上战时操作技巧等等，中共海军从来没有过。因此，中共只能等到打仗时才能用沉重的损失作代价，来逐步总结并积累这些美国海军的不传之密，但获得这些作战经验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海军的战败。 中共就是这样秉承着井蛙观天和两眼漆黑的海战军事思想，开始和美国海军对峙，并准备长期对抗下去，直到海军实力超过美国为止。这看起来很有一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意境。 四、两国军方讨论如何避免战争 在中美军事对抗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美国军方发现了中共试图不断升级军事摩擦的企图。因此，今年10月20日美国军方主动与中共国防部通话，要求安排一次视频会议。对富有冷战经验的美军来说，尽早与中共军方接触，尝试着建立美中之间的军事危机沟通机制，是避免中共的军事对抗行动触发战争的必要措施；也就是说，先礼后兵，先在军事外交层面设法建立双方的沟通谈判机制，是为上策。 在避免战争升级方面，目前中共这种四面为敌、越弱越凶的心态和姿态，妨碍它主动与美军沟通，它只是通过外宣官媒不断放消息。但军事对抗双方的沟通是不能借助媒体背靠背来进行的，许多涉及军事机密的内容，无论如何不能在媒体上拿出来放话，只能面对面来谈。美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主动引导共军，帮它学习如何不踩冷战红线这门课。 美国国防部10月29日发布新闻稿，标题是，《美国国防部安排了与中国解放军的首次危机沟通工作组（U.S. Dept. of Defense Hosts First Crisis Communications Working Grou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新闻稿说，10月28和29日美中两国军方官员通过视频进行了第一次双方的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讨论了危机沟通、危机防范和危机管控的概念。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建立避免和管控危机以及减少军力风险的相互理解的原则。双方同意危机期间建立及时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以及维持常规的沟通管道的必要性，以避免危机，并进行危机发生后的评估。作为主人的美国代表团，包括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代表。中方代表团包括来自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联合参谋部和南部战区指挥部的代表。 德国之声10月30日报道，这两天的视频会议探讨了两国在危机发生时怎样确保联络的事宜。该网站还引用中方消息说，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表示，美国无意对华制造军事危机；中美双方的危机沟通工作组准备在11月中旬就人道救援、年底前就海上安全等议题再次举行视频会议。 《多维新闻网》10月29日以《两军冲突加剧引忧虑，中美危机沟通能否带来转机存疑》为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以下为报道的主要内容：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10月20日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官员与美国防部高层通电话，就两军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两军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开展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10月28日至29日中美两军举行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双方商定于11月中旬以视频会议方式，开展2020年度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研讨交流活动。年底前两军还将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视频会议等。 这篇报道还指出，据日媒10月27日消息，在中国内陆的沙漠中发现了疑似模拟冲绳美军嘉手纳基地的靶标。专家分析称，解放军有可能将其作为导弹的目标进行训练。尽管如此，中美两军都不愿意真的擦枪走火甚至直接冲突，但是，鉴于中美的结构性矛盾，此次两军危机沟通会议似乎并不能根本解决两国的矛盾，所以在两军问题上能否真正扭转矛盾加剧的态势，仍需持续关注。 美军的上述安排，四两拨千斤地暂时化解了中共对美军事威胁的直接压力。而从上述报道用语来看，中共对接受两国的危机沟通机制，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中共现在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美军已经清楚地了解到共军的军事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军一味地不断升级军事对抗，美军不会退缩，而双方的军事对抗升级的结果便是战争随时可能来临。而共军其实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在水面舰队交战或导弹互射过程中占多少便宜；更大的危险是，这样的军事冲突很容易引发核大战，而此刻共军的核潜艇实力十分有限，仍然处于下风，中共若贸然开战，非常可能一败涂地。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军事威胁不奏效，在非战争状态下，中美双方的谍报对抗、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只会使中共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进而削弱它的扩军备战能力，令中共走投无路。正是中共此刻这种战也败、不战也败的状态，使得共军只能接受美军的安排，举行军事危机沟通的一系列会谈。但是，中共在这种会谈的同时将做出什么样的进一步对美敌意性动作，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RFA，2020年11月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109202017012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穿裙子的靠什麽当总统
穿裙子的能不能当总统？如果做民调，可能多数人都会说可以。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常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即使在西方七大工业国（G7）中，除了英、德、加之外，美、法、意、日等国都没有产生过女性国家领导人。而英德加都是内阁制，其领导人是通过党内选举当上党魁、本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后自动成为首相。全球七大工业国中，至今没有一个全民直选的女性总统。 亚洲的日本和南韩，虽早已是民主国家，但大男人主义文化仍浸透社会。例如南韩的人均收入已达二万三千美元，超过世界七强（G7）的意大利；一系列南韩的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都横扫美国市场。但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两性平权却相当落后，几年前在135国评比中排名第108，几乎跟那些女性蒙面的伊斯兰国家差不多。在女人要顺从丈夫的文化背景下，南韩1500大民间企业中，女性经理只占12%；女性工资比男性低近40%，国会女议员只占15%。在这种条件下，女性在南韩出头非常不容易。 但南韩去年底却首次选出一位女总统。朴槿惠参选，除了要面对作为女性的弱势之外，因为她是代表执政党参选，所以还要面对现任政府民意大幅滑落的不利因素。南韩的制度是每届总统任期五年，只能做一届，所以李明博无法连任。即使制度允许，他也有相当困难，大选前一天的民调显示，李明博只获得25.6%的支持率，不到三分之一。在这种本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在大男人主义文化的氛围中，朴槿惠还能代表执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并成为南韩首位女性总统，可谓创造了奇迹。 当然，朴槿惠是名门后代，她父亲是南韩最有名气的前总统朴正熙。但她父亲也成为她的政治包袱，因为朴正熙是通过政变上台，又实行过威权统治，被视为独裁者。在大选竞争中，政治对手一直拿这点攻击她。她曾为父亲的过错向大众公开道歉。 朴槿惠能够一鸣惊人，有很多原因，却恰恰和她是女性这一点没什麽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只能说，她带著真正女性的特点——理念比多数男性更坚定。她是以理念的力量，而不是女性的魅力，赢得了人心。具体说，主要在于她秉持父亲（朴正熙）的坚定反共理念，对北韩等邪恶有清楚认知，在捍卫南韩的安全上，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从几个数据可看出∶ 第一，老一代韩国人（对北韩等共产邪恶有认知能力的智慧者）绝大多数都支持朴槿惠。据韩国《中央日报》引述的数字，五十岁以上年龄段的选民，一面倒支持朴槿惠。 第二，朴槿惠能够在京畿和仁川获得远超预期的好成绩，分析认为，她的安保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平泽、坡州、抱川、涟川等靠近北韩的边境地区或军事设施密集地区，朴槿惠的得票率都大幅领先对手文在寅。那里的选民更相信，只有朴槿惠当总统，用坚定抗衡北韩的政策，才可能制约平壤的轻举妄动；而不是像左派们（金大中、金泳三、卢武铉等）那样推行所谓“跟北韩和解”的自欺欺人的“阳光政策”。韩国媒体分析说，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对北韩的（妥协）政策是他“败选的根本原因”。 第三，朴槿惠在自己的家乡，被称为“政治根据地”的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获得了超过预期的选举结果。两个地区都是高投票率（80%），朴槿惠都获得80%的选票。在美国，总统选举如果在哪个地区跟对手差距达到80比20，是非常罕见的（这次奥巴马胜选连任，没有一个州他赢到这种比例）。朴槿惠所以在这两个地区能够获得横扫般的胜利，很大原因是她坚定反共的父亲朴正熙在这两个地区深具影响力。甚至有人将这些地区称为韩国的“反共根据地”，这里的民众对北韩及共产党深恶痛绝，对坚持反共理念的自由捍卫者非常推崇。他们对朴正熙前总统的一生坚定反共至今高度评价。 第四，金正恩政权的“反对朴槿惠、支持南韩在野党候选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帮了朴槿惠。南韩选民显然不喜欢北韩青睐的人选，而更支持北韩反对的朴槿惠。媒体报道说，在韩国大选竞争激烈时，平壤媒体曾骂朴槿惠是“没有总统资格的冰公主”，直接呼吁韩国选民反对朴槿惠当选总统。 面对左派的攻击，平壤的贬损，在野党候选人的攻讦（特别用她是朴正熙女儿这一点攻击她是独裁者后代传人），朴槿惠没有退缩，没有改变政见，更没有向左派和北韩妥协，而是坚持反共理念，强调绝不允许北韩发展核子武器等，结果更赢得选民的信任。也就是说，作为女性，她是用超过男性的强硬而胜选。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女性在政坛胜选的最重要原因。 朴槿惠在政坛打拼多年，具有丰富政治经验，这也是选民信赖她的原因之一。她从政15年来，除在党内总统初选曾输给李明博（否则上届韩国总统就是朴槿惠）之外，其他大小40场选举，她都是赢家（这次当选总统是第41场）。朴槿惠曾被誉为韩国的“政坛不败女王”。而在野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当选议员还不到一年，完全是生手，更在对北韩问题上认知不清，还想延续原来左派的跟北韩妥协绥靖的政策，当然很多选民不买账。 朴槿惠的当选，被南韩舆论认为是“北韩的一场噩梦”，金正恩政权将处于 “精神崩溃”状态。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朴槿惠的当选再次证明，穿裙子照样可以当（选）总统，只要你展示出女性的真正特质——在理念上比男性更坚定，更有魄力。 但愿朴槿惠今后五年总统任期，能够推动整个北韩的“政权崩溃”，让南韩人更安全，让北朝鲜人民获得自由！ 2013年1月29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0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灰色女性”及其他──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
一 所谓“灰色女性”这一颇有点学术化的名词，是近年来研究者用来称呼那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包括以谋取金钱为目的作人情妇、小妾（即深圳与广东谓之为“包妹”“小婆”，香港称为“二奶”，北京呼为“小蜜”，上海名之为“金丝鸟”者），以及按摩女、三陪女等一切与色情行业有关的女性。她们的“职业”即谋生方式和正常社会不一样，故此她们被社会视为“灰色”的。但她们的生存却恰恰与正常社会，亦即“白色世界”里的许多头面人物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些人千金买笑或万金藏娇，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她们这一类人的存在。 写这些人并不稀奇，这些年她们的存在已成为不少人的创作题材，但是却很少有人通过写这些“灰色女性”去展示当代中国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那利用权势吃喝嫖赌、大把贪污受贿者，如已先后被“曝光”的王宝森、向明序之流，那些利用体制漏洞大发横财的国营公司“老总”们如管志诚、文石兴之类，那些依附于这些权势者、暴富者，甚至以“拉皮条”为手段来讨好主子的“马仔”之辈，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二奶”们，这些社会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一、职业各异的人，浸泡在一种畸型的生活氛围中，但却没有任何人因他们的生活和赚钱方式而产生半点道德羞耻感。因此可以说，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一个被大多数研究者忽视的一个方面：社会伦理道德的畸变。通过对这些人生活方式的解读，不难直观地体察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已被扭曲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二 8年前来S城之初，笔者就已知道“灰色女性”这个阶层的大量存在。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她们的，倒不是她们那种亘古常新的谋生方式和她们刻意表现出的性魅力，而是她们的价值观念。记得有一次笔者与几位朋友去某渡假村小聚，座中一位朋友与该村经理熟悉，那经理来座中聊了几句，不料竟引起了经理女伴的十分不满。那位时氅女子（据座中朋友判定“是搞那一行的”）竟娇声喝叱该经理：“你理这班农民干什么？！”经理向其女伴解释：“他们不是农民，是记者，都是有文化的……”，话未说完，就被那女子打断：“没有钱，就是农民！”这位风尘女子对金钱意义的如此张扬，从此使笔者特别注意观察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念。好在S城观察这类女子的机会很多，因其中不少人还具有总经理秘书、助理、文员之类的身份，在各种社交场合均能碰到这些人。 S城云集了全国的“靓女”。无论是自古以来就产美女的苏杭地区，还是在本世纪30年代曾经纸醉金迷过的上海，或是宝相庄严的北京，每年都有大批美女如过江之鲫般来到此地，其情景正如美国的美女到好莱坞寻梦一样热闹。这些从各地飞到S城来的女子，走上这条道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除了一部分人确实是在逼良为娼的环境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多半都是一开始就已抱定“舍身赚钱”的想法。说“逼良为娼”，在这里是指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确实是将在其公司工作的年青貌美小姐们视之为情妇或权钱交易中的特殊供品的预备队伍，君不见那些招聘广告上，对女员工的要求往往是23岁以下、未婚。这种不正常的用工方式，说明不少“老板”在聘用人时便已有了那么一些不便公之于世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白领丽人”，往往用不了多久就或被迫或主动地成为“老板”们的情妇。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孩最初可能会感到受辱愤而辞职，但往往在另一家公司又会遇到相同的事情。如此几次下来，为了生存，这些女孩便会在“到处杨梅一样花”的想法下就范。其中一些智力超群者更会成为利用本身青春美貌的“高手”。笔者曾亲眼见过一位在大学学企业管理的女孩如何走上这一条堕落的“不归路”：开始满怀壮志要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一展宏图，但等到在几家公司“炒”过老板或被老板“炒”过以后，便学“乖”了，最后进化到能发表如此“宏论”：男人利用权势和关系，女人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在本质上均是一样，都是对自身资源的合理利用。女人嫁一个老公，只是将肉体一次性地卖给了一个人，到丈夫功成名就、自己人老珠黄时还有被抛弃之虞；而被人“包养”只是将肉体零售给多个男人， 从效益上来说比卖给一个人更好。更何况，青春这资源，你让它闲置几年以后，就自然消失，没有利用价值。 做性交易竟总结出如此高论，真令“烟花界”的前辈高人叹服。婚姻所受到的嘲弄再也莫过于此。但如果这些信念竟成了不少人的人生诫条，那这社会“礼崩乐坏”之严重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三 这类“灰色女性”中的“上品”，是那些利用本身青春做为交易筹码，先后结识得一些在某方面有权有势的“腕”，然后其傍上的“腕”挥动手中的权力魔杖，便可以使这位“灰姑娘”成为公主。现实中的史燕青（王建业贪污受贿案女主角）就是这类人。只是大多数女人没有史燕青那般幸运，竟在风月场兼商场中遇到一位用情专一的“腕级情人”，多数是彩云易散，恩宠难固。仅是这一条，就足以让许多女人羡慕史燕青，尤其当女人们获悉王的落网是因为要搭救史燕青，更让见惯了男人凉薄，常在男人新鲜感过了后就被弃如敝履的莺莺燕燕们感动莫名。这就是王、史这一段贪污受贿加姘居婚外情竟能落一个“较好口碑”的内中缘故──“较好口碑”一语是北京朋友们不解之下问的，并非作者杜撰。 在今年广州某调查机构进行的一次关于社会地位的调查中，只有S城将青春美貌列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之一，这绝不是深圳人异想天开信笔涂鸦，而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大量的史燕青之类存在。这些女子利用成功的性交易使自己脱离寒微，一飞冲天，住有豪宅，出有小车，成了万人仰视的“金凤凰”。笔者曾认识一位姓刘的小姐，东北人，这位小姐在美女如林的S城，算不上美艳动人者，但其“媚功”却堪称一流。她高明之处在于不专作某一人的情妇，而是以色相勾引了几位权倾一地的事务官。在房地产高潮时期，这几位官们都利用权力给自己辖地上的房地产公司打招呼，按五或六折的价格给这位小姐谋了十几套位于黄金地段的高级住宅，刘小姐转手以八或九折的价格售出，成了拥资数百万的富姐，尔后相继开了几家酒楼，也都是这些官们给其带食客，保证客源。至于“黑白”两道的势力，也早已被这位刘小姐打点周到，在众人的“帮衬”下，这位刘小姐财源滚滚，不尽而来。 但是史、刘这种作法，已算是这一行中的翘楚了。大多数女子并无这等头脑和本事，不少女子即便在公司做“白领丽人”，也只是作为摆设的花瓶，其价值体现在作为老总们的情人和候补情人。这些小姐们一旦被老板“收”了后，大多数只会“用青春赌明天”，将她们的未来全系于她们“老公”（南边女子对丈夫的称呼，但风尘女子大都用来称她们的包养人或较稳定的嫖客）对她们的情意或“老公”的运气了。生了小孩，为女方买了房，算是这类关系中最稳定者。这种模式多是这样：妻子“开明”，默认丈夫养妾；小妾温柔可人且有“旺夫”之相，养者可常带出去在朋友圈中露面（和文明社会习俗不同的是：这里的暴发户男人出去应酬带“包妹”“小婆”被视为正常，倒是带了“黄脸婆”太太被视为不正常，易被人家讥为“怕老婆”）。但大多数女人对未来所抱的希望之微渺，简直有如游丝。因为南边旧习是男人在外可以今日一个，明日一个找“小婆”，家中长辈不以为不该，做老婆的只要能生个儿子，便能保持“正统”地位，对丈夫找“小婆”的事一般不闻不问，此谓之为“识做”和“贤德”。这些南边的男人实际，虽欣赏风月场中的莺声鹂语，却也知道这些女子无非是瞅中自己鼓鼓囊囊的钱包，在一片“老公”声中未必便认温柔乡是家乡，一旦新欢不满足于做外室，提出嫁娶问题，便是这关系结束之时。这种情景只要看看那些外逃的经济犯罪分子在出逃之前，一般都是将自己的“黄脸婆”和儿女们先行安排至海外，情妇们虽受宠爱，却一般不在“外放”之列，便可知这类游戏有多少感情因素了。笔者曾亲耳听到过一位富翁的“大婆”和“小婆”争吵，年轻娇艳的“小婆”讥笑“大婆”说她没本事，看不住自己的老公；“大婆”则骂“小婆”说“你有本事跟他过到老”？在此风浸染下，南下来此的北方（南边习称韶关以北为“北方”）男人们，很快在婚恋问题上“入乡随俗”，并将之提升到“理论”上认识，总结出有名的四句风月场中的游戏规则，即大多数S城男人都稔知的“糟糠不下堂，喜新不厌旧；潇洒不乱洒，风流不下流。”意谓原来的“黄脸婆”不“休”掉，新欢可以一个一个地接着找，潇洒地花钱但不会乱抛洒感情（即不会和“小婆”长久厮守）。这种既顾念了结发之情，又不妨碍自己在外寻欢作乐的作法可谓是两全其美的“风流不下流”。至于这种婚姻是否还有尊严，那可是作为当事人的男女双方都不曾想过的问题。一些从北方来的女子如试图捍卫婚姻尊严，其结果绝不是男人浪子回头，而是以自己被离弃告终，成了再婚困难的中年怨妇。 这类风尘女子过惯了拿金钱铺就的寄生日子，要想再象正常人那样生活和工作，事实上已没有多大可能。因为她们的观念已变，她们看待世间万物万事的眼光已变，这种以性作资本谋生在她们看来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寻常工薪族的工资用她们的话来说，还不够她们置一套高级时装，从前任嫖客那里弄来的钱在寻常人手里是笔财富，在她们却经不起几下折腾。因此她们的危机感实际上比谁都重，一旦被包养者抛弃，其“出路”不外乎三条，一是趁自己尚年轻貌美再去觅新的主顾，重演昨日的故事；二是从“批发”转成了“零售”──“包妹”和“路边鸡”之界限原本就不是很分明，可以互相转化：在嫖宿中嫖客满意，可以将其“包养”起来，包的期限全视实际需要而定，而包养者一旦出事或另有新欢，包妹又得成为路边鸡；三是去做“妈咪”（即老鸨），走这条道的需要“道上高手”，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酒店老板对这些“妈咪”都是奉迎有加，因其带有客源，可以保证酒店生意兴隆。 这类灰色女性中的最底层就是“路边鸡”和“发廊妹”及各种“三陪小姐”，这些女子姿色平常，文化档次较低，多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她们接待的多是偶然的寻欢客，既是“扫黄”最容易落网的对象，又最容易被黑社会“烂仔”和谋财害命者盯上。她们的青春消逝得最快，笔者见过四川、湖南、广西等地不少女孩到沿海，操上这种生涯不到几年，就染上毒瘾和性病，最后成了被社会抛弃的渣滓。 这些灰色女性一旦踏上这条“烟花路”，也就是踏上了不归路。笔者曾想对她们其中的一些人进行长期追踪调查，但她们往往在“风光”一阵以后就化作一缕烟尘随风逝去，只有通讯录上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才证明她们在这个城市生活过。 我一直认为，最可耻的并不是这些女子，而是那些依附在这些女子身上讨生活的人， 以及那些在“白色世界”里有一定地位， 但却偏要进入这个“灰色世界”里奢淫无度的人，正是他们的需求和供给能力才使这批女性有了生存基础。 四 从未到过南边的家长们，也许并不知道她们的女儿是“包妹”，只以为女儿大本事，竟能挣出如此之多的钱来养家。但实际生活中，许多“包妹”的家人其实知道自己的女儿、姐妹是用什么方式赚钱。如前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最后一位情妇的母亲，明明知道高的情况，但在高的金钱炮弹“攻击”下，感动得竟直说高是个好人，再三叮嘱女儿要“对得起高行长”，哪里还有什么是非观和廉耻心？ 这些“包妹”们，一般只能在S城一些专为她们开的高档时装店和美容店里受到表面上的尊重，她们虽然可以和“白色世界”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明铺暗盖，办成许多一般人无法办到的事情，但却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毕竟“笑贫不笑娼”、仅以拥有金钱的多寡来评判人的等级标准暂时还无法在“白色世界”里得到法律和道德的认同。在S城，我曾见到许多号称“成功”，且有一定社会身份， 手拿“大哥大”，驾驶豪华车，金装玉裹的女人，这些人容光照人，性魅力随意挥洒在她们所到之处，一大批有头有脸的男人都拜倒在她们的裙下。她们可以咄嗟立致千金，并通过各种渠道为亲戚及家人弄来户口、房子等一般人竭尽全力也难以弄到的东西。但可想而知，一个女人如果刻意在生活中将性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内心世界之残破，也就实在令人可叹；其获得“成功”方式之古老，则更令人感到可悲。对这样的女人来说，她们只拥有“现在”，既没有“过去”，因为“过去”不堪回首；也没有“将来”，因为年龄是她们的死敌。这类人也深知自己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是什么，因此她们“衣锦还乡”的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只有在远离她们“发祥”之地的故乡，她们才可以去编织一些自己如何正当赚钱致富的故事，在亲朋好友面前露金洒银，让父老乡亲看看自己如何从一只平平常常的小鸟成了一只 “金凤凰”，藉此让自己不平衡的心灵获得某种虚假补偿。但这样张扬的结果往往是使家乡人和家人接踵而至，西洋镜也就随之拆穿。这时候她们的家人们往往表现了一种可耻的“冷静”，那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冷静”呵。 在这块土地上，笔者曾见到不少亲生姐妹、妯娌、姑嫂联袂卖淫者，往往是一人先南下，过上了家乡人想也不敢想的富裕日子，许多沾亲带故者就连翩而至，明白了真相以后，后来者并没有多少人抽身而退，而是主动要求先来者“提携入行”。她们其中一些人的丈夫、兄弟甚至父母亲，都和她们住在一起，每天花着她们卖身而来的钱而毫无道德羞耻感，仿佛这一“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具有正当性。一些男人索性就将自己的老婆当成自己的资本，笔者就认识这样一位男人，他的太太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歌星，娇柔妩媚，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青睐，有本事将夫妻两人家族中大批无文凭、无专长的人调进特区，也有本事弄到许多工程之类转包出去。这位丈夫不用做任何事，每日里寻花问柳，歌台舞榭里醉生梦死。他只需牢牢把定一条，老婆不离婚就行。还有一位男人，自己秀色可餐的老婆成了总公司董事长的情妇，那位董事长为了方便两人幽会并给予这位丈夫“补偿”，于是将他外派至香港，作该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那男人也心安理得、毫无恚色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从此在香港过起了出有车、用有钱的潇洒日子。 在这些人眼中，老婆、姐妹、女儿就如商品一样。最惨的是这些女子，当她们能挣钱时，家里人从未指责过她们的行为，心安理得地花着她们出卖肉体和尊严得来的钱，但一旦这些女子不能再从事这些行当，断了钱路以后，家里人的羞耻感和自尊心似乎一下就复苏了，纷纷以她们从事过那种不正当的职业为由，拒绝给她们以帮助。我曾见过不少女子沦落为路边鸡以后，被公安部门抓住遣送回老家，当初心安理得接受她钱财的家人，一看她们已没有利用价值，都避之如瘟疫，谁也不肯收留，仿佛都忘记了当初自己曾接受过她们的帮助。 从来没见过让老婆、姐妹、女儿当妓女当得如此心安理得、毫无羞耻感的男人和父母。这些人的生活中，作为现代物质文明象征的物品什么都有，唯独缺乏一样：人格尊严。 五 根据对大千世界那些形形色色的嫖客的观察，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绝非一般人，而是嫖女人用不着自己掏钱的“官”们，以及被社会视为时代弄潮儿的公司“老总”们。 这些年来“官”们涉足风月场在中国已不是秘密，每一个落网者都有不少前任及现任“情人”，如高森祥落网时还有四个情妇，王宝森更有高级别墅作为藏娇及寻欢之所，向明序竟无聊到要在妓女面前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这种情况下，王建业因只结过两次婚，且只有一个情妇而被不少多情女性视为“情圣”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至于内地那些在香港、S城两地因嫖娼曝光而丢官弃职者，他们在内心深处的检讨必然是只怪自己道行不深，运道不佳，决不会认为自己行差踏错，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 “官”们要风流，自然有人奉送美女。君不见早已有民谚将“小车、别墅、美女、叭儿狗”列为九十年代成功男人的新“四大件”──妇女解放了40多年，到今日美女竟又和叭儿狗并列，成了男人们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夫复何言？这些人的公费养“小婆”和嫖娼的行为，令那些广东和温州地区养“小婆”的前农民们羡慕不已：人家养“小婆”可是不花钱的！你看人家要向情妇讨好，根本用不着自己花钱，只要一句吩咐，就有人奉上各种花销；想送情妇礼物，就让情妇直接去珠宝厂、服装厂白拿，想拿多少就是多少，人家老板还得陪笑脸，忍着肉痛，唯恐侍候不周。这种气派，这份潇洒，又岂是一些没有品级的白丁暴发户能比的？ 对婚姻尊严践踏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类人。他们无视自己妻子多年来操持家务，在自己没发迹之前和自己同甘共苦养儿育女的艰辛。笔者认识一位看上去人模狗样的杂志主编，此人之好色，使他属下的正派女员工无法干下去，因为干下去只有一条路：作他的情妇。他那位曾经漂亮的太太在他贫贱之时陪伴他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当发现他这类劣行以后对他进行规劝，这位从没有忘记自己有副处级干部且兼文化人双重身份的人竟对他的妻子吼叫说：“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你那样现在嫁给谁去？老子没休掉你算是客气的……” 黑格尔曾将男女两性关系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这方面比较完美的关系应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法学领域，即婚姻；二是自然领域，即性；三是美学领域，即情感。婚姻使人区别于动物，保持了人的尊严。性应追求和谐，是男女两性关系建立的基础。而只有情感，才是两性关系中最动人心魄的力量。而现在中国暴富阶层和以权谋私者们的婚姻普遍没有尊严，只有形式。这些人的两性关系中没有爱情，对男人来说只有肉体上的占有和物质上的施与；对女人来说，则是把青春肉体作为依附一个男人的资本。这种性的结合，与动物何异？ 说到底，这类畸型的两性关系其实也是折射社会万象的一面镜子，是社会治道不佳、伦理观念畸变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正因如此，一些“灰色女性”面对别人指责自己是“寄生虫”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辩驳：“我是寄生虫又怎么样？咱们国家养了那么多的寄生虫，养肥了不说，还蚀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躺在国营企业的招牌上，整个企业都吃空了，还在那耀武扬威指手划脚的，指责别人赚钱是不应该的。……我要是寄生虫，也只是条小寄生虫，我除了吃我男人的肉，也没有害别人，也没有危害社会。还不至于说我该死吧！” ──面对更可怕的污浊，这些“包妹”自然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仅仅只分析和指责“灰色女性”阶层本身，远远不能揭示这种现象的内在本质。 纵观中国当代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就会发现国人中有不少已经彻底丧失了道德羞耻感。但是人们如果只注意从性的角度去描写灰色女性，而忽视了这一阶层存在所包涵的社会意义，那最多只是一种猎奇式的浅层次描写。 救救已沦为经济动物和那些行将沦为经济动物的人！ （原以“未名”笔名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2期，名字为“灰色女性及其他”，共7400字）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中国的南太平洋战略布局
程晓农 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多个岛国积极布局，试图筹建与民用关系不大的港口和机场，这很可能是具军事目的之战略布局。其布局的地理特点显示，似有针对澳大利亚的企图。中国修改国防法之后，已把经济需要列为对外开战的理由，在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唯一具诱惑力的资源就是它急缺的铁矿石。面对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需要用战略眼光来思考。 一、中国短暂调整对美策略 今年4月是中美军事对抗的高峰，现在双方的航母舰队已经远离；5月以来中国暂时调整了它的对美策略，主攻经济关系，其背后也有军事目的。 4月中国出动了“辽宁号”航母编队，对日本、台湾、菲律宾展示威胁；美军第7舰队的“马斯廷”号驱逐舰沿路跟踪监视。美中两国的航母编队也首次在南海北部接近，双方的最近距离一度只有1百多海里，但彼此都遵守了冷战状态下海军的无害航行准则，彼此的舰炮和导弹都不瞄准对方，也不起飞舰载机接近对方舰队。 今年1月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与从中东开来的“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一起，在南海南部演习；然后“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绕过菲律宾东部，进入印度尼西亚南部和西部海域，走了一个大圆圈，通过马六甲海峡，再回南海，与从中东调来的“马金岛”号两栖攻击群在南海海域开展联合作战演练。“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执行的威慑任务似乎显示美军已开始南海国际水域的威慑“值班”任务。目前“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回国了，而驻日本的“里根”号航母编队接替其使命。 从5月开始，中国逐步加强与美国的接触，希望在经贸领域恢复奥巴马时代的往来关系，减轻美国对中国的种种经济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困难明显，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中小型制造企业大批倒闭，亟需恢复对美大规模出口。这样的策略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对美军事对抗的意图，只是此刻美国下一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正待国会通过，中国希望美国能削减军费，这样，双方军力差距的缩小有利于中国。 二、中国在南太平洋多个岛屿筹建港口和机场 5月27日BBC刊登了一篇报道，披露中国在萨摩亚（Samoa）和基里巴斯（Kiribati）的计划。这些计划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北邻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达鲁岛计划颇为相似，我2月16日在本网站的文章《美中关系走向该如何判断？》介绍过中国的达鲁岛计划。可能很多北半球国家的人不注意BBC的这条报道，也未必意识到BBC报道的内容与澳大利亚有很大关系。 包括萨摩亚、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地处南半球的太平洋岛国，传统上被视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后院”，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岛国离得最近的大国是澳大利亚，也因为它们与澳大利亚有着共同的地缘政治关联。 这种地缘政治关联体现在澳大利亚的现代史当中。太平洋战争时期，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是大日本帝国陆海军与盟军的激战之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官兵为了保家卫国，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浴血奋战。大日本帝国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为了保护它已经夺取的荷属东印度油田，也为了建立针对美军的外围国防圈，制定了攻占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卡纳尔岛的作战计划，以便最后进攻澳大利亚。此后两年里，太平洋战争的重点交战区就在这两处。 如今中国把手伸到了这些地区。2018年4月10日澳大利亚的Fairfax Media曾报道，中国试图在瓦努阿图建一个南太平洋的永久军事基地，事后似乎未见进一步进展。2019年10月18日BBC曾报道，所罗门群岛的中部省与中国的一家森田公司签订协议，中方获得图拉吉岛（Tulagi）75年的开发权。后来这项协议遭所罗门群岛政府否决。这种做法与中国最近在达鲁岛的做法相似。图拉吉岛在瓜达卡纳尔岛对面，太平洋战争时期图拉吉岛的港口是日军和盟军的争夺之地。当时澳大利亚海军在所罗门群岛海战中遭到惨重损失，重巡洋舰堪培拉号被日军击沉，巡洋舰芝加哥号和驱逐舰塔尔伯特号遭重创。中国对图拉吉岛的兴趣，似乎与当年的日军颇为接近。 而据BBC今年5月的前述报道，中国与萨摩亚当局协议在乌苏湾（Vaiusu Bay）建立码头，投资1亿美元，今年4月该国政府换届后将此协议搁置；同时，在萨摩亚西北2千多公里的岛国基里巴斯也陷入一场中国基建项目带来的争议。中国计划在该国的坎顿岛（Kanton）上升级建设美军留下的简易机场和桥梁。该岛位于夏威夷西南方约3,000公里处，二战期间美国轰炸机曾使用这里的跑道，此地有战略要地的价值。路透社就此评论，由于该岛的地理位置，对坎顿岛的任何重大建设“都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据点，使其深入二战以来一直与美国及其盟国紧密站在一起的地区”；而一名太平洋国家政府的顾问则表示，“这座岛屿将成为海上航空母舰”。由于疫情，此项目除北京资助的可行性研究之外，尚未取得进展。 三、中国在南太平洋选岛工程的特点 虽然上述项目目前或被暂时搁置，或停滞于可行性研究阶段，但这一系列项目的选点展现出中国的战略企图心。如果比较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所罗门群岛，再到基里巴斯、瓦努阿图的一系列中国项目，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 第一，这些项目所选择的地点往往具有战略上的重要价值。 第二，项目的谈判会先与岛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以经济诱惑开路，然后设法签订投资协议，再逼岛国政府认可。但中间过程里往往因所在国的国内意见分歧而发生变故。 第三，这些项目通常并不关心当地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投资金额远远高于当地经济活动的规模，也不求项目本身能获得投资回报。这表明，中国的投资活动既不是单纯的经济援助，也不是基于商业经营利益所作的决策，而是另有所图。 第四，中国投资项目主要侧重于港口和机场的建设。 第五，中国谈判这些项目时，常试图长期租赁项目所在的岛屿，以便独自管理，长期使用。 中国在南太平洋选点建工程项目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既然项目本身不可能收回投资，所以不属于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长期投资；而这些项目中方又想长期独自管理，不交给当地政府经营，这样的项目就显然不是单纯帮助当地发展的经济援助。再考虑到项目基本上都选在战略要地，以机场和港口为主，这就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这样的布点很可能属于服务于军事目的之战略布局。其目标似乎是为中国的海军准备在南太平洋各要点上的海空作战基地。 四、分析中国的南半球战略布局 从中国在南太平洋布设军事据点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些中国构想中的未来的海空作战基地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东面和东北方向，正好扼制澳大利亚与主要战略盟友美国的海运通道。再考虑到中国同时在东印度洋积极探测核潜艇航道，如此之军事战略布局显然不是中国自身国防的需要，而象是一种针对澳大利亚的两面包围式战略布局。 过去十年里中国军方花了大量人力，翻译了许多太平洋战争时期南太平洋各岛作战双方的回忆录，方便中国的军界人士不但熟悉各岛的地理特点，也了解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过的国家积累的战争经验和战场战术，以及后勤运输方面的种种问题。收集这些知识仅仅是出于历史研究的好奇吗？它可能有现实目的。结合中国已经展现出来的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据点的选点布局战略意图，可以合理推测，中国正在模仿当年大日本帝国南洋作战的战略企图，即准备为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而战。 对中国来说，南太平洋各岛国并没有多少值得用战争获取的战略资源，但中国在中美冷战状态下会特别需要扩军备战所必须的铁矿资源。钢铁是军备生产的“粮食”，中国的民用需求也非常大，去年粗钢产量超过10亿吨，但中国的钢铁工业已经陷入铁矿困局。中国现有18个大中型铁矿，其中2个已经采尽关闭，其他铁矿的产量远不敷需要，必须大量进口。现在尚在开采的铁矿中，不少矿山的铁矿石品位偏低，产量也有限，同时矿石中的杂质影响钢铁质量的提高。此外，一些露天开采的铁矿已经深入到地面以下数百米，接近露天开采工程的极限；若改用井采，则距地面5百米以下的矿井内温度会超过人体耐受度，通风不易，开采成本会急剧上升。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0月13日审议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国防法修订草案，这次修改特别添加了这样的条文，“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进行全国战争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这说明，中国已经反常地把经济需要（即官方所说的“发展利益”）列为实行战争总动员的理由。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值得警惕。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china-s-south-pacific-strategic-layout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