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
――驳张丹红2008年12月4日发表于德国之声的采访 作者按语： 2008年12月4日美东时间晚上，本人将驳斥张丹红多重谎言的文章“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一文发给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及张丹红本人，要求德国之声刊登这篇文章。12月5日晨收到了冯海因（Matthias von Hein）的一封回信，信中对于本人要求刊登此文一事未作回答，对于张丹红撒谎以及张丹红信口开河编造冯海因10月7日致何清涟信的内容一事也没有只字解释，并表示希望能够一对一的对话，不要在媒体上讨论。但冯海因又表示，从12月5日起3天内，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都无法联络，要到12月8日才可能用电话与我联系。 德国之声中文部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社会公器编造谎言误导公众，公开攻击了别人，却希望别人不要公开回应，而是私下沟通，这样的方式公平吗？由于德国之声刊登的对张丹红的采访已经用谎言有意误导了公众，而冯海因又用拖延的方法对待我要求刊登驳张丹红谎言一文之事，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及时公布以下文章，以正视听。对于这样一个在事实面前撒谎（包括同事之间互相提供虚假信息）的媒体部门，我实在非常失望。 我看了德国之声记者雨涵12月4日对张丹红的采访（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846935,00.html?maca=chi-nv\rss-chi-top-2488-xml-mrss），注意到张丹红不能坦诚地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还捏造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因10月7日给我的邀请函内容，感到很有必要就张丹红的多重谎言澄清事实。 作为对德国之声中文网页刊登的上述采访的回应，我要求德国之声中文部在网站上刊载我这封驳斥张丹红谎言的文章。给争论双方提供平等机会，本来就是媒体的责任，否则，德国之声中文部就堕入了公器私用的可悲境地。在写答复之前，我查阅了自己保留的通信纪录，并将在以下文字里公布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人员给我来信的部分内容。此实为不得已之举，还请与此事有涉的人士见谅。两天之内（美东时间12月6日12：00PM）如果未收到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答复，我的这封回复将在各网站贴出。 1、关于我终止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写稿的原因，张丹红撒谎 我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经常性合作，即应邀为该部定期撰写专栏评论，始于2005年3月，正式结束于2005年9月。这项合作之所以终止，起因如下： 该年8月德国之声中文部两次否定了我自己的选题（而合作之初即有约定，文章的题目由我自选），并且要求减少稿件数量。此后又接到张丹红的电话，声称该台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因此要求我改写关于中国的新闻。当时我在电话中表示，我住在美国，不可能采访关于中国的新闻；同时询问，为什么要改变原定的撰写评论文章的安排。张丹红未回答我的问题，只表示，希望我考虑改写新闻报道，可以过些时候再答复。 在我尚未就此事正式函复德国之声中文部之前，我又收到了张丹红2005年9月28日的信件，内容如下： 何女士： 谢谢您的文章！一直想同您谈一谈您稿件的内容，前一段忙德国选举，一直没有顾得上。前不久，我们的总编辑再次强调，我们不能用通讯员的评论。评论都是德国 之声中央部或各编辑部主任的任务。我则一直强调您的文章主要是分析。不过，最近您的文章评论的成分确实很大。我的建议是：您今后主要写报导，穿插写一些背景分析的文章也可以。遇到经济问题，我们也可以经常采访您。如果是报导的话，我觉得每周固定哪一天发稿就不合适了，而应越及时越好。所以我建议您不一定固定在周四发题目，周一发稿。您认为有值得报导的题目，就给我写两句话。我们看是否合适。有时我们也可以向您征稿，就象上次胡锦涛访美一样。希望您理解。 祝好！ 张丹红 这封信的内容显示，张丹红女士在12月4日的采访中说了假话，欺骗自己的同事。张丹红在采访中说，她“不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而她在这封信里却明确写过：“评论都是德国之声中央部或各编辑部主任的任务”。张丹红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但拒绝承认，而且理直气壮地利用自己服务的媒体欺骗公众，为什么？ 张丹红在此信中还表示，她希望我写“评论性少一些的新闻分析”，“最近您的文章评论的成分确实很大”。什么是新闻分析？新闻分析是否应排除评论性文字？如果要求一篇新闻分析的内容里不包含评论，这会成为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张丹红究竟是不懂得新闻分析与新闻评论本身并无界限，还是在找借口表示对我所写文章的不满，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德文版的维基百科是这样写的：“在新闻学中，评论是对某一个话题的意见表达。在平面媒体上，评论文章要特别注明并署名。特别体裁的评论包括：社论、讽刺杂文和专栏。” 张丹红在12月4日德国之声对她的采访中还强调，“她在美国，我怎么会请她写中国的新闻呢？”可她却忘了，正是她本人在2005年9月28日的来信中明确写过：“我的建议是：您今后主要写报导。”如果说，电话交谈的内容张丹红可以否认，但电子邮件的文字无可抵赖。 我终止为德国之声写专栏之后，确实接受过几次该台的电话采访。我并不认为，停止写专栏，就必需对该台所有记者的采访加以抵制。毕竟，张丹红的做法应该由她个人负责，无需拉其他记者来为她垫背。我也不认为，她的行为方式、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能够天然地代表她服务机构的所有同事。 事实上，张丹红关于开始与我合作的陈述与事实有出入。我与德国之声的合作，在2005年3月开始写专栏之前，只是接受采访，并应约偶而写评论文章。该部记者傅悦在2005年3月4日的电子邮件中首次提出经常性合作，她写道：“再次感谢您对中文节目的支持。文章将很快播出。中文部的冯海因主任（Matthias von Hein)表示，十分欢迎您今后继续为德国之声撰稿，具体题目由您建议。”我回信表示接受。并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制造”的稿件发给傅悦，傅悦于3月16日回了信，谈到今后由张丹红与我联系。傅悦的信提到：“上次您在科隆还见到我的一位同事，名叫张丹红，不知您还有没有印象。她不久前提升为中文部的副主任。由于今后涉及商定文章题目的问题，我想如果与她联系可能更为直接。明天我再问问她的意见。”以后接到张丹红的电话，并应约写了稿件。此后在合作中，与张丹红通过几次电话，更多的是信件来往。我与张丹红的信件来往从2005年3月23开始，直至9月28日收到张丹红最后一封信为止，共18封，信件内容主要是关于稿件的交稿问题。我发给张丹红的文章从2008年3月23日开始，首篇是“威权政治下的高科技怪胎：金盾工程”；至9月25日结束，最后一篇是“默多克的沮丧与海外华文媒体的‘机会’”。除了9月28日的信件之外，其他来往信件谈的都是请我写有关评论之事，从未涉及张丹红在12月4日的采访中提到的新闻报道采写。 2、关于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再次邀我撰写评论一事，张丹红再次撒谎 冯海因2008年10月7日的信件如下（电子邮件原本照贴）： Dear He Qinglian, I am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Deutsche Welle. Until some time ago, you have been regularily wrtiting reports about various topics concerning China.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reathe some new life into our partnership. In the runup to the central comittee´s plenary session I would ver much like to have some analysis from you concerning the topic of land reform. Would you like to write such an analysis for us? About 1500 characters would be fine for us All the best Matthias von Hein China-Redaktion Deutsche Welle 53110 Bonn 0228 429 4751= 张丹红12月4日接受同事采访之前，不知读过这封信没有？信中唯一提到的是与中共全会有关的土地改革话题（the topic of land reform），冯海因的要求也十分明确，即希望我写“分析（analysis）”，而不是关于中国的新闻。然而，张丹红在12月4日接受采访时却声称，冯海因找我是为“六四”20周年纪念组稿。任何能阅读英文的人都会看到，冯海因的信中有哪个字与“六四”20周年有关？同时，张丹红在采访中还引用冯海音的话表示，冯海音在这封信中“绝没有提评论一词，因为他知道台里的规定，而且他认为这个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冯海因与张丹红都是媒体人，难道不明白，冯海因在这封信中要我写的“分析”，其实与评论就是同一种文体？张丹红为了自圆其说，刻意把分析和评论区别开来，只不过更加突现了她的强词夺理和十分勉强的诡辩而已。我不清楚的是，究竟是冯海因向她撒谎，还是张丹红编造了谎言？希望冯海因有个说明。 3、张丹红在采访中唯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她证实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确实干预过我给德国之声撰写评论一事 对于这件事，我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我是在停止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稿之后（该采访使用的德文词是spaeter，即英文的later），通过北京的消息来源获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对我给德国之声撰写的评论文章表示过不满。我并非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会面以及会前安排的参与者，自然不可能了解准确的会见时间和具体的谈话细节。但张丹红在这次采访中所言肯定了我从北京获得的消息，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负责人确实在与德国之声负责人会见时，明确表示了对我的评论文章的不满。 然而，张丹红所承认的中国政府对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的干预，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事。这样的干预难道只发生在2006年11月这次会见中吗？根据国际交往惯例，像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这样的正式会谈，通常要提前若干月（甚至更久）就会谈的内容、时间、双方意向交换意见，而列入正式会谈的话题也是双方事先沟通认可的。根据张丹红在采访中的叙述，中国政府拒绝德国之声的卫星电视信号落地，其理由之一就是刊登我的文章被中国官方视为不可接受之举。也就是说，在双方这次正式会见之前，双方认可的会见话题中很可能就包括我写专栏的事。换言之，德国之声早就知道中国政府对我写专栏的强烈不满。 让人奇怪的是，在2006年11月的这次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会见之前1年又2个月，即2005年9月，我已经停止给德国之声写专栏，而且我写过的评论文章中只有一小部分不太尖锐的曾出现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页上，其余只被广播节目采用。为什么事后1年多了，在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正式会见的时候，我过去写的文章仍然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之一？我的文章就这么让中国政府刻骨铭心记恨终生？ 张丹红认为，既然德国之声未能获得卫星电视信号在中国的落地权，就证明德国之声没有“放弃原则”。这个辩解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第一，当时我早已停止为德国之声写稿，德国之声无须再“坚持原则”；第二，事实上，即便部分地“放弃原则”，也未必就一定能实现卫星电视信号在中国的落地权，其他国家媒体业者类似的失败案例很多。 与此相关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对德国之声加以要挟？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由政府拨款的公共媒体，在一个专制政府面前会默认这样的干预，而不是断然加以拒绝？是因为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本来就认同这样的专制和干预？或者是，中国政府把德国之声看作是可以任意干预的对象，而丝毫不担心可能引起德国民众和政府的不满？世界各国政府有不少面向中国听众的广播电视项目，为什么只有德国之声面对这种压力却觉得理所当然？当一个外国的公共媒体在中国当局的压力下努力自律时，它在具独立思考能力的那些中国听众当中，其公信力难道不会下降吗？ 4、张丹红关于我应该阻止我丈夫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之说法的荒谬何在？ 张丹红在采访中提出，我为什么不劝告我先生程晓农停止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她混淆了两件事。第一，“张丹红事件”发生之后，我未接受冯海因的邀请恢复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写评论文章，与我在此事件发生之前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两者道义上的区别很容易分辨清楚。第二，按照张丹红的看法，我似乎应该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约束我丈夫程晓农与德国之声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与他都是具有独立人格之人，我不可能控制他接受或拒绝某家媒体的采访。干预丈夫的日常工作与交往圈，也许是张丹红的习惯，但并不是我的生活方式。 对张丹红在12月4日的采访中针对我使用了“故意歪曲事实”、“无耻”这种辱骂之语，我这次就不计较了。因为对她这样一个深受共产党斗争文化熏陶的人来说，情急之下露出本相来是情理中事。但无论如何，还是建议她今后慎言，当一个人在基本事实方面信口开河、歪曲真相时，此人对其它事件的描述之可靠性会大受质疑。 写于2008年12月4日（美东时间）下午4时 关于2006年11月国新办就何清涟评论邱晓华案件的说明： 何清涟 2008年11月6日，阿波罗网就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对我做了次采访，采访所述是这样： “（在停止写专栏）事情过去半年多，大概是2006年3月份左右，我从北京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张丹红此举是因为德国之声负责人访问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会谈时，该名副主任对德国之声约我写作专栏很有意见，并举出我对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腐败而入狱的分析为例，认为完全是不实之辞。我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说国家统计局是清水衙门，邱晓华的腐败情节并不 严重，因此打击邱与其说是因为邱的腐败，还不如说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现在的事实证明我的分析合乎事实，邱晓华现在不仅出狱，还得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体面工作。这就是因为他得到本派庇护的结果。 我当时因这一消息太过离谱，一家民主国家的媒体竟然会因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意见而主动找藉口停掉一位异议作者的专栏？于是去查证，结果从国内另一管道得到的消息证实确实如此。这使我对德国之声的亲共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因为两个消息来源我都必须保护，于是保持沉默。即使是今年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发生后，我也不想公布此事，考虑也很简单，这事件牵涉到社会公器的是非原则问题，我如果发言，会让人觉得是因私人过节报复德国之声，影响这场讨论的深入。” 我这几天查录了自己给德国之声写的所有文章（我自己文档中存有的），发现其中并没有这篇评论邱晓华的文章。所以这应该是停止为德国之声写专栏后，接受该台记者有限的两三次电话采访中所谈的内容。这一记忆误差，造成张鹤慈这类人认为的“硬伤”。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记忆误差？是因为前后两个管道传来消息来源在我记忆中混淆了。第一次得到消息确实是2006年3月，谈的是德国之声因为想与中国合作，中方有想停止我写专栏的要求。再过了一段时期，另一个管道证实了中共确实在干预：在德国之声负责人与国务院新闻办会谈之时，国新办副主任当面因我对邱晓华的评论而指责德国之声。 这些事情，在接受采访时仅凭记忆，说出来难免有些误差。但关于国新办在11月向德国之声提到邱晓华事件，这是事实。因为在2008年12月5日冯海因给我的回信中，谈到2006年11月德国之声与中国国新办会面时他作为在场者，亲耳听到了对“这篇最近的采访”的指责。所以，这是事实。张丹红故意只公开承认2006年11月的干预，其目的就是想掩盖她用技术理由停止我写专栏之事背后的中共政治因素。 现在可以说明，连对一次电话采访都不放过指责的国务院新闻办，又岂能容得我写作专栏？这种干预应当早就存在。 至于两个消息来源，因朋友的安危，恕不提供。这是我的道德底线。因为我的记忆误差将前后两次消息来源的内容混淆，在此向阿波罗网的采访者与关心我的读者致歉。 何清涟写于2008年12月6日 附：何清涟2009年1月28日致德国之声的公开信 德国之声台长及所有高层管理者： 我因旅行证件正在更换中，未能前来参加德国之声为改善中文部工作而举办的座谈会，深以为憾。但我还是很欣慰，因为我从此举看到了德国之声改善中文部工作的诚意。 做为一位与德国之声曾有合作关系并卷入了张丹红事件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德国之声中文部以往的工作表达一些个人意见。现特委托参加贵台座谈会的廖天琪女士代为宣读这封书面发言。 在海外许多中文媒体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德国之声等民主国家专为中国听众开办的中文媒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能够能帮助中国听众获得不受中国政府干扰的新闻，听到身居中国国内和海外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分析和评论。 我与上述媒体的中文部大都有长期而且比较愉快的合作关系，但只有与德国之声短暂的合作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德国之声中文部张丹红自我采访事件发生后，至少在两方面暴露了贵台管理上的缺陷： 首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中最基本的一点是采写事涉双方的新闻时，一定要采访当事双方，核查事实真相。然而，德国之声中文部竟然违背了国际新闻业的基本规则，只凭张丹红的一面之辞就不加核查地写出了采访。这种公然违反新闻业界职业道德的行为让我很震惊。而贵台中文部雇员集体商讨后同意在你们的中文网站上发表这篇自我采访，这一事件说明，贵台中文部的雇员对新闻业者的基本职业操守了解有限。事实证明，由于张丹红的这篇自我采访涉及不少谎言，各国的中文读者了解真相后，贵台的信誉确实遭到了很大的伤害。 其次，冯海因与张丹红作为德国之声的部门负责人，负有督促部下遵守新闻业界规则的责任。在张丹红自我采访事件中，冯海因至少负有两点责任：一是他本人向张丹红提供了有关他自己言行的虚假信息（2008年10月7日给我的信的内容）；二是纵容并批准张丹红这一公器私用的行为。张丹红本人除了公器私用之外，在自我采访中多次撒谎并肆意谩骂他人，除了暴露其个人品格的不诚实之外，也表现出她缺乏对他人的基本尊重，不懂得如何约束自己的不当行为。2008年以来德国之声中文部备受指责，与这两位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和管理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部均雇用了大量出身于中国大陆的华人，却从未出现类似于德国之声这样的事件，即因报道倾向、编造谎言以及私用公器而备受各界质疑。很遗憾，德国之声中文部的这次事件竟然令贵台这个新闻机构本身成了同业竟相报道的“新闻题材”，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应有的记录。 中国政府利用外国媒体想进入中国市场而设法干预其报道的内容，这一行为当然是违反这些媒体所属国家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然而，德国之声竟然不觉得这种干预有何不妥，这点也让我感到非常奇怪。 作为德国之声中文部负责人公器私用的受伤害者，我希望贵台能坦诚面对中文部的过失，并就此向我道歉。这不仅仅是对贵台中文部公器私用所伤害的人士表示歉意，更重要的是德国之声可藉此表明自己敢于为过失承担责任。作为一位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我期望德国之声中文部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在促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民主化方面起到好的作用。 何清*涟 01/28/2009 补注：笔者终于查到了德国之声2006年10月22日就邱晓华落马对我的采访。采访引用的话比我讲的少得多，也没有太多的棱角。就这么几句话，成了国新办副主任与德国之声交涉的话题。由此可见中共政府要抗议的东西实在太多，也可见部分西方媒体坚持的新闻自由“原则”的标准之低下。 1、惊爆：中共重大国家机密刚刚就这样泄漏了！ ——国新办“领导”德国之声这一国家机密是如何泄漏的？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1211/article\65336.html 2、云儿对德国之声与何清涟之间关系的考察 请关心此事的人仔细看，就会明白真相是如何浮出水面的。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922508 3、“清水衙门”里的邱晓华缘何被查办？ http://www.deutsche-welle.de/dw/article/0,,2210988,00.html 4、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8年12月12日发表一篇： “德国之声中文部：自己对自己的采访” Deutsche Welle China:Interview mit sich selbst http://www.faz.net/s/Rub475F682E3FC24868A8A5276D4FB916D7/ Doc~E5960F369292A45FEBEAD211A4CE542CC~ATpl~Ecommon~Scontent.html \\\\\\\\\\\\\\\\\\\\\\\\\\\\\\\\\\\\\\\\\\\\\\\\\\\\\\\\\\\\\\\\\\\\\\\\\\\\\ 附德国之声记者雨涵12月4日对张丹红的采访（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846935,00.html?maca=chi-nv\_rss-chi-top-2488-xml-mrss，后由德国之声自行删除） 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 周一，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在柏林召开新闻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确认近几个月来一些舆论界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亲共”的指责是毫无根据和无法接受的。11月初，对德国之声发起的“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名德国记者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何清涟的采访，“揭露”德国之声如何受到中国的操纵。由于张丹红对具体过程最为了解，德国之声记者请她谈谈事情真相。 德国之声：何清涟在接受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德国记者采访和阿波罗网采访时都提到2005年一度应邀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写文章的事情，作为当时负责与何约稿的联系人，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与她合作的原因以及一开始关于合作形式的约定？ 张丹红：2005年春天，德国之声中文部决定密切与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联系，并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何清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已经是中文部的副主任，所以我是参与这项决定的，而不是说冯海音主任做出决定，我不得不执行。何清涟发给我们的文章是专栏形式的，有关中国的评论。几个月之后，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应当是2005年秋天，何清涟在采访中说2005年8月，也有可能，有一次德国之声广播部的主编来参加亚洲部会议，我替冯海音参加会议，并介绍中文节目的内容，碰巧那一天有一篇何清涟的评论，总编说电台有一条规定，评论一般是我们自己写，不用非本台人员的。这个规定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我只好给何清涟写了个邮件，说明情况，并提议她可以为我们写报导。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一些通讯员，他们报导当地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事件。我对何清涟一直很尊敬，不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说后来与我的合作有些不顺，又说知道我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我只是将真实情况告诉她，希望改变合作方式，但没有终止合作的意思。 何清涟认为后来双方中断合作的真正原因是，德国之声顾及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官员的意愿，停止与她的合作，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丹红：这完全是谎言。我通知何清涟不能写评论最迟是2005年秋，何清涟甚至认为更早，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对我们的指责是2006年11月，中间相隔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是我给何清涟写邮件在先。这样颠倒时间上的顺序如果不是有意的，那么在接受采访时以自己的推测为依据，最起码也可以说是不严肃；如果是有意而为，那简直就是无耻了。尽管我到现在还不愿相信何清涟是故意歪曲事实。可悲的是”法兰克福汇报”这样一家具有良好信誉的报纸刊登这样一篇有倾向性的、基于”听说”和”猜测”的采访，而不向当事的另一方-德国之声了解情况。说到国务院新闻办，我想再说明一下背景：2006年11月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访问中国（何清涟在采访中说2006年3月左右她就得到可靠消息，说德国之声负责人访问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官员谈话，她这种与事实相差如此之大的描述不禁使人对她针对德国之声的整体指责产生疑问），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位副主任谈德国之声卫星电视信号落地事宜，并问及为什么我们的网页被封。那位中国官员说我们的报导片面，并以何清涟为例，说她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的情况已不了解。贝特曼则阐述了我们新闻工作的原则予以反驳。顺带提一句，德国之声电视落地的事情谈了几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是为共产党做宣传的，为什么中国官方不痛痛快快答应我们的要求呢？这也说明，我们并没有因为市场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而何清涟将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外国媒体比喻为驴子，在”中国市场庞大”这把青草面前难免动心。我想读者自有公论。 何清涟在采访中还说，今年10月7日，德国之声中文部冯海音给她写信，请她写评论，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是这样吗？ 张丹红：10月7日正是针对德国之声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当时没有上班。后来我询问了冯海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为准备”六四”二十周年，想请一系列异议人士写回顾文章。他说绝没有提评论一词，因为他知道台里的规定，而且他认为这个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印象中何清涟也做过记者工作，怎么对新闻工作的几种形式她总是混淆呢？2005年我请她改写报导，她在接受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说，我要求她写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想即使我是在找借口，也会想出更高明一些的托辞，她在美国，我怎么会请她写中国的新闻呢？现在她又说冯海音请她写评论，这让我感到不解。 何清涟与德国之声之间的合作关系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张丹红：我2005年通知何清涟不能再写评论之后，记忆中她没有怎么提出过写什么报导的建议。现在从她对”法兰克福汇报”的披露中，我才知道她向来是专栏作家，对写采访报导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不过，我们间或采访过她。我们到德国之声的财务处查了一下，最后一次付给她采访费是2007年1月。可见我们也没有因为中国官员的批评就终止了与她的合作。而她的先生程晓农现在仍然是我们经常采访的对象。如果说我们早已被红色渗透，而且已经臭名昭著，用何清涟自己的话说德国之声的再度邀请”明显带有利用异议人士为德国之声信誉背书的嫌疑”，实在是对她人格的侮辱，那么她为什么不劝劝自己的先生不要再接受我们的”侮辱”呢？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指鹿为马再现：空气是“公共产品”
今天上推，跳入眼帘的是一条“中科院某所长说，老百姓不能总想呼吸新鲜空气不付代价”。想到今年弥漫两会的“环境恐慌”，认为不会有如此无良专家，于是上网查询此话真假，结果让我吃惊，财经网以“总理报告起草参与者：百姓不能总想呼吸新鲜空气不付代价”。 王毅指鹿为马：将自然资源变为“公共产品” 为了不冤枉这位现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王毅，先将其原话罗列于下： 1、空气是公共产品：“其实环境保护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你也可以选择赚钱但呼吸肮脏的空气。”“当然，也不能以某一个人的利益代表大家的选择。政府还是应当承担治理责任的。毕竟收了纳税人钱，应该提供干净的空气，是一种公共产品。” 2、老百姓应该为呼吸新鲜空气付代价。王表示可以征收环境保护税，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设定不同的税种及税率。而且，征税的对象主要应该是企业。“当然，也要考虑到企业的税负。企业的税负本身已经很重了，“企业也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将一部分税负转移给消费者，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老百姓不能总想着呼吸新鲜空气却不付出代价。” 空气与水是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未曾诞生之前就存在，它们与阳光一样，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不是任何政府为其人民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反，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即人迹罕至之处，空气反而更新鲜。随着第三代人权观念环境权的出现，新鲜空气与干净水等自然资源的获得被阐释为人类的自得权利，但从来没有人将其阐释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人类呼吸新鲜空气属于环境权 在此必须先阐述第三代人权——环境权的产生。 人类社会产生之后，土地，以及土地附着的地面资源森林等、地下矿产均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被私有化，只有空气与水不曾经历过私有化与国有化，还属于人类天然就享有的权利，它们本身不具有“公共产品”的任何属性。 为了不让中国读者产生混淆，这里必须说一下自来水的商品化过程。 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发现人口密集之地与某些经过工业化污染地区的水不能直接饮用，需要经过处理过滤，这就是自来水。从此，提供自来水就列入为各城市政府的市政管理范围，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日趋成熟，自来水与供电等就列入公共工程。因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有国营、民营。美国是民营，但有相关法律约束这类公司行为。但天然水与空气从来就没有成为公共产品。空气因其无处不在，无法私有化，也无法商品化。 环境权观念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人类随着科技进步，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知道工业化会带来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与空气污染，于是开始了环保运动，并产生了第三代人权观念， 即环境权。 人权观念的产生按其诉求的不同分为第一代、第三代与第三代，亦称为初创期、发展期与升华期。第一代人权观念起源于反对封建压迫，人们要求的是政治与公民权利，比如选举权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集会自由；第二代人权起源于反对资本压迫，人们要求的是生存权，即就业、养老、公共医疗等各种经济权利。第三代人权发韧于人类反对有害环境的压迫。在恶劣环境的压迫下，人类无法维持正常的生存和繁衍，所以西方社会的先觉者举起环境权的旗帜，要求良好的环境。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三代人权要求混杂在一起，但都未获得应有的解决。 环境权的基本阐释如下：环境权属于人类天然就有，其主要特质是自得，它不是通过与权利主体相对的义务主体履行义务来实现，比如不是通过老百姓向政府纳税来实现，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主体，而是通过权利主体本身的努力来实现。比如空气，初生婴儿一出生就能通过呼吸满足自己的需要，无需等待任何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这就是自得权利。 环境权作为一种自得权在世界范围引起重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包含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和要求。美国作为环境权观念的发源国之一，许多州明文环境权的保障，例如宾州宪法第1条第27项规定：“人民拥有淸洁空气、净 水、以及保有环境的自然、风景、历史、与舒适的价値之权”。 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德国、南韩、南斯拉夫、波兰、葡萄牙、智利、 巴西等国在其宪法或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确认了环境权，日本和美国还广泛地受理了以保护环境权为案由的案件，开始了环境权的司法实践。 “空气公共产品论”有意忽视了什么？ 以上所述，无论从空气属性还是从世界对环境权的阐释，都可以证明王毅的“空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这一说法之荒谬。这里只需要再指出王毅有意忽视的是什么。 一、中国的环境恶化，是政府长期放弃对环境的监管责任所致。无论是在污染企业投产前做环境评估，还是在企业生产期间的监管，各地政府都未尽到起码的职责，相反为了GDP这一政绩考核指标与地方财政，与污染企业共谋。也因此，中国才会在近30年之内出现数百个癌症村，江河尽污，空气成了雾霾。应该说，雾霾才是中国各级政府与污染企业长期共谋，污染空气，为本国国民提供的有害“公共产品”。 二、治理空气污染是政府应负的公共责任。人民纳税长期供养中国各级政府，GDP的三分之一都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加之这是政府失职，企业污染，秉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治理空气污染，应该将从污染企业所征的税与罚没贪官财产列为治污专项经费。 三、王毅说“你可以选择赚钱但呼吸肮脏的空气”，是将政府、企业与老百姓三类主体混为一谈。中国是政府选择了“牺牲生态环境换取GDP增长”，黑心企业主为了降低成本肆意排污，并与政府官员共谋（比如用贿赂收买政府部门主管官员）得以不受任何惩罚。任何一家可能带来污染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厂址选定、环境评估到最后的排污监管，老百姓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机会“选择”——除非王毅认定中国政府“代表人民”所做的选择就是老百姓的选择。 自由不是免费的。今后中国老百姓想呼吸新鲜空气确实需要付出代价，但这“代价”不是多纳税，因为再多的税也会被官员无耻挥霍并贪污；而是甘冒政治风险，团结起来参与环境维权，监管政府与企业，还中国一片蓝天与新鲜空气。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air-is-not-a-public-product/）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悼老同学李明英
5月18号晚上，我坐在美国的家中，像往常一样，在一天写作之後，最後一次检查一下电子邮件，就准备关机。可是在打开电子邮件时，突然看到国内同学传来的一个消息，简直像是晴天霹雳，让我惊呆了。邮件说，你的老同学李明英去世了。这怎麽可能，明英才刚刚六十岁出头啊！ 赶快托朋友找明英太太赵大姐的电话，可打过去的时候，赵大姐正在北京向遗体做最後的告别。电话中，明英太太一听到是我，就哭著一遍遍地说，长青，明英走了！明英走—了！我不知道怎麽安慰她才好，听到她的哭声，我的心在绞痛、在流泪，心里在呼喊，明英，我的老同学，我的好兄弟，你是那麽好的一个人，怎麽这麽快就走了呢？ 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我正住在纽约，目睹了两座世贸大厦倒塌，三千个生命瞬间消失的悲剧。最近，又从电视上看到四川大地震、几万人遇难的惨剧。再加上前年父亲去世，都使我对生命的丧失、人生的短暂、亲情的珍贵等等，有了更多一层的伤感和体会。听到明英走了的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怎麽也睡不著。当年和明英在一起的日子，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明英是个有才华的人。他是在中国结束文革、恢复高考之後，第一批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在学校里，我们都很尊敬明英，不仅因为他比一般同学的年纪大一些，是老大哥；更因为他很有才华，写一手好文章，字也写得漂亮。他也不是什麽高官子弟，完全是靠自己的个人拼搏和努力，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云云众生中，靠写稿子，成为总部的通讯干事，然後又凭本事，以高分考上了黑龙江大学。 在七七级的黑大中文系同学中，明英很快就表现出他的思想解放、勇於探索的独立精神，所以在黑龙江省第一个自发学生社团「大路社」成立时，就被推选为「干事长」。由於当时我也承蒙同学们的信任，做了大路社的社长，所以我们一起张罗著贴墙报，出专刊，召集同学开会，探讨国事，交流写作，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夜晚。那个时候，学生社团开会，哪有什麽会议室呵，很多时候都是在学生宿舍打水洗脸的水房子里进行的。我还记得明英讲话时，总是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一副老大哥和权威者的样子。 明英是个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从不争权，也不要利。他为人忠厚，老实，又充满理想精神。我们的青春时代，那些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是在黑大渡过的。今天的追悼会上，有很多黑大的同学，也许大家都还能记得我们那个燃烧著理想、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黑大时代。虽然叫做「黑大」，但那却是我们人生中最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段青春时光。而明英，就和那个黑大时代一样定格在我的脑中。我不会忘记，相信今天到场的老同学们也不会忘记。 後来明英离开黑大了，因为他又考取了《人民日报》新闻所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国结束文革、恢复新闻专业之後，人民日报首批招收的研究生。明英，还有和明英一起从同一个农场考到黑大中文系的刘允洲，都一起被新闻研究所录取，成为我们全中文系的骄傲。後来在明英、允洲的带动和帮助下，我们中文系陆续有好几个同学，也考上了这个新闻研究所。 明英从新闻所毕业後，放弃了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的工作，调到了《深圳特区报》当记者。因为他的性格，他的理想，都更喜欢创新，创业，创造。八十年代初期的深圳，还是一个有烂泥塘的渔村，明英成为这个年轻城市的首批创业者之一。八十年代中期，我也在明英的鼓励和帮助下，从哈尔滨调到了《深圳青年报》工作。同是黑大同学，又同做新闻记者工作，再加上有原来大路社的背景，而且我家和明英家同住在圆岭住宅楼，相距不到五十米，交往和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更是亲眼目睹到明英的性格中最闪光的部份，也是最体现东北人特点的部份：那就是有豪爽之气，看重义气，乐於帮助别人。当时因为深圳刚刚开发，又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很多黑大的同学，黑龙江的老乡、朋友等等，都来深圳出差，更有很多想调到深圳工作。明英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请他们吃饭，安排住宿，甚至帮忙调动。有时我碰上这麽多的来访者，都感到力不从心，但明英总是乐呵呵的，尽量帮助同学朋友和老乡们。有一次，一个黑大七五级的同学，因为在学校时关心政治而被四人帮迫害过，下放到牡丹江乡下，後来经过中文系主任的介绍，来到深圳找明英，也是明英帮助找的房子等，帮助他们一家安顿。每当有东北的朋友或同学来了，明英总是告诉我说，长青，咱们一起去吃饭，很多时候，他都是抢著先付钱。後来黑大中文系同学在北京的首次大聚会，据说也是明英出钱张罗办的。 在听到明英走的消息後，我给现住在北京的原黑大中文系主任，我们大家都很敬重的周艾若老师打了电话，今年已81岁高龄的周老师说，听到明英走了的消息，他非常、非常地悲痛。他在电话中一个劲地对我说，明英这个人是个「性情中人，很重情意，利他。」他怕我听不懂什麽是「利他」，解释说，就是「自强利他」，自己努力，乐於帮助别人。 手里有一个馒头，但看到有人挨饿，就把馒头分给那个人一半，这就是李明英！他总是有福同享。而有难、有苦呢，他却总是悄悄地一个人承担。在这方面，他这个人不那麽善於表达，他不是有苦说不出，而是有苦也不说，一个人担著。 今天在这里，有明英的妹妹、妹夫，还有明英太太的亲属等，他们都是在明英的帮助下，从寒冷的黑龙江，调到了温暖而更有经济前景的深圳，各自开创了自己的企业和事业。我想他们更能感受到，明英作为兄长，那种承担责任，那种任劳任怨的精神。今天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像我一样，都曾经得到过明英的帮助和关照，都曾感受过明英这个朋友的豪爽，热情，和义气。当年我在深圳的时候，知道明英喜欢看武侠小说，也许是受小说中英雄的影响，在他身上，总让人感受到一种舍己救人、慷慨助人的侠客精神。 今天到场的各位也都知道，即使对没有见过面的人，如需要帮助，哪怕有政治风险，明英也会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六四事件时，一位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学者逃到深圳，虽然之前明英和他从未谋面，但却毅然把他藏在自己家里一个多月。後来他在个人事业上因此受到损害，但他不抱怨，也不後悔。明英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心里有光明的人！ 1988年夏天，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前，我在离开深圳前往美国的时候，跨过罗湖海关之後，在香港呆了几天，恰好明英那个时候也在香港，我们一起和当地的朋友们吃饭，聊天，喝酒，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这些场面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至今还都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最後见到明英的画面，这几天一直在我头脑的屏幕中闪过，它是黑大同学之情的象徵，是美好，是豪爽，是情意，是青春时代的记忆。而明英是我离开深圳之後，在香港、甚至在海外这二十年来见到的唯一一个黑大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想来真是不胜感叹。 我不知道什麽时候可以回去，和老同学、老朋友们重逢，把酒忆当年。明英的英年早逝，更提醒我们珍惜生命，珍惜友情、珍惜每一个和亲人、朋友在一起相聚的日子。 明英你走好，你的老同学、老朋友长青在遥远的美国送你最後一程，用深深的思念向你做最後的道别。你会活在我的记忆中，活在你的亲朋好友的记忆中。明英安息，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平静、快乐、潇洒。 曹长青2008年5月24日於美国 （在5月25号深圳追悼会上的书面悼词） 2008-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徐纯合之死缘起：国家亲权责任缺失
何清涟 关于徐纯合事件的真相还在追索之中，它不仅表示中国社会已经严重撕裂，而且还预示这撕裂将进一步加剧。该事件当中有一个仅次于个人生命权的问题，即徐纯合死因缘起。徐纯合被枪杀于上访途中，上访的理由是希望孤儿院收养他的三个儿女，过去孤儿院曾以孩子双亲俱在拒绝收养。这就涉及到个人亲权责任与国家亲权责任这一个人伦理与国家伦理问题。 何谓“国家亲权责任”？ 所谓国家亲权责任（parent of the nation），即以国家公权力干预失职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进而扮演父母的角色以保护儿童；同时，国家有权对虐待和遗弃孩子的家长进行处罚，以保护少年儿童的利益。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明国家公认的儿童保护基本准则。 我之所以关注这一问题，缘起于2013年南京李氏小姐妹因其母亲乐燕弃养而活活饿死的悲剧。那两位可怜的女孩在饿死之前，也发生过孤儿院拒收一事，理由与徐纯合子女被拒收的理由一样，孤儿院只收孤儿。但事实上，乐燕吸毒，无工作，与徐纯合同属不能承担个人亲权责任之人。 按照徐纯合微博自述，其家庭成员有一82岁老母与一患有神经分裂症的妻子，本人45岁，先天性心脏病，肾炎，病史3年有余；另有三个孩子，分别为6岁、5岁、3岁。6个家庭成员当中有5个人拿低保。这种家庭，在美国属于“无抚养能力”的家庭（不同于贫困家庭），只要本人自愿，社会救助机构可收养其子女，这就叫履行“国家亲权责任”，这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失职父母卸除负担，而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够正常成长。 从亲友邻里对徐的描述来看，徐是一位生活中的失败者。这种失败者世界各国都有，他们的境遇只能视各国的福利制度及其自身选择，或成为社会救助对象，或者成为homeless（无居所者）。但对这类人的未成年子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理方式有很大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失败者让孩子乞讨流浪都不算违法，政府也不怎么考虑尽“国家亲权责任”。但在美国，父母让孩子乞讨流浪，要受法律惩罚。但没有抚养能力的人，比如类似乐燕与徐纯合这种情况，可以将孩子送交福利机构代养或请机构帮助找代父母。许多吸毒者都由政府强制剥夺抚养权，履行国家亲权责任，待其恢复正常后方可领回孩子。 中国儿童权利的缺失 国家承担起儿童最高监护人角色，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晶。所谓进步是指观念的进步，即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物。在这一观念上，中国至今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水平，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利，甚至可以对孩子虐待、遗弃，极端者甚至殴打孩子致死。 孩子被虐待者不计其数，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各种儿童伤害事件频发，从性侵到摔婴，从扎针到割颈， 千奇百怪。2013年8月，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还发生一起挖去幼童眼睛的恶性案件。用“殴打儿女致死”作为关键词，就会发现，山西、大连、贵州等地都曾发生过这类恶性案件，理由或是孩子不肯写作业，或是因为孩子沉迷于网上游戏，有的甚至缘于父母心情不好。至于贫家孩子被父母用作乞讨工具更是常见之事，徐纯合生前，就经常让母亲妻子带着孩子乞讨。 被随意遗弃的孩子更多。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收养签证统计》显示，从1999年至2010年，共收养中国孤儿64000余名，在最高峰的2005年曾达到过7900名，在当时美国收养的每3个外国孤儿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除美国外，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等14个国家开放。这些被收养的孩子只是被遗弃的孩子当中的一部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中国部分社会成员道德沦丧到完全没有底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保护儿童的法律存在严重缺陷。考虑到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者日渐增多这一现实，父母不履行或者无法履行个人亲权责任的情况相当普遍，中国应该逐渐建立“国家亲权”观念，以取代前现代的“亲权绝对”的观念。 中国政府应负起国家亲权责任 从“国家亲权”原则来讲，儿童保护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以下三方面不可偏废： 1、在国家立法层面，将保护儿童权利作为重要内容，用法律法规实行儿童保护的“零容忍”原则； 2、司法过程中，严厉打击和惩治针对儿童的犯罪，父母虐待儿童，也应被列入犯罪之列； 3，在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或者监护失职的情况下，实行国家监护，由政府来养育儿童；要求和鼓励与儿童相关的职业人员在怀疑存在“孩子受伤害”的情况时，必须马上举报。政府通过动员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时时保持高度警惕，让儿童拥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生长环境。 据中国法律人士分析，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由于缺乏罚则和与之配套的规章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依托《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来处理这类问题。但是《刑法》对于故意伤害儿童则没有专门的保护规定，往往采用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故意伤害儿童案件中，犯罪手段往往都非常残忍和野蛮，犯罪对象针对的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儿童甚至婴儿，造成的危害结果非常严重，将有可能影响儿童的一生，因此，威慑力不足以让犯罪者止步。 国家亲权责任的落实有赖社区建设 但是，国家亲权观念落实，必须始自社区。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国家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屡见英美国家媒体。如今，英美各国早已建立“强制举报制度”，与儿童有经常性接触的人员均被悉数纳入，而有关于虐待的标准也已经细化到生活，例如家中脏乱差，饮食不科学，邻居如果听到某家吵闹声中夹杂着儿童的哭声，认为疑似殴打，必须向警局报警；学校教师如果发现孩子身上有伤痕，必须问清楚，如果发现有受虐待现象，必须报警，否则要追究其失职。一旦发现父母严重失职，就会剥夺这些失职父母的监护权（重则要入狱），并派社工帮助父母矫正行为，直到专业人士认为他们心理恢复正常并能履行父母职责为止。 中国政府努力营建世界上最密集的告密网络，却独独忽视了应该建立的举报制度，没有建立邻居与社区对失职父母的相关监察。徐纯合如果生活在美国，以他的状况，只要提出申请，表示愿意弃养，相关机构就会帮助寻找收养其子女的合适家庭，对这些收养父母的审查非常严格，而且还会有一段观察期。 前述2013年南京饿死两女童事件，就是在社区自治与国家亲权责任两者都缺乏情况下出现的悲剧。据《南方周末》报道，在两女孩饿死之前三个多月，李氏小姐妹曾迸发出柔弱但足够坚忍的求生本能，但拯救李氏姐妹的机会被一次次地错过。警察将曾侥幸逃脱的姐姐交还给吸毒母亲；一位担心“惹麻烦”的邻居最终退还了李家的钥匙；社区以不符合政策拒绝将其送往孤儿院。即便所有相关人士都认为他们尽力而为了，但最终这两个幼童仍然没能逃过死亡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中国对这类失职父母的子女实施帮助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如果在美国，这类事实上被弃养的儿童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拯救。 亚洲国家人口密集，不幸儿童的比例远远超过欧美。中国也许不可能做到美国这样完善，但至少可以学习日本，让政府负起国家亲权责任，动员亲属与民间力量，收养那些虽有父母却无法尽抚养责任的不幸儿童，以减少“徐纯合”们的数量。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5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xuchunhe-20150515/277140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中国企业的知识底座
任何一个民族要进入现代化进程，首先得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历史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命运的缩影。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知识经济”一词弄得目瞪口呆。据说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了100多年，但仍然是迟到的后来者：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1996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科学技术要素排名28位。其它几个二级指标的排名更不容乐观：基础研究排名第32位，技术管理指标排倒数第三位。研究与开发资源（R&D资源）居第6位——这一项指标排在前面主要得益于总人数位居第二与企业人数位居第四，科技教育排在第39位，获得合格工程师的难易程度排队第44位，企业技术开发财力则排到第45位，倒数第二。 以这种国家竞争力去追赶别人，当然很累。建基于这种知识底座上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压力也不是凭借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变，如组建“强强联合”的企业集团之类就可以消解的。因为知识底座是一个国家综合教育的结果，全民素质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竞争力上。企业管不了教育，面对发达国家强大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办？ 中国的现代化是种追赶型的现代化,尤其是近20年，从企业组织到国民，几乎都处在一种“追赶”别人的状态中：刚从大学出来，发现自己刻苦学习的许多东西竟然都百无一用，政治经济学一课中所学的知识全然“货不对板”；企业刚学会讲企业文化，以产业为主导，突然又发现自己在已来临的“知识经济”中一无是处……真是追得大汗淋漓，追得气喘吁吁，追得惶恐不安。如果说原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也是在追，但那追却似乎压力没这么大，至少那时由于半封闭状态，可以自欺欺人地回忆一下四大发明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光荣，谈一下体制的优越，倒也自得其乐。问题是“开放”以后，稍有判断力的人都没法再认为自己有多优越，于是只剩下技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的惶恐，对于一个“后发外铄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在现代化中没有原创性的文明贡献给世界，就只有被人家拽着跑的份，这一点毫无办法，求助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型宗教，说几声“不”也无济于事。 事实表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所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国家当初进行现代化的时候确实要少，所拥有的人口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努力过程中，确实要保持头脑清醒，考虑将自己的企业安置在自己的知识底座上。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其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偏见基础上的。 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追赶了一百多年，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识我们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建基于零星引进的先进技术上的企业，有如建立于沙滩之上的大厦。如果再不在建造知识底座上下功夫，根据自己的知识底座建构自己的企业体系，恐怕再过一百年，我们也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 （原载《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7月26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从“李克强看跌期权”到“榨菜指数”
何清涟 对中国经济向好还是向坏，评论莫衷一是。海外流行的“李克强看跌指数”表示国际投行界对中国经济“向好”的期待，中国发改委推出的“榨菜指数”则标识中国实体经济正无可挽救地“向坏”。 “李克强看跌期权”后面的不安 所谓“李克强看跌期权”（ Li Keqiang put），是指李克强为中国经济提供的保险。“看跌期权”一词是期货交易术语，原指期权购买者拥有在期权合约有效期内按执行价格卖出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权利，是投资者为自己购买的一道保险。由于有人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7%，引起外资不安，但李克强近日却承诺今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5%，这让外资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今年6月，巴克莱资本推出的“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一词，将李克强的经济政策概括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国际投行界将这三点看作中国政府将以金融改革为突破口进行经济改革，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但不到两个月，国际投行界推陈出新，推出了不太乐观的“李克强看跌期权”。 两个月间发生如此变化，是因为中国经济正以各种方式向外释放走低的信号。这一期间中国政府连出重手，美赞臣、达能、恒天然等六大外资奶粉公司均因存在反竞争行为及价格垄断行为而受到重罚，药商葛兰素史克等数家西方药企因行贿问题正受到中国有关部门调查。此举被《金融时报》称为“外资在中国的噩梦”。这两大行业在华外商的遭遇，与其说是中国政府要反腐并整顿市场，不如说是在本国经济结构调整遇到极大困难时，当局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一项举措。 无论是“李克强经济学”，还是“李克强看跌期权”，与其说代表国际投行界对中国经济真实状态的判断，不如说是外资为自己描画的的中国经济幻象。 国际投行界为何希望中国经济坚挺？原因很简单，从2013年5月开始，国际短期资本开始流出新兴市场，引发了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和资 产价格下跌。5月至6月中旬，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显著贬值，其中南非兰特贬值9.2%，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菲律宾比索贬值幅度也在5%以上。与此同时，新兴市场股市下跌，国债也遭到抛售，国债收益率出现上扬。昔日在中国市场上投注大量资本的投行经理们担心业绩大滑坡，因此希望中国经济挺住，“李克强看跌期权”就是这种信心不足的表现。 “榨菜指数”意味什么？ 所谓“榨菜指数”属“中国制造”，是国家发改委最近的创新，发改委规划司官员对外介绍，他们根据榨菜的销量分析农民工流动方向，做为制定相应的福利政策的依据。 但我认为，这个“榨菜指数”其实预示的内容更丰富，不仅代表农民工流动方向，更代表着中国产业结构类型的变化与沿海经济的衰落，简单概括，就是长三角与珠三角那些市场竞争型产业正在衰落，中西部地区政府扶持的项目正在兴起，这一兴一衰就是农民工流动方向变化的原因。 在此介绍“榨菜指数”的涵义。据《经济观察报》8月9日在“城镇化的榨菜指数”中介绍，涪陵榨菜近年在全国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能够反映人口流动趋势。因为榨菜属于低质易耗品，中等收入的城市人口对其的消费稳定（注：与盐的消费同理，需求弹性较小），消费群体主要是低收入流动人口。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发现，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销售份额逐年减少，由2007年的49%逐年下滑到2011年的29.99%。其他市场的涨幅均超过25%，2009年至2012年间，涪陵榨菜在华中地区销售份额从2.6%提高到 10.57%，中原地区从8.02%提高到10.1%，西北地区从9.38%提高到11.91%。 中国统计数据习惯性造假，但榨菜销售厂家并不需要在销量上造假，用这个指数观察中国经济变化有看点。 观察中国经济态势，珠江、长江这两大三角洲确实是个重要窗口。从近现代以来，这两地经济一直是兴旺早于其他各地，衰退亦晚于其他各地。若这两个经济龙头地区陷入困境，其他地区的麻烦恐怕更大。 珠三角原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主体车间，现在不仅面临加工业衰落，广州市近年培养的以日系汽车为主的这个“战略性产业”也受到很大冲击，处境艰难。过去30年以来，广东省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上缴税收大省，现在也面临税源枯竭的窘况。当地政府除了想方设法向企业罗掘税收之外，同时也试图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上缴。最近，在各省行政长官前往京城财政部求助之时，一向财大气粗的广东省省长竟然也放下身段，加入了“哭穷”行列。 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温州一向被视为私营经济发展的样板。现在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为主干温州模式也走到了尽头，鞋业、服装、皮革、眼镜、制笔、打火机等产业都在衰退，今年1-5月，浙江中小企业出口数量减少1500家。温州与广州这两座曾富甲一方的城市，如今均被国内媒体列入产业衰亡城市的名单。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劳密型企业，一直是中国农民工就业重镇，目前农民工从该地流出，流往华中、中原及西北地区，并非中国经济福音。这种流动表示农民工或是回家，或是在这些离家较近的地区就业。这种就业并非在市场竞争类型的产业里就业，大多可能是在政府推动的项目，即新城镇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建筑工程中就业。据政府部门发布消息，目前，新城镇化已成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西北地区如陕西“撤乡并镇”，推出“县城-大镇-大村”的新城镇化模式，准备十年完成。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沙、武汉的新城镇化内容则是努力扩大新区规划，催生新的商业圈。 所有这些政府主导的投资，大都无法形成有效的 市场需求，缺乏后劲，也缺乏效益，无异于在旧的“鬼城经济”阴影之下，再催生新的“鬼城经济”。 以上并非坏消息的全部。此刻，中国正面临近30年来最大的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经济中曾扮演主要角色的光伏企业、造船业、钢铁行业、LED照明行业、中小房地产企业等九大产业都面临破产，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产业衰竭型城市的数量也正在增加。 可以说，中国现在正面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双衰退的困难局面。国际投行界了解中国虚拟经济的困境，知道中国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将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近三年来急剧发展的信托公司行将破产，第三方理财行据称今年将倒闭600家就是征兆，“李克强看跌期权”成了他们给自己做的定心丸。“榨菜指数”与其说是发改委据之制订福利政策的依据，不如说这一指数预示着中国中国实体经济的衰退。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8月1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3/08/130812\cr\likeqiangandzhacai\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荒唐的中美家庭净总资产比较
中美两国之比较在中国成了一件时氅事情，尽管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均拥有资源量方面都不存在可比性。但中国方面还是乐此不疲。前些时由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其配发的解读中声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家庭21%。 这个数据公布之后，人们大都不相信。最后有人总结，由于房产在家庭金融中占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家庭金融总资产一靠人多，二靠房价拉抬上去。 但这种比较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财富的拥有与消费，只有落实到每个消费者头上才是真实的，尤其是中国这种贫富差距甚大，财富分布极不均衡的国度，统计数据多有虚假的国度，将其与美国比较，在比较项目上就多有不对称。 第一，两国的房产真实价值完全不同，中国的房价高度泡沫化。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据渣打银行前些时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 反映经济货币化的指标是广义货币（M2）。M 2既反映现实的购买力，也反映潜在的购买力。按照货币学原理，一个国家经济每增长1元价值，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1元货币，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那么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呢？ 5月份，中国国内有篇“‘地产财富不过是货币泡沫幻觉”的文章列了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房产泡沫化有多严重。文章对比中美两国M2的几个指标：一，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这意味着1元GDP有1.89元人民币支撑或流通；而同样比值在美国为0.64倍，即1美元GDP只有0.64 美元在支撑或流通。二，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近十年中国的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三，2011年底M2存量为85万亿，与2000年底的13万亿相比，增长了6倍以上，同期GDP仅增长4.7倍。考虑到美元是世界货币，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流通，而中国主要在本国流通，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主要由本国人民承受。 中国的房产高度泡沫化还有一个指标可衡量，即“房价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式，是以住宅套价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国际上通用的合理房价收入比的取值范围为约6倍，若计算出的房价收入比高于这一范围，则认为其房价偏高，房地产可能存在泡沫。高出越多，则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越大。比较讽刺的是，中国买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需要普通中等收入家庭20年的收入（北京上海房价收入超过30倍），而美国只需5年。 此外不得不提一句的是：在美国，即使在华盛顿地区与房价最贵的新泽西，30万美元可以购一套相当不错的连栋屋，而在中国的北京、上海，这个价格只能购一套二手两室公寓房，至于住宅小区的外部绿化等环境因素，中国更是不如美国。 第二，人民币汇价的变动并不反映其真实购买力。如同我2007年分析的那样，中国由于国内超发货币过多，导致人民币陷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双重境地。对外，人民币一直处于缓慢升值阶段：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此后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处于缓慢升值，目前维持在6.3元人民币兑1美元。 但在中国国内，这段时期人民币的购买力却一直在下降。据网上资料，广州市区快餐价格，2002年时一般是4到6元，2011年上涨到8到15元。2000年左右，中国国内97号汽油价格2元多一升，2011年上涨 到8元多。交通价格也扶摇直上，粤西某一条客运票价，2005年时票价是5元，到了2011年6月上涨到9元。珠海到广州直达车，2004年时45元左右，2011年上涨到70元。 人民币购买力降低，在房价上体现得最明显：例如广州市区的房子，2002年一般都是每1平米4000-5000元，2011年上涨到2、3万元。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物价很低，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很多港澳人士到深圳连玩带采购，谓之“深圳东门一日游 ”。当时，500万人民币在香港买不到一套商品房，在深圳却可以购买8-10套，因此很多香港居民都在深圳购房，然后到香港上班。这种现象自2005年开始逐渐消失，许多香港人卖掉深圳的房子，返回香港生活，理由是深圳的东西太贵了，香港物价更便宜。现在，深圳罗湖区的房子比对面香港新界的房价还要高。 三是中国人的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布极不均衡。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其中列有各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之比在中国是10.7倍，在美国是8.4倍，俄罗斯只有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一状况至今也未改变。本文开头述及的这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也承认这一条，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 以上三点分别说明了中国房产价格的虚幻，世界第一货币大国的财富高度泡沫化。这种情况下拿中国与美国相比得出来的“家庭净总资产高21%”的结论毫无意义，更何况，中国那高达两亿多的穷人不会因为“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于美国而成为阿Q，顿时轻飘飘地觉得自己也富起来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red-princelings-xi-jinping-family-wealth-reporting/）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中国政府“维稳”思维的逻辑盲点
近几年来，“维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天天念叨的“二字经”，也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附着在这条粗大产业链条上的从业者，除了正宗的专政工具公安（国保）、武警、国安之外，还有为数庞大的官僚体系编制之外的保安、“五毛”与线人等。维稳费用更是高昂，据说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虽然未公布这些费用的具体投向，但根据常规，公安、武警等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制内”养人费用不会计算在内。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多了一门中国特色的研究，即维稳课题研究。 但中国政府的“维稳”思维存在一个被有意忽视的逻辑盲点，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肆虐与民众权利被褫夺，中国政府的自利型行为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第一因素。 一、“维稳”研究回避的根本问题 近十余年以来日渐增多的社会反抗，确实让当政者深深感到政权根基变得越来越不稳固。面对日益蔓延开的“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怨恨，当局确实希望找到“维稳”妙策。因此之故，“维稳”研究成为国家课题，也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于建嵘的多篇文章与演讲及清华课题组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于建嵘先生近年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颇有建树。在今年5月《亚洲周刊》对其所做的专访“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中，于建嵘对官民矛盾产生根源的分析到位：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对民众的掠夺越来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于建嵘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治制度落后，没有能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目前的压力维稳已经走到尽头。但他提出的方法是从现有制度资源中寻找着力点：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如收入分配制度、县级人大职业化），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清华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中，对“维稳”已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以及维稳成本的高昂、维稳造成体制性防卫过当、维稳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等各方面问题都有精当的分析。但和于建嵘先生要从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不同，课题组至少前进了半步，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在体制内做这种非常敏感的研究，能够把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如果于建嵘能够把垄断权力的主体换成政府而非官员，以及谁是掌握公权力的主体说明白，矛盾根源也就昭然若揭了。于建嵘的问题在于，他希望制造社会矛盾的主体在压力维稳走到穷途末路时能够幡然省悟，主动让利（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来解决社会矛盾。而清华课题组则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共建立的列宁式政党体制的特质就是视任何社会阶层及群体的独立利益表达为异端，目前维稳的重心就是要不惜工本地构筑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壁垒，比如控制媒体、聘用数以十万计的网络评论员（即“五毛”）在网上日以继夜地工作，目的就是制造虚假的民意与引导舆论，而不是要疏通利益表达的输入管道。 无论是于建嵘希望“在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还是清华课题组的研究者希望“让利益表达制度化”，都是立足于一个前提：将中国政府假想为民选政府，其职能是为国民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并履行其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上述研究者不得不回避的中国政治现实是：近20年以来，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职能只是代表统治精英集团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兼顾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二、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 如果承认中国政府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那么维稳为何陷入越维稳越不稳定的“维稳怪圈”的思维盲点就凸显出来：统治精英集团的利益并非民众的利益，他们要求的“稳定”是维持统治精英集团主导的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这种“稳定”自然不会是利益正受到空前剥夺的民众所希望的稳定――因为民众希望将失去的生存资源要回来。如此理解，也就不存在“维稳”研究中的困惑：“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社会稳定和利益表达被人为对立起来：利益表达、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往往被认为是危及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而受到压制”――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诸种资源要素如土地、环境损耗、支撑世界工厂的劳动力生命透支与福利损失，无一不是政府依靠公权力掠夺而来。这一点， 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等文中作过深度分析，其中要点之一是分析国家资源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整个国家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占用社会财富比重之大堪称独步古今。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汲取的必然结果是民众的生存权利被严重褫夺。在社会分配政策与福利政策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都向公务员系统严重倾斜。为了保障政府出于自利目的而施行的掠夺行为，中国政府的立法呈现出高度自利性，只考虑所谓的“国家”利益（实则是党与统治集团的利益），无视民众的任何权利。因此，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等失败国家的特征。 中国的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所有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拆迁、征地、司法难民等的存在，恰好是中国各级政府不断亲手制造的。中共也知道由于自身的寄生性与掠夺性，非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不足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即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年来才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封堵民怨，特务统治逐渐走上前台，政府行为逐渐黑社会化。既然中国政府的“维稳”就是以消灭民间一切利益诉求为要务，怎么还可能指望这个政府能够成为矛盾的解决者与社会冲突的公正裁判者？只有让这个自利型政治集团从公共资源控制和管理中退位，停止掠夺民财与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但与视权力为生命线的中共讨论这些，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视任何利益表达为异端 中共排斥任何利益表达，源自于其政党特点。中共是按照列宁式政党的要求组建的，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此后的三代领导人，都未改变这种政党特质。列宁式政党的最大特点是党国体制：用宪法规定专制政党为唯一执政党，将任何对党国体制的批评法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组织上，执政党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政府、军队乃至街道、行政村设置“支部”，严密控制全社会成员；资源分配上，垄断并攫取国家资源，以国库为党库，以国养党。简言之，党即国家，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完全倒置，政党利益高踞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这种一党独裁的极权政治体制之中，无法找到任何可以扼制党国体制下政治权力肆虐的资源。 利益表达的输入性障碍恰恰源自此制度。在毛时代，任何不符合党的利益表达被视为“反革命言论”，务必消灭之（包括肉体消灭）；胡赵时代曾有过些许松动，从江泽民直至胡锦涛，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消灭利益表达的管道，如加紧对民间社团的控制，将外国NGO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言论管制日益趋紧，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来自民众所有的利益表达，如对拆迁征地的反抗，对环境生态破坏的抗议，基本都被当局视为不“和谐”的声音。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尝到了奥运安保模式的甜头，公安部长孟建柱宣称，要将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推广至全国。这种“体制性防卫过当”举措被大力推行的根源，就是执政者将任何利益表达都视为异端，编织“六张网”的目的就在于要将任何利益表达消灭于萌芽状态。面对因生存权被剥夺而被迫上访者日益增多的“险情”，中国当局不是制止地方政府对民众生存权利的剥夺恶行，而是宣布一亿多中国人有精神病（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这项“研究”的灵感应该源自北大教授孙东东所谓的上访者99％有精神病一说――在党管控一切，民间不得自由结社、媒体皆为“喉舌”的情况下，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何建立？ 利益表达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输入性障碍。这种障碍不仅存在于民众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于媒体与政府之间。民主社会的媒体被赋予第四种权力的职能，以反映民间的各种不同意见并履行社会监督的功能。而中国的媒体不仅不具备这一职能，偶尔反映一点民意，也无法对政府产生必要的影响。中共为媒体设定的制度性角色是“党的喉舌”，党只需要它传达统治者的声音；“喉舌”自然只能听“大脑”指挥，哪会让“喉舌”对“大脑”说三道四？尽管目前部分媒体人出自良知，力争在维护民众生存权益方面作一些有限的表达与呼吁，但媒体的这种表达不但无法有效输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信息系统，相反还被当局指责为破坏“维稳”。《南方人物周刊》6月28日刊出对北京访民倪玉兰的专访，记述北京市为办奥运会把这位女律师逼成上访者并将其关押这一过程。倪玉兰被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令人惨不忍闻。此消息见报后，北京市当局随即要求广东省处分《南方人物周刊》。 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权政治的特点：只许政府胡作非为，绝不允许任何批评，哪怕只是揭露真相，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打击。 由于革命带来的破坏“殷鉴未远”，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想再承受底层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之痛。但在这种民众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制度障碍被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和平变革只是幻想。国内学者们在论述“维稳”为何越维越不稳时，存在一个思维上的逻辑盲点，即将政府所要求的稳定与民众所期待的社会稳定混为一谈。其实，中共政权的稳定是以大规模掠夺社会资源为前提的，执政者所梦想的“稳定”，只不过是要利益受损者放弃任何反抗，听任宰割而无所怨言。然而，毛时代之后民智渐开，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申张权利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中国政府“维稳”必须面对的社会局势。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7月1日，第28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奥运狂奔”未竟，中国经济危机毕显
中国政府一直想将2008北京奥运办成一场展示“国家实力”的盛会，但2008年的中国却呈现出一派衰象。除了2月的大雪灾、3月的西藏事件、5月四川发生的强烈地震等各种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之外，2008年还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由盛而衰的拐点。 “奥运信念”支撑不住“奥运狂奔” 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政府可谓投足了资金。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透露：从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之日起，到今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保守预计北京奥运平均每天将花费到2亿元人民币。合计将投入约5,200亿元人民币的巨资，比起早先2,200亿元的预算大幅上升了3,000亿元――这并不包括中国各地传递奥运火炬等的间接开支。 在中国当局“一切为了奥运”这一口号动员下，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与股市等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了“奥运狂奔”。中国当局竭力营造一个信念，中国奥运市场的商业开发“异常轻松”，“北京办奥运肯定有得赚”。基于这一“奥运信念”，人们都在赶搭“奥运经济”这趟快车，中国经济处于高度泡沫化状态，房地产市场与股市都一路飚升。尽管国际投资行业早在去年年初就开始胆战心惊地预言：中国经济泡沫有破灭的危险，然而中国国内的投资者却对“奥运信念”充满信心，乐观地认为：在奥运之前，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撑住房地产市场与股市，在“奥运”召开之前尽可放心在房市与股市大肆炒作。 其实除了与“奥运”工程有关的巨额投入之外，“奥运”对经济的刺激非常有限。尽管所有奥运工程都及时足额的注入了国家资金，但参加修建“奥运”工程的许多民工连工资都无法按时领到。中国经济的走势早就由其资源能力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及社会消费结构决定，一场“奥运”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的走向。无论是股市、还是龙头产业房地产业，亦或曾为外向型经济支柱的出口产业，目前都已岌岌可危。酝酿了好几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更是让民众财富大幅缩水，底层民众维持基本生活都倍感艰难。 但“奥运信念”根本无法支撑这场经济“奥运狂奔”。其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而中国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就已经出现下列各种经济衰退迹象。 中国股市：国际游资觊觎的目标 为了给“奥运”营造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国政府想方设法鼓励外资入市，终于在2005年将中国股市拉抬上去，缺乏投资机会的中国民众在“奥运信念”的鼓舞下进入股市。不幸的是，“奥运信念”并未撑住中国股市。上证综合指数虽在去年10月16日创下6124点的高位，但到今年3月13日却惨跌至3971.26点，当天股市就蒸发七千亿，广大股民损失惨重。这样一个高度投机的股市，自然成为境外游资青睐的投机场地。一度离开的境外游资再度进场，加上中国众多基金奉政府之命竭力托市，这些都使中国股市布满诡异之气。据中国商务部数据，这些“境外热钱”主要来源于香港与英属维京群岛，这恰好是中国外逃资本漂白的两大基地。这类资金在中国大都有神秘背景，进出自有管道，它们在中国股市与外汇市场上的投机炒作，除了对中国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动荡之外，并无积极作用。 除了这些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之外，中国股市资金来源与中国“宽松的信贷环境”有直接关系。在股市上升期间，许多机构与个人贷款炒股，这些人的钱在股市蒸发，无疑会增加银行的坏帐。 房地产进入“寒冬拐点” 房地产业曾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且不说它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产业，仅看近5、6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达45－60以上，就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过，与股市一样，中国房市处于高度泡沫化状态。不断攀升的房价使得白领、中产也望房兴叹，即使勉为其难地买了房子，许多人也沦落到了“房奴”的命运。公众对房地产开发商及房地产业充满怨恨。有人形容谈到房地产开发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时，列举了五条：搞地皮，搞关系，搞资金，搞捂盘，散布虚假信息。 房价飚升诱使国际游资大量进入，结果中国房地产市场成了投机者的天堂。国际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提供的数据表明，200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中，来自于新加坡和其他全球基金的投资比例便高达60%，市场早就进入高风险状态。去年10月开始，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市已呈下跌之势，其中以深圳房价下跌幅度最大，在20－40％之间。如今已波及一些投机过度的二、三线城市，如南京，武汉，成都，重庆，厦门，福州，珠海，平均下跌幅度均在15％以上。国内分析人士称已经形成“滚雪球下跌”之势，房地产业的领头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进入“寒冬拐点”。 由于中国80%左右的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均来自银行贷款，其中个人按揭贷款约占银行贷款的20%，这样一来势必增加银行的烂帐。 企业倒闭潮：富人破产，穷人失业 推动中国经济的出口业如今进入艰难时世。在人民币升值、全球需求疲软和通胀推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复杂影响下，加之“中国制造”信誉去年严重受损，中国大陆出口业者面临20年来最艰难困苦的情况。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玩具业，2007年8月2日，广东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出口美国的玩具被发现油漆铅含量超标，被召回96.7万件玩具产品，并被中国国家质监总局暂停出口，该公司老板香港人张树鸿于8月11日在工厂仓库上吊身亡。从此以后， “死亡阴影”笼罩着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港资企业。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三类产品，但今年以来均遇到巨大困难。5月1日，美国玩具协会、美国国家标准学会公布实施一项新的玩具测试和安全认证方案。该方案要求玩具生产商或设计商对玩具产品进行危害性分析和风险评估，对玩具生产商实施分级审核和强制认证，对玩具产品实施安全测试等。新方案还规定对玩具业实施分级审核和强制认证，检测频率为每年1－6次不等，费用要由业者自行负担。中国玩具业者保守估计，受新方案的影响，中国玩具企业出口美国的成本将增加25%。 纺织业在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美遭遇寒流。以中国出口第二大市场的欧盟为例，从今年1月1日开始，中欧双方对T恤衫、套头衫、裤子等8个类别纺织服装产品实施双边监控，取消配额限制。但出口时需要进行许可证制度管理，也就是说中国对8个类别产品签发出口许可证，欧盟凭中国的电子数据给进口商颁发进口许可证。此外，欧盟市场的技术壁垒、环保壁垒同样具有杀伤力。例如，欧盟新的化学品管理法――REACH法规，将产品安全信息举证责任完全转移到生产企业身上，每一种化学物质的基本检测费用约需8.5万欧元，每一种新物质的检测费用约需57万欧元，大大增加了纺织企业负担。中国纺织业的利润近年来徘徊于5%左右，这样一来更是面临极大压力。 据预测，今年广东省可能有近12,000家企业破产，超过两百万人将失去工作。珠三角等沿海企业向来是中国各银行的贷款大户，随着沿海企业迁移和倒闭潮的加剧，银行坏帐将不断上升，数量之大可能会超出官方的预期。 银行系统：旧帐未了添新帐 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之钜举世闻名。2006年5月4日安永（Ernst & Young）公司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金融系统拥有的坏帐可能 高达9,110亿美元，约占全世界不良贷款75%。此前瑞银集团（UBS）亦曾公布过接近的估算数额。只是瑞银不象安永有“痛脚”（业务关系）抓在中国当局手中，中国不便施压迫使其收回报告。 中国政府曾注入2,600亿美元资金，协助银行业冲销坏帐。此外，中国当局还通过国有银行在中国A股市场及香港股市上市圈钱以减少坏帐。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对外界始终是个谜团。但可以肯定，在旧帐减少的同时，新的坏帐还在增加。泡沫化的股市与房地产业，以及倒闭企业的大量贷款都是新的坏帐来源。为了不再形成新的巨额坏帐，国务院发布政令，要求2008年贷款规模与2007年持平（约3.6万亿元人民币），但1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仍高达1.33万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08年贷款配额的36%点多。以此推算，今年的贷款规模必定超过“计划指标”。但如果银行业不停止宽松的放款行为，中国政府最后还得再度伸出援手。 “通胀猛虎出闸” 从2007年4月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攀高，到11月份，CPI（消费者指数）同比上涨 6.9%，超过国际公认的、可忍受的3.0%的轻微通货膨胀底线，也超过中国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6.5%。这轮通胀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人群影响甚大。到今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5%。 但这轮物价上涨还刚开了一个头而已。此次具有明显的物价联动特征，工业品价格已出现明显上涨趋势。现在基本可以判定，中国这轮由房地产价格飚升带来的通货膨胀，目前已经转为“成本推动型”，只要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持续上升，中国的通货膨胀将难以控制。 此外，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环境危机高发期，据国家环保局数据，2006年以来，每两天全国就要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水污染事件。以透支劳动力生命福利与环境生态的中国制造难以为继。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上述四座经济“险峰”，第一强国美国遇到一座“房地产次贷危机”就愁眉不展，悲观者甚至认为因为次贷危机美国经济将走向衰落。而中国现在却同时遇到四座“险峰”，哪一座都不易翻越。目前看来，在诸种危机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属通货膨胀，中国央行也不得不将当前货币政策的重心放在力控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上。但一旦控制通贷膨胀失败，再加上被政府强力压制住的社会矛盾陆续浮出水面，中国这位“泥足巨人”将会慢慢化为一滩烂泥。 （原载于日本Voice杂志，2008年7月4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改善中国人权需要国际社会帮助
自中国引入互联网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投入巨额资金试图控制这匹野马，并成功地将国际互联网变成了国内互联网。而在技术上为中国政府提供支持的跨国公司当中，就有美国网路四大巨擘：微软、古狗、雅虎和思科。 对这些网路巨擘为了市场而放弃人权理念与道德原则，向中国专制政府叩头的不光彩行为，国际社会早就嘘声四起。但这些网路巨擘却笑骂由人笑骂，金钱我自赚之，并不为这些批评声所动，尤其是雅虎公司，根本未对其提供证据将中国异议人士送进监狱而感到羞愧。直到2月15日，在美国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与国会的再次强制传召下，这四大公司才参加了题为“中国的网际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的听证会，承认自己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帮助过滤信息。 但最后这些公司都将皮球踢给了美国政府。比如雅虎声明“我们相信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问题，单靠商业公司自身无法有效地影响外国政府在言论自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政策，我们相信，政府间不断的对话才是非常重要的。”古狗在其网站亦发表一份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将“网络审查作为一种贸易障碍”，在美中双边贸易会谈时提出美国在此方面的担忧。 在朝野压力之下，美国国务院于2月14日宣布成立“全球网络自由特别小组”，宣布将从外交政策层面上关注网路言论自由，尤其是中国的网路自由。但美国政府的这种姿态，一直被中国政府批评为“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这一说法通过宣传教育，为80％左右的中国人所接受。近年来势头颇盛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不好意思说出“宁可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的网路管制，也不要资本主义美国赐予的网路自由”，但因为这些人的偏狭无知，定然要找出种种理由来证明美国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霸权主义野心的表现。 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中国这个新极权政府会因为害怕中国人民那星星点点的零星反抗而放弃对民权的压制吗？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改弦易辙。就在美国朝野批评四大网路公司沦为中国政府控制舆论的工具与帮凶时，中国政府作出了回应，面对庞大的金盾工程与数十位网上言论者被捕这些铁的事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居然面不改色地“澄清”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完全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绝没有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某些言论而被捕。”他还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没有网络警察这个警种。” 回顾中国人权发展状况，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中国人权获得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主要原因不是统治者害怕人民――说这话可能冒犯了那些总将人民神圣化的愤青，但事实却是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国际形象与外交利益，或者经济贸易上的某些利益，在美国的压力下一点一点让步的。在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还能联合西方民主国家一起施加压力。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法、德两国已不再就人权与政治民主化向中国施加任何压力，美国也被迫收缩政策。而这一收缩正好让中国政府如愿，其结果就是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但中国老百姓并不真糊涂，一些在人权方面有诉求的人，比如上海的拆迁户们，在国内投诉四处碰壁之后，往往会写信给美国总统与各类国际人权组织，吁请他们关心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可见中国人民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他们纳税供养的中国政府并不关心子民的死活，还是求助于国际社会的帮助吧。 民族主义历来就是专制统治者在国内矛盾激化之时，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而采取的脱身妙计。可惜的是这种计谋往往非常奏效，总能帮助统治者度过难关。90年代，“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曾一度争论激烈，在我看来，人权高于主权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准则。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反对美国促进中国改善人权，说穿了就是“宁可接受本国的残暴专制统治，也不要外国帮助中国改善人权”。 在中国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且无力反抗时，国际社会的帮助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至关重要。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2月23日，总128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当今中国文坛的惊天巨骗∶韩仁均
在《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一文中我曾写道∶署名韩寒的东西，包括“韩寒”反驳质疑的博客文章等，基本上都是韩寒父亲韩仁均一个人写的。韩寒的写作团队，大概只有韩仁均一个人。韩寒基本上不会写什麽文章，最多能把他随便的谈话写通顺。韩寒参与的，是明星宣传效益部分。 经过后来各路网友的调查、挖掘和层出不穷的新质疑，加上我自己对一些视频和文本的分析，更加确定了上述判断，但有一点儿修正。现在我的结论是∶韩寒的成名获奖作文《杯中窥人》，韩寒名下的全部小说、杂文集，以及大部分的韩寒博客，都出自韩仁均之手，少部分博客是韩寒的出版商路金波写的，也不排除还有零散的文章是其他人代笔。麦田质疑出来后，韩寒那篇用流氓语言骂麦田家人的博客，跟路金波本人那些回应博客几乎一模一样的文字水平，一模一样的逻辑方法，一模一样的痞子口气（包括都使用“泼粪”这种词）。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很多读者都知道，路金波以前也是写东西的，曾用“李寻欢”的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我的上述文章发表之后，收到路金波发来的两封短信，威胁已经咨询美国法律，要起诉我，并“郑重警告阁下，不要玩火自焚！”该信用语、口气、思维方式，和路金波博客，以及韩寒某些文章（那种“你丫，我操”的流氓腔）非常相似。所以我判断，韩寒部分博客，出自路金波之手。 大家记住∶文人要耍起流氓来，其能量是超出常人的；在那些没有大才却颇有大志的文人中，出流氓的可能性最大。 在韩寒被质疑“人造”之后，他的父亲韩仁均在韩寒博客发表一篇题为“说说我自己”的近八千字长文。韩仁均在文章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来自农村，没有多少文化，但却在七七年考上大学中文系；因病被退学后，在农村文化站当个小职员，“硬�@头皮学写故事”，后来提前退休；这些年几乎无所事事，上上网，遛遛狗，打打麻将的混日子——以此证明，他从没有为“韩寒”勤奋笔耕过。 那麽我们来看看，这个“少年文学天才”的父亲，真是他把自己贬损的那个样子吗？ 第一，韩仁均是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庸人？ 中国人谁都知道，七七年考上大学不容易，竞争很激烈，全国平均录取率只有4.7％。韩仁均能从农村一下子考上华东师范大学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中文系，没有一点中文底子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是七七级的中文系的，当然对那届学生的情形很熟悉。我虽然在考大学之前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了，但在同学中，文字gong底顶多算中等，比我好的太多了。他们中不少是多年的中学语文老师、宣传部门的笔杆子之类，讲起语法、古文什麽的，很多中文系老师都弄不过他们。 另一个现像是，七七年的高考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省范围内自己考的。韩仁均能在上海那种文化氛围、学习条件都远比其他地区好的地方（竞争对手自然水平也高一些）考进全国的重点院校，没有点文字基础更是不可能的。韩仁均也在《说说我自己》中写道∶“进校后，在学生名单上看到了好几个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作者。”这足以说明，韩仁均能和那些“非常有名的作者”成为同学，绝非等闲之辈。 虽然今天回头来看，当年大家的水平都很可怜，但毕竟是文革十年的毕业生赶在一起，能考上的，不仅水平要高出一点点，更重要的是，那一届的人，个个摩拳擦掌，即使没有改变国家的雄心，起码也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壮志。过来人都清楚，当年考上大学那一步，颇有点这辈子“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味道。 韩仁均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农村考上来了，但却因为肝炎被退学了。他的愤怒可想而知。毫无疑问，学校那种做法简直是混帐的，完全应该让他病好了之后再回去读的，耽误了一些课，也可以跟下一届一起读嘛。但被这麽不合理地退学之后，韩仁均并没有自我颓废，而是继续发奋自学，拿到了该学院的专科毕业文凭。与此同时，他还一路在写作、发表作品，并几乎每年得到文学奖项。这说明他是一个既有文学抱负，也刻苦努力的人。一个小例子，韩仁均在这篇《说说我自己》中使用了“含饴弄孙”这麽文雅的成语，来表示自己的悠闲，这大概也不是没文化之辈就可以随手拈来的吧？ 第二，虽然韩仁均是有文化的人，可以写些东西，也可以获地方小奖，但水平还是相当有限的。 韩仁均文章的特色是琐碎，罗里罗嗦，思想脉络不清，没要点，没层次，没结构，更没文采。这在《儿子韩寒》和《说说我自己》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而且像《杯中窥人》那种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结尾是常态。韩仁均（韩寒）的东西，很像恐怖分子开飞机，只学了起飞，不必学降落。 《儿子韩寒》这本书，简直琐碎无聊到惊天动地的地步（连很恶心的上厕所都写了一大段！疯掉！）。他堆积一些平庸无聊的生活经历，把养狗之类都细细写来，对韩寒怎麽练长跑也认真描述，但对韩寒怎麽自幼读书成为少年作家的，却没有任何笔墨。他提到韩寒小学时读过的东西，只有《故事大王》这一本刊物。天才少年，必定得从童年开始。但韩寒从来都不是一个早熟、早识字、从小爱看书的孩子。从书中读者只看见一个没教养、不爱学习、非常让父母糟心的那类孩子形象。 但我这里不探讨这本书已经清楚证明的韩寒不是“少年文学天才”的问题，仅从文字角度，从描述一个自己养大的孩子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写韩寒，这本书应该是连出版都没可能。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处堆，却没有任何令人难忘的细节。对这本书到底要展示这个孩子的哪些可爱之处，哪些可让别的孩子学习、家长借鉴的东西，要怎麽结构、怎麽承上启下等等一本书的基本要求，他好像连想都没想过，就那麽一溜烟地往下写。真是“韩寒”特色，不用思考，不用打底稿。 更有意思的是，在论述“文章要有思想”一部分中，韩仁均已经基本上不谈韩寒了，而是自然而然地大谈他自己的看法。他忘记了这是在写韩寒，他似乎应该告诉大家，韩寒的异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一个什麽成长过程导致少年的韩寒就有远比他的同代人更深一层的思考呢？韩仁均大概是给韩寒代笔已成自然，在把自己的一堆想法直接填了进去之后，连把那些思想装进韩寒的马甲都忘了。 《说说我自己》和《儿子韩寒》的全部特色一样。琐碎、平庸，当然也就毫无说服力。有人可能说，韩仁均是故意装成不会写文章的憨样。就算这篇是这样，但为什麽不好好写《儿子韩寒》呢？没有比写自己天才的孩子更能展示一番自己（在文字上和做老子）的双重得意了，而且，写得好，更能张扬孩子，否则写这本书干嘛？但他为什麽不好好写？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孩子也没有天才表现。 而写这篇《说说我自己》，目的是要说服读者，韩寒的书和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不是被父亲代笔。但明显的是，韩仁均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不仅一丝一毫都没有扭转韩寒的难堪局面，反而质疑“人造韩寒”之火越燃越烈。韩仁均文章不能说服人，足以证明是败笔。 总结上面谈的两点，一是说，韩仁均是个有抱负、有文化、可以写点东西的人；二是说，韩仁均虽然可以写，但写作水平并不出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下一点∶ 第三，以自己名义发表作品，达不到自己期待的成就；以儿子名义发表，则完全另一番天地。更何况作文大赛提供了一块跳板。 新概念作文比赛之所以引起了韩仁均的兴趣，大概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因为没有参赛费这件小事，他能在韩寒上初中前就花一万块钱买台电脑，作文比赛那点钱算什麽呢。吸引他的，恐怕是“获奖者可以保送进大学”这一条。由於韩寒课程一塌糊涂，七门课程不及格，考取大学明显没门，而只要作文得奖就可以进大学，实在是太大的诱惑力了。韩仁均自己的作品屡屡得奖，混在青少年里拿个奖应该是有把握的。至於怎麽能做成，我就不往下推了，网上已有各种版本。最后要看法院怎麽查了。不管怎麽说，作文大赛使韩寒一举成名。 从《小镇生活》《书店》《求医》《杯中窥人》《三重门》等署名韩寒，但文中大量事实证明绝不可能出自14—17岁孩子之手的这些东西来看，作为成人作品，即使能发表，也完全不可能一炮打红、畅销全国。但说成是个青春少年写的，则有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据百度，《三重门》累计发行200万册，是中国近20年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 於是，韩仁均写作，推出自己的儿子出演这个作者的角色，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最佳效应”∶其一，把自己不容易发表的作品，说成是17岁孩子写的，不仅能发表，还被认为是“少年天才”写的，更成为大卖几百万册的畅销书；其二，把一个七门课程不及格的孩子、一个上了中学还被父亲追�@揍屁股的孩子、一个前途无望让父母发愁的孩子，弄成了一个青春偶像。 而有了这其一其二，随之而来的更是其三∶大把的金钱利益。据《中国经营报》题为“从作家韩寒到商业韩寒”的报导，路金波曾在四年内付给了韩寒1700万元版税。据凤凰网“专访韩寒经纪人路金波∶投机主义的绅士”一文，路金波说，韩寒给他妈买一张床，就花了17万（这够小城镇的人买一栋房子了），真想像不出用什麽做的，大概可以和卡扎菲的床有得一比了。除了版税，韩寒更有因“写作”成名而带来的巨额广告代言费。 有了这麽一笔万利的生意，所以韩仁均能得以在51岁的年龄就从工作单位提前退休了。韩仁均其实也真没亏待了自己，损失了点自己的小名，得了儿子的大名，更赚进了以他自己名义出书不可想像的金钱利益。 韩仁均绝对不是一个他今天希望人们解读的他——傻呼呼、无所事事、没头没脑地混日子。在《说说我自己》中他写道∶“让韩寒的初中在罗星中学就读。我想等韩寒长大工作后，他的大部分同学将会是我们这个县里方方面面管事的头面人物，有这麽一个人际关系基础，那对他的工作和发展会有所帮助。”这说明韩仁均是个很精明的人，对一个刚上初中的儿子，就考虑到要让他认识以后可能成为“头面人物”的人。 从署名“韩寒”的那些散文中（网上有很多）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既愤世嫉俗，又精於算计，有一些才气，更有加倍怀才不遇的压抑和怒气。这种现状就导致韩仁均一种“边缘人”性格。所谓边缘人，就是哪边的“局儿”都进不去。做农民，不可能，他远比农民有文化；做文化人，他又被学校不合理地赶了出来，导致他只能在农村文化站当个小职员，而且多年都仍然是农村户口。这种罕见的不公平待遇（这是我听说的第一例因病被退学的七七级学生。大家要记住当年的背景，大学生和农民，差一点就是在天堂和在地狱的不同了），自然会强化韩仁均的不忿和边缘人心态。这点上，韩仁均毫无疑问是制度的牺牲品。 但无论主观客观，他成了边缘人是事实。边缘人的特点是怀才不遇心态超强，对社会不公现状特敏感；而且心比天高，必要时胆也比天大。如果韩仁均在上海师大继续读下去，既得到了相当的心理安慰，也受到了学校的一些规范，毕业后又走一条正规有保障的文人公务员之路，情形应该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四平八稳没太大出息，但起码，弄出那麽大动静的歪门邪道是不敢想的。 如果说以前署名“韩寒”的作品出自韩仁均之手有可能的话，那麽后来韩寒那些博客还有可能是韩仁均写的吗？当然可能。仅仅从这篇《说说我自己》中，就有露出韩寒博客口气、思维逻辑的句式，更何况，韩仁均自己说，“我自然年龄56岁，社会年龄就是你们看上来的年龄大概要小10岁，心理年龄也许还要小10岁。”这不正好和今年30岁的韩寒在心理上是同代人了吗？ 而且，如果1999年以后他有意识地以韩寒的口气写东西的话，很快就会习惯那一代人的口气，尤其是脏话，快�@呢。比如∶ 韩寒可以随口说“牛X、装X、傻X、傻X呵呵”。韩仁均在《说说我自己》中也非常自然地使用了韩寒文章中那种表达∶“他比较牛X的是作文”，甚至有“洗洗睡去”这种东西。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这样写文章吗？可以随口用“牛X”这种字眼吗？ 当然，如果你仔细看“韩寒”的文字会发现，其中更自然而然地使用中年人口吻的东西其实远多过使用年轻人语言的。他刻意起来完全可以“流”成韩寒的口气，不经意、自然而然的时候，那个平庸的中年男人就露了出来。就说韩三篇吧，仅从语言来看，实在是太韩仁均了。文字黏糊的快成坨了，没有一点爽快、清晰简洁的透明度，而且层次不清，逻辑混乱。后来索性为了容易，不必构思文章，也不必承上启下地转折，干脆用了问答式（自问自答）。 如果从思想上来看，韩三篇那种“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快速走向民主”的观点，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大概很普遍，但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并不多见。以我个人的粗略观察和收到的读者反馈来看，其中支持“中国完全有条件立刻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制度”观点的，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持韩三篇观点的，基本上是我的大学同学那一代人（真悲惨，正在关键位置上的这一代。当然也可以理解，屁股决定脑袋）。有意思的是，再年纪大一点的，七十多岁以上的，支持“应该迅速民主化”的人又多了起来。总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持韩三篇观点的人当然会有，但怎麽可能（怎麽应该）是“韩寒”这个一路反叛，一路不忿政府的“青年思想领袖”呢？所以，韩三篇是韩仁均的。 有人会问，照你这说法，那韩寒以前那些嘲讽时弊、骂政府的文章又怎麽来的呢？这就是有一类“精英”的狡猾了。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说大众喜欢听的话来获得“power”（影响力）。这种东西就是当大众捧的时候，他会得意地玩，得意地“特”，怎麽特怎麽来。因为“特”得到的是掌声、喝彩声。当反叛、异议、骂政府既能赢得大众欢呼、又没有太大危险的时候，尽管去骂。对他们来说，掌声可是远比内容、真实价值更更重要的东西。一个玩法！如果一旦有危险了，利益受损了，他可以立刻180度转身，抽身。这种例子大家见过的还少吗？ 这点没有谁比韩寒自己说的更清楚了。在《南都周刊》今年一月份对韩寒的专访中，韩寒说∶“在中国为了安全起见，我肯定站在发出呼声最多的派系里，我比他们都有名，如果我跟他们说的一样，那些人肯定会觉得找到了代言人，就会纷纷夸我，太牛X了，太对了。”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韩寒说∶“对，因为他们都痛恨权贵，批评政府，这些事本质上都是没错的。”韩寒还曾直言∶“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中国文化人中，不同层次的“玩家”实在太多了。不能说他们一点理想、理念都没有，但一点底线都没有是肯定的。怎麽能“赢”怎麽玩。这是最重要的。这些人比沉默的、诚实的怯懦者可怕多了，所带来的恶果也大多了。重复前面的观点，在无大才却有大志的文人中，这类玩家最多。但这种杂耍，玩不好就砸死自己。 “韩寒”玩了13年，好像是玩得春风得意，但只要是“玩”，就迟早有败露的时刻，而且一定都是败在自己手里。在《儿子韩寒》中，韩仁均坦承，“韩寒的语文成绩经常不及格，以致有人认为，韩寒连偏科都算不上，他也没有偏什麽文，他只是作文而且也不是应试作文写得好罢了。”韩寒自己也说，“我参加过很多次学校的作文比赛，成绩之差，让人发指。” 以一个小时写出《杯中窥人》的能力，对付任何中学生作文考试，都是博士对小学生的东西，怎麽可能不会写应试作文。难道《杯中窥人》不是应试作文吗？这是多简单、多简单的常识？ “韩寒”在题为“正常文一篇”的博客中写道∶“小学的时候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五百本课外书。当然都是一些少儿科普和童话寓言，我几乎每两个晚上都要看掉一本书。到了初中高中，我拼命的读各种书，这点我的同桌和老师都可以证明，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但在《儿子韩寒》中，韩仁均提到的韩寒上小学时读过的作品只有《故事大王》这一本杂志！） 在《儿子韩寒》中，韩仁均写道，“小学的时候，韩寒经常‘创作’一些笑话，并在《故事会》和《故事大王》上发表过几则小幽默和笑话。”原来只读过《故事大王》的韩寒在小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 对於这样一个热爱读书，阅读能力超常，并且在小学时就发表了作品的优秀孩子，那个一路都热爱文学、一直都在写作并获奖的韩仁均，难道不会打心眼里为之高兴，为之自豪吗？但是他却因韩寒在学校表现不好，经常追�@打屁股，甚至到他上初三时，还曾对他拳打脚踢地暴揍（见《儿子韩寒》和《南方周末》“差生韩寒”）。这可能吗？符合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吗？天下有第二个家长会相信吗？ 韩寒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很自然地表示，他不喜欢看书，不喜欢写东西，就喜欢玩。他为什麽这麽傻，这麽坦白呢？很简单，名太大了，忘乎所以了，也忘记自己是假的了。反正无论在电视上笨到何种地步，说多蠢的话，都因是“天才”而变成了“酷”。 今天韩仁均出来给韩寒辩护说“他几乎每天晚上的八点开始写作或者看书，一直到早上六点，连续十个小时都在书房里┅┅虽然他口头上不承认，一直说他在玩，但这个就好像一个考试很好的学生喜欢说他在家里从来不复习一样。” 真的吗？可惜不只是韩寒一个人说他自己都是在玩，《南都周刊》的报导中引用和韩寒一起办过杂志的朋友的话说，“就每天陪韩寒玩，有点陪太子读书的意思。韩寒精力旺盛，一群人每天打游戏到凌晨四五点，小饭们回去倒头就睡，早上醒来一看韩寒又发了一篇博客，或者已经在哪儿试车了，此人一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睡眠。” “韩寒确实不看书，他家里的书柜都是用来放赛车头盔的。” 大家都知道，要圆一个谎，得再编10个新谎。而且，韩寒父子面对的，是数不清的网民。如果过去这13年是一个大谎（用无数的小谎撑起来），那是韩寒雇10个团队也堵不住质疑的。这麽大的谎，其中得有多少漏洞？又怎麽能经得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无数志愿福尔摩斯的侦探呢？ 韩仁均说，麦田的质疑，让韩寒一夜睡不�@。韩寒说回应麦田的文章从半夜两点写到上午十点。当有人提出，韩寒不是笔头飞快吗？一个小时就可以写出“杯中窥人”的能耐，怎麽一篇那麽差的回应麦田，却写了那麽久呢？韩仁均在《说说我自己》中回应说，“其实写了两个小时，但是4点，6点，8点，甚至10点又修改过。”他清楚到如此地步，只能是自己写、自己改的吧？难道韩寒有必要记住并向父亲报告他的文章是在几点写完，几点，几点，又几点改过的吗？ 韩仁均是那个制度的一个可怜、可悲、更可恨的牺牲品。那个制度下怀才不遇的人很多，倒楣遇上不用gong的孩子的父母也很多，但敢靠撒如此弥天大谎来圆父子俩的“成gong”梦的，实在天下罕见。 事到如今，应该已是梦醒时。赶紧道歉，就此把这个大谎、这个面具摘下来是唯一出路。否则，韩寒父子今后一路继续背这麽可怕的“恶梦”，哪天不把自己压出病来吗？更何况，这个已被太多人识破的梦，背不住了呵！ 今后继续代笔，怎麽写下去呢？装老成，一个摇羽毛扇的韩仁均就在读者脑海出现；装痞子，路金波那张脸就撕破了露出来。骂政府太不够厚道，中宣部都下令不报导韩寒造假事件；更何况，此前已到危险边缘，所以才韩三篇悬崖勒马，岂敢再往前一步，栽进深渊。而给政府护局子呢，韩粉们也会造反了，更别指望他们继续“纷纷夸我，太牛X了，太对了”。就此罢笔了呢，那更等于宣告∶韩寒确实是人造的。天呢，怎麽办呵？ 有位网友说，“韩寒，你要是有人代笔，就痛痛快快承认了，又没犯死罪。中国人民会给你出路的。”我看也是。 2012年2月28日於美国，原题∶韩仁均给韩寒代笔多少？ 2015-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寻找还未归来的失踪者
最近几天，因中国茉莉花集会最早被抓的冉云飞被放了出来，由拘捕改为半年监视居住，终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此前，已有不少被这场亦真亦幻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卷进牢房的人，如艾未未、滕彪、江天勇、唐吉田陆续被释放。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勇敢地将他们在狱中所受酷刑说了出来，让外界可以通过他们的遭遇看到那个被隔绝的世界里究竟有多黑暗。 可以说，今年2月以来的历史，是中国1989年之后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在这段时间中，沉没了不少无辜者的鲜血，他们个人的命运也许将因此改写。 根据一位记者朋友提供的名单，这些受到迫害的人当中有： 早在茉莉花革命之前受酷刑被噤声的——范亚峰 茉莉花之后被失踪酷刑噤声的——滕彪、江天勇、艾未未和他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不堪摧残心脏病突发送院抢救的。 茉莉花之后被酷刑噤声遣送原籍的——唐吉田律师、金光鸿律师（送精神病院，丧失部分记忆）、李天天律师。 被“身份不明者”暴打伤骨，后失踪又被非法羁押多日再遣送回原籍，噤声不知是否受过酷刑的—— 刘士辉律师。 茉莉花革命发生之后被捕的维权人士与作家——王荔蕻、冉云飞、陈云飞、朱虞夫。 茉莉花后推友被失踪、非法羁押、被噤声的——郭大虾、梁海怡（渺小）、鹅老大（现仍无下落）、胡荻…… 上述名单并不完整，有些人士是被海外各种媒体反复报道的，有些人则几乎很少被提到。其中大多数已经在饱受折磨后被释放，陆陆续续回归社会。王荔蕻女士则正被当局诬以寻衅滋事罪开审，全世界正在看着北京如何制造这起冤案并强烈谴责。 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几乎快被遗忘且下落不明的人，比如梁海怡（渺小）、鹅老大、胡荻等人。其中梁海怡被称为“中国茉莉花革命被刑拘的第一人”，当局将其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互联网上没有她最新的消息，外界不知道她的生死。鹅老大以前有个很不错的博客，常常张贴一些他从各处搜集来的文章，以传播民主理念为己任。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近况。 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胡荻的情况。胡荻主要活跃在推特上，他除了传播他自己对民主思想的理解之外，引人注目地是与人争论如何理解现阶段中共政府如何以人民为敌、反对力量应该认请这一点。他本人当时并不相信茉莉花革命真有其事，认为是北京为了钓鱼而设的圈套，并希望大家不要上当，以免被捕。但结果他自己却被捕了，而且结果似乎最惨，先是其行踪如石沉大海，然后在推特上冒了一下头又消失了——这情况与很多人类似，被捕后突然上推，发了一条让人真假莫辨的推文后再度消失。到今年8月初，推特上突然出现知情者介绍，胡荻目前出现精神失常，8月5日已被家人送进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医院（精神专科医院）病区7楼接受治疗，主治大夫是孙主任。情况非常严重。据该推友说，胡荻父母都是80多岁的老人，母亲也生病住在医院，无力再照顾胡荻。 胡荻不是名人，是个独行者，他所批评的人与观点又正好有很大市场。这种状况注定使他得不到多少关注。这还罢了，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因互联网言论被抓的人较少而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中文世界高度关注与营救得以成名的一位女异议人士反而幸灾乐祸，她的言论与态度激怒了许多推友。一些同情胡荻的推友约定，在国内的人将去合肥寻找胡荻，一旦有消息，大家尽可能地帮助他。也许这些帮助不大，但至少让胡荻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忘记他，有人关心他。这对于生活在黑暗的人来说，也许就成为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 在中国通往民主化的道路上，每个人因其位置、能量不同，因而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在这条充满坎坷的道路上，99%的人注定只能是铺路的细碎砂石，只有少数一些人能够成为路标。但是，没有这些砂石，就不会有这条大道，让我们大家一道来关心胡荻，以及与胡荻命运相同的“民主砂石”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8月15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8/people-disappear/）
何清涟2025-11-09 00:23👍 0💬 0国民党倡四书五经的三大错误
再有两个多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国民党最近推出一个竞选广告片，内容是倡导孩子们读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结果引起很大争议。号召孩子读书，怎麽会引起争议？因为这个广告片，至少有三个明显的错误—— 第一，是把政治跟文化连到一起，要由权力者主导文化。 中国古代的经书，属於文化的范畴，不应该被政府主导，更不应由权力者决定。而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推崇某种文化，把它作为竞选广告，给人强烈的感觉，就是要文化为政治服务。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统治者强调一种文化时，就一定是人们的思想受限制、言论被控制、文化遭殃的时代。例如中国历史以来，至少有四个代表性事件，显示这种文化专制倾向。 第一个是孔子时代，这个被当今海峡两岸的掌权者都歌颂为“圣人”的孔子，在做鲁国的司寇（相当司法部长）时，就把他同时代的一个著名学者少正卯给杀了，理由是少正卯思想不纯正，讲学蛊惑人心。这几乎跟今天共产党的以言获罪一模一样。孔子杀少正卯，就是要思想控制，达到舆论一律。我们且不谈其他，仅是杀害了一个文化人这一点，孔子就不是圣人，他是中国开杀戒、扼杀言论自由的第一人。 中国文化专制的第二个代表性事件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用大规模烧毁图书、杀害读书人来实行大一统的文化专制。 第三个事件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其实就是用儒家的秩序等学说，进行君王们的专制统治。这也是为什麽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尊孔独尊儒家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代表性事件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革文化的命，迫害知识份子，建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完全是秦始皇式的文化政治独裁。 今天由台湾的最高权力者马英九来提倡四书五经，无法不给人一种感觉，让人想到当年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毛泽东们，又是要统治者来主导文化，要文化为政治服务，把人们的思想往一元化方向推。竞选广告片倡导四书五经，明显是用文化搞政治，是赤裸裸的拿文化说事儿，目的是政治，是权力，是选票，是总统大位。所以这个倡导四书五经的广告片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有严重问题的。 第二个错误，要求今天21世纪的孩子们去读四书五经，等於是谋杀孩子的生命。 四书五经是古文，按精通中英文的语言学家林语堂的说法，“学习古文，跟学习外文在心理上的难度是一样的。”本来中文是象形文字，比用字母拼的文字，像英文之类，就麻烦了很多。学中文的孩子们，光是学会那些方块字，就要比学英文的西方孩子们多花很多的时间。如果说英文世界的孩子学文字用五年时间，华人的孩子就得用七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是在这一点上，从一开始，华人的孩子就等於人为地落後了好几年。 现在你又增加文言文，更要浪费孩子们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呵！那些古文，应该由专门家来翻译成白话文，像台湾的柏杨曾把近三百卷的《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很好的尝试。而让今天的孩子们去学那种现在说话、作文都不再使用的文言文，就是把孩子们最宝贵的成长期的生命，浪费在被鲁迅称为“死文字”的东西上，这不是害孩子的命，是什麽？ 最近全世界悼念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中国很多人讨论，为什麽中国不出爱因斯坦，不出爱迪生、不出乔布斯这样的发明家？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孩子，都被什麽之乎者也弄迷糊了，生命都“之乎者也”进去了，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学科学，学现代的知识。 今天，文言文在中国课本中的比例都已降到30％以下了，而台湾的文言文在课本中的比例竟高达45％，但还觉得不够，还要提高到65％以上，这台湾的统治者不是疯了吗，不是要害死台湾的孩子们吗？ 第三个错误更严重，那就是深化、强化中国文化中有毒素的一面。 中国文化中当然有很多正向价值的东西，但是，它的核心文化价值取向，是群体主义，是皇权思想，是君臣父子的等级和家族观念，一言以蔽之，是对集权的崇拜，而不是确立和推崇自由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尊严的价值。 在中华文化中尤其没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概念。整个一部中国历史，都是集权统治的历史，几千年的文言文鲜见对这种历史的痛斥，反而是推崇和欣赏这种群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不能塑造独立的个人，无法形成心灵强大的个体。这也是为什麽今天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都发生革命推翻了专制，在中国人那里，还是一片黑暗。全世界都走向了民主，中国还是专制。 台湾虽然民主了，但文化转型依然十分艰难，这就跟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群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就塑造大一统思想、沙文主义思想的人。这也是那些身在台湾、并没有受到共产党集体主义价值观洗脑的“在台中国人”不能尊重和接受台湾人民选择权利的根本原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一切，不是什麽蓝绿之争，也不是统独之争，而是文化价值取向之争，是继续走四书五经的大一统洗脑方向，还是更多地吸取尊重个体权利的西方文明的主体价值。 今天，人们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明白马英九和国民党们为什麽要在竞选广告中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意，打孩子们的主意，他们就是要把四书五经里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灌输到台湾的下一代头脑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洗脑成了，政治层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朝“他们期待”的方向走！ 2011年10月24日 2011-10-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视频）∶曹长青等谈中共 18 大改革派出局？
2012-11-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2024 国际政治重组 中国是隐形关键
何清涟 2023年，远东的俄乌战争还未结束，中东的以巴战争又起，所有人都期盼2024年能够结束战争与动荡，一扫2023年的厚重阴霾，看到天空中现出几缕阳光，因此，人们寄希望于2024年将来到的多国大选能够改变这一局面。据媒体报道，这一年全球约30个国家将选出总统，其中六大国家（区域）的选举被看作对全球政治将起关键作用的选举，因为其最终结果不仅将引发全球政治联盟的重新组合，还将影响现有政治联盟内部关系的紧密程度。尽管中国不在这六场选举之内，但这些国家选举出新领导人之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却将视选举结果而有调整变化，进而影响到两极世界的力量组合。 与中国利益攸关的三场大选 六场选举依次分别是： 2024年1月13日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3月中旬举行的俄罗斯大选，4-5月的印度大选；6月间相继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与墨西哥总统大选、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其中，台湾、俄罗斯与美国大选，都与中国利益紧密相关。 台湾大选结果对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民进党胜出，台海关系将维持现状，美国会松一口气，不必要担心台湾新政府对大陆的态度转向亲睦，让美国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中国对这一结果至少不感到意外，因为目前全方位介入台湾大选只是“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和统”的希望现在已经放在台湾年轻世代身上。目前台湾三百多万年轻世代都是TikTok的使用者，经过数年持续洗脑，早就从“太阳花”那代“天然独”转变成不再关心统独的政治冷感一代。假以时日，“和统”并非无望——目前总的看来，绿营以微弱多数胜出的可能性较大，最坏的结果是总统是民进党，立法院蓝营占多数。 美国今年11月的大选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目前，共和党一方最可能的候选人是川普；民主党一方，因为现任总统拜登坚持要继续参选，在没有党内意外挑战者出现的情况下，仍然可能是两位对决。由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已经换了一批新人，拜登政府坚持的还是川普政府的对华外交路线，无论谁胜出，对中国的态度只有一些政策调整（视国内政治需要），不会有路线调整。因此，大概率仍然会维持这种局面：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者，既有合作，也有扼制；而中国则认为：美国两国要么是合作的“友好”关系，要么是竞争的“敌对”关系，事实上没有中间路线。 中国的姿态，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将决定南方国家要改变国际游戏规则的调门高低，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几乎没有悬念的俄罗斯大选 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根据法律将在2024年3月17-19日于俄罗斯举行。俄民调机构公众舆论基金会12月7日的最新民调显示，对普京的信任度高达79.7%，70%以上的受访俄民众认为，普京应该继续连任。 全俄民意研究中心主席瓦列里·费罗多夫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俄乌战争造成了所谓“四个俄罗斯”，是一种对俄罗斯社会人群的划分，第一个俄罗斯是“交战中的俄罗斯”（泛指支持冲突、政治观点强硬的保守人群），约占人口的15%。第二个俄罗斯被称之为“首都圈内的俄罗斯”，泛指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居民，是从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受益的富裕阶层，受俄乌冲突震动最严重的也正是这一群体。第三个俄罗斯被称之为“深层俄罗斯”，又称“边远的俄罗斯”。这部分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以外，是俄罗斯人口的主要部分。俄乌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军工复合体重新开始运转，失业降低，工资上涨，资金更多流向边远地区和底层， “深层俄罗斯”的经济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第四个俄罗斯被称之为“离开的俄罗斯”，这一人群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有75万人离开了俄罗斯。他们是俄罗斯社会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那部分人，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部分人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俄乌冲突）是一场悲剧，是所有希望的的破灭，他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俄罗斯，生活在一个正与乌克兰交战的国家。现在这些人当中已经有一半人返回俄罗斯。在这四个俄罗斯中，前三个都团结在普京周围，反对者主要在“离开的俄罗斯”当中。 多次预测莫斯科将发生政变、普京病危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展望2024：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事件》（2023年12月22日）中预测：“3月17日：自1999年开始就以总理或总统身份统治俄罗斯的普京将为第五个任期展开‘竞选’。毫无疑问，这场竞选看起来将更像是普京闲庭信步地击败他的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反对派候选人，回到总统办公室，一直连任到2036年——这是根据他在2020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得出的最后期限。” 这意味着中俄之间的友好及战略合作关系将在习普当政时期继续维持，南方国家不需要重新寻找新的领导国了。2023年8月24日，金砖国家应申请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加入成为金砖成员国，如今只有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宣布不加入之外，其他五国如期加入。 印度大选关系到BRICKS的政治功能是否有加强的可能 印度总理莫迪的卫冕战在2024年4至5月，西方国家其实早就希望印度能够换帅了，但现实却与这希望背道而驰。路透社12月4日称，当地时间3日，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赢得了4个主要邦中3个邦的地方选举。印人党从主要反对派印度国民大会党手中夺取了恰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的控制权，并创纪录地第五次在中央邦获胜。这些极其有利于莫迪连任。 自从与中国关系恶化之后，美国一直希望发展与印度的盟友关系，为印太战略找到坚实的支点，拜登上任后更是将印度作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想要把贸易往来限制在由可信赖国家组成的圈子里。2023年6月曾是印美关系的高峰，美国希望印度在BRICKS当中发挥一些作用，降低这个联盟的政治作用。美国认为，美国和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忧，可以掩盖美印之间潜在的许多分歧。但2023年11月，美国政府挫败了一起由一名印度特工策划的、在美国本土暗杀害一名锡克教分裂分子古尔帕特旺特·辛格·潘农的阴谋之后，印美关系恶化。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事后，2023年12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接受了该报的采访，在此次采访中，莫迪轻描淡写地表示，美国指控印度试图参与并进行域外和法外杀戮，这损害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 由于美印两国都将在2024年举行大选，双方都不想让两国关系变得更紧张，但拜登拒绝了莫迪的邀请——莫迪邀请拜登作为主宾出席印度在2024年1月26日举办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拜登拒绝这项邀请的正式原因尚未公开，但是拜登拒绝前往新德里的决定，已迫使印度推迟原定在美国领导人访问期间举行的四方集团（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会议。 莫迪如果继续担任印度总理，潘农谋杀案的阴影就还会继续存在。 各国大选结果对中美关系会产生影响 在今年6月将要举行的欧盟27国选出720名欧洲议会议员，以及墨西哥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以及英国大选，对美中两极格局影响不会太大。在可见的长时间内，英国与欧盟仍然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墨西哥新当选的总统也许会加强对美外交，但不会因此迅速改变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贸易及各种双边关系。 综上所述，2024年对国际政治格局将产生影响的六场大选，其中不确定因素最多的，其实就是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这些大选虽然没中国什么事儿，但实则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对世界正在形成的两极化格局产生影响。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月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0320241143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特朗普总统为何声称“美国拒绝社会主义？
何清涟 2月5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众议院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再次提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并誓言美国永远也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多年来被称为西方世界“例外”的资本主义堡垒，为何近两年由总统频频表态拒绝社会主义？那是因为美国本土的社会主义力量已经由轻轻敲门演变为用铁锤砸门之势。 特朗普国情咨文深受欢迎 特朗普2019国情咨文的内容极为丰富，主题是陈述去年以来的内政外交业绩，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一段话如下： “我们与委内瑞拉民众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崇高追求——我们谴责马杜罗政权的残暴，他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把南美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绝对贫穷和绝望的国家”，“在美国这边，让我们感到警惕的是那种要在我国施行社会主义的呼声。美国的建国基础是自由与独立，而不是政府强制、主宰和控制。我们生而自由，我们将保持自由。今夜，我们重新坚定我们的决心，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演讲至此，国会里全体共和党人与部分民主党人起立鼓掌，相关视频后的点赞非常之多。演讲还没结束，“We are born free and we will stay free” 的车贴已经在网上热销。 因总统与民主党无法就墨西哥边境建墙经费达成协议之事，政府被迫关门一个多月，这一期间，美国民众因沮丧而产生不满。在关门结束前，皮尤研究所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相信国会“基本上总是”或“多数时间里”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大多数对国会持不信任态度。这场被众议院有意推迟的国情咨文，因其务实，在美国民众引发了极为热情的正面反应。美国CNN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约有76％的受访者有积极的反应。CBS的调查显示的认同度更高：共和党97%认同、独立选民82%认同，民主党30%认同。 国情咨文反对社会主义只是重申总统的立场。早在2018年10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发布报告，题为《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Socialism）。概述了社会主义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警告“社会主义”会对生活水平及联邦预算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但当时引起的反响并不热烈。11月中期选举后当选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议员近几个月的表现，让美国人产生了警惕。 美国社会主义势力兴起 我曾在《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中阐述了如下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中，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横空出世，而且赢得众多年轻选民的追捧，与欧洲青年普遍左倾一样，美国青年的思想也偏左。2018年11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YouGov发布一项调查，该调查共询问了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让他们回答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根据调查，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40%）的人。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这些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其本集中在民主党。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 当年桑德斯的支持者组建的“全新国会”（Brand New Congress），其成员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斩获颇丰，20多位社会主义者进入美国国会。他们通过CNN、CBS与《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持续宣传，不仅未让大多数美国人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反而产生警惕。 民主党新星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所在的纽约14选区，是低收入者、难民、非法移民云集的犯罪高发区，她大力宣传她的社会主义政策纲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因而当选。AOC当选后，努力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纲，先是提出金额高40万亿美元的全民生活免费计划（美国2017财年的财政收入共3.25万亿 ），让美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12年内把美国污染气体排放量降低到0%，美国成为全球唯一不使用石油等化石燃料国家。今年1月6日，她在CBS的“时事60分”节目中对主持人说，可以对美国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比如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人征收“60%至70%”的税。这个说法立即引起美国媒体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这的确可以给美国带来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步。反对者则一片讥嘲之声。 民主党的内部分裂 近年来，美国民主党越来越不关心做蛋糕及本土白人中产及蓝领利益，只关心分蛋糕并力主全球化、无限制接收非法移民。今年该党共有十余位2020大选的参选者，他们在造势活动中尽情展示了身份优势（比如自己是印度裔与拉丁裔混血、非裔等）、LGBT的“性别优势”与政治理想优势（欢迎非法移民、全民医保等）之后，让本党过半选民看到了2020胜选无望。据NBC在2月4日发布的消息，在民主党选民的最新民调中，有56%的民主党选民希望选出能够击败特朗普的挑战者做总统候选人，价值观排在第二位；有33％的民主党选民认为价值观必须作为候选人的优先考量，还有10%认为需要选出有正确价值观且能击败特朗普的总统候选人。 2月4日，皮尤研究中心调查了美国人当前最关注的国家议题，位居第一的是经济，七成受访者表示这应是总统和国会今年最优先处理的问题。四成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有所改善。紧随其后的大众议题是健保花费、教育、反恐、社会保障和医疗等，67%以上民众表示，这几项议题是应该优先处理的事务，民主党拼命捍卫的非法移民权益问题，基本不在大多数美国民众关心的优先项目之列。 民主党的金主有不少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CEO对AOC向富人征税70%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很反感。Dell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在2019年达沃斯论坛上公开表示，对全国最高收入者征收70％的税率的建议，无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并表示他愿意用同样的钱成立基金会，“我觉得自己来分配这些捐款，比我向政府提供同样多的资金更为有效“。 美国本土利益与全球化理念的冲突 美国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理念上的区别，其实是美国保守价值观与自诩“进步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区别，共和党希望本国利益优先，有余力时再尽国际义务；民主党的基本盘当中有不少是移民与非法移民，因而坚持认为他国穷人利益优先，罔顾本土的国土安全及国民利益。眼下，两党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上。 共和党欢迎通过合法管道进入美国的移民，因为这些人受过教育、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对美国发展有正面作用。民主党则希望敞开国门欢迎所有想来美国的人，包括每年十几万由父母交由人口走私集团带进来的未成年人。根据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AIR）2017年的数据，当年用于非法移民的财务负担接近1350亿美元。2016年5月，华府保守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了有关移民花费的报告，平均每个移民家庭每年享受的联邦福利6000多美元，比美国本土贫困家庭享受的现金福利高出33%，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高出44%，粮食补助高出57%，居住福利大致相同。 早在2016年，科尔尼咨询公司(A.T.Kearney)与NPD集团（NPD Group）共同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61%的受调者认为不断涌入的移民会危及美国。今年，总统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在建墙费用上的冲突，大多数美国选民支持总统。2月6日，CBS调查显示，针对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讲提到建边境墙防止非法移民是“道德责任”这一说法，有72%的人赞同，仅有28%的人表示反对。Fox新闻网的评论员最近批评：民主党对非法移民的关心程度高于他们对美国公民的关心（Democrats more concerned about helping illegal immigrants than American citizens），更多的人讥评：民主党已经成为非法移民党（Democrats: The party of illegal immigration）。 目前，美国的利益棋盘显得相当混乱：特朗普为美国利益而战，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只考虑他们的盈利；特朗普的支持者多是美国本土主义者，支持民主党的美国跨国公司与主流媒体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特朗普主张为企业减税，而跨国公司支持的民主党中的社会主义派别却要向他们征收重税。民主党的政治家、学者、传媒已经不能理解这个由他们多年打造的美国，认为这是美国人不够“进步”的表现。 以上，就是特朗普总统重申拒绝社会主义、坚持美国优先的社会背景。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19年2月7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9/02/08/guan-dian-te-lang-pu-zong-tong-wei-he-sheng-cheng-mei-guo-ju-jue-she-hui-zhu-yi?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面对生命，看出文明和邪恶
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一周年那天，美国举行了隆重的追思活动，其中在纽约举行的活动最令我感动的是宣读遇难者名单，在世贸大厦有2,800多人遇难，这份长长的名单，足足念了148分钟！美国有30多家电视台现场转播了这个念名单的场面。911遇难者中有6％是亚洲人，宣读的名单中不断出现中国人的名字。 当天的《纽约时报》还用近七个整版，刊出了能找到的2,700多名丧生者的照片以及全部三千多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念名单的决定和画面，再次显示了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重视。那个名字和电视上同时播出的死者的照片，再次提醒人们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就那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被夺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美国人对生命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他们把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中阵亡的所有官兵名字都一个个查出来，刻在了一处处纪念碑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上，就刻著密密麻麻的全部越战阵亡的官兵的名字和出生地等资讯。 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明，是古代还是现代文明，核心都是“人”，而对生命的态度最能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美国人重视每一个具体生命的态度，体现著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 在911大灾难周年活动刚结束之际，从中国传来新的灾难消息，南京有几十人食物中毒死亡，几百人受伤。据中国官方宣布，这个恶性事件个人行为造成；但从海外各种报道来看，中国政府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仍是草菅人命。据报道，在事发清晨五点，医生们已根据收治的四十多名中毒者都是吃了同一家早餐店的食物而提出查封那家店铺，但迟到八点多，警方才采取行动。整整拖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三小时180分钟中，即使按每分钟卖给2个顾客的保守推算，就又有360人吃了有毒早点。而且中国媒体至今仍被当局控制不许深入报道这个914大灾难，至今没有公布一个清楚的名单。 同样的中国人的生命，丧生在世贸大厦，名字要被在全世界聚光的媒体面前宣读，照片被刊登，并得到几十万或上百万美元的抚恤金，而且美国国会正在准备通过议案，所有911遇难的外国人家属，如申请，都给予美国公民身份；而南京中毒事件中的那些遇难者，在政府封锁新闻中，无声无息、像“蚂蚁”一样从这个世界永远地消失了。 也同样发生在这个星期，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来访的日本首相承认，平壤政权曾在七、八十年代从日本和欧洲绑架了12名日本人，这些人被用於北韩的军事情报语言项目。而且其中8人已死亡（占三分之二）。 这些被绑架的日本人，有13岁的女孩子，从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抓走；有一对20岁的青年男女，到海边的图书馆前约会，结果那里仅剩下他们的自行车，永远再没有音信；有酒吧的女侍，在送孩子去幼儿园之後的路上失踪；有小旅店的警卫、中学生，还有到日内瓦和西班牙旅游的日本青年┅┅这些人今天也就是四、五十岁的年龄，但多数却都已经死亡，包括那个当年才13岁的女孩子。他们究竟是怎麽死的？现在仅剩下4个人还幸存，其中有那对在图书馆前约会的20岁的情侣，他们被绑架到北朝鲜後，在那里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已是50岁的人了，大半生在囚禁和人质状态中渡过。 到别人国家的土地上绑架人家的国民，来作为自己军队的情报翻译，永远地扣押和折磨，当作人质和奴隶，而这是一个被称为国家、至今被中共政府视为“亲密战友”的北朝鲜当局干的。美国总统布什把北韩政权定性为“邪恶轴心”，中共政府还抗议，但如此黑社会绑票、抢匪般的政权不是邪恶轴心是什麽！ 人类反对共产主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摧残生命，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从中共草菅人命和北朝鲜的绑架平民，都可再次看出共产世界的恐怖。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9月19日） 2002-09-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从成都“咕咚来了”看社会恐慌
何清涟 社会恐慌（Panic）是指因未能预料到的某事而产生的大范围恐惧和焦虑。社会恐慌感强烈的地方，极容易因突发的恐慌而出现群体性事件。四川成都春熙路3月14日下午发生的群体散逃事件，很能说明中国在高压维稳下的极度不稳定状态。 \成都春熙路3.14：寓言与现实的奇幻交错\ 成都春熙路3.14群体散逃事件，几乎就是中国寓言“咕咚来了”的现实版。 中国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都读过“咕咚来了”的寓言。寓言有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大致如下：几只小兔子在湖边玩耍，湖中忽然传来“咕咚”的声响，小兔子们吓了一跳，正在猜想发生什么事情，湖中又传来一声“咕咚”，小兔子们吓得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咕咚来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们先后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们看到小兔子们一边喊着“咕咚来了”一边狂跑，也害怕地跟着一起跑。最后“咕咚”逐渐地被逃跑中的小动物们描述成了一个可怕怪物。直到它们遇上老虎，带它们回到湖边仔细观察，才知道，“咕咚”原来是木瓜从树上掉进湖水里发出的声音。 以下是微博记载的这一盛世实录： @记者刘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发生一件事：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那些少数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事，也吓得跑了起来，成都人看的少数民族同胞跑了起来，更吓得尖叫跑起来，于是整条街上的人都边叫着边跑起来……史称“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后检讨，有人说是“谣言害人”，但这个说法不能用在这一事件上，因为以前中国曾发生的大蒜事件、抢盐事件，引发事件的谣言都有个传播发酵过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几乎就是瞬间发生，整个过程如同“咕咚来了”展示的场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来了”在现实场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现场也远不及动画片上的画面美观。 \成都为何会上演“咕咚来了”现实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发生于2014年两会“曲终奏雅”的次日，发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亿人民币维稳的国度，足以说明社会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社会恐慌心理氛围早已形成。 首先，这是当局对昆明3.1暴恐事件过度反应的后续效应，即媒介恐慌诱发的社会恐慌。中国当局对昆明3.1事件的过度反应，不在于开足马力将其宣传为“暴力恐怖袭击案”（如此定性并无问题），而在于将其夸大为国际恐怖势力（比如世维会）策划的一种连续性的恐怖袭击活动当中的一环，在于当局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遣返维人行动。这种宣传与行动的效果，必然让中国人感到风声鹤唳，将维吾尔人（也许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如藏族）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否则，不会出现如下场景：“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 美国著名记者、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过“拟态环境” （mimicry environment）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个体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诸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来了解。因此，媒介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渠道，并在长期的与媒介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后，全国媒体的密集宣传及政府的遣返行动，已经让成都人（当然还包括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维族人约等于恐怖分子”的印象。 其次，中国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极易诱导出媒介恐慌。标识生存安全感的各项指标当中，社会信任程度是一项重要指标。2013年发表的《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对中国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进行调查后得出结果：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氛围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会信任的警戒线。这种情况下，突发性公共事件只要让人们感到对自身生命、财产或利益形成威胁，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并迅速传播。 第三，成都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没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让四川人创痛巨深，五年之后又发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灾密集发生的同时，四川官场又因前省委书记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员落马。这种天灾频发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弥漫，让成都人深感社会不稳定，人生无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极易诱发社会事件的氛围。 第四，成都3.14群体散逃事件与前几年全球发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质不同。前几年，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有人根据影片中玛雅预言推断出行星与地球将会相撞，更有人公开谴责美国宇航局，称他们刻意隐瞒了将有天外行星撞击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国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辟谣。中国也很热闹，有人从《推背图》中找到相应的解说，还有人从《易经》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日期。聪明的中国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设计了“诺亚方舟”，一共卖出了20台。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缘自公众混淆了媒介产品的信息属性与娱乐属性，误将灾难片中出于娱乐目的的“拟态环境”当作可能将会出现的现实场景，那么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发生，则完全缘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安全感下降所导致的社会恐慌。 \各种恐慌感交织下的社会恐慌氛围\ 在正常社会里，消除媒介恐慌比较容易做到，比如增强公众解读媒介信息内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会集合行为的盲目性。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媒介恐慌只是诸多社会恐慌诱发的媒介，并非恐慌本身。中国存在的恐慌当中，有生态环境恐慌、灾难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卫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经济恐慌（经济系统的高度不稳定），这些恐慌对中国人构成极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某天各种恐慌产生交织效应，发生的戏剧性后果很难预测，绝非当局目前纸上谈兵的各种应急预案能够预先防范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15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engdu-panic-20140315/18720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一部剥夺死者尊严的“1984”法规
何清涟 本文讨论的“1984”法规，并非从乔治·奥威尔的《1984》取意，而是这部法规确实于1984年颁布生效，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http://law.people.com.cn/showdetail.action?id=2675991 ），如果说这部法规确实有《1984》中描绘的大洋国的恐惧，则纯属巧合。 中国利用死刑犯器官“有法可依” 2012年以前，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死刑犯处于“耳语”状态，这次夏俊峰被处刑之后，其器官是否被摘也是该案件多重影响当中的一项。我将这些表示怀疑的推文辑录如下： @FifthDimen：夏俊峰杀城管案四月就已经下达死刑令，五个月后，当局突然执行其死刑，夏俊峰家人被通知“领取骨灰”，不见尸首。 @miaojue12就此评论道：“这五个月实际上是在等夏俊峰器官买主手术时间而已，并非是仰承民意，让夏多活几個月。”艾未未@aiww评论说：“用活人养器官，……锁源待流，真的做得出。” 另一条消息证实了以上猜测并非无因。“@真相与正义”引述媒体报道：“张晶（夏妻）接过遗物时发现，25日与家属见最后一面时，夏俊峰所穿的衣服还在包裹中。她自言自语地说：‘他走的时候，穿的甚么走的呢？’随后她抱着跟我痛哭。” 我在网上查证，国内《新京报》与香港《苹果日报》都有这报道。网友以下的推想自然就顺理成章：只有在手术台上“执行死刑”（其实就是活摘），才会不着衣服。 很多人了解到死刑犯在死亡之后还要为司法利益集团做一次“经济贡献”后，深感愤怒，我更多的是悲伤与无奈。因为早在多年前我就知道中国有过一部行政法规，以科研之名将利用死刑犯器官合法化，那是“秘密级”文件，我曾见过。大概是前年，我无意中于国内网站上发现网络版，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颁布时间是1984年10月9日，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目前仍未废止。 一部法律执行了近30年，居然国民不知道有这部法律的存在，当然要归功于当局的保密严格。该法规第四款第4条规定：“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确有必要时，经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可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风传的有关死刑犯成为器官供体的事情是真实存在，只是一则因为当局严格保密，外人无从得知其详；二则因中国人当时尚无人权观念，更不知道死刑犯也应该拥有人权。三则中国那时正开始在全社会推广自愿捐献器官的“移风易俗”活动。我曾与一些司法界人士讨论过这问题，有人认为，死刑犯本来就难逃一死，其器官用来服务于其他有需要的人，算是变废为宝。 利用死刑犯器官为何受到国际社会谴责 这部法规性文件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必须按照刑法有关规定，用枪决的方法执行”，并在执行后摘取器官，但后来出现了活摘现象。这一点，引发了国际社会就中国利用死刑犯器官是否合乎人类伦理进行了强烈的指责。2006年7月，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及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公布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血腥的活摘器官：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引用了许多实例，指证中国存在大量活摘器官的血腥现实，并指这是“这个星球从未存在的罪恶”。这一调查报告后来不断丰富资料，三易其稿，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并对中国这种活摘器官进行了强烈谴责。 2005年11月，中国《财经》杂志发表了“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 （2005年第24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5-11-28/110062607.html ），揭开了这一媒体禁制区域的厚重黑幕。该杂志抓住了一个契机，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在11月世界卫生组织在马尼拉会议上公开承认了中国器官移植的供体主要来自于死刑犯。该杂志还引述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透露的情况，从2003年到2009年5月，中国内地仅有130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 此后，中国媒体间或有器官买卖的报道问世，但死刑犯的活摘器官却始终是个禁区。直到2012年3月黄洁夫再次在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要尽快规范中国的器官移植，国内媒体趁机大做报道，“搜狐观察”在“器官捐献，死后的尸体还是你自己的吗？”（http://zt.blog.sohu.com/s2012/qiguanyizhi/index.shtml）开篇就是“死囚为何被活体摘取器官？” 二是自愿原则。该法规明确规定，器官移植只能发生于以下几种情况：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经家属同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条基本流于虚文，搜狐观察指出：“滥用自愿捐献原则摘取年轻健康死刑犯器官原来早已是中国司法部门长期以来的一个‘潜规则’”。近年来许多家属得到的就是一盒骨灰，从来没有见过亲人遗体。 刑法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曲新久的话其实很能说明这一规则中的自愿原则完全不可靠：“死刑犯的身份与其自由决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的意愿，即使监管机关或者司法机 关没有进行任何劝导、引诱、威逼，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 死刑犯的器官用作器官移植供体，只是中国死刑犯临终尊严的一部分。也许会有人认为，在一个生者都无法保持人格尊严的国度，讨论死刑犯的尊严是个奢侈的问题。但只要想到中国人缺乏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现状，想想曾成杰与夏俊峰的遭遇，关注死刑犯的临终尊严其实与每一个生者息息相关。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4期 ，2013年9月20日—10月3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164）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习近平之困：除帮派易，灭帮派政治难
临近年终，《人民日报》那篇《习近平为何一批再批“团团伙伙”》，算是为2014年的反腐主题做了诠释，即打击帮派政治，战果是收拾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党内大帮派。结合各军区、兵种频繁换将与地方官履新的消息，始自重庆“唱红打黑”以来的党内权争已告一段落。 \帮派政治是人治的必然产物\ 长达几年的公开化权争确实让中共很受伤。《人民日报》文章表示，“病灶不除，顽疾难医。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每一只大老虎背后都刮着团伙、山头、圈子的不正之风”。“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仿佛担心外界不明白打击令计划早已在最高领袖的筹算之中，特别发表习近平今年5月8日的一篇内部讲话《中办干部必须绝对忠诚》，针对中办主任这个位置的特殊性，要求“决不用中办牌子搞关系，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搞公权私用、公器私用，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严防一念之差、一时糊涂、一穴溃堤。”习对令计划的评价大概包含在这句话里：“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习指令计划的“靠不住”，显然不是指他辜负了胡锦涛的信任，而是与接班人危机有关的“靠不住”，这也是令计划在胡锦涛平安下车之后还能够熬上两年多的原因。但令计划究竟是何时、因何事卷入了这种可能带来灭门之祸的“皇位”继承之争，最终还只能等官方消息确证了。目前能够证实的就是周永康有石油帮、四川帮与政法系，徐才厚通过卖官鬻爵形成盘根错节的军中帮派，令计划有个西山会与一个有影无形的“秘书帮”。 习近平消除帮派政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专制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帮派政治就是专制政体的附生物，人治就是帮派政治形成的土壤。 \政治帮派产生于中共“条块”权力结构\ 中共将自身的权力结构形象地概括为“条条块块”，中国当代政治治理模式就是条块治理。所谓“条条”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就是一个个权力体系。以公安系统为例，中央政府这一层级有公安部 ；省级政府有省公安厅 ；地级市及县级政府也均设有市县公安局，周永康掌政法系多年，通过控制省公安厅长的任命达成对系统的控制。所谓“块块”则是指每一级地方政府按事权划分的部门。近20年以来，“条条块块”增加了新的涵义，“条条”有时用来指的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块块”用来指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每一个条条块块都有自己掌管的事权与升迁机制，这样一来围绕“条块”就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比如周永康的石油系既有“条条”结构，也有“块块”结构（各油田管理局），政法系主要攀附在“条条”上，而四川系则是地方官僚的利益（“块块”）结合体。另一个所谓“团派”系指出身于共青团系列的官员，因其过于松散，可能并不构成真正的利益组合。 \中央政府无力根除地方政治帮派\ 中共政治一向高度关注地方治理。毛时期是中央高度集权，对地方势力的形成极为敏感；一旦被中央认为有地方势力苗头，一律残酷打击。比如，中央认为广东的“和平土改”根源于广东干部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重创广东干部。直到改革开放，广东干部犹闻“地方势力”之名色变，噤若寒蝉，可以想象当初因地方势力被整得多惨。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税制改革，先是分灶吃饭，后变为分税制，地方政府有了独立发展经济的权力与能力，地方势力也开始兴起并发展。最开始是农村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我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九章《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的兴起》讨论过这一政治趋势。21世纪前十年，县级政治由当地一些政治家族垄断已很普遍。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他曾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罗昌平在令计划倒台后发表《令计划与秘书长的权力场》，文中详细介绍了令计划的西山会。罗还指出，这类政治帮派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没有特殊的秩序编排，但在全国到处存在，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延边。中国2014年反腐，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山西。该省人称“血煤上的腐败”，在中央连通至令计划，因此官商两大集团均受到沉重打击。 \帮派政治在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帮派势力坐大之后，中央政府除了政治打击之外，很难干预帮派内部的利益输送管道。帮派之间因为各据一地、一部门，与其它势力之间形成危险平衡；地方性帮派势力一般也不会主动挑战中央权力，但如果最高层发生权力之争时，也因其“宗主”关系不得不介入。中央不同派系势力之间一旦进入争斗状态，就进入“开弓没有回头箭”状态，最后往往成为你死我活的格局，中共历史上共有十一次路线斗争，其结局大体都是“胜者成王败者贼”。但是，权力交接过程中介入权争的人有时不是为本人争位置，例如周永康、徐才厚在中共十八大高层权力之争中站到薄熙来一边，主要是认为薄上台后，会在他们退休后保其本人及其家族平安。因为对他们这种高官来说，“平安下车”不仅指其本人平安退休，还包括其退休之后其子女及家族的平安。 按照中共目前定下的规则，习的任期是十年。其前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消灭前两朝形成的帮派势力之上，但他只能消灭妨碍其集权施政的帮派势力，并不能消灭帮派政治。因为帮派政治由中共政治制度本身的赋权特点而产生，是附生于这个体制的细胞，只要这一体制存在，帮派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朝中帮派都奉自己为尊，通过平衡各帮派而维持本人的至尊地位，并保证自己身后不致身败名裂。斯大林、毛泽东在位时，其权力名望都达到颠峰，二人操纵高层帮派也得心应手，独独在安排身后事方面却力有不逮。在他们归天之后，党内高层各政治帮派立刻开始角逐最高领导权。权斗失败者或者系狱，或者送命。邓小平之后中共高层一度相对稳定，曾使世人都相信中共已经成功地厘定了权力交接制度，解决了所谓“接班人危机”。但近四年以来中国高层的剧烈冲突，以及习近平2014年反腐重点放在清除政治帮派，让世界再次清晰地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极权政治两大与生俱来的病灶，即帮派政治与最高权力交接危机依然存在，并制约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4年1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101/258159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