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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果然真绝种了！丢掉 IQ，迎娶阿 Q！
洪秀柱刚宣布选总统时，所有人都在乐呵呵地看闹剧，哪想到她今天（19日）居然在国民党全代会上真被定为总统候选人。大概是为阻止本党内的异议和抗议，国民党采用了对岸共产党那种全场鼓掌方式通过，前后短到只有5秒钟。看来国民党的确是“体力不支”，什麽事都越来越短，从上次在立法院强行通过服贸协议只用30秒，到今天选总统候选人只用5秒。一个政党对如此重大议题的裁决用“秒”来计算，实在是命数已到，岂止体力不支，而是全面透支。 国民党选择洪秀柱，使这个当年孙中山们缔造的政党本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原来它是个列宁主义革命党，但还有理想性，或者说严肃性。现在则变成了闹剧党。如果说它原来是雨果《九三年》中的那个革命主教政委（虽然错误，但严肃地追求其理想），现在这个“主教政委”则变成了鲁迅《阿Q正传》的痞子小丑。 国民党以如此方式给民进党让位，绿营支持者当然欢迎，只是你拿个马戏团角色来参赛，岂不是让对手赢了也难堪麽？国民党如此做法到底是要戏弄民进党还是戏弄自己？一个党跟一个人同样，在重大严肃问题上耍弄自己，那个丑角形象就再难抹掉。 洪秀柱当然会败选，明摆著，她至少有两大特点任人皆知∶一是政见跟台湾社会严重脱节，二是她的“红卫兵”形象已深入人心，人们看她参选，就像看闹剧。套用马英九的语调逻辑说，她会带著国民党一起“死得很难看”。 洪秀柱的竞选纲领，不仅跟台湾社会现状背道而驰，甚至脱离国民党本身民主转型之后的做法。她主张两岸“整体中国”“一中同表”（比“一国两制”还红色，真是“红秀柱”）。她批评国民党不够蓝，不够统，不够坚定，甚至说不能提中华民国，否则就是两国论了。这些中国国台办都无法说出口的急统高调，在理性一点的蓝营人群中都会遭斜眼，就甭提在整体台湾社会了。所以洪秀柱的总统梦，从一开始就连她本人都会认为是玩笑梦。对国民党来说，容忍如此闹剧，等于手脚忙乱地往自己脖子上套绞索，不仅要甩掉总统宝座，还欲赔上立法院（蓝营不再是多数）。 上面谈“红秀柱”的政见跟社会脱节，那是使劲绷著脸装严肃才能谈的。要说这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为人处世的话，那就很难绷住脸了，想起这仨字，发音就变成“红二柱”，脑中的形象就变成∶一会儿是中国每评必错的将军张召忠，一会儿是萨达姆政权的宣传部长萨哈夫——怎麽也严肃不起来。但那两个耍马戏的还真能让人发笑，而台湾这位女“柱子”则是让人哭笑不得。 中学训导主任出身的洪秀柱，早就以尖牙俐齿、凶悍霸道出名（她自己都承认当年打过学生）。这个一直单身，从未结过婚的“柱子”，据说不是女同性恋，也不是为事业打拼没时间瞟男人，倒是那个非常熟悉国民党这杆枪的前党主席吴伯雄早就嚷出内情∶“如果有哪个男人敢娶洪秀柱，那真是老天对他的最重惩罚。”这国民党大佬的名言大概是台湾男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次披战袍替国民党征战，红柱子又去寻求党内“睿智”大老的支持，吴伯雄又来了句俏皮的大实话∶“洪秀柱选总统比找男人容易。”这话真让“柱子”开心死了，一个马上奔70的老太太，哪还稀罕男人？蹬著全体国民党男人的鼻子登上总统宝座，那才有点真正过瘾的红辣椒味。 不信去youtube看看红辣椒在立法院的悍妇表演够不够把立委们全辣晕过去——为杯葛议案，“红二柱”可以抓女立委胸部，可以钻男立委胯下，足够辣到你睁不开眼睛。前新闻局长谢志伟站在立法院台上讲话，洪秀柱可以连续吼叫17遍“下去”！你闭上眼睛看一看，捂住耳朵听一听，谁要把一个词连喊五、六遍，你会不会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声音要发自一个张牙舞爪的女人，连嘶带吼17遍，恐怕叫人都恨不得耳朵聋了，眼睛瞎了。 曾几何时，民进党执政，“红柱子”到美国演讲被问及婚嫁，答曰∶国民党不执政就不结婚。结果呢，马英九当选还连任，快八年了，柱子依旧顾影自怜。真该怪罪台湾男人都记忆太好，始终念念不忘吴大佬的“格言警句”。 台湾有很多娱乐电视频道，有敬业者请“柱儿”这个义务演员上节目，有次是在综艺节目上跟主持人比赛骂人耍泼，看怎麽能把主持人顶骂回去。还用说吗，那种骂人比赛，谁能赢过足以让张召忠闭嘴、让萨哈夫倒抽冷气的红辣椒？ 听过有人私下骂，“国民党的男人都死绝了吗？怎麽能让这种三八替国民党选总统？” 国民党的男人死没死光不清楚，活著的都精明算计到骨头缝里去了是真的。那些既无理想，也无斗志，更不想对国民党（就别提台湾了）负责的“帐房先生”们，全都龟缩在甲壳里，拿著苹果手机做高等数学题目∶怎麽才能最大公约数地自保，下次好能有机会偷盗一个总统大位。其实，也别说“红二柱”嫁不出去，国民党里根本就没男人，你让人家去嫁谁？或许下次来美国跟同性结了算了——赶最新潮，酷。 绝了种的国民党实在是让红二柱扬眉吐气、快乐死了。她这辈子从未像现在这麽在媒体密集露脸曝光，让她得意到更口无遮拦、随口乱说，甚至狂妄到说，我不要访美，他们（美国人）应该来见我。难怪有人担心她成为“女范进”。 怎麽能不得意呢，除了一夜之间灭了全体国民党男人，凭“辣”扬名海峡两岸，还会发一笔横财——（台湾荒谬透顶的政策）只要选总统，不管输赢，拿到一张选票政府给补助款30台币（1美元）。于是双方（如果只有两人竞选的话）无论输赢，每人都会拿到600多万美元（台湾全部选票约1300万，蓝绿对决票数相当）。全世界哪国都“柱子”林立，但有台湾国民党“红二柱”那麽幸运的柱子可实在太罕见了。 但无论如何，把“阿Q”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不是洪秀柱的问题，地球的哪个角落没有政治小丑呢？问题是国民党，如此超级闹剧地把自己小丑化——全党丢掉IQ，迎娶阿Q——整个党智商沦陷。有几个敢于异议的党员，居然被开除党籍了！ 洪秀柱自喻“一柱擎蓝天”，倒真是把国民党的面具之天捅破了，让这个政治百年老店露出其毫无IQ的真面目。这“一柱化石”将成为国民党走向坟墓的棺石。妙哉！ 2015年7月19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2015-07-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希腊热衷社会主义的恶果
人类进入21世纪不久，世界经济就被希腊拖累。希腊人口才1,078万（不到台湾一半），排世界第76位，其生产总值（GDP）只占欧洲的2%，放在世界天枰更是微乎其微。如此小国影响世界经济，按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但因为希腊是欧元区成员，它欠债三千亿美元，到期不还，还扬言要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区主要大国（德国、法国等）恐惧，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欧元区崩溃。去年由於市场担心希腊提前退出救援，导致国债收益率飙升，股市暴跌，进而波及世界。 人类民主走了四站 希腊虽是小国，名声却很大，因人类民主的第一站就在雅典，然后是罗马的元老院（议会政治雏形），再就是伦敦（《大宪章》立宪和洛克的个人三大权利说），一直走到费城，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确立了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价值的宪政民主。 希腊不仅是典型的欧洲国家（几乎都是白人），而且是基督教国家，信奉东正教者占人口98%。那麽它的经济出现了什麽问题？ 如果留心美国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HF）每年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至今已发布了25年），包括刚发布的2015年报告，就能明白问题所在。 过去每年的传统基金会报告都展示∶全球国家，只要有经济自由的，都会蓬勃发展、民富国强。而缺乏或没有经济自由的，一定落后、人民贫穷。 2015年的《传统基金会》报告中（列出186国），希腊这个欧洲国家，却与美洲的委内瑞拉（那个热衷社会主义的反美小霸王查韦斯曾当权的国家）、共产古巴、左派掌权的巴西，以及亚洲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等一起，被列为“缺乏经济自由或没有自由的国家”，因为希腊热衷福利社会主义∶大政府、高赤字、高福利，结果巨额欠债，多年陷入经济困境。在如此现状下，在最近的大选中，却是更左的前共产党人当选总理，使希腊的经济前景更加黯淡。 但同样是小国，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却展示了完全不同于希腊的经济景观∶ 1966年才从英国属地独立出来的博茨瓦纳，却走了一条跟希腊这个所谓文明古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实行了充分的市场经济政策∶低税收，限制福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限制，平衡预算，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吸引外资。更不要说民主选举，法治等。 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说，在博茨瓦纳的邻国（南面是南非，左边是纳米比亚，右边是津巴布韦，北部是赞比亚）等整个非洲大陆都陷入贫穷和腐败之际，这个走自由经济的新兴国家却经济蓬勃而健康地发展，过去三十年来，不仅成为非洲大陆，而且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华尔街日报》文章引述说，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外国直接投资和正在兴起的新建筑物等到处可见。外国游客蜂拥而至。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人均收入只有70美元，是当时全球排名第三的最贫穷国家。而现在博茨瓦纳的人均收入是16377美元，增加了235倍！早在2004年博茨瓦纳就被权威的穆迪（Moody）评估信用为A级，成为非洲信用风险最低的国家。2013年博茨瓦纳被“国际透明组织”列为全非洲最不腐败的国家，全世界排名第30位，高过很多欧洲及亚洲国家。把希腊和博茨瓦纳比较，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第一，肤色不是问题。希腊基本都是白人（黑人少到没有统计数字），博茨瓦纳基本都是黑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加起来只占其人口的0.5%）。这说明，在经济自由问题上，种族肤色，甚至文化，都不是障碍，黑人照样可以自我管理，甚至完全超过白人的希腊。 第二，信仰也不是问题。因为两国民众多数都信奉基督教。在希腊，信奉东正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的占人口98%，是绝对多数。在博茨瓦纳，信奉基督教的，占人口71%，不信教者占21%。 第三，国家历史的长短更不是问题。希腊有近五千年的历史，而博茨瓦纳则是全球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至今独立才49年。 那是什麽导致了两国经济景观完全不同？很简单∶博茨瓦纳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希腊热衷社会主义（政府垄断）。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是∶博茨瓦纳走的是英国思想家洛克理论上奠定的、美国建国先贤具体法律化的“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真正自由主义的方向。其根本分界线在于∶个体自由。 导致两个国家选择两种不同经济政策的背后，当然是有原因的。比如，虽然两国民众多数都信奉基督教，但博茨瓦纳的人民多是信奉新教（美国也是如此），而希腊的98%人民信奉的是东正教。而东正教可谓“原教旨基督教”，比天主教更加守旧、形式化，历史以来都是跟权力者合作的。这点在俄国更是如此。俄国的专制传统跟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有重要的连结关系，因两者在强调群体主义这个旋律上非常合拍。 另一点重要的不同是，博茨瓦纳的人民多数说英语。这种语言（背后是文化和其推崇的思想价值）连结，更可能促使该国人民，尤其知识精英，更多接受英美的理性主义文明。 而希腊的多数人则能说法语（虽然希腊语是官方语言），所以更多潜移默化地受法兰西的那种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这一点在非洲大陆的表现是很清晰的∶那些曾是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其精英们多会法语，独立后就基本热衷法国式社会主义，有的甚至向往更社会主义的红色苏联等。 无论是宗教因素，还是语言因素，都影响到思想价值的取向，最后都体现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上。其分界线也很简单∶选择英美的主体思想价值，就是走保护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资本主义道路；选择法俄的主体思想价值，就是走强调国家和群体的社会主义道路。 两种价值选项导致的不同结果，在“传统基金会”2015年的报告中清楚地体现出来∶是否尊重和保护个体自由，是否给经济自由更多的空间，直接导致贫穷或富有的不同结果。 例如美国人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而共产古巴才11610美元；民主的以色列的人均收入是34770美元，而其邻国黎巴嫩只是14845美元。这当然是因为以色列的经济自由度远远超过黎巴嫩。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目前人均收入才是美国人的12%。 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说，以全球190多个国家来统计，经济自由的国家的人均收入（购买力调整后）是经济不自由国家的六倍！ 但人类不可思议的悲剧是，面对如此清晰明确的现实，仍有无数人热衷希腊式的社会主义。而今天面对希腊左翼政府这种类似无赖的赖帐、耍赖，整个欧洲好像束手无策，这才是问题。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5年3月号，原题∶希腊vs.博茨瓦纳——自由经济决定贫富 2015-06-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桑兰律师的恶作剧
和当年写吴征杨澜案一样，我一开始也只是出於对桑兰官司的好奇（因为就她和刘岩的摔伤，我写过文章比较），在网上流览了一些报导之後，发现一些问题，就写了一篇评论。但再多读一些东西，发现更多问题，但直到读了桑兰律师提交的起诉书全文，才感到那个律师已经“疯”了，不可理喻了。 虽然现在网上多数人都已把此案当玩笑看了。但连炒带骗的律师还在混，中国官方媒体还在认真报导。所以对这场闹剧还得再说几句。或许多几个较真儿的人，就少几个恶棍律师。 先说索赔额。在增加了莫虎、薛伟森和15名网友被告之後，索赔额增到21亿美元，21项指控。 时代华纳/特纳∶2亿 美国体操协会/TIG 保险公司∶2亿 TIG保险公司∶4亿 刘国生/谢晓虹∶4亿 刘国生/谢晓虹/莫虎∶1亿 刘国生/薛伟森∶1亿 刘国生/谢晓虹/莫虎/15网友∶7亿 这种疯人院病人的索赔额就不去提它了。单说这纸非常“Chinglish”（中式英文）、充斥语法错误的起诉书，不仅层次混乱，文字极端不严谨，而且把他们跟中文媒体说的那些“不著调、不靠谱”的胡言乱语就真的直接搬到状子里去了。起诉书通篇没有任何一项给人感觉有证据，甚至让人从根本上怀疑他们是不是要认真打官司。因为除了明显的荒谬之处，起诉状里还有多处撒谎。而谎言如果拿到法庭上，原告的信誉立刻破产，这官司就别打了。 首先，这个状子明显是用中文写好，找人翻译的，而且译好之後，海明可能都没看一遍，就送上去了。否则不可能把桑兰的名当作姓，通篇都称“兰女士”，而且还有许多拼写错误（诸如把最近铺遍媒体的本．拉登拼成Bin La Din等）、语法错误、不通的句子，甚至有因语法错误而导致意思相反的句子。低劣的英文、低下的逻辑能力，粗劣的表达，就是该赢的官司都得被他打输。如果这是那个“明律师”自己写的，或看过英文本的状子，还这麽送上去，只能说明他本人的英文很烂，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让人怀疑，他那个所谓的英文硕士有没有？或者也是巴灵顿的？（该起诉书可在 http://www.scribd.com/doc/55481194/11-02870-Amended-Complaint 或 caochangqing.com 看到） 概括而言，这个状子想在四个方面打官司∶ 第一，有人挪垫子，导致桑兰摔瘫（以求大会组织者赔偿）； 第二，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歧视（以求保险公司赔偿）； 第三，监护人失职、行为不当（以求监护人赔偿）； 第四，监护人、被告律师以及评论此案的网友损害了桑兰的形象（所以大家都要赔偿）。 起诉书的矛盾、不实和荒谬之处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一目了然。 第一部分∶挪垫子。起诉书说那个挪垫子的人“故意地、不顾後果地、严重过失地走到了跳马区。” 但桑兰对国内的报纸是这样说的，“在我之前的罗马尼亚运动员可能在试跳时将垫子弄歪了，她的教练出於好心上前调整垫子的位置。”怎麽原来说这个外国教练是“好心”来“调整垫子”，在起诉书里就变成“故意”了呢？如果就是为了打官司，把明知道不是恶意的举动，指控为故意，也太毒了点吧？ 起诉书还说，挪垫子的人“在桑兰按到跳马上、但是落地之前，挪走了她要落上去的垫子。兰女士被分心，摔下去，她的头摔在了地板上。” 但桑兰对国内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其一，她在冲向跳马时，有人去动垫子，而不是她已经在空中做动作时。其二，“我只记得头朝下摔到了垫子上”。说明垫子没有被“撤走”。而且现场照片显示，桑兰也是摔在垫子上，而不是“地板上”。 这里很明显，只有“故意地”“挪走了”垫子，使桑兰落在“地板上”，才能证明是大会组织者的错。所以才能让特纳赔。 起诉状说，“时代华纳和特纳做过没有含糊的承诺，要提供兰女士一生的生活和医疗。” “时代华纳和特纳无视要账的通知，没有支付。” 天哪，赖上人家了。我没学过法律，但常识是，正经法律文件起码要说∶“根据我们手里拥有的、某年某月特纳先生签署的合同，由他提供1，2，3┅┅” 可海明们居然认为靠这麽空口无凭硬说，就可以赖出一亿美元？还真寄去要账通知单了？一次要多少呢？一生的总金额是多少？应分几次去要账呢？ 如果就这麽随便说说，唬唬美国人，就能拿到多少亿的赔偿，天呢！如果这麽容易就打赢索赔官司，美国的一半职业得是律师，美国的一半公民得正在打官司。 第二部分∶保险公司歧视。其荒谬我已在之前的“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和“桑兰的官司为什麽打不赢”两篇文章中谈过，不再重复。只是起诉书中谈及桑兰的经济困境时有下列谎言∶ 起诉书说，“目前桑兰靠每月1600元人民币/约250美元生活。”而且“兰女士在中国挣扎了13年，没有正常的医疗保险，没有一分钱对她的致命的、永久性的伤残的补偿；没有寻求法律公正的自由，也没有资源。” 工资之外补助的600块保姆费哪里去了？桑兰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收入哪里去了？国家体育总局补助的20万和浙江体育局的20万哪里去了？桑兰自己的博客说她09年支付的保姆费每月2500元人民币，後来增加到3500元。哪来的钱支付呢？网上还有这样的信息，说桑兰养三条狗，每月花销约1800元人民币。这消息我没有确认。如果是真的，也不知谁付的钱。 这些资料都是网上随手能查到的。海明为什麽不去核对？把谎言写进状子，是故意要羞辱桑兰吗？桑兰的经济条件导致她不能每年来美国复查身体，是非常令人同情的，我很希望她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跟国家体委交涉（毕竟她摔在美国，她的保险状况是个特例），或设法找中美两国的民间慈善基金帮助。但靠谎言哭穷，打站不住脚的巨额索赔官司，不是个正路。 第三部分∶监护人的问题。起诉书说，“刘国生和谢晓虹是中国体操协会的商务夥伴，和腐败的官员从事有亿万美元的商务交易┅┅”“刘、谢和中国体操协会主席张健合作”、“只遵照使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的中国老板的指示行事”等等。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明律师”还挺“反共”呢。他主导的起诉状要向法官展示，刘、谢是跟中国政府高官密切合作的、有特权的人物。这个情况即使属实，那麽和这个案子的关系在哪里呢？或许要通过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高官的反感，增加对桑兰的同情？这个状子明显是∶左手反美，右手反中。不过，搞不好海明也会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呢。 起诉书关於性骚扰部分是这样写的∶“最近，报纸和其他媒体揭露，桑兰女士被当时60多岁的刘国生和他的二十几岁的继子性骚扰（见附上的媒体报导）。” 报纸揭露？原来这“性骚扰”一事，起诉者（被骚扰者）桑兰本人不知道，是因媒体揭露出来之後，她才知道的，於是以此做证据，还附上了媒体报导来打官司。这可太好玩了。 状子接著说，“虽然这项（性骚扰）已过了五年的诉讼期，但是刘国生和他的继子两人在过去十年中多数时间都不在（美国）国内。我们相信，为了躲避责任，薛伟森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而成为香港公民。” 原来刘国生和他的继子，在十年前就知道桑兰要控告他们性骚扰了。那桑兰黄健不是在2008来美，住在刘家吗？怎麽不告呢？而且刘国生只要一进入美国就可以告他呵。更何况，刘、谢还常回中国，在北京也照样可告他性骚扰呵。 而且，就像（桑兰指控的）CNN前总裁特纳十多年前就知道桑兰要告他，所以“为了躲避桑兰的伤残责任，卖掉了友好运动会公司”一样，薛伟森放弃了美国国籍，也是为了躲避桑兰的性骚扰指控。特纳和薛伟森真是“先知先觉”呵！ 桑兰起诉书对莫虎的指控我就不必评论，请读者自己看吧∶ “曾给过桑兰法律谘询、被桑兰称为叔叔的莫虎，背叛友情和信任，对桑兰的伤害尤其重，导致她无法弥补的精神压力，需要治疗、药物和医疗照顾。”“莫虎作为桑兰的前法律顾问，对其前客户负有特殊的责任。” 原来谁给桑兰提供过法律谘询，谁就成了对桑兰负有法律责任的律师了。你以後胆敢不帮我，我就把你告上法庭，起码索赔一亿。难怪勇接桑兰案的只有“明律师”一个。不过“明律师”也要小心，下次就该告他了。其实，我看桑兰告海明才是正事儿。 第四部分∶网友们大概更有兴趣看看桑兰的状子是怎麽告你们的吧∶ “在桑兰公布她要采取行动追究所有导致她永久性伤残和性骚扰的人之後，刘国生、谢晓虹、莫虎和 John Does 1-15 合夥地、有组织地策划了一场网路战争来诋毁桑兰的好名声┅┅” “刘国生、谢晓虹和莫虎鼓励、参与，事实上组织了，上述全部违法活动。”“刘国生、谢晓虹、莫虎和15个网路人，故意地，不公正地，一起达成协定、联合行动，密谋策划了”这场网路战争。 这“明律师”整出上述这麽个中国大字报式的状子，好像就是故意要激怒法官，以达到无法立案的效果，这样他就可以在闹得臭名昭著之後，给桑兰和大众一个交待∶不是我撤案，是法院没接受。至於桑兰一分钱也拿不到，却名誉严重受损的代价，海明才不在乎呢。 这个案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一直以支持此案的调子报导这个事件。难怪海明打出了“桑兰热爱祖国，祖国支持桑兰维权”的旗号。但那些官方媒体大概不知道，这个起诉状，对中国国家体操协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员颇有微词。状子大力渲染刘、谢夫妇的中国官方背景，期待用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把桑兰弄成个被中国政府欺压的受害者，以此得个同情票。但美国人难道会因为同情“弱者”，就给“无辜者”定罪吗？更何况，这麽荒谬的状子看下来（像法盲的梦呓），同情都会变成厌恶了。 就这次官司，桑兰黄健对网友们很愤怒，但他俩迟早会知道，真正给他们带来伤害的，除了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完全不对他们负责任的疯律师。仅仅两个多星期前，国内媒体还大肆报导，“桑兰的律师团多达9人，比辛普森杀妻案还多”。事实上，除了海明这一个恶棍，其他的都在哪儿呢？！谁在欺骗一个残疾人？谁在欺骗整个中文媒体？ 我在上篇“桑兰的恶棍律师”一文中说海明是个“滚刀肉”，不知英文怎麽译。有读者则来信说，他连这个词的中文意思也不太清楚。那我就再努力解释一下∶滚刀肉大概是东北话，意思接近的词还有∶牛二、泼皮、无赖；或者更形象点，就是那个满身抹上粪便，到你家门口满地打滚的家伙（没跑进你家卧房就该谢天谢地了）。 2011年5月20日於美国 2011-05-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美国人不相信左派媒体
虽然距总统选举还有三个多月，但美国两党的竞选战，已全面展开。下周一（26日），民主党将在波士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克里为总统候选人，紧接著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要在纽约举行，为布什总统和克里对阵造势。 《纽约时报》报导说，克里阵营准备投入八千万美元做电视广告，来推广「克里总统」。因为据最近的民调，仍有30％以上的美国人，对克里「无法评价」，显示很多选民仍不知道克里是怎样的政见，怎样的人。 虽然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场两党间的「政治决斗」，但同时也是美国媒体的一场新闻大战，因为美国的主要大报、电视和电台等，在党派和原则上，几乎没有所谓「中立」，都是根据左右两种理念而分野，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例如像被称为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以及被称为美国最左倾报纸的《洛杉矶时报》以及居於两者之间的《华盛顿邮报》等，是支持民主党的主要左翼报纸，而和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大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最右的报纸《华盛顿时报》等对阵。 在无线电视方面，全部美国三家主要电视台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拉拉队，但美国的17,000多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因而构成和无线电视的舆论平衡。而在有线电视领域，则是CNN和福克斯（Fox）两大电视台一左一右地对打擂台。 不仅美国的主要媒体这样鲜明地政治分野，美国民众在媒体选择上的政治偏爱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纽约时报》7月21日发表的「Pew研究中心」（PRC）最新民调显示，观看保守派观点的福克斯电视的美国民众，41％是共和党籍，29％是民主党籍。而观看左派观点的CNN电视的美国民众，则比例反了过来，44％是民主党籍，25％是共和党籍。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基本被左派媒体主导。但911後，美国媒体的生态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左派报纸的销路下降，而反映右翼保守派观点的媒体，收视率等则大幅上升。 例如，澳洲媒体大亨默多克拥有的右翼报纸《纽约邮报》的销量，过去三年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日销量已达68万份，成为全美第七大报。美国保守派大报《华尔街日报》增幅达16％，日发量209万份，成为美国严肃媒体中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而且该报是全美大报中，唯一电子版收费的，每年79美元，目前有订户68万，其中一次性付清全年订费的28万订户，被算进该报发行量之内。虽然《今日美国报》日发量超过《华尔街日报》，但由於它许多是旅馆赠送，再加上内容小报化，因此不被列入严肃报纸行列。 按新闻惯例，遇到911以及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媒体的收视率和发行量，都会自然呈上升趋势，因为民众这时候更关心新闻。但美国左派报纸电视等，则因意识形态化地反伊拉克战争，结果大多发行量下降。例如全球知名的《纽约时报》，则发行量一直下滑，今年上半年才略微上升了0.27％，现在日发112万份，才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半多一点。《华盛顿邮报》发行量则下降了3％，日发77万份。《洛杉矶时报》降幅1％，为95万份。 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4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滑，而创办了才8年的右翼电视福克斯的收视率前年就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不仅左派媒体的行情下跌，而且美国民众对左派主导的媒体的信任度，也比4年前大幅降低。例如，根据上述民调，共和党籍的观众，对美国三大左翼无线电视台的内容相信程度，平均起来才只有16％；即使是民主党籍的观众，对这三大台内容的信任度，平均也才32％，不到三分之一。而对《纽约时报》，共和党籍民众，对其信任度才14％；民主党籍民众，也才只有31％。 虽然美国的媒体主要由左派主导，但美国多数民众却不那麽相信它们，这才有了保守派的布什当选了美国总统。因而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仅仅从美国左派主导的媒体上恐怕无法预测出胜负，真正的指标，还是多数民众的人心所向。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21日） 2004-07-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中国与全球展开“疫情战”
程晓农 2020年似乎是“世界工厂”失去信心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年来中国因外汇紧张而开始减少非必须品进口的外贸收缩转折点，还可能是中国民众告别出国旅游和出国留学的开端。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目前中国不仅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也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说过“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看来此言不假。为什么中国发起“战狼式外交”？它的这一战法能否助其解脱困境？这是西方国家正在关注的问题。 中国突然发起“战狼”外交 BBC中文网今年5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疫情之下大行其道的中国“战狼”外交会不会成为新常态》，分析中共最近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发起的“战狼”外交。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外交言论最近呈现的新特征包括：对外界的指责加以直接的言语攻击，而非用理据驳斥或解释；以谤止谤，反击未经证实的言论，要么批评东道国处理疫情不利而将责任推卸给中国，要么扬言可能对东道国实施经济报复。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2月新上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称，“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广泛争论。另外，3、4月里一批中国驻外大使馆几乎同时开火。比如，中国驻法大使馆发言人斥责法国某养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离职守，“导致老人饿死、病死”，并刊登一系列文章称，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说，如果该国政府继续推动调查病毒源头，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中国驻巴西大使则针对巴西总统的儿子指责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在推特上称他访美后“感染思想病毒”。 就在昨天，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给澳大利亚的经济教训，大国的强硬无差别》。该文说，“堪培拉的政界、财经界人士在5月13日前后人心惶惶。该国几家主要谷物生产商听信‘中国正在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传言，沉浸在澳大利亚大麦或遭‘征收高达73.6%反倾销税和6.9%反补贴税’的恐惧中。该国的肉品产业也面临困境：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5月12日确认，中国已暂停从澳方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进口牛肉，其货品案值约数百万澳元……4月中下旬以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外长佩恩（Marise Payne）及内政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等人先后从4月16日至26日间批评北京，提议派遣‘独立监察人员调查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先在4月23日批评了澳方的‘政治操弄’行为，中国驻澳大使亦在4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澳方行为伤害中国感情，亦称中国消费者可能拒买澳红酒、牛肉等。至此，澳大利亚的遭遇业已成为北京与堪培拉之间心照不宣的结果。中国动用经济武器并非新闻，近十年来中国这项武器上的应用日臻成熟”。中共最近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威胁，是对BBC指出的“战狼外交”各种手法的一个最新注释。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去年底、今年初武汉疫情从中国向全球扩散，到5月14日为止，已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434.7万人被感染，近30万人被夺去生命。这一疫情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也给大部分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失。世界上多个国家就中共在这次疫情扩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方面的种种问题开始追责；而中共则像头孤狼，处境极其孤立，“战狼”外交就是“孤狼”的应对战略。可以说，这场国际追责风暴才刚刚开始。 对中共来说，首当其冲的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来自白宫，也来自美国国会、民间、各州检察长及法院。白宫出于外交考虑，保持比较低的姿态，以免把外交渠道堵死；但国会没这个顾忌，日前美国9名共和党参议员推出了《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他们要求，若中国不配合，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交代疫情的真实来源，就会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中国，制裁手段包括冻结资产、旅游禁令和撤销签证，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向美国金融机构借贷和禁止中国公司于美国交易所上市等。此外，美国17个州的共和党检察长签署公开信，要求国会就中国在新冠病毒传播中的作用召开听证会，信中指控中国隐瞒了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对美国造成了破坏。 国际压力也同样来自澳大利亚和欧洲。德国和爱沙尼亚5月12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决议版本，德国驻联合国大使赫斯根（Christoph Heusgen）5月12日批评安理会对疫情保持“死寂一般的沉默”；爱沙尼亚驻联合国大使尤尔根森 (Sven Jurgenson)表示，“我们必须从这个僵局中找到出路，安理会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履行我们的责任，真的是耻辱。”此前，欧盟官员为纪念中欧建交45周年而撰写了文章，中共要删除文中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中国并蔓延全球的语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首候选人诺伯特·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在Twitter上表示，“对外发表统一的意见很重要，但必须反映欧洲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呼吁20国集团中的债权国停止向低收入国家收取贷款利息，但中国坚持继续向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收取商业贷款利息，此举将迫使这些贫穷国家在还债和进口食品和药物等必要物品之间做出选择。中非关系恶化了，“一带一路”计划开始面临危机。加纳财长肯·奥佛里-阿塔(Ken Ofori-Atta)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表示，他认为，中国应该更大力度地削减债务，非洲欠中国的债务超过1450亿美元，其中80亿美元需要今年偿付。他说，这需要得到考虑，因为那简直就是末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中心中非研究所所长德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在网络杂志《外交官》上撰文提到，中国为非洲49个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提供1520亿美元的上千个贷款项目，但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免除的债务只占贷款总量的5%不到。 中共进入“疫情战” 这里说的“疫情战”不是指各国为抗疫所做的努力，而是指各国与中共之间就疫情追责诉求而在国际公共关系领域内正进行着的“战斗”。由于追责的结果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全球各国或许会跟进的索赔数额大到中共倾囊难支，因此，中共目前的底线是拒认责任，拒绝赔偿。中共军方人士乔良最近说，各国关于追责和索赔的诉求，“这些都属于异想天开”。 针对中国的全球疫情追责显然已成为一场中共与世界上多个国家之间的“疫情战”。这场“疫情战”是各国度过各自的国内防疫最艰难时刻之后，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一种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疫情战”有四条战线：第一，追源头；第二，查隐瞒；第三，追责任；第四，求索赔。 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其实大部分事实都已公开：先是打压说真话的医生；然后说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人没事；再就是让世界卫生组织表态，不会人传人；最后是宣称，没发病的人感染了也不传染。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掌握的消息显示，疫情爆发后，中国曾在最高层面敦促世界卫生组织推迟发布全球警告。毫无疑问，这些做法都加剧了全球疫情和死亡人数的暴增。 中共为什么不会在国际追责和索赔问题上让步？对它来说，让步或硬扛，反正都是输，让步甚至可能输得更多，因为在追责方面让了步，就直接面临巨额的索赔问题。既然中共艰拒与疫情相关的赔偿，它就一定会在追责问题上顽抗到底。这就是因疫情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展现为“疫情战”的原因。中共为了避免全球追责，只能否认隐瞒行为，同时拒绝外来调查。它在“疫情战”当中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尽量回避隐瞒疫情的责任，怒怼任何批评；第二，希望全球忘记中共的专制体制从来隐瞒疫情这一制度特征，想从疫情产生国转换到普通受害国的位置，避免任何关于疫情源头的国际追责。而中共为此发起的“战狼”外交则加重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中共的孤狼状态不但难以化解，而且与国际社会呈持续的对抗态势，中共与国际社会以往建立的一些互信及合作空间不断地被压缩。 “躲不过去摆不平，手中无牌只能顶” 我用十四个字来概括中国目前的处境，那就是，“躲不过去摆不平，手中无牌只能顶”。“躲不过去”是指疫情追责躲不过；“摆不平”指的是，靠在各国寻找、拉拢盟友也无法解围，由于疫情追责涉及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和国际伦理，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很难站到中共一边；“手中无牌”的含义是，中共也没法用利益交换来封口，因为利益交换要“银子”，而中共现在最缺的就是外汇；“只能顶”就是采用“战狼”外交来应付困局。 虽然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目前仍达3万亿美元，其中可机动使用的不到2千亿。因为中国有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债务，再加上属于在华外企随时可撤资的5400亿美元直接投资，3万亿外汇储备当中中共可自主动用的仅有4600亿美元；而这4千多亿美元当中，支付2个月进口所需要的安全外汇存量就高达3千亿美元，剩下的机动外汇只有区区2千亿美元而已；按照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中方的美国产品采购承诺，今明两年就会耗尽这些机动外汇。所以，中国表面上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其中85%是向别人借来的，捉襟见肘的困窘一目了然。 中国的外贸顺差历来靠对美贸易，与其他国家的外贸则总体上基本是进出口相抵。随着美国公司在“世界工厂”大量取消订单，目前一半多订单已经取消，今后还有没有订单，已经无法期待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靠出口美国赚取外汇来进口美国产品的路子严重阻断，如果要继续执行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规定的进口量，势必动用压箱底的外汇，两年就用光了。这种情况下，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变成空中楼阁，名存实亡。而这种局面和疫情战相结合，将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恶化。 对中国来说，除了货物贸易已经不能再提供外汇净收入，在服务方面还有大量逆差，主要是民航和船舶运输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以及国人出国旅游和留学所用外汇。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外汇短缺，最近国内各地开始要求上缴个人护照，甚至包括学生护照，非紧急出境者暂缓办理新护照申请，目的就是减少旅行、留学造成的外汇支出。很明显，今后这方面的管制会越来越紧，很多人恐怕再也不能出国旅游了，留学生需要的学费、生活费外汇也会被管制。 由于国际司法机构的无力和无能，以及各国通过国内司法裁断而有效求偿的难度很大，追责和索赔最后很可能要靠各国政府的行政手段；而这些行政手段的使用，无论是扣押中共官方资产，还是经济制裁措施，中共肯定会强烈反弹，并采取反制手段，因此“疫情战”的可预期走向将呈现出中共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日益紧张。 “疫情战”必然进一步冲击已经被美中贸易战动摇了的以中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供应链，使得经济全球化从过去三十年的一国化（中国化）变成多元化，而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中国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被逐步边缘化。2020年似乎是“世界工厂”失去信心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年来中国因外汇紧张而开始减少非必须品进口的外贸收缩转折点；还可能是中国民众告别出国旅游和出国留学的开端。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5/15/2020，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why-is-china-engaging-new-wolf-warrior-diplomacy）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台海变局不期而至 美国从“装甲兵”变“保护人”
何清涟 最近，台湾海峡成全世界的关注焦点，由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北京宣布进行三天军事演习。从结果来看，这次实弹军演暗示未来对台战略：中国将来极可能以某种不构成直接冲突的程度来运用武力，比如用“围而不打，疲敌之师”的方式，对台湾施行极限施压。这种方式被一些专家称为“灰色地带”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分析专家还未谈到美国今后的对台政策，但美国实际上已从原来设定的“装甲兵”成为台湾安全的唯一“保护者”。 美国军方设定的美台关系为“装甲兵”角色 台湾与中国体量相差太大，尤其是整体军力相差悬殊。中国多年来对台湾虎视眈眈，但“武统”只挂在嘴上，这并非惧怕台湾本身的抵抗能力与意志，而是顾忌美国强大的军力威慑。由于美国国内政治起伏多变，军方直到近几年才推出成型的对台政策——“豪猪战略”（Porcupine Strategy），主张“美国应该充当装甲兵，而不是保护人”。 在此对“豪猪计划”略作解释。这个“豪猪战略”公开见之于媒体，是前北约司令、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2021年7月4日参加纽约WABC 770 AM-N.Y. 周日的“猫圆桌会议”（The Cats Roundtable）透露的。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扩军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针对台湾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军方拟定了一个“豪猪战略”，在未来五年内，由美国负责提供武器与相应的军事装备，让台湾积累大量的防空、反坦克和反舰武器弹药，包括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和移动海防巡航导弹（CDCM）等低成本弹药，一套庞大的无人情报、监视和侦察（ISR）和打击系统，它们有能力摧毁中国昂贵的海军舰艇和海军装备，能够打击大陆沿海目标的反击能力。所有这些，将不断增加中国赢得战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斯塔夫里迪斯说：“这被称为豪猪理论，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变得多刺且难以消化，中国就不太可能想吞并它。” 其目标可以这样概括：台湾成了“豪猪”之后，在战争的沙盘推演中，中国测算到攻打台湾，宛如面对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无从下口，也难以消化，最后就会放弃。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对这一战略心领神会，总结为“美国应该充当装甲兵，而不是保护人”。 豪猪计划配之以统合威慑 这个计划还有一个补充，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开发了“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 API），当考虑 API 的“联盟力量乘数”时，战略计算将发生显着变化。这个子指标是联合的联合军事能力与一个国家的自主军事能力的比率。这个联合军事能力主要是指盟友，主要盟友当然是美国。美国的行动可能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所说的国防部综合威慑概念相一致。据推测，综合威慑意味着在不放弃直接回应解放盟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为台湾）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美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或俄罗斯会面。该战略还将军事要素与经济战结合起来（俄乌战争后的对俄全面经济制裁就是统合威慑）。此外，亚太地区其他美国盟友也将参与。 “豪猪战略”以五年为期，是参考了其他计划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将于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目标，因此台湾定于2027年按照“豪猪战略”完成计划，日本2026年完成新型超高音速反舰导弹的战略部署计划。与此同时，美英也正在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的AUKUS协议——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为了对付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威胁。在盟友们加强军备的这段时期，如同前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所说，美国军队仍然“非常强大和非常有能力”，有能力支援与保护盟友。 唯一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等到五年之后台湾及美国盟友们充分准备好后再发难。这点，美国拜登政府也有办法，以“战略模糊”设计对华政策，包括台海关系，让北京在此之前不会攻击台湾。从逻辑上推演，一切看似十分合理。没想到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让美国的对华战略模糊政策遇到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终结。 中国台海军演其实是预定戏码 针对中国军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4日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北京的挑衅行为是重大升级，是其改变现状的长期企图”，并宣布延长航空母舰里根号及其打击群在南海停留的时间，并推迟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勿庸多言，如果不是顾忌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很难设想这次军演会如何发展——世界都知道，俄乌战争的开局就是俄罗斯军演成为军事行动，北约与乌克兰也做了自认为足够的提防与准备，但目前已成尾大不掉之局。 关于佩洛西访台，目前美国几大主流媒体正在从后果方面反思，说得够透彻也不客气，本文想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佩洛西访台一个意外结果：台海关系格局改变，以前是中美台三角关系，今后台湾只是中美关系框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台湾只是没有多少自主性的谈判筹码。换言之，美国的“豪猪战略”仍然在实施，但美国却从“装甲兵”成了“保护人”——至少在2027年之前必须如此。 那么，回到一个问题：如果佩洛西不访台，中共是不是就放过台湾了？当然不会，只是步子会缓和一些，比如在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这件头号大事的定之前，可能不会有如此大规模演习。这样说的理由是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国防部宣布，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纲要》共6章59条，对基本原则、组织指挥、行动类型、行动保障、政治工作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规依据。 因为内容不详，人们只能从术语的创始国那里寻找解释。“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术语，20世纪90年代在美军的作战纲要等军事文件最先出现，随后被北约、俄罗斯及日本等采用，“非战争军事行动”通常包括军事威慑、国际维和、反恐怖活动、反走私、缉毒、戒严、防暴平暴、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等——虽然中国未公布详细内容，但军事分析人士都知道是针对台湾的。 《华尔街日报》于8月6日刊登《中国实弹军演暗示未来对台战略：逼迫而非入侵》一文，认为这次为期四天的演习于8月4日中午在六个区域启动，这些区域实际上包围了台湾，相当于一次暂时性的封锁。因此，这次演习是一次释放信号的演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称：中国今后更有可能以某种不构成直接冲突的程度来运用武力，这种方式被一些专家称为“灰色地带”战争。 熟悉中国国共内战林彪所部东北野战军的“长春围城”（1948年5月-10月）这段历史，就知道这个所谓“灰色地带”战争就是“围而不打”，断绝城中粮食及各种生活物质供应，最后迫使敌人屈服。WSJ文中因此提到美国必须保证台湾的能源、药品及淡水等物质供应。 美国现在还在努力，想将中国拉回到谈判桌上来。不管最后努力的结果如何，也不论“豪 猪战略”最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在2027年台湾正式完成“豪猪战略”的布署之前，台海冲突的主角，不再是中国与台湾，而是中国与美国。如果要来个“战略场景想定”：从此以后，中美双方在台湾的主要精力今后可能就在如何实施“危机管控”。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上，美国航母及舰群得长期守候，与中国玩“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毛泽东当年打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可能只差一个“敌疲我打”不会被实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8月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8202214010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中国变革之难：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我为何认为《中国：溃而不崩》
何清涟 我与夫君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文版，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数万字。因为面对的是不同国度的读者，日本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经济现状，中国读者则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还想知道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本书是20年前何清涟《中国的陷阱》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说《中国的陷阱》成功地预测了9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向，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就是预测今后20-30年内的中国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我已经作出这一预测。如今14年过去，中国正行进在我预测的这条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预测，乃因为中国早就陷入制度性结构锁定状态，这种锁定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三方面，而且互为支撑，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交汇点上解套，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知识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转型。 毛泽东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正，历经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众常委“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再到习近平戳力恢复的个人专断，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结束了自邓以来的寡头独裁体制，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时代一人独大的高层权力结构。这种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政治结构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更在于政治反对者的主流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斗争理念上与中共处于同构状态。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状态，将产生极强的路径依赖。 经济上的公私之变：从未放弃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近40年改革，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拙著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由于中共从未放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权，在产业布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过对一些产业设置门槛，随时调控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的比重，本书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公私之变”，到了习近平时期，将其前任奉行的“国进民退”产业政策，再次明定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价值观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脱百多年前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模式，只是这“中体”的内容换了，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换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模式，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终只限于器物，即技术与流行文化的形式与表层，拒绝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 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倡明的与国际接轨，指的都只是商业文明方面的开放，与商业规则上的接轨，但在政治方面，中国始终拒绝排斥西方文明，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历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直到胡锦涛时期的“五不搞”，再到习近平的“七不讲”，这种排斥一脉相承，只是用语不同。中共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坚持，以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过其垄断的教育体制与传媒，渗透到国民思想深处。即使号称“政治反对派”的人士，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垄断权力，而不是其垄断权力的形式，无论是其思想意识、还是斗争手段，几乎都复制了中共的斗争哲学。 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中共改革鼎盛时期曾设定一个目标：中国将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今这一梦想早已破碎。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让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在社会普遍贫穷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巨富阶层与一亿多中产阶层，让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时代而非年龄）。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中国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阶层结构转型良机，未能从一个以社会底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化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至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以社会底层为主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在广大农村地区与接近农村的小城镇，社会底层人口占据大多数。这种社会结构，自中国明清以来从未发生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的转型至关重要，它既是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还影响到国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纯受益国，中国却未能完成这种转型，源于政治失败。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共存亡发出警告，罕见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还提到其他不少严重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问题等。但作为中共领袖人物，他只会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可能意识到他的政治举措正在强化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虽然可能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统治会继续维持下去，但结果却会导致中国走上失败国家之途。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我当然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制度性出路。本书将建立奠基于私有产权之上的地方自治作为一条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体是国民，在权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强权；在经济上，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让穷困地方寄生于富裕地区的格局，让各地经济自立而达成自治。地方自治的过程，就是培养国民权利意识、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这是结构性锁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处，从此处入手，或可解决中国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轮回之劫，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也可以安台湾之心，解香港人之难，让西藏等找到一条出路。 苟如是，中国幸甚，中国人幸甚。 邮购网址：https://www.bookrep.com.tw/book/472/483/12498 https://www.bookrep.com.tw/ https://www.bookrepclub.com.tw/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专访曹长青∶连战要联专制害台湾民主
（《台湾日报》记者张振峰台北专访∮）为了群策会「连宋联共卖台」系列论坛，专程来台湾的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昨天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此次出访中国最大的错误也是最大的逾越，就是在北京大学演说时，竟然提「联共制台独」，根本就是「联中国专制灭台湾民主」，连战更大言「中华民族」，以民族主义这样实质民粹诋毁台湾民主；他反讽连战就待在中国作西安后宰门国小的校长或党支书好了。曹长青希望台湾政府面对中共时，坚持台湾主体立场要更明确。 批马英九「首号白痴」 中国方面决定要送台湾两苹猫熊，曹长青则形容，「人家都不承认你家的存在，送你两只小狗、小猫的，值得高兴吗？」，这猫熊就是中国的统战工具。他也提到，连战、宋楚瑜两人急著访问中国，让中共分化台湾内部，已沦为中共统战工具。 针对马英九说两头猫熊在台湾动物园，中国就不会打台湾，曹长青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中国政府专制独裁，从执政至今杀了八千万中国人，光去年就处决了3870人，占全球近二百个国家处决人数的90％以上，世上被处决的人数中10个有9个是中国政府杀的，这样一个连人命都不重视的国家，还会管猫熊吗？他痛批，「马英九是台湾政治人物中的第一号白痴！」 曹长青表示，就连战访北京，《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社论的标题是「The Wrong Taiwanese」（错误的台湾人），直接点明连战是台湾的在野党主席，中国根本就找错人，要谈应该要找台湾人民选出的总统陈水扁才对。而在美国、欧洲各媒体对住在台湾、生活在台湾的人都直接称为Taiwanese（台湾人），例如《纽约时报》提到陈总统时也是称为「台湾总统陈水扁」，看不到有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他直言，国际媒体早就为台湾正名。 连北大演说频耍花招 提到国家认同，曹长青痛批，连战在中国北大演说，竟说「认同这个国家」，根本就是满口谎言耍花招的政客说法，连战是认同什麽国家呢？像他站在台湾演说时，说的国家就是台湾，在美国当然提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北京提显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连战没说是哪个国家，回台就可狡辩，这就是耍花招的政客。 他说，连战是台湾在野党主席，先不论这国家叫台湾或中华民国，对岸都不承认的情况，而连战还是默许对岸，等於是自我否定，中国国民党不再是台湾的在野党，倒成为了中国那八个政治花瓶的所谓民主党派一样了，成了第九个中国政治花瓶。 曹长青强调，国家的组成重要的在制度之分，而非族裔、血统，如美国就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连战的中国之行是用都是一个种族，来回避和掩盖了两岸制度的不同，两岸的根本之争是民主和专制之争。国民党更长期以台独战争论来恐吓台湾人民，这多少让台湾人民担心害怕，而相信中国国民党的说法。 拉拢在野党分化台湾 曹长青也呼应李前总统的说法指出，中国没有能力打台湾，要打早就打了，正因为中国不敢打台湾，所以，现在中国采取统战、分化台湾伎俩，现在拉拢在野党，深化台湾内部冲突，对此，他建议，台湾执政当局，在国家主体立场要更明确，两岸谈判不能只有中国说条件，提什麽「92共识」、「一个中国」，台湾也应提出，要求中国当局承认台湾的主权、主体性，因为这里目前的国名叫中华民国，就应该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 曹长青反讽地说，连战在中国对主权、民主等只字未提，反而在与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真民粹唱和，还陶醉在西安后宰门国小的小朋友对他那种「连爷爷你终於回来了」那种肉麻的歌颂，那连战乾脆就留在中国算了，看是做西安后宰门国小的校长还是党支部书记。 （原载2005-05-04台北【台湾日报】） 2005-05-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中国如此弱智将军，还想打台湾？
张召忠是中国最有名的军事评论家，一是他的头衔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二是一有国际重大战事，中央电视台（CCTV）就请他评论，封为“首席军事专家”；三是他有特殊能耐，能每评必错，且错得离谱，成为全国笑料。 从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战局，“张首席”能够保持一错到底，始终如“呓”，也实在不容易，真是一绝。 这样的草包，居然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教授，还是什麽战略教研室主任，培养指导中国的准军官们。那“草包”下面的等级应该是什麽“包”呢？中国还有些凭唱歌就唱成的“将军”（江泽民最喜欢的宋祖英，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这些“草包、骚包”，还想攻打民主的台湾？到时候他们一定是满头大包！ 面对利比亚的大局已定，反抗军胜利，比利亚人民获得自由，这位每评必错的张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为什麽这次又错了，他的回答跟当年伊拉克战争时几乎一模一样—— 问∶张教授，现在来看，利比亚局势和您当初的预测有哪些不同？ 张召忠∶呵呵，你就直说吧，意思就是我先前对利比亚的局势预测不准是吧。从当前的结果来看，利比亚的局势发展确实超出我的预料。┅┅导致我预测不准的关键是∶我被利比亚人民欺骗了，过於相信利比亚人民对卡扎菲的拥护，过於相信利比亚人民在镜头前的表情了，现在来看，我是被利比亚人民打败了——利比亚人民简直都是表演艺术家，明明在心里头对卡扎菲恨得要死，却非要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卡扎菲的坚决拥护，这个表演水准太高了，这个对我是个教训。（全文见中国鼎盛军事网∶http://www.top81.com.cn/2011/0826/31568\_2.htm 以下附录是伊拉克战争时我写的一篇文章，评论这位中国首席弱智将军∶ 曹长青∶中国人民怀念张召忠 一场短短的伊拉克战争，让两个人出了“大名”∶一个是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他那信誓旦旦随口胡说的可爱劲头，吸引了全世界，如同战事火锅中的佐料，让电视观众吃得津津有味，几乎上了瘾；以致他“消失”之後，人们遗憾不已，还专门设了“我们爱伊拉克新闻部长”的网页，把萨哈夫的佐料名言收集到一起，怀念这位不收费的脱口秀大师。 另一个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被称为“军事专家”的张召忠。这位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点评伊拉克战事的专家，也像萨哈夫那样，以大胆胡说、每评必错出了大名。他虽然没有像萨哈夫那样成为世界级的“佐料”，但也足够在13亿中国人中成为长久玩味的“笑料”。 张召忠评论的可爱劲头，绝不次於萨哈夫。试举几例∶对美军长驱直入，迅速攻进伊拉克，张召忠说这是萨达姆的特殊战略，要诱敌深入，然後以游击战、人民战争，袭击美军的补给线。美军打下了巴格达机场，张召忠说这是伊军战术，故意放美军一码，然後以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重创美军。当美军攻进了巴格达，张召忠则说这是萨达姆像诸葛亮那样设置的“空城计”，待十万美军进城後，来个全锅端，一举全歼美军。当这一切都没发生之後，张专家则抱怨伊军没按他的分析来打，纳闷地说，“几万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到底哪里去了呢”，那口气就像当年电影上国民党军官的感叹∶“共军去向不明，哪儿去了？” 这堂堂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国防大学教授”，以如此这般“智慧”教导中国军队的准军官们的话，那打起仗来，解放军还不得落个比共和国卫队还“不见影”的下场吗？中央电视台和国防大学重用如此这般“专家、教授”，真是一点国家利益也不考虑呵。 别说军事专家，即使是那些只对军事消息稍微撇一眼的普通人们，也在这场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清楚地预测到美军会全面大胜的结果，因为那些完全没有军事名词的常识，任何稍有理智的人起码可以想出四条∶ 第一，美国年度军费开支是4千亿美元，而伊拉克是40亿。美军开支是伊拉克的100倍！这种绝对的悬殊，意味著伊拉克绝对的失败，且不说其他因素。 第二，美国和伊拉克交过手，上次海湾战争，地面战只打了100小时，拥有103万大军的伊拉克就宣告投降。今天那些共和国卫队的官兵们，尤其是军官，都是当年美军的手下败将，那种畏惧心理因素也导致伊军不会有真正的士气。 第三，美国选用了新战略，不再主要依赖陆军和坦克群，而是靠准确的空中轰炸，海军导弹远端攻击，机动灵活的特种部队。这种战略并非军事秘密，在美国媒体和研究所的网页上，关於这种新战略的讨论，过去两年来，至少有上百篇。从张召忠的评论来看，他好像就坦然地在那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瞎评伊拉克”。 第四，美军特种部队的行动，在电视画面上几乎看不到，为了今後继续使用，特种部队的行动方式、作战手段、使用武器等都予保密，既不准战地记者采访报导，更不对外公开。《纽约时报》专文分析说，特种部队在这次倒萨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军白天开坦克进城等，但几乎看不到这场仗到底是怎麽打的，就是因为仗主要靠精确轰炸，然後由特种部队在夜间打的，利用夜视镜、镭射透视镜等各种先进武器，受到特殊训练的士兵，快速的空中运输，绝对的制空权等，来进行心脏手术般的切割摘除战斗。 这些公开的军事资讯，对军事专家张召忠来说应该是常识。而且张专家和平常人不一样，香港记者马玲采访张召忠的文章介绍说，今年51岁的张召忠20岁参军，後毕业於北大外语系，会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在进入国防大学担任教授之前，还在伊拉克工作过。“因为有卓越的军事分析与评论才能，他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聘为特邀军事评论员，令国人熟悉其形象，并在内地享有首席军事评论家之称。” 退一步讲，即使不按“有卓越的军事分析与评论才能”的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来“高标准、严要求”张召忠，只把他当一个“在伊拉克工作过”的学者，他对这次战局分析也是整个一个张铁生，完全交了白卷。因为只要对那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稍有点常识，也会知道，这个仗萨达姆一定会输，而且会输得相当惨。主要是萨达姆积恶太多，民愤太大∶ 阿拉伯国家多有宗教派别冲突，主要是两大派∶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多是逊尼派占多数，只有在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达60％。但少数的逊尼派一直掌权，并欺压什叶派，仅这种宗教欺压就使萨达姆不得人心（起码在占多数的什叶派中）。而且伊拉克还有400万库德人（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萨达姆对库德人的种族迫害更是闻名，一次用毒气就屠杀了五千库德族村民。而从张召忠的评论分析中，人们完全看不到他对这个国家的历史现状等有丝毫的了解，他在伊拉克那些天就像在中国一样，都白住了。 张召忠对专制社会中人民的想法完全无知，根本不知道长期在萨达姆专制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承受著怎样的痛苦，在萨哈夫主管的官方报纸电视的背後，伊拉克的真正民意是什麽。从来都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张教授显然不清楚，专制的城墙貌似坚固，但一遇到自由意愿的风，就会像有70年共产历史的苏联帝国在三天内就土崩瓦解一样，立即轰塌、变成碎片。 伊拉克的萨哈夫眼睛都不眨地坦然否认全世界观众都看到的事实，让人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可恨，真是个可爱的“傻柱子”。中国的张召忠则闭著眼睛冒充老祖宗孙子，在电视萤幕上耍了一套兵法，中国老百姓怎能不感叹∶真是我们的“二柱子”。 美国人为萨哈夫设立的那个网页，刚开通就立刻爆棚，由於全球上网人数激增，导致死机，近日不得不换成大容量的（welovetheiraqiinformationminister.com），可见全世界人民对萨哈夫的“怀念”。我觉得中国人也应该给张召忠教授设立一个专项网页，名字就叫“我们怀念张专家”（wemissexpertzhang.com），像萨哈夫网页那样，把张召忠评论伊拉克之战的那些佐料笑料都收集起来，还有张专家以前对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的胡评等，都放到这个网页上。人们一旦工作累了，写作疲倦了，夫妻吵嘴了，任何事情不开心了，就上张专家的网页流览一下，笑一笑，十年少；如果还不过瘾，再上萨哈夫网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真得感谢张召忠和萨哈夫，没有他们这些佐料，这个世界多乏味啊！ 2003年4月15日於纽约 2014-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新春专论》：台湾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
国务机要费案被起诉後，政坛就有组「第三势力」的风声。现在马英九又因特别费被起诉，在蓝绿两阵营主帅都官司缠身下，好像「第三势力」真的来了机会。但是无论从英美等民主国家的经验，还是台湾的特殊政情，都令人看到，所谓「第三势力」的空间实际上非常有限。而且无论由谁谋划「第三势力」，最後都只有自毁长城这一个结果。 英美等西方国家大体上都是由左（倾向社会主义）、右（坚持资本主义）两大理念而形成的两党政治，七大工业国基本都是这种格局，除法国例外，因该国两大党派都左倾，右翼倾左，左派极左。 ●小党没有政治本钱走「中间」 近年西方也有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但多是左派向资本主义倾斜。像英国工党提出减税，私有化，充分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被视为向保守党的海耶克理念体面地「投降」。美国民主党籍的前总统克林顿当年签署削减福利法案，也被视为向共和党的政策妥协。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被视为向中间靠拢，但在减税、限制福利、强大国防等原则问题上，则没有改变。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小党，没有哪个敢走「中间道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政治本钱。他们都是在各自理念阵营中，由於立场更坚定，光谱更「深色」，才争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把理念模糊化，立场弱化，那他们就会失去深色支持者，同时又由於不是大党，对中间选民没有吸引力，结果两边不讨好，等於政治自杀。 因而英美等国的小党，几乎都是两大政治阵营中，各自一方的理念「极端者」。美国的左翼小党，更强烈倾向社会主义；而右翼小党，则主张政府完全不干预的绝对自由经济。过去九十五年来，美国两党政治中，最大的一次「第三势力」才拿到百分之十九的选票。但他们不是因主张「中间道路」，而是比共和党还保守的德州石油大亨裴洛，提出更右翼的经济政策，结果分了共和党的票，才导致老布什连任失败，民主党上台（克林顿得票率才四成三）。而近年美国左、右阵营的小党得票率，最多才是百分之三点五，连半成都不到。而如果他们提出「中间道路」，则会全军覆没。 ●不顾全大局 就会被淘汰出局 除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惯例外，台湾特殊的蓝绿政情，也难以给第三势力空间。所谓蓝绿，明显是两种认同的选择∶「蓝」认的是中国，「绿」认的是台湾。而且随著民进党执政後走本土化，更刺激国民党反弹，他们不仅「联共」，要「终极统一」，马英九甚至矢言，对已正名的机构，如他执政就改回来。这种「蓝绿」对峙，不会随经济等其他因素改变而降低。 在这种特殊政治格局下，如果哪个政党说要「不蓝不绿」，实质等於说既不中国，也不台湾，不关心「国家认同」问题。而一个政党远离了政治核心议题，其实就是自我选择出局。 没改变方向之前的「台联」原在绿营中的地位，以及「亲民党」在蓝营中一直扮演的角色，都类似英美的小党，是本理念中更「深色」者。宋楚瑜在市长选举中惨败，声明退出政坛，但亲民党却不会提出不蓝不绿的中间路线，因为它的基础是「深蓝」，离开这种「深色」，它就无法存活。 ●权谋文化跟强人 选举文化跟民意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提出要走「不蓝不绿」中间道路的，多是曾为绿营的人。像倒扁第一波的所谓「亲绿学者」，後来高喊「超越蓝绿」的施明德等。而这些声称「不蓝不绿」者，其实最後都是向蓝色靠拢，或者实际上起到给蓝营助阵的作用。 有人批评说，在目前蓝绿对峙的政坛下，想搬弄政治风潮，组什麽「第三势力」，这又是想走一条「权谋」之路。实际上，今天在台湾，谁还热中「权谋」，谁就是「时代错位」。在国民党时代，由於是专制政治，所以「权谋」横行，政治是黑箱作业，暗盘分赃；权谋政治的最大特点是「跟人」（权力者），因为是人治。而今天台湾已是民主政治，是选举文化，政治人物只有「跟民意」这一个选择。竞选与投票，使权力透明化，民意是权力的来源。权谋不仅损害民主政治本身，而且也根本行不通。 ○八年的总统大选，蓝绿双方都认为非常关键。对绿营来说，有人说这是台湾四百年历史以来最後一战；蓝营则感觉，它将是决定中国国民党是否被历史埋葬的一战。马英九因特别费被起诉，很可能会刺激蓝营的危机感，反而使他们更同仇敌忾，凝聚力量。因此绿营更应该团结一心，振奋士气，打赢这关键的一战，任何一步棋都疏忽不得。在这个历史时刻，任何政党或领袖，到底是为了台湾的前途和利益而打拚，还是玩权谋，为私利，都将受到严格的检验。 ——原载《自由时报》2007年2月25日“星期专论” 2007-02-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中共暴政猛於虎
中国古语说，苛政猛於虎，是说严苛的帝王朝廷，对人民的欺压比老虎还要凶恶。今年是华人旧历的虎年，从中共当局最近的举动来看，都不是苛政，而是“暴政猛於虎”。 作家刘晓波，只是因为写几篇文章，起草一个呼吁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就被判了11年徒刑！他提出上诉，但二审短到只有十分钟，只是宣读一下维持原判。一个人有几个11年？刘晓波的妻子要守空房11年，他年老重病的父亲很可能就无法再见他一面！刘晓波现在五十多岁，从监狱出来就要六十多了。仅仅是用文字表达一种想法，就要付出蹲11年牢、在监狱度过四千多天的代价！这是一个多麽残忍、野蛮的政权！这不是暴政是什麽？ 在二审刘晓波之前，中共当局又判了维权作家谭作人5年徒刑，因为他曾在四川大地震时，为那些遇难的学生和孩子打抱不平；当时很多校舍因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而倒塌，导致上万名孩子遇难。他帮这些遇难的孩子和家属打官司，争取一点公道，结果他就被判刑。按任何常理，应该追查的是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官员和建筑者，但那些人没被追究，更别说判刑，而为这些孩子喊冤的维权作家，却被抓起来，现在又被重判。整个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谭作人提出上诉，报导说，二审时，整个时间不到五分钟，也是宣读了维持原判就完了，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而言。这不是暴政是什麽？ 更早几天，只有二十岁的山东青年薛明凯，只是因为在网上加入了海外的民主党，就被判刑一年半。判决书列举的“罪证”说，这个青年三年前就跟人说要组党。而三年前他才17岁，还是一个大孩子！中国的宪法上不是说公民有结社自由吗？薛明凯只是在网路上加入了海外的民主党，没有任何实际活动，怎麽就够成了“颠覆罪”，被判一年六个月？共产专制下的中国，从来没有执行过它自己的宪法。这个政权不是暴政是什麽？ 而曾主办人权网站的维权人士黄琦，因为向西方世界揭露中共当局如何践踏人权，就被说成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被判刑三年！他提出上诉，当局立即驳回。黄琦的妻子说，可能是书面判决，二审都没有开庭；因为家人和律师都不知道。黄琦怎麽能持有国家机密，他从哪里能获得机密？如果他真的能拿到机密，那是哪个政府官员泄密，怎麽没看到调查审理泄密的官员？这一切，都是当局想怎麽处理，就怎麽处理，土匪一样地无法无天。有人曾说，一个国家有土匪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是土匪。这样毫无法治，更别提人权的政府，不是土匪政权是什麽？ 也是维权人士，而且是盲人的陈光诚，三年前因为帮助农民维权打官司，结果也是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了四年零三个月。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被关在监狱，他的个人生活料理等，将是多麽艰难。但他身体有病，监狱却不允许他的妻子去探望和送药，简直就要把人活活折磨死。最近有报导说，一年多来，当局第一次允许他家人去看望。他妻子从遥远的农村赶到监狱，但却被告知，见面之间只有十分钟。一个盲人，和妻子“隔绝”一年多了才见这一次面，只给十几分钟，还被警察在旁边严密监视，连句夫妻之间的话都无法说。这是一个多麽残忍、毫无任何人道的野蛮政权！ 中国的另一个维权律师高智晟，只是因为呼吁当局停止迫害摧残法轮功练习者，就被当局抓走，後来在国际舆论下，判了缓刑。可不久他又被当局雇用的黑社会绑架，遭到电棍击打、围殴、甚至被用牙签扎生殖器等各种残忍手段的迫害摧残。高智晟下落不明已经一年多了，人们甚至担心，他是不是被迫害致死？这样一个像黑社会般政权，不是暴政是什麽？ 中国进入虎年，真是暴政猛於虎！这样的暴政不被结束，中国人就永远处於随时要被虎吃掉的危险，根本不可能有自由。和中国相比，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就因为美国人敢於反抗暴政，赢得自由。至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佛逊纪念堂屋顶，还刻著这位美国第三届总统的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发誓，向残害人类心灵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远宣战。”在虎年之际，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了解这些被残酷迫害的事件，更坚定结束暴政，建立一个自由中国的决心！ 2010年2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欧元是 2012 全球最大威胁
全球股市大幅波动的2011年结束了。中国的龙年光临，会不会带来龙年大吉呢？美国有百年历史的老牌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属下“预防行动中心”最近发表一份由三百多名官员、学者、记者及政策分析师汇整出的报告，预测2012年对美国的十大威胁，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动荡、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冲突等，但首推是欧元危机，被视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 “欧元”为什麽会威胁美国？在过去的这一年，人们已经领教过了，一个欧元区的小小的希腊，就把世界经济牵累到一片哀号！更令人担忧的是，欧元区17个成员，很多都有这种“症状”，尤其是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四国英文字头合为pigs，戏称“猪国”），可谓同病相怜，如“四猪”一起发作嚎叫，全球股民更会胆战心惊，丧失信心而不敢投资。 在岁末之际，欧盟采取了三项较大的措施试图舒缓危机，一是给予希腊拖欠欧盟的债务减半，类似於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二是增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一万亿欧元，以对经济“救火”；三是集资2750亿美元注入“世界货币基金”，准备一旦“四猪”都发作以“援救”。 但不要说四猪发作，只是其中一个希腊，其国民生产总值（GDP）才三千亿美元，只相当於通用汽车对美国，都把世界股市冲击得七上八下。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发作”，这两国经济规模一万六千亿美元（是美国的九分之一），这两个“牙”，就能把世界经济咬得遍体鳞伤。 为什麽几个欧洲国家的经济有这麽大的影响？甚至被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视为“头号威胁”？因为它们不是单独国家，而是统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这些国家相互连结（主要通过货币），连锁反应，一损俱损。一国感冒，全体欧元区发烧，进而传染整个世界经济。 欧元区17国的经济水准参差不齐，不仅国民生产总值不同（葡萄牙是西班牙的七分之一），南北欧的国民收入更是差别巨大。不要说南欧国家的人均收入远低於富裕的北欧，西班牙的人均收入，都低於欧元区平均水准的7％。 但为什麽要组成欧元区，这不是自找烦恼、人为制造灾难吗？这有历史原因。主要跟热衷欧元区的法国有关。法国人历史以来有一种“一统”“一致”“整体化”的精神状态（mentality）。这种“团结一体性”（Unity）当年就害苦了法国，今天又在闹世界。 近代人类有两场革命影响巨大。一是美国革命，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一是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王朝。两场革命前後脚爆发，只差13年。美国国庆日是7月4日（发布《独立宣言》日），法国是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日），只差10天。所以有历史学家称之为“姊妹革命”。 但两场革命的结局却完全不同，美国由此建立了民主宪政，成为人类最富有、强大的国家，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而法国大革命则制造了恐怖，用断头台滥杀无辜，成为人类最血腥残忍的一页。 两场革命所以结局不同，有很多历史文化等原因，但跟当时美法两国的知识精英的理念不同有直接的关系。美国人追求的是个人权利，法国人热衷的是“国家整体性”。美国重点放在“个人”，法国重点放在“人民”。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结果就大相径庭。 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强调的是个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用“天赋”加以保护，使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美国宪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後来被列为《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人权法案”，更是明言怎样限制政府权力，包括明令政府不可建立国教，国会不可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士兵不可擅进私宅，甚至对嫌犯“保释金”不可过高都有限定。 从这种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出发，美国建国之父们强调，政党、派别、反对派存在的合理和必要性；不可“统一”人的想法；他们甚至提出“政治吵闹” （tumult）必要论。美国宪法主要起草者麦迪森把16世纪义大利理论家马基维利的“政治吵闹不仅是政府之外的力量，甚至就是政府本身。没有政治吵闹，就没有政府”等原则精神纳入了宪法。他们一再凸现个体、重视人的不同性；认为“不同”才是正常的、健康的；而“群体、统一”才是可怕的。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所以曾说“当代最伟大的事情是美国的崛起”，就是因为美国确立并证明了∶充分尊重个人，保护个体权利，承认意见冲突，政治吵闹是政府本质，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拒绝大一统和整体化等，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当年法国却完全相反。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们，强调的是“国家”和“人民”，提出法国“整体”（Unity）不可分割性，把“国家民族”作为最高原则。结果任何不同的声音，任何政治反对派，甚至後期即使有人对革命不积极、不热情，都被视为“国家的叛徒”“人民的敌人”而被送上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最坏的一场政治试验。後来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全都是这个模式，以人民的名义，国家的名义，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摧残每一个体，建立暴政。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本质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Vs.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宪政和专制的选择，是人权和暴政的区别。 法国人从大革命开始，自相残杀（後有拿破仑的对外征服和杀戮）了85年之後，才建立了被视为差强人意的“第三共和”的宪法。後来又制定过几部宪法，并有多次修改。而美国宪法，从制定後，除了增加27个修正案（其中前10个是一次通过的权利法案），其他都没有动过。就是因为，美国宪法的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这个基石是坚固的，稳定的，符合人的本性，成为宪政民主的的立国之本。 今天欧洲又在法国的牵头下，在为了“统一欧洲大陆”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支持、联手下，弄出这麽个要经济统一欧洲的“欧元区”怪兽，它时而露一下狰狞，就把世界股市震碎几根筋骨，而股市是牵动经济发展的命脉，经济又直接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安身立命。 这就是为什麽美国人像当年恐惧、厌恶法国大革命一样，把欧元危机，视为当今世界超过恐怖主义最大的威胁。因为面对这种威胁，即使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也不仅拿不出对付恐怖主义时那种优势，更时刻有自己也栽进去的危险。这一切的祸根，是“大一统、集体主义”的思维，是社会主义道路。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1月 2012-01-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阿波罗网站记者就德国之声事件对何清涟的专题采访
（2008年11月6日） 阿波罗网站记者：这几天，德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登载了一篇对您的专访，并发表了中共党内民主派与各界知识分子就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的声明，一些中文读者很想知道您在那篇专访中谈了什么内容？ 何清涟答：这次采访发生于半个月之前。问题主要涉及几方面，第一是中国是否正在朝向新闻自由前进？第二是中国人民是不是只追求金钱，不想要新闻自由？如果是这样，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是否就是合理的？第三个问题是针对张丹红谈的中国政府让4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中共因此比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更好地实现了《世界人权公约》第三款？第四个问题是中国的宣传是否在操纵外国的媒体。第五个问题是有关我曾为德国之声写专栏的事情。 这几个问题，我其实在《雾锁中国》的前言及有关章节里已经谈得够清楚了。我确实研究过中国政府如何对海外媒体（不止于中文媒体）施加影响，也深切感受到各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如何“自律“并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中共在海外利用所谓“统战三宝”即华文媒体、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也有相当的了解――附带说一声，“海外统战三宝”不是我的说法，而是中共统战部总结海外统战“工作成绩”时的说法，有兴趣的人可以到中国统战部的历史文献中查找――因此做了些简单介绍。采访笔谈用的是英语，总共十个问题，是否全部译成了德文，我因不懂德文，还没法判断。 阿波罗网站记者：据自由亚洲一篇中文报道，采访中谈到德国之声曾按照中宣部的要求停止您的专栏写作，最近又想请您恢复写作，被您拒绝。但有关介绍非常简略，您能否介绍一下情况？ 何清涟答：这件事情发生于2005年。2005年3月开始，德国之声中文部约请我写中国评论，每星期或半个月一篇，倡导者是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德国人，具体联系人是张丹红。她来信说在德国科隆见过我，当时人太多，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合作开始几个月还算愉快。但大约四个多月之后，我感到与张丹红的合作有些不顺。到了8月份，张丹红写信谈，我不应该写评论，按照德国之声的规则，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撰写评论。我告诉她，最初约定的就是写评论，你也是这样与我联系的。如果贵台已经改变想法，中止合作也没关系。当时，其实我听到了一些消息，比如出于现在已经公开的亲共倾向这一原因，我的文章很少被该台网络部上传中文网页。所以虽然知道张丹红谈的只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但这种合作需要双方愿意才行，不能勉强对方。 事情过去半年多，大概是2006年3月份左右，我从北京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张丹红此举是因为德国之声负责人访问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会谈时，该名副主任对德国之声约我写作专栏很有意见，并举出我对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腐败而入狱的分析为例，认为完全是不实之辞。我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说国家统计局是清水衙门，邱晓华的腐败情节并不严重，因此打击邱与其说是因为邱的腐败，还不如说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现在的事实证明我的分析合乎事实，邱晓华现在不仅出狱，还得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体面工作。这就是因为他得到本派庇护的结果。 我当时因这一消息太过离谱，一家民主国家的媒体竟然会因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意见而主动找藉口停掉一位异议作者的专栏？于是去查证，结果从国内另一管道得到的消息证实确实如此。这使我对德国之声的亲共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因为两个消息来源我都必须保护，于是保持沉默。即使是今年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发生后，我也不想公布此事，考虑也很简单，这事件牵涉到社会公器的是非原则问题，我如果发言，会让人觉得是因私人过节报复德国之声，影响这场讨论的深入。 今年10月7日，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因给我来信，说想请我为中文部写评论，这次的题目是评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而此时正好是德国国内就张丹红事件对德国之声报道倾向讨论质疑之际，这样一来，这种邀请就明显地带有利用异议人士为德国之声信誉背书的嫌疑。对此我感到受侮辱，一是认为德国之声缺乏自爱自重，为他们感到羞耻；二是因为他们以本身的功利主义立场去推想他人行为，实在是对他人人格的侮辱。对这种要求，我根本就不想理睬。此后我问一位住在德国的朋友，德国之声是不是处在信任危机之中？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几天之后，这位德国记者与我联系，她在采访中问到发生于我身上的这一事件，于是我就公开谈了此事。只是这位记者把我提供的英文采访稿译成德文时，将英文原文提到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译成了“一个政府宣传部门”，有中文媒体由此误以为是“中宣部”。在此我作一澄清。 阿波罗网站记者：德国之声这类媒体的亲共宣传在帮助中国政府粉饰形象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媒体与这些媒体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何清涟答：应该说，这类媒体的亲共宣传起到了中国国内媒体无法起到的欺骗作用。中国国内媒体因为其担任党的喉舌这一角色，公信力太差，在政治社会问题上，人们早就将其称之为制造谎言的机器。所以对中国国内媒体的宣传一般抱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这是极权国家的惯例，当年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就说过，每当苏联发生事情，他最先不是看真理报怎么说，而是收听美国之音的俄文广播。原因是他根本不相信党媒会讲真话。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做海外统战工作，比如用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上广告）的方法控制了绝大部分海外中文媒体；用利益诱饵对国际几大广播公司中文部工作人员作统战工作，再用“中国市场庞大”这把“青草”在那些亟欲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媒体――我将其称作“驴子”――的鼻子前晃动。让他们“自律”，用比较软性的方法对中国多唱赞歌，少批评。然后再将这些媒体的报道选择性地登载于国内媒体之上，告诉国人，中国获得巨大进步得到了国际承认，而且这样赞誉我们的是国际著名媒体，难道这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国际著名媒体是用自己的公信力为中国政府在背书。 我曾经谈过，所有国际媒体有双重属性，一是作为企业的属性，这点决定它们任何时候都有追求利益的冲动；二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媒体应该遵循追求事实与坚持社会公义的原则。在中国政府软硬兼施的操控之下及进入中国市场这把“青草”的诱惑之下，不少外国媒体放弃原则而追求利益。媒体从业者也同样出于职业利益考虑。不过，许多海外华裔媒体人对中共的歌颂比较隐蔽与技巧，象张丹红这样毫无顾忌直接当中国政府传声筒，原样照搬中共语言来赞美中国的人权进步还不多见。这只能说明她在德国之声高层的纵容下说顺嘴了，忘乎所以，角色错位，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阿波罗网站记者：如何才能提高华人读者辨别这些新闻的能力？ 何清涟答：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国内外读者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从国内读者而言，首先，他们共同面临的是信息封闭的环境，获得信息的能力与自己上网技术的能力成正比；其次，他们愿意相信什么，与自己在国内等级阶梯上的位置有关。比如我那本《雾锁中国》在中国新闻界有许多人读过，但反馈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类。一类认为揭露了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一页；还有一类的反应令人难以想象，我听了都吃惊。这类反应并未否定这本书揭露中国政府制度化控制媒体的真实性，但价值判断却完全相反，认为中国政府确实在控制媒体，但这种控制是必要的，是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如果不控制天下就要大乱。 但国外读者的信息来源不受限制，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而决定这种偏好的往往是自己在中国的家庭背景、经历，以及现在与中国关系的紧密程度。在不能否认中国人权现状以及种种社会问题时，一类人的反应是“家丑不应该外扬”，至于中国人在国内有无讨论“家丑”的自由，他们是不肯正视的。这已经不是对事实的判断问题，而是良知问题。比如我知道一位曾在欧洲大媒体工作过的记者，曾因采访在上海被国安抓住，关在一间小屋里殴打，一位国安人员将其从房间这边一拳打到房间的另一边，而另一位则将他从另一边又踢回到这一边。当时他谈到这件事情时那种愤怒溢于言表之态，我至今记忆犹新。但现在这位先生在中国帮一家欧洲媒体办一个大网站，几乎从不触及中国的问题与社会矛盾。如果说看《财经》、《南方周末》，读者还能读到一些揭示社会问题的文章，这个网站几乎歌舞升平，天下大治。这就不是对中共本质没有认识的问题，而是利益驱动的问题。 研究受众如何接受信息，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专业课题，今天在采访中只能谈这个最本质的问题。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希腊祸害世界的内外因素
希腊拒绝偿还欧洲债务，并决定7月5日举行公投，摆出要退出欧元区的架势，结果导致全球股市应声暴跌，周一（6月29日），美国，中国，日本，欧洲这四大经济体，跌幅都愈2%（中国超过3%，欧洲超过4%）。全球股市单日损失数千亿美元。在股市大跌之日，《标普500指数》把希腊的信用等级调降到“垃圾级”（junk territory）。 希腊人口才1078万（只相当中国广州市的人口），其生产总值（GDP）只占世界0.2%。这样的小国怎会如此影响世界经济，这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另外，希腊本身经济出现问题，本应更理性、谦恭地接受外部援助的条件，怎麽动不动就摆出赖帐姿态？你借人家的钱，还敢蛮横无理，这里发生了什麽问题？ 细究起来，这有内外两大因素，既是希腊内部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群体心理造成的，也跟法国德国的“大欧洲乌托邦”幻想导致的纵容默许（希腊赖帐）有直接关系。 人们谈到希腊，总想到那个产生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荷马史诗、原始城邦民主的希腊。但今非昔比，希腊不仅绝非欧洲文明中心，甚至沦落到一个巴尔干半岛的落后国家。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宗教原因。 人类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政教合一的窒息，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从“上帝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觉醒，人类才发生重大变化，文艺，科技，经济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重大的人类变革阶段，希腊却没有跟上潮流。因为希腊全民信奉东正教，而没有乘著文艺复兴的浪潮而文明复苏；这个文明，就是后来英美所代表的保护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想价值（及在这种价值上建立的体制）。 广义的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这三大派中，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被视为基本教义派，也就是更守旧，更陈规，更讲究繁琐仪式，也是最强调均贫富等左倾教条的。 梵蒂冈是天主教的训导中心，现今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原阿根廷主教）是全球最左倾、最装模作样、最虚伪的宗教领袖之一，他一会跑去古巴跟独裁者卡斯特罗谈天，一会发公告呼喊全球气候过暖，一会主张成立全球政府，统管世界（他就会成为全球政府的国师）。 东正教跟天主教相比，就更差了。因为在传播均贫富、反资本主义和装模作样等仪式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有两个主要国家都是东正教占绝对地位，一个是俄国，一个是希腊。东正教对这两个国家的损害都是无可估量的。共产主义在俄国起源兴起（输出后使中国深受其害），很大一个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传播东正教的均贫富、抵制资本主义的结果。当时俄国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都是狂热的东正教信徒。他们都是斯拉夫主义者，也就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主义分子。其思想根源是群体主义，而不是英美文明的个体主义。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不仅要民主化，也要“去俄罗斯化”，也就是去掉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俄国毒素”，这个毒素就是左倾的群体主义（视国家、社会、群体的价值超过个人）。 希腊是东正教的发源地之一。不要说当年，就是今天，东正教还是希腊的国教，一千多万人口中，98%信奉东正教，可谓全民皆“东正”。今天希腊国民中普遍存在的贪图福利，劫富济贫，要躺在别人（欧洲其它国家和人民）的税款上吃大锅饭的心理，跟东正教的反富观有直接的联系。 当今世界有个显著的经济现像，凡是东正教、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贫穷之地。例如拉美国家（墨西哥和巴西等。天主教的宗教语言曾定为拉丁语，新教是英语），亚洲的菲律宾（人口83%是天主教徒；亚洲国家的经济全部都腾飞，只有菲律宾拖后腿）。今天希腊的经济困境，还有俄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普京挥军侵占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得到69%的俄国人支持）等，都可以从东正教中找到心理原因。 第二，地理原因。 希腊虽地处欧洲，但在欧洲的最东南端，是个半岛，三面环海（地中海等），北部相邻的都是原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再北点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在上述那种均贫富、反富的东正教基础上，再加上共产国家的贫富阶级斗争学说的包围渗透下，可谓里应外合，希腊的共产党势力曾一度很大。他们上山打游击，跟政府军作战，导致希腊局势动荡。在二战之后的非共产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大到几乎颠覆政府，一个是全民信佛（印度教）的尼泊尔，毛派势力曾主导全国除首都加德满都之外的主要地区，再一个就是希腊。直到南斯拉夫的铁托跟斯大林闹翻，因希腊的共产党选择站斯大林一边，铁托停止了援助，希腊共产武装才逐渐式微。但是那种近乎全民的左倾（否则共产党怎麽会有生存空间），却没有消失。 第三，右派政变原因。 正由于希腊的共产势力经久不衰，左倾浪潮汹涌，才导致右派反弹。1967年希腊军方为阻止共产党卷土重来，而发动了政变，建立了亲西方保守派的军政府。政变当然违背民主原则，美国政府等并不赞同，认为是“强奸民主”。但当时非常了解希腊实情的的美国中情局驻雅典的主管处长毛瑞（Jack Maury）则反驳说，“你要怎麽强奸一个妓女”？ 希腊军政府只维持了七年，1974年就被结束。但这场军事政变和短暂的军政府，却为希腊的左倾势力高涨，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因为你是用政变手段获得政权的，给了西方左派们（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左媒）一个绝佳机会，来攻击军政府，讨伐保守派。这很像南非的白人政权，他们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被西方左派痛斥围剿，因为这给了西方左派们一个理想的机会来显摆他们的政治正确，他们的占据道德高地。 希腊的那次军政府之后，该国的左翼势力就反弹到登天了，保守主义势力在这个国家，简直就再无翻身之日。对希腊军政府遭到的全球左翼围剿，可以从中国人很熟悉（更有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代表作《男子汉》一书中了解。法拉奇晚年成为坚定的保守派，尤其在对抗伊斯兰主义上，几乎成为全球右派的勇敢发言人。但她早年却相当左倾，竟然跑到希腊，支持当地的左派势力。她的那本《男子汉》，就是以刺杀军政府首脑的左倾激进分子为主角（是纪实作品），写这个她眼中的“男子汉”如果在军政府的监狱中英勇不屈。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竟然爱上了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著炸弹的冷漠男人”，跟他结了婚。 晚年的法拉奇，从不再提她的希腊这一段，很可能是痛悔至极，因为聪明如此的法拉奇，当年竟然跟左派刺杀分子同居、结婚过。从《男子汉》中的描述来看，法拉奇的这场婚姻，并不是爱情超过意识形态，而恰恰是左倾思想把她跟那个激进分子连结到一起。虽然法拉奇的《男子汉》几乎竭力歌颂这个激进分子，但从其它资料仍可看出实情∶当法拉奇告诉她的“男子汉”自己怀孕了，他竟然跟她商量怎样分摊打胎费。最后没花一分钱，是她的“男子汉”在情绪无法自制的暴怒下，踹了法拉奇一脚，把孩子“打”掉了。 第四，家族统治原因。 希腊虽然战后就是民选制度（除了军政府那七年），但希腊的总理，总是叫“帕潘德里欧”。2011年的希腊总理是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s），八十年代的希腊总理还是帕潘德里欧，他是乔治的父亲（做过两任总理）。四十年代的希腊总理，是乔治的祖父（做过三任）。仅这一个家族，就出过六任希腊总理。 当希腊总理不是“帕潘德里欧”时，就是另一个家族当政，在50到70年代，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Karamanlises）曾四次当选希腊总理。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总理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的侄子。 这种家族统治说明什麽？说明希腊人仍沉迷于名人（名家族）崇拜的群体主义思维之中。这种家族势力/家族崇拜等，往往都因为政治世家的领袖被暗杀而中断，例如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有这种现像。 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一直非常左倾，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当年是左派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驻英国大使，当丘吉尔请求美国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入侵时，肯尼迪大使强烈反对，认为美国不应干预欧洲事务，不要引火烧身，不能与纳粹德国交恶，所以罗斯福政府开始时根本没有支持丘吉尔的英国。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他的当司法部长的弟弟，最后都被暗杀。再加上几年前肯尼迪总统的唯一儿子驾飞机失事身亡，才等于肯尼迪政治家族的基本终结。 印度国大党更是左翼政党，国大党创始者尼赫鲁及家族曾长期执政，仅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就前后在印度掌权32年！后来英吉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都被暗杀，印度的家族统治才被暂时中断。拉吉夫的儿子去年出来跟印度右派人民党的候选人莫迪竞选，结果惨败。但他仍觊觎东山再起，所以印度的政治家族还没有完全断气。 第五，错过改革良机原因。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人类又一重大变革时期。东欧国家纷纷结束共产专制，进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在西方国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都是保守派）联手，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场经济革命，给英国、美国及欧洲等世界很多国家都带来显著益处。中国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起步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今天的一切经济发展和富有，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但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希腊却沉迷于社会主义的幻梦之中。几乎整个八十年代，希腊都是“泛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欧当总理，他在左派学术大本营的美国哈佛上过学，然后到美国西海岸最左倾的加大伯克利教书，他对市场经济极为反感，热衷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据统计，在他执政的八年期间（81-89年），希腊的国有经济比例大幅增长，他卸任时增至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5%。而同期美国的国营比例低于15％，英国低于20％。 上面五个因素的综合发酵，导致希腊的左倾病越来越重，上次希腊危机爆发时，希腊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欧盟，打出的旗帜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最近希腊大选，泛社会主义的政党下台，当选的总理是更为左倾的前共产党人。在前东欧国家都脱离共产主义的今天，整个欧洲只有希腊，从政府、到国会，到民众，还在昂首阔步地迈向社会主义！ 但是，仅有这些内因，小小希腊的经济困境，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大跌的地步。其外因是，欧元区主要大国法国、德国领导人的纵容，才导致希腊敢如此撒野、耍赖。 事实上，希腊经济规模很小，只占欧洲的2%，即使崩盘，也是自毁长城，对整个欧洲，更别说世界，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在希腊的耍赖（威胁退出欧元区）面前总是妥协退让，他们怕希腊退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解体，所以不断加码援助，跟希腊更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只要有欧盟，有欧元区，就可继续圆他们“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就可做“老大”，扮演欧洲领袖的角色。 这里法国的心理可想而知，那个曾发明断头台、有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拿破仑的征伐杀戮，二战时投降纳粹德国等丑陋历史的国家，今天更是欧洲以至世界的左翼大本营。那个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就推行左派的大幅增税政策，把法国的经济弄得一团糟，他的支持率已降至全球第二低（只有12%；第一低是台湾的马英九）。所以法国支持希腊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要把希腊留在欧元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思想连体婴。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不可原谅了，她跟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同，在政治光谱上她是保守派，右派来纵容左倾的希腊，就不合逻辑了。 但默克尔有她的背景，她原是共产东德的地方官员，即使出任了德国总理，也没有改变她的这种成长烙印。设想，如果默克尔公开讲话∶希腊要退出欧元区的话，请便！那希腊早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耍赖和威胁了。今天希腊的这种局面，默克尔要负很大的责任！ 如果今天的德国总理不是默克尔，而是敢想敢做、坚定信奉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希腊早就老实了。雅典所以敢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默克尔，更有奥朗德们的软肋——那种要当欧元区“区长”的虚荣和野心。所以才一再敲诈，耍赖，反正“哭闹的孩子有糖吃”。 如果7月5日的希腊公投结果是拒绝欧盟的援助条款，等于希腊向脱离欧元区迈出一大步。这就要看德国法国等，能不能看清希腊的诈术，毅然允许希腊退出。 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不仅对整个欧盟的经济有好处（不再受希腊的威胁而股市动荡），对希腊本身，也是根本出路。因为不管希腊怎样左倾，只要由它自己主导经济，它就只能向右转，走向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而不是延续大锅饭。那些前东欧共产国家，结束了专制之后，在根本没有获得希腊这样欧援的情况下，全部都经济改革，所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比希腊好。因为你不改革，就自己遭罪，根本无法找到外部的“替罪羔羊”。所以，如果希腊有勇气、要脸面、懂得自尊的话，就真的退出欧元区。虽然那暂时会使希腊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更加动荡，但从政府到人民，都会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就会被迫改革。而只有全面改革，改掉社会主义政策，重新走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希腊才能有新生，希腊才会有希望。 2015年6月3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6-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中国经济：纵火与消防的循环（一）
最近半年，我几乎不再多谈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的经济的方方面面多年来已经反复分析过，再谈已了然无趣。比较有意思的是，即使职在管理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一年多以来，热衷谈的也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温总理不谈经济谈政治的背后 从去年温相在深圳开谈“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演讲，提出“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再到今年9月14日温相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不谈经济谈政改，而且具体化为“五点”。尽管一次比一次的内容更具体，却没有为他赢来更多的掌声。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口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安抚被通胀、失业、腐败、泛滥的特权折磨得心力交瘁的中国人。 我却从中读出一个悲哀的信息：中国经济已经无可再谈，这无可再谈是因为无药可救。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提振内需；无论是引进外资激活内资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已经无策可施。有人说，温相是为自己身后名声考虑，故此才大谈特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我想这并非全部，实在是因其在副总理与总理任上长达十几年，药方一剂剂试过，知道已经无药可施。由于中国经济的引擎由政府发动，从总理朱镕基1993年开始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说得好听一点，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过热—降温——再过热—再降温”；说得难听一点，是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政府“纵火—消防—再纵火—再消防”的循环往复。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如纵火，一旦火成燎原之势，又赶紧调控，于是就出现中国经济界习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经济病根由政府而生，就经济谈经济又有何用？多谈等于打自己嘴巴。这就是温相不谈经济谈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胀为何与中国经济的增长相伴生？ 先概述改革以来的四轮经济过热发生时间及其主要特点。 第一轮是1987—1988年，中国这两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1.6%和11.3%，直接导致1988—198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18.8%和18.0%，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轮是1992—1996年， 6年间GDP增速各年均超过10%。第三轮是2002—2007年，中国GDP连续6年高速增长，其中5年增速超过10%左右。但排除了上涨极其迅速的房地产等消费品在外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起来却维持在低位运行。第四轮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与房地产过热）则是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四、五万亿救市所致，即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而且主要是政府“过度投资”，而这投资的资金不少来自于银行印钞票，通货膨胀这只老虎终于被放出笼子。 如果要追溯根源，中国今天难以收拾的通货膨胀，以及难以改善的经济结构，就是在第三轮经济过热时埋下的。说起来有几大因素： 第一，因为第三轮经济过热已经与前两轮有很大的不同。前两次经济过热是在“经济短缺”的“卖方市场”背景下发生的，通货膨胀极易表现为短期内快速的物价全面暴涨。而第三轮经济过热则是在市场供给畅旺、大部分消费品形成“买方市场”格局下出现的，表现为 “先结构性上涨、后加速全面上扬”的过程。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结构性。 第二，第一轮经济过热只有高通胀相随，第二轮股市和房市刚冒泡沫就被朱相的宏观调控强压下去了。但第三轮经济过热，财富增长的四大板块就是土地、矿产、金融与股市，中国金融行业与超大型国企都需要上市圈钱，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在这段时期形成对土地的高度依赖，结果必须是导致股市泡沫与房市泡沫联袂而至，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催化，推动物价上涨。为第四轮经济过热的通胀埋下病根。 第三，前两次经济过热的动力源主要是国内因素，而第三轮经济过热的动力源却有诸多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有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定，比如此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度依赖外部资源时期，无论是石油、铁、铝还是其它矿产，只要加进了“中国因素”，就立刻改变世界市场的供求格局，价格飞涨。比如中国外贸的顺差等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需要央行发行货币来“购买”，因此埋下了一个重要的通胀因素。至于中国第四轮更是完全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膨胀。比如在世界都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之际，各国都在想办法收缩调整，挤泡沫，中国却反其道行之，非但不挤泡沫调结构，还投入巨额资金救市，希图维持“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虚假繁荣，甚至得了头大症，对“中国拯救世界经济”这种说法甘之如饴。 （对第四轮及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请见后续文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9月2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china-economy-part-1/）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中国有无数个石燕飞
——剖析邵阳石燕飞纵火悲剧的社会背景 8月27日，我的故乡湖南省邵阳市再次以一件恶性事件成为中国的新闻焦点。这天上午10时多，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清泉大厦6楼会议室发生纵火案，造成3人死亡，4人烧伤。纵火者是公司内休职工石燕飞，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名小孩（一名小孩已安排进公司工作），冲入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泼洒汽油并点火所致。石燕飞纵火后跳楼自杀未遂，送往医院后死亡。 就业难，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共同痛苦 如果将石燕飞的行为仅仅归结于她个人性格比较极端，可能不会理解这一事件蕴含的社会意义。据我观察，这一事件至少牵涉到两根敏感的社会神经：第一，二三线中小城市的就业极其困难，社会底层看不到生活希望；第二，国企封闭性招工——即就业世袭，固然满足了职工干部的需求，但也容易养成职工对企业的过度依赖，引起新的矛盾冲突。 无庸讳言，除了长三角与珠三角之外，中国大多省区的二三线城市都没有什么象话的现代产业。这类城市除了政府部门能够提供稳定体面的工作之外，供水、供电、煤气等公共事业企业就属于旱涝保收、收入福利相对稳定的好单位。在这一点上，邵阳市也没有什么不同。在我记忆中，“文革”时期及改革最初十年，自来水公司在邵阳市级企业当中只算中等水平，规模小，盈利薄。我的熟人当中，凡家中有背景势力的，全都进了当时在邵阳市的央企一纺机、二纺机、湘印机、新华印刷厂等。出身好但没什么门道的平民子弟才会被安排进自来水公司等市级企业。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其他国有企业的衰落，邵阳市自来水公司与电厂、煤气公司等就成了收入稳定，福利好的企业，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当地官员安排亲属子女的重点企业。这些企业也很早就恢复了“文革”时期曾有过的顶替制度，即职工退休后，可以每家安排一个子弟顶替进厂，这一政策深受职工欢迎。 一个不起眼的自来水公司，在邵阳市竟然成为就业优选，这当然是邵阳市的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源状况所决定的。据《邵阳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提供的资料，邵阳市的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市人口为792.76万人，居全省首位；但人均GDP 只有10468元，排在湖南省14市州的末位。 邵阳市的就业状况在全国可能属于中下水平：全市15-59周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共计454.7万人，除农林牧渔业有39万人口就业之外，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只有61332人；其余在批发零售餐饮、建筑业、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中就业的人口62613人——撑死了往大里说，在454.7万劳动力年龄人口中，只有51.43万就业（公务员未计算在内）——这个数据表明，9个劳动力年龄人口中，有8个未能就业。在400多万未就业人口，只有少部分外出打工。但由于人口素质明显偏低，大多为初中毕业，文盲人口达22.9万，外出的就业层次也低，外出打工也只能在小煤窑、小砖窑与建筑工地打工。 从就业结构就可以了解邵阳市的经济结构又回到农业社会水平，与大明皇朝相比没太大不同。了解这一点，就明白一个自来水公司的铁饭碗，对于邵阳人来说是何等珍贵。这就是石燕飞纵火案的社会背景之一。 就业世袭：就业难倒逼出来的社会现象 再来看石燕飞纵火事件的另一背景，即中国国有企业的就业世袭现象。 就业世袭现象在文革后期曾出现过。当时知青下乡已经难以为继，造成严重的社会不满。当时的国有企业为了帮助一些职工子弟就业，采取了顶替政策，即父母退休，子女可以等额进入父母所在单位工作。政府机关的做法稍加变通，即子女可以进政府机关，但是不属于干部编制，按工人待遇招工。在改革前20年，由于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就业机会较多，“顶替”就业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失。 但自本世纪初开始，全国就业形势日渐艰困。所有社会成员为了就业，不得不凭借家世背景等社会关系竞争。“官二代”可以依靠父母关系进党政事业机关，富二代可以子承父业。在江西乐安这种就业机会稀缺的小城，2010年政府接待办招几个女服务员，竞聘者却全是当地局长甚至副市长的女儿们。这时候，在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起死回生并做大做强的许多国企，不仅开始解决一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开始对本单位职工子弟实行照顾性安置就业——社会上将此称之为“就业世袭”。邵阳市自来水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行了这一照顾职工子弟的招工政策，但由于该厂规模实在太小，又要考虑安排各种关系户，因此安置本厂职工子弟不能全部满足职工要求。 失业问题是社会最深层次的不安定因素 以邵阳市这个中等城市的就业状况为全国的样本，具有典型性。我相信全中国有一半左右的中等城市与邵阳不相伯仲。这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中国的人口资源与就业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完全市场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现在许多国人已经懒得再思考这个问题，天天在嚷嚷中国人多生多育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就业问题轮番折磨过不少国家。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成功，就是利用了当时德国失业工人太多且对社会严重不满这一社会条件。20世纪70年代曾让世界侧目的意大利红色旅，创始人与参加者主要是失业大学生；9·11事件前后，阿拉伯原教旨主义中的“人肉炸弹”也多来自于失业大学生。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就业困难。在埃及、突尼斯与利比亚三国，失业人口都高达30-40%。由于失业人口太多，面包契约难以为继，统治者无法安抚国民，那位突尼斯小贩——失业大学生的自焚终于将这几个国家的独裁者宝座烧毁。 中国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就以今年而言，珠三角地区的工厂纷纷关门搬迁，外企纷纷裁员，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未被市场完全消化，新增的680万又走向社会。安邦咨询最近公布的研究报告说，“失业危机不只出现在出口加工业这个重灾区，整个制造业都有可能出现。最近一个迹象是，一向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出现裁员的迹象。” 石燕飞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被生活逼成魔鬼的故事。在纵火之前，她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中国母亲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位：早就内退，生活不宽裕，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成了“啃老族”，卑微如尘埃的石燕飞对生活的全部希望就是孩子能够自立。当她发现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单位拒绝为她的两个孩子提供第二个工作机会时，她选择了纵火杀人再自杀这条道路。 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与石燕飞境况相同的母亲，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在某个场域中，都有可能成为石燕飞。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8月2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066）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是全球过热，还是财迷心窍？
奥巴马不久前到中国访问，和以往美国总统不同，竟把环保和气候过暖问题，作为一个谈判重点，希望中国於12月7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限制全球气候过暖国际会议上签约。 中国方面对奥巴马的期待，并不积极。因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像西方工业国家那样，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因为那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另外，在西方，关於全球气候过暖问题，即使在学界，也有严重的争议。 英国电视曾播出《全球暖化是大骗局》的纪录片，在该片中，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很肯定地指出，全球变暖是因为太阳辐射的变动造成，和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无关。 曾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位名人的丹麦学者隆伯格（Bjorn Lomborg）近年出版了两本批评“全球过热说”的专著，指出全球平均气温从1905年至今，一百年来才增加了一点三度（华氏），并不需大惊小怪。三十年前，还曾有科学家惊呼全球气候过冷，会冻死人，结果是虚惊一场。 对“全球过热说”批评最强烈的政治家，是捷克总统克劳斯。他认为“过热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限制人类的自由。他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面临危机的是自由，而不是气候”，指出今天世界的危机，是人们被剥夺选择自由；还有像中国人那样仍被专制奴役，而不是什麽气候过暖这种假议题。 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有这类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分子们。当时由於共产邪恶已经很清晰，他们也不太好意思直接说自己是共产分子，於是自称是“生态保护者”；今天则又改了个名字，美其名曰“环保主义者”。他们用各种理由要做而不敢喊出的是∶反对资本主义！今天在全球最大声高喊要“环保”、“地球过热”的政治人物，是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他就此拍的片子《令人不安的真相》不仅获奥斯卡奖，他本人还由此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事实上，西方最贪婪、奢侈的是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左派们。 捷克总统克劳斯曾多次要求就“地球过热”问题跟戈尔公开辩论，但均遭拒绝。因为戈尔不敢辩论，不仅因为他的过热说已被科学家指为“主观，偏狭”，英国最高法院还裁决“有九个严重错误”，而且他本人言行不一，更怕被克劳斯当面揭穿，无法下台。戈尔在全球奔走，大声疾呼全球过热，要节约能源时，他在田纳西州住的是占地一万多平米的豪宅（住房面积是平均美国家庭的四倍），有电力控制的恒温游泳池。据当地田纳西政策研究中心2007年的报告，戈尔一家年度电费高达三万美元，用电量是平均美国家庭的20倍！该报告说戈尔是“假环保”，说一套，做一套。 2007年，戈尔在全球九大城市举办“地球生存演讲会”，疾呼世人注重环保，但演讲後会场的垃圾估计达680吨。 戈尔坐私人飞机四处演讲环保，更是耗费大量燃料（制造出更多废气）。他几年前到中国宣传环保，从北京到其他城市，坐的都是专机。这个时候，他就不提节省能源了。因此2008年《芝加哥论坛报》把戈尔评选为“八大不环保名人”之一。 连一向支持戈尔的美国左翼大报《纽约时报》最近都刊出题为“戈尔从绿色产业中发财？”（Is Al Gore Getting Rich Off of the Green Movement?） 的专题报导，指出戈尔一边高喊全球过热，一边大举投资绿色产业，“一方面当环保斗士，一方面又大发环保财”。 加州制造提高输电网效率的公司，戈尔就大手笔投资7500万美元。奥巴马政府能源部最近宣布提供34亿美元建造“智慧电网”，戈尔投资的公司，就获得近6亿美元补助，未来获利将是数倍。 戈尔还向 eBay总裁成立的“私募股权基金”一次就投资3500万美元。只是上述这两项投资，就超过一亿美元。美国政界人物，资产有一千万的，都不多见，而像戈尔这样动辄大手笔拿出一亿美元投资的，可谓凤毛麟角。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戈尔对绿色产业广泛投资，包括碳交易市场、太阳能电池、免冲水式小便器等。戈尔还跟高盛投资银行前执行长共同成立“世代投资管理公司”，他还担任苹果、谷歌公司的顾问，过去八年领到不少分红。从投资，拍环保片，四处演讲等，戈尔迅速积累了财富。2001年初卸任副总统时，戈尔的申报财产不到200万美元，现在则有数亿美元身价。 《纽约时报》文章的结论是，戈尔一方面大声疾呼全球过热，一方面又大举投资和环保有关的产业，从支持政府花大钱的绿色产业政策中获利。因而有批评说，戈尔看来准备要成为全球第一个“碳富豪”。 当然，如果诺贝尔奖项设立“全球虚伪奖”的话，戈尔是最佳人选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9年12月3日 2009-1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2005 年 9 月 6 日《南洋商报》记者何雪琳（Hoo Sue Ling）采访
1、您提过，中国的贪污是系统性贪污。个人私利加上“关系”的因素，投资中国者应该要清楚，在这两者之下，契约如同废纸，遑论官员的承诺了。 我们想了解，目前的中国（加入wto以后）依然是如此吗？你认为在贪污不除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会对外资投资的信心造成怎样的打击？中国是不是依然存在着“政经挂勾”的官僚主义，而侵犯版权又如何影响其在外的形象？ 在中国，政治可以“随时随地”可影响着经贸的法律吗？为什么？ 何清涟：当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很多人非常乐观，包括一些头脑本来还比较清醒的学者，都以为WTO将通过约束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经济行为，从而慢慢促使中国贪污腐败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我当时就指出不可能，第一是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印度、巴西等拉美国家早就是WTO成员国，WTO规则既然不能改变它们国内的制度环境，又怎能独独对中国起作用？一国制度环境的变化是本国社会因素的变化的结果，怎可能寄希望于一套国际间的经济游戏规则来改变一个国家内在的政治生态？第二，按照中国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验，不是外商改变了中国的游戏规则，而是他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加入WTO以后的中国现实，正好证明了我的看法是对的。 时至今天，中国仍然是政治随时随地影响经济的国度。中国政府仍然掌握着资源的分配大权，既是经济游戏规则（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也是经济游戏的参与者与裁判者，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政府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中国经商与其说是经商能力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政府官员赐予某种机会即商业特许权或者开放行业进入门槛的结果。外资的投资信心是建立在能否赚钱这一点上。许多外资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很清楚必须借助“中国通”帮助他们与政府官员沟通，才能赚钱。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在这些外商的母国，只有美国比较在意这些事情，近年来因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而依法制裁了好几家公司，如朗讯、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医疗器械公司DPC。 侵犯知识产权确实是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也是在中国入世做出承诺以后一直持续至今、且看不到终结点的问题。由于中国盗版猖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今年4月29日发表了关于全球保护知识产权情况的“特别301”报告，中国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该报告将52个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严重的国家，按照侵权程度，划分为四类：即重点国名单、重点观察名单、观察名单、或306条款监视国。其中重点国是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最糟糕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同时也是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以及产品伤害最严重的。乌克兰目前仍然是唯一在“重点国名单”上的国家，继续受到价值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贸易制裁。和中国一道列于“重点观察名单”上的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俄罗斯和土耳其等13个国家。另外36个国家在“观察名单”上。 2、中国加入WTO以后，“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否有改善？这对到中国经商的外资企业而言，一些司法的不透明性与地方保护主义常让他们感到困扰。可否分析，二十年来中国在制定经贸法律的内容方面，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 何清涟：中国加入WTO以后，所谓依法治国的口号倒是不断在提，但并未改变司法过程的随意性与人治特点。随着中国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国际贸易纠纷和摩擦增多是必然现象。有些摩擦与中国加入WTO的承诺有关，有些则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商会前主席夏尊恩2002年9月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作证时，把中国履行WTO承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类：第一类，中国合法地利用了协议中的“漏洞”；第二类，中国主动地对协议中模糊的语言进行了解释；第三类，尽管中国做了努力，但由于实际中存在的困难没有做好或者推迟了实施；第四类，由于中国政府投入的资源不够，导致做得不好或推迟了实施；第五类，故意漠视明白无误的义务。 值得探讨的不仅仅只是中国的法律内容，更重要的是立法过程。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也没有真正的三权分立，它的立法过程与美国很不相同。往往由主管该项工作的政府部门负责制订有关法律，比如交通部一定参与交通法规的制定，房地产法律法规一定由国土资源部参予起草制定。这样的法律更多地是从政府管理的方便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法律的约束对象的权益来考虑问题。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立法特点决定的。 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至今仍是个人治国家，中国政府往往视法律为管束国民的手段，而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政府官员随心所欲超越法律限制范围办公务更是常见现象。与其探讨制定法律的内容，还不如改变政府是立法主体这一现象，让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这才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之道。 3、中国官员利用职权向外资索取佣金的手法，与历史背景有关吗？这里指的历史是说“中国人五千人文化里的‘情理法’？即是卖人情？” 何清涟：这当然有历史贪渎文化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政治体制给官员提供了许多贪污腐败的机会。贪污腐败者在实施贪污之前，一般会计算成本，即收益与风险。中国从1998年开始，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一直徘徊在GDP总量的13－16％之间，但受惩罚概率却不到六分之一。比如近些年来，贪污腐败的官员80％都与土地有关，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但只有7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追究刑事责任。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一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责任人，也该有16.8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说明腐败获益的违法成本相当低微。官员们只要付出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就可以获得相当高的腐败收益。 至于中国现在的“人情”不能简单理解成“人情”，除了直系亲属之外，即使是亲戚，如果不给官员个人好处，也不存在卖人情的问题。关系网既靠金钱建立，也靠金钱维系。 4、中国司法体制的薄弱，可是其倘大的市场依然吸引许多外资前往。而中国当地自我“发明”的一套洽商手段，例如，官员非法收取佣金，似乎也被大多数外资接受？你认为这会影响中国日后的发展、日后的社会吗？ 何清涟：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收取佣金已经只是贿赂的低级形式，也是港台及东南亚投资者惯用的手地。欧美国家的行贿要高级得多。大致有如下几种手法： 一是虚拟职位，部分外资银行为了缓解吸存款的压力和增长业务量，常常将一些高官或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的亲属甚至是司机等，高薪聘请为高级主管甚至是副行长之职。虽然政府规定高干子弟不能从商，但他们作为外企的高级白领，却不在受限之列，这种形式的行贿可以巧妙地规避法律。 二是聘任顾问。一些跨国企业为了拉到某项目的大单，会首先设立一个与主业毫无瓜葛的新公司，再聘请行贿目标的相关领导人为顾问，发放上百万元的年薪。 三是股权诱惑。这在房地产业非常普遍。为了拿到地块，一些外资房地产公司会向公关对象承诺，在未来设立的某个项目公司中，予以相应的股权。 四是通过“助学”贿赂政府高官与企业高管。某知名外企从1998年起在中国投入惊人的成本，与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合办“主要面向政府高官和电信企业的高管”的EMBA班，甚至自建以企业名字命名的大学；这种教育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背景、教学资源，对外招生的学费不菲且名额相当宝贵，但来自外企重要合作伙伴的学员经常不需自掏腰包交学费。外企选择这些具有最佳发展潜质的骨干，是因为这些“精英”会与外企成员在学校里发展良好的关系，这为将来获得长远的公司利益形成了良好的循环。与中国本土企业的行贿手法相比，外企这种长远投资的行贿手法非常精明且不易落入法网。 五是通过关联交易行贿。很多中国通信企业的老总都有自己的公司，这种公司名义上的投资者常常是这些企业老总的家人或朋友，隐蔽性很强。据说，最普遍的“洗钱工具”是以提供咨询服务的名义出现的公司，因为咨询服务费用的定价的自由度最高，更能适应行贿的需要。 据说，行贿成本一般为合同涉及金额的10%左右。 这样一个高度腐败、纵容官员利用权力抢钱的政府，是不可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的。 5、有人说，中国商人的的商业道德不强？就像台湾一位食品业老板到大陆订购玉米，订金付了，却因为玉米涨价结果收不到货。这种没有诚信的商贸手法，与中国社会的快速开放、官员的贪污受贿、或者历史背景（四人帮时期）有关。 何清涟：中国人的商业诚信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说与四人帮时期有关系，还不如与毛泽东时代的统治方式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彻底颠覆有关系。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信用失常”。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每年中国都要查出几万起统计数据造假的问题。 这种造假之风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6、中国要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巨龙，首先在经贸上，他必须做出怎样的改变？中国是否会顺应外资要求，让经贸法律更公正、更透明？您可否预测中国未来50年的经济走向？ 何清涟：中国的法律要想更公正、更透明，必须依赖本国政治制度的改变，而这恰好是共产党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关于中国未来50年的经济走向我不敢预测，但近二十年可以预见到的是中国将面临几大危机：一是生态危机。过去20多年中国是以掠夺性使用资源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中国的生态环境现在已经无法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几个月前，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的话：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母亲河黄河已经干涸，第二长母亲河长江水系，也有专家预测十年内行将崩溃。二是过于庞大的农村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列车甩下去的落伍者。由于人均耕地过少，农民已经无法依靠农业收入支持家庭生活，但城市里又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由于受教育程度过低，也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目前中国已经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成为过剩劳动力。三是能源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需要依靠进口能源支撑本国经济发展，在石油、钢铁等主要能源上，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仅以石油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79%，原油消费年均增加5.77%，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大，由1996年的2622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6,941万吨，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超过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36%。2004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现在对石油钢铁等的巨大需求已经影响到国际市场的价格，能源外交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主题词。这种能源需求格局必然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现在就已经显山露水。 第四，对外依存度过高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软肋。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被称为该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折射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许多构成要素，并对其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10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7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例已达到70%，外贸依存度约为70%，比1978年高出60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大国中名列前茅。 与之相比较，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产品极度依赖外国市场。 而中国明知自己的软肋在何处，却无法克服。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时，只有一个选择，效法“东亚四小龙”，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设计自己利用外资与构架对外经济关系。 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国际间劳动分工的效率，使之为国家经济服务。但是这一理论当年用之于“东亚四小龙”则灵，用于中国则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因为在世界经济史中，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均是史无先例。当年新加坡、韩国、台湾与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确实在短期内高速发展、成功地赶超世界先进国家，但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总量并不大；世界也曾有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从二流发达国家变成一流的领先发达国家的先例，但是美国一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并有庞大且稳定的市场需求。 比较优势策略用之于中国必然出问题，原因在于两点：一方面，中国一味追求“比较优势”，某些行业生产量又过大，必然陷入生产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不值钱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中国没有一个由有效需求支撑的国内市场，产品极度依赖海外市场。而中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贸易比价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及地区，对美、日、欧（盟）三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所以中国任何产品对这三大市场的倾销，都会对这些国家形成巨大压力。 中国一直想依靠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支撑中国经济，并以此养活中国那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想法行之于一段时期可以，但时间一长，则会出现与各国的利益磨擦，今年与欧洲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战还刚开了一个头，因为中国产品形成的过大供给必将导致市场倾斜。 7、我们要了解。我们从外看中国，看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情景，中国政府是大开门户欢迎外资。至于内幕真像，是怎样一回事？泡沫底下，前往中国经商，外资应该留意些什么？ 何清涟：了解中国困难，缘于中国是个严格控制媒体的国家。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不无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它们的报道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我曾讲过一句话：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但大多数人只到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省会城市这样的现代化橱窗，没去过中国破败的乡村，但中国人的大多数是生活在乡村里。 一位曾驻中国5年的日本记者在采访中对我谈过：“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样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能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农村地区没有？”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出租车看过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也没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信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也主要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屏蔽了。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省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拿上海与纽约及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大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的真正面貌。在我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全面。 到中国去投资，是投资者个人的选择，有关中国的信息种类多，关键看投资者相信什么，是否善于分析。
何清涟2025-11-07 05:04👍 0💬 0What would Chiang do? Call on the firing squa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had Taiwan under its dictatorial thumb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but now that Taiwan has found democracy, the KMT has hit desperate times. Having lost power in 2000, it has been pulling all kinds of tricks to oppose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Their unreasonable methods have been getting more extreme. But when People First Party Chairman James Soong (宋楚瑜) and then KMT chairman Lien Chan (连战) visited China last year to join hand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aiwan's arch-enemy, to gain "control" of Taiwan, they hit a new low. This time, Lien is making another trip to Beijing, amid great fanfare, to take part in the so-called KMT-CCP Economic Forum. This should remind the Taiwanese people that, even though the KMT has been relegated to the opposition, its leaders have not lost their dictatorial mindset. Their attitude has been that if they can't govern, they can at least stir things up in Taiwan, and form a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old enemy in China. This is an attempt to secure their goals any way they can, but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is is bound to lead to disaster. Lien's current visit to China is an example of this kind of desperation. As always, it's all about him. He might want to make it look important, but he's not fooling other observers, who see the trip as a farce. It brings to mind a small-time dictator who finds it irresistible to flaunt his supposed migh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endless military parades. The CCP operates as a party-state which can do as it likes with nary a nod to either law or God. In democratic Taiwan the KMT isn't even in government, and has no authority to set economic policy. It begs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can be achieved by any accords signed by the CCP and KMT, save putting on a good show and helping Beijing in its effort to see Taiwan become a part of China. Lien is a political has-been with very little clout; he has had to rely on the CCP to order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in China to attend the forum. Without these directives the forum would never have gotten off the ground.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are not happy about this, but they do not dare make enemies of the CCP. While the CCP is giving Lien special treatment, Lien himself is firmly burying his head in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s (胡锦涛) bosom, and leading his party to disaster. And what is the likely outcome of this farce?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may have to hold their tongues and swallow their anger for now, but sooner or later they are going to vent it at the KMT. The CCP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votes, it can swing its weight around as it pleases. The KMT, which has lost its dictatorship, is pushing Taiwanese around on the strength of the CCP's power. But the Taiwanese, who nowadays wield that most effective of weapons, the vote, are not so easily intimidated. Lien might be able to act pompous when he has the CCP behind him, but the CCP is playing to a home audience, strengthening its position by promoting un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he KMT and CCP have been dealing with each other for more than 80 years, with the KMT coming out the loser every time. After all this, Lien still has the nerve to ignore the lessons of that history. It's no wonder that people say if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were still alive today, the first thing he would do, before oppress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would be to take Soong and Lien, who have been cozying up to the Communists, and drag them out in front of a firing squad. Cao Changqing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2006-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0👍 0💬 0美国大选触发国际关系提前重组
何清涟 在美国大选被美国几家主流媒体认证，德、英、法等国政府领导祝贺之后，被搁置一年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11月15日以视频的方式签署。这一协定号称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高达35亿），GDP总量最大的自贸协定，参与国共有15个。这个于2012年在东盟会议上发起，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六国参与的自贸协定，终于在今年国际政治面临极大转折之时，如中国所愿 签署了。外界评论均认为，这个自贸协定将由中国主导。 北京强调经济利益，淡化政治目标 RCEP协议从提出到签署历经八年，其间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变，各国的考量也变得飘忽不定，中国一直未能如愿达成目标。这次充满争议与舞弊污点的美国大选结果悬而未决之际，中国赶在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这个机会窗口签署，自然是将此协定视为建立其领导秩序的机会。毕竟，RCEP协定是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覆盖面积最大，全球最大经济规模、贸易额仅次于欧盟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一旦在2021年生效实施，中国将获得一次经济政治再起的机会——自2018年3月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经济遭受创。 中国方面认为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算了一笔帐：中国与自贸协定伙伴国的贸易额在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将从27%提升到35%，有利于中国的外贸。其理由有三：1、RCEP15是对现有的各个“10+1”自贸协定集体的升级，将会形成区域内统一的规则体系，对本区域内的工商界和进出口企业都是有极大的便利，它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减少经营的不确定风险。2、有助于构建本区域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企业都可以参与原产地的价值累积，对本区域内的商品、技术、服务、资本，人员的跨境流动都会有非常大的好处，形成“贸易创造”效应；3，区域内的规则统一之后，对区域外投资者来说，进入一个国家就意味着进入到整个区域的国家，发展的市场和空间都会大大增长，所以有助于本地区吸引区域外的投资。 中国所有宣传都不提经济目标之外的政治目标。 中国的目标不只是亚太地区的经济火车头 中国谈的当然都是所谓互利共赢。但其主要目的在于整合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产业链条，让各国对中国产生更深的经济依赖，达成政治控制。 经过贸易战前后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东南亚成为中国转移的产业链的承接之地，美欧甚至还想把中国的生产环节挪到东南亚和印度，现在有了RCEP，东南亚原材料和零件对中国的出口变得便宜，这样把整装挪到印度自然就不合算了，产业链从中国外移之势就可以中止了。更重要的是，北京一向利用世界各国对华的经济依赖达成政治控制，世界产业链重组之后，北京已经感到政治控制正在削弱。签署RCEP15，一方面可以利用东南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弱化美国在东南亚分而治之的效果。在RCEP框架下，一旦没有美国这个依靠，中国也就很容易掌握政治主导权，即使越南有点小小的不服，中国认为也容易整治。 这个RCEP对台湾极为不利。美国大选的法律诉讼结果虽然未出来，但拜登已经几次表明要取消中国的关税，一旦成真，印度和台湾这两个在贸易区之外的地区受打击最大，印度好办，中国已经表态欢迎其随时加入，但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尴尬。台湾近年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下，对大陆态度越来越强硬，拜登如果上台，台湾处境将会大变。蔡英文政府就算是向拜登政府叩首，也不会得到支持，因为中国肯定是中美关系的主导者。 日本、澳大利亚对RCEP的心态复杂 中国财政部则表示，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是历史性突破。该协定内容共涉及削减关税、原产地原则、跨境电子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移动等20个领域。其中，在商品关税方面，各成员国91％的商品关税将取消，中日贸易商品的86％、日韩贸易商品的83％将最终取消关税。其他国家间撤销关税的商品比例也将达到86％至100％。 我曾经写过数篇文章，谈东南亚国家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包括它们在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其政治控制方面的矛盾心态。目前情况仍然是如此，只是东盟十国中的大多数看到美国大选结果如此，放弃了挣扎，但日本、澳大利亚等仍然心有不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于11月17日举行了面对面会谈，并就双边国防安全问题达成了《互惠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协议将使两国的部队更加紧密地合作，加强这两个美国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野心。 日中关系多年来非敌非友，日本朝野均对中国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加上日本社会远不如澳大利亚开放，中国的渗透不那么容易，但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太一样。 近20年来，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红色渗透的重灾区。川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恶化，澳大利亚调整了对华关系，实际上已经阻止了华为向该国提供用于国内网络建设的5G电信设备，并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国内政治，最近就与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既所谓的“五眼联盟”\[Five Eyes nations\]）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北京改变最近取消香港民主派议员资格的做法。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比对美国的依赖要大得多，中国几乎购买了近38%的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美国只购买了4%。正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市场，这点注定它不能简单地拒绝中国。中国也看准了这是澳大利亚的软肋，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批评采取了报复措施，比如在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调查后，中国开始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等产品。这次美国大选的尴尬结果，导致中美关系可能改变方向，澳大利亚不得不为如何在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找到方向预作准备，与14个亚洲国家一起签署了由中国牵头的RCEP。 但这种示好的表示并未换得中国的友善，协定签署仅一天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员就把中国对澳大利亚14条不满的概述发给了三家新闻机构，其中包括被视为针对中国的澳大利亚反外国干涉法，禁止购买华为设备和其他的中国投资，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新疆政策的外交“十字军东征”。“中国很生气，”一位大使馆官员向《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解释说。“如果你们把中国当敌人的话，中国就一定是你们的敌人。” 但是，美国大选现在尘埃并未落定，尽管各主流媒体忙于宣布拜登胜选，但随着大量选举舞弊与欺诈丑闻浮出水面，美国人逾半认为本次大选存在严重舞弊，其中包括20-30%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从川普那里偷了选票（拉斯穆森调查11月22日），各民间机构与川普团队的法律诉讼正在稳步推进，人们也许会等来一个与美国主流媒体抢先宣布的结果不一样的实际结果，澳大利亚那时再做实质性的调整也不算晚。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20年11月27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opinion-us-election-triggers-international-relations-reshuffle）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