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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迫害陈水扁，李登辉负多大责任？
（摘自《曹长青∶我为什麽改变了对李前总统的看法》，全文请见金恒炜先生主编的《当代》月刊2007年4月号∶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536） 李登辉的第二个较大举动，是在施明德的红衫军们倒扁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当时绿营的主要人物，包括当年因为保护施明德而被判刑的高俊明牧师等，都出来痛斥施明德，但李登辉却没有一次公开站出来批施明德。（後来人们得知，李登辉当时还跟施明德暗中联手，目的是打倒陈水扁。後来还亲自去拜见施明德，两人把酒畅谈七小时！） 红衫军倒扁，明显是泛蓝要通过倒扁来倒绿营，但李登辉在大是大非面前，不仅没有坚持是非，还不断出来批评、甚至贬损陈水扁，说陈总统「没教养，没品味」。这种话不仅不是政治家的语言，实际上是把自己降格到他骂别人的那个水准上了。 在红衫军大闹天宫的时候，很多绿营的意见领袖，都去劝过李登辉，要他顾全大局，和阿扁联手，共同对付泛蓝的进攻。但李登辉是什麽人的话也不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要我帮阿扁说好话，我都不买账！」 「我都不买账！」这像是政治人物说的话吗？哪个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敢这麽说话？我们看看老布希、小布希、柯林顿等等美国总统、前总统们，谁会用这种语言说话？当时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陈水扁有一种仇恨，而且希望红衫军能把陈总统打倒，即使因此整个绿营都垮台，他也根本不在乎。 辜宽敏先生曾说，李登辉心里只有恨。另外有人说彭明敏先生也感觉到，李登辉听到陈水扁的名字就是恨。而和李登辉关系相当密切的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在李登辉面前提到陈总统，李登辉就用训斥的口吻说，不要再跟我提阿扁。说实话，一个政治人物，为了泄私忿，能够偏执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太罕见了。这不仅背离他作为台湾人精神领袖的身份和形象，甚至都不像是一个成年人的行为。 李登辉的第三个大动作，就是在国务机要费问题上做文章。国务机要费主要是个政治案，这已经不必多说。检察官陈瑞仁之所以起诉国务机要费案，明显地与受到李登辉的支持有直接关系。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中，最有资格对国务机要费做出解释的，就是李登辉；最可能保护陈水扁的，也是李登辉。因为他可以清楚地指出制度层面的缺陷和台湾外交的特殊困境和需要。同样，最能对陈水扁构成威胁的也是李登辉的证词。因为这事儿以前只有李登辉一个人经过手，清楚其做法。他说东就是东，他说西就是西。 但从新闻报导中我们得知，陈瑞仁到李登辉家里取证，他们谈了四个小时，随後李登辉留他在家里晚宴（两小时）。大家要知道，按法律规矩，检察官不可以接受证人的招待，因为这有偏听偏信、司法不公的嫌疑；而作为证人的李登辉，也不可以请检察官在家里吃饭，因为有贿赂检察官之嫌。在这里他们俩儿是双向的违规。 （後来陈瑞仁也承认，「到（李的住处）鸿禧山庄就讯证人李登辉後，「和李登辉夫妇吃了两个小时的晚饭」。 据媒体报导和後来李先生的解释，他和陈瑞仁是初次见面，以前没有交往。但初次见面，就留在家里晚宴，实在是不同寻常的。李先生并不是轻易留人在家里吃饭的。我问过几个跟李先生关系比较近，交往比较多的人，他们都没有被李先生留在家里单独一起吃饭过。但李登辉为什麽对初次见面的陈瑞仁如此破格热情款待，而且不顾违背司法检调规矩，把公事变成私事？明显的，两个人谈得实在太投机了。 在这顿家宴之後不久，陈瑞仁就起诉了国务机要费案。我推测，随著国务机要费案的进展，李登辉的笔录公布时，可能就是李先生的人格破产之时，因为那个笔录会显示，他不仅没有说公道话，反而很可能是落井下石。从李先生最近这一系列的表现来看，他如果那样做，是一点也不出乎意料的。 （後记∶ 据陈水扁在狱中披露的资讯∶李登辉的鸿禧山庄私人水电费、个人打球，都申领国务费单据核销。可是李登辉在接受陈瑞仁闻讯时，对这些完全没有提及，反而指控、指责陈水扁申领国务费用於自家需要。 台湾的总统国务机要费和首长特别费等，都是历史遗留的制度问题（在使用范围上比较模糊），本应从制度层面解决（改革），马英九、李登辉们却把它当作打击政敌的泄恨工具。 李登辉家的私人水电费和打高尔夫球都用国务费核销，却来指责陈水扁使用国务费不当。这种行为很像那个泛蓝立委李庆安，她兜里揣著美国护照，却指控陈师孟拿美国籍。可陈师孟的美国籍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因他出生在美国而自然得到的（当时他父母在美留学）。可李庆安的美国籍却是她自己争取的（先是费劲拿到绿卡、然後申办入籍）。可李庆安却有「勇气」站出来「理直气壮」地指责、指控陈师孟入了美国籍。拥有这种阴毒之心的人，哪有任何人格力量可言？ 事後的资讯和发展已证实，那次晚宴上，李登辉和陈瑞仁联手，确定要给陈水扁定罪。所以，陈瑞仁是国民党的司法打手，李登辉提供了炮弹/助力。陈水扁被关押迫害，当然来自马英九和国民党，但李登辉是有相当责任的。 今天人们更看清了，扁案是明显的政治迫害案，但李登辉至今没出来说过一句公道话，没有声援过陈水扁的司法人权，更没去过一次监狱看望这个被国民党迫害得一身病的第一个绿营的总统！ 在绿营争取陈水扁保外就医之际，李前总统如果站出来声援，不仅有相当的力量，也会对他过去的错误有一个纠正和补偿。但李先生有没有这种认知和胸怀呢？ 2014年12月31日） 附录∶ 脸书上的读者跟贴∶ Jack Hsiao ∶ 马统你这样子凌虐阿扁，对你有好处吗？阿扁死在狱中，符合你的利益吗？你这是在挑衅台湾人民忍耐极限，难道你不知道，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你把自己逼到绝境，你自以为神，可以控制一切，样样都能如你所愿，以玩弄台湾人为乐，这是什麽样的变态心理，真的，你比郑捷还不如，郑捷玩弄的是捷运车厢里的人，而你玩弄的是全国的人民，难道要搞出人命，你才肯罢休吗？ 郭迦得∶ 你是希望你的问题得到甚麽答案？马英九要把台湾与台湾人「消灭」已经是现在进行式的事实了，这还有甚麽好怀疑的呢？台湾人现在该问的是自己有没有胆量亲自动手把马政权推翻！而不是天真的对马英九存著丝毫期待！ 陈益亮∶ 李老担心挺独的阿扁毁了中华冥国，会让他没饭吃，没了总统礼遇。 罗德 ∶ 天佑阿扁！天谴阿九！把阿扁放出来 把阿九与金小刀关进去。 Wallace Fang∶ 曹老师您分析的很精辟！此人（李登辉）手上肯定握有大量可以一枪板倒国民党的武器（资料），但是他从不公布，反而挟泛绿来绑架民进党。讽刺的，我听过曹老师您的课是在2004李登辉学校的时候。只能说，李先生是个权谋的政客，不是个愿意为理想正义付出牺牲的人! Jerry Chien∶ 好荫险的（您等会儿）。 Eric Huang∶ 对李为什麽这麽怨恨扁，一直搞不清楚的本土民众可以了解了吧！ 许景林∶ 感恩，曹长青老师，这篇文章让我醒了，原来李老是这种人。 林晏如∶ 曹先生，我真的佩服你，台湾人就算被国民党统治洗脑多年，民主走了这麽多年，自己没有一点判断能力┅┅怪谁呢？？？新年快乐，这篇是好文！精辟、公道！ 王金田∶ 李登辉和马英九两人的心态极为邪恶尸虫～眼里容不下陈水扁认真为台湾打拼的存在，故用贪污两字硬是绑在阿扁身上，中间完成剧中大戏人为蔡英文越芳如蔡守训穿针引线，关了阿扁人民又奈何它俩如何。 Kitty Hong∶ 李登辉是相当卑鄙的 Rumi Yang∶ 他也坏事也干了不少吧喔呵呵 可是阿扁怎麽没清算他？ Polo Hsiao∶ 老 癫头脑痴呆了 Morris Meng∶ 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说阿扁欠民众一个道歉。您如何看？ 罗胜德∶ 1\. 那马英九欠台湾人民的，何止是一个道歉？ 2\. 关426屁事？ Johan Tsai∶ 道歉那麽多次了，还是一堆人逼他道歉，因为阿扁并未彻头彻尾对自己的人生、志业全盘推翻、否定。 李莉∶ 选立委又来骗阿扁们的票，无耻！有赞助 。 李莉∶ 记得简余晏原本是哪政党的？她被逼到後来去民进党，想起来了没？阿辉伯那时不是荒腔走版要往蓝的跑，跟著打扁┅┅气愤的是台联创党扁 官念∶ 是阿扁有办到李前总统所以记恨吗？ 游原恺∶哪尼 黄彦缟∶ 本来就对它没好感了呢，因为就是它牵马茸的手说“这就是新台湾人”这句话呢，才让马茸那样的畅秋呢 徐何宏∶ 我没有对这老番颠尊敬过！民主先生？看它已经将入土之人我就不骂它了！ 林志成∶ 他要自保ㄚ！就像党产他ㄝ是轻描淡写想必┅┅机关藏在仓库！ 戴美德∶ 这个李登辉，己这麽老了，不想批评他。 Niki Al∶ 写得太好了！！！ Ivan Cheng∶ 说来说去这两个人都是小鸟心, 个性决定命运! 罗胜德∶ YA 对老李印象破灭了 姜礼明∶ 李是很有问题的人物连马2人也不敢动他 Morris Meng∶ 曹先生新年快乐！ 你对时政的分析很精辟，我支持你，加油！ 李瑞鸿∶无言，台人相杀，百姓遭殃。 九条 かなる∶ 阿扁废国统纲领，停建核四，单一选区两票制，怎麽不说呢？李登辉是台湾最伟大的总统！ Wei-Liang Liu∶ 李登辉先生是中华民国政权的总统，别擅改名衔。 Johan Tsai∶ 停建核四很好啊！ Water big Wang∶ 李登辉曾加入共产党，又加入中国国民党，又受过美国、日本教育，可见得他是一个深谋远虑，老奸巨猾，狡兔多窟的狠脚色。而陈总统就是个单纯的台湾人，李登辉曾想当慈禧太后对陈总统干政，因此两人撕破脸。马英九关陈总统吗，李登辉就是那个踹他一脚疯马。有可能是陈总统被马英九逼去咬李登辉贪污，让李登辉恨死陈总统。李老番颠这一切都是马英九阴谋。 连署救阿扁 停止政治迫害∶ 自从这件事之後 对李先生的尊重已经荡然无存。公报私仇，借刀杀人，没有人比他厉害。 Jeff Wang∶ 版上有台联的可以出来解说一下吗？说真的，这样的消息，会让人对这位李老先生感到不齿~~~ AF Chang∶ 真相大白！ 林晏如∶ 我很少贴政治文，但这篇我同意，曹先生论述公道。 Morrison Lee∶ 用台湾人的身份害台湾人！ 李嘉∶ 2016若她出来选，我绝不投她!!!!!!!!!!! 苏世和∶ 李登辉绝非民主先生，当年因为权力不稳固，才会联合党外整倒当时的非主流派，而且心胸狭窄怕宋楚瑜工高震主，硬是要提名连战选总统，选输了被逼宫也是活该，阿扁出事不但没有声援，还说马英九乾净，他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算计，她孙女那麽有钱从那里来? Victor Chen∶ 中国党是黑金诈骗集团，民进党是无积极作为的帮凶。沉默的大众与阿扁总统就只能任人凌迟，台湾人您还不挺身而出吗？？2015公民愤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再次出丑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虽有人担心解放军采取威胁行动，但美国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倾向於认为，中共可能会从四年前在台海举行飞弹演习的负面效果中吸取教训；而且解放军真的在台海盲动，美国方面仍会像上次一样，援引「台湾关系法」进行军事遏制。 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是对美国行政部门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平衡，意在协防台湾，阻止中共武力犯台。二十多年来，它成为台海局势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军所以不敢武力攻台，就是恐惧美军根据「台湾关系法」进行干预，而中共军力远无法和美军对抗。 自「两国论」公布後，中共对台文攻武吓，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则提出「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简称「台安法」），该法案意在强化原有的「台湾关系法」，加强美军和台湾军队的联结，增大协防台湾的力度。虽然「台安法」受到克林顿的反对，认为会损害美国和北京的关系，但该法案二月初在美国众议院却以341票对7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 虽然该法案还需要经过参议院表决，而且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他会动用总统否决权，但众议院以如此多数票通过这个议案，显示出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对保护民主台湾的决心，对穷兵黩武的中共的厌恶。 ●中共大使谩骂美议员导致外交风波 对「台安法」的票决结果，北京的气恼可想而知。但北京驻美外交官的反应则过了格，他们对美国议员进行人身攻击，震惊国会，在华盛顿外交界造成一场风波。 最早发难的是中共驻美大使馆公使刘晓明，他在使馆内召开记者会批评说，多数美国众议员对中国的了解只达到「小学程度」，即使是投票反对「台安法」的众议员，也只达「高中程度」。 刘晓明同时警告美国国会，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其後果将比1995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那次更为严重。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是「台安法」的提案人，针对刘晓明这番话，他致函中共驻美大使李肇星，指称刘晓明的话是「侮辱及威胁美国国会」，并要求李肇星澄清：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後，中共在台海飞弹演习威胁台湾，这次刘晓明的谈话是否意味一旦美国会通过「台安法」，中共就要「对台动武」。赫姆斯强调说，这项法案所以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正是因为中共加重对台军事威胁。 对於赫姆斯来函，李肇星回函挖苦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很多从政者似乎不知道这个事实」，暗指赫姆斯连小学生都不如。最令人吃惊的是，李肇星竟直接贬损赫姆斯：「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称台湾的领导人为『总统』，说你『无知』或『欠缺知识』，是给你面子了」。 而李肇星竟然有胆量把这样粗野、荒唐的回函以及赫姆斯来信一并交给了《华盛顿时报》公开发表，一下子在华盛顿外交界引起议论纷纷。 因为即使在冷战时期，原苏联等共产国家及美国的宿敌国家的外交官，也没有谁这样不顾外交礼节，直接攻击谩骂美国国会议员的，而且赫姆斯是重量级的议员，他一直担任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肇星竟要求美国政治家像共产中国一样称台湾为中共统辖下的一个省。居然连外交的ABC都无视。不称李登辉为「总统」，难道要称呼李登辉为「台湾省长」？除了中共之外，全世界的政治家都称呼李登辉为「总统」，即使对根本不是民选出来的江泽民，都称为「总统」（President）。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李大使水平相当「生产队长」 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就是不管双方怎样交恶，总要有基本的外交礼节与底线，这是人类自古的规矩。即使在中共最敌视美国、意识形态最严重的时候，主管外交的周恩来虽然完全是毛泽东专制的执行者，但仍保持「君子风度」，在亚非会议上遇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时，曾主动和对方握手，虽遭杜勒斯拒绝，但周的外交风度受到外交界和西方媒体的肯定。中共後来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曾出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虽然始终是共产政府的代言人，但在外交场合也没忘记礼节和风度。在那个时代，中共的外交官都没有过像李肇星这样毫无外交水准的撒野行为。包括後来中共驻美大使韩叙，也在美国国会交结了很多朋友，被美国人称为「微笑韩」，绝无李肇星这样像红卫兵大使一样横冲直撞的农民举动。 且不论两国意识形态怎麽对抗，乔冠华、韩叙等中共外交官所以保持了外交礼节，不仅是由於个人修养和外交官的基本职业要求，还因为他们清楚，作为派驻美国的外交官，不是来和美国战斗，而是来进行沟通，缓和或加强两国的关系。而李肇星的行为，恰恰和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给赫姆斯这样重要的国会领袖写那样没有外交礼节的公开信，只能更加降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民众中的形象。李肇星的行为，很像文革影片中的乡下「生产队长」，而完全不像一个职业外交官。 而美国驻北京大使普鲁赫，则和李肇星的做法完全不同。当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台安法」之後，中共外交部曾把他叫去「训话」，表达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但整个「训话」期间，美国大使只是静听，表示把中方意见转达给美国政府。设想如果普鲁赫是李肇星的水平，他也会指责中共外交部官员对美国的知识只是小学生，因为美国的制度是三权分立，政府不能决定国会投票做出怎样的表决。但普鲁赫所以一声不吭，就因为他作为外交官知道基本常识，他不是来北京和中国政府「战斗」「论理」，而是作为美国的代表，应遵照外交礼节倾听中方意见。 ●贬损女性国务卿遭耻笑 这次外交失礼事件并非李肇星第一次「肇事」，他到美国上任以来，不断出丑闻。例如他和美国国务卿奥布莱特一次同台演讲时，李肇星竟直接指责奥布莱特。奥布莱特不仅是美国国务卿，还是位女性，在美国特别强调尊敬女性，因此「李大使」的粗野行为受到听众蔑视。 李肇星到美国赴任时，奥布莱特曾亲自到机场接他，而「李大使」如此没有人情味，连一些中国留学生都看不下去，在网络上嘲骂李肇星是「肇事」的「克星」，「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在北约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时，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曾播出对李肇星的采访。这场采访显示了中美新闻的不同，美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中共驻美大使访谈，给李肇星一个机会向美国人民表达中古的观点，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被民众蓄意围砸，中国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给予美国大使任何说话的机会。 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共的中国人，在电视上看到这场访谈，都无法不产生一种丢脸的感觉，因为李肇星在电视上根本不像个外交官，简直像个乡下恶霸，不仅强词夺理，而且表情气急败坏，不断用手指头指著美国电视主播嘶喊：你们美国要负责，你们要彻底调查┅┅。完全把美国的电视台视为美国政府。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媒体完全不属於政府，更不是政府的喉舌。而李肇星手指著电视主播，用生硬的英文一口一个「你们美国」地指责，只能强化美国观众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尤其是那种在电视上用手指头指著人家鼻子说话的凶相，在美国这种文明世界实在罕见。 李肇星作为驻美外交官应该懂得，有机会在电视上直接对美国民众说话，他要做的不是表现怎样富於红卫兵式的革命战斗性，做给北京领导人看；而是在表达北京政府观点的同时，表现得有外交官的修养和礼貌，以赢得美国民心，这才对中国政府有益。 ●北京大使素质不如伊拉克外交官 几年前海湾战争时，美国电视上曾多次播出对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的采访，即使当时美国正在轰炸伊拉克，伊拉克的大使也完全没有像李肇星这样指著美国电视主播的鼻子大喊大骂，而是彬彬有礼地陈述伊拉克政府的观点，批评美国的海湾政策。因为作为外交官，伊拉克大使有基本常识，他在美国电视上不是要做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看，而是要做给美国观众看，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美国民众。 同样是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了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南国外长。两位南国外交官虽然一直为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政策强词夺理地辩解，但从始至终都面带微笑，且语气平和，虽然电视主播的提问都非常尖刻，但他们都从没有中国「李大使」那种满脸阶级斗争。 ●李鸿章式外交官是新闻垄断的产物 清朝末年，李鸿章出洋考察，这位闭塞於文明世界之外的「李大人」竟然把他国外交官送的洋狗给煮食了，并告诉那位外交官说「味道不错」。时隔一个多世纪，从那片土地又出来一个「李大使」，其粗俗愚蛮，真成了「李大人」的隔世兄弟。 为什麽李肇星这种水准的人能够保持住外交官的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如果他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出这样的丑事，早被媒体广为报导和批评，在舆论压力下，不是自己主动请辞，也会被撤职。 例如，几年前欧洲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仅仅在公开讲演中说错了一个词，就被媒体广泛报导，并批评他没有主管教育的资格，最後这位教育部长只得辞职。 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布什任内）曾把「土豆」这个词拼写错了，结果成了媒体笑料，被提了不知有多少次。虽然奎尔也很有能力，但这个小事相当损害他的形象，以至这次他出来参选总统，很快就以退出告终。 无所不在的自由媒体的存在，导致西方国家不会有像李鸿章和李肇星这样粗俗的人来当外交官。而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像李肇星这样的「丑闻」不仅得不到公开报导和批评，更无法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此，「李大人」、「李大使」之类就可以一直理直气壮地、像涨红了脖子的公鸡一样到处「战斗」，丢人现眼。 据说中国外交部也在进行改革，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外交改为「务实外交」。但不管怎样改革，应该首先「革」掉像李肇星这样丢中国人脸的「红卫兵」们，毕竟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李鸿章式的外交」应该结束了。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2月号） 1999-1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美国大选触发国际关系提前重组
何清涟 在美国大选被美国几家主流媒体认证，德、英、法等国政府领导祝贺之后，被搁置一年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11月15日以视频的方式签署。这一协定号称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高达35亿），GDP总量最大的自贸协定，参与国共有15个。这个于2012年在东盟会议上发起，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六国参与的自贸协定，终于在今年国际政治面临极大转折之时，如中国所愿 签署了。外界评论均认为，这个自贸协定将由中国主导。 北京强调经济利益，淡化政治目标 RCEP协议从提出到签署历经八年，其间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变，各国的考量也变得飘忽不定，中国一直未能如愿达成目标。这次充满争议与舞弊污点的美国大选结果悬而未决之际，中国赶在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这个机会窗口签署，自然是将此协定视为建立其领导秩序的机会。毕竟，RCEP协定是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覆盖面积最大，全球最大经济规模、贸易额仅次于欧盟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一旦在2021年生效实施，中国将获得一次经济政治再起的机会——自2018年3月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经济遭受创。 中国方面认为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算了一笔帐：中国与自贸协定伙伴国的贸易额在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将从27%提升到35%，有利于中国的外贸。其理由有三：1、RCEP15是对现有的各个“10+1”自贸协定集体的升级，将会形成区域内统一的规则体系，对本区域内的工商界和进出口企业都是有极大的便利，它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减少经营的不确定风险。2、有助于构建本区域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企业都可以参与原产地的价值累积，对本区域内的商品、技术、服务、资本，人员的跨境流动都会有非常大的好处，形成“贸易创造”效应；3，区域内的规则统一之后，对区域外投资者来说，进入一个国家就意味着进入到整个区域的国家，发展的市场和空间都会大大增长，所以有助于本地区吸引区域外的投资。 中国所有宣传都不提经济目标之外的政治目标。 中国的目标不只是亚太地区的经济火车头 中国谈的当然都是所谓互利共赢。但其主要目的在于整合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产业链条，让各国对中国产生更深的经济依赖，达成政治控制。 经过贸易战前后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东南亚成为中国转移的产业链的承接之地，美欧甚至还想把中国的生产环节挪到东南亚和印度，现在有了RCEP，东南亚原材料和零件对中国的出口变得便宜，这样把整装挪到印度自然就不合算了，产业链从中国外移之势就可以中止了。更重要的是，北京一向利用世界各国对华的经济依赖达成政治控制，世界产业链重组之后，北京已经感到政治控制正在削弱。签署RCEP15，一方面可以利用东南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弱化美国在东南亚分而治之的效果。在RCEP框架下，一旦没有美国这个依靠，中国也就很容易掌握政治主导权，即使越南有点小小的不服，中国认为也容易整治。 这个RCEP对台湾极为不利。美国大选的法律诉讼结果虽然未出来，但拜登已经几次表明要取消中国的关税，一旦成真，印度和台湾这两个在贸易区之外的地区受打击最大，印度好办，中国已经表态欢迎其随时加入，但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尴尬。台湾近年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下，对大陆态度越来越强硬，拜登如果上台，台湾处境将会大变。蔡英文政府就算是向拜登政府叩首，也不会得到支持，因为中国肯定是中美关系的主导者。 日本、澳大利亚对RCEP的心态复杂 中国财政部则表示，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是历史性突破。该协定内容共涉及削减关税、原产地原则、跨境电子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移动等20个领域。其中，在商品关税方面，各成员国91％的商品关税将取消，中日贸易商品的86％、日韩贸易商品的83％将最终取消关税。其他国家间撤销关税的商品比例也将达到86％至100％。 我曾经写过数篇文章，谈东南亚国家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包括它们在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其政治控制方面的矛盾心态。目前情况仍然是如此，只是东盟十国中的大多数看到美国大选结果如此，放弃了挣扎，但日本、澳大利亚等仍然心有不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于11月17日举行了面对面会谈，并就双边国防安全问题达成了《互惠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协议将使两国的部队更加紧密地合作，加强这两个美国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野心。 日中关系多年来非敌非友，日本朝野均对中国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加上日本社会远不如澳大利亚开放，中国的渗透不那么容易，但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太一样。 近20年来，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红色渗透的重灾区。川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恶化，澳大利亚调整了对华关系，实际上已经阻止了华为向该国提供用于国内网络建设的5G电信设备，并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国内政治，最近就与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既所谓的“五眼联盟”\[Five Eyes nations\]）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北京改变最近取消香港民主派议员资格的做法。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比对美国的依赖要大得多，中国几乎购买了近38%的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美国只购买了4%。正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市场，这点注定它不能简单地拒绝中国。中国也看准了这是澳大利亚的软肋，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批评采取了报复措施，比如在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调查后，中国开始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等产品。这次美国大选的尴尬结果，导致中美关系可能改变方向，澳大利亚不得不为如何在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找到方向预作准备，与14个亚洲国家一起签署了由中国牵头的RCEP。 但这种示好的表示并未换得中国的友善，协定签署仅一天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员就把中国对澳大利亚14条不满的概述发给了三家新闻机构，其中包括被视为针对中国的澳大利亚反外国干涉法，禁止购买华为设备和其他的中国投资，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新疆政策的外交“十字军东征”。“中国很生气，”一位大使馆官员向《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解释说。“如果你们把中国当敌人的话，中国就一定是你们的敌人。” 但是，美国大选现在尘埃并未落定，尽管各主流媒体忙于宣布拜登胜选，但随着大量选举舞弊与欺诈丑闻浮出水面，美国人逾半认为本次大选存在严重舞弊，其中包括20-30%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从川普那里偷了选票（拉斯穆森调查11月22日），各民间机构与川普团队的法律诉讼正在稳步推进，人们也许会等来一个与美国主流媒体抢先宣布的结果不一样的实际结果，澳大利亚那时再做实质性的调整也不算晚。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20年11月27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opinion-us-election-triggers-international-relations-reshuffle）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是谁把中国变成一个精神病大国？
《南方周末》10月8日 发表一篇“严重‘官心病’背后极恶劣的官场生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官场生态严重扭曲，给中国政府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官员群体的心理疾病相当 普遍，程度严重。一是向上升迁压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面临极大压力。这些部门包括拆迁、信访等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岗位，还有面对官员的纪检，以 及面对政府部门与大国企的审计部门，以及各类游说不断的药监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因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该文还提及了官员心理健 康程度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那篇“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该文主要论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类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将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读，会看到以下事实： 一、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绝对数量之众，还是占人口比例之多，当称人类历史上空前之纪录。中国总人口官方报称14亿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几乎占人口1/13~1/10。这一纪录相信在百年内除中国自身继续刷新之外，世界上无其他国家可能赶超。 二、 无论是社会中上层还是下层，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调查谈的是官员阶层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闻周刊谈的则是社 会底层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该文引证的“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 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 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 上 述两篇文章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型期的巨大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生计，比如就业、家庭生计、医疗、子女教育、受到各种不公对待而长 期压抑委屈无处释放。官员的压力则来自于官场的不正常，比如买官卖官造成的升迁管道异化（流行语概括为“男靠送钱，女靠送色”），同僚之间的竞争不是依靠 业绩而是依靠利益结纳的关系，即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面对种种不公正的丑恶之事不能依据是非与良知，必 须“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实则是本人前途出发）而扭曲自己适应这个腐败的体制。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们得炼就铁石心肠，不仅对拆迁户的流离失所无动于 衷，还要将拆迁户浇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碍执法”。其他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那些充满冤情被折磨得创痕累累的上访户，纪检部门每天饱 览贪官污吏那些花样百出的腐败事迹，审计部门面对假帐还不得不闭着眼睛放行通过（被审计者可以为“通过”审计付费）……，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 淆、五伦俱丧的社会，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如黑夜行。 我在国内时，一位检察官朋友曾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感，因为每天面对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认识的熟人看起来那么道貌岸 然，结果光鲜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样的人性之阴暗。久而久之，他几乎怀疑任何人都有问题。而在媒体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对各种黑暗而无法揭露，因而愤懑压抑，很 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经不知要“光明”多少，许多国内人常通过留言告诉我：现实已经比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还 不止，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黑暗社会里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会不断增加。 一 个国家如果让大部分国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么多人口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出了严重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 减轻国民压力。但中国政府减轻压力的事情几乎不做，反而效法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的做法，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采用政治惩罚来对付所谓“精神疾 病”。去年5月 《瞭望》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由于精神病院不足，将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一些青壮年精神病人。具体做法是即将异见者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者均视为精 神病，鉴定者不是专业医院，而是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由这些基层组织“摸排鉴定”，确定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并送交司法管制。这种 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顾法治、无法无天的“游戏规则”。 写到此处，我想，读者大多应该明白是谁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大国。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希望移民他国的中国人表达的理由是真诚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0月1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0/mental-sickness-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真假美猴王之辨：全总工会与自主工会
――浅析中国政府对罢工潮的复杂反应 今年中国罢工潮当中，工人的利益主诉是加薪，只有少数工厂的工人提出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对这两类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应对。 一、中国政府为什么容忍工人要求加薪？ 对于各地工人的加薪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容忍默许态度。继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后，中国27个省市纷纷宣布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7月中下旬大连开发区几十家企业的工人罢工，据网上流传消息，这些罢工得到当地官方工会（实际是政府）的支持。 许多外媒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是中国政府同情数千万民工受剥夺的困境，不愿对罢工施加太大压力。这种看法流于表面。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工人加薪的要求采取容忍态度，真正的原因是以下两点： 1，中国城市人口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1。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社会底层由于长期收入过低，导致中国国内民众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最新数据是高达60％）的主要原因。目前世界经济尚未走出低谷，各国对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反感日增。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让外资企业主拿出利润的一部分来加薪，并不损害中国政府利益，反而有助于解决工人工资过低引起的社会矛盾。 2、今年适逢中国调整外资政策。基于对中国市场富有吸引力这一自信，中国政府收紧外资政策。国务院于4月1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今后要调整吸引外资的方向，将“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企业）逐渐淘汰出局。亚洲资本当中有不少属于这种企业。这次罢工主要发生在人力成本偏低的台资、日资等已不太受宠的亚洲资本企业（欧美资本的劳动工资相对要高，超时加班现象也相对少），因此中国政府对工人要求雇主增加工资的要求持暗中鼓励态度， 工人工资确实得到了提升，但即使是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达到调整后的收入水平也就是月工资1120元，其年收入与2009年全国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32736元相比，仅及后者的40％。观诸事实，这次加薪只是偿还对工人的历史欠债，并不象一些媒体欢呼的那样：中国劳工低薪时代已经结束。 二、要全总工会，但不要工人自主工会的原因 对于工人要成立自主工会的要求，中国当局则打出了一张以假乱真的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6月4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官方所辖的省市县各级工会全力推动在外资企业、港澳台资等企业组建工会。 在中国当局看来，这张牌可谓高明：对于工人与外界，中国当局藉此表示了支持之情。而对于企业来说，却名正言顺地施加了压力。自从2006年政府下令在全国非公企业成立工会以来，效果并不理想。直至今年6月，官方调查显示非公中小企业中，工会渗透率不足半数。 关于中国“全总”领导下的各级工会， 外部观察者很容易会将其混同于欧美或者日本的工会。国际社会研究工会的人士虽然知道“中国至今尚无独立工会”，但将“全总”定性为“是个较温顺的工会组织”，这也是种误解。因为“全总”与民主国家的工会有两点本质的不同：其一，经费来源不同，各国工会经费来自会员所交会费，而“全总”的经费却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其二，民主国家的工会负责人均是专业人士，但绝对不会是政府公务员，其任职资格也不是来自政府任命，而是通过工会内部的选举或者任命程序。而中国工会则从中央到省、地区、直辖市、县工会工作人员乃至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等，无一不列入公务员编制，由人事部门任命，处级以上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并同意方能任命。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会，成为当地政府安排政治失意者或行将退休的官员的部门。 既然中国的工会从未真正成为工人表达阶层利益诉求的管道，那么中国当局力图在外企当中设立工会的真实目的何在？说穿了，还是为了加强党对企业的控制，这是中共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一环。 中共一直通过在企业设党委这种方式控制着企业，1989年以前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曾提过“党政分开”与“政企分开”的改革方向。许多非公企业（外资与私企）进入中国之后，既未设党委，也未设工会。但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不再提“党政分开”与“政企分开”这类改革，相反逐步加强党对企业的管控。胡锦涛任总书记之后，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雇员当中，中共党员人数在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中共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25.2万个，党的势力深深渗透到企业当中。只是这种党支部不能象在国企一样领导经理厂长等经营者，所以中共还一直设法在私企与外企建立工会，希望通过工会控制企业员工从而挟制资方听命。2006年中共以政府命令的形式，要求在全国的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这一命令得到美资Walmart等的响应。这次发生13连跳事件的台资富士康也建立了工会，担任工会主席的是老板郭台铭的秘书。 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可以推论，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外企工会，与其说是为了表达工人利益诉求而设，不如说是为了将党统治的神经末稍延伸至外资在华企业，而成立工会自然是最方便也最让外企无法拒绝的借口。 对于中国今年罢工潮的社会影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看法有不少。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让读者认清：第一，中国当局容忍工人罢工，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让企业主拿出钱来加薪，总比让政府拿出钱补贴穷人合算；第二，任何民众的自发性组织，都不会被当局接纳容忍。既然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政府就汤下面行一箭三雕之计：既达到多年以来迫使外企成立工会之目的，也堵了工人的嘴巴，还提升了政府形象。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2期，2010年8月12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桑兰是最毒的女人
新华社最近报导美国体育运动学专家桑兹教授（William Sands）对桑兰摔伤录像的分析报告，指出桑兰一直坚持的摔伤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撤垫子的说法是谎言，结果引起桑兰反驳及网民争议。新浪网就此做了读者民调，截止12月7日（已有二万五千人投票），认为桑兰“确实说谎了”的占62.7%，认为桑兰“没说谎”的只有8.2%，29%表示“不清楚”。 面对大量桑兰撒谎、烂诉的事实，那些为她辩护的人，归纳起来只有两张牌∶她人都瘫痪了，就饶了她吧（等于是∶残疾人就有了豁免权，就可以随意撒谎、任意害人）。另一张牌，就是把一切都推到桑兰的地痞丈夫黄健和恶棍律师海明身上（这里的“地痞、恶棍”形容词都远不足以描述那两个不属于人类的动物之恶），认为如果没有那两个恶男人的误导，桑兰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当然，在没有黄健之前，桑兰没提过赴美打官司；在没找到纽约的华人律师海明之前，桑兰也没想告她的义务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更没想告刘家父子“性侵/强奸”。但就像一个贪财的人，被诱惑之后开始想敲诈一下，在恶人继续教唆下，最后走向图财害命之路。所以很多人认为教唆桑兰的黄健、海明更坏。 我也写过“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海明毁了桑兰的后半生”（因为桑兰的形象完了，前途也就完了），但却没有丝毫为桑兰之恶开脱之意。实际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桑兰是黄健和海明的牺牲品，但我认为桑兰心里有比黄健海明更毒的一面！为什麽？ 打个比方∶一个想钱想疯了的女儿，以前从没想过杀自己富有的母亲，但其丈夫或律师启发教唆说，如果杀了，可得保险以及家产等多少多少钱，并承诺帮助其逃脱法律制裁。结果这个女儿就真下了毒手。那麽这个女儿和丈夫、律师谁更毒呢？当然这个女儿更毒！因为丈夫、律师虽冷血残忍，但他们跟那个母亲陌路平生，没什麽关系。而女儿则不同，她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她得到过、体验过母亲的恩情，她熟悉母亲。丈夫、律师和这个女儿都是图财害命，法律上谁罪更大是一回事，但在道德上，这个女儿除了害命，更“恩将仇报”，把养育她、有恩于她、且没有任何伤害过她的母亲“杀”了！你说哪个心更毒？哪个更不可原谅？ 早就有人说桑兰是《农夫与蛇》中的蛇。如以这个典故来看，黄健、海明当然也是毒蛇，他俩平白无故咬刘谢，咬莫虎，咬网友等等。同样是毒蛇，为什麽桑兰比毒蛇更毒呢？因为《农夫与蛇》中的那条毒蛇并不知道（也不懂得）曾被农夫救活，它苏醒后是出于本性咬人。黄健、海明就是那种本能要咬人的毒蛇，逮谁咬谁，乱咬一气。 而桑兰就不同了，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咬的“农夫”有恩于她，当年“农夫”曾全家动员照顾过她十个月！还在美国给她募款、帮她取尿布，在中国给她找工作、支付在中国期间的医疗费、帮她做形象宣传，为了她今后生活更有保障等等！刘谢夫妇还自己掏出三万美元的真金白银，捐给了桑兰。就这些，桑兰过去十多年写过很多感恩文字。所以当年操办桑兰回国后安排的国家体操协会官员张曼蕾在网上说，桑兰“怎麽能把13年来的事实在一个晚上统统翻了个个，把她自己说了10年的感激（刘谢夫妇）话统统颠覆┅┅桑兰，你走的实在太远了！到底是什麽邪念让你著了魔似的越走越远？”“邪念”这两字用得太准确了！ 桑兰不仅咬“农夫”，还要咬死他们全家。桑兰的最毒之举，就是告刘国生父子“性侵/强奸”。很显然这个“强奸案”又是在海明指导下发生的。事发之初，黄健只是博客上抱怨监护人之子薛伟森曾帮桑兰买过文胸之类。随后就被海明写进诉状，成“性侵”了。当时海明在博客上还说，桑兰为报案而准备“家庭作业”。从逻辑常识上说，没有海明指点，桑兰和黄健两个“美国不通”哪知道只有告一级强奸（还先撤销民事诉案）才可避开“时效过期”的法律限制。 那麽在这个“报强奸”案上，海明不是比桑兰更毒吗？不对，还是桑兰毒过海明。为什麽？如前所述，海明是为自己炒作，逮谁咬谁，乱咬一气。但他以前跟刘谢夫妇、跟薛伟森都没有瓜葛。反正他是可以闭著眼睛把任何人送进监狱、或让人家倾家荡产都毫无感觉。当然，“兽”怎麽可能有人的感觉。 但桑兰不同，上述那位体委领导张曼蕾感叹，“不幸的桑兰却幸运地遇到了活菩萨——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他们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在桑兰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她最无私的帮助”。但桑兰却把她曾感恩到视为“母亲”的谢晓虹告上法庭还不够，还把“这位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至亲的两个男人（丈夫和儿子）都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用“性侵/强奸”，甚至是一级强奸——也就是可以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完全违背受害人意愿的、或使用凶器的、给受害人带来严重伤害的暴力强奸！ 桑兰坐在轮椅被推进纽约的警察局、向警方录供时，是她最毒的时刻！能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有“阿森哥哥”把她从轮椅上抱上抱下、给她当“墙”使、让她舒服地依赖，等等画面的情况下，去警察局报可以把薛伟森送进监狱的一级强奸，能在清清楚楚地知道刘伯伯为方便她的轮椅而改建自家车道、做（和轮椅等高的）大床、修成可使轮椅顺利进入的浴室等等的情况下，平静地侃侃而谈，向警方描述自己编织的故事。而且报完一级强奸出来，喜笑颜开面对记者。你说这个桑兰得毒到什麽程度！ 为什麽我说是“编织的”性侵故事？根据起码有两条∶其一，是警方录制的口供只有短短六页纸。我当年曾调查采访过吴征、杨澜的造假案，曾在吴征“卖保险欺诈中国留学生一案”的案发地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看到吴征的笔录取证（deposition）。那还不是什麽强奸这麽严重的案子，取证就长达154页。开头还有当事人的出生、经历等资料性东西。而桑兰的去掉这些常规内容，其真正“性侵”的叙述部分，更明显少得可怜。可想她不管怎样在海明的明示下，都很难编出实质性内容。这就是为什麽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取供，最后只有六页纸。 其二，纽约警方很快就作出结论∶“缺乏证据、不予立案”。甚至只是给桑兰的律师打个电话通知，连个正式的书面文字都没做。住在美国的很多人都了解，美国警方对强奸案，尤其是强奸未成年的人（当时桑兰不满18岁），调查非常认真，处理相当严肃、严重。按常理，报案者还在纽约，警方起码应写个书面文字，正式通知桑兰。但连这都没做。海明在博客抱怨，这是美国“歧视”桑兰。事实上，纽约警方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桑兰“烂诉”的愤怒和蔑视！ 所以我曾在“桑兰海明谁更毒”一文中说，桑兰海明是中国人中少见的“毒类”。“海明跟桑兰打，就是斯大林跟希特勒打，同归于尽是最好结局，也是必然。”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结局。 对桑兰、黄健、海明这样的毒蛇，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舆论来道义“处决”。 2015年12月5日 2015-12-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Local judicial rights under attack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leadership has finally taken action, demanding tha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s (陈水扁) judicial rights be respected.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a dozen Taiwanese groups recently held concurrent press conferences, initiating a yellow-ribbon campaign for Chen. This is a US tradition through which people remember and campaign for the release of prisoners of war. By wearing yellow ribbons, these Taiwanese Americans were showing their concern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s judicial rights. While many overseas Taiwanese were unable to make their minds up when allegations of Chen’s corruption first surfaced, they are now massively in support of protecting his judicial rights. Judging from reactions at speeches I have given in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several US cities recently, most audience members are angry at President Ma Ying-jeou’s (马英九) government over Chen’s long detention. Their strong reaction has at least three main causes. First, a just trial can only take place in a fair judicial environment. But the media has been reporting the details of Chen’s case right from the start, prompting the public to find him guilty before the trial is over. Later, the judge presiding over his case was suddenly replaced, suspects were detained to extract confessions and the trial record was manipulated. In this highly unfair judicial environment, a just trial is impossible. Despite the prosecutors’ many charges, a just trial is possible only in a fair judicial environment, no matter how serious the charges against Chen. The government is guilty of illegal detention, an improper change of judge and the falsification of trial record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possible to truly investigate whether Chen is guilty of corruption. The sequence should be to first guarantee his judicial rights and then proceed with the trial on the premise of a just judicial environment protected by the judicial system. Second,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government’s power abuse are much more serious than individual corruption. I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is concept in my newspaper articles. In all societies that have suffered under dictatorship, people are indifferent to their personal rights because they are accustomed to the government’s abuse of power and they have become able to endure it.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s abuse of judicial rights is obvious and rampant. Even the pro-blue Chinese-language China Times has published an editorial saying that Chen’s long detention may damage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f the government can trample on the former president’s judicial rights today, it can do the same thing to anyone tomorrow. Some say that the judiciary is not only unfair to Chen alone and that we should call for fair prosecution of all cases. Certainly, we must safeguard every individual’s human rights, bu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celebrity cases usually attract more attention and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This is why the media invited medical experts to discuss cardiac disease after Michael Jackson’s death, although countless people die of heart disease every day. Third, the government is becoming more arrogant. This is frightening when we look to Taiwan’s future. Most pan-green camp supporters feel that Chen’s long detention is political retaliation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at is meant to destroy the green camp’s morale and crack down on Taiwanese 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Ma has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prosecutor Hou Kuan-jen (侯宽仁) accusing him of forgery during his investigation of Ma’s handling of his special allowance fund. Meanwhile, first lady Chow Mei-ching (周美青) has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political commentator Chin Heng-wei (金恒炜) and some others for allegedly defaming her. The blatant arrogance of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and his wife in suing private citizens is making a growing number Taiwanese feel ill at ease, especially after a group of Taiwan experts in the West repeatedly petitioned the government to demand that Chen be given his judicial rights, and after the government ignored criticism by Ma’s law professor and mentor Jerome Cohe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several newspaper articles. How can we not worry about the consequences when such a government is in total control of Taiwan? Even at a time when Ma’s government is treating the cases of alleged corruption against Chen as political, some in the pan-green camp still treat them as a judicial issue. Perhaps some of them are politically unwise because of their own blind spots, and perhaps some have other motivations. The pan-green camp’s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 the KMT and Chen’s corruption trial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ation’s future.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any mistaken decisions. Cao Changqing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based in the US.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Jul 03, 2009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2009-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毛泽东“西学观”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最近我在思考中国为何行宪百年却依然无法圆宪政之梦。在查阅了大量资料方才发现，主要原因其实并非中国的东方文明属性拒绝接受西方文明，而与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有关，直接一点说，是与毛泽东形塑的中共政治文化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态度有关。 这点感悟其实是阅读日本、韩国及印度制宪的文献后生发出来的。这些国家同属亚洲文明，但现在都实行了宪政，它们目前的政治观念与制度都不是从本土的前近代思想的提炼或再创造而产生的。尤其是深受中国古代文明熏陶的日本与朝鲜，其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传统，没有任何关于宪政政治的因子。这些国家的国民，在近代以前，对“权利”“公民自由”这些词汇均闻所未闻。从近代以来，这些国家都历经了不同的发展历程，曾有过不同的政治文化与人权纪录，但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很大影响，如今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已经趋同，并与联合国人权文件中表达的内容大致相似。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开放与谦虚的，认为向西方借鉴“没什么可害臊的”（印度宪法的主要设计者B.R.安贝德卡博士劝谕印度向西方学习时所强调的）。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也很高，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学习的范围从器物文明这类形而下的层次扩展至政治制度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也有一本国民政府制定且包含了保护民权内容的《六法全书》。直到此时，与其它亚洲国家相比，步伐也不算太慢。这时候中国人也不认为向西方学习就是“洋奴”，1943年7月4日，中共头号喉舌《新华日报》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一篇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讴歌美国的自由民主，以及它的存在带给世界的希望，如“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 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这话放在今天，由任何中国知识人来说，定被毛粉们与五毛斥为“向美国主子无耻献媚”。 问题出在1949年中国发生政权鼎革之际。这一年，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不可逆转之局。毛泽东认为再也不需要与美国虚与委蛇地周旋了，于是他公开表达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蔑视。2月2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宣示说，“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 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从此以后，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先贤们开启的向西方学习之路被毛泽东及中共腰斩。而且中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带有极强的毛个人色彩。 毛泽东对待人类的知识有几个特点，一是他自认属于“生而知之”的天纵英才，已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不需要通晓其他文明的ABC就已天然具有批判资格。比如他在不了解西方宪政、法律制度为何物时，已经预设了必须蔑视批判的政治原则。那篇《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充满了政治与文化的傲慢。傲慢既来自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与政权在握，更来自于对西方文明的无知与不屑。 二是对人类文明那种极端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从中年以延安为根据地渐成发皇气象之后，毛只表示过要向苏联这位“老师”学习，其余均持“批判性地借鉴”之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问题在于毛判定“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太随意，而且以他个人的好恶为好恶。此后，西方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被毛伟人视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糟粕”。最近关于54宪法制定的一些历史细节被参与者披露，人们才知道，原来言论自由、集会示威自由及迁徙自由等“民权”，自毛泽东政权在握后就被公开视为“西方文化糟粕”。再后来，中苏交恶，中共曾号召全国学习仿效的苏联革命文化也被当作“修正主义糟粕”，与封资一起并称为“封资修毒草”，统统被丢进“历史垃圾堆”。 三是毛不喜欢别人有知识与教养。毛有名言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知识越多越反动”。前者好理解，因为只有在无知的民众那里，毛才能高高在上地获得神的感觉。后者则源于毛知识结构的缺陷。毛喜好卖弄学问，但他不通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当中只通史，略通子、集，不解经。面对一些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就不能挥洒自如地纵论古今，虽然没人敢当面对毛表示任何不敬，但毛知道“腹诽”是少不了的，所以一句“知识越多越反动”将这些大知识分子划为社会异类。但完全没有“知识”也是不行的，毛的知识标准是中小学毕业，能够识字断文就行了。这种“知识标准”的“知识人”，对毛平日纵论古今属于半懂半不懂状态，自是最好听众，半懂状态使听者知道毛的斤两，半不懂让人保持敬畏之心。比如《二十四史》被当作封建文化，普通国人无缘得见，毛才可以在“九大”期间突然引用《后汉书·黄琼与李固书》那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下发学习，让大半是工农兵出身的九大中央委员们如听天书，更增畏惧崇拜之心。 毛泽东去世30余年，中共对西学的态度改了没有？没有。因为至今为止，西方的宪政、民主、人权等仍然被当作“西方文化的糟粕”，应该弃而不用，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层次仍然是19世纪末那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0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0/maos-western-perception-and-its-impact-on-chinese-politics/）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如何判断中国脉动？
何清涟 不少人问过我，你在国外，为何能够把握中国的脉动，让国内人信服你的分析？ 信服是外部评价，衡量的标志就是人们愿意传阅转载。但如何把握中国的脉动，本人有些经验可与他人共享。 \善于发现“异常”\ 先举一例。近日我在推特上谈过一件事，即《纽约时报》连续十天的热门文章之首，竟是2012年10月26日的《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查究之下，并非《纽约时报》旧文重刊，首页上并未重新刊发。看来，这条一年半以前的旧闻得以重上头条，最大可能是近日点击率暴增的结果。不仅如此，7月2日当日，10篇热门文章中竟有6篇是与温家财富相关的报道，如《温家宝家人回应纽约时报报道》（2）、《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3）等，请见截图。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流量不小，两年前的旧文被翻出来并重居排行榜多日，这得要很大的访问量来支撑。关键在于，这流量并非来自海外，因为海外读者早就读过这篇名文及其相关文章。如果来自中国大陆，那只有两个可能：一是突然对纽时解禁或部分解禁，中国读者不翻墙也能读到这些文章；二是对某个群体（比如政府公务员之类）开放，允许他们使用单位内部安装了可翻墙软件的电脑阅看此文。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意图都是将反腐的眼光吸引到温家宝身上，其目的可以有多重，至于谁是背后推手，难以判断。但北京反腐成就中的“身份识别”很有意思：迄今为止，因腐败落马的 30余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全是平民出身，吸金纳银最多的红色家族成员始终未曾触及。 \比照解读官方文件与外媒报道\ 从5月下旬“特赦贪官论”一度热传，直至6月中下旬反腐成就频出，不察其中细节者，会以为北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并非如此，这段时期，我一直将中纪委监察网与公信力佳的外媒消息相比照，从中发现中国的脉动。自习近平确定反腐以来，中纪委在党内政治中的作用迅速提升。由于党的喉舌现在显然有几根舌头，中纪委干脆绕开媒体，在中纪委监察网上直接发布各类信息。比如将港澳工作委员会及国企列入监察范围、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的5·26讲话，就直接发表在该网站上。5·26讲话很重要，导致外界一度认为中国将特赦腐败。 但在中纪委网站上仔细查找过相关资料后，我在《反腐鸣金收兵，萧墙干戈暂息》一文里分析过，习近平针对高层的反腐，确于5月26日鸣金收兵。证据是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发表讲话，称“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明确宣布以十八大划线，只要当事人现在不在重要岗位上，比如已经退休的历届政治局常委，其腐败（包括家属的腐败）不再查处了。但不再查究的范围极其有限，因为同日登载了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阳宝华被调查的消息——这是根据官方文件解读。当时流传的小道消息是：习近平反腐四面楚歌，连做满一任总书记都困难。 但不到十天，事情发生戏剧性转折。《纽约时报》自6月4日开始，连登三篇重头报道：6月4日当天登的是《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其中提到“交易桌上的领导人亲属”齐桥桥；6月5日则是分别是《明天集团针对时报报道发表声明》、《肖建华公司回应收购习近平家属股权》。报道撰写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彭博社前驻香港记者，该社2012年6月29日那篇著名 的《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 》就是他的手笔。2013年11月末彭博社在中国北京、上海两地记者站被警察查抄，据港媒报道，“查抄”结果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用610办公室名义将资料寄给彭博社。以傅才德对习家财富资料的熟悉程度，这时只要有人再提供肖建华与齐桥桥公司的资料，傅才德自然不会放过这等有价值的新闻。 从表面上，外界只看到肖建华的明天集团与《纽约时报》的互动。但傅才德6月18日发表《习近平亲属退出多项商业投资》，在开头的介绍中说：“习近平的亲属脱手了大量资产，这或许会让他在领导反腐行动时更有底气”，与此前三篇的倾向相比，似有峰回路转之势。 \寻找疑点、恰当设问、抓住线索\ 留下来的疑问是：既然习已对少数最高层网开一面，为何还会有人继续为《纽约时报》提供线索？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这些资料在杨晓渡5·26讲话之前已送出，纽时记者何时发文，非线索提供者可控制，肖建华的新闻点在于他在六四时期的身份“北大学生会主席”，记者选了这个日子发表稿件；二是有人对习的承诺并不放心，务必通过曝光习家族成员的财富，从而表明高层家庭家家涉腐。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一事实肯定大大激怒了习近平。尽管齐桥桥的财富故事2012年曾曝光，但这时旧事重提，将他这位誓言“打虎”的反腐者变成了“大老虎”的亲属，对他强调的“打铁还须自身硬”，无论如何都是个嘲讽。 以后发生的事情，排个日期表，就会发现很有趣： 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虽然现任政协副主席共有23位，是个政治荣衔，但看点在于这个职位列于“党与国家领导人”行列； 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突然被查”。令政策本人的身份并不出奇，但其弟令计划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长期追随胡锦涛，因此有人怀疑这是打击胡的前奏。诡异之处就在于，这时如同及时雨般地出了一篇《令狐事件与帝国政争》，以影射手法写令计划故事，其中要害在于几句：“令狐绹的下场，是否是新皇帝要清算上任君主和整个‘国子监派’的先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相反，有不少证据却表明，令狐绹由一代权臣沦落至今天的境地，恰恰是他背叛所属派别后的咎由自取。……令狐事件给帝国官员们最大的教训，不在于‘站错队’，恰恰在于‘背主家奴，必无好报’”。意思是：新皇此举是为胡锦涛清理背主家奴，不是要清理胡锦涛门户，为外界指点迷津。 6月30日，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涉嫌受贿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公布，与此同时，徐系数十名将军被调查。徐得志于江泽民统治时期，在胡锦涛接任军委主席后晋升军委副主席，以后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是军队的实权派，一直被视为江系人马。许多人将徐被查视为清洗江系的信号。 \易位思考、综合各种变量，帮助判断动向\ 这轮反腐之后，还会有什么动作，得看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等“老同志”的互动，这种互动决定危险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以下是我考虑的几个因素： 《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的旧文突然重热，那么，是谁要让温家成为反腐关注焦点？接下来的问题是：曾一度拿到免查金牌（有人称是丹书铁券）的几大元老家族是否真能保持身家安全？ 习有位置优势，党政军大权在握，反腐亦有道义优势。在宣布开除徐才厚的党籍之后，《解放军报》立即发表文章，称全军拥护中央决定。江、曾、李鹏等老一代领导人就算还有自己当年布下的人马，但在以利益结成政治保护关系的中共党内，也无法与习近平抗衡。关于习家、温家财富故事，如今已经是炒当年冷饭，无法构成更大的杀伤力。也就是说，习的对手如果没有更好的牌，在今后的博弈中，未必能取得比中纪委5·26讲话更好的结果。更何况，《纽约时报》6月4日以后发表那几篇有关习姐姐的文章，可视为其对手破坏了5·26讲话达成的危险平衡。 互联网时代，分析者面对的资料都相同，不同的只是观察力与知识积累。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04/195135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全民信佛，不可征服——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二
在动身去印度采访西藏流亡社区之前，我特意去找宗教的书，想多了解一点佛教。美国近年出现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电脑书店，叫亚玛逊（Amazon.com），有250万种图书，人们不用去书店，在家中打电脑就可选购。我打开亚玛逊的电脑网址，在图书种类上打出“佛教”，结果出现1,200种佛教书，不仅有佛教哲学、历史，还有西藏的医药、烹调等等，光看这些书名就要几小时。 这厶多种类的佛学书，说明佛教在西方的发展势头。据美国《时代》周刊1997年10月报导，现在仅美国就已有10万佛教徒。美国的“佛教英语教学中心”，1988年时有429个，现已达到1,062个，翻了一番。该杂志记者感叹，“佛教从未像今天这样势头大。” 该文分析说，这背後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辐射。如近年的“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藏语是“尊前”，即最受尊敬的大喇嘛出现在眼前）等； 二是流行文化的传播。美国的Beaties Boy乐队去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声援西藏的演唱会，观众达20万。芝加哥公牛队是全世界篮球之王，该队前锋乔丹最近参加的全美篮球明星赛，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电视转播，近10亿人观看。公牛队主教练贾克森尊崇佛教，他写书指导球员学习佛教以“忍”来克敌制胜。 三是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被《时代》周刊去年选为全美25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藏学教授罗勃特舒曼（R. Thurman）说，西藏像小海豹，被中国恶龙的利爪摧残，任谁都会伸出援手。 达赖喇嘛无处不在 但当我到了印度，发现美国的这些佛教发展，和当地西藏流亡社区比较，太是小巫见大巫。在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书店，我数了一下，关於西藏和佛教的英文书就有250种。我在印度南方约四万人的四个藏人难民居住点走访了一圈，强烈感觉到这是个典型的佛教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我访问居民点的老人院时看到，每个老人都手拿一串佛珠，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经祈祷。我去藏人家中访问，发现每家都挂著达赖喇嘛像，供著佛台，插著青烟缭绕的佛香。不要说寺庙，连藏人办的地毯厂、拖拉机厂，摩托车厂，包括各种办公室以及工具仓库，到处都挂著达赖喇嘛像。在藏人学校，还设有佛学课。我在参观一所中学时看到，一个身著深红佛袍的和尚正在给学生讲经。在藏人流亡社区，不仅老人信佛，年轻人信佛，而且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例如我到达印度南方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格林（Rabgayling）时，作为该区行政主管的达赖喇嘛代表索南贡拉桑告诉我说，这个居民点有4,000人，百分之百信佛教，包括他本人。而他曾在美国纽约长岛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电台做过编辑，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两百寺庙金碧辉煌 走在藏人居民区，佛教世界的意像到处可见。满街都是三五成群的和尚，他们身著红色架裟，和你擦肩而过，有的还向你微笑，合手致礼。 僧侣在藏人流亡社区比例很高。在4,000人的拉格林，有500和尚。最大的居民点拜拉库比（Bylakuppe）有17,000人，其中35,00名和尚。在13,500人的浑苏尔（Hunsur）居民点，有4,000和尚和240名尼姑。 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在印度12万流亡藏人中，有近16,000名僧侣，占人口比例13％。在西藏，1959年中共镇压藏人起义前，有僧侣59万2千，占当时340万西藏人的17.4％。後来有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迫还俗。现今西藏有13万僧侣，只占西藏600万人口的2.2％。 在藏人社区，最好的建筑不是达赖喇嘛代表办公的行政管理总部，而是寺庙。每一个居民点都有很多座寺庙，而且每一座都建得流檐飞瓦，金碧辉煌。这在印度南方的荒郊野外，格外引人瞩目。据统计，藏人在印度共建了200所寺院（全球共有890所寺院和佛教中心）。印度很贫穷，流亡的藏人，生活也相当艰难，但他们却拿出那厶多的财力来建筑寺庙。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版《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对此解释说，“西藏是个佛教社会，藏人再穷，也会建寺庙，献酥油，让酥油灯长明，佛教绵延。” 一万和尚，逃亡取经 藏人办的寺庙，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深山里的简陋庙宇，而是办成了僧侣学院。座落在浑苏尔的寺庙规模最大，有2,200个和尚，其中15岁以下的小和尚有100多名。我去访问时，小和尚们正在拔河比赛。我以前从没见过儿童和尚，很开心地和他们一起拍照。在这个寺庙的住持方丈的卧室，我遇到一个才五岁的“转世灵童”，我特意把他抱过来仔细看了看，他与别的孩子有什麽不同。寺庙方丈介绍说，这个寺庙的2,000多和尚，有一半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仅1997年头10个月，就逃来200人。从四川甘孜藏人自治州才逃来几天的25岁的和尚益西桑丹对我说∶“这里有最好的寺庙，能学到真正的佛学知识。在西藏，很多和尚都想逃到这里来研经。”住持方丈介绍说，“一般他们要在这里学习八到十年，有的要学十几年，然後再回到西藏。” 达兰萨拉有专门接待逃来藏人的“难民接待中心”。该中心主任索朗秋培介绍说∶“由於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在乡下有个和尚非常受欢迎。但和尚必须有真正的佛教知识，而西藏没有经学院，中共不允许建立千人以上的寺庙，认为人聚多了会闹事，因此他们逃到这里来深造。”据统计，从1997年到1996年，已有9,000和尚尼姑逃到印度，迄今逃来的僧侣已上万。 僧侣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专心致志地研读佛经，还可得到他们的“法王”达赖喇嘛亲自传道解惑。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94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还没有一个完全合格的Geshe（佛教上师，或佛学博士）。但在仅有10多万人的西藏流亡社区，现在已培养出1,000名Geshe。 一只手击出什厶声音 在寺庙的大院中，可以看到几百名和尚“辩经”的场面。辩经是僧侣们学习佛经的重要方式，由站立者劈掌跨步猛然提出问题，坐者要机敏快速回答。佛教被称为最哲学的宗教。例如站立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只手击出什麽声音？”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理想答案，因为中国古语说“孤掌难鸣”。每个寺庙都保留著很多藏学文献。在达兰萨拉的“藏学文献中心”，收集有藏文图书5,000多卷，国际上很多佛教学者，都到达兰萨拉查资料，也有“洋人”到这里做和尚尼姑。 曾在中共《西藏日报》藏文部做编辑，1969年逃来印度的现任“西藏之声”电台记者贵桑觉班介绍说，“现在达兰萨拉有7,000藏人，而常驻的西方人有1,000多。”他们来这里研究西藏、佛学，学藏语。有的业余时间教英文，有的干脆做了僧侣。在达兰萨拉镇的窄小街道上，可以遇到蓝眼睛高鼻子的和尚和剃去满头金髪的尼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全是西方人的“静思深省中心”。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夏宫罗布林卡，管理主任Kim Yeshi是个美籍法国人，她虔诚信佛，丈夫曾在西藏流亡政府任过部长。 藏人流亡社区办的寺庙，已不是一般中国人印象中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五台山”上的和尚庙，而办得相当现代。例如在浑苏尔居民点的廓芒寺，有1,150名和尚，寺庙里有12台电话，五台电脑和传真机，地上铺著藏人手织地毯，屋顶有现代吊灯和旋转风扇。僧侣们经常收听英国BBC广播新闻和美国之音，还阅读英文刊物。在廓芒寺，懂英文的和尚占4％。 现代和尚周游世界 很多寺庙有汽车。在达兰萨拉的哲策确林寺，管理主任土登宁扎喇嘛自己驾驶专用汽车。一次我走在达兰萨拉的街上，突然一辆汽车在我身边猛然刹住，驾驶者对我喊到“我的朋友，快上车”，我仔细一看，是土登宁扎。 1949年在尼泊尔出生的土登宁扎喇嘛很现代，会说流利的英语、印度语、藏语和尼泊尔语，还说一些法语。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10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经一位德国记者朋友介绍相识。在书展大厅聊天时，他送我一张巴黎出版的法文报纸，上面有他和中国异议人士蔡崇国在巴黎握手的新闻照片和报导。 在达兰萨拉，他请我到他的寺庙吃早饭，引导我看了整个寺庙，并破例让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的居室有卫生间，还有电视，电话。他说，“我每天都看一次英国BBC电视新闻（在达兰萨拉收看不到CNN），了解世界政治和有关达赖喇嘛的报导。 一般僧侣也看杂志，听广播。”因此寺庙里的和尚尼姑对外在世界并不隔阂。例如，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车路的道玛林尼姑院，有153名尼姑，很多都能听懂我用英文做的演讲。在这个尼姑院的走廊里，贴著尼姑们撰写的英文作文。尼姑院管理主任告诉我，这里的尼姑80％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很多刚来时是文盲，在这里学会了英文。我演讲後回答提问，尼姑们提的问题，令我相当吃惊她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和熟悉，例如她们提出的前四个问题是∶“江泽民能否变化，进行政治改革？”“为什麽中国学生走上天安门，什麽使他们变化觉醒？”“有多少中国人赞成绝育？”“怎样使中国人知道西藏的真相？” 慈善捐赠，养活僧侣 藏人在流亡社区建了这麽多寺庙，如何养得起这麽多僧侣？土登宁扎喇嘛回答我说，从西藏逃来的和尚尼姑，达赖喇嘛给他们头一年的生活费，每人50美元，而更多的财政资源来自外国佛教团体和个人捐款。 由於佛教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大，捐赠很多。捐款，是西方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在美国，民众捐款数量如同天文数字。据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1996年美国民众捐款为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目前中国的外汇存底声称世界之最，才是1,40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的700亿美元）。美国民众一年的慈善捐款就比中国外汇总量还大。而美国人1996年的捐款，有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剩下的捐给了其他九个不同领域。如果西藏获得自由，佛教能够像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这样发展，仅西方民众的宗教捐款，就可使西藏僧侣无後顾之忧。我在拉格林藏人居民点采访时得知，刚刚有个台湾的佛教团体访问过这里，他们临走时捐了15,000美元。 寺庙的开销并不庞大，因僧侣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土登宁扎介绍说，他的寺庙有50个和尚，每天早饭是一杯奶茶，一张大饼，规定只许吃这麽多。一周有三天早餐提供鸡蛋、果汁和蜂蜜。午餐是米饭和蔬菜。晚饭为面条或米饭和汤。午晚饭都不限量，一周有一次肉（羊肉）。有些寺庙也自己开辟财源，如土登宁扎喇嘛的寺庙，在庙内开设了小旅馆，有20个房间，室内有卫生间和热水，每间每天收费120印度卢比，相当3.5美元。小旅馆经常客满，除了冬天，都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床位。 女性是母亲 当得知土登宁扎在14岁时就被父亲送去寺庙当了和尚，我想起印度南方那一群群八、九岁的小和尚。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年，就被父母送进寺庙，是不是被剥夺了选择权利？土登宁扎喇嘛回答说，“如果你了解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就会理解为什麽父母要把孩子送进寺庙。由於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孩子们从小就想当和尚，在藏人心目中，僧侣如同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一样受人尊敬。当然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决定，但僧侣有还俗自由，如果孩子长大了不愿意做和尚，只要在大喇嘛前宣誓解除戒律，就可还俗。还俗後如改变想法，还可再回寺庙，再受戒，来去是自由的。” 土登宁扎经常旅行。我问他在西方见到那些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有没有性冲动，怎样克制？他严肃地说，“女性在和尚心目中是母亲，我们想到与女人有性关系，如同想到与母亲有性关系。”我追问，“真的从没有和尚私下与女人偷情？”土登喇嘛说∶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因为如果出家人有了性欲望不能克制，他可以还俗，不需要做这种事。做这种事是对达赖喇嘛的冒犯。 年轻和尚的烦恼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和尚都没有烦恼。在拜拉库比，我遇到一个23岁的和尚边巴成列，他在尼泊尔出生，讲一口地道的英文。他说，他很好奇婚姻生活，旅行时曾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很耽心，“不知在什麽时候，一下子被钱和物质世界打倒。”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儿童，渴望自己有个孩子，但他又虔诚地信仰佛教，很为此苦恼。 我在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时，曾讲了这个和尚的故事，并询问达赖喇嘛有否这种苦恼？达赖喇嘛说，他喜欢天下所有的儿童，但从没想过有自己的孩子。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是达兰萨拉附近的索葛学校的校长，她在电影《西藏七年》中饰演了幼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刚出版了英文自传《我的故事》（My Story）。她告诉我，虽然她是达赖喇嘛现在唯一剩下的妹妹，但她去见哥哥，也要事先申请，经达赖喇嘛办公室批准才能见上。杰增白玛的丈夫丹巴才仁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说，除了因工作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与杰增白玛结婚後，还没有夫妻和孩子一起与达赖喇嘛吃过一次饭。因为达赖喇嘛完全按照和尚的规矩和习惯生活。我这次采访才知道，达赖喇嘛每天只吃早、午饭菜，不吃晚饭，只喝一杯奶茶。 “从来不痒，不是更好” 我於1994年春在纽约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时，他就强调僧侣生活的好处。他说，“结婚有太多的烦恼，夫妻吵架，反目为仇，离婚，分财产。生不出孩子，到处找偏方；孩子多了，又要避孕，做节育手术，还有艾滋病。当然婚姻也有快乐，但像一个曲线，忽高忽低。而僧侣生活像条直线，没有高潮低潮，但稳定平静。”他对性的解释是，“如果痒，挠一下很舒服；但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在西藏流亡社区，我采访到的每一个和尚尼姑都满意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她）们不为婚姻、家庭、孩子、职业、金钱、房子和汽车烦恼。简单、平静、快乐地两耳不“烦”窗外事，一心只读“佛经”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自有它独特的力量。 最好的工作是保卫达赖喇嘛 看到藏人这种全民信佛的现象，我有两点很强烈的感受∶ 第一，在这样的宗教社会，中共当局诋毁达赖喇嘛绝不会成功。藏人全民信教，那种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自内心的尊敬以至崇拜的宗教情怀，就像天主教教徒对教宗的狂热，不是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所能完全懂得的。 编辑《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几年前从青海逃来达兰萨拉。有人对他的父亲夸赞说，达瓦刚来时，分文没有，住在“难民接待中心”，现在是令人羡慕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了不起。达瓦的父亲说，有什麽了不起，他还没当上达赖喇嘛的警卫员。在普通藏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工作是做达赖喇嘛的警卫。流亡藏人有七千军队，编为独立军团，驻扎在印度和西藏边界，受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双重指挥。达赖喇嘛的警卫队是从这七千藏人士兵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在达兰萨拉采访时发现，陪同我的负责接待的藏人官员丹增占堆走到哪里，都有藏人向他打招呼，致意。我不解地问他∶“你才20多岁，怎麽这麽受人欢迎？”他说，“因为我父亲是达赖喇嘛的警卫长，所以他们连我也一块尊敬了。” 天主教徒怎能反罗马教皇 达赖喇嘛有时随意说句话，也会被藏人十分重视。例如，在拜拉库比，藏人为增加经济收入，办了鸡场，养了八千只母鸡。但达赖喇嘛去视察时看到那厶多鸡被关在笼子的难受样，随口说了一句，如果关掉这个鸡场，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藏人就把这个鸡场关闭了。在藏人居民区的自由市场，各种蔬菜、肉在出售，但没有卖猪肉的，藏人一般都不吃猪肉，因为达赖喇嘛的生肖是猪。 即使在西藏，虽然中共曾长期把佛教视为迷信，扼杀宗教自由，但藏人信佛的比例仍然很高。达兰萨拉的“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原在四川的藏人自治州一个中学任教务长，1992年逃来印度。他介绍说，在西藏，笼统地说信佛教的藏人占90％以上，虔诚信的有40-50％。在西藏的藏人干部中，信佛教的达70％。从1994年开始，中共当局禁止藏人干部家中挂达赖喇嘛像，取消供台，不许烧香。从中共这样三令五申查禁，也可从反面证明，在藏人干部中，多数人尊崇达赖喇嘛。 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信佛教的西藏社会，中共批判诋毁达赖喇嘛，只能激起西藏人对中共的更加厌恶和愤怒。在绝大多数人都信仰佛教的社会反对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如同让基督徒反对耶稣，让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一样不可思议，也绝不能奏效。中共的毛泽东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在中南海的厚重城墙内，根本不了解西藏人社会的真实和它的独特性。我这次在达兰萨拉采访才得知，自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1959年流亡印度至今39年来，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没有派过任何一个记者来这里采访，因此北京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报导全是没有第一手资料根据的编织和有意诋毁。 幸运的鱼和蚯蚓们 第二，由於藏人全民信佛，佛教又主张不杀生，藏人社会治安相当良好。印度本来就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西藏流亡社会的犯罪率比印度社区还低。1961年建立的拜拉库比，至今已达17,000人规模。该区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土登安叶桑说，“这个居民点建立至今37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任何犯罪都是对达赖喇嘛的污辱。” 在另一个建於1966年的藏人居民点浑苏尔，有13,500人，至今32年来也没有在藏人中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件。两个社区加起来有居民三万多人，并有30多年长的时间段，竟没有发生一例这种案件，简直是奇迹。尤其我来自犯罪率相当高的纽约，看到这里的犯罪率接近零，几乎有点难以相信。浑苏尔的达赖喇嘛代表多杰解释说，“因为大家都信佛，佛教不能杀生。藏人讲诚信，连谎都不可以撒。” 在这里深入采访，发现藏人确实信仰不杀生的哲学。例如，在拜拉库比有个池塘，里面有一千多尾鱼，大多五、六斤重，但从无藏人去钓鱼。藏人吃鱼，到居民点外的印度市场去买，有时买到活鱼，还把它放到这个池塘中。平时还有人到这个池塘放点面包屑给鱼吃。我特意去了这个池塘，也撒了一些面包屑，看到几十条鱼在阳光下金鳞闪烁、翻腾滚越地争相吃面包的美丽场面，才似乎领悟了一些佛教不杀生的意蕴。 在电影《西藏七年》中，当那个奥地利登山队员指导僧侣们挖地基建电影院时，和尚们挖到蚯蚓，就罢工了，最後把蚯蚓一个个小心地捧在手上运到另外的土地里，才复工。银幕上一排和尚手捧蚯蚓认真护送的场面，惹人发笑。但和尚解释说，佛教哲学认为万物都有轮回、转世，这地基下面的蚯蚓，可能前几世是我们的母亲，怎可用铁锹挖死。“转世”，是佛教的重要理论，藏人相当笃信。达赖喇嘛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在藏人社区，自杀率极低，即使被中共关押的藏人，不论遭怎样的虐待，极少有人自杀，因为以佛教转世观念，如果自杀，下次转世可能会成石头或老鼠。 “破心中贼难” 对西藏人全民信佛的独特性，中共当局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完全不了解，更没有去理解藏人宗教情怀的真诚愿望。这是导致汉藏隔阂，至今几乎完全无法沟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54年夏天，达赖喇嘛曾去北京见毛泽东，谋求汉藏和好。毛泽东对这个当年才19岁的佛教领袖很有好感。临别时，毛泽东曾邀达赖喇嘛单独谈话，面授治国策略。毛泽东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它降低人口，因和尚尼姑要单身；同时它忽视经济建设。”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听到毛泽东这样理解佛教，慌恐得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内心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从整个事情的背景来看，毛提出这样告诫，并非出於恶意，只是由於他和所有什麽宗教都不信的共产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宗教是怎麽回事。 今天，北京的毛泽东继承者们，其思维和做法与当年的毛泽东没有两样。藏人对他们谈佛教，仍然是对牛弹琴。而北京政权试图靠高压殖民政策，让藏人放弃追随达赖喇嘛，更是绝不能奏效。中国古代学者王阳明早就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管中共欺辱西藏人的势力有多大，西藏这个民族都是不可征服的，因为你征服不了他们心中的佛。 ——原载《开放》1998年3月号 1998-03-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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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拜登 习近平，各怀心腹事
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全程陪同。但双方明显是各怀心腹事，都回避最实质性的问题。 所谓各怀心腹事，在拜登方面，意图很明显，由於美债信用评级被下调，导致美国股市波动，这几天暴跌了两千多点，更不用说欧洲亚洲等，全球股市一片哀嚎。美国副总统这个时候去中国，主要是安抚北京，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另一个目的是想通过直接接触，了解这位明年将会接替胡锦涛的所谓「王储」是怎样一个人。 而中共方面，习近平们则是想趁机谈对台军售问题，阻止美国向台湾提供新型F16战机。但中美双方都回避了最实质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面对中东茉莉花革命，惊恐的中共在国内正实行更严厉的镇压。而从拜登的日程表上，看不到就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的内容。而习近平们当然更会回避人权问题。 对於美债信用评级下调和中国持大量美债问题，双方是既难解决、又好商量。所谓难解决，因对美国债务问题，北京方面怎样抱怨施压都无济於事。连美国民众的抗议都不起作用，更何况习近平们，因这是美国的整体经济问题。由於美国经济恶化，目前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已降至39％，而他上台时是67％。据盖洛普8月18日的最新民调，对美国国家现状满意的人，只有11％！即十人中有近九个，不满现在美国的走向。现在很多选民的口号是，奥巴马下台，美国评级上升。明年奥巴马连任的前景被普遍不看好。正因为美国债务问题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所以中美双方也就只能点到为止，变成「好商量」。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双方也基本会是各说各话。因为对台军售是美国的持续性政策，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更有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作为保障。这不是拜登自己能做主的。美国专家认为，美国至少会向台湾提供F16战机的升级版。 但这次拜登访华，很可能带回使奥巴马政府更倾向妥协的信息或分析。因为这位拜登，是美国政界中著名的「国际不通」。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甚至被称为有张伯伦式的糊涂。例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凯瑞）的主要外交顾问，但当时写入民主党党纲的台海政策，竟然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海问题的「最好模式」。这真是愚蠢至极。因为任何对台海政治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把台湾变成香港第二，但拜登就能糊涂到如此登峰造极。而且，对中共武力犯台能起到重要阻止作用的《台湾安全加强法》，二千年时已在众院高票通过，但就因拜登在参院卡住不让表决，最後胎死腹中，因拜登是参院外委会主席。所以这次拜登访问中国，令人担心他被狡猾善骗的习近平们用茅台灌得更糊涂，带回来更模糊的信息。 至於拜登想直接了解习近平，其实也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美国专家说，美方对习近平了解不多，主要靠澳大利亚那个会说中文的外长陆克文，还有新加坡李光耀等跟习接触过的人。而美国驻华使馆发回的资料（被维基解密泄漏），很多都是对习的夸奖，说什麽习近平是个「好人」、不好女色，喜欢好莱坞电影、他的太子党身分也让他不在乎金钱、不贪腐等等。从美方这些信息来看，奥巴马政府对共产党人是怎麽回事相当无知。因为只是从网上资料就可查到，习近平当然贪腐，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假的，一个做王储的，在学历上都弄虚作假。习近平前两年访问墨西哥时，还说什麽外国人「吃饱了撑的」来管中国的事。这种口气简直就像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在讲话，根本不像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更没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修养。而奥巴马政府说对习近平缺乏了解，这是他那些白宫幕僚们的无知和荒唐。 而且这次美国副总统访华，至今完全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就在拜登访华之际，维权人士王荔蕻被当局审判；已刑满到期的维权律师高智晟下落不明；西藏一个僧侣为抗议当局而自焚身亡；蒙古族人权人士哈达15年刑满释放，但仍被变相关押不让家人见面。还有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关押摧残多年，最近放出来，又被毒打迫害；更不要说，很多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法轮gong学员、基督教徒等等被关押、迫害，甚至被杀害。而拜登此刻访问中国，难道就真的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不说一句话吗？ 迄今为止，我们不见他去关心任何异议人士，看望一下其家属，而是去看篮球比赛，带一堆人去小店吃包子等等，做这种无聊的、吸引中国老农眼球的秀。那家小店主说，里面的吃客，是先前去安检的中共人员，「检查完就留下吃饭了」。而普通中国老百姓，根本拜不到这个「拜登」，也登不到这个小店，这是一场典型的中美官方秀。 其实，这次美国副总统访问中国，除了再一次展示习近平等共产党人的狡猾之外，就是提醒人们，美国的「中国通」们是多麽一厢情愿的「中国不通」。 2011年8月19日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1-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亚洲民主价值”将席卷中国
针对这个星期印尼总统要到白宫做客，美籍日裔学者福山25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民主价值在亚洲”（Asia's Democratic Values）一文，探讨过去四十年来东亚的民主变化。 福山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以《历史的终结》的宏文而成名。该文高屋建瓴地阐述世界大趋势，指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历史已“终结”，自由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後来福山又写出《信任》一书，探究中国人之间的不信任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并和西方的信任文化进行比较。福山最新著作是去年出版的《国家建构：21世纪的管理和世界秩序》，从书名就可看出又是那种战略家的思考角度和格局。 福山在昨天的专论中回顾亚洲的民主，相当感叹地说，1967年，苏哈托在印尼掌权，随後统治30年。那时美国忙於在越南抵抗越共，中国则开始文化大革命。美国为遏阻共产势力，只得支持反共的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以及台湾的蒋介石，印尼的苏哈托等。东亚当时除了日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 40年後的今天，东亚的民主国家不仅有日本，还有了南韩，台湾，菲律宾，泰国，以及最近的印尼和东蒂汶。这种变化所以发生，除了这些国家政治因素之外，还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改变有直接关系。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改变了原来美国实行的所谓现实主义政策（即通过支持和美国友好的东亚独裁者来遏阻共产主义），而是改为推动亚洲的民主。 美国的这种政策改变，开始於1986年菲律宾持不同政见者阿基诺被（马科斯政权）暗杀事件，美国支持菲律宾“人民革命”，推翻了马科斯政权，直至後来阿基诺夫人当选为首任民选总统。美国的这种战略变化，和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和东亚事务助卿沃佛维兹（Paul Wolfowitz）有很大关系，正是他俩力劝里根总统放弃马科斯，而支持带有风险的菲律宾人民革命。後来沃佛维兹出任副国防部长，被视为美国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设计者。最近沃佛维兹被任命为“世界银行”总裁，显示布什总统要致力改革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它推行民主外交的战略意图。 美国放弃了马科斯之後，又对南韩的军人统治者全斗焕和庐泰愚施压，支持不同政见者金大中和金泳三，推动南韩的民主发展。美国同时也对台湾的政治强人蒋经国施压，支持他的开明政策，後来才有了台湾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 福山认为，当今布什总统把向中东地区传播民主价值作为对外政策核心，是里根时代已进行的东亚政策的接续，是个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虽然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走向民主，但民主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南韩的庐武铉，台湾的陈水扁，菲律宾的艾斯特拉达，印尼的瓦伊德，都遇到了政治麻烦。艾斯特拉达和瓦伊德因被指控腐败而相继下台。福山感叹，只有台湾的陈水扁被指控得最荒唐，竟说他自编自演枪击案，以获得同情票。 但印尼最近的选举，显示这个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走向更真实的民主，并再次证明了所谓亚洲文化不适合民主这种理论的错误。针对印尼的情况，像前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就常强调，“亚洲价值”不支持民主；伊斯兰教对民主是不可挪动的障碍；像苏哈托那种父权般的统治有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今天印尼的民主发展，完全和这种预测相反：印尼的变化证明，民主才是唯一的获得统治合法性的选择。印尼人民曾支持苏哈托的软性威权，条件是提供快速的经济成长。当印尼出现金融风暴，货币价值大跌时，苏哈托的统治就垮台了。曾威权统治的、有一亿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通过真正的选举，成为民主国家，它说明无论是亚洲文化，还是伊斯兰宗教，都无法阻止人民对选举的渴望，对实现个人权利的追求。印尼总统本周访问美国，传递出的信号是，民主的印尼，要和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站在一起，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和四十年前相比，美国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东亚更受到欢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更多。 面对亚洲的这种民主变化，连为中共辩护的御用文人们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如果说伊斯兰教的障碍，有一亿多穆斯林的印尼完全实行了民主选举。如果说贫穷文盲率高，在这方面远比中国落後的印度则从1947年独立後，一直进行民主选举，而且过去十年，民主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人家是真数字，不像中共宣布的数字，被人称为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前年和去年，印度的增长率都达到7％以上。如果说中国文化特殊，那台湾就是最好的反证，同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人口排世界第47位）已经三次选总统，无数次的选议员和县市长。台海两岸一边是“冻蒜”（台语：当选），一边是“清算”，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只有中国人推翻那个“清算”的制度，像台湾、印尼等东亚所有民主国家一样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台湾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台海才会有真正的安全。而只有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人才会活得有尊严，在世界上受到真正得尊敬。 福山当年看到柏林墙倒塌做出结论说“历史的终结”，今天东亚的民主变化再次证明，专制对抗民主的选择历史已经终结，因为谁对谁错、谁人道谁兽道，谁人性谁邪恶，一清二楚。这种民主自由之风，每一天都在“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松动、摧毁共产党的统治根基。不要看胡锦涛的统治好像多麽稳固，从他上台後的色厉内荏，就可看出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代比一代退化，完全没有任何理论支撑，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而仅仅靠刺刀维持的统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长久过。民主价值的浪潮，在亚洲卷走了马科斯，淹没了苏哈托，吹走了全斗焕，并使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失去权力，胡锦涛也绝不会逃脱这种结局！ 2005年5月2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5-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程晓农：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
美国之音， 2016.02.02 00:33 编者按：习近平上任已历3年，他的施政方向大体上已经明确显现。那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今后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还是原地踏步，或者步步后撤，这是中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美国之音主持人宁馨就此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程博士长期以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对中国、俄国和东欧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多次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分析相关问题。下面是宁馨就中国未来走向采访程晓农博士的详细内容： 宁馨：作为一个转型问题学者，您在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个问题上，从哪种视角看问题？ 程晓农：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最好是不光懂政治，也要懂经济、社会问题；不只了解一个国家，而且要了解几种类型不同的国家。过去20多年来我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所以我的视角比较宽。一方面，我不仅从政治层面分析，也研究经济状况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不只观察中国，也研究俄国的转型，可以把中国的转型道路与俄国、东欧国家的道路作系统的比较。许多问题，在中国这个轨道上看，似乎具有偶然性，但如果把苏联的同一问题拉进来比较，就会发现不少明显的规律。 宁馨：最近，国内媒体围绕着各地党政负责人向“习核心”表示效忠，作了大量报道。1月29日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又提到一个新提法，即“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同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些新提法深意何在? 程晓农：党政官员有关服从“习核心”的表态，不是单纯的宣传手法，而是自上而下正在推动一种新领导模式的建立，即终结集体领导，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 宁馨：在胡锦涛时代中共高层具有典型的集体领导特征，您认为现在正变为个人威权，这是个人领导风格的改变，还是中共领导模式的变化？ 程晓农：这不是一个个人领导风格问题，因为，无论是采行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都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比方，个人专断的前题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而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中共今天重回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有它内在的逻辑，它将成为一种新统治模式。 宁馨：为什么您认为，中国领导人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威权，体现了一种规律?这是什么样的规律？ 程晓农：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是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而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这是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宁馨：如果当年苏中两国先后恢复集体领导是必然的，那么，怎么解释现在中国重建个人威权也有其必然性？ 程晓农：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又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我把它称为“低成本统治模式”，因为当局可以用低工资、低福利去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顺从。但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这样的低成本统治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个人崇拜不能转移到接班人身上，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宁馨：您好像认为，广泛的腐败有某种必然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非要作出重大改变不可呢，他延续江泽民、胡锦涛的统治模式，不是皆大欢喜吗？ 程晓农：如果单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用腐败换政治稳定，局面好像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决定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也包括对老百姓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因此我把它称作“高成本统治模式”，它的致命弱点是，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后就倒逼改革。苏联解体与此有关，中国90年代以“改制”为名推行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也是为当时的金融困难所迫。 宁馨：您在以前的“焦点对话”节目中谈到过中国的私有化与中国未来走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 程晓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刚才我讲到，倒逼可能导致改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倒逼也可能导致倒退，而进还是退，与私有化的时间点有直接关系。如果私有化是发生在民主化之后或与民主化同步，共产党的红色精英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就是如此。可是，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行的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我研究了中、俄两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整个过程，发现中国国企的大部分落到了红色精英的手里，他们几乎都是盗用公款完成了私有化。我最近提出了“共产党式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这个概念，来描绘中国改革30年以后形成的独特经济体制（见吴国光和Helen Lansdowne合编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当共产党的干部们成为新资本家，掌管中国的经济命脉之后，他们不可能象西方一些学者期待的那样，从拥抱市场化走向拥抱民主化，因为他们害怕民主化会清算他们的财产来源和致富手段，而红色政权是他们唯一的安全保障。 宁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否很严峻？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程晓农：对。中国90年代推行私有化时经济已经相当困难；但后来通过加入WTO和大规模吸引外资，中国迎来了将近十年的出口景气，即大规模出口支撑全面经济繁荣。很多西方国家的观察者以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从此就不会终止；其实，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四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无法长期靠无限度占领外国市场来保持经济繁荣的，因为，当全世界只剩中国一国出口产品，其他国家只买不卖，贸易就做不下去了，中国的出口业景气也就终结了。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景气就走下坡路；中国政府改用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几年经济繁荣；现在土木工程景气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已经把今后几十年所需要的房子全盖完了，住宅多到再也卖不掉的程度。习近平恰恰就是在这个关口上任的，江、胡时代延续20年的“高成本统治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困境逼得习近平必须改变；既然在“共产党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民主化不是他的选项，他便选择了从“高成本统治模式”重回“低成本统治模式”，也就是通过建立个人威权，设法减少统治成本。 宁馨：您说的“建立个人威权”，与降低统治成本有什么关系？ 程晓农：当局唯有降低统治成本，才能在经济困境中尽量延长统治。所以习近平首先推行反腐败，阻止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捞钱的门道。有人以为，反腐败只是一时的风头，避一段就过去了。这种想法错估了形势。对习近平而言，很难再找到开源生财的路子，唯有节流省钱，因此当局不得不收回过去给政治精英的部分好处；这样，反腐败就将成为新常态，既可以借此降低统治成本，也可以借此清洗不顺从的官员，以造成恐惧气氛。既然要把以往对精英们的慷慨变成斤斤计较，最高领导人只能把统治模式从以往的收买为主，改变成威压为主，通过重建个人威权，用个人专断逼迫精英们让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困境逼出来的不再是改革，而是统治模式的倒退；建立个人威权，并非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问题的出路，而只是延续统治的手段；今后，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将越收越紧，中国不再会有实质性的改革，不会再有思想解放，也不会对政治进步有任何宽容，持续不懈的政治高压会成为当局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中国的走向表明，转型不见得是一味前进的单行道；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走向，更像在封闭的环形道上移动，现在进入了往回拐的弯道。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美中关税战的前哨战硝烟弥漫
何清涟 美国拜登政府并未满足于“跛脚鸭”角色，正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自12月2日开始发起第三波打击中国晶片产业的重大行动，宣布对近140家中国实体进行出口管制。北京也没闲着，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开始限制向欧美等国出口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很可能是北京出台更大规模禁令的前奏。考虑到拜登政府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及俄乌战争的行动，直到1月20日新旧政府交接班之前，中美两国绝对不会处于“西线无战事”状态，所有这些，可算作美中关税战开幕前的“前哨战”。 #美中晶片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之战 12月2日，拜登政府出台任内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大规模出口禁限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纳入管控清单，这轮制裁包括三方：中方，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公司（NAURA Technology Group），拓荆科技(Piotech)和深圳新凯来技术公司（SiCarrier）。东南亚国家：这些措施对24种额外的芯片制造工具和三种软件工具实施限制，其中包括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制造的半导体设备也实施了出口管控。美国国内及盟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路透社分析，这轮与半导体设备相关的出口管控措施很可能影响到泛林集团（Lam Research）、科磊（KLA）、运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美国公司以及荷兰阿斯麦（ASMI）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要言之，新管控规则将扩大美国的权力，以遏制美国、日本和荷兰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的某些芯片工厂。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制造的设备也受该管控规则约束，而日本和荷兰将获得豁免。该管控规则还将决定某些外国商品何时受美国管制的美国产品内涵的数量降至零。这将使美国能够监管从海外运往中国的任何物品，如果其中含有任何美国芯片。 美国出手打压以晶片为核心的中国科技产业之战自 2018年 开始。拜登政府从2021年以来开始共发动三轮晶片战，但从打击范围和深度来看，最近这第三轮前所未有，条款要求对列于管制名单的中国公司申请购买的产品一概拒绝，而且不只适用于美国厂家和供货商，也适用于韩国、日本、荷兰等地公司。 中国的回应：我不买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这次一反过去隐忍的姿态，不仅口头抗议，还摆出“你不卖，我还不买了”的强硬姿态，12月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北京发表声明，指美国随意修改贸易规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国相关行业和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建议国内企业谨慎采购美国晶片，实则是要求中国企业尽快摆脱对美国晶片的依赖，转向寻求国内替代。考虑到这四大行业协会的官方背景，可以看作是政府态度。 美国媒体目前重心在叙利亚、川普内阁任命与民主党反对这类事情上，对这轮制裁未作多少反应，新加坡于泽远那篇《中美科技打响脱钩战》（联合早报，12月8日）流传甚广，其观点有参考价值。该文主要观点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在晶片研发领域取得进步，有底气与美国晶片脱钩。论据是：1、自2019年-2022年，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从限制晶片在手机领域的使用，扩大到了军工、医疗、汽车等领域，最后基本覆盖了所有领域。这类制裁确实一度让华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被迫出售部分手机业务。但华为不仅熬过了难关生存下来，还在包括手机业务在内的不同领域取得重大发展，据说华为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和迭代高端晶片。2、中国在应用范围更广的中低端晶片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去年，中国进口了3500亿美元的晶片（约2.5万亿人民币），是中国耗费外汇最大的一项进口商品。但今年1月至10月，中国出口的晶片已经超过9300亿元人民币，全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不成问题，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晶片出口国，尽管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中低端晶片，但中低端晶片涵盖了大部分应用范围。 中国的报复行动接二连三，按日期排序如下： 12月3日，中国表示将禁止向美国出口某些稀有矿产，立即停止向美国销售镓、锗、锑和所谓的超硬材料，理由是它们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石墨的出口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彭博社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开局，如果与华盛顿的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管制可能会扩大到数十种利基材料。美国固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替代原材料，但这些原材料的开采和提炼需要时间，成本也要远高于中国，美国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将大幅上升。 12月9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英伟达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 12月10日，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从新年开始，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向美国和欧洲供应乌克兰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中国电机、电池和飞行控制器生产商已开始减少向欧洲、美国等地发货，甚至索性停止了交付。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报告，中国控制著近80％的商用无人机市场。 美中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困时期 川普近日宣布他与习近平通话，希望北京在结束俄乌战争上发挥作用。按照原来设想，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会在此事上让北京配合。被视为“跛脚鸭”的拜登看守政府这么多作为，实出外界意料。 中国在大选之后，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只要专心应付川普2.0政府就行。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的几条原则性的调控措施，例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应付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的兴起与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为了应付国际市场紧缩，具体措施当然得等川普2.0正式上任有所动作之后。12月10日早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赴华出席“1+10”对话会的IMF、世界银行、WTO、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时，强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好事而非风险”，算是隔空向川普放话。川普及时作出反应，12月11日宣布将邀请习近平来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但华府最近的几项行动，却使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止是关税战： 12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7票对62票的结果通过《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Crucial Communism Teaching Act)，旨在教育美国学生有关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中国作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代表，将成为选修教育材料的主要来源。 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联邦调查局黑客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安全机构为全体众议员举行了一次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国涉嫌通过“盐台风”(Salt Typhoon)深入美国电信公司并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等攻击行为。鉴于此前“伏特台风”(volt typhoon)行动造成的伤害，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令人担忧，国会也将采取立法措施。 此时距1月20日还有将近40天，鉴于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为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圣诞假期都日以继夜地办公，以及本届政府正在积极作为，川普2.0对华关税战还未开幕，前哨战已经硝烟弥漫，我相信美中双方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拳脚来往。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2月12日，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1212-5569114）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学术泡沫与国情研究
从一堆“学术泡沫”谈起 1996年4月接到《二十一世纪》杂志传过来的一篇标题为《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的文章，让我写一篇回应文章。该文谈的是中国刻下正在开始的“乡村民主化进程”，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博士候选人。其奇特之处在于列举了其他研究者大量有关农村社会混乱脱序的调查材料以后，突然峰回路转，认为1992年实行了新的村委会选举制度以后，广大农民从此“真正获得选举并监督其村级领导人的权力”，广大农村也“建立了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从而减少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增强了村组织的社会凝聚力”，国家也“加强了在农村地区贯彻其政策的能力”，从此“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民众中生根、成长”，“一种和平有序的民主转型过程”在八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开始。 我不知道这位博士候选人是如何解读中国现时传媒报道的，也不知道他去中国的农村进行过稍微认真一点的访问（不要求他做真正的调查研究）没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有关“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只不过是在精致的学术语言掩盖下的又一堆“学术泡沫”，那个国人看不到的“和平有序的民主转型过程”只是在他的笔下开始罢了。试想，如果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制度就可解决“乡村民主化”问题，那中国现代化的全部问题岂不只需引进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政体并建构法律体系就可获解决了吗？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任何制度规范到中国之后都会在实践中遭遇“淮桔成枳”的命运，竟被这篇文章的作者视而不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复杂的农村问题，在该文作者的笔下竟变得如此简单与易于操作。学术泡沫被搅拌到这种境地，只能说是中国（包括在外国治学的中国人在内的）思想界的莫大悲哀。 学术研究应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近几年来，学术界常有一些新鲜话题出现，一是学术规范和思想哪个更重要，二是学术的实践品格。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实在太过离奇，大概只要是学者都知道，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如果学者对其学术研究没有倾注思想，那学术研究的水平又从何体现？学者成就的大小，不仅在于其用来阐释其思想的解释体系的完整性，更在于其思想锐利深刻与否。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进行补课之际提出这一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等到经历过各种“理论”及现实洗礼后的90年代，再提出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实在是让人不由得要想这样一个问题：经历过十年风雨的残酷淘洗，中国的思想界到底长大了没有？ 第二个问题提得还算及时。中国现在的思想层和操作层断裂的情况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学术实践品格最强的经济学领域，这种状况就更为明显。笔者在“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一文（《读书》1997年第3期）里已对经济学界的现状进行过评论。可以说，经济学是门实验科学，一个经济学家的声誉往往与其洞察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正比，进入20世纪以后，更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在研究具体经济问题时，否定经济问题与其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说的直白一点，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但因每种经济环境有其特殊性，所以再坚实的经济学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被人称做“经济学大师中的大师”的弗里德曼为例，他自己曾开玩笑地说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了一句“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免费午餐”。但这句名言用之于考察中国的实际，却难以成为真理，因为中国现阶段不但有“免费午餐”，而且还有相当丰盛的“免费午餐”，生活中因享用这些“免费午餐”而暴富的人在在皆是，为了享受这些“免费午餐”付出生命和自由这两种代价的人毕竟只是享受者中的极少数，只是有个前提不可忘记，即能享受这种免费午餐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这位经济学大师的理论在解释新加坡经济问题时同样碰到了尴尬：弗里德曼从来就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的干预活动“迟早会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当人们以新加坡政府的成功干预来反诘他时，弗里德曼这样回答：“新加坡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个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来管理300万居民的企业。”被弗里德曼当作“企业”看待的新加坡自然不服气，振振有词地反驳了弗氏。弗里德曼的尴尬说明，邯郸学步般地用“别人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必将使中国的经济学者陷入目前这种被时人讥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科学预测，又不是对经济问题实事求是的事后实证分析”的尴尬境地。中国的经济学近些年来的努力无疑是巨大的，但目前的尴尬状态也是不可否认的。如转型期许多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直不在经济学家关心之列。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其根源全在于非经济领域，但一些经济学者却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不管不顾，只是就经济谈经济的提出种种“战略”构想和“对策”。这里仅举一例：目前贫富差距过大明明是市场前的权力分配造成，是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资源配置的结果。要修正分配结果，本应将焦点对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但现在经济学者寻找药方，却偏偏要将解决的视点放在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这些环节上。而这些差距本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下都会产生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的内在根由。 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出有效的理解和反应，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其作出合理解释的能力，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实践品格又从何谈起？ 是价值中立还是掩耳盗铃？ 但推根溯源，学术的实践品格其实受制于学者的价值立场。一位近年来声名鼎盛的经济学家曾谈到，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或者是不讲道德的”，除了将道德视为人类选择的诸种约束之一以外，其他任何对道德的讨论，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都属于“不务正业”之列。这位“职业经济学家”就这样轻轻易易地将道德问题划为伦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及牧师们的职业任务，而“职业经济学家”则只需恪守“冷漠的客观性”。 笔者本人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也称不上什么“家”。所以在业余状态中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常常不能恪守“职业经济学家”那种“冷漠的客观性”，难免对种种问题评头品足地进行道德评判。只是听了这位“职业经济学家”的如此主张，总觉得很不对味，因为提倡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似乎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产品。且不谈远在几百年之前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还拥有“道德哲学教授”的头衔，只谈自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获奖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就没有谁提出过经济学不需要讲道德，而且越到晚近，得奖的经济学家的视野越为宽广，人类关怀精神也越强烈，杰出者往往除了涉足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在别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被誉为“高举自由火炬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他在政治学、法学、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成就和学术声誉，都不下于其在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人类终极关怀；倡导经济平等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后人是这样评述他的人类关怀精神对经济学的贡献：“当经济学界固执于自由市场、利益和谐、放任主义、自由贸易与体系静态均衡等概念，致使‘平等’问题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被淡忘，理论内容日趋狭窄时，缪达尔再次唤醒经济学者，惟有扩大视野、放眼世界，注意社会过程中主要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然后才能了解真正该用于研究经济资料的理论构架。如此一来，具有社会科学本质的经济学，才能落实于现实社会中。如果流于追求纯技术性操作，经济学将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他的贡献与悲天悯人的胸襟，以及为日趋‘技术化’、‘科学化’的经济理论，重新引回人类关怀的温馨，都为经济学界长久景仰。”至于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以《平等和效率》一书为中国人所知的阿瑟 .奥肯，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等杰出经济学家们，从来就不是只就经济问题谈经济，更不是将经济学当成一门“纯技术性学科”来对待的，他们在其著作中对他们所评述的问题，客观但绝不冷漠。读者从其主张中很容易明白他们的道德立场。 学者有可能“价值中立”吗？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荒谬。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收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收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学者并不能免受它的影响，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就任194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的演讲中指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问题时总带有一套意识形态信念，它们影响了课题的挑选以及起初采用的分析方法。你说经济学家在此情况下，有谁能“恪守冷漠的客观性”？ 由于经济学研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实政策选择，所以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经济学家的道德立场更为重要。也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曾先后担任过瑞典银行董事长及计划委员会主席、贸易部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这些身份标志着他是货真价实、有崇高国际声誉和地位的“职业经济学家”）冈纳 .缪达尔才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专列“经济科学的责任”一章，大谈特谈经济学家们进行政策选择时价值立场的重要性，认为从价值观的前提出发来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是防止经济学研究“在事实的确定上变得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他一再向经济学同行发出警告：经济学如果流于纯技术性操作，将会丧失社会科学的本质。为了让那些能够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的“职业经济学家” 们不要忽略这一点，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贯注这一理念：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 在我看来，主张价值中立的“职业经济学家”其实在提出这种荒谬主张之时，已经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贯穿他的那一套价值立场，只是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价值立场会引起人们什么看法，为了避免那些预料中的指责，而预设一个“不谈道德”的掩耳盗铃之计：经济学是一门不讲道德的学科，你凭什么要求我在学术研究及政策主张中讲道德？ 好在现代知识传播手段先进，经济学不是一门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知识，别人多少也能懂点经济学ABC。否则真是要在这位“职业经济学家”的误导下，以为经济学天生是一门处于“No heart”状态的学科，经济学家都应将自己变成“No heart man”。 学术泡沫为什么会大量产生？ 近些年来，学者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学术越来越难做。韩少功在与荷兰学者雷马克的对话中曾谈到，八十年代的“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传统题材的学问，很多人都做不动了。目前只有两种人似乎还可以把文章做下去，一种是外语好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进程，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瞪大了眼睛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能够对现实做出创造性学术回应。这话倒是说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界的实际情况。 但是能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曾与好几个思想界朋友谈到过如何才能做好国情研究。大家都谈到一点，不少学者其实都非常关心国情，但如何介入国情研究却感到相当为难。第一个限制在于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当狭窄，第二个限制则在于个人学术背景。由于国情研究需要有相应的解释体系，而人文学科本身就不具有这样一套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体系。最能介入国情研究的两大学科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相当多的人还处于搅学术泡沫的阶段。 如何做好国情研究？这个问题笔者本人其实也无多少经验，因为现在的国情研究看起来颇为热闹，其实还处于拓荒阶段，解释体系幼稚，信息来源狭窄。研究者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众多的资料中进行辨伪。由于中国传媒信息过滤性极强，以及地方政府上报材料（包括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理解正面材料需大打折扣。而经过传媒艰苦努力见诸报端的负面材料即使见报，其严重程度也已减轻许多。这方面新闻界的痛苦由来已久。而且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早已有许多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提高不发达国家统计质量是迫切需要”，仅仅根据这些“极端不可靠的数字”来进行研究，“确定所提问题和进行实际基本观察都会陷入一种严重的草率之中。”所以理解中国现阶段的所有见诸于传媒的材料，不仅需要文字理解能力，还需要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许多问题有实际体验。本人积多年国情研究之心得，在此为同好者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意见，那就是研究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国情，必须学会进行资料辩伪。如1992年深圳“8.10新股抽签表事件”，就不能根据传媒众口一词公布的“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去认定。否则会得出许多与事实相差甚远、甚至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相当残酷的“泡沫”结论。 对中国思想界来说，少一点学术泡沫，多一点从生存经验中悟出的真实思想，不要在纸上型构中国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以及“乡村民主化”之类，如同朱学勤所说的那样，大家少编几件“皇帝的新衣”，则中国幸甚，思想界幸甚。 （原载《天涯》1996年第4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中国民主化的“远期支票”为何被撕毁？
何清涟 这是从推特上的一次讨论引出来的话题，由唯色女士Facebook内容被删事件开始，延伸范围包括海外中文网站如墙外楼等留言区被五毛占领，中国为何盛产五毛与“自干五”。一位“推油”重弹“中国人素质低不宜民主论”，于是我重温了一遍北京对中国民主化的态度之变化，以及何时完全撕毁“中国实施民主化”这张从未打算兑现的“远期支票”。 \北京曾开过民主“远期支票”\ 对于那些表示“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的人，显然是有意“遗忘”了中共曾经开出的几张民主“远期支票”并从不兑现的事实。我不用“史实”二字表述，是因为这事情目前还在“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我在推文中将这一过程概括如下：“原来中国穷的时候，当局说，中国现在穷，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等中国崛起了，当局说，人民素质低不宜实行民主，得等提高后再说。等GDP总量第二了，中共开始说‘五不搞’再到‘七不讲’”。 “原来中国穷的时候，……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是指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时候，中国为了加入WTO，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争取支持时，用的就是这套说辞。当时美国十多家跨国公司游说美国国会及政界之时，说的就是“允许中国加入WTO，可以用国际游戏规则约束中国政府，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等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逐渐进入民主化”。与此同时，国内官方舆论宣传的主调是：穷国进入民主化，只能是劣质民主，并引起动乱。并且以印度为例说明“劣质民主”会引致腐败、收入分配不公，产生大量穷人，让“贫困人口多的穷国不能实施民主化”这一观念深入中国人心，至今，这还是众多五毛言论的看家法宝。 “等中国崛起了，当局说，人民素质低不宜实行民主，得等提高后再说”，指的是以下事实：中国宣布“和平崛起”约在2005年，那时中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时中国国内开始讨论“民主素质论”。但那时舆论管控还不象今天这样严格，允许争论。反对民主化的人可以坚持“中国人素质低不宜实行民主”论，主张民主化的人既可以用美国建国时民众受教育程度做比较，也可以拿出中共延安时期在边区让不识字的农民用数豆子的方式计票、实行民主为例，以证明民主权利与素质无关。直到2011年吴邦国宣称“五不搞”出来之前，这种讨论一直存在，只是越收越紧。人民网2006年8月28日小评论《所谓“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至今尚存，算是这场多年讨论的证明。只是官方态度也很明确，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发表演讲，在回答听众提问“中国准备什么时候实施民主”之时，温答称“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还不能实行民主。 \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之后立即撕毁支票\ 以上的“穷国不宜实施民主论”，以及“民众素质低不宜民主论”，总算是当局为中国人开了一张远期支票，暗含一种承诺：“等咱中国富强之后……”或“等咱中国人民素质提高之后……，那时就可以实行民主了”。于是善于等待的中国人继续寄以希望，等待着中国富强之日与国人富起来之时，中国当局能够兑现“实行民主”这张远期支票。 但到了2011年，中国当局终于将这张远期支票撕碎并扔到垃圾桶里去了。2月上旬，一条消息风传世界媒体，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则跃居世界GDP 总量第二。中国媒体欢呼鼓舞，“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此，日本终结了二战后40多年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奇迹”。面对这一利好消息，中国老百姓还没来得及想到应该要求政府兑现实行民主这张远期支票，中国当局倒是及时地打了一针预防针，在3月10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国人拥护现政权”及“甘当自干五”\*** 这场讨论还带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newchinajoe 对于一众推友批评“自干五”现象有质疑：“自干五从底层到中产到权贵都有，人数极多。可惜民运人士至始至现在都没仔细思考原因。单纯怪罪中共或信息封锁是不够的。民国时信息通畅，中产富裕，大多数知识分子却都倾向中共。自干五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体系，不能说其中所有都是荒谬的。” 我对此的回答是：“我早就研究过了。中产盼稳定，希望渐进式变革。他们想要自由，但看到这些年底层情结与毛左兴起，看到‘打土豪分财产’的情绪蔓延，想想上层富豪都能逃出中国，只有自个走不了，在暴政与暴民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认为保持现状比不可测知的风险好些。” 还有位推友认为应该研究“五毛”为什么存在，以及这支队伍为何越来越庞大并渗透到海外来。我的回答有两条，一是针对现实情况。“我对这种现象有一个解释，即习近平采用一种最恶劣的方式形成与底层的结盟。这些五毛大多数并非出身中上层家庭，多是读了三四流大专院校，家族中少人脉，难以找到体面的就业机会，需要谋生。政府对五毛的需求算是一只饿不死的劣等饭碗，因此成为维稳链条的末端，饮鸩止渴”。这里的“饮鸩止渴”，意思是：对政府来说，大量使用五毛是毒害社会；对五毛本人来说，长期从事这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工作”，对自身的心智将形成戗害。 还有一位推油干脆称自己就是“自干五”，希望我分析他的心理。我的回答是：“你这种心理不需要研究。那就是国人的普遍心态：1、民主自由不能当饭吃；2，有奶就是娘，只要有钞票挣就行；3、党能撑住，就靠着党这棵大树。撑不住，跟在大潮后面喊口号”。最后这句话，隐含20世纪苏联崩溃过程中的一大史实，即2000万苏共党员，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做了正确选择，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的历史性决定之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反对和质疑。这一现象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感叹为“竟无一人是男儿”。我这句“跟在大潮后面喊口号”所表达的意思是：当年苏共垮台时，2000万苏共党员都不愿意出面捍卫与自己血肉相连的苏共政权，五毛这类为钱而来的乌合之众，当然更不会为了中共政权的存亡挺身而出。 还有人发推文表示，需要研究这种现象，即习近平现在很得人心，多数中国人对民主不看好。我对此的回答是：“按你说的，中共大可以放开一试，实行民主制。一、你说的‘自干五’数量足够多，社会基础扎实牢靠，一定占据选举优势；二、哈佛调查（指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全球领导人认可度调查”）刚证明，中国人很拥护习近平。中共早就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一下，翻不了天，对不？” 对于中国最近20余年的民主化讨论及北京的应对策略，可以总结如下：经济欠发达时，中共认为实行民主的条件不成熟，应该创造适当的条件后再实行民主；经济发达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证明中共的执政是正确的，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形势不好时，中共当局认为推行民主只会加剧动乱，强调要坚持一党专政。总之，在中共当局眼中，中国始终不具备推行民主化的合适时机。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228/257676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美国围绕知识产权展开对华“反间谍战”
何清涟 最近接连发生的三件大事：中国华为公司CFO孟晚舟过境加拿大被捕，传将引渡至美国；中方的回应是以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指控分别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弗，作为交换孟的资产（asset）。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张首晟在孟晚舟被捕的同一天自杀。 三件大事都触及到中美贸易战停火期间的谈判核心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则牵涉到美国近一年多以来频频指控抓捕的经济间谍。种种迹象表明，中美贸易战的焦点已经不是关税，而是知识产权。 美国301调查报告最新修订版的要点 今年美国301调查报告的重点就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与往年不同的是，对应着中美贸易战的形势变化，这个报告的内容不断在丰富、充实。在11月20日发布的最新修订版中，美国认为，“ 中国根本没有改变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这类不合理行为仍在继续。 ” 报告主要涉及两大内容： 一、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审查了以下技术密集型行业数以百计的报告交易：1、航空；2、集成电路；3、信息技术；4、生物技术、5、工业机械；6、可再生能源；7、汽车。得出结论：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对所研究的每个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多层次的政府 – 中央，地区和地方 – 中国政府已经指导并促进了美国公司和这些行业资产的收购。 报告点了几十家中国企业的名。清华大学、中国电信、晋华集成、南航都被点名，并按照国营、军民混合、民营等分类归置，相当详细。清华大学并非企业，它之所以被点名，乃因中国引进海外科技英才的千人计划中的人，不少就是清华特聘教授。 二、在国家力量支持下，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取，其方式有四类： 1、中国继续实施和支持网络盗窃，入侵美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商业网络，以及中国非法获取信息的其他手段。这些窃取来的信息包括商业机密、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甚至是中美之间的谈判信息。 2、中国政府虽然放宽了个别行业的外资准入和持股限制，但仍然通过对外资的限制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同时在市场竞争中让美国企业处于劣势； 3、利用WTO规则的不完善，中国对外资实行歧视性许可限制，窃取知识产权。 4，中国政府通过不公平的方式，促进中国企业和资本对美国公司进行收购，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在2018年整体对美国投资下降的大环境下，对美国硅谷等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却创下新高。 上述四种方式中，第二、三种的产生是中美之间互视为“伙伴时期”的衍生物。美国方面，自基辛格时代开始，对华关系就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八字方针，希望以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民主，中国对应美国的“以发展促民主”，开发了“以技术换市场”的策略，算是“巧取”、“豪夺”二者兼备。美国对此也经常抗议，但并未象本届特朗普政府那样认真对待。 第一种方式当中列举“中国非法获取信息的其他手段”与中国借用美国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密切相关。第四种方式中谈到对硅谷的风险投资，在301报告中，三家中国风投机构名列其上：通和毓承、丹华资本（Danhua Capital），以及有国资背景的Oriza Ventures Techology Fund。通和毓承是一家专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基金，因一个月内收购了美国四家生物医药公司而名列报告。丹华资本的创始人就是12月1日自杀的张首晟。张首晟是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据称是“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为清华大学教授，2017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11月20日公布的《美国对中国301调查报告》称，通过调查丹华公司近年来在美投资标的信息，怀疑该公司通过风投获得美国技术并转往中国。 千人计划：FBI的关注点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何谓“千人计划”。中共一向很注意海外统战工作，对于在美国科技界取得成就的人才，一直跟踪关注拉拢，先是设立了“长江学者计划”，高薪聘请他们回国兼职或做短期学术交流。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牵头，统战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共同发起设立“千人计划”，目标是网罗在国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国际知名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全职回国者每年在大陆工作不少于6个月；短期回国者要求连续3年在大陆工作每年不少于2个月。由于待遇优渥，加上那时中美关系在“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间徘徊，不少学者都以参与这计划为荣。 但随着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事件频发，“千人计划”就成为FBI关注的对象。2017年10月，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多个微信群疯传一条消息：“请朋友尽快把消息传发出去。FBI说凡是加入‘千人计划’的华裔自动进入FBI注意范围内。“2018年6月6日，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曾举行题为“千人计划：中共渗透和利用美国学术界的运动”的听证会，披露中国对美谍战信息。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通过“千人计划”吸引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是其转移、复制并最终赶上美国军事和商业技术的多种努力的主要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合法及非法的手段将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至中国。 截至目前，美国已有多位千人计划的的华人科学家被捕并判刑，他们是密西根州立大学自动化机器人专家席宁（Ning Xi）、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系前教授张以恆（YiHeng Zhang）、 通用电气公司（GE）主任工程师郑小清，以及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署（NOAA）前华裔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春在（Chunzai Wang）。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后赴美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并在专业上取得突出成绩；入籍美国，但都是中国”千人计划”学者。最近，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成为FBI打击重点，该中心有18个人或被抓、或被革职、或被要求辞职，其中包括四名华人教授。因此，在美国华人圈内，有“千人计划成入狱名单”之说，中国在今年8月以后将“千人计划”的招聘工作由公开转入地下。 美国指控：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中美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明白“美国最大的关切不是贸易赤字而是国家长期竞争力”。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有关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通知中，不再提及过去大力宣传的中国顶级产业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并称自新通知印发之日起，此前在发布的含有《中国制造2025》提法的国办发〔2016〕82号停止执行。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国虽然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 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 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提出一项议案，将对美国目前的经济间谍法进行修改，放松其中的一些限制，使美国检察官能够直接起诉那些在国外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其窃取行动对美国造成“切实的经济影响”的个人。 11月特习会上，美国答应 的90天缓冲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从美国发布的各种信息分析，这一谈判重点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国必须承诺今后不得再做、二是形成有美方代表参与的中国国内监督，如同惩罚汇丰银行违规后派出的美国代表，三是对以前的侵权行为是否追究、以及追究到什么程度。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原定12月10日来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未如期到达，围绕知识产权的间谍战又起，换谍的间谍桥搭在第三国加拿大，这种极其复杂的多边谈判将极其艰难。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12月1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4151）
何清涟2025-11-06 06:29👍 0💬 0从谷案到薄案的几个费解之处
最近，薄熙来被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双开”，按照新华社通稿中列举的罪名，比较主要的罪名有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据放风，数额2000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我从来就持奚落反对态度，但薄现在受惩，我也并无半点高兴。因为我很清楚，这无非是中共政治史上又一个“成王败寇”的故事，无论是中共的腐败还是今后的政治路向，不会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薄的受贿金额仅为区区2000万，我认为这是中共高层慎重考虑之后定下的数额，目的是为了外界对中国政治高层腐败产生联想时有个边界，他的真实受贿数字只会比这里多得多。薄的百位情妇之数也不算破纪录，在薄倒台之前，官阶比他低的有多人已经破此纪录，那些人还为自己的十几位或几十位情妇分别配置了别墅。前薄督要想在这一“比赛”中胜出，只能与人家比情妇的“质量”，比如社会知名度之类。我甚至不认为前薄督是中共官员的最坏的人，因为中共的宣传惯例是：权势在手时，官员们一般都是德才兼备，为政清廉，琴瑟和谐；少数官居“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人，一般都能与圣贤比肩；只要他们愿意，还可以成为作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但是，倒台以后，便有不少关于他们的贪腐与情色故事流传。薄的宦海生涯比起其他官员更富有戏剧性，很适合写成演义小说，外界高度关注实为理所当然。 如中共高层为薄案定谳时所设想的一样，其中“与多名女性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成为最主要亮点。这是中共高层熟悉中国大众心理后做出的英明决定，虽然这不是刑事罪，属于生活作风范畴，如果没有共同索贿等类经济犯罪牵涉其中，“双开”可算是薄为此付出的代价。高层诸公想的是：让公众今年费劲猜了大半年谜，丢一些薄的桃色故事让大家好好消费一番，既将公众关心政治的热情全都吸引过去，这桩案件的政治特色也不会有很多人再去关心了。结果证明中央A确实算无遗策，这几天有关薄案的网络消息当中，至少90%以上就是围绕谁是“薄女郎”展开的竞猜游戏。 不少人开始猜薄的刑期。我个人觉得这种猜测没实际意义，因为薄熙来这案件真正起因并非如今这三项罪名，而是通过非组织政治活动问鼎常委宝座，其实质是个政治案。受贿金额2000万也不是个致死之罪，近年以来，几亿、几十亿的贪腐大案主角都未判死刑，多是死缓、无期或十多二十年，独将薄判个死刑，留下的话柄也太多了一些。 因此，我觉得从薄案公布的这些罪名来看，中央A的真正意图是结束薄的政治生命，而不在于要将薄置于死地。当然，海外不少评论者总担心胡锦涛纵虎归山，经常提醒胡锦涛不可忘记薄熙来如何心狠手辣，所以将薄熙来的刑期往重里估算也是情理中事。 我其实关心的是从谷开来案判决到薄熙来案判决之间的几个费解之处。因为费解，所以要罗列出来，就教于方家，包括那些常在中南海听壁脚的小道消息提供者。 世所皆知，在谷开来案审结之时，对谷开来涉及的经济案件只字不提，将薄与谷切割得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荒唐且备受质疑，但当时为薄开脱刑罪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谷开来案开审是8月9日，宣判是8月20日；9月28日公布薄熙来被“双开”的决定。现在且来看看这一个多月当中，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其间王立军的审判共有两次，第一次是8月13日在成都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审，外媒广为报导，中国官方及王立军的律师王蕴采都未对此表示否认，只是未公布宣判结果。9月17日至18日，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再度开庭审理，这次有了结果。 巧就巧在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日期。17日之前的15日与16日两天，正好是中国各大中城市发生了“反日爱国游行”。这游行总共举办三天，其间政府的对应措施明显有差别：15-16日两天游行发生许多打砸抢事件，暴力行径让国际社会侧目，也严重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从胡温现任执政者的立场观之，十八大高层内斗方酣之际，这种事情绝对只会添乱，因此，可以判断，这两天主导游行的政治势力是政法系统及军方。据国内众多网友现场观察，这两天的游行示威当中，西安、河南郑州等地有许多便衣军警带头，上海、广州等地的闹事者不少是外地成车装运过去的，至9月18日那天，游行虽有，但不再出现暴力行为，估计是胡温势力后发制人，于这一天介入，加以约束。虽然发生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座驾遭围殴事件，但未伤及人，没演化成大的外交事故。 最意味深长的是，各地参加游行的毛左最有组织性，在不少城市均出现相同的口号：“小日本滚出去，薄熙来快回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向胡温代表的中央A挑战的意味极强。 如果说，此前中共高层两股政治势力还处在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人事安排讨价还价的博弈当中，反日爱国游行造成的内乱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当中的恶劣影响为中央A提供了口实，根据抓到的一些把柄（现场录相资料是其中之一），采取了一些行动，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锐9月27日被免职据说与该省的反日游行过激有关，这说法并非捕风捉影，此前，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带头砸车，被网友拍下照片经人肉搜索确认后公布姓名。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习近平9月2日至9月14日神秘“隐身”事件。虽然不知道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推测与中共高层政治有关。 军方与政法系统联手，策划反日爱国游行并有意制造暴力事件，本来意在展示己方的能耐，向中央A（胡温势力）施压，但没想到弄巧成拙，这种动员力与破坏力给文官系统造成恐惧感，担心以后“枪杆子”势力尾大不掉，难于控制，因而积聚力量绝地反击，于是立即二审王立军并公布审判结果，据此做出对薄熙来“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 以上是本人根据谷开来案之后发生的事件推断。虽然十八大开会的日期已经公布，薄被正式踢出中国政坛，九常委也联袂出席了两次公开活动以示“团结”，但决不意味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就此消停。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gu-kailai-bo-xilai/）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以巴冲突战场之外的大分裂
何清涟 #观察以巴战争，会发现它与俄乌战争一样，除了战区的军事战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战与舆论战；引发的分裂则比俄乌战争更甚。目前，以色列-美国联盟在军事上完全占压倒优势，但舆论战成势均力敌之态，西方只在主流媒体上占优势，社交媒体上则是穆斯林一方占优势。政治战上，美国比俄乌战争时明显被动很多，至今未提要召开联合国大会，动议谴责哈马斯-巴勒斯坦。10月16日，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俄罗斯呼吁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未能通过，但反对停战决议国家只有美英法日四国，支持的有俄中、阿联酋、加蓬、埃塞俄比亚五国，其余的国家弃权。这对美国明显不利。 西方支持以色列，后院火星四溅 哈马斯所行之事仍然与过去没有区别，非常残暴；西方国家也未改变对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定性；以色列的靠山仍然是美国，布林肯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表态毫无保留支持以色列之时，还特别声明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放在以前，哈马斯向以色列首先挑衅，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多数会保持沉默，两不相帮；西方国家也不会有人胆敢上街游行抗议，公然表达对哈马斯的支持。但这次以有个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特点：不仅阿拉伯国家一边倒地表态支持哈马斯并谴责以色列，欧洲各国更出现少数民众兴起反犹太主义行动，或在网络上散布支持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玛斯”的言论，英美各国的大学还发生了支持哈马斯的签名抗议活动，英国、法国不得不宣布，凡参加支持哈马斯活动的外国学生，将取消签证，遣返回国。 在欧洲，每天都有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比、法、意及欧盟领导人纷纷谴责该袭击事件。 #民主党基本盘在以巴冲突中势同水火 最戏剧化的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发生的事情：民主党总统拜登、防长奥斯汀与国务卿布林肯都坚定地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他们的基本盘却不与他们保持一致：BLM、青年学生（包括高中生）、美国的穆斯林都有人支持哈马斯。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常春藤大学，均出现了支持哈马斯的抗议活动。 且看巴以战火如何灼烧美国教育界。 哈佛最先出现支持哈马斯的签名活动。10月10日，由34个哈佛学生组织组成的联盟表示，以色列该为此事件负全责。声明强调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呼吁哈佛大学社区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打击。声明的最后写道：为了学生的安全，所有最初签署组织的名字在此时被隐藏。 这所大学所发生的一切，在美国教育界很有代表性。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学生10月13日举行了支持哈马斯的示威，参加者高呼 “一个解决方案” 以解决巴以冲突。在赞扬哈马斯时，一名与会者声称，这个恐怖组织是在 “为他们的人民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这次集会用印有哈马斯滑翔伞的传单进行宣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生们举行了反以色列集会，参加者们高呼 “起义，起义” （intifada, intifada），这是阿拉伯示威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唤起了对过去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起义的记忆。 以上仅仅只是美国大学中支持哈马斯抗议活动的数例。就在笔者截稿之时，各大学的支持哈马斯活动还在此起彼伏地发生。 这种分裂也发生在高中。新泽西的Cherry Hill East高中，在高中学生当中，也响应了哈马斯全球愤怒日的号召，因以巴冲突发生严重分裂。 以上情景与中国文革初期一样，全国大中学生（包括部分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辩论。 民主党的最紧密基本盘BLM也出来表态。Black Lives Chicago于10月11日在X上发表了如下图片： 图片 降落伞上挂着巴勒斯坦国旗，下面写着“我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引发了愤怒。BLM 全球网络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与芝加哥分支或BLM的草根组织没有关系。金主发怒，BLM 芝加哥不得不表示反悔，删去该帖。 以上情形，与美国民主党这些年急剧左转、基本盘各派政治态度（特别是在以巴的立场上）相互冲突有关。盖洛普自今年3月以来就以巴冲突对美国人进行一项追踪调查，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逾半 ，达54%；支持巴勒斯坦人则只有31%，只有 15% 的人没有偏好。但美国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为 49%，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仅为 38%，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另外两个数据更人令人寻味：70%以上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共和党的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反而高达78%。就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要求白宫降低对以色列的支持度之时，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敦促国土安全部驱逐支持哈马斯的外国人。 #美国犹太商界大佬纷纷对哈马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 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早在2004年，小布什任总总统期间，曾经签署《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这部法律对何谓“反犹太主义”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对犹太人呵护备至，如同后来对黑人的呵护一样。 图片 但犹太人不是黑人，不需要特别保护，在美国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媒体界崭露头角的犹太人比比皆是，创办的企业多赫赫有名，例如高盛、花旗银行、戴尔、摩根大通、雅诗莱黛、英特尔、谷歌、脸书、哈根达斯、时代华纳、梦工厂、美国广播公司、迪士尼集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Viacom、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星巴克、唐恩都乐、甲骨文、卡尔文·克莱文、玩具反斗城、孩之宝、达索军工、罗斯柴尔德银行、汇丰银行、推特、埃克森美孚石油、BP石油、海湾石油、葛兰素史克、辉瑞制造、强生、拉菲、杜邦、美高梅、孟山都、雪佛龙、微软（比尔盖茨母亲是犹太人）等等。许多中国知名科技企业都有犹太人的入股。 犹太富商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慷慨的捐助者。大学发生的哈马斯支持抗议活动终于引发美国商界大佬们的强烈反弹。毕业于哈佛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几位商界领袖要求哈佛大学公布学生姓名。阿克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发表支持恐怖分子行动的声明时，一个人不应该躲在盾牌后面。”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十几位企业高管支持比尔·阿克曼拒绝雇用哈佛学生团体成员的呼吁，其中包括沙拉连锁店 Sweetgreen 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纽曼 (Jonathan Newman) 等，一致表示不会聘用这些哈马斯支持者。 可能的“黑名单”给学生们极大压力。据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报道，在反对声日益高涨之后，截至10月11日下午，最初34个签署该声明的学生组织中，至少已有8个撤回了在声明上的签名。哈佛大学校长Claudine Gay和包括 15 名院长在内的高级领导层10月12日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哈马斯本周末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袭击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感到心碎” 。但声明避免直接提及这封学生信或对此的反应。 哈佛校方的态度让其重要捐助者亿万富翁、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创始人列斯利·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的不满，他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正式切断了与哈佛大学的所有联系和财务支持，这封信的开头称哈佛大学为“哈马斯哈佛”（Hamas Harward），直言“哈佛大学领导层未能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被野蛮谋杀采取明确、明确的立场，这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 A person and person standing next to each other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哈佛大学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培养了八位前总统和九位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为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了哈马斯，立刻被捐款人抛弃；其他的学校也难免遭受这种待遇，前美国驻华大使、曾任犹他州州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抗议宾州大学在以色列遭受哈马斯攻击后表现的沉默，说近年来宾大已变得面目全非，他的家族基金会将对宾大“合上支票本”。洪博培一这家三代都是宾大毕业，给宾大的最大一笔捐款是1998年向宾大沃顿商学院捐助的四千万美元。 Leberial立场的网刊The Free Press发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国大学吗？》 https://thefp.com/p/can-the-donor-revolt-save-american-universities… 一文，列举了美国大学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抗议之后，商界大佬们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开列聘用黑名单等方式表达愤怒的多个事例之后，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国大学。这个反思回避了Liberial自身的责任，如果不是Liberial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罗琳等类人物在美欧社会的持续推进，美国大学不会被极左Woke（觉醒主义）占领。极左从2020年开始抛弃了这些Liberial，#不代表Liberial就与大学的极左化脱离了干系。 目前，以巴冲突正在发酵，10月16日，加沙人员密集的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Hospital）遭到袭击，被夷为平地，人员几乎全部丧生，这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引起巨大波澜。这类新的人道事件如果再度发生，世界分裂还会继续扩大。美国拜登政府不仅要面对世界分裂，还得面对本党分裂，处置不当，还会失去不少犹太金主的金钱支持。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0月2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85041）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非洲为何成中美角力的第二战场？
何清涟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宣称，中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同时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及重债穷国等国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此话一出，引起中国网络舆论一轮“大撒币”的痛斥。 这轮大撒币背后，其实隐藏着北京的国际经济战略转移考量。 正面对垒处于弱势，中国另辟新战场 仔细考究习近平谈的600亿美元投资明细表及时间点的选择，就会发现中国向非洲投资600亿，其目的有双重，一是想趁美国新非洲战略调整时期抢占先机，二是中国在贸易战中被美国压迫得喘不过气，又不想认怂，于是另辟新战场，在非洲进行大国角力。 先说为什么要定成600亿美元额度。8月3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为抗衡中国，美国要追加数十亿美元海外投资》，该文称，美国政府计划将数个鲜为人知、但功能相近的政府机构合并为一个有权进行600亿投资的新机构，名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其主体为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英文简称为OPIC），该机构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1年成立的“海外民间投资公司”，用来协助美国企业投资开发中与新兴市场，以进一步达成华府对外政策的目标。 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正式建立后，该机构还将接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数个项目，其中最大的项目被称为“发展信贷授权”。拥有这些权限后，可以帮助美国公司在为别国提供重大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融资选择上与中国旗鼓相当地竞争。 中国与美国在非洲电力建设方面的较劲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开始。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推出《2016电力非洲法案》，并对美国2000年推出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做了重大修改，使其与世界贸易体系规则一致，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9月，这两个法案成为美国“新非洲战略”的两大支柱。中国对此针锋相对，于2017年宣布以“中国速度”建成非洲最大水电站——吉布三水电站，规模比三峡工程还要宏大。 川普上任以后，对非洲政策本拟作重大调整，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破旧，大量非军事援外不必要，今年预算案还提议把主要援助非洲的“粮食换和平项目”完全废除。但后来在中美贸易战中，他对中国的了解逐步加深，发现非洲成了“一带一路”计划的重中之重。因此，他支持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将几个功能相近的机构合并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并扩大拨款上限，让这个机构有权提供多达600亿美元的开发融资。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顺利通过，只需要参议院表决通过。如今美国政界对中国态度高度一致，估计不会遇到太大阻力。 中国对非洲撒币600亿，怼的就是美国这600亿。北京并不想隐瞒这一点，习近平宣布投资非洲600亿美元的话音甫落，中国海外大外宣媒体就陆续宣布：由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全球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即將敲定整并数个融资机构的法案，与之抗衡。 中国选非洲作为中美角力的第二战场的背后考量 中美贸易战目前处于不温不火的中等对垒程度。11月6日是美国中期选举日，川普在国内正遭遇民主党及媒体的持续围攻，中国期望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为中国带来转机，与此同时也在寻找机会。8月28日，在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前中国商贸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清晰地阐释了中国政府这一意图：未来5年，中国每年出口非洲的商品将达5000亿美元，非洲将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可以向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征收关税，而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总共只有1500亿美元，因此中国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当然，魏建国也承认一点：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与对美国的出口并不一样。 除非洲的出口替代作用之外，北京还有一重极为现实的考虑：中非经贸合作多年，不管是通过贷款还是通过贸易方式，不少非洲国家自身金融体系里已经沉淀了部分人民币。在人民币对美元走弱、外汇储备总量维持3万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减轻压力。自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五大储备货币以来，共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其中非洲共有14个国家表示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尼日利亚等国也愿意采用人民币做为结算货币。 中美在非洲角力，中国胜算几何？ 我的看法是：声势上中国会赢，因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金主是政府，不计成本大投入、援助与投资界限不分是其特点，也是其“强项”。今年习近平承诺的600亿美元非洲投资当中，包括1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2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额度；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这种援助与投资不分是中国政府的传统，例如2013年中国代表在非洲投资高峰论坛中表示，中国将在2025年前向非洲提供累计1万亿美元的贷款，包括直接投资、软贷款和商业贷款、援助等各种类。 美国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援助与投资泾渭分明，不允许二者之间存在灰色地带，投资评估时不免束手束脚，没中国这么“大方”。 但除了声势之外，这些投资的效益却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历年的海外投资大多打了水漂。2016年，国内官媒央广网就公开承认，中国矿业海外投资失败率超过95%。我在《中国海外投资为何麻烦项目多》（VOA，2016年6月23日）一文中谈到，被纳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主要是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区。其中除欧洲之外，大多数国家本来就因政治风险较高而国际信誉不佳。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信誉评级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事实也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已遭遇重大挫折，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8月亲至北京寻求中国谅解：因为马来西亚的国家债务已经激增至2500亿美元，不得不暂停三个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约有70个国家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其中很多都因此欠下大笔债务，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今年3月估计，一带一路计划已导致8个国家深陷债务泥淖。 与中国国有企业相比，将成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主体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过去40年来获利纪录良好。美国改组机构，让其承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就是考虑了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达成协议并不难，真正的难题在于回收投资并保证有利可图。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缺乏对其海外投资国赖帐的惩罚能力。西方公司大多在发展中国家都有投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企业不敢轻易赖帐的原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高层多选择西方国家银行做藏金之所及子女求学之地，美英欧盟等国的惩罚方式有多种。而中国既非他国统治者子女求学之地，中国的金融系统也无法象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独裁者的保险箱，因此对赖账国家毫无约束制裁能力。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在中美贸易战殊难善了的情况下，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与出口，算是对中国经济重新进行全球战略定位的一种尝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则是另一回事。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中文网，2018年9月4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09/04/guan-dian-fei-zhou-wei-he-cheng-zhong-mei-jiao-li-de-di-er-zhan-chang）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