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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何清涟 中国引进外资号称全球第二。但在外资来源上，中国政府却有一个不想承认的尴尬事实，即外资当中有大量实为中资的假外资。《人民日报》8月12日的文章“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所附图表“中国大陆的十大外资来源地”揭穿了这个西洋镜。 \人民日报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 今年8月9日，程晓农在“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一文中很清楚地指出，在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从1997年到2008年，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10到250亿美元左右，但是，来自香港、澳门以及9个小岛国，如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歇尔群岛的外资却逐年快速增加，从2002年的20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673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从38%上升到73%。 程文为何只能分析到2008年为止？这是因为从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与商务部不再在网上公布相关数据。8月12日《人民日报》文章所附图表，正好证明了程晓农对中国外资中“假外资”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张图表说明今年1-6月中国外资来源于香港、日本、台湾、新加坡、美国、欧盟等十大国家与地区，共引进562.91亿美元。如按照该图表解释，这些外资在引进外资总额占比92.39%，今年上半年全部外资总额应为609亿左右，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为397.15亿美元，在全部外资中占比为65%。 如同程晓农指出，现在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多半系中资所为，可列为“假外资”。在此还须补充：来自新加坡的投资32.52亿美元，占比为5%。新加坡成为中国富豪移民首选地已有多年历史，因此这些号称来自新加坡的投资，其实不少也是中资漂白后回流。 值得关注的是，有7.61%的外资未列明来源地，后文将分析其来源及隐身原因。 \中国资金漂白的避税天堂\ 位于美华盛顿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2年12月发表的非法资金外流报告指出，2000~2011年，中国因逃税、贪腐或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3.79万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23.6万亿元），占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近五成，是非法资金流出最多的国家。 这些钱都流到哪里去了？当然是流往那些世界有名的避税天堂，这些避税天堂据说全球共有40余个，其中最有名的是上述9个小岛国外加塞浦路斯（指今年3月该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估算，截至2012年的十年，避税和贪污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失高达6万亿美元。这些避税天堂成了“金砖四国”中俄印巴最大的“外资”源头。除了香港之外，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最主要源头为英属维京群岛。《人民日报》8月12日图表未列明来源地的7.61%“外资”，估计多来自维京群岛等地。 中印俄巴的富商、企业主与贪官，各自都有自己轻车熟路的“避税天堂”（即洗钱中心）。中国首选为英属维京群岛 （BVI），印度喜欢毛里求斯，巴西青睐荷兰，俄罗斯大款曾将塞浦路斯当作“私家瑞士”，今年吃了大亏后会另选宝地。据内行人透露，内地富豪或企业在维京设立控股公司，由其接收资金（常见的是出售股票或从其他途径获取的资金），然后以FDI（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兜个大弯回流中国大陆。这些资金在中国计入FDI，但实际上却是来自中国的资金，这些资金矫装FDI的原因复杂，有规避内地资本利得税的考虑，但更主要是漂白的需要。印俄巴与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在利用离岸天堂和虚假FDI回避本国税负这一点上相同。 离岸金融中心投资迅速增长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漂白后回流中国的突出现象。中国商务部2004年在其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已披露，中国离岸公司注册地有香港、英属维京群岛、百慕大在内等9处。其运作方式简单，花500美元到1000美元在上述离岸金融中心注册一个公司，多半在完成离岸公司注册之后又以“外资”身份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2004年第一季度，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分别排行第二、第七、第九。 经营这些离岸公司的中资公司，其中有些并非等闲之辈。2012年12月27日，彭博社在“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中提到其调查结果，中共资格最老的“八老”后代至少有18位人士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其中有些就在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注册。 \香港成为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每年流往香港的资金有多少？ 研究国际洗钱业务的专家们将香港称之为“内外混合型”或“内外一体型”的离岸金融中心。由于政策宽松，香港成为热钱、灰钱、黑钱聚集的热闹之地。数据显示，每年从内地流至香港的黑色、灰色资金总数占香港GDP总量的10%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借道香港洗钱六重门”（2/28/2013）颇值一读。文章提到，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中国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万亿元，研究洗钱的专家严立新保守估算，即使按占GDP的2%这一较低水平来估算，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 这篇文章介绍了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的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上述方法外，不少有地位有背景的洗钱者还钻了中国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境内资本跨国投资的空子。不少涉华的跨国洗钱组织多有国企背景，其操作方式是通过在境外和香港成立子公司，利用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和吸引国外资本到中国投资的双向通道来隐藏或掩饰灰钱或黑金的来路。 这与全球金融诚信机构的报告指出的情况一致。该报告称，很多合法资金都以FDI的形式离开中国内地进入香港和维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然后再洗到其他实体， 再以源自香港和维京群岛FDI的形式重新投到内地。该报告总结道： “这是一套复杂的洗钱系统，利用对FDI放松的监管，为中国的高资产净值人士秘密隐藏和积累财富。” 香港金融管理局曾发布《防止清洗黑钱活动指引》，其中提到清洗黑钱活动的三个阶段以及洗钱人进行各种交易的环节，这说明香港当局对此了然于心。但近年来，香港却变成了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资料表明，香港的洗钱活动越来越猖狂，但被裁定洗钱罪名成立的人数却在减少：2010年有360宗，2011年跌至246宗，2012年再度減少至166宗，与2010年相比，定罪人数減少了一半以上。 以上分析说明，多年以来，中国引进的巨额外资当中，有70%以上来自漂洗后回流的中国资本。这一对于政府、富豪、贪官以及相关分析人士来说并非“秘密”的事实，只是由于宣传“中国对外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需要，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成了“国家机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9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174944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如果中美开战，中国百姓要帮美军
我从小就想参军，今天我终於跟我爸说∶我要参军保卫国家，如果美帝胆敢入侵┅┅ “啪”我爸一个耳光扇过来。“家人还保卫不了，保卫国家？你都跟我说说，美国人要抢你啥了？国家啥东西需要你保卫了？” 我∶我要保卫咱的土地┅┅ 爸∶嘿嘿，你先跟我说说，你哪来的土地了？连几十平的套间都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只有70年暂时的使用权，还土地？等你有了土地再去保护吧！ 我∶美国想吞并我们┅ 爸∶你不是天天想出国吗？你的同学不也是一大堆想出国吗？吞并了把出国也省了。 我∶被美国吞并了，都是白人说了算，华人都成二等公民 爸∶人家美国选总统都是一人一票。要合并了咱中国，十三亿华人对他两亿白人，最後选出来总统还不是咱华人！ 我∶美国人来了，会颠覆我们人民政府。我要保卫人民政府！ 爸∶“啪”（又一个耳光） ！你究竟想保卫谁？税局？财政部？证监委？城管？保监局？教育部？卫生部？药监局？劳动保障局？公路局？房管局？规划局？法院？计生办？还是足协？你如果想保护这帮混蛋，看老子不打断你的腿┅┅ 我∶我想通了，如果美国入侵，我去给美国大兵开门带路！ 爸∶（长长叹了一口气），到那时，有7000万党员早在前面排队等了，能轮得上你？ ——原载网路，作者不详 2010-09-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教训
面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不少人把它和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也认为灾难之源是华尔街，是商人投机，甚至怀疑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目前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很像三十年代左翼罗斯福政府那样，政府要用税金救市，国家对经济更加干预。 对於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就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自由市场制度本身的问题。而罗斯福名为「新政」、更多国家干预经济的救市政策，导致市场无法按自己的规律「触底反弹」，等於人为地延续了经济危机的长度。 在大萧条发生之际，正是美国共和党籍的胡佛执政。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本应是小政府，减税、充分市场经济，但胡佛恰恰是共和党中理念不清的妥协派；在他执政期间，信奉赤字运作，政府大兴土木，投资各种社会项目，结果自1929年到1932年间，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了50％以上，达到美国和平时期的最大增幅。例如像著名的旧金山大桥、洛杉矶高架渠、胡佛水坝等巨额项目，都是这个时期投资的。 ●政府干预经济，导致三十年代大萧条 前美国《商业周刊》主任记者威尔逊（Andrew Wilso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题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五点探秘∶胡佛不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文章指出，很多学者都倾向认为，1929年10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最後跌了82％），和当年五月国会通过的把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提高一倍的议案有相当的关系。这项被胡佛签字成为法律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严重受限。虽然当年经贸出口只占美国国民产生总值（GDP）的7％，但贸易在美国农业收入中却占到近三分之一。 而股票市场的崩盘，也和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类似，也是由於信贷太容易，结果导致人们的投机欲望大增。美国经济历史学者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那本分析大萧条的经典著作《狂热，恐慌，崩盘》（Manias, Panics, Crashes）中指出∶由於太容易得到信用（credit），结果引诱了疯狂的投机行为，人们买地购产是为了马上转手获利（和今天投资房地产成泡沫一模一样），而股市当然是更佳投机之地，但最後当不可避免地回到真实价值的时候，人们就共同恐慌，纷纷抛售，结果就是崩盘。 在二十年代，美国的左翼思潮就开始抬头，政府推出了最低工资、福利制度、反托拉斯等政策。胡佛执政时，更明确要求企业自我限制，不要降低雇员的工资。这种政策，受到左派工会的热烈欢迎。 ●「新政」是「社政」∶推行社会主义 在经济危机、人们对胡佛怨声载道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总统。进入白宫之後，罗斯福就立即在胡佛已铺垫的大政府经济政策下，利用股市危机，以救市为旗号，更大规模、更大深度地走向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所谓「新政」，其实就是「社政」，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政府全面地介入经济，干预经济，管制经济。罗斯福甚至一度想把钢铁厂都收归国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做成。到了1938年，经过胡佛、罗斯福前後十年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五个美国工人中，仍有一个失业。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中断了市场按自己规律触底反弹的进程。在被政府管制束缚下，经济根本无法有活力。到193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才比1929年增长不足0.1％。直至二战全面爆发，美国进入战时经济，才逐步走出那场危机。 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三十年代的那场经济大萧条，就像今天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都是华尔街的错，是市场经济的错，是资本主义的错。而且罗斯福的救市新政，则成了挽救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威尔逊在文章中不无悲哀地说，胡佛和罗斯福在那场大萧条中的「胜利」是，从此美国作家、知识份子等精英们，都更倾向支持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这决定性地影响了一代代美国人对那场经济危机的看法。 ●美国汽车工人每小时拿73美元 今天，面对次贷金融危机，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是否破产等问题，美国左翼知识界又和当年一样，站在所谓照顾大众利益的道德高地，呼吁政府救市，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但政府用「权力之手」能够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起到的作用吗？是不是会像当年罗斯福新政一样，最後使美国经济危机的时间更为延长？ 仅以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为例，不管政府给多少贷款、怎麽「救」，其实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这些公司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现在他们每生产一台汽车，成本就会比竞争对手多几千美元。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主要因为工人福利过高，汽车的成本远高於市场售价。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舍克（James Sherk）最近的论文说，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美国最大车厂「通用汽车公司」（GM）的工人，每小时成本高达73.26美元，其中基本工资30美元，节假加班工资加倍，最後每小时工资达39.68美元；其他的33.58美元（占46％）是工人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各种福利。通用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和现役工人的比例为4比1（克莱斯勒是2比1；福特是1.6比1），大量退休工人，又拿高福利，通用公司的汽车成本怎麽可能降下来？ ●靠政府输血，只是慢性死亡 汽车公司为什麽要给工人这麽高的福利？因为工会动不动就组织罢工，瘫痪工厂，逼迫公司签署了高福利协议。当年经济好的时候还能支付得起，现在则无法应对。工会势力一向得到美国左翼民主党的支持，更得到在知识界占多数的左倾知识份子的舆论撑腰。每有大罢工，都是资本家的错，工人永远是胜利者。而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所在地的底特律，黑人占绝对多数（近九成）、左翼势力非常强大。 按照美国破产法，三大汽车公司如申请破产，车厂仍会继续开工，只不过会削减人员、转移产权，债权人将重组公司管理层。原来公司和工会签署的高福利协议等，也不再有效，而要根据现实情况重定。破产，等於给三大汽车公司一个绝处重生的机会；而靠政府输血，只能慢性挣扎，最後仍是死亡，因政府投资多少，都无法填补那个「每生产一辆车就亏损」的结构性黑洞。破产，不等於公司和品牌消失，像美国著名的航空公司Delta、联航UA、全国零售连锁店Kmart，大电信公司MCI等，都曾申请破产，结果被债权人重组後，都获得新生。 奥巴马进入白宫，是像当年罗斯福那样，利用经济危机，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延长危机；还是吸取当年的教训，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但从奥巴马以往的左倾历史来看，恐怕是凶多吉少。这才是美国的危机，更是世界经济的悲哀。 原载《开放》2009年1月号 2009-01-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一个学术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近几年有一个在海内外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即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新兴阶级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一个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则干脆称中国已经形成了“洋葱头结构”，所谓“洋葱头结构”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与橄榄形、菱形等同义，指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今天欧美发达国家均属于这种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国官方学者论证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为了论证中产阶级本身，而是为了论证中国正在进步，其社会结构正在接近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而海外中国研究圈相信这一点，除了部分人可能不了解中国情况之外，更多地是为了抚慰自己的良心，表明自己赞美中国、亲近中国政府是有道理的。这就如同最近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之后，尽管白皮书已明确声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式民主完全不一样，中国每天发生的现实也表明中国目前人民缺乏政治权利与人权，但许多海外学者与观察家们还是要努力以此证明“中国正在民主化”，“人权状态正获得极大改善”。 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 这几年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兴起是个谈得很热闹的话题。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些本来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是有几项公认标准的。但因为最近几年“中产阶级兴起”在中国国内有“红顶子”的介入，带有越来越重的政治色彩；在国外则成了一个对中国是“友好”还是“不友好”的政治态度问题，一个本来并不难弄清楚的问题现在变得极为复杂。 1、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到底有多少？ 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首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 这里先介绍几个流行的研究结果： 笔者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一文中，指出划分阶层的标准是按照两条，即经济收入、职业的社会声望。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各职业从业人员数量与各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推算出中上层占中国总人口的4％，中层占总人口的11％。底层（69％）与边缘化人口占总人比例83％左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认为，确定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层有四条标准：一是职业；二是收入；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四是主观认同（社会学研究中可以表述为“阶层群体意识”）。这个报告罗列的标准虽然有四条，但第三条“消费及生活方式”取决于经济收入，而“主观认同”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收入及职业声望所决定。所以核心标准其实还是经济收入与职业声望这两条。 该报告通过采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当前中国社会有多少人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其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左右。”这一比例与笔者文章中估计的数字比例差不多。 最乐观的是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认为，2002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31万元资产。而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的家庭总数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达62万元――问题是，这些家庭资产如果扣除房产价值之后所剩无几。 如果按每家平均四口计算，5,000万个中产家庭也就2亿人，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8％。比巴黎百富勤公司走得更远的是著名的美林公司，该公司预测说，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但美林公司的预测遭到中国网民的嘲笑，认为不真实。 更为乐观的一个预测是：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38%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就稳定了――这一预测有两点值得怀疑，首先是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1％这个前提是虚拟的；其次是假设中国的社会环境是相对静止的，而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环境这些年变化相当迅速。所以有关15年之后的预测是否准确，本文认为可以存而不论。 2、一个被故意混淆的标准：职业群体划分代替阶层分野 前两年，中国政府努力推广一项社会分层研究报告，即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10大社会阶层分别是：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2、经理人员阶层： 3、私营企业主阶层: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 6、个体工商户阶层：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8、产业工人阶层： 9、农业劳动者阶层：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份报告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单纯的职业划分取代了阶层划分，忽视了每一职业当中既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在科层组织中，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士之地位也有天壤之别。比如同列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有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及省、地区、市各级官员，也有科员、科长之类的小公务员，这些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声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还有一些文章提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之类，纯属中产阶级这一话题泛滥后的“搞笑版”，比如说中产阶级成员要有丰富的夜生活，包括去夜总会、打麻将、商务谈判与听音乐会等在内；要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对一些时髦的文化淡漠，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具有古玩方面的知识。熟知各种礼仪，行为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如此等等。 3、中国仍是底层社会成员数量庞大的金字塔社会结构 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获得一个较好的外部形象，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强。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出现所谓“洋葱头社会结构”的。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再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界定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程度不高，蓝领远远多于白领，基尼系数远远高于西方的0.3，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中产阶级的。本人认为，综合所有指标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中上层在内），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的15％－16％之间。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200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亦证明了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数量相当庞大。根据2003年一项抽样调查资料，李强将中国的城市阶层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城市底层人数比例共计55.3%，中层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占18.2%。但农村社会则呈“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约有96.7%处于底层，即倒丁字的那一横。 应该说，李强的研究是截至目前为止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做的最好的一项研究。 二、中产阶级为什么会被假定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 在有关中产阶级的论题中，还有一个被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中产阶级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个假设称：一旦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之后，其权利意识就会觉醒，因此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这一假设包含一个先定概念，即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与权利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事实上，中产阶级数量的多少并不是他们能够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关键原因，因为中产阶级数量再多，只要他们处于无权状态，不能自由结社，并通过结社形成社会压力集团，就等于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连如何保证自身权利都没有可靠途径，更谈不上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中国农民阶层是中国各阶层中数量最庞大的阶层，但农民也因为不能结社，不能通过自己的组织向政府与其它利益团体施加压力，申诉自己的权利主张，其社会权利仍然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 1、两个被先定为无需求证的理论假设： 假定新兴中产阶级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论点来自于两个假设： 第一，中产阶级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主流力量。综观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大多有着这样的特点，即安于现状，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这个让他们得到好处的秩序遭到破坏，愿意致力于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 而中国的学者们通常这样解析，首先，中产阶级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彻底解体，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转型的结构性因素。其次，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中产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在社会中代表着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其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成为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第二、三两点可以通俗表述为：穷人多了社会不安定，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四，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产阶级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我自己也持这种看法。 第二，中国学者往往喜欢从英国的“光荣革命”这一段历史经验出发解释中产阶级的积极作用。认为当年英国君主立宪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得益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他们假设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旦强大起来，将为本阶层争取利益，迫使当权者政治让步，实行民主政治。 这两个假设来自于对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起作用的观察，均有根据。但问题在于：中国学者似乎忘记了一点：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产阶级只能扮演一种历史角色，而不可能一会儿象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去推翻现存秩序，而一会儿又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所以归根结底，只能从现实观察出发来探讨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具体而言，即下列两个问题不可回避： 第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有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换言之，即中产阶级（亦可以扩展到一般民众）的结社权利在中国是否得到保障？第二，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 2、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存在的可能 如果说讨论中产阶级人数只是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表层问题，那么讨论中产阶级的参政能力才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核心。 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感觉到一点：美国社会的稳定不仅有赖于中产阶级数量的庞大与稳定，更重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管道。不错，美国的繁荣稳定固然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但与美国贫民阶层同样能够得到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医疗保障亦不无关系。在美国，一个人即使穷一点，他至少不必担心自己会饿死、冻死。同时，美国这类国家拥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保证让穷人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恐怕再愿意为中国政治辩护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社会底层（穷人）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管道，中国上访制度与北京上访村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证明。而近两年来，出于各种考虑，建议取消上访制度的各种策论已经很多，如果没有相应的替代制度，连这唯一的管道也将堵死。 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管道与权利没有？答案是没有，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与社会底层一样，没有任何制度化的管道。如果硬要说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能力，那就是部分人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写点不涉及政治、温和批评社会现象的杂文――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那么酷爱杂文，恐怕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有关，杂文产生于专制社会，用于隐蔽地讽议时政。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化管道，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结社。 要说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那也不对。因为按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提供的不完全统计，今天中国所有的NGO约为300万个左右，略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合法的即被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如妇联、残联、各种与官方单位挂靠的行业协会等等），二是草根性、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各种专业技术团体、民间公益、环保、慈善救助、灾难救助组织等等），三是海外在华的民间组织（如各种外国在华开展公益活动的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等）。但其中第一类基本上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出现但由政府财政供养的所谓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本身就与NGO的本义矛盾，因为NGO的中文规范译词为“非政府组织”，也称为“非营利组织”，其核心标志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愿者组织”。而第二类组织当中有大量纯粹属于消闲性质的同好协会，比如大量钓鱼协会、桥牌协会，茶协会等，这类组织再多，恐怕也只能是部分社会成员的自娱自乐的消遣行为；还有金瓶梅研究学会、民间剪纸协会、陶瓷协会、园艺协会及大量同类协会，恐怕也只是供少数专业人士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场所。而中国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供某行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本身权益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恰好被悬为厉禁。而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发言及参与社会活动时用以自律的两条标准一是不结社；二是不参与任何工人、农民的组织性活动，担心的就是触犯政府。 而作为中产阶级成员的个体，如果没有代表所属职业群体的民间组织做为维权的制度性管道，面对政府就非常软弱无力，等于一盘散沙。这就好比美国的工人选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有劳联产联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政界讨价还价。谁也不敢忽视他们的选票。 3、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 政府是否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是“外部因素”，而中国中产阶级与现存体制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 可以说，中国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教育行业尤其是高等院校目前正是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受益者；医疗卫生行业亦是医疗市场化的受益者，对患者来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市场绝对是卖方市场；而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寄望最高的社会变革力量，但从他们的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发展壮大中所依赖的力量等各方面来看，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是种利益共生关系，他们的发财致富，与其说是通过市场竞争赢来的，还不如是官员们施舍的结果，因为官员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将自己变成了“可以造就国王的人”。这一点，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非常系统详尽地解释过这种关系，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至于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与高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价值取向来看是去政治化，追求小资情调成为时尚。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他们希望稳定。 而中国于2005年10月19日颁布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已经充分说明，中国政府满足于目前这种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对西方民主政治持排斥态度。所以对那些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来说，今后的问题应该不是“中国什么时候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而是接受还是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3年消费品市场和物价运行特点及2004年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http://www.enorth.com.cn，2004年1月9日。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文汇报》 2004年2月25日。 （初稿发表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11月17日，总212期，修改于2006年5月中旬）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电视剧“《蜗居》热”与中国的世态
2009年下半年，一部讲述都市白领家庭买房过程的电视连续剧《蜗居》在中国各地播出之后，因其内容触到“房价”这根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从而创下收视率新高。紧接着这部完全不涉政治与任何敏感话题的电视剧被中国广播电视总局下令封杀。然而这一封杀，不仅使《蜗居》光碟畅销于国内及海外华人世界，还使有关《蜗居》的讨论白热化，千千万万与剧中人物命运相同的人借讨论抒发心中积怨。更有网文将剧中人物与上海近年倒台的政界人物一一对号入座，认为男主角宋思明就是号称“上海一秘”――目前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前秘书秦裕。 一、饮食男女，彰显世态本色 《蜗居》一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作者六六宣称该书原是“写给每一个在城市的写字楼中拥有一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的都市生活剧，观众称其为“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剧中出现的“江州”是座虚拟城市，但其中的所有场景和相关的房价数据，菜价和工资等等，全部与上海息息相关。剧中主要人物海萍代表了中国99％的城市女性，她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与丈夫一道竭力打拼，节约每一分钱以圆买房之梦，以便能与被迫寄养于老家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当房价飞速上涨之际，她与周围的人一样都产生恐惧感：“再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别想买房了！”于是让自己退休的父母拿出钱来，再逼迫丈夫找贫穷的公婆要求“赞助”，还找工作不久的妹妹借钱。丈夫于是只好去借高利贷，而妹妹在多方筹措未能如愿后，不忍心看到精神几近崩溃的姐姐家庭陷入危机，于是只好接受了中年男子的“爱情”，成为“市长秘书”的“二奶”。最为讽刺的是，作为姐姐的海萍，一方面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妹妹情人提供的种种好处与帮助，一方面又时时教训规劝妹妹要为将来打算，成个家。 剧中人物虽属虚构，但却都有现实为本。《蜗居》彰显的就是中国人近十余年来的生活。目前80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身处于房价高、教育费高、医疗费高的“三高时代”，学习、工作、交友、结婚、生子、事业、家庭，处处要钱，事事烦心，依靠自己的工薪收入去追逐快速攀升的房价，好比“夸父追日”（剧中台词），永远追赶不上，大多都是让父母“补贴”的“啃老”一族。如同观众所评，该剧“通篇饮食男女，却彰显世态本色；尽是家长里短，却深蕴生存哲学；随处峰回路转，却无一跳脱常情。”上海的《新民周刊》登载了7个“蜗居”的现实版，为《蜗居》作注：其中有因买不起房而为女友抛弃绝望自杀的32岁男子，也有精心算计父母钱袋导致反目的儿女，更有为工作奔走几无闲暇陪女友最后被富豪横刀夺爱的公司小白领。…… 电视台热播剧《蜗居》较之前的《房奴》视角开阔，《房奴》将“房价过高”这个社会问题变成了“丈母娘的压力”，而《蜗居》却阐释了“一套房子引发的悲剧”这一“中国特色”，一套房子让爱情、婚姻、家庭统统变味。 二、比“蜗居”族生存更为艰难的“蚁族” 与《蜗居》一词同时出现的其实还有“蚁居”一词，这个词从“蚁居一族”发展而来。“蚁族”是指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事临时性工作甚至失业或半失业、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在大城市城乡结合部聚居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年龄集中在22—29岁，大部分人都已毕业3年以上。“蚁居”是指“蚁族”的居住环境，百度辞条对“蚁居”的释义如下：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他们像蚂蚁一样过着群居生活，6、7个人租着一间狭小的房间，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他们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而“聚居村”的床位，只要大约每月300元。“蚁族”的生存状况：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今年曾依据调查写出《蚁族》一书，描述了蚁族的生存困境。这本书以直观的形式再现了中国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这一问题：中国还未进入知识时代，大学生就被经济浪潮甩在了身后，这个群体的路在哪里？ 三、人们从《蜗居》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绝望 35集的剧情几乎集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弊病的所有关键词——小三（即二奶）、高官、房奴、腐败，是中国现状的真实再现。众多源于生活的桥段让人触景生情、感概万端。 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众多中产阶级看到了“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的现实，为自己节衣缩食供房的辛苦悲叹不己； “蚁族”与行将成为“蚁族”的大学生、研究生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前景，知道依靠个人努力赢得明天几乎成为不可能； 城市拆迁户们羡慕电影里的钉子户李老太一家的结局，李老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儿孙换来了一套三房一厅并装修好的住房。――中国城市拆迁户中，不少人的命运比李老太一家悲惨得多； 有评论称这部电视剧“激起了中年怨妇们的集体怨恨”。宋思明太太的遭遇更是让众多中年妇女看到自己那不堪的命运：多年同甘共苦的丈夫一旦发迹，自己就沦为苦守空房的“活寡妇”（上海一把手陈良宇案发后，媒体曝出上海市委、市政府大院被公务员群体戏称为“寡妇村”），丈夫最大的“恩惠”就是为已被岁月磨成“黄脸婆”的妻子保留“名份”。 但更为戏剧化的是女大学生当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情戏剧中的“小三”郭海藻，认为宋思明有情有义，据说很多女生希望自己能有郭海藻那样的运气，碰到一个重情重义的多金男人，当小三也罢，可以提前20年完成原始积累。 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中国人不得不再次承认“整个社会的婚姻观、道德观、价值观被扭曲，被颠覆。我们每个人所曾经持守的东西，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是非和原则，越来越像存放在一个巨大的沙漏里的沙子，就快要漏光了！”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12月17日，第52期）
何清涟2025-11-09 01:11👍 0💬 0阿沛。阿旺晋美的悲剧
前西藏政府噶伦（部长）、後出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百岁老人阿沛.阿旺晋美年前在北京去世，中共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歌颂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华民族的功臣”；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发表了悼念公告，赞誉他是“一位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者”。 北京和达兰萨拉同时肯定一个藏人是“爱国者”，这是罕见的。但这里的区别，是双方对“国”的认知不同。对北京来说，五十年代初阿旺晋美代表西藏政府到北京跟中共签了《十七条协议》，“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当然是红色中国的“功臣”。但对西藏流亡政府来说，阿旺晋美虽做了北京高官，但仍心向西藏，“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仍极力设法传达”有利西藏民族的“真实信息”。而且在跟中共签《十七条》时，也曾为西藏利益据理力争。 在1997年10月的伦敦“汉藏对话会”上，我曾采访到当年随阿沛.阿旺晋美到北京跟中共谈判的藏人翻译达克拉.彭措扎西，他的回忆也证实了达兰萨拉的说法。彭措扎西不是普通的翻译，三十年代曾在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读书，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後来担任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安全部长。彭措扎西的夫人格桑央吉，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也做过驻台湾的首任代表，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除了在伦敦那次采访，後来有一次在去新德里的飞机上，我又跟他们夫妇巧遇。虽然当时彭措扎西已七十多岁，但反应机敏，记忆力惊人，对当年去北京谈判的细节如数家珍。他说，抵达北京後，阿沛.阿旺晋美就提出四条∶一，承认北京新政府；二、解放军占领的昌都以东土地还给西藏；三、新政府驻藏人员不能超过百人；四、解放军不进藏，国防由西藏政府自己解决。阿旺晋美明显想为西藏争利益，试图保持以往西藏跟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那种“关系”∶对外，可宣称西藏从属中国，对内，藏人完全自己管理。 但中共不接受，拿出已拟好的《十七条》要西藏代表签字盖章，但遭阿旺晋美等拒绝。彭措扎西说，当时中共首席代表李维汉拍桌子喊，不签，解放军就打进拉萨，“你们自己选择，是武力还是和平！”但阿旺晋美们仍是拒绝，这样来回冲突、谈判了几个月，最後迫於无奈，藏人代表才在十七条上签字。 为了西藏利益，阿旺晋美还想出三个对策∶第一，事先不向拉萨请示，为西藏政府一旦不接受这个协议留下馀地；二是虽然他身带昌都总管的官印，但佯称没有。最後藏人代表的印章，是中共方面刻制的；三是坚持在十七条之外再签个附件，七个条款中有一条∶达赖喇嘛一旦不同意这个协议，逃到别的国家，任何时候回来，其政教领袖地位都不变等。但中共没有公布这个附件。 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代表最後所以在十七条上签字，主要担心一旦解放军打进拉萨，藏人损失太大，视协议为缓兵之计。昌都一战，阿旺晋美的几千装备落後的藏军，被中共军队完全击败。刚打赢国民党的解放军，军队人数超过了当时整个西藏人口，这个仗没法打。昌都战败当了俘虏的阿旺晋美对此更有亲身体会，所以才会在协议上签字。 达赖喇嘛後来说，他是从收音机听到《十七条》内容的。从这也可看出，十七条是中共大军压境下的威逼产物，根本不是公平协议。但即使这样，西藏政府最後还是接受了，毕竟双方力量太悬殊。另外，藏人那个时候怎麽能想像到，共产党是那样言而无信和残暴。不要说西藏人，连跟共产党一直交手，誓言“攘外必先安内”、剿灭共匪的蒋委员长，西安事变後，居然向共军提供粮饷，将其正式编入国民政府军，结果养虎为患，自己被吃掉。 阿沛.阿旺晋美後来当了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北京拉拢藏人、殖民统治西藏的傀儡。但从阿旺晋美的几个举动，可看出他仍心向西藏。 1989年初，十世班禅在拉萨圆寂，按惯例，寻找“转世灵童”。北京对此相当积极，因中共一直用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和西藏的交往，来证明西藏从属中国；强调蒋政府特使吴忠信去拉萨查看了转世灵童，最後决定免於抽签，而且主持了第14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即登基典礼）等。 但阿沛.阿旺晋美却对此公开提出不同看法。1989年夏，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人大会议讲话时，特意提到这段历史，说他曾通过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在南京档案馆查看了当年西藏政府和南京政府就这个问题的往来电报信件等，弄清了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灵童只有一个，因而不存在“抽签”问题；二是灵童已在青海选定，不存在中央特使“查看、确定”问题；三是西藏政府所以给南京政府写信，是因为青海军阀马步芳勒索银元300万，不让灵童离开，藏人拿不出，只好给南京写信，希望蒋政府能斡旋，让灵童去拉萨。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曾以套红报导说，吴忠信“主持了”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与达赖喇嘛在一起的照片。阿旺晋美说，他仔细看发现，这不是坐床仪式的照片，而是在达赖喇嘛的卧室拍的。阿旺晋美在讲话中明确地说，“实际情况是不存在吴忠信为14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床典礼的事实。”他还强调，“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原来西藏的老贵族，都知道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习惯和它的程式是没有什麽主持人的。不像汉族开会时有个主持人。”他借此机会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说瞎话，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必要继续跟著他们说瞎话。” 阿沛阿旺晋美的这番讲话，发表在次日（1989年8月27日）中共《拉萨日报》第一版，等於公开澄清了这段史实，驳斥了国共两党的谎言。 阿旺晋美还曾提出“所有藏民族地区实现统一”，即恢复“所有藏区的整体性”，以保留西藏文化历史和宗教。1991年，阿旺晋美还公开强调，藏族跟其他少数民族不一样，西藏跟中央政府签有“十七条”，呼吁中国政府落实协议中的西藏“政治宗教地位不予变更”的条款，强调藏人治藏。这跟达赖喇嘛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很相像。 长寿百岁的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前几年，身体非常衰弱。他在美国的一个儿子对我说，他回去探亲，父亲神智不清，不能言语，没法交流了。但在2009年3月拉萨事件时，中共却发表了阿沛.阿旺晋美谴责藏人暴力的所谓“谈话”，显然是编造的。 阿沛.阿旺晋美希望通过跟中共妥协，保存西藏，结果事与愿违，西藏变成了北京的殖民地，西藏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特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种族，正在一步步被灭绝。阿旺晋美本人则是一个寄人篱下、任北京摆布的屈辱象徵。阿沛.阿旺晋美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也是西藏灾难的缩影。但悲哀的是，他的去世，并没有带走这个屈辱的时代；半个世纪过去了，西藏人民的奋斗，恐怕还要从十七条之前起步。 2010年1月4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0-0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哀香港
何清涟 美国总统川普于5月29日宣布，鉴于中国执意强化对香港的控制，将去除香港截至目前享有的部分与美国相关的特殊地位，虽然具体措施还未成行，但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的利空已经出尽，因此，亚洲股市行情向好，这一幕只剩下中共当局的谢幕式——香港300万人签名支持港版《国安法》，还有香港反抗者悲愤无奈的反抗。 港版《国安法》让香港人痛失以往的生活方式 邓小平当年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在中国逐级传达，还配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解说，其中著名的话是“马照跑，舞照跳”，听过传达的人都印象深刻。当时，对外部世界包括香港都比较懵懂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香港的生活方式就是跳舞、赛马兼赌马，加上富裕生活。只有广东人知道，那是港英治理下的盛世景况，依靠完全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达成，香港的生活方式，不是跳舞、赌马，港式餐饮等物质层面，它包括除选举之外的多种政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还有择业自由、迁徙自由等经济权利；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后来知道的一夫多妻制的自由。其他权利，中共不让中国人拥有，但对最后这点却是放开的，例如赌王何鴻燊四姨太梁安琪就荣任江西侨联副主席。因此，深圳多了20万每天清晨通关去香港上学的“跨境儿童”（其中有港陆两地正常婚姻的孩子），媒体报道正在为这批身份认同有困难的孩子担心。 生活方式有多重要？美国在《2020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报告》中，将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的第一目标：保护美国的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息息相关，报告专列一节“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认为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因此，香港人捍卫他们从港英时期形成的生活模式，是正义之战。中共推行的一国一制，是野蛮对文明的亵渎。 香港多次承接大陆的苦难 广东人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不同于大陆，大多数在香港有亲戚，逃港潮蔚然成风。据专研逃港历史的作家陈秉安的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大陆一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1979年这一次，是由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处理，他采取开放开明态度，由此赢得“改革者”的好名声，得到邓小平首肯，据说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时候，香港曾是大陆人向往的天堂。在逃港者当中，只有广东人被抓到只判劳教或被关押“教育”之后释放，其他各省逃港者赌的是自己的生命。1968年是文革时期全国实施军管之时，我家乡邵阳市曾枪毙六个逃港者，最大的是邵阳市建筑公司一队一位叫张健的泥瓦工，30岁。在公告中说他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然后说服了其余五位17-20岁的青年，策划了这次逃港事件。当时，邵阳市每年都有生猪、辣椒干、百合干、黄花菜等出口至香港，邵阳市一些青年就偷偷藏身于这些货运车里逃港，如果遇上装辣椒干的货车，被呛死的也发生好几例。张健及其同伴不幸被搜查出来，当成“叛国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在被枪毙之时还未满18岁的小青年。 香港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名列世界前茅 香港的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曾居世界前列。在内地多省被视为“反动杂志”的《争鸣》，是香港特产。陆港恢复探亲后，一些人偷偷带回的《争鸣》杂志被内地人争相传阅，非常有助于消解中共给自己套上的神圣光环。华人出版界的名人何频，1989年六四后出国，创办了明镜出版集团，开创了一个被港人称之为“政治八卦”的出版品种，其中以《中共太子党》之类最为有名。这个系列虽然被港人称之为“政治八卦”，但也有不少严肃书籍，比如《中共太子党》一书，所述多有所本。我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在国内走了13家出版社几乎绝望之时，曾由明镜出版社以《中国的陷阱》之名在1997年9月出版。 但九七之后，香港渐失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其中如何失去这个过程，我在《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一书中专列一章分析，此处不赘。 这个系列后来出了仿效者，《习近平的情人们》就是一例，据参与写作者西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小说创作。此事引发了铜锣湾书店事件，多人被抓，有的还是在香港被跨境追捕，何频开创的“政治八卦”系列就此终结，但其余波一直荡漾至今。 香港曾是红二代（太子党）的天堂 香港向大陆开放之后，除了婚姻关系及子女依亲，大陆人去不了香港，只能望“天堂”兴叹。但有一种人有赴港居留的特权，那就是中国的红二代们。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恐怕只有国安部才掌握。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 大陆社会迅速形成了一个约有数万之众的权贵子弟，几乎囊括了所有高级党政军官员的子女或亲属。他们通过“国家安全”部门暗箱操作改名出境，拥有了港澳身份并保留其大陆身份。这个群体获得美英加澳州等国国籍，比成为香港人晚了好些年。深圳就住有大批拥有香港身份的红二代或者沾亲带故者。这种特权越到后来越不需要遮掩，李小琳有香港身份，那是九七之后大批中央国企到香港设分部名正言顺弄来的身份。 这些人在香港有特殊地位，直到习近平反腐之后，香港还曾经是这类人的避风港，最著名的藏身之地就是香港四季酒店望北楼，后来还被周梅森写进《人民的名义》这部电影剧本。 《习近平的情人们》这部“小黄书”，以及“望北楼”避风港，终于引出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送中条例》，然后引发持续数月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引出了美国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抗议者们欢呼美国这部法案的出台，是希望这部法案能够迫使习近平考虑香港的整体利益，从而做出让步，放慢“二次回归”的步伐，让香港获得一点喘息时间，再寻找机会。他们没想到习近平已经成了“向前向前向前”的“战狼”，毫不让步，最后不惜以《国安法》揽炒香港，让香港终结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这些红二们失去了香港一国两制给予他们的保护。他们的财富与特权，今后只能仰承最高领导的鼻息。 香港国安法是通向一国一制的铺路石 在中国官方对国安法的解读中，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11个方面，国土安全主要视为保护领土完整，香港、台湾不可丢。但整部法的核心就是“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即中共的政权安全，政治制度不可改变。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宣称要透过和平演变，以经济或其他方法，将共产主义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再到冷战终结后的颜色革命，目标都是改变中共政权性质，让中国民主化，中国也因此视美国为最大敌人。《中国国安法》中对“国家安全”的广泛定义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国安法》，5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公布的香港《国安法》决定草案称，将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防范、制止和惩治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几乎是按“反送中”活动量身定做的一部法律，预示着香港《国安法》将成为一个打压异见与一切反对言行的口袋罪。 香港明珠碎裂于《国安法》碾压之下 有香港精英劝慰香港民众，说“不要害怕，香港国安法要惩罚的人最多也就1%，剩余那99%是安全的”。这话是哄小孩玩儿的说法，中国每年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而受惩的人，可能不到1%。但这1%的受惩率形成了寒蝉效应，剩下的99%因为害怕失去一切，自觉噤声，少数还会自觉成为当局的帮凶，比如这次昧着良心围剿方方的五、粉、残们。 香港“回归”23年的历程，就是一步一步失去自由的沦陷过程，先是媒体变成粉红色与红色，再就是出版业几乎全被中联办系列人马接管（见《红色渗透》一书），与此同时则是对香港教育系统的改造，香港人仅仅只保有游行示威与自由言说的权利，香港《国安法》一出，港人将被迫失去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 在香港《国安法》行将出台之际，特写此文，祭奠行将消失的自由香港，提醒中国人永远记住英治香港承接大陆苦难的善举。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6月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k-06032020103452.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从举报腐败者的悲惨遭遇看中国社会的堕落
最近，两位举报腐败的中国女子之悲惨遭遇发人深省：为什么她们满心希望当局考虑“国家利益”，惩治腐败，而受到惩治的最后却是她们这些勇敢的举报者？ 这两位女子，一位是因检举希望工程的腐败问题而饱受磨难、并在含冤莫白的痛楚中长辞人世的柳杨女士；另一位则是在中央电视台3月27日“新闻调查”节目中播出的“举报人李文娟”――李文娟因举报其工作单位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的严重违法行为，两次被辞退，并被监禁劳教一年，其间种种非人遭遇，令人不忍卒闻。 在中国发生的多起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中，这两位举报人的痛苦遭遇也许还不算最悲惨的，柳杨女士尽管抱恨终天，但毕竟还未蹲过监狱；而李文娟女士虽然饱受磨难，但最后还因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多少算是讨回了清白之身。 这两件事情之所以值得一提，在于其破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造的几个集体名词神话： 首先，这两件事情让人不得不彻底放弃对“党与国家”的信任。 这两位女士在检举之初，曾笃信“党与国家”出于维护“党的形象”与“国家利益”之需要，愿意惩治腐败，“挽回国家损失”。但她们几年惨痛的经历，却让她们彻底明白了正义的“党与国家”只存在于宣传之中。在现实中，代表“党与国家”的却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利益需求的政府官员。而这些官员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也早已因利益而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柳杨与李文娟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正好是官员们私人利益与集团利益的来源――也许两位女士不会用笔者这类语言思维，但她们绝对明白这一现实。 哀莫大于心死。柳杨活着时，不仅受到疾病的折磨，更受到这种彻底绝望的煎熬。她虽然未曾诉说过自己的绝望，但从方进玉认为她的死于她已是一种解脱这种伤心之辞，已可看出她最后几年完全生活于绝望之中。 李文娟举报时，曾预计过自己会遭受本单位领导的刁难与打击，但基于“比较相信我们的纪检领导”，她还是“捧着一颗心”去“反映问题”。经过长达几年被跟踪监视、捏造罪名刑事拘留、劳动教养这种非人折磨之后，她心灰意冷之余，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表示如让她重新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因为“在保护举报人这方面的措施实施和被打击报复认定方面，国家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甚至说状告无门。” 其次，中国的社会土壤已经无法护持正气。任何正气之树只要露头，就会被残酷铲除，而社会评价也早已只识利益，不辨是非。 “希望工程”的腐败披露已有数年。这些年当中，除了《南方周末》那次夭折的报道之外，国内媒体几乎不敢涉足这一案件，只有一个方进玉在无望地奔走呼号，而方本人也早已因介入这一事件而陷入“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困境，虽然他一再表示相信党中央最终会扶正匡邪。但我听起来，总觉得这是他在努力为自己寻找精神支撑。 李文娟的家人因她的勇敢而遭受无妄之灾，对她有怨气可以理解。但周围人几乎都自觉与她保持距离，认为她傻，却只能说明中国人早已甘于犬儒式生存。我曾读到过一封国内来信，这位境遇不错的写信者写道：“在中国，如果你是穷人，90％的人将不理睬你；但如果你总是批评政府，你将失去所有的朋友。” －－哪怕是巨人安泰，也需要从大地母亲汲取力量。如今的中国，连国家利益的代表也不想再维护国家利益，那么维护者柳杨、李文娟们总得找到一个理由，比如“为人民利益”而反腐败。然而“人民”作为抽象的集体名词固然美好，落实到具体的人，其表现却让人失望，“人民”当中的个体少有人认为李文娟的行为可钦可佩，最后让李文娟感到“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都认为这个举报好像是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其实这个事我觉得是很正义的，但是却走不上前台来”，举报犯罪者竟然成了社会成员要疏离的对象，成了国家法律要惩治的犯罪者，这才是这个社会让人彻底绝望伤心之处。 写作此文，不仅是为了悼念柳杨，而是想指出柳杨、李文娟的悲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她们用自己的勇敢见证了中国政府的腐败，更在于她们用自己的勇敢无畏见证了这个社会的堕落。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4月27日，总137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一张中国财富秘密流动的路线图
自2012年6月以来，《纽约时报》与彭博社有关中国红色家族的一系列报道，向世界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的巨大财富究竟流到了谁的口袋里。 有关红色家族敛财的故事，一直是中国坊间流传的秘密故事。就连官媒《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也忍不住，于2010年第4期发表“中国新富家族”，向本国人民透露，在 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的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 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但中国人对于红色家族“点石成金”的详情并不知晓。因此“红色公主”李小琳可以浑身装裹着名牌服饰傲然宣布她的成功全靠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这些外媒报道终于让中国人明白了红色家族如何化公为私，咄嗟之间成为亿万富豪： 1、红色家族的财富规模惊人 中共为了揭露薄熙来的腐败，由《中国新闻周刊》披露薄的妻姐谷望江通过控制喜多来等20多家公司拥有1.26亿美元的财富。然而《纽约时报》与彭博社揭露出来的数额更加惊人：习近平姐姐家族拥有财富高达3.76亿美元（彭博社6月29日：《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温家宝家族拥有的财富逾27亿美元（《纽约时报》10月26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接下来更让中国人吃惊的是：位势远逊于总理的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家族拥有的财富规模超过温家，高达31亿美元。（《纽约时报》2012年12月31日：《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 2、中国的经济命脉由红色家族控制 中国政府近年的政策是鼓励“国进民退”，中国人大都知道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是各领域的垄断巨头。但通过彭博的报道，外界终于知道，天外有天，在这些国企巨头之外，还有比它们更厉害的巨无霸。彭博于12月26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报道指出，中共八老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因此变得非常富有。 八老后代中有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王震将军之子王军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董事长；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云之子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这三家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红色家族后裔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业，在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这103人当中有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该报道综合各种分析估算：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3、红色家族谈笑间淘到“第一桶金” 中国民营企业家积累财富中犯有“原罪”，中国媒体就是否应该赦免其“原罪”讨论了几年之久。2012年《纽约时报》、彭博的报道才让中国人见识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原罪”。有兴趣的人可去细读11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的《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以及12月3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长篇报道《戴相龙家属借平安获利》，就会知道，在中国，只要有了权，上赶着送金送银的企业可真多，而且方法多样，只会比当年的苏哈托、马科斯、蒙博托等独裁者的手法更现代、更丰富多彩。 4、外媒教会中国人如何追查不义之财 在中国，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家属及其从事职业是国家机密，普通人不得与闻。对这些家族的致富之道、财富规模及藏宝之地，那更是一般人无法知晓的禁区。也因此，中国官媒才能够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发表全世界独裁者的财富故事并大加斥责。2012年《纽约时报》、彭博等外媒记者追踪中国红色家族财富的方法，为中国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们先将这些红色后代刻意使用的各种名字，中文、香港拼音、英文厘清，找到真身后，再使用当年跟踪美国水门事件的两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Woodward-and-Bernstein）曾经采用的方式，跟踪资金流动，终于为世界掀开了中国红色家族财富的一角。 中国如果有民主化那一天，最要紧的是先保存国内金融机构的财务资料，再顺藤摸瓜，就算是这些财富隐藏得非常机密，总有露尾的时候。 5、红色家族成了中国的殖民者 彭博报道指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遍及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以及利比里亚等其他允许保密的国家。 离岸公司经营什么业务？2008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在《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英属维京群岛、巴哈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达群岛等，早已成为中国资本外逃的四大中转站。这些岛国允许国际人士在其领土上成立一种国际业务公司， 称为离岸公司，专门从事为中国人洗钱、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等欺诈性业务，已经沦为洗钱等刑事犯罪的工具之一。 八老后人经营这类公司，既为自己转移资产提供方便，也通过为他人洗钱赚取不义之财。 至于红色家族到底有多少后裔具有外国公民身份，恐怕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确知的世纪之谜。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有如殖民者对待殖民地。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殖民者只是将殖民地当作捞取资源与财富之地，并不这样对待他们自己的祖国。中国红色家族与贪官的财富故事告诉世界，在这些人眼中，中国有如榨取财富的“殖民 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反而成了他们的最终归宿。区别是：旧殖民者走后，生态未曾崩溃。红色家族与贪官啃过的中华大地，金木水土全部被掏空或者破坏。 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日均消费不足两美元的人口却高达3亿。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终日劳作、而且为了所谓经济发展付出环境污染与健康的高昂代价，却不知道积累的巨额财富究竟流进谁的口袋。感谢《纽约时报》与彭博社，他们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张财富秘密流动的路线图，同时也为世界新闻史书写了极其特殊的一页。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1/foreign-media/）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右派胜选，阿根廷不再哭泣
昨天（22日）阿根廷总统大选揭晓，连续执政12年的左翼政党败选，中间偏右、强调市场经济的首都市长马克里获胜。大选结果不仅对拉美第三大经济体的阿根廷意义重大，而且对近年来南美洲的左右派两大势力较量，尤其对终结“贝隆主义”（美洲本土化的社会主义），促使拉美地区更走向市场经济具有潜在影响。 阿根廷的国土形状上粗下细，像个长条茄子，也像个大锤。以阿根廷前总统贝隆（Peron，也译庇隆）命名的“贝隆主义”更是个大锤，不仅曾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经济（实行社会主义一定是恶果累累），而且传播蔓延到拉美地区，使热衷政府干预经济，推行均贫富、国营化的社会主义思潮更加泛滥。这次的阿根廷大选结果，等于把社会主义“刹车”，或者说是终结“贝隆主义”。 熟悉拉美历史的人都知道，贝隆曾相当兴隆，这位20世纪40年代末就当了阿根廷总统的强人，把他信奉的社会主义移植到阿根廷，波及整个南美，冠之以“贝隆主义”∶通过政府力量均贫富，高税收，国营化，政府主导经济，并对社会整体性改造。 在阿根廷那种经济落后、穷人成堆，再加上天主教盛行（有反富倾向）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显摆自己占据道德高地、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下，“贝隆主义”很有市场。除此之外，它还有另一个独特的推动力，那就是贝隆的第二任夫人艾薇塔（Evita）。 艾薇塔是传奇人物，她是乡下穷裁缝的私生女，生活贫寒，但性格刚毅，充满活力，并深谙钻营之道。她15岁进城当舞女，跟各种权势人物“性交换”，是著名交际花，最后在影视界成名。后被政治领袖贝隆看中，成为“第一夫人”。 她的苦出身背景，使她自然倾心贝隆的煽动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社会主义，成为贝隆总统的战友伴侣。她倾心辅佐丈夫，四处演讲“贝隆主义”，深得贫下中农们的欢迎，更得到天主教徒们的爱戴。再加上她33岁就因子宫颈癌去世，更强化了她的传奇色彩。在不少穷人家里，她的画像甚至跟耶稣并列。 正因为贝隆夫人（艾薇塔）是拉美甚至全球女性中的社会主义名人，而且她还善于演讲，很有个性，所以西方左派作家和艺术家等，心有灵犀一点通，几乎把她捧为“女神”。不仅编排出《艾薇塔》的音乐剧，后来还拍成电影，由美国性感放荡女歌星麦当娜主演。当时阿根廷人还抗议了一阵子，但后来看到麦当娜卖命演出，还真演出真谛才作罢。导演选中麦当娜可谓慧眼识真，因这位性感女星对曾放荡不羁的艾薇塔感同身受，演自己本色当然会传神。电影《艾薇塔》（中国也译为《贝隆夫人》）主题曲“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也流传一时。 艾薇塔去世后，贝隆总统遭军方罢黜；流亡多年后回国又当上总统。后来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当了总统，后也被军方废黜。贝隆一家这种戏剧化的政治大起大落也使“贝隆主义”更加扬名。 12年前，信奉贝隆主义的左翼领袖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四年任满后，他妻子克里斯蒂娜接班当上总统并连任，夫妻店开了12年。 克里斯蒂娜总统非常推崇艾薇塔，她下令把艾薇塔头像印到阿根廷的百元货币上。她不仅学艾薇塔演讲握拳头，做出强人状，还常语惊四座。例如去年阿根廷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失败后，她发表演讲，说对足球没兴趣，还表明未曾看过阿根廷任何一场比赛，让足球队员和球迷们伤透心。 今年二月她作为总统对中国国事访问，期间她竟在推特上发推嘲笑中国人的西班牙语发音。虽然中国官媒封锁不报，但中国网民仍在微博等发出对她的不满与批评。克里斯蒂娜如此不顾外交礼仪和总统身份，实为白目。 在这种左翼白目总统领导下，再加上仍信奉贝隆主义，继续社会主义政策，阿根廷的经济连续衰退，去年经济增长率只有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明年阿根廷经济将收缩0.7%。 《商业内情》（Business Insider）结合中情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2014年的数据，列出了全球18个悲惨指数最高的国家，前五名是委内瑞拉，叙利亚，吉布提，阿根廷，也门。 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的首都市长马克里参选总统，挑战执政党。马克里的父亲是阿根廷著名企业家和大富豪，24年前马克里曾遭绑架（12天）勒索，马父用250万美元赎回儿子。马克里也经商，并为阿根廷青年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是阿根廷人的最爱，马克里也成为名人。 通过家族经商和自身经验，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马克里成为西方自由经济的信奉者，也自然成为“贝隆主义”等社会主义政策的反对和挑战者。他很早就投身政界，创办政党，出任议员，后高票当选阿根廷首都市长并连任。 在这次总统初选时，阿根廷的五家主要电视台等，都唱衰马克里，认为执政党候选人一定赢。但选举结果，马克里只落后不到一个百分点。由于所有参选人都没过半，按规定第二轮再选，这次马克里让媒体再跌眼镜，成为赢家，因为他的推崇市场经济的政策理念得到中产阶级、商界以及寻求变革的民众的欢迎。 今年56岁的马克里出任总统后，阿根廷在经济上明显将向右转，因为他要改变上届政府的控制外汇、农业重税、限制进口、高福利等左翼政策，实行减税，削减赤字，平衡预算，开放投资领域等自由经济政策，并将很快取消政府对商品价格的控制。目前阿根廷超市上有四百多种食品商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而不是厂家）制定的。 马克里政府在经济上不仅会向美欧等开放市场，同时在外交上，也将改变上届左翼政府倾斜委内瑞拉、伊朗等，疏远甚至反对美国的政策，而重走亲美之路，支持美国力倡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会远离拉美反美小霸王查韦斯的接班人掌权的委内瑞拉。马克里曾公开批评委内瑞拉的人权纪录。 作为拉美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左翼重镇的阿根廷，这次右派获胜的变天，很可能影响下个月（12月6日）委内瑞拉的国会选举，激励该国的改革派和右倾选民，把热衷反美、社会主义的查韦斯党选掉，让委国也发生阿根廷这种变化。如果成真，那将对整个南美的政治版图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多年以来，美洲多数国家都被左倾势力主导，亲美和倾向市场经济的只有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等少数国家。当年亲苏联、热衷马克思的智利阿连德政权被推翻后，虽然经过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16年的强人政治，最后左派反弹，导致长达19年的四届左翼政府。五年前右翼候选人、自由经济学家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击败左翼对手而当选总统。但由于法律规定总统任期只有一届（隔届还可再选），在前年底的大选中，被称为“智利大妈”的前任左派女总统巴切莱特又卷土重来（当选总统）。由此可见在南美以至整个拉美地区，推崇自由经济的保守派当选执政是多麽困难。 在南美大国巴西（人口两亿多），左派总统卢拉任满后，钦定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罗塞夫女士为接班人。在卢拉及左派媒体的造势下，罗塞夫当选总统。四年届满时，虽然巴西经济滞缓，反对声势高涨，但罗塞夫仍靠左派啦啦队的鸣锣开道而在去年八月连任总统。 罗赛夫带领的工人党（Workers Party）执政以来，巴西经济持续恶化，政府贪腐案件更为增加。据巴西中央银行预测，巴西今年（2015）的经济将出现1.8%负成长，美元汇率会创下12年新高。今年八月，巴西爆发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游行，要求罗塞夫下台。目前罗塞夫的民调不仅跌至该国历史新低，只有8%，而且也排在全球民选领导人最低，第二低是台湾的马英九总统（9%），第三低是法国无能总统奥朗德（12%）。 巴西示威民众高举的标语写著∶Less Marx, More Mises（少点马克思，多点米塞斯），即表达强烈的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希望更多的奥地利自由经济派鼻祖米塞斯主张的市场经济。 从阿根廷的贝隆主义被终结，到巴西街头呼唤米塞斯自由经济的口号可以看出，虽然南美以至整个拉美地区由于天主教盛行，穷人多，有长期的贫穷历史，但由于今天进入网络时代，左派知识精英垄断媒体和信息的局面被打破，社会主义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贝隆主义等所有变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将会被终结，米塞斯的市场经济思想（其实质是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政府主导一切）将进入拉美，拉动整个美洲走向繁荣、富有和个体的强大。 艾薇塔去世后，凭借传记音乐片，那句“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甚为流行。但在艾薇塔热衷的社会主义左翼政策下，该国的贫穷落后才是应该被哭泣的。而这次大选结果，可能才真是“阿根廷不再哭泣”的历史起点。 2015年11月23日（阿根廷大选次日） 201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上）
2017年11月22日刊登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http://zhanlve.org/?p=3409 提要：本文作者程晓农先生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文章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得出了这一结论。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以来，到今天为止，除了北朝鲜逆向转变为金家王朝之外，其他的红色政权或者早已完成转型，或者转型在路上。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斯大林模式的原初制度完全分崩离析。但是，原社会主义各国的转型过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本是同根生，缘何路相异？为什么各国未走向同一方向？倒底哪条道路更好？假如某条道路比较成功，其他国家能否仿效？这些难题横亘在转型国家的思考者胸中，业已有年，却始终无法从国际学术界求得现成答案。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是我近30年来一直潜心研究的领域，多年来发表了不少文章，也积累了不少体会。1990年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同年秋天即通过相关考试，申请攻读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项目。时值中国“六四”之后政治大倒退，而苏联则正在推行政治改革，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感慨万端。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从事中苏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希望从中获得启迪。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一个国家，属于国别研究，而将多个国家的情况分析对比，则属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发现单一国家转型研究中无法发现的诸多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同时研究中、俄这两个主要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及其现实和理论意义的学者寥寥可数，外部观察者的认知局限性是原因之一，而语言障碍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能从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借助了原有条件，也倚赖后来有目的之准备。作为八十年代在国内参与经济改革政策研究的学者\[1\]，这一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很多当年经济改革决策过程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2\]。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学了俄语\[3\]，然后多次到俄国参与学术交流，并与俄国学者一起用长问卷对实施了私有化的几十个企业的追踪调查，也分析了1993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俄国主要民意调查的详细资料，因此得以从微观层面深入观察俄国的转型过程和经验教训。当我把对俄国的研究与对中国的研究综合思考后，发现了许多以前从单一中国视角难以认知的重要问题。 这次《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约稿谈转型问题，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读者们分享。本文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全新理解，并分析三种推动转型的基本社会力量，即异议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的原共产党干部、仍然掌控权力的共产党精英，以及这三种推动力量分别造就的三种转型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笔者用透明、参与、公正这三条标准来评价这三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从中引导出中心结论，即转型的路径依赖，关键在于价值观重塑，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在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下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推进。希望此文能稍稍填补一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空白，既求教于感兴趣的思考者，也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讨论和关注。 一、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起点与走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起点相同，本文便从这个起点谈起，然后引出转型的三大内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逻辑上的可能走向。 1、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洗脑制度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多半是在苏联指导下建立的，也都以苏联的斯大林式制度框架为样板，因此同根同源。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与苏联模式相关联的有两个关键词，即描述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国家”( totalitarian state)和描述经济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极权主义国家”指“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力并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政治制度（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the state holds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society and seeks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herever possible）。\[4\]”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治领导人采用严厉的全方位控制，剥夺国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和举动。所谓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国家机器运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对民众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日常社会活动等，实施无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民众不但没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业自由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也没有思想自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要由政府来规定；它用日常化的监控和惩处来制造恐惧，迫使民众因害怕而无条件地服从。 “国家社会主义”\[5\]通常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首先由苏联创立，然后在二战后被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制度大体上包括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闭关锁国、推行以军工为重心的工业化等。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集权制度和计划经济。所谓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主要是指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策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为此设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有一系列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管理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管理外贸的外贸委员会，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以及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上述部门所属，决策通常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 所谓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有关生产和所需人、财、物的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汇总来自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关于生产和物、财、人的计划；然后，经过修改并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给中央政府的综合或专业管理部门及各省计委，由它们再进一步分解，下发给各自的下级单位，作为经济活动的参照指标。经济计划指标一旦正式下达，就不容许再轻易变更，上级部门将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在于，它不可能充分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客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一年计划任务。为了计划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响计划数字的经济参数（如物价、工资、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变，因此所有人的工资、所有商品的物价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 苏联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鼻祖，也是“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创始国，它的计划经济管理的历史最悠久，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最丰富\[6\]，计划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也最先进\[7\]。即便如此，苏联的国家计委也只能管理2,500多种商品。由于计划经济只能管理数量有限的产品，扣除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产品后，国家只能生产设计老化、品种有限的若干消费品，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况。中共建政后实行的是苏联手把手教出来的苏联模式经济制度，但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远远不如苏联，比如，中国的国家计委在改革前只能管理1,300多种商品，仅及苏联的一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由于计划管理部门习惯于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上报的资金、物资申请报告上打折拨给，下级也习惯于虚报所需数量，最后必然出现资金和物资的“短缺”；同时，由于下级无偿获得资金、物资，因此财务预算是软的（即“预算软约束”，欠债不必还，亏损不处罚），因此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就有“投资饥渴症”。\[8\] 他的分析曾在西方、中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当中得到共鸣。 除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整套思想控制制度，其目标是建立政府所宣扬的道德与价值观，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对民众洗脑，同时封杀打击任何异端思想和言论。之所以把这套思想控制制度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讨论，原因在于，思想控制制度会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社会行为；而在转型过程当中，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会通过民意（和选票）影响政治、经济制度的走向，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前提。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行为、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边界内有很多事属于做了以后虽不违法但却违反社会公德。道德的社会功能是约束人们的言行，以服从社会道德标准，遏制人们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盲目追求。同样，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不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事物，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决定的。所有红色政权建立之前，民间本来就有道德观和价值观，但红色政权建立之后都通过洗脑及相应的奖惩机制，改造了社会上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共产党建政之后要树立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时摧毁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与价值观念。红色价值观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的机械教条，而是经常随着当局和领袖的需要不断变换版本，以致于经常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但灌输者从不承认它弃用的旧版本曾误人子弟，甚至害人终身，即便是早已被抛弃的旧版红色价值观，百姓也不得“妄议”。在毛时代，忠于毛就是最大的道德；到了邓时代“富起来”成了天然正确的“道德”，但当局从来不允许民众质疑，毛泽东的主要方针路线都被彻底否定了，为什么不能批判毛泽东。 洗脑制度不仅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价值观扭曲，还培养出反常的社会行为。事实上，老百姓并不完全接受“洗脑”制度的宣传，但在政治高压下又必须做出臣服顺从的姿态，因此两面人行为便成为常态，即“私下场合说真话，公开场合说假话”，在共产党国家这是普遍状况\[9\]。共产党通过政治高压和强行洗脑，加上种种政治、经济处罚，使得民众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很多人渐渐就把共产党的宣传“融化”成内在的、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观了。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里有一个相关概念，即“社会化”，指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受家长、老师和朋友三方面的影响，一旦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后一生当中便较少改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老师就是洗脑制度的执行者，而家长为了保护子女，不得不培养他们做两面派，让子女表面上必须接受洗脑制度的一切说教。一旦老百姓都按照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思考行事，共产党用“笔杆子”就可以轻松自如地维持统治。不仅如此，诬陷、出卖等不道德行为都被洗脑制度正当化了。中国“文革”时期的互相检举揭发，今天大学校园里密报老师的“学生信息员”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评论员”、“网络监管员”等21世纪的匿名线人，都是洗脑制度的有毒产物。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全面败坏时，民众不但丧失了是非标准，也不愿辨明是非，每个人都盘算着如何对我个人有利，这样的社会便朝着糜烂的方向迅速滑坡。 2、苏联模式的形成：内生型还是植入型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苏联模式不外有两种：内生或外部强力植入。一个国家之苏联模式的形成采用哪种方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苏联模式的亲和关系。任何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民族主义情绪与苏联模式十分贴近，则苏联模式的维系将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保护；如果苏联模式被认为是外来的有害制度，那么，苏联模式将遭到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红色政权的建立都与苏联有密切关系，或是援助加指导，扶持当地共产党在内战中夺权政权，或以占领军为后盾，强行建立红色政权。笔者称前者为内生型，这类红色政权是在国内革命和内战中生长壮大的；对后者，笔者称之为植入型，这类红色政权具有明显的傀儡政府特征。中共是内生型红色政权的典型，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则是植入型红色政权的典型。 苏联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扶持各种形式的左派政党（包括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等），希望通过这些友党扩大俄国红色政权的国际势力范围，为此设立了“共产国际”，为外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提供政策建议和经费、甚至把武器运到外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中共与俄国（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就是如此\[10\]，中共的成长壮大，处处都能看到苏共那只“看得见的手”。中共这样的内生型红色政权经历了成长壮大、最后夺权全国政权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红色干部，他们都是本土派，而不是从莫斯科临时空降来的“国际派”。由于这样的革命带有本国土生土长的特性，与民族主义有着天然的血缘关联，所以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比较容易把爱国与爱党、爱红色革命、爱红色政权划上等号，而较少民众的质疑。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也同样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但这些红色政权不是土生土长的红色革命产物，而是二战后苏联占领军栽培支撑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在莫斯科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11\]，或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东欧各国战前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的，在当地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干预和协助下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反抗。这种镇压恰恰强化了当地红色政权的傀儡色彩，而民众对苏联代理人政权的不满则很自然地与民族自救、国家独立挂上了钩。对不满的民众来说，苏联模式是外来的压迫本国人民的殖民制度，要爱国就得反对苏联模式。这种社会认知与中国民众对本国苏联模式的看法截然不同。 3、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三个支点和三种可能走向 从上述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一基本架构来看，制度转型就是告别“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也结束洗脑制度。由此出发就提出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这两个必须完成的使命：前者是为了结束“极权主义国家”，以民主制度代之；后者是为了终结“国家社会主义”，以自由经济代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两大支点，也是人们通常关注的两大领域。除了这两个支点之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通常被人们忽略的基本任务，即制度转型的第三个支点，那就是抛弃洗脑制度并实现社会转型。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前从未有人这样讨论过。社会转型指的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尽量清除红色政权洗脑制度留在每个公民脑子里的遗毒，然后让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道德观念重新在人们的脑子里建立起来。转型国家开始政治、经济转型时，民众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否则，他们若仍然按照旧的价值观行事，那么，一旦选举政治取代红色政权时代的权力配置，民众的选票可以极大地影响参选政党的政策走向，而政治和经济转型朝向哪个方向，很可能被民众的旧价值观所左右。比如，如果多数民众仍然希望保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和福利制度，那么，哪个政党的政策迎合这样的社会预期，哪个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一旦这样的政党当选，它指导下的经济转型就可能是个“半吊子工程”。再如，若候选人和选民都认为，候选人在选举前给选民一点现实的好处，比如现金，选民就愿意投票支持他，那么这种不良互动就会造成贿选，这时候选民期待的不是候选人当选后对选民如何负责，而是选前能从候选人那里拿到多少好处，这在台湾曾发生过多次。 要顺利完成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除了政治和经济转型之外，社会转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社会上多数人都接受了一套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的道德、价值观念之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才可能走上正常的轨道；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或根本未展开，政治和经济转型很容易遇到障碍或走上歪路。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完整的制度转型包括三个互相支撑、互相制约的支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这三重转型就象一个三条腿的板凳，少了哪一条腿，板凳就会倾斜不稳。 在引入社会转型之前，人们通常以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就是制度转型的全部含义了。毫无疑问，这两重转型是制度转型的基本内容；但社会转型其实比政治、经济转型更重要，不仅仅因为它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质量，还因为社会转型比政治、经济转型更艰难。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都有样板，那就是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设计起来并不费力，实施过程可能曲折多艰，但至少可以由新的政府主导，画出蓝图，逐步推进。而社会转型就不同了，在民主化过程中原来的洗脑制度被抛弃了，新的政府自然不能推行新的反洗脑制度。那么，社会转型由谁来实施，当然新政府不能全盘包办，否则就是红色政权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复辟。如果新政府放手让民间自行实施，那由谁来负责，又如何推进，实施效果可能如何？既然社会转型不能是强制型思想运动，又如何让社会成员自发主动地参与？这些问题从社会科学三大领域的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答案；不仅如此，自发的社会转型可能出现什么结果，这也是任何转型国家的政治或社会力量无法把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是一个“把鱼汤煮成鱼”的过程，比建立红色政权那种“把鱼煮成鱼汤”的过程，不知道难多少倍。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可以一帆风顺地顺利完成转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以前人们对转型的理解是狭义的，他们把制度转型理解成单纯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正是这种狭义的理解往往误导人们，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就一往无前，再无反复曲折了；而在这种错觉的引导下，人们又可能对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期望很高，事实上这样的期望经常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现实脱节，由此又带来人们的失望和不满，甚至诱发对共产党时代的怀念。笔者认为，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设计可以预期、其转型过程可以操作，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社会转型既无制度设计，亦无操作途径，全靠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几乎是个不可调控的过程，其结果也难以预期，而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的成效。 在社会转型无法把握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转型能取得多大成就，逻辑上无法预测。不过，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否实施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从逻辑上可以辨别出制度转型的三种可能走向：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一种完整的、也是完美的转型；第二种，实行了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未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如果再进一步推理下去，还可以说，植入型红色政权的制度转型，其走向最可能靠近第一种，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比内生型红色政权的社会转型具有更大的社会自发动力。 二、苏联模式的改良与没落 苏联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不走改良的道路，它就不得人心；一旦开始改良，它早晚会踏上没落和灭亡的道路。不少共产党国家都经历过从领袖专制到集体领导下实行改良，再走向没落，最后通过转型而终结共产党政权这样一个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真正懂得转型必然性的奥秘，就先得了解，共产党政权为什么早晚会走上没落的道路。 1、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与改良的必然性 在最高领导人个人专断的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接班过程往往是多年来高层权力斗争积怨交火的触发点，这是苏联模式的一个致命弱点。而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规律，笔者把它概括为“钟摆现象”\[12\]，即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摆动，在“钟摆”摆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必然走上改良的道路。只有北朝鲜是唯一的例外，它从集体领导模式转变成了红色王朝，已传位到第三代。 共产党国家的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的来回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这样巩固了个人威权，以此取代了集体领导，这是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笔者将在分析中国制度转型时进一步讨论。 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控制手段，其一是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其二是全民洗脑机制。有效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旦民众接受并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自发地“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人也变得越来越愚笨，这时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笔者把这种统治方式称为“低成本统治模式”\[13\]，因为民众出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日子再艰难都不敢抱怨，当局即使用低工资也照样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服从。这时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所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表现为“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obedience）”\[14\]，即绝大多数民众对当局和领袖的任何命令都完全服从。这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国称之为“人民公社”化）中，即使数百上千万人饿死了也未出现集体反抗的原因。 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几乎都是终身制，他们死亡后便出现了权力真空。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地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领导人的这架监控机器；同时，对接班人来说，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更危险的是，死去的最高领导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中不但掌握各种权力，而且也掌握着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危险的秘密或把柄，搞得不好，高层政变就会发生。赫鲁晓夫和华国锋都有这样的经历：赫鲁晓夫因政变下台，而华国锋则靠政变暂时巩固了权位。为了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也给老百姓一些实惠，从而建立起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会死灰复燃，勃列日涅夫与江泽民、胡锦涛都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单纯从政治角度考虑，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许腐败换取官员们效忠），局面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这种局面能否长久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条件。“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个人威权时代的“低成本统治模式”从此难以为继，这是集体领导模式的致命弱点，它必然是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15\]。“高成本统治模式”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后，可能会倒逼改革。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当领导模式从个人威权摆动到集体领导时，苏联模式往往会出现一系列改良现象。这样的改良，从发动者本身的愿望来看，当然是为了改善苏联模式，延续共产党的统治；但这些改良措施的实施却常常动摇苏联模式的根基，导致苏联模式的没落。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相信自己的新政策能巩固政权；但几十年后回顾历史却发现，正是这些改良措施动摇了苏联模式赖以存在的根基，把共产党政权送上了转型的不归路。 改良和转型的差别在于，改良不触动苏联模式两大基本制度框架，即“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如果某项改革措施动摇了“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架构，那就是转型。比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并未实行政治上的开放，他的“解冻”政策不过是改良而已。同样的，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并未改变国家对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和定价政策，计划经济的根基依然稳固，这样的措施也属于改良性质；但后来允许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这种改革就冲击了计划经济，因为农民可以自由销售农产品，农业和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就失灵了，但计划经济的整体架构依然存在，这时的农村改革只是通向转型，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型则要到1997年才真正开始，下文再叙。 2、“政绩型合法性”与“花钱买稳定” 从个人威权领导模式转入集体领导模式之后，这个“集体领导”必须要寻求一种与个人威权领导者不同的新的合法性；而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迎合民意，作一些政策上的调整。老百姓最期待的往往是两点，“政治上宽松些，经济上日子好过些”；做到了这两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当中，“集体领导”便政声鹊起。通过这种方法换来的 “集体领导”的合法性被称作“政绩型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美国的苏联研究学者最早分析了这个现象\[16\]，笔者则首次把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研究当中，指出了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17\]。 斯大林死后3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尖锐的批判，紧接着出现了政治上的“解冻”，同时在经济上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毛泽东死后2年，中共也同样批判了毛泽东的政策，同时在经济上也采取了松动型措施。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国家提供福利最多最广泛、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时期，也是政治社会相当稳定的时期。这里讲的福利是广义的，包括稳定的物价、稳步上升的生活水准、安定的职业和按步就班的升迁、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医疗、宽松的工作纪律和较低的劳动定额等。从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政府从安排就业、提高收入、增加福利入手，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60年代的苏联与70年代末的中国政府都把政策重点转移到营造“政绩”上，用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由国家提供的多样广泛的福利来换取老百姓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认可。 正是这种从个人威权领导模式向集体领导模式的“政绩型合法性”的转换，改变了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个人威权时代的“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obedience）”变成了集体领导时代的“喂养与顺从（feeding and compliance）”\[18\]。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实质是一种互利型交换关系：政府和民众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即政府向民众提供广泛稳定的福利，而民众因而同意支持统治者、现行制度及当局的政策。这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双方体认的“社会契约”\[19\]，只要这个“契约”不被打破，政治社会的稳定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样的“社会契约”只存在于国家与多数社会成员之间，持不同政见者就不接受它。尽管国家仍然控制着社会，但旧的动员民众的宣传手段失效了，个人崇拜消失了，意识形态淡化了，国家不得不转而使用经济利益为主要手段来动员、控制社会，维持政治社会的稳定。 一旦当局在政治上对过去的个人威权领导人有所批判，经济上开始增加物质激励，民心就变了。老百姓发现，既然政府承认过去老百姓的日子太苦，现在给大家涨工资、增加消费品供应、分配新的住宅，这等于是“还欠债”，再“多还些”也是应该的，不必对政府太感恩戴德。19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里有一句描绘民众心理的话，“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指的就是这种心态。苏联在上世纪60、70年代也有一句在工人当中流行的类似的话，“他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咱们就假装给他们干活”。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标志着内生型苏联模式下的民智初开；但在实行植入型苏联模式的中欧国家，即令当局同样采用上述“社会契约”，部分民众对本国红色傀儡政权的不满始终十分强烈。 3、改良式社会主义的有限寿命 社会主义国家要既维持一个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共产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70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大为改善，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模式的低效率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不会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之所以“花钱买稳定”会葬送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费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无法长期提供“买稳定”所需要的开支；一旦开支浩繁、难以为继，政府可能会先缩减军费开支、援外开支；最后，共产党为了延续统治而掏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国家社会主义”就这样走上了末路。80年代后期苏联已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20多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走的也基本上是这条“花钱买稳定”的路。中国自1984年便正式开始城市经济改革，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有限。当时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是，抬高社会对改革的经济期望，由国家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在改革中进一步提高，国家也承担了补偿民众既得利益损失的责任，从而换取城市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实现改革中的政治社会稳定。这一改革策略有两个后果。其一，由于现有生活水准的相当部份是由社会福利体制提供的，所以一旦改革触及到这些体制，就可能动摇“社会契约”。也就是说，“社会契约”为经济改革设了限制区。一部份改革（如增加工资、奖金及福利）有利于 “社会契约”，另一部份改革（如汇率、外贸改革）无损于“社会契约”，自然都不难推行，而那些可能动摇“社会契约”的改革（如“砸铁饭碗”），就事实上难以推动。其二，城市民众既希望短期内迅速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又期望维护源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这种居高不下的期望巩固了“社会契约”，有利于改革初期的社会动员，但同时也对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起消蚀作用，并构成深化改革的阻力。由于稳定对政府而言是第一位的，政府所愿意推动的改革服务于、也时常让步于稳定。当高收入、高福利无法提高经济效率时，经济增长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去维持“社会契约”，结果“社会契约”的延续就会转而消耗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从长期来看，一个大量消耗经济资源的“社会契约”是经济上无法承受的。因此，苏联维持“社会契约”20多年之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中国也几乎如此，维持了15年左右的“社会契约”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双陷入危机。 苏联模式从领袖个人威权转变到集体领导，从个人崇拜转变到“政绩型合法性”，从政治高压加低消费转变成“花钱买稳定”，这样的变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从苏联模式的生命轨迹来看，结论恰恰相反，正是上述转变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模式逼上了末路。所以，苏联模式虽然有自我改善的求变本能，但它的必然没落植根于经济困境。 三、中、苏两大党的转型选择 讨论共产党对转型的选择，只需要分析苏共和中共两党的选择即可，因为苏共支配着整个苏联阵营，苏共的态度决定了其仆从国的走向；而中共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与苏共翻脸后自成一家，不再以苏联马首是瞻，所以苏共和中共在转型问题上可以相对独立地各自作出选择。两党各自统治的国家的国际国内环境大不相同，它们的选择因此全然不同。至于非共产党政府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现以及它们的转型选择，则与苏共的选择有直接关系。了解了苏共的转型选择，才能懂得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道路。 1、从中苏对立到共产党阵营的分裂和消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直接、间接地培育了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共产党国家，加上古巴，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共产党阵营。中国曾经是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也是这个阵营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度还被苏共捧为比肩并立的国际共运领袖；但中国突然和苏联翻脸，最后甚至兵戎相见，几成死敌，由此导致这个阵营内部的分裂和对抗。此中种种，与中苏两党后来的转型选择有很大关系。 斯大林晚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一度貌似蜜月，实则同床异梦。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想成为世界级领袖，但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没有任何机会，斯大林把他看作是苏联在亚洲的一个不太可靠的代理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开始盘算，如何在国际共运阵营里取斯大林而代之，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他知道，充当各国共产党的后台，需要庞大的军事和财力作后盾，而中国太穷；毛泽东的算盘是，让苏联站在一线，由苏联出钱支持各国共产党，而他站在二线，以国际共产党阵营精神领袖的地位号令全球。从苏联的仆从变成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既需要舞台来表演，也需要有国际事件提供契机，让他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这样的机会在1956年来临了，这一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起义，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处理这个问题时犹豫不决。毛泽东趁机介入，先指责苏联试图干预波兰的企图，强调波兰工人党政府的独立自主性，因此被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视为共产党阵营里反对大国霸权的代表人物；接着毛泽东又在匈牙利事件中指责苏联未及时出兵干预，并坚决支持苏联派坦克攻占布达佩斯，为此专门派周恩来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以显示中共对镇压“反革命”的强硬干预立场。在这两次事件中，尽管毛泽东的立场前后矛盾，赫鲁晓夫都听从了毛的意见；与此同时，苏共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变得格外客气。毛泽东觉得，他终于开始走上国际舞台，能够参与过去只有斯大林才能过问的国际事务。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很高的礼遇，让苏共和中共处处平起平坐，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可能真成为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但他的雄心遇上了苏共的策略转变而受阻。当时苏共提出了一个新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苏美之间不需要战争，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能在和平发展中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发现，沿着苏共的新方针走下去，他只能屈居后排，因为中国的经济太落后；他若想当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就必须另选一条路。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多少理论上让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或贡献；他唯一的本钱就是，他是通过长期内战夺取大国政权的中共领袖，而按人口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毛泽东只能推销他那套“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故作惊人之语，以表现他的豪迈“革命”气概：要发动世界革命，哪怕面临核大战，也不必害怕，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大不了打一场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3亿没关系。\[20\] 毛以为，这番豪言壮语足以显示他的伟大；没想到效果完全相反，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生怕被拉进核战争中去，对毛的发言报以沉默，无人响应。 毛泽东并不气馁，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追逐他的世界领袖梦。一方面，1958年他在国内发动了经济上的“大跃进”，希望用这种“捷径”证明他的“群众运动”能创造出经济奇迹，让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显示出毛式道路优于苏联的“和平竞赛”方针；另一方面，他开始组织针对苏共和世界其它各国共产党的批判，称那些赞成苏共“和平竞赛”方针的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把这场批判称为“反修斗争”，其代表作是“九评”。这场“大批判”不但未能重建毛泽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袖的地位，还把他自己和中共变成了共产党阵营里的孤家寡人。他发动的“大跃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农村因此饿死了数千万农民，整个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面临严重失败的毛泽东既不愿认输，又害怕为他收拾残局的刘少奇在党内赢得威望，构成对他的威胁，因此毛泽东在国内发动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全中国的“革命”狂热使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严重。虽然毛泽东未能在共产党国家找到多少追随者，但6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欧洲、日本出现了年青一代以“反越南战争”为口号的左翼思潮，他们都奉毛泽东为精神领袖，于是毛泽东总算是勉强圆了他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梦。西方国家左翼思潮中的少数反社会极端分子制造了不少暗杀、抢劫事件，最后这些团伙陆续因刑事犯罪被逮捕，最终烟消云散。 从1957年在莫斯科发起对苏共的挑战开始，到1969年西方国家的毛派犯罪团伙被消灭而告终，毛泽东意识到，他那“世界革命理论”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已沦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笑柄。他对嘲笑自己失败的苏共恨之入骨，最后从彼此口头攻击发展到军事冲突，从1969年开始中苏双方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两侧陈兵数百万。这一局面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因为两个马克思的信奉者政权为了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随时准备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如果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他也许能摆脱自己造成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并且挽回一点对他个人历史地位的肯定，于是有了中美建交。 毛泽东以他的“世界革命”实践及彻底失败，从反面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进思潮的荒谬和可笑，歪打正着地扑灭了国际共运里以毛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思潮，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温和路线反而更加巩固。可以说，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失败，把共产党阵营变得不再“革命”了。在其它共产党国家看来，与其不切实际地作“世界革命”的白日梦，还不如脚踏实地地解决共产党国家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因此，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苏联在冷战中的姿态逐渐软化，对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和平格局日益关注，这一走向对苏共80年代选择政治转型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东欧各国本来就与西方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而中国采取对美友好、对苏敌视的姿态，事实上就把凝聚共产党阵营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撕得粉碎。从此，共产党阵营各国开始探索各自的求生道路，苏共选择了政治转型，而中共则在毛泽东死后为了改变经济的严重落后状态选择了经济转型。一度仿佛强大无比的共产党阵营在苏、中两大党各自选择的转型中渐渐被消解了。 2、从“解冻”到政治松动：“极权主义政治”在苏联的终结 在苏联，告别斯大林时代之后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开始引起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俄国80年代政治转型的基础。\[21\] 从60年代开始苏联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往往通过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在少数民众中传播，赢得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的声音并未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不可低估，许多被苏共政权封锁、掩盖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共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共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俄文原词是“公开性”），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制度的改良，并非政治制度转型；而他的经济改革（俄文原词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改良，而非经济制度转型。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他通过政治上的“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当时报刊杂志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苏联民众读到了许多官方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加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同时出现了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经常与该组织相互呼应；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也出现了民间社团，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1987年莫斯科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1987年秋季“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于1988年3月6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于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在活动参加者中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1989年1月已拥有180个分部、大约2万名积极分子，在1988至1989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 民主化议题浮现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它在1988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来自14个城市的15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1988年7月29日25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这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的开始。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在苏联出现政治演变的时候，许多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1985至1988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到了1990至1991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1991年苏共保守派发动的“8·19政变”失败时，苏共在组织上已陷于瘫痪。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表声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以此为标志，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被终结了，戈尔巴乔夫启动了苏联的政治转型。 3、东欧、苏联进入转型的不同路径：镇压未遂型路径和协议型路径 如果苏联始终坚持控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并对任何变革实施军事干预，东欧国家无法走上转型道路。对东欧国家的民众来说，幸运的是，苏联模式的有限生命力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经济已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保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则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后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便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面对东欧国家1989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走的是同一条路。其实，在苏联、东欧，进入转型的路径至少有两种，即协议型路径和镇压未遂型路径。1989年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抗议者其实也面临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相似的命运，1991年8月的苏联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当局或是一开始准备镇压，但最终没敢下手，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如此；或者是实施了初次小规模镇压之后，因军队拒绝服从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命令而使大规模镇压流产，这发生在罗马尼亚和苏联。因此，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苏联，转型前夕出现了未遂镇压，之后共产党政权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政权；在东德，共产党政治局迫使力主镇压的顽固派领导人下台，而反对镇压的温和派领导人则向民众让步，导致东德、西德走上了统一的道路，共产党放弃了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雅克什主动辞职，共产党政府主动交出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允许多党选举，从而产生了新的民主政府；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局势失控之后仓皇出逃，最后被逮捕处决，而温和派共产党领导人则组织了多党选举，交出了政权。笔者把这几个国家的转型路径称为“镇压未遂型路径”，因为镇压未遂之后共产党或交出政权，或失去了政权，这几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道路。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在民众的示威游行面前从未考虑过武力镇压手段，而是主动与反对派协商，达成了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新政府的协议。笔者把这两个国家的转型路径称为“协议型路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转型是共产党和反对派通过协商而开始的。 4、从1978到1997：中国从经济改革走向经济转型 在中国，改革是198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一个关键词。这个词混淆了改良和转型两种性质的差异。改良是不触动苏联模式“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基的政策措施，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国营企业的厂长承包制；制度转型则以国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和农村流通体制的自由化为重要标志，因为国企的全面私有化颠覆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而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则阻断了政府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两者都使计划经济失去了运作的条件，市场经济才得以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起自1984年，而城市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则发生在1997年。中共的经济转型与苏共的政治转型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改良起步，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突破改良措施的局限，分别选择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只是一种温和的、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改良。1984年中国政府下发了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正式文件，逐步减少对各种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对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比如允许厂长承包了产值和上交税收、利润指标后可以有自主经营的空间，但坚持不许国营企业私有化。仅仅削弱计划经济，并不能真正实现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就长期存在因“地下经济”而产生的市场交换和市场定价，但它们的经济制度总体上仍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改良版。中国对国营企业制度的改良并未改变企业效率低下、投资盲目、追求员工福利最大化等传统痼疾，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1994年以后国营企业的利润急剧下降，企业纷纷用相互拖欠债务的方法来应付财务危机，以致于清理“三角债”成了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国营企业的财务困难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增大，同时造成巨额的银行坏帐。国营企业的负债对资产的比例1994年已经上升到平均为83％\[22\]；同时，4个主要国有银行整体上的资产净值已变为负数\[23\]，因而失去了对巨额坏帐的清偿能力，这样的潜在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营企业财务恶化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下决心于1997年开始，以“企业改制”为名，推动国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瓦解了，中国踏上了经济转型的道路。 四、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三种模式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而在每个国家，哪种社会力量可能成为主导者，决定了这个国家制度转型的方向。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以往的转型研究很少系统地讨论，这里作一个通盘的分析比较。 1、转型过程的操作：政府主导型、社会共识型、自发失控型 不少人按照共产党政权时期对全面控制型政府的理解，认为政府应该把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都一揽子管起来，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到社会治安，在各方面都充分满足民众的意愿。这种想法或愿望显然与制度转型背道而驰。民主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要改变共产党的全面控制型政府；同时，经济转型也要求政府退出过去它控制的许多经济活动领域，让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不能再由政府包办一切。有的人虽然不赞成政府什么都干预，但还是期望政府是个全能的机构，只要它下定决心，果敢执行，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转型时期解决所有难题的责任都交给政府，希望有一个威权型政府来顺利实现民主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若负责转型时期执政责任的政府真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威权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很可能会再造一个披着民主制度形式的新威权政府，甚至可能完全依赖一个威权型领导人，其政治转型会偏离民主化的目标。 从逻辑上看，转型过程的操作有三种可能，即完全由政府决策，或由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而推进，第三种则是政府与民间的积极力量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与这三种可能性相对应，转型过程可能出现政府主导型、社会共识型、自发失控型三种状况。下面分析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共识型这两种转型过程；自发失控型转型主要发生在巴尔干国家，因篇幅有限不作讨论。 政府主导型的制度转型只可能发生在威权体制下。一个国家一旦走上民主化道路，往往就是威权政府衰微或消失之时；如果一个转型中国家仍然处在威权政府领导下，那么，它的威权体制多半是政治转型未开始、或政治转型无进展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展顺利，或至少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仍然是威权政府；同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如果是政府主导型，这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是不成功的，或根本未发生，中国便是一个典型。 不管政府是否主导转型过程，每个转型国家都会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决策是好的选择。对此，经济学家们的想法最简单，即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来设计新的制度。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当中不少人相信，既然要建立一个新的市场经济，最好是毕其功于一役，他们往往强调，经济转型要快速果断，即采用所谓的震荡疗法。关于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选择，政治学家们会考虑到各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同需要；但有一些政治学家倾向于相信，政府总是从国民利益出发来决定政策的。从这里又引发出需要关心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转型时期的政府都是无私的吗？事实上，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官员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很可能在制度转型的决策中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国民的利益。因此，必须考虑到转型国家的政府本身可能不是中立的，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转型作不当干预。在转型过程当中，究竟什么样的选择算是好选择？是政府说了算，还是要由国民来判断？既然政府的组成人员可能是个自私的利益集团，而他们又只占国民人数的一小部分，当然就需要由国民来判断转型决策的是与非。 2、影响转型过程的各种社会力量 假如一个国家的转型过程由社会各界通过达成共识来选择转型政策的话，首先就需要了解，可能参与或推动转型的利益群体有哪些，而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各社会利益群体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大体上顺利，那么，转型过程的决策就不能由政府里的政治人物或技术官僚们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而必须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因为民主政体的框架和民主程序的实施都为社会各界在转型时期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制度保障。一旦民众有了真正的投票权，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转型决策的关注。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参与至少意味着三点。第一，少数政治经济精英无法垄断转型过程的决策；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势必遭到民众强烈的反对。第二，民众的看法和意愿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归属、年龄层、意识形态倾向、教育程度等因素，会导致人们对同一项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有不同的态度和要求。第三，在民主政体下，任何利益群体都无法强迫其它群体服从自己的利益需要，转型的政策只能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共识之下，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 以下几个利益群体最可能对转型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可能试图利用他们在政府内的优势地位而操纵政府的决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立场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希望用他们的影响引导转型过程走上比较公正的道路。第三，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面临私有化的压力，会希望经济转型不伤害他们的利益。第四，已经从事私营经济活动的人会发现，他们在国有部门私有化过程中可获得较多机会，因此也有独特的利益诉求。第五，在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对经济转型会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六，已退休、依赖养老金生活的人希望转型过程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第七，正在学校学习或刚刚踏上社会的年青一代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诉求。最后，如果社会上存在较大数量的失业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同于上述各群体的意愿。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本是正常现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各自的要求可能是互相对立的，也可能就某些方面形成共识，同样还需要在某些方面相互妥协，这正是民主制度解决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不同利益诉求的基本方式。这样的利益整合应当通过社会各界广泛的政治参与和议会内各种声音之间以及议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来协调解决，位处强势地位的利益群体不应当故意忽视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的过程可能比较慢，但在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要求并不相同的情况下，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相互妥协和共识，是和平转型的唯一正常途径；转型过程不能引进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社会群体的暴力镇压，否则，就会酝酿乃至产生新的专制政体，那意味着转型的失败。 观察所有转型国家的转型史，虽然工农大众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缺乏政策判别能力和话语主导能力，难以主导转型过程；而真正主导过转型过程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两部分，其一是老共产党精英群体，其二是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前者主导转型过程的机会更大，但对国家来说，后果多半不良；后者能否主导转型过程，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 3、社会转型的进展决定政治转型的成败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这三大任务，而社会转型是一个比政治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所谓社会转型，其实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思维与行为校正过程的总和表现，它是每个公民的自己的“头脑风暴”，是一种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自我否定，以及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个人行为转型只能是每个人自觉自愿的过程，任何政府都无法强制安排。如果多数人成功地否定了旧的红色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取得了重大进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这样做，那么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状态。 以前很少有人讨论过，社会转型的进展是否会影响政治和经济转型。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进展。民主化的真实意义不仅仅在于民主选举的制度化；更关键的是，多数选民喜欢什么样的候选人以及竞选纲领，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但很多国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仍停留在共产党统治时代，这种状态下的选民投票和政治参与，会产生一个充满共产党政权痕迹的新制度，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4、转型国家的三种主要转型模式：中欧模式、俄国模式、中国模式 上文中笔者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三种逻辑上的可能：其一，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同步完成；其二，有政治、经济转型而无社会转型；其三，只有经济转型，而没有政治和社会转型。有趣的是，这一逻辑推演结果完全可以在转型中国家中得到验证。从各转型中国家观察到的各种转型模式正好可以归纳为这三类，即完整的制度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制度转型都属于第一类，因同处中欧地区，笔者称之为“中欧模式”；俄国的转型属于第二类，是为“俄国模式”，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制度转型亦属此类；而中国的转型则属于第三类，即“中国模式”，越南亦属此类。这三种模式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力量主导：“中欧模式”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俄国模式”由原苏共党员干部主导，但他们在政治转型中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政党的骨干；而“中国模式”则由共产党主导。制度转型的这三种模式各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里只比较四个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红色政权建立前是工业化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俄国和中国之所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摇篮，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当初相当落后，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只可能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获得成功，却无法在工业化社会里打下一片江山。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仅占人口的3%左右，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俄军士兵的主体也是农民子弟。中国也差不多是这样。在这样的社会里，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当中急于通过“参加革命”而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艰难处境的人，最可能充当共产党的基层骨干和马前卒；而一旦以农民“革命骨干”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掌握了政权，他们因文化水平低而对现代文明抵触；同时，他们缺乏思辩能力和知识，很容易倾向于暴力手段，而这个特性又天然地与共产党的专政“理论”相契合。这样的“革命队伍”通常会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的执政手段，更喜欢“人民专政”。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中欧国家比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程度更高；在这样的社会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找不到多少忠诚的追随者，在这些国家里苏共始终无法煽动出一场推翻原有政权的暴力革命，也不会出现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 第二，红色精英和知识分子，谁改造谁？一旦以农民“革命骨干”为主体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必须面对社会上的大批非共产党文化精英，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投身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是让“大老粗”改造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改造“大老粗”，这决定了共产党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未来转型的基本方向。在俄国和中欧国家，共产党执政之后，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改造“大老粗”；而在中国则是“大老粗”改造知识分子。\[24\] 在共产党国家，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被迫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和文明取向对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俄两国的领导集团都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但各自对现代文明的立场截然不同。俄国领导层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尽管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而中共领导层大多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长期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又长期依靠没文化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因此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自从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对中共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他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批判苏联，在 “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联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当毛泽东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西方文明，也反苏联文明；既反外国文化，也反本国文明传统。经历过这一段全面反文明的历史大倒退之后，中国社会一直未摆脱毛泽东式的反文明、崇尚粗鄙的阴影。 第三，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能否战胜干部话语？共产党的官僚统治有一套专门的干部话语，如在文件和洗脑宣传中什么事必须如何说、什么问题不可以触及等等。在中欧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起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性话语挑战干部话语，他们在社会上赢得越来越大的尊重，他们的批判性话语在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出现了批判性话语颠覆干部话语的局面。这不仅仅是一场话语之战，它在社会上为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面对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尖锐批评，红色精英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或为了自卫也不得不部分使用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的各种用语，最终，使用批判性话语的知识分子取得了对红色精英的话语胜利。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话语革命”加深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这种现象在苏联迟至80年代才出现。 第四，爱国主义是强心剂还是致命毒药？对内生型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是一剂凝聚民心的强心剂；而对植入型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则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利用爱国主义口号绑架国民对祖国的热爱，而爱国主义也是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支柱；但在中欧国家就完全不同了，这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苏联操控的傀儡，民众很容易把红色政权和卖国主义挂起钩来，同时又把反共与爱国主义相联系。 （程晓农：旅美独立学者、前《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1\] 笔者在8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多次与赵紫阳等改革领导者一起讨论经济政策。 \[2\] Xiaonong Cheng, “Decision and Miscarriage: Radical Price Reform in the Summer of 1988”, in Carol Lee Hamrin &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M. E. Sharpe, 1995；程晓农，《改革的艰难――赵紫阳在1988年》，2005年，见《清涟居》网站，http://yangl3.sg-host.com/2005/12/05/%E6%88%91%E4%BB%AC%E4%BB%8D%E7%84%B6%E5%9C%A8%E4%BB%B0%E6%9C%9B%E6%98%9F%E7%A9%BA-%E4%B8%96%E7%BA%AA%E4%B9%8B%E4%BA%A4%E7%9A%84%E5%9B%9E%E6%9C%9B-4-10-9/ \[3\]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选择中俄改革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向，必须熟练地掌握俄文。因此我在哈佛大学俄文系的暑期班学完了一年级俄文，在母校俄文系修完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全部俄文课程，此后又到俄国的大学进一步改善俄语，并提高专业文献的俄语阅读能力。 \[4\] The Editors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Totalitarianism,” Last Updated on Aug. 16, 2017,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otalitarianism \[5\]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1. \[6\] 笔者本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是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的摇篮，相关课程的教材都是按照苏联版教科书编译的。1981年笔者上《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时，期末考试的内容便是编制和分析一份模拟的国民经济计划。 \[7\] 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为计划管理发明了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方法，苏联的国家计委用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系统，将这一现代数学方法应用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8\] 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v. A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Elsevier Science Ltd, December, 1980. \[9\] Timur, Kuran, “The Obstinacy of Communism,” in his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8-127. \[10\] 杨奎松，“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近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9期。 \[11\] Leonhard Wolfgang, “With Ulbricht to Berlin”, in his Child of Revolution, Henry Regnery, 1980. \[12\] 宁馨，《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美国之音对程晓农的专访，2016年2月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xiaonong-cheng-interview-20160201/3171702.html \[13\] 出处同上。 \[14\] Cheng Xiaonong, “Back from Honeymoon to Political Tension: Reform Politics from Zhao Ziyang to Hu Jintao,”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Routledge, 2008, p.136. \[15\] 宁馨，《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美国之音对程晓农的专访，2016年2月2日。 \[16\] Stephen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April 1986, No.3, pp.462-482;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1, No.2, pp.284-312. \[17\] Cheng Xiaonong, “Breaking the Social Contract,” in Andrew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Smith, eds,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107-126. \[18\] Cheng Xiaonong, “Back from Honeymoon to Political Tension: Reform Politics from Zhao Ziyang to Hu Jintao,” in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19\]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Linda J. Cook,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沈志华，《毛泽东1957年在苏讲核战，吓得全场鸦雀无声》，凤凰网历史，2011年1月16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2011\01/16/4299294\_0.shtml \[21\] 程晓农，《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书屋》，2000年第12期，第17-23页，获《书屋》杂志2000年度读者评选的“读书奖”。 \[22\] 《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5日。 \[23\] 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 \[24\] 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中国版《钦差大臣》：习近平打车记
香港《大公报》精心炮制的“习近平打车记”，虽然只存活了一天，却绝对是一场经典的喜剧。如果说俄罗斯文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19世纪俄罗斯官场与官僚的缩影，《大公报》这条“新闻”及其后续故事也算是当今中国政治世态的缩影。 官方舆论的“明君情结”气场 4月17日《大公报》发布“习近平在京打的”消息，经新华社确认后，被冠以“微服私访”，在中国几大微博上获天量转发，那篇报道的记者口吻，不少转播者那股崇拜劲儿，我觉得将当今中国称为“天朝”真是名至实归，于是写了一条推文： “习大微服私访，继南巡后再次享受白龙鱼服的帝王滋味。腾讯微博阅读469万次，转播11500多次，不少人很鸡冻（激动）——看来，在那个自个营造的舆论场里，习大获得不少‘正能量’，一些中国人也是需要皇上的。平常还未觉得国内微博有多脑残，这次算是见识了。” 中国人的“明君情结“可算是历史悠久。“文革”曾使国人对毛的崇拜减弱，但大家立刻将对“明君”的期盼化为对“贤相”周恩来的相思，中国的未来就在“明君”与“贤相”的肩膀上来回游移。江泽民时代，“明君”未能现身，李鹏在才德方面没法让国人赋予想象空间，朱鎔基适逢其会，成为中国人久盼之大旱云霓。胡时代，温家宝比朱相更善于塑造“亲民”形象，如果不是《纽约时报》可恶地毁灭了中国人的贤相梦，此时肯定一大批人眼泪汪汪地深刻怀念着温总理。 这一“明君情结”的气场太过强大，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诞生了一个中国命题：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全给地方政府这歪嘴和尚念坏了。广大中国农民如此看，China Scholar如此说。 我很不解：中国好比生长在严重污染的土地上的一棵大树，人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就如同树的枝叶与树干，土地污染会形成污染链，传导到树干与枝叶，为什么树叶（人民）是低素质不配享有民主、枝条（地方官员）可以是坏的，独有中央领导洁净如玉？我曾经以此反复质询那些高唱“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的学者，他们很不爱听。 “习近平打车记”为何成了假新闻？ 孰料风云突变，4月18日新华社官方微博称“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为虚假新闻”，转播同样逾万条，耐心读了数百条后，发现两类占主流，一类表示惋惜；还有一类则感叹《大公报》也造假新闻，仿佛《大公报》本来有公信力似的。 惋惜者大概是觉得“明君”亲民新闻竟然成了假新闻。至于《大公报》的信誉问题，国内读者是错叹了。他们不知道《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一样，是中共在香港的老牌喉舌。既然荣列“喉舌”之列，当然懂得做“喉舌”的规矩之一就是咬人，即“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另一规矩则是“颂圣”，需要经常歌颂党中央与领袖。这颂扬当然也有规矩，有关党与国家领导人的信息绝对是奉旨照办，不能越雷池一步。出于讲真话的“不良”习惯，我只好给那些不知道《大公报》是党之喉舌的网友们浇了一盆冷水，写了一条简讯发表于推特及微博上： “《大公报》与《文汇报》同列党媒在香港的‘老四大名旦’，恭维党与领袖是其职责范围，问题是：这条涉及一号人物的新闻绝对不是无名小卒报料，是该报认为非常可靠的管道提供的。为何提供？在中外流布甚广之后为何又撤销并宣布是假消息？《大公报》为何不说清原委？” 从报道内容来看，很难相信那位“一提起今年3月1日晚上那次8.2公里、26分钟的载客奇遇，仍然激动不已”的“的哥”郭立新造假，“圣上墨宝”被他过胶后配上镜框挂在墙上，如同二月河那些皇帝小说中的村夫农妇一样，见过圣上将成为他们一生的奇遇，有如神迹。 如果说是《大公报》凭空捏造这么一条消息，几乎无此可能。记者王文韬是大公报北京分社社长，曾任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这样一位新闻官员不可能不懂喉舌行规，他的“新闻线索”只可能来自他认为极其可靠的源头（即上级命令）。接到这项任务后，王文韬一定非常激动，铆足劲儿憋出了这么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营造了“总书记微服私访”的两个亮点：通过与的哥交谈了解民情，展现了亲民之风。早已待命的新华社待大公报消息发出后，立刻通过官方微博转发，形成了习主微服私访的“正能量”气场。 问题出在哪里呢？应该出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说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上，这个“舆论场”其实也是党媒占主体，但因为内有微博，外有推特，始终有一块与党对立的“舆论场”存在。因此任贤良说的那个“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以及它们控制的微博号群与网络水军等，固然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将颂圣微博转发数万次，但充满皇权思想的颂圣语言实在陈腐不堪，因此不免遭到民间舆论场的嘲讽。 圣上何以不喜这篇“微服私访”？ 以下纯属我的推想。 网络讥讽暴露了今上“微服私访”的两大弱点： 一、总书记不了解他所统治的这个国家。 按说北京雾霾举世皆知，且导致“北京咳”出现，北京人的怨气就算没“上冲斗牛”，至少也穿透了中南海的九重门。这等“下情”还需要总书记听“的哥”反映才能体察，只说明中国舆情淤塞非常严重，将从基层爬上来的中南海七常委变成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没有阅历的古代昏君。难道“金盾工程”竟然将七常委列入控制范围，点开微博就可知道的信息竟然要通过这种农业时代的方式才能了解？那么这些“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决策到底是根据什么信息裁量？ 二、这种亲民方式完全输给了温家宝。 在中国第三、四代领导人当中，最善于塑造亲民形象的是温家宝。任期十年内，他的春节几乎都是在看望孤寡老人，访贫问苦。每逢有灾害出现，温相总是赶到现场，那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以及多次流下的热泪，几乎成了经典镜头。2012年农历年三十，温家宝兑现3年前的约定，出现在甘肃陇南和舟曲，这种“亲民”，岂是习总书记坐次出租车能够相比？ 自从上任以来，习总书记一直在向世界展现一幅胸有远略，心系万民的现代领袖图象，豪言壮语奔涌不绝，从十八大宣示的“不走邪路”，直到访问俄罗斯时放言的“鞋脚论”，在那个不听中央号令的“民间舆论场”里，他得到的掌声日渐稀少，嘘声不断增加。这倒不能归罪于他的口才，只能怨其前任耗尽了资源与民众信任，积压了一大堆社会矛盾。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对《大公报》来说，写作此文本是为了取悦君王，如今却成了假新闻，只能算是倒霉。至于声誉什么的倒也无损，因为声誉于大公报来说本来就是乌有之物。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4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dakong-false-news-xi-jinping-20130419/1644772.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4/dakong-false-news/ ）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六章∶死亡考验的爱
“泰坦尼克号”现在已到了最后的时刻。 自从史密斯船长下令“妇女和儿童先上”之后，负责放救生艇的船员就开始组织妇女和孩子进小艇。这是一个难舍难分的生死离别的场面，因为很多乘客都是夫妻和孩子一起旅游，这次却要分开，而且是决定生死的离别！ 在头等舱的337名乘客中，就有一百多个家庭。全船还有19对正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他们中有住在50号房舱的乔治．哈德夫妇。当“泰坦尼克号”撞及冰山那一瞬间，他俩已经就寝，在豪华的房舱中度过他们“春江花月夜”的美妙夜晚。但那一声沉重的撞击声，把他俩吓了一大跳，以为有谁要破门而入。乔治从床上一跃而下，跑到房舱窗边向外张望，看见一堵冰墙滑了过去。那声沿着船舷“轰隆隆的刮擦声”从此给蜜月撒进了苦涩。 住在底下统舱的西莉妮．亚斯拜克太太才结婚50天，听到那声“刮擦声”不久，他们夫妻俩穿着睡衣就跑到外边查看，当走到一扇通向下面锅炉的船门边上，看到有些船员正在发动抽水泵，准备抽水，他们俩没有再看第二眼，就赶快回到房舱里穿衣服。 他们中还有来自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约翰．斯奈德和他的新娘子内莉；刚结婚六个星期的亿万富翁阿斯德和娇妻马德琳；以及丹尼．马文和他的新娘子。 在这些新婚夫妇中，恐怕来自美国密西根州南部的迪金森．毕晓普和他的妻子海伦最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百万富翁。毕晓普先生是美国著名的橡胶板大王的继承人，他的妻子海伦是当地出名的大美人。他们俩五个月前才结婚，然后就到南部欧洲旅游过蜜月。他们去了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希腊，然后旅游了埃及，在那里参观了金字塔，看了吉普赛女郎露着肚皮的摇摆舞，最后去了阿尔及利亚，在非洲大沙漠的飞沙走石中，感受爱情的宏大和坚贞。他们最后从摩洛哥到了英国。本来可以搭乘其它轮船从英国返回美国，早点回家，但他俩决定等这个“新的魔鬼大帝般的巨轮”启航，搭乘世界上第一艘最大的客轮返回美国，恰到好处地给他们长长的蜜月划上一个壮观、漂亮而充满美好记忆的句号。在密西根的庄园，他们有一座价值20万美元的大房子，当时的20万已是相当大的价钱，比今天拥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别墅显得更富有。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对特殊的情侣，那就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莫利先生和凯特．菲利普斯小姐。39岁的莫利是伦敦一家商店的老板，他虽结了婚，但和19岁的新店员菲利普斯小姐有了恋情。为了爱情，他放弃了一切，带着菲利普斯一起登上了“泰坦尼克号”，准备私奔到美国开始他们爱情的新生活。在“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瞬间，他俩正在房舱中如胶似漆地爱着，享受着海誓山盟的禁果┅┅ 真的爱，就是力量 眼前是一个强拆鸳鸯、“执手相看泪眼”的时刻，多少担忧，多少离情别绪，都蕴藏在那无声的凝视和悲伤的抽泣中。这是一个让人心疼死的时刻。 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年轻的画家杰克和纯真少女露丝生生死死的爱情，虽是导演兼编剧卡梅隆编的故事，但这个想像力的产物，却是有着很多真实的故事作为基础的，或者说，杰克和露丝的爱情，实际上体现了当时“泰坦尼克号”面临沉没之际，那些新婚的情侣、那些至死不分离的夫妻、那些生死离别时割肠切肚般凄悲和催人泪下的伟大爱情。 《泰坦尼克号》电影所以在全球叫响，赢得了男女老少的眼泪和感动，就是因为它细腻、真实、艺术地表现了这种“真爱”的力量。“泰坦尼克号”巨轮从英国启航时，曾装载了无数吨的水果、咖啡、饮料和各种各样的美酒佳肴，托运了数不清的行李、包裹和金银首饰，但真正的无价之宝，是那些蕴藏在夫妇、情侣心中的海ku石烂心不变、巨轮沉没不分离的爱。 这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价值，这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深情，这是在死亡面前考验过的人心！导演了《泰坦尼克号》的卡梅隆在拍完影片后，再度被自己编织的剧情感动，他说∶“经过死亡考验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而这种真正的爱情，早在电影《泰坦尼克号》拍摄的近百年前，就已在这艘真实的巨轮上存在过，“上演”过了—— 无数的杰克和露丝 那位美国密耳瓦基市航运界人士、大湖区域的老船长爱德华．克罗斯比，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先知先觉”地最早发出预言，对他的太太喝道“你们会在这淹死”，现在更知道这条船的情况是多麽严重了。他百般劝说太太先上救生艇。可他太太死活不干，非要和她的“老船长”同浮同降，生死与共。最后克罗斯比没有办法，只好来硬的，他使出当年在大湖玩滑板的力气，硬是把太太和女儿推到了小艇那里。 在“泰坦尼克号”上，除了船长史密斯和造船师安德鲁斯之外，恐怕“老船长”克罗斯比是最了解这艘船的危急程度的。这个久经“海”场的老水手，此刻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太太和女儿上了救生艇对他意味着什麽。这将是永久的别离，生与死的界限。他是个硬汉子，此刻有泪只往心里咽。他站在巨轮甲板上，向渐渐放到水面的小艇里的太太和孩子挥手，他是用了多少力气才举起了手臂，因为这是在向他生命中的所有财富挥手告别，在向他的一生中所有的爱说“再见”啊！那种滋味，任何一个人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下，都会加倍地爱自己身边的亲人。 马文，这个新郎官，虽然没有“老船长”克罗斯比那样清楚“泰坦尼克号”的危险程度，但还是对新婚妻子和他分开而难过。他们结婚后，还没有分开过一天。他对着上了小艇的新娘子叫道∶“亲爱的，没什麽要紧的，你去吧，我呆一会儿再与你会合。”说着，还给小艇上的妻子一个又一个飞吻。 正搀扶着太太往小艇上去的阿道夫．戴克也安慰妻子说∶“我呆会儿就来。”然后泪眼朦胧地目送着妻子上了救生艇。 米纳汉把妻子送上小艇后，对太太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勇敢呵，不论发生了什麽事，要勇敢呵！”米纳汉太太在飘摇的小艇上向丈夫挥手，一遍遍地挥手，挥撒出无法言语的担忧和依恋。 伦敦的商店老板塞缪尔．莫利含着眼泪把他的情人、他抛妻离店和她私奔要到美国寻找新的天地、开创新的爱情岁月的菲利普斯小姐送上了救生艇。上艇前，菲利普斯小姐搂着莫利的脖子死死地不松手，好像一撒手，她的莫利就会掉进大海被浪涛吞没似的。她吻着莫利的额头，吻他的长满�盒璧哪凶雍旱拿婕眨�这是一个让她爱得发疯的男子的脸颊，这是一个给她带来无数欢乐和憧憬的身躯，她默默地流着泪，最后被莫利先生一把推进了小艇。 不知为什麽上帝就是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菲利普斯小姐幸存了；但塞缪尔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大海。后来菲利普斯小姐生下一个大胖小子，那是她和莫利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爱情结晶，她给儿子用了父姓“莫利”，虽然她和莫利先生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但在她心里，莫利永远是她的丈夫，儿子当然要随父亲的姓。 在今天的生活里，那些真心相爱的夫妻，即使丈夫仅仅是出门旅行一趟，妻子也要送到飞机场，在不可以往前走的安全检查门那里，向着她的“亲爱的”一遍遍挥手告别，而丈夫也一再向妻子挥手，双方都叫对方先走，可是谁也不肯先离开，就在那僵持着、爱着┅┅直到已经看不见丈夫的身影，妻子还站在那里，望着空荡荡的候机大厅，似乎要永远站在那里，一直等到丈夫归来，迎上去，拥抱那个“久别胜似新婚”的重逢时刻。 而此刻，对米纳汉先生来说，可不是站在月台或登机舱前，挥手告别买了双程机票的亲人，而是站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甲板上，向漂向远方的救生艇，向艇中只有“单程票”的妻子挥手告别。此刻他的脚下，不是灯火辉煌的机场大厅，而是一座即将被火山岩浆覆盖的山脉，一块即将被地震掀进深渊的土地，一个在漆黑无边的大西洋上马上要被汹涌的海水吞没的轮船上。他此刻的心情，只有上帝知道。 马克．福琼先生和儿子查尔斯望着太太和三个女儿拿着贵重的物品上救生艇。他安慰太太说∶“我会照顾好查尔斯和我自己的，放心吧！我们会乘下一个救生艇。”他的一个女儿在小艇向哥哥喊道∶“查尔斯，照顾好爸爸！” 在另一边的道格拉斯太太正在恳求丈夫∶“沃尔特，我求你一定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上艇，好吗？”“不行，我一定做一个真正的男人！”道格拉斯先生说完，转身就走开了。道格拉斯太太临上小艇时还在叮嘱丈夫∶“试着和巴特少校、莫斯先生在一起，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块头，他们能帮你出来！” 特利尔．卡文迪什对太太什麽话也没有说，他俩只是默默地亲吻，长长的亲吻，然后久久地凝视，再亲吻，他俩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了心里涌动着的千言万语。再一次长长的亲吻，再仔仔细细最后看对方一眼，像他们的初恋，像他们的新婚之夜┅┅然后卡文迪什先生就消失在人群中。 有的太太们就像“老船长”格德斯的太太一样，死活不离开“泰坦尼克号”，不和丈夫分开。纽约市的爱德华．迈耶先生为了劝太太上救生艇，几乎要吵起来。后来他俩觉得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争执有点难为情，就双双返回房舱中争辩。最后丈夫说服了妻子，理由是为孩子着想。 家中经营钢铁业的阿瑟．莱尔森太太也是不肯上艇。最后莱尔森先生只得搬出了“法律”∶“你是乘客，就应该听从船长的命令；现在船长下令所有妇女和儿童先上船，你得服从呵。轮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上艇，要听话！”“我和杰克留在这里，没事的。我会照顾好杰克的！”莱尔森先生再次安慰太太说。 史密斯夫妇也有了像爱德华．塞耶夫妇那样的争执，因为史密斯太太执意不和丈夫分开，坚持不上救生艇。史密斯先生虽然从来都对太太百依百顺，但此刻也着急了。他一字一句地对太太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你服从我，可是这回你非得听话不可了！”史密斯平生第一次这样和太太讲话。几十分钟前，他俩还在船上的体育馆里卿卿我我，情意绵绵。但现在，史密斯觉得必须得用强硬的口气了，他比太太更清楚，这条船的危急情况。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妻子，虽然他们已结婚了20多年，但每一天都像是新婚，每个晚上都如同度蜜月，熟悉他们的朋友都说他俩是“如胶似漆”，天生的一对儿鸳鸯。 为了能说服太太上救生艇，为了他深爱的妻子能逃生，史密斯哄弄太太说∶“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最高级的轮船，装备齐全，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救得了命。现在船长下令让妇孺先走，这根本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不用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史密斯太太看到史密斯船长站在旁边的一个扩音器那儿，突然有了灵感，就走了过去，哀求船长说，她没有任何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孤苦伶仃的女人，能不能可怜她一下，让她的丈夫和她一起上救生艇。船长没有理会她，举起扩音器叫道∶“妇孺先上！”史密斯先生看到太太这样恳求船长，很是感动，但他还是走上前去，一把拉开妻子，然后对船长说∶“船长，不要紧，我会要她先上艇的。” 当史密斯先生再次向妻子强调这条船没有什麽大事时，史密斯太太追问他说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真话，史密斯发誓说∶“绝对是真话！我们结婚这麽多年来，我什麽时候骗过你？”“是呀！”史密斯太太感叹地赞同说。于是她亲吻丈夫的额头，吻着一直不放开，时间之长，似乎比她来到甲板前在房舱里化妆的时间还长。然后才走向救生艇。在救生艇往下放的时候，史密斯太太听到丈夫在甲板上向她喊到∶“把手放在衣服兜里呵，天气很冷！”这是史密斯太太从丈夫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杰克逊维市的波特曼牧师站在甲板上，望着表妹鲍尔太太上了一艘救生艇，他喊道∶“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到你的话，就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见了。”当救生艇吱吱嘎嘎往下放时，他解开领带结，抛给她做纪念。 亚历山大．康普顿听到妈妈说要和他在一起，不上救生艇，就急了。他用绝不让步的口气对他妈妈说∶“妈妈，你和妹妹必须上艇，千万别犯傻，我会照料自己的，放心好了！” 托玛斯．布朗先生把妻子和女儿都送到了小艇甲板上，最后目送着她们上了14号救生艇。当布朗太太在小艇上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叫他也跳进小艇时，布朗摇着头说∶“我会在纽约见你们！”随后点燃了一支雪茄，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圈烟雾，他终于说服妻子上了救生艇！ 但有些太太不管怎麽劝说，也无济于事。船员们只得在征求了她们丈夫同意后，用强制手段了。埃米尔．陶西格夫人死死拉住丈夫的衣角不放松，这时，载着她女儿的八号救生艇正往下放。陶西格太太面朝着女儿喊着“露丝，露丝！”但就是不放开丈夫。最后两名船员在她丈夫的要求下，把她硬是从陶西格先生身边拖开，然后抛进了正下降的八号小艇里。 夏洛特．科利尔的太太埃米尔也是死活不走，紧紧抱住丈夫不撒手。一名船员使劲掰开埃米尔的胳膊，另外一个船员拖她的腰，她则使劲踢那些船员，拼命呼喊，叫他们放手。这时她的丈夫说∶“走吧，埃米尔，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走吧！我会在另一条救生艇里找到位置的。” 当西莉妮．亚斯拜克太太终于上了救生艇，明白自己得一个人走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喊着要回到船上和亚斯拜克先生在一起。可是小艇已经放到了水面，她想回去已没有可能了。 但不论是劝说，还是强拉，都没法儿使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赫德森．阿利森太太离开丈夫。她站在离其他人远一些的地方，紧紧地拉住丈夫的手，他们的小女儿罗兰抓着她的裙子。 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的太太埃达也是不肯离开丈夫。她说∶“我从来都和先生在一起，为什麽现在要离开他？” 世界上那些深爱丈夫的妻子们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前面谈到的，丈夫即使出趟差，她也一定要送到机场或车站，在候机舱或站台上，一遍遍地向丈夫挥手，挥撒出无尽的眷恋；另一种是，任何情况下，妻子也不愿和丈夫分开，无论做火车，尤其是乘飞机，一定要夫妻同乘。这样妻子才放心，一旦出了意外，不必自己一个人承受那份失去至亲的无法忍受之痛。 斯特劳斯夫人，就是这后一种类型的妻子。而且她确实和丈夫一起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风光荣耀—— 他俩从费城一个小小的瓷器店起家，兢兢业业，努力开创，把生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发展到遍及全美国的“梅西百货商场”连锁店，而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直到今天。 在美国，最大的三个假日是“圣诞节”、“感恩节”和七月四日的“独立日”。纽约曼哈顿的“梅西百货商场”每年都要自己组织花车游行和放焰火，庆祝“感恩节”和“独立日”。“感恩节”的花车游行，前后队伍有好几公里长，规模巨大，每年都吸引几十万民众观看。那燃亮了纽约夜空的五彩缤纷的焰火，象徵着这家百货公司光辉灿烂的活力、前景和经济实力。那五颜六色的焰火，至今还燃烧着这家百货公司的创办人斯特劳斯先生的梦想和服务天下的愿景。 后来斯特劳斯先生进军政界，被选为国会议员。这次去欧洲旅行前，斯特劳斯已退休，夫妻俩都成为慈善家，建立了慈善机构，救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斯特劳斯和太太俩人都喜欢旅游，但每次都是夫妻俩一起出去，这次是去了欧洲的马丁崖，享受世界最大轮船的处女航，是结束他们愉快旅行的最佳选择。他们夫妇自己带了十几个侍从和服务生，以备船上的服务员不够用，或不方便使用；可想而知他们的富有和气派。 在“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之后，斯特劳斯夫妇也和别人一起到了甲板上，斯特劳斯夫人有些不知所措，她把一些小首饰送了佣人，一度也几乎登上了8号救生艇，但脚刚要踩到艇边，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回来和斯特劳斯先生在一起。这个时候她下了决心，望着斯特劳斯一往情深地说∶“这麽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还把自己的毛皮大衣也甩给了这个女佣，说∶“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斯特劳斯先生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这条船上，都是知名人物，似乎到哪里都有数不清的朋友。在“泰坦尼克号”上，他又有了很多新朋友，包括西点军校毕业的格雷西上校和休．伍尔纳。格雷西和伍尔纳等朋友都百般劝说斯特劳斯夫人上救生艇，但都无济于事。看到这种情况，伍尔纳对斯特劳斯先生说∶“我保证没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走之前上救生艇。”67岁的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然后挽着63岁的太太埃达的手臂，缓缓地走到甲板的藤椅坐下，像一对鸳鸯一样安祥地栖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斯特劳斯夫妇遇难后，他的朋友们在美国组织了“斯特劳斯历史协会”。这个协会的主任琼．奥尔德曾撰文说∶“斯特劳斯夫妇总是形影不离，即使有时分开，他们俩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斯特劳斯给妻子的信的开头从来都是∶‘亲爱的妈妈’；埃达给丈夫的信的开头总是∶‘亲爱的爸爸’。他俩的生日不在同一天，但他们俩在结婚41年来，总是选择同一天欢庆他俩的生日。” 斯特劳斯写过遗嘱，其中特别有一段是写给太太埃达的，要求埃达“自私一点儿，别老是为别人着想。”斯特劳斯比谁都清楚，这些年来，埃达一直是自我牺牲，无私地贡献给他们的公司，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爱情，以及那些需要帮助的施放慈善的人。所以他才在遗嘱中特别强调，在他去世之后，她要多多享受生活。但此刻他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遗愿了，他们俩将同时离开人世，这是他在写遗嘱时绝没有想到的。 在纽约市布朗区，现在还矗立着人们当年为斯特劳斯夫妇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无论多少海水都不能满足和淹没爱”（Many waters cannot quench love, neither can the floods drown it.）当年在曼哈顿著名的“卡耐基音乐厅”举行的纪念斯特劳斯晚会，有六千多人出席。 据“泰坦尼克号”海难之后的统计，在头等舱有三个太太死活没有上救生艇，选择和丈夫一起留下，生死与共。 在甲板上，也许只有一个没有带妻子出来一块旅行的男士有点小小的庆幸，他就是波士顿的克利夫先生，在来欧洲前，也不知为什麽突然又额外买了五万美元的生命保险。想到妻子至少可以得到这笔保险金，他心里有一种凄然的满足。 紧急混乱，各自为政 虽然“泰坦尼克号”上的船员以前没有进行过疏散乘客和放降救生艇的演习，但毕竟他们大多是经验丰富、训练有术的水手。很快，船上就没有了当初的混乱，每个水手都按部就班地指挥属于自己的乘客上救生艇。四副皮特曼负责的是五号救生艇。一副默多克负责的是七号救生艇。二副莱特勒负责二号和四号救生艇。大副怀尔德负责折叠帆布小艇。 虽然有些太太说什麽也不上救生艇，但大多数女士还是在先生的说服和陪伴下准备上艇。所以当四副皮特曼准备妥当了五号救生艇，一声大喊“上艇了，女士们！”时，妇女和孩子排着队鱼贯而入。第一个爬上救生艇的是大湖区老船长吉福德．克罗斯比的太太和女儿哈丽亚特。然后是华盛顿．多德夫人和她五岁的儿子，还有一个船上的服务员，来为救生艇上的乘客服务。接着是沃伦太太。甲板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让新郎新娘先上！”这声喊叫，使几个新郎被允许伴随新娘上了救生艇，正度蜜月的约翰．斯奈德先生和新婚妻子内莉这对鸳鸯因为这一句话，没有被拆散，双双上了小艇。 在七号救生艇，一副默多克尝试着尽量让救生艇多装些乘客。白星公司的总经理伊斯米在小艇旁边跑前跑后，提醒着那些靠近的男士们∶“先生们，请回到甲板上，妇孺先上！”电影明星多萝西．吉布森和她的母亲第一个登上了七号小艇。当五号救生艇旁边人群喊出“让新郎和新娘先上”时，默多克也听到了，他觉得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网开一面，刚刚结婚几个月的新郎官毕晓普和他的新娘子海伦像五号救生艇的斯奈德和内莉一样得以一同上了小艇。 当麦高格先生为了安慰已上小艇的妻子而说“我们在这里比在那个小艇上还安全”时，一只大手抓住他的肩膀，一个粗哑的声音说∶“嘿，你是个大块头，上那个小艇吧！”麦高格发现他被这个人推进了救生艇，后面几个男士也跟着被允许上了小艇。这个抓住他肩膀的人是一副默多克，他的“土政策”是，尽量把小艇装满，有时也让一些男士上艇，为的是节省时间。所以在他指挥的左舷甲板等待的男士，运气就好多了。事实上，当时船员们也不太清楚，全部的救生艇，只能装下全船的一半人。法国飞行家皮埃尔．马雷查尔和雕刻家保罗．切夫瑞都爬进了七号救生艇，吉尔贝公司的两名采购员上了五号救生艇，当三号救生艇放下时，哈伯先生不仅和太太一起上了艇，还带上了他的埃及翻译哈莎。 12点45分，一副默多克感到没有多少时间再等待了，于是下令七号救生艇放下水面开划。这是第一个下水的救生艇，它能装载65人，结果只装了40个人。默多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小艇上坐多了人，会在海上翻沉，所以宁可少装一些人。 另外的原因是，有些女士还想等下一条救生艇，她们觉得下一艘会大些，安全些。当然有些女士还是不紧不慢，她们怎麽也不相信“泰坦尼克号”会沉。也有的女士看到救生艇那麽小，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飘飘摇摇，又不允许她们的先生同行，就恐惧得不敢上小艇。在九号救生艇那里，就有一个老太太大惊小怪，吵吵嚷嚷，乱发神经，吓得别人都不敢上这个小艇。还有一个神经兮兮的女人，毫无目标地东抓西扯，想爬进11号小艇，当船员怀尔德去帮助她时，她竟站不稳，两个人一起跌进了艇中。在13号救生艇附近，一个膀大腰圆的肥胖女人歇斯底里地喊叫∶“别推我上这种小艇，我不上，我这辈子也没有在敞着蓬的船上呆过！” 进了七号救生艇幸存的头等舱乘客麦高格先生后来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对当时七号救生艇女士上艇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有一阵子，所有的女士都不肯动，除非男士被允许上艇。她们害怕上艇之后，到了海上全靠自己。这些救生艇在吱吱嘎嘎的艇架上摇摇晃晃地放下来，坐在上面的人，可真要有点胆子，即使男人，也不是都愿冒这个险，跨进这样脆弱的小艇里去。当时一个船员在我后面喊道∶你这个大块头可以划桨，跳进艇去，否则这些女士们都不上艇！我是被迫上的艇，但当时在我心里，看上去在泰坦尼克号上远比任何小艇要安全得多。” 一副默多克所以下令没有装满人的七号救生艇下水开划，还因为有些女士不断从艇上离开，回去房舱取贵重东西，这样等你等她，时间都浪费掉了。当史密斯船长命令操舵员托玛斯．罗发射信号弹之后，船上的人都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了，因为信号弹意味着紧急求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轮船在海上都不会这麽做。但发射的信号弹也给了那些女士、太太们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泰坦尼克号”不像她们原来猜测的那样没什麽大问题。她们原来以为，上了小艇离开之后，很快还会回到船上来，所以把一些贵重物品都放在了自己的房舱里，没有随身携带，反正一会儿就会回来嘛。现在，她们清醒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于是意识到应该把贵重首饰带上。不少女士纷纷离开救生艇，回去船舱拿东西，有的阔太太则吩咐佣人回去取。 造船专家安德鲁斯不断从这条救生艇走到那条救生艇，敦促女士们赶紧上艇，动作快一点∶“各位女士，你们务必立即上艇，不能再挑拣救生艇了，别慢吞吞的了，千万别再回房舱取东西了，耽搁一分钟都不行，快上，快上！” 但不管安德鲁斯怎样催促，还是有女士回去取东西。这种时刻，女人经常是最难以预料的。一个女孩正等着爬上17号救生艇，突然叫道∶“我忘了杰克的照片了，一定要去拿。”大伙儿都抗议，但她却从甲板下面冲了出去；一会儿她带了照片出现，又跳进了救生艇。 白星轮船公司总经理伊斯米也像安德鲁斯那样来回吆喝着女士们快点上艇。五号救生艇那里，当他喊到“还有没有要上艇的女士”时，一个船上的女服务员胆怯地说∶“但我是服务员。”伊斯米边喊“找你的位置”，边伸手把这个女服务员推进了小艇。正在这时，大块头的亨利．弗朗绍博士倾身和已进了艇里的妻子吻别，他突然哭了起来，并喊道∶“我不能离开你啊！”然后一下子跌进了艇里。负责这条救生艇的五副皮特曼大声喊道∶“把那个男人拉出来！”当几个船员奔过去准备拉弗朗绍时，又有几个男人跳进了小艇，皮特曼一看情景不妙，赶紧喊放艇，也不顾那几个跳进艇的男人了。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由船员手拉手在小艇外围成了一道人墙，只有女士和儿童才可以进去。而且在大副怀尔德的建议下，船长史密斯、二副莱特勒和一副默多克都到枪枝室拿了手枪，准备防备男性乘客乱来。 在四号救生艇那里，当轮到经营钢铁业的阿瑟．莱尔森太太一家上艇时，莱尔森太太领着儿子刚走到舱窗边，负责这个艇的二副莱特勒叫道∶“那个男孩不能上！”在后面目送妻子和儿子上艇的莱尔森先生走上前来愤愤地说∶“那个男孩当然应该上，他才13岁！”莱特勒虽然允许这个男孩上了艇，但还是自言自语地说∶“再也不能上男孩了。”但在七号救生艇那里，负责的一副默多克连一些大男人也允许上艇，而在二副莱特勒负责的四号救生艇，连大男孩都被禁止登艇。当时的上艇政策相当混乱，几乎是各自为政。 永不沉没的人类文明 当四号小艇徐徐放落到水面时，坐在里面的莱尔森太太大吃一惊，她看到汹涌的海水正无情地灌进三号甲板的大型船舱，淹没里面那些豪华的家具，她这才明白“泰坦尼克号”已下沉了多深，真正感到恐惧。几个小时前，她还坐在那些时兴的家具客舱里，和朋友们聊天喝酒，现在那里已成了海洋的一部分。此刻，她抬头望望上面的甲板，看到她的丈夫莱尔森依然和休．伍尔纳先生站在那里向她们的小艇俯望，看上去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下面家具客舱里的可怕景像。 由于船员在救生艇旁围成了“人墙”，男人想混进去更不容易了。纽约著名的戏剧制作人亨利．哈里斯护送着太太到了“人墙”边，就听到有船员提醒他不能再向前走了。他叹着气说∶“是的，我知道，我不会进去。” 在“泰坦尼克号”的乘客中，比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更富有的，是纽约大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四世和他的太太马德琳。阿斯德虽然只有47岁，但他把家族开创的皮革贸易扩大到房地产业，建立了庞大的商贸、地产帝国。年轻的阿斯德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之后，就拥有了这样的发明专利∶涡轮机，自行车脚闸和粉碎机的振动器。阿斯德多才多艺，他还著有人类在土星和木星上生活的科幻小说。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时，他还自己掏钱建立了一个军团，为美国而战，因此他也被称为“阿斯德上校”。 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700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到一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巨轮。 “泰坦尼克号”在英国昆斯敦港暂停时，有些商贩到甲板上兜售高级绣花外套，阿斯德一甩手就一次付了800美元买了几件。而“泰坦尼克号”上的报务长菲利普斯的月薪才是20美元，这几件外套的价钱，等于菲利普斯三年多的工资。 阿斯德和太太马德琳住在一个晚上4350美元的最贵的特等舱里，还带着十多名自己的佣人、使女、护士和侍从。阿斯德所以带这麽多佣人，还因为太太马德琳怀着身孕。这是阿斯德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费城的阿瓦．威琳小姐，他们一起生活了10年，有两个孩子。 阿斯德和马德琳．福斯小姐在登上“泰坦尼克号”前几个月才结婚。阿斯德的第二次婚姻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当时阿斯德已46岁，而马德琳．福斯小姐才18岁。为了躲避那些非议的舌头，他俩决定到欧洲旅行，继续他们的蜜月。在欧洲玩了一大圈儿，登上“泰坦尼克号”时，马德琳已有五个月的身孕。 阿斯德先生搀扶着马德琳到了四号救生艇时，正碰上管理最严格的二副莱特勒在那负责。阿斯德把太太扶过船栏，向莱特勒解释说，他妻子身体很弱，可不可以和她一起上艇照顾一下。莱特勒回答得毫无余地∶“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男子上。”阿斯德问这是几号艇，莱特勒说∶“四号。” 后来莱特勒在纽约的调查听证会上说，阿斯德这样问他，是准备到纽约后申诉他。但当时在艇边的格雷西上校认为，阿斯德只不过是想记住太太在哪条艇上，便于以后查找。 阿斯德先生是个有君子风度的人，他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目送着五个月身孕的年轻妻子上了小艇。当小艇飘飘悠悠地向远方划走时，他站在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雪茄。 幸存的理发师奥古斯特．韦科曼后来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德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德说∶“很高兴。”这是乘客们听到的这个亿万富翁的最后一句话。在平时，小市民是难以有机会和这样名声显赫的亿万富翁握一下手的。 史密斯船长和船上几乎所有的富豪都有着很好的个人关系，很多也是他的好朋友，包括阿斯德。但阿斯德根本没有去找史密斯船长走走“后门”，通融一下，让他上艇。如果他去找船长，也有充分的理由，他的妻子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但阿斯德没有那样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那麽做，那是一个没有“后门”观念的时代，一个讲究君子风度、做真正男人的时代。 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上，在即将船沉人亡的生死关头，“钱”并没有“推磨”，更没有人用它买上救生艇的特权。“泰坦尼克号”上两个最有钱的人，斯特劳斯先生是“在别的男人没上船之前，我绝不上。”阿斯德只是问了一句“可不可以陪有身孕的太太”，被拒绝后，就一直呆在船上，直至轮船沉没。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但他们都没有去通融关系，寻求特权。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他们开口，史密斯船长一句话，他们两对夫妇都可能上救生艇，因为在一副默多克指挥的七号救生艇，没有任何原因就允许不少男士上了救生艇。在船上的警报发出之前，史密斯就把船要沉没的消息告诉了阿斯德，后来又告诉了船上其他几位富翁朋友，但却没有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逃生，更没有利用权力让他的富豪朋友先上救生艇。 几天之后，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段大西洋海面上，人们发现了约翰．雅各布．阿斯德的尸体，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人们猜测可能他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着了。在他的上衣兜里，还揣着二千五百美元现金兑现支票。这二千五百美元，对于船员来说是天文数字，它等于一个水手十年的工资。但阿斯德没有用这些钱去贿赂任何船员以上艇逃生。而如果他那样做，大概也不会有任何水手接受。 今天电影《泰坦尼克号》所以风靡全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部影片形像地再现了当年的人类文明∶世界第一艘最大的巨轮沉没了，但人类的美德、人道情怀、人性的善良却没有沉没，它在这场世纪大灾难中放射了光芒！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在今天的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这种文明价值更显得宝贵，因为它更加缺乏。所以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观众，才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银幕下一起感叹，一起缅怀，一起向往那种精神文明的境界。 当年8月14日，即“泰坦尼克号”沉没整整四个月之后，阿斯德太太在纽约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给他取名为“约翰．雅各布．阿斯德五世”。 生死关头见人性美丑 三等舱那里就更加混乱，因为很多乘客不懂英语，随船翻译莫勒和几十个芬兰人、瑞典人，竭尽了全力向他们解释说明，并要求他们都穿上救生衣，但进展非常缓慢。 在二等舱里，一大群乘客跟随牧师贝尔斯在祷告。在三等舱的大饭厅里，有几百名乘客也把一个牧师围在中间虔诚地祷告。三等舱的幸存乘客奥古斯特．温纳斯特鲁姆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几百人围着一个牧师，在祈祷，在哭泣，祈求上帝和玛丽亚帮助他们。他们跪在地上，一直哭泣，直到海水从他们的头上灌下来时，他们还在祈祷着，呼喊着，从没有想到做一点努力救救自己。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救能力的信念，而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 海水从底舱涌上来的速度越来越快。二副莱特勒吩咐六个水手去甲板下面的船舱打开舷门，但他们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是被困在下面，就是被海水吞没了。 莱特勒把剩下的水手分配给小艇，每个救生艇配备两个船员。当六号救生艇向下放时，一个女士对着莱特勒喊道∶“我们艇上只有一个船员！”莱特勒面对甲板上的人群喊道∶“这里有海员吗？”有个人在人群中回答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去好了。”“你是海员吗？”“我是游艇家。”“如果你是够格的水手，能够从吊索上离开船，那你就可以下去了。”莱特勒对那个人喊道。 普里钦少校是加拿大皇家游艇协会的副会长，他听到莱特勒这麽说之后，就上前抓住船上的吊索，一悠，就从吊索上荡了出去，然后利索地落到救生艇里。在那个夜晚，普里钦少校是莱特勒唯一准许上艇的男性乘客。 三等舱的乘客丹尼．巴克利先生看到莱特勒管的这麽严格，他就转到另外一个小艇处，和其他几个男士一起混进了一艘救生艇。但多数男性乘客很快被拉了出来，他却蒙混过了关，因为他弄到了一条女人的围巾，据他说，是亿万富翁阿斯德的太太替他披在头上的。据事后统计，那天夜晚，在“泰坦尼克号”上有四个人男扮女装混上了救生艇。后来在纽约的“泰坦尼克号调查听证会”上，这件事也不了了之，四个乔装打扮的男人，都没有定罪。 但事后听证会查明，有一名日本男人、五名中国男子上了救生艇得以幸存。那名日本男子是日本交通部派到俄国考察铁路的，乘“泰坦尼克号”回来，买的是二等舱船票。这个男子回国后，受到日本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谴责，认为当时他占据了女性和孩子的救生艇位置是“奇耻大辱”，是在国际上丢了日本民族的脸。日本交通部在舆论压力下一度解雇了他。他一直活在屈辱中，在1939年，即“泰坦尼克号”出事20多年后就去世了。 1997年“泰坦尼克号”电影风靡时，在这名幸存日本男人的遗件中发现了一封他当年在获救船上写给妻子的信，信中说，他本不想去占用救生艇中女性和孩子的位置，但有一艘救生艇没有装满人，这时有个男人跳了进去，他才动心也跟着跳了进去。他是在船员劝不动别的女人上船的情况下进的救生艇。这封信是用当时“泰坦尼克号”的船上信笺写的。该信发表后，日本舆论对他从原来的谴责，变得多是同情了。 在泰坦尼克号上，按比例各国乘客中除日本外（只有一个日本人，所以是100％），幸存比例最高的是中国人。船上共有八名中国男人（来自香港，买的三等舱票），其中六名幸存了（幸存比例75％）。这六人中，有一人是把自己绑在一块木板上跳水，后被回头寻找生还者的第14号救生艇捞了上来；其他五名都是混进应坐女性和孩子的小艇，其中一人当时就被发现，船上官员要他出来，他拒绝，官员想开枪，但怕伤了他身边的女乘客，结果救生艇就被放了下去。另外四名，在后来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同救生艇上的人说，是天亮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不排除他们是男扮女装（当时一直流传有四个男扮女装的，后来就不知道是谁了），否则怎麽那麽长时间没被发现。因从半夜两点多进入救生艇到天亮，有三个多小时。 当时中国《申报》等都刊文谴责这五名男子的苟且偷生行为。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多位乘客指证有五名“中国男子”混进小艇。后从乘客名单以及国会资料查出他们的华文名字。 但绝大多数男人在那个夜晚都表现了真正的男子汉气概。连大赌徒杰伊．耶茨也做得非常潇洒。他本来登上“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是想好好赌一把，乘机痛宰一下那些腰缠万贯的大款们，赢它个几十万。但没想到这次连自己老命都要输进去。但他表现出一个真正赌徒的大将风度，虽然在船上孤零零地没有一个朋友，但他一直站在甲板上，泰然自若，笑傲江湖，仿佛观看一场人生大赌博。 耶茨帮助那些女士们上艇，当看到差不多小艇都要放下去时，他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递给了经过他身旁上救生艇的一位女士，落款是个笔名，上面写着∶ “如果你获救，请通知我的妹妹、俄亥俄州芬德勒市的亚当太太，我已逝。罗杰斯。”（当这个纸条转辗到了耶茨的母亲手里时，他的母亲痛哭失声说∶“感谢上帝，我终于知道了他在哪儿了。”母亲抽泣着说，“我有两年多没有他的消息了，我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说他在伦敦。”） 银行世家、国际管道官司总裁本杰明．古根海姆带着侍从和秘书一同乘坐“泰坦尼克号”返回纽约。“泰坦尼克号”启航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乘客名人的名单，头几行就有他的大名。他也没有用钱贿赂船员依此逃生，反而非常镇静地写给服务员约翰逊一个纸条，嘱咐说，如果你能获救，请把纸条转交给我的妻子。纸条上，字里行间都浸透着离别的凄楚和男子汉的坚毅∶ “我想现在不会有足够的救生艇使男人也离开了，因为妇女和儿童还需要救生艇。所以我将留在大船上，按男人的方式行事。我不会死得像一只猪。约翰逊，如果你能幸存，而我和秘书两个人真得要随船沉入海底，请告诉我的妻子，在这场男人的游戏中，从头到尾，我都做得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有一个女人因本杰明．古根海姆的贪生怕死、占据救生艇中的位置而剩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如果发生了什麽不幸，我已经竭尽全力尽了自己的责任。” 实际上，古根海姆先生确实做了很多努力，他跑前跑后帮助别人，最后热得把救生衣和厚运动衫都脱了下来。当最后的时刻来临时，古根海姆和他的秘书一起都穿上了华丽耀眼的晚礼服，他解释说∶“我们穿了最好的衣服，准备像君子般沉到大西洋底。” 一些男士更表现得像“侠义骑士”和“护花使节”，帮助那些单身女士上救生艇。自“泰坦尼克号”启航，绅士们就对那些单身女士提供殷勤和服务，成为她们的保护人。船难时刻，更是绅士们大展骑士身手、显示侠骨柔情的机会。伦敦“真空”石油公司总经理霍华德．凯斯先生和美国钢铁大王的后裔、新泽西州特伦顿市“默瑟汽车公司”总经理罗伯林，一起帮助威廉．格雷厄姆太太和她的18岁的女儿以及家庭女教师玛格丽特．舒特上了八号救生艇。当小艇向海面落下时，格雷厄姆太太看到凯斯先生靠着船栏，点着了一支香烟在向她们挥手。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阿奇伯尔德．格雷西上校，更像个典型的骑士，他横“手”跨“船”，驰骋在“泰坦尼克号”上，呵护那些单身女士们上艇。阿普尔顿太太、康耐尔太太、布朗太太和伊迪斯．埃文斯小姐，结伴去英国参加了亲人的葬礼回国，她们在船上一路得到格雷西上校的照顾。现在又都是由格雷西先生护卫她们挤过众人，登上了救生艇。在向她们告别时，格雷西先生还柔情地说∶“等‘泰坦尼克号’稳定了，你们回来上船时，我再来搀扶你们。” 看到救生艇一艘一艘地放下去了，“泰坦尼克号”上一颗一颗地发射信号弹，即使最迟钝的人也明白到了最后的时刻，恐惧和慌乱弥漫了整个甲板。但赫德森．阿利森一家人却微笑着在甲板上散步。阿利森太太在这边拉着女儿罗兰的手，先生在那边拉着罗兰的另一只手，三个人像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大草坪上度过星期天的早晨。在旁边靠近救生艇的甲板栏杆上，斯特劳斯夫妇互相搂着对方的腰，无语凝视。 在最后一个救生艇要下水时，斯特劳斯先生还在劝太太∶“求求你，求求你救救自己的命吧！”“不要，让我和你呆在一起吧！”这是人们听到的斯特劳斯夫妇最后的对话。 “我跟船走” 船身倾斜得越来越明显。船里的所有客舱房间，已空无一人。曾经人声鼎沸的底舱，现在除了汹涌滚进的海水，已是万籁俱寂。 在“法国宴会厅”，高悬着的水晶灯依然辉煌灿烂，照耀着淡黄色的法国栗木墙板和玫瑰色的地毯。在“路易十五”休息室，除了那个曾人群围绕的大壁炉仍在，已一片静寂。“棕榈场”上也空无一人。仅仅四个小时前，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淑女和西装革履的绅士，还在这里品味饭后咖啡，欣赏室内音乐。 在男士们喷云吐雾的“吸烟室”，现在也没有一个男士打牌了。2点10分，一个服务员偶然走到这里，出乎意料地发现，造船师安德鲁斯一个人站在那空荡荡的屋子里。他的救生衣被漫不经心地放在旁边的一张打桥牌的桌子上，他两只手交叉在胸前，面无表情地僵立在那里。他在船上奔走呼号帮助女士们上艇时的那种活力和热情似乎都随着那些小艇走了。 这个服务员胆怯地走上前去，小声地劝说他带上救生衣∶“安德鲁斯先生，难道您就不打算试一试？”他没有回答，好像他没有听到一样。这位建造了“泰坦尼克号”轮船的造船专家，此刻只是紧盯着对面的舱壁，那上面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名字是“通向新世界的门坎”。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总裁詹姆斯．皮埃尔原来计划随“泰坦尼克号”首航，因为这条巨轮是他和伊斯米的“杰作”，而且他视这条巨轮为自己的“女儿”，“泰坦尼克号”下水诞生那天，也是他和妻子的生日，因此他对这条船有特殊的感情。但天公偏偏不做美，恰巧在“泰坦尼克号”要启航时，皮埃尔患了流行性感冒，最后又转化成肺炎。皮埃尔只好委托他的外甥安德鲁斯代替他随船到纽约，一路观察这条船的性能和使用情况，并享受这个世界最大的巨船处女航的荣耀。 以安德鲁斯在船上的地位，他如果想逃生，机会是很大的。他是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而且和船员们相处得非常好，是个人缘极好的人。而且他对“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他并不是这条船的主要设计者，他只是主要造船师，更何况他在“泰坦尼克号”出事的整个过程中已尽了最大的心力。但安德鲁斯自己选择留下来不走，他的专业精神，他的人道情怀，使他无法承受这麽多无辜的生命在他制造的船上丧生。他要和那些无辜者一同死去，也许这样他才感到心安一些。他不是基督徒，但上帝在他心中。 船上的另一个最高管理者，白星轮船公司的总经理伊斯米，则和安德鲁斯不同。伊斯米在船上一直给人以“太上船长”的感觉，因为这条船属于他管辖的公司，船长也是他聘来的。在安排那些救生艇下水时，他也去指手画脚，但四副皮特曼根本不买他的账，说∶“我只听船长的命令。”在五号救生艇往下放时，伊斯米在旁边大喊大叫∶“放低，划走！放低，划走！”气得负责五号艇的六副穆迪当着伊斯米的面骂他“乱弹琴”，并不客气地指责他说∶“如果你不在这里捣鬼，我还能做点事。你要这麽放小艇，会把人都淹死！”老船员们都觉得穆迪敢这样收拾伊斯米，太替他们解恨出气了，但同时也担心到了纽约后，六副穆迪会因顶撞白星公司的最高老板而遭解职。 当看到救生艇越来越少时，伊斯米不再扮演船员的领导者了，而是“恢复”了他的乘客身份，在最后的时刻，他忽然爬进三号小艇，随着小艇放下海，和艇上的42个人一起得以幸存。 此刻，在“泰坦尼克号”驾驶室里，只有史密斯船长一个人。他像造船师安德鲁斯一样，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海面，望着他的“泰坦尼克号”的船头一点点倾斜进大海。有人劝他赶紧上救生艇，他只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话∶“我跟船走。” 史密斯在船上已干了43年，他可以说是“爱船如命”，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他作为船长的世界上第一艘最大的轮船就要沉没海底，他的心情之沉重、之复杂，可想而知。他是一个忠于职责的海员，一个坚守岗位的船长，从知道船出事的那个瞬间，就决定和船同在。他大半辈子都在大海上度过，现在则让大海成为他永远的家，让“泰坦尼克号”连结成一个整体，成为他永久的归宿┅┅ 2012-04-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陈永洲事件”揭开的三重黑暗
何清涟 10.29.2013 陈永洲事件发生后，评论虽多，但出于各种原因，很少有文章愿意触及一个问题：陈永洲事件揭开了中国政界、企业界与媒体业相互为用的三重黑幕，整个事件就是“大黑吃小黑”的时代剧。 \《新快报》陈永洲事件的前世今生\ 陈永洲事件刚出，在《新快报》（10月23日）刊登了那篇“穷骨头还是有两根”并要求放人之文、陈还未在央视“被亮相”之时，推特上就有人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当时已猜到此事应该与三一重工及中联的利益纠纷相关，让他们去看一篇“同城记：三一重工VS中联重科”。 我曾因“梁稳根现象”认真追踪这两家企业间的恩怨。由于中联重科有盘根错节的湖南地方政治势力撑腰，梁稳根在冲刺十八大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未果之后，将三一重工迁出湖南，以北京为安身立命之地。这场马拉松式的恩怨纠缠的前半场暂时落幕。 我在推文中说明以下几点：陈永州的事情比公开的消息要复杂得多。理由如下：“一、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持续数年的恶性竞争，双方都有媒体助阵，网上可查到许多相关文章。二、陈永州一介普通记者，采写发稿得要报社领导首肯，否则白忙。……还会有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10月26日陈永洲出现在央视《朝闻天下》的报道中，陈向警方承认，自己在未经核实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失实报 道，并收受了中间人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酬劳。同日，《新快报》的母报《羊城晚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受人指使收人钱财 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一文，宣告自身立场；让所有声援者处于尴尬境地。失去母报支持的《新快报》于10月27日在头版发文，就陈永洲收钱发表失实报道致歉。 网上就《新快报》的“两根穷骨头”被如此轻易敲碎发表大量讥讽言论。中国记协对陈永洲事件在几天内态度相反的表态，在整个事件中虽然意味深长，但已经不是重要戏码了。 究其实，如今百谤集身的陈永洲，其实只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因利益牵缠而形成的粗大食物链的末端小人物。这一事件，非常真切地展示了中国的三重黑暗现实。 \第一重黑暗：企业之间挟政治势力的恶性竞争\ 梁稳根的三一重工与同处长沙城的中联重科近年的恶性竞争有如一场马拉松，并在2012年成为财经类刊物的重点、亮点与焦点。我关注梁稳根现象，是因为当时 他为了“当选”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说过许多雷人的奇言，还有他因其美国一项投资选址紧挨军事基地未被批准在美国状告奥巴马。我想了解一位民营企业家如 此超常政治化的原因，因此读了不少与他相关报道。 涉及梁稳根的文章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塑造梁的正面形象，主调是经济上的超人式成功特别加上政治上的红心向党。另一类则涉及到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恶性竞 争，除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之外，还有“媒体分析三一总部迁址三大隐情 ”（《第一财经日报》，11/23/2012）等。诸文当中，以《梁稳根剖白三一迁都隐情：行踪被监视会议被监听》（《环球企业家》11/29 /2012）叙述最详细。该文这样描述：“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 梁稳根向本刊独家剖白多年来的内心隐忍和愤怒。”其中 指名道姓提到，“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 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湖南媒体不少，但介入梁稳根的报道不多。凭这种反常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我相信梁稳根向媒体透露的情况至少有几分真实。凭常情可以想象，中联重科对这些“负面消息”不会坐视不理，他们在寻找薄弱环节，伺机反击，陈永洲应该是他们找到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重黑暗：在权力与金钱下游走的中国媒体\ 权力将中国媒体的生存空间挤压成什么状态，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研究。本文主要谈中国媒体另一创痛，即默许记者为赞助费、广告投入而写有偿新闻， 这种利益交换在媒体业内是公开的秘密。也出现极少数记者败类利用企业弱点敲诈企业以牟取利益的。在山西矿难报道中，这种情况很多，所谓“假记者”现象只是 冰山一角。 据公开信息，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报》共发表18次有关中联重科的报道，其中14篇署陈永洲之名。这种密度的介入企业纷争的 报道，应该不是陈永洲个人行为。利用媒体报道介入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风险极大，并非陈永洲个人能够作主之事。一般情况下，记者采写这类稿件，至少要与部门 主任、主管副总编等掌握发稿权的顶头上司事先沟通并获得首肯，否则稿件就会胎死腹中。这么密集的发稿量，《新快报》领导层无疑是知情者。目前这场对《新快 报》的“扒粪”，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将谁抛出来做弃子，还得看三一与中联双方靠山在台底“博弈”的能力，以及《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游说公关了。 \第三重黑暗：权力介入每个角落并扭曲一切\ 三一与中联之间的纷争，权力介入是多重的。祸之初始，当然是权力介入商业竞争，导致各类恶性事件如“行贿门”、“间谍门”等等；这一连串事件又种下今天之果，即跨省抓捕《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显示了中联试图通过权力的强介入让事情朝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 关于这次跨省追捕，已经有法律界人士就其先捕人后搜证，以及执法权限问题斥责为程序违法。但中联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全仗自身腰杆硬。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种高级别官媒的介入，以及中国记协自我否定的两度发言，都让人看到权力之手在运作，只是中联此次明显占了上风。 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的四大权力支柱是：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其中的文化主要指宗教与教育。近代以降，文化权力则多了媒体这一主角，西方干脆将传媒称 之为“第四种权力”。在民主国家，这四种权力属于分立状态；在中国，这四种权力则由中共全面控制，并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分别掌管。陈永洲事件表明，中国的 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均已堕落不堪。这三重黑暗搅在一起，最后构成了“大黑吃小黑”的局面。可以预言，陈永洲事件的最后结局其实并无公平可言，因为决定结 局的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参与几方谁的靠山更强大。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陈永洲事件的前世今生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写照。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iqinlian-20131029/177928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我的身体我选择
新冠病毒祸害了整个世界，致五百多万人丧生，全球70亿人的生活被严重打乱，更有巨大经济损失和无数身心后遗症。但在全球国家的防疫中，东西方民众的反应却大不同∶在英美加德法澳等西方国家，很多民众反对强制疫苗，上街抗议，即使遭镇压也不退缩。像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历经几星期，西方多国卡车司机对此呼应，成为重要新闻事件。 而在东方国家，不用说中国采用集中营式管制，动不动就把整个城市封住，完全是专制做法，即使在民主台湾，也采取了追踪、严控等手段；强制疫苗被人们广泛接受，很多人还欢欣鼓舞；基本没有像加拿大、英美等西方国家那种对强制疫苗的抵制。 为什麽东西方有如此差异？这跟文化历史、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它反映的是一个选择∶在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哪个更是根本的原则理念。 人类民主的两次撑杆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很长时间都是皇权专制。转捩点是1215年，英国首次有法律（英国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这是人类重要一步。因为之前皇帝的话就是圣旨。英国这一步标志“君主立宪”的开始，虽是皇帝掌权，但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行事。大宪章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限制政府（皇帝和朝廷）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今天很多国家的左、右派之争，强制疫苗和反对声浪，从根本价值上说，是英国大宪章开始的这两权之争（政府权力Vs.个人权利）的延续。 人类第二步，也是最重要飞跃，就是美国这个全球首个民主国家的出现，它一建立就实现宪法政治（宪政），民选国家领导人，独立司法，保护个人权利。美国先贤的民主构想，主要来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三大个人权利学说，也可说是洛克哲学为美国的宪政提供了理论基础。洛克首次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洛克把这三大权利定义为“天赋的，上帝给的”，以此阻止任何力量、任何理由的剥夺。 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几乎照搬了这三大权利说，只不过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把第三项的私有财产改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因当时主张黑奴制的人把奴隶视为私有财产。杰弗逊担心他们利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来拒绝废除奴隶制。后来麦迪森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又改回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原则。纵观美国立国之本的宪法精神，如用两句话概括，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在这三大权利学说中，最难得的是洛克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因生命权不可剥夺，很好懂∶命没了，什麽都没了；自由权这条也容易理解，没有自由，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所以叫“人”的前提。连左翼法国哲学家萨特都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洛克把“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命、自由并列，实在是高瞻远瞩的大智慧！事实上，如果没有了私有财产，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就失去保障。所以保护私财，就是保护个体生命和自由的根基。 如果今天洛克仍在，他一定会强烈反对强制疫苗，因为在个人的私有财产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个人的身体。如果政府可以强迫个人的身体必须被注射某种药物（疫苗）的话，这跟强奸的性质几乎一样了。那些为政府强制政策辩护的人说“这是为你好”。但如果人类有记忆的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共产主义不都是打著“为你好”、“为人民谋幸福”的旗号吗？但他们的手段都是强制！本质都是剥夺个人的选择权。而且最后一定伴随著暴力（最高等级的强制）。对共产主义社会有精准观察、深刻批判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形象地指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路上他们建起一座座古拉格。因为在剥夺个人权利的过程中，一定伴随著强迫和屠杀。 如果安.兰德和诺奇克今天仍健在 小说《源泉》和《巨人耸耸肩》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是捍卫个人权利的旗帜性人物，她的全部作品都是高扬“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对抗专制根基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安.兰德对洛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非常欣赏和共鸣，因为美国左派掌权者（从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奥巴马、拜登等一路以来）都热衷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跟共产党的思路在一个轨道）。对于捍卫私有财产，安.兰德直截了当说，声称要把个人的私有财产进行再次分配（通过强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就是在“声称自己有权把人类当作奴隶来对待。”兰德强调财产权和人权不可分割，说“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人权。”如果今天安.兰德在，她会是反对强制疫苗的旗手和思想领袖！因为捍卫我自己的身体，是捍卫我最根本的私有财产。 另一位捍卫个人权利的代表人物是哈佛教授、《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作者诺奇克（Robert Nozick）。他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对私有财产等个人权利的侵犯是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了别人而被牺牲”。无论这种被要求牺牲的理由是左派惯用的“公共利益”，还是今天的所谓“为了防疫、为了你好”等等。 诺奇克在书中以这样的例子阐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一个人发明了某种特效药，他人和政府都没有权力强迫他必须低价卖给哪些人。这是他的发明，他的私有财产，只有他本人有决定权。目前有些非洲国家要求美国的制药公司必须无偿提供疫苗配方，理由是人道主义等，但这在诺奇克那里是行不通的，这种要求被视为不道德，因为它违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洛克三大权利说，也明显是践踏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强迫拥有（抢劫）别人的发明创造，本身当然是不道德的，也违背自然法则。诺奇克说，只有这类情况才例外∶如果一个人在沙漠中发现了水源，他不可垄断，必须分享给那些饥渴的人，因为那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 对于个人是否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诺奇克更有明确论述，甚至具体行动。1997年，诺奇克联合五位知名的哲学家，共同上书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保障宪法赋予的个人自决权，容许医生协助绝症病人安乐死合法化。这篇共同宣言强调，自由民主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个人自主权（personal autonomy）。宣言的结语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那些关系到个体尊严的部分，做出个人的选择。”如果这六位教授仍在，按照他们这种哲学理念，也会反对强制疫苗，反对政府强迫个人身体被注入药物。就像今天反强制疫苗民众高举的标语所说∶我的身体，我来选择！ 从英国大宪章、洛克的三大权利说（包括德国哲学家康得的道德论述），到当代思想家安.兰德、诺奇克（包括哈耶克捍卫私财和市场经济的论述）等，都在展示，西方文明的核心，不是大政府，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怎样捍卫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这个地球上先有了人，后来才有政府（国家），人是最先、并是根本。这是西方民众反强制疫苗的思想之源，也是滋润人类自由的源头活水。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2年3月号 2022-03-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粉红财团”生死劫背后的权力斗争
何清涟 最近，所有媒体都在聚集中国的“两会”话题之时，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却完全被忽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奎发表《中国要警惕粉红财团 否则可能发生危机》一文，因文中首次区分“红色财团”与“粉红色财团”，敏锐一点的观察人士立刻明白中国政府将重点整顿哪类“金融大鳄”了。 财团被标注“红色”与“粉红”的依据 张文原标题是《宏观病症的微观病灶：财团化与金融风险隐患》，文中提到，中国经济有两个微观病灶，其一是大量的僵尸企业；第二个微观病灶就是财团企业，第一个因历年讲得很多，该文一笔带过，重点是分析第二个微观病灶。 在此需要解释一下何谓“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国有企业。官方报告称： 2005-2013年的工业部门僵尸企业比例大约为7.51%。民间报告认为此数字低估。 接下来分析何谓“红色财团”与“粉红色财团”。 在世界各国，财团企业均是指若干个经营范围不同、业务领域各异的大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在中国为什么有了颜色，而且是红色系列？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崇尚红色，中共政权号称红色政权，所谓红与粉红，是用来标明这些财团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远近。红色财团，是指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多列入中国500强甚至世界500强，涉及金融证券、房地产、国际贸易，共计90多家，每家央企下面平均有500多个法人企业，层层叠叠，一般都有五六层，多的有十一二层，结构复杂，业务庞杂——这些国有企业是中国政府的财税支柱，被中国官方称之为“共和国长子”，贷款、政策方面都有极大优惠。 粉红（即浅红色）财团。张文奎的文章说：“一些大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类似套路实现了财团化，如中国民营企业500大榜单中，许多都成为财团了，其中与政府或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可以算是浅红色财团。”但他没点名这些财团包括哪些。笔者将根据中国历年报道，指出粉红财团的类别及其中的“大个儿“。 粉红财团的主力都有谁？ 中国的金融领域进入门槛极高，需要审批的金融牌照主要包括银行、保险、信托、券商、金融租赁、期货、基金、基金子公司、基金销售、第三方支付牌照、小额贷款、典当12种。 根据中国数家财经媒体报道，自2002年金融业混业经营放开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信系、平安系和光大系先后完成了全金融牌照的置办，但民营资本获得全牌照的就只有版图庞大的明天系。牌照之争就是背景之争，已经集齐或即将集齐金融全牌照的企业共有四类：第一类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全牌照金融控股集团（以下简称金控）；第二类是以地方国资委整合地方资源成立的金控；第三类是民营企业建立的金控集团；第四类是互联网巨头涉足金融领域形成的小金控。 前两类当然是国字号的红色财团，后两类则是粉红色财团。由于中国信息不透明，他们背后有什么人，国内媒体不敢报导。但西方媒体却从各种管道得到信息（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段之一是向外媒曝料），明天系、阿里系、安邦系、万达集团等等，都是《纽约时报》近年用深度调查报道揭了底牌的粉红色财团。 “粉红财团”背后的政治靠山 吴小晖的安邦崛起迅速，因吴善于利用“邓小平的外孙女婿“这一身份资源，2003年以3亿人民币资本起家，至2017年，资本扩张成9000多亿，成为拥有金融全牌照的大财团。 王健林的万达背后是一群靠山。据《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长达数年的调查，其股东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及其丈夫邓家贵（2009入股，2012年退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控制的一个基金会、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女儿温如春的商业伙伴金怡等。 肖建华，享有“资本市场超级白手套”之称，其资本帝国号称“明天系“。2014年6月4日，《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一文中披露，肖建华频繁利用“壳公司”作为投资工具，掩盖真正股东身份的投资方式。行内早就猜测肖拥有特权，能够参与涉及国有资产的交易，并与统治阶层的家人共同获益。肖建华本人承认的商业伙伴就有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他曾出面代曾伟收购山东鲁能电力，以30多亿代价鲸吞估值高达700多亿的鲁能。与他有商业关系的还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等。 创造了淘宝网的马云，一直以依靠市场开拓致富的形象出现，傅才德在《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纽约时报》，2014年7月21日），涉及的红二代有中共八大元老陈云与王震的儿子、前总理 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前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儿子贺锦雷、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的博裕资本。 以上的粉红色财团，在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代领导人执政的20年中，通过中共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获得大发展。习近平2012年10月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从2013年开始反腐，清除了170名部级及副部级官员及附从商人，但并未动触动这些粉红色财团。但这些粉红色财团因为恐惧，开始向外转移资产。 从2014年开始，吴小晖、王健林、肖建华等都向外转移巨额资金。截至2017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30567.9亿美元，其时，吴小晖通过保险理财产品筹资，对外投资逾200亿美元；王健林在国内大举借债用于海外投资，投往海外的367亿美元，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1.2%。由于资本大量向外转移，外汇储备流失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于2016年8月开始，开展外汇储备保卫战、力防金融风险，习近平不久后提出“重构政商关系“的构想。 当局向“野蛮生长”的金融大鳄发出警告 中共打击粉红资本，并非毫无预警。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被刘士余称之为“妖精”、“害人精”、“强盗”的资本管理人有哪些呢？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大胆一些的投资界人士还公开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重构政商关系”。 于习近平来说，政府正在尽全力防止金融风险，力阻外汇流出，但自家权贵资本不仅不为国分忧，反而加速挖坑，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重构政商关系”的重点就是整顿金融领域，怎么吃的，就让怎么吐，财富转往国外者先吐。吴小晖的安邦现在已经被中国保监会接管，王健林正在变卖资产偿还债务。众多权贵的“超级白手套”肖建华曾躲在香港四季酒店避风数年，终于在2017年2月被中国当局从香港秘密带回中国，目前的任务是交待各家帐本的明细账目。 粉红财团生死背后的较量 写至此处，有段旧事无论如何都想提一下。1998年6月，中纪委邀请我去北京参加一个讨论防腐反腐对策的内部会议，我在会上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反腐败，缺的是高层自律。江绵恒经商的各种传说流传不息，如果江泽民总书记不能约束自己的子女，就会起示范作用，上行下效，从高层到基层官员，人人都想“从国家这里挖一块”。这种情况，危害国家是显而易见之事，自身的财富也始终见不得阳光，最后难有好结局。 屈指算来，距我那番话不过20年，利用权力抢钱的中国权贵与富豪惶惶不安，担心自己步吴小晖后尘。中国有句老话，“夺人钱财，有如杀人父母”，这些“粉红财团”的生与死，背后却是习近平与红色权贵及江胡时代老权贵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正在继续，并将贯串习的第二个任期。如果脱离这点来分析2018年两会的修宪波澜，基本是冬烘之论。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3月11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6691）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中国农村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乡镇企业开始萎缩，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担忧。 很明显，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利益是有限的，而且，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但是，目前中央财政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地方财政的份额则相对收缩，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所以，县级财政其实也近乎枯竭。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然而，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农民必须交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这种“教育班”其实是对农民非法收押。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了，逼死了人，农民不得不上访，中央才终于插手处理此事，但收效并不大。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了湖北某地因为向农民按住房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仅仅在一个自然村里，就有四十多户农民被迫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 由此可见，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四九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确实，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看来，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面临的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不得不触及到基层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这第二场“革命”还关系到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管理体制，要真正按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能，而不是象过去二十年来那样，依据上级政府的需要来设定干部人数和职能，强迫农民出钱养活他们。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全国乡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现在，农村现行政治社会管理体制的维持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可承受负担能力，如果继续维持这一体制，势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萧条，社会矛盾将日益激化。而改革这一体制，则是一场八亿农民与几千万基层干部之间的角力，将重新奠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其实，经过过去十多年来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农村已经逐步积累起实行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对农民来说，实行这样一场变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惯性，这场变革又需要农村基层政府的配合，与虎谋皮，谈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推动，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今后，依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推动这场农村政治体制变革，其势在必行已经了然；这场变革能恢复农村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是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勉强应付、仓促上阵，还是象当年的农村经济改革那样，主动迎接挑战，化被动为主动？这就值得深思了。 2001年1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多元媒体影响美国大选
中国等专制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标�抑�一是，媒体是官办的，必须符合政府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媒体，所以说是自由的，也主要是因为它不属於政府，是私营的，并由於法律保护而享有很高的新闻自由。 因而连中共的官方学者们，也不好意思批评说美国政府控制新闻，只好强调说，美国是大财团办报，言外之意，美国的媒体被少数富人控制，也不是独立的。 但这种批评是牵强的。因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当报纸不被政府拥有时，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属於财团所有，但并不影响媒体仍被私有企业掌控的性质。而只要是私有企业拥有，就注定了媒体的多元声音。 这里的关键有三点：第一是美国的公司、财团是无以计数的，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五百家，这些公司、财团或者个人等，谁都可以办报纸，办媒体，可以自由竞争，由此形成真正的媒体市场。 第二点是，不同的财团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理念和倾向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给读者听众提供了多元的信息和观点。 第三点是，现在美国的财团拥有者也非少数个人，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现在有51％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而在中国等共产国家，媒体全部被国家拥有，政府其实等於一个大财团，那麽它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同时它又禁止其他任何人和公司办报，因而等於垄断了媒体市场，形成了一元化的舆论控制。 美国媒体的这种声音多元性，可以从对这次总统大选的报道看出。美国的报纸、电视电台等，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而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因而等於提供了不同的声音和角度，让读者选择。 例如在报纸方面，主要大报多倾向支持民主党，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以及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基本都是自由派主导的媒体；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多是偏向保守派，支持共和党。 在电视领域，三大无线电视台（CBS，NBC，ABC）都倾向民主党。在有线电视中，已创办24年的左派CNN，和才创办八年的右派福克斯（Fox）打擂台，前年福克斯的收视率就超过了对手。 在电台领域，则是保守派的天下，一万七千多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因而构成和无线电视的舆论平衡。 不仅美国的媒体这样分成两大派，美国的民众更是如此，在上次总统大选时，支持民主党戈尔和支持共和党布什的选民，几乎是五十对五十。而且美国民众在选择媒体时，也多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口味。例如据「Pew研究中心」的民调，观看保守派观点的福克斯电视的美国民众，41％是共和党籍，29％是民主党籍。而观看左派观点的CNN电视的美国民众，则比例反过来，44％是民主党籍，25％是共和党籍。 正是不同的个人、公司和财团，谁都可以办报纸，办电台电视，并享受法律保护的新闻自由，这样才构成了美国新闻信息的多样性，保证了言论的多元化，并为媒体监督制约政府的腐败，提供了可能性。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0月7日） 2004-10-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中国人民怀念张召忠
一场短短的伊拉克战争，让两个人出了“大名”：一个是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他那信誓旦旦随口胡说的可爱劲头，吸引了全世界，如同战事火锅中的佐料，让电视观众吃得津津有味，几乎上了瘾；以致他“消失”之後，人们遗憾不已，还专门设了“我们爱伊拉克新闻部长”的网页，把萨哈夫的佐料名言收集到一起，怀念这位不收费的脱口秀大师。 另一个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被称为“军事专家”的张召忠。这位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点评伊拉克战事的专家，也像萨哈夫那样，以大胆胡说，每评必错出了大名。他虽然没有像萨哈夫那样成为世界级的“佐料”，但也足够在13亿中国人中成为长久玩味的“笑料”。 张召忠评论的可爱劲头，绝不次於萨哈夫。试举几例：对美军长驱直入，迅速攻进伊拉克，张召忠说这是萨达姆的特殊战略，要诱敌深入，然後以游击战、人民战争，袭击美军的补给线。美军打下了巴格达机场，张召忠说这是伊军战术，故意放美军一码，然後以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重创美军。当美军攻进了巴格达，张召忠则说这是萨达姆像诸葛亮那样设置的“空城计”，待十万美军进城後，来个全锅端，一举全歼美军。当这一切都没发生之後，张专家则抱怨伊军没按他的分析来打，纳闷地说，“几万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到底哪里去了呢”，那口气就像当年电影上国民党军官的感叹：“共军去向不明，哪儿去了？” 这堂堂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国防大学教授”，以如此这般“智慧”教导中国军队的准军官们的话，那打起仗来，解放军还不得落个比共和国卫队还“不见影”的下场吗？中央电视台和国防大学重用如此这般“专家、教授”，真是一点国家利益也不考虑呵。 别说军事专家，即使是那些只对军事消息稍微撇一眼的普通人们，也在这场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清楚地预测到美军会全面大胜的结果，因为那些完全没有军事名词的常识，任何稍有理智的人起码可以想出四条： 第一，美国年度军费开支是4千亿美元，而伊拉克是40亿。美军开支是伊拉克的100倍！这种绝对的悬殊，意味著伊拉克绝对的失败，且不说其他因素。 第二，美国和伊拉克交过手，上次海湾战争，地面战只打了100小时，拥有103万大军的伊拉克就宣告投降。今天那些共和国卫队的官兵们，尤其是军官，都是当年美军的手下败将，那种畏惧心理因素也导致伊军不会有真正的士气。 第三，美国选用了新战略，不再主要依赖陆军和坦克群，而是靠准确的空中轰炸，海军导弹远程攻击，机动灵活的特种部队。这种战略并非军事秘密，在美国媒体和研究所的网页上，关於这种新战略的讨论，过去两年来，至少有上百篇。从张召忠的评论来看，他好像就坦然地在那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瞎评伊拉克”。 第四，美军特种部队的行动，在电视画面上几乎看不到，为了今後继续使用，特种部队的行动方式、作战手段、使用武器等都予保密，既不准战地记者采访报道，更不对外公开。《纽约时报》专文分析说，特种部队在这次倒萨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军白天开坦克进城等，但几乎看不到这场仗到底是怎麽打的，就是因为仗主要靠精确轰炸，然後由特种部队在夜间打的，利用夜视镜、镭射透视镜等各种先进武器，受到特殊训练的士兵，快速的空中运输，绝对的制空权等，来进行心脏手术般的切割摘除战斗。 这些公开的军事资讯，对军事专家张召忠来说应该是常识。而且张专家和平常人不一样，香港记者马玲采访张召忠的文章介绍说，今年51岁的张召忠20岁参军，後毕业於北大外语系，会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在进入国防大学担任教授之前，还在伊拉克工作过。“因为有卓越的军事分析与评论才能，他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聘为特邀军事评论员，令国人熟悉其形象，并在内地享有首席军事评论家之称。” 退一步讲，即使不按“有卓越的军事分析与评论才能”的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来“高标准、严要求”张召忠，只把他当一个“在伊拉克工作过”的学者，他对这次战局分析也是整个一个张铁生，完全交了白卷。因为只要对那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稍有点常识，也会知道，这个仗萨达姆一定会输，而且会输得相当惨。主要是萨达姆积恶太多，民愤太大： 阿拉伯国家多有宗教派别冲突，主要是两大派：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多是逊尼派占多数，只有在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达60％。但少数的逊尼派一直掌权，并欺压什叶派，仅这种宗教欺压就使萨达姆不得人心（起码在占多数的什叶派中）。而且伊拉克还有400万库德人（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萨达姆对库德人的种族迫害更是闻名，一次用毒气就屠杀了五千库德族村民。而从张召忠的评论分析中，人们完全看不到他对这个国家的历史现状等有丝毫的了解，他在伊拉克那些天就像在中国一样，都白住了。 张召忠对专制社会中人民的想法完全无知，根本不知道长期在萨达姆专制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承受著怎样的痛苦，在萨哈夫主管的官方报纸电视的背後，伊拉克的真正民意是什麽。从来都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张教授显然不清楚，专制的城墙貌似坚固，但一遇到自由意愿的风，就会像有70年共产历史的苏联帝国在三天内就土崩瓦解一样，立即轰塌、变成碎片。 伊拉克的萨哈夫眼睛都不眨地坦然否认全世界观众都看到的事实，让人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可恨，真是个可爱的“傻柱子”。中国的张召忠则闭著眼睛冒充老祖宗孙子，在电视萤幕上耍了一套兵法，中国老百姓怎能不感叹：真是我们的“二柱子”。 美国人为萨哈夫设立的那个网页，刚开通就立刻爆棚，由於全球上网人数激增，导致死机，近日不得不换成大容量的（welovetheiraqiinformationminister.com），可见全世界人民对萨哈夫的“怀念”。我觉得中国人也应该给张召忠教授设立一个专项网页，名字就叫“我们怀念张专家”（wemissexpertzhang.com），像萨哈夫网页那样，把张召忠评论伊拉克之战的那些佐料笑料都收集起来，还有张专家以前对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的胡评等，都放到这个网页上。人们一旦工作累了，写作疲倦了，夫妻吵嘴了，任何事情不开心了，就上张专家的网页流览一下，笑一笑，十年少；如果还不过瘾，再上萨哈夫网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真得感谢张召忠和萨哈夫，没有他们这些佐料，这个世界多乏味啊！ 2003年4月15日於纽约 2003-04-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薄熙来案留下的政治苦果
何清涟 薄熙来案件从8月济南庭审至9月22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刻意回避了薄案的真正缘由，即薄案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上述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利益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使在薄未系狱之时，也有风险考量。今年8月31日《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因此，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使薄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令习恼火的是另外两种评判，其一是薄熙来富有政治才能，党出于自身前途考虑，应该任用有才能的政治人物，其二是薄熙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就对薄熙来的殒落充满了惋惜之情，认为“中共丧失了一个当今最有才能的政治人物”，薄“是他这一代人当中仅有的既拥有显赫权力，又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人”，“他的遗产不会轻易消失，有关他权力沉浮的质疑也不会消失。薄熙来最后的告别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或许多年以后会因此后悔不已。” 这位教授对薄熙来“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看法大概是缘于薄在重庆曾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并获得一定成功。但这位布朗教授完全忘记了中国是中共统治下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政治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的逆淘汰机制与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劣胜优汰，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这既是苏共经验，也是中共与北韩的经验。布朗教授认可的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正好成为薄在政治竞争中的招祸之由。 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下次中共是否还有同样的幸运？只有天知道。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9月2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0923/17556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