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为什麽国共余毒肃不清
我在美国各地的台湾人社团演讲的时候，多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麽那麽多中国人来到海外後仍然亲共？为什麽他们不好好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为什麽他们对台湾的态度跟独裁政府一个调子？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觉得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上面这些问题。 洗脑和反洗脑不对称 第一，我们在独裁制度下生活的时候，头脑被政府「强迫」灌输一些观念和概念，也就是所谓「被洗脑」。人的头脑是必定要接受信息的，而且任何信息、观念被灌输久了，就会自然相信、接受；而在童年、青年时代最早进入头脑的观念则具有最强的影响力。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人们被强行洗脑的时间是长期的、几十年的，具有渗入骨髓之力度。所以任何在独裁国家生活过的人，脑子里都有相当的先入之见。 而来到西方自由国家之後，没有人「强迫」地塞给你什麽信息，没有人「硬性要求」你接受什麽概念、观点；你愿意接受什麽，就接受什麽，随你便。也就是说，没有人给你「反洗脑」。而一个人随意地、在没有任何压力下所接受的信息和观念，无论从强度和力度来说，都完全无法和在独裁国家「被洗脑」时所接受的相比。尤其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国外马上面临生存、学业、就业等等的压力，至於思想观念嘛，闲暇之际能听多少是多少了，谁有闲工夫去专门学习什麽自由、民主思想呢。至於自由世界的好处嘛，也是能感觉多少是多少了。而且人有一个巨大的先天缺陷，对「好处」的感受很快习惯成自然，不再强烈地感觉什麽；反而对自由世界的「坏处」，因身在其中，而感觉强烈；於是产生对母国的怀恋；同时也由於远离母国，对其「劣」也淡漠了。在这种情形下，对独裁政权曾给自己洗脑灌输进去的东西也就更察觉不到，更无意识去清洗。所以无数人虽然来到西方，头脑还是充斥被独裁政权所灌进去的细菌；而且由於不去清洗、不去有意识地接受新的信息，所以无论在西方多少年，头脑仍是共产病毒的严重带菌者。 一元和多元不抵销 第二，在独裁国家，媒体是单一的、政府控制的一种声音，你没有接受其他信息和观念的选择。所以只能让单一的信息和思想观念占据你的头脑，而且接受单一的信息和观念非常容易，因为不需要你自己去辨别、分析、选择，接受就是。而在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信息和观念自然也是多元的。这就导致你被各种观点冲击。那麽，接受什麽，就成为一个选择；而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接受的东西也就自然不同——反共只能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按说反共—亲共，自然选择的话，也该一半一半才对啊，可为什麽在经历了共产悲剧的中国人中，亲共的人数反而超过反共呢？这就引出第三个原因。 华文和英文不一致 第三，海外华文媒体多亲共、亲统。对於被共产党严重洗脑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很多人意识到需要自我「消毒」，并真的努力去做。而仅有的那些渴望了解自由世界信息和观念的人，首先一定是去看中文媒体。一是因为学英文、看英文太花时间，二是英文媒体直接探讨中国问题的很有限，要想透过英文媒体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起一套自由民主架构的思维，是一个慢工。所以来到海外的华人，绝大多数还是在吃中文媒体的速食，而从那些亲共亲统的媒体速食中得到的仍是和国共两党的观点没有太多区别的意识形态。海外华文媒体只是消息多了一点，而在评论上则完全跟不上，能起到的「消毒」作用相当有限。而在有限的评论中，很多是在宣扬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是一切专制的基石之一。 所以，由於这三个主要原因，多数中国人即使到了海外，也没有学到多少民主自由的思想，他们在延续被洗脑状态下的思维。 大众和菁英不同调 别说海外华人，我们看台湾，虽然台湾从开放党禁、报禁，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无数台湾人（所谓外省人和本地人都包括）仍在持续国民党时代的思维。其原因基本上也是我上面指出的那三点。只是第三点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由於国民党长期垄断媒体，占据主要媒体资源，导致台湾人的「消毒」过程也非常缓慢和困难。首先媒体投资需要庞大资金，少有人能做到。其次，由於国民党时代，台湾人进入上层建筑领域不易，所以多数选择了学理工科；而新闻从业人员的培养是一个慢工夫，更何况全球整个华文界都没有好的样板可学习。另外，共产党对台湾媒体从财力和人力的渗透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今天有了电脑网路，多元的声音起码有了更多的传播管道；而且，反映大众常识声音的传统媒体，也正在摧毁所谓知识菁英主导舆论的状态，这点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已经相当明显。所以，无论人们被洗脑的馀毒多深，只要有多元的声音，中文世界被国共两党独裁思维弥漫的状态就会改变。 ——《自由时报》2010年11月14日“星期专论” 2010-1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采访曹长青∶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像“白痴”
【大纪元2011年03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3月28日是中共宣称的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从这一天开始，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在自己博客上开始连载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一书，书中包括近三百张由其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以揭示这段被当局刻意掩盖的悲惨历史。 这一天，中共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拉萨发表电视讲话，指责达赖喇嘛图谋西藏独立是数典忘祖，想复辟农奴制度云云。专家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刚刚完成一次民主选举，选出了新一届总理，中共是想用反藏独掩盖对民主的恐惧，因为人民有了选择的机会，第一件事就是埋葬用暴力统治的共产党！ 专栏作家、著名的政论家曹长青不客气指出∶“白玛赤林的讲话像‘白痴’”。他分析说∶“第一，他还在讲达赖喇嘛图谋西藏独立什麽的，可是达赖喇嘛的政策早就不是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但要求高度自治。就是既不寻求西藏独立，也不接受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达赖喇嘛这个中间道路，连中共统战部等高层都知道，那麽西藏自治区主席不知道？那他不是无知到白痴的程度了吗？第二个，他讲话的那种用语，好像是江青、林彪等复活了，才讲那种文革口号。什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螳臂挡车，终将失败’，白玛赤林是不是当过红卫兵，还保留著当年的大字报，讲话之前从那上面抄了几句？都二十一世纪，还在电视上说什麽‘螳臂挡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什麽的，这个白玛他真好意思，他不是白痴是什麽？” 曹长青表示就在白玛赤林在电视上“背诵大字报”的时候，海外的西藏流亡政府刚刚完成了又一次民主选举，选出了自己政府的新一届总理。他说∶“今天，在海外的自由西藏，不是农奴被共产党所谓‘解放’，而是自由的西藏人被民主制度‘解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尤其是在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出政坛，使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这种人民自由选择和民主，才是北京最恐惧的。” 最後他总结说∶“中共用反藏独来掩盖他们真正恐惧的民主，他们恐惧六百万西藏人民也要像海外自由的西藏人一样，有选择的权利。当然他们更恐惧的是十三亿中国人也要这种选择权。而人民有了选择的机会，第一件事，就是埋葬那个用暴力统治的共产党！” 2011-03-28 ——原载《大纪元网页》，原题∶中共“农奴翻身日”，藏区主席背大字报遭讥（对文中其他人访谈内容等有省略）。 2011-03-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习近平是否接受美国的和平共处呼吁？
何清涟 11月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接受美国CNN的专访时表示，美国正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这一表态无异于宣告美国今后与中国将和平共处，一石激起千重浪，中国的网络、媒体沸腾了，很多评论都认为美国内外交困，不得不如此做。海外的媒体一时无法转弯，还在期盼沙利文是个人表态。 这正好证明我去年的预测：美国大选的结果不只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还将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和平共处取代“影响、改变” 我多次说过，自基辛格以来，美国国务院当中负责中国外交的班底多是他的思想传人，对华政策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虽然事实上以“接触、合作”为主，但“影响、改变”的姿态还是做了，比如人权外交，以及先后派出各种类型的NGO进驻中国，以环保、扶贫为主，但也有少量与法治、人权相关的项目。川普政府抛弃了这条路线，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最后两年对中国的制度抨击颇多。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忙于抛出志在改变美国政治经济甚至美国人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各种政策，对外一直采取战略模糊姿态。但COP26气候峰会一事无成，回到国内又逢地方选举痛失深蓝色的维吉尼亚州，根据《今日美国》/萨福克大学（USA Today/Suffolk University）11月6日公布的民调，拜登的支持率已下降至37.8%，反对率为59% – 倒差21个百分点。当此际，拜登政府只得寻求筹谋已久的对外突破。 沙利文在CNN的专访中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做了提纲挈领的说明：1、美国将和中国开展竞争，但并非一场新冷战。2、美国政府不会重蹈过去的“错误”，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美国将会寻求与中国的共存之道。3、中美双方代表正在就关税问题展开贸易谈判。4、重申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第1点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灵魂；第2点是对中美建交以来的对华政策的全面否定，是向中共表示尊重中共永久执政这一“核心利益”；第3点表示中美经济合作仍将继续，第4点涉及中美关系中的难点台湾问题。时间点也选得很好：11月8日，相隔一个太平洋的北京在忙着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解决习近平长久执政及未来中共的方向问题，算得上一份及时送达的“礼物”。 习近平对美国“和平共处”的建议将如何看？ 据媒体消息，白宫11月8日宣布，正在召开白宫工作会议，研拟年底拜习会日期与细节，推测哪些议题会成为拜登与习近平对话的重点，双方对会谈的期待与底线都是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是否会接受这份“和平共处”新提议，以及双方如何敲定这份和平共处方案的细节。 第1点与第2点是两国相处的原则，也是中共这些年来反复向美国要求承诺的事项，现在美国主动提出，习近平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第3点是两国保持经贸关系，这也是习近平需要的，因为不管这几年中国与美国关系如何磕磕碰碰，美国仍然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提供者，2021年1-10月，中国对外贸易顺差3.31万亿元，其中有2.08万亿元来自对美贸易，占比将近2/3。中国的外汇储备自今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10月份高达3.218万亿美元，中美贸易功不可没。 拜习会真正的重点、要点、难点在有关地缘政治的谈判，即双方如何划定势力范围。沙利文多次提到时中美之间要“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就是指地缘冲突。沙利文指出，美国希望营造一种环境，确保这两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国际体系中运作”。 亚太区域安全与台海关系 中国的地缘政治版图早就从亚洲扩大到亚太地区。在南海以及亚太地区的动作早就引起了台湾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严重焦虑，日、澳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台湾也一直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焦虑各有各的具体原因，台湾是担心失去现有的生活方式与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防范上升到国家安全这个层面始自2017年。以往尽管中共对澳大利亚的渗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领域全方位实施，但澳大利亚并未产生足够的警惕，直到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达成协议，由中国资助该国重建一个珊瑚港，军事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个港口可能让中国“长驱直入”美国在南太的防御“核心”，威胁澳大利亚东海岸通往美国的贸易路线，澳大利亚才开始重视中国威胁。这也是澳大利亚今年与英美国签订AUKUS协议，考虑为自己建立一支有战斗力、拥有先进核动力潜艇舰队的原因。 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最关切的问题，也关系到美国亚太战略存废问题。自从美国打算从阿富汗撤军，台湾就取代中东成为中美两国的冲突点。2021年5月1日《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封面就是将整个地球制作成一个蓝色的圆圈，正中间的圆点就是台湾海峡，文章标题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认为中美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在台湾海峡避免战争。 在CNN的采访中谈及台湾问题时，沙利文重申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并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两岸关系安全与稳定的活动表示关切”。他亮出的底牌是：“从根本上说，我们所寻求的是维持和平与稳定，也就是维持现状。” 这与历届美国政府所做的没有本质区别。《与台湾关系法》说白了，就是“大陆不武，台湾不独”，美国能够让台湾不独，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让大陆不武。中国现在经常声明自己对台湾的忍耐已达到极限，威胁用武。 如何在地缘政治这一问题上谈判并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恐怕取决于双方对己方与对方的实力之估计。早在2019年，沙利文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共同撰写了一篇《没有灾难的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的分析文章，其中对中国有估计：“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并与美国经济交织在一起，……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强大，在外交上更老练，在意识形态上也比以前的苏联更灵活”，结论是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而中国对美国的估计则是美国正在衰落，习近平内部讲话中使用“东升西降”、“中国终于可以平视世界了”。对己方的实力估计，双方都没公开表达过。但我的判断是：美国是保持台湾现状，能拖则拖，矛盾留到拜登任期之后；习近平则会认为拜登政府是美国近几十年最虚弱的政府，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段，会进行全场紧逼。 美国几乎无法影响中国政界，而中国政府一直在设法渗透美国政界，前国务卿彭佩奥曾指出中国除了渗透华府政治圈之外，还努力影响州等地方政治。11月2日，左派网媒AXIOS发布一条独家新闻，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已裁定外国捐助者可以为美国的选举活动提供资金，这为外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支出打开了合法的大门。以后中国、欧盟包括中东国家都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美国政客则可以借选举之名合法收钱。 （原载大纪元，2021年11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0/n1336755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转型期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兼答韩德强先生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期中，原有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精英也因各自的选择不同而产生严重的分化。本人在去年发表的“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曾提到，被标识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可能因对权力资本化和社会公正的看法不同而分化。但该文却没有涉及一个当时已露头的问题，即高举左翼思潮旗帜并以与自由主义学者对垒的姿态出现的学人中，其实也正发生着严重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和评价与现代左翼思潮的主流看法有越来越大的差距，他们实际上正自觉、不自觉地从左翼思潮的阵地上游离出去。而其中一些人最近的不当言论与当前在思想界压制部分知识分子的做法相呼应，让人联想到落井下石，这些人的做法显然有违知识分子的为人之本。我的不平则鸣，在不期然中把自己拉进了一场论争。现在既已谈开，正好借此机会分析一下“新左派”中出现的杂音。 争论的缘起 从今年2月份以来，中国大陆若干位知名学者仅仅因为介绍了一些学术观点或引用公开资料分析了社会现状，就遭到来自官方的一连串打击压制。我身为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员，在对中国近一年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用“言实”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近期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无耻者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中，我批评过一些人打着新左派的旗号，为压制行动鼓噪助威这种落井下石之举，其中引了韩德强先生在“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中的一段话。 我是9月初才在《八面来风》杂志上看到了韩德强先生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据他说，这篇文章他已先后送交多处。在这篇主要是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的文章的结尾，韩德强先生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我的那篇“中国近期知识分子政策与无耻者的声音”批评了这段话，但因主题的限制，对于韩先生歪曲历史、尤其是歪曲文革史的研究方法，还根本未曾涉及。因为韩文结尾这段话从根本上否认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而且迎合了打压知识分子的做法，有违知识分子的基本道义，并可能在思想界成为不良范例的滥觞，我才写了那篇文章。 在我的文章正式发表前，曾将草稿传给一些朋友看过，结果这草稿就被贴到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网站上。我的文章经修改后于2000年10月1日才正式刊出，韩德强先生此前就看到了拙作的草稿，并且及时撰文批驳。于是他针对我的草稿的反驳文章几乎和拙文（定稿）同日刊出。在发表本文之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向韩德强先生表示，我很愿意与他讨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事的问题。不过，他似乎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不大，而是试图将讨论引入歧路，譬如我在写文章时应该使用笔名还是真名，不同文章中风格是否必须一致，以及我个人看法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形象有什么影响，甚至我发表了什么看法就代表着一个学术刊物的立场水准如何等与我文章主旨无关的问题。韩先生之所以采取这种为真正学者所不取的“辩论”方法，或许是因为拙文末尾点出了他对打压自由知识分子的做法表示了赞同，而他自己也知道再为这种态度辩护只会越描越黑，所以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旁顾左右而言它。 他涉及到的前两个问题，属于我个人的选择和权利，不需要他人指点；而后两个问题则好象不是真问题，我也无须回答。至于我个人倾向于什么思想流派，抑或要代表什么流派，似乎也与我批评压制知识分子的政策无关。我从事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涉猎的领域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社会学，从来不将自己拘泥于某个思想流派中去。近十余年来，我读过的左翼流派的文献恐怕不会比韩德强先生少，毕竟，我目前的学术主域是社会学，在这个领域内左翼思潮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 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 在社会主义国家，官方将知识分子定义成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如中国的定义是受过大中专教育的人。其实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来就有截然不同的标准，按照国际标准，知识分子是指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这个概念其实已将接受过良好教育当作隐含的前提，大体上能与一些职业分类（如教授、记者、作家等）对应。但是它不包括以应用知识为主要职业特征的人们，如律师、会计师、医生、经济师、金融分析师等，这些人被视为专业人士。而国际社会学界还流行一个更严格一点的标准：在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当中，只有那些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和民众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这狭义的标准不仅考虑到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而且考虑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行为特性。从这一角度去看，知识分子应当是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于直言的人。无论其思想观点接近左翼思潮还是自由主义，在这些基本点上应该不会有差异。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倾向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充当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他们的行为规范应该是相同的。显然，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可能赞同在思想界施行打压的做法的，然而，最近这一公认的行为规范却受到了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的挑战。 在拙文所引韩德强先生的那段话中，韩先生将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关系视为“吃了人的就要忠于人”。这个说法首先颠倒了政府和老百姓到底谁养活谁这个基本是非问题，其次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说明韩先生似乎根本不明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为何物。 政府和老百姓:谁该感谢谁？ 韩德强先生文中“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其思想来源好象是中国上古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如果将韩的那句话里的“人家”换成“皇上”，也许在晚清时期还能听到皇上王爷廷臣们如此训诫属下官员——但也没见有人这样申斥农工商阶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儒家学说常讲的“取之于民”，其实就包含着他们也没否认民供养了官这一基本常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倒是听过太多的诸如“政府给了人民什么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之类的习惯用语。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基本概念应该是早就厘清了的。在现代世界里，谁都知道，国家、公共资源及公民之间的关系为何，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思想家汤姆.潘恩在他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里早已谈得清清楚楚。韩德强先生的这一充满了毛式精髓的表达令笔者不禁深有“今日为何朝”之困惑。 笔者上次在文章中批评这段话时，因主题不是驳韩文，所以只是点到为止。可是韩德强先生似乎并不以为然，在驳斥我的高论中大谈特谈谁应当纳税和如何用税的问题，这就必须回到“常识”这一基本起点上来谈了。创造社会财富的不是政府（即韩先生文中的“人家”），而是民众，这是个本不必在此重复的社会常识。在许多学人看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了，还得重申这些话，不免好笑。不过，因韩德强先生的观点之故，我不得不从这个基点出发，说明是不是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了，就得象韩德强先生说的那样对政府感恩不尽。 首先要说明的是，改革前中国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是建立在勒紧老百姓的裤带、让大家过苦日子的基础之上的，这并无可称道之处，二十年前经济学界就早有定论。它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以后的必然策略。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城市职工得到的“工资”严格地说只能算是低水平的生活费，其他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则以政府恩赐的“社会福利”形式体现出来。广大农民们得到的“工分”也只是满足了国家提留后剩下的极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工农大众们创造的社会财富大部分都被国家集中起来运用，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完全被“大跃进”、“山、散、洞”之类的投资决策浪费掉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因“大跃进”而陷入严重困难、饿死数千万人的同时，花费巨额资金提炼重水、研究和试验原子弹和导弹的计划并未中止。在严重缺粮的年份里，为了筹集外汇黄金进口必要的相关原材料和设备，中国还出口了数百万吨可以救活上千万条人命的宝贵粮食。 韩德强先生的文章对这种视领袖的脸面威风和政府的实力比人民的生命还重要的制度推崇备至，文中的某些话听起来仿佛是久违了的文革时期“写作班子”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调子。韩先生为了替旧体制歌功颂德，好象不仅要把二十年前经济学界批判改革前“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定论翻过案来，而且把那套体制造成的数千万饿死的冤魂和几亿农民的艰难困苦都轻轻一笔抹杀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六十年代初陈云倒还曾感叹过，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饿死人也不起来造反。尽管他对“一五”时期的体制也和韩德强一样情有独钟，八十年代里又一向抵制变革，不过总算他对“大跃进”的惨祸还说了一句真话。1977年万里目睹了安徽农民穷得没裤子穿，在省委会议上也说出“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韩德强先生虽然只是个普通百姓，也号称关心“人民”的利益，不过在对旧体制的评价上，他的观点怎么看也不象是代表人民的，甚至与身处庙堂之高的万里先生的看法也完全相反。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用自己的钱买了股票来扶持国有企业、买了国债让政府有钱开支、或用个人储蓄支撑着国家银行系统免于破产的老百姓，就更没有什么要“谢恩”的了。我在13年前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关于改革中国民收入流程变化的论文中早就说过，中国从那时起，政府就主要靠银行的资金而不是税收来维持全国经济的运转，而银行存款主要来自居民储蓄。过去几年中我也几次撰文提到，中国的金融系统完全依赖政府信用的支撑，民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把存款放在国家银行里，这使政府得以用银行贷款养企业，维持经济繁荣。只要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有基本了解，就能明白，这种“花钱买稳定”其实是以民蓄买民心。可以说，随着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上市和国债发行逐年扩大，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政府主要是靠民众的财力在支撑和维持着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套用韩德强先生的话，在这方面如果要“讲良心”，那么，饮水思源，应该不是老百姓感谢政府，而是政府要感谢全国老百姓，其中也包括要感谢知识分子。 第三，韩先生的文章中还涉及到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评价。众所周知，毛时代政府养活知识分子的观念，其实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养士观念的余绪。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早已认识到，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这个改革以来好不容易才谈清楚的问题，到了韩先生这里又变得糊涂起来，仿佛知识分子们的劳动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知识分子们完全靠政府养活似的。韩德强先生文中教训的似乎是敢于批评改革前旧体制的学者。就算某学者是直接从国家财政部直属的财政科学研究所领的工资（可算是最接近他讲的“吃人家的”状态了），是否就不应表达自己的独立看法了呢？要知道，这个在政府“养”的部门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拿了政府的工资，所交换的也只是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劳动，而不是社会批评的权利。即便是在传统封建王朝时代，统治者好像也必须明白一个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学派之争不应妨碍对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认知 按照韩先生的逻辑，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恪守“谁给肉吃就为谁叫”的行为准则，那我就只能说，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称之为“知识分子”，而只应归于充满承欢之心的“帮闲”之列。韩德强先生这篇文章是否就间接地表明了他如此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还有待其本人说明。不过，我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良心”与知识分子的“自豪尊严”以及道德良知有任何关系。相反，我倒是觉得，心甘情愿地充当“帮闲”的人，其实是谈不上什么“自豪和尊严”，也谈不上什么“良心”的，除非对这些词汇的内涵重新进行定义。韩先生声明，他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99年，并非针对今年的打压行动而来，但他在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压制之后又再次把这篇文章送到《八面来风》杂志上发表，文中这些十分刺耳的话实在没有办法不让人感到其动机可议。 在我撰文批评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现象后，韩德强先生曾来信质问我对他的批评，我在回信中表示，如果他认为自己真是个知识分子，就应该赞同我对那种压制现象的批评。这本是暗示，希望他能对我所批评的现象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才是我那篇文章的主题。但当我看到韩德强先生发表在《新呐喊》网站上批评我的文章时，我才意识到，我不希望出现的结果还是出现了。他完全不理会我在信中的暗示，在文章中从头到尾故意避而不谈压制现象这个我议论的主题，却抓住一些与本文大旨无关的枝节问题东扯西拉，又上升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潮争论的高度，力图转移话题。这不得不使我重新明确地再次点出我与韩德强先生之间的根本分歧，即到底对压制知识分子的现象持什么看法。 任何现代知识分子都会同意，绝不能因为自己与被压制的人学术观点不同，就为他们遭到打压而心中暗喜。我想人还不至于卑劣到这种程度吧，即使有人真这么想，我也相信他至少还不敢公开说出来。本来，左翼思潮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在这一现象面前应该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谁自称秉持左翼思潮的批判型思维，却赞成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他已经自外于左翼思潮了，不应该再为倾向于这一观点的学人所接纳交往。 如果韩德强先生和我对思想和学术自由的看法并无根本不同，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至少说明一下你对被压制者的同情呢？这样你不是就主动得多了吗？我确实很希望能看见你这样的文字。还记得我给你信中所说的话吗？我提到，“我真心希望通过讨论能看见中国的思想界多一些正气，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才是中国之福，中国老百姓之福”。可是，如果你连几句同情被压制者的话都不愿写下来，那不是正好坐实了别人对你的批评吗，如此则何冤之有？我又何必再浪费时间与你继续在文字上进行这种常识层面的辨析呢？ 现代西方左翼思潮并不认同极权主义 韩德强先生将自己和左翼思潮划上了等号，因此他极力表明一点：对他的任何批评都意味着是对左翼思潮的批评，其目的是在于获得左翼阵营的支持。然而，他的这个“等号”其实划得太草率了。因为真正的左翼思潮从来反对任何打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做法。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种公开赞成打压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极权主义思潮。本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的左翼思潮在理念和观点上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越来越泾渭分明，前者总是极力划清与后者的界限。欧洲的左翼政党对极权体制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批评远比右翼政党尖锐，就是力图与极权主义划清界限的表现。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都是改革的对象，在中国也并不例外，只是各国改革的进度不一、着力点和说法不同。在改革过程中，左翼思潮的出现是正常自然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需要。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极权主义思潮也可能包装在左翼思潮的外衣下鱼目混珠，借着左翼思潮的话语还魂。 中国目前的所谓“新左派”，其思想脉络虽然多样化，但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还是来自西方近几十年来的左翼思潮，而不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韩先生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左翼思潮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样都批判资本主义，但西方的左翼思潮主流同时也与自由主义一起，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归为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体系而加以批判。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左翼思潮是绝不愿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唱半句赞词的。或许只有少数人是例外，如曾为共产党员的美国研究苏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古德那（AlvinGoodner），就对列宁式先锋队政党的功能大加赞扬，可是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界并无多少人赞同，最后成了他个人表演的独唱。 转型期因权力市场化而出现了大范围的腐败，认清这一现象的根源其实并不是艰深的“哥德巴赫猜想”，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早就深刻剖析了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也还有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腐败归咎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同时刻意回避腐败与极权体制余势的关系。在今日的中国，腐败都是围绕着权势者进行的，而权势者得以从事腐败活动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其实与资本主义毫无干系，倒是与旧体制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这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论调故意回避腐败的制度根源，并试图从改革前的极权体制中寻找光明。持此论者倘若不是刻舟求剑的冬烘先生，就是在讨论之外另有所图。 改革前的极权体制作为一个体系，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基本架构、意识形态、运作、发展策略等大体上相似，而产生的结果也相差无几，这种极权体制遭遇的困难，使得改革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今年金正日的表现就表明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逆转。如果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作为一个体系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如韩先生这般欲从中精心挑选一些“美好”的现象，以为这些现象可以脱离其生长底盘而被移植到新的体系中，就仿佛要从枯萎的老树上努力寻觅几枝可作盆景的枝丫，然后通过盆栽重新培养出生命旺盛的老树一样，注定只能是误国误民也误自己的幻想。改革从来都是“老树”的自救，也因此只能在“老树”的底盘上生发。因而这也意味着在改革过程中旧体制的余势，还是会时时左右着制度转型的方向和过程。可以说，腐败的大规模出现，其原发的基底是旧体制的延续部分，而经济市场化只不过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而已。没有市场化，腐败也照样存在。 早在改革开始前，各级干部中就存在着腐败现象，只是权力还没有机会资本化而已。了解苏联历史的学者都知道，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腐败就已成为众所痛诟的现象，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自俄国归国后曾为文叹及此事。所以，把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的出现单纯解释成资本主义现象，实在是歪曲了其实质。现在由于这种解释与旧体制的意识形态主调相吻合，提出此论者的目的更是大为可疑。 仅仅只看一个学者是否敢于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毫无政治风险且还会受到政府某种鼓励的批判，其实完全无法判断这位学者在极权主义和左翼思潮之间的位置。只有那些既批评资本主义、也批评极权主义的人，才属于真正的左翼思潮。所以，是否批判极权主义，可以说是识别真假左翼思潮的试金石。我在这里之所以慎用“新左派”这个范畴，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范畴所代表的现实对象中，可能既包括了真正的左翼思潮的拥护者，也包括了使用左翼思潮话语的极权主义辩护者。而后者很可能陷前者于不利的境地，甚至污损了前者的社会形象。 “中国特色”还是极权体制的共性 极权主义在俄国东欧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中国则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1949年后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模仿斯大林式体制建立起来的，这种模仿大至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小至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材和院系设置。那一时期中国对斯大林体制的崇拜，曾经达到谁批评“苏联老大哥”谁就是反革命的荒谬程度。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因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地位而终致翻脸，其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触痛了毛泽东应该说也是翻脸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苏联还有过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那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则完全没有清除斯大林模式的全方位影响。毛泽东1957年以后所做的一切，除了表面上提出的“赶英超美”之外，实则还有不便说出来的，即试图超过赫鲁晓夫这个第二代领导人的地位、从而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精神领袖这一动机（用毛的话讲，为此就得“手中有米”），他的“创造”其实不过是在仿苏模式的基本框架内独树一帜、搞他的土“共产主义”罢了。 凡是六、七十年代真正在农村生活过几年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次“大跃进”造成数千万因饥饿而死亡的冤魂。从此，朴实的农民们一“忆苦思甜”就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惨不忍睹的日子。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因为那种国家的政治领袖休想面对如此严重的政策错误而拒不承担个人政治责任。在大跃进彻底失败后毛泽东被迫沉潜了一段时间。国民经济休养了几年以后，毛为了转移目标、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此证明自己的永远正确。这就阻断了清理大跃进时期全盘错误的政策、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将中华民族拖进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对这段历史缺少这一必要的清理，就使历史真相深深掩藏在一团充满了欺骗与隐藏的迷雾后面，这段时期的成就虚而不实，代价藏而不露，充斥耳目的都是用谎言写就的文本资料。例如，对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后果，官方言之凿凿的解释之一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其中且有一年的灾害是百年不遇的”，可是已公布的同期气象水文灾害资料却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灾害”。至今四十岁以上的多数国人仍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连续三年吃不饱饭。而在中国后来的“跛足改革”过程中，单纯强调经济改革、禁止清理历史的做法也人为阻止了这一任务的实现。 事实上，中国至今连象赫鲁晓夫做过的那种并不彻底的清理也从未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轻易地将这段历史的是非之辨搁置下来。这固然回避了矛盾和责任，但也很容易混淆这段历史的是非。现在许多深知五、六十年代史实底蕴的老一代人跳不出旧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不能还历史的真面目；而一些年轻学人并不太了解当代史，却又不愿从事艰苦的史料挖掘工作，而是忙于搬用一些时髦概念“建树学术成就”，贸然曲解历史，为己所用，其结果是将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历史描画得更是一片混乱。 不喜欢极权主义这个字眼的人，常常会强调中国改革前旧体制的本国特色，淡化那个体制与苏联模式的整体近似性，从而回避改革前的旧体制与斯大林模式的关联。事实上，中苏两国改革前的体制不仅总体上出自同一模式，而且，两国改革前一系列的历史演变也惊人地相似。在苏联先后出现的许多历史事件和现象几十年后以相似的时间顺序又重复地在中国出现了。但是，许多中国学者由于不了解苏联的历史，或者只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官方说法，忽视了这里面饱含的历史启示。中国在改革前三十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采行了斯大林模式有密切关系。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比较中苏两国改革前历史的相似性和差异，将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一模式根本弊病的理解。 在这里，我只简短地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悲惨结局。中苏两国都是在政权基本立稳足跟之后就开始工业化，为了提供工业化所必须的积累，发动了完全违背农民意愿的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最终都变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高压强制，其结果是造成严重缺粮，数百万（苏联）、数千万（中国）农民饿死，连两国饿死的农民数量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十分接近。随后两国都不得不松动农业集体化政策，让农村休养生息。一旦农村情况好转，则又都再次巩固集体经济，从此农业就徘徊不前了。 第二个例子是，中苏两国都在强制农业集体化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发动过“文化革命”。不少中国学者都知道第一个例子所涉实情，而对第二个例子就少有人知道了。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文化革命”的始作俑者，这个发明权属于斯大林。所以，指责“文革”的人不必把帐完全算在毛泽东的头上，赞赏“文革”的人也不能让毛泽东专享此美。从历史事实出发，追溯“文革”渊源，斯大林才是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只不过是学生而已。早在1929年至1931年，斯大林就发动过性质与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性质差不多的“文化革命”。中国的这个运动的名称，与当年苏联这个运动的俄文名称只差一个字，中国的叫“文化大革命”，而苏联当年叫“文化革命”。中国的“文革”在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其实是苏式“文革”的再版，并无创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发动群众的做法与当年苏式“文革”基本上差不多。毛泽东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在模仿苏式“文革”时，又加进了满足他个人需要的权力斗争，即打击“走资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文化革命”的规模远远不及中国“文化大革命”声势浩大的原因之一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虽然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打击“走资派”的政治策略，却未在同样程度上否定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恰恰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未肃清。如果有谁想从中国的“文革”中寻找“积极”因素，比较严肃的治学态度恐怕应该是从熟悉苏式“文革”的史料起步，然后解释为什么两国的“文革”会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否则，如果连找出来的“积极因素”的国籍都弄错了，岂不是贻笑大方？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要说明，对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认识，应当放到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演变和转型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为什么苏联几十年前明明白白犯过的重大失误，中国后来居然会一步不差地重复一遍？连顺序都几乎毫无差异？彼此的历史如此地相似，难倒只是领袖个人的偶然失误吗？即便可以这么想，那也只能把斯大林第一次犯错算成是“没有经验”的失误，却无法解释推行“以苏为师”方针的毛泽东为什么明知前车之鉴，还坚持重蹈覆辙。 如果不去严肃认真、整体系统地清理极权模式的教训，而是像韩德强先生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那样，选择性地挑一些数字为我所用，加上三言两语，就去贸然评价一个制度体系，很可能会得出简单幼稚、片面扭曲的结论。当然，西方的左翼思想家有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不过，他们对极权体制是雾里看花，得出了不恰当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他者”角色常犯的错误，而身为“自己”的中国学者身处其中，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片面地曲解历史。 极权体制下的“积极分子文化” 事实上，过去半年来一些知识分子受到的打压，与他们周围的某些“积极分子”们有很大的关系。而学界中出现的某些为打压“伴唱”的杂音，也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可悲的“积极分子文化”。 “积极分子”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从“土改积极分子”、“反右积极分子”、“四清积极分子”到“学毛著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我们曾经生活在充斥着“积极分子”的社会中。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范畴，一种行为模式，一种社会动员工具，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八十年代以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随着思想的解放和人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人们对这个词的认同程度越来越低，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中，它的社会意义已从正面的变成负面的了。今天谁要是被同事们称为“积极分子”，恐怕没有人会以为这是对他的真心赞扬。所以，继续公开直接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达到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这种“积极分子文化”并没有消失，它借以生长的体制环境也未获得根本改变，所以，当一些没有“积极分子”头衔的新积极分子出现时，人们也并不觉得十分惊讶。可惜的是，在中国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分析过这种“积极分子文化”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惭愧的是，尽管他们与这些角色朝夕相处，却把研究这一现象的成果拱手相让给外国学者了。 第一位研究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的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安德鲁.沃德教授，他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书《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部门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权威》，此书曾获1987年美国社会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奖，数年前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译成中文在港出版，书中鞭辟入里地分析过十年文革时期的这一现象。他也是首位从中国的流行政治话语系统中挑出了“表现”这个词加以研究的学者，并且用这个词来刻画领导层和“积极分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它的社会影响。“积极分子”这个概念对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要稍微回想一下自己以前经历过的社会活动环境，必定能找出几个自己熟悉的“积极分子”的影子来。 “积极分子”自然是相对于那些不积极或不很积极的分子而言，是极权社会当中的少数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数人不愿意主动充当“积极分子”，而且因为充当“积极分子”的过程充满了竞争，为了凸显自己的“积极”，竞争者们必须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少数“表现”突出的人。从历史事实来看，“积极分子” 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发挥了人类性格中潜藏的阴暗面，其主要社会作用是为领导层培养“带头羊”和“打手”，它是改革前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并非“中国特色”，在苏联社会中也存在着类似角色。在极权体制下，“不顺从者不得食”成了强制实行的社会准则，不仅任何带“冒犯”性的行为与语言——有时哪怕只是“冒犯”了基层的某个小主管，都可能造成对人们基本生活状态的威胁，甚至人们表示“顺从”时的态度如何都是领导层衡量下属“表现”的尺度。苏联的党务系统就曾下达文件公开规定，民众“学习”党的文件时必须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要表示出对党的号召和决定的“忠心拥护”和“热烈响应”，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勉强和不情愿”来。今天的北朝鲜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套做法，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如独裁者金日成父子被颂扬成了全体国民的“慈父”即其一例。 然而，要绝大多数人对这种体制都发自内心地“忠心拥护”并“热烈响应”，大概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凭借个人魅力与充满超经济强制的政治高压才能做到，继任的领袖们即使想效法前者故智，也空有其志，且难收其功。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或早或晚地会出现“公开场合的谎言、私下场合的真话”（publiclies,privatetruths）这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中国人其实非常熟悉，那就是人们并不真认同官方话语系统，但迫于生存需要，只好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工作场所）勉强地说几句别人已重复了许多遍的“假话、大话、空话”，而在私下的场合，则是说什么怪话的都有。 这种状况下，在公众场合中“积极分子”们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具有带头表态、把表态的调子拉高、形成对“不积极分子”们的压力的功能。往更深层次看，“积极分子”们的“表现”把这个“假表演”变成了表面上的“真”，从而实现了领导层进行社会控制的目标。 由于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炼就了一套基本功，即识别主动迎合与被动表态之间、应付需要的场面话与逢迎献媚之词之间的微妙区别。1959年上庐山开会的中央委员们当中，不少人准备了两份调子完全不同的发言稿，准备随机应变，就是这种基本功的典型表现。 正因为“积极分子”成了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积极分子”的“好表现”也无非是为了向上攀升，所以由领导掌握的各种物质和机会性奖赏自然是优先提供给“积极分子”。这样就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以“表现”换取利益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这样的利益交换机制与“不顺从者不得食”的压制手段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控制机制赏与罚的两个主要方面，这种机制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社会气氛和社会行为。 现在，“积极分子文化”虽然在成年人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褪色，但在中小学里却还比较完整地存活着。因此，在孩童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中，能非常明显地看出它的不良影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家长都有这种经历，就是如何让幼稚单纯的孩子在这种“积极分子文化”中尽快世俗化，而又不失其真诚之心。家长们必须努力帮助自己的孩子理解：老师们奉命教的教条不能全信，可又要装出非常信服的样子来，以取得老师们的表扬；表面上信誓旦旦，私下里却不必照着做，谁做谁是傻瓜；这种教育还包含着一种技巧，既要让孩子学会表里不一的行为，也得教他如何做得自然而不漏馅。一些家长在对孩子进行这种教育时非常痛苦，因为他们还想让孩子不要过于世俗，多少保持一颗诚实的心。 北京的一位高校院系负责人曾与笔者谈起，前些年中小学奉命发动学生学赖宁，号召中小学生要见到火灾就冲上去救火。这位教授很无奈地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给上小学的孩子讲明白：赖宁是英雄、要“学习”，但是儿子你可不要模仿；见到火应该先去报告大人，因为你根本没能力、也不会救火，只能白白送命；但是，你实际上不真学，可还得说一定会“认真学”。这种绕口令式的说法完全不是笑话，而是“积极分子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现实生活。这种文化会改变孩子们本应有的表里如一的诚实，造成社会价值观的畸形，我们今天处处可以看见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它也不是“中国特色”，笔者在俄国就听许多母亲谈过1991年以前她们曾有过的类似烦恼。 虽然依靠“积极分子文化”实行社会控制的机制确实不断再生出“积极分子”来，但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和进步，“积极分子”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逐渐下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包括政治挂帅的式微、官方意识形态的失灵等等，最根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违背了人类偏好说真话的自然本性——“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说真话，就是因为小孩还没有被说假话的社会文化异化得失去自然本性。随着“积极分子”渐渐地被多数社会成员冷落，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应付性表态必然会越来越简单化、形式化，代之而起的是种种政治笑话。政治笑话表面上是“假话”，但却体现了“真话”的某些含义或意向，满足了人们讲真话的需要，也不违背不许在公众场合讲真话的那种行为规范。可以说，政治笑话的流行是“积极分子文化”从整体上崩溃解体的前兆，在苏联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就进入了这种政治笑话的高发期，中国则比苏联晚了二十年。时至今日，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愿意充当“积极分子”的角色也依然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必须要反思“积极分子文化”的原因。 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角色错位 在过去几十年中，学者和文化人里不乏“积极分子”式人物。他们每每以“表现”来换取领导层的青睐，有些人甚至以此为志、以此为业、以此为荣。一些人长期扮演这种投机性的“积极分子”角色，久而久之，就从被迫到自觉，从自觉到主动，从主动到把外在的“灌输”内化成“自生的信念”，再回过头来“灌输”给别人。中国改革前的三十年里，这种例子俯拾皆是。结果在“积极分子文化”的压力下，不想充当“积极分子”的人只有默默无语，连文字上都不便留下真正的心声，偌大一个中国我们只看见一位顾准。 也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苏联的学界，述而不学，术而非学，却很容易就能混得一衔半职，被钦定为“国家级专家”。长期下来，学界风气劣化，“学术”早已不成其为学术。郭沫若、钱学森算是对科学有过大贡献的，现在的民间声名却不太好。郭沫若留下来的那些吹捧大跃进、“文革”、“江青同志”的打油诗，钱学森当年以著名科学家的名誉担保大跃进时期粮食放“高产卫星”有科学依据的时文，都留在历史中了。功过本不可抵，后代史家从不客气。身为知识分子敢不慎乎？ 其实，按照本文开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文化人中的“积极分子”不能再算是知识分子了。不仅是他们的人格和行为模式为世人所不取，还因为按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看，“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角色全都错了位。 如果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古德勒（AlvinGoodner）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我猜想，这样韩德强先生可能比较不会排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主导“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ofcriticaldiscourse,在社会学中流行的缩写是CCD），也就是独立于主要权力系统，以其话语发挥社会监督和社会批判的作用。这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分析一下文化人中一些“积极分子”的典型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以颂扬现存社会系统的基质为主调，如果他们也在批判什么的话，往往也是批判知识分子的不为领导所喜的言论，或者某些不会根本上触犯领导的枝节问题，或者站在中国大地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为这根本用不着承担什么政治风险。这一切表明，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话语是错位的，偏离了知识分子本应有的话语定位，反而站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对立面。同时，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角色也错位了，他们把批判的对象变成了无权势的知识分子，站到了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反的位置上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人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被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左翼思潮的拥护者）所抵制，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而是试图混进这个群体、扭曲知识分子行为和话语系统的杂音制造者。若借用微观经济学的名词，他们是政治势力在学术领域的“代理人”。 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角色定位与古德勒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果有学者具有道德勇气，承担起社会良心的功能，敢于直言不讳地公开讲真话，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更不“为稻粱谋”，他们的作为就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因此，他们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真诚欢迎和喜爱。他们的书自然会进入畅销书榜，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哪家杂志上，哪家杂志的销量就上升。当然，他们也可能面临被打压的危险，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让人敬重。 转型中的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恐怕为政者也十分清楚。因为那些“积极分子”长于仰领导者的鼻息，却缺乏真知灼见，或者只剩下一身骂人的本事，为了一块“骨头”也甘愿充当“打手”。历代皇帝都懂得，媚官佞臣多了乃亡国之兆，但是，这样的人也总有些“颂君扬圣”的本事，因之在社会上也就会有一块地盘。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之不堪，故而时常想扮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会声望。比如，中国现在有些人就一面颂扬着“光明面”，一面又极力表现自己的“关心社会大众”角色，找不到别的机会，就突然把别的学者已讲了十来年的“社会公正”问题当作一面大旗抢到自己的手里，居然堂而皇之地大批特批真正谈“社会公正”的几位学者的“不彻底”，以此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当然，过去十年来，世道已经大大改变，“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低。但是，总还是不时有新的“积极分子”以不同的面貌出来“表演”，以谋取些许利益。无论是从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来看，还是从净化学术环境的角度看，或是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形象看，中国的思想界都应当形成一种正气，敬重真正的知识分子，疏远“积极分子”，支持知识分子应有的行为规范，抵制“积极分子”不良风气的蔓延。 原载《民主中国》网刊，2000年11月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1989 年，中国与民主擦身而过――纪念“89 民主运动”20 周年
2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带给中华民族的伤痛，并未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逝。随着中国社会局势的演变，随着民众在压抑中迸发的利益诉求日见频繁，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因为“六四事件”这一国家罪错失去了什么？ “89民运”拉开了第三波民主化终结篇的序幕 “六四事件”是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当时苏东各国政要与民众都观看了“六四事件”的现场转播，反应几乎趋于一致，那就是“绝不能够让这样的流血事件发生于我们的国家”。在这一信念驱使之下，各国纷纷寻求和平转型的道路。亨廷顿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20世纪晚近的民主化》一书，将“第三波民主化”的开始篇定位于1974年葡萄牙一批青年军人的政变，而结尾篇就是苏东巨变。可以说，“89民主运动”之花绽放于中国境内，结果于华夏大地之外。 “六四事件”使中国错过成本最低的转型机会 “89民运”的主诉是“反腐败”与“要民主”。“六四事件”不仅使中国官场此后名正言顺地步上“权力市场化”的腐败之路，还使中国与民主化擦身而过。中国终于走到如此境况：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渐成理论禁区。在“六四”以前，通过渐进改革建立民主政治是除“毛左”之外的社会共识。赵紫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还在探讨之中，但“党政分开”与“政企分开”已在试水，“小政府、大社会”的设想也在公开讨论。但自90年代开始，不仅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公共领域消失，“党政分开”的思路更是退回到“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连外企与私企也建立了党支部，抨击西方民主政治渐成中国理论界时尚。在2008年改革30周年纪念会上，胡锦涛公开提出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 第二，政治民主化越来越缺乏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动。观诸各国民主化转型进程，其推进往往与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运动中 的温和派和激进派这四类政治力量之间的消长互动有关。现在回过头看，在中国，这四类政治力量的角力只在80年代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更是中共党内罕见的人格健康的“改革派”。而民间的改革力量也曾与党内改革派有过短暂的联手与互相呼应，知识界更是不乏改革的重要推手。 而现在党内虽有派系，但各派系之间只有利益分歧，并无政治理念的不同。知识界的主体早已满足于依附于体制获取物质利益，个别新左派学者更是构想出一个“自主型制度创新”的名词来代替原来的“转型学说”，表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不再需要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第三，丧失了民主化成活所需要的最佳经济条件。据美国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分析，民主化可能发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而民主化转型的成活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相关。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段是9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的生命福利为代价，促成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这一经济成果不仅未能用于促进民主转型，反而被用来做为极权政治合法性的证明。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严重的政府腐败、失业、贫富分化等各种矛盾浮出水面，民众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中间力量的声音越来越不受欢迎，朝野之间几乎无法达成政治共识。 第四、“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成功，“外部行动者”施加的压力至关重要。如60年代末期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的新态度，美国自1974年起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等等。现阶段中国由于大规模吸引外资，与不少跨国公司在经济上形成了利益同盟，这些跨国公司在其母国都是强大的“院外政治集团”，对其母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极大影响力，它们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使中国当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减轻。 社会转型的两翼：自由化与民主化 第三波民主化为世界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如何协调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关系。自由化强调保障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民主化则强调政党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组党的充分空间、民众的政治参与及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这些政治发展上的这些进步，最终会达成向民主政 治体制的转换。但观诸中国现实，自由化的苗头体现为气若游丝的维权运动，这些维权运动卫护的只是生存权，基本政治权利的诉求根本未能提上日程。政治性社团的组建更被悬为厉禁。无论是自由化还是民主化，在中国还远未真正起步。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共产主义阵营从未走过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并未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从目前社会反抗频发的社会局势来看，中国迟早还得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样，中国失去了1989年那次成本最低的转型机会，今后的转型所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将极其昂贵。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9年6月4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8080000/newsid\8081200/8081299.stm）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对徐志秋《让真相暴露在阳光下》公开文的看法
相信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很愿意和几位交流一下我对徐志秋博士那篇题为《让真相暴露在阳光下》公开文的看法。不妥之处，请几位斧正。 1\. 徐志秋博士首先在文章中指出，他写此文是以调节牧师之一的身份来说句公道话。但读过整篇文章，能感受到的就是他在全面替远牧师辩护并开脱罪责，而且还绕著弯子继续抹黑柴玲姐妹。徐博士或者徐牧师所讲的公道纯粹是他自己所定义的公道。 2\. 关于调解过程中双方的自述部分，徐对远牧师叙述的记录是，“几天后，柴玲打电话给远，并穿睡衣将远迎进卧室，才发生关系”。并说远志明“甚至回忆起当时的一些特殊细节，让人觉得随意捏造的可能性小”。在这里，远志明能够回忆起20年前的一些特殊细节成了他叙述可靠的依据。但徐博士为什麽在后面的文字中却指责柴玲不可能记清楚20多年前强奸发生后的细节，并断言柴玲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对待柴与远，同样的事例，却用截然相反的逻辑，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徐博士所言的公道何在？ 3\. 在徐的文章里，他有意引导读者认为导致远牧师性侵的很大原因是柴玲当时“只穿了睡衣，他们才发生性关系”，并讲当时的情形“接近于两情相悦”。似乎柴穿睡衣是招致远牧师性侵的主要原因。按照徐博士的思路，穿睡衣就可以导致远牧师欲望大发，原来是柴穿错了衣服。那麽如果这个逻辑成立，要是远牧师看到穿比基尼的美女，又该作何？而且这里有个关键的表述就是“接近两情相悦”，什麽叫“接近两情相悦”？从文字上来说，接近两情相悦就等于不是两情相悦，不是两情相悦就等于柴玲不愿意并予以拒绝，那麽在柴不愿意的情况下却发生了性关系的事实，不是强奸，是什麽？这是谁玩的文字游戏？ 4\. 徐博士的记录里还说那是远“一时的冲动，并且就有一次”。远牧师以前不是说后来他们之间还保持了一段性关系吗？西西妈昨天还用这点来断定柴玲是诬陷远牧师呢！徐博士和远牧师，他们俩谁在撒谎？ 5.“远牧师态度真诚谦和，屡次向柴玲道歉”。徐博士从哪里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如果他们俩是“两情相悦”才发生了性关系，远牧师道的什麽歉？相反他应该严厉指责或制止柴的诬陷才对！如果不是两情相悦，强奸就成立，但远牧师至今还矢口否认，并试图说是柴玲勾引，这能叫态度真诚谦和？这是纯粹的无赖！ 6\. 徐博士自己声称公开发表此文没有事先和远牧师沟通。 对此，我没有权利猜测这表白是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但能够看出，徐博士也没有和柴玲及另一位调节人周爱玲牧师沟通。作为一个在弟兄姐妹间的调节者，知情者，而且又是牧师的身份，就这样凭一已之见，就公开发表如此评断，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我觉得作为牧师的徐博士比我清楚。他的这种做法是否超越了一个调节者的职责？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7\. 徐博士还自称学过法学，做过实习法官，并称他的文字很专业。从头到尾读来，我倒没读出来任何法学味道，反而从他对柴玲的心理主观臆测读出了徐博士更像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辅导医生的味道。不是吗？按照徐博士的分析，柴玲有记忆错乱或者神经病之嫌。这一点。我觉得徐博士实在是太过其责了。柴玲精神正常与否，要有他的医生来诊断，也可有她身边的熟人来见证。徐博士自称这是第一次见柴玲，而且只有短短的几小时，就能得出柴有精神错乱这样的结论？徐博士口口声声说自己“力求如实转述调解中的所见所闻”。但请徐博士自己认真读读自己写出来的文字，你已经加进去了多少自己的主观分析，并最后形成了一个结论。难道这就是徐博士的“如实转述”？ 8\. 徐博士又写到，“远志明叙述中的一些亲密细节，柴玲未予否认”。所以“远捏造细节的可能性不大，远的陈述可信度更高”。对于柴坚决否认的“两情相悦”，徐博士却认定是柴的记忆出差错。柴的“不否认”，徐博士都可相信，柴的“否认”，徐博士一概不相信。这是什麽博士逻辑？ 9\. 徐博士不但对柴玲的心理进行了深入剖析，也对远志明的心理进行了研究，说“远牧师作假见证的心理动机不足”，并说“合理的解释是柴玲的指控与事实出入太大，所以远不能为此版本道歉”。那个“太大出入”说穿了，就是“强奸”和“两情相悦“通奸的出入。这出入的确太大！如果不是强暴，那麽就等于柴是在诬告，如果是诬告，远牧师就该“心安理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测谎就去测谎，然后公开出来指正柴玲的诬陷不就得了，还怕什麽呢？还需要徐博士出来为他做漏洞百出的辩护？ 10\. 徐博士声称连柴自己请的周爱玲牧师“也对柴的指控提出异议并表示难以和柴合作”。这正好解释了柴玲为何将此事公开与中的原因。因为没有人为她主持公道，有的只有徐博士这样的偏袒，掩盖和对受害者的继续抹黑。 11\. 徐博士最后的结论以及对远牧师大力赞美，颂扬就不多评论了。一个从不公正心态开始，凭借不公正分析和评判，相信无法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徐博士说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真相暴露在阳光之下。难道徐博士的“最后仲裁”就是事件的真相？徐博士是试图把真相永远掩藏吧？ 12\. 揪住弟兄过往的过犯的确不是基督徒该有的宽恕品格。但全盘否定受害者的指控和道歉要求，不去做真心的认罪悔改也同样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认罪得救的表现！如果是强暴，不能勇敢承认，并对受害者真心道歉。几十年后，就是写100本忏悔录，谁又能相信呢？ 13\. 最后，作为基督徒，神学院副教授，知名牧师的徐志秋，写出如此不公道，而且越抹越黑的辩护文章来，实在让人心痛，汗颜！求主饶恕一切不义之人吧！ 2015-01-15 原载∶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index.php?act=commentview&postid=3929425&id=3947529 2015-0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盖清真寺插美国一刀
再有几天，就是911事件九周年了。这个剥夺了三千名无辜生命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人记忆犹新。最近由於穆斯林组织要在911遗址旁盖一座清真寺的争论，更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个纽约的穆斯林团体，要在911遗址旁边两条街的地方，盖一座15层高的清真寺。他们说，这是为了让美国人更多了解伊斯兰教，促进文化交流。但这个建寺计划遭到很多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劫持美国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大厦的19名恐怖分子，都是伊斯兰信徒。他们把三千美国人杀害了，现在跟他们同信一个真主的穆斯林，还要在杀人场所建一座宣扬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这是对911遇难者的侮辱，是往那些死者家属和大多数美国人的伤口上撒盐，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公然的挑战。 美国有1900座清真寺 但这个清真寺计划，却得到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他们的理由跟《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等左派媒体一样，都是强调要尊重宗教自由，说“任何宗教”，都有在美国存在发展的权利。 但反对者认为，这是偷换概念，因为人们不是反对伊斯兰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不是反对在美国盖清真寺，而是反对在911遗址旁边盖清真寺。 事实上，美国人对宗教自由相当尊重和信奉，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也相当宽容。911恐怖袭击事件後，即使三千名美国人被一瞬间杀害，但美国人也没有上街示威反伊斯兰教，更没有去烧毁任何一座清真寺。这事反过来如果发生在穆斯林国家，他们的反应会不可想像∶上街游行，烧美国国旗，呼喊杀死美国人，朝天上放枪，发泄仇恨和狂热情绪。 911发生後，美国的清真寺不仅完好存在，伊斯兰教在美国照样发展。据统计，三亿人口的美国，大约有二百万穆斯林，只占美国人口的0.6％，却有1900座清真寺。在六千万人口的法国，有六百万穆斯林，占人口10％，但他们只有1600座清真寺。按人口比例，美国的清真寺数量，是法国的五倍以上。仅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明，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发展没有受到限制，虽然911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所以美国并不存在限制伊斯兰教的宗教自由问题，而争议的焦点，是应不应该在911遗址旁边建清真寺。 珍珠港不能建日本文化中心 无论是左派媒体CNN，还是保守派媒体福克斯电视做的民调，结果都差不多，反对在911遗址旁建清真寺的美国人高达近70％，支持的不到30％，等於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两个反对。由此在美国形成这样的景观，总统奥巴马和左派媒体《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站在那个要盖清真寺的穆斯林组织一边，而保守派的共和党及多数美国普通民众，强烈反对在911遗址旁建清真寺。 那麽为什麽就不能在911遗址旁边盖？因为这不符合人之常情。现在穆斯林要在911遗址旁边建造清真寺，就像日本人要在夏威夷的珍珠港，盖一座日本文化中心一样，完全无法让人接受。因为日本当年偷袭珍珠港，导致三千美国官兵被杀害。日本人可以在美国的任何地方盖文化中心，但是就是不能在珍珠港那里盖。在911遗址旁建清真寺，也就像日本人要在中国南京建一个什麽日本武士道训练馆似的，也完全不能让人接受。日本当年在南京大屠杀，导致大量中国人丧生。虽然今天的日本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个日本军国了，但是，人们从情感上还是无法接受，而且那更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不是不能建，别在这儿建” 另外，设想今天德国人如果提出来，要在当年纳粹用炼人炉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那里，建造一个德国文化中心，宣扬德意志精神，全球的犹太人不得都反了。那完全不可想像。 不要说建德国文化中心，就是在奥斯威辛那里建个修道院，也不行。几年前，奥斯威辛的加尔默罗修道院，就在犹太人的抗议下，被迫迁走。那些修女们根本不是去挑战、亵渎死者，而是要在那里为遇难的犹太人祈祷，祝他们在天国平和。但即使这样，在犹太人看来，也是不合适的。那块地方，只是属於死者。最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下令，让那些修女搬走。 要在911遗址旁建清真寺的伊斯兰教长说，建这个清真寺是为了伊斯兰和美国友好交流。但是，当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反对，你还坚持要盖，那效果怎麽可能是友好，不是更对抗了吗？“美国法律和公正中心”的负责人布雷特约瑟夫对此评论说，建清真寺的计划完全是“不必要的煽风点火”，即使发起人有治疗伤痛、改善伊斯兰和美国关系的意愿，但显然难以达到这个结果。“取消这个计划才是弥合伤痛之举”。911遇难者家属，有失子之痛（当时儿子是消防队员）的莎莉雷杰哈德说，“这完全无关种族主义，仅仅是感情问题。”今天她每一次经过911遗址，“都感觉像经历地狱和死亡，更不用说要在那里看到一座清真寺。”她强调说，“不是不能建，别在这儿建！”这代表了多数美国人的心声。 建清真寺资金来源不清 在多数美国人反对下，连原来支持这个项目的纽约市长也说，如果这个穆斯林团体改在其他地方建清真寺，市政府将尽可能提供帮助。但是，他们就是要在911遗址旁边盖。这哪里是要跟美国人民友好，这不是明显要挑衅吗？所以阿拉斯加前女州长、在美国保守派中最有人气的佩林说，这座清真寺是向911难属“心上刺了一刀”。保守派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则说这是对美国的公开“侮辱”，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称其为“亵渎”。 而且这个要盖清真寺的伊斯兰教长，对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都态度暧昧，甚至对911事件说，如果不是美国罪该应得的话，美国的政策也是共犯之一。这样的人盖清真寺，会是为了宗教自由吗？而且要建清真寺的一亿美元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那些劫持民航飞机的恐怖分子们的国家——沙地阿拉伯，这个穆斯林组织至今都不肯公布全部资金来源。所以，在911遗址旁建清真寺，根本不是宗教自由问题，而是要不要保护那些911遇难者不被亵渎，要不要尊重死难者家属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情感的常识问题，甚至是要不要抵制极端伊斯兰的挑战，保卫西方文明的问题。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9月2日 2010-09-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艰则易，顺则难
程晓农 为什么全球供应链重组时中国首当其冲，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太强吗？这显然说不通，因为经济实力强本来有利于全球产业链更集中于中国，而不是离开中国。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战略存在着一系列偏差，或者说是失误。 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30年中，其“学习过程”总是“每个阶段考试不及格”，要靠事后“补考”。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束缚和思维偏执。有趣的是，每当中共处于困境时，其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会比较积极，也表示尊重国际规则；一旦其经济情势比较顺利，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就变成可欺则欺，违规钻隙，无所不为。这就是“艰则易，顺则难”之所指。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颠簸旅程 3月15日刘裘蒂的一篇文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在国内引起关注。这是篇预警文章，我不准备在这里就此深入分析，因为全球供应链重组本来就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疫情冲击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何况，究竟全球供应链重组走向如何，尚待观察。但是，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判断，那就是，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自身的转折，而中国首当其冲。 关于这个问题，去年6月我刊登于SBS网站上的文章《“世界工厂”的衰落》曾经谈过。现在看来，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全球供应链重组时中国首当其冲，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太强吗？这显然说不通，因为经济实力强本来有利于全球产业链更集中于中国，而不是离开中国。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战略存在着一系列偏差，或者说是失误。 中国搭乘经济全球化这趟经济发展的“特快列车”是个颠簸的旅程。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30年历程中，经历了“上车”、“下车”、“再上车”；然后从当“乘客”变成想当“司机”；现在又发现当不成“司机”了，反而开始担心从“头等车厢”落到“二等车厢”。 这里说的“上车”，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曾经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想让中国“上车”，而不是当“火车靠站时月台上卖点零食的小贩”，但六四之后人走政亡；“下车”是指六四后江泽民跟着陈云走，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老路，本来可以“上车”的时候，偏选择了坚决“下车”；“再上车”是指，90年代中期国企普遍垮了，计划经济维持不下去，朱镕基争取加入了世贸组织，总算是“再上车”了；接着坐了一段“二等车厢”的座位，自动升等坐进了“头等车厢”，在膨胀的心态下提出了“崛起论”，要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不甘心当“乘客”，想当这列“特快列车”的“司机”；去年以来的中美经贸谈判意味着当不成“司机”了，抗拒了一段；目前出口订单流失的局面证明，客户才是真正的“司机”，保不住订单，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于是开始担心从“头等车厢”落到“二等车厢”。 这30年的历史当中，每次变化都是事后被动反应，从未有过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时侯。这种被动态势相当于“每个阶段考试都不及格”，要靠事后“补考”。那么，为什么总是判断偏差，反复失误？其根本原因是制度束缚和思维偏执。 所谓制度束缚，不仅指社会主义旧的经济制度的束缚，也包括政治制度本身产生的挑战美国的企图心；所谓思维偏执，是指对经济全球化总是采取一种回避国际规则，千方百计钻现存规则空子的认知模式，为达“赶超”目的不择手段。 欲拒还迎，绝境逢生 中共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最早敏锐地感觉到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早在1987年下半年就开始倡导利用外资、“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战略。但中共十三大后赵已转任总书记，不便插手经济决策；李鹏继任总理，因完全不懂经济，国务院的经济决策主导权落入副总理姚依林手中，而姚是中共“大佬”陈云的骨干，两人都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对赵紫阳的建议百般抵制。“六四”后赵的这个主张竟被说成是个罪状，成了党内高层批判他的一个理由；而广东已经开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很大压力。所以，80年代后期是赵紫阳想“上车”，陈云、姚依林坚决“下车”。 1992年邓小平南巡，把赵紫阳的这个主张纳入他关于开放改革的说法中，鼓励了沿海地区外向型工业的扩大。当时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变，但邓小平缺乏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他只是想“搭车”加快经济发展，却不懂得沿海地区很多外资企业的角色，实际上当时许多外企已经把中国拉进了经济全球化过程，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跨国企业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由于不懂得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和它的运转，中共高层的认知始终落后、“慢一拍”。 90年代前半期，虽然港台商进入大陆投资，为中国送去了经济全球化的“搭车”机会，但中共只是想利用外资获得技术和出口机会，却仍然坚信计划经济和企业全盘公有制的优越性，在苏联东欧民主化浪潮中要守住社会主义阵地，不愿意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体结构。但是，天不遂人愿，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国企和用贷款支撑国企的银行系统双双陷入绝境，国有资产管理局清产核资后发现，40万家国有企业中35%早已资不抵债，成了“空壳”，其余大部分国企也处境艰危，银行则陷入整体破产的金融危机边缘。 政府为保住金融系统，不得不放弃用银行保国企的传统做法，全国出现了国企减薪、裁员和破产浪潮，1997年1季度末全国因裁员(“下岗”)而失业的国企职工达9百万人，另有1,096万职工处于半失业状态，相当于城市就业人口的八分之一。官方当时估计，以后5年内8万多家国有工业企业中会有15%破产，加上商业、建筑企业的破产数量，失业人口可能超过3千万。自改革开始到那个时刻，中共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困境。 从1997年开始，在朱镕基主导下，全国国有企业被迫“改制”，即私有化，同时大量裁员。这次的全面私有化本来是中共的自救行动，却意外地为加入经济全球化铺平了道路。本来中国是企业全面国有化加计划经济，完全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国必须是市场经济的制度门槛；但国企私有化之后，计划经济自然解体了，几年后连代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撤销了，中共就这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政治上仍然是专制，但要拯救共产党的统治，必须抛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架构，经济体制方面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中共并没想到，这居然是个绝处逢生的大好机会，从此和经济全球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断臂求生”换来了“特快列车赠票” 本文的标题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之路有一个特点是“艰则易”，指的就是全面私有化这一“断臂求生”之举，轻松地为中共换来了“特快列车赠票”；也就是说，1997年中共不得不把国企基本上私有化，不仅是因为这些企业活不下去了，还因为它们已成为把财政和银行拖垮的沉重包袱。但是，当局的“甩包袱”之举，反而换来了登上经济全球化这趟“特快列车”的“上车”资格。当时中共推行国企私有化，是不是有为“上车”铺路的打算，或者此举本就是为“上车”而作出牺牲呢？逻辑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共推行私有化时主要是被国企困境所迫，那时并没有为“上车”铺路的计划或战略。换言之，得以“上车”，是意外收获，而不是认清经济全球化大势之后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选择。 中共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因为这种体制困境逼着它改弦更张；而恰恰是这种改弦更张给它带来一个新的生机，突然之间中共发现，自己现在有资格“买票上车”了，于是中国开始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能不能“上车”，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卖票”的是美国，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加入不了世贸组织，更没法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这时候美国的政界、学界、企业界都一致支持，于是中国“买票上车”，顺利加入了经济全球化。 从此，中国不用“搭车”了，可以名正言顺地“上车”入座了；不但如此，还有意外惊喜，买的是“二等车厢”的票，很快美国却为中国打开了“头等车厢”的门，于是中国最后坐进了“头等车厢”。所谓“头等车厢”，是指各国企业竞相把工厂设在中国，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等大市场提供便利，于是“世界工厂”迅速建成，中国一下子就成了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当中举足轻重的要角。 其实，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已经相当深了，不可能退回“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闭关锁国状态；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同，中共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甜头”，对经济全球化的演变过程认识不足，最后开始和经济全球化发生冲突。依赖于经济全球化而又试图把经济全球化当作中共强化统治的工具，这就是中国当前面临困境的国际、国内背景。 从“领导全球化”到“保住订单” 去年中国政府在中美经贸谈判过程中曾经豪迈地提出，因为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工厂”的牢固地位，中国在大国角逐过程中不再被美国牵着走；相反，“中国逐渐取代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角色”，“中国政府在推动完全不同于以西方政治观念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基于这种认识，中共在中美经贸谈判的初步阶段提出，“要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树立自身‘强大’且‘强硬’的形象”。但是，到了2020年1月15日双方签署了第1阶段协议，中方答应了美国提出的部分要求。 从中美经贸谈判第1阶段协议签字到现在才两个月，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订单大量流失。当然，这与今年突然发生的疫情有直接关系，但也不全是如此。如果只是偶然事件，“世界工厂”的国外订单会允许中国的工厂推迟出货，不致于立刻取消订单；取消订单的含义是，跨国公司计划把订单转移到别的国家去。 美中贸易战之前，大批跨国公司把“鸡蛋”都放在中国“篮子”里，在中国“造鸡蛋”，再从中国“买鸡蛋”供应本国市场，不但美国公司如此，欧洲、日本、亚洲的企业也如此。而中美贸易战让它们体验到的深刻教训是，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唯一“篮子”里的风险太大了，不但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造成的风险，还有这次疫情之类的突发事件的冲击，这些风险都足以破坏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导致亏损甚至破产。因此，去年美中贸易战伊始、早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许多跨国公司已开始把“鸡蛋”转放在几个“篮子”里，也就是改变同一产品单地下单的经营策略，安排同一产品多国生产。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的局面，会加快这些跨国公司转移订单的速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最近宣布，对7千多家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90%以上企业存在货物出口运送和收汇被迫推迟的情况，面临较大的买方取消订单、拒收拒付风险。 现在中国政府才发现，豪言壮语和强硬姿态保不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客户为大，客户改主意了，“世界工厂”就可能变成“世界空厂”。现在看来，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顺则难”。所谓“顺则难”指的是，境况顺利时中共往往会志得意满，举止乖张，直到再度面临困境时才自我约束。无论是“艰则易”，还是“顺则难”，都反映出一种基本倾向，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事先主动作出适当判断，相当于一个学生修课时“每次阶段考试都不及格”；而事到临头在压力之下不得不自我调整，则相当于学生的屡屡“补考”。 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30年过程当中，同类的决策失误反复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束缚和思维偏执。经济全球化正在从全球制造业布局一国化“换轨”到布局多国化，而中共始终抗拒普世价值，总想引导或影响国际规则为其现存制度架构服务。疫情的全球蔓延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毕竟不是永久性的；疫情过后，中共仍然还得面对经济全球化“换轨”带来的长期冲击。 （原发表于澳大利亚广播网，2020年3月23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china-s-road-to-economic-globaliza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51👍 0💬 0长青论坛∶美国是人类的希望！
2014-0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3.0 的入口
何清涟 随着西方对俄的全面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路透等少数尚能面对现实的媒体终于看到一个现实：俄最初受到的经济冲击没预想的那么强烈，美国高官在3月下旬满世界跑，试图敦促其他国家领导人加入或继续向莫斯科施压，美副财长Wally Adeyemo与英法德高官会面，达利普·辛格去新德里，尝试向印度官员施压，布林肯则对中东和非洲使劲，话也说得很直接，要求这些国家帮助维护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作为IMF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齐齐看跌，不在其中的卢布兑美元汇率却回复到制裁之前的水平，世界金融体系的调整势将难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3月齐发预警 西方国家宣布全面制裁俄罗斯之后，世界两大金融机构齐发预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警告发得比较频繁。IMF执董会于3月4日举行了由总裁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主持的会议，发布一份《IMF工作人员关于乌克兰战争经济影响的声明》，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带来民众苦难和人道主义危机之外，也使整个全球经济受到了增长放缓和通胀提速的影响。因为觉得引起的重视不够，10天之后再次发布一份更详细的警告，指出俄乌战争的影响将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显现出来。第一，食品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通胀，进而使收入贬值并影响需求。第二，与两国相邻的经济体尤其将受到贸易、供应链和侨汇扰动的影响，并经历大规模的难民涌入。第三，企业信心下降和投资者不确定性增加，将对资产价格构成压力，导致融资环境趋紧，并可能刺激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该报告特别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大宗商品的生产扰动已导致全球物价大幅上升，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粮食成本大幅增加，小麦价格上升至创纪录水平——乌克兰和俄罗斯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0%。 3月14日，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个线上活动中表示，制裁对全球经济产出的影响将比战争本身更大。 美元地位受金砖联盟挑战 这次美国启动所谓“金融核弹”，将俄罗斯从Swift系统踢出去，结果发现俄罗斯并未粉身碎骨，除了俄本身是欧盟国家能源“刚需”的资源输出国之外，最主要的是利用“金砖五国”建立了一个金融支付系统。 资本的属性是全世界寻找市场。当中国加入WTO之后，西方还希望寻找更多的市场。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因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国名开头字母所组成的词BRIC，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其发音同英文的“砖块”（brick）一词而得名。2003年，奥尼尔在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 高盛这份报告出台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广泛关注。这四个国家尽管政治形态并不相同，但有个共性，都或多或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距离甚至感到西方的压力，这一共性让它们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了，2010年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迈特·恩科阿纳－马沙巴内通电话时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South Africa）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合称“金砖五国”。 从2009年至2021年，金砖五国总共召开了十三次峰会。外部这样评价它们的优势：五国的国土面积总和约为394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6%，比非洲的面积还要大；人口总数约为31.6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1.7%；GDP总量约为21.07万亿美元，相当于是美国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24%，是一个总量十分巨大的经济体。 Bricks关系稳固之后，自然得整点实事出来。早在2019年，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金融服务工作小组俄方主席、俄罗斯工商会主席谢尔盖·卡特林就提出，金砖国家或打造一套统一的支付系统：BRICS Pay。报道称，这是一套计划在金砖国家统一零售支付和汇款平台的框架下，对各国支付系统进行初步整合的支付系统。具体做法是制作移动应用程序（APP），无论购买者帐户为何种货币，都可用其在任一成员国进行支付。此外，金砖国家将建立单独的云平台，将各自的国家支付系统连接在一起，当然，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这一消息随后被中国官媒证实。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平台？中国官媒倒也说得非常明白：随着美国将美元“武器化”“政治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绕开美元的破局之法——大家应该记得，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3月下旬正式开打的，到2019年，中国发现问题很严重，多年培植的拥抱熊猫派完全被边缘化，中美关系可能会持续恶化，于是开始认真考虑在金砖五国当中建立一个统一支付系统。 在俄罗斯提出建立Bricks Pay之前，中国做过大量准备工作。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与韩国、蒙古、俄罗斯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事实上，中国与东北亚及俄罗斯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以人民币为主要交易货币的经济圈。 可以说，美欧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成了Bricks Pay的助产士，俄罗斯正好用上。 对美元地位的削弱 这个系统的运作，毫无疑问是对美元地位的削弱。这一点，美国智库人士在俄中等金砖五国宣布要成立统一支付系统时就意识到了。3月7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中俄组建“反美元”轴心，试图逃避经济制裁》一文，作者回顾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以及这种地位以美国市场及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光荣往昔，指出正是这种地位使得华盛顿实施的任何制裁都变得重大而有效，没有其他任何货币——包括欧元和人民币在内，能够很快取代美元在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内的中心地位。但这次制裁，让中俄联手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并得到了许多大国（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接受。作者指出，“北京与莫斯科着手建立一套远离美国的、可信的全球金融体系，……会吸引那些深受美国制裁束缚的国家，甚至可能会吸引那些愿意以牺牲美元为代价来强化本国货币的美国盟友。” 作者认为，俄罗斯政府推出的第一套系统是独立的国家支付系统，可作为维萨卡（Visa）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等国际支付系统的俄罗斯替代版本。而另一套系统则是被称为“SPFS”的俄罗斯金融通信系统，它可谓是俄罗斯版本的“SWIFT”系统。拜登政府必须考虑到这种更为广泛的背景。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可能会在短期内帮助乌克兰，但这些措施却可能会加速更为广泛的全球“去美元化”运动，而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想要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础，就必须巩固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此外，它还必须维护美元作为全球金融稳定所不可或缺的稳定公共货币的作用。因此，拜登政府在实施制裁时，不仅需要考虑制裁将如何影响乌克兰的战争，还要考虑这些制裁措施将会如何改变全球金融市场。 世界已经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路口 1944年，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后，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并逐渐替代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全球货币体系进入主权信用货币时代（布雷顿森林体系2.0）。尽管如此，美元随后仍然是世界第一储备货币。但时移势易，俄乌战争发生之前，IMF数据显示，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美元计价外汇储备为7.087万亿美元，市场份额从第三季度的59.15%进一步下降至58.81%，为1996年以来新低。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早就希望脱离美元影响，强化本国货币。人民币入篮前后，中国更是雄心万丈，希望尽快完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挑战美元霸权。但这一进程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地位：既是资源进口大国，又是产品出品大国，这种对外资源依赖与市场依赖所造成的被动，并非第二大经济体就可改变的。但俄罗斯不同，自从苏联解体后，该国强大的工业体系有所萎缩，但因资源丰富，成了一个海湾型经济体（阿拉伯海湾六国以出口石油为主，因而对出口资源的经济体称之为“海湾型经济体”），面对美欧启动的全面经济制裁，俄罗斯尚有还手之力，一是借助与其他几个大国的经济联系，二是借助多年筹划的支付系统，于是在短时期内将资源主权优势转化为货币主权优势。 拜登左派政府信奉滥发货币的现代货币理论，认为美元霸权意味着掌握美元发币权的美国拥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任意权力，这次制裁俄罗斯下了老本，不仅没收俄罗斯政府及相关人员的资产，还不让俄罗斯使用存在美国银行的美元偿付债务，目的是让俄罗斯失去信用。但拜登政府忘记了美元霸权是建立在国家信誉之上，是有国家信誉担保美元的随时可变现且能避险的纸黄金，一旦失去信誉，世界选择美元做储备货币、避险货币与结算货币的可能性就会下降。这一个月的制裁，卢布最后回到制裁前的原位，美元却被多国减少储备数量，只是美元霸权失落的开始，只是拜登政府目前忙于推广未成年人变性，居然对美元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路口毫不自知。 （原载大纪元，2022年4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4/11/n1370858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国务机要费案」应撤销
台湾最高法院大法官会议就国务机要费一案做出释宪裁决：陈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和国家机密特权：涉及「刑事」案件时，不可侦查、起诉、审判总统；涉及国防、外交等机密时，总统可拒绝做证，有决定不予公开的权力。 根据这项裁决的精神，目前正进行的涉及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案」就应停止。泛蓝阵营强辩说，这个案件不是起诉陈总统，而是起诉他的夫人等。但事实是，把吴淑珍卷入的这个案件，是由总统才有权动用的「国务机要费」所致。因此，继续审理这个案件，其实质还是在审理总统，等於抵触或违背最高法院的这项最终裁决。 在西方民主国家，一般都有法律规定，总统有「刑事」豁免权。制定这样的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总统不受刑事案件的烦扰，集中精力治理国家。除此之外，这个刑事豁免权，还可以避免在野党为打击执政党，找各种理由起诉总统；那就不仅影响执政党顺利执政，更影响整个国家的政局稳定。如果总统真涉嫌重大违法，则由国会表决是否罢免。 或许有人提出，美国总统柯林顿不是在任时被起诉了吗？但柯林顿被起诉的不是刑事案，而是民事诉讼：被一个女性告性骚扰，要求金钱赔偿。後来柯林顿遭国会讨论弹劾则是因为在这个性骚扰案调查过程中涉嫌伪证罪，而伪证罪在美国是重罪。 美国的法律的确十分完备，对现任总统的民事起诉，只限於总统任职之前的、和目前总统的公务无关的事情。例如，甘乃迪肯尼迪曾因竞选时发生车祸被告，柯林顿是当州长时的性骚扰。而和总统公务有关的民事诉讼，法院则不接受。比方说，如果伊战阵亡的美军家属在民事法庭控告布希总统，说伊战政策不当导致他们孩子死亡，要求巨额赔款，法庭就不会受理。 美国法律更高明的一点是，总统卸任之後，对他任职期间所行的公务，也受宪法保护享有完全的豁免权（absolute immunity），即为了保证总统任职内可以无後顾之忧地实施他的政策。否则任何反对党上台，都可以追究前总统某项政策的刑事责任；而且民众也可以因总统的某项政策而导致的个人损失来起诉前总统，要求赔款，那就势必导致总统在实行每一项政策时都心有馀悸而无法执政。 台湾的这个「国务机要费案」，典型地反映了国民党体制下的严重制度缺陷，而国民党则清清楚楚地利用这个弊端来打政治仗。今天绿营要努力去做的，不是故作「政治正确」姿态地随蓝营起舞，让国民党旧体制的弊端，毁掉第一个本土政党出任的总统，而是竭尽全力彻底改掉带有专制色彩的旧体制，最终埋葬那个不得不密室操作的「国务机要费」。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6月18日「曹长青专栏」 2007-06-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东京办奥运对世界的四点好处
国际奥委会最后投票结果，东京击败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而赢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都起码有四点好处∶ 第一，日本拿到奥运主办权，有助于安倍首相的声望和其内阁寿命的延长，从而有利于日本政局稳定和经济复苏。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其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盛衰，对全球经济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连锁影响作用，所以日本经济好转，对内对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麽强调安倍内阁的寿命延长会对日本政局和经济具重大影响呢？因日本实行内阁制（国会多数党的党魁自动出任总理）而导致党争激烈，党魁更换就得换总理。像美国这种总统制，就是四年一选，执政者不能动不动就按党派需要而解散国会提前大选。而内阁制导致国家领导人像走马灯般更换，严重影响日本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 日本首相之多，是世界之最∶从1885年伊藤博文内阁开始，到今天安倍内阁，前后128年，日本产生96届内阁、62位首相，平均两年一个（跨度是百年呵）！ 过去24年（从中国天安门事件的1989年算起），日本就有16个首相（平均任期18个月）。 二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是佐藤荣作（三届7年半），吉田茂（四届6年），然后是小泉纯一郎（三届5年半）。 2006年小泉之后，过去7年，日本就有7名首相（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再到安倍去年底回锅），平均任期不足12个月。所以有人说，日本首相换的太快，记不住他们名字，只能叫“Mr. One-Year”（一年先生）。 美国过去20年只有3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各任两届8年，奥巴马进入第二任）。二战后过去68年，美国才产生12个总统，是日本首相数量的三分之一。在世的美国前总统有四位，而日本在世首相有12位，也是美国的三倍。 安倍上台后，实行更重视自由市场的“安倍经济学”，使日本经济明显复苏，股票大涨。而这次安倍亲自赶到国际奥委会投票地，为日本拉票。日本拿到奥运主办权后，全国欢呼，民众当然会增加对安倍的好感和支持。安倍本人也说，“当我听到东京获选，喜悦之情排山倒海而来，因为我成了赢得奖牌的人，这种开心之情甚至超过我第一次当选首相时的喜悦。” 所以安倍内阁赢得奥运主办权，会增加其声望，并可能潜在延长其内阁寿命，这对日本政局和经济有益处，而日本经济复苏，对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是福音。 第二，日本主办奥运，对参赛的运动员是福音。因为如果是在土耳其，就明显不会有在日本那麽安全。这次奥委会在最后投票时也强调了安全因素，不仅因叙利亚毒气事件造成人们恐惧，而且对土耳其本身，也有疑虑。 土耳其虽是28个成员的北约中唯一穆斯林国家，并经过凯末尔将军半个多世纪前就致力的世俗化，但自10年前，倾向伊斯兰主义的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这位前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伊斯兰哥们”，同样想把国家带向宗教化。以往土耳其出现这样政情，军方就会像埃及的赛西将军那样出面，推翻这个政府，然后重新大选（恢复世俗化）。但埃尔多安比穆尔西沉住气，他卧薪尝胆，大权在握后才下手，以“阴谋政变”为由，把土国军方250名将领逮捕判刑（其中最高军事长官被判无期）。这也是为什麽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一边强烈谴责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一边强烈支持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因埃尔多安跟穆尔西都是逊尼派，叙利亚自由军也多是逊尼派）。土耳其总理完全是从宗教派别角度支持这个、反对那个，由此也可看出他的伊斯兰狂热。 在这种伊斯兰总理领导下，土耳其的安全程度绝对无法跟完全世俗化（更不要说成熟的民主体制）的日本相比。奥运期间，那些大胡子的毛拉们、伊斯兰分子进入日本，光是外型就会被注意到（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而在土耳其，不用盖达们潜入，他们本土就有无数的“大胡子们”，过去十年，土耳其发生多起基督教堂被攻击、基督徒被杀害事件。所以，全球的奥运选手，尤其是以色列运动员，在东京比赛，显然会比在土耳其心理感觉更安全，实际上也是如此。 第三，由东京举办奥运，是全球观众的福音。因为一旦发生恐怖分子袭击（像当年以色列选手在奥运会上被谋杀）事件，以日本警方的训练有素和设备先进（跟土耳其比较），会更有效地保护选手和现场观众的安全。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府一直被反对派等批评腐败无能（前一段土国还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遭埃尔多安政府镇压），遇到紧急情况，土国警方根本没有日本那种迅速反应的能力，结果遭殃的是奥运选手和来自全世界的现场观众。 另外从经济和现代化程度来说，日本也远超过土耳其。虽然土耳其是民主穆斯林国家中经济情况最好的，人均收入已愈一万美元，全球经济排名第17，但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是土耳其的三倍以上。安倍内阁已宣布，将为奥运投资45亿美元，而土耳其缺乏这种经济实力。 第四，日本国民的文明礼貌和秩序等，更是土耳其完全无法比拟的。世人已看到，在东京遭受大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时，遇到那种天塌地陷、家毁人亡的时刻，日本人展示的不是惊慌、混乱，更没有乘机抢劫的骚乱，而是秩序井然地排队（领取食物，给亲人打电话等），那个场面（文明和秩序程度）不要说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难以达到的。 所以，仅仅从这几个角度，这次东京拿到奥运会主办权，都是选手和世界观众的福音（对于中国、台湾等亚洲观众，看比赛还没有时差问题）。同时，由于日本是世俗的民主国家，既不会像穆斯林国家那样张扬宗教，也不会像北京奥运那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政权），而且，也不会像中国有那麽众多的官员乘机贪污挥霍奥运经费（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新闻自由有巨大的监督制止作用）。所以，有理性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应该祝贺日本赢得这次机会。 只有北京政权，对日本赢得奥运心理不平衡。中国政府几十年煽动的反日情绪毒害了太多中国人的心灵，使他们丧失最基本的理性和智慧，不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日本，和早已是自由世界一分子的民主日本分开，让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日”障目，不见世界。 奥委会第一轮投票，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西班牙）之间进行，结果伊斯坦布尔获胜时，北京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就迫不及待报道（大概因为太高兴了）“日本已出局”。结果当第二轮投票日本胜出后，党媒们才发现自己摆了乌龙，但却至今不向读者听众道歉。当然了，中国官媒的本质就是党的谎言机器，撒谎欺骗都是常态，怎麽可能为报道错误道歉呢。 民主日本，是一个理性程度很高的国家，宗教狂热和左派疯狂在日本都完全没有市场，所以这次东京获得奥运主办权，对世界经济、对国家不因体育而宣泄民族主义情绪、对人类的“集体活动”更走向理性，都会有促进作用。 2013年9月8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2013-09-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全球汇率战争将走向何方？
中美贸易战已冒硝烟，近日37国就全球防假冒盗版产品达成的协议更是明显针对中国。这一切缘于人民币升值问题久拖未决。 汇率战争与贸易战的升温 9月下旬，温家宝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人民币升值的明确表态，让美国等多国期望人民币升值的幻想破灭。如果说在与美国的正面接触中，温家宝是努力敷衍，竭尽全力转移奥巴马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的压力。那么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与美国企业、金融和学术界21位著名人士的座谈会上则明确表示，人民币继续升值20%将会造成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荡。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一项将允许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的法案。更令中国政府不爽的是，10月1日，37个国家在东京举行的副部长级会议签署了《防假冒盗版产品扩散条约》，以日本、美国、欧盟为核心的37个国家就全球防假冒盗版产品达成一致协议。这是国际社会打击假冒盗版产品的第一个正式国际框架，主要功能是批准海关官员在没有收到版权所有者的申请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依其职权查扣仿冒商品。该条约旨在加强海关对策，要求打击假冒和盗版产品的出口，防止其在国际社会上泛滥。与会国家除美欧日本等之外，还有韩国、新加坡、摩洛哥等国。但被指生产大量仿冒盗版产品的中国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汇率问题：中国动了谁的奶酪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个积累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政府其实考虑过如何应付升值，官员内部也有过相应讨论。但今年3月份做完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以后，政府决定不再考虑升值。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也减少1%。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如果人民币汇率上升20%，除了航空、造纸等行业外，大部分中小型制造企业将直接倒闭，上亿制造业劳工面临失业的危险。 但发达国家目前正蒙受需求长期匮乏之苦。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与意大利等六大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恢复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更让美国与欧盟难过的是，美国与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已降至1%左右，通货紧缩已经来临。无论是贸易逆差国（例如美国），还是顺差国（例如日 本、德国）都希望实现出口拉动型增长。 为了应付国际社会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政府在6月下旬恢复对人民币实施爬行盯住汇率制度，国际社会最开始对这种政府调控下的汇率浮动表示欢迎，但很快发现一切都没有变。为了保住本国制造业的出口机会不再缩减，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比如日本在9月中旬结束为期6年的不干预汇市政策，抛售了估计价值200亿美元的日元，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日本干预汇市的做法，引发亚洲其他国家仿效。此举被认为是汇率战争爆发的序幕。只是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对此讳言。 只有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公开承认： “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之中，全球货币正普遍走软。 这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专家们认为，在需求匮乏的时代，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非发行国（中国）则以干预汇率作为回应。而那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愿效仿后者的国家，比如日本、巴西则发现本币大幅升值，后果堪忧。事实上，某种形式的“货币 战争”已经爆发：本质上，美国正寻求让中国通胀，而中国则试图让美国通缩。双方为此进行了好几年拉锯战，但美国没有获得其预期的效果，世界其它国家则受到了牵连。 各国的麻烦：中国并非25年前的日本 各国公认，中国是绝对的汇率干预者：2010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了2.4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在其GDP总值中所占比例则攀升到了50%的惊人水平。这种累积被视为一种巨额出口补贴。 但各国对中国却一筹莫展。25年前，即1985年9月，法国、西德、日本、美国与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了共同诱导美元贬值的协议。日本当时由于汇率飙升损害了出口竞争力，加之美国强迫其削减经常账户盈余，日本选择了规模巨大的货币扩张，而不是亟需的结构性改革。随之产生的巨大泡沫，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失落的十年”。尽管日本这“失去的十年”原因非常复杂，但在中国心目中，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悲惨命运却被视为日元升值的结果。 今天，美国及欧盟等国对中国怀有同样的渴望。但从来就没按照西方要求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的中国远不象当年的日本那样恭顺，它正不顾一切地避免自己心目中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悲惨命运。不幸的是，贸易战往往都是从这种态度发展而来的。37国针对假冒名牌产品的协议明显是针对中国而来。 目前美国正值国会中期选举之际，汇率与贸易战的有关事项暂时会休止一段。在此期间，中国暂时不会有什么损失。等到新一届国会履任，人民币汇率仍然会是国会的焦点议题。这场汇率战争如何开展，全球正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73期 ，2010年10月14日，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0/2523）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我们都被吴征耍了”——追踪之二
追求走“捷径”打“短平快”，结果“小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经历，可能并不只是吴征在谋求学历方面的偶然现象，在经商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圣路易斯那段卖人寿保险被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的经历，似乎也是这种打“短平快”捞金的典型。 吴征深知自己交往、夸张能力比较强这个“长处”，所以来美国後，很快就去从事推销工作。据律师对吴征的“取证”资料，吴征1988年8月抵达旧金山，一年後去圣路易斯，这期间除了在圣荷西城市学院注册学习了4个月外，其他时间非全职地为Good Buys和Sears等美国连锁商店做电子产品的推销员。 吴征从加州转到密苏里州之後，一边在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注册读书，一边参加“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培训。1990年12月念完本科课程，1991年1月即正式到圣路易斯的大都会保险分公司上班，头衔是“亚裔市场专员”，主要为这家美国保险公司开拓当地的华人市场。 吴征被圣路易斯当地的华人称为“天生的推销员”。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留学生的妻子说，吴征第一次到他们家推销保险，给她的感觉就是能说会道。例如吴征和他们一见面就说“他们都说我不像上海人，我最喜欢东北人。”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感情距离。 圣路易斯的华人说，吴征在推销和涉世的老成上，远超过他当时25岁的年纪。1991年吴征开始推销人寿保险，生意相当不错。一位也做过保险销售、和吴征曾是朋友、但不愿公开姓名的当地华人对记者说，“吴征这人见面熟，称兄道弟，会拉关系；英文口语比一般人强；胆大，敢骗。”另一位曾和吴征共事、对吴征非常熟悉、现已离开圣路易斯的华人说，“有人想骗没有胆，有人有胆不会骗。吴征则是那种又敢骗、又会骗的人。” 说来也巧，吴征的保险公司所在区叫“克莱登”（Clayton）。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中方鸿渐从国外买了个“克莱登”的文凭，由此“克莱登”这个词在中国成了假学位的代名词。现在不仅吴征的“巴灵顿博士”被和“克莱登”连在了一起，他的商业活动竟也有趣地连上了一个“克莱登”的名字。由於不少当年在华盛顿大学留学的中国人都住在这个大学附近的克莱登区，所以吴征的保险推销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克莱登”进行的。那麽吴征那段在互联网上被议论了多时的涉嫌误导和欺诈的卖保险经历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据从事保险业务的朋友介绍和有关人寿保险的资料，记者发现人寿保险种类很多，内容也相当复杂；这里用几行字介绍只能挂一漏万。简单地说，一类只是生命保险，每月交保费，一旦死亡，保险公司根据你购买保险的等级，支付你的亲人一定数额的赔偿。买这类保险需要支付的保费（Premium）随投保人年龄的增长而递增，道理很简单，年龄越大越接近死亡。这类保险投进去的资金也不产生可以随时动用的现金价值，所以这类人寿保险相对比较偏宜。 另一类保险需要交的保费远高於上述保险，保险公司从你交的保费中扣除生命保险的基金之後，把其余大部份投入了股票市场。这是一种把生命保险和投资储蓄连在一起的保险，投保者从投资储蓄中获得的回报将随股票市场升降而浮动。在这类人寿保险中，由於相当一部份款项被用於投资，所以产生利息和红利（dividend）这种现金价值。在保险公司规定的若干时间之後，你可以动用由於投资而产生出来的这部份现金价值。 吴征在圣路易斯中国学生学者中推销的就是这後一类保险中的一种叫做为L95（Life Paid-Up at 95）的储蓄人寿保险。投保者每个月交固定保费（不随年龄增长而递增），投资储蓄的那一部份被放入了共同基金（Mutual Fund）。等投入共同基金的那一部份赚出的钱足够支付每月的保费时，投保人就不需要再交保费，在拥有一份生命保险的同时，在股票市场的那一部份还一直继续为你滚利。这其中还有一些红利、提款、贷款等方面可以免税的好处。如果你能活到95岁，那麽你投进去的钱连本带利全部都可以拿回来，等於说你免费白捡了一辈子生命保险，投资储蓄的钱还照样全都是你自己的。 记者在圣路易斯采访到的几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吴征在向他们推销这种保险时描绘的前景相当吸引人：每年可获得两位数的红利；投保人从第二年起就可以提取他们投进去的钱，就像提取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保险公司雇用了相当有经验的金融专家来管理他们投进去的钱，因此获得的红利高；投保者七年後就不用再交保费，可以永远有生命保险；今後如果需要贷款，利息仅为1%等等。 在美国的一般银行存钱，在过去的十多年来，利息最高时也达不到两位数；贷款利息则当然都比存款利息高不少，而1%的贷款利息不就像没有利息一样吗。所以当吴征介绍出那麽优惠的条件，自然吸引了很多刚从中国来，对人寿保险、投资等等还相当陌生的留学生们。吴征还表示，有人寿保险的话，对留学生们今後买房子等都有好处，因为银行更愿意贷款给有人寿保险的人。他还说，这是最好的一种人寿保险，以前只允许美国人买，最近才刚刚对外国人开放。明显地，如果什麽东西只对一部份人开放，而不对另一部份人开放的话，那一定是有好处益处的，人们一听总有怕被漏下或 不上的感觉。这种说法的确是推销的高招之一。 所以吴征自1991年开始推销保险後，一直很顺利。1994年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表示自己是“超级销售员”，每年可以卖出200多个保险，在那个地区业绩排第一。直到“1993年4月出现了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有31名中国学生学者及家属联名向“大都会保险公司客户部”写了投诉信，说吴征在卖保险时误导和欺骗，要求退回保费。 既然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寿保险项目，不仅很多中国人都买了，而且那些投诉者都买了两年左右了，怎麽还会发生投诉、要求退款的事情呢？ 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由於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投诉保险公司案获胜，保险公司赔了钱，所以全美有很多客户开始效仿，包括投诉他的那些中国留学生。在1994年回答律师取证时，吴征则表示，由於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刊登了原载《理财杂志》（Money Magazine）的一篇指责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是夸张、不符合事实的，所以那些中国留学生们觉得他们也上当了；更主要是由於有几个留学生和他有个人恩怨，所以唆使大家集体投诉他。 但在圣路易斯，记者了解到的情形却和吴征的说法有相当大的不同。後来起诉吴征的当事人之一、现在圣路易斯社区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左映雪回忆说，1991年时，他们夫妻及当时才九岁的女儿都在吴征的热情鼓动下买了L95人寿保险，全家三口人的保费每月三百多美元。到1993年时，已连续交了近两年，但他们从没有怀疑过吴征描述的那些优惠条件，直到有一天┅┅ 左映雪的妻子在和一个美国女友闲谈时，那位美国人关切地问起左家是否买了人寿保险，当听到他们不仅买了，而且每月交三百多保费时，那个美国人很惊讶，说她自己家人的全部保险费才一百多元，於是自告奋勇说请她做律师的父亲帮助看看那份“保险政策文件”。老律师看过後说，文本上看不出什麽问题，但这种保险不适合像左映雪这样刚来美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而且老头儿很不理解为什麽左家九岁的女儿竟也要买这种人寿保险。他说，如果孩子一旦真出现生命问题，警方首先会怀疑孩子的父母。意指为图谋保险金而害了孩子。这令左映雪非常吃惊，简直荒唐，他们怎麽可能对宝贝女儿┅┅那位老律师进而猜测说，很可能是保险推销员有问题，没有把保险讲清楚。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後，左映雪赶紧约了几个英语程度较好、并也买了同样这种保险的中国留学生用了两个周末的时间研读了那一本密密麻麻的保险政策文件，结果发现，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政策和吴征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左映雪谈到这些往事仍有些激动，他说，“我们都被吴征耍了。” 保险公司的政策和吴征推销时的说法起码有下面这几条主要的不同： 第一，吴征说L95是一项最好的“投资储蓄保险”，红利保证有两位数（10%以上）。比如，他对左映雪说，买这种保险有17%的回报率；对另一个中国留学生章沛说，保险的回报率是15%。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文件上却是：公司只是保证红利不低於5.5%。 据 路易斯一位曾经做过保险的中国留学生说，吴征当时说可有两位数的回报，也不是全错，因为股票行情看涨时，确实有两位数的回报。但吴征没有向这些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说明的是，这种投资到股票市场的保费，回报有升有降，保险公司不能保证总是两位数，而只是保证不低於5.5 %而已。 第二，吴征说交七年保费之後就不用再交了，可终生获一份人寿保险，是根据股市一直看涨，每年都有差不多两位数的回报而推算出来的。而保险公司的文件上没有这样的条款。如果股市不连续七年看涨，投到股票市场的那部份保费没有赚出够支付生命保险的那部份金额的话，投保者就必须继续交保费。按照保险公司不低於5.5 %回报的数字来推算的话，投保人要交大约十三年之後才有可能不必再继续交保费；七年的说法则把这个时间缩短了几乎一半。 第三，吴征说客户第二年就可提取投进去的款项，但保险公司文件却清楚地表明，投保者在两年之内不可以提款，而两年之後也只能提取由投资储蓄的那一部份滚出的红利部份的现金价值，而且如果动用这部份款项算贷款，需要继续交保费的年头就会延长。投保者如果出现生命意外，保险公司当然会支付保险金额，但如果不出生命意外，投保者得活到95岁时才可取回全部保金。 第四，吴征说如果客户贷款，利息只有1%。而事实是，这种贷款的利息是在当年各个银行的平均利息之上，或者贷款当年你能从保险公司得到回报的利率基础之上，再加1%。而且贷款额度也只能限於你所拥有的“现金价值”的那一部份，而不是可以随便贷款。 上述那位介绍人寿保险情况、对吴征有相当了解的学者说，“这就是吴征的品质问题了。他如果不那麽夸大误导，直说买这种人寿保险，要等活到95岁才可拿回全部保金，中间提款算贷款，利率比银行平均利息高一个百分点，而且不是两位数的回报，保险公司仅负责到5.5%等，怎麽可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买他的保险呢？” 这种保险本身并不存在多少问题，它是许多人寿保险中的一种，有利有弊。投保者如果清楚地了解了它的政策，愿打愿挨都是投保者自己的决定。但问题是，这种保险适合收入高、有闲钱、生生死死都一直在美国的人，而不适合那些当时收入并不高，连绿卡都还没有的中国学生学者。尤其成为问题的是，即使那些留学生夫妇本著勤俭持家的中国人传统，苛刻自己的生活而买了这种保险，吴征也不应该引导他们给孩子也买同样的保险。 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保险主要是家里挣钱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生命发生意外、亲人陷入经济困难而买的保险。那麽小的孩子不仅根本不挣钱、死亡的可能性也较小、离需要用钱的时候也很遥远。虽然从小买保险有一定好处，比如保费可以固定、比成年以後买要低，不少美国人在孩子生下来之後就给他们买了人寿保险，但多是较富裕的家庭买，同时也没有必要和父母一样买那麽贵的同种类型的生命保险。 从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又从密苏里州立大学获得MBA、现在圣路易斯开房地产公司的章沛，是吴征在圣路易斯最早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他後来和吴征有很多交往，吴征前後有过的两套房子都是他帮助买的，而且吴征最早打入当地华人社会，他也帮了不少忙；吴征在律师“取证”中也说章沛曾是他的“哥儿们”，形同家人。但吴征在向章沛推销保险时，也误导说，保证有15%的回报。结果章沛和妻子及两个孩子（5岁和2岁）全家都买了吴征的保险。也许是被“朋友”欺骗更令人气愤，章沛後来积极参加了起诉吴征的活动，被吴征指责为背後组织留学生告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从东北来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富继义，也曾是吴征的朋友，和吴征在圣路易斯合开过公司，但也在吴征的误导下全家买了这种保险，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4岁和10岁）。富继义後来也成为起诉吴征的原告之一。 现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研究的李东，也曾是吴征相当要好的朋友，但也在吴征的误导、劝说下全家（加妻子和2岁孩子）买了这种保险。後来知道真相，李东成了最激烈主张告吴征和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留学生之一。李东对记者说，他的案子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律师在向吴征取证时曾详细地问了他到底受过什麽样的销售保险计划的训练。吴征表示，他在圣路易斯的教会学院读书时，就参加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培训计划，接受了专业训练，并到芝加哥、纽约等地听讲座，正式获得了推销保险的执照。据纽约一位从事保险业的朋友介绍说，保险训练特别强调要对客户诚实，绝不可误导和欺诈。那麽吴征为什麽要在这麽多主要的政策上误导客户呢？ 一位和吴征打过多次交道，对他有相当了解，但不愿意公布名字的中国学者说，“吴征这个人做事没有长期打算。商业是靠build up（一点点建立）的，但吴征是捞，捞了就跑。其实吴征这个人水平一般，不太懂美国知识，只是敢骗，但骗术也不很高。”但为什麽那麽多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中国人都上当了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2015 年金融反腐（2）：权力与资本的关系能否重构？
何清涟 话说习总救A股市场，结果是市没救成，但救市三军连同两主帅及钦命救市首席券商全都进了天牢，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也于近日黯然退休。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股市的腐败与内幕交易是否就此消声匿迹？中国证券行业是个高度依赖资本与人脉的系统，习王反腐是否能重构这个系统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何“猫鼠一家亲” 要想了解中国股市，必须从了解中国证券金融利益集团的构成开始。这个利益集团围绕中国股市而形成，其有五类角色：1、行使市场监管职能的证监会；2、为上市公司服务及从事证券交易的中介机构，比如交易所、证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3、上市公司；4、各类投资者（基金公司、各类机构投资者与股民）；5、各类专业媒体及股评人士。 上述五类角色当中，除了第四类当中的股民之外，其余都是猫鼠一家亲。从根子上说，这种“一家亲”的关系是中国制度公然允许的。 中国证监会、券商与基金之间的近亲繁殖，必然产生利益共生关系，让中国股市堕变为证券利益集团上下其手的内幕交易市。这一点，国内多家媒体持续不断指出。以下列举数项： 从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管。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资本市场证监谱系》，财经国家新闻网，5/16/2011） 2014年5月19日，《投资时报》在《40位下海基金公司的证监官员们：多任职总经理》一文，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有40名基金公司高管曾为中国证监会官员，他们的下海，催生了两位董事长、两位副董事长、15位总经理、6位副总经理和17位督察长。《资本市场证监谱系》一文指出：在证券行业中，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的沟通能力在项目成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已成为业内一个尽人皆知但秘而不宣的秘密。”熟知业务运作的投行人士认为，发行市盈率由证监会确定，这直接决定了企业募集资金数量的多少。经验证明，股票承销量与公司高管来源于证监会的人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上市公司选择券商的标准除了有实力、有经验之外，主要是要有与证监会良好的沟通关系。2010年，主承销商排行前10名中，除了中信、光大证券等比较特殊外，其他几家券商集中了近年离职的证监会官员。近年稳居主承销商前3名的国信证券，高管人员有4位来自证监会系统。 因证监会官员在股票承销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成为证券公司及投行业争抢的香饽饽。也因为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导致中国股市完全成了各路基金依靠内幕消息翻江倒海之地，媒体不断提醒中国社会关注这一现象。今年以来就有《证监会离职潮 官员都去哪儿了》、《监管机构、券商、基金公司主要人员近亲繁殖问题》等文问世。这些文章都明确指出一点：证监会是猫，券商是鼠，但证监会官员到券商中就职，模糊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界限，让猫鼠成了一家亲。 法律的模糊地带：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身份互换 一些券商将证监系统官员下海称为“神仙下凡”。这个说法可能借鉴了日本描述此类现象的说法，日本将官员到与原任职部门相关的企业去工作，称之为“下凡”。中国证监官员的“下凡”，乃是一种制度缺失。 证监官员下凡到证券公司，这种关系很容易获得寻租便利，产生内幕交易。尽管媒体对这种危险关系早有批评，但由于中国政府立法常由利益相关的部门参与甚至主导，因此相关立法缝隙甚多。2000年，中国证监会出台的《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就没有明确规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转化的限制条件。这种疏漏并不是立法水平低所导致，因为该法规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两种任职之间“巨大的反差颇让人玩味”。2009年发布的《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监管机构官员到被监管企业任职的回避期，仍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因为法律有意模糊，证监会系统的官员常在工作数年后，纷纷下凡至券商、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企业去工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处级官员，这种毫不回避的交叉任职，事实上是融合证监部门与券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证监会对券商、基金的监管完全成了左手管右手。 这些证监会官员下凡后是否成功，完全系于其证监会的靠山是否过硬。比如有“神仙”之称的胡关金，早年在国信证券和华西证券早期都获得很大成功，就在于他当时从证监会离职不久，得到当地政府特别是证监系统的大力支持，他在华西证券后期以及银河证券的失败，原因是失去靠山，也不再受当地政府青睐。原银河总裁肖时庆因受贿和内幕交易被判死缓，则是因其后台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倒台。 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使得内幕交易成为中国股市的常态，极少受到惩罚。中国《法治蓝皮书（2014）》提到：从行政责任看，证券法有48项法律责任条文，其中有40多项条文具体规定了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但形同虚设。有人研究后发现，从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至《法治蓝皮书》发布日，共查处31起内幕交易案件，其中被处以行政处罚的内幕交易案件居多，为25件；被移交司法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仅为6件；提起民事诉讼的有两宗，且均以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或撤诉方式结案。而相关法律完备得多的美国，仅2009-2010 财年提起证券刑事诉讼就高达139起。 健全证券市场监管难在何处？ 2015年A股救市，是权力与市场对决，行动开始那天就已经注定其失败的命运。但这次救市过程中，中国股市利益集团的结构性弊病也暴露无遗。当局归之于“与境外势力合谋做空中国”，只是一个说辞。 对于证监会官员“下凡”的弊端，中国政府已考虑革除。2014年中国证监会已出台规定：从2015年开始，离职后到被监管对象任职的将严格执行三年规避期，这一新规导致不少官员提前离职下海。据路透社11月18日消息，中国政府认为，今年夏季股市崩跌的部分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在政策回应方面协调不力，正在考虑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超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实施规避期是向美国学习。针对政商通道，美国政府不断建立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早在1969年，美国就开始制定法律，监督前政府官员的行为。比如规定五角大楼官员在离职两年内，需要自行上报与国防承包企业的工作关系，相关企业每年也需要报告雇用前政府官员的情况。1978年还制定了《政治道德法》，其中对公职人员离职或退休后从事与其职务或工作有关的商业活动规定了1-2年的“冷却限制期”或终身“禁止期”，违反者要受刑事处分，用以防止官员在离职后利用以往的工作关系，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公共工程项目的合同而索贿受贿。 但是，中国就算照搬美国的法律条文，也很难解决腐败问题。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中国是中共一党兼掌立法、司法、行政大权，这种状况注定了“猫鼠一家亲”不可避免。我的判断是：只要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不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会依旧，从这块土壤上长出的树木也会依旧。在现有制度下，重构证券行业中的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几乎没有可能，2015年的金融反腐，虽然会打中几十只鸟，还会惊飞林鸟一片，但这些鸟儿再飞回来时，仍然会栖息于旧枝之上。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1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ecnomy-part2-20151119/306563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熊猫”为何热切拥抱“北极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2日到俄罗斯作短暂访问，俄罗斯官方网站Russia Today将这条消息列为当天的国际新闻第六条，标题是“区域政治型大国：中国新领导人在莫斯科增强两国关系” （Geopolitical giants: New China leader in Moscow boosting ties ）。而中国方面则开足马力超高调宣传，与俄罗斯那种显得冷淡的报导实在不相配。 中俄关系的“新造型” 在这次中方的宣传大潮中，尽管关于“第一夫人”的话题几成喧宾夺主之势，但还是看得出明显的倾向：刻意淡化中俄关系的真实一面，即中国对俄罗斯的资源依赖、军事技术依赖；努力突显俄国对中国的重视以及两国“战略合作”的价值，让人们觉得双方存在着战略互信。凤凰网有一报导的标题这样写：“习近平提中俄战斗友谊，或下决心联俄建立国际新秩序”。为了渲染这“友谊”，该网对每个细节如11辆摩托开道、参观了军事指挥部等，都做了极其夸张的报道。 中方宣传对中俄友谊的夸张，正好体现了“熊猫”对“北极熊”的“友谊”不太放心。举世皆知，中俄关系的致命弱点就是双方缺乏战略互信，骨子里是互相利用。苏联解体后，两国一直处于非敌非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既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有完全基于现实需要的利益考量。只是历史帐的算法双方很不相同，中国还分为官方与民间两本帐。民间认为，近代以来令中国在领土上吃亏最多的国家就是沙俄和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它占据了中国国土150万平方公里，还分割出去一个蒙古，并且扶植出一个共产政权。俄罗斯人记住的可能主要是毛泽东对苏联的“忘恩负义”。 这次“猫熊拥抱”，其实是中共面临内有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外有被周边国家孤立的压力之时，寻求“友军”的举动。对此，俄罗斯媒体有不少评述，说“刚刚完成权力交接的习近平立刻访问俄罗斯，是中国希望在外交上能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以抵御来自西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压力”。 但是，俄国并不想被中国牵着走，对中国有求于俄国的状态看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决定中俄关系走向的除了中俄两国的意愿之外，还有美国因素。 中俄关系当中的美国因素 1996 年，中俄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1992年建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往前推进一步。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的外交语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宣传，扬俄抑美到了极致，但俄罗斯对中国从来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2006年之后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拥有能源优势的俄罗斯腰杆越来越硬，在中俄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例如，2007年以来俄罗斯便不断驱逐中国移民，2011年一年就曾驱逐3000多人。同时，坚决不允许在俄国大中城市里出现“中国城”。2012年7月16日，俄国边防巡逻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火，并抓捕36名中国船员，扣押渔船。中国政府隐忍应对，与对日本、韩国扣押中国渔船的反应有天壤之别。 俄罗斯并不讳言自己的心结，即绝不希望中国实力增强。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主线：一旦中国略显强势，俄罗斯就加强与美国的联系。在美国重返亚洲之后，中国认为此举是针对中国，意在钳制中国的崛起。因此，北京希望与莫斯科联手，形成与美国相抗衡的统一战线，只是俄罗斯对北京的呼唤始终并不热情。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要为世界维持国际秩序。中国则一直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在亚洲占据重要的支配性地位，这一点与俄国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利益冲突。中俄两国有个共同弱点，即“软实力”不够，无法为亚洲制定规则。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为亚洲各国，同时也为中俄两国提供了和平发展必需的国际秩序。但在接受美国重返亚洲的背后，中俄双方各有盘算，都希望美国限制对方的势力扩张，让自己获得更大的空间。 俄罗斯非常了解，中国除了在资源与军事技术上依赖俄国之外，还期待双方能在国际关系方面有更强的合作。不过，俄国并不愿意把自己绑在中国利益的战车上，总是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与美国、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就注定了中俄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在这样的中俄关系大背景下，为什么这次“熊猫”急切地想拥抱“北极熊”呢？ “鞋子合脚论”展现北京的真正意图 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他说这番话时，以人民的天然代言人自居，忘记了政治制度这双鞋子其实是他任总书记的中共用枪杆子逼迫人民套上的，现在又用暴力胁制不让人民脱下。 曾经将共产极权体制输出到中国的俄罗斯当然知道，共产极权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是怎么回事。因此，俄罗斯媒体当时就有人发问：“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觉得鞋子是否合适？”还有人问，“如果我觉得鞋子不合脚怎么办？”中国国内听到习近平的“鞋论”后，群情愤慨，给习近平起了“鞋哥”的名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这番“鞋论”？3月23日央视国际在“习近平：中国梦能造福世界人民”中说得明白：“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美国距离中国那么遥远，周边国家对中国早存畏惧之心，中国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到底要对付谁？ 外交部官员贾秀东在“‘鞋子合脚论’通俗又深刻”一文中算是揭了底：“首先，个别国家认为自己的‘鞋子’适合所有的国家，并且鼓动别的国家都要穿。其次，强行穿上甚至被强迫穿上‘不合脚的鞋’很可能会把脚弄疼，把路走偏。第三，要‘穿适合自己的鞋’，走‘适合自己的路’”，“去追逐‘中国梦’”。这里的“个别国家”指的当然是美国。也就是说，习近平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并非疆土边界之防，而是政治制度之防，他要防止的是中共宣传中常指称的“西方做后台策动的颜色革命”。 至此，可以对中俄之间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一概括，即：除了中国对俄国的资源依赖与军事技术依赖之外，在地缘政治上，中俄两国既有共同对付美国的需要，又都暗中希望美国能扼制对方。在对付“颜色革命”上，双方则一拍即合，堪称“难兄难弟”，不同的是：俄罗斯已经将共产极权这双“烂鞋”脱下扔掉，目前徘徊在专制与民主之间，重点防线放在防范原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上；中共则坚决不肯脱下这双老子党套上的“烂鞋”，要防范的是向往政治体制改革已久的中国人民。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3月25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3/03/130325\cr\xinjinping\visit\russia.s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中国投资非洲 购买政府却买不了社会
何清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向非洲投资600亿美元，为中非经济关系添了几把柴火之后， 9月5日，中国环球电视网（又称中国国际电视台）在内罗毕的非洲总部遭警方突击搜查，多名员工被短暂羁押。理由是近期打击非法移民专项整治。在非洲诸国中，肯尼亚是中国花力气经营得较多的一国，最大的金主却遭遇如此待遇，很能反映非洲对中国的复杂情绪。 中国在非洲投资为何激发社会怨恨？ 剖析这个国家对中国的复杂情绪，很能反应中非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在肯尼亚，类似以上的事件近期已经发生过多次。 肯尼亚是东部非洲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以2030年建成新兴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为目标，中国在肯尼亚的投资增长极为迅速。2018年1月，肯尼亚国家统计局公布“外国投资调查”显示，中国已超越英国、美国，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另据2016年麦肯锡调查报告显示，在肯中资企业已达390多家，集中在工程、制造业和服务业。随着肯尼亚对外投资合作门槛的放开，来肯中资企业呈现增长趋势。 此外，中国还是肯尼亚第一大工程承包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该国市场，工程承包领域也从传统的公路、房建项目扩展到铁路、电力、港口、咨询设计、供排水、地热井、石油管道和机场扩建等。肯尼亚也是中国外宣重点，环球电视网的总部设在该国，中文学校在肯尼亚遍地开花，肯尼亚人见面都能说声”你好”。 这些投资成就，当然是中共努力经营与肯尼亚政府关系的结果，但肯尼亚社会对此却不买帐。在肯尼亚当地报刊的网页上，许多肯尼亚网民在相关新闻下发表了措词激烈的评论，要求”中国小矮猪滚回中国去”，指责”中国人偷走我们的大象，偷吃我们的青蛙和我们的狗”。还有网民对中国员工因持有合法证件而重获释放表示不满，认为”肯尼亚政府怎么可以向这些破坏我国环境、掠夺我国资源的中国人发放合法居住证件？”肯尼亚一份名为The Standard的民营日报9月5日的报纸头版用了半个版面刊登一幅讽刺性插画，画面上是一头身上写着〝CHINA（中国）〞字样的肥胖母猪倒卧在地，而母猪腹部则趴着10个〝AFRICAN LEADERS（非洲领袖们）〞的人，正在争相吸吮的母猪的乳汁。 中国投资非洲的上层路线策略 网络留言涉及的“中国人偷资源”，有这种看法的当然不止肯尼亚人，中国在非洲遭遇资源民族主义，是普遍现象。这得从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重返非洲”谈起。 199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050亿美元，智库人士已预测到中国按照每年10%的GDP增速发展下去，必将遇到资源瓶颈。当时预计再过十年，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50-60%以上，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控制海外矿产资源来保证供给，与此相应，外交政策调整为大国外交（美国）、资源外交（拉美、非洲等资源型国家）与周边外交。与非洲关系冷落了十多年之后，中国开始了“重返非洲”。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对非洲、拉美地区的投资也相应增加。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被命名为“战略性投资”，将其与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 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中国不怕投入大，事关国家安全，中国向来是举国体制。中国政府当然也知道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在投资环境评估上，非洲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东道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改写了非洲资源投资规则，在非洲实施一种由基础设施引导的发展战略：在与非洲国家签订的投资协议中，中国负责承建东道国所需的基础设施。批评者认为，中国政府鼓励了伙伴国政府的寻租行为，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提供了贿赂资金。中国拒绝加入一些相关的国际反腐行动，如《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也不愿建立类似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的法律。 中国投资遭遇资源民族主义 中国投资非洲之时，正是国际社会第五代民族主义兴起，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并不在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 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中国企业更是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只需公关政府关系，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股东间的利益关系，就能保证各项投资的顺利进行。他们都不了解，这些国家虽然被独裁者控制，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的自由言说空间，这三者与人民共同构成的“社会”，都对中国投资的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反对中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 非洲各国社会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内容涉及三方面： 1、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能源罔顾非洲的环境生态。 2、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由于企业经常从中国国内自带劳工，并未为非洲人民带来多少就业机会。 3、漠视人权并支持独裁政府，滋长了腐败。 在一些非洲地区，中国投资的油田或矿区设施常常受到当地武装力量的攻击，原因是中国对资源的诉求导致自身被卷入当地的政治冲突。安全问题催生了中国一个新行业，海外安保行业，其成员主要是中国退役的特种兵。 上述情形，均可概括为“买通了政府却买不了整个社会”。上述原因导致中国海外矿业投资严重亏损，2014年，中国官媒公开宣布，中国海外矿业投资亏损高达95%。该报道虽然未细说原因，但据我多年观察，有些是因为东道国政权更迭，比如2011年中东北非四国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国在利比亚等国的投资血本无归，仅在利比亚一国，损失高达200多亿美元。有的是东道国改变政策，比如2016年津巴布韦政府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下令，在4月1日前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要么关张走人，在这次国有化中，中国损失投资6亿美元。更多的则是劳资关系紧张，长期罢工导致企业严重亏损，比如2011年中色非矿遭遇中资企业在赞比亚经营史上“最长的罢工”，中色集团甚至一度做好被驱逐出境的准备。 中国投资被硬吞，只因中国缺乏惩罚能力 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投入的资金包括投资与援助两大类，投资是为了获取资源，援助是为了结成利益同盟，在联合国对抗美国，尤其是对抗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按照联合国2016年统计数字，中国的投资近年的确大增，但仍排在美、英、法等国之后，居第四。2016年，美国的投资总额是570亿美元；英国为550亿美元；法国降至490亿；中国则由2015年的160亿增至400亿，2017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31亿，累计共为431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几乎扩大了40倍。 近期中国宣布对非洲投资新计划有三个要点：农业、基础设施与矿产。在对非投资亏损极大的情况下，中国坚持在非洲投资，我在《非洲为何成中美角力的第二战场？》一文中已经分析过原因：一是想趁美国新非洲战略调整时期抢占先机，二是中国在贸易战中被美国压迫得喘不过气，又不想认怂，于是另辟新战场，在非洲进行大国角力。 这种角力的胜算不大。这是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一、中美在非洲投资完全是不同的决策机制，美国的投资主体是私企，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的只是企业投资保险，因而决策需要谨慎；而中国投资主体是国企，一切风险都由政府即纳税人承担。二、在非战争状态下，非洲国家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不敢随意侵吞。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从殖民地时代就养成了一个传统习惯，将子女送往英国就读（后来加上美国），将掠夺而来的财富藏在瑞士、美、英等国。也因此，美英等西方国家手中握有惩罚筹码，但中国显然不具备这一优势，没有非洲国家的上层人士会交子女与钱送往中国。 上述分析说明，中国在非洲的新一轮投资将远比美国大，总投资额很快将超过美国，但由于非洲的投资环境依然如旧，中国的投资打水漂的可能性极大。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9月1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172）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习近平号召“红二代”退出商界？
何清涟 2014年最后一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刊登了陈杰人的《习近平反腐肃清亲属企业》，内容是讲习近平开家族会议，让其姐姐习安安及姐夫吴龙解散其公司新邮通讯。消息很惊人，其可靠程度取决于信息发布者的身份。鉴于中国600天以来的反腐是“传言先导模式”，人称此类“谣言”是“遥遥领先的传言”，本人觉得很有分析价值。 \几度浮出水面的传言：习家人退出商界\ 先说作者身份。陈杰人的身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联合早报》是北京的友军。陈本人在腾讯开有微博“杰人观察”，这条消息被他以《外媒：习近平肃清亲属企业 中国反腐败再紧发条》为标题，放置在微博上，一直未被删除。以上情况表明，陈杰人写这篇文章并发表于“外媒”，只可能出于官方意图，否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泄露国家机密罪”都是现成的罪名。 再看内容。文章先从大型民营IT企业新邮通讯宣布终止向中国移动投标开始，介绍了“新邮通讯”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一号人物习近平的亲姐夫吴龙，其妻是习的姐姐习安安。对于姐夫经营的企业，习近平在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后，就毫不犹豫地“发难”责其停止经营。此番“新邮通讯”宣布终止向中国移动投标，仅仅是该公司这一重大变故的开始”。 陈杰人称他“掌握的确切消息是，新邮通讯不仅已停止全部业务，并将就地解散注销。这家曾号称中国IT界有相当成长空间的高科技公司，从此灰飞烟灭，其所有资产变现后，主要用于遣散数千员工。” 整篇文章的要点就是一条，“新邮通讯的注销解散，体现了习近平对其亲属经商行为的‘壮士断腕’态度，也显示了他‘正人先正己’的坦荡心胸，……对于数百万中共党员，尤其是握有重权的高级官员来说，习近平此举，应是‘不令而行’的无声号角”。 习近平让其另一姐姐齐桥桥及姐夫出售资产，退出商界，已有《纽约时报》两篇报道作为佐证，即《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06/04/2014），《习近平亲属退出多项商业投资》（06/18/2014），两文指出，“有新证据显示，他（指习近平）一直在敦促自己的家人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以减少自己在政治上的把柄”，“在领导反腐行动时更有底气”。 \红二代退出商界，习近平要向虎山行？\ 要中国的红色家族退出商界并非易事。一是人数众多，中共高层家中子弟绝大多数都涉足商海，这有2014年1月的《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为证。二是许多家族早将自己掌管的国企变成家国一体的提款机。红二代当中有不少涉足的是基础产业、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多有双重身份：既是国企高管，但又算是国企的“假老板”，大都通过前些年的企业改制，即经理人持股（MBO）让自己拥有了企业股权。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退出商界”是双退还是人退、股份照旧持有？对政府与他们个人都是个利益攸关的大问题。 对于自己开办企业的红二代，退出机制已经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习家两位皇姐家族的退出；二是被薄案牵扯被迫退出商界的谷望江。 2012年5月，薄熙来被拘之后的两个月，中国国内网站上几乎都在全文转载《时代周刊》文章《谷望江资本谱系：借助喜多来集团控制20多家公司》，文章称，谷开来的姐姐谷望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姐大’之一”，“借助喜多来这一资本平台，谷望江在海内外拥有20多家合资及独资公司，业务广泛—包括钢铁、印刷、造纸、包装材料、船务工程、环保、建筑材料等。喜多来这庞大的资本帝国是如何建立的？谷望江错综复杂的资本谱系又隐藏了多少秘密？”在巨大 的压力之下，谷望江选择退出保身，详情可见《谷望江全身退出东港 全部股份赠与商业伙伴和女儿》。 \红色国企巨鳄将如何退出？\ 真正的难题在于红二代当中那些身兼国企高管者。且不说这些人在海外开办的离岸金融公司转出去了多少钱，仅他们在国企的退出就是一件极难办的差事。位置可以调离安排，但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拥有国企股份之“原罪“到底是追还是不追？ “红二代“的父辈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少人还被捧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然并无多少遗产可留给子女，但他们留下了另一种中国的硬通货，即权力余荫，红二代如何致富各有门道。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最通行的一种方式就是“经理人持股”。当年的说词是这样：为了加强国企经理层对国企的责任感，要让他们拥有股份，与企业同进退。这些经理层用于购买国企股份的钱从何而来？是银行贷款，通常由企业为他们担保从银行贷款用于购买股份，今后若干年当中，用股份红利逐年偿还。这些电力、能源、通讯等垄断型国企当然稳保赢利，几年过去，这些国企高管们个个坐收红利，再加上高额年薪，个个富比王侯，还因其收入“合法”可以公开炫富。这就是电力一姐李小琳身着昂贵时装出入两会，并称自己全靠个人努力的 底气所在。 红二代中一直流行一个说法，天下是咱父辈打下来的，我们也可以经商。问题是他们的经商与普通国民不同，不少人是用父辈的政治股转换成经济股。如今要让他们退出，恐怕要遇到集体抵抗，最好的理由是朱、温两届政府政策鼓励经理人持股，不能出尔反尔。但如果不退，习近平这位当家人也很难咽下这口气：一是国家财政还需要仰赖这些大型国企，让钱哗哗地流进你们家，国家现在处处要花钱，却捉襟见肘，到处是窟窿。二是那些开办私企的红二代也不干，不就是父辈岗位不同，当初没占着电力、能源、金融口吗？要退大家退。三是国际风评仍然好不了，你这不还是选择性反腐吗？ \谁会成为最先撕开的口子？\ 习近平当然深知“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但第一步也只能率先垂范，走“劝谕”之路。同时还得准备罚酒，至于罚酒的烈度如何，他也只能走着看。不过，可能已经有人坐不住了，比如李鹏家族。 2014年12月25日，新浪财经转载了《能源》杂志一篇文章《李鹏同意华能集团成立背后：公司有很多资金》。作者王传剑是华能集团的创始人与第一任总经理，文章详述了80年代的创办过程与资金来源，最后三段话意味深长：为了好办事，该公司当时必须有个“婆婆”（李鹏主管的电力部），因此拆分了华能集团，除了华能精煤独改名为神华集团独立出去之外，剩余 的华能集团划归电力部管理。作者与另一位领导深悔当时太保守，要了这个“婆婆”。作者没说出来但呼之欲出的话应该是：这“婆婆”后来将华能国际变成李家企业了。 几乎从李鹏担任总理期间开始，有关其妻儿的腐败传闻不绝于媒体。2001年11月，《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发表部队作家马海林的《“神奇”的华能国际》，文章说，这家应当是国有的公司已基本上变成李家企业，李妻朱琳是华能国际的母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其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主管。此文引起李鹏震怒，该作家被捕，下落至今不明。 习近平的600天反腐大业，对大老虎基本上是“传言先导模式”。如果将陈杰人的“放风”与王传剑的文章结合起来看，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开始“敲山震虎”。我同意陈文的总结，即习近平让其两位姐姐家族退出商界，确实是释放“正人先正己”信号，但是否能做到“不令而行”，还真是一件前途未卜之事情。因为“红二代”们不会象其亲人那样理解并支持他，仅有劝说是不够的。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lian-20150103/258432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反美示威的文化冲突——中美两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後，中美两国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反应都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的冲突，具体表现在这样六个方面： 第一，有意和误炸： 中国媒体和相当多的民众在事发後一面倒认定北约是有意炸中国领馆，目的是测试中国的反应，为将来「干预中国内政」确定方式。 但在美国，尽管独立的媒体向来批评政府，媒体之间也经常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这次却都接受北约的「误炸」解释。为什麽美国人都相信北约的说辞？实际上不是相信北约，而是对自己的国家制度的确信。因为以美国民主政治的体制，如果是有意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射飞弹，等於是向中国宣战。而向一个国家宣战，不仅军方不能决定，连总统也没有这个权力。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向外宣战，必须经国会批准；就连是否向科索沃派遣地面部队，也要经过国会票决。 如果是下面军人擅自行动，不仅有军法惩处，还有无处不在的新闻记者的监督。这麽大的事件不可能躲过媒体。美军在越战时，《纽约时报》就把获得的军方文件登在了报纸上。五角大楼到法庭状告《纽约时报》 密，最後败诉，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 在美国这种文化背景的民主国家，有意攻击平民是难以想像的。任何一个对美国社会有点基本常识的人，从这个社会的法律规定、文学作品、影视娱乐、道德取向和文明价值中，都绝不会得出美国有意攻击平民的结论。美军士兵在越战时误杀了平民後那种痛苦和良心谴责，是被中国共产文化喂养出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人权的价值绝对高於主权 第二，主权和人权： 这次中国反美示威实际上是民众一直蕴藏的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不满和愤怒的发 。因为他们从中国官方媒体上得到的信息全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推行霸权主义，践踏别国的主权。而在西方，多数人都认为北约的行动是捍卫人权，制止种族清洗。 科索沃危机确实是一个两面镜子，从这面看，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轰炸，主权被侵犯，内政被干预。从另一面看，南斯拉夫政府对科索沃人进行种族清洗，触犯了人类文明的最敏感神经，因为种族清洗是最不可容忍的邪恶。距离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才五十年，那些「清洗」的受害者还活著的今天，人类又发生这样的惨剧，而且就在北约主要国家所在地欧洲的心脏，这更使西方社会无法无动於衷，必须出兵制止。 主权和人权的矛盾，实际上反应了东西方价值的冲突。东方国家，尤其亚洲一些国家，总是强调国情、主权，内政等概念，而拒绝和排斥人权价值。而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却把人权看成立国之本。体现主权的国家形式，只有在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时，才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国家以及相应的主权，是为了人而建立；而不是要人牺牲自己的权利为了国家存在。人生下来就有天赋人权，即「自然权利」。人们後来所以同意放弃一部份这种权利而建立（相当程度上限制自己权利的）国家，是因为没有国家形式的管理，有些人的自然权利被他人侵犯。因此从国家形式出现时起，它就是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设置的，而不是以管制和限制人们的权利为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价值是绝对的，是永远高於国家主权的。 美国的宪法，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思想。例如，美国出现过很多枪杀恶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可以自由购买枪枝。很多人奇怪，为什麽美国不像中国等国家那样乾脆禁枪？美国政府做不到，因为宪法有「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的条款。这个权利保障著，一旦白宫的主人变成毛泽东和斯大林，人们有武装反抗、推翻专制的能力（拥有武器）。据统计，二亿六千万人口的美国现在个人拥有枪枝近三亿枝。这是对美国任何想做毛泽东、斯大林专制梦的领导者的最大制约。 ●是非、正义高於国界、种族 第三，种族和是非： 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有些人批评说是由於美国政界和媒体有很多犹太人，是宗教和种族认同导致的。但这次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科索沃，明显是支持和帮助穆斯林信徒。百分九十的科索沃人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他们信仰穆斯林教。而镇压他们的塞尔维亚人，主要信奉东正教（基督教中的一种）。以白人和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人，在种族和宗教上和塞尔维亚人更接近。但美国没有从种族、宗教出发，而是从道义、是非出发，帮助阿族人，轰炸塞尔维亚军队。以种族和宗教划线的美国宿敌伊朗则说「这次美国做对了」。 但在北约误炸中国领馆事件上，不仅中国大陆的媒体，连香港的报纸，美国的华文报章，以及一些民运团体和个人，几乎都是一面倒谴责美国和北约是霸权主义，支持大陆民众的示威抗议。 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太容易从种族出发考虑问题，视民族认同高於正义和是非。实质上这还是当年义和团的心态：凡是中国的就是好的，就要维护；凡是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就要排斥。这也是乔治．奥维尔在《动物农场》中所描述的，那些实行了共产主义、反对人类的猪们，主要口号就是「两条腿是坏的，四条腿是好的」，用这种人（两条腿）和动物（四条腿）的族群认同，掩盖是非；用这种「我们、他们」的分界，模糊人道和专制。而一切专制政权都是建立在这种愚蠢的「民族主义」之上的。 第四，生命的价值： 中国政府和媒体这次出乎寻常地强调三个中国人在领馆被炸中丧生。如果中国政府和媒体看重生命的价值，为什麽不看重在中共建政五十年中因迫害、饥饿、枪杀致死的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要求北约调查炸死三个中国人的事件，并要求迅速公布调查结果，但这个政府调查过那些它「有意」制造的大规模的中国人死亡吗：五一年「镇反」有几百万人遇害；六一年人为大饥荒，五千万被饿死；文革一亿人遭株连迫害；六四有上千人被屠杀。中国政府和媒体不仅不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调查，连六四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至今十年了都不公布。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媒体，还有什麽资格谈生命的价值？ 第五，向谁抗议： 这次中国政府和媒体煽动怂恿民众向美国驻中国的领馆抗议，示威者还砸毁领馆玻璃，焚烧美国国旗。但在美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美国人的思维却不同，不要说美国难有全国性的示威抗议，如果有，人们也不会去外国领馆示威，而会去抗议自己的政府，或是抗议自己的政府无能，或是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力量对付其他政府；而绝不会像伊朗那样占领人家使馆，把外交人员扣为人质；更不会像中国那样，文革时把别国的外交机构放火烧了。 ●用爱、理解和宽容化解仇恨 第六，仇恨和血债： 这次中国反美示威中，很多标语是「血债要用血来还」，「 以血还血」以及「报仇」等血淋淋的词句；还有美国记者和留学生被示威者殴打。这种充满了仇恨的语言，这种因为一件事就排斥整个种族的行为，是信奉爱和宽容的美国人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的。 美国人也不会把别的国家的部份人的行为看成是整个国家行为，更不会由此仇恨、排斥那个国家的全部人民。美国人不仅不会怂恿仇恨，而是推崇用理解、宽容和爱化解仇恨。例如，1993年，美国一名19岁的女学生，主动去南非帮助那里的黑人结束种族歧视，结果当地一群黑人看到她是白人，竟把她活活打死了。美国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後，美国人没有游行，没有示威，更没有把它看成是南非全部黑人的行为。 南非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结束了种族歧视制度後，那几个打死这名女学生的黑人被抓获判刑。後来那名女学生的父母亲自去了南非，向法院提出释放那几个杀害了他们唯一女儿的黑人，认为那是种族歧视制度造成的种族仇恨。 另一个例子是在1994年，一对美国夫妇带著七岁的儿子去意大利旅游，结果夜间在高速公路开车时遇劫，他们一家开车逃走时，追击的暴徒把孩子射杀了。这对失去了爱子的美国夫妇悲痛欲绝，但他们没有谴责意大利政府，更没有怪罪全体意大利人，反而把孩子的心、肝、肾脏，以及两个眼球和胰腺等器官捐给了意大利医院里需要的患者。这件事感动了整个意大利。 和中国人有关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卢刚杀人事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卢刚，因嫉妒等原因，枪杀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同时还射杀了他的教授，以及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等多人。美国人没有因此怪罪全体中国留学生，更没有因此对中国留学生另眼看待，或采取排斥的态度。 那名和卢刚没有任何关系，无辜丧生的女秘书，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在追悼会上没有说一句谴责卢刚的话，反而给卢刚的家人捐献了几百美元，帮助处理後事。 美国人做这些事，没有像中国那种「学习雷锋」的政治原因，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果，一种文明的力量。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提出，冷战结束後，世界的冲突将更多体现为文化的冲突。很多中国学者很不喜欢亨廷顿的这种提法，因为它意味著文化有高低、优劣、先进和落後之分。如果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的话，当然就有高低之分，否则非洲现在还在进行的割女性阴蒂的文化、中国曾把女人的脚裹了两千年的文化，穆斯林国家至今仍禁止女性在公开场合露脸的文化，都是可以容忍的了。只要有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就有优劣、高低之分。这次中国大陆的反美示威，再次证明了这种文明的冲突。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1999-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海啸般的美国捐献
东南亚海啸吞噬了十多万生命，而随後来自全世界的捐献，则像新一轮的「海啸」，汹涌澎湃地送进那些需要的地方，再次展示世界是个地球村，一方有难，八方援手。 在这个救援大军中，主导力量是美国。虽然在开始救援时有人批评美国吝啬，虽然美国政府捐献出的三亿五千万美元，排在日本的五亿美元之後，但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美国提供的食物、药品，以及美国动用的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等救援力量。而在过去四年中，美国向世界的捐助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且超过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捐助总额！ 而且这还没有算进美国私营企业、公司和普通民众的民间捐助。据「Hudson研究所」学者阿黛尔曼（Carol Adelman）论文中的数字，仅美国的基金会平均每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就达15亿美元；美国商界每年提供28亿美元。美国基督教团体迄今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多达100亿美元的援助。仅美国的大学向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2000年就有13亿美元，是澳大利亚、比利时、挪威和新西兰等四国当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总和。 而2000这一年美国民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就达34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国际援助100亿的三倍以上。例如在这次海啸捐助中，美国的公司和个人，也是通过各种方式伸出援手。医药公司Pfizer，不仅捐出一千万现金，还捐出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药品；可口可乐公司也捐了一千万美元；花旗银行和Exxon石油公司各捐了五百万；盖茨基金会捐了三百万┅┅仅美国几十家公司的捐献额，就已超过了美国政府的三亿五千万。美国连锁咖啡店在泰国的分公司在捐出10万美元之後，又把上周三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同时还准备把该店一月份在美、加、澳、英、德等国销售的咖啡，每售出一磅，就捐出二美元。 如果说各国政府捐献，以及大公司的捐款，还有个「名声」因素在里面，毕竟有名字，被人所知（当然他们未必是要被人所知才来捐助），但那些默默无闻的美国普通人的捐献，则更体现纯粹的爱心。 据《纽约时报》元旦那天的报导，海啸发生之後五天之内，仅通过亚马逊书店的网站，美国民众就捐出九百万美元；而全球的Oxfam网站，则收到二千八百万美元捐款，其中七百五十万美元来自美国人。 「美国拯救孩子」慈善机构，在海啸之後四天内，就捐到六百万美元，平均每天120多万。美国的慈善机构表示，自911事件之後，这是最大规模、最踊跃的全民性捐款。 一般人的印象，美国这麽多捐款，可能都来自大公司、富人，但事实恰恰相反，据统计，捐款中80％来自个人，70％是普通民众。像上面提到的亚马逊书店网站得到的九百万捐款，就来自八万七千名美国民众。美国连锁商店沃尔玛特在各地商场放置捐款箱，就收到二百万美元现金，也是来自普通人，因为这是一个美国大众消费商店。「美国在线」（AOL）在48小时之内，其用户就捐了一百多万美元。 据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捐出全年收入的2％（在欧洲捐献较多的英国，平均每人捐出收入的0.5％，是美国人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公司平均捐出税前利润的1％（英国公司的捐出少於0.5％）。在2000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二千美元。 为什麽美国人这样乐捐，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更有宗教信仰。根据Harris民调，89％的美国人相信上帝，80％相信耶稣复活，77％相信玛利亚由圣灵怀孕。不要说一般美国人，1997年的民调显示，40％的美国医生相信上帝并祈祷，它和1914年、1933年那两次的民调结果一样。 正是这种宗教信仰，使美国人更有怜悯、同情、施舍和爱心。而捐献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和放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5日） 2005-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