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台湾“新南向”VS 北京“以商围政”
何清涟 5月20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并发表内容详备的就职演讲，北京死死揪住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表态穷追猛打，却完全没有认真思考大陆对台湾的吸附能力为何减弱。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尽管只是因应大陆台商近年陆续撤资移往东南亚及印度等地的顺水推舟之举，但如果成势，则意味着两岸的经济羁绊将日趋弱化并走向断裂。国民党政治式微意味着两岸政治羁绊已断，所谓文化羁绊因两岸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仅存语言一线。如果政治、经济、文化三道羁绊日弱，所谓“九二共识”将无所附丽。 大陆与台湾关系：先经济后政治 台湾在李登辉任总统期间，一度严禁台商到大陆投资。为两岸关系牵线搭桥者，是二战时期援华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夫人陈香梅。这位陈香梅是位了不起的华人女性，随夫移居美国后，凭自己的能力撑开了一片天空，成为美国政坛最有影响的华裔第一女性。从肯尼迪到克林顿前后八位美国总统对她都有政治任命。北京一直尊陈香梅为上宾，乃因她为中国办了三件大事： 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陈香梅是沟通美中关系的“里根特使”。她受其表舅廖承志邀请秘密访华，并携带正在候任的美国总统里根亲笔信递交邓小平，促使中美关系升温；二是有感于国民党老兵思乡情切，游说台湾总统蒋经国考虑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三是搭建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桥梁。1989年12月，当西方因“六四”事件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之时，陈香梅秘密组织了一个台商投资访问团进行一次“破天荒的大陆之旅”，开启了台商到大陆投资之门。 在陈香梅帮助打开两岸通商这扇门之前，台商到大陆投资者非常稀少。如今已成世界富商的郭台铭，倒是早看出了商机，早在1988年底就悄悄前去大陆安营扎寨。为何要悄悄前去大陆？只因当时李登辉政府将那些想到大陆去投资的人视为“共产党”，予以政治打压。我认识一位台商，说起她当年参加陈香梅那个商务代表团，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先是转道美国再赴大陆。后来丈夫去大陆办厂，好几年中都对亲戚说是在东南亚某国工作。陈香梅率领的这个商务代表团非常成功，90%以上都去大陆投资，而且也都获得巨大成功。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2016年1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5543个，实际使用台资628.9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3.8%。 台湾方面的数据是：截至2014年10月，台湾当局已核准对大陆投资金额约1418.78亿美元，而同期台湾对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金额约893.19亿美元，大陆占台湾对外投资额的61.3%。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对海外投资中有不少流向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其中不少最终流向中国大陆。这意味着台湾对大陆实际投资额可能要高于台湾当局的统计额，有专家估计，台商在大陆的实际投资在2000亿美元以上。 政治羁绊奠基于经济羁绊 自从台商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入中国大陆之后，中国就开始在台湾推行以商围政策略，一步一步加深对台湾的影响，包括对台湾媒体业的染红，数年前，我曾在: 《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靠岸”》中指出，自从2010 年6月中国和台湾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将双方的经贸合作制度化之后，台湾的“政治”（政界）已经无法不听“经济”（商界）的吆喝。这一协议签署之后，香港亲北京杂志《镜报》曾发表署名陈星战的文章《两岸发展之前瞻性思维》，指北京可能在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让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担任国家副主席。 文章说，“北京的构想已非一朝一夕，北京的诚意不容怀疑。”若此事成为现实，台湾大概会成为与香港类似的“特区”。 以上事实说明，两岸关系的实质是政治羁绊奠基于经济羁绊。据台海网资料，现在大陆有各类台商投资企业8万多家，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台商、台干、台劳及其家属有近230万人，占台湾人口总数约10%。即使是蔡英文政府，也不能无视这个群体的力量与影响。事实上，蔡英文在2012年台湾大选中输在“最后一里路”，就是因为北京包机将大陆台商紧急运回台湾投票，才让蔡英文以80万票差败选。 由于北京太急于求成，逼签两岸服贸协议，希望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最后一块铺路石立即铺就。但不巧的是，香港人民实施普选的要求严重受挫，台湾人尤其是台湾青年终于看到“台湾不努力，终将变香港”，奋起发动“太阳花学运”，这才有了今天的民进党重回台湾政坛。 蔡英文政府能摆脱“大陆依赖”吗？ 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其实是为马政府补交的作业。从2008年开始，上万家台资纷纷从中国撤离，连大陆铁杆投资人郭台铭也将部分工厂撤往印度、东南亚等国。这种撤离并非台商与台湾政治共同进退，而是大陆的投资环境发生极大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除了工资增高之外，新一代农民工远不如父辈老实听话，动辄罢工，例如2014年9月，苹果公司东莞代工厂数千员工罢工，起因是台商眼中的一件小事，即中秋不发月饼和节日奖金；二是大陆的土地成本太高，不仅比东南亚国家及印度高，甚至比美国中西部州也高得多；三是2008年以来，中国实行两税合一，内外资税收标准并轨，取消对外商的税收优惠。台湾的代工业本来利润就极薄，上述因素使他们在大陆的投资难以为继。 台商纷纷退出大陆的过程，就是北京对台湾以商围政的基础被削弱的过程。 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蔡英文当选已是水到渠成，台湾与大陆关系淡化甚至恶化都是意料中事，台湾舆论也因此一直在强调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正在下降，要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过于依赖大陆单一市场的现象。据台湾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2001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的出口比重（出口至大陆及香港占全部出口比重，也称出口依存度）为26.6%，2007年升至40.7％，2010年升至41.8%，2013年降至39.7%，回到2006年的水准。据此，台湾方面比较乐观，认为摆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从而达成政治上的疏离。 北京对此则是另一番估计。据中国商务部今年5月发布的统计，2015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885.6亿美元，同比下降4.9%。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49亿美元，同比下降3.0%；自台进口1436.6亿美元，同比下降5.5%。尽管如此，大陆对台贸易逆差仍然高达987.5亿美元，台湾仍然是中国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因此，提及台湾蔡英文政府的未来，都寄希望于经济难题成为蔡英文政府迈不过去的坎，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依赖。 除了上述台湾与北京的各自考量之外，还有两个因素是未来两岸关系无法回避的变数：一是中国经济进入L型低谷，而且L型的那一横还呈下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政治因素，台商也得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寻找“成本洼地”。二是美国方面下任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化，将取决于是谁当选。 从目前的情况看，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确实在缓慢下降，政治疏离之势已成。大陆方面对台湾的态度及其批判方向，比如对蔡英文未婚的恶意攻击，都只会增强台湾人对大陆的厌恶感。 （原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60527/3349357.html） 何清涟：《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靠岸”》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01206-china–across-the-taiwan-strait-111385034/774021.html； 何清涟：《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铺路石》，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ta-taiwan-china-20140324/187784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彭文正 曹长青对谈分析：台湾人怎么看蔡赖配、论文门？
2019-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9👍 0💬 0美国之音∶美国最优秀的副总统
美国的副总统切尼（钱尼）经常被人描述为华盛顿最有经验的政府官员。对他的老板布什总统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顾问。 布什总统认为，切尼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副总统。人们总是说，民主党人要挑选一位更年青、更有魅力的竞选夥伴来替换切尼。但是布什总统说，这决不是选美。布什总统说∶ “能和迪克．切尼一起竞选，我感到很骄傲。我承认，切尼不是参选人里最英俊的，但我挑选他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因为他的判断力和经验。我挑选他是因为他能够完成任务。” 迪克．切尼已经在华盛顿干了40多年了。他从尼克松总统时期的一名年青助理，到34岁时被任命为福特总统办公厅主任，成为历史上最年青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作为来自怀俄明州的议员，在国会工作了10年，是里根政府最可靠的社会保守派。切尼和他高中时的女友林恩很快地就成为共和党一对非常有影响力的夫妇。 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切尼是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协助成立了联军，不但把萨达姆．侯塞因赶出了科威特，而且，按照切尼的说法，还保住了沙特阿拉伯。切尼说∶ “我们在这场行动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必需坚持到底，让萨达姆．侯塞因夹著尾巴回巴格达。” 10年後，在美国政府准备推翻萨达姆．侯塞因政权和把萨达姆和9-11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切尼对付伊拉克领导人的经验把他推到了第一线。切尼说∶ “萨达姆．侯塞因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威胁著他的邻国，也威胁著美国。他的政权不但资助而且保护著包括基地组织成员在内的恐怖分子。” 在巴格达被攻占18个月之後，还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总统在竞选时为发动对伊战争进行了辩护。布什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我们进入伊拉克是正确的。” 副总统切尼则发起反击，他批评两名民主党竞争对手都在参议院投票赞成对伊拉克动用武力。 切尼说∶ “克里参议员和爱德华兹参议员批评布什总统审视了他们所审视的同样材料，批评布什总统得出了和他们同样的结论。如果总统是对的，而他确实是对的，那麽他们实际上是企图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重写历史。” \是关键人物但不会压倒布什\ 民主党反对派说，副总统对布什的白宫影响过大。然而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福蒂埃说，反恐战争使所谓布什政府是由切尼操纵的傀儡政府的说法不攻自破。他说∶ “我认为∶911事件使人们更加坚信布什是一位坚强的领导人，切尼是位重要人物，可能是总统最重要的参谋，在政治上对布什有帮助，在日常工作、在反恐战争中都对布什有帮助，所以布什不会舍弃他。因此，我认为切尼是一位关键人物，但不会压倒布什。” 在加入布什阵营之前，切尼是哈里波顿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收入超过4千4百万美元。该公司在伊拉克赢得了价值180亿美元的合同。国防部正在调查其中一千六百万美元为部队提供食品的超额费用。切尼说， 他跟哈里波顿公司和陆军签订的合同无关，但他仍然为公司进行辩护。切尼说∶ “没有任何人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这里边有什麽错误或是不恰当的地方。” 在这次竞选中，布什总统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传统的民主党议题上争取那些仍然摇摆不定的选民。副总统切尼则更侧重於所谓“温和保守派”的议题中更引起争议的问题，例如堕胎、学校祈祷和枪支管制等 。切尼说∶ “我们坚决维护宪法第二修正案，维护每个美国人携带武器的权利。” \在同性结婚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但是这位以忠诚而著称的副总统却至少在一个问题、也就是同性结婚的问题上，公开和他的上司持不同意见。切尼说∶ “林恩和我有一名同性恋女儿，所以我们家里对这个问题非常熟悉。”切尼的女儿玛丽在切尼的竞选班子里工作。切尼说∶ “就这种关系而言，我总的看法是∶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 这和布什总统的立场相冲突。布什要求修改宪法，禁止同性结婚。 切尼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但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由总统制定的。”白宫说， 布什总统尊重他的竞选夥伴的看法。白宫驳斥了所谓布什和切尼可能要散伙的传闻。切尼说∶“这次的选举将非常接近。在我们经历了4年之後，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个人的努力是不起作用的。” 切尼既是竞选人，又是筹款者，为竞选连任、再主持白宫四年发挥了核心作用。 （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2004年10月29日报道，原题「切尼——经验丰富的政坛老手） 2004-10-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拜登经济学 VS 习近平“战疫”经济学 世界傻眼
何清涟 美中两国是世界经济的老大、老二。2021年世界GDP总量约为95万亿美元，美国23万亿，约占总量的21.7%强；中国17.7万亿，占总量的18%；两国加总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二。也因此，美中经济今年出现滞胀与类滞胀，必将影响全世界。所谓“经济滞胀”，指停滞性通货膨胀，一般是经济停滞、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生产下滑，甚至出现破产潮。对美国人来说，“滞胀”还是1969年发生的事情；中国出现的是类滞胀，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因此中国人忍耐力强于过惯了好日子的美国人。 美国经济滞胀：“拜登经济学”的成果 先分析老大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伊始就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拟出一系列投入极其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0%。其中以抄中国当年大规模基建刺激经济的作业为主、推广绿色能源、发放福利为次，这一系列政策被美媒冠名为“拜登经济学”。虽然计划还未正式成行，但福利等各种开支，导致一年多时间内美国公共债务增加了10万亿。2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通胀率达7.9%，为40年来最高。这时还未发生俄乌战争，美国左媒也只得瘪瘪嘴，承认“拜登经济学”引发了高通胀。2月24日俄乌战争开始，美国3月份同比通胀率飙升至8.5%，再创40年新高。白宫发言人 普萨基女士在3月10日的发言中，立刻将美国通胀归咎于俄乌战争，称“预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汽油和能源价格上涨是暂时的”。 更让拜登政府觉得面上无光的是美国经济进入负增长：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公布，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合年率下降1.4%，急剧逆转了2021年第四季度增长6.9%的局面。美国经济自疫情暴发以来首次萎缩。 以上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已进入滞胀期。滞胀的原因很清楚：2020年以来，美国通过大规模印钱来刺激经济的措施，美国寄希望于通过大量印钞直接给民众福利，让增加大量政府购买，以此刺激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民众对于“天上掉下来的钱”已经上瘾，不再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债务剧增并发行天量货币发行，截至2022年5月7日，美国债务已经激增至30.43万亿美元。尽管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就开始钟情的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可以无限度的发钞，但现实却告知世人：通过印钞希望经济增长本身就违背常识，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津巴布韦就不会受恶性通货膨胀煎熬多年了。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能把危机部分转嫁到海外，可转嫁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到了2021年11月初，美国大量超发货币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增长不仅大幅回落，通胀率继续高企。美国房价大幅上涨，标普CoreLogic凯斯-席勒20城房价指数Case-Shiller home prices index出炉，今年1月，美国房价同比上涨19.1%。 事已至此，如何才能抑制通胀？今年1月IMF总裁发言，称中国的疫情清零影响全球供应链，导致各国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中国应重新评估其“清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商品供应国的角色，这些限制现在被证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负担。 但中国偏偏这里非得清零——可称之为习近平“战疫”经济学，让企业躺平。 中国已现类滞胀 “战疫”经济学更助推 早在2021年，中国就出现了“类滞胀”格局。何谓类滞胀？按照创造这个名词的中国智库解释，“类滞胀”特指经济增速放缓，但仍保持较高的正增长，通胀有但不严重，处于可控状态。这一描述基本符合中国经济状态。但202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下行，出口增速放缓，由于中国当局坚持疫情清零，上海这个最重要的经济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但俄乌冲突带来的通胀压力尚未明显体现在中国2月通胀数据中，CPI同比增速持稳、PPI同比仍在回落通道。不过，俄乌局势持续带来的全球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料难逃输入性通胀风险。简言之，俄乌战争开始后，3月以后全球通胀上升，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这时却选择了一种外部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通过疫情清零让中国经济躺平。上海封城60来天，居民承受的压力已到极限，现在又将封城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很多城市，其间的民怨民愤充斥社交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严重，野村证券警告，中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报告估计，目前中国45个城市中约3.73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控中，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达40％。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今年初与几位学者进行联合研究，用按月更新的城际卡车流量变化来推算各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变化，研究结论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两周，当月中国GDP可能损失3.1%。 美中感冒，全球都打喷嚏 美国滞胀，中国类滞胀再加上清零引起的经济停滞，对世界影响甚大。这与两国的经济地位有关。 美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排名第四至第十这8个国家的总和。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近年来，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 美国人占世界人口的5%，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24%，和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接近。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其GDP构成如下：工业占12%，服务业占80%，其余的由农业和其它行业占据——也就是说，美国的服务业非常发达，尤其金融业和信息产业，比如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和互联网及GPS等。而占GDP约12%的工业，大都是军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中不少是美国政府限制出口的。所以美国出口的基本都是农产品，例如大豆、小麦、玉米。美国汽车虽有少量出口，但无法与德日竞争，因为技术、车型都不如德日，出口量很少。 一个制造业空心化的国家，怎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高消费国家？这得益于两点：一是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美元霸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美国与沙特为首的欧佩克组织签订了“牢不可破”的协议：美元与石油挂钩，又称石油美元，再加上美元具有的世界货币地位，至此美元霸权正式形成。二是科技发达，占据市场经济的高端。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今年3月刚发布的《知识产权和美国经济（第三版）》资料， 2019年知识产权活动占美国国内经济活动的41%，共创造了6300万个就业岗位，占美国所有就业岗位的44%。 美元霸权形成以后，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和控制汇率（升值或贬值），发行国债，增加本国政府的“财富”（经常被批评者说成是“掠夺世界各国的财富”）。美国的制造业即需要成本，又带来环境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类企业都因土地、劳动力、税收等考虑，迁往国外的成本洼地。那么美国人需要消费商品怎么办？进口，所以美国经济就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美国现在经济增速为-1.4%，这必然影响美国人的消费能力，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美中两国近20多年形成的相互经济依赖，双方一时都无法摆脱。双方关系如此紧张，中国对美出口2021年增长27.5%，2021年中国贸易顺差6764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965.8亿美元。 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商品出口国。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之大甚至让中国觉得自己可以拥有定价权（与欧盟当初制裁俄罗斯的想法类似），如今中国因清零躺平，西方媒体写了不少文章批评这种做法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纽约时报》终于 在5月5日发表文章，称《物美价廉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 美中两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40%，如今拜登经济学与习近平清零的躺平一齐出现，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次不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那样，那时中国经济正保持高速增长，全世界都将中国当作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也算不负世界所望，投入5万亿救市，地方政府亦举债投入20万亿配套资金，这些钱大多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保持了中国对能源、铁矿石、钢材、玻璃等、铝合金等数十种建材的旺盛需求，世界资源国与工业品出口国才算是稳定了经济，美国一年后站住脚跟，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拜登经济学注定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习近平的战疫经济学让中国经济躺平，世界现在有点傻眼，但一时还转不过弯来，都以为俄乌战争结束后，世界还能回到以前那岁月静好状态。其实就在这两年内，美国政治经济已经翻过万重山了，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无法准确判断国际局势。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5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10/n13732384.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追随大国的索价
何清涟 2017年“一带一路”首届峰会之后，一度弃中国而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又纷纷投怀送抱，重归北京旗下，共同赞襄“一带一路”第二届峰会盛举，其中包括新加盟的瑞士、曾向美国与IMF哭诉中国投资让他们陷入“债务陷阱”的马来西亚与缅甸。 来归者众，中国的吸引力何在？ 与2017年5月间的第一届峰会相比，第二届峰会有几个吸眼球的关键点： 首先，各国调整了对中国的期望值，虽然普遍对中国资金数量抱有希望，但远比2017年的目标要现实。2017年的第一次峰会召开之时，正逢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5月4日通过中国金融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说白了，中国的意思是今后投资以人民币为主，共同出资，这令那些奔美元援助而来的各国非常失望，衍生出2017年一宗国际事件：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叫停中国项目，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哭诉中国令其债台高筑，要求IMF给予援助，最后让美国拿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做了篇没写结局的大文章。有了这经验，第二届峰会的与会国家抱的期望值没首届峰会那么高，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意大利的态度就是典型：只要中国有钱就行。 其次，第二届峰会多了一些重要的新成员，意大利与瑞士这两个欧洲国家加入。意大利是G7成员国当中第一个参加“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瑞士的加盟更重要，BBC日前刊发的文章对此有清醒认识：首先，瑞士有国际间最富声誉的金融服务业；其次，瑞士是国际组织总部的聚集地。对中国来说，瑞士独特的政治“中立国”地位，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德国对此很不满，但与意大利的分歧不在是否加入，而在于德国坚持“整体加入”，以继续维持欧洲领袖掌控集体谈判权的领导地位。 第三，中国政府非常技巧地将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之上，并承诺将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些表态给了与会国非常好的赞襄理由。 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根据路孚特数据，该倡议中的项目总价值为3.67万亿美元，横跨位于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一带一路首届峰会时，中国当时有膨胀感，宣传上强调推广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化新领军的说法，导致一些国家的疑虑。美国在贸易战期间提出种种质疑中国红色渗透的批评，也曾让一些国家动摇。因此，第二次峰会中，北京的宣传降调，重点放在化解各国疑虑，比如这次提出将与世界银行共同研究“一带一路”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建立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针对外界关于“一带一路”的透明度和输出威权意识形态的质疑也做了相应解释；公报草案还写明，出席4月25-27日峰会的37位全球领导人将就项目融资问题达成一致，遵守全球债务目标，并促进绿色发展。 中小国家在超级大国身上薅羊毛的习惯源于何时？ 2018年10月以来，马来西亚等几个国家称中国令它们陷入“债务陷阱”，美国对此高调指责，2018年10月3日，美国会参议院以93票赞成、6票反对批准了”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BUILD)。按照该法案，原先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以及其他政府名下的发展援助机构将会被整合，成立一个全新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新机构将会获得600亿美元的资金，负责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港口、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援助贷款。 但是，在这种动用国家资源的事情上，民主国家受限较多，远不如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有效率（这效率当然源于罔顾本国民生）。因此，美国投资还只停留在计划中，中国却拿出了真金白银。世界各国现在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内失业严重，比如意大利现在失业率下降为7年以来最低，2018年末的青年失业率也高达30.8%。2019年1月希腊的青年失业率也保持在39.7%。对各国人民（领袖们眼中的选票）来说，重要的任务不是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摆脱专制，而是本国人民的就业问题。在欧盟大国的反对声中，意大利选择与中国单边合作，态度就是出于现实考虑：“在自家窗前，这（中国在瓦多港口修建工程）当然不是什么美景，但是能带来就业岗位，所以这是件好事。”意大利小城瓦多(Vado Ligure)共有 8000人口，中国投资带来400个就业岗位，这令当地政府与居民十分高兴：”瓦多市长对德国之声表示，一个强有力的投资伙伴能够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资金，同时，在一系列条约、合同、法规的规制下，也完全无需担心中国资本会造成债务问题或者劳工权益被侵犯”。”中国人不是问题。他们带着钱来，我们非常欢迎！”克罗地亚、尼日利亚等国无不如此，“钱”就是中国维持与一带一路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纽带。 两年前，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援建汉班托塔港的贷款，而将整个港口租借给中方，租期为99年。这一事件曾被批评者作为“一带一路”债务风险乃至债务陷阱的典型案例。看起来，各国似乎都忘记欠债还钱这条市场铁则，深究起来，这种思维的产生有其原因。 西方媒体偏左，历来强调价值观优先，对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总是有点轻看。但自从美国民主党2018年中期选举获胜之后，社会主义政策成了民主党在竞选中的偏好，离美国选民主体关心的话题越来越远，西方媒体着急之下，不自觉地经常引用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打败老布什的一句名言：“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希望藉此提醒全球左派政客，应该认识到只有“拼经济”，才能赢得选民。事实上，这条真理不仅适用于全球各国政治，也可以用来解释这次各国争着跳进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 因为只有拿到中国的钱，他们才有资本在本国拼经济，保住选民。 本来，发展经济是各国自身的事情，但二战之后，美苏抗衡的冷战模式让世界习惯了一种追随方式：除了意识形态原因之外，各国（尤其是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强的国家）选边站队可以获得两个大国的经济援助。许多中小国家发展经济无方，但利用美苏争霸的时机玩政治“跷跷板”，谁给的好处多，就站在谁那边。美国从二战之后，承担了维持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的任务，认为这是自身“软实力”的体现，各国也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美国的责任，并不感谢。中国则很清楚金钱的力量，在联合国内纵横捭阖，在人权事务上充分展示了金钱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影响力（参见《在人权进步之路上的艰难跋涉―介绍两位国际人权活动家的亲历自述》一文）。 冷战模式的余绪：中国目标必遭美国掣肘 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19年3月底，中国已与125个国家签署不同的合作协议，这些国家的GDP占全球的36%，是世界总人口的六成。如此费尽心机，真的只为了赢得商机么？当然不是。 本次峰会期间，中国为消除外界疑虑做了不少解释工作，各国也接受了中国的解释，认为中国通过综合运输和基础设施纽带来拉近欧亚大陆的距离，对加深贸易与人类联系及沿线国家人民都有利。但这并非这些国家真的不明白“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意义：“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套以中国为核心的制度，让各国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产生对北京的高度依赖，通过“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中国获得规则制定权，重塑世界格局。 各国也明白，美国早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表示不满。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不容轻视，它不仅具有改变欧亚大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平衡的潜力，也会在技术标准、军事安全、国际发展等多领域对美国构成现实挑战，甚至破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霸权的基础。因此，美国绝对不会容忍中国在这方面的强力挑战。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霸，必然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出售追随权的机会。 至于这些争跳中国“债务陷阱”的国家，只不过是将亚洲国家在冷战后就形成的新思维“经济利益靠中国，政治安全靠美国”略加改变，重回冷战时期的“跷跷板”模式。2018年10月间的旧事，例如马来西亚等国向IMF与美国哭诉，抱怨自身受到中国债务陷阱伤害这类事情必会重演，因为哭诉也是一种出售追随权的索价方式。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19年4月29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9/04/29/guan-dian-yi-dai-yi-lu-de-zhai-wu-xian-jing-zhui-sui-da-guo-de-suo-jie?fbclid=IwAR1p\_swhifJBgTO9y-EOTWHVeycQt4yrauKKUw9Fhbm25emk1pKB2nfB5J0 ）
何清涟2025-11-06 06:29👍 0💬 01998－2008 年：中国社会进步的蜗牛爬行了多远？
汶川地震已进入救灾善后阶段，与十年前中国长江洪灾发生时当局的危机处理机制相比，可以度量这十年内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 所谓“社会进步”包括几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思维与管理能力，民众的社会参与及对外开放程度。 从政府的管制思维与管制能力来看并无变化。还是老一套，比如国务院总理赶赴现场指挥，军队做为救灾主力，政府仍将“牢牢掌握舆论引导权”当作“危机处理能力”的主项，媒体基本上都在表达党与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展示国家的动员能力，如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只是1998年网络未普及，有关灾情的“谣言”没有多少散布渠道。经过了2003年SARS消息散布的教训，此番中国当局于地震次日就抓捕造谣者，并以“灾难当前，谣言须止”为由，让网络媒体发布“共同抵制汶川地震中各类谣言倡议书”，高度自律。诸如地震之前为何没有任何预报，救灾过程中官员发生的贪污，中国当局拒绝境外专业援救队伍及时入境的真实原因等，基本不在媒体报道范围之内。 对于灾害的解析仍以“坏事变好事”这一毛泽东的“辨证法理论”主导。1998年是部分经济学家出面，用“破窗理论”向国人解释灾害有助于刺激需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而现在则是用“多难兴邦”论抚慰民众那被伤害得千疮百孔的心。 “豆腐渣工程”之多，与1998年堪称异曲同工。1998年在九江大堤上，总理朱镕基看着毁损堤坝中用来充作钢筋的细竹竿，气得大骂“豆腐渣工程”；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数百所学校惊现“豆腐渣工程”本相――相隔10年，中国各处曾垮塌了好几座桥梁，如四川綦江彩虹桥等，但这似乎并未能够使四川省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有所减少。 官吏们仍然对发国难财情有独钟。1998年洪区灾民啼饥号寒之际，一些官员竟然在大吃甲鱼宴。香港捐赠给灾区的几万条毯子，有不少被乡镇干部“截流”自用。这不堪的一幕如今竟又在四川灾区重现。地震余震未断之际，一些灾区官员被揭发侵吞、挪用救灾物资，以及与不法商贩勾结，利用多种手段趁国难之机牟取暴利。仅德阳市一地，已经查处民众举报的130多起涉及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和挪用救灾帐篷等违规事件。更有各处灾民反映，当地乡镇政府发放救灾物质时竟要民众花钱购买。这种穷凶极恶的贪腐嘴脸，让捐赠者颇为寒心。 官方仍然将救灾看作政府施惠于民的一种特权，不允许民间组织染指。中国当局宣布，捐款者只应将钱捐给官方指定的三大机构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而对民间组织的捐款却一律打压，如牛博网”接受捐款的建行帐号被冻结。但这些官方信赖的慈善机构却得不到民众信任，中国红十字会一开始就因帐篷价格过高而被众多网友质疑，德阳市中江县红十字会，购买1万多元的药品，竟要求药厂开5万多元的发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民众志愿参与救灾却表现不凡。在2008年赶赴四川的救灾队伍中，有不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以及中国政府愿意接纳的国际救援队伍。民众更是利用网络发布了各种不被官方媒体报道的信息，网络亦成为志愿者募集捐款、组织救灾志愿者队伍的一条主要管道。这样的民众，谁还敢说他们不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这说明，不管当局怎样打压，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是展现出不可小觑的活力，这正是中国人养成公民意识的前奏，也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 可以说，这十年，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能力与管理思维方面的“进步”属于蜗牛爬行式，远远落后于民众社会参与意识提高的速度。按国际社会的正常标准，危机处理能力并不包括政府的新闻控制能力，而主要是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比如救灾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危机的善后事宜（比如灾后的安置与援助）等问题。在未弄清楚中国当局对这次地震震情是否有瞒报现象，救灾捐款正被一群群贪官污吏那一双双发绿的眼睛虎视狼顾之际，中国人切莫对政府期望过高。 （《华夏电子报》2008年5月29日，第246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6👍 0💬 0《编译局言情录》摧毁北京的“理论自信”
近几天中国又爆情色新闻，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不是发生在普通的官场，而是中共意识形态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车间——中央编译局。女主角常艳副教授在被其情人——衣俊卿局长欺骗的巨大痛苦中，用真名实姓的白描手法自我曝光，揭开了这家“意识形态生产车间”那肮脏的内里。 这篇情色交易自述的全名是：《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网上流传的书名简称为《编译局言情录》，全文长达12万字。与以往男性官员们的情色日记不同，一是多了些言情色彩，不完全是赤裸裸的性描写，这大概是事主性别不同的原因；二是出场的人物全为实名；地点及人物关系基本为实写；第三点，亦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女事主是将她与男事主的关系放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家队”这个大环境中描写，让外界看到围绕“国家课题”这块肥肉，“马研”圈内按权力分赃的那种肮脏生存状态。 综上所述，常艳的《言情录》之社会意义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情色日记，其中有几个看点不可不注意： 一、权色交易已成“买方市场”（即买方占优势由其定价），卖方除了色相之外，还得提供金钱，才能获得买方青睐。 常艳供职的山西师范大学僻处临汾，她的现阶段最大人生梦想就是进入北京。为何她为入京如此不惜代价？是因为常艳所治“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虽说“马论”的市场销路并不景气，除《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外，媒体很少为“马论”开辟专栏。但“马论”却有一块其它领域没有的大蛋糕，即中共政府每年巨款发包的国家级课题，这些承包点的主要基地在北京。 中南海对“马论”研究采取的是国家购买的方式，即每年发包若干个“国家级课题”，每个按其重要性配给给人民币若干万。地处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是“马论”研究的主要承包点。一旦被纳入这个系统，除了“钱景”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成为“智囊”的潜在可能。即使成不了智囊，有了“北京专家”这个身份，在奉行等级制的“马论”圈里，到地方去，身价也不同。 近年来，中国各大专院校对“马论”博士进入批量生产，供过于求，能够找到教职已属不易。从《言情录》所述来看，凡能挤进编译局这个圈子的人，除了历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之外，还得靠关系。而结纳关系，除了会钻营之外，男人靠钱，女人送钱之外还得送上身体。每年拿到课题费后，还得为一些相关人士送上课题费的回扣，大约10%-15%。由此可见，掌握国家课题经费好比办了一家不错的企业，世界上能够保持净利润10%以上的企业简直屈指可数——因此，马论研究在中国早已形成了一条食物链，全国大大小小的马论研究者都想攀附上面以分润一二。 常艳对攀附这条食物链的“潜规则”了然于心，当他与编译局的掌门人——局长衣俊卿“老师”认识之后，就已经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从送钱到财色兼送，在她看来都理所当然。她在初期的忐忑不安，不是困惑于“送与不送”这个“原则”问题，而是不太知道如何拿捏分寸与火候。在她送钱之前与同事兼朋友商量，可见这已经是该局的游戏规则。 常艳还残留了一丁点女性的自尊。因此，明明是用色相与金钱“购买”编译局的工作岗位与课题费，但她冀望加点温情包装，幻想成为衣局长一段时间内的唯一情人，至少能够衣某在猎色猎财之后能够满足她入京的愿望。所以，当她发现她并非衣某人的唯一，而且衣某人并无帮她达到目的的诚意，于是开始产生龃龉，最后导致她愤而开展同归于尽的网络曝光。 二、生产意识形态产品的“学术”机构早就沦为纵欲之地。 从《言情录》所述，中央编译局这个“意识形态生产车间”招收博士后与工作人员，所谓“学术水平”不是主要考量标准，钱与色的份量足够就行。一批依靠权色钱交易进入“国家队”的人，主要依靠自己与衣局长的关系围着“国家课题”经费血拼混日子。自认为学术水平还不错的常艳在与“衣老师”闹翻后，大发牢骚：“编译局的博士后，还不如叫情妇团呢！以后面试，不要比学术，就比谁漂亮，谁会发嗲。为局长献美妾者，赏！赏官位，赏俸禄。现代版《甄嬛传》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火热上演，马恩列斯老人家们已经挂在墙上了，可他们不忍心错过人间大戏，就差从展览馆蹦出来与局长大人抢女人啦！” 中央编译局这个“马论”研究圈，已经堕落成一个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情色纵欲地。那些不惜奉上金钱与肉体的女博士后们，千方百计挤进这个饭碗集团，全因这饭碗里面有鱼有肉，外表看上去要比工人、农民的饭碗精致光鲜，虽然男男女女成天忙于各种情色活动，却能假装自己是比劳力者高贵的劳心者。 问题是，如果女博士们都争先恐后地向上司奉上金钱与肉体，就会在卖方之间形成过度竞争。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看到女博士后们争宠并为争宠落于下风而苦恼之时，不由得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术语点拨这些在做梦的女人们：“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 三、《言情录》摧毁了中共用以自欺的“三个自信”。 《编译局言情录》对中共的打击远远超过以往的情色日记与视频。因为中共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规训中国人的思想，这些意识形态产品的生产者用自身的丑恶见证了中共宣传的荒谬与虚伪。 我以前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类宗教功能，即它试图为人类存在的价值提供一种终极意义的解释。当苏联、东欧、中国等国的共产主义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实质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觉悟者所抛弃，只有中国还在不厌其烦地念叨马经，并将马经中国化。这种中国特色的马论研究，其实比马克思主义本身恶劣很多，其欺骗功能当然也差很多。当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之时，他本人多少还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今天中共意识形态生产车间的主管与生产者，几乎没有人真相信自己的产品质量。他们不顾廉耻地纵欲声色，挟公共资源迫使女博士后们“自愿”献上金钱与肉体，正好证明他们自身除了对肉欲与金钱的渴求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信仰。 《人民日报》等中国官媒最近为了给中共政府壮胆，试图用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筑就一道意识形态防波堤，衣俊卿本人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强调“理论自信”的文章。常艳女士这本《言情录》的出现，正好将这道防波堤当中的“理论自信”忽喇喇一下摧毁干净。 至于常艳后来发表的道歉信，说自己这篇言情录是“虚构”。对这一解释，不管各位读者信不信，反正我不信。凡认真看过《言情录》一半文字的人，只要有脑子，也不会相信。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china-sex-scandal/）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敏感地带”：对专制的决绝挑战
前些天在邮件中看到成力、追魂、黄香三位艺术家因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敏感地带“个别人”行为艺术展》被北京宋庄派出所带走这条消息，当时并未太留心。因为最近在中国被当局莫名其妙“带走”的人实在太多，绝大多数不是真与茉莉花有什么关系，属于当局心虚之下的狂抓滥捕。我以为这次也是因为行为艺术作品当中某些象征意义被当局无限夸大而遭到的逮捕。 但当我看到《敏感地带“个别人”行为艺术展》的展期与图片后，我无法平静，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毫不回避当代中国最重大政治问题的艺术展览中，我看到了参展艺术家那不屈的灵魂。当中国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闻“花”色变，不敢多谈半句的恐怖气氛中，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却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示了这个时代中国人民被压抑得最深的灵魂呼号，回应了此时刻世界正在发生的剧烈变革。这个展览展示了这些艺术家的坚毅与决心：他们要与时代一起，勇敢肩负给专制极权送终的文化使命。 我佩服参展艺术家的勇气。当美丽芬芳的茉莉花被北京当局视作挑战权力的禁物时，他们却用这束芬芳的茉莉花做了艺术表达的主要道具。这一行动本身在此时此刻中国的意义，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黄香的“茉莉花开”，以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黑暗旧世界死亡的心情与迎接新世界诞生的愿望。任何人看了这幅作品，都会明白艺术家想通过作品表达的意念。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击破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由来已久的骄傲与自负。因为这些作品展示的不仅是艺术家的勇气，还展现了这些艺术家洞察现实的穿透力。红色文化对人类尊严的践踏，1984场景在中国的再现，维权人士的勇敢、痛苦与无助，……无一不成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题材。那幅以“监视控制”为题的作品中，监视者高踞那架复杂的监视机器之上、双手握住控制器把手的紧张姿态，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今天中国政府那由人工与高科技系统共同组成的复杂监视系统。在那幅“我有罪，我写诗”的作品中，艺术家脖子上挂着一块上书“我有罪，我写诗”的牌子，墙上挂着艺术家痛苦呐喊的摄影作为背景，明喻中国当局控制言论、扼杀思想的丑陋与腐朽。“红喇叭不是喇叭”用满地血腥的意象，批判红色宣传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严重污染。 黑羊那幅以《死磕》为题的“推土机相遇”行为艺术，展现的其实近十余年来中国1亿2千万农民失去土地、400多万城市居民失去住房的利益被剥夺过程与无望的悲惨反抗过程。艺术家身穿红色短裤躺在一架巨大的推土机履带之前的场景，无论如何总让观者想起2010年12月乐清村长钱云会之死。“双重枷锁——黑猫白猫都不是好猫”让观者产生只可意味、难以言传的沉重。这是中国人都会说的“邓氏名言”，这句名言也入了英文辞典，并慢慢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中国人奉行这一国家机会主义教条之后丧失原则而不自知的状态？周永阳在“孔子拉屎”这部行为艺术作品里寄寓了多重讽刺，看过那段视频之后，可从艺术家充满隐喻的诗歌朗诵中领会到作者对专制政府霸占国家资源，镇压平民、钳制舆论的痛恨。那段对“五毛”的讽刺让人笑过之后不免为中国人感到辛酸： “妈妈，我不想当三毛，我想当五毛，……我当了五毛，看谁还敢有思想……删掉删掉，统统删掉。……” 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好作品当然不止这些，可惜我只能通过照片与视频感受到这些作品的强大冲击力。程美信为这个艺术展写的评论值得一读。他很准确地把握了这次行为艺术展的时代意义与艺术家们的社会担当：“每到周日下午大城市广场成了敏感地带。‘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选择周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它不光向中国贫血艺术发起了总攻，还向腐朽的独裁制度发出了挑战角号。” 对这些艺术家的勇气与道义担当我深为感佩。面对着“敏感地带”那些直接、大胆、直面中国黑暗的艺术作品，我仿佛听到当年里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前震撼人心的演讲：“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 !） 自2月20日那场亦真亦幻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落地以来，由于当局的暴力高压，使得众多集会地点成了只有警察与便衣到场的准军事控制演习。但这个《敏感地带“个别人”行为艺术展》却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谱写了极为重要的一章，这些艺术家们的勇敢让中国人在沸腾的2011年免于耻辱。不管这些艺术家今后的个体命运如何，3月20日举办的《敏感地带“个别人”行为艺术展》将与历史同在。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3月 3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3/autocracy-china/） (《敏感地带“个别人”行为艺术展》图片集: http://chinesegreenparty.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9372.html ；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1/0327/article\121716.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黄金喇叭也吹不出中国好形象
何清涟 路透社近日报道《中国或聘请国际公关公司 提升中国形象》，文中提到，北京为了营造美好国际形象，聘请伟达（Hill+Knowlton）、凯旋（Ketchum）、奥美（Ogilvy Public Relations）、福莱（FleishmanHillard）、爱德曼（Edelman）等五家国际知名公关公司，“帮助中国更好的与西方沟通，传播中国好声音”。此举说明，北京想投注大本钱，为“败絮其中”的中国在国际社会谋个“金玉其外”。 “好国际形象”靠的不是好声音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很明确：对内改善人权，降低腐败程度，缩小贫富差距，保护生态环境；对外展示自己是个讲信用、负责任的大国，改变过去那种讲责任时坐在后排，要求权利时抢坐前排的机会主义形象。 国际社会对中国这种要求是不是有意刁难？当然不是，这一要求是因应中国要求的国际地位而产生的。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自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开始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景，要求与美国共同领导当今世界，一度向外输出中国模式，还想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从2009年APEC夏威夷峰会开始，更明确提出：凡中国未曾参与的国际规则，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意即中国今后要参与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此后多次强调这一点。 既然中国赋予自身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与历史使命，当然需要在价值观上与国际主流保持一致。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政治上讲求民主自由法治；经济上崇尚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社会关系上讲平等并尊重人权。国际社会倒也从未明确反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新领导，但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国际标准要求并提升自身。因为世界各国并不想因中国这位“新领导”的出现，就改变自家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以适应新领导国的需要。 但中国距离国际社会的政治人权标准，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对内，中共政权缺乏制度信用 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病入膏肓，这有国际记者调查联盟2014年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与前不久刚发布的《巴拿马文件》为证。除此之外，其它内部治理也都乏善可陈。 中国的人权状态非常糟糕，每年都有不少中国人因政治罪名被捕。在各种外国资助的NGO惨遭整肃之后，2015年中国发生710“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上百位中国内地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维权人士之亲属，突然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部分人士下落不明，不断有人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 在网络自由方面，自从记者无国界2007年发布“互联网之敌”名单以来，中国政府年年榜上有名。在新闻自由方面，中国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上垫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持续滞留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今年最新的报告上，中国在新闻自由度上居倒数第五名。政府对新闻自由的理解，越来越趋近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即“要么与党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监狱”。 中国社会底层因为失业、环境污染发起的社会反抗即中国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尽管政府封锁消息，已经有5年左右不再发布全国年度群体性事件的大数据，但据民间网站“非新闻”所做的群体性事件统计，即根据2015年内记录到的群体游行、示威、集会等加总，计算为28950起。 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政权早已不能取信于民，彻底丧失了制度信用。它之所以存在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用枪杆子说话。 对外，中国政府缺乏国家信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遭受的国际批评越来越多。公平而论，倒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什么国别歧视，而是中国政府从1989年以来的作为，让世界看清了一点：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不改变，全世界就很难安宁。 1990年代，各国资本相继将目光投注到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为此经常游说本国政府给中国以各种优惠，从让中国加入WTO，直到各种国际组织，都是各国的跨国资本为中国主动游说，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理由是：经济发展会促使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一多，就会慢慢融入国际社会。 直到2009年为止，中国自身的口号也是“融入国际社会”。为了加入WTO，曾接受美国克林顿政府一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美国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但转折点发生于2005年左右，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的“颜色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到习近平执政之后，干脆制定了一个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严格限制慈善组织的活动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引致多国抗议。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自设门槛，与国际主流背道而驰。早在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就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人大至今迟迟未予批准。中国政府还将人权的丰富内涵，尤其是人民的政治权利视若无物，自说自话地将人权解释成人民的生存权，即吃饱饭的权利，并以此为标准沾沾自喜地宣称“中国在人权改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让13亿人民吃饱了饭”。 在履行世界领导责任上，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让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除了在联合国人权机构那些饱受非议的所作所为之外，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发挥坏作用。中国曾非常骄傲地在国内媒体上宣称自己在联合国有8次说“不”的光荣经历，其中就包括2012年2月4日与俄国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中投否决票。这次否决票的后果非常恶劣，导致国际社会无法对叙利亚进行干预，ISIS在混乱中诞生，成为世界祸源。 也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信用不佳，中国想在亚太地区谋取区域领导权的梦想一直遭到亚太国家的抵制。在中国崛起之后，中国的亚洲邻国曾一度脚踩两只船，希望“经济发展靠中国，政治安全靠美国”，但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之下，这些国家最后只好吁请美国重返太平洋，与中国之间终于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紧张态势。 凡中国取得领导权的国际组织，总有部分功能不能正常运作。比如中国今年刚接任G20主席国，就暂停了一个国际反腐败工作组B20，导致全球打击避税天堂 的努力受到挫折。 黄金喇叭的“好声音”难以吹出好形象 极权政治相信宣传的魔力，笃信“谎话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北京为了营造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游说、大外宣上一直不惜投入重金。比如在美国华府K街雇请多家公关公司游说美国政界；给西方著名学府及研究机构大量资助，让他们对中国模式赞誉有加；新华社花费重金在全世界开设多语种新闻频道日夜播放，试图影响受众对中国的观感；雇请大量外籍记者，以期写出适合各国受众的新闻报道。所有这些，加上控制互联网，都为了一个目的，“传播中国好声音，打造中国好形象”。 但是，再好的公关，也只能锦上添花，不能将无作有，更不能颠倒黑白。一个以满足本集团利益需要为目标的自我服务型政治集团，对内剥夺民众人权；对外不履行国际责任，以为金钱能够收买一切，这种政权就算天价雇请世界上最好的国际公关公司，让它们口吐莲花，也难以将极权政治包装成民主政治，反人权包装成保护人权。那五家国际公关公司心中其实也明白公关的作用有限，在数着北京抛撒的大把美元之时，说不定就在暗笑北京此举的愚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4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boosting-self-images-20160424/33011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蔡国强到台湾“乱搞赚钱”
曾设计北京奥运和国庆烟火的中国官方烟火师蔡国强，竟被马政府请到台湾，设计101大厦的元旦烟火秀，结果出现争议，因为它根本不像原来吹的那样玄——说会爆出一条龙，结果吐出一条虫。以至某家统派报纸，竟往烟火照片上加颜色，强化爆破效果以遮丑，於是丑上加假。 其实蔡国强的烟火秀失败，还不是根本性问题，人们真正需要质疑的起码是这几点∶ 第一，马政府要纪念中华民国百年，怎麽会去找中共国庆六十周年晚会焰火和表演的总设计师？北京的国庆，就是庆祝打败国民党、赶走中华民国，建立中共政权。马英九不是强调“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吗？怎麽会把歌颂中共政权的人，请来纪念中华民国百年？作为请者，这不逻辑混乱到乱伦程度了吗？作为来者，这不是“两国通吃”吗？ 第二，众所周知，马英九总统的两个女儿，都给蔡国强做事。而蔡近年不断跑台湾，开个人作品展（是他在海外最大的展），还拿到六千万元的爆破秀项目等。这里面有没有跟总统女儿的“利益关系”？蔡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画展讲话，马英九的女儿做翻译；蔡在台湾拿到的画展费，竟超过给毕卡索、梵古等世界名家画作的。这个蔡国强怎麽这麽“值钱”？是不是他身边有两个总统“千金”，他就成为“万两”？ 这事如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早就会查个底朝天！不可想像，美国总统的女儿会给伊朗的官方烟火师做事。而中国是用千枚飞弹瞄准台湾的敌国；可堂堂的台湾总统，就心安理得地让女儿给这种敌国的官方烟火师做助理。当年北京国庆时，中共官媒就曾以“马英九千金参与国庆焰火设计”为题，沾沾自喜报导说，马英九女儿“是蔡国强的助理、英文翻译，更是发言人！”当时海外媒体曾不平地说，“中共官媒这样羞辱台湾总统”。事实是，马英九自我羞辱，更羞辱台湾！ 第三，蔡国强真是泛蓝媒体吹捧的“国际大师”吗？近年来，中国有些艺术领域的鬼灵精，利用中国崛起被海外关注，到西方贩卖“中国”出名。例如蔡国强玩“火药”，黄永玩“指南针”，徐冰玩“长城” 被称为“四大发明”派中国前卫。这样做既符合北京官方宣传，又可以唬西方那些“中国不通”们。这些所谓“前卫”，只是精明的投机艺人。例如蔡国强用两万把小刀，插成一个飞机模型；用一百多羊皮筏串成巨龙形状，把狼群排成飞天状，将五十件褶皱衣服排成一条龙形，然後用火药把衣服炸了等等。都是毫无意境，更无思想的“玩”。 早就有中国艺术批评家指出，“蔡国强从始至终都是制造轰动效果的烟火玩家，其作品的纵恶媚俗性质更是不言而喻。”对蔡来说，“成名发财是首要的，他才不在乎什麽社会消耗、环境污染、民膏民脂。”更不在乎“变成了政府的御用烟火师”。 而蔡本人的审美观也如此，这位在其家乡福建泉州做过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至今还公开表示喜欢毛泽东、并在国共内战时毛的住处发起“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模仿毛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官方烟火师说，“艺术可以乱搞，就要好玩”。所以，连吹捧他的北京媒体都说，蔡国强“神情中还流露出一种巫师气息”。蔡国强“巫”了中国，现在又来“巫”台湾，他有总统女儿保驾，巫力十足，更可“乱搞”了。 ——原载《自由时报》2011年1月10日“曹长青专栏” 2011-01-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中国的三种怀旧：毛粉、膜蛤与民国当归
何清涟 从胡温时代开始，中国的三种怀旧热陆续登场，按时间顺序，依次是毛粉、民国当归与膜蛤文化。三种怀旧出现的时间前后相差只有十多年，相通之处却只有一处，即对现实不满，通过怀旧否定当下，表示理想在过去。有心者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三者承载的社会理想完全不一样，甚至无法共存。 毛粉的理想是重建动物庄园 毛粉的理想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从社会阶层分布看，其主体是中国的社会底层、已届退休年龄的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以及少部分文革结束后被当作“三种人”清算的人士。从地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调查，只能以《纽约时报》2014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为例：在意识形态上，“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就是受“红色”教育影响最深的人群）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最保守，成为毛粉较多的地区。 毛粉中的主流意见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没有问题，只是如今的政府腐败恶劣，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盘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因此，他们臆想了一个毛泽东时代，并将公平、清廉、没有贫富差距、人人都有工作等理想当作毛时代的特点，努力要求回到毛时代。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该文陈述：计划经济时分房只需等待，但总会有；市场经济下不需等待却买不起房。计划经济下有免费医疗，质量低下看病却不要花钱；市场经济下医疗质量提高了，但人们却看不起病。计划经济下上学免费；市场经济导致有人上不起学。计划经济下没有择业自由，但可得到分配的工作；现在有了择业自由，却找不到工作。计划经济下工作稳定；市场经济下工作不稳定，易失业。计划经济下普遍贫穷但贫富差距小；市场经济拉开了贫富差距。 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我在《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2013年7月13日）一文中指出这篇网文犯有两大常识错误，一是偏离了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良，推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强干预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该文所列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失业之外），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出现；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不如中国严重。 毛粉有意忽视毛时代的中国是毛泽东暴政管治下的巨大动物庄园。毛用逆向身份歧视的方式取得社会底层的支持，用阶级斗争打压上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制造社会恐惧，实现以红五类为主的社会群体对黑五类的阶级压迫甚至肉体灭绝，整个社会极度贫困化，生活物质需要依靠票证配给。因此，毛粉要求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专制+财富平均分配+打击政治贱民。从几任中共总书记的治理特点来看，习近平时代最接近他们的理想：反腐败、发展国有经济、钳制舆论等等，如果习近平再往前走一步，通过政治权力没收富人与高端中产的财富，拉平贫富差距，毛粉就皆大欢喜地进入理想社会。 民国当归派的理想社会 中共统治60多年，除了1980-1990年代曾经有过比较宽敞的社会向上流动管道之外，一直保持身份型社会特点（即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出身决定），只是毛时代是消灭精英阶层的逆向身份歧视。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管道逐渐变窄，形成资源代际传递的“二代”现象，再加上政府管制言论、扼杀一切社团活动空间，在胡锦涛统治后期出现了“民国当归”的思想。 主张“民国当归”的人群对民国历史主要是大画面想象，比如北洋军阀时期的地方自治、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北伐成功，蒋公统一中国，全民抗战，国共内战，……每次社会剧变都会给不少中低阶层人士提供上升机会；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私人办报则代表民国社会拥有组党结社言论自由。在他们眼中，民国历史画卷是如此靓丽，拥有无穷的想象空间：社会开明，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文人学士不惧政治权势。再加上老照片中那些民国中上层人物，无论男女，其风采衣着远比中共建政后男女皆穿中山装、军装以及毫无美感的服装看起来英俊漂亮，很有“范儿”，因此，民国当归成了一种政治理想。 民国政权与中共政权相比，其实是威权政府与极权政府的差别，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说得形象：“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民国当归理想是回到以私有经济、民间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威权型社会。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宽松、社会开明的想象，只不过是与中共统治时期两相对比得出的感受，并不完全是民国时期的真实。 “膜蛤文化”承载之物原来很轻但在不断加码 与前两种怀旧热相比，膜蛤文化是当下中国人玩的黑色幽默，利用“怀念”江泽民时代的一些笑料与相对宽松，来讽刺今上那种刻板严苛，容不得半点讽刺与冒犯的社会管制。以下是人们对蟆蛤文化的起源与要点的梳理： “膜蛤文化”的起点是百度李毅吧的偶然之举。当时，这个网吧将江泽民2000年10月27日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提问时的视频翻出来，这一事件当年在香港曾引起滔天巨浪。在被问及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时，江泽民面对不断的追问，表示这帮香港记者水平有限，并作出有关回应，其中一些名句，比如“闷声发大财”、“I’m angry!” 、“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你們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我跟他谈笑风生”。 这些当年被用来佐证江泽民欠缺领袖风度的笑料，如今却被只见过胡锦涛、习近平这两位总书记风采的中国青年一代视为“惊艳”发现，认为一个喜怒均形于色的总书记才有血有肉有活力，与面容刻板不苟言笑的胡锦涛相比，显得有烟火气；与刻意追求“伟大、光荣、正确”的习近平相比，要可爱且有亲切感。 到了2014年，微信公众号“江选研讨会”横空出世，笔名“黄薄码”的撰稿人以其详实的考据、一本正经下暗藏幽默的文风正式催生了“膜蛤文化”。 有人解释，“膜”意指“膜拜”，“蛤”即海外某系列媒体对江泽民的谑称“江蛤蟆”，因其有段时期喜欢戴当时流行的蛤蟆眼镜。中国文化中，“蛤蟆”意味着有毒、丑陋。所以这种所谓的膜拜一开始就混合着冒犯与戏谑。如今，“蟆蛤文化”不断丰富其承载的政治内容越来越多：比如怀念“我蛤当政”时的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等等，“蛤蟆”变成了“我蛤”，最后成了“长者”，出现了今年为“长者”庆祝九十大寿的网上活动。 三种怀旧承载的内容无法共存 怀旧本是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心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中老年人来日无多的焦虑感增强，那些被过滤的往日回忆却不断被美化，遇到某种外在刺激，很容易触发“怀旧情绪”，并通过怀旧获得心理安慰和情感支持，重温往昔的掌控感与安全感。怀旧成为一种集体情绪，一般只发生在社会多变、动荡不安之时。这种时刻，人们深感社会危机即将来临，未来充满不确定。通过怀旧，人们对过去进行重构与利用，寻找安全感与归属感。 上述三种怀旧情绪的出发点相同，都是对现实社会严重不满。但三者各自通过一种价值重构塑造的社会认同，却表达了层次不同、方向不一的复杂政治诉求。毛粉的理想实现，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动物庄园，不会有民国，也不会有江泽民时期的半开明专制；民国如果归来，毛粉的理想国就不存在，江泽民的“膜蛤时代”也将被抛弃。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189期 ，2016年8月5日—8月18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zhong-guo-de-san-chong-huai-jiu-mao-fen-mo-ha-yu-min）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访台途中谈真实∶专访曹长青
【大纪元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直台北采访报道∶ 本报专栏作家曹长青，应群策会邀请，11月初来台参加“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研讨会，并应台湾北社、南社、中社、东社四个学者团体邀请，在台北、台中、高雄和台东做“认识中共政权，珍惜台湾民主”的演讲，获得热烈好评。 本报有幸在曹长青先生此次紧凑的访台行程中，进行了独家采访（时间∶2003年11月5日；地点：台中市全国大饭店）。 曹长青不仅对“台湾的统独、公投”等政治议题发表评论，也对“台湾媒体的生态”提出独到观察，更为本报读者披露了他由中国出走，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 记者问∶您这次前来台湾，参与了群策会举办的“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研讨会，其间遭逢了台湾爱国同心会成员的不礼貌对待。这是否影响让您对台湾的民主情况的印象或认识？ 曹长青先生答∶我觉得这些小插曲对我没有什麽影响。这是我第三次来台湾，第一次到台中市。整个来说，感觉台湾的民主制度有相当的深化。像计程车司机等很多普通人，大家好像都在关心明年三月份的选举，政治参与感很强烈。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投票的权利，来选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个现象很感慨，我多麽希望中国有一天，十三亿人也能用选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国家的政治、决定国家的制度。我多麽希望中国有一天也能变成台湾。 问∶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著名的话∶“邪恶之所以显现出力量，不是它真有力量，而是善良的人不站出来。”包括中共在内，你说它有什麽力量？ 答∶我刚在（捷克）布拉格开完一个有关西藏的会议，整个东欧，捷克、波兰都获得自由，这是人们争取来的。台湾也是如此，台湾今天走到这一步，今天的民主自由，不是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领导者、任何一个独裁者恩赐的结果，主动让步的结果，而是人们长期抗争、争取来的。没有哪个独裁著会主动让步，不存在，否则他就不是独裁者，这都是人们争取、抗争的结果，很多人付出了生命、自由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的。中国人想获得民主自由，也是一样，不能依靠哪一天天上掉个馅饼，必须自己去抗争。 问∶台湾的广大读者对您还不是很熟悉，可否谈一下您的成长背景，以及您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与心路历程。 答∶我是黑龙江人，在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考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大学时曾经主办学生社团“大路社”，探讨国事和文学创作。当时我读了一些禁书，像《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新阶级》等，对中国这个社会，对共产主义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些导致我大学毕业时被留在学校反省了几个月才毕业。我被指控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最后惩罚性地分配到一家宣传计划生育什麽的健康小报。 后来调到了广东深圳，当时深圳比较开放，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我去了《深圳青年报》工作，由记者到总编辑助理到副总编辑。当时这家报纸是中国最敢言的报纸之一，发表了不少大胆的言论，包括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劝邓小平退休”的读者来信，随后我写了一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追踪报导。结果，邓小平没退休，我被迫退休了。那时候他八十多岁，我才三十多岁，而且被禁止继续从事记者工作，也被禁止进入大学。当时深圳大学要我到比较文学系做老师，也被当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我申请来美国，当局不给护照，后来是朋友找了深圳市委领导，加上香港媒体报导的压力，才给了我护照，来到美国留学。 到美国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天安门屠杀事件，那时候我在洛杉矶，就创办了一份《新闻自由导报》。这份报纸当时主要是报导六四真相，并将其传送进中国大陆。一年后我去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作访问学者，后来又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现在从事自由写作，给报纸杂志写一些文章，并给“自由亚洲电台”等做些评论。这次是我第三次来台湾，第一次是1989年底，参加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举办的一个两岸关系研讨会，并参观台湾；第二次是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是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请我来观选。现在是第三次。 问∶曹先生不仅对两岸三地政治性事务十分娴熟，对欧美、中东等全球事务都有深入独到的见解。请问您如何培养这样的能力？有没有特别因缘促成您有这样好的发挥？ 答∶我的成长过程，之所以在中国大陆能够比较早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我读一些禁书。政府越禁止不让读的书，我越想办法去读，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成长经验。其实那个时候找到禁书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是出生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我们家也不是知识份子家庭，更不是高级干部家庭。我家是在接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小城，是很边远、很闭塞的。在那个小地方找到一本书是极其不容易的，整个小县城可以说没有多少有文化的人，找到一本像《红与黑》这样的小说都很难，都是偷偷的流传，只给你一、二个晚上就要传到下一个人手中，连书的边都被磨光了。在那时真的是如饥似渴地想读到一些书。像我刚刚谈到的《新阶级》、《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后来还读到《一九八四》等，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那麽来到美国这个社会，没有禁书了，所有的书都可以读了，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可以充实自己。 其实我是不太出门，也不太演讲的。我虽然在纽约，但大部份时间都在家里看书、写作。像我这次来台北，第一次学习怎样使用手机，因为我在美国从没有手机，也不需要、也不会，所以交给我了，我也不太会用。尤其是它不响，被设置成“震动”，每次它震动，我都接不到电话，我跟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弄错了，给了我一个“小按摩器”！ 不过，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朋友，都比我优秀，这些朋友全在我们家的书架上，你随时随地想跟哪个朋友交流，就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谈话。因为一个人最好的东西，一定会写出来的，写在书里，你可以看最经典的书。 但在中国你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读书太困难了。我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作客座研究员的时候，那时我们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所长是现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当主任的杜维明教授。我有机会看到他一个简历，他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成就的人，他也很幸运，没有生长在中国大陆，而是生在台湾。他一步步从中学、大学，然后出国留学，每一步都没有耽误，我当时非常感慨。可是在中国大陆无数的人，包括我自己，青春都被耽误了。 我小学六年级那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整个中学都没有上好，我的眼睛现在高度近视，就是那个时候看大字报看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到街头看大字报，白白的纸写的墨字，在大太阳光下，你从这头看到另一头，前面又贴出新的了，我拿著个窝窝头，来回的看，几个月下来，眼睛就看成了近视。在那个求知识的年龄，却没有知识可求，没有机会来读书，所以来到美国后，觉得应该抢时间多多看书，因此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对外交往，绝大部份时间都用在看书上。 尤其我来美国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只会说一个词“YES”。朋友那时说，你进美国海关的话，人家会问你很多问题，你要说YES的话，正确率可能占50%以上。我入关的时候，一个黑人女性很胖，我在中国没有看到人可以胖到那个地步，她嘴一动，我就说“YES”，她拿我也没办法。好在那时没有恐怖份子，要不问我“是不是恐怖份子”，我说“YES”可麻烦了。 所以我来美国时不会英文，美国没有一个学校开始教26个字母这麽原始的，人家来的学生多少都是有些基础的。我只好叫家人从中国寄来小学、中学的英语课本、录音带，硬是自学。到现在，我已经可以熟练地看任何英文报刊，《纽约时报》我已经订阅多年了，看英文小说等，都没有问题。几个星期前，我在布拉格参加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会议，还在大会上做了三十分钟的英文演讲。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都投资在读书上、英文学习上。 我觉得会英文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尤其是很多优秀的作品也是这种语言写的，这会给你开启一个巨大的窗口，让你接触整个世界。所以我为什麽可以写一些欧洲问题、美国两党问题，英文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利用英文，可以大量看这些信息。我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可以浏览四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最主要优秀的专栏作家都被这四家报纸囊括，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他们是什麽看法，可以启发你的思考。 还有文学作品，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闪烁著人性光芒的作品，从那些英文作品中，可以吸收到人的知识、得到人的教育。因为从中国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到的是野兽的教育，把每个人变成狼的教育。为什麽中国那麽多虚假、贪婪、腐败，良心全都没有了，人性都丧失了，是共产党整个五十年，用它那套野兽的教育，把人都变成狼了，把人都变成了动物。用人的形象出现，可是却缺乏最基本的人性。中国为什麽会出现那麽多可怕的事情，有人下毒啊，有人凶杀啊，都和这个人性程度的高低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在美国看这些书籍、学会英文，不仅获得知识，更关键的是，来稀释和清除自己身上的那些毒素。有意识地去清除，能清除多少都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这样，凡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都是这样。像俄国的异议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是带菌者。”都必须要消毒。 所以我常和一些民运的朋友说，别忙著去做什麽轰轰烈烈的事，应该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这一点也是我相当欣赏法轮gong（本网因技术原因无法展现这个字，应为工+力。下同）学员，从人性入手，从道德入手，因为你道德不改变，没有人性，那你即使推翻共产党，也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个朝代，改变了一个政权，你没有改变人心，你还是会走向邪恶。中国的真正变化，在于人心的变化，而不是外在的变化。中国大陆现在外在改变很大了，可是我还是在黑名单上，回不了中国。 北京、上海，我回去可能都认不出来了，包括我工作过的深圳，当时我在的时候，是三十万人，现在听说已经有五、六百万人，十倍以上。这个外在的变化其实是很容易的，当一个社会不再搞文革，不再搞大跃进，很快的经济就可以上来了，但是，内在的变化是长期的。中国大陆这个人心的变化，这个人性的恢复，道德的回升，人变得诚实，是相当漫长的。 所以我跟中国朋友说，我们有机会来到海外，首先就要使这个带菌者消菌，就像一台电脑，你的电脑软件中，很多都是病毒，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delete（清除）这些病毒，然后restore（重新装进）健康的软件，你才可以把你这个286提升到pentium 4，否则你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286，根本不可能和现代社会接轨。这个接轨不在外在的，而在内在的。 如何接受普世的价值，这个普世的价值是道德、人性。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基督教强调的是原罪，人都有原罪，人的一生就是克服原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提高人性、提高道德的过程。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重真实的价值，而不是看重意识型态，看重权力。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不能改造中国，我没有那麽大力量，但是我可以先改造我自己，只有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以后，才可以发挥作用。就像一个医生，你要能替人治病，你自己首先要是一个健康的人，要不然，你不但不能治病，你还把细菌传染给别人，把别人变成带菌者。第二步，你要有专业知识，就像医生一样，你要取得专业执照，有了这两个条件后，你才可以治病。没有这两个条件，你本身带有SARS，你怎麽治病啊，你不把别人杀死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我来美国就是有意识地做这样的事。我想我还有很大的空间，包括读书也是其中的一部份，读了一部份心得我愿意写出来，由于网路的存在，大家可以分享这些讯息。 问∶台湾报纸把您归为“台独”。您的看法如何？ 答∶对于台湾的独立或统一，我是不预设立场的。我觉得台湾的前途是台湾人自己来选择。对于一个知识份子来说，到底什麽是对的、真实的才最重要。关键的终极价值是人民的自由选择。只要是人民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结果，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应该接受、尊重的。现在中共用武力、飞弹威胁，不仅剥夺十三亿人的选择权，还把手伸过来，要剥夺两千三百万人的选择权，这我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争两千三百万人的选择权，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国号、宪法等等。 在台湾也有人问到我对公投、制宪的看法，我说，你看看欧洲，波兰、捷克，几个月前，全民公投，决定加入欧盟。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刚刚结束共产制度，民主还不成熟，所以重大问题不能直接通过国会，要全民公决做出决定。那瑞典呢？瑞典是民主制度相当成熟的国家，重大问题也是通过公投的，这次就加入欧盟问题，瑞典就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多数人否定了，人民选择不加入欧盟。那麽我们看这三个国家的公投，两种结果，三个国家都没有动乱，社会都是稳定的。 那台湾呢，当然重大问题也是可以诉诸公投的。另外，台湾的立法院和其他国家的还不一样，还处于民主转型时期，国会还不像美国等西方成熟国家的国会那样充分反映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公投更能体现大多数民意，更真实。民主是一种制度，是一个过程，要不断的选择，就像四年选一次总统一样，这次公投选择了，可能下一次公投还会改变什麽，应该尊重多数人的选择。 所以我支持台湾多数人的选择权利。如果说这样就是“台独”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在1989年访问台湾时，我就是坚定反共的立场，我非常欣赏支持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但是我不能接受台湾到处挂著的那个囊括了中国大陆以及蒙古共和国土地的“秋海棠”大地图，那是虚假的。作为知识份子，你必须接受真实；那个假的，我不能支持。今天我不是以接受“台独”的角度谈问题，我是站在“真实”的角度。 那中华民国的国号，多数人选择不改，我也支持；但你要问我意见，我说改了更符合台湾的真实。否则有麻烦，起码容易混淆，例如“Republic of China”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相差很近，简写的 ROC 和 PRC 三个字母，重复两个，国际上弄不清楚。而且，你用这个名字，无法加入联合国。另外，中华民国以前包括中国大陆，现在你不包括了。现在连战先生还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你说不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麽？包括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也很难同意说，我们不是中国，那我们是什麽？那说不通，不真实，是意识形态。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你要修改国号，可能更能体现台湾的真实，名副其实。 包括台湾现在实行的宪法，是1946年在中国南京制订的，是蒋介石政府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制订的，但是，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还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制订的宪法，当然应该修宪了，宪法是为人服务的，人不能为宪法活著。我们穿的鞋是为脚服务的，不能修理脚来适合鞋，必须找个适合的鞋，让脚指头儿更舒服。而鞋舒不舒服，只有“脚指头儿”知道，其他外面的人不那麽清楚。所以你必须听“脚指头”的声音，尊重“脚指头”选择的权利。他们做出怎麽样的选择，我都尊重。 所以有人问，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你支持哪个人？我说我没有预设立场，我支持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这个选择必须在没有威胁、没有恐吓、自由意愿的情况下投票，选了谁，我都尊重。说这样就是台独，包括我当年说不承认大地图，那就是台独，那也没有办法。 我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包括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1994年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支持西藏人民选择的权利。他们选择和中国在一起，当然我没有意见。现在达赖喇嘛提出“中庸之道”，等于“一国两制”，放弃独立，要高度自治，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但是地方事务自治。他这个选择，如果是多数西藏人民的选择，我当然支持，否则我就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他选择独立，我也尊重，我是说尊重多数西藏人民的选择。不可以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对台湾也是这样。追求“真实”，认同多数人发自内心的真实、自愿的选择，大于任何意识形态。 问∶对于台湾媒体，您也有长期的观察。这次来，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答∶现在世界上除了共产国家外，恐怕民主国家中很难找到一个像台湾媒体这样一面倒的。这和台湾的历史有关，当年媒体都是外省人占据主要位置，本省人被压制。那麽现在活跃在台湾媒体上的主体是外省人，或者说是倾斜统派观点的。这在民主社会来说不是平衡的。 你看像美国的民主社会，左派、右派媒体，各占一部份天下，美国是左派报纸占多数，右派报纸主要只有《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时报》等。美国的电视也绝大部份由左派主导，但有保守派的“福克斯”电视台（FOX）来平衡。美国主流报纸、电视左派占多数，那媒体整体上如何平衡呢？美国的广播电台，有一千多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右派。美国多数是中产阶级，是“车文化”，出门就开车，开车就要听电台广播，所以大部分民众又受电台影响，另外美国的许多地方报纸是右倾的，这样就构成美国媒体的一个平衡。如果全是右派或左派，那美国媒体就有问题了，没有提供一个多元的声音让民众来选择。台湾媒体现在就有一个过于偏统、媒体失衡的问题。当然我也观察倒，台湾的媒体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过程吧。 第二从整体来看，台湾媒体的新闻专业化程度还差很多。报纸和电视等新闻报导中，掺进太多主观的想法，明显的政治观点，以及意识形态，想影响读者和观众；这不符合新闻客观真实和平衡的原则。结论是要读者自己得出的，而不是“新闻”硬给的。可能这和台湾长期没有新闻自由的历史有关，这需要一个过程来改变。西方媒体专业化程度相当高了，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台湾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问∶您对中资渗入操控台湾媒体有何看法？ 答∶我没有证据，但从以往中共的做法来看，一定会这麽做，而且可能会做得更厉害。我看过一个资料，台湾的傅朝枢在香港和美国办了个《中报》，这家报纸主要是骂台湾，亲北京。当时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一次批给他三千万美元，而且当时对这种统战的批示是“上不封顶”，没有上限，要多少给多少。这是给一家报纸，经手人写回忆录写出来的。以此类推，可以想见中共会怎麽统战台湾媒体，一定不会少做。 另外，中共是最善于做统战的，国民党当年失败，就是失败在统战上，今天中共能不继续这麽做吗，台湾的民主发展它能不恐惧吗？它会做得比以往更厉害。第三个，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外汇存底超过三千亿美元，它更有实力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从这三点来看∶以往的做法，善于统战，经济实力，都导致中共会这麽做。另外，今年年初中共开了一个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共中央25个部会机构，联合成立一个“宣传联合小组”，来加强对外统战宣传；这个会议还强调要对此增加经费资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四台，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等，都已登陆美国，进入美国的电视之中。 由此也可看出北京的恐惧，它看到共产主义大势已去，想通过加强对外统战宣传，来争取民心，维持统治。所以你说台湾媒体有没有中资？不会没有，只是你很难拿到证据。但我想台湾相关部门不会轻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影响台湾内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的资金进来，它的人也进来。所以我在演讲中说，中共曾在1996年向台海发飞弹，在过去几年没有再做，但是，实际上它每一天都在向台湾发飞弹，不是武器的飞弹，而是统战的飞弹。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派进台湾，来破坏台湾，损害台湾的安全。所以今天台湾应该在“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通过不少法案，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即使损害了部份自由，也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个人存在都没有了，还谈何自由？ 问∶对台湾的风土人情，有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答∶来台湾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温馨，好像回到家的感觉。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语言，在美国中国城还毕竟是一个小的范围，而在台湾，所有地方都说中文，到处都是中文标 ，包括饮食，中国文化比中国大陆还要浓，当然感到很亲切。 有一个感觉，就是这儿的人比较诚实，没有感觉他要骗你。我去士林逛街，随手买了点东西，如果在北京的闹市买东西，你就要堤防他要推销东西、骗你呀。我买了几个很漂亮的小名片盒，我想一个样式的买几个，他说一种款式就一个了。后来我到其他地方吃了点东西，过了半小时回来，看一下，确实就没有了，放了其他款式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你买点东西，就要提防被骗。有人说台湾人可能土一点，但我更喜欢这种纯朴诚实，这可能是因为台湾保持了传统文化。 还有台湾的民主氛围，在台湾你怎麽抗议喊口号，包括喊“胡锦涛万岁”，打出五星红旗，也没有人会因此被抓起来。台湾的法轮gong学员，在台湾也受不到任何压制或干预，人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和保障；而在中国，就会被抓起来，这是巨大的不同。整个台湾之行，让我更产生这样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有一天也能像台湾这样民主和自由！ ——原载《大纪元》2003年11月29日 2003-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小草∶当年柴女士可能引诱远志明通奸麽？
现在所曝出来的情况是，柴说远是强暴她，而远却不承认是强暴，而是两情相悦（徐志秋和周爱玲的记录），所以他说之后还有男女关系（柴的记录），但徐志秋和周爱玲的记录却说之后就没再发生关系。那麽现在最主要的分歧就是在于是强暴，还是两情相悦，甚至于是柴引诱远（徐志秋和周爱玲的记录）？ 如果当年是柴引诱远，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关系，那麽问题是，柴有什麽必要引诱远？那时柴比远有名气的多，而远其实只是个无名小卒，在他们那个“民运”圈里还是个被人所轻视的人。那时柴的身边不乏在才貌和名气上都比远更出色的人物，而且那时远也不是常出现和陪伴在柴身边的人物，这从柴后来写的回忆录里可见（我粗粗地看过柴的回忆录，没有看到远有出现在她的书中）。柴出来时是个还没走出校园的23岁的学生，而远当时已34岁，是在社会上混过好几年的人。所以他们的背景是很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远是有妻女的人，24年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界里，背叛配偶的事件是比较稀少的。所以，如果柴要引诱远，那除非对他相当的了解，认为他是个会背叛老婆和家庭的男人，而这就需要他们曾经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是知己好友这类的，但至今没有任何的迹像说明他们曾经很密切过。引诱远这样一位沦落天涯、一无所有的有妇之夫，对于名星一般的柴来说，不仅不能得到什麽，搞不好还会让她自己的名声受损。所以，从当时各方面的情形来看，柴是不大可能主动投怀送抱让远占有她的肉体。 其次，从柴、徐、周发表出来的记录看，远应柴的要求特地从加州飞到柴所在的城市去与柴会谈。那是2014年的6月份，而柴在2014年的4月份就已对这起事件下了是强暴的定论，虽然那时没有指名是远，但很容易就可以知道是在说远。如果柴说远强暴她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属于诬陷的话，远还有什麽必要听从柴的要求专门跑去跟她道歉呢？在徐和周的记录里，他们一再强调远屡次很诚恳地向柴道歉。按常理来看，谁会去给一个诬告自己的人诚恳道歉呢？对于诬告，要麽理都不理，要麽就是反驳，要麽干脆告上法庭去，哪会反而去给诬告自己的人屡次道歉呢？道啥歉？道她诬陷你的歉？还诚恳，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从现有的这些资料来看，说柴引诱远通奸，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和支持的。那麽，远强暴柴是否说得通呢？据一些当时“民运”圈里的人说，远在那圈里是被认为很不堪和鄙夷的。远自己说，当年柴是“大家捧的名星”，而他自己“没有那麽大的名气”（周的记录）。既然是大家捧著柴，那麽远也不例外吧。所以，柴对远也就可能具有某种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形下，远完全就有可能会找借口去单独接近柴（比如，柴说远拿色情片来给她看），想以强暴或诱惑或欺骗的方式来征服这位大家眼里的名星，这对于一些被人所轻视或变态的男人来说，或许是种仇恨，嫉妒，和男性骄傲的表现和发泄吧。 最后，从去年4月份柴公开说被远强暴这件事，她是在网上公开发表信件的，如果她是在诬告远的话，她的这些公开的文字都可能成为她将来被反告的证据，这点她是很清楚的，所以，她敢于这麽公开出来指控，其诬蔑的可能性很小，因她没什麽必要去冒这种被告诬陷罪的风险，否则一旦被远反告的话，她的后果也会很严重的。但是，都大半年过去了，远至今都还没对此事出来公开说任何话，而只是在与柴的会谈里，说了些话，且是由别人传出来。远这样的反应是很不正常的，如果他对此就是想沉默以对的话，那麽他从一开始都没必要去见柴，就随柴去说，或直接把柴告上法庭去。但他却跑去见柴，这就让人觉得他起初是很想私下去哄哄柴，尽可能地把事情应付过去。只是最终没达成他的希望，以致情形发展到让他无能面对和处理的状态。 当外人认为柴和远各说各话时，柴敢于去做测谎，而远却拒绝去做。虽然测谎不一定是100% 准确，但在同样都不知道自己测谎的结果的情形下，柴就敢去做，而远却不愿去做，从这点来看，远显得很心虚和没底气。柴敢于主动把这件事曝给她自己的丈夫，教会，甚至于公开在网上，而远至今都是处于很被动和尽量想应付过去的样子。所以，柴更像是站在起诉位置上的强暴案的受害者，而远的表现倒让他自己显得是落在被告的罪犯的位置上。 ——更多小草的文章请见其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2214f50102v9w8.html 或作者的微博∶ http://weibo.com/u/1545737461 2015-02-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美国大选的权力与权利之争
谁会当选美国总统？不仅亿万美国人关心，也引起世界性关注。因为不仅美国是全球唯一超强，更由于美式民主最能体现宪政精神的优势，能给世界以借鉴。 美式民主经过四站∶雅典，罗马，伦敦，费城。从古希腊开始，首创防止个人独裁、“流放”极受大众欢迎的政治人物的制度（几年后才允许回来）。希腊人那时还不懂得定期选举，而是用“流放”制约可能的独裁。《开放的社会》作者波普尔说，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要“防范深受百姓欢迎的人”，因为“这种人擅长炮制民意，鼓动大众，夺取政权。” 罗马的元老院则是当代议会的雏形，想用“元老多数”制约凯撒们的独断专行，目的也是制约权力者。 古希腊民主和罗马元老院都是原始摸索，直到“民主”走到伦敦这一站，才发生革命性变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不再靠君王“圣旨”号令天下，而是走向宪法政治。而到达费城之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则把宪政民主制度定位成今天的高度。 ●警惕“父权政府” 人类民主这四站，主要取向都是制约权力者，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其中最重要是伦敦这一站，不仅在制度层面确立宪法至上，且在理论上为现代民主做了根本性的奠基，标志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发表了《政府论》等经典，论述了保护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并首次明确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财产”这三大权利，谁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剥夺，人民有权推翻政府，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后来杰弗逊把这些直接写入美国《独立宣言》，只不过把财产权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改得并不好，因“幸福”过于抽象）。但制定美国宪法时，麦迪逊等建国先贤们又恢复了三大权利的原始说法。因为很显然，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所谓追求幸福是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 今天，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都在实践洛克那句通俗易懂并深刻准确的政治经济哲学∶“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就是必须实行私有制，保护个人财产（走资本主义），必须实行民主制度，限制政府权力（走宪政之路）。因为财产公有，就是国营化、政府垄断，结果就是灾难；权力私有，就是党天下、强人掌权，结果就是专制。 洛克当年在提出国家的建立等於是人们通过契约方式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政府（让政府保护私有财产）时，就思考过这些在政府保护下的权利，又如何才能不被政府干预和控制的问题。对於政府可能利用“契约”侵蚀个人的权利，洛克是非常担心的。 洛克的担心在美国不幸被言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左翼罗斯福总统以“新政”的名义乘机大肆扩大政府权力，理由就是人民已通过跟政府“契约”转让了这些权利，政府就有权使用“公权力”。于是高税收、高预算、巨额赤字、国有化、强行的退休金和福利制度等，都是那个时代开始的。政府要包揽一切，成为苏格拉底早就担心和批评的“父权政府”。 ●平等和权利，哪个是正义的基础 罗斯福等左翼走向社会主义是理直气壮的，他们强调，人类要有正义，而正义的根基是平等。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要财富均等、机会平等，甚至人的天赋也被视为公共财产（也要被均）。 但右派认为，权利才是正义的基础。只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社会才会有正义。否则个人权利随便被剥夺（政府用善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等等），整个社会反而更加不正义。 那麽到底是平等优先，还是权利优先？这是今天西方所有民主国家左右两大政党争论的焦点。从美国的总统大选等，人们更可清楚看出这种不同∶左翼的理念完全是罗斯福式的∶追求平等，高喊对富人征更多税，煽动贫富对立，穷人要革富人钱包的命，要平等至上。政府要从摇篮管到墓地，典型的“父权政府”。 保守派的理念，强调捍卫个人权利（包括富人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强调减税，减少国家的各种限制，降低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推崇一种有限政府、最弱政府、迷你政府（mini-state）。 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分成左、右两大派（左∶平等派；右∶权利派）。一个令人痛心的显著现象是，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倾向社会主义，是平等派的拥护和宣扬者，更不要说那些对共产主义有浪漫情怀、充满乌托邦情结的知识人。 但清晰共产主义邪恶、反共的知识分子，多是反对大政府、强调权利优先的，因为他们懂得了∶保护个人权利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根本。例如在《开放的社会》中强力批判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波普尔，就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利优先”。 ●波普尔主张“自由至上” 波普尔早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平等至上，后来醒悟。他在《自传》中说∶“在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我还是当了好多年的社会主义信徒。如果社会主义能跟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我还是社会主义者。┅┅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只是个美梦而已。” 波普尔由此强力主张“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是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他认定∶“自由比平等重要。为了实现平等，很可能会危害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在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会有平等。”但他晚年又糊涂起来，反对起“放任自由经济”来。 （《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 和哈耶克一样对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评价极高的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并首创“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理论。按照柏林的理论，罗斯福等左翼的平等至上，就是“积极自由”（政府主动行善）“善高于权利”，用善的名义可以剥夺他人的权利。而“消极自由”则是“权利高于善”“权利优先平等”。这种权利观才能保住个人的自由不被侵犯。 ●不可“强迫我觉得幸福” 比波普尔和柏林更进一步的是哈佛大学教授诺奇克（Robert Nozick），他七十年代出版的专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被视为洛克的《政府论》之后又一论述个人权利的经典。但诺奇克放弃了洛克的契约论思路，而强调国家是自然形成的，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人民转让了自己权利和一致同意签约等。诺奇克从根本上拒绝了国家干预、否定了政府通过高税收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的权力。等于釜底抽薪，拆掉了“平等优先”“分配至上”等左翼的理论基础。 诺奇克对“国家”的角色有三点重要的论述∶ 第一，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国家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所以，当要求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时，本质上是要求为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 第二，国家在所有公民面前应该是中立的，不能偏袒哪一部分人。所以更没有资格站在哪一方（即使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来剥夺另一方的权利和利益。 第三，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当政府为了某部分人的利益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时，其实已把人作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之手段，这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了别人而被牺牲。” 对这一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阐述过∶最好的“政体是允许每个人拥有最大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假借大众福祉之名，强迫让我感觉幸福。”“父权政府┅┅可能是人类脑袋能想得出的、最坏的专制政权。” 由此诺奇克对于“平等优先”作出三点批判和结论∶ 第一，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因人的才能和财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后天因素，是无法强求均等的，强求的结果一定会剥夺他人权利，走向群体主义。共产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 第二，不平等是不幸的，但不等于不公正。例如一个人生下来就残障，是不幸的，但这并不是社会和他人对其不公正导致的结果。 第三，平等的主张缺乏根据。例如篮球运动员姚明天生就是大高个，打篮球的料。你强调别人要跟他“平等”，怎麽均？把他的腿锯掉一段？强行平等不仅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尤其导致不公义。 所以左派的均贫富、平等优先是无法操作的，强行进行一定是灾难。诺奇克的结论是∶正义跟平等无关，正义在于坚持人的权利。平等是不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的。政府的角色只应该是保障个人的权利，把公权力缩到最小，实现最小政府、最弱政府、最低限度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才是理想的，才应是人类追求的乌托邦，而不是那种大政府（极端形式是共产主义，早期阶段是社会主义）。 每当美国要选总统，都更加凸显“平等”和“权利”谁优先之争。表面上看，这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之争，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根本价值之争。 2016-03-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西边的太阳难阻东边的风雨
中国的东亚邻国藉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行，上演了一场以“远交近攻”为特点的春秋谋略现代版。此行被国际媒体称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中国之旅”。这些东亚国家藉此向世界尤其是中国表明：它们宁可沐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阳光，也不肯接受近邻中国做“亚洲的太阳”。 \中国龙难圆“亚洲太阳梦”\ 无论从国家规模、经济实力（以GDP为主要标识）、军事力量还是人口数量，中国都堪称亚洲之最，应该是区域盟主的不二之选。2005年以前，中国在“周边外交”策略中亦曾希望借助孔子学院等推广“文化软实力”，以王道感召东亚语文化圈，成为亚洲的太阳。那段时期，日本、南韩民间曾发起要求美军撤销军事基地的抗议活动，亚洲货币一体化这一议题也煞有介事地频频出现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当中，美国事实上亦退出了太平洋地区。何以不到十年，在亚洲国家的吁请下，美国又重返太平洋，被这些亚洲国家奉为“太阳”？ 这得从亚洲近20年的变化谈起，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从亚洲四小龙并起到中国龙独强之变”。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国际社会对亚洲前景刮目相看。但时移势异，20余年过去，“四小龙”已成昨日黄花，台湾、香港两地因产业基本转移至大陆，导致本地经济严重衰落，台湾几乎成了大陆经济的附庸。但两地均与中国大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恩是怨，都只能成为中国这棵大树下的小草。其它东亚国家见势不妙，逐渐转变外交立场，由亲北京变成“经济利益依靠中国，国土安全凭仗美国”。 俄罗斯之声英文网站4月19日报道被中国官媒广为引用，因为标题是《奥巴马访东亚：中国崛起，美国不想“让贤”》，给人的印象是只要美国愿意“让贤”，亚洲国家就可能奉中国为东亚盟主。但事实并非这样，这只要看看奥巴马亚洲行与各国谈的内容是什么，就知道亚洲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愿意拥戴“中国龙”成为“亚洲的太阳”。 \政治疑惧来自于领土纷争\ 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周边邻国并非直接威胁，因为中国不象当年毛时代那样向外输出价值观，扶植傀儡党。这些亚洲式民主国家从骨子里对专制并不那么痛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它曾有过的慷慨与仍然存在的市场机会，让实利主义的邻国都从对华经济来往中获益；但中国军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却引起东亚邻国的严重不安。 奥巴马亚洲行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其中有三个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这些所谓领土争端大致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之争（日方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菲之间是黄岩岛（英文Scarborough Shoal，即斯卡伯勒浅滩）；中韩之间则有所谓间岛问题、长白山之争及领海之争，北京方面对此有1885年“乙酉勘界”等为依据，韩国只能经常提提翻案意见，有时扣押中国越界捕鱼的渔船，眼下要应付的重要问题是北韩的军事挑衅；中马之间主要是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归属权之争。上述问题长期处于“搁置争议”状态，但自中国“和平崛起”之后，这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09年4月16日，中国《瞭望新闻周刊》曾发表专题“中国海洋国土近半存在争议 周边大国欲浑水摸鱼”，细数中国领土那“一串串失落的明珠”。 这些国家的国土安全既然希望美国保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安全问题，自然是奥巴马来访时的必议之题，对此中国当然“不高兴”。 \领土纷争日繁，经济一体渐成\ 上述东亚四国，与中国领土争议最多的是日韩两国，与中国经济来往最热络的也是它们。2013年，中日贸易额虽然下降5.1%，中国对日贸易额仍然高达为3125.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仅0.9%，但自日本的进口降幅却高达8.7%。日本对华出口下降，对亟欲提振经济的日本政商两界来说，是个重要的牵制因素。中韩贸易增长迅速，2013年1～11月两国贸易额高达2500亿美元，共同目标是确保2015年达到3000亿美元，行内预测很快超过中日两国贸易额。 无论是日本还是南韩，绝对不会为了领土争端而在经济上与中国断绝往来。它们的办法很功利，在与中国经济合作日趋一体化之时，却希望美国提供无偿的军事保护。这种无偿要求达到什么地步？美国近年来希望与上述国家签订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些国家连一点微小的让利都推三阻四。这种政治上希望美国提供保护，经济上却吝于回报，还希望美国充当恶人，自己继续从与中国的来往中获利的实利态度，与中国古代那个“一女二嫁”的寓言故事类似。 \一女二嫁美梦缥渺难期\ 且述“一女二嫁”故事之梗概。战国时期，齐国有户人家养了一个女儿，东西两位邻家都来求亲，东家有钱但儿子长相丑陋且不太聪明，西家贫穷但儿子聪明有才。父母问女儿意见，女儿答复是两家都嫁，白天在东家住，晚上在西家宿。父母听了大吃一惊，说“这种事如何使得？”这位姑娘聪明过了头，事事只想自己的利益，却未曾从东西两家男子的立场考虑问题。 作为一个由本国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TPP协议是奥巴马总统加强同亚洲关系的支柱，美国希望这些亚洲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进一步开放市场，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具体而言，在TPP的谈判上，美国希望日本减少农产品进口关税，但双方意见分歧很大。南韩政府至今对TPP的表态是，将深度分析加入TPP对农、牧、水产业等敏感领域造成的影响，并积极听取利害关系各方和专家的意见。 尽管上述亚洲国家都要求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希望美国继续履行“世界警察”的义务，为它们无偿提供安全保障，但并未因此打算在TPP协议上有所让步。 美国自二战之后承担了世界第一大国的国际义务，为世界长期无偿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欧盟、中国等大国其实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美国将此视为自身软实力的最佳展示，最后结果是让所有受益国认为，享用这份免费午餐理所当然。但自911以后，巨额的战争费用使得美国债台高筑，经济实力今非昔比，由于军费削减，美国可能大幅减少陆军人数、航空母舰和战机数量。五角大楼在《战略选择管理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按照国会要求削减大约5000亿美元军费，美军战力将受影响：要么削减部队人数，要么放弃更新装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民也希望本国政府“少管国际社会的闲事”。在财政与民意的双重约束之下，奥巴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实际上只能说得多、做得少，形成了美国的国际承诺逐渐虚化的局面。 这些东亚国家“一女二嫁“的算盘固然如意，两位男家却未必就遂其心意，更何况还有一位远在太平洋彼岸。南中国海上空密集的乌云，并不能依靠美国的太阳来驱散。亚洲国家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自强自立，指望美国人民为了保护这几个国家的一些岛屿而支付军事费用，并将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切实际。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anges-in-asia-heqinglian-20140429/19035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中国经济改革：目标虽有路难行
何清涟 由于期盼中国的政改有如“等待戈多”，于是不少人将视线转向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的经济改革。 两份内容接近的改革蓝图 2012年世界银行曾应中国政府邀请，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了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这份蓝图所规划的改革，在行将出台的经济改革中还能保留多少？由于中国新一代领导有通过《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外媒发声的爱好，因此，即将揭盅的经济改革目前已有端倪可循。 先说经济改革想达成的目标，因为所有改革措施只是通向目标的手段。 《华尔街日报》10月7日文提到，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目标是“努力将本国经济建成一个更像美国的经济：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即鼓励中国人购买更多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产品等中国目前正在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鼓励创新型民营公司的发展”。江胡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拉动型，外加政府大举投资促动基础设施建设。新一届政府的目标是想将出口拉动型经济改变为内需推动型。 围绕这一目标，世界银行在吸收了大量中国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改革蓝图：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世界银行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中国政府时，并不清楚这份报告的未来命运。据说，由现任中央财办主任刘鹤领导的七个“研究小组”负责制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蓝图，包括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两相对比，应该说，世行“应中国政府邀请”而作的报告内容大部分被中方采用。这种重合是必然的，因为参与两份报告写作的专家有较高重合性。世行承认，去年刘鹤为世行报告提供了指导。为何国内专家的想法需要让世行出面背书？估计是因为改革阻力较大，外来的洋和尚好念经，想利用中国官方对世界银行比较迷信而推出一些改革措施。 可能的经济改革轮廓 从上海自贸区9月29日正式开张后的情况来看，所谓“金融自由化”只是实行了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允许民资外资设立合资银行等边缘性改革。一个上海自贸区的步子都迈得如此谨小慎微，只能对三中全会的金融自由化的开放程度表示存疑。但除此之外，金融方面已经开始实施一些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可看作为改变现有外汇管理体制所做的热身动作（本人对这将另行分析）。但只要国企与地方政府能够利用资金管制制度取得廉价甚至无偿信贷，任何金融体制的边缘性改革都可能是徒劳之举。 《华尔街日报》文章引述内部人士消息，称被世界银行官员视为报告的“标志性建议”，即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未被采纳。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让独立资产管理者督促国企专注于商业目标，不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由于遭到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 城镇化与地权问题可能是经济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与此相关的将是户口制度的改革，以及放开限制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其家乡以外地区享受医保和教育的政策规定。据说地方政府因担心增加社会服务开支而反对这项建议，但习近平已暗示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少地区已经提前制定了近十年新城镇化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我相信，不管中央如何规定，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办法。 财政政策如何改动，《华尔街日报》在其采访了大批“内幕”人士的两篇采访中均未提及。从现在动向来看，估计最重大的“改革”是让各地政府开征房地产税。鉴于中共中央现在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除了省级领导的人事权之外，经济上只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而且这两者都因为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习惯性做法，不仅未起到预期作用，反而被充分利用，因此大概不会朝向放权这个方向调整，否则中央的控制更加无力。 上述改革能否“走出一片艳阳天”？ 习近平现在之所以坚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他对经济改革抱有较大希望。今年2月他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中国与前苏联有诸多相似之处，“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通往“艳阳天”的道路上有三重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政府如何转变角色。世行报告的假设前提是，中国政府将转变角色，依赖市场机制运作。但这在现阶段的中国几乎是缘木求鱼。中共政治上现在的“左”，就是为了强化专制，大力维稳。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央政府转变角色，退出经济领域，几乎不大可能。中央政府倒是希望地方政府转变角色，但中国政府早就将自己办成一个只求盈利、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公司，各地方政府有如无需盈亏自负、但有独立利益的分公司，这种积30年改革形成的地方分利集团又如何能在短期内转换角色？况且，中央的改革蓝图还需要地方执行，地方政府如何才能依赖市场机制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 第二个障碍则是各利益集团的阻力。江胡两代奉行的发展模式早就养育了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任期内的国企改革是抓大放小，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垄断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如交通、能源、粮油物质等。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目前正在国企高层开展的反腐败，最多是国企利益集团易帅，却很难改变这种“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格局。 成为“美国经济体”有多远的路？ 最根本的障碍乃在于中国体制自身。 中国经济体与美国经济体之间差别甚大，有些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是完全竞争型市场经济，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维护秩序；中国则是半行政干预半市场化经济，政府集市场规则的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种角色于一身。即使从经济角度看，也还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美国市场依靠内需支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中国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属于世界上少数特别低的国家，2011年仅为36%，比印度还低14个百分点。 两种体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状况完全不同，由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分配机制更是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结果是，美国是政府穷、国民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基尼系数0.4）之内，国民购买力较高；中国则是政府富、国民穷，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大，2010 年基尼系数高达 0.61，70%以上人口的购买力不强。加上住房价格昂贵、教育、医疗负担沉重，国民对养老前景的担忧，这些都扼制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并加强了储蓄倾向，而富人消费的大头主要是奢侈品、出国旅游，以及送子女到国外读书，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内需始终无法提振。 综上所述，习近平希望将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经济体，目标很美好，但却缺乏通往目标的现实途径。美中两国经济大厦的地基完全不同，建筑师画的蓝图再宏伟，也不能指望在流沙上建成摩天大楼。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10月1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3/10/131014\cr\economicreform\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美国为何比欧洲繁荣强大
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和欧洲发生分歧，大西洋两岸出现鸿沟，迄今也没完全修复。但最近发表的一份经济学报告揭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鸿沟」更深，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还是生活品质等，美国都远远超过欧洲国家。 这份题为「欧洲和美国对比」的报告，是由「瑞典贸易研究所」（SRIT）总裁伯格斯特龙（Fredrik Bergstrom）和该所前首席经济师吉迪哈戈（Robert Gideha）研究撰写，近日由瑞典智库Timbro发表。 根据这份报告，全部欧洲国家，只有卢森堡这个小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和美国50个州差不多，其他全部欧洲国家，都低於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 该报告说，如果欧盟15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00点的话，那麽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则高达139，超过欧洲近40点。 美国排名第一的是首都华盛顿特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40，超过欧洲平均值340点；其次是达拉维尔州，199点；然後是康州，190点。欧洲唯一超过美国50州平均水平的卢森堡是194点。除此之外，欧洲只有比利时（107）和法国（105）超过欧洲平均水平，剩下的国家都低於100点。而欧洲的两大国意大利和德国，才各自是100点，和美国普通的两个州蒙他那州和阿肯色州（都是99点）几乎一样。美国有四个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法德意这三个欧洲工业国。 据这份报告，2000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於欧洲平均值32％！而且过去三年来，这个差距并没有缩小。撰写这份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冻结」不再变化的话，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直成长，那麽也要十多年後才能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只有欧洲实行市场经济最充分、税率最底的爱尔兰（个人所得税12.5％，并是单一税率），明年才会赶上美国；而德国和西班牙，要到2015年，即10年之後；意大利、瑞典和葡萄牙三国，要到2022年，即18年之後，而这是指美国经济不动，一直等欧洲赶上来预估的。 美国和欧洲的穷富差别还体现在，平均每个美国人比欧洲人每年多出9,700美元的收入，因此美国人可以买更多的汽车、电视，电脑，空调机等等。这份报告说，「在可见的将来，绝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会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富有还体现在，穷人数量在大幅降低。1959年，美国有22％的穷人，现在降至12％。1999年时，25％的美国家庭被定义为「低收入」，标准是年收入低於二万五千美元。如果欧洲的典型福利国家瑞典按美国这个标准的话，那麽瑞典人口的40％都是「穷人」。 另外，美国的「穷人」和欧洲还有不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的报告，美国12％的「穷人」中，46％已购有自己的房子；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台或以上；65％有洗衣机，76％有空调机，而这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 更显著的不同是，美国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平均每人拥有两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占68％。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1,200平方尺，比欧洲家庭（不是指欧洲的穷人）平均多200多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国穷人平均水平的439平方尺。 是什麽原因导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品质有这麽大的差距？从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所代表的政策和理念，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一是美国实行了里根式的减税、限制国营成份，削减福利，充分自由市场化的经济政策。1999年时，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0％来自税收，法国的税收已占50％以上，而美国低於30％。法国的国营成份占24％，而美国低於15％。因此撰写该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後美国，主要由於公共部份不断扩大，结果成为福利国家。」 另一个原因是多数美国人具有里根式的积极、向上、乐观、奋斗的精神，更重视依靠个人努力的内在力量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赖外部环境。6月13日《纽约时报》在「为什麽美国人总是乐观」的报道中说，美国人坚定地相信自我潜能的作用超过外部的力量。「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机会还没到来。」据2002年的民调，在经过科技股票大缩水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後，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该年度另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三万八千人的民调显示，在被问到个人成功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靠的是自我奋斗，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德国、意大利的一倍，是中国的一点五倍，是佛教社会和穆斯林社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及土耳其的三倍，是孟加拉国的10倍！ 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各有65％的人认为，个人成功要靠外在力量，中国是60％，比德意少五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的个人奋斗意识，过去这些年有相当的提高。土耳其最糟糕，相信外在力量的占80％以上。 正是里根总统所代表并实践的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充分市场经济的自由政策，和坚定基督信仰，自我奋斗，乐观主义，昂扬上向的精神力量，才使美国成为里根所说的，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美国的前面永远是太阳升起的早晨」，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14日） 2004-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北京为何要限制“蚂蚁搬家”式换汇？
何清涟 据中国媒体报道，从7月1日开始，中国政府将推出反洗钱新规，每天跨境转帐逾万美元须报审。一个月前，媒体曾报导中国外汇储备略有回升、外汇管制将有所放松所带来的短暂欢欣，立刻消失了。 新规针对“蚂蚁搬家式”外汇流出 据《21世纪经济》报导，2016年底，中国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将于7月1日起实施。新规规定，凡当日单笔或累计交易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金融机构都要送交大额交易报告。 此举的目的当然是加强管制向境外汇款，但重点是调整民众每日领取现金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标准，对那些采用“蚂蚁搬家”方式将资本转移到海外的个人特别不利。报导称，据一位外资银行界人士透露，银行内部规定：若境内个人每月向境外转帐额度超过1万美元，需向银行出示具体的消费证明，否则银行可能会关闭个人帐户，并将相关资讯汇报给国家外汇管理局。 原来规定的企业帐户境内和跨境的大额转帐交易额度，即超过人民币200万元或等值20万美元外币需向相关部门报备的规定仍然有效。 据估计，新规对投资移民冲击很大。现在的移民费用含申请费约58万美元，在个人每年5万美元汇额限制下，找到12个人协助办理汇款即可；但从7月1日开始，1万美元就需送缴大额跨境汇款报告，届时可能就要找到58人协助办理汇款，才比较保险。 对那些想移民海外的中产家庭来说，这不是好消息。 放松外流的是人民币不是美元 其实，4月份那场所谓“放松外汇管制”的消息本来就是场误会。 4月中旬，《南华早报》报道称，近日中国已放宽人民币资本外流管制，银行可以自由处理对外人民币支付，以及企业和个人客户的汇款要求。4月19日，路透社消息称，中国央行适度放松跨境资金流动性管理，明确银行可不再严格执行跨境人民币结算收付1:1的限制。短期内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有望持续改善，监管层对汇率弹性的容忍度有所上升。 有人可能只注意到“放松资本外流”与“跨境资金流动性管理”，忽视了“人民币”这个定语，将对人民币汇出限制的放松当作了对美元汇出的放松。其实，这些消息说的是人民币离境放松。人民币离境之后，可以在香港或其他离岸中心兑换为美元等硬通货。 这里需要解释中国当局为何管制人民币外流。2016年，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前10个月跨境人民币收入3.1万亿元、支出5.1万亿元，净流出人民币2万亿。收支平衡面临巨大压力，外汇管理局只好紧急应对，严格管制资金流出，境外直接投资全面暂停，包括央企在境外的投资也暂停，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断。经过政府强力管制，2017年以来，中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明显缓解。今年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不会重回资本管制的老路，“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 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跨境对外直接投资有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导致交易量增长较快，比如投向体育、娱乐、俱乐部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政策指导。总体上继续支持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有助于研发、行业进步的对外投资。这一点没有变化。 周小川发表这番话后，王健林在海外投资娱乐业的项目受阻，但投资界对周小川的话还是做了比较乐观的解读，认为资本管制是暂时的。直到今年5月4日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宣布说：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形成正反馈。业内才明白今后中国的资本国际流动，不受限制的主要是人民币。 “一带一路”北京峰会为何高开低走？ 中国政府口袋里钱少了，至少有两个例证： 一是对外投资数据显示：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公布说，今年1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77.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7%，比2016年12月降低4.6%。这个下滑速度不可谓不大。 二是“一带一路”北京峰会的高开低走。 这次西方“七强”国家当中，仅有意大利政府的首脑与会。参会的欧盟国家代表，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希腊以及葡萄牙等国拒绝在北京峰会的共同声明上签字，理由是公告没有重点强调欧盟所关注的公共市场透明度、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条款。 过去一直与中国同列为“金砖国家”的印度与巴西也未赞襄此会。印度作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其总理莫迪拒绝到会。在2015年签署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时，巴西最初承诺认购近32000股股本，出资逾30亿美元。但却于会前一个多月通知亚投行，该国将认购50股股本，只有原来认购份额的640分之一。 原因是什么？一位印度高级官员说到本质：“一带一路”的所谓全球影响力，靠的不是制度吸引力，而是钱包吸引力，因此，中国准备实际上拿多少钱出来，是领导力大小的关键。 但是，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已逾三年，中国的外汇钱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年前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钱多”；在推行过程中，中国却变得“钱少”。“钱多”时节，中国政府低估了资本外逃的巨大潜力；当外汇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后，政府看紧了“钱包”，再也舍不得“掏银子”了。北京峰会前夕，周小川发表前述文章，其意说白了就是：一、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资方不只有中国，还得有接受投资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出资，风险共担；二、中国投资将以人民币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既然影响力来源于钱，钱少了，影响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那么，“一带一路”计划自三年多以前提出，至今为止，到底获得了多大成功？有哪些核心项目已经在建？合作国家和地区有哪些共同之处？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3年多来与“一带一路”沾点边的工程项目一共只完成5个：在沙特建一座炼油厂、在孟加拉修一座桥、在巴基斯坦改造一段公路、在土耳其收购一座码头、在中国境内修了一条天然气管道，以及另外6个在建项目。这11个项目的共同特点是，4个是为了中国进口石油或天然气，与中国的直接利益有关；7个是为所在国建设改造基础设施，但所有项目由中国的大型国企施工，援助资金通过施工和原材料而回收。即便利用欧亚大陆各国现有铁路系统开通国际货运列车，也算是“一带一路”的成绩，但这不需要中国援助，而是靠各国铁路公司帮忙。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国家的直接投资下跌了2%，2017年迄今更继续下滑了18%。中国去年对5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5亿美元，只占中国对外投资的9%。 总之，中国的对外影响力与外汇钱袋是否饱满有关，如今，为了这只钱袋不迅速瘪下去，控制民众蚂蚁搬家式的换汇就成了当局行将施行的政策。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5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foreign-currency-20170524/387001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透过数据看中国的粮食安全
何清涟 今年全中国主要产粮省份不少遭遇洪灾，中国政府却宣布粮食丰收。紧接着总书记习近平发出号召“制止餐饮浪费”，让中国人开始担心粮食安全问题。随后党媒高调报导内蒙古向俄罗斯捐赠百余吨大米，官媒转发央视主持白岩松早年鼓吹“中国需要恢复饥饿感”的讲话。随着十余个国家禁止粮食出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国外没粮来进口，赶紧翻耕去插秧”的横幅，一下将中国人拉回票证年代，唤起人们对1960年代大饥荒的痛苦记忆。 以下数据取自于中国近几年官方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既有近忧，也有远患。今年粮食歉收的话，在某些种类上，中央政府在必要时会限量供应，但大饥荒的回忆可视为中国人对政府严重不信任的表现，至少今年不会出现。 本文讨论三个问题： 一、中国是否存在粮食缺口？ 2014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当年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缺口，指的是本国粮食生产不能满足本国人民需求的短缺部分，它与粮食供应缺口不是一回事。中国确实存在粮食缺口。但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按照比较成本理论，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从他国取得自己短缺的产品，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中国不会存在粮食供应缺口。 中国的粮食缺口有多大？今年以来，官方媒体一直努力强调一点：粮食自给率高。目前，中国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完全实现自给，谷物自给率超过95%。 这里需要弄清楚：粮食自给率与谷物自给率并非同一概念。粮食的品种不止大米与小麦两种谷物，还有大豆、玉米及各种其他杂粮，如高粱、燕麦等。此外，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当中还有肉类，以猪肉为主，猪饲料主要来自于大豆做成的豆饼之类。况且，中国人口基数大，5%就相当于7000万人——这个数字不可小觑，全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与地区只有：中国、印度、欧盟、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俄罗斯、孟加拉国、尼日利亚、日本、墨西哥、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等十多个国家。 那么，中国真正的粮食缺口是多少百分比？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12月的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2017年减少了74亿斤，下降0.6%。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82.3%左右，谷物自给率降到了95%左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规定的世界粮食安全标准为自给率90%，这粮食包括谷物、大豆、玉米等所有主要种类，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为82.3%左右，换言之，粮食缺口是17.7%。中国并未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标准。 今年在疫情发生后，十多个国家禁止粮食出口，中国官方主要强调谷物自给率为95%，看起来高于世界粮食安全标准自给率90%，其实是偷换了一个概念。只是大多数人没弄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指标。但如果按世界粮食安全标准衡量，中国的粮食缺口是2.52亿人口所需粮食（世界上超过两亿人口的国家与地区依次为中国、印度、欧盟、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因此，习近平说“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愿望良好，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中国在“世界粮食安全指标”的排行中位于所有113个国家中的第40位，在经济学人智库的可持续性农业发展的排行中，中国在所有的25个国家中排在了第17位。而这一榜单中，德国和印度分别排在了第一和最后一位——不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排名的依据都是各国自己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智库的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再参考世行的粮食进出口数据（也是根据各国自身提供再略作调整）。 二、中国通过海外农业投资构建国际供应链 中国的粮食短缺是个问题，但因为国际社会近30多年没有大的国际冲突，因而粮食供应稳定，从未短缺，这是因为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美国、巴西、包括东南亚、台湾等百余个国家与地区的农产品供应链。 因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策略是大豆战略，外界才了解到美国早就成了向中国供应大豆、玉米、小麦与高粱的最大农产品出口国，但很少关注中国遍布海外的农业投资。据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173.3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851家，分布于六大洲的100个国家（地区），雇佣外方员工13.4万人。 如果用投资标的物来计算，如今的中国已经和英国和美国一道，成为了世界上土地贸易产业中三个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至2018年，中国已在世界上33个国家购买或租赁过土地，比英国多出三个国家，同时比美国多出五个国家。 这种中国官方的海外农业投资，解决了三个问题：为谁生产（供应中国）；生产什么（根据中国需要）；生产多少（除了极大不可抵抗的天灾之外，一般都能控制产量），有了这条中国厂商掌握的供应链，算是掌握了中国在海外饭碗的一半主动权。 三、美国在中国粮食供应链条中的特殊地位 这次中国朝野在谈一个问题：中美交恶，美国如果不卖粮食给中国，咱们怎么办？ 中国担心这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国家利益为上，明明本国需要美国农产品，但为了“国家利益”，打击川普票仓，中国可以宣布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但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算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能这么做。以下事实可证“ 在贸易战开始前的2017年，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金额为240亿美元。中国已经消费了全世界60%的大豆出口量，主要来自于巴西（47%）和美国（42%）。 大豆：贸易战之前中国占到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就价值而言，大豆是美国主要的出口农产品。2019年12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较2018年同期劲增67%，至2018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年7月，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则达到266.6万吨，为2018年12月以来最高。美国农业部的每周报告还显示，对中国的大豆销量升至169.6万吨，为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猪肉：自从非洲猪瘟疫情造成国内生猪存栏量急剧下滑后，中国的猪肉进口大幅增加，创下历史最高纪录。2019年1月到11月期间美国对中国和香港的猪肉出口量增加49%，达到11.8亿美元，超过2018年全年金额8.525亿美元，也高于2017年创下的前期历史纪录10.8亿美元。 此外，中国从美国进口高粱、玉米、硬红冬小麦等，数量巨大。 以上数据说明，中国粮食供应确实存在巨大缺口，需要依靠稳定的国际粮食供应链，特别是美国的农产品来弥补，以维护粮食安全。这在国际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不是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因素，比如武汉肺炎扩散世界导致的全球化洗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美并恶，中国粮食的国际供应链变得不太稳定，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本就缺乏信任，其中包括对政府农业监管能力的严重不信任，也因此，政府越鼓吹中国粮食安全系数高，中国老百姓越不相信。 最后做个小结：今年世界的不稳定，无论是疫情冲击，还是地缘政治冲突，主是是中国带来的，最后这种不稳定形成反作用力，冲击到中国，大洪灾加剧了这种冲击力。解铃还需系铃人，鉴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庞大份额，以及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与角色，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可能在影响世界的时候，中国能够避免反噬。中国儒家文化创始者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北京约束自身的信条。 （原载自由亚洲网站，2020年8月1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eqinglian-08172020103246.html ）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好莱坞的伪善
好莱坞被视为世界影坛的中心，每年电视直播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全球有几亿人收看。但好莱坞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却并不高，甚至被视为「虚伪」之地，因很多明星不仅热衷对世界大事发表宏论，并且多唱道德高调，他们本身不仅不做，甚至做的正相反。 例如，在当前所谓「环保热」中，好莱坞「做秀」成瘾的演员们更是绝不缺席。他们不仅在美国国内指责美国人开车太多、用油量太大，更热衷跑到国外骂美国浪费世界能源。他们强调全球气候已「过热」，认为大量进口石油的美国要负主要责任。 保护环境，不要滥用地球，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好莱坞演员说一套、做一套。美国Newsmax杂志今年一月号报导说，在整个加州地区，排放最多废气的是好莱坞，每年因拍电影而产生的污染物达13万公吨，并释放出800万公吨损害环境的「温室废气」，以及20公吨的危险物。只是为了拍那些汽车追逐的场面，每年就烧毁价值1,000万美元的车胎和管子，更别提每年消耗成千上万吨的汽油、机油等；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超过洛杉矶地区的任何其他太空业、旅馆业、服装制造业等，好莱坞成为加州的最大空气和环境污染源。 ●「照我说的做，别按我做的做」 但好莱坞的导演、演员们，不去检讨和改变自己，却热衷唱高调，要世人爱环境，少开车，节省油电。一位美国网民批评说，这些好莱坞的左派明星们，信奉的哲学是「照我说的做，别按我做的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因为他们自己做的和他们教导别人做的正相反。他们号召别人少开车，节省能源，保护环境，但他们自己不仅照样开车，而且很多是开费油的SUV越野车，更是坐著私人飞机全球跑。 例如知名女星朱丽亚•罗伯特（Julia Robert ，曾和李察•基尔合演「漂亮女人」）高喊环保，要别人少开车，可她自己却乘私人飞机旅行。据Newsmax的报导，罗伯特去年3月去澳大利亚就是乘私人飞机。而在美国国内，罗伯特坐私人飞机更是常事。例如她在拍「我最好朋友的婚礼」这部电影时，从芝加哥飞到洛杉矶，也是坐私人飞机，有统计说，这趟飞机航程是1,749英哩，耗油2,100加仑。一般美国人的汽车，一次加满油大约20加仑。而罗伯特这一次私人飞机之行，就用掉了相当於一般美国人100次汽车加油的用量。而她那次乘私人飞机去澳大利亚，是去做「污染环境邪恶」的演讲，真是绝妙的自我讽刺。 好莱坞另一个著名女星珍妮佛•洛佩兹（Jennifer Lopez），从纽约到洛杉矶，也是用私人飞机。纽约到洛杉矶有2,500英哩，这趟私人飞机消耗汽油2,700加仑，如用在汽车上，可跑45,000英哩，差不多等於绕地球跑两圈。 好莱坞另一个更唱环保高调的是男星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在公众面前，他为了树立「省油」形象，特意开充电汽车Tango（每135英哩就要充电）；但在没有「公众」时，他从洛杉矶到东京旅行，却用私人飞机。这个全程5,500英哩的旅程，用掉了7,000加仑汽油。这个油量，即使用最节省的车，也可以跨过57个太平洋。 当今好莱坞风头最劲的一对儿是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这对儿明星夫妇很喜欢做秀（朱莉还是联合国的什麽亲善大使），在热衷所谓环保的同时，更热衷私人飞机。布拉德从洛杉矶到纳米比亚，全长9,400英哩，坐的是私人飞机。这趟飞行，用掉了11,000加仑汽油。有美国观众嘲讽说，用这个油量开车，可能到月球了。 ●「环保之前，先弄乾净自己」 曾兜售裸体写真集，却又做修女状出版儿童教育书籍的歌星麦当娜，更是高调环保，曾在伦敦举办「保护地球」演唱会。但美国媒体揭露出，麦当娜把270万美元投资到全球最造成污染的几家公司。麦当娜曾高声谴责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污染」环境，但她却拥有这家公司的17万5千美元的股票，在过去两年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价升高中，麦当娜赚了一大笔。因此有美国观众嘲讽说，「麦当娜在开始环保世界之前，先弄乾净她自己的生意吧。」 2006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麦当娜从日本东京到德国汉堡等，都是坐私人飞机。乘私人飞机到全球各地举办「保护地球」演唱会大概只有麦当娜有这种想像力和胆量。据统计，麦当娜全球飞来飞去，总飞行里数达22万英哩，相当於绕地球9圈，飞机排出的废气总共达3万公吨。而她却在演唱会上高喊，「和地球对话」（speak to the planet）。 媒体报导说，在麦当娜的车库，有一辆豪华奔驰，两辆越野车，一辆奥迪和一辆小型库柏车。麦当娜高喊保护地球，可她家产生的垃圾量是一般美国人的100倍！ 和麦当娜呼应，歌星梅莉莎（Melissa Etheridge）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唱的是前美国副总统戈尔的那个环保影片的主题歌，屏幕打出的文字是：「你准备好改变生活方式吗？气候危机是可以解决的；你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少用空调和电；步行或骑自行车；用大众交通工具」等等。 ●坐专机跑透透，却要别人救地球 戈尔以环保影片《令人不安的真相》获得奥斯卡，还因此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全球宣传环保新片时，却也是乘私人飞机。电视曾播出，他甚至跑到共产中国，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宣传环保，也是坐专机。这个时候，他就不提这一架专机要浪费多少能源，释放多少废气了。这种「伪善」，才是真正令世人不安的「真相」。 好莱坞的另一知名环保女星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在美国是个「话题女人」。前年她的传记《芭芭拉∶这样的她》出版。该书作者安德森对《纽约邮报》这样描述史翠珊：「她很虚伪，有著强烈自尊，且易怒，情人多如天上繁星。」传记作者的四个印象，第一个就是「虚伪」。例如史翠珊宣讲环保，要别人少开车，保护环境，甚至在接受加州犹太人杂志Tikkun采访时呼吁美国人要严肃地对待「降低温室气体释放到我们大气层的问题」。可她说完这番话才几个月，有人拍到照片，史翠珊和她丈夫布鲁林在汽车行选购越野路华（Land Rover）和大吉普车（Jeep SUV）。 因此一位美国网民气愤地评论说：「我已经厌倦了所有好莱坞自由派人士的谈话，因为他们言行不一。他们高喊保护环境，可是他们自己却坐私人飞机，住万尺大房子，还有度假别墅。他们拥有多辆汽车，没有一套衣服穿两次。我厌倦了他们在电视上说教，每当看到他们，我就换台。」 另一位美国观众的评论可能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每当我想到奥斯卡协会的骄傲宣称，他们颁奖所用的信封信纸都是用再生纸做的、每当我想到戈尔在晚会上宣布『奥斯卡晚会已经通过买能源信用的方式来抵销温室气体』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口吻，就感到肉麻不堪。」他们坐私人飞机「全球跑透透，竟有脸要大家节省能源，救地球。开什麽玩笑！」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8年17期 2008-09-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