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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纵火与消防的循环（二）
9月25日国际金融杂志《欧洲货币》将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奖”颁给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比较有意思的是周小川在颁奖典礼致辞所列举的获奖原因：第一，中国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第二，今年以来中国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即紧缩银根。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讲解，在两三年之间，中国央行先是奉命超量发行货币吹胀经济泡沫，继之剧烈收缩银根，压缩自个吹胀的经济泡沫，就是中国央行行长获得这个奖的主要理由。 熟悉中国经济的人，一看就明白第一条讲的是自2009年开始，央行超量发行货币，作为政府投入刺激经济。发了多少呢？中央政府自2009年投入4至5万亿资金，地方政府亦大量利用融资平台举债近14.4万亿刺激经济，据说这些钱当中约有一半进了房市与股市，因此中国这两大经济泡沫得以继续胀大。 第二条讲的是今年央行咬紧牙关紧缩银根之事。今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6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紧缩，意在挤压前几年千万百计吹胀的房地产泡沫，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不少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枯竭，陷入破产境地，目前在福建厦门与浙江温州方兴未艾的逃债潮就是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的产物。 再也没有比这个获奖理由能更生动地说明中国政府在第四轮经济过热所承担的角色。第一条是刺激经济，即“纵火”有功；第二条是挤压泡沫，即“消防”有功，横竖有功，这个奖给的也真算绝——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周小川这个央行行长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作不得主，他主政的央行，最多是中央政治局与国务院的一个工具。我以这个奖的获奖理由来做为本文开头，只是因为它太生动地说明了中国经济这几年走势背后的荒谬。 如果说在第二、三轮经济过热当中，中国的经济是依靠内需、外贸与投资三驾马车拉动，过热发生在外贸与投资两驾马车的车体上，自2009年开始的第四轮可不是这样，这一轮经济过热几乎完全就是依靠政府天量投资。这一轮过热几乎完全承接了第三轮过热中的所有问题，并且加倍放大：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的两大问题（带血的GDP与高度环境污染），经济的高度对外依存，内需严重不足，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平衡，唯一可见的主要成就是政府财政收入激增，当然也伴之以社会反抗事件的激增，去年已增至18万起。 第四轮经济过热造成的陷阱之多之深前所未有。 高通胀陷阱。中国这段时期的通胀率之高，远超过国家统计局愿意承认的数据。而通货膨胀之主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多。根据官方数据，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多出了27.1万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就超发43万亿元。总理温家宝的两次讲话——从今年两会期间要“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到4月13日温相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正式承认发行货币过多。 公共工程的质量安全陷阱。这一时期政府投资，人称“铁公鸡”，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以第四轮经济过热当中投资最大、雄心最膨胀的铁路建设来说，堪称腐败丑闻不断，营运事故不断。今年327温州动车事件，暴露了中国用从各国“拿来”的技术拼装的“自主创新产品”中国高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忧，不仅高铁从此不再高速，向世界输出高铁技术的美梦也一并破产。 地方债务陷阱。为了向银行大量举债，各级地方政府设立了“地方融资平台”。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两年之间，全国各银行借给地方融资平台的钱到底有多少？据央行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省、市、县三级），2010年末银行系统的全部贷款余额为47.92万亿元，其中30%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约为14.4万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国家开发银行贷放，其余则由国有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现确定其中有2万亿到3万亿有违约风险。 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前三个陷阱之后，货币紧缩又挖了一个目前正在发酵的民间信贷陷阱。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与地方债务陷阱面前，央行不得不收紧银根。在央行不断缩紧银根的宏观背景下，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近于疯狂，连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放贷现象大规模入侵资本市场，最后酝酿成中国式信贷危机，目前因资金链条断裂发生大面积的借贷人违约逃债现象，风险高危区包括浙江、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显示，当前11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35%， 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 陷入民间信贷陷阱的中小企业纷纷垮台。融资难导致中小企业转向民间借贷，这种“饮鸩止渴”的高利贷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正在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据9月初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显示，今年1至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 12.7%。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至2月的22.2%上升至1至6月的 41.6%，1至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因无法承担民间借贷利息的企业家纷纷逃亡或者自杀，成为近期中国新闻经常出现的内容。 如果要画个简单明了的图象，第四轮经济过热的因果图如下：政府发行天量货币—投资过热—紧缩银根－民间借贷猖獗－福建温州等地高利贷屡现崩盘逃债—中小企业纷纷垮台。 那么，北京能够吸取教训，不再一会“放火”一会“消防”吗？答案是：不能。中国副财长早就讲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把刺激政策的角色比作上山的话，把退出政策的角色比作下山，我想退出比决定当 时刺激还要难一些。”北京确实不会轻言退出，前几天官方消息透露，沪浙粤深四地年内将成为自主发债试点，发债总额约251亿。如果人们不健忘，就在两三个月前，担心中国深陷地方债务泥潭的声音一度成为媒体重要话题。 如此情况，让任期内经历了两次经济过热的温家宝总理谈什么好呢？除了空言政治体制改革，真是无可再谈。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9月2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china-economy-part2/）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美国打伊拉克的法理在哪里？
经过60天检查，联合国武检团昨天提交了报告，结论是伊拉克没有真正接受联合国决议，没有实质性支持武检，并隐藏了大量炭疽病毒等生化武器。在美英15万军队向波斯湾集结之际，法德公开反对军事行动，要求再给武检团二个月或一年时间。美国认为，巴格达是在拖延时间，如果联合国不采取行动，美英将单独对伊动武。美国的这种宣称有没有法理根据？当然有，因为： 第一，巴格达违反协议在先，美国有权惩罚。 12年前，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爆发了波斯湾战争，美军以100小时地面战，打败了伊拉克，萨达姆无条件投降，和美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停战之後，伊拉克继续发展军力，研制生化和核武，并支援恐怖份子等。联合国前後通过10多个制裁伊拉克的决议，但巴格达根本不予理睬，并在1998年驱逐了联合国武检人员，完全蔑视国际社会和它自己签署的停战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停战协议的另一签署国，美国有权继续当年的波斯湾战争，使用武力迫使伊拉克回到原来签署的协议上来，从法理上说美国并不需要联合国再次授权。 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和美国等签署了停战投降协议，如果日本後来不遵守这个协议，继续走军国主义道路，对外构成威胁，那麽美国有权对日本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迫使它回到原来协议的立场，而不需要再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授权。 第二，对恐怖袭击必须先发制人。 伊拉克有2,400万人口，44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於12个台湾），这麽大的地盘和人口，联合国派去那麽几十个人怎麽能查得过来？别说查整个伊拉克，即使仅查一个巴格达，也很困难。看到电视画面上联合国武检人员拿著手电筒在巴格达的房子里照来照去的画面，简直像玩小孩子捉迷藏游戏。伊拉克不允许任何一个它的核武专家单独接受武检人员面谈，威胁说谁接受面谈就杀他们全家。这本身难道还不足已说明全部问题吗？ 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是国际社会周知的，因为它不仅在和伊朗战争中使用过，也曾用它屠杀自己的人民，1988年有5,000多库德族人被生化武器毒死。连《纽约时报》在2月26日反对马上对伊动武的社论中也承认，“萨达姆．侯赛因是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个政权只配被推翻。任何知道萨达姆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他正在秘密地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 巴格达支持恐怖份子也是国际社会周知的，该国外长公开宣称，对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也包括中国民工）的所谓巴勒斯坦“烈士”的奖赏从2.5万增加到4万美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在昨日的文章中说，盖达组织在伊拉克北部活动，建立毒气试验室。从阿富汗逃出来的盖达领导人也躲藏在巴格达。美国国务卿鲍尔前天在瑞士讲话说，伊拉克和恐怖组织盖达有密切联系。911事件已证明，恐怖份子获得什麽武器都会使用，一旦拥有核武和生化武器，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历史可以像录影带一样倒转，回到911事件之前，那个时候如果美国提出军事铲除阿富汗政权，否则会发生大灾难，今天的这些反战人士，包括法国德国会同意吗，显然不会，绝对不会！他们一定会以现在的理由反对，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有了一次“911的证据”还是不够，难道他们非要等到整个曼哈顿被核武炸沉，或者巴黎、法兰克福被生化武器弥漫，才会吸取教训？ 如果在911之前美国要对塔列班采取军事行动，全世界肯定会有更大规模的反战游行。而在美国的反战游行队伍里，很可能就有那些後来在911中遇难的人们，更可能会有他们那些在哈佛、耶鲁、伯克莱大学读书的子女们。人类的悲哀就在於，不仅很多人只有杀到自己头上才明白，更有人即使杀到他头上，也醒不过来。而那些认清邪恶的人也得跟他们一起倒楣、陪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在2月22日的专栏中说，“我们可以用传统武器威慑伊拉克，因为萨达姆爱他自己的生命超过仇恨我们的生命。但我们无法威慑那些用911人肉炸弹攻击我们开放社会的亡命徒，因为他们恨我们的生命超过爱自己的生命。”所以萨达姆的核武到了那些恐怖份子，後果不堪设想。 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它有权自卫”。美国对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的伊拉克“先发制人”，解除它的武装，是一种为了自己和世界安全的自卫。联合国作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成立的国际组织，理应承担这种责任，但它如果不这样做，还要杯葛美英等国承担这个责任（和牺牲），那麽美国就应像上次对科索沃战争那样，单独采取行动。历史会证明这种行动的道义性。 第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解放。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布兰戴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曾悲愤地说，人们谈到对伊动武时，理由是美国不被袭击，或是保证世界安全，或是石油利益等，但就是没有重视伊拉克人民被奴役这个因素。 据《纽约时报》1月26日“侯赛因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1,000多科威特人。萨达姆正开展名为“恢复信仰”的运动，让所有伊拉克人对他“三忠於，四无限”，连在公开场合喝酒也被定为“犯罪”。而被指控为妓女的人，则被公开处决。萨达姆的38岁长子乌贼．侯赛因（Uday Hussein）亲自指挥行刑队（都穿黑衣，戴面罩），把那些被指控为妓女的人，押到闹市区广场，逼迫她们下跪，然後一个个砍头。 1999年，伊拉克的监狱人满为患，萨达姆下令，处决犯人，腾出地方。结果监狱为达“指标”，不论刑期，大批处决犯人。据国际人权组织的数字，在萨达姆统治下，可能有20万伊拉克人被秘密员警抓走，最後被杀害。 马基亚曾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上说，上次波斯湾战争，美军轰炸巴格达时，很多伊拉克人站到房顶上欢呼，等待美军来解放他们。但是，美国半途而废，让他们极为失望。上述弗瑞德曼的专栏文章说，今天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在祈祷，希望美国不仅干掉萨达姆，也干掉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让他们获得自由。马基亚呼吁，仅仅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结束被奴役，美国也应该对伊动武。这也是不久前在伦敦聚会的300多名伊拉克异议团体代表的一致呼声。 第四，把阿拉伯专制世界打开一个缺口。 阿拉伯联盟有22个成员，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据不久前联合国公布的由阿拉伯学者撰写的报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不仅落後於世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一个西班牙），并普遍缺乏三样东西：自由，现代教育，女性权利。 如果萨达姆政权被结束，伊拉克像阿富汗那样走向民主，那麽等於在阿拉伯铁幕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从地缘政治来看，一个走向民主的伊拉克，对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乌地阿拉伯，以及君主国科威特等都构成冲击，尤其是对伊朗，等於形成都有美军驻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前後夹击的战略格局，对改变中东局势具重大意义；同时对解决巴以冲突也有关键性作用，因为阿拉法特和他的恐怖组织一直靠伊拉克等提供财源（在上次波斯湾战争时阿拉法特支持萨达姆）。 从布希政府的举动来看，目前还在努力斡旋，希望能再次获得联合国授权。但从上述四点来看，联合国的授权不仅并不是必须的，而且联合国本身的道义性基础也存在问题，因为它的192个成员国政府，并不都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并不真正代表那些国家的人民。美国等民主国家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从不给监狱的罪犯投票权。联合国成员北朝鲜、古巴、利比亚、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共、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不是经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这些政权本身的存在就不具法理，而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必须要得到这些本身就是独裁的国家的授权，在逻辑和道义性上本身就说不通。最近人权记录最差国家之一的利比亚“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这就如同由一个强奸犯出任“保护女性协会”主席一样荒唐），这样的联合国还有什麽原则、道德可言？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在上星期天的专栏中说，如果不得不打这场战，那就干吧。“在那个急需改革的阿拉伯世界，如果伊拉克能够进入民主之路，刺激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有更好的机会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是个震荡，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好，那就有机会使它成为一个‘震荡疗法’。” 现在就看小布希有没有邱吉尔那种力排众议、独胆反抗纳粹邪恶的魄力和能力，不去看那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毁了整个欧洲的德国的脸色；不去看那个面对希特勒只知道举手投降、丝毫不抵抗，并协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法国的脸色，真正为美国和世界的长久安全与和平负责，再次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为铲除全世界一切独裁专制，迈出关键的一步！ 2003年1月28日 2003-01-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价值分歧
美国四年一度总统大选，从两党参选人的竞选口号等，可以看出美国两党的主要不同，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美国历史以来两大政党理念的根本区别，也反映了当今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两大政党的基本分歧。 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美、英、法、德等国家，基本都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美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是工党和保守党；法国是社会党和共和联盟；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属于一种理念的政党，在国内政策上，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重视社会福利，强调穷人利益，倾向于增加税收，以福利的方式把通过税收得来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社会平等；因而一般被称为左派政党。 而共和党、保守党、共和联盟、基督民主党，则属于另一种政见的党派，它们更多强调小政府，削减福利，减税，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其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竞争）看得比平等更重要。一般被称为右派政党。 ●企业百米赛跑，法国穿拖鞋 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左、右翼两种理念的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左派政党的经济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凯恩斯，马克思追求社会平等和福利，凯恩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当时美国左翼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就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不谋而合，而走红西方。 左派政党几乎都热衷于国有化，政府干预经济，高税收和福利政策。这样政党主导下的国家多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是这种福利国家的典型之一，其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于15％，英国低于20）。法国的税率为54％，再加上10％的社会安全税，高达64％。企业和个人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法国的税收已占国民产值的50％以上。 法国人的福利是世界闻名的，付薪假期长达六七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工资，甚至长达五年。任何人去世都可从政府得到安葬费6,000多美元。这种国营和福利政策，产生灾难性后果。国营部门大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仅法国铁路，一年就亏损几十亿美元。通膨指数和物价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 法国的失业率也是欧洲最高之一，近年一直在9％左右。法国几年前又把工作时间从每周39减到35小时，使公司雪上加霜，等于工厂每周减少四小时的产值，使法国企业在国际上更缺乏竞争力。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于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脱鞋，我们没个赢。” ●福利政策是劫富济贫 欧洲另一个更有代表性的福利国家是希腊，更是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要靠从欧盟借债度日，还时常赖帐（希腊国民的逃税率近90%），波及欧盟，进而影响世界经济。所以美国等国家的保守派喊出的一个警讯就是“不要希腊化”，因为那代表著灾难。 ●政府只能是“守夜人” 西方国家右派政党的理念和左派完全不同，其经济理论基础是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和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这种经济哲学主张，政府不得干预经济，经济应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自然调解。国家的职能仅是“守夜人”，保障契约权利，防御外敌入侵。这种经济学的核心口号是，“放松控制”，“自由市场”。 这种经济哲学的主要体现者是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八十年代，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和美国共和党籍总统里根领导了一场被称为“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的经济革命，即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把权力从政府转向市场，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里根具体提出“滴水经济”，即只有让富人更富，财富增加之后滴下“油水”（扩大投资，开设更多工厂），滋润穷人（增加就业），才能改变失业与贫穷（左派的做法是，用高税收榨干富人的油水，最后穷人富人一起在受穷中平等。 撒切尔和里根的“金色紧身衣”经济革命，使英美两国经济充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福利和税收受到限制，企业增加了活力，个人随之富有。在欧洲，目前经济最好的是英国，失业率为欧洲最低之一。而且私有化程度也是欧洲最高的之一。 美国经济曾连续增长113个月，打破战后记录，成为建国二百年来持续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主要是由于里根总统两任八年的经济革命，共和党的理念得到了相当的体现，才为这种经济成长奠定了基础。 美国是全球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国营成份降到历史最低的15％以下。铁路、航空、石油、矿山、金融、电讯等各种领域都实行了私有化，而且近年连监狱和消防都在进行私有化。美国有26个州的160所监狱交给私人公司管理，有三分之一的消防队已私营。充分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竞争，降低了价格，使消费者受惠。美国的物价（以收入为参照数）可能是全球最低的之一。 ●平等没实现，自由被剥夺 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它实行什麽样的经济政策，由哪个党执政，对整个世界经济关系重大。所以美国总统大选，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理念，基本是继承西方国家右派政党的传统，强调自由经济、减税和小政府。共和党的理念是，要尽量控制政府的花销，控制政府的规模，减少税收，“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反过来，首先个人富有，才结出国家富强这个果。 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政策，则是继承左派政党的传统理念，要扩大政府开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福利，增加公立学校开支，并谋求政府包揽全民医疗保险等等。 左右派政党理念的根本不同主要体现为两点∶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更看重哪个价值；在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视谁为根本。 美国民主党等左派政党，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理念，和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共产主义追求“大同世界”，消灭差别，均贫富，人人平等；并用暴力手段，劫（杀）富济贫，通过计划经济，强行社会“平等”。欧美左派政党虽在民主制度下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但仍是利用政府权力强行高税收和福利政策，把富人的财富“劫”来均给穷人。 高税收，就是劫富，因为富人穷人收税比例不同。例如在美国，最穷的人不仅不用交税，还能从国家得到退税补助；中产阶级则交15-28％的税；年收入28万以上的则要交39.6％的税（奥巴马上台前个人最高税率36%）。 高福利，就是济贫。通过这样的劫富济贫政策，好像社会更平等了，但结果是抑富养穷，最后大家平等地贫穷。共产国家就是这种左派理念的极端形式，政府包揽一切，管理一切，革了所有富人的命，最后除了统治者，所有人都成了穷人，经济停滞以致崩溃。不仅平等没有实现，自由更被剥夺。 美国共和党等右派政党强调小政府，就是更看重人民的权利。因为人们为了防范被他者侵犯，才同意组成政府，放弃了一部份自然法权。因为“人”为先，“政府”为后，人是根本，政府是衍生。政府角色必须尽量缩小，不能膨胀。尤其在经济领域，应由市场自然调节，政府干预越少越好。香港曾是全球最繁荣的地区，就是因为那里实行小政府和“放任经济政策”。香港前总督彭定康曾说，他原推崇左派工党的福利和国有化政策，但在香港的经历，使他改信自由经济。 ●“第三条道路”是体面地投降 由于福利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左派政党近年提出“第三条道路”，以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为代表，不再强调国有化、福利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右派政党的经济政策，注重市场，削减福利和税收。 “第三条道路”使很多左派政党获得执政机会，并被左派经济学者捧为新政策，新方向。但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左派政党体面地向右派政党的理念靠拢，不得不做的让步。左派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如同中共提出“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实际上是婉转表达不得不走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右派政党，就从来没有提出“第三道路”，而是一直坚持本来的道路——市场化和自由化。 ●知识份子乌托邦害人害己 西方国家左派政党所以至今不衰，不仅是由于所有国家都是穷人占多数，都喜欢高福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思潮的知识份子多是左派。例如，即使在基督教和共和党右翼势力很大的美国，新闻媒体中注册为左派民主党的记者仍达50％以上，注册右派共和党的仅为20％，其他30％为独立派。美国主流报纸，除金融大报《华尔街日报》以外，其他基本都是左派倾向。 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天生同情穷人，支持福利政策，并追求均贫富、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且这种知识份子多不懂经济，也不愿去研究经济。福利社会主义，对知识份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成为这种理念的支持者和宣扬者。 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身上也体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中国知识人，依附国共两党的都算上，多是主张依靠政府力量，干预经济，以达国家强大。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著名经济机构“能源委员会””，成员多是从伦敦左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回来的信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成员，他们压制中国当时的私有企业，推行政府包揽经济的政策，其主要成员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最后都投靠了主张计划经济的共产党。共产党提出的平等观，最能吸引弱智的知识份子。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选战所体现的理念之争，将是今后所有民主国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知识份子对这两种理念的了解和认识越深入，越能促使未来民主中国避免走左派均贫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弯路。 2016年1月9日改写 2016-02-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采访曹长青∶中共争夺南海、军事威胁的三个原因
（大纪元记者李佳、骆亚2011年6月15日报导）南中国海岛屿和水域的主权纠纷、争执不断升级。现在南沙群岛中，中国大陆控制的只有8个，台湾控制2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汶莱控制的却多达45个。 争夺石油的原因 著名国际时政评论员曹长青表示∶“石油利益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因全球油价攀升，近期一直在一百美元左右，比几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而南中国海水域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在能源短缺时代，这就更显得是块肥肉，周边国家都更需要、更垂涎，争夺也更激烈。尤其中国，自1993年就结束了石油出口国地位，依赖进口石油，而且随著中国经济发展，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等，基本已乾涸。所以北京更看重南沙群岛的能源。” 军事扩张的原因 随著经济增长，中共近年大力扩军，军费开支以两位数增长，成为全球军事增长最快的国家。曹长青表示∶“尤其是近年中共致力发展海军和远端能力，海军舰队动不动就开到南中国海等水域，让越南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感到压力或威胁。这也是越南近日要在南中国海水域举行军事演习，菲律宾也要跟美国在该水域联合军演的原因，都有潜在抗衡中共的战略意图。” “北京曾提出，要召开该区域相关国家的双边会议，解决该区域的争执问题。但这些国家不同意跟中国单独谈，因担心中共以大欺小，难以抗衡，所以要求美国介入，召开多边会议，但中共又反对。因此谈判一直难有实质性进展。” 曹长青指出，本来对这种领土主权争议，应该遵循和平谈判的方式谋求解决，而不是利用军事大国的武器战舰来威胁恐吓。但中共现在不断在南中国海展示武力，有报导说，解放军还向越南船苹开枪，所以近日河内和马尼拉都发生反对中国霸权的民众游行等。 维持统治的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这个时候制造事端很可能是用所谓“主权问题”来煽动中国人的民族狂热，转移人民对中共的不满，以此维持其统治。”曹长青说∶“这是中共政权的一个特点，每当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强烈时，就对外发生“事端”，像毛时代跟苏联的“珍宝岛之战”，邓刚复出时的“越战边境战”等。现在胡锦涛也可能要用这种手段，转移中国民众的不满。中共如果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那麽展示霸权，局势也就不会这麽紧张。” 但曹长青指出，北京这种意图，最後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他表示，一是会导致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更对北京不信任，甚至反感；而更愿跟美国结盟，以联合抗共；二是会影响中美关系，因美国为了亚太局势稳定，不会坐视中共的对外扩张行为，不仅会加强跟东亚国家的联盟，还会推动美国把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名义上是遏阻共产北韩，但更是要潜在遏阻中共的扩张。 毛时代，中共只有一个所谓的“欧洲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盟友，相当孤独。现在的胡政权，最後也只剩下北韩这个亚洲的“一盏黑暗”，更加孤立。靠煽动主权争议等民族主义狂热，可能会越来越不灵。 曹长青拿北非、中东目前发生的变革做比较。他说∶“那里的统治者一开始也是煽动什麽阿拉伯和西方的对立，什麽“我们跟他们”的不同等等，但阿拉伯人喊出的是民主、自由，根本不是反美、反西方的民族狂热，他们要的是民主主义，要的是自由人权。中国人也会走这样的路。” ——原载《大纪元网》2011年6月14日，原题∶“中越南海争端 中共放软 专家解析”。文中其他人的访谈内容等有省略。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1-06-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亚投行（AIIB）成北京散财机构
何清涟 最近因中美两国大事太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行长开始第二任期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也就被媒体冷落了。亚投行表面上看来一切正常，行长金立群决定继续第二任期并表达了期望，中国方面也努力阐述了亚投行的成绩；107个成员国当中，52个南美和非洲友邦继续加入，除日本和美国以外，G7其他国家仍然是AIIB成员。但是，仔细阅读各种业绩资料，却发现亚投行窘境尽显，其所谓业绩就是帮助中国政府全球散财。 亚投行的成绩单并不靓丽 亚投行刚开业时，宣传的贷款额度是年300亿美元。根据该行的项目批准书，在开业后的四年半中，只有87个案例，196亿美元。这比金立群行长在开业前提出的假设还少一半。 上述业绩需要查询方知。现在请看中国自己总结的成绩单：已有能力提供13种货币贷款；2019年5月，亚投行在英国伦敦发行25亿美元5年期全球债券；2020年6月，首次发行30亿元人民币熊猫债。 衡量这种政策性银行是否成功有个重要指标，那就是贷款额度。亚投行没达到预期的贷款目标，而且还要靠发债筹集资金，金立群在连任行长时声称，到2025年时，亚投行的年度贷款才能达到100亿美元，这说明亚投行资金紧张。这与近几年中国国内经济走衰有直接关系，而中国经济走衰，又与中美关系恶化直接相关。 中美贸易战后，两国关系紧张。美国方面的制裁逐步加码。世界各国对中国有严重的市场依赖与投资依赖，但中国经济的繁荣，正好是因为对美国的三重依赖：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在2018年以前十多年，来自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均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90%以上，成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如今三个依赖踏空，外汇储备将成为无源之水，也无法充当其他国家的大买家与投资者，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力。 亚投行为何要采用13种货币作为贷款币种？原因就是没那么多美元。过去几年里，中国央行和世界39个国家的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高达3.47万亿人民币，这样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人民币的发行权在中国政府手中，需要时就大量印制。这也算是中国方面认为的“人民币国际化”之重要举措之一吧。 中国成立AIIB到底图啥？ 说白了，AIIB成立之初，其实只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布局的一枚棋子，目的是三重：一、为配合一带一路向外输出产能的一个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二、为了与日本主导的亚开行在亚洲争夺区域主导权； 三、增加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地位的筹码。近些年来，美国由于内部党争激烈，矛盾特别深重，加之美国川普政府对全球化1.0版特别不满，在联合国采取退出策略，中国更认为这是中国夺取世界领导权的好时机。 参加的国家虽然多，现为107个。但大多数只缴了认缴股本的一部分，均抱着“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的想法：参加了，不一定有好处；但不参加，万一有什么好处，肯定得不到。这从亚投行成立后的四年作为中，可以看出，基本是中国在积极主导，参与国家态度敷衍，加上一带一路国家基本都是高风险国家，信用评级都不高，有的甚至没进入国际信用评级，在这种高风险国家投资，按中国的历史经验，多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发放疫情援贷能平息他国的不满么？ 从今年4月初，亚投行宣布推出50亿美元危机恢复基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后逐步加码，目前亚投行已经批准了60亿美元，帮助一些国家抗击疫情。 北京认为这笔数目是中国对世界的很大贡献，但其他国家并不领情。世界各国认为，中国是武汉肺炎的发源地，由于中国政府初期严厉控制信息，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向全世界扩散，各国尽皆染疫，严重摧毁了世界经济。直到如今，中国还未向国际社会提供病毒来源的可信证据，而是采用大外宣攻势，诿过于他国，导致严重的外交纠纷。关于疫情的总损失，亚洲开发银行在5月15日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在5.8万亿至8.8万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6.4%至9.7%。此外，全球新冠死亡逼近百万，欧盟现正在呼吁应对第二波疫情。 中国自夸的疫情援助，与中国疫情祸害全球的责任以及世界各国遭受的疫情损失两相比较，实在是杯水车薪，受援国也未必领情。印度就是现成的例子：从疫情开始以来，印度从亚投行获得了两笔用于抗击疫情的贷款，合计12.5亿美元，加上之前用于基建项目的贷款，印度已经从亚投行借走41.5亿美元。中方在亚投行认缴股本为297.804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第一大出资国，印度应该是亚投行第一大借款国，两国边境冲突依旧，巨额贷款并未缓解两国关系。 中国模式的“援助” 印度从亚投行贷款模式，说明亚投行仍然奉行中国模式：政治目的优先，援助与贷款不分，接受者也愿意模糊这点。结果就是每隔几年，只好宣布免除发展中国家债务，因此被中国人讥为“大撒币”（谐音大傻B），今年６月中国又宣布暂停77国债务偿还。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额，但非洲今年曾因疫情向中国提出要求免除1000多亿美元债务，估计这次总额应该不少于200亿。 有人认为，亚投行审查贷款项目不够多是因为人力资源短缺，与亚洲开发银行相比，工作人员数量少得多。尽管有超过75％的投票能通过重要事项，但中国拥有将近30％的投票权。实际上，中国拥有拒绝的权利。 这种投票权利，表面上缘于股份配置上中国占绝对优势，事实上缘于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搭了台子，要人上台陪唱，在股份设置上需要各国认缴，其他国家份额相比中国要小得多。但是，还有一个不怎么宣扬的“规则”，各国大多就是赞助“人头（名义）”，认缴占比多少不一的股本，但实缴数额远远低于认缴数额，并且约定，只有在亚投行耗尽现金的情况下，才会要求成员缴交待缴股本。比如香港需要认缴7651股股本，其中1530股为实缴股本，其余12亿美元再分五年缴交。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仍然是老习惯，援助与贷款不分地发放政治性贷款，各国当然会尊重谁的钱谁作主这一潜规则，让中国人自己折腾去，并不认真对待。反正资金打了水漂，最大的受损国是中国。 简单总结一下，AIIB之所以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散财机构，既来自于它的初衷，是中国国际战略地缘政治的一枚棋子，为政治服务兼消化本国基础设施过度扩张形成的庞大过剩产能；更来自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一是中国模式的运作方式，政治目的至上，援助与贷款不分。二是加盟国家当中，借债的大多是都是信誉不佳的政治高风险国家。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9月28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92820201123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中国海外投资为何饱受诟病？ ——中国模式在海外（一）
中国近年海外投资步伐非常快，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2011年中国公司所收购（全部收购或收购部分股份）的资产总值攀升至42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2%，交易总数升至创纪录的207宗，较上年增长10%。仅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资本在全球很受欢迎。 但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亟待改变海外投资负面形象”成了讨论主题。1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该论坛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外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是资源掠夺者、新殖民主义者，以及技术盗用者，也就是说，中国是个不按规则行事的国家”。 以拉米的身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此言，北京不能当作耳边风。自从1979年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来，这个论坛年会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普遍预期，世界经济论坛更是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礼遇：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并于2007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行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这个漠视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纯以经济为念的论坛年会，将以往向中国的努力示好姿态调整为批评，可以视为世界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仿佛是为拉米的话做为注脚，就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的同时，中国上海鹏欣集团旗下一家企业获准收购新西兰克拉法等16个乳业农场，引起当地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新西兰农业记者伦尼（Richard Rennie）对此评论说，“新西兰政府过去两年中一共出售了36万公顷的土地，远远超过克拉法农场的规模。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购买的土地多达数万公顷，却没有听到过新西兰有人表示过任何的不满”，他认为鹏欣收购案所引发的反对声浪，体现当地民众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心理。 中国的海外投资上遭遇批评，平心而论，主要是“中国模式”所导致的恶果。 中国模式的首要特点是通过寻租建立官商结合的金权同盟。由于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制胜之道”，所以中国企业根本不觉得这是“病”，自然而然将此“制胜法宝”用之于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中之重是资源与能源型企业。非洲、中东、拉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与中国政府同属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中国亦以该俱乐部的“隐形领袖”自居，于是利用自身与这些国家的独裁政府之亲密关系，在石油、钢铁、矿山、铁路等与国家战略相关的产业大举投资。概言之，中国在国外的战略性行业投资，往往采取“官官联合”的模式，即中国的巨型国有企业与外国政府之间合作，以此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将此视汲取该国资源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这一制胜法宝到了中国境外，却屡遇麻烦。首先，中东、非洲与拉美很多国家虽然是威权型政府，但并非政府能够控制一切。加之这些国家极易出现政治动荡，特别是反对势力的崛起，常使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面临调整，最严重的后果是不少投资付诸东流。 以利比亚为例，中石油、华丰等中国国有企业与卡扎菲政府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但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利比亚时，中国在该国的数百亿投资就付诸东流。乍得也是中国援助外交的重点“友好国家”之一，中石油曾投入6000万美元与乍得合作建立了杰尔玛炼油厂，而且也按意愿拿到了居于支配地位的60%股权。该厂于2011年6月启用，正是产生效益之时。但乍得工商部竟因为在燃料油价格上意见不同关闭这家炼油厂，还下令炼油厂厂长辞职，总经理更是被称为“不受欢迎人物”，必须离开乍得。 第二，中国的海外投资往往以破坏它国环境生态安全为代价。以非洲为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开采、木材开采和修建大坝。这些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例如中国石油公司大量征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导致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部居民缺乏尊重，引起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诸多批评。更兼中国政府漠视人权并支持非洲国家的独裁政府，这使中国公司及中国人在当地不受欢迎，当地人的武装组织袭击中国工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日益增多。比如今年1月苏丹发生了29名劳工被反政府武装组织绑架事件。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也日益高涨。中国投入36亿美元在缅北伊洛瓦底江上兴建大坝，造成不少土著流离失所，一直遭到该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则倚仗自己的强势地位迫使缅甸军政府予以镇压。但2011年9月新总理吴登盛上台之后，缅甸政府宣称暂停这座大坝的兴建。 第三，中国海外企业的劳资关系非常恶劣。中国企业不论是何种所有制，认为只要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就可以不以劳工权益为念。习惯了如此对待工人的中国企业，往往迷恋这类剥夺劳工权益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模式，结果却在投资所在国碰壁，劳资矛盾不断。这点先作交待，以后另外行文论述。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无论是寻租（谋求与政府合作），还是不重视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或者缺乏诚信（如美国股市上被停牌的上百只中国概念股的财务欺诈），以及忽视劳工人权，均源自于中共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即“中国模式”。世界各国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恶评，就是对以膜拜金权政治、漠视人权、罔顾生态保护为特点的中国模式的否定。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why-chinas-overseas-investment-receive-so-many-criticism/）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警惕美国蠢蠢欲动的对中共绥靖主义
程晓农 中共去年上半年点燃中美冷战以来，美国军方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加快军备，并且发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公开报告。然而，美国军方努力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亡羊补牢之时，却遇到了美国国内蠢蠢欲动的对中共实行绥靖主义的主张。美国能否在中美冷战中赢得最后胜利，首先取决于绥靖主义主张是否能得到遏制。 一、绥靖主义的前世今生 英国首相张伯伦因对德国的绥靖主义外交政策而闻名。绥靖主义（Appeasement）亦可译为姑息主义，就是对极权政权的扩张战略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试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张伯伦1938年与纳粹德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那一年的9月30日他从慕尼黑回到伦敦，向公众得意洋洋地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Peace for our time）”。然而，他所谓的“和平时代”只持续了半年，次年3月纳粹德国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9月入侵波兰，英国不得不对德国宣战。 当时英国的一些媒体曾为张伯伦的绥靖主义政策效劳。比如，《伦敦时报》的编辑压制其在德国的通讯员诺曼‧道森关于纳粹军国主义的报导；而《新闻纪事报》的编辑则删除记者报导中关于英国86%的公众认为希特勒在掩盖其扩张野心的内容。张伯伦本人则通过直接操纵BBC，为其绥靖主义政策张目，不让BBC批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后来英国的历史学家批评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彻底失败，使英国未能对二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如今，一个正在追求“崛起”和国际强权的中共极权政权，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上威胁世界和平的道路，而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却出现了新版的对中共之绥靖主义。自从去年下半年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以后，美国的“政治正确派”当中，许多人故意对中共军事上威胁美国的事实视而不见，拜登则把中共此刻的国际角色从美国的战略敌人降调为“竞争者”。世界各国不少人都把川普对中共的强硬姿态解读成中美冷战的原因，同时却忽略了中共才是主动制造中美冷战的角色。 中共在2020年上半年主动对美国发动了三项军事行动。其一是派海军舰队专门远途到中途岛美军基地附近演习，摆出军事挑衅姿态；其二，宣布要控制整个南海的国际海域，用作中共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以发射对美国的核导弹；其三，宣布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用核导弹精准打击美国的核威慑战略目标。作为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和投射手段的大国，中共的这些威胁行动实际上点燃了中美冷战。去年10月中共又修改其《国防法》，将中国的对外开战条件扩大为“发展利益”受影响时要实行全国战争总动员，我在本网站3月11日的文章《拜登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中详细介绍过。最近，中共又通过了《海警法》，宣称凡是它认为由它控制的海域里，要用大型海警船执法，这属于强行控制国际海域之举。 这些危险的动作表明，中共正在一步一步地推行对外扩张战略，周边国家和保护印太地区的美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而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绥靖主义却再度出现。 二、当下的绥靖主义宣传 3月17日BBC发表了一篇分析——《中美关系：最高级别外交官会晤阿拉斯加，能否“破冰”成看点》，文章说，“中美两国在经贸、人权等多个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双边关系在去年跌至建交四十多年来的最低点。”中美两国的关系只是经贸、人权问题造成的吗？中国是极权专制国家，人权问题从中共建立政权以来始终如此；而中美经贸问题也存在十几年了，我在3月11日的文章中分析过，此不赘述。历任美国总统，除了川普以外，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无不安之若素，只是口头上说一番，却事实上维持着中美“蜜月”。中美关系目前之所以降低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其真正的原因是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共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 《纽约时报》3月22日也刊登了一篇类似调子的文章：《拜登上任60天，美中俄走进超级大国竞争新时代（That Was Fast: Blowups with China and Russia in Biden’s First 60 Days）》，作者David Sanger在该报写了38年国际关系方面的报导。David Sanger不是孤陋寡闻的书斋文人，他多年负责白宫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消息报导，自然懂得如何在美国国防部网站和军方网站上查找最新的中美对抗信息。但他却完全无视美国军方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反复警告，坚持认为，“冷战还未死灰复燃——基本上尚不具备当年的那种核威胁，而且目前的（中美）竞争围绕的是技术、网络冲突以及扩大影响力的行动。”中共若果真如他所说，只是在技术、网络冲突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行动，去年1月为什么要出动舰队到美军基地中途岛去做示威型演习，还明确宣布“剑指珍珠港”？中共去年6月又为什么要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任何地点的核导弹精准打击？核导弹威胁难道不是核威胁？当年苏联的核导弹威胁没有精准导航，它对美国的核威胁事实上远小于今日中共之核威胁。 这位资深记者之所以别有用心地误导美国读者，是因为他在为民主党的“政治正确派”充当喉舌，试图让行政当局放弃对中共的备战准备。这就是中共对美国现在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因为美国民主党势力圈里有一大批类似“第五纵队”的角色，试图操纵美国的对华政策，淡化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让美国对中共的政策产生对中共有利的结果。“政治正确派”意识形态上喜欢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有好感，自然就对打击、压制中共的举动反感。虽然这些行为之动机与英国张伯伦时代的媒体为绥靖主义张目的动机不同，但效果却十分相似。 三、美国军方投入全面备战 面对中共的全球扩张主义和对美军事威胁，过去几个月来，美军军方将领为了备战和国家安全，不断到国会作证，并且发布一系列关于中共对美军事威胁和美国备战准备的报告。 美国海军、国防部、国会都公布了一系列供决策参考的报告。除了去年冬天川普当局公开了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之外，美国海军还公开了几份通常不对公众和外国提供的报告，一份是今年1月27日改定的《中国海军现代化：关于美国海军国防能力的考量，为国会准备的背景和议题（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另一份是美国海军作战部1月11日公布的10年计划，《作战部长的海上作战计划，2021年（CNO NAVPLAN 2021）》，这份报告点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讨论未来美国海军如何保持对中国的海上军事优势；还有一份是面向美国公众的海军研究报告，《海上优势：全面整合海上力量以取胜（Advantage at Sea：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去年12月完成，这个报告讨论的是，要把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这三个军种的力量整合起来，维持美国对中国的海上优势。 美国国会研究部今年1月28日也发表了一份给国会议员及情报、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报告，《美中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竞争：为国会准备的背景和议题（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这份研究报告是对海军上述报告的公开呼应，不只是为了国会讨论国防政策和预算，也是让美国公众了解美中目前海上对抗的实况。 2月3日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Charles Richard）海军上将在美国海军的权威杂志《Proceedings》2月号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领导人要设法阻吓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包括正视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他表示，美国与中国爆发核战争存在真实可能，中国已开始以冷战高峰期以来从未见过的方式，积极挑战国际规范。理查德认为，如果美国官员放任不管，中国最近的行动将增加大国危机或冲突的风险。 2月2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被提名人希克斯（Kathleen Hicks）在参议院确认她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必须扩大军力创新速度和规模，维持对中国的威慑力。这次听证会讨论了海军预算不足、现有造舰计划不敷需要这个重大问题。 二战之后，这是美国七十多年来首次这样密集地发布军情报告，非情势严重，军方不会这样做。而所有这些报告全都指向一个发动军事威胁的政权——中共。 四、美国的军费之争 据《华尔街日报》1月24日报导，2018年美军就开始注意到中共军队对美国的威胁，最近五角大楼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将战略重点转向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已按照这个转变来考虑军费支出和各种军事项目的重大转变，以对抗中共为首要目标。比如，除了海军正在发展无人舰艇之外，空军将对B-52轰炸机群加装电子设备，而海军陆战队则放弃他们以往所依靠的坦克，转而训练如何在西太平洋岛屿作战，以应对中共的海军。 美国的这种备战局面比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备战状况要好得多，但仍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情报不足、装备不充分，而更大的问题是军费不够。奥巴马任内将军费大幅度压缩，导致现在军方的国防预算不敷使用。当美国军方大声向白宫、国会和公众呼吁必须抓紧时间备战，应对美国长期以来疏于防备的中共之时，美国的行政当局和国会本当积极配合，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早做准备，未雨绸缪。然而，事实上，掌权的“政治正确派”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们虽然无法否定军方指出的中共军事威胁这一铁的事实，却在军费预算方面采取了绥靖主义方针。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军方从海军、空军到战略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和退役将领们到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除了强调美军必须全力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也不约而同地指出，奥巴马时代美军对中共的防范程度很低，并未做好必要的国防准备，不但军队的装备陈旧，而且军费不足。 而拜登和一些民主党议员对军界将领们的强烈呼吁却反应消极，国防需要似乎并不在“政治正确派”的认知范围内。现在，拜登当局在付巨额金钱给非法移民方面非常大方，在增加外交开支、让非盈利组织养活更多的民主党支持者方面，也坚决而大方；但在国防预算方面，拜登当局和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却打算削减军费。海军官网3月10日和3月16日报导，拜登当局的第一个军事预算准备把川普确定的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削减2.5%。由于削减军费预算，五角大楼不得不考虑压缩海军舰队的规模，这直接让美国落实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时面临军力不足的困难。 3月3日Politico网站报导，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 Davidson）要求国防部长向国会施压，2022年为其批准50亿美元的预算，用以购买“震慑”中国的武器和导弹。戴维森的请求在美军高层中获得了响应，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选区的民主党议员Adam Smith却表示，他反对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认为美军没必要那么做。其动机究竟为何，值得关注。 一方面，美国的敌手中共今年增加军费6.8%；另一方面，正面临中共军事威胁的美国，今年的军费却要压缩2.5%。这不就是典型的绥靖主义方针吗？“政治正确派”口头上不敢批评军方，事实上却在重复张伯伦主义。对美国来说，这正是当前国家面临的诸多危险之一。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3/25/n1283515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中共欲脱困，奈何命不济
程晓农 当前中共在经济上面临前所未有、又难以解脱的经济困境，而它把经济脱困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搞定拜登上，但如果拜登成了白等，中共也就白等了。川普的对中共不利的各项政策不但会延续，而且会升级，将进一步加剧中共的困难。 一、中共经济困境加剧 目前中共的经济面临严重困境，单单靠可以采行的经济政策已经无法脱困。 去年美团CEO王兴的一句话广为流传，“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一语成谶，今年中共果然看到了无可救药的经济艰困。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只能靠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支撑。中国经济从2018年开始走下坡，拉动经济的“三匹马”即出口、消费、投资当中，出口和消费这“两匹马”已经倒下了，而中共唯一寄望的国内投资“这匹马”最近也趴下了。 中共长期以来曾依靠盲目扩大出口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暂时繁荣，但今年以来出口严重受阻。虽然11月因美国商家为避免中国疫情重现而囤货，国内的出口厂家则在国际海运费暴涨的情况下不惜血本地抢订舱位、赶时间出口，使得当月出口小有上升，但明年的出口前景依然暗淡。大批外企已经撤离中国，其余出口企业也越来越难支撑下去。深圳和广州的出口工业区大批厂房空置，甚至开始拆厂房改建住宅。 国内消费方面，由于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同时工资开始下降，尚能就业的家庭眼看收入不保，只能看紧荷包，节衣缩食。冬春的疫情之后，餐饮业没能迎来“报复性消费”，却迎来了顾客的“报复性存钱”。以往颇为大方的年轻消费群体明显地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减弱。如今国内餐饮业流行的口号是，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在不少城市的商圈里，大批店铺关张倒闭，时尚店面门可罗雀，取而代之的是销售清仓货的大量地摊在勉强求生。 二、金融风险“灰犀牛” 中共对扩大出口和刺激消费其实已束手无策，而唯一剩下的拉动经济的手段，即继续推动房地产开发，也成了自我伤害的“毒药”。 过去十多年来，中共习惯于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房地产开发，银行贷款的四成以上投入了房地产业，再加上P2P网上借贷（peer to peer lending，即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借贷）的资金，国内投资早已变成了房地产导向。现在这条路走到尽头了，房地产的新买主越来越少，很多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吃紧；而房地产业的萧条造成房地产公司的银行坏帐迅速上升，已经严重拖累银行业，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出现。在这种危险状况下，中共不得不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银行垮下来。 去年中共开始监管P2P网贷，随即互联网金融业掀起爆雷潮。今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网”报导，“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千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许多人把积蓄投进P2P网贷，结果却赔光血本。《上海证券报》11月30日又报导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一篇文章说，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灰犀牛”这个比喻源于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业从此再也不是拉动经济和刺激人们买房的动力，反而成了当局颇为恐惧的金融危机起源。银行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暂时自保，但房地产的荣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虽然还没进入全面抛售房地产的恐慌阶段，但指望房地产带动投资、刺激经济的道路从此终结。 一个国家如果出口受阻、消费收紧、投资无路，经济和就业只会日益下滑，苦日子就在眼前。这个苦日子，不仅是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苦日子，也是中共各级政府的苦日子。中共今后会面临很多现在还难以想像的艰难岁月。 三、拜登救中共？ 中共抱着拜登上台的侥幸心理，希望他能让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弦更张，从而使中共籍此脱困。最近中共外交官先后三次讲话，向美国的拥抱熊猫派提出了要求，想给今后的中美关系划道儿。 12月3日中共驻美大使在中美研究中心年会上说，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实现真正改善，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善意和诚意。12月5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上表示，中美两国没有理由不合作，没有理由拒绝共赢的未来。12月7日外长王毅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视频交流，提出了12字方针，即“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作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目标。王毅还就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对美方的要求：第一，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共期待并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迟早应回归客观理性；第二，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第三，中美可以在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找到合作切入点。 中共外交官提出的这些对美外交原则、方针、要求，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双方必须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双边关系，即中共认可的所谓“客观理性”的模式；在这一前提下，中共的要求是，双方的对话必须限制在疫情防控、恢复对美大规模出口、空谈气候暖化这几个方面。 中共没说出来、但明显包含在上述原则和要求背后的实质想法是，美国必须彻底抛弃川普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比如不许追究疫情扩散的责任、不许对华保留关税、取消对华技术管控、取消对中共官员和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限制、取消对美国投资购买中共公司证券的限制、放弃军事上对中共的防范、取消对中共间谍的防范等等。一句话，中共只接受对中共有利的美国政策，而川普的对华政策必须全面改正。 中共这个中美关系清单为何如此强硬，等于要完全推翻川普行政当局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因为它认定拜登会上台，而且拜登肯定是逢川必反，在对华政策上会与中共同心同德。然而，今年中共对拜登的指望陷入了艰难的煎熬。 四、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需待明年1月6日 这次总统大选中，以几个摇摆州为代表的大规模选举舞弊被揭发出来后，其计票结果遭到严重质疑。12月7日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对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程序提出异议，认为他们违反了宪法。有19个州的总检察长跟进支持。但美国最高法院12月11日拒绝受理此诉讼。至此，走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来审理选举争端的可能性消失了。 12月14日各州议会的选举人团将分别开会，投票选择各州认定的总统和副总统。但在几个摇摆州，州议会对州政府提交的计票结果有严重质疑，这些州的选举人团会议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不管各州的选举人团会议投票选择的总统是何人，一切都要等到明年1月6日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对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进行认证。 而12月16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将举行关于选举舞弊的听证会，这场国会首次关于2020年选举舞弊的听证会将揭开多个州的选举舞弊真相。该委员会主席、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詹森（Ron Johnson）指出，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2020年的选举结果是不合法的，明显存在违规行为且尚未得到充分审查，“解决疑虑的唯一方法是充分的透明度和让民众知情，那将是听证会的目标。听证会的目的是确定选举中的主要问题，提出问题，希望提供一些答案，并确定需要加强的地方。这不仅仅是有关这次选举的问题，而是影响未来的选举。”这个听证会将对1月6日的两院联席会议产生重大影响。 2021年1月6日下午1点，美国联邦参议院议长将主持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50个州要向国会报告本州选举人团选举的总统、副总统人选。在这个法定的会议上，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国会成员一项权力，只要有国会议员认为，某个州或某几个州的选举系统非常糟糕，以至于不能相信这些州提交给美国国会的选举结果，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就不会承认该州递交的计票结果，他们因此有权推翻任何州一级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当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对任何一个州提交的选举人团的选举结果持反对意见时，就立即触发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全体投票，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州提交的这些选举人团票。根据联邦法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辩论被限制在两个小时内。 五、拜登和中共可能白等 在2021年1月6日下午的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若某些州选举人团的选举结果无法被接受，根据美国宪法的第12修正案，将改由联邦众议院投票决定谁是总统，而联邦参议院则决定谁是副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的投票不是以议员个人为投票人，而是以州为单位，由各州代表团来投票。每个州的代表团有1张票，赢得多数州代表团票数的人将成为总统。在美国50个州代表团中，共和党至少控制26个，因此对川普获得多数票、赢得连任有利。 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共将非常难过地必须继续面对川普总统，而所有现在中共与拥抱熊猫派的协商、勾兑都全部失效。因此，中共的如意算盘会完全落空。中共把经济脱困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搞定拜登上。但如果拜登成了白等，中共也就白等了，经济脱困的期待也白等了。川普的对中共不利的各项政策不但会延续，而且会升级，加剧中共的困难。 中共从一开始就打错了算盘，今后它很可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川普行政当局的各方面压力；然而，中共的特点是，越弱越凶，它会继续扩军备战，而这样的战略方针只会把有限的经济资源投入无穷无尽的军备开支当中去，进一步加剧民众的苦日子。 原载大纪元，2020年12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12/n1261568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美国朝野竞评川普“中国关税菜单”
何清涟 川普政府在重塑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毫不含糊地发挥关税这个战略工具的作用，除了哥伦比亚在三小时内走完从抗拒到服软这场胜利之外，正在冻结与欧盟的关系，代之以直接与欧盟成员国建立一对一的单边联系，至少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乐从。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墨西哥和加拿大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非法移民和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2月1日是对从进口的商品征收25%关税的最后期限。 中美关系之复杂远甚于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从美国与哥伦比亚、墨西哥与欧盟的关系来看，川普2.0对它们征收的关税其实是惩罚性的，这些国家确实多年来从美国获利甚多，但挖美国墙角的事情做得不少。以与美国毗邻的南美来说，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南美洲的“金新月”地带（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三国形成的毒品生产区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占全世界可卡因产量的90％以上，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还是全世界大麻和海洛因的主要产地，向美国输送毒品与大量非移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谋生之道。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NC）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全球生产的毒品约60%输入美国。去年，美国约有近 11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这一数字不仅创下历史纪录，甚至比当年美国死于枪击和车祸的总人数还要多。因此，川普要求这些拉美邻国减少芬太尼等毒品与非法移民（其中不少是毒贩）流入美国，目标简单，而且对方是净受损方，容易达成目标。 加拿大《环球邮报》近日发表《如果川普关税无法谈判怎么办？》一文，称加拿大对川普25%关税的反应，目前已经走过了拒绝、妥协、教育，以及即将采取的报复这前四个,如果川普坚持从2月1日起征收 25%的关税，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进入第五步，也是最痛苦的一步：适应。 在美国的盟友当中，英国与欧盟向来最重要。但现阶段，川普对英国态度冷淡，斯塔默首相甚至没收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据Political分析，川普正在冻结与欧盟的关系，选择直接与欧盟成员国建立联系，邀请意大利等国领导人出席就职典礼而将欧盟领导层拒之门外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关税武器当然会用来对付德法两国，让丹麦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配合，武器当然不止关税。 相比之下，川普对中国要温柔得多。在竞选时期，他曾多次扬言要加征至65%的关税，但目前仅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2月1日是否成行还在未知之数。这一刀就算真砍下去，也远比他对盟友与拉美几国那一刀温柔。原因无他，美中之间利益关系牵扯太多，完全不是惩罚性关税能够一招定乾坤。 对中国的关税大棒高举轻落 1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视频演讲中宣称，随着他的选举胜利，“美国回来了，开门做生意了”，关税作为其外交政策核心工具则是与世界做生意的杠杆。中国算是重点客户，仍然是公交私谊一道来：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公平”并提到美国与中国一直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我们只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在帮助促成结束俄乌战争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为北京与华盛顿的贸易谈判敞开大门。在演讲之后这位美国总统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博尔格·布伦德（Borge Brende）对话时的表示同样引人注目：他与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期待“与中国相处融洽”。 面对川普的不确定，中国确定“兵来将挡”一招 与应对拜登时不时强调民主与独裁的对立但实际软和的战略模糊相比，中国政府对川普2.0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应对方式，原则上，坚决不同意美国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 希望只是合作伙伴；姿态上却柔软得多，对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的应对符合礼仪且反应得体；对其“不公平”与“良好关系”并举的关税威胁并未做出什么强烈的反应。 1月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上的讲话中，反对美国即将征收的关税，并强调北京“不寻求贸易顺差”，“贸易战没有赢家”。此次会议召开之时，正值美国刚宣布退出WHO与《巴黎气候协定》，连对欧盟国家都主张单边谈判，不以欧盟为谈判主体。作为中国副总理的丁薛祥不失时机地赞扬“中国在促进多边主义和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领导作用”，并把中国定位为“全球化的捍卫者”——这个场景实在有点太讽刺了，30余年前，美国克林顿政府是全球化的第一推手 ，当时中国还在美国手把手地引导下学习如何“与国际接轨”。风水轮流转，乾坤大挪移，如今全球化的第一推手美国要MAGA，在国际社会开始“退群”，尤其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一举动，无异于气候教创教始祖放弃自己手创的宗教，追随者既缺银子又无所适从。而昔日全球化的晚到者中国却高举全球化大旗，捍卫气候教，成为绿色能源的最大推手。 美国智库内部对关税政策莫衷一是 在关注美中两国互动时，海外中文媒体更关注中共的小调整细节，例如最近这次电话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的（中方说是应约）；近日将其新任国务卿“卢比奥”更改为“鲁比奥”，为模糊曾经宣布的制裁找台阶下——所有这些，均解释成中共暴露了面对强大川普的软弱与无奈，试图通过这一微小的变化缓解两国紧张关系。许多人都期望美国通过关税战将中共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让中国极权政府在失败中衰败瓦解。 英文媒体则更关注川普不断的变化，对川普处理对华关税战的观察持审慎态度，很少有人畅想川普总统将成为对抗共产主义极权的领军人物。美国两大思想库之一的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缩写AEI），号称保守派智库（近年来向中间靠拢），最近却在同一时段发表了几篇观点相左的文章，评述川普的对华关税政策。 戴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在《川普的中国贸易顺差挑战》（Trump’s China Trade Surplus Challenge，1月16日）中，认为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 近 1 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这一顺差超过了美国、德国或日本作为贸易顺差国鼎盛时期的任何贸易顺差。这一状态必将增强川普对中国正在抢走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信念，并增强他采取行动的决心，反过来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真正的麻烦，他的结论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更好办法是协调中美经济政策，而不是征收进口关税”。 拉赫曼的同事史剑道（Derek Scissors）担心的却是川普总统对华手软。在《川普目前的关税计划将有利于中国》（Trump’s Current Tariff Plan Will Help China，January 21, 2025）一文中，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只狠狠打击了盟友加拿大与墨西哥，最终却会帮助中国经济；在《川普是 “中国鸽派 ”的 15 种表现》（15 Ways Trump Is a China Dove）上、下篇，他历数了川普从第一个任期到此刻的鸽派表现，从新冠疫情、支持美国资本到中国投资、保持对华经济依赖、重用马斯克、赞扬习近平、关心Tiktok、对重要经济阁员的任命（这些人只关注关税并无政治考量）、挽救中国就业机会（证据是2018年5月取消对中兴的制裁），直到2019-20 年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毫无成效， 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减少……，不管是否沾边，全部贴上“鸽派”标签一一列出。 从各种披露的川普经济团队的工作动态来看，目前对华关税战基本处于叫阵阶段，如何开局、如何落子基本未定，正在等待预想的“特习会”定调。我的判断仍然是：即使举办了特习会，中美谈判内容仍将随机调整：鉴于中美贸易现状及如此庞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在各种与北京有关的问题当中，关税主要是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人强调国务卿鲁比奥打击共产主义极权的多次表态，但毕竟美国总统才是当家人，国务卿与经济团队都只是执行者，智库最多算是清议，海外中文圈指望川普通过关税战胖揍中国，主要是表达他们的愿望。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1月 3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5/01/31/trump-tariffs-china/ ）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集体领导终结 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
何清涟 “习下李上”的网络政治评书讲了将近一年，西方媒体都加入传播行列，但中共二十大的结局表明，习近平赢了。各种评论痛诟：习近平不仅赢了第三个任期，还为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送终；并“团灭”了红二代与团派。但论政需要从事实出发，就以集体领导、团灭红二代与团派的时间来说，并非发生在二十大，而是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之后当政以来，步步为营地推进，十九大就已经基本完成。 消解“集体领导”的第一步：通过小组重组党内事权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全是习家军，习近平曾任方面大员的福建、浙江的班底就是习家军主将。评论多斥曰：习近平破坏了“集体领导”。 其实，习近平上任之后，就没存在过“集体领导”。但在交接班前后一段时期，中国政界、媒体无从揣测圣意，因此有了一些投石问题路者。2012年10月12日，中国网发表胡鞍钢《中国“集体总统制”更民主高效》，强调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它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11月胡鞍钢作为十八大代表出席全国党代会，外界据此揣摩这说法可能受到青睐，媒体炒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11月。 但习近平显然未采纳胡鞍钢的建议，从上任之后就忙于成立各种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到2014年3月15日为止，他先后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各种小组组长，甚至还兼任了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这事当时国内外都予以关注，不明白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之尊的习近平为何要屈尊当一个又一个小组长？其实，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搞运动，每逢运动，必先成立小组，实现权力运作一杆子插到底。 2014年3月19日，我写了篇《“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述其末末，指出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通过这些小组，习近平完全打破了以往“集体领导”的权力格局，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 BTW，外界视为“国师”的胡鞍钢就因关键时刻会错圣意，此后不管再怎么赞美中共的伟大成就，但就是进不了党库的高级智囊群。 第二步：革除旧制，将并肩称制的“集体领导”变为“军机处” 2017年10月27日，在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是今后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当然包括政治局常委），“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此前，中共只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当时，自由亚洲电台与美国之音都报导了这条消息。 这条变化的意义在于：总书记而非政治局常委成了党中央的唯一最高代表，政治局常委不再是地位与总书记接近的集体领导，而是需要向总书记每年定期汇报工作的下级僚属，作用有如清朝皇帝的军机处。 这对确定习近平在党内至高无上地位是关键的第二步。以后，每年政治局委员们向总书记述职的消息，都会见之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端。 团灭团派，始于十九大之前 “团灭”团派，被认为是二十大的习近平三大政治动作之一。10月24日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发表一篇署名为Chun Han Wong的文章《中国自由派旗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会》，悼曰：“中国四位现任副总理之一、曾被认为有望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春华在周日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标志着一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黯然落幕。” 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从来就无定制，比如，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十五届为22人，十六届为24人，十七届、十八届与十九届均为25人。这种人数设置，全看时势政治需要。根据人数减少来判断临时更改名单，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内部运作方式的外行话。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早就没有自由派，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明确反对西方在中国的颜色革命，吴邦国更是提出“五不搞”，“党内自由派”这名号早就专指李锐、李慎之及《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群主要作者、号称“两头真”（指参加革命的青年时期真诚信仰共产社会主义，退休后真诚反省中共革命的错误）的党内退休老人。胡春华与他们从无往来，不知道何时成了这个派的旗手？他掌旗的中国自由派究竟由哪些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胡春华的仕途蹉跌不始自二十大。如果这位作者愿意查一下西方媒体，就会发现团派失势始于2016年。 BBC中文网曾在2016年9月30日发表一篇习近平打压团派势力的综述《英媒：习近平为十九大布局打压团派势力》，其中提到团派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堡垒，伴隨著胡锦涛的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曾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职经历者有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刘奇葆和胡春华。但在习近平时期，他重用自己任职省份的浙江帮官员（加上一点福建帮），打压团派，几年之间，共青团中央年度预算已经被削减一半。 BBC引述路透社三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其时政治局七常委中，除了63岁的习近平和61岁的李克强在2017年的十九大不到退休年龄外，另外的5人都非常有可能退休，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主宰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根据是其时中国官媒撰文批评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中国官场与驻华外交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了这些批评——这一信息后来被证实为真，因为胡春华等团派势力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地位自此式微。因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胡春华失势的时间往后推了整整6年整。 二十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会场上被带走。猜测颇多，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版本：习近平给了胡一份完全不同的名单，他在会场上提疑问而被带走。 除了有几位唇语专家解读那段视频并标出原话，否则不会有真相。但我想指出的是两份名单之事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是解决习近平的连任问题，这种大会的筹备与各种沟通往往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二十大人事安排为例，据新华社10月24日消息，这一工作开始于7个月前。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进行。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主题就是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人选全部定好之好，新华社9月19日发文昭告中国朝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胡锦涛是个谨小慎微之人，在其当政时期，没允许儿子女儿从政，其子进入政府系列是2013年习近平当政之后。此时他自然更不会要求破格提拔儿子进中央委员会，因为从无地师级官员进入央委之先例；十八大后期开始习对团派打压，例如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就此结束。凡此种种，胡锦涛都保持沉默，未曾干预，如今退任十年，突然想在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表达不同意见，完全不合他的性格及其官场阅历。 本文不评价习长期执下的是非得失，只秉持一点：论政先从事实出发，习近平当政刚满十年，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网上资料俱在，不需要在图书馆翻查旧报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0月27日，https://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0262022133706.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中国的国际关系重归“政冷经热”
何清涟 自9 月以来，国际投资界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出了状况。西方风险投资行业吃错螃蟹，购买中国房地产界“一哥”等公司的债券面临的违约风险，以及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部门脆弱性加剧等等现象， 均表明中国金融稳定的底层基础正在恶化。但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持续两年增长，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对英、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非金融类投资却不受欢迎。 数据显示的世界正面临政治经济的重新组合。 国际投资升降过程的中国因素 先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20年的降： 早在今年1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又称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第38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骤降，从 2019 年的 1.5 万亿美元下降至 8,590 亿美元，降幅达 42%。2020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跌破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谷底，跌幅超过 30%。 报告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2020年这轮下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 69％，降至 2,290 亿美元。流向欧洲的投资降至-40 亿美元，其中有多个国家为大量的负流入。美国也大幅下降（-49％），降至 1,340 亿美元，只有流入英国的投资下降为零。 但发展中经济体的下降幅度只有 12％，降幅远低于发达国家，约为 6,160 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例达到 72％，达有史以来的最高比值。其中，中国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全年增长了 4%，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其次为印度，增长了 13%。作为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引擎，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31%。 这数据表明，中国是拉抬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力。 再说2021年上半年的升：10月19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估计达到8520亿美元，其中75%集中在发达经济体。2021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达到4240亿美元，是2020年异常低水平的三倍多。欧洲几个大型经济体出现了可观的增长，平均只比新冠大流行前的季度水平低5%。美国的资金流入增加了90%，完全是由跨境并购激增所驱动。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大幅增加，2021年上半年总额为4270亿美元，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增长加速（+25%），中美洲和南美洲恢复到接近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非洲、西亚和中亚的其他几个经济体也有所上升。 联合国贸发会议新闻稿未提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中国商务部8月发布的数据为：2021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 中国投资发达国家受阻 但中国的海外投资却有所下降，10月21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1-9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27.6亿元（折合807.8亿美元），同比下降5.2%。 中国向外投资受阻，主要在西方世界，这些国家不欢迎的原因基本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一是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在今年5月1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新冠疫情和美中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下，美中两国去年的直接投资降至159亿美元，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还不及2016年700亿美元投资额的四分之一。这一下降是双向的，2020年美国对华投资为87亿美元，同比下降约三分之一，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该报告发表几乎同时，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特别审查中国对美的战略资产投资。 二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毕马威（KPMG）合作发布的《揭秘中企在澳投资报告2021》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从2019年的 24亿美元（34亿澳元），降至2020年的19亿美元（25亿澳元），下降了18%。投资项目的数量是2019年的一半。这是2016年以来，中企在澳投资连续第4年下降，投资金额下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报告的一位作者、悉尼大学中国商业和管理教授杭智科教授（Hans Hendrischke）认为，商业企业、以及各州和领地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大多持支持态度，而联邦政府和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则没有那么支持。报告联合作者、澳大利亚毕马威亚洲及国际市场主管道格·弗格森（Doug Ferguson）认为澳大利亚投资的下降反映了许多因素：“包括中国在全球投资的重点从经合组织国家转移、新冠疫情旅行限制的明显影响以及澳大利亚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查”，并认为这些因素反映了澳大利亚政界和公众对中国投资的敏感性。 这对中国打击较大，因为澳大利亚矿业是中国最看重的投资对象，占中国在澳大利亚总投资的37.6%。 第三是欧盟。2020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5%，仅为65亿欧元。尤其是英国，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77%。尽管如此，欧盟与英国还是不欢迎中国投资。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中国是欧盟的一个“系统性对手”和“战略性竞争者”，颁布了一个关于投资的新规定，容许欧盟委员会就一些影响超过一个成员国“威胁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项目发表意见。如果建议的投资可能影响一些多个欧盟成员国合作的计划，如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欧盟委员会也可以提出看法。但是投资的最终否决权在于投资受惠国。继而于5月暂缓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受到歧视。 英国态度与美、澳、欧盟相同，10月下旬，上任不久的英国外相特拉斯女士指出，在关键基建上不能依赖高风险的供应商，而要确保英国跟“可以信赖的伙伴”合作。她的言论显示，即使英国不会将中国投资拒于门外，但中方只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 外资涌向中国，是因为这些资本集团认为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均不如中国；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受欢迎，但在发达国家却因安全考虑而被限制拒绝。这对一直想在发达国家加大投资的中国是个打击。中国当然也知道目前政冷经热的尴尬处境，官方背景的全球化智库于今年9月推出一份研究报告——《中美关系走向对在华跨国公司的影响》，其中对如何笼络美国在华公司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对策。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坚信两点：西方国家对华态度，美国仍然具有关键影响，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余的都可慢慢解决。欧盟以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作为由头，有过美国20多年人权外交的经验，中国并未当真。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仍然寄希望于中美关系恢复，美国政府也表达了这种中美经济再挂钩的愿望。其他国家则只能边走边看了。 （原载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1年10月27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comment-on-china-s-international-relations）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国经济的断裂带——关于我国经济危机隐患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其高速增长引起世人瞩目，但到了90年代以后却因为虚拟经济的超速发展而产生大量的泡沫。可以说，这20年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超高速的投资，这种“投入投入再投入”的经济扩张技术水平低，而长期无效供给累积的“泡沫”实质上已向我们发出预警信号，兆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潜藏着深重隐患。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欧美学者拉鲁什和EIR曾发出过警告。拉鲁什理论研究的分析方法从经济过程的双重性开始，他认为，经济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金融和货币过程；二、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包括技术进步。在拉鲁什和EIR看来，当今世界上巨大的金融财富价值，其形式上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底层是实际物质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贸易，再其上是复杂的和名义上的债券、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等，在金字塔顶端则是衍生期货与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拉鲁什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必须平衡，否则将产生危机。 由于在诸多分析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中，只有拉鲁什与EIR的实物资产论最为有用。本文借助该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的两大过程，有助于了解我们现在真实的经济状况。 潜在的金融危机隐患 中国的金融货币状况近几年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笔者曾撰写题为《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一文，谈到中国存在的严重金融风险隐患，认为是南韩式、墨西哥式与泰国式等几种金融危机的混合。 所谓“南韩式危机”，指的是南韩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的不良信贷关系。这一点与我国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巨额债务链极相类似，有数据为证：按照新的会计“两则”计算，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高达83%以上，债务来源单一，基本上借自国有银行，不少债务偿还的可能性很小À。这种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大大削弱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孕育着支付危机和挤兑风潮。今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高比例的不良贷款Á。人民银行的统计表明，到1994年末仅四大专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就达到5323亿元，到1996年底这一数额上升到1万亿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相当于国有银行自有总资本金的4倍多，而国有企业的亏损额还在不断增长，1997年亏损总额达到1300-1400亿元，银企关系也正处于不断恶化之中。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与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使我国金融系统对内支付链条随时都有可能断裂。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关于银行不良资产是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第一位因素的看法，从去年开始已达成共识，但至今银行还未找到消除不良资产的有效办法。正是由于与国有企业间的不良信贷关系，我国国有银行自有资产不断下降，至1996年底已下降到3%左右，比《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警戒线8%低5个百分点。最危险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对银行搞恶意借贷，根本没打算还钱，1998年6月广州中级法院首次公布“赖帐大亨”中有不少就是有还贷能力而不还债者。 所谓“泰国式危机”，指的是两点：一是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资金过多。泰国这方面的问题国际上早已确认，而中国的问题虽然早在1993年整顿开发区时已看出此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该行业的回扣率高达工程总额的10-15%以上，因此除了一部分已在1992年、1993年上马的房地产项目在1995年左右陆续竣工之外，确实也有不少新项目是由于企业负责人个人利益驱动而投入建设，这就使商品房在存量还远未消化之际，又不断产生大的增量： 表一 商品房累计空置量 商品房累计空置量（平方米） 新增商品房（平方米） 增加率 1994年 3289万 1995年 5031万 1742万 52.96% 1996年 6203万 1172万 23.30% 1997年 7135万 932万 15.02% 资料来源：《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7月30日房地产专版：“诊断空置”。 尤其严重的是这些空置的商品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据统计，空置总量的57.37%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江苏、辽宁五省市，这5省市商品房空置面积分别占全国商品房累计空置面积的19.82%、13.58%、9.11%、8.89%、5.97%。这些商品房空置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商品房售价高于世界发达国家，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高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在供给与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断裂带： 表二 各国购房支出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澳大利亚 瑞典 中国 每套住宅售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2.8: 1 4.8: 1 3.7: 1 5.7: 1 4: 1 1.8: 1 12: 1 作为中国居民主体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无力购买价格高昂的商品房，市场因之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这一断裂带的存在，使得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举措根本不能奏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出现房价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奇怪现象，而国家也竟然未能从出让土地中获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级政府中的众多贪官污吏将房地产开发变成了他们积累财富的盛大宴会。 与泰国式危机相类似的第二点是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的机率大大增长：1991~1996年8月止，利用外资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1979~1995年，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外资共2291亿美元。近4年来，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头号引资大国，是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大国。 下列这组数字值得关注： 表三 中国国际收支状况 中国 国际警戒线 国际标准 备 注 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比例 617% 80% 印尼73%，马来西亚186%，菲律宾84%，韩国147%，泰国109% 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 7个月 3~4个月 外债与GDP的比例 15.5% 50% 1995年外债余额1065亿美元。1979~1995年各种形式利用外资共达2291亿美元 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 \-2.5% 经验表明，这一比例控制在0-5%时有利于经济增长，大于5或小于0时不利于经济增长 外汇储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2倍 0.3 – 1.2 这一国际标准是指发展中国家，不包括发达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 + 经常项目逆差 与GDP的比例 5.7% -2.5% 资料来源：（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虽然中国总是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能仅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快速增长应该放缓。因为过量外汇储备首先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努力的效果降低。同时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只要有外汇流入，央行就得拿出人民币资金收购──根据近两年深圳等地银行透露出来的信息，已发现有国际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入“恶意”套取利息。对于国际间的这种短期投机，国际金融投机专家索罗斯曾“谆谆告诫”各国政府：“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政府的错误”，因为只要政府在市场里留下了市场投机机会，就会有人来投机──为了抵消外汇占款的增加，信贷规模不得不相应收缩，从而使得没有外汇收入（流入）的部门很难得到贷款，被迫限产甚至停产。而过多外汇储备，又使得本可以利用的大量外汇资产闲置不用，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国际上通常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尽管企业经营效率、投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很不理想，但这种低效率还不应该低到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 所谓“墨西哥危机”，指的是资本大量外逃的问题。这方面已有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Ã一文做过详尽的系统分析。该文指出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分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流到国外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1989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78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沃尔还指出，到1994年为止，中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1万家企业，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事实证明，中国非法的资本外流是香港等地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估计，到1995年为止，中国企业和个人在香港投入300亿～400亿美元的资本Ä。今年据美国华人反馈回来的信息，在温哥华、洛杉矶等地，大陆华人在该处置产（如购买房产、商店等）数量猛增。这种信息毫无疑问可看作资本外逃加速的一个信号。 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家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这边却不断有巨额资金流出并消失在国外。可以肯定这种资本外逃是构成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笔者不赞成个别研究者所说的，由于中国有更大规模的外资流入，资本外逃没有造成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萎缩。事实是，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其表现为：官方外汇储备耗尽；国外信用被冻结，并对外汇实行限制；国外贷款无从获得；利率不能再上升──利率上升的作用是可以遏制资本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但无助于增加资本帐户的收入，因为它在国内会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在国外会招致其他国家担心“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而采取报复行动。这一系列因素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这方面有墨西哥的前车之鉴为证。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投资者资金外流所造成，而不是最初所推测的那样，是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资料显示，1976-1994年这18年间，墨西哥资本外逃与外债增加额的比重为64.8%，位居世界第二位。墨西哥金融危机引致的后果相当严重，所以我国绝对不能对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中国的资本外逃比较特殊，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更要采取手段遏制资本外逃现象，并将这一点作为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之一。 上述三点表明，我国确实存在金融风险隐患。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等数家“准银行”因违规操作而倒闭更加深了金融风险隐患Å。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外支付链条断裂，那么我们则在于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危机，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更难应付。 实物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带 自从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近几年通过各种手段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如房地产、小汽车等启动内需几乎都成无效之举，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在于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无效供给；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到1998年，中国经济的疲软态势较以往更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都已暴露无遗。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之一：20年经济改革当中，我国走的基本上是这样一条路子：高投资，高通胀，高就业，高增长。超高速的投资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瓶颈”，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到1997年底，全国累计库存大约3万亿元，其中1.3万亿元属于非正常库存。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设备闲置率达50%Æ。各种迹象表明，这种过剩完全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配置所造成的恶果。据业内人士分析，这种过剩主要表现是：一、落后失衡的产品结构。这一点在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内最为突出：产量大，一般产品过剩，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缺乏，特殊钢材、精密机床、数控机床、高效复合肥料仍需大量进口。二、各产业部门自成体系，互相封锁，重复建设。各产业部门都有自己的机械工业，工业、商业部门都有自己的食品工业。力量分散，结构水平低，企业不能融合，形不成具有活力的整体。三、小而分散的组织结构。全国钢铁企业1700余家，高出世界钢铁企业的一倍。但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经济规模年产钢1000万吨，我国只产5.4万吨。四、趋同的地区经济结构。趋同不仅限于原来的传统工业，在正在兴起的摩托车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等行业内情况同样严重。“九五”期间，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有22个，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有24个。这种结构必然形成低水平、小而散、高成本的局面。同时还会在国内各行业中形成杀伤性的竞争，如集装箱行业、空调行业、VCD厂家、农用三轮车等行业的竞争，今年到了白热化程度，不少产品的价格已下调至成本价格，少数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售。 有的竞争早已超出经济范围，动用了流氓手段，如到处散发匿名信毁坏竞争对手的产品声誉È，或派出流氓打手等黑道势力将竞争对手赶出“自己的”地界。四川邛崃的啤酒之战，竟然动用黑白两种社会势力，而地方上对此现象的解释为“为了邛崃的经济”、“邛崃有自己的啤酒厂，工人工资发不出来，工人要吃饭”。在这种非经济手段“竞争”之下，蓝剑集团生产的蓝剑、红剑啤酒被迫从市场销声匿迹É。产品过剩导致厂家恶性竞争的事情屡屡出现，以至于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面发表讲话，要求“对一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产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促销保价”，制止企业间竞相降价，制定最低市场价格，以保护行业生态。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配置。我国现在虽然经过20年经济改革，但至今为止，还处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一点：国家资源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而是由行政权力在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而各级官员之所以对配置资源保持如此之大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为了累积政绩，二是个人经济利益驱动。只要存在这两大利益驱动机制，只要制度允许或鼓励行政权力继续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我国的经济结构就无法达到合理状态。虽然我国已通过渐进改革，开始实行同一定的企业自主权相结合的新生型企业制度，程度不等地促使企业的自我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合理的企业制度功效的真正发挥还必须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条件，而我国市场制度的特点是产品市场较发达，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很不规范，建立近十年之久的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完全是种“政策市”，成了投机活动过度滋生的场所，根本不能对多种经济信号进行有效反应，从而也就不能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样一来，企业只能根据片面的、扭曲的市场信号作出生产经营决策，投资难以投向经济发展急需和投资收益率较好的项目，其结果一方面使生产者的投资决策所产生的结果违背其本来意图，另一方面造成企业投资的负外部性大大超过企业投资的正收益。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之二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大滞后，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经受严峻考验。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出口导向模式成为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努力追逐的方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华南地区也努力挤进这一行列。但当美国经济完成冷战以后的大调整，从复苏走向繁荣，日本经济则进入大萧条，出口导向模式的黄金时代已成昨日黄花，风光不再。已有研究者指出，东南亚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推动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中国由于汇率没有放开，躲过了这场灾难，但出口也深受考验。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从早年的“鸡毛蒜皮”到近年的“两纱两布”，虽然工业制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已提高到8.5成左右，但其中劳动密集型、低档粗加工产品仍占7成以上。从去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出口受阻，但技术出口较强的项目抗国际市场风险能力较强这一事实也得到充分展示，如中国对泰国的炼油厂、对斯里兰卡的水泥生产线、对印度的火电厂、对缅甸的船厂、对马其顿的电站等项目的技术和设备出口额均在1亿美元左右，今年上半年中国技术出口合同金额达到25.4亿美元左右。外经贸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出口司司长许复兴称，发展中国外贸决不能停留在“用几万吨猪肉换一架飞机”的水准上，必须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否则就死路一条。但另一个数据却实在让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不敢盲目乐观：尽管近4年来，中国技术出口以年均43.5%的速度递增，高于同期外贸出口20%的增幅，但技术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仅为5%。虽然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要想大幅度提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的比率，还须假以时日。另一组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出口增速明显放慢，只有7.6%，比一季度的13.2%减慢了近6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由去年的38%降为现在的25% 11 。 当投资和出口都备受考验时，国内市场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 回顾从80年代至今的国内消费热点变化，就会发现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虽然在今年上半年已经突破5万亿大关，但由于这部分金融资产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中等收入者的人均消费能力并不强。这部分人在80年代与90年代成功地跃过了百元级消费与千元级消费门坎之后（家用电器），目前还缺乏万元级消费能力（购买住房），在他们最需要的商品住房一项上，大多数人不具有购买能力。所以在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还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断裂带的存在，是近几年用尽办法启动内需都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瓶颈”。 更重要的是，我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国度，而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不足全国市场的一半，据统计，1997年1-7月，在15108.8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278.4亿元，所占比例为为61.4%，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4.5%。而农村消费零售额外负担仅为5830.4亿元，所占有比例为38.6%，增长幅度比城镇低1.8个百分点12 。中国农村这一庞大的市场难以拓开的原因在于：商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民实际购买力不强、基础设施落后、流通组织不健全等等，而这些问题又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 这一断裂带还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加大：大量质量低劣的产品根本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对新产品质量的要求，从生产线上出来之后只能进入库存积压状态。多年来，产品质量问题就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为改进产品质量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对企业新产品进行重点跟踪抽查，抽查对象涉及129类重点产品。虽然这种重点跟踪抽查有效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提高，但就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通报1998年第二季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时，我们还可看到令人忧心的结果。是次检查对全国1904家企业的53类产品进行抽查，合格率仍然不高，仅为77.8%。除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产品抽样合格率为95.4%之外，小型集体、私营、个体企业的新产品抽样合格率依次为69.8%、59.7%、50%。在技术含量不高的调制奶粉、家用燃气灶产品的国家监督专项抽查中，该类企业的合格率为零。13劣质产品的大量存在无疑大大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有人对农村市场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结论，在大多数产品销售难的情况下，有些高档、高品质产品却十分紧俏。这种情况说明，将农村作为低档与劣质滞销产品的销售市场的观念尚须纠正。 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巨大的断裂，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存7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的过剩，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认识清楚这一点，对判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巨大断裂 我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关系可以论证拉鲁什对中国经济所作的分析。拉鲁什认为，在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必须平衡。其理由如下：一、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到底是以相信货币资产最后能变成实物为基础的，一旦此信誉动摇则整个结构崩溃；二、一般说，虚拟财富在倒置的金融金字塔上究竟能维持在什么特定水平上，有赖于它有多大能力从金字塔的下一层资产中取得的收入。也就是说，金融财富如同其它各种投机泡沫一样，必须不断增长以避免崩溃。拉鲁什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它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并不迷信资本万能，而坚持实物资产必须管着金融体系，一旦迷信和放纵追求金融资产的增值，日本就迅速地跌落到长期的经济低靡不振中去。在《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中，拉鲁什在比较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在实物资产指标上的差距后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特征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 ——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产业奠基于前工业化时代那种落后基础之上，第二产业的尖端部分也只是“组装”型——他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天真的人们以为漂亮的办公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大部分是浪费，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耗费了，而这一切与中国境内外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增长不平衡在短期内可能为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当金融部门的‘纸上利润’超出实物产出的增长时，则金融危机就以‘智利奇迹’或‘墨西哥奇迹’的骤然终结方式表现出来。” 金融资产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社会已逐步进入一个从追求经济增长（通过劳动使财富增加）而转向追求财富分配（或无偿占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需要较高的社会生产率，需要社会的收入水平确实足以进行重新分配或投机分配。而我国显然还不具备上述条件。总的来说，我国金融危机与金融投机的过分发达是分不开的——这种“发达”不能以发达国家作参照系，如认为发达国家的泡沫经济占整个经济多少百分比，而我们还未达到那样的百分比等等，而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来判断。如果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程度来判断，可以得出我国已出现金融早熟的状况。所谓“金融早熟”，指的是金融衍生品（如股票、期货、债券等）活动——金融交易过分早熟。近些年来，我国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往往利润很低，而从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却能获取高额报酬，这种财富分配格局是不能以分工与专业化的效应来解释的。因为从社会总量来看，物质财富需要真正的劳动才能创造，而不是靠金融交易的几何倍数式（甚至爆炸式）的增长来创造。与物质财富增长不相适应的金融交易过度增长，实际上就是用纸币重新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我国近些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金融体系“现代化”，而是一种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一方面使我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导致金融金字塔的层级断裂，并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还没达到较高水平、社会经济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物质、技术财富积累时，过早出现第一、二产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使得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坚实基础。 在实物资产的生产与消费、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二者的增长出现断裂时，不从根本上着手解决问题，启动内需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 上述种种危机征兆表示，我们确实已处于巨大的经济危机边缘。如果在别的国度，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爆发。但在我们中国，危机之所以处于潜伏状态，是因为存在如下诸种因素： 第一、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率几乎达100%； 第二、“中国老百姓老实，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 第三、金融行业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 第一和第三两个条件将在中国“入关”之后逐步消失，而第二个条件正被某些人当作防范金融危机的坚实“防波堤”。应当承认，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确实是中国出现目前这种“稳定局面”的基本因素，但如果竟然将“老百姓老实，不会闹事”设置为社会安定的主要基础甚至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那就实在太过荒谬。因为再老实的老百姓，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并且已将社会生活质量降低到难以容忍的程度。 上述情况的形成，追根溯源，在于我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片面的追赶型现代化。 观诸世界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所谓“美洲狮”、“亚洲龙”的神话，以及“亚洲价值”的呓语，再一次论证了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忽视制度创新的社会变迁，最终惩罚的其实只是拒不进行制度深层改革的国家与社会。一般而言，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治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所以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跛足的改革，或叫做“夹生饭改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了20年，其实也只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亟待解决。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治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绩效，迫使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 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工业化之外，其它方面无需改变。从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把世界工业化过程分为4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国家承担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大战后获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S）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除了获得资金以外，还能获得机械设备、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分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化运动，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而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迟到者的身份开始迈向第四代工业化。在四代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至少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骥尾，但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却还只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这的确需要痛加检讨。尤其严重的是行将进入世纪末，在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社会不公正、政府的贪污腐败等，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现在我们面前，更加深了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难度。 中国经济危机因素之所以酿成，似乎都与中国的企业有关，但其实企业的历史命运不由自己决定，它们的命运其实只是一个民族现代化命运的缩影。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20年，就会发现中国的企业发展导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是商业活动、商业资本主导经济活动时期，商业活动获利最大、最快，主要表现为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到了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企业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即产业资本主导经济时期。这一阶段商业活动的平均利润下降，产业企业获利能力大大增强，凡以产业为主导的地区经济，如广东、浙江、苏南等地区，这一时期都获得长足发展，而以原料与市场为主的地区都渐渐落后，地区差距更形扩大。但到了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放缓，市场热度减弱，经济结构失调表现更为突出，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断裂带也日益加宽加深，金融系统对内支付的链条也随时有断裂的可能，这一切使中国企业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与挑战。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知识经济”一词弄得目瞪口呆。据说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了100多年，但仍然是迟到的后来者：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1996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科学技术要素排名28位。其它几个二级指标的排名更不容乐观：基础研究排名第32位，技术管理指标排倒数第三位。研究与开发资源（R&D资源）居第6位——这一项指标排在前面主要得益于总人数位居第二与企业人数位居第四，科技教育排在第39位，获得合格工程师的难易程度排队第44位，企业技术开发财力则排到第45位，倒数第二。 以奠基于这种知识基座之上的国家竞争力去追赶别人，当然很累。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压力也不是凭借企业组织形式以及产权形式的改变，如组建“强强联合”的企业集团之类就可以消解的。因为说到底，企业的知识基座奠基于社会的制度环境之上，而制度环境的优劣以及全民素质的高低，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竞争力上。企业完善自身的功夫再好，也没有办法去和社会的制度环境对抗，而只能顺应它以求生存与发展，比如这种制度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隙，企业就只会产生行贿冲动，与掌握各种资源配置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否则就无法图存。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被这种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企业，以及同样被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金融行业，它们又能够怎么办？虽然知道结局不好，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大家主观上不希望出现的结局狂奔。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已经不能再沿着传统改革思路走下去。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现代化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标设定为“富国强兵”等，而始于20年前的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体用”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做改革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格局只重视国家的生存权与经济发展权，而放弃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治制度的变迁上作根本性质的努力。放弃这种努力或努力的方向不对，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后发外铄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走了一百多年，还只能是个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而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原创性的文明贡献给世界，就只有被人家拽着跑的份，这一点毫无办法，求助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型宗教，盲目自大地说几声“不”也无济于事。 历史表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所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国家当初进行现代化的时候确实要少，所拥有的人口则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努力过程中，确实要保持头脑清醒，要有长远眼光，考虑为企业构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为市场制度设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其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偏见基础上的。 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追赶了一百多年，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识我们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建基于零星引进的先进技术上的企业，有如建立于沙滩之上的大厦。如果再不在构造社会制度环境这方面下功夫，继续坚持跛足的现代化，恐怕再过一百年，我们也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 要填平这些经济上的巨大断裂带，恐怕得摒弃以往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性整治方法，全面反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略，建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 注释： ———————————————— 1\.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1996年7月31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试点城市兼并与破产会议”上的讲话，《粤港信息日报》（1996年8月4日）。上引数据还是前年的，到1998年，国有企业亏损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 2.《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6月23日），《经济日报》（1998年7月7日）。 3．《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6月16日） 4．《改革》1996年第5期。 5．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转摘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 6．《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31日）：“中国信托业能否走出误区？” 7．《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 8．《投资导报》（1998年7月6日）：“中国集装箱行业‘巨鲸’集体自杀”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8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7月7日）：“拼到力穷处，方悟无独赢” 。 9．《深圳商报》（1998年8月12日）：“躲明枪，防暗箭，如此行业竞争” 。 10．《南方周末》（1998年8月28日） 11．《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8月25日）；《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8月5日）。 12．《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3月18日） 13．《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24日）。 （原载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中国新战略：从“与国际接轨”到“两类规则”
何清涟 1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外媒关注点集中在“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些词汇上，却忽视了“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这一讲话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提出“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如今提出“两类规则”，表示将高筑政治壁垒，只保持经济上的继续“融合”。 \从“与国际接轨”到“两类规则”的背后\ 2014年APEC北京峰会后，《人民日报》曾发文宣称“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将那篇文章与习的外事讲话放在一起看，就会明白中国的外交战略从“与国际接轨”这种融入姿态到“两类规则”表示的拒绝融入，只是主导国际规则的序曲。 外交只是内政的延续，“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政治中曾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1989年六四之后，美欧等国曾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才逐渐解禁。其时，北京为了争取西方的支持，将“与国际接轨”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主题辞。 “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解释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领域所有规则与当今国际社会的规则相统一”。外国媒体与中国观察家们虽然也注意到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解释不包括“政治”，但都认为，随着经济市场化及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加上中国2001年加入WTO，将被迫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中国民主化必将到来。但从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开始，国际社会已经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承诺苦恼，美国不断敦促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就在美国不断督促中国“成为负责任的成员国”之时，中国开始明确表明，中国不能只是国际游戏规则的被动遵守者，应该是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导者（至少是主导者之一）。中国这番“亮剑”，发生于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期间。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中国“亮剑”\ 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看重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其任职的6年内，只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表达过一次强烈不满，那就是2011年APEC峰会上，奥巴马总统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国内官媒对庞森的回答一片欢呼，《中国外交部强硬宣言：中国无义务遵守他国“准则”！》这篇报道充斥各大网站。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庞森官阶虽然不高，但他的话却并非其个人意见——外交官没有个人意见，在中国尤其如此。此后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中国一直在努力获得制订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经济合作会议上获得一项非经济合作成果，外人难以理解成“重大成果”；但北京却将其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见本人文章《APEC观察：中纪委反腐获国际承认》）。就在20天之后，习近平就在外事工作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公开表明了中国外交战略（其实也是政治战略）的重大调整。 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误解在于：他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中的迟到者，因此以“未成年人”比喻之。但事实上，中国在政治上从未打算进入西方世界。在东方文明中，中国早已是一个深谋远虑、富有政治谋略的老人，百年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依旧如此。 \外事政策上的习氏个人特点\*** 习近平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思想，其端倪其实从习近平2009年2月11日的墨西哥讲话中可见。习在登基前的公开讲话不多，但很有个人特点，虽然直白却不乱言。他在墨西哥说的那番话包含着他对中国国情与世界大势的判断，如“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段话就是今天习近平外事思想的蓝图： 一、中国以吃饱饭为目标，不再怀抱当年毛泽东那种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在东南亚等国输出革命。此举可算作“不干预他国内政”。 二，中国即使有饥饿与穷困，也会自己消化，不会象非洲一样，将各种难民送到国外制造麻烦——这也算是实话，因为中国目前的合法移民多是富人与中产上层，偷渡者并非赤贫者，是还付得起偷渡费的人群。 一、二两点都做到，当然就是“不折腾你们”。 三，中国政治上不会与西方接轨，即坚决不走民主化道路。中国人民的人权与言论自由等，那都是中国内政，外国人最好不要“吃饱饭没事干”，成天找茬。自从香港占中运动开始以来，由于“占中三子”之一的港大教授陈健民被指与美国NED有联系，打击“境外势力”就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凡使用外国资金的项目，体制内的要求登记说明，民间则一律重重打击，比如传知行的主要工作人员陆续被抓捕。 说来有趣，透明国际刚公布《2014年清廉印象指数》，正好给中国坚持“两类规则”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习近平上任后反腐力度空前未有，但清廉指数排名却从去年的第80位下降至100位。不仅中国外交部表示抗议，就连国内舆论都不接受这一排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透明国际报告考虑了政治透明度（比如媒体对反腐的参与）、问责制及公民社会等因素，但习近平反腐的同时，打压媒体与NGO，不断抓捕各种社会活动人士，政治状况大退步。可预见到的是：中共并不打算增加政治透明度、发展公民社会，开放媒体自由，在此情况下，干脆不再假意表示“与国际接轨”，直言保持中国特色，实行“两类规则”。 概言之，“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不是毛式闭关锁国，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习近平版本。中国今后政治上将高筑壁垒，防范西方价值观侵入。你西方国家实行你的民主制，我中国继续坚持“特色社会主义”。你西方不要再对中国搞渗透，以资助公益项目为名，策划颜色革命；经济上，中国仍将与世界融合。“两个市场、两类规则”的意思是：中国到外国投资或办事，按外国规矩办，比如到外国缉拿贪官，按国际规则分享赃款；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就得按我的规矩来。经济上，西方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政治上，美国等是包藏祸心的“境外势力”。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1204/254528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从 13 名牧师信看王丹同行者的耻辱
天安门学生领袖柴玲今年四月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她199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曾遭一名后来成为牧师的民运人士强暴。当时普林斯顿只有两位民运人士后来成为牧师，一是远志明，另一位是张伯笠。于是引起网络热议猜测，谁是“强暴者”？今年感恩节前夕，柴玲发表了一封写给教会的信，公开指证强暴她的人是远志明。 柴玲的信指出，这件事情她是按圣经要求来做的，首先是跟远志明个人沟通，希望他道歉忏悔，但对方不肯认错；二是如果个之间无法沟通，就交给牧师。但一些华人牧师偏袒远志明，理由是，那是远志明受洗之前的事。据柴玲的信，远志明也这样强调，信主之前他是旧人，“旧的已经过去”，现在他是“新造的人了”，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就不应追究了。另外那些华人牧师更强调，上帝在用远志明做工，意思是，损害了远志明，就等于是损害了神的事业。他们因此选择站在远志明立场，甚至责备柴玲公开此事。 这里尤其是一位叫刘彤的牧师。据柴玲的信，他是六位给远志明按牧的牧师之一，自称跟远志明是“好朋友，每个月都在一起吃饭”。他说，这事是“他说的，她说的”、“这个人得医治，那个人就会受伤”。所以不予理睬。对于就此事的询问，他甚至说，“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它已经结束了！”（Don’t even mention this matter to me. It is over !） 面对教会里刘彤这类牧师的蛮横态度，无助的柴玲和她的丈夫只好将事情的原委给教会写了公开信，并通过网络发表。以俗人的眼光来看，起码是期待寻一个公道吧。 新年刚过，有13位华人牧师写了联署信（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584），这封信可以说是对刘彤等那些不负责任的牧师行为的一个纠正，一个补救。 这封信文字严谨、态度严肃，主要强调的是，面对柴玲公开信指控，远志明牧师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出公开回应，完全回避是不可取的。在“他说，她说”无法确定到底谁的话是真的情况下，柴玲选择做了测谎（检测通过）后，这13名牧师支持远志明也去做测谎，他们同时希望远志明所在的按牧委员会和董事会等，进行独立调查，给予公众一个答复。这样才能维护教会的形象，也对两个家庭有益等。 这13位牧师的联署信展示∶他们本著追求是非的原则，不回避，不和稀泥，不敷衍了事，要求调查真相，否则不仅对教会，而且对远志明和柴玲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有损害的。这13位牧师的负责任精神在华人社会是非常难得的，是令人钦佩的。 无独有偶。最近在美国颇受媒体关注的一个新闻是，喜剧偶像、被华人称作“天才老爹”的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在被一串女人指控性侵犯之后，一句话不说（等于坐实那些指控），结果被美国媒体紧追不舍。美国各大电视台，尤其是三大新闻有线台，全部就“天才老爹”涉嫌强奸的事情做了专题报导。虽然对那些指控由于都是在二十几年到四十年多年前，全部都过了诉讼期限，所以并没有法律结论，但在美国，预期播放考斯比电视秀的NBC电视台、电视转播的Netflix等都被取消，更有考斯比预定在各州的众多演讲、舞台表演秀等等都被取消。 那麽在没有被法律定罪的情况下，媒体这麽大肆报导，甚至取消考斯比能获得巨额收入的电视节目这种做法，对考斯比是否不公平？但这就是美国社会对名人的一种道德制约制衡的机制。面对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就由第四权的媒体报导，然后社会大众根据常识做出判断，相应产生市场调节。美国社会不仅对强暴事件绝不宽容，而且对谎言、对撒谎者也完全不能容忍、不留余地。任何名人，只要被证实撒谎，不道歉就绝不可过关，媒体和大众都不会饶过。 但在最最没有是非的中国人圈子里，不仅韩寒这种世纪大骗仍在继续骗，自称六四偶像的王丹在“疑患脑瘤”事件中撒了一串谎，不仅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反而敢公开用脏字骂人；在被多名海外异议/民运人士人指出多项涉嫌贪污、撒谎问题之后，也是一句解释和回答都没有（等于坐实全部那些指控），却还若无其事、整个没事人一样地继续他“偶像”般的对年轻人的说教。 王丹之所以敢这麽嚣张，除了华人社会整体的习惯性的没是没非、一团浆糊之外，更有类似上述刘彤牧师那种不问是非、不负责任、甚至袒护错误、包庇罪过的“人物”们在为他背书。诸如联名发表了“王丹——我们继续与你同行”的胡平、苏晓康、张伯笠、余杰等人。 13名华人牧师面对远志明被质疑，选择的是督促成立独立调查机构，进行查核，向信众和教友等负责。如果柴玲受害，给柴玲主持一点公道；如果远志明被冤枉，也还他一个清白。 而胡平王军涛苏晓康等人，却是不做任何一丝一毫的调查，就是硬要跟王丹“同行”，不管王丹是否贪污了20万美元，是否把打著民运旗号的捐款捐到个人账户，是否撒了一串、一堆的谎，就是硬要跟王丹站在一起，实在是比那个叫“刘彤”的牧师做得更过分，更嚣张！ 当然，他们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中国海外民运最头面人物的胡平，被真名实姓的民运战友指出，他曾自己宣称，中共领馆给他送的香烟可以开烟铺子了。对此，胡平也是一个字的解释都没有（也是坐实他接收中领馆香烟的指控），也像王丹一样，完全没事人一样继续他“民运领袖”的指点江山。难怪他要为王丹辩护呢。和王丹的涉嫌贪腐、撒谎等等相比，胡平如果接收中共领馆的一铺子香烟，是严重多少倍的问题？！ 说实话，这次胡平真的把我吓到无语的地步。我原以为胡平会立刻出来澄清这件事。前中国民联主席、中国海外民运的指标性人物，如果“真的”接收了中共领馆的一屋子香烟（哪怕是一条香烟），那是多麽令人脊背透凉的事情！（只要胡平本人不出来澄清，我就当它是铁的事实。胡平的任何文章都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能有接收那麽多香烟的历史，该是多麽长时间的接触，该有多麽情长意深的交往。中共领馆的烟是白抽的吗？仅仅是收了香烟吗？还有多少其他交易？中国海外民运岂不成了“帮共助共运”？！不敢继续往下想┅┅ 作为远志明和王丹的朋友，苏晓康在巴黎就袒护了远志明涉嫌强暴的事件，今天也不肯对柴玲一案负一点责任（出面说明一些问题），更完全袒护王丹。据消息来源指出，就王丹涉嫌贪污20万美元一事，苏晓康等王丹的同行者们，不仅不做调查，反而其中有人试图运作，找几个人替王丹“扛下”那笔钱，算是给个说法。如此行径，真是可耻得够段数。 13名华人牧师的联署信，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不“同教相护”，不“乡愿偏袒”。乡愿，就是“昧于是非、讨好他人、没有立场”，《论语》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窃取德性之贼！ 华人社会之所以那麽多事儿都一团乱糟，没是没非，天大的事儿也不当回事儿（如韩寒的超级谎言，胡平的一铺子香烟），就是因为“乡愿”这个德之贼横行。 回到开篇所谈的远志明涉嫌强暴事件。如果他是诚实的，对自己负责的，起码应该像柴玲那样，去接受测谎，才能取信于人。测谎当然不能当作绝对的根据，但在强调法治的美国，仍是一个重要的司法参考。正巧昨晚看到福克斯电视台Megyn Kelly主持的节目，是对2011年轰动全美的失踪女婴Lisa Irwin的事件回顾，现场请来在CIA做过25年的侦讯测谎专家菲利普.休斯敦（Philip Houston），这位著有《侦破谎言》（Spy the Lie）、审讯过恐怖分子的专家说，即使有律师指导，一个犯案人也无法管住他的肌肉神经系统，测谎（及面对审讯）时，是会被专家看出破绽的。所以测谎，还是必要的。任何一个真正无罪、自信的人，都不会拒绝一个能够澄清自己的机会。 2015年1月3日于美国 2015-0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痛失对美经济依赖 中国梦成白日梦
何清涟 中国武肺病毒流播世界之时，北京当时的美梦是自家控制住疫情、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向世界宣告“我们又赢了”，“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直到发现海外市场严重萎缩，订单消失之后，北京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没有海外市场这些绿叶帮扶，中国经济无法一枝独秀。如今国内经济恶化，中共高层提出经济内外双循环，表面上强调内外兼顾，实际上是只能主要依托本国市场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内循环。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是内部改革经济体制，所谓“开放”是利用国际投资与世界市场。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就成了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度。一旦骤然失去，意味着中国经济濒临破产边缘。 中国经济：从自力更生到对外依存 衡量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该系数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它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中国在毛时期闭关锁国，号称“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极少，国穷民众更穷，外贸依存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对外贸易的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比如2002年、2003年中国GDP分别增长8%和12%，外贸总额增长却高达22%和35%。以下中国官方数据展现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的过程：2003年就达到51.3%，2004年接近60%，2005年上升至67%，2006年超过80%，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彼此支撑的新局面已经出现。但是，如果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必将面临两种风险，一是不易正确把握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二是容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但中国政府却误以为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掌握了竞争主动权，可以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 好景不常在，稳外贸与稳外资成国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拿出四万亿救市，投资主要流向基础设施与房地产，200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骤降为45%左右。从此以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外贸这一驾就需要精心维护，但外贸依存度依旧逐年下降：2013年为45.7%，2014年为41.5%，2015年为37.4%，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国策，每年都作为重点要求，即使如此，2018年也只勉强拉升至33.7%，2019年为31.8%。 中国这种外贸依存其实很脆弱，其兴也快，其衰也速是必然结果。这只要比较美日两国就可知道，稳定的国内市场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盘，有这个基本盘做经济凭藉，外贸依存度相对稳定，经济就不会如同坐过山车。例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2004年仅为25%，2019年降至20%左右；日本2004年为26%，2019年为27.98%。中间虽然有波动，但大体平稳。 美日两国外贸依存度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就小得多。中国不一样，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稳外贸”与“稳外资”两项了，否则就只能依靠“内循环”了。这对于一个人均负债高达人民币13.34万元、6亿人月收入仅为1千元的国度来说，实在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美中开唱冷战序曲，稳外贸、稳外资成为空话 中国35个主要城市外贸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为100%，这些外向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闽南等地。其中东莞、苏州、深圳、厦门均超过100%，由于外贸订单消失，这些城市经济遭受重创，影响到两亿人就业——中国的稳外贸、稳外资均成空话。 今年5月，我曾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系列文章《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有如嗑药上瘾（1）》、《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2）》、《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欧盟弯腰 美国成独木（3）》，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在国外大量采购原料、矿产及各种资源，并成为德国汽车的主要消费者，这种情况造成了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中国以为自己把握了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并把各国对自己的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而且获得成功。而中国却忘记了一点，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来自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我在《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5/23/2020）一文中，指出中国对美的经济依赖，就其大者说，有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技术依赖一事可以写出千言万语，这里仅举一例，千人计划网罗的技术偷窃者，90%以上呆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金融体系依赖，中国虽然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另起炉灶，但从成为IMF五大储备货币之后，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升反降，因此保持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经济能力的必然需求。早在2016年写的那篇《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中谈过。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7月23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被外界称为“新铁幕演讲”，中美关系已经建交四十年以来最紧张的程度，如果川普成功连任，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美的经济依赖。 事实证明，中共高层虽然强调今后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但与美国交恶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三个依赖将踏空。没有来自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多年来均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90%以上），外汇储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法充当其他国家的大买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国内国外双循环”，事实上就成为只能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内循环”，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就成了白日梦。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8月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320201701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遇罗克：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3月5日，是中国的思想先驱遇罗克罹难41周年忌日。 出身于40、50年代的中国人，只要留心国事天下事的，不少都知道遇罗克及其命运。在那黑暗的毛时代，遇罗克的《出身论》象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代表数千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发出愤怒的呐喊。在今天，这篇文献则让人们看到了中共用政治暴力锻造的身份型社会的荒谬与反动。 没有经历过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年代的人，以及虽然经历过那个年代但受益于“阶级出身论”的人，都很难体会“家庭出身”这个政治包袱带给几千万青少年那摧心的痛苦与令人窒息的压抑。中共以“阶级斗争”做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构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数品学兼优的几代青少年被迫背上这个沉重的“出身”包袱，被强行划归为社会异类，且不说社会上升的管道如升学、参军等全向他们关闭，就连招工这一就业之途也与他们无缘。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与人争执这类小事，他们无时无处都遭遇严重的社会歧视。而他们的“原罪”或来源于其父辈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或源于其父母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比如“右派分子”。这些政治贱民所受到的精神磨难（“文革”中还包括肉体折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深知其中的悲苦。我邻居一位大姐姐悲愤之下曾说过：“毛主席的改造理论虽然将人的命留了下来，但好比零刀碎剐，比斯大林枪毙富农的政策更残酷。人被杀死，算是一死百了，所谓改造是将一代人受不完的苦，让第二代第三代接着受。” 只有充分了解阶级斗争理论曾将数千万人置于政治贱民这一黑暗历史，才能理解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出身论》，当然会看出其语言风格带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特色。但这些丝毫不掩盖这篇文献的思想光芒。今天，至少在三重意义上，中国人应该纪念遇罗克： 第一，纪念遇罗克，可以让中国人不要忘记本国历史上这段最黑暗的荒谬时代。 由于毛时代实施了既毁灭外来文明、也毁灭本国传统文明、堪称空前绝后愚民政策，195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人大都相信中共那套说辞，以为按家庭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经地义之事。尽管在中共的话语系统内，印度的种姓制度与美国历史上的黑奴制度均受到强烈批判，但由于全国人民只有一个大脑，即毛泽东的大脑，几乎没有人敢将中共创设出来的“血统论”与这两种制度加以比较。面对当时国人的愚昧，后人一定不要忘记，毛时代的黑暗不仅在于创设了家庭出身论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等级模式，还在于用血腥暴力阻吓一切独立思考。 说毛时代的出身论荒谬，不仅是针对西方文明国家而言。中国在唐代兴科举之后，就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僵化社会模式，开启了底层向上流动的机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白衣卿相”的出现使得中国历朝统治集团能够遴选优秀人才，并保持活力。毛泽东的出身论放弃了依据教育与文化水准选拔精英的原则，设置了一种与传统身份型社会逆向而行的精英选拔机制，根据贫困的代际关系来选拔人才。这既不平等，也与文明社会的精英选拔原则背道而驰，因为贫困代际传递，只会形成愚昧。无论是人权角度还是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毛的出身论都使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荒谬时代。前世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记住那段黑暗，才不会让自己再次堕入黑暗。 第二重意义在于，《出身论》所张扬的平等观念，中国今天也仍然缺乏。遇罗克否定了按阶级出身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要求机会均等。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平等观“人人生而平等”在精神本质上是暗通的，尽管遇罗克当时可能并未见过《独立宣言》这些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文献。 今天的中国虽然抛弃了毛的“出身论”，但却向着传统的身份型社会复归，奉行另一种形式的血统论。从世纪之交以来，由于中国的就业日益艰困。大学已不再是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大批量生产过剩的知识型劳动力。公务员这类旱涝保收的就业机会向官二代优先开放已经不是秘密，北京大学几年前做过的一项《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确切地证明了子女的就业与父母的职位及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在精英选拔过程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既不利于社会进步，更会加剧社会不公。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再严重的社 会分配不公与之相比，其不公正程度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我所阐述的这些道理，遇罗克当年亦曾提出：“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这句话的精神与现代社会精英选拔机制遵循的“成就原则”相同。 纪念遇罗克的蒙难，于当下中国还有着第三重意义：提醒当局不要再一意孤行地制造国家罪错。在那黑暗年代里，遇罗克那震聋发聩的呐喊被中共当局视为“思想犯罪”而惨遭处决，这是严重的国家罪错。可悲的是，中国至今还未就这一严重的国家罪错作出公开的道歉，还继续用各种惩治方式消灭不同声音。让中国当局认识到惩治“思想犯罪”是国家罪错且不再犯，也是我写这篇纪念短文的一点祈愿。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2月28 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乌克兰战争是谁的错？
看到文章标题，很多读者可能自然会说，当然是普京的错，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知名战略学者米尔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认为，俄乌战争爆发，美国应负主要责任，这与克林顿、奥巴马、拜登等左派政府的错误政策有关。 米尔斯海默教授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就严厉批评美国的乌克兰政策，他随后做的同样内容的演讲视频，已超过2400万人观看，影响很大。他的主要观点是，乌克兰对于美国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但对俄罗斯来说却命运攸关，因历史上很多土地是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从俄罗斯的版图中随手划出送给乌克兰的，更不要说在文化和传统上，俄乌命脉相连。所以如果北约东扩，纳入乌克兰，等于触及俄罗斯的底线，不会被容忍，而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不应因乌克兰而导致美俄关系全面破裂，那是因小失大；美俄军事对峙，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北约不应接纳乌克兰，应让其成为一个中立国，作为北约和俄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一个中立的乌克兰无论对美国、俄国，还是对乌国本身，都有好处，不仅双赢，而且是三方都赢。 视俄国为敌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米尔斯海默的看法得到美国几位重量级战略家的支持，包括研究苏联布尔什维克历史和美俄关系的知名学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还有一位更有名，是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美国外交官，在美苏冷战时代提出著名的对苏联“遏阻战略”（containment），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的思想基础。但在苏联1991年解体后，1998年乔治.肯南就提出，冷战已结束，北约如继续东扩，俄国一定会做出战略反应；如再继续东扩北约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it is a tragic mistake）。另一位持同样观点的人更有名，是和尼克松总统一起访华，所谓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米尔斯海默教授等战略家认为，美国，主要是从克林顿、奥巴马、拜登以来的左派政府，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做出了错误判断。本来大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不再是共产专制，而且普京对共产主义明确批判，多次公开演讲都痛斥列宁、斯大林，甚至说苏维埃制度给俄国带来的是“人间地狱”。俄国自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之后，已有五次总统大选，无数次的地方共和国（22个）、州（46个）、自治区（5个）、边疆区（9个）、直辖市（3个）的选举。更有国会下议院（主要立法机构）杜马的多次大选。俄国已向民主转型，并有相当的新闻自由。 在国际事务上，俄国不仅不是美国的敌人，而且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跟美国和西方站到了一起，比如叙利亚的大众毁灭性武器，是在俄国的促使协调下才销毁的；911美国遭恐怖袭击，普京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外国总统，坚定与美国站到一起全球反恐；美国军事攻打阿富汗的盖达组织和塔列班时，俄国同意美国轰炸机通过俄罗斯领空，这是历史第一次；俄国还允许美军使用俄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补充军需；俄美还联手制约北韩、伊朗发展核武等。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美国和西方需要跟普京的俄罗斯更多的合作，尤其在对付红色中国的问题上。而不应因为乌克兰这个不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跟俄国全面对抗、把俄罗斯推到中国的怀抱。结果乌克兰战争发生，全部被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说中，美国领衔七大工业国全面经济制裁俄罗斯，导致俄国更需要与中国经济连接、战略结盟。这次拜登们把莫斯科真正推向了北京一边；中俄关系空前密切，而且会进一步加深。 为什麽俄国不能容忍北约东扩 乌克兰战争的导火索是加入北约问题。俄国不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飞弹进驻乌国，被俄罗斯视为战略威胁；就像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时，美国不允许苏联飞弹被部署到古巴，直接威胁美国。米尔斯海默教授还特别比喻说∶如果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这两个和美国接壤的邻国，与共产中国结成军事联盟，中共的飞弹被部署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美国能答应吗，能接受吗？美国绝不能接受；一定会坚决阻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所以米尔斯海默教授对俄国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阻止北约飞弹部署进来威胁俄国，是理解的，同情的，认为有其合理性。 另外，早在1990年讨论德国统一问题时，美国就向苏联领导人承诺，北约不会向东延伸一寸，绝不东扩。18年后的2008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北约高峰会议上，普京也受邀参加，北约再次向他承诺，绝不东扩。当时北约的所有主要国家，美英法德等，统统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说∶“让乌克兰和乔治亚加入北约，就是开一个‘灾难的药方’（prescription for disaster）。” 奥巴马们“出卖了”乌克兰 但2009年美国发生变化，左派奥巴马当选总统，他和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被拜登任命为环境大使）不顾北约不东扩的承诺，怂恿乌克兰加入，对抗俄罗斯。这让把乌克兰视为自己血脉兄弟的俄国无法接受。普京认为美国背信弃义，有意与俄国为敌，更认为乌克兰（俄国给过它很多经济援助）忘恩负义，联合外人对付“兄长”。 普京总统在乌克兰战争前发表的55分钟长篇讲话中说，“好吧，你（美国）不想把我们看作你的朋友和盟友，但为什麽要与我们为敌呢？”他第一次提到，当年他向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俄国能不能加入北约，结果遭到白眼。美国的这种傲慢不屑，让普京和俄罗斯感到被羞辱，感觉被当作二等公民。 北约东扩、围堵俄国，视俄罗斯为敌，基本是美国左派政客们的政策（克林顿、奥巴马、克里、拜登等）。而在保守派总统时，尤其是川普总统期间，乌克兰是相安无事的，乌俄关系也基本稳定。 在美国左派政客的怂恿下，乌克兰想尽快加入北约，不惜与俄国对抗。当然，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东欧国家想加入北约，希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想法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都面对俄罗斯这个大国邻居，尤其是这些东欧国家都曾被共产苏联主导，心有余悸。但乌克兰的情况有所不同，就是它的特殊国情∶乌国西部多是乌克兰人，东部多是说俄语、亲俄罗斯的人。西部多信奉天主教，东部多信奉东正教（俄罗斯的国教）。乌克兰是特殊的“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因为语言、种族、宗教、文化和历史等，分成了两大部分。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都应该小心翼翼，在这两大群体之间，更在俄国和欧洲之间保持平衡。但目前那位喜剧演员出身的总统却头脑发热（更因为有拜登们的背后怂恿），也因内部极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势力等施压，而全面倒向欧洲这一边，不仅对抗俄罗斯，还出兵镇压乌东地区的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分离主义者，已造成1.4万人死亡。 乌克兰在当年亲俄罗斯时，在美国等西方支持下，发生了一场所谓“广场革命”，用街头运动推翻了民选政府，亲俄的乌国总统逃到了俄罗斯。到了泽林斯基当总统后，他又全面倒向欧洲一边，结果导致俄国军事进攻。所以米尔斯海默、乔治.肯南、基辛格等战略家都认为，乌克兰不应该倒向任何一方，而应在欧洲和俄国之间保持中立，像瑞士那样成为中立国，这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普京总统多次在国际社会表达的意愿。 但泽林斯基没有接受这种战略建议，在西方左派拜登们的怂恿下，选择与俄罗斯交恶。结果战争来了，美国总统拜登却公开宣称∶我们美国不会和俄国交战。如果事先决定不会与俄国交战，就不应该怂恿乌克兰与俄罗斯为敌；这等于把乌克兰送进战火，给战争开了绿灯，又让基辅独自面对。虽说美国提供了150亿美元援助，但战死沙场的是乌克兰人民的儿女，而不是拜登的儿子亨特（他从乌克兰贪了很多钱）。 历史错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改变 米尔斯海默教授最后指出，美国从1776建国到2000年，全球战略重心顺序是∶欧洲第一位，北美第二，然后是中东。但从2000年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已改序为∶第一是亚洲，第二中东，第三是北美。就是认为苏联解体后，欧洲基本无战事，走向和平了。而红色中国的军事崛起和扩张，美国必须遏阻，所以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到亚洲。 但一场乌克兰战争导致美俄关系全面破裂，今后俄国一定会大力发展军事，美国也要全面遏阻俄罗斯，两强对峙，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又不得不转回欧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因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潜在的朋友，哪里才应该是全球战略重心，这些基本问题不清楚，或者本末倒置，那美国，尤其拜登政府，就是在拿世界安全和人类自由进程开玩笑！ 拜登执政期间，美国的战略能调整吗？美俄关系能恢复吗？都是未知数。很可能只有等到2024年大选，川普总统重回白宫，才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2年4月号 2022-04-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警惕包裹在“学术”外衣下的谎言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经验日益丰富，终于形成了对人们识别谎言能力的新挑战，尤其是当这些谎言包裹于“学术”或者“调查研究报告”的外衣之下，一般人更是无从辩识真假。于笔者而言，以前从未想到过民主国家的个人或机构与中国的学术合作，以及这一合作产生的“学术成果”会存在真实性的问题，但由于近两年见到的这类充满虚假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于是就开始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 这些充满虚假的学术成果大多以“问卷调查”为分析基础，最后以“调查报告”形式发表。按常情，这种“调查报告”应该最能反映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但最近这几年，在美国学术界有关中国的研究中，这类“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笔者于是开始怀疑调查者是否拥有调查的自由。 直接质询调查者往往没有结果，因为调查者本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社会信誉，往往会坚持自己的调查并没有受到干涉，是完全或至少是基本自由的。但笔者根据自己以往做社会调查的经验，开始从各个环节查询。结果发现，在中国做调查的调查者果然是不自由的。 中国政府曾经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两点：第一，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得自行调查，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而这一“调查资格”，必须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审查批准；第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 有这两个前提条件限制，世界上任何调查项目都只能委托经过国家统计局颁给许可证书的机构。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曾于2000年7月及8月，颁布了两个“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公布了两批“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名单”，这个名单不包括国家机关、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但这三类机构因其属性，具有天然的“调查资格”，只是在合作时还需要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审查。 于是在中国的调查项目（尤其是中国学者作为合作者参与的项目），大多数都做出了让中国百姓很难相信的结论：中国虽然腐败盛行，但一些调查项目做出的结论一定是中国的腐败程度并不算高；中国虽然民怨沸腾，但有些问卷调查却认为中国人民对政府对改革的满意度都相当高。2002年12月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亲耳听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一位华人教授在做学术演讲时，用种种他“调查”得来的数据论证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中国政府与现状“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面对听众的质疑，他甚至洋洋自得地说：“连中国政府官员都对我讲，你这个调查中谈到的群众对改革的满意度比例，比我们自己做的调查还要高几个百分点。我对这些官员打保票，我这个调查绝对没有问题，是有科学论据的。”对我来说，在一次会议上驳斥这位学者的“科学论据”并不用花太大力气，只需要指出中国政府从2000年以来颁布了两个涉外调查法规，明确规定境外机构不得自行调查，这种在中国政府部门操控下取得的调查数据，其可信度值得怀疑。但这位学者的文章却正在用英文出版，不仅成为他升迁的基础，还因其“学术外衣”误导着其他学者的研究。 但凡脑筋还正常的人都应该知道，猫爪子下的夜莺不能唱出好听的歌，这种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调查研究”，以及经过政府审核的数据与结论还有多少真实性，真是只有天知道。 海外研究中国的学术圈，旧式研究谓之为“汉学”，这部分学问确实有做得非常不错的；研究改革以前的P.R.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学者们占有资料的丰富与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出了不少成果。但研究改革以来的P.R.China的学术成果，有相当部分却并不具有说服力，除了“利益牵引”这一条大家心知肚明的“规律”之外，中国政府在调查方面设置的障碍也是一个基本原因。这类成果不仅自误，而且误导他人。可惜，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笔者也只能指出其弊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月14日）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傅建中作践「中时」
台湾新闻自由度亚洲第一，但却被国际报告评为「信赖媒体的人只有百分之一」。这主要由於台湾有些媒体和记者实在太有违新闻专业化的规矩。「中时」驻美记者傅建中就是典型一例。 我在以前的专栏中批评过，傅建中（还有中时的刘屏）曾编造过萧万长访美时「会晤」四十二名美国议员、和美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亚洲策士「共进早餐」的假新闻；红衫军倒扁时，傅编造过美国国会「此时发表」报告批扁的假新闻；还写出美国首都「满城争说萧万长」的笑料（罗马教皇访美，也无任何城市「满城争说」）。 最近傅建中在中时发表的「扁罪当诛」一文，又是一个可供新闻院校指导学生怎样避免新闻劣作的「范文」。且不说这个得先把新闻学院教授吓死的题目，该文开篇就说「陈水扁家族盗取台湾人民的财富，并存在国外的银行，瑞士司法当局查到的已有二千一百多万美金，没有查到的还不计其数」。傅建中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他怎麽可以斩钉截铁地用「盗取」两字给陈水扁「定罪」了？这个案子还在调查，最後还不知是否起诉，可傅建中已经替法院结案∶「扁侵吞数千万美元钜金」。任何一个有最基本新闻常识的记者，都会用「涉嫌」什麽案来报道，或引述检方、司法权威人士的话来评论，更不可以由自己来定案。而且什麽叫「没查到的还不计其数」？到底是多少？渲染、夸张的语言，历来是新闻的大忌。这是新闻院校一年级的基础课，而傅建中却是中时的「资深」。文中还有「陈水扁家族吮吸台湾人民血汗钱」，「陈水扁八年任内的种种不法和聚敛行为 」等像随地吐痰一样的随意指控。真是当今《人民日报》记者都得望尘莫及了。 上月底美国民主党在丹佛开全国大会时，傅建中去采访，发回的稿子却主要写百年前的「孙中山与丹佛市」，且不说这和美国大选毫无关系，在文中，傅特意提到，孙中山当年住在丹佛豪华级的布朗宫旅馆，而孙的钱主要是从美国华人矿工那里募捐来的。如他是台湾人，傅建中就可能批为「奢华、贪腐」，而对这位後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则就歌颂为「孙中山奔走革命，阮囊羞涩，仍能维持自己及中国的体面，住进一流的旅馆，可见孙先生的格局和眼光。」孙是在当地看报纸才知爆发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他当时根本不是政府官员，那时甚至还没有「中国」的国名，哪来的「维持自己及中国的体面」？这种用华人矿工血汗钱住豪华旅馆的事，也成了「格局和眼光」，可见傅建中不仅对当今台湾，对历史也是完全国民党心态化的。 评论当然是可以有鲜明政治观点的，但起码得在事实基础上评。往主观臆想的东西上堆砌一些形容词的「大牌」文章实在太掉「中时」的价了吧？不知该报那些非「大牌」的记者同行们是否能服气。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8年9月15日「曹长青专栏」 2008-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毕业调查与纸上乌托邦的幻灭
1982年夏，正值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前夕，当时为写毕业论文做了一次实地调查。这次调查让我了解到计划经济管理的荒谬之处，从而将我推上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之路，为后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埋下了心理契机。 那时的中国经济学，还处于未开发的莽荒状态，与西方经济学完全无法对话。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大学几年，不管中国的“马经”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老师在课堂上教的还是这些。直到毕业前夕，我才摆脱了繁重的课业，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时思想界和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经济发展方针和经济改革问题。当时，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尚占据主导地位，他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发展有限的商品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我所在的计划统计系是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育的基地，同学们都上过“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尽管斯大林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一说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我们在课堂上所听到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方法却总让人感到漏洞很多。当时尽管经济学教学还固步自封，自说自话，但对社会形势发展稍具敏感的人，都感觉到经济学领域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剧变前夜。 77、78、包括79级在内的大学生，不少都是上大学前在中国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人。我自己就曾做过历时十年的插队知青与地质队职工，对基层农村和工矿的情况不算陌生。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安徽省肥东县当知青时，曾被调到公社机关当过一年秘书，处理公社与区、县政府之间的日常行政事务，包括编制农业生产计划与统计生产进度。每年，各级县政府都必须根据公社的基层生产计划和进度统计数字汇总上报省及中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才知道由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如何一级一级“造”出来的。在公社这一级，所谓的“计划”、“执行进度”数字完全是由大队干部信口编造，再由我这样的公社秘书“润色”“加工”后往上报送。倒也不是农村基层干部天生喜欢造假，而是因为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每天到各生产队去测量，稻秧插了几亩，山芋挖了几分。所谓的“农业生产计划”和“执行进度”数字纯属基层干部们为应付上面所玩的纸面游戏，不能说中央政府对这种纸面游戏毫不知情，只不过当时认为这可能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结果，工业、商业以及宏观经济的管理绝不至于如此荒唐。 我抱着这样的希冀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常的。要知道所谓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号称能做到物资、信贷、财政的综合平衡，这一特点还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注意到一个问题，这种综合平衡的计算从来都是全国性的，在省市一级却无法实行。于是，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计划经济体系的“黑洞”：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管理一切经济活动，而管理着日常经济活动的省市政府却无法实行综合平衡，那么，所谓的中央级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 省市政府无法实行综合平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省市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是封闭的，物资和资金必然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由于无法掌握物资和资金的跨省市流动，省市政府对本省市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无法全盘掌握，更谈不上实行计划管理了。在经济研究中，这个物资、资金的跨省市流动问题归属为“国民收入统计的流入、流出”。当初中国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了苏联的全套“计划经济管理方法”，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但这个事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能否真正实行的“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流入、流出”问题，仍然是个没有答案的待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居然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和文献可以借鉴。我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希望能了解究竟物资、资金的跨省市流动是否可以把握，由此再看那种正统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能实行。 1982年夏，我与一位同学合作，以北京市为调查对象，通过与北京市统计局合作，详细调查了北京市以及中央部门的资金流入流出，为此专门到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等中央机关集中的人民银行南礼士路分理处查阅了中央部委资金流动的原始纪录。结果发现，由于流出北京的资金经常经过甲地再转拨乙地，北京市的银行机构根本无法掌握流出资金的最终目的地。至于个人携带出入北京市的现金就更加不可能统计了。所以，实际上要准确掌握资金的跨省市流动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行的。 同时，我们俩还调查了北京市物资的跨省市流动状况。那时北京的大宗物资流动主要靠铁路运输，所以我们跑遍了北京铁路分局管内的主要货运车站，如石景山南站、大红门站、百子湾站等，调查钢铁、矿石、煤炭、建材等大宗货流的流向。调查结果与资金流动的调查相似，物资运输可能经过多次中转，所以要根据北京铁路局的发货纪录来判断物资的到达终点，也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北京市地域小，经济活动比较单纯，运输通道简单，尚且不能掌握这些资料；对一个省来说，与四邻的资金和物资流通就更为复杂，更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通盘掌握并“运筹帷幄”了。 正是通过这次调查，我终于看清了所谓的计划经济管理以及综合平衡等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套在书本上蒙人的说法而已。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是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但这次我们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调查却表明，由于物资和资金的跨省市流动事实上无法准确把握，所以省市一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综合平衡；既然省市一级都无法做到，国家计委的综合平衡也无非是一番自以为是的纸上作业，根本不能有效地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 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地区性综合平衡不可能”的结论是如此简单，我们两个大学生跑两个月调查就能了解真相，而苏联和中国的大批计划经济官僚与专家几十年来就想不到或者竟不懂得如何调查？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如此则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计划经济本来就是个“纸上乌托邦”，毫无“科学性”可言，它的鼓吹者其实不过是编了个“科学性”做幌子，真正看中的是它的政治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就这样被“纸上乌托邦”蒙着骗着过了几十年，还以为是被“科学”、“真理”指引着呢。 1982年夏天的这次调查，让我从理念上彻底告别了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了几年的“计划经济理论”，也对与此相关的乌托邦“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20年过去，我们当年探索的问题，有些已经有了答案和共识，有些则还在“游荡”着，象不愿消失的“幽灵”。 〔2003年1月应国内一友人之请而作〕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