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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的老师为何「挺扁」？
今天，陈水扁前总统一案正式开庭审理。此案所以引起国际关注，因它明显是国民党马政府打击政敌、反攻清算的典型∶媒体爆料，舆论定罪，违背无罪推定，不顾程序正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只要有人站出来为陈水扁的司法人权说句话，就被蓝营媒体抹黑为袒护贪腐。连曾裁决不需继续羁押陈水扁的法官，也被贬为陈的暗桩。有司法界正直人士讲点公道话，就被指控为亲绿，甚至拿了陈的好处等等。一种舆论一律的恐吓气氛弥漫台湾。 如果国民党的这种逻辑成立，那麽国际学者联名质疑扁案不公，怎麽解释？谭慎格、林蔚、金德芳、叶望辉、章家敦、白乐崎等二十名国际学者，联名写信质疑马政府办绿不办蓝，指出「台湾的司法被腐蚀」，国民党要「开倒车回到过去戒严黑暗时代的不公与不义」。这些学者多对台海局势有专门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地位（一般西方学者，取中文名者，在台海研究上都比较知名），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偏袒哪个政治人物）。他们在美、加、澳等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对扁案产生同样想法，并签署联名信，就是因为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太明显、太过分，引起了众怒。 如果泛蓝把这些西方学者也归於绿营，那麽马英九的老师孔杰荣（Jerome Cohen）批评扁案司法不公，又该怎麽解释？孔是马英九在哈佛读博士时的教授，媒体报导说，马任党主席和选总统，孔都提供建言。马被质疑曾做「职业学生」，孔数度出面替马辩护。马就职後，孔还被请到总统府做客。作为知名的法律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孔近日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扁案的法官已搞砸了他们的机会」一文，从法学专业角度，指出扁案违反无罪推定，检方滥权；使司法的独立、公正性 「变成嘲讽」。 如果国民党还是找理由，把孔也归於绿营，那麽他们怎麽解释支持泛蓝的《中国时报》社论「平心静气谈『审前羁押』争议」？该社论明确指出，未经审判就把陈水扁抓起来的「现行审前羁押制度饱受『被控有罪就抓起来』的威权观念支配」，对嫌犯是做有罪还是无罪推定，「是警察国家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分野。」就差没明说，马政府已使台湾成「警察国家」。 二十名国际学者及马英九的老师，都指出扁案司法不公，不是偏袒贪腐，更非不顾事理，恰恰是坚持是非，挺台湾的司法人权。正如上述中时社论所说，「以免任何人受到不合宪法正当程序的对待」。今天政府权力可以践踏曾当过总统的陈水扁的人权，明天就更可对任何人司法滥权。这个损害，远大於任何个人的贪腐（如真有的话）。 孔杰荣的结论是∶在目前情况下，很难看到陈前总统案能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因此美国的台湾人律师江建祥建议，陈水扁应以法官违宪，拒绝接受审判，保持缄默权。陈和他的律师，应在法庭戴上口罩，拒答一切问题，以示对这种明显、嚣张的司法不公的抗议。任何司法辩护已无意义，因起诉书写得很清楚，要给予最严厉之制裁，其实就是等马政府决定判多少年。脚本早已写好，今天陈水扁出庭受审，只是走过场、当道具而已。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9年1月19日曹长青专栏 2009-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好莱坞的伪善
好莱坞被视为世界影坛的中心，每年电视直播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全球有几亿人收看。但好莱坞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却并不高，甚至被视为「虚伪」之地，因很多明星不仅热衷对世界大事发表宏论，并且多唱道德高调，他们本身不仅不做，甚至做的正相反。 例如，在当前所谓「环保热」中，好莱坞「做秀」成瘾的演员们更是绝不缺席。他们不仅在美国国内指责美国人开车太多、用油量太大，更热衷跑到国外骂美国浪费世界能源。他们强调全球气候已「过热」，认为大量进口石油的美国要负主要责任。 保护环境，不要滥用地球，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好莱坞演员说一套、做一套。美国Newsmax杂志今年一月号报导说，在整个加州地区，排放最多废气的是好莱坞，每年因拍电影而产生的污染物达13万公吨，并释放出800万公吨损害环境的「温室废气」，以及20公吨的危险物。只是为了拍那些汽车追逐的场面，每年就烧毁价值1,000万美元的车胎和管子，更别提每年消耗成千上万吨的汽油、机油等；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超过洛杉矶地区的任何其他太空业、旅馆业、服装制造业等，好莱坞成为加州的最大空气和环境污染源。 ●「照我说的做，别按我做的做」 但好莱坞的导演、演员们，不去检讨和改变自己，却热衷唱高调，要世人爱环境，少开车，节省油电。一位美国网民批评说，这些好莱坞的左派明星们，信奉的哲学是「照我说的做，别按我做的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因为他们自己做的和他们教导别人做的正相反。他们号召别人少开车，节省能源，保护环境，但他们自己不仅照样开车，而且很多是开费油的SUV越野车，更是坐著私人飞机全球跑。 例如知名女星朱丽亚•罗伯特（Julia Robert ，曾和李察•基尔合演「漂亮女人」）高喊环保，要别人少开车，可她自己却乘私人飞机旅行。据Newsmax的报导，罗伯特去年3月去澳大利亚就是乘私人飞机。而在美国国内，罗伯特坐私人飞机更是常事。例如她在拍「我最好朋友的婚礼」这部电影时，从芝加哥飞到洛杉矶，也是坐私人飞机，有统计说，这趟飞机航程是1,749英哩，耗油2,100加仑。一般美国人的汽车，一次加满油大约20加仑。而罗伯特这一次私人飞机之行，就用掉了相当於一般美国人100次汽车加油的用量。而她那次乘私人飞机去澳大利亚，是去做「污染环境邪恶」的演讲，真是绝妙的自我讽刺。 好莱坞另一个著名女星珍妮佛•洛佩兹（Jennifer Lopez），从纽约到洛杉矶，也是用私人飞机。纽约到洛杉矶有2,500英哩，这趟私人飞机消耗汽油2,700加仑，如用在汽车上，可跑45,000英哩，差不多等於绕地球跑两圈。 好莱坞另一个更唱环保高调的是男星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在公众面前，他为了树立「省油」形象，特意开充电汽车Tango（每135英哩就要充电）；但在没有「公众」时，他从洛杉矶到东京旅行，却用私人飞机。这个全程5,500英哩的旅程，用掉了7,000加仑汽油。这个油量，即使用最节省的车，也可以跨过57个太平洋。 当今好莱坞风头最劲的一对儿是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这对儿明星夫妇很喜欢做秀（朱莉还是联合国的什麽亲善大使），在热衷所谓环保的同时，更热衷私人飞机。布拉德从洛杉矶到纳米比亚，全长9,400英哩，坐的是私人飞机。这趟飞行，用掉了11,000加仑汽油。有美国观众嘲讽说，用这个油量开车，可能到月球了。 ●「环保之前，先弄乾净自己」 曾兜售裸体写真集，却又做修女状出版儿童教育书籍的歌星麦当娜，更是高调环保，曾在伦敦举办「保护地球」演唱会。但美国媒体揭露出，麦当娜把270万美元投资到全球最造成污染的几家公司。麦当娜曾高声谴责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污染」环境，但她却拥有这家公司的17万5千美元的股票，在过去两年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价升高中，麦当娜赚了一大笔。因此有美国观众嘲讽说，「麦当娜在开始环保世界之前，先弄乾净她自己的生意吧。」 2006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麦当娜从日本东京到德国汉堡等，都是坐私人飞机。乘私人飞机到全球各地举办「保护地球」演唱会大概只有麦当娜有这种想像力和胆量。据统计，麦当娜全球飞来飞去，总飞行里数达22万英哩，相当於绕地球9圈，飞机排出的废气总共达3万公吨。而她却在演唱会上高喊，「和地球对话」（speak to the planet）。 媒体报导说，在麦当娜的车库，有一辆豪华奔驰，两辆越野车，一辆奥迪和一辆小型库柏车。麦当娜高喊保护地球，可她家产生的垃圾量是一般美国人的100倍！ 和麦当娜呼应，歌星梅莉莎（Melissa Etheridge）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唱的是前美国副总统戈尔的那个环保影片的主题歌，屏幕打出的文字是：「你准备好改变生活方式吗？气候危机是可以解决的；你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少用空调和电；步行或骑自行车；用大众交通工具」等等。 ●坐专机跑透透，却要别人救地球 戈尔以环保影片《令人不安的真相》获得奥斯卡，还因此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全球宣传环保新片时，却也是乘私人飞机。电视曾播出，他甚至跑到共产中国，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宣传环保，也是坐专机。这个时候，他就不提这一架专机要浪费多少能源，释放多少废气了。这种「伪善」，才是真正令世人不安的「真相」。 好莱坞的另一知名环保女星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在美国是个「话题女人」。前年她的传记《芭芭拉∶这样的她》出版。该书作者安德森对《纽约邮报》这样描述史翠珊：「她很虚伪，有著强烈自尊，且易怒，情人多如天上繁星。」传记作者的四个印象，第一个就是「虚伪」。例如史翠珊宣讲环保，要别人少开车，保护环境，甚至在接受加州犹太人杂志Tikkun采访时呼吁美国人要严肃地对待「降低温室气体释放到我们大气层的问题」。可她说完这番话才几个月，有人拍到照片，史翠珊和她丈夫布鲁林在汽车行选购越野路华（Land Rover）和大吉普车（Jeep SUV）。 因此一位美国网民气愤地评论说：「我已经厌倦了所有好莱坞自由派人士的谈话，因为他们言行不一。他们高喊保护环境，可是他们自己却坐私人飞机，住万尺大房子，还有度假别墅。他们拥有多辆汽车，没有一套衣服穿两次。我厌倦了他们在电视上说教，每当看到他们，我就换台。」 另一位美国观众的评论可能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每当我想到奥斯卡协会的骄傲宣称，他们颁奖所用的信封信纸都是用再生纸做的、每当我想到戈尔在晚会上宣布『奥斯卡晚会已经通过买能源信用的方式来抵销温室气体』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口吻，就感到肉麻不堪。」他们坐私人飞机「全球跑透透，竟有脸要大家节省能源，救地球。开什麽玩笑！」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8年17期 2008-09-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Ma The Bumbler 应译成「马三九」
英国《经济学人》一篇题为「Ma The Bumbler」的文章，批评马英九执政无能，引来全台湾（甚至岛外的台湾人）「学习」英文，争论这个词的准确译法。 《自由时报》和《苹果日报》等把 Ma The Bumbler 译为「笨蛋 马英九」。而蓝营媒体强调应译为「笨拙」。双方各有支持者。 马政府的动作则让世界开了眼界，居然下令外交人员去跟英国杂志交涉，意思是这种说法「贬损」了他们的「伟大领袖」。 最后经济学人为息事宁人，其编辑出来解释，他们没有侮辱领袖之意，这次词应译成中性的「行事犹豫」。 但权威的Webster’s Dictionary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bumbler∶Someone who makes mistakes because of incompetence. 这句解释的意思是∶一个因无能而犯错连连的人就是一个bumbler。 所以，对此最传神的译文应该是「笨蛋」，而且这也通俗易懂。 马英九和他的媒体啦啦队不管怎麽狡辩，也无法从Bumbler中翻译出灵巧、智慧、聪明来。 台湾有个形容女性笨拙、脑袋瓜不灵的词，叫做「三八」 （在中国则不管性别，把这种现像称作二百五，十三点，香港叫「漆线」，意指电线短路）。 但在台湾对男性则没有相应这种词（「猪头」一说有点不雅且过重）。所以当年在评论马英九种种离奇言行时，就提出应把这种男性Bumbler称作「三九」，从马英九开始。下面是当时写的论述「马三九」的文章∶ 马英九跟胡锦涛比「三九」 曹长青 在全球一片爆竹声中，人类迎来了新的一年！可是台海两岸的领导人，却还活在旧思维中，这从马英九和胡锦涛各自发表的「元旦贺词」就能看出来，两人都是长篇大论，空话套话连篇。国共这两个列宁式政党，真是一对孪生兄弟，什麽都像，在这方面也是连根枝。而且这次的「空话比赛」，居然马英九超过了胡锦涛，成为「冠军」！ 胡锦涛的元旦讲话，是在共产党的花瓶机构「政协」会议上发表的，全篇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跟过去共产党官僚的那些报告，大同小异。而且胡锦涛还是一如既往，拿著稿子念。但胡锦涛再能说大话、空话，像以往那样许愿、承诺，也只是强调下一个五年计划要怎麽样。中共从建政后，就实行五年一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下个五年，被称为「十二五」，也就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 但马英九的元旦贺词，远比胡锦涛更能胡侃，居然不是谈下一个五年，也不是十年，而且开口闭口是下个「一百年」国民党要怎麽样，中华民国要怎麽样！许愿、承诺的年限，是胡锦涛的二十倍！纵观全世界的领袖人物，没看到任何一个，元旦讲话要谈今后一百年要怎麽做的。 而马英九就有这种「气魄」，真是「马」胆包天！马英九提出什麽「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华人世界的民主典范，全球创新中心，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可事实是，连个近在眼前的、凶手在现场就被抓获的枪击案，至今一个多月了都不公布真相，还谈什麽「民主典范」？还谈什麽「受人尊敬和感动的国家」？今天的现实是，国共两党的联手下，台湾就要被卖掉了，马英九还要当「领航者」，难道把台湾领到对岸的水深火热之「中」？ 马英九不仅开口闭口「未来一百年」怎麽样，而且那些期许承诺，名副其实地达到「四大皆空」的水准；四个「百年期许」居然是∶「百年树人」、「百年生机」、「百年公义」、「百年和平」。这种比「零」还空洞的废话，连对岸共产党的文宣八股都不好意思再往外搬了。 一个国家总统，只能说你任期内要做些什麽；民主选举制度，你连下一次能不能选上都不一定，怎麽好意思，怎麽敢，安排国家未来一百年的规划？最乌托邦时代的共产党都不敢，毛泽东都没敢，马英九居然胆大包过毛泽东。 虽然他是借中华民国建立一百年来发豪言壮语，但中华民国成立时下辖的三十五个省，现在连一个也没在国民党政府的管辖之下。而且中华民国连联合国成员都不是，没有台湾这块土地可以「流亡」栖身，它早就灰飞烟灭、完全成为历史了。现在还大谈什麽今后中华民国的一百年，不是胡吹乱侃、做梦说胡话吗？ 看马英九的元旦梦呓，实令人感叹，他不是数学出了问题，就是常识出了问题，甚至是大脑出了问题。以往看到马英九的那些离谱的话，包括什麽不穿内裤，洗澡时农家女递毛巾，还有几次把胡锦涛说成胡耀邦等等，就让人难免想到「三八」那个词儿。但是，三八是专门形容女人的，而且只有形容女人的这种词，实在太歧视女性，应该就马英九现象创个新词儿，叫做「三九」，专门形容男人，而且比三八还高一级，更甚。马、胡的元旦贺词，像比赛谁更「三九」。它再次令人想起法国医生皮埃尔那本世界畅销书《病夫治国》。 ——原载《自由时报》2011年1月3日「曹长青专栏」 2012-1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
何清涟 中国一直希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俗称“人民币入篮”）当作起点。没想到事与愿违，尽管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入篮，但IMF最近公布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却清楚地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梦想成为现实还比较遥远，标识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组关键数据不升反降，极不乐观。 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不受青睐 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有两个关键指标，其中之一是各国用来做为储备货币的比例。 3月31日，IMF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的季度数据，首次单独列出了人民币的持有情况。根据这份汇集146个基金组织成员国和其他非成员国家或经济体所持外汇储备货币构成的季度报告，各央行在2016年最后一个季度所持人民币储备为845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读者应该还记得，2016年10月，IMF将中国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其权重定为11%，低于美元和欧元，但高于该篮子中的其他两种货币英镑和日元。 人民币在IMF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远低于美元的64%，也低于欧元、日元、英镑和澳元等其他主要货币，说明人民币虽然成为IMF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但各国接受度有限。《华尔街日报》分析，按照中国的经济规模，各国央行应当持有大约20%的人民币。国际金融界分析，人民币在各国央行所持外储中所占的有限份额显示全球决策者对中国仍有所顾忌，担心中国当局对人民币管控过严，加之金融市场透明度不足和不断攀升的债务等因素，会导致价格扭曲。 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不升反降 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指标就是人民币做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在国际结算中所占比例的高低。 在人民币未入篮之前，中国在一些与中国有大量贸易的国家的双边贸易中，推动人民币做为结算货币，这一工作曾颇有成效。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简称SWIFT）历年数据，2010年，国际贸易只有1%使用人民币结算；2013年，人民币的结算业务增加到国际贸易总额的16.5%。到2014年，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排名已由2010年年末的第35名上升到2014年的第7名。当时中国方面非常乐观地预测：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在2015年将超过日元，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后的第4大全球支付货币。这种乐观情绪弥漫中国朝野，从中国财经媒体对《人民币崛起与日元之殇》（2016年9月上海三联出版）这本书的力推中可见一斑。 不幸运的是，2015年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上升趋势发生逆转、从2015年下半年起，上述指标大多下降，2015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2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由2.09万亿人民币下降至1.32万亿人民币，同期内人民币结算规模与跨境贸易总额之比则由32.5%下降至22.0%。2017年2月8日路透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公布的一项专有指数显示，2016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减少10.5%，在12月降至29个月低位。 正是在2015年10月到2016年10月，中国“人民币入篮”一年观察期满，正式成为国际五大储备货币之一。但事与愿违，中国虽然借到了IMF吹送的这股浩荡东风，人民币国际化却步伐迟滞。 货币疲软，彰显国家实力与信用走弱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硬通货，不是依靠本国政府的决心，而是一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信用。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步伐迟滞，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中国管控外汇的力度不断加大。 由于外汇储备持续下降，自2016年8月汇改之后，外汇储备急剧流失。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稳定汇率和抑制资本外流，被迫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放在次要地位。为了服务于优先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除了本国企业海外并购、资金流出受到严格限制之外，外资公司的利润汇出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我在《2017年中国经济重头戏（1）：货币维稳》（VOA，2017年1月5日）一文中已详细分析过。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又增加了管控外汇的新措施，据德国之声援引德媒报道，中国金融官员今年1月在北京和上海邀请银行系统高层召开闭门会议。消息透露者对德媒说，“这已经是短短几个月中的第三次会面了，与之前的会议一样，这次也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文字。一切都是口头商议但具有约束力。银行业界人士称之为‘窗口指导’（window guidance）。谁不遵守规则可能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威胁。”最重要的新规则包括，银行必须保持外汇平衡，从中国汇出100元，也必须有100元汇回中国。外资银行深感在大陆的生意遭遇危机。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一共拥有约1.3%的市场份额，但传统的储蓄业务与贷款并非其业务重点，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向国外汇款。 第二，随着中国金融风险的显性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显著下降、潜在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必将降低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进而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放缓。 第三，中国汇率管制的代价，就是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地位下降。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已不太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来讨好中国政府。 第四，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一直是中国人民币境外大量存款的主要地区，现在都面临份额下降的窘境。早在人民币入篮之前，中国与30多个贸易来往多的国家及地区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其中香港、台湾、新加坡三地吸收的人民币很多。但现在三地受到各种经济、政治影响，人民币存款规模均呈下降趋势。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由2014年12月的1万亿元下降至2016年12月的5467.07亿元；台湾人民币存款规模则由2015年6月的3382亿元降至2017年1月末的3109.54亿元；新加坡则由2015年6月的2340亿元降至为2016年底的1890亿元。 国际经济有发展周期，中国经济曾搭上全球化这班快车，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净得益国。在势盛时期，中国一直在力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希望能够顺利走完五大步，与美元一争雄长，这五大步是：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用人民币计价实现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国际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发行用人民币计价的离岸金融债券、实现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和外汇直接交易。但人算不如天算，人民币做为储备货币占比，不仅低于其他四种篮子货币，还低于澳元，用来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比例的下降幅度也相当大，说明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信用并不象中国估计的那么强。 一国货币是展示该国经济实力与国际信用的名片，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元作为美国的名片，理所当然成为各国储备货币及国际贸易结算的首选。人民币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实际占比、以及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比例大幅度下降，都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要走完预想的五大步，还需要很长时间。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4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exchange-20170404/37963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卜大中：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点失望
我认识曹长青很久了，八九民运刚过他跟夫人一起来到洛杉矶。他们充满精力，还开车到沙漠去玩。他那时候在洛杉矶办一个报纸叫《新闻自由导报》，就开始大胆的披露中国现象。 关於台湾民主前途的问题，我最近特别感慨，一方面是泛蓝政党选败选输了以後，不平之气在心里，另一方面中国很快崛起，自称是和平崛起，有人说是武力崛起，反正很快的崛起，而台湾转型，从第一次李登辉当选民选总统，从威权转到民主，转型不完整或者阵痛期混乱现象出现了，於是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民主政治产生怀疑。一个国家转型民主化过程里，精英分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大多数精英分子集体意志认为民主是正确的，而且是虔诚的相信民主的话，转型很容易成功。而如果精英分子的民主信仰不虔诚、或者根本是反对，那转化的过程就会痛苦、失败。 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精英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家都认为应该民主，包括国民党的那一辈像钱复、关中、连战这些人都是留美派的，台湾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向民主。 这个阶段，菁英分子的领袖李登辉先生，对民主是非常坚持的，但是当台湾民主出现一些混乱，中国逐渐崛起，而且中国论述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民主反面教材就是台湾。於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说，不要不要，我们不要台湾那样的民主。 在台湾，以前支持民主的知识分子菁英，现在有些也开始怀疑民主，甚至反民主。《中国时报》刊出龙应台文章，大意是说，经过观察，她发现中国人其实不需要民主，民主对中国人没什麽好处，只会带来混乱跟经济挫败。像龙应台这样的精英分子也都开始怀疑了民主，我觉得这个不虔诚的问题非常严重。 北大哲学系教授孙隆基，曾经写过一本书讲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那些知识分子对於自由主义不虔诚，才会有後来的共产党镇压、压迫知识分子的报应和惩罚。 愈来越多台湾知识分子对於民主没信心，他们认为中国开明专制才是最适合中国人性格的制度，这点，让我想到在《中国时报》时老板余纪忠老先生晚年曾对我讲的一句话，他说，经过这麽多年的思考跟经验，他觉得开明专制是最适合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的制度。开明专制在蒋经国的时代是台湾进步、成长最快、最安定的时候，大概也是生活最好的时候；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等，也都是开明专制，也是中国最稳定，发展最快的时候，所以中国人最适合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最早的来源应该是德国普鲁斯时候的腓特列大帝，也就是，可以批评政府，但仍是威权体制，社会上一些自由活动是允许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精英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退缩，怀念起开明专制。从这里看到汉民族灵魂深处，从来不相信自由主义，从来不相信民主。 台湾一些所谓大师批评台湾的时候，通通都是民主派、自由主义者，他们讲到中国，却突然变成民族主义者，我真的觉得这些大师才真的叫大师，他们是两面大师，一面这边，一面那边，他们有好几把尺，好几个标准，所以当中国主义强大起来，他们就背弃台湾价值。在这情况下，刚读完曹先生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真正的始终如一，不能够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我觉得台湾民主最大的危机，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主不虔诚，甚至悖离、批判、或者反对。中国的强大和台湾的混乱成正比，中国越强大，这种论述的改变越严重，台湾越混乱，改变越严重，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人格中的矛盾性、荒缪性。 台湾民主如西方谚语「上帝用曲线画直线」所说，正在曲线状态，但基本上还是直线方向。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不能太悲观，悲观会让民主没有力量。有很多精英分子都悖离民主，如果我们悲观，就走不下去了。 关於手段跟目的，以前我们常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目的是正义，手段可以是不正义，为达到某一个美丽乌托邦的天堂，我们可以杀人。以卡缪开始，有一个反省，发展成刚刚李永炽教授讲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手段是检验目的的唯一标准」，手段不正确，目的再正确都是错的。特别在中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做那些事就被说成是对的，什麽为了穷人翻身，杀掉多少地主阶级都是对的。这种观点，在台湾也是有的。但现在怎样看起来这都是错的！ 这样（不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新想法，在西方已有差不多将近一百年，在台湾还没有生根，在中国更没有。邓小平说的什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很可笑，因为真理是已经通过了检验。 在曹长青新书（《美国价值》发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1月号） 2006-03-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走向复苏的美国经济
自从美国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以来，一些极端的左派曾一度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丧钟已被敲响，并将拯救世界经济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中国身上，至于中国经济蕴含的种种弱点与病根更是被这部分观察者刻意遗忘。但时间才过了半年多，两国经济不同的底蕴已见了高低： 美中两国经济凉热不同 中国在用资产泡沫拉动经济“复苏”，造成中国诸多问题的房地产业在“复苏”中一马当先，中央政府用来刺激经济的4万亿当中竟然有2万多亿进入股市与房市，让理性观察者为之担忧不已。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虽然不断向好，但因这些数据之间的不匹配及虚假性（比如国民收入增长）而频受国际社会（包括本国民众）质疑，国家统计局不得不经常出面“澄清”。 而美国经济从今年3月开始，各项经济指标逐渐向好，美联储终于在8月13日发布的货币政策声明中表示，美国经济正在企稳，因此将在今年10月份停止购买长期国债。这条消息在大多数投资者眼里，等于证实美国经济正在重回正常轨道。但这一重回注定还会起伏不定，8月13日，在制造业与工业产值等即期指标向好之时，不断传来一些暗淡的经济消息：零售销售下滑、失业补贴申请增加、失赎房屋数量再创新高。但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各种经济指标有先行指标、同步指标与滞后指标之分，三者综合考察，能够从其中研判出美国经济大势。 正在好转尚不够稳定的就业形势 在所有的经济指标当中，就业率的重要性位居第一，因为就业形势关系到房市、股市、工资收入、消费者信心等一系列相关指数。目前，有关就业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正在好转，只是还不那么稳定。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大幅度裁员的时期已经过去，失业人数的增速从4月开始减缓，但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仍然减少了24万7千人。据8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报告，有关就业形势是好消息与坏消息并存。好消息是：截至8月1日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41,000人，从原来的634万人减少到620万人。是4月11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坏消息是：截至8月8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4,000人，至558,000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四周平均值增加8,500人，至565,000人，为7月18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在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其他好转迹象的情况下，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小幅上升可能不会被人们视为就业市场状况的严重退步。 必须提醒中国读者注意：美国的失业率并非中国的“城市登记失业率”；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罔顾中国的城乡总和失业率已逾30%这一事实，只记录前往政府部门登记的城市失业人口，且将失业大学生、农民工排除在外，因此常年保持在3－4%的“低水平”；而美国的失业率虽高，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失业劳动力的数量。 复苏迹像明显的美国制造业 在各项经济指标当中，制造业指数的重要性仅次于就业率。在2008年，随着信贷市场冻结和需求萎缩，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大幅下滑，库存迅速增加。现在则情况已经反转。在预测制造业发展趋势时，经济学家通常观察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发布的新订单指数和库存指数，它们都是先行经济指标。当订单回升而库存下降时，工业生产通常开始增长，这标志着经济复苏的到来。这两个指数的差距越大，就可以预计工业生产会出现较大的跃升幅度。今年5月新订单指数和库存指数的差额已飙升至18.2，达到200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点很让经济学家感到鼓舞，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2004年这一差额升至高点后不久，制造业指数就跃升至1983年以来的最高值。事实上，美国供应管理学会的制造业指数已从去年12月跌至的28年低点急剧反弹。今年6月份的制造业指数为44.8，7月份上升至46.5。这表明，虽然制造业仍处于收缩状态，却已恢复到去年8月以来的最好水平，显示经济正朝着复苏迈进。 与制造业指数上升相伴的是美国7月份工业产值上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8月14日公布，7月份制造业产值上升1.0%，开工率从64.7%升至65.4%。一度死伤狼藉的汽车业显现出某种程度的东山再起之势：克莱斯勒（Chrysler）和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恢复了一度暂停的业务。富国银行（Wells Fargo）高级经济学家魏特纳（Mark Vitner）说，美国钢铁企业已经召回工人，重新开工，原因之一是汽车需求上升。 还有小部分预测人士比较乐观。他们认为，全球制造业正在反弹，以重新补充衰退时期消耗的库存。在政府刺激计划的推动下，美国工厂的复苏将启动一轮新的经济周期，引发企业雇佣及工资上升，消费支出反弹。 涨跌互见中保持缓慢上扬之势的股市 股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它主要反映的是投资者的信心。目前美国股市处在盘整之后的缓慢回升阶段，易受各种消息左右而波动。在涨跌互见之中，股市正缓慢上扬：今年3月道琼斯指数曾跌至6955点（这是该股指自1997年10月28日以来首次跌破7000点），经过几个月盘整，在 7月 24日突破9,000点大关，目前在9300点上下徘徊。 由于股市投资者还抱持押宝心态，其信心易受各种消息影响。比如自7月份以来，煤炭类股走强，那是基于市场对全球宏观经济趋势的信心日益增强，促使投资者认为煤炭价格和需求不久将回升。与煤炭股同时走强的还有金融类股，随着人们对银行的悲观情绪消散，金融类股的上涨行情保持了一个多月。 8月14日路透社/密西根大学（Reuters/University of Michigan)）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下滑，从7月份的66.0降至63.2（市场此前对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预期是69.0），美国股市出现了大量抛售金融股现象。 估计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直至就业形势明显向好，消费者信心增强之时，股市才能趋于稳定。 处于筑底阶段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房屋次贷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房地产市场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目前，美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房市价格渐趋稳定，但全国房市还处在调整阶段。 8月14日，美国房地产市场研究公司RealtyTrac 发布报告说，与6月份相比，7月份美国失赎（丧失抵押品赎回）的房屋数量大涨7%，与去年同期相比，猛增了32%。RealtyTrac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萨卡西奥表示，7月份的 房屋止赎案数量是过去5个月里创下的第三次新记录。每355个家庭中就有一户收到失赎通知，这是RealtyTrac 自2005年1月以来的记录中比率最高的月份。这个月内，被银行没收房产、收到拖欠或者拍卖通知的住户 一共有36万多。 但其它迹像表明，始于2006年的美国房地产调整周期在2009年将进入尾声，虽然近期数据依然不佳，但下列因素却有利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企稳：1、新屋开工的巨幅缩减有利于市场消化现有库存；2、营建许可降幅明显缩小；3、奥巴马房市救助计划采取了一些措施遏止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的上升，减轻未来供给压力； 4、大量失赎房屋进入市场，在压低房价的同时，带来成屋销量的回升、库存下降；5、抵押贷款利率的大幅下降，房价收入比降至50年来低点。有关美国房地产的预测比较一致：2009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将处于筑底阶段，在这一年里，新屋销量和新屋开工量有望触底回升。 但有些行业在美国经济回升之后也未必会如常复苏，比如美国报业与邮电业。据统计，从2008年2月以来，美国至少有120家报纸倒闭。美国邮政当局亦于近日宣布，可能关闭全美数百或上千个地区性邮局分支机构。这两大行业的衰落是互联网普及的结果，金融危机只是使其衰落来得更快而已。 美国经济走向复苏，让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复苏”还得指望美国这个“中国制造”出口的第一大市场。问题是金融危机迫使不少美国人改变了消费习惯，一向从不储蓄的美国人开始存钱，储蓄率不断上升。如此情况下，再指望美国消费者大把花钱来带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就有点难度了。考虑到美国消费者依然沉重的债务负担和锐减的财富――与以往50年相比，这两者于美国消费者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美国经济复苏虽然可待，但将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上升过程。 （原载于香港《开放》2009年9月号）
何清涟2025-11-09 01:08👍 0💬 0疫苗外交进入下半场，中国还能赢么？
何清涟 整个世界都被Covid-19折磨得精疲力尽，WHO在2020年12月宣布全球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10万亿美元。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于今年4月15日称，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可能损失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经济损失达5万亿），比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更为巨大。前五个经济大国挨个数，似乎只有中国宣称自己经济向好，GDP增速可喜，出口增长，疫苗外交也颇为成功，那么，中国是怎样做到的？ 疫情物资需求拉动中国出口增长 2020年，中国出口增加，除了中国官方媒体之外，美国几家主流媒体也一致认为中国出口重新兴旺，很快可以与美国经济一争雄长。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就会发现，医疗用品、生活用品和在家办公用品这三类商品，就是推动2020年中国外贸出口数据小幅增长的三大支柱，增幅最高的是医疗用品和纺织品（其实主要就是口罩用料），增幅分别达到40.5%和29.2%。今年第一季度仍是如此，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3月，中国贸易进出口总值8.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9.2%。其中，出口4.61万亿元，增长38.7%；进口3.86万亿元，增长19.3%；贸易顺差7592.9亿元，扩大690.6%。 这个“比去年同期增长”是有讲究的。因为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正是Covid-19病毒导致中国经济几乎休克之时，也就是说，这一辉煌成绩是与中国经济最差状态下的各项指标相比。更重要的是必须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与疫情有关，去年以来中国出口的主打商品例如手提电脑为主的数据设备出口增加，是迎合疫情封闭状态下人们在家办公之需。塑料制品主要各类生活类用品、灯具、家具、玩具之类，都是全球在疫情状态下，各国被迫增加向中国的进口。我原来以为疫情总有结束的一天，这种疫情拉动的出口增长应该也会很快结束。但现实并非如此，疫情的流播在西方刚缓和，亚洲的印度、台湾包括中国广东省、辽宁省又被生生不息的变异病毒攻陷。也就是说，只要世界上有国家发生疫情危机，中国就能化危为机。 疫苗供应战的上半场：中国赢了 从公开的时间看，中国疫苗开发投入使用早于美国，这是中国化“危”为“机”的基础条件。 5月20日，美国主流媒体甩出一张对比图，来自伦敦研究公司Airfinity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美国已生产了逾3.33亿剂新冠疫苗，但仅出口了大约300万剂；相比之下，中国对外出口2.52亿剂疫苗，占其疫苗总产量的42%；欧盟出口了1.11亿剂疫苗，占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俄罗斯则出口了2700万剂疫苗；就连疫情肆虐的印度，在3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出口了6045万剂疫苗。 无论是以人道标准还是疫苗带来的经济收益，美国完败。加上福奇电邮门揭露出奥巴马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巨额资助的事情曝光，压力甚大，拜登政府接连表态，到6月中旬为止，承诺对外供应新冠疫苗的总量为8000万剂。 中国政府很高兴，认为自己赢了，一是赢在大大改善了国际形象，成了各疫情国的救星，虽然现在比疫情初起时的“口罩外交”那会儿收敛，但从没忘记对外吹嘘自家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二是化危为机，本着先国外后国内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疫苗上赚了钱，虽然疫苗价格不统一、视需要国与中国的关系、采购数量等决定，但多少都是个数。 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 但问题出来了，中国疫苗的质量问题，一直饱受诟病，只因各国需要疫苗救命，因此不得不采用中国提供的疫苗——也就是说，中国能赢，有赖其在供给方的优势地位。 对中国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质疑中国疫苗质量的消息不断传出，智利、巴西、巴基斯坦不断传出类似消息，但都被中国外宣成功“辟谣”，最新的一例是5月份印度洋岛国塞舌尔 ，该岛据说是世界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6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中国疫苗，但仍然出现感染病例激增的情况。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相继于5月12日与13日予以报道，中国官媒随即刊登了对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的采访，让总统出面驳斥了国药疫苗无效的说法。 报导疫苗无效的信息多而杂乱，中国也会利用大外宣公关化解各种不利消息带来的影响，美国摩根大通6月中旬在官网发表《新冠病毒研究汇编》（Coronavirus research compilation）[\[1\]](https://heqinglian.net/2021/06/28/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edn1)，该汇编的第一章节汇总了各国接种疫苗后最新情况，本文只列举最主要的一组数据： 图表显示，在9个接种过莫德纳（Moderna）／辉瑞（Pfizer）／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的国家中，曲线下降走势明显。当接种人口超过25%之后，每7天的新增确诊数量便一路下降。 根据6月13日的数据，9个接种西方疫苗的国家每7天每百万人中平均新增确诊数量为：荷兰82、瑞典76、法国61、美国43、加拿大36、意大利29、德国25、以色列2。 而另外9个接种中国国药疫苗的国家每7天每百万人中平均的新增确诊数量为：塞舌尔1,164、乌拉圭905、巴林643、马尔代夫622、阿根廷533、智利363、阿联酋905、马尔代夫799、匈牙利12。 基于美国决定进入疫苗提供的下半场竞争，由于中国疫苗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将因质量问题而陷入不利地位。 中国疫苗外交面临几个变数 在疫苗外交的下半场中，还有几个不可控因素： 一、2019年世界军运会新冠演习信息可能是把双刃剑。 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包括在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这条消息在武汉封城后，网友们找到了新华网2019年9月26日转载的湖北日报相关报道。[\[2\]](https://heqinglian.net/2021/06/28/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edn2)（见下图） 这本是一条相当重要的消息，新华网从未删除，但国外并未注意。如今抗疫的“美国队长”福奇与中国的关系浮出水面，据《华盛顿邮报》6月23日报道，美国国会正在调查2019年10月的武汉军运会是否是 covid-19 的超级传播的一次大会。[\[3\]](https://heqinglian.net/2021/06/28/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edn3) 我一直认为，查疫情应该从这里开始。中国政府最喜欢删除信息，新华网独独保留这条的寓意很深，有可能是把双刃剑。 二、国际病毒学界倒牌，很难继续出面为中国辩护。 福奇电邮门事件中，公布的3200页电子邮件不仅显示出福奇在抗疫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与自相矛盾，以及科学界有一连串利益冲突嫌疑，还让拜登政府非常难堪，因为涉及奥巴马时期巨额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而福奇是这项目的推动者。 国际病毒学界由于利益关系，帮助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掩盖真相的黑幕是过去一个月揭露最多的。目前，世界正在遭受变异病毒来袭，这与功能增增益是什么关系，中国方面会受到诘问，凡过去为中国辩护的病毒学权威例如《柳叶刀》杂志的主编、生态健康联盟（接受发达国家委托资助中国研究生化病毒的机构）这次处于被质疑的风口浪尖，很难再为中国挡枪子。 三、中国苦心经营的世界抗疫领导者形象设计最近崩塌。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FJ）5月12日发表调查报告《COVID-19故事：脱下中国全球策略的面纱》。IFJ研究团队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间，透过全球50个国家与地区的54个与IFJ结盟的记者工会发出问卷访问新闻业者，以了解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的全球媒体推广覆盖广度。调查结果发现，受访者当中有三分之一表示其供职媒体机构与中国单位签署有谅解备忘录（MOU）。报告还指出赞扬中国的报道多来自受助国：受助国家当中有63%的报道属于“中国迅速行动对抗COVID-19，其医疗外交为其他国家带来帮助”，非受助国家则有60%认为“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封锁消息是导致全球大爆发的原因”。 一切变数存在，但有几点却毫无疑问：由于美国的“入场”，中国在这场全球疫苗供应赛中的下半场当中的重要性随之下降；随着国际社会对疫情来源的怀疑加深，人们将关注中国开发疫苗的时间，以及中国通过疫情物质生产而获利这一事实。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网，2021年6月28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 [\[1\]](https://heqinglian.net/2021/06/28/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ednref1) Coronavirus research compilation ，https://am.jpmorgan.com/us/en/asset-management/institutional/insights/market-insights/eye-on-the-market/coronavirus-covid-19-research-compilation/ [\[2\]](https://heqinglian.net/2021/06/28/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ednref2) 新华网，《军运会航空口岸专用通道开通测试》，2019-09-26 ， 来源： 湖北日报（http://m.xinhuanet.com/hb/2019-09/26/c\1125040756.htm）。 [\[3\]](https://heqinglian.net/2021/06/28/as-vaccine-diplomacy-enters-the-second-half-can-china-still-win/#_ednref3) Congress is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2019 Military World Games in Wuhan was a covid-19 superspreader event https://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6/23/congress-wuhan-military-games-2019-covid/
何清涟2025-11-09 00:07👍 0💬 0繁华褪尽话《繁花》
何清涟 最近，电视剧《繁花》风靡中国，多人解释成两张邮票是其名来历，引起兴趣最多的是上海风情，比如剧中出现的那些旧式昂贵洋房、上海元素排骨年糕、泡饭等。但我更看重的是这部电视剧展现的时代背景：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1992年2-3月的邓小平南巡。这段时期正好是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撬开计划经济一道裂口的价格双轨制，1990年代初期深沪两地股市开始创立，约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未进入权贵私有化的短暂平民创业致富阶段。原小说作者将书名之为《繁花》，自有其深意在。 阿宝到宝总：平民致富的窗口时期产物 上海曾是中国纺织业与服装业重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原材料不再计划供给，这两个产业迅速衰落，外移至江浙一带，那时，上海人对广州的富庶开放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继之是邓小平南巡，“发展是硬道理”，普通人曾有一段从体制缝隙与股市中获利的短暂繁华时期。 中国政治多变，一届领导人一届光景，本届中共掌门人习近平虽然也提改革开放邓氏路线，但政治上似乎对毛式统治更为青睐，海外则因六四事件对“邓屠”恨之入骨，甚至认为六四之后中国改革已死，我曾在推上向一位持此说法的“六四”人士曾在推特上解释过。我说，如果说“六四事件”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自此断绝，那是事实。但中国经济领域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全部是在六四之后一一推行，例如中国深沪股市、期货市场及债券市场等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两大后果，一是培养了在中国具有垄断地位的几十个国企寡头，二是让数百万国企工人下岗）；中国加入WTO、农业税的取消等等；尤其是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的经济改革、欧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继的大量进入中国，全发生在1990年代。 上述改革，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创立（1990到1993年），是中国改革史上继个体户-万元户之后，平民不需要与权贵结盟就能凭借大胆与运气就能致富的窗口时期。 成就“宝总”的九十年代前期上海 这时期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表现在三点。 一，“六四”之后，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元老实际上是陈云与邓小平双头体制，邓主张改革，陈云反改革，加上邓小平曾两废中共总书记，加上接替江任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的朱镕基1991年上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各地官场有中央成了“上海帮”之说。江泽民有政治顾忌，不知政治风向究竟如何，有大约两年半方向迷茫时期，还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这类反改革的话。基于政治考虑，上海市委、市政府官员相当自律，认为“上海是总书记后花园，不能给总书记添麻烦”，在所谓改革上相当谨慎，真正放开步子，是邓小平“南巡”之时敲打了江泽民之后的事情。 二、邓小平“南巡”之后，陈云身体状态据说很差不能视事，江泽民权衡之后表态拥护改“南巡讲话”，上海立即开始行动。 三、欧美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它们中意的不是广东深圳这两块珠三角宝地，而是上海这个长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全中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汇丰银行在1990年代曾经与上海市政府接触，想购回大楼的传说，让上海市政府抱有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雄心。当时已经有个说法：当初特区要选在上海，效益比深圳强不知凡几。江泽民对上海的偏爱体现在各种政策倾斜上，还体现在一些虚名上，比如深圳股市先于上海成立，但人民银行总行却硬压着批复，让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到批复，成为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心，因此，两个证交所谁先“出生”成为一个争议问题。上海证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为自己的所庆日，而深圳证交所则将12月1日当作所庆日，但官方只肯承认深交所出生日为1991年4月11日，因为那天是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建立深圳证交所的时间。 1988-1993年经济改革三步曲正是阿宝化蝶之时 第一部曲，政府放权让利，计划物质实行双轨制（这造成官倒，六四针对“官倒”就是针对邓朴方的康华）；外贸放开口子，个人私企可以在外贸局所属外贸公司管控之下接出口订单，外有订单、内有“内部人”合作就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在《繁花》里有很好的直观展现：27号（上海市外贸公司）就是权力部门，汪小姐是内部人，宝总与汪小姐之间有很铁的合作，因此互相成就：汪小姐成就了宝总骄人的商业成就，宝总则为汪小姐升科长积累了业绩。 第二部曲：股市初创的草莽时期，这段时期从1990年深圳、上海两地企业试行股份制改造，并设置股票营业点开始，1991年深沪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直到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之后约一年多。这段时期，中国股市确实有段草莽纵横时期，只要胆大，愿意冒风险，平民可以在股市低进高出赚钱，积累第一桶金。当时两地发行新股，实行抽签购买认股证，深圳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992年8:10新股抽签表事件。在《繁花》中阿宝借钱购买认股证，高价位抛出，赚到了第一桶金，深沪两地都有类似故事。这些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股民，不过这代股民暴富之后，只要还在股市恋战，很快就成为机构大户与券商操盘股市的牺牲品。 第三部曲：股市进入机构大户与券商联手时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10月，在此前后，股市从最开始的个人入市、大户操盘到机构大户介入。自此之后，证券市场散户入场的草莽时代渐渐结束。各地证券公司与机构大户联手操盘，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统筹能力大大增加，可以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联手操作，集中资金使用对敲方式拉抬股价的时代来临，散户被血洗的过程就在这一两年间。剧中宝总联合当年股市旧部蔡司令、胖阿姨等，来了一场散户对决机构-券商联手操盘，算是散户年代最后一次血战股市并有所斩获——当然，这是小说情节，我不确定上海是否有过，深圳我没听说有这事。 阿宝的退出正当其时。因为1994年以后的上海资本市场，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畅游之地。上海1995年3.27国债号称“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关于这件事情，国内每隔几年会有一篇旧事重温的文章，但谈的都是能够摆到桌面上的事情，更黑的故事隐藏在深不见底的黑幕当中。以《今日头条》2022年7月31日登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为例，除了简单交待了当时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掀起的巨浪，以及被吞没的上海证券教父管金生之外，还指出：“在这场资本市场的空前多空对决中，时年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称霸一方，成为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谁又曾想到，若干年后，其中的多数人却以悲惨的方式谢幕“。上述四人的经历很多故事，背后皆有支持者（耳语状态，没哪家媒体敢说），刘汉因为傍上了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此后到四川投资而风光一时，被捕时他的四川汉龙集团已经有400亿身家，旗下却拥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控股子公司。同时他还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正是对这些“社会资本”的深深眷念，让他觉得在洛杉矶避祸的人生毫无意义，国内耳目探听到没事之后就回去了，最后官司尘埃落定之时，帮派内36人被判刑，他与其弟刘维等14人因杀人全是死刑。 古汉语中“花”与“华”相通，“繁花似锦”之外，更常被引用的是 “繁华落尽空余恨”，“繁华褪尽，人比烟花寂”。中国自改革以来已逾40多年，从1990年代的权贵私有化开始，历经约20年的高中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养成了一批批巨富。但最近几年肖建华、吴小晖、马云等人的经历表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所有在权力与市场相结合中游弋有余的长袖善舞者，最后都将得在政治权力面前低下头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月1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12202411103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贾庆林传言又起，“企业帝”身影再现
前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出事”的消息，自7月11日晚8时程凌虚在微博上发布之后，已经成了当天海外中文媒体上最热新闻。旋即中宣部下令删除贾及及郭伯雄相关信息。有趣的是，万达老板王健林从去年彭博新闻风波之后久不现身，却在这条消息发布的同时，高调接受国内媒体采访。 \贾庆林消息的真实性有多大？\ 程凌虚的微博内容是：“据可靠消息透露，百分百准确，昨夜凌晨，前全国政协主X，贾庆林。昨晚被异地关押呼和浩特市SH监狱。动用解放军38军某部500余人。” 这条消息看来并非虚假消息。因为发布者程凌虚现居福建厦门，在新浪与腾讯上均开有实名认证的微博，其身份是“大陆享房网（xiafun.com）总裁、资深记者、专栏作家、独立地产评论人”。这种成功人士，当然知道中国的话题禁忌，发布这种消息自有因缘，不会“吃饱饭没事干”想去品尝蹲班房的滋味。 还是从梳理旧事入手。 贾庆林一直丑闻缠身。当年赖昌星远华案震动全国，贾妻被传与远华案有涉。但他碰上一位有情有义愿意护短的主子江泽民。在外界纷纷对贾妻林幼芳与赖昌星的利益关系质疑之时，江泽民亲自到贾庆林任职的北京市考察，公开表达支持贾庆林，同时让林幼芳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以“澄清事实”。林在专访中亲口否认与厦门远华走私案有关，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赖昌星，同时否认与贾离婚的传闻。2006年，赖昌星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曾明确说，他愿意交待他与时任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夫妇及身边人士交往的细节及过程，并说他的远华集团大量从事进出口业务，而当年林幼芳正是福建省外贸局党委书记，怎可能不认识呢？2011年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回国，次年被判无期徒刑。直到此时，贾庆林仍然很安全。只是办案机构从赖口里掏出来的资料，可能成为悬在他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3年贾庆林在海外媒体上又风光了一阵。彭博社一篇关于大陆富豪王健林的报道胎死腹中，并导致三名员工离职。据了解此事的彭博社员工透露，那篇被扣押的文章揭露了中国顶级富豪王健林与中国一些高层领导家族之间的联系。在王健林公司中持有股份的，除了2012年6月29日《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身家几何》中曾报道过的邓家贵持有0.8%的股份之外，还有一位已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的家人。从彭博离职的本·理查森（Ben Richardson）在Twitter点出了此人仕宦之途：曾在福建和北京任职的退休常委。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贾庆林。贾1985年至1995年在福建长期工作，官至省委书记。1995年调任北京市长，次年任市委书记，2002年11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贾升任政治局常委。彭博社撰写该报道时，贾刚离任不久。 贾庆林最后公开露面是2014年5月。据中国大学生在线报导，“5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政协原主席、河北工业大学校友贾庆林在中南海接见了学校党委书记李强、校长展永一行”。按照中共惯例，如果暂时不打算动他，程凌虚微博发布之后，不久应该安排其出面公开活动，以示“平安”。这事有例可循，2012年10月的旧闻《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最近连续半月（2014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重登《纽约时报》中文网每天热闻之首，就在外界猜测风从何方来时，温家宝于7月6日被安排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外界报了“平安”。 \王健林新宣言：不靠政府资源将市场做大\ 中共的权贵私有化，权贵们的权力，需要有“白手套”帮助其在市场变现，因此，每个政治高层的倒台，几乎都会导致一个企业帝国的崩塌。薄熙来的倒台，导致徐明企业王国的崩塌；周永康倒台，陪葬的有刘汉的汉龙帝国。如今中共是“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贾庆林依靠江庇护，躲过了远华之劫，如果贾庆林出事，会不会波及中国首富王健林？ 我上网查王健林的资讯，很有意思，关于王健林的报道，2014年与2013年相比，出奇地少。但就在贾庆林出事的消息轰传之后的同一天，《中国周刊》（共青团中央主管）发表了一篇对王的采访，《王健林：中国民营企业地位太低 想为民企正名》，内容大多以前谈过，“新”在文章的引言与结尾。引言说，“1978年之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一批批因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而倒下。王健林是硕果仅存的几人之一，也是尚未退出经营管理一线的企业家”，开篇就向世人宣告，王健林依然屹立，平安，有业务往来的商家别信谣言；结尾用的是王健林的话：“在中国，因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所决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资本方面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我们完全靠市场，不依靠政府资源，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出来。”这一段话想证明，万达集团完全靠市场，不是靠政商结盟。 但只要看以往有关王健林的相关报道，就知道这一新宣言实乃华丽大转身。以前有关他的报道，重心就是突出他“在政府中的人脉”。以下是有关王高度政治化的自我描述与两例他与贾庆林有关的消息： 据《解谜王健林：企业帝王》（中国企业家网，2009年9月10日 ）介绍，“王健林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健林从军18年，以吉林省军区边防4团团职干部身份转业；他在大连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任上两年”， “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这些是让他骄傲的身份，连续3次获得全国慈善总会的“中华慈善奖”是他最得意的事情。他跟政治沾点边，也喜欢那样的作派。从大连搬到北京，他把宝马7系换成了奥迪A8（注：官员喜欢乘坐的车型）”，“万达的年终报道，就像政府工作报告；万达的晚会，基本就是照着春节晚会的规格来的。” “王健林的价值观带点‘体制内’的色彩。他乐意出席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的座谈会，讨论‘非公有制的发展’等宏大命题”。经查证，2008年11月8日和10日，王健林分别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的“上海加快科学发展咨询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浙江温州主持召开的“促进非公经济大发展”座谈会。 “2004年6月，万达集团拿出多年收藏的吴冠中画作70余幅举办全球巡展，代表中国在法国巴黎参加中法文化年活动，引起轰动；7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还亲临现场参加开幕式并欣赏画作。” 7月11日，贾被圈禁的消息与王健林亮相同时登场，时间之巧，采访说明之有针对性，让人不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实在太难了。 不过，王健林宣布今后不靠政府资源，不证明他以前没有依靠过。但从彭博社消息来看，他肯定不是下注一家，而是多头下注。薄熙来出事后，因为王健林的万达发家于大连之时，正是薄熙来主掌大连政务之日，当时纷传王健林与薄熙来有瓜葛。王健林通过媒体多方澄清：《万达与薄熙来案无关 公司靠“走市场”做大》，并举例说当年薄熙来鼓励他接下政府工程却没给贷款，1998年还因换足球教练一事被薄骂出办公室。 能够多次逃过猫爪子的老鼠，一定是老鼠精。在中国这地块上，企业家做成帝王不容易，由衷希望王健林安然渡过贾庆林可能带来的劫数，以后真的只靠市场做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jiaqinglin-wangjianlin-20140712/19563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中国诺奖争议背后的社会分裂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引发的争议之热足以将幸运的诺奖得主莫言烤焦，从过去“在夹缝中写作”的状态迅速滑入“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是政府的高度赞扬与富豪陈光标声称赠房，另一方面则是各种超乎想象之外的批评如潮水奔涌。 在诸种质疑声中，三条理由最响亮：一，莫言讴歌红色政治；二，诺贝尔文学奖不应该授给共产党员。三、色情。分析范本是《丰乳肥臀》。 有关莫言得奖的理由我已经在《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是是非非》一文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关于前述第一条理由，只要认真读过莫言几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不会认为他讴歌红色政权。他在《生死疲劳》那本书里透露的历史苍茫感，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怀与极权政治下个体生命的无奈。莫言小说惯用这种滑稽荒诞的叙事手法来描绘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荒诞不经，虽然消极委婉了一点，但本质上还是在消解中共极权体制的合法性。至于是否“色情”，乃是读者见仁见智，无须分析。 本文重点剖析“诺贝尔奖不应该授给共产党员”之说是否成立。这个说法起源于网上一篇“德媒：将诺贝尔奖授给一位共产党员将成历史丑闻”，该文让很多人产生误解，以为诺贝尔文学奖从不授给共产党员。但此文所言并非事实，国内的秦全耀立刻发表博文，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中，包括莫言在内共有七位共产党员。他们分别是：苏联共产党员肖洛霍夫（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共产党员聂鲁达（1971年），波兰共产党员希姆博尔斯卡（1996年），葡萄牙共产党员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奥地利共产党员耶利内克（2004年），英国共产党员莱辛（2007年）。 担心信息可能失误，我不辞劳苦地上网查证，秦全耀所言非虚。七位得主所处国家除了苏联与中国是极权国家之外，其余都来自民主化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当中，温和左倾色彩的不少，但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却不多。从1965年肖洛霍夫得奖开始计算，大约每七年就有一位共产党员作家获得此奖，这一点足以说明诺贝尔文学奖不但不反共，反而对共产党员作家情有独钟。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诺奖评选委员们青睐的不是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是他们作品中表现的政治倾向，即他们对自身所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尖锐批评。这些在授奖理由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早已有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不少在道德上饱受质疑，诸如剽窃、性虐待诸般奇事都有。其中奥地利的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受到的质疑与抵制堪为代表。当耶利内克成了百余年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十位女性得主后，奥地利一些组织曾打出“你要耶利内克还是要文化”的口号，鼓动市民抵制她的作品。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伊利丝•拉迪什在《时代》周报上发表评论说，耶利内克的作品可谓“空无一物”，所有的“唯一的一种物质”就是“垃圾”，包括“人类垃圾，自然垃圾，关系垃圾，爱情垃圾，家庭垃圾，媒体垃圾，语言垃圾”。梵蒂冈更是猛烈抨击瑞典学院将大奖授予耶利内克，因为她笔下的女性世界充斥着“赤裸裸的性事”，“将性和病态、权力以及暴力联系在一起”，这种抨击导致2005年10月瑞典文学院成员卡努•安隆德（Knut Ahnlund）提出辞职，以此抗议2004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耶利内克。安隆德认为：“耶利内克的作品像寄生虫。去年把文学奖颁给她对文学奖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缺憾，也混淆了大众对文学的看法”。 说起来更让诺奖道德光环破灭的事实是：不仅文学奖如此，以推动世界和平、彰显人权及道德勇气为主要标尺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曾颁给共产党人，那就是1973年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书记黎德寿（LeDucTho，1910-）。但这位黎德寿及其服务的越共很牛皮，居然拒绝领奖。理由是越南当时还处在战火中，并未实现和平。 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也许认为，对待越南共产党及黎德寿可以象哄小孩一样，拿和平奖做为棒棒糖将其哄上追求和平之路。结果是越共大大涮了和平奖一把：若干年后，越共在中共支持下，用铁血统一了南北，并导致1979年大规模驱赶越南华侨，数万人丧生于这次有名的人道灾难当中。类似的做法还用之于阿拉法特，这个故事我就不细说了。总之，中国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批评诺奖的评选，但不要罔顾事实，沉迷于自个打造的诺奖道德光环之中。 这个被一些中国人想象出来的道德光环，折射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人期望诺奖为自己选出一位反极权的英雄，如萨哈罗夫、昂山素姬这种领袖型人物。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及他用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体制表示驯服等，显然与不少中国人（尤其是异议圈、维权圈）想象的诺奖得主相去甚远。于是人们通过互联网与微博发表各种看法，批评诺奖评选委员会与莫言。瑞典那些骄傲的高年院士们未必会看中文世界的批评，但莫言却不得不承受这些五花八门的批评，因此“忧心忡忡，压力很大”。 同样来自极权国家的肖洛霍夫远比莫言幸运。肖洛霍夫得奖之时，苏联正处于极权政治的全盛时期，党的权威可以为肖洛霍夫遮风蔽雨，连他那本获奖著作来自抄袭剽窃这等质疑都只能私下流传。莫言生活的时代，中共统治正走向严重衰败，中国社会发生严重的利益分裂，社会各阶层不仅缺乏价值共识，还时常发生极其尖锐的冲突。学者、作家等知识分子曾赖以栖身的中间地带变得越来越狭窄，民间对精英的敌视已经沛然充斥于互联网。 莫言及其作品现在受到的道德拷问，与其说表达了拷问者对莫言的愤怒，不如说是拷问者将莫言当作中共的替身加以声讨。程益中对莫言挨骂的内涵倒是看得很清楚，指出“他在替他赖以容身的体制买单，替认同他的官方意识形态付账。债是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欠下的，并且还在不断增添新的巨债，而民间却根本无法追讨，一追讨就要挨打。这次作为体制的附庸、债务人家里的门客，他因为陡得意外之财，可怜的债主们便一拥而上，找他讨债了。” 最后，我想归纳一下我的看法：一、对莫言获奖的过度反应，表明社会因利益分裂形成的巨大鸿沟无法弥补。莫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二、中国从政府到个人过度迷恋各种国际奖项，希望通过这些奖来自我肯定，其实是对自身没有信心的表现。给一些奖项强加上本来没有的道德光环，更是表明中国人心智还不够成熟。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1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nobel-prize-moyan/）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中美“斗而不破”之秘：以经济合作为纲
何清涟 习近平2015年访美，与历次中国领导人访美略有不同，重要舞台搭建在西雅图。这种安排其实体现了中国式智慧与目前中美关系的实质：经济合作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抓住这一提挈全局之纲，中美关系就会维持“斗而不破”状态。 经济合作为何是“纲”？ 在美国，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三支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克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这两支力量构成“拥抱熊猫派”的主体，是近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力量。第三支被称为“敲打熊猫派”（由蓝队与弑龙派演化而来），以强调地缘竞争的五角大楼为代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支力量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来看处于衰退状态，直到近两年势头变得稍旺。与之相应的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也发生同步变化，在南海问题上主张强硬立场的就是这支力量。 长期以来，“政冷经热”是中美关系的特点。中美关系多年处于“斗而不破”状态，全赖美国商界、金融界这根“中美关系的民间支柱（洪博培语）”的鼎力维持。此次习近平访美首站选在西雅图显然经过精心考虑。这里曾是波音总部，现在还有数万员工。波音公司与中国有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该公司上月发表对中国市场展望的年度报告，预料中国在2034年前将要增加6330架新的民航客机，总值达9500亿美元。顾客是上帝，手持巨款待购的中国元首，自然更是上帝之最了。在这里举行中美企业家座谈会，与此刻华府以网络攻击、南海冲突、人权话题等构成的言论气场相比，几乎是冰火两重天。 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讲话，比如中国不会降低人民币汇率以刺激出口，他将继续推进2013年确定的宏大经济改革计划，中国政府也不会歧视外国公司，中国将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些言论对美国朝野均是极好的抚慰。习近平还特别回应了美国94位CEO写给白宫的联名信，呼吁早日谈成双边投资协定，为各自国家的外企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可以说，只要中美没进入战争状态，有美国商界人士为中国游说，天大乌云也终会散去，比如2013年以来中美关系被称为降至冰点，目前这冰块似乎已经开始消融。因为无论是政府财政税收，还是NGO，都离不开商界金融界的支持。 北京曾经砍削“中美关系民间支柱” 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对华外交国策可以用几个字概括：接触、说服、影响。希望通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开放，并通过中美法律合作援助项目、外国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产生“涓滴效应”，促使中国政治慢慢改变。 中国方面的愿望是：加强经济合作，拒绝西方价值观渗透。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处于缺钱状态，被迫在经济合作的同时接受了美国法律援助并允许NGO进入中国。到2010年代，外资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节节拔高，北京就开始反对颜色革命，限制外国NGO的活动，不为几个小钱妥协了。同时公开声言今后对外资要进行挑选，逐步收紧外资政策：2008年正式实施“两税合一”，取消外资的税收优惠。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双管齐下，调查外企行贿与反垄断并行，调查名单上的大型跨国公司名单变得越来越长，2013年8月，美国微软公司受到反倾销调查，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德国大众-奥迪接受反垄断调查。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对数十家外资奶粉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其中美赞臣、恒天然6家企业共上缴6.68亿元巨额罚款。国际医药行业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等因行贿受到严厉调查，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随着外资政策收紧，美资陆续撤出中国。 进入2010年代之后，美国工商界游说团体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其年度报告中，都要指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恶化，美资对在华投资信心下降。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仍然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的保护主义是它们最为担心的挑战之一。 北京终于省悟：商界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美经济合作关系日显颓势之时，中美关系日趋恶化，南海冲突、网络攻击等几乎成了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关键词。但熟悉中美关系的人心中很清楚：中国因暴发户心态的膨胀，肆意砍削美资公司这根“支柱”，因而失去了中美关系中最有效的润滑剂。 我曾在《中国“游说”美国的道路正在变窄》（2013年7月）一文中指出中国成功地学会利用美国政治的“游说文化”。在美国，游说是合法的政治活动，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云集于华盛顿北部的K街，形成了有名的K街政治。中国政府雇佣了多家K街的游说公司帮助其在美国政界进行游说，“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这次习近平到访西雅图，年近90的基辛格也不惮辛劳前去捧场。 更重要的是，过去20年多年当中，中国政府还拥有一支不花钱的游说队伍，即在中国投资的各大跨国公司，其中的主力是微软、通用汽车、波音等美国公司及花旗银行等金融巨头。它们一直主动帮助中国政府游说美国政界，效果远比中国花巨资聘请美国K街专事游说的公关公司好得多。中国加入WTO之前，这些公司每年都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一项在中美贸易史上可载入史册：2000 年（即中国加入WTO的那一年），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终获成 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花销总额为3000万美元。 这些跨国公司对自己那“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地位信心十足。微软、通用、大众-奥迪等企业面对北京政府的调查，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通用汽车表示，2012年以来，上海通用汽车一直“积极回应”中国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要求，并协助对汽车产业的调查和研究。当微软在中国受到反垄断及逃税指控并受到巨额罚款之后，这些公司对中国政府颇有意见，基本不再为中美关系缓颊，中美两国从此进入摩擦多发时期。 习近平访美前，北京与美国商界互释友好信号 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摩擦，北京终于意识到，对美在华企业的不友好等于伤害友谊 之手，结果是双输。在华府政治中，北京需要美国商界这根“民间支柱”，于是开始释放友好信号，一直在苦等北京回心转意的美国商界对此积极回应。 9月16日，正值华府智库人士及政界要人纷纷发言，批评中国的网络入侵及人权状态、追问南海冲突中的北京责任之时，《94位美国公司CEO联名呼吁中美缔结双边投资协定》适时发表，曾“在中国撞了墙”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华尔街日报》接着发表了对习近平的独家专访，默多克本人还接受了财新网采访，表示他对中国经济与形势看好。原来对习近平访美极为不利的言论气场开始转向。 只要对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有所了解，就会明白美国商界这根“中美关系的民间支柱”有多重要。所以，北京需要牢记中美关系中，“经济合作是纲，纲举目张”，只要有美国商界的老朋友在，中美关系就能够“斗而不破”。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china-20150924/2978179.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中美关系恶化的红色政治基因
程晓农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恶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究竟事由何起、局势将如何演变？对很多人来说，依然十分混沌。由于今年上半年中共采取的三项对美军事威胁行动点燃了中美冷战，从7月开始两国进入了冷战状态。现在中美两国在军事、谍报、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始了全方位对抗。虽然中共在贸易和技术上高度依赖美国，却仍然坚持以美为敌和对美强硬，其制度原因是“民主恐惧症”和“政权虚胖症”这两种红色政治基因。 一、重新认识两场冷战 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国际组织、许多国家的政府以及大多数西方媒体对中美关系恶化的前因后果一直缺乏一个清醒的认知。其特点是：第一，看不到中美冷战已经爆发；第二，不明白中美冷战为何爆发。正因为如此，最近中共一直利用这种状况，在对外宣传上搅混水，声称中共不打冷战，要通过对话化解中美争端，而当前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特朗普为了赢得总统大选所故意采取的行动。不得不承认，国际组织、多国政府以及西方媒体的糊涂和麻木，给中共歪曲中美关系恶化的前因后果创造了机会。 什么是冷战，它和热战有什么不同？虽然美苏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自然终结，但历史上的美苏冷战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认知线索。美苏冷战的特点是“三个在先、一个防止”：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在先，热战（朝鲜战争）在先，苏联制造的核威胁在先，美苏共同防止核战争爆发。所谓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指的是苏联在二战后把东欧的苏占区全部变成了红色政权，与西欧国家制度上对立，迫使西欧国家和美国组织了北约来防范苏联集团的可能威胁；所谓的热战在先，是苏联和中共合作挑起的北朝鲜进攻韩国的战争，在二战后首次引发了东西方阵营以传统的地面战争方式交战；所谓的核威胁在先，讲的是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威胁美国的核导弹，引起了核战争危险；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签订了三项核武器管控协定，此后一直把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抗约束在冷战状态下。 正因为上述美苏冷战的“三个在先、一个防止”之特点，美国的冷战史专家盖迪斯在1997年的书著《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中指出，核大国对抗态势的形成是红色大国挑起的，而冷战的结束则是里根、撒切尔等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可以说，这个结论是总结美苏冷战前因后果的金句。 此刻，关心国际局势的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冷战了，因为世界上的第二场冷战已经在中美之间爆发。那么，中美冷战与美苏冷战一样吗？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中美冷战与美苏冷战只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中共制造的核威胁在先；至于在其他方面，中美冷战与美苏冷战的相同之处不多。实际上，这唯一的相同之处可以再次验证上文提到的盖迪斯的观点，即核大国对抗态势的形成是红色大国挑起的；而两场冷战只有这唯一的相同之处，或许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8月12日在布拉格说“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的原因。蓬佩奥当时还说，“抵抗中国威胁的挑战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中共已经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交织在了一起。” 二、中美冷战开启前后双方关系的巨大差异 过去三年来，美中关系的恶化经历了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双方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到现在为止，西方各界基本上没有把这两个阶段区分开来，更没有分析比对这两个阶段的异同，当然也谈不上对中共应对策略前后变化的分析，因此就产生了很多误区。误区之一是，搞不清冷战是如何开始的，以致于冷战开始了，还在谈冷战前的经贸谈判如何重要；误区之二是，完全忽略北京在冷战前经贸谈判中的拖延和耍赖手法，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特朗普。此外，它们也通常把最近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情形和经济层面的对抗事件区隔开来，孤立看待。 事实上，中美冷战爆发的时间点是今年7月，而此前从1月到6月中共三次采取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行动，其中两次直接是核威胁，即1月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美军基地附近组织大规模演习、3月宣布在南海国际水域建成对美发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发射阵地”、6月宣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对美精准核打击的部署。相关消息中共当局对国内民众封锁，但通过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都及时做过详细报道和分析。我今年2月28日在本网站发表的《中国海军剑指珍珠港，意欲何为？》、5月4日发表的《中共继承斯大林式冷战？》、6月29日发表的《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7月20日发表的《中美冷战中的南海对阵》、9月8日发表的《冷战开启方两月，中美对峙再升级》等文章，分析了这三次军事威胁行动及其对美威胁的含义，此不赘述。由于这些行动的组合相当于苏联1962年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国家安全直接受到了中共的威胁，因此不得不采取全面反制手段来自卫，中美冷战因此被中共点燃。 两年前开始的美中经贸谈判本来只是国家间解决经济争端的正常方法，但中美冷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个谈判的走向。冷战前双方仅在经贸领域中谈判，当时特朗普把中美经贸争端摆上了桌面，双方交涉的主题是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中共一开始表示，这两方面都可以谈。其实，在这两方面中共都不愿让步，所以北京一直在谈判桌上与特朗普当局虚与委蛇，软磨硬泡。中共官媒2018年7月21日曾表示，在此次贸易摩擦中，北京没想到在贸易战上会处于下风，没想到美国各界、尤其是商界对特朗普的影响力不大，没想到白宫鹰派竟然长期掌握话语权。 当外企开始撤离、中共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之后，中共突然采取了上述三项军事挑衅行动，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助攻手段，想要用核威胁来对美国施加压力，结果导致中美冷战爆发。或许中共并未预料到冷战爆发这种结果，低估了特朗普当局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决心。但事已至此，再也不可能回转，更不可能退回到两国合作发展的旧轨道上去了。 三、冷战中双方进入全方位对抗 白宫在经贸谈判中考虑的核心问题不是单纯的贸易逆差，而是防止中共大规模地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关税只是配合谈判的手段。而中共从一开始就想把谈判尽量局限在贸易领域，希望用贸易上的让步来化解这场冲突。对中国来说，这只是场“贸易战”，如果谈判超越了贸易和投资问题，就触碰了“红线”，这表明北京的“红线”就是不许触碰技术间谍问题。而对美国来说，对知识产权不能阳奉阴违，要违法必究。双方的谈判因此无法取得进展。 中美冷战爆发后，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的多方位对抗。所谓全方位对抗，按相关各领域对抗的重要性来排列，主要包括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每个领域的对抗目标都是弱敌强我，而这四大对抗又是相互关联的。 比如，在经济对抗方面，中美冷战终结了两国之间以往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不再是两国关系的基本方针；相反，美国会采取一切必要的弱敌强我的措施，比如对中共企业实施制裁。这样的制裁同时也是军事对抗和谍报对抗的需要，因为阻止中共继续获取美国的尖端技术及尖端产品，不让中共用美国的“枪和子弹”来威胁、打击美国，是美国在中美冷战中维持不败态势的必要行动。关闭中共驻休斯顿领馆，表面上是政治对抗或外交摩擦，其实这个决定也包含谍报对抗的考量。另外，过去两年来美国始终无法通过谈判与中共解决技术偷盗问题，而在冷战局面下，美国不再需要谈判了，而是改用谍报对抗方法，如大范围抓捕间谍，限制涉及军工和军事背景的中国留学生，限制高端技术和相关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等等。 从道理上讲，中共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来赚钱，扩军备战也需要美国的技术，那么，对美战略的最佳选择本应是与美国互信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不要制造敌对状态，这样才能保持资金和技术的稳定来源。但我们发现，中共的以美为敌和对美强硬似乎象是从胎里带来的习惯，天然地与它的经济技术需要发生矛盾。其原因似乎不全是中南海决策者的个人偏好，而是有深刻的制度原因。在这方面，中共和苏共在冷战中又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四、中共的“民主恐惧症”和“政权虚胖症” 对中共来说，与美国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绝对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否则，中共的命运会被民主思潮动摇；也就是说，中共天然患有“民主恐惧症”。这是所有红色政权的通病，只要是专制的红色政权，从胎里就带有“民主恐惧症”的遗传基因。但中共的“民主恐惧症”比苏共严重得多，这是美苏冷战与中美冷战在制度层面最大的不同。同样有“民主恐惧症”，但苏联完全实行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是个围墙，它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同时排除在墙外，苏联民众没有机会了解西方制度的特点。中共则不同，它已经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制度，引进并拥抱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才求得了经济的短暂繁荣。中国民众过去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企业国有的迷信已经被中共自己打破了。 正因为如此，与苏联不同，中共改革开放后国门已经打开，不出国也可以通过电视、社交媒体、国外来人而了解到国外的经济政治状况。中共精英和中产以上阶层纷纷安排子女家属出国留学定居。而那些不能出国定居的民众当中，凡是多少了解一些国外状况、又对国内制度深恶痛绝的人，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共下台。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对中国的许多民众有巨大的魅力，社会内部潜在的民主化思潮时刻让中共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政治威胁，所以它非常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民主国家美国。不管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反美洗脑教育和宣传；同时，中共的官场越腐败，它对民主化的恐惧也越严重，因为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严重的“民主恐惧症”。简单来说，中共害怕美国影响力的根源在于，害怕国人反对专制。 最近红二代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判18年重刑。本来，红二代在江胡时代既可以“闷声发大财”，也可以在政治话题上“说三道四”；习近平上任后，“闷声发大财”因反腐败而遭到打击；任志强案件则标志着，红二代在政治上“说三道四”的特权也被剥夺了。中美关系大逆转之后，许多过去把美国作为藏钱和移民天堂的贪官和红二代自然极度失望，许多中产家庭的子女出国梦也几乎梦断中途，社会中上阶层中的严重不满可想而知；与此同时，经济滑坡和企业外移导致经济萧条，也引起社会中下阶层的不满。这种紧张局面之下，中共高层的“民主恐惧症”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正为加紧社会管控做准备，而任志强案件就是对民间社会的一个明显的警告信号。 中共还患有“政权虚胖症”，它需要不断向国人宣传，中共政权日益强大，即将“崛起”，尤其是将压过美国，这样来鼓动一部分头脑简单或对中共政权有依附的人，保持他们对当局的信心。因此，中共与美国为敌，不单纯是价值观上与民主大国美国针锋相对；中共的实力增大后，必然出现挑战美国的内在需要，以证明自己的政权十分强大。 对中共来说，政治上最大的内在需要就是针对美国的“崛起”。因为经济制度方面它早已放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继续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很难自圆其说，只能如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中共的改革实际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必然战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共想用“红色崛起”证明的是，“中国不需要民主，中共永久执政就意味着中国的成功”。推行这种崛起战略之后，中共就不可能耐心地等待经济的自然成长，也不可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必然运用集权体制来强行推动“经济崛起利用美国、军事崛起瞄准美国”的道路。 患有“政权虚胖症”的中共必然要显示自己的对外强大和对外强硬，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要强调“不能示弱”的底线。在冷战状态下，“不能示弱”原则其实会产生“自紧螺丝、自出难题”的效果。中共在中美冷战之前的经贸谈判中就贯彻了这个“不能示弱”原则，经济上没有牌打，就打军事牌，于是导致双方关系从以前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冷战状态。冷战开始后，中共依然根据“不能示弱”原则，屡屡毁灭互信、制造冲突、增大摩擦、加速冷战升级。这就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前因后果。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9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92820201258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中国经济的真实危机与虚假危机
看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分析，常会发现，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明白得多，至少知道问题在哪里。引起我这感触的是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刷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另一篇是路透社8月24日消息，该消息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由于沿线国家多高风险国家，或引发全球金融系统风险。 如果对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决策关注的焦点，就会知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危机，后者至少在现阶段是个假议题。 中国早知“灰犀牛”的存在 最近，中国媒体讨论经济问题时，“黑天鹅”与“灰犀牛”两个词汇频现，原因是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而这两个名词源于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刘鹤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的几个官方身份，而在于其传说的身份：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智囊。在中国，上达天听这个身份很重要，外国人很买帐。 2016年，西方媒体频频使用“黑天鹅”一词来形容英国退欧与川普当选，人们也许不知道该词典出8年前一本书，但都知道“黑天鹅”指代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究竟指代何物？在同类文章中，《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大概是解释中国有哪些“灰犀牛”最精炼的一篇。 该文先交待了出处：“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此前，他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界定：“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文接着指出中国有三头“灰犀牛”，离其冲击力爆发的时点越来越近，其中，房地产泡沫毫无疑义是中国那头最大的“灰犀牛”， 符合世界所有房地产泡沫的两个特征： 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10年；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第二头“灰犀牛”是“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动荡。第三头“灰犀牛”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官方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两类贷款共5.3%。 “灰犀牛”当然不止这三头，但与这三大事涉全局的问题相比，地方债务、理财产品危机都要算是枝节了，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翻查我从前年开始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一大半都是分析这几大问题，但需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远比中国官方承认的要高。 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帐。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水平的估算和争议从未曾间断过，尽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1.4万亿元，不良率1.75%；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2016年2月对冲基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今年8月，前惠誉金融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引发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不大 路透社8月24日的消息，信息源是匿名消息人士提供，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一些是国际上风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认为，有大量的工程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问题。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总裁孔弼永（Björn Conrad） 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无疑也会是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 听起来似乎是个问题，但如果了解今年五月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情况，又对北京现在限制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在民营企业家当中，抓了吴小晖，并让王健林表态今后要将资本留在国内，就会明白这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值得存疑。 今年5月中，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尽管这个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规格很高，但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已逾三年，中国的外汇钱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年前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钱多”；在推行过程中，中国却变得“钱少”。“钱多”时节，中国政府低估了资本外逃的巨大潜力；当外汇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后，政府看紧了“钱包”，再也舍不得“掏银子”了。这就是北京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 这话说白了就是：一、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资方不只有中国，还得有接受投资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出资，风险共担；二、中国投资将以人民币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既然中国为了保外汇储备，要控制对外投资，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大撒钱，要撒，是人民币，还得合作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因此，由于中国方面的“软预算约束”而引发全球风险的可能就大大降低——除了合作方愿意接受人民币本币投资、并共同出资。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1-6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6.1亿美元，同比下降3.6%。非金融类投资当中，应该包含实物投资，比如基建大量需要的钢材、水泥等各类建筑材料。 目前，各国接受人民币投资的可能性不大。我在《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VOA，2017年4月4日）一文中，曾分析过人民币入篮之后，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不受青睐，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不升反降，2017年2月8日路透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公布的一项专有指数显示，2016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减少10.5%，在12月降至29个月低位。 中国的经济风险对全球影响会有多大？ 法国兴业银行在2016年第四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只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 G5 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一只“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 20%的“硬着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风险，这一概率高达 40%。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记者问“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中国的现实证明：克鲁格曼的预测是正确的：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将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官方现在强调，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是小概率事件，目前唯一想做并务求做到的是危机控制。换言之，即“灰犀牛”必然要来，一是通过管控为这头牛套上牛轭，二是通过管控，让三头巨型“灰犀牛”不要一齐冲撞而来。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8月26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economy-crisis-20170825/400165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文明古国的文明返祖现象
今年7月以来，由中国外交部牵头，在福建省、浙江青田与满洲里等输送“外劳”之地相继启动了“树立海外中国公民文明形象宣传月”活动。这一活动的直接起因是在非洲阿尔及尼亚等国的中国劳工因行为方式欠文明，屡屡与当地住民发生冲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是文化的沉淀，这些劳工的行为是在国内长期生活及其所受教育养成，这就需要反思中共政治文化如何养成今天的中国国民禀性。现实表明，无论是人与环境的生态伦理、人与人之间的人性伦理，还是政治伦理方面，中国的国民禀性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活熊取胆：几近变态的生态伦理 中国的环境污染已使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不再安全，饮水清洁无法保证，癌症村遍布全国。这种变态的生态伦理使中国的动物们也非常悲惨。 一段有关一些中国人饲养黑熊活取胆汁的YouTube在网上流传，黑熊那让人不忍卒睹的悲惨“生活”（如果那也能叫“生活”的话），对于浸染于各种暴力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也许不会感到那么辛酸痛苦，但对于生活于文明国家的华人（尤其是中小学生）来说，却需要承担作为中国人的耻辱。 一位叫做范迁的作者写了一篇短文“羞愧”，记载了他那十一、二岁的儿子在学校里的遭遇：当看到中国人饲养黑熊活取胆汁的纪录片后，不管白人黑人还是墨西哥人，个个看得热泪盈眶。看完之后，这些十一、二岁的少年高喊：“中国人该死！”这个学校没多少中国学生，作者的儿子受到极大的刺激，所以对他的爸爸大声喊出“我不喜欢中国人！” 我的儿子幸运一些，他是十一年级学生，同学相对成熟一些。他的同学前些时也有人看过这段录相，有个别同学好奇地问他知不知道中国发生的这种残酷事情？出于自尊，儿子的回答很简单：我现在生活在美国，不知道中国发生的这种丑陋事情。但他心里并不好受，回家后对我说，“妈妈，我一直记得你第一次访问美国回来后对我说的那句话：美国的动物权也比中国的人权好。当时我太小，不懂这句话的涵义。来美国后我才懂了。但你忘记说一句，生活在中国的动物真是非常不幸。” 在一个连人都没有权利与尊严的国度里，保护动物权利或许是一种奢侈。但我希望那位英国女士谢罗便臣多年来拯救黑熊的善举能够唤起中国人的良心。 器官移植：缺乏爱心与人道精神的同类伦理 我实在不愿意对儿子讲述那些更让中国人羞愧的残酷真相：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人体器官来源丰富。而这一现实则来源于中国人缺乏爱心与人道精神的同类伦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活体移植器官供应国，有许多外国人排着队等候中国医院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器官，而这些器官的主人大多是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被活体摘取器官并失去生命的，其中不少是法轮功学员。若干年前，世界关注中国这一极不正常的器官供应市场后，中国政府最初采取“默杀”的方式否认，但随着国际调查的深入，中国政府遇到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并称摘取死刑犯器官是在征得死刑犯及其家属同意的前提下并遵循普遍性的伦理学原则进行的。但实际上，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验和研究结果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表过一份3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大陆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 变味的政治伦理：将认同母国专制政权当作爱国 中国的政治伦理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则王侯败者贼”。且不谈那些至今还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即使是成年以后移民他国的华人，不少人也不喜欢民主政府，更不喜欢要从基层开始为选民服务赢得选票的民主政治，而是千方百计向北京政府献媚，一旦获得一点承认就觉得自己身登龙门。他们为自己找的亲共理由一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二是“爱国”。这类人每从中国探亲回来就会向人们渲染：北京、上海的市容比美国纽约好看得多，现代得多。当有人揭穿两地的现代市容是以不少市民失去住房为代价而装扮出来时，这些人往往会重复中国政府的陈词滥调：社会发展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这类华人中只有一部分人在承担来自中国的耻辱之时，才会认识到经济发展不是一切。近些年来，“中国产品”的不安全使中国产品成了劣质品的代名词。尤其是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中国有毒食品的问题在世界各国均引起严重不安，世界惊呼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罗盘指针”，纷纷拒买拒购中国产品之时。有些华人才意识到，奠基于厂商信誉破产之上的GDP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着尊严，依靠这种手段富起来的中国未必赢得尊重。如果说中国人可以将“六四屠杀”推诿于政府的专制冷酷，可以将贪污腐败推诿于政治体制，但面对这种遍及各行业的大规模造假制劣、连食品安全都不能保证的恶劣市场环境，除了脑子里灌水的“愤青”与“五毛”，恐怕很难厚着脸皮坚称“我们中国人勤劳善良朴实”。 这场“树立海外中国国民形像”宣传运动，堪称世界独一无二。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现在竟然要从礼貌言行这种最低水准的文明开始，学习与他国人民和平共处。这一事实除了说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文明严重退化，实在无法证明中国有什么文明优势。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11月5日，第49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通过各种管道释放出来，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方面的，甚至就连西方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肮脏合作由成功到失败，无一不被拿出来晾晒，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政治上的不信任可以用谷开来案开审后的国际反应裁量。由于本案件从涉案人到消息的披露都高度国际化，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起棘手大案，并希望通过该案件测度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平。结果人们只看到“指定管辖、指定律师、指定旁听、指定结果”的审判秀。除了有第三方介入杀人、用什么药毒死海伍德说法矛盾之外，庭审甚至对谷开来杀死海伍德的动机都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反而留下种种悬疑。 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这场审判的透明与公正表示彻底的怀疑。8月12日在“谷开来供述最终章中耸人听闻的传奇，疑问依然存在”中指出，有消息来源告知，谷开来的审判经过事先反覆排练，甚至有中共官员扮演参加旁听的英国外交官。曾被外国人相信、美国还掏了大把美元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幻梦，本就已经让不少参与者怀疑，这次审判可以说给了这个幻梦最后一击。 怀疑者将这种不信任扩及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高官的关系——这曾经是外国商人认为适应中国制度环境最应该建立的关系。他们认为海伍德被毒死，对于外国投资者前往中国做生意是一个严重警告。仿佛是为这种担心做注脚，英国的《独立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不约而同地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美国赌博业巨头谢尔顿•艾德森控制的金沙集团在华行贿案。该调查揭示了中国政治和商业利益相互纠缠，错综复杂的阴暗组合。并且指出一个事实：这种阴暗组合关系很难善终。比如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因为金沙的子公司涉嫌各种违规行为而对其展开调查，其中包括资金用途与向官方申报的用途不符（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双方关系好时，中国官方对此假作不见）。文件显示，中国商务部和法院冻结了金沙一些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公司注册。 在这种氛围下举办的伦敦奥运，中国运动员受到很多质疑。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日刊登Brendan O’Neill的评论文章“为何我们英国人将中国运动员视为骗子、怪物机器人？”提到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因被认定故意输球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后，英国媒体涌起一波波兴高采烈的热潮，他们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中国人是鬼鬼祟祟的骗子，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知道什么是公平竞争。 最能标明中国国家诚信受到深度怀疑的是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怀疑。尽管这一怀疑过去也常有冒泡，但并未形成共识。即使在2010年维基解密曝光了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密电，披露2007年3月12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到美国大使官邸与大使共进晚餐，当时李说：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说，在评估辽宁的经济时，他侧重于三个数字：1、电力消耗，2、铁路货运量，3、发放的贷款金额。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经济分析师还是有意忽视这条消息。但最近这种怀疑已经扩散到经济领域。《纽约时报》6月22日一篇报道称，地方政府要求中国的发电厂管理人员在发电量数据上造假，不让中央如实了解经济减缓的程度。2012年7月25日，一篇“不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的4个原因”广为流传，其中提到，“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华尔街日报》最近终于无法忍受，直接去信给中南海，称“从坚信中国陷入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析师，每个人都怀疑经济增长率是否低于官方统计数据”，因此，他们要求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 似乎上述所有怀疑还不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怀疑，8月15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系教授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完成的《致命中国》记录片在洛杉矶首映。这部影片全长80分钟，结合访谈和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当局漠视人权，纵容黑心食品和山寨商品横行，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恶化，为中国百姓和整个世界带来致命危机。 从2001年开始的“中国热”，到2005年高调宣扬“中国和平崛起”，伴之以乔舒亚•雷默鼓吹“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再到今天中国的国家信用被外部观察者从政治上、经济上、伦理上全面怀疑。国家信用毁损到这地步，究竟是谁之罪？ 我认为，还是应该埋怨中国政府（也包括那些代表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的政商界人士）自身。 西方国家自90年代末期开始，直至2009年为止，主流态度是很愿意相信中国，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甚至希望中国强大，以牵制美国。间中会有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对中国的怀疑，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对中国人的诚信表示质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Carsten A. Holz 写了一篇“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不无痛切地检讨了China Scholars为了取悦于中国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会与资料，“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他列举了一长串事实，触痛了他的同行。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冷遇。 美国总统林肯有段名言遐迩皆知：“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北京政府的诚信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怀疑，足以证明一点：撒谎造谣是道义上自取灭亡，它最终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8月1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credit-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共产党垮了，谁来代替？（六四周年反思）
对六四事件，理性回顾这场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由于激进、理念太清晰、诉求太高而引来镇压，恰恰是由于对共产党本质不清，才导致那麽多人被杀害。 初期学生们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后来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保证不秋后算账。知识份子高喊∶我们没有敌人。结果呢，迎来的是一场血腥屠杀。中共从一开始动用的就不是维护国内治安的警察，而是对付外敌的军队。但鲜少有人相信真会有屠杀，当子弹都在肉里开花了，还以为橡皮子弹。这是典型的不识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向皇帝进谏。八九年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下跪递谏，既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更是知识份子一直对共产党认识不清、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结果。中国文化人一直都没明白（我怀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独裁专制者不是对话关系，跟共产党不能对话，就如同跟海盗、跟恐怖分子不能对话一样。跟他们只能是抗争的关系。话不应该讲给共产党，而应该讲给人民听，那就是，一党专制必须结束（这个被许多文化人不屑一顾，认为谁都懂的道理，事实上在中国根本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 和共产党对话，就是强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产党还很强势的情况下，它怎麽可能跟你对话？它要麽根本不理你，要麽就镇压你。只有让最根本的概念、一次到位的概念——共产政权必须结束，没有共产党，中国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渐形成民间强有力的反抗声音和势力（智慧产生真正的勇气），才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主动来跟人民对话，向人民让步。抗争才有可能胜利。 一定有人立刻反驳，那不更被杀吗？你让大家都去找死吗？问题是，你下跪不也是被杀了吗？与其跪著被杀，为什麽不站起来呢？其实问题的关键是∶不敢站起来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来才是问题；不敢否定一党专制是次要的，仍对那个党寄予希望才是问题！ 今天我们喊要结束（推翻）共产专制，绝不等于是要暴力革命。这里根本不存在人民对政府暴力的问题，只有政府对人民施暴这一条。手无寸铁的人民怎麽个暴力法？想暴力也没有资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让人感觉有些矫情。 在现实操作上，一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较小（也绝不是没有可能，东欧全部共产政权怎麽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流血就垮台？），但理论上，必须到位。思想是行动的前提，老是犹抱pi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说必须结束共产党，就是不肯把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高声喊出来（甚至是，谁喊打倒共产党谁浅薄），那我们就再熬下一个二十年吧。 今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但是，“没有力量能取代共产党”这个概念却深入人心；而只要“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个今天流淌在中国人（尤其是众多中国知识份子）骨髓里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产党的垮台就免谈。而只要共产党不垮台，什麽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三权分立、新闻和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对牛弹琴。全世界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你根本无法跟它论理。而每次试图跟共产党对话，事实上都是强化一次它的合法性；于是，你起到的要削弱共产党的作用，可能都低于潜移默化强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制造一个天堂，今天又描绘一个地狱 知识份子现在面临一个要跟谁对话的问题。是跟普通民众还是跟政府？共产党是一个什麽话都不听的政党。知识份子总担心老百姓接受不了一下子到位的说法。其实是知识份子自己的思想没到位。六四时最早喊出要结束一党专制的是民间，把毛像泼墨，高喊结束五千年皇帝统治的也是民间。我不止一次地被反对我强烈反共态度的文化人质问∶“你给我说说，共产党垮了，谁来代替？” 那我就回答你∶中国有一套相当健全的行政体制，目前全是靠这个行政体制在运作。所谓共产党垮台，只是党的系统退出行政，一切照常运转。因为县有县长，市有市长，省有省长，下面还有乡长，镇长等各个层次都有一套行政领导体系，共产党退出了行政，共产党垮了，但这个行政系统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稳定局势，国家继续运转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国已经基本是行政系统在起作用、在领导管理，没有了共产党那些“书记们”的干预，这个行政系统只会运转得更好。 共产党一垮台（或者只要开放党禁、报禁），一天之内会有一百、几百个政党出现，一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势力出现。下次谁想当国家主席、省长、市长、县长，就要靠竞选来当。就这麽简单。就这样逐渐过渡有什麽可怕？有什麽不可以呢？！东欧全都是这麽走过来的，台湾也是这麽走过来的，都没有流血，都没有暴力。中国人怎麽一定就不行呢？难道中国人是低等动物？那种认为“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的人们，是最自我歧视的种族主义分子，是那些自认“自己是一条虫”、必须有共产党的金箍棒拨弄的成龙们才相信的。 事实是，这个“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的概念，和当年虚构一个共产天堂让人们勒紧裤带去追求一样，今天，共产党又（在无数文化人的协助下）虚构一个地狱，把中国人吓死；用这个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就得下地狱的恐惧，让你满足现状，不挑战专制。中国人曾经被第一个谎言欺骗了半个世纪，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这种发达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国家现状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个御用文人们制造的谎言的话，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失职，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没有把真话说到家，没有把最基本的理论、最简单的常识说到位。 继续“进谏”， 继续被杀 共产党现在可以用“颠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当你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绝不颠覆政府，我只反对一党专制，恐怕共产党定罪也麻烦（他们不也弄一些多党花瓶吗）。当千百万的人都明确了不颠覆政府（没有全国大乱的恐惧），只抗议一党专制，那会是一股真正的力量。 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绝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亚洲人勤劳、有商业头脑的文化历史传统的结果之一，是海外以华人为首向中国巨额投资的结果之一。在有了民主选举、健全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制度之后，中国的经济只能走向更加的繁荣；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能更加稳定；在有了新闻自由的监督下，官商勾结的贪腐一定会大幅降低，民间的商业竞争才会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选择权之后，中国人才不再是奴隶，而成为自豪的自由人！ 从六四到今天，一路的教训都是，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继续做“进谏”的梦，那就等于在继续牺牲的同时，却起不到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合法性的作用。至于很多文化人还停留在呼吁给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让屠夫说，你们是好孩子，我把你们当坏孩子杀了，杀的不太对），那就更没法多说了。 ——原载《开放》2009年6月号；原题∶六四的教训 2014-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常人琐事体现的社区自治 ——漫谈美国的“民治”（中）
何清涟 1947年，第一座“莱维镇”建成于美国纽约长岛，这是个全新的社区。……郊区连同建立新的学校系统、新的娱乐设施和背后的管理单位这一系列问题，使得许多美德所赖以产生的条件重现了。……如同19世纪新的州、县和新兴城市为政治民主提供了新的角逐场所一样，成千上万的新郊区及其无数的地方性问题唤醒了20世纪中期美国人的政治兴趣和活力。 ——Daniel J.Boorstin《美国人民主历程》 公立学校管理的社区参与制度 美国人参与社区公立学校管理，是自治的重要内容。美国的公立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当地居民的房地产税，部分来自州政府的财政补贴。每个镇都有一个由当地居民选举的学区教育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学区教育委员都是本学区的纳税人，也可以是前学生的家长。我居住的小镇的学区教育委员会当中有位不到40岁的韩裔医生，算是亚裔代表。一切有关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教育委员会同意，在学校与学区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时，会公示并通知学区内的居民表决。这些居民住在本区域内，但不一定是学生家长，他们的纳税支持着学校经费。 对于中国人来说，入学是件大事，尤其是外来暂住人口。在美国没有这问题，在一个地方入住，不管房子是租还是买，学龄青少年均有在当地入学的权利。我儿子刚来美国时，按学校公示的日期（开学前三天）去学校登记，所需出示的证明下列三样有一样即可：房产证、租房合约，或者水电费、煤气费帐单，这三样文件上有住户名字，可证明为本区居民。对外国学生有个简单的考测，即报名时当即让学生花半小时做一份数学试卷，目的是为了确定水准，以便编入程度不等的快班、普通班、慢班。为何选数学？因为公式及计算方式无语言障碍。整个过程简单得惊人，考测完之后不到半小时，就拿到入学通知与课程表。我是外来移民，情况在中国类似于大城市的外来暂住人口，暂住人口的孩子上学始终是个大问题。因此，全部手续办完后，我还不敢相信，这就算办完入学手续了。 社区居民“管得宽” 就我记忆所及，近几年需要学区居民表决的事情有三件。一件事是州政府给学校的补贴减少，因此学校希望减少早上校车接送的停车点，比如我所在小区内原有4个点，每个停五分钟，现减少成一个点，这样可以让同一辆校车在同样的时间内接送两次，一个学年可节约280多万美元。这一决定遭到许多6-8年级学生家长的反对，认为冬天下雪，学生要步行到接送点需要花10多分钟，对孩子来说太辛苦。因为联署反对声明的有300多位家长，学区教育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本区居民听证会，因为如果要维持校车班次，这280多万美元的缺口得通过增加房地产税来弥补。 听证会定在一个周六下午，地点就是中学的图书馆。那天来了近200余位居民，家长代表陈述了为何不能减少校车班次的意见之后，几位有准备的社区居民代表发表了如下意见：1、下大雪与暴风雪时，学校通常停课，不会发生让学生冒着暴风雪上课的情形；2、下雨天多走几分钟路对孩子不是坏事，因为孩子一生要经历很多磨炼，风雨天气只是寻常小事；3、如果需要加税，测算下来，学区内每家住户要为这少数学生少走几分钟路多承担每年100多元的费用，这对于那些没有孩子上学的住户很不公平。4、按照规律，税收呈递增趋势，很少出现递减现象。社区的其他公益事业还有很多，必须考虑不断加税造成的后果。学区教育委员会决定将这次讨论中双方的主要意见，及要求保持班车接送点不变的家长以及学生联名信公示于学区教育委员会网站上，并通知学区居民投票，截止期为一个月。一个月后，投票结果出来，参与投票的1万多位社区居民当中，赞成减少班车接送点的占70%多。 第二件事情是决定是否为学校教师购买手提电脑。前年，学校经费有点富余，于是想为每位教师配置一台手提电脑。这种预算外的花销照例提交学区教育委员会讨论。委员会成员意见相持不下，两票对两票，还有一票弃权。于是最后决定开一个小范围的听证会，由学区居民自愿参加，就应不应该给教师配置手提电脑发表意见并做出决定。 那天的会议去了百余人，每个人自报住址、职业，其中有会计师、律师、工程师、公司管理人员、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牧师、自雇业者等。与会者就手提电脑的用途、教师们究竟是否有此需要等讨论。讨论结果是：1、中学教师的工作主要在学校里，学校已经为他们配置了台式电脑；2、电脑确实有时会出现故障，但学校图书馆还有50多台公用电脑与一个教学专用的电脑室，合计有上百台，就算教师的电脑偶然出现问题，可以使用公用电脑。3、手提电脑主要是用于上下班与旅行途中，商务人员用它是为了解决许多需要立即处理的业务，教师的工作中没有这么多上下班途中需要处理的事情，旅行是私事，因此，不需要为他们配备手提电脑。如果他们有个人需要，应该自己花钱购买。 讨论会上，一位住在与邻镇交界处的医生提出一项建议，邻镇的学校条件比本镇差许多，如果本镇学校有余力，是否可以接受一些邻镇孩子到本校中学读书？讨论的结果是，可以帮助邻镇孩子，但校车位置已满，不能增加校车负责接送他们。邻镇青少年如何来学校上课，请家长自行解决。我当时对此感慨很深，对本学区钱袋看得很紧的居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很愿意帮助“邻居”，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大约在半个月之后，学区教育委员会的网站发出公示：学校为200余位教师用公款购置手提电脑的动议被否决；本学区中学愿意接收邻镇孩子上学，每个年级限制在10人，先到先得，但接送问题请自行解决。 与中国的听证会不同的是：这类听证会没有政府代表到场，学区教育委员会是自治机构，参与者本着自愿原则，只要是本镇居民，均被视为利益相关者，可自由参加听证会并发表意见。 高速公路与路道清洁的“路段认领” 美国的县级公路、国道、以及高速公路旁边的绿化区经常会积淀一些垃圾，偶然会看到有人在清理。作为中国人，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清洁工人在工作。直到我儿子某个周末花了两天时间参与志愿者团队帮助清理，我才了解本州的这类工作也是通过自治方式解决的。 路道旁清洁工作主要通过两类方式，一类是社区服务。此类下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惩罚式的。比如违犯了交通规则。本州的Driver manual （司机手册）上有各种罚则，比如醉酒驾驶、不交汽车保险、驾照过期不更新等等。对违规者的处罚除了扣点、罚款、强制上课之外，还有社区服务5至15天。所谓社区服务就包括在公路旁边捡拾垃圾。在学校受到严重处分的高中生（14岁以上），也会被罚做类似的社区服务。第二种情况是志愿者。美国8-11年级高中生在暑假期间，通常被鼓励去做社区服务，图书馆义工、为社区内老人残疾人做室内清洁，或者推残疾人坐轮椅外出散步。如果年龄大一些的学生，比如11年级学生可以自己开车了，还可以跨区服务，做各种公益服务。我儿子11年级后的暑假，就在离家几十英里的地方参加过一个假期的义演剧团，做导演助手，每星期两个下午，风雨无阻。因为这种义工强调的是责任，除了特别情况，一般都要到场。 第二类是通过一些NGO分路段认领清洁工作。美国成立NGO很容易（办免税帐号则需要办很多手续）。一些高中生或者热心人士，通常会成立一个临时组织，招募一些人做义工，然后再根据人力多少，向相关部门申领一段路的清洁工作，可以是年度性的，也可以是一次性的。我儿子有位高中同学，是童子军中坚，高中毕业后读西点军校。在去军校前觉得应该为本州做些事情，于是临时组织了十来位同学，申领了约50英里的路段，分工包干，两天就做完了。据说参与认领路段的志愿者不少。 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青少年参与做这种义工，并非为了表扬，而是将此视为一种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参与。除了家长之外，学校与邻居都不知道孩子是否做过义工。但在申请大学时，有一个栏目，即中学时期是否曾参与过社会工作，做过义工的学生可以填报，大学录取时会根据这些判断学生是否有社会责任感，以及是否有“领导者”潜质。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community-20150606/2810432.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中国精神病院里的政治犯
共产苏联曾把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治疗”，今天已不是秘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的那本《谁是疯子？》就曾详细揭示了这种迫害过程。当年苏联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止以精神病名义迫害异议人士的做法後，才被允许重新加入。 近年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学”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人士。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横幅的王万星，就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已经10年了。他妻子说丈夫根本没有精神病。但医生诊断王万星是“偏执狂”。根据精神病治疗手册，患这种病的人如对社会构成危害，要终身监禁。 王万星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的情况是个别的，还是有某种代表性？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8月底於日本横滨举行三年一度的世界大会之前，美国“人权观察”和荷兰“国际基金会”联合发表了一份长达289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九十年代，中国因政治原因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於该报告是以中国官方精神病学刊物中的数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虽然人们仍可质疑这个推算数字的准确性，但以我本人在中国的精神病院工作的经验，以及具体了解到的“病例”，可以证明这种问题是存在的。 我在上大学前，曾在黑龙江省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半。大约1972年左右，省公安厅给我们医院送来一个“台湾特务”，说要进行司法鉴定。出於好奇，我去特护房间看了这个“病人”；结果相当失望，因为想像中的间谍都是精明强干，或者像007那样潇洒睿智，但我眼前却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17岁男孩。 通过主治医生得知，这个少年是在当地克山县火车站发现的，他说和“阿姐”在一个地下室长大，阿姐不断向台湾发报。公安人员按他说的地址，各处找了两年，用掉几万经费，也没找到那个发报的“阿姐”；後来怀疑他可能有精神病胡说，因此送来鉴定。 当时医院使用了特别的鉴定方法，用药物把这个“病人”的血糖降到最低点，即临近死亡边缘，意识能力丧失，然後公安人员模仿他阿姐的口气，向他要联络暗号和地址。中国曾红极一时的革命小说《红岩》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给中共《挺进报》主编成岗使用这种药物，在他意识丧失之际，套出了他上级的联络地址，结果使重庆的中共工委书记许云峰被捕。 这种鉴定法的坏处是，病人身体不仅受很大损害，而且一旦血糖降低时间过长，或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对这个“台湾特务”这样侦测了两次，都没有套出需要的口供。最後一次，由於抢救失效，这个少年死了。 今天回想起来，这个少年不可能是什麽台湾特务，他可能就是一个夸大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些阿姐的情节，是他的臆想。从常识角度，国民党的特务在克山那样的小县城能发什麽报，那个县城既不在边疆，更无任何军事设施，这个农业县在全省出名，主要是因为出了“克山病”（一种因水质导致的大骨节症）。 《红岩》是小说，那里是国民党残酷对付共产党人；而我目睹的是真实，共产党把虚幻抓到的“台湾特务”真治死了。历史真成是一幕讽刺剧。 第二次遇到类似病例，是在1986年。当时黑龙江省伊春市有个叫王福绵的工人，不断上访告状，揭发伊春市委书记王斐贪赃枉法，以及包庇他的儿子“王小三”胡作非为。王小三被当地人称为“王衙内”。结果王福绵被以“侮辱诽谤罪”判了三年。王福绵不服，服刑了两年多还在监狱大喊，“只要老子活著出去，就到北京去告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刑满释放後，王福绵果然去了北京，不仅向中央信访局递了材料，还带著他的朝鲜族妻子李华生一起，找到当时写了不少揭发冤案等报告文学的《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的家里，向他面诉了冤情。 但就在刘宾雁所住的《人民日报》宿舍大院旁边，从千里之外开来的伊春市公安局的4辆小车，已埋伏在四周。王福绵从刘家一出来，就被塞进警车，拉回了伊春。 这时伊春市委书记王斐已被提升为“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权力更大了。王斐们决定不再判王福绵徒刑，因为刑满释放，他还会去上告。他们指控王福绵有“偏执狂”。偏执狂是精神病中最难治的一种，如果对社会构成危害，需要终生关在精神病院。 伊春市公安局从我工作过的那家医院请去了三位医生，给王福绵做司法鉴定。三位医生被好吃好喝招待後，仅和王福绵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後就按照伊春公安局的意见，把王福绵“确诊”为“偏执狂”。 刘宾雁对此相当愤怒，因为王福绵是在他家门口被抓走的。他争取了两年，最後《人民日报》领导同意调查这个案子。他带了两名青年记者，去了黑龙江。但黑龙江省委推诿说，查不到王福绵在哪所精神病院。我当时已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正好当时回家乡看父母，於是刘宾雁托我利用原来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关系，查王福绵的下落。 经过原来的同事提供的线索，最後查到王福绵被关在哈尔滨市郊外50公里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於是 去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所特殊医院，它不仅地处荒郊野外，四外不见人烟，而且有高墙、铁丝网，门是铁门，和监狱差不多。医生、护士都内穿公安制服，外套白大褂。 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从我原来工作的医院调来的，通过他的关系，我见到了王福绵，但护士一直在场。虽然谈话仅有十几分钟，但我没有感觉王福绵逻辑思维有问题。最後握别时，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把一个小纸条和一点钱塞到他手里，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麽回事，机警地把东西攥进手里，护士一点也没发现。仅从这一个动作，也使我感到王福绵脑子是好使的。我在纸条上告诉他，刘宾雁已来调查他的案子。 後来还是通过那位副院长的关系，刘宾雁和他的两名助手一起到这家医院采访了王福绵。刘宾雁後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院长和病房的医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都觉得王福绵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们和王长谈，把他的话录了音，觉得他神智清醒，逻辑能力很强，毫无病态。” 为了了解王福棉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过程，我和刘宾雁又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去了黑龙江省精神病院，找到那三位给王福绵鉴定的医生。其中两名资深医生认为王福绵仅有人格障碍，但那位年轻的医生坚持认为是偏执狂。说来也巧，这位年轻医生原来是给马看病的兽医，两年前改行做了精神科医生。最後伊春公安局觉得“偏执狂”这个病名比较合适，於是王福绵就被和七个真正的疯子关在了一个病房。 刘宾雁返回北京後，把王福绵的冤情写成报告递交了胡耀邦和胡启立；还没等有下文，就开始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胡耀邦被迫辞职，我也因签发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遭撤职反省，报社被关闭。後来我把王福绵的冤案写成文章，用笔名发在了香港《百姓》杂�疑稀� 在临来美国之前，我在深圳收到王福绵的一封信，得知他最後屈服了。因为没有人再能救他，为了不被当作偏执狂关在疯人院一辈子，他认罪了，同意了公安厅的一切说法，并在省公安厅草拟的四条保证上签了字：出院後不上诉不上告；不乱说乱动；不和刘宾雁等坏人联系交往；遵纪守法、永不翻案。签字後，他被送回家乡。他信中说，不再和他们斗了，要做点小生意。 其实王福绵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时，吃的不是真药。正常人多年吃那种治疗精神病的药，最後也得吃成痴呆。那位我认识的副院长经过我们做工作，最後同意只给王福绵吃假药。当年医院为鉴别假病人（如上山下乡青年为了返城），制作了一种假药，它和真药氯丙秦一模一样，但里面是淀粉。今天用真药，明天派假药，然後让病人谈感觉，那些装病的人，几次就说出了破绽。 当年轰动中国的日本电影《追捕》中就有这样的情节，高仓健饰演的那个遭到陷害的杜丘，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迫吃药。但护士一走，他立即把药想法呕出来，不然的话，他最後就会像室友横路靖二那样，在药物作用下，变成痴呆，让他从楼上跳下去，他就会纵身自杀。 从黑龙江省公安厅最後释放王福绵的方式可以看出，公安人员并不认为他是偏执狂，因为让精神病人签署那种“保证”，不合逻辑和常识。它只能证明公安机构是把王福绵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来惩罚异议者。 王万星的情况也类似，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王的妻子“为了使丈夫早日回家，她只好在明知丈夫没有病的情况下，违心地接受当局的数十条苛刻条件和安排，而当局却又一再食言。”“最近有关部门又向她表示，要放王万星回家，但依然附带诸多条件。”如果王万星真的是严重的偏执狂病人，按医学规定不能被“安排”回家，更不应该由公安部门出面安排。这一切都令人质疑背後可能有其他非医学的因素。 近年中国虽开放改革，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却有倒退的变化。一是精神病患者大量增加，但得不到及时治疗。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去年4月透露，目前中国约有各类精神病人1,600万（相当於一个荷兰），但全国住院床位很少，绝大多数得不到住院治疗；二是海外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把异议人士、法论功学员、工人领袖等关进精神病院“治疗”。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精神病学助教庐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强迫用药，长期关押，还用电休克的方式来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半中，大约600名法轮功成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三人已经死亡。” 因此，中国政府如果想“避嫌”，减轻在这方面遭到的国际舆论批评，起码应进行这几项改革： 第一，放弃中国的精神病鉴定标准，采用国际精神病专业公认的统一标准。王福绵被“诊断”为精神病时，中国的“偏执狂”司法鉴定标准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其妄想有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易被视为正常人，不过思想偏激而已。” 按照这样的标准，今天在海外的几十万名中国留学生，大概有相当一部份可以被定义为偏执狂，因为很多人的政治见解和中国政府不同（看问题片面），相当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信力强，不接受批评），而且学历较高（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等等。 中国医学界应该像对待肺结核、阑尾炎、脑瘤等所有人类疾病一样，对精神病采用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统一诊断标准，而杜绝任何可能被政治和司法利用的定义，放弃有“中国特色的标准”。 第二，改革由公安部门主办精神病院的制度。不仅当年王福绵被关在公安厅办的“精神病管制院”，今天王万星也是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这种做法不仅混淆了医学和司法，并给公安机构用精神病院惩罚政治异议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自相矛盾：如果犯人被确诊有精神病，就不应该作为刑事犯关押，而应交给地方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而如果没有精神病，就应该关进真正的监狱服刑。由公安部门主办“监狱式的精神病院”，本身就为违法提供了可能。 在西方，犯人被确定有精神病，可以不承担司法责任，送交纯医学的精神病院治疗。前美国总统里根就曾被精神病患者白打了一枪。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还做出裁决，有精神残障（还不是精神病）的人，不可被处死刑。 第三，放弃由公安部门出面组织“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惯例，而交由地方精神病院的医生独立进行。王福绵被鉴定是偏执狂，是由伊春公安局出面找的医生。王万星也是由北京公安局出面组织的司法鉴定。虽然鉴定小组多由精神病学专家组成，但由公安部门出面组织和领导，容易使鉴定过程和结论被司法机关的想法影响（或左右）。而“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6年就宣布禁止会员基於政治需要而诊治“精神病患者”。 第四，对於像王福绵、王万星等有政治背景、具有争议的、被海外媒体报道的案例，中国政府如果真的相信自己不是出於政治原因，应该允许“国际精神病学协会”的专家给这些“病人”进行独立的医学鉴定和会诊。对癌症、心脏病等疑难病症，中国的医院可以请外国医生和专家会诊，对精神病也应该这样做，以此来证明中国当局对一些精神病人的诊断背後没有政治等其他因素。 除了在医学方面的改革之外，当然更根本的是，中国需要司法独立，才可能使公安机构滥用权力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和惩罚。同时更需要媒体的公开报道，披露这样的冤案，引起舆论关注和监督。不久前，《南方周末》就公开报道了黑龙江省农民黄淑荣因上访反映当地的干部问题，被以“影响稳定”为由，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後来有20多名精神科医生给这名“病人”做出了“连轻微精神病都不是”的司法鉴定，参与鉴定的主要医生都是原来我所在的那所医院的同事，他们坚持医生的职业道德，做出了和当局希望不同的鉴定结论。 没有像王福绵、王万星那样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过的人，没有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人，很难真正地体会和了解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疯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监狱还令人恐怖。 中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分会”是“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会员，所以国际医学组织像对待前苏联那样，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可以迫使它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放出那些“王福绵、王万星”们，并杜绝把正常人当疯子的残忍现象。同时提醒国际舆论重视这个问题，让自由世界人们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那个最黑暗的角落┅┅ （载《争鸣》2002年9月号） 2002-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专访曹长青∶在中国位置越高，基本是人性越低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近期，中共当局施压马来西亚政府禁止大纪元发行，企图在海外封杀自由媒体。自制定反分裂法後，又利用朱成虎抛出核武威胁论，利用唐淳风散布中日之间有可能在今年内爆发军事冲突的口风。就中共的军事叫嚣和封杀自由媒体的系列动作，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了著名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中共背後指挥 马国毫无尊严 记者∶曹先生，您好。马来西亚政府自今年6月2日起数度扣押并禁止大纪元报纸在马来西亚发行，不知您对此事如何看？ 曹长青先生∶当然主要因为马来西亚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是没有新闻自由的。马来西亚的首相自称是人民的父亲。凡是国家领导人给人民当父亲的，肯定是独裁者。象北韩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还有已死的阿拉法特，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都是独裁者。 大纪元在世界几十个地方自由发行，在一些非民主的国家也没有封锁，马来西亚实在是做得太过份，它可能是屈从於中国政府的压力。 记者∶马来西亚政府声称大纪元报导不中立，与马国维持“马中友好关系”的立场和政策不符。 曹长青先生∶所谓为了“马中关系”，明显说明是来自中共方面的压力。马国为什麽屈从这种压力？因为这两个政府在本性上是一样的，都是专制政权，都是通过限制新闻自由的方式维持统治。 新闻自由，就是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出版、传播，然後让人民选择。政府不可以用事先禁止的方式来阻止某一种观点的传播，无论你认为它正确还是错误。对与错应由读者决定，通过信息最大限度的自由流通，最後一定是虚假和错误的信息被淘汰，真实、准确的信息得到传播。 马来西亚政府跟中共一样，也是通过事先检查、剥夺信息出版传播的方式来禁止新闻自由。马来西亚如果尊重言论自由，就应该拒绝中共的压力。 中共说不干涉他国内政，其实一直在这麽做，马来西亚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屈从於北京的压力，等於合伙扼杀新闻自由，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点尊严都没有；因为在马来西亚出版什麽报纸，发行什麽刊物，这个权利应该归马来西亚政府。 退党席卷大陆 中共内心恐惧 记者∶马来西亚从印尼进口东南亚版大纪元时报，至今已有一年多，一直都没有发生问题，最近突然受到扣押。据悉，最早被扣押的两期报纸主要是讲《九评》、和退党的消息。 曹长青先生∶这说明中共对大纪元组织的《九评》、退党活动等构成的影响有相当的恐惧，尤其担心马来西亚华人将这些消息传回中国大陆。 从这件事既可看到中共的卑劣，更可看出它的心虚。在马来西亚这样华人数量有限的国家，北京还要倾国家之力来施压，剥夺大纪元出版的自由，可以看出其手段卑劣和内心的恐惧。可能主要是两件事令中共烦恼和担忧： 一是退党，中共恐惧它在国内形成潮流，直接影响它的统治。仅去年，中国大陆的人民抗争事件就有5万多次，平均每天140件。当今中国人没几个还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如果党员再从形式上也退出，对中共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另一个是中共官员来到海外被法轮功学员起诉，这会令他们非常烦恼。在美国，连江泽民都被起诉；陈至立到南非被起诉；武汉电视台台长到波士顿也被起诉┅┅这会使中共很难办，很难堪，当然也会很愤怒。愤怒的背後是恐惧。因为哪一个官员能保证到西方国家不被起诉呢？起诉後，要不要接传票，要不要出庭，要不要答辩┅┅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中共官员几乎都不敢接传票、不敢出庭，很明显，就是心虚，因为他们背後没有了古拉格和军队。 仅仅因为这两件事，中共可能今後还会拿出很大气力来打压大纪元、新唐人等敢於发出真实声音的自由媒体。 大纪元强调道德 不求权力利益 记者∶不知您对大纪元如何评价？ 曹长青先生∶海外很多华文媒体基本都是私营的，但很多却屈从於共产党的统战，不同程度地往北京靠拢。只有大纪元、新唐人等少数媒体敢於坚定地发出真实的声音，揭露中共的暴力和谎言。这是明显的特色。 大纪元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它不为在中国获得政治权力，也不追求商业利益，而特别强调道义和道德。今後中国能不能建成一个民主而强大的国家，不仅在於结束共产专制，更在於能否重建道德的底座。今天西方的强大，尤其是美国，主要体现在道德力量上。 现今的中国，正处於道德沦丧期，因而这个时候强调道德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大纪元高扬道德的旗帜，应该会吸引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呼应，使正义真实的声音传播得更广。 打压自由媒体 中共国际上出丑 记者∶您认为马来西亚受中共胁迫而打压大纪元报这件事是孤立和偶然的吗？ 曹长青先生∶恐怕不是偶然的。新加坡不久前也曾发生类似事件。很可能是中共有关部门有步骤地做这种事，只不过成功程度不大。全球这麽多国家只有两个国家这麽做，很多国家可能不理睬中共的无理要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新加坡一直用国家权力控制媒体，尽管有私营媒体，但政府用新闻检查进行控制。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基本变成政府的喉舌。 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中共很可能还会游说其他国家。拿著经贸杠杆来迫使其他国家屈从於它的压力，阻止批评中共的华人媒体上市，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 但利用一国之力来要挟、威迫他国把一份华人报纸取缔，实在是荒唐！也让世人更看不起胡锦涛，你不是号称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几千亿外汇存款吗？怎麽还怕一份报纸？这只能表现心虚，是很丢脸的行为！当然，这个政府从来都是不要脸面的。 中共野蛮而心虚 穷途末路必不长久 记者∶刚才我们谈了中共企图在全球范围通过政治压力与经济利诱打压自由媒体。另一方面，继中共当局抛出反分裂法、朱成虎核武攻美言论後，近日商务部任职的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商务参赞唐淳风在香港表示，中日之间有可能在今年内爆发军事冲突。您认为中共的军事叫嚣和封杀媒体这一系列动作之间有什麽内在联系呢？是否可以反应出中共当前的状态呢？ 曹长青先生∶中共早先制定反分裂法，用武力威胁台湾；现在又通过朱成虎发出核威胁。但这种武力叫嚣根本不像一个成人的行为，而像小流氓的动作，就像街头小痞子在那儿胡喊一顿。如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样讲话，立刻就得下台。如果台湾的参谋总长这麽发言，台湾的媒体早把他哄下台了。因为这像梦呓，现代的文明人谁会讲这种话？ 包括中共官员扬言什麽要发生中日战争，也是一种梦呓。因为稍有政治常识，也不会认为现在两国会开战。这是毫无负责任的随口乱说。但中国的官员们为什麽敢这麽乱说？因为背後有个乱说的政府在支持他们嘛。这个政府根本不负责任，所以它的官员才敢乱说。 今天在西方，哪个官员敢不负责任地讲话，官职就得丢。他所属的政府也保不住他，因为政府是受人民制约的，通过选票才获得执政权。英国有个教育大臣，仅仅一个词发音错误，就被迫辞职。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把土豆的拼音多写了一个字母，一直成为媒体嘲笑的对象。 今天中共这些官员敢乱说，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如果有独立的媒体，朱成虎的讲话被公开报导和评论，就会遭到全民共讨之。仅这个讲话他还怎麽当教授？我看应该是“叫兽”才对。他叫嚣要毁灭的不光是美国人，还有中国人，西安以东的中国人要全部陪葬，这不是嚎叫的野兽是什麽？！ 这麽一个人怎麽能当上院长、教授、少将呢？在正常的国家，这样的人得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已有语言和现实严重脱节的精神症状了，既“夸大妄想”，又有“被害妄想”。 当然本质上还是共产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是逆淘汰。正常应该是优胜劣败，优秀、理性、有智慧的人升迁到更高位置。而在当今中国，恰恰是有智慧的人、正常发出声音的人、指出中国黑暗专制的人，要受到迫害。而那些越不理性、越没有心的人，反而越获得更高职务。在中国位置越高，基本是人性越低的。 记者∶没有中共高层的意图和指示，他也不敢乱说。事後，在舆论哗然、美国施压的情况下，中共也未对朱成虎怎麽样。 曹长青先生∶这说明是中共政府通过他向外放风。在中共体制下，不存在“个人意见”，也不允许有个人意见，只能有党的意见。个人意见等於是挑战党，因而朱成虎的讲话只能是反映党和政府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透露出，中共越来越心虚。对另外一个国家施压禁报，对美国军事叫嚣，都不是强大的标�遥�恰恰是无能的表现。朱的不理性叫喊，只能让人感到你没有力量，才会这麽瞎喊。它等於告诉世界，如果中共打台湾、美国军事干预的话，中共用常规武器打不过美国，所以才说要用核子武器。但使用核武中共也打不过美国，因为中共仅有20多枚仅能打到洛杉矶西海岸的长程导弹，而美国有一万枚，其中长程六千枚。而且美国正在部署导弹拦截系统，你也许打不过来呢。即使打过来，美国有第二次打击能力，你中共政权就不存在了。 中共现在就象黑夜中经过墓地的胆小鬼一样，大喊大叫，好像很英勇，其实是因为恐惧和心悸，乱喊乱叫自我壮胆罢了。 如果中共真敢对日本强硬，那你就不要日本投资和贷款好了，可它绝对不敢这麽做。对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真不怕美国的压力，怎麽人民币最後还是升值了呢？下个月胡锦涛要到美国访问，你有胆量不来啊，美国仍在支持台湾，你怎麽还要来呢？说明你就是瞎喊，自我壮胆嘛。 中共为什麽要威胁台湾，也是因为恐惧，因为台湾的民主像面镜子，照出了中共专制的丑陋。中共为什麽恨美国？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标杆，中共是专制国家的首领，代表世界的两极嘛。因而美国把中共视为主要对手，制约它，不让它军事扩张。中共则把美国当作主要敌人，防止自由的价值进入中国。 胡锦涛上台後，所有行为都更左，假强硬，还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点自信。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代不如一代。面对世界的民主潮流，他们只会越来越胆怯，越来越恐惧。连阿富汗、伊拉克都民主选举了，连中国周边的什麽哈萨克斯坦等都在政治变革，他们能不恐惧吗？那种经过墓地般的惊惶、胆怯和心悸，是可以想像的，其实他们也是满可怜的。 （原载《大纪元》2005年8月17日） 2005-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美国打伊拉克的法理在哪里？
经过60天检查，联合国武检团昨天提交了报告，结论是伊拉克没有真正接受联合国决议，没有实质性支持武检，并隐藏了大量炭疽病毒等生化武器。在美英15万军队向波斯湾集结之际，法德公开反对军事行动，要求再给武检团二个月或一年时间。美国认为，巴格达是在拖延时间，如果联合国不采取行动，美英将单独对伊动武。美国的这种宣称有没有法理根据？当然有，因为： 第一，巴格达违反协议在先，美国有权惩罚。 12年前，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爆发了波斯湾战争，美军以100小时地面战，打败了伊拉克，萨达姆无条件投降，和美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停战之後，伊拉克继续发展军力，研制生化和核武，并支援恐怖份子等。联合国前後通过10多个制裁伊拉克的决议，但巴格达根本不予理睬，并在1998年驱逐了联合国武检人员，完全蔑视国际社会和它自己签署的停战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停战协议的另一签署国，美国有权继续当年的波斯湾战争，使用武力迫使伊拉克回到原来签署的协议上来，从法理上说美国并不需要联合国再次授权。 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和美国等签署了停战投降协议，如果日本後来不遵守这个协议，继续走军国主义道路，对外构成威胁，那麽美国有权对日本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迫使它回到原来协议的立场，而不需要再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授权。 第二，对恐怖袭击必须先发制人。 伊拉克有2,400万人口，44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於12个台湾），这麽大的地盘和人口，联合国派去那麽几十个人怎麽能查得过来？别说查整个伊拉克，即使仅查一个巴格达，也很困难。看到电视画面上联合国武检人员拿著手电筒在巴格达的房子里照来照去的画面，简直像玩小孩子捉迷藏游戏。伊拉克不允许任何一个它的核武专家单独接受武检人员面谈，威胁说谁接受面谈就杀他们全家。这本身难道还不足已说明全部问题吗？ 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是国际社会周知的，因为它不仅在和伊朗战争中使用过，也曾用它屠杀自己的人民，1988年有5,000多库德族人被生化武器毒死。连《纽约时报》在2月26日反对马上对伊动武的社论中也承认，“萨达姆．侯赛因是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个政权只配被推翻。任何知道萨达姆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他正在秘密地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 巴格达支持恐怖份子也是国际社会周知的，该国外长公开宣称，对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也包括中国民工）的所谓巴勒斯坦“烈士”的奖赏从2.5万增加到4万美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在昨日的文章中说，盖达组织在伊拉克北部活动，建立毒气试验室。从阿富汗逃出来的盖达领导人也躲藏在巴格达。美国国务卿鲍尔前天在瑞士讲话说，伊拉克和恐怖组织盖达有密切联系。911事件已证明，恐怖份子获得什麽武器都会使用，一旦拥有核武和生化武器，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历史可以像录影带一样倒转，回到911事件之前，那个时候如果美国提出军事铲除阿富汗政权，否则会发生大灾难，今天的这些反战人士，包括法国德国会同意吗，显然不会，绝对不会！他们一定会以现在的理由反对，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有了一次“911的证据”还是不够，难道他们非要等到整个曼哈顿被核武炸沉，或者巴黎、法兰克福被生化武器弥漫，才会吸取教训？ 如果在911之前美国要对塔列班采取军事行动，全世界肯定会有更大规模的反战游行。而在美国的反战游行队伍里，很可能就有那些後来在911中遇难的人们，更可能会有他们那些在哈佛、耶鲁、伯克莱大学读书的子女们。人类的悲哀就在於，不仅很多人只有杀到自己头上才明白，更有人即使杀到他头上，也醒不过来。而那些认清邪恶的人也得跟他们一起倒楣、陪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在2月22日的专栏中说，“我们可以用传统武器威慑伊拉克，因为萨达姆爱他自己的生命超过仇恨我们的生命。但我们无法威慑那些用911人肉炸弹攻击我们开放社会的亡命徒，因为他们恨我们的生命超过爱自己的生命。”所以萨达姆的核武到了那些恐怖份子，後果不堪设想。 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它有权自卫”。美国对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的伊拉克“先发制人”，解除它的武装，是一种为了自己和世界安全的自卫。联合国作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成立的国际组织，理应承担这种责任，但它如果不这样做，还要杯葛美英等国承担这个责任（和牺牲），那麽美国就应像上次对科索沃战争那样，单独采取行动。历史会证明这种行动的道义性。 第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解放。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布兰戴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曾悲愤地说，人们谈到对伊动武时，理由是美国不被袭击，或是保证世界安全，或是石油利益等，但就是没有重视伊拉克人民被奴役这个因素。 据《纽约时报》1月26日“侯赛因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1,000多科威特人。萨达姆正开展名为“恢复信仰”的运动，让所有伊拉克人对他“三忠於，四无限”，连在公开场合喝酒也被定为“犯罪”。而被指控为妓女的人，则被公开处决。萨达姆的38岁长子乌贼．侯赛因（Uday Hussein）亲自指挥行刑队（都穿黑衣，戴面罩），把那些被指控为妓女的人，押到闹市区广场，逼迫她们下跪，然後一个个砍头。 1999年，伊拉克的监狱人满为患，萨达姆下令，处决犯人，腾出地方。结果监狱为达“指标”，不论刑期，大批处决犯人。据国际人权组织的数字，在萨达姆统治下，可能有20万伊拉克人被秘密员警抓走，最後被杀害。 马基亚曾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上说，上次波斯湾战争，美军轰炸巴格达时，很多伊拉克人站到房顶上欢呼，等待美军来解放他们。但是，美国半途而废，让他们极为失望。上述弗瑞德曼的专栏文章说，今天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在祈祷，希望美国不仅干掉萨达姆，也干掉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让他们获得自由。马基亚呼吁，仅仅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结束被奴役，美国也应该对伊动武。这也是不久前在伦敦聚会的300多名伊拉克异议团体代表的一致呼声。 第四，把阿拉伯专制世界打开一个缺口。 阿拉伯联盟有22个成员，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据不久前联合国公布的由阿拉伯学者撰写的报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不仅落後於世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一个西班牙），并普遍缺乏三样东西：自由，现代教育，女性权利。 如果萨达姆政权被结束，伊拉克像阿富汗那样走向民主，那麽等於在阿拉伯铁幕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从地缘政治来看，一个走向民主的伊拉克，对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乌地阿拉伯，以及君主国科威特等都构成冲击，尤其是对伊朗，等於形成都有美军驻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前後夹击的战略格局，对改变中东局势具重大意义；同时对解决巴以冲突也有关键性作用，因为阿拉法特和他的恐怖组织一直靠伊拉克等提供财源（在上次波斯湾战争时阿拉法特支持萨达姆）。 从布希政府的举动来看，目前还在努力斡旋，希望能再次获得联合国授权。但从上述四点来看，联合国的授权不仅并不是必须的，而且联合国本身的道义性基础也存在问题，因为它的192个成员国政府，并不都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并不真正代表那些国家的人民。美国等民主国家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从不给监狱的罪犯投票权。联合国成员北朝鲜、古巴、利比亚、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共、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不是经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这些政权本身的存在就不具法理，而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必须要得到这些本身就是独裁的国家的授权，在逻辑和道义性上本身就说不通。最近人权记录最差国家之一的利比亚“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这就如同由一个强奸犯出任“保护女性协会”主席一样荒唐），这样的联合国还有什麽原则、道德可言？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在上星期天的专栏中说，如果不得不打这场战，那就干吧。“在那个急需改革的阿拉伯世界，如果伊拉克能够进入民主之路，刺激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有更好的机会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是个震荡，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好，那就有机会使它成为一个‘震荡疗法’。” 现在就看小布希有没有邱吉尔那种力排众议、独胆反抗纳粹邪恶的魄力和能力，不去看那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毁了整个欧洲的德国的脸色；不去看那个面对希特勒只知道举手投降、丝毫不抵抗，并协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法国的脸色，真正为美国和世界的长久安全与和平负责，再次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为铲除全世界一切独裁专制，迈出关键的一步！ 2003年1月28日 2003-01-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