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美中拉美角力产物：《美国撤资中国盟友法案》
何清涟 4月中旬，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提出了一项名为《撤资中国盟友法案》 （Defund China’s Allies Act），看起来与台湾有关，比如其中规定禁止向某些不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提供援助；但其实主要与拜登政府上任之后“重返拉美”战略有关。鉴于众议院现在由共和党掌控，此法案通过应该没有问题，可以预测的是，本法案有助于台湾今后结束邦交国两头通吃这种状态。 法案出台背景 3月26日，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天指出，台湾“不会和中国进行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27日例行记者会上说，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不设任何前提，指称台湾才“惯于施展金钱外交”，警告“金钱外交没有出路”。 两造都指对方为金钱外交，但蔡英文并未否定台湾援助洪都拉斯，只是说这种金钱外交无意义，一旦中国出更大的价格，这种邦交国就会追逐更多的金钱而去；但中方则称自己施压或利诱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并否定自己对洪都拉斯施展金钱外交。 目前，台湾的邦交国仅剩13个，其中7个位于拉丁美洲或加勒比海地区。中国在外交上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用金援为诱饵，让台湾邦交国与台湾断交，实行外交孤立。这些位于拉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与台湾断交后迅速与中国建交，都获得了贷款或援助。就在中国与洪都拉斯建交前，路透社于3月22日曾报道，该国向台湾索取25亿美元金援。洪都拉斯可能觉得这样做显得赤裸裸逐利，外交部长雷依纳（Eduardo Enrique Reina）对路透社的报道予以驳斥：25亿美元“不是金援”，是“协商的再融资机制”。 《撤资中国盟友法案》所列21个国多在拉美，其中包括与台湾断交的八国：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服务于拜登的重返拉美战略，华盛顿在2021财年为这些国家提供近8亿美元，用于推进与法案所列21个国家的关系。 台海关系成了拉美多国的滚滚财源 那些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之后，虽然都对所获中国金援讳莫如深，但有专门研究机构对此做了研究。自由亚洲电台的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Asia Fact Check Lab）根据公开数据，于4月21日发表一篇《拉美多国无条件和中国建交？细数北京的金钱外交》，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援做了详细分析，以下仅引证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从中国获得的好处： 中国2018年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挂牌成立之前在商务部辖下，该机构的援助计划主要投注在中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与非洲。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自2005年开始就追踪中国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LAC）的贷款发放，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肩负执行国家政策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与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累计已对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发放贷款136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 2010-2015年间。 和中国建交与否，确实关乎获得援助的多寡。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专研中国对外援助项目（AidData）的执行主任波克斯（Bradley Parks）曾在合著著作《寄希望于北京》（Banking on Beijing）中说，北京不会提供援助给外交承认台湾的国家，只有少数例外，“而和台湾断交的国家，平均每年会得到 1.6 个来自中国的项目。”例如：巴拿马2017年与中国建交后，来自中国的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金额已达18.6亿美元。多米尼加于2018年与中国建交，迄今为止来自中国的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金额已达4.9亿美元；萨尔瓦多于2018年与中国建交，当年中国提供萨尔瓦多逾3000吨稻米，并承诺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促进当地社会与科技发展的项目。尼加拉瓜于2021年与中国建交后，中国随即承诺捐赠100万剂新冠疫苗，并向尼加拉瓜警方防暴部队捐赠数量不详的物资。 这些国家都是穷国，在台湾与北京之间玩“谁给的钱多，就与谁做朋友”游戏，成了它们 的滚滚财源。 法案是对拜登政府“重返拉美”的否定 拉美历来被美国视为“后院”，在美国的外交版图和全球战略中占据独特的地位。但拉美国家早就形成一个左派生态圈，对美国有强烈的抵制情绪。加上自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开始渗透拉美，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更形疏远。近几年崛起并当权的新左翼虽然不同于传统左翼，在对美态度上相对积极务实，但相较此前掌权的右翼执政党向美靠拢的立场明显回缩，与美合作也更加审慎、戒备。与此同时，随着拉美一体化重启，拉美左翼整体呈现抱团取暖、联合自强之势，而且对美国现阶段推行以lgbtqi+为核心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不得不承认：拉美国家对美式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西式民主在拉美正经历‘清算时刻’ “脱美”“离美”的苗头逐步显露。 川普执政期间，提出重返拉美，为了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还在墨西哥推行“近岸外包”，但因为移民、经贸、关税等多个议程上的新旧矛盾，无法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拜登上台之后，重新组建拉美政策团队，虽然师法川普“重返拉美”政策，在拉美高举“美国归来”大旗，加大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帮扶复苏等议程，力求修复美拉关系，但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审慎对待域外力量在拉美的经营，这自然涉及中国也涉及到台湾。 早在2021年2月，美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拉美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是美国在拉美最大战略竞争对手”，“限制中国影响力是美国在拉美的最大挑战”。鉴于“中国的身影在美国后院起舞”多年，如果将中美在拉美的博弈公开化，必然开罪拉美，危及美国与拉美关系，因而不敢对拉美提出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要求。 2022年6月中旬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拉共体峰会），拜登政府本想在会上宣示“美国重返拉美”，但却在拉美多国领导人缺席或抵制中开幕，又在上千人示威抗议中结束。会上，多国领导人集体谴责拜登政府的拉美政策和现有的泛美体系，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号召各国捍卫国家利益，拒绝沦为大国“附庸”“仆从”，要求美国以“相互尊重取代封锁和不公正的待遇”、“平视拉美”，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美拉关系。玻利维亚总统阿尔赛抨击美洲国家组织过时而无用、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原则，多国领导人提出以拉共体取代美洲国家组织，建立类似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拉盟”。尽管拜登的头牌拉美事务顾问、国安会高级主任冈萨雷斯声称拉美不是“大国博弈的棋子”，美国也不“要求拉美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但与会拉美各国领导根本不卖帐，导致拜登“重返拉美”的战略“出师未捷即濒死”。 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重掌众议院，拜登政府成了“跛脚鸭”，只见烧钱却完全无法换来追随的《美国撤资中国盟友法案》应运而生，那些眼中拿外交关系换金援的拉美国家无法再在美中之间两头通吃，也算帮台湾小小地出了一口恶气。 （原载于台湾上报，2023年5月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1559）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剖析中共的印太战略
程晓农 中共用一系列军事威胁行动挑起了中美冷战。从中共海军10年来的扩军备战活动，可以大致判断出中共野心极大的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既对美国实行战略核潜艇的核威胁，也设法控制南太平洋国家。从1994年开始，中共宣称的南海“主权”因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已不复存在。此后中共为了核威胁美国，建立其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开始强占南海的国际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今后中美两军的海上攻防将集中在第一岛链一带。 一、美国的印太战略 今年1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这个战略是2018年2月制定的，阐述了2018年至2020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方针，其战略目标是：阻止中国使用武力对付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研发击败中国在各种冲突中的行动之能力和方法。美国的Axios新闻网报道称，这份文件的公布“揭示了拜登政府将要继承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挑战”。显然，制定这个战略的特朗普行政当局意识到，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印太地区的稳定已经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今后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此战略涵盖的范围主要是Indo-Pacific地区的中部印太地区，包括南海、印尼群岛海域、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以及新几内亚、密克罗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所罗门、瓦努阿图、斐济和汤加等群岛的周边海域。中部印太地区曾经是太平洋战争的重点作战区域之一，那时美军和澳大利亚的海陆空军曾一起抗击日军的凶猛进攻。如今，中部印太地区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重要区域。美国的印太战略规定，将在冲突中否认中国在“第一岛链”范围的制空、制海权；保卫第一岛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在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取得支配地位。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3年前拟定的，那时中共对中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还未彰显，所以美国的战略比较强调第一岛链相关国家的安全问题，并未具体勾画出在中部印太地区展开战略防御的设想或布局。这个战略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预见到了中国下一步可能的军事动作。今天我们对中共在南海展现出来的强权野心，已经比3年前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在本网站2月23日的文章《美军对中美军事对抗局势的最新评估》，已经介绍过美军目前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认知和判断。 二、中共有一个什么样的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为了防范中共的威胁，那么，中共有没有它的印太战略呢？中共内部应该是有的，是否用这个名称并不重要，但可以肯定，它10年前就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而且10年来一直在步步推进它的印太战略。当然，中共的印太战略是绝密文件，我们不能指望其官媒加以披露，因为这个战略是赤裸裸的侵略型战略，一旦泄露就可能在国际上遭到广泛的强烈谴责。 从中共海军10年来的扩军备战活动，可以大致判断出它的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既对美国实行战略核潜艇的核威胁，同时也设法控制南太平洋国家。这个战略的野心非常大，它近期大概有三个目标：第一，基本控制南海国际海域，把南海事实上变成中国的内海，平时可能允许外国的水面船只通过，但打仗时会禁航。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共将进一步到印尼、菲律宾沿海造岛建海军基地，保护其核潜艇舰队的活动空间，同时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逼成近岸水面防卫；第二，打通巴士海峡和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水下航道，为此要控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孤立澳大利亚和台湾；第三，扩大战略核潜艇舰队，加强在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的活动，实现对美国的多方位抵近核威胁。 中国强占南海礁石，造岛建军事基地，并非单纯要控制南海的空域，它更想控制南海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以保护其水下的核潜艇藏身之地。中共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去年3月4日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解码中国战略核潜艇南海“堡垒海区”，中美水下较量无声》，把中国强占南海公海海域的战略目的说出来了。此文表示，“关键在于，南海属于中国打造中的‘堡垒海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苏联提出了‘堡垒海区’战略，即在一定的海域重兵设防，打造成海上堡垒，将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射阵地设置在堡垒海区，以增强‘二次核打击’能力……。中国选择了两条腿走路，既要突破岛链封锁进入西太平洋，也要建立‘堡垒海区’……。中国军方将南海打造成中国的‘堡垒海区’——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阵地。南海面积高达350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12米，尤其是南海中部的南海海盆水深在3,400米至3,600米，非常适合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样的大型潜艇活动。中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控制以及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陆，使中国对南海海盆的控制大大加强……。” 三、南海的中国“主权”1994年即已消失 中共的南海“主权”说源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1946年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为内政部专门委员，随同海军舰艇前往南海考察，以划定南海岛屿的国界。郑资约在1946年底，用“U”形的11段虚线在地图上的南海水域圈出了中国的主权海域，一直延伸到靠近马来西亚、菲律宾的近海范围。这种在小比例尺地图上所画的线条，只是一种粗略的主权宣示；它无法包含坐标，所以不能据此勘定国界。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海洋法，周边各国除菲律宾之外尚未独立，它们的宗主国不关心海上边界问题。因此，中华民国用“U”形虚线在地图上圈出自己的南海主权海域后，并未发生国际争议。 这11段线被中共建国后接收。但1982年联合国通过了海洋法公约，此公约对“群岛”的定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海床资源归属、争端仲裁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其中对领海的界定是，领土外12海里为一国之领海；对岛屿的领土界定是，涨潮时会被淹没、不适合长期居住的礁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虽然中共清楚这个公约事实上否定了中国的所谓南海“主权”，但当时中共并没有对外扩张的印太战略，又处于外交上的“韬光养晦”时期，所以对国际海洋法公约不但认可，而且成为此国际公约的批准国。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1995年在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共外长钱其琛宣布愿意遵守海洋法公约，并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精神与相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但随着中共军力的增强，它开始筹划控制南海，以作军事用途。从这时开始，中共对国际海洋法公约就变脸了，它不但推翻了自己以前的立场，而且公然彻底践踏这个国际公约。 2015年，菲律宾因中国在南海的7个暗礁大规模建造人工岛，于是就南海“U”形虚线内的海域是否属于中国领海一事，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国际司法仲裁。2016年7月12日，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案做出裁决。借用钱其琛当年的说法，“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精神”，这个裁决否决了中国的领海主张。 国际法庭认为，就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曾对南海水域的资源有历史性权利，但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之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就否定了中国的南海主权。仲裁庭认为，中国对“U”形虚线（中共称为“九段线”）内海区主权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至于岛礁的主权问题，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凡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岩礁，不属于任何国家。国际法庭的裁决就此解释如下：所谓适合人类居住，其界定是，一个岛礁在自然状态下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不依赖于外来资源的客观承载力；南海现在很多岛礁上驻扎的政府人员依赖于外来的支持，并非自然状态下靠岛上资源长期生存。因此，中国在南海的南沙海域没有任何岛礁主权，其人造岛就更没有主权了。 裁决宣布后，中国拒绝接受。但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无论争端方是否参与，法庭的裁决都具有确定性和约束性。然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并没有司法执行能力。中共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我就算公然把国际法踩在脚下，你也拿我莫可奈何。 四、中共印太战略的实施过程 之所以判断中共印太战略大约是10年前制定的，是因为它制定后的具体实施计划的开启时间在2013年。 据中国媒体介绍：从2013年开始，中国就在南海的暗礁上造岛，到现在已经造了7个岛，仅2015年一年就人工填出2千亩地，实现了“小岛堡垒化、大岛阵地化”；它首先在赤瓜礁、永暑礁及南熏礁造岛，这些岛的地理位置和距离形成了相互支撑的战略防卫体系，发挥了武力威吓作用；然后，永暑岛飞机跑道完成，可以起降各种飞机，标志着中国实际上具备了控制南海空域的能力；最近开始的一个新的建岛工程在牛轭礁，其位置可以控制从南海一路向南、直到印度尼西亚的水下航道要冲。同时，中共最近通过了《海警法》，宣布在南海国际水域中共的大型海警船有权攻击外国船只，其目的是不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海军舰艇靠近中共在他们国家大门口的海上，造岛所建立的海军基地。 事实上，在造岛工程的同时，中共海军还启动了一个巨大的挖洞工程，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军港内之东侧紧挨海湾的山边，开挖了一个水下几十米、水上十几米、深度可能达几公里的洞中潜艇基地。现在中共的核潜艇可以从水下悄悄潜出榆林湾，然后躲藏在南海的深水海区里，让美国不易发现。它为了不让其他国家的潜艇、特别是美国的潜艇靠近南海中共潜艇的水下藏身地，就要控制南海的广大海域，建立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 自从2018年海军的核潜艇山洞基地和“堡垒海区”形成后，2019年中共开始实施其战略核潜艇的出击计划，即《多维新闻》去年3月4日报道提到的，“突破岛链封锁，进入西太平洋”。其目的是主动出击，寻找战机。这样的战略意味着，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不只是被动地充当“二次核打击”的威慑力量，它还准备充当“首次核打击”的攻击型力量。当然，其攻击目标不是台湾，而是美国。 五、中共海军在“堡垒海区”东北通道和南通道的最新活动 中共战略核潜艇出击的水下航道，一是台湾西南海域和巴士海峡，另一个是经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东向到澳大利亚北部海域，再进入南太平洋，转道北上接近北美大陆。 中共首先想打通的是核潜艇通过巴士海峡的水下航道，这里离美国最近，于去年9月开始执行。这必然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军从去年9月开始，不断派潜艇和航母舰队到这一带防堵，同时也进入南海演习，以防止中共不断强化其“深海堡垒”的建设。北京的外宣官媒去年10月2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海底猎杀：中国大陆海空战力合围美日潜艇》。此文提到，从去年9月中至10月底，台湾西南海空域成为火爆热点，美中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反潜飞机和反潜舰艇，在这一海域进行了将近1个月的反潜攻防。笔者注意到，同样的攻防从今年1月再度开始，直到本文截稿前，中共的反潜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台湾西南海域进行水下侦察，最近的两次是3月3日。 与此同时，中共从去年开始，用海洋考察船释放水下无人航行器，对爪哇海的水文资料反复探测，以便为潜艇出击摸清水下航道。去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先后捞获3只标有中文的无人潜航器，其捞获的地点越来越靠近澳大利亚。与此同时，中共开始收买巴布亚新几内亚，先是花十几亿美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靠近澳大利亚的荒凉而人口很少的达鲁小岛，借口修建“渔港”欲筹建海军基地；最近更进一步地用只有一间店面的民营“五缘湾有限公司”作托儿，准备化260亿美元长期租借达鲁岛，目标是建一座城市。看来，这座计划中的海军城将是中共印太战略里的重要一环，即进占南太平洋的“桥头堡”。澳大利亚记者看到了该“公司”就此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信函，这个计划因而曝光。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防战略高级分析师戴维斯（Malcolm Davis）判断，“中国会将潜艇派遣到比南海或东海更远的海域——超越‘第一岛链’，或者以一种能使解放军海军收集情报、支持秘密行动或作战的方式，对澳大利亚进行攻击。”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安全专家希思（Timothy Heath）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要提高潜艇在这些水域作战的能力，这是扩大中国潜艇作战范围的一部分。 中美冷战是中共用一系列军事威胁行动挑起的，它认定，现在中美之间是“东强西弱”，所以顽强地贯彻着它的侵略型印太战略。美国目前的国防战略是防守型的，主要在第一岛链防堵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其海军正扩军备战，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动态值得不断关注。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305202111283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郭飞雄：甘当民主宪政铺路石的大勇者
何清涟 2015年11月27日，郭飞雄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这两项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6年。两项罪的由来，是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发生时，郭飞雄曾组织几位同道声援南周编辑记者为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 21世纪的中国，堪称“社会运动”的大概只有维权运动，该运动波及面广，屡屡形成国内外呼应之势。自2003年运动发轫后的十余年当中，出现了一些颇有人望的领军人物，郭飞雄是其中之一，且有极鲜明的特点。对郭飞雄的这些特点，笑蜀在《民权英雄郭飞雄》（《纽约时报》11/30/2014）一文中，有相当中肯传神的介绍。 郭飞雄的特点有二，一曰勇直，二曰理性。勇直，即勇敢直拙。“勇敢”比较好理解，“直拙”得阐释一下。《说文解字》解释，直，正见也；拙，不巧也，即不取巧之意。正因其勇敢直拙，郭飞雄勇于任事、知难而进。成了笑蜀称誉的“炮灰级行动者”。 中国维权运动的始点，一般公认发轫于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死于收容所事件。以三博士上书开端的维权运动，此后经历了无数磨难，出现好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2005年的广东太石村维权运动。当时，广东番禺太石村因村委会发生严重的财务问题，村民要求罢免贪腐的村委会，但区政府动用上千警力镇压，拘捕了几十名村民，致使事态升级。郭飞雄作为维权村民委托的法律代理人，笑蜀如实地概括了他所起的重要作用：“郭飞雄动员了知识界、舆论界、法律界的众多精英投入其中，开创把公民社会的力量引入维权事件的先例，在基层政权层面跟体制展开激烈博弈。至此走向政治维权的高潮”。太石村维权运动的社会参与广度与深度，至今尚无其他村民维权事件能够超过。 郭飞雄的劫难也自此开始。此后他因维权行动多次被中国政府拘捕，曾于2006至2011年入狱五年，对他的审讯多达二百余次，包括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殴打、拔头发折磨，乃至电刑。所有这些折磨，都超过了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郭飞雄的意志力之强让人钦佩，他不仅没有在酷刑下就范，反而愈挫愈勇，坚持了长达186天的绝食抗议。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及一双儿女受到株连，饱受磨难，连孩子入学的权利都被剥夺。无奈之下，张青只好带上两个子女，在海外人权人士的帮助下历尽艰险来到美国，成为众多中国流亡家庭的一员。郭飞雄在2011年出狱，继续投身维权运动。这一期间他曾与我通过一次电话，我问他是否愿意出来与妻儿团聚？他的答复是，今后将是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关键时刻，他不愿意离场。 郭飞雄的“直拙”，体现在他明知对抗强权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却一次又一次地甘愿成为“炮灰级行动者”。2011年出狱之后，他再度投入民间抗争，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发生后，郭飞雄邀集了数位维权同道，组织了街头声援。笑蜀评价说，“这次街头声援是198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成功的政治集会实验，是公民以主权者身份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大胆尝试。郭飞雄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筹划了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并组织‘八城快闪’，派小团队到八个城市巡回宣传，再度开创公民政治集会的新纪录。”这些活动成了郭飞雄再度获罪之由，中国当局对他的迫害令人发指，自2013年8月8日被捕之后，到2015年12月21日我写这篇文章为止，郭飞雄在广州天河看守所被关押866天没能放风。 这些非人的折磨没有让郭飞雄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将中国从专制之恶中解救出来。2015年11月27日一审宣判之后，郭飞雄将自己多年的思考倾诸笔端，写了一篇《宪政民主政体革命为什么必须——郭飞雄上诉状》。在这篇将近3万字的明志长文中，他只花了4900余字指正法院刑判之荒谬，为自己及一同陷狱的几位同道辩诬。其余25000字全是痛陈中国之危局，阐述自己对中国走出困局的思考。最难能可贵的是，郭飞雄并没有因为当局用暴力残酷折磨他而改变其宪政民主理念，走上以暴易暴的极端道路。他在“上诉状”中宣示： “我们纯正的、深刻的动机从来都没有必要掩藏：我们就是要通过每次堂堂正正的和平履权行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涨潮，做大做强人民主体的政治力量，并以此为支撑，促成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政体在中华大地上彻底实现”。这哪里是什么“上诉状”？分明是一份弘扬民主宪政理念的讲稿，是他借所谓上诉状给那些所谓“审判者”上课。 因为是向审判者普及宪政常识，郭飞雄从政治理念的形成溯源，首先廓清“在政体问题上，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国情’”。他回溯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专制之弊，再指出“罗马法病毒”，即古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催生出的那种反自然正义和习惯法的“王在法上”论调，反思了以解放穷人、追求结果均等的中共革命，直揭其弊：“这一公开排拒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的平等革命，不仅内容贫乏偏狭、也缺乏程序规范和法律保障。在精神倾向上，它流于一种形式主义的绝对平等崇拜，它的道德光芒，也被暴力土改、建立新型‘种姓制’（即毛泽东时代的“出身论”）、摧毁宗教自由等血腥和不义所冲淡”。相信那些“审判者”从未思考过这些历史政治问题。 郭飞雄揭示了中共当前这种让人民陷入痛苦不幸、自身也无法解脱的困境之根源：“后极权维稳体系在专施镇压之职时，对不同政见者、不同信仰者严酷打压，滥施酷刑，酿成了严重的人权灾难。这种由军队之外的第二暴力机器失控产生的丑恶的特务政治在一段时间内泛滥成灾，而它与贪腐特权共同体的结盟，对于任何一种政体都意味着致命的癌变。对人权造成严重危害的制度因素还有中央集权政体沿袭已久的为追求行政效率而不惜抛弃甚至侵犯法律的‘以行政代法律’的操作习惯”。最后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宪政民主的理解：“中国未来的政体必须是由主权的人民现实主导、驾驭、控制的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政体，而绝不能是由李光耀、普京式强人操纵的不自由选举下的实质威权政体”。 通观郭飞雄这篇“上诉状”，不卑不亢，其清明理性丝毫没有蒙上被残酷折磨必然引致的怨怒，字里行间，只让人看到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心在跳动。郭飞雄并未将中国的前途寄托于中共当局幡然醒悟后并实施民主，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中国人身上：“这一代中国人承担着为中华民族进行第二次民主实验并将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政体化为中华大地上的制度现实的历史使命。它需要一代觉醒的公民展示强劲的道德勇气，向着极权主义不断发起和平的反对和行动的启蒙，以加速极权阵营的外融内变；它需要一代觉醒的公民表现出应有的政治智慧，召唤、团结绝大多数同胞，改变博弈双方实力对比，以人民的主体力量促成宪政民主政体革命实现；它还需要一代觉醒的公民焕发自由的想象力，在系统集成古今中外政治典章和操作智慧基础上，为宪政民主政体的中国版作出历史性的原创。宪政民主政体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基本善’”。 郭飞雄狱中写就的《上诉状》，与其说是上诉，不如说是他对宪政民主理念的一次深刻阐释。通过这篇上诉状，我对这位认识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后辈英杰有了更深的了解。幼年时我曾读过黄遵宪悼念谭嗣同的一首诗：“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奁深韬付，留寄松阴后辈看”（松阴指日本明治维新志士吉田松阴），我期待，这篇《宪政民主政体革命为什么必须——郭飞雄上诉状》成为郭飞雄献给中国未来的的“琅函锦奁”，引发国人思考，将宪政民主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 果如是，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2期 2015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2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1047）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我们需要一双没有死亡的眼睛
山西黑窑工事件的全过程，与其说展示了被拐卖孩子及民工的悲惨遭遇，还不如展示了中国人的眼盲，一种由于心灵被厚厚积垢裹住而变得麻木冷漠的眼盲。 “眼盲”这个词，出自于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对“盲”之解析。这位导演在“盲井”一片中揭示了由煤矿主与煤矿工人构成的边缘社会的黑暗之后，又将镜头对准了人口贩卖，拍摄了“盲山”。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要以“盲”为其电影起名时，他的答复是“‘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是指人对周围的黑暗漠然无视。 我觉得李杨这个譬喻很好，眼睛死掉，意味着不愿意面对现实丑恶。不过这眼盲起自于心盲，所谓心盲，就是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个人连是非都已不明，自然对丑恶乃至邪恶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以为其存在就是合理的。比如在所有血汗工厂与类似于黑砖窑的地方，如果不是地方当局、地方媒体以及所有知情者的“眼盲”，又何至于会出现如此人间地狱？ 那些与此案有关者，如村支书王东己与周围村民，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眼盲，不需要再多谈了。而与这事件关系较远的地方行政长官于幼军等，无一不处于“眼盲”状态。于幼军在政坛上的辉煌，起自于他的一本书《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书的主调当然是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独特之处是其写法采用章回体文学形式，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写到马克思“在伦敦桥头沉思”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再写到苏联的辉煌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此书成书时间早于1989年，作者著书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定信心，尚勉强可理解。但目前山西省矿难频发、黑窑遍地，采煤已经危及到五台山这一名胜，于省长还将他这部官场垫脚石再次搬出来改编成政论片，作为“向十七大的献礼”，就只能说他是眼盲了。以他游历世界各国的经历，他还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他至少应该好好检讨治下煤矿业的现状，将其与恩格斯的名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加以对比，写一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山西矿工生活现状”之类。 再以中国最高当局对此事的态度来看，也属于眼盲，而且这眼盲是多重的。首先是对黑窑事件定性不当。一场涉及犯罪与多重违法的案件――指的是违反中国政府自己订立的法律，如刑法（人口拐卖、绑架、故意谋杀罪）、残疾人保护法、劳动保护法等，并非其它涉及人权的国际法，最后居然被定性为“黑砖场虐工案”，这是法律上的眼盲；其次，派遣非执法机构全国总工会出面处理此事，是行政作为上的眼盲。因为按中国政府自己的解释，全国总工会只不过是个非政府组织（这是今生，前世叫做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并无司法职能，也无行政执法职能。第三，地方当局在无法遮掩黑窑事件后，将自己从庇护者变成了解救者，而中央当局也认同这种角色变换，只是对窑主的父亲，一位村支部书记给予了党纪处分，则是放纵下级政府为恶地方的政治眼盲。 至于国内一些评论者用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震惊，以间接证明这类事情似乎首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应该也属于眼盲。因为这类事情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多了，每年中国那几万起工伤事故，血汗工厂中工人中毒的报道从未绝迹。我至今收藏有1999年5月21日26日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那篇题为“生命的哀号”的系列报道，那篇报道配了一张照片，一位因尘肺病晚期而形同骷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民工，用他那大睁而空荡荡的眼睛注视着虚空，让人看了心里直发碜。近几年，这类报道在中国的平面媒体上更是从未绝迹，请这些评论者从此以后多看看周围的世界。关注事实，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良知与社会关怀，只需要一双没有被心盲主宰而死亡的眼睛。即使出于利益考量，可以表示沉默，但不必假作天真地参与扮傻游戏。 关注并揭露这些丑恶，就是为了消灭这些丑恶。这不仅仅是为了被害者，而是为了使中国不至于沉沦至地狱深处，从最消极的底线来看，这还为了自己的良心。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6月30日，第198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胡平王丹“为占中港人争诺奖”何时开始？
胡平王丹余杰苏晓康等15人，在8月31号高调发布声明说∶“一旦中共悍然武力镇压占中行动，我们将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 但是在整个香港学生市民的“占中”活动中，除了胡平像疯了一样持续不断地、顽固地喊要占中“撤”之外，就是王丹早早就喊失败。没见15人中的其他人出来高调支持占中、雨伞运动。 现在，中共已经悍然武力镇压了占中行动。胡平王丹们，有没有开始给占中港人申请诺奖？ 胡平王丹等人的声明说，他们要首先成立 “推动占中港人获诺贝尔奖工作小组”。那麽小组成立没有？谁是组长？ 胡平王丹等人的声明还说，“小组成员将联合海外华人，尤其是居住海外的香港人，以及台湾的公民社会力量，动员各国议员，大学教授，人权组织和原诺贝尔奖获得者，共组‘全球推动占中港人获诺贝尔奖连线’，全面开花。” 他们现在都给谁、写了几封信？ 如果这些都没做，可不可以容忍王丹胡平们就随便这麽胡说八道地作秀？秀做完了就没事人一样了吗？ 2014年12月17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日记所展现的人格与国品
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主要“戏码”，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而是官员们自己纪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则是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检察院的案卷里。 这些“情色日记”已验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几单：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的《快乐日记》。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的43篇日记因其本人坚决否认，尚有待事态发展。从日记主人身份来看，以吴志明官阶最高，至少是厅局级。日记内容也很能体现其“政策水平”，居然将自己平日撰写《政府工作规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的能耐用之于性生活，为自己发展性伙伴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写日记的传统，这些日记往往成为后世史家重要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从日记中找出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与正史互相参照，有助于还原历史事件及风貌。但观诸历代笔记，还从未有过这类展露官僚群体污秽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记。只能说这是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另类贡献吧？ 晚清世事多变，文化人与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写日记以纪时世之变，浇心中块垒。不少人将写日记当作日课，持之以恒。今天人们能看到几十万言乃至二百几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当中，有曾任光绪帝老师的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还有诗文大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普通人的日记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馆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斋日记》，记录其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炼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质。这方面曾国藩与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国藩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连自己出去参加他人寿宴说多了应酬之语，都在日记中责备自己“语多不诚”，力诫自己改正。李慈铭曾因给人写文章嫌所得酬金少两次致书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记中责备自己不自重。另一种类型则是记录学业，督促进修。比如郭嵩焘就经常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励为目的写日记，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养成学识、坚守气节起着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成一代人才。此风后来影响到民国人物，亦有不少珍贵的日记留传下来。降及毛泽东统治时期，罗织思想言论之罪成风，写日记成了极为危险之事，但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日记，如《顾准日记》不仅真实地记下了顾准所目睹的大跃进之后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读者从这本日记中能够很强烈地感受日记主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也许有人会如此为刻下贪官的情色日记辩解：清人所写日记是准备公开示人的，这些贪官日记只是准备留给自己看的，二者没有可比性。 关于这点，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成风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讨论过。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说日记虽是私人记录，但因其坦诚书写自己每天的行状心思，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人们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说到底，所谓日记虽然是私人记事记情，但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写日记所反应的不但是日记主人的个人人格，还能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国品”。现在中国官场极度糜烂，官僚集团成员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堕落至烂泥潭中，每天所谋之事无非是竭泽而渔谋“发展”（为创造GDP虚饰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竭尽脑汁谋升迁，竭尽全力捞金钱，竭尽体力嫖女人，竭尽心力谋外逃。在这样的宦海中浮沉，贪官写的日记最后成了贪腐纵欲写真，也就无足为怪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9月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chinese-officials-dairies/）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世界地缘政治断层线上的格陵兰风云
何清涟 1月初，美国候任总统川普的四个话题占据世界新闻头条，从购买格陵兰岛，拿回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更名“美洲湾”、直到半开玩笑让加拿大与美国合并，等等。#就在全世界都在猜测川普是否真打算实现这些主张时，乌克兰报道称，泽连斯基对川普用这四个话题人为地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危机的信息注意力感到不满，因为川普完全粉碎了泽连斯基在国际信息领域的每一个论点，包括“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乌克兰加入北约”等等。 不过，鉴于格陵兰岛与北极圈八国的政治关系，外加“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探讨一下这个岛身处国际地缘政治断层线上的“机遇”，倒也算是一场很有趣的脑力活动。 格陵兰岛与美国的关系 川普要购买格陵兰岛，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深思熟虑。早在2019年8月16日，《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过，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就被曝曾私下讨论过购买格陵兰岛，但随后格陵兰外长巴格尔拒绝：“我们对商业开放，但格陵兰岛是‘非卖品’。” 就在2024年大选结果确定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川普身边人至少有两次明确表达购买意愿。 2023年12月23日，川普次子埃里克在X上分享了一张图：川普正盯着手机上的购物软件，似乎在考虑该买下哪件商品，购物车中包括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埃里克配文：“我们回来了！”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11月28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AFPC）高级研究员、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过白宫国安会幕僚长的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B. Gray）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川普为何真的应该“购买”格陵兰岛》一文，称川普在开启第二个任期之后 ，应该继续美国长达百年的未竟事业：“买下格陵兰岛”。 格雷在文章中列举了三条理由： 1、格陵兰岛位于北大西洋的战略位置，使收购该岛成为自 19 世纪以来美国战略家们讨论的话题。曾从沙俄手上买下了阿拉斯加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于 1867 年首次寻求购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二战期间，丹麦向纳粹德国投降，美国占领格陵兰岛。1946年，哈里·杜鲁门总统曾向丹麦开价1亿美元等值的黄金，附带一块阿拉斯加油田权益交换格陵兰岛。 2，格陵兰人正在走向脱离丹麦的独立。格陵兰岛 2024 年 2 月的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已经宣称该岛独立是最终目标。只是格陵兰岛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政治实体，如果脱离丹麦，负责自身安全是它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 3、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威胁北极的现状。莫斯科声称拥有北冰洋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格陵兰专属经济区内。俄罗斯勘测船侵占了格陵兰岛的水域，俄罗斯正在扩大其北极基地和强大的破冰船队。中国宣布自己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计划建立“冰上丝绸之路”，将北极社区与北京的经济和政治议程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建造了自己的破冰船队（以上为中国首个“北极战略”内容）。 格雷这篇文章有一个他故意制造的事实错误，就是俄罗斯对北极圈的权利，与美国等七国同等。要理解这点，得先了解北极圈八国的北极理事会的来龙去脉。 #北极圈八国与北极冷战风云 1996年，毗邻北极圈边缘的8个国家——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组成了北极理事会。这一进程始于1989年，当时芬兰邀请其他国家商讨北极环境。芬兰的倡议产生了1991年的《罗瓦涅米宣言》（Rovaniemi Declaration），该宣言确立了理事会的前身《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为什么是这八个国家参与？这是因为北极圈一半以上由公海水域和该八国的大陆架（指延伸进浅水海域的陆地）组成，北极的管理主要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根据该公约，沿海国的主权范围延至其领海，即从该国海岸的大潮低潮线起12海里（约22公里）以内的海域。北极圈八国表面上的主要关切是“全球污染及相应的环境威胁”对于北极生态系统的破坏，但实际目的是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是为了利用北极圈2100万平方公里上的矿物、金属、化石燃料等的庞大矿藏。 据估计，该地区拥有全世界22%的未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但在北极的开采成本仍相当高昂）。更有厚利可图的是稀土矿产的开采（比如用于电容器、电动汽车的钕铁硼和用于磁铁、激光器的铽），这些矿物在北极（从格陵兰的科瓦内湾到俄罗斯的科拉半岛再到加拿大地盾）的总估价超过一万亿美元。 基于上述目标，北极理事会各成员已在北极边缘地带建起了军事基地，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自二战期间建立后一直存在；自2007年俄罗斯科学家在北极点以下4302米的北冰洋海底象征性地插上了钛合金的俄罗斯国旗后，其他北冰洋沿海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横跨了北极冰雪，加拿大在努纳武特地区已经建立了巴芬岛建设纳尼西维克海军设施。在八个拥有北极领土的国家中，美国在格陵兰岛扮演的角色仅次于丹麦。美国自二战以来就在那里驻有军事力量，位于格陵兰岛的皮特菲克空军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建于二战时期，一直保留至今，是美国最北端的军事设施，也是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的核心部分。 俄乌战争开始后，俄罗斯被北极圈八国当中的七国排挤，北极理事会停止运作，北约接管了北极地区。事情始末如下：2021年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上，俄罗斯接棒成为任期两年的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2022年3月3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后），理事会其他成员国抵制会议，抗议莫斯科参与该理事会。2022年6月，除俄罗斯之外的七国一致同意“有限地恢复北极理事会中不涉及俄罗斯联邦的事务”。如今，其中七个国家却决定不再参与北极理事会，其中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美国本已是北约成员，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正在进行。北约逐渐取代北极理事会成为该地区的决策机构，运营总部就是北约位于挪威的“寒区作战卓越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ld Weather Operations）。 2018年中国公布了“冰上丝绸之路”计划，2019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参加在芬兰罗瓦涅米召开的北极理事会会议，指责中国对北极环境破坏负有责任。此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国防部就发布了2019年《北极战略》（Arctic Strategy），其重点是“限制中俄将该地区用作竞争通道的能力”，而美国空军2020年的《北极战略》（Arctic Strategy）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以上就是北极冷战风云的梗概。欧盟本是美国盟友，只是川普政府2.0即将到来，他发布的对欧盟加征关税的宣言，以及过去欧盟左派政府对川普的种种言行，欧盟还不知道究竟应该与这位美国新掌门人如何相处，是谓“地缘政治的断层线”。 格陵兰政府准备待价而沽 最后得说说这场风云的主角格陵兰岛政府的态度了。 目前，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海外属地与王国内的自治体，全岛面积为216.6万平方千米，在北美洲东北，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全境大部分地处北极圈内，是人迹罕至的严寒荒原。相比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该岛的首都努克更靠近美国纽约。该岛总人口约5.7万人左右，有人居住的区域约为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西海岸南部地区，因纽特（爱斯基摩）人占多数。该岛至今渔业为主，政府收入约有一半来自于宗主国丹麦的补助，这也是格陵兰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补充。多年来，该岛岛内酗酒、自杀问题严重。 1979年5目1日起格陵兰岛正式实行内部自治，但外交、防务和司法仍由丹麦掌管。过去20余年以来，格陵兰独立运动愈演愈烈。在 2008 年的全民公投中，75% 的格陵兰公民投票支持《格陵兰自治法案》，该法案扩大了该岛对警察、法院和海岸警卫队等数十个领域的控制权。根据该法案，经丹麦议会批准，格陵兰可以通过全民公投实现完全独立。 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12月就购买该岛屿领土发表评论后，格陵兰总理穆特·埃格德（Múte Egede）在今年1月1日的讲话中宣布：“历史和现状表明，我们与丹麦的合作没有成功地创造出完全的平等……现在是我们自己迈出一步并塑造未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贸易关系不能继续仅仅通过丹麦来开展。” 但他强调“格陵兰岛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卖的，也永远不会卖。我们绝不能输掉我们为自由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埃格德在新年的讲话中强调了自治领土的发展，强调其国际机场的开放是全球变革的途径。 A person in a white shir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1月1日，埃格德发表新年讲话，来自格陵兰政府网站 目前的态势是：想控制格陵兰岛的国家有多个，格陵兰政府希望发展，发展就是急需资金的意思，如今终于迎来了机遇，他的新年讲话虽然反对售卖格陵兰，但反对的是一次性卖断。殖民历史时期，西方要求他国领土时早就发明了购买、租借等各种方式。按目前态势来说，欧盟要格陵兰岛，但在出价上肯定赢不过美国；俄中肯定无法参与出价竞争，格陵兰岛最后由价高者得，丹麦日前说过，只要不成为美国领土，一切由格陵兰人民自己决定。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01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21665 ）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刘晓波∶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
摘要∶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一次盲目的革命正义的大轰动”，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正文∶ 我们这些被称为“民主斗士”、“民主精英”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只懂书本上、理论上的民主，而不懂实际操作上的民主，不懂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应该如何具体地建立和实施。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沙卡洛夫）的方励之教授，在八九抗议运动之前就放弃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基本人权的大好时机，他受美国总统布什（布希）之邀参加宴会被阻事件毫无声息地过去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在八九抗议运动之前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他的“第二种忠诚”。所以，在这样一种连民主的A、B、C、还需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中产生民间反对力量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种现实所产生的八九抗议运动，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空泛诉求。 夸张的使命感和过于宏大的历史感使学生们失去了自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不知道自己那稚嫩的肩膀根本担不起那麽沈重的使命。被一次次强化的正义诱惑著学生们以生命、以死亡为代价与政府进行著不断升级的徒劳对抗。似乎只有奉献生命才能打动政府，只有牺牲才足以唤醒民众，只有死亡才能够成就正义，才有资格代表正义。无怪乎当广场的总指挥柴玲成gong地流亡国外，有人指责学生们只有激情和勇敢，而缺乏智慧和理性之时，她颇为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在当时的广场，勇气就是水平。”别管现实，抛弃理性，我们只要勇敢，只要肯于献身和牺牲，我们就是八九抗议活动的英雄。 四十年来，我们没有任何民主政治的经验，我们耳濡目染的全是专制政治的残酷斗争和阴谋诡计，我们一旦革命就自以为唯我独尊，像我们投入文化大革命时自以为自己最革命一样，我们一旦投入八九抗议运动，也自认为自己最民主，何况我们在为民主而绝食、而献身、而牺牲，就更使我们确信我们的行为就是最高的正义，我们的声音就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于是，真理变成了不容质疑的绝对，正义变成了为所欲为和要挟，民主变成了特权，广场成了检验真理、考验意志、锤炼情操、伸张正义、行使权力的万能场所。谁不来广场，谁指责广场，谁就是反民主、非正义、懦夫。一时间，广场似乎成了人人必须过关的试金石。“我在广场待过”、“我去过广场”成了民主意识和社会良知的标志。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不要协调、不讲合作，可以随意拉山头、搞组织，自封为王，高自联、绝食团、对话团、外高联、工自联、知识界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席会、敢死队、飞虎队、西路军、童子军┅┅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满怀深仇大恨，拿著一件血衣控诉万恶的共产党，咬牙切齿地谩骂和污辱别人的人格，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可以声言枪毙XXX，油炸XXX，活埋XXX，可以对非我族类者恶语相加，态度蛮横，甚至大打出手；可以把我们的个人恩怨借正义之名尽情宣泄。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著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像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只要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而强行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我们像当年的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我们也像共产党的警察一样，强迫新闻记者不要拍摄对我们不利的、有损于我们形象的照片，我们野蛮地抢过记者手中的照相机，打开暗盒，让拍好的底片曝光，甚至砸碎记者们的摄相器材。为了不给政府以口实，我们把向毛泽东画像投掷污物的人扭送公安局，致使他们被共产党分别处以二十年、十八年、十五年的重刑。 更可悲的是，八九抗议运动的正义性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要挟。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正义的压力之下沉默了，绝食之举使大学生成了不能批评不允许批评的革命圣人。当人们看到以生命为代价与专制政府相对抗的年轻学生的悲壮之举时，谁还能说出“不”字，谁还敢说出“不”字，绝食使大多数人丧失了理性，使极少数保持理性的人沈默不语 由是观之，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所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性正义。 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于流血、死人，而且还在于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尽管邓小平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他的南巡讲话又掀起了发展经济的热潮。但是，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畸型发展，赵紫阳的下台使邓小平死后的权力交接成了最危险的火药筒，平稳的权力过渡因深具民心的赵紫阳的倒台而危机四伏，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心理驱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捞一把，民众真切感到邓小平的健在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错过，就会在那死后的天下大乱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双方的恐惧和仇恨都无法消除，而且随著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 因而，结束对抗、消除恐惧、实现社会合作，使中国平稳地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不仅要靠执政党从现在开始的有魄力的自我改造，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且要靠民间反对力量的合作，促其自我改造的渐进完成。能够拯救共产党的只能是共产党自身。逐步地渐进地向民主化的自我改造，共产党则存；而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共产党则亡。同时，社会上的各种民间力量要在共产党还在进行自我改造之时，不是取消它的执政地位，而是促成它在执政时期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有一张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六四”牌非打不可，关键在于怎麽打？在什麽时机打？我以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发社论，不必开大会，不必公开声扬，只要私下里抚恤“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为因“六四”而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的恢复地位，把靠“六四”之血上台的人逐渐降级、免职，让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安全回国┅┅，如果某位政客在邓小平死后靠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仅是这位政客本人的灾难，也是中国的灾难。突然平反所带来的爆发性后果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 我不知道，在“六四”血案发生四年后的今天，在“六四”使中国的全面倒退持续了近三年的现实面前，在充满著世纪末恐惧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的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们，是否会从心底里产生深重的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是否能够理性地，平静地、公正地、现实地评估我们在八九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否能够正视目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现实而拿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具体的智慧，切实的设计、从一点一滴做起的耐心。如果能，即使我们只有微薄之力，“六四”的血也没有白流，它仍浓于水。如果不能，“六四”的血不但只是白水一杯，而且至多能供养那些吸血的无耻者罢了。 但愿“六四”是中国的最后一次人皆自以为是政治家的全民政治！但愿“六四”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盲目的革命正义的大轰动！ ——原载台湾《联合报》【1993-06-05/10版/大陆新闻】 2014-06-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新西兰“吴征”被逮捕遣送
当美国公民、香港“阳光电视”执行长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假学位被揭穿10个月後仍逍遥法外之际，加拿大公民、新西兰“毛利电视”执行长约翰．戴维（John Davy）却因用网络大学的假学位欺骗公众而遭解职，并被逮捕判刑，上周三在服刑13个星期後被警方遣回渥太华，而成为新西兰各大英文报纸的焦点新闻。 据《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8月29日的报道，新西兰政府下属的“毛利电视”（Maori Television）今年初招聘执行官（CEO），加拿大的约翰．戴维前来应聘，这位51岁的男子以他令人艳羡的“简历”而吸引了招聘委员会：香港两家投资公司的顾问，曾在加拿大政府安全委员会工作，并於1976年就从美国“丹佛州立大学阿士兰商学院获企管硕士”（MBA was "from the Ashland School of Business at Denver State University granted in June 1976"）。结果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应聘者，就像当年来自美国的吴征靠一纸造假简历当上了亚视营运总裁一样，也顺利地当上了毛利电视的营运总裁。 戴维上任之後，正在春风得意做他的CEO时，《新西兰先驱报》的记者对他的学位和经历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位记者从美国的大学系统中查不到“丹佛州立大学”；仅查到“丹佛大学”和“克罗拉多大学”，但两校下面都没有“阿士兰商学院”。《丹佛邮报》一位编辑对查询者说，他在丹佛生活了一辈子，从没有听说过有这麽个“丹佛州立大学”。 《新西兰先驱报》记者最後从网站http://cooldegree.com查到了“丹佛州立大学”，它是一所专门出售假文凭的网络大学，网页上明码标价，一个企管硕士学位159美元，还有双学位，以及“博士学位”等，都只要付钱就“交货”，而且保证“学位证书”绝对逼真。 戴维的简历还写著，他在1986年曾在“加拿大政府安全委员会”做过机密度很高的工作。但经《新西兰先驱报》查询，加拿大该机构对外发言人安德鲁．普恩（Andrew Poon）说，该委员会从七十年代至今的所有档案纪录中都没有约翰．戴维这个人。 4月2日，在戴维当上了CEO七个星期之後，《新西兰先驱报》报道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这位“加拿大公民”戴维绝对没有“美国公民”吴征那麽幸运，他在当晚五点钟就被毛利电视公司解雇了。随後又受到警方调查；最後以欺诈罪被逮捕。 戴维被判处9个月徒刑，後来经上诉，减为6个月。在蹲监狱的时候，这位前“CEO”被安排在食堂擦地、做三明治等工作。由於表现努力；又深深忏悔自己的欺骗罪行，结果他被从宽发落，在蹲了13个星期（超过一半刑期）之後，被提前释放，由两名便衣警察把他押回其家乡加拿大渥太华，全部费用8500美元，戴维承诺说，将来他有经济能力时会偿还这笔钱。 据新西兰报纸报道，戴维被押送前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的路上表示，他非常後悔学历造假，他说，在蹲监狱的时候，使他有时间强迫自己“从不同角度回顾人生”。当被问到他从这件事上得到了什麽教训时，戴维说，“得到了很多，它使你有时间回顾自己的人生，回顾自己到底做了什麽，做的这些事情不仅影响了自己，而且影响了自己的家人和其他人。从某个意义上说，我感到幸福，因为我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在新的人生中，会走在一条更好的路上。” 戴维的妻子在菲律宾居住，他计划很快赶去菲律宾和家人团聚，开始新的人生。 戴维的假学历事件被揭露後，尤其是他因此遭逮捕判刑，使其他“简历”有水份的人胆战心惊。《新西兰先驱报》说，成千的专业人士担心他们水份简历被调查发现。一位担任新西兰电视会计主任的人说，他的简历中也有水份，说自己曾在某大公司工作过，其实只是几天。美国人事谘询公司HireRight在2001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求职简历中有一定的水份，尤其是到亚洲工作的美国人的简历，因为亚洲国家对西方的学历更加尊崇。而这些美国人用水份简历到亚洲国家去赚大钱，获高职务。 戴维的假学历事件和吴征的“巴灵顿博士”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都是网络大学，戴维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假大学、假学位；吴征也是清清楚楚巴灵顿是野鸡大学，其学位不被承认，从一开始就像戴维一样，抱著骗人的心理。 第二，戴维从美国网络大学买了“学位”，绝不用这个学位在美国或加拿大找工作，他去了崇拜美国学历的岛国新西兰，以为那里都是土著，他可以神耍；吴征也没有用“巴灵顿博士”在美国找工作，而是去了更崇拜美国学历的香港，以为那里都是土帽，他可用“洋人”身份和洋学位出神入画。但两个人最後都玩过了头，露出马脚。 第三，加拿大和美国接壤，这加拿大公民和美国公民玩学历的方式也有联结性：都是胆大心“粗”，敢撒弥天大谎。出售文凭的“丹佛州立大学”设有全世界都可以通过网络查到的“文凭商店”网页，这加拿大公民就敢买、敢用，以为加拿大就是“大家拿”，什麽都不怕；而巴灵顿大学也是设有网页，上面清楚地展示没设博士学位，它的招生资料也介绍说建校以来有多少人获得硕士和学士学位，根本就没提到有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吴征就敢编织他有“巴灵顿博士”学位，但迄今被揭露已有10个多月了，就是拿不出这个博士学位证书来。 第四，戴维在前往新西兰担任电视营运作总裁之前，在加拿大已有过案底，他办的公司因涉嫌欺诈破产。吴征在前往香港担任亚视营运总裁之前，在美国也有过案底，他在圣路易斯卖保险涉嫌欺诈被告上法庭，後来担任中美总商会执行长时，也差点被商会会长告到法庭，後来用钱私了；他在圣路易斯办的公司因不交税而被当地商业局吊销了执照。 第五，《新西兰先驱报》记者在调查戴维的假学历时，毛利电视的上级机构开始时完全不配合，该电视的上级主管官员竟对记者说，我只能向我应该汇报的上级谈戴维的学历问题，不能跟你们讲；毫不负责任。而且戴维本人更是敢拿出他的假文凭原件，相当理直气壮。吴征也是不仅绝不回答网民的质疑，还设警察网站，向质疑者递交律师威胁信。而吴征担任共同主席的新浪网，更是装聋作哑，数次悄悄改动自己网页上的吴征简历，却没有给过任何解释，更不向网民股民道歉，也是毫不负责任。 但毕竟新西兰是个有自由媒体、有法制的国家，在舆论压力下，毛利电视不仅解雇了戴维，而且他遭到判刑入狱的惩罚。如果吴征是北京“中央电视台”的什麽主管之类，他的假巴灵顿学位事件，恐怕也早就会被追究，绝不会至今还当他的CEO。北京大学处理抄袭的王铭铭，就说明在强大舆论面前，造假者的上级部门为了自己的名誉，也不得不处理当事者。 但吴征所服务的新浪网（新浪是阳光公司的最大股东，成为吴征的老板），迄今没有对这个“巴灵顿” 假博士做任何惩处，这主要责任在於新浪网高层的姜丰年、茅道林们，不仅不处理吴征的造假行为，还公开庇护吴征。 新西兰警方现在正在调查雇用戴维的过程中有没有违法行为，以及为什麽让这麽个骗子得逞。而新浪网的负责人却把自己和欺世盗名者绑在一起。但只要吴征杨澜不出来认错道歉，新浪网不正式处理和表态，就一直会有网民、股民、记者盯著吴杨和新浪，最後的结局只能是新浪做吴杨的陪葬品。 2002年9月1日 （作者附记：新西兰的Oliver lee先生通过多维网转来戴维事件的最初信息，使作者注意到这个案例，特此致谢！） 2002-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和“去世”三年的关贵敏谈三小时
对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关贵敏可谓鼎鼎大名。在毛去世、中国开始变化、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既忐忑不安、又兴奋期待的七、八十年代，由关贵敏那甜美醇厚的男高音唱红全中国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驼铃》、《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等歌曲，几乎每人都能哼几句，哪怕不是歌迷。 我们得承认，共产党的文艺宣传绝对是一流的。无论现实的日子里有多少苦楚、多少辛酸、多少血和泪、多少卑鄙龌龊，那些歌颂党国的轻松、愉快、甜美的乐曲，总能让人麻醉，令人沉醉，似乎真的荡漾在“美好的新中国”。今天回首，对那几代人来说，歌词当然早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它承载的，只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对那段生命的回味。 关贵敏以他罕见的优质嗓音和清晰吐字，横扫了一个时代的人心，成为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高音之王”。一首《那就是我》最后11秒的长音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撕毁与江泽民合影照片 但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1983年，关贵敏被查出肝病，甚至有说是肝硬化。他寻找了各种方法治疗，也随著当时风靡全国的气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用拼音代替。下同）之风，练了各种气gong，后来则开始练法轮gong。1996年关贵敏以特殊人才身份移民美国，后来参与了法轮gong系统的神韵歌唱团的演出，并担任副团长。他有一个“壮举”令很多人钦佩——在一个抗议中共的集会上，他把在中国时作为艺术界名人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合影的照片当众撕毁、烧掉了。 作为文艺界名人、深受大众喜爱的歌唱家，此“政治举动”自然相当得罪北京当局。后来就不断有传言关贵敏肝病恶化、肝癌晚期等等。再后来，到三年前的2011年底，网上则传出关贵敏病逝的消息。 既然关贵敏在1983年就被查出肝病，那麽近三十年后，恶化成肝癌而不治，似乎也合乎病情逻辑。再加上不仅有“关贵敏病逝”的“讣告”，还有一条“关贵敏太太”的丧事从简声明。当时不要说海外网站，连中国官方的，也纷纷转载。在谷歌打上“关贵敏病逝”，词条有10万之多。所以一定有不少人相信了，包括我本人。 不过很快也有人指出，这是假消息。但由于关贵敏有肝病众人皆知，他当时年龄也已往70奔，又有一阵子没在媒体露面，所以对他的“病逝”仍有人半信半疑。那麽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有一次我和一位媒体朋友偶然谈起此事，她说不久前还见过关贵敏，可以联络他跟我谈一下。 虽然没有直接见面，但电话另一端那浑厚的歌唱家音质，是任何一个听过关贵敏歌声的人立马就可以辨识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时光飞逝，人的相貌可以在几年之内就变到难以辨识，唯有熟悉的声音，是对方一张口就可以确认身份的。 可以说，我是第一次在电话中听那麽好的声音。关贵敏先生也很健谈，一口气跟我谈了三个多小时，且听不出一丝疲倦。如此天赋的美声，可谓寻遍天下也找不到人能假冒。 这个世界上怎会有如此歹毒、阴损的人，制造他人“去世”的假消息？ 听说过有因误传而相信他人去世的，例如在美国执教的夏志清教授就曾误信钱钟书去世而写了悼念文章。2009年加拿大总理哈珀听到“撒切尔去世”，立即发表讲话悼念。结果加国运输部长发的简讯“撒切尔死了”是指他家的猫（叫撒切尔）。 但有意制造（而且是很精心的）他人死讯的，除了对关贵敏，我还没看到第二个。不仅有“讣告”和冒其妻之名的“丧事从简”声明，还有“关贵敏的悲剧”等一些评论文章，弄得非常像是真事儿。可以看出造谣者既有相当文字水平、且颇有心计。 “除了不唱歌什麽都干” 那麽是什麽人有意制造“病逝”假消息？关贵敏说他没有第一手证据，但从常识判断，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五毛维稳部队。他们为什麽要如此恶毒地对待一位歌星？原因当然明摆著∶ 在广为大众熟悉的中国文艺界明星中，关贵敏是最瞩目、最高调支持法轮gong的。他不仅本人练gong，还担任美国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多届评审及评委主席，带领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演出。在中共视法轮gong为最大威胁、在国内严酷镇压法轮gong修炼者之际，关贵敏的顶风而上，自然会激怒中共。文艺明星有大众人气，自然会对大众有影响力，其“反共”之举会起到政治活动家也达不到的一些效果。 再者，使关贵敏成名那些歌曲，都是中共自己宣传美化“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他们不能批判，又找不到这位歌唱家的其他毛病，于是他身体曾有过的“病”就成为造谣者的目标，而且是“置于死地”的造谣。真毒呵。 关贵敏先生说，他来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后来高调参与法轮gong之后，就无法再回国演出。他移民美国后，最早落脚在旧金山湾区，一边继续练法轮gong，一边招收声乐学生，以谋生路。但很快，他的学生们就被当地跟中共领馆有关系的一家公司人员劝说离开。那家公司负责人原是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后，出名的歌星影星都非常赚钱，以关贵敏那麽高的知名度，别说谋生，他可以轻松地唱到富得流油。只要他不高调参与法轮gong（自己私下修炼就得了呗），或者只要他后来低下头反戈，中共巴不得给他机会回国，以现身说法批判法轮gong，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给他的演唱会做宣传。但是关贵敏怎麽做的呢？ 当教学谋生等路被堵死之后，他去了一家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的同是歌唱家的妻子邹晓群则去当了褓姆。这对艺术家夫妻，宁可以打扫卫生、给人做褓姆过活，也不向共产党低头！他曾半开玩笑地说∶“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麽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麽都干。”直到几年后孩子大了，找到了工作，他们的经济情况才改善。 当然，上个世纪来美国的无数在国内颇有身份地位的中国人，都经过各种生活的艰难、做过各种杂活维生，但像关贵敏知名度这麽高的文艺界明星，因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原因，在国内外都被堵死以技能生存之路，要靠做清扫员生存的，以前还从未听说过。大家要记得这个前提，文艺界明星得到的那种追捧、谄媚可不是一般“名人”所经历的。在承受过那种巨大的“腐蚀”之后，关贵敏仍能做到静下心来、不卑不亢地去扫地这一步，而且是在绝不是没有退路的情况下，这在华人里面，实在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绝不放过任何gong利（甚至眼前小利）、绝不为精神让肉体吃一点小亏，可谓华人世界的最大特色之一吧。 关贵敏要想过多数中国人都不肯放过的另一条路，当然太有条件了。在中国当红的时候，他曾担任中央青联委员，受到喜欢唱歌听歌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还被请去一起吃元宵等。他跟当今中国很多高官（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都见面交谈过，还曾跟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同窗好友。 在我眼里，关贵敏为信仰放弃摆在眼前的荣华富贵而“自找苦头”虽然很难，但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真是我们一般人绝对经历不到的，那就是在美国“不唱老歌”。 在美国的中国人中，50岁以上、八九十年代来美国的占了相当一部分，大家聚会在一起听关贵敏演唱时，当然都想听他唱那些熟悉的、唤回当年记忆的老歌。但关贵敏却很倔强地不再唱过去那些“脍炙人口”的东西。他说那些老歌“都是粉饰太平的，是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的”。他甚至比喻成是“给纳粹歌gong颂德那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我现在不唱那些歌了。” “那就是我” 对这个曾以《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等欢快的歌声而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当年大众评选的最受欢迎的15首歌曲中，他演唱的就占了两首半（有一曲他跟人合唱），能在海外这个比国内更容易怀旧的环境中，拒绝唱使自己成名的老歌，实在得有超凡的精神境界。那些歌声，对大众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而对关贵敏来说，则是他个人人生的大红大紫顶峰。 别说对演唱者本人，即使对歌迷们，这点都好像有点“太过份”了。什麽歌词呵，大家不过就是怀怀旧嘛。连我这种自认跟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人，都觉得没什麽，毕竟不是唱《东方红，太阳升》或《国际歌》什麽的，唱歌的怀旧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关贵敏的坚持，则等于是誓言和那个曾为共产党的事业添砖加瓦的昨天告别，无论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或者多麽难以割舍的情感留恋。设身处地想一想，那是多麽的不容易！ 这种“坚持”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呢？关贵敏强调是修炼的结果。他说，“气gong低层次是锻炼(身体），到高层次就必须是修炼。”锻炼和修炼只有一字之别，差别在哪里？就是不仅练身，更是练心，修炼灵魂。关贵敏认为，人的高贵，在于道德，艺术家应该推动社会道德回升。他说通过修炼，“对名利看得很淡了，过去成名成家，荣华富贵，练gong之后看法变了，这些都是过眼烟云了。” 他现在非常平静，通过坚持练法轮gong，他的肝病一直被控制住，他说什麽药也不吃了。在美国这些年，他一年上百场地演出，“我唱了八百多场，没有谁能唱到我这个年龄的（今年70岁）。”关贵敏说，他今年（2014年）三月份还在美国各地唱呢！ 关贵敏拒绝再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等共产党宣传的老歌了，但那首没有政治色彩的、也是难度最高的《那就是我》，他却“一直唱到了美国”。歌尾那句“如果有一叶风帆向你驶来，那就是我”的“我”字，当年关贵敏的拖腔长度达11秒（无论李谷一、朱逢博，以及后来的戴玉强、廖昌永等新一代歌星只能唱到此长度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这既表现了关贵敏的唱gong，也预示了他的人格、他的意志、他的人生的长长的坚持————“那就是我”，那就是关贵敏！ 2014年12月20日于美国 ——原载《看》杂志2015年1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刘晓庆之後该是杨澜了
刘晓庆被关进了监狱，杨澜又被揭出卷入希望工程的糊涂账，涉嫌非法套用捐款，不能不给人一种杨澜要步刘晓庆後尘的感觉，因为这两位中国“名女人”有不少共性：都是不遗馀力、不择手段捞名利，用欺诈手段成为暴发户；而且两者都出奇地热衷招摇，并都因为虚张声势的招摇而被已经名誉扫地的“安达信”公司列到了“富比士”的中国富人榜上。中国只有这麽两个“名女人”上榜，一对儿不清不白却拼命往身上涂彩虹的做秀高手。 虽然有人批评说，中国偷漏税的大人物有的是，现在抓刘晓庆是打苍蝇不打老虎（当然是实情），但苍蝇虽小，却有特别令人讨厌的一面，刘晓庆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的“苍蝇”，大概不咬人，但恶心人。 刘晓庆的令人讨厌之处，国内已有报纸登出“刘晓庆的八大恶心”，近日《南方周末》的“大话刘晓庆”也说了不少；但有一件事好像国内的媒体没提到，那是前些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看到的：报道说旧金山一个“爱国”华侨组织要授予刘晓庆最杰出艺术家称号；国内记者就此采访刘晓庆，这位“最杰出”竟说，美国早就应该给我奖了，现在这个奖美国给的太晚了；同时还宣布，克林顿总统会亲自给她授奖。 当时看到这个报道，就感到恶心。稍有点自尊，也不会说什麽“奖给的太晚了、早就该给我了”这种虚无狂妄的蠢话；稍有点常识，也不会说什麽克林顿会亲自颁奖的傻话。美国总统连好莱坞的奥斯卡奖都不出席，怎麽可能要给一个在美国及西方影视界毫无名气的刘晓庆亲自颁奖？ 还没等到刘晓庆来美国领奖，报上又有了新闻：那个要颁给刘晓庆“最杰出奖”的“爱国”华侨团体头目因犯罪被逮捕了，那个奖也因此取消。报道说，那个要颁奖的华人组织，实际上只是当地几个有了点钱的商贩，要凑起来做个秀，而所谓克林顿来颁奖，完全是编造的。 刘晓庆的名言是“做名女人难”。天下比刘晓庆有名的女人大概比她见过的苍蝇蚊子还多，但有几个令人讨厌到她这种地步的呢？台湾的许晓丹大概算一个，美国的麦当娜也算一个，但都没落到下狱的地步。刘晓庆的那个名言应该换成“做招摇过市的名女人难”。 虽然刘晓庆有很多令人“恶心”的花边新闻，但和另一个中国名女人杨澜比较，还有她实在的一面，毕竟人家当年在中国出名，靠的是自己演了几部说得过去的电影，靠那些演出奠定了名人基础。而杨澜在中央电视台时，并不是靠自己的节目成功，而是靠和名人赵忠祥、姜昆配戏出名；从美国回去後，则和她的“巴灵顿博士”丈夫吴征一起，靠吹嘘夸大经历学历而获得虚名，欺骗网民股民，炒热他们公司的股票价值，成为暴发户。 这次杨澜被揭出卷入希望工程的“糊涂账”，但杨澜自己可是一点也不“糊涂”：她对外多次自我宣传打广告，号称把自己《凭海临风》的稿费等十几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然後被中国大小报纸歌颂赞美，一个关心中国穷苦地区孩子教育、乐善好施的女菩萨形象跃然纸上；但第二天（第二天！），杨澜就从希望工程的项目主管手里拿到了20万元的所谓“工作经费”，实际上是她的捐款全部拿回来了（还多拿了几万）。不仅有赚，从此吴征的简历上还多了个头衔：希望工程高级顾问；杨澜则成了“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理事”。 吴杨的这种手法在他们夫妇的暴发过程中曾一再使用，屡次得手： 杨澜在美国仅学习了两年，从哥大关系学院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在美获得学位的中国人可谓成千上万，但杨澜却把这个学历的功能发挥到出神入画的地步，最後竟被夸张到“哥大校董”。杨澜的这个假头衔，和吴征的“希望工程”高级顾问一样，也是用“捐款”换来的。杨澜以校友身份，向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捐款，於是得到了被杨澜夸张成“哥大校董”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顾问团成员”的头衔。 有传闻说中国某部级高官的儿子到哥大读书，是吴征杨澜通过捐助哥大的方式给出的学费。虽然哥大尚未透露吴杨的捐款到底给了哪个中国学生（但表示如果杨澜真有问题，最後追究的话，哥大可能合作），但杨澜夫妇和原中国广电部长、现文化部长孙家正的关系相当不一般则是事实。当年吴征在美国圣路易士市办“美中总商会”时，就和当时担任广电部长的孙家正建立了私人关系，孙家正来华盛顿时，曾由吴征陪同。而美国的几家大公司，正是看到吴征有中国广电部长的後门，才找吴征合作。最早上当的是时代华纳音乐集团公司老板，他後来在纽约起诉吴征，说在上海合资公司首年投资的100万美元被吴征贪污了30万。吴征在该期间在上海淀山湖的威尼斯花园买了别墅。 吴征在美国走麦城之後，回到香港谋出路，在那里赚到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孙家正的帮助。当年他在香港注册的“凯威国际公司”，通过孙家正的关系与中国文化部属下最大的音像出版发行企业“中录总社”合资建了“天地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吴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征向媒体吹嘘他的公司将靠发行“聪明盒”，通过有线电视网的点播系统，打败录音录像的盗版世界。经过媒体宣传炒作，凯威公司的一毛多港币的股票当年就暴涨了100多倍，在炒到4点6港元时，吴征全部脱手，大赚了一笔。他的“聪明盒”在保证了他一个人的“聪明”发挥之後，就全部甩手仍掉了。比“环球电讯”的温尼克还聪明，他才只甩了30%。可以说没有孙家正，就没有吴征在香港的这“第一桶金”。 在这场炒做暴发事件中，孙家正得到多少好处，外人暂时还无法得知。一位知情人证实说，“吴征去北京时，经常请广电部长。”孙家正离开广电部转任文化部长之後，对杨澜更是特别关照。据中国《新闻晨报》去年九月的报道，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做出决定，批准“杨澜工作室”拍摄的系列节目向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提供。因使领馆的文化参赞多是文化部派出，因此杨澜的节目几乎获得了对外推荐的垄断权。中国的邦交国最近已达到165个，如果每个中国驻外使领馆买一套杨澜的系列节目，杨澜的收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如果杨澜吴征捐助哥大的款项真的给了什麽部长的孩子，你看这笔钱的“利润”有多大，比杨澜“捐”给希望工程的“回扣”还多。 吴征的钱也从不白花，靠给“国际艾美奖”送了五万美元，就得到了什麽“美国国家科学艺术学院之互动电视国际论坛主席，美国电视科学艺术学院国际理事会成员”等头衔。然後又靠这些头衔和嘘夸的“艾美奖”，来骗取在中国的名声，又靠这些虚名赚回五十万、五百万、五千万。这文化部投资的“聪明盒” 真“聪明”呵！ 如果注意中国的报纸宣传，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中国女人像杨澜那样得到官方媒体的比歌颂江青还谄媚的报道，什麽“阳光老总杨澜：从邻家女孩到全能女人”；“外表柔弱的‘全能女人’杨澜”；“杨澜：打造跨媒体航母”；“杨澜与吴征：睿智、魅力、财富集於一身”┅┅ 这些赞美都怎麽来的？国内的记者朋友说，现在报纸上只要是往死了捧的文章，几乎都是“有偿新闻”，记者是收到钱才写的；写文章的记者经常比拉广告的工商记者还赚钱。我在圣路易士调查吴征保险案时，一位在上海办了公司的前中国留学生说，那里的一家报纸记者给他的公司写了篇歌颂性报道，要了他三千块钱。现在流亡美国的前《人民日报》负责“侨乡之声”版面的编辑吴学灿曾撰文说，有人要出一笔钱给他，常年包这个版面，他没干。那麽关於杨澜的那些报道，有多少是用炒股票发起来的腰包钱换来的？ 除了在报纸上拼命打“品牌”，“阳光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澜做“主席秀”更是乐而忘疲：今年4月7日，“杨主席”在县长等官员的簇拥下到北京怀柔县“参加植树活动”，做出当年“毛主席带头铲土植树”状，供拍照用。6月22日“杨主席”在当地副省长、交通厅长的陪同下到山西太原给筑路工人赠送《杨澜访谈录》，慰问“建筑大军”，可惜修路工们大概连杨澜采访的馀秋雨、陈逸飞、还有慕绥新们都是哪国人也不清楚。这类“亲自植树啊”、“看望筑路工人啊”等政治表演性活动，本来都是江青、江泽民等政治动物们的专利，现在“杨主席”也挤进去占一“席”之地了。 杨澜像刘晓庆这麽能折腾，她不担心有一天做刘晓庆的“室友”吗？但恐怕不会那麽快，因为杨澜吴征目前正处於“三不管”状态： 第一，像光大集团公司总裁朱小华涉嫌贪污被抓回北京审理，因他是政府派出来的官员，出了事北京当局得管；但吴征杨澜不是中国政府派出香港的，是私人公司老板。而且吴征早就持美国护照，人家在复旦拿“博士”，也因为是美国人而获得优待，不必考试和上课。杨澜几年前就拿了绿卡（吴征曾骗中国人说杨澜连绿卡都没拿），现在即使不持美国护照，在中国也是受到特殊关照的，因为她只算半个中国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对“整个儿”的中国人下手最狠。刘晓庆错就错在招摇了半天，却还是整个儿一个中国人，也没嫁个不持中国护照的丈夫。 第二，虽然吴杨是1点5个美国公民，但美国政府好像也管不著，因为人家是在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地盘上做生意。美国政府能做的，就是取缔吴征在密苏里州注册的“博纳公司”，因为他从未提交年度财务、税务报告，连执照税都没交。再加上近来美国大公司们的漏洞都补不过来，好像暂时还轮不到查在外国开苍蝇蚊子公司的美国公民的税务。 第三，虽然吴杨在香港开公司，但香港政府也好像管不著，因为人家是在百慕大注的册。百慕大在大西洋的岛屿上，属於谁也不管的地方。像美国最近破产的“环球电讯”就是在百慕大注册的。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好像事先就想玩名堂，不然跑那麽偏僻的地方注册多不方便。 吴征在圣路易士卖保险被中国留学生指控後，曾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诬告那些中国学生要“玩过这个制度”。但吴征最後输了官司。今天，杨澜吴征似乎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中国、美国、香港三个地方的政府好像都管不著他们。但他们真的能永远“玩过两国三个制度”吗？曾经那麽不可一世的刘晓庆镗锒下狱了，这好像给那些“玩家”传递出一种不祥之兆┅┅ 2002年8月20日 2002-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六个偶然编织了皇帝的新衣
整整100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後第一次颁奖，就犯了一个无数文学爱好者不能原谅的错误——拒绝颁给当时活著的、全世界公认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托尔斯泰。 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托尔斯泰最著名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早已出版，他也早已坐稳世界文坛泰斗的位置。在俄国，他的声望甚至远超过沙皇。但瑞典文学院却由於认定托尔斯泰在宗教方面的想法是“离经叛道”，而把首奖给了法国作家普利多姆（Sully-Prudhomme）。 当年托尔斯泰听到自己可能得到首届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时，还真眼巴巴等著那个奖，他的文学地位已经远不需要瑞典文学院的“承认”，他需要的是那笔当时约为10万卢布（合今天101万美元）的奖金。当时沙皇正迫害被认为是异教的杜科波尔教派，托尔斯泰正在筹款帮助那些受害者移民加拿大。为了这笔奖金的使用，他还专门给瑞典文学院写了信，希望瑞典直接把奖金捐给杜波科尔教那些难民。 最後得知奖没给他，托尔斯泰从自己的小说《复活》的连载版权税中预支了10万卢布帮助安顿那些被迫害的异教徒。因为这笔捐款，妻子索妮娅还和他大吵一架，埋怨托尔斯泰把这麽一大笔钱捐出去。 到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去世，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了10届、给过11个作家（第三届是两人共用），但就是不给托尔斯泰（由於政治或者说宗教原因），可见它有一个多麽恶劣的开端！而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年之际，瑞典文学院又把这个奖给了一个平庸至极的作家高行健，使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後再次蒙羞！ 是什麽导致瑞典文学院再次做出这麽大的错误判断？仔细研究，会发现它竟像“泰坦尼克号”（ 也译「铁达尼号」）中那个撞了冰山沉入海底的巨轮一样，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第一，中国人百年缺席，诺贝尔评委会感到压力。 虽然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中国作家很少，但中国人历来很看重文学，也有悠久的文学史。然而，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後，近一个世纪和中国人无缘，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并引发了一种“诺贝尔奖情绪”。 有人谴责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有人埋怨中文作品翻译不出去，也有人批评瑞典文学院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在反思自身。 中国人的这种“诺贝尔奖情绪”通过西方（尤其是瑞典）汉学家，传递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它形成了某种压力。传递资讯的汉学家们自然愿意推波助澜，因为汉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提高汉学家在西方的研究地位，使他们显得“重要”。 西方汉学家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研究古汉语、古籍的。所谓汉学，主要是指对中国古典文学或汉文化的研究。由於汉学一直属於边远学科，所以汉学家像在夹缝中做研究。在德国的学者发表文章说，由於德文中的汉学“听起来和医学专科名词非常相似”，所以德国民众以为汉学是医学的某个专科。 无论中国人怎麽为自己深远的文化和悠久的文学史而自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很低是一个事实。虽然听起来很刺耳。 瑞典文学院在1985年增选了汉学家马悦然为院士，有开始注意汉语文学的倾向，但离真正颁奖给中文作家似乎还很遥远。只是近年来有比较明显的照顾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倾向，加上听到来自中国的怨气，才开始认真考虑给中国作家。 正在撰写《1984》作者奥威尔传的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泰勒（DJ Taylor）就高行健获奖在《卫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最後的选择中，文学价值从来都很少起作用┅┅瑞典文学院降格到采用由联合国引发的灵感——找出以前没有得过奖的、值得了解一下的国家和语种的代表，看看他们能不能做点什麽。”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的几年里，一直都有中国人要得奖的传言，而且已经有人做了好几年的“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这种没得奖就已气势如虹，“准得奖人”身份广为流传的情形，据我所知二战後只有对《鼠疫》的作者加缪和《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们两位的气势完全来自本国、本语种文学评论界“横扫般的赞誉”，而汉语作家的“准得主”气势则完全来自瑞典文学院的个别人。 第二，瑞典文学院只靠专家评介了解中国文学。 瑞典文学院总共有18名院士，其中三人由於不满文学院的某些做法先後辞职。院士是终身制，辞职没有得到批准，於是三个位置就空著。所以现在只有15个人投票选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票半数以上者当选。 据马悦然介绍，每年都有150到200个作家被推荐，经过几次讨论筛选，到五月底，被推荐名单上只剩下五、六个作家，这个名单被称为“短名单”。六、七、八三个月，院士们才开始看短名单上候选人的作品。短短三个月要读这些候选人的几十部作品，从时间上看，只能走马观花。虽然这短名单上有些作家的作品院士们上一年，或以前已经看过，但即使只读二、三个作家的作品，明显地，也不可能看得很细。 在采访马悦然时，我提到为了写几篇评论文章，看了几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当然还看了高的其他作品等），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马悦然相当吃惊，他说有位院士同事，每天看三本书。我问那些院士们是不是用每天三本这样快的速度看《灵山》的，他含糊地回答：“嗯，嗯，他们有读书的习惯，他们读的快。” 虽然不可能每个院士都用每天三本书的速度读了《灵山》，但它起码说明院士们不可能仔细、认真地研究高行健这部“表现了三种中国文化的”、有“原创”人称表现手法的、“有两种不同哲学意义的”、不同於世界上任何流派的“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马悦然语，参见明天发表的我对马悦然的采访）。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看出，以前他们发给第三世界国家作家时，多数给了那些起码在本国或本语种内已经确立了相当文学地位的作家，像埃及的马哈福兹。而马尔克斯得奖时，已经属於世界范围的作家，《百年孤独》出版後立刻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拉丁美洲。该书译成英文後，也赢得评论界一片赞誉。 所以，当瑞典文学院考虑那种作家们的时候，无论院士中是否有人懂得埃及或西班牙语、院士们是否了解埃及或拉丁美洲文学、院士们是否充分地阅读了候选人的作品等都无关紧要，因为候选人本国、本语种的评论界已经为瑞典文学院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参考资料。 那麽对於中国作家的作品怎麽去了解？由於“中国文学对多数西方读者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1日），中国又没有世界知名的作家，这点显然是非常想颁奖给中国人的瑞典文学院的一个困境。当有人指出诺贝尔奖委员会不了解中国作家这一情形时，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说：“他们这些诺贝尔奖的成员基本上是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们介绍。在中文方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代表，就是马悦然先生。”（《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马悦然本人也丝毫不否认他在汉语作家得奖问题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强调首先是由於他对高行健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影响了瑞典文学院。他翻译了高行健的全部小说和18部戏剧中的14部。同时“我当然给他们做了好些个报告，内部的报告，报告当代中国文学，不仅高行健。高行健的著作也做了好些个报告，最近几年，就是这样。” 在马悦然所做的这些努力之前，除了马森写的《灵山》前言和刘再复的《一个人的圣经》後记之外（据我尽最大能力所了解到的情形），在高行健得奖之前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对高行健的这两部主要作品做出评论。当然这里绝不排除还有我所没见到的其他中国人的评论。 前几年一直得奖呼声很高的北岛，也主要是由於马悦然的介绍，他把北岛自1972年以来写的全部诗翻译成了瑞典文。据说李锐也获诺贝尔奖提名，他有三部作品也被马悦然译成瑞典文。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 在人口只有860多万（比香港多一点，不到台湾的一半）的瑞典，据马悦然说，能读中文的人只有不到100个（读到什麽程度更是很难说）。那麽在中文作品极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下，即使诺贝尔奖评委们详细、认真地阅读已经译成瑞典文的中文作品，他们也没有办法和其他中文作品做横向比较。所以，要求他们的18名文学院士都能对中国文学有深入的了解既不合乎情理，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依赖专家了解中国文学的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个人里面就能有一个人懂中文已经应该是汉语文学的荣幸。 第三，语言学和古汉语专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挂一漏万。 出生於1924年的马悦然先生，1946年即开始学习汉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张静河专著《瑞典汉学史》里面有专章评介马悦然。从这本经马悦然亲阅并肯定其准确性的专著中得知，马悦然一直师从瑞典的汉学鼻祖高本汉，主要从事中国方言、古汉语和音韵学的研究，曾於1948年到四川住了两年，收集了33种方言，并对中国古籍《公羊传》、《谷梁传》、《春秋》、《左传》有专门研究，曾把这四本书中查到的2570个“其”字列成表格进行语意分析。 马悦然还对荀子、庄子、宋词等都有相当研究。他尤其是辛弃疾专家，曾统计出辛弃疾词中使用的曲牌达99种。对中国古籍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恐怕今天在中国也很少有人做到。 马悦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爱，以及研究成果，都是相当令人瞩目的。说马悦然今天在瑞典汉学界的地位等於当年费正清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是毫不夸张的。 但是，语言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同时古汉语和当代文学也是两个专业。林语堂认为：“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 在中国，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是不评论当代文学的，也不参与各种当代文学奖的评判。已去世的北大教授王力是公认的中国古汉语权威之一，但从没听说王力主持评选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 马悦然说：“80年代初开始我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翻译他们的东西，但是我90年代翻译过整个的《西游记》，包括750首诗词，所以不仅是当代。八、九十年代，也翻译过古代的东西，汉代的诗呵。” 据《瑞典汉学史》介绍，从1984年到1992年，马悦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自1984年的200多种激增至700多种。这里面包括了上面提到的高行健的95%的作品、李锐三部小说和北岛的全部诗歌。做这麽大量的翻译工作，每年六、七、八三个月他还要读候选人的作品，参加讨论等，可想而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总体的研究还能有多少精力。所以马悦然自己也承认他对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不能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只是对“几个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下了很多功夫，翻译他们的东西，像高行健，李锐，北岛。” 第四，翻译家不等於文学鉴赏家。 从上面的介绍读者可以看出，马悦然翻译中文作品的数量之大。但是勤奋的翻译家是否就是好的文学鉴赏家？是否就对什麽是文学有真正的了解？ 1996年，我在德国波鸿大学巧遇《尤利西斯》的中译者金堤，听他演讲翻译《尤利西斯》之难。後来特意买来金堤的译本和萧乾、文洁若译本上册。由於英文原文太难读，生词满篇都是，所以仅就某些片断将两个译文对照了原文，发现两个译本各有千秋：金堤在表达方式上更接近原文，萧乾的则更有文学味道，尤其是文字用得更雅气，显示了老一代人的语言修养。 但有很好的中外文修养，是否就表明对文学这门艺术很明白呢？前些年，就中国人为什麽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萧乾曾指出（据报载），西方的评委们根本不懂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这种说法实在显得外行。什麽叫工农形象？工人、农民就不是人吗？怎麽外国人写的人中国人就能懂，而中国人写的人外国人就不懂了呢？赛珍珠《大地》里的王龙简直土得每根汗毛都粘著安徽农田的土粒，但西方人不仅非常看懂了王龙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而且还爱上了他那个连话都不会说几句的农村妻子欧兰。那书真比中国人写的还“中国”，但1931年在美国出版後立刻成为畅销书，那时候，恐怕一大半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中国在哪儿（今天又有多大不同也很难说）。 坦率地说，我在报上看到萧乾那番关於工农形象的高论时，根本不相信他能译好《尤利西斯》。但看了他的译文，不禁由衷地佩服这位80多岁开始翻译那部天书的老头。虽然他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文学到底是什麽，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翻译家。 马悦然先生可能是个很好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但他的文学欣赏标准是否能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为什麽高行健获奖前无论是大众还是评论界都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作品呢？即使在诺贝尔奖颁发後四个多月的今天，仍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全面地给读者介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价值？1，2，3，4，5，6┅┅说出个名堂来。 在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介绍马悦然的资料、媒体对他的采访和我本人的采访之後，我发现，马悦然关於《灵山》是“无与伦比”的“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的判断，建立在几乎没有和中外任何其他作品比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灵山》是在没有比较对手的情况下“无与伦比”的；马悦然既不能把它和当代中文作品比，也不能把它跟西方文学作品比。 我问《灵山》到底是不是现代派，马悦然说：“《灵山》不像一般的在大陆出版的或者用中文写的一般的现代派小说。它太大了。” 那麽它是不是接近西方现代派呢？“这个我不好说，我没有念过西方的和《灵山》有关系的现代小说，《灵山》是非常有创作性的一个小说。” 马悦然的结论是：《灵山》“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 所谓鉴赏，只有在和其他东西比较的时候才能谈到“好”或“坏”，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就好或坏、美或丑的。 马悦然先生之所以不把《灵山》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其他作品比较，是因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翻译高行健、李锐和北岛，还没来得及阅读和醒悟即使三流的中文作品也比一部伪书要有价值。 马悦然先生之所以不把《灵山》和外国作品比较，是因为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汉语作品，还没来得及顾及和发现原来在他所居住的西方，即使文学园地的一颗沙粒也比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灵山”还大还闪亮，就别提那些珍珠了。 第五，主观武断导致马失前蹄。 世界上任何人都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像高行健那种既能写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超任何流派”小说，又能画出震倒港台收藏界的“现代派抽象”画，还能讲出令出家人俯首合掌的“禅与人生”的“超人”毕竟罕见。马悦然不能同时成为东西方文学专家完全是正常的。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和“超人”的不同。如果高行健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告诫全世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之前，先给马悦然耳语一下这句话，或许不会导致他的恩师用他一生汉学研究的声誉与代价换取一个高行健的诺贝尔桂冠。 由於战乱和革命等等原因，萧乾也未见得读过很多西方作品，也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学鉴赏力，他之所以没露怯，因为他选择翻译在西方文学史上已经有定论的《尤利西斯》。 但马悦然在除了高行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鉴定的情况下，自己就断然认定 《灵山》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这多少有点太冒险。 当我问他：“《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你已经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人评价这部作品前，你就认定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是不是这样？”他说：“对，那就是，是这样。” 我又问：“那麽你不觉得在认定它是‘无与伦比的作品’之前应该听听海峡两岸中国评论界的意见吗？”他说：“我完全不管别人对《灵山》的评论，我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不听别人告诉我怎麽样。┅┅我不等到别人说、中国的什麽评论家说高行健的《灵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应该翻，我根本就不听人家，我自己决定。” 不仅对高行健，对他偏爱的另一个中国诗人北岛，也是他的诗还没出中文版，马悦然就译成瑞典文先出版，似乎这些作品是专为瑞典文学院写的。 马悦然最近又“发现”一个“天才作家”——在山西太原做员警并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的曹乃谦。我在采访时问马悦然：曹乃谦的作品在大陆可以公开发表，又不是和当局政治冲突的文学作品，你批评中国文学评论界不重视他，是不是他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需要重视的程度呢？马悦然的回答是：“这个我不管，我简直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那口气简直曹乃谦就是曹雪芹了。 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学现状，完全不像文革时那样封闭，那麽多评论家，那麽多读者，那麽多精通汉语者，都没有从曹乃谦的文字中看出他是“天才的作家”， 只有中文是第二语言（也可能是第三，因为他学中文之前学的是拉丁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不到20年的马悦然能够“独具慧眼”，不是主观到有点霸道了吗！ 另外，在中文里面“天才”和“无与伦比”这种词好像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我仔细想了一下，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从中国评论家那里得到过这两顶桂冠，别说当代作家，连古人好像都没得过。 我不知道中国那些研究英美文学的、法国文学的、俄国文学的是否可以完全不顾人家本国、本语种评论界和读者的鉴赏，而自我发现那些国家的文学大师。如果中国有一个金额最高的“孔子奖”什麽的，就颁奖给自己认定的“法文、英文、俄文等20世纪最伟大小说”的话，是否会弄出笑话而让那些国家的文学界嘲笑呢？ 由於马悦然的极为自信，他可以（在台湾）说高行健“仿佛是进入女性的内在心理状态，发挥丰沛的想像力，这种对人性深入掌握的才能，不只是中国作家很少见，就是在西方吧，也不一定有这种能力。” 他还可以说：“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要受高行健戏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他运用三个不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表示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技巧，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作家会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 他也可以说，下列这些中国作家已达到或超过欧美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的水平：“有李锐，有莫言，有苏童，有刘恒，贾平凹，阿城，冯骥才，王蒙，张元力（据音调猜测），残雪，他们都是不亚於西方的最好的作家。” 反正，我可不相信哪个中国的评论家有胆量说出上面这些话，什麽人最无畏呢？ 第六，中国流亡作家的“智慧”。 即使诺贝尔奖委员会就恰巧想分个名额给中国人，即使瑞典文学院就恰巧对中国文学一窍不通，即使挑选当代中文作品的人恰巧是古汉语专家，即使翻译高行健的人恰巧没弄清什麽是文学，即使决定中国人得奖命运的人恰巧极端主观，如果没有中国流亡作家的“智慧推动”，诺贝尔奖恐怕也很难创造出如此这般的奇迹。因为马悦然的主观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整个西方文学近乎空白的基础上（读者从我明天发表的采访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流亡作家们可是牢记著毛泽东的教导，“一张白纸最容易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瑞典汉学史》中说，“当他（指马悦然）听高行健介绍自己正在写著一本体裁新颖的长篇小说《灵山》时，立即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结果，高行健的原著尚未出版，他已经根据小说手稿进行瑞典语的翻译了。”接著写道，“以四川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大约深受作品中西南边陲神秘气氛感染和作者对生命终结意义深刻思索的吸引，对翻译这部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 从刘再复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读者也可以看出，高行健的小说写完後，手稿不是送到了中文出版社，而是送到了马悦然的办公桌上。由於马悦然看不了那种手写体，由刘再复背回北京打的字。 如果说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整体上把握和鉴赏能力的话，为什麽他敢断然认定《灵山》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细心的读者对照高行健和马悦然前後对《灵山》的解释就可以发现，马悦然对《灵山》的“理解”，几乎都是从高行健那里“批发”来的，就像上面《瑞典汉学史》中所说，是“听高行健介绍”的。 我无法得知高行健到底具体怎样、以及多少次给马悦然讲解自己作品的“体裁新颖”和“对生命终结意义的深刻思索”，但从1991年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学与玄学．关於《灵山》”）就可以看出，马悦然对《灵山》的那些高度评价，早已出现在高行健对作品的自我解说上： “有朋友把《灵山》同法国已故的乔治．贝莱克的语言作某种类比，我不反对这种认同。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 “有朋友说《灵山》展现了中国的另一种文化。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 （我想不少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你想表达一个自己的观点，由於说“我认为”显得唐突傲慢，还会可能由於对方不同意你的观点而使双方都尴尬，於是婉转地说：“有人认为┅┅”这种“有人认为”用到自夸上的时候，好像也挺巧妙，但又太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未见得是别人可以借鉴的“原创”。） 高行健接著开始介绍“《灵山》中著意的（三种）文化”：“从原始巫术演变出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再加以改造过的佛教┅┅”、“民间文化┅┅”、“纯东方精神，主要体现为以老庄的自然观哲学、魏晋玄学和脱离了宗教形态的禅学┅┅” 於是，马悦然就解释《灵山》表现了：“┅┅古老的巫术崇拜的，以及道家影响的文化┅┅他所见的那些老的，会搞巫术的，那些禅宗的，佛教的一些，他就写他所遇见的一些。” 高行健在《灵山》52章里极尽全力地表白：“我”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於太寂寞，於是想像出一个“你”来跟我对话，你不过是我的一个影子。 於是马悦又解释说，“《灵山》里的‘我’就是那个非常孤独、寂寞的人，他太孤独、太寂寞的时候，就需要发明一个‘你’了。他需要一个人的感情，那个‘你’就是他自己了。” 经过高行健自己的升华和诠释，他的两本书在马悦然的白纸上就写下了：一本是“朝圣之旅”，一本是“文革忏悔录”。 这麽一来，它们的确很像是充满了知识分子味道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了。 （至於“朝圣”的旅途上把哑巴孩子扔在山道上而毫无悔意，在“忏悔录”里玩味逃避责任的绝对自私，等等精神分裂症状则顾不得管了。） 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里，讲完上述三种文化，再历数并稍加注释中国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楚国文化，海岱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仰绍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港文化┅┅还有八卦图的阴阳鱼图象、良港文化中的黑陶器盂，大溪文化中的红陶器，空心镂孔的陶球，人面石雕，青铜彝器，象牙驼，陶狗┅┅然後又是夏文化，《山海经》里的神话，古代巫书，越人，楚地，巴蜀，泰山┅┅ 如此令人眩晕的“文化们”怎麽能不震倒整个瑞典文学院，何况马悦然！ 马悦然熟悉的流亡作家里岂止高行健懂得怎麽赢得这位瑞典文学院士的佩服，顾城的戏也演得挺漂亮。据马悦然回忆，1988年，顾城被邀请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演讲，“已搭上火车了，我问他，你要讲什麽呀？他说，我不知道。到了学校，时间顶紧，就进了礼堂，他突然说，这样吧，就讲中国诗里的时间感好了。”顾城演讲後，马悦然评价说，“这是一个极难讲的题目，一般人恐怕得苦思几个礼拜，才能搞出了讲稿。顾城却随手拈来，一说两个小时，浑然天成。”然後称赞顾城是“会走路的诗”。（台湾《光华》1990年3月号） 读者相信顾城是真的吗？顾城并不是从事文学理论的，而且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不是那种出口成章、善於诗论的人，不准备就一口气讲两个小时？ 顾城杀妻自缢後，他的朋友杨炼撰文回忆，顾城曾在几天之内杀了200多苹鸡。但随後去拜访的一位奥地利汉学家却认为他是不敢踩死一苹蚂蚁的小天使。杨炼问顾城“你把那些鸡脑袋藏到哪儿了？顾城说：‘那哪能让老外知道呀！’‘老外什麽时候能懂咱中国人呀！’”（《开放》94年2月号） 马悦然又什麽时候能懂他周围那些“流亡作家们”呢？这位有个纯中国名字的瑞典人，是中国人进入诺贝尔殿堂的敲门砖，是一道无法轻视、必须通过的唯一门槛。马悦然的妻子出生於中国，一位中国诗人就拜她为“乾妈”，马悦然自然就成了“乾爹”。 马悦然和某些其他汉学家之所以自信、自负到完全不把中国评论界和读者放在眼里的地步，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某些流亡作家把汉学家捧到天上，因为，汉学家可以邀请他们到欧美参加文学讨论会、写作计划、或当住校作家。而参加这次写作计划又成为下次当住校作家的资格。不少人许多年也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却几年、十几年地当各种住校作家，在海外享受专业作家待遇。当然这种待遇并不是容易得的，由於他们拿不出作品，全靠当年在国内得到的作家诗人头衔（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像高行健这种伪的），所以必须费尽心思地游说西方文学界和汉学界。在文学界没有作品，加上外文不好，不太容易唬；而和汉学界则不仅语言上能沟通，还互相有可利用之处：“中国流亡作家”靠汉学家吹捧才能拿到资助，而汉学家又通过捧起中国作家抬高自己的专业地位。在中国人不断恭维他们的这种误导中，有的汉学家越来越相信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能力远超过中国人自己。 马悦然的自负，在中国人的谄媚这种特殊条件下简直越发不可收拾，最後终於创造奇迹。今後他就更有理由蔑视中国评论界了，你们谁也不重视和评论高行健的作品，可他想让高行健得奖，高就得了。当年赵高“指鹿为马”，知道那是鹿；今天马悦然“指鹿为马” 认定鹿就是马，你们中国人也得跟著我认你们的鹿就是马，还得让这只鹿给所有的马“开辟了道路”。没错，港台已经万众欢呼这“马”真是骏马。大陆如果沈默，也等於默认“那就是马吧”，反正中国有“马首是瞻”的说法。 如果中国作家中能出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毫无疑问，一定是李锐的。在我的采访和台湾媒体的报导中，马悦然不断偏执地提到李锐，对他偏爱倍至。如果在马悦然活著的时候，中国人还有幸得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定是北岛的。谁也没有必要再去做任何其他猜测。所以，有雄心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们，现在去打听马悦然的地址，去敲他的门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真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中国人真倒死酶了，盼望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完全就像“泰坦尼克号”，首航就撞冰山，一头栽进大西洋，而且也是由於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我曾反反复复琢磨那泰坦尼克号：如果观望员没有忘记带望远镜，早发现冰山就躲过去了；如果晚10秒发现冰山，泰坦尼克号迎面撞上冰山，只有部份船头破坏，储水箱不会有大问题，船不会沉；如果船上按人数配备了足够的救生艇，即使巨轮拦腰截断，也是有惊无险；如果不远处的加利福尼亚号不碰上那个该死的船长，即使这边救生艇不够，他们完全来得及赶到，全船人员仍会安然无恙┅┅这里面只要有一个因素不碰巧，就不会造成1503人死亡的大灾难——可这世界就是由巧合组成的！ 这高行健获奖事件也同样，上述的六个偶然，缺了哪个，结果都不会是这样——如果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刻意照顾中国人；如果瑞典文学院熟悉中国文学；如果唯一懂中文的院士是真专家；如果评委稍有文学常识；如果马悦然不自负得出奇；如果中国作家不“聪明”得超人┅┅当然一定还有我没意识到的偶然在里面。 诺贝尔文学奖首奖时，没有颁给真大师托尔斯泰，设立百年时，又给了伪作家高行健，从错误开始，以耻辱结束，绝了。 2001-01-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谈胡平王军涛们挺王丹的死不认错
在美国，芝麻豆粒的公众人物都得夹著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地怕被媒体修理，一旦被抓住什麽“不是”，赶紧出来低头、认错、道歉，少了哪一条，媒体也不饶。越有名，就被越高地要求。因为“名”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就必须最起码有第四权的监督，否则那种无形权力导致的腐败会不亚于拥有行政权力者。 毫无疑问，认错道歉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清楚地知道自己错了。但西方公众人物之所以出错必须马上出来道歉，哪怕非常不情愿，是因为有媒体、社会的制约和要求，否则你就别享受公众人物的光环，和光环带来的利益。人永远不可“全得”，有形无形的权力，在正常社会都会受到相当的制约。 但在华人这个被各种雾霾弄得经常价值颠倒的社会，权势、公众人物多被谄媚，“捧杀”是常见现象。王丹可谓典型一例。自己宣称是“六四偶像”、并一路用这个光环收获了最大“六四遗产”的王丹，在2014年7月底，用“疑患脑瘤”等一串谎言要求台湾政府特批入境被广泛批评后，不仅一句悔意、道歉都没有，对众多网友的正当批评全部删贴，而且一直在用痞子语言骂人。 在我、唐柏桥、封从德批评他撒谎作秀、募款帐目不清等问题之后，王丹同样一句正经的回答都没有，甚至出口成脏。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对他的批评是∶五毛、污蔑、攻击、仇视、臆测、恶意、内心黑暗、抹黑、嫉妒、魔鬼，他是走路遇到一口痰等等。大家都见过很多民运、异议圈里的相互批评，谁见过王丹这麽恶劣的态度吗（除了胡平之外）？谁见过他使用的这些词汇吗？ 在甩出上述语言、且完全回避全部质疑的同时，王丹连自欺都做不到（更何况欺人）地声称，是“当局安排特定媒体和特定个人抹黑”他。用这种档次的态度对待真名实姓、严肃认真、有根有据的批评，不觉得太丢脸了吗？王丹至于用这种掉价的方法抬高身价吗？更何况，这麽低级的谎，能把身价抬起来吗？ 我原以为王丹虽然在中共监狱表现不堪，人应该还算是斯文的，这次才知道他竟然是如此流气，和他脑袋上那个六四光环之间的距离是多麽遥远。在貌似谦恭的背后，不仅有小皇帝般的骄横，更有一种劣质的痞气，难怪出卖了那麽多人之后毫不在乎，认为“没有必要”推翻在狱中说过的话。软弱出卖可归为无奈，但不认识到是错才可怕；出错也不可怕（谁没犯过错呢），可怕的是死不认错。 这种做法就是给媒体的继续批评发邀请函，有邀请何乐而不为。当然，王丹本人也挺高兴，他在脸书说“看到几篇抹黑我攻击我的文章，我笑了。”既然他很高兴被批，没人骂的时候就自己宣扬一些（什麽共产党说真王丹死了，在台湾的是假王丹；什麽王丹资产上亿；什麽王丹成为中共重点攻击对象等等。不信你上网查查，上述说法主要来自、转自王丹本人），那我就继续批，让王丹继续笑。 王丹之所以如此张狂，主要是被习惯谄媚名人的华文媒体惯坏了。这是华文世界的常态，并不奇怪。真正咄咄怪事的是，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居然有些社会角色意识不清，却颇有团伙意识的人给王丹的错误护驾，助长他坚拒批评的不健康心态。胡平、王军涛、苏晓康等九人联名的“我们继续与你同行——致王丹的公开信”（请复制这个题目在网上查）就是这种鼓励王丹拒绝批评的罕见一例。 那几个都比王丹年长的人，如果真心要帮助王丹，最起码应该告诉他，作为政治领域的公众人物，首先应该谦恭地面对批评，应就被指出的问题做出理性的回应（而不是非理性地骂人）。如果他们认为王丹无辜的话，应该就自己了解的部分，各自写文章，帮助王丹澄清。但这些他们都没做，却弄出一篇只有不到700字、空洞到太给海外民运“写手们”丢脸的公开信。 我的万字长文“五错俱全的王丹”是靠事实堆起来，而胡平王军涛苏晓康们九个人不到700字的公开信，却无一字用事实否定那些批评和质疑。所以，那封信本身实在够不上“批”的抬举（但我佩服他们拿出来的勇气），不过对他们中的几个签名者和这种做法本身，倒觉得有必要说道几句。 将近二十年前，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胡平，因为我就民运的路线问题批评了几句他的观点，他就大发雷霆，后来他主持的任何刊物就都不再发我的文章，直到今天。仅我知道的，胡平还拒发就八九民运路线问题和他意见相左的郑义、封从德的文章。更严重的是，以写出“论言论自由”为骄傲，并以此为最高资本的胡平先生，面对正常的批评，不是理性地只用文字反驳，而是联合了九个曾被我在文章中批评过的人，一起签名，把我状告到台北《联合报》老板那里，说我批评民运人士，要该报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封杀我的文字。（详见我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ID=507）。之所以翻出旧账原因有四点∶一是因唐柏桥文章中提到此事，国内有读者来信询问（二十年前还没有网络传播），所以籍此交代几句；二是告诉读者，王丹的同行者胡平曾用这种态度面对正常批评；三是胡平对此迄今从未有一字反省；所以有第四点，胡平们今天用“挺王丹”公开信展示面对批评的同样态度。 用行政手段，在言论尚未面世时就斩掉，是压制言论自由的最恶劣行为。以“论言论自由”闻名的胡平此举，是我编小说也想像不出的黑色幽默。近20年过去，在已经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对付言论、阻止批评的今天，胡平们又想出了联名发公开信给被批评的公众人物“送暖”这种反常的行为。该公开信在没有回答任何一项王丹被指出的一大堆问题的情况下，宣称“与王丹同行”。是要与“卖友求饶、涉嫌贪腐、虚荣撒谎、人格分裂、媚俗作秀”同行吗？二十多年在美国的生活，胡平居然对公众人物应该怎样面对媒体批评全然不知，将来回国竞选总统的话，大概只能跟王丹搭档了。当然，他们早已是搭档，王丹是他的《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他是王丹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还有什麽其他相互交叉的官衔我暂时还没工夫去查。 除了“论言论自由”的专家胡平先生之外，另一名“与王丹同行”的公开信签署者、目前在纽约担任移民律师的项小吉先生二十多年前曾跟我说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上第一堂课时，教授问他们什麽是最重要的自由，在各种回答中，教授说，是言论自由，否则你们连回答我这个问题都不能。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此后一直牢记。什麽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根本，是批评的自由！ 歌颂还需要自由吗？赞美毛泽东、习近平的话，还需要自由吗？王丹成谁了？就批不得了？你可以指出我们批评的内容哪些与事实不符，但拒不面对事实，硬是闭著眼睛宣称，我就是要跟你批评的对象拥抱在一起、以示抵制。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否定“言论批评”这种形式吗？你们在西方见过这种例子吗？难道项小吉先生不知道王丹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公众人物吗？或者完全忘记了美国教授二十多年前给他上的第一课吗？ 你们既然承认“在制度尚未建立的运动中，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那麽我们用事实说话的批评和质疑怎麽就不属于“监督”的一部分，而成了“故意抹黑”了？我们凭什麽“故意”？又怎麽能凭空“抹黑”？如果凭空能“抹黑”成，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黑人”！ 再者，项小吉先生的律师常识哪里去了？难道不知道事实才是判案（论断是非）的标准吗？你们为什麽不帮助追问一下封从德指出的王丹在天安门一代的“互助基金”问题上有三个私人账户且不允许查账的问题？为什麽不追问一下唐柏桥指出的王丹在“中国青年人权奖”基金中帐目不清也不允许查账的问题？他们都是当事人，参与者，他们正当的追问是“故意抹黑”吗？我的“五错俱全的王丹”和“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里，又有哪一条是无的放矢的“故意抹黑”？项小吉律师到底是用什麽判案标准得出“故意抹黑”这种结论的？你可以说“公开信”不是你起草的，但签名不需要负责任吗？都像作“为港人争诺奖”的秀那样，随便签个名就得了吗？ 就说那20万美元台湾国务机要费问题（这可是海外民运中清楚可见的涉嫌贪污的最大一笔）。在法庭上，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和王丹本人都作证说，那笔钱是支持中国民运的，事后王丹又发表声明说，那笔钱是支持中国民运的。借上个月在台湾开会的机会，我去台中监狱就此又特别询问了陈水扁本人，“国务机要费那20万美元，是不是给王丹个人的生活费？”陈先生明确回答，“是支持中国民运的。”他还说，“王丹跟我切割我不会在意和计较，我支持了中国民主运动，我问心无kui。”他还讲了给钱过程的一些细节。当时还有另外两位同行人在场，还有狱方录音和一个狱警笔录。 也就是说，陈水扁在法庭上，王丹在法庭上，王丹的公开声明，加上我跟陈水扁本人的核实，四个方面都确认，这笔款项是支持中国民运的。但王丹在民运内部人士多次询问下，从不回答去处。那麽发表“与王丹同行公开信”的九个人，你们是否可以作证、担保，王丹这笔款如他所说，给了中国国内的民运人士？请问律师项小吉先生，你们那封没有一句针对具体事件说话的“同行信”能像你们所说“让世人增进对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民主运动的信任和信心”吗？你做律师，用这种没有事实的空话，打赢过官司吗？ 被王丹在狱中出卖，不知如何化解了背叛恩怨的王军涛先生，多年来都是和王丹关系密切的革命同志。但是，他们之间扯不清的利益关系，无法不给这种“同行声明”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除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可募捐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宪政协进会”，他们还合办了《公共知识分子》杂志，他也是王丹的“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 另外，网上有一大堆关于王军涛涉嫌用民运组织做政治庇护生意的指控。我本人也得到好几个曾参与此事的人直接提供的信息。那麽王军涛先生是否需要借王丹的六四光环，来巩固和强化自己在民运组织的地位，以主导那笔涉及人数众多、款项可观的“党营事业”呢？仅仅是“天下围城”“为港人争诺奖”这种谎言作秀，就必须有王丹的合作、打王丹的名义对外募捐。“同行信”说要“做得更好”的内容，就是这类作秀和“党营事业”吗？ 当年中国民联创始人王炳章仅仅是在合法范围内，借在民运活动中建立的广泛人脉，推销了一些人寿保险，胡平就大为不满，后来成为他把王炳章开除民联的理由之一。事实上，王炳章当年的做法，是想以商养民运，根本没有错。那麽王军涛现在所为，胡平有没有和王炳章做个比较，谁更过份一点？谁更涉嫌跟法律玩火？ 先不说那些灰暗地带的事情。仅说光明正大的。事实上，只要有几个“名人”合伙，就可以打著民运的名义，建立组织和基金会募款。仅仅是胡平、王丹、王军涛这哥仨就至少建了四个组织。一个组织都没干出什麽名堂，需要四个吗？一个王炳章时代轰轰烈烈的民联，被胡平主导分裂、消失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又被以胡平为主角之一的拆台搅黄了。那麽现在他和王丹王军涛多搞几个组织就能成就大事业了吗？ 我当然不认为胡平是故意破坏民运，但他心胸的极度狭窄、完全拒绝哪怕是高度赞扬后的几句诚恳的批评，加上那种“除非我当官，否则不参加”的心态和做法，对民运组织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现在他又纵容王丹沿著他自己那种狭隘的思维、拒绝任何批评的心态往下走。难道同样狭隘心胸的人在一起搞组织就能道路宽阔？ 王丹出国后成为需要募捐的民运组织的“darling”。那麽这次给王丹“送暖”的“同行者”中，有多少是相互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同伙”呢？当然，即使有利益关系，你也完全可以，并更有条件，从事实角度、从法律角度给王丹辩护。但是，如果有利益关系，却在拿不出事实反驳别人批评的情况下，给一个人做道德背书，其公信力又在哪里呢？除了把自己的信誉往下拽，能拔高王丹吗？ 在台湾遇到一位中国异议人士，他说∶“你看那些寺庙，要人来上香捐钱，就得靠一个有点名气的老和尚；那老和尚，就坐在庙里敛钱，连算命的事儿都不必做了。王丹就是那老和尚。”你可以说这类话算是“非议”。但作为公众人物，王丹出了那麽多问题，被质疑后自己不解释清楚，反而用阴谋论“当局安排特定媒体和特定个人抹黑我”来胡搅，这不是自己邀请非议吗？宣称“和王丹同行”、公开信也使用“故意抹黑”字样的胡平王军涛们，相信我本人是中共当局、或国民党当局派出来的吗？你们胡子都白了，陪王丹玩那种“未成年”游戏，是要证明自己“还年轻”吗？亦或是听说从今年开始诺奖要给“未成年者”，所以也急著去挤进未成年行列？ “致王丹公开信”的另一个签名者苏晓康先生大概只是王丹的“精神同志”，但他不是可以洋洋万言地写“河殇”吗？不是报告文学专家吗？不是可以挥笔几千字赞美王丹吗？我在“五错俱全的王丹”一文中质疑王丹自传中“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的说法。如果苏晓康真正要帮王丹，为什麽不去做一点点最基本的调查，证明王丹所说，他当年“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这些都是并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做到的。让王丹告诉几个昔日老师、同学的名字，参与组党者的名字，公安部审讯的日期、情形等，往北京打几个电话，就可以证明嘛。为什麽不去做？是王丹所说的“懒得很”吗？还是清楚王丹撒了谎？实在找不出办法证明他“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 这件事的真假，绝不是小事！如果王丹苏晓康拿出证据，我会公开撰文纠正对此事的质疑，并向王丹道歉。否则，如果王丹敢在学历、经历这种很多人都可以证伪、板上钉钉的事情上撒谎（这明显不属记忆错误），那麽在许多难以证伪的事情上，不是更可以把谎撒到天边了吗？如果连这最起码的证伪工作都不做，那麽就是为了朋友，宁可相信谎言了？宁可“与撒谎者同行”了？ 起码在那20万美元台湾国务机要费问题上，王丹曾睁眼撒谎。开始否认拿钱，后来案子被公开，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才承认，但说不知道钱是哪里来的，“自己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好像他已经当了总统，手下有千军万马。20万美元这种“小”钱，根本不稀得了解来自何方。 但几年后他接受另一个采访时又说，“当初我是见过扁的，向他提出过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能支持海外民运，扁是答应的。我拿了之后当然是用于推动运动，坦率讲，有些进了大陆，但是具体的（情形），肯定是不能讲的，这涉及到一些大陆人接受境外赞助，然后在国内从事民运，这种事情肯定是直接拿去作为判刑依据的。” 对王丹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次我也跟陈水扁先生本人核实，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陈先生说，当然是王丹来跟他要的，说中国民主运动需要支持，希望资助，所以他才设立“专案”，从国务机要费拨款。但对王丹怎麽使用的，他们从未过问。我在台湾，随便遇到几个朋友，都说王丹曾向他们为中国民运组织募款，他们也都十万、几万台币地捐了。我以前就写过，手里得有组织，才能以民运名义募捐。难怪胡平王丹王军涛仨人需要四个组织。为民运组织募款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但凭什麽用骂人来回应对款项流向的质疑？如果款项用途合理、清晰，会用那麽恶劣的态度吗？会拒绝一切民运内部的人查账吗？ 王丹前一段还在脸书再次公开撒谎，说他没有公开对外募捐。那私下以“为中国民运”名义捐款就不算“对外募捐”吗？且不说他的“华人民主书院”从来都是公开募捐的；而且直到今天，“天下围城”公开募捐的广告还在网上，王丹就敢否认，我已经不知道他还有什麽谎不敢撒了。见∶http://idemocracy.asia/donate，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fbid=10152055180478027&id=105759983026，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415/379388/等。 王丹还说只有捐款人才可以查账，但是，那些捐款，多数都是来自个人，无论多少，都捐的是一份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没人会来查账！事实上，按王丹的逻辑，捐款人也“没权”查，因为你捐一百，他捐一千，你怎麽有资格查我基金会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呢？这明摆著是用一个说法，来拒绝所有查账。 他自己当主席什麽的七、八个组织、基金会们怎麽耍，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王丹太清楚这一点了，所以才用这个“说法”钻这个空子。他的组织、基金会们在事实上是超越任何管辖的。前一段，我一个曾在国内做官的同学因贪了200多万人民币的“小钱”（和众多贪千万、亿万的官员相比）就被判了13年。我看了一下该案介绍，他为了那点钱，弄发票冲账，过了多年之后还得设法周转以躲过审计查账，也够累的。 在台湾，我咨询了一下，企业和各种基金会也都是被严格查账的，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有详细的走账过程和记录，大家挪动资金也都是谨小慎微，稍有不当被曝光，就惹麻烦上身。所以我说王丹的状况是比海峡几岸想贪点钱的官员们都逍遥的。 台湾国务机要费那20万美元，如果不是被法院曝光，恐怕至今不被外界任何人知晓。王丹在台湾生活，有一些人资助他的生活费用，这部分外人当然无可非议和查账。但王丹那麽多组织和基金会，在港台和欧美都有募款，到底拿到多少钱，联合国都没法查账。王丹是逍遥在中美台制度空隙中最潇洒的一个。如果再没有一点舆论监督，他就成仙了。 事实上，他的确是在过著神仙般的日子。别说刚抵美没多久就穿名牌、戴首饰、下酒吧，我只是最近看了一下他的脸书，就总看见他炫耀在哪里吃喝，还说是星巴克16年的老顾客（他出国迄今总共16年）、在台湾的几乎每一天都光顾星巴克；不仅喝咖啡，还固定享用水果杯，也就是说，一次起码是5-10美元的消费，连王丹自己都强调，一般台湾年轻人根本消费不起，他还批正竞选台北市长的连胜文关于喝星巴克不算什麽的言论。但就忘了他自己的炫耀，甚至说，由于太多人说喝不起星巴克，他下次就要“偷偷溜进去”喝。每看到他炫耀这些，我就想起李旺阳们，不知王丹的杯子里盛的是不是血┅┅ 已人到中年的王丹应该懂得自己的身份，是靠什麽得到那麽多资助，又在扮演一个什麽角色。但事实上，那浅薄的炫耀劲儿展示，他不仅根本不懂，而且就像富二代、官二代花父母给的钱一样，花得理直气壮。6.4二十五年过去了，王丹依旧“未成年”。不知那九个高调宣称“与王丹同行”的人们几岁了，是不是也可以像王丹一样，跟大家炫耀一下每天享用星巴克咖啡、水果杯的滋味？ 即使早年的共产党，类似胡平们这种“长辈”，还得拍著王丹们的肩膀叮嘱，“小鬼，要注意影响呵！”可这联名自称“不是新兵”的“老人们”，对王丹如此这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表现不去批评，反而给他背书；是不是你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麽角色？也根本不知道什麽李旺阳，他活著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王丹那一杯咖啡┅┅ 王丹可以炫富、撒娇、作秀，但那是娱乐圈里耍的事儿。要想搞政治，这麽个玩法，到现在才被骂已经够奇怪。当年柴玲因为刚离婚寂寞养条小狗、吾尔开希和朋友们一起吃顿（波士顿以便宜著称的）龙虾，就被媒体修理了一大顿。而王丹抵美才几年就开始穿名牌、戴首饰、下酒吧┅┅ 他以为自己是薄瓜瓜！ 再问苏晓康先生，即使对王丹的历史不肯下工夫做工课，即使对王丹清楚的涉嫌贪腐不做调查就用公开信声援，即使对王丹“天下围城”的作秀、公开募捐不交代款项去处也无视，那麽苏晓康对自己签名的“为占中港人争诺奖”这种明显作秀、造假的东西也不负一点责任吗？而且，签署“与王丹同行公开信”这麽虚的文字，不觉得太掉价了点吗？30年前我在中国官方的报纸做编辑，那麽空的文字也不好意思发出去啊！ 在关注“韩寒”真假问题的时候，我从湖南师大石毓智教授那里学到了一个词，叫做“语言指纹”。意指写文章的人，其文字多有自己的特点和常用词、惯用写法，即使不署名，如果仔细阅读，也可看出是谁的笔迹，就像看指纹那样清楚地判断。所以石毓智教授得出∶韩寒的文字，有些是出自其父韩仁均，有些出自出版商路金波。 那麽从这封“我们继续与你同行——致王丹的公开信”的语言指纹，明显可以看出是王丹本人起草的。且不说其内容的虚空、句式都和王丹文章的常态吻合，仅仅“抹黑”二字，就是王丹最常用的。不信你去谷歌搜索，打上“王丹 抹黑”，看看王丹是多麽倾心“抹黑”二字。一封“致王丹”的送暖信，居然要王丹亲自动笔，其实挺“寒心”的，然后王丹自己还得再出来表示感到“很温暖”┅┅。我就不能多说了。如果我的推测错误，请九位中的执笔者公开站出来反驳我。我也一定公开撰文把credit还给人家。 这篇（似王丹自己执笔的）挺王丹的不到700字的稿子，九个人签名，居然把很关键的一个“我们”漏掉了“们”字。说明这九个人，没有一个（居然没有一个！）认真仔细地把这封信看一遍就签名了。连700字都懒得看一遍的“同行者”们，真真是连“一个字”的责任都不肯负呵。这种做法，到底是要增加王丹的信誉？还是要丢你们自己的？ 仅凭这封信，难道还有人相信你们会去给国会议员、人权组织、大学教授、诺奖得主们，等等、等等写信，“为占中港人争诺奖”吗？谁执笔写那麽多信呢？谁又把那些信看一遍呢？一堆一堆中文、英文信，那要漏掉多少个字呢？那种秀，不是清楚的骗局吗（见我的“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难怪你们要“和王丹同行”，因为你们要和他一起作秀！但结伙作秀，就能把虚假做成真事儿吗？ 从高调发表“为占中港人争诺奖”宣言到现在，50天过去了。那个胡平王丹王军涛们联署的“推动获诺奖工作小组”建成没？谁是组长？给诺奖委员会发了几封信了？可否拿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当然，他们的前提是“一旦中共悍然武力镇压占中行动”，而胡平早就预测，“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高调陪王丹做个秀，又根本不用干活儿，何乐而不为？现在胡平又急著让占中行动赶快“见好就收”，既推销他贩卖了四分之一世纪（但自己从不实践）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民运理论，也不必为占中港人申请什麽诺奖了。 又说到诺奖，实在忍不住插一句。这王丹要麽对诺奖得主谄媚得不行，说中国民运人士“99%的人都变了，只有刘晓波没有变！”（他大概可以发誓没听说过李旺阳，以及所有那些头上没有光环的坚持者们）；要麽自己宣告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不出所料，不是我。”要麽在媒体上张扬，干脆我帮你们香港人得吧。你说这是不是得了“梦想诺奖综合症”？这诺贝尔奖实在把太多中国人搞到发疯，下回肯定都得去争“谁还未成年”了！想来也难怪胡平们要和王丹一起做“未成年”的秀了。 我最早批王丹，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作秀。我对作秀的痛恨超过对贪腐。贪污问题主要是制度漏洞。制度不堵，品德靠不住。如果贪腐是婊子，作秀就是立牌坊的婊子。有人说，我上篇文章用了“五错俱全的王丹”这个标题，有让人联想“五毒俱全”之意。但事实上，在我眼里，作秀之恶，远超过“五毒（吃喝嫖赌抽）”。因为五毒俱全，只是损害他自己（人有自损自伤自杀的权利）。而作秀，则是高举为他人、为大众行“善”的旗帜（“为民主”是其一），用假的东西获取美誉，然后用美誉最大程度地获取个人利益。仅仅是获取个人利益也罢了，更糟的是，其结果总是跟他们唱的高调正相反。作秀对正向价值的损害多是无形的、间接的、渐进的。所以我再强调一遍，作秀之恶，远超过五毒俱全。 任何关注西方左派的人都会知道，作秀是他们的最大特点——用虚假的口号获取个人光环。王丹的作秀，跟雷锋的作秀、陈光标的作秀性质同样，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因为他举的是民主运动的牌坊。像“天下围城”的秀，“为占中港人争诺奖”的秀等等，只能让人对“搞民主的人们”更加耸耸肩——他们除了唱几句高调，能干什麽具体事儿？其隐形的、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对民主丧失信心。所以我之前写过，作秀不做事的，比不做事也不作秀的更糟。 而且，作秀是会“上瘾”的，也会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习惯，根本不感觉自己是作秀了。比方说王丹最近又做新秀，高调宣称“不再去星巴克喝咖啡”了。为什麽呢？并不是（绝不是）因为发现杯子里盛的是血，而是为了抗议星巴克的起薪工资太低。这又是典型的作秀、媚俗——和砸日本车抵制日货的“爱国愤青”同样性质。愤青之秀，一是取悦政府，二是取悦大众。王丹之秀，则是取悦左倾、反资本主义的台湾年轻一代。不过我倒希望，看到我这篇文字的朋友们监督一下王丹，无论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他要再进一次星巴克，就是伪君子，跟西方那些反资本主义作秀狂们一样的伪君子。 对作秀之厌恶，加上对“死不认错”之痛恨，是我写了很多批评文章的原因。本来，自古人生谁无错。西方人的做法是∶犯错—认错—道歉；然后是，宽容—接纳—新的开始。而中国人呢，柏杨曾说，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死不认错。没错，一是死不认错，二是阴谋论。王丹就是照这个模子去做的。 王丹一边高调做政治秀，要做政治领域的公众人物；一边天天兜售私生活，要做娱乐圈偶像。别说这两种角色同时做，在东方西方都罕见；这两种角色的哪一种做好，都需要付出真正的努力。光靠作秀来维持，实在很难。更何况，在自由世界，这两种人物都是在媒体的放大镜下，被修理是常态。王丹想两种角色同时扮演，还拒绝被修理，已经违反常态。而那些“老人们”联名来怂恿“非正常状态”则更是令人刮目的咄咄怪事了。这种让王丹招来更多非议的做法，不比让王丹起草“致王丹信”更令人寒心麽？ 2014年10月18日于美国 2015-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追究用媒体煽动仇恨罪
据美国《大纪元时报》报导，7月14日上午，正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访问的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市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传票，他被控告在担任中国媒体负责人时，制做影片煽动仇恨，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这是法轮功成员首次在海外起诉中国媒体官员。 据法轮功成员的控告书，赵致真在担任武汉市电视台长时，曾领导制作了批判法轮功的专题片，该片成为中国当局丑化法轮功及领导人、对中国人进行洗脑的主要宣传品之一，公安干警看过这部片子之後，对法轮功增加仇恨情绪，而更倾向严厉镇压和摧残法轮功学员。 据报导，赵致真不仅直接领导参与了制作这部煽动仇恨的宣传片，他还担任镇压法轮功的“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而中国很多地方反邪教协会直接挂靠於专职镇压法轮功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 法轮功学员所以在美国起诉前武汉市电视局长，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此有过先例。去年底，联合国“战争罪刑事法庭”对1994年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媒体煽动暴力的三名被告进行了审判，其中卢旺达前政府新闻官员、“千丘广播电视”负责人纳西马纳被判无期徒刑；该电视创办人巴拉亚维萨被判35年徒刑；另一名报纸总编辑纳泽被判无期徒刑。这是国际社会首次认定利用媒体煽动仇恨应与实行种族灭绝同等论罪。 在此之前，法轮功成员还在美国芝加哥市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庭以“灭绝人类罪”起诉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虽然芝加哥法院以江泽民是“国家元首”为理由驳回此案，但法轮功学员又上诉到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今年五月底该院开庭审理此案。 除了江泽民之外，法轮功学员还在美国起诉了原辽宁省长、现担任中共商业部长的薄熙来等官员，因辽宁省在薄熙来执政时，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 法轮功成员的这种行动预示著，在江泽民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国毫无司法公正的情况下，人们有权利在美国这样自由的土地上，在法治的环境中，起诉追究那些迫害者，讨回公道。 近年中美之间人员交流日益扩大，中国很多高官到美国旅游访问，这种追究行动，等於告诉那些参与迫害中国人、手上有血的责任者，他们在中国胡作非为、涂炭生灵之後，不可能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好像什麽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正如这项起诉案的原告律师所说，“这是让那些选择用暴力镇压信仰的中国官员知道，他们并不能因为自己可以掌控国家法律，就可以避免责任。” 据7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夏威夷法庭近日对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在美国的财产做出裁决，同意那些在马科斯统治时遭到迫害的菲律宾人的起诉和要求，用马科斯在美国的八千万美元资产，作为赔偿。此案等於又开先例，今後法轮功成员，可以起诉那些曾参与镇压法轮功、并在美国有资产的中共官员以及媒体人员，用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作为赔偿费。据中国官方学者的报告，中国一年获得直接外资是四百亿美元，而套汇转出的资金高达四百二十亿。从这个资金数字可以看出，人们有很大的空间，来追究、追讨那些迫害者的责任，至少让他们付出金钱等代价，给那些被迫害致死者、致残者等一点点补偿。 当然，最终的追究和追讨是在中国，当中国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了法治和民主，不再有江泽民和“610办公室”，那个时候，中国人不仅将追究薄熙来、赵致真等，还要挖掘所有的历史真相，追究惩罚所有的暴政帮凶，使中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2004年7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4-07-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德国从“绿能先锋”惨变为“绿能孤儿”
何清涟 如今的世界很奇幻，美国拜登政府与民主党的极端进步派正想倾美国之力，大举借债学习绿能先锋德国，而德国却从“绿能先锋成了绿能孤儿”，欧盟委员会准备将德国决意抛弃的核能、天然气列入2021年最后几个小时提出的”绿色投资项目”计划。而德国虽然极力反对核能，但估计恐怕无效，因此，极有必要谈谈德国最近的绿能麻烦。 德国绿能：今年麻烦特别多 我曾写过一篇《德国经验：绿色能源“正能量”难抵“负能量”》，这“负能量“就是因为绿能的主体——风能、太阳能供应极不稳定，发电成本极高，十年绿能政策下来，最大的 “赢家”是大工业与高耗能用户，居民和小型工商业用户需要支付的税费与附加比例更高，可达总体电费的75%。更让人悲观的是电费上涨看不到尽头。 从2021年入冬以来，欧美的绿色能源就开始进入分裂的奇幻状态： 一方面，美欧主导的第26届世界气候峰会正在极力展现“绿色能源”的宏图，并想采用各种方式说服几个能源消耗大国例如中俄印巴将绿能目标再推高，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状态；另一方面，欧盟实际上已暗暗在筹划推出”绿色投资项目”计划，核心就是扩大绿能范围，将核能、天然气等纳入绿色能源。与此同时，法国正在将业已关闭的核电站陆续启动，支援电力短缺的友邦，以帮助德国人度过寒冬。德国为此花费不菲，除了电费之外，还得支付排污费用。 欧盟新绿计划惊破德国绿能梦 英国退欧之后，欧盟内部的德法双头格局已经形成。随着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陷入困境，一些经济实力不如德国的欧盟小国更是负担不了昂贵的电费，近一年多以来，针对哪些燃料真正符合可持续标准的问题，欧盟成员国一直存在分歧。德国、奥地利、卢森堡等国表态反对核能；捷克、芬兰，以及国内71%电力来自核能的法国，则主张在逐步淘汰燃煤的过程中，核能是不可或缺的替代能源。 德国在欧盟内部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加上以环保为主要诉求的绿党成为新政府的三鼎足之一， 刚刚宣布德国进入淘汰核电的倒计时状态，在 2021年最后一天关闭了剩余6座核电站中的3座，宣布2022年底将全面淘汰核电。德国新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对于德国政府来说，天然气在逐步淘汰燃煤的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替代能源”，”在核能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不变，即核能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可持续能源”。 但欧盟委员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德国宣布关闭三座核电站的同一天，悄悄向成员国分发了”绿色投资项目”计划新提案的文本，该提案将核能、天然气纳入绿能范围，所有核电厂相关投资案只要具备安全处置放射性废料的计划、资金和场所，并在2045年前取得建造许可证，即可标记为”绿色”投资标志。 德国的反对能否起作用？恐怕不能，据美国Politico报道称，反对核能的欧盟成员国达不到所需的多数（至少20个成员国、覆盖65%的人口），欧洲议会也不太可能有多数成员反对欧委会这一提案。更何况，2022年恰逢法国做欧盟的轮值主席，正摩拳擦掌地要好好履行主席职能，估计会力促这个方案通过。 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账本 德国这本绿能政策账，旁人看着都肉痛：十年前，德国核电站电力供应占到全德电力供应量的四分之一，但就在短短十年间，德国却“挥刀自宫”，关闭了全国大部分的核电站，损失1.7万亿欧元（约人民币10万亿元），如今甚至还因为电力供应不足，不得不从法国围绕德国边境修建的一圈核电站高价买电，成为名副其实的冤大头。剩余的三座核能站拆毁，每座还需要投入11亿欧元。事到如今，德国为什么还要坚持障碍重重、代价高昂的绿色能源政策呢？原因有二： 一是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要跟一起与军事和武器相关的东西做切割，哪怕是民用的核电站，在德国人眼里也是“魔鬼”，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绿色”理念成为德国人在国际社会上展示和平进步的主要形式，反核能一直是德国左派的政治标配。 二是德国的碳排放额度交易计划已经推出，正敞开口袋准备装钱。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第17主题规定，碳排放交易是一个可交易的配额制度。德国十年前实行绿能政策之时，就指望碳排放额度交易能够成为德国今后的经济支柱。2021年1月1日，德国成功启动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固定价格为25欧元，涵盖所有不受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监管的燃料排放（主要是供暖和道路运输领域）。未来几年，德国的固定价格将持续上涨，2022年30欧元，2023年35欧元、2024年45欧元、2025年55欧元，2026年，配额将在55～65欧元的价格区间内拍卖。 这些排放来自如取暖油、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一些燃料（如煤炭、废弃物）将在2023年逐步被囊括其中。如果将核能、天然气纳入欧盟的新绿色能源计划，德国的碳排放收益将大为减少。 基于上述两大原因，德国会竭尽全力，反对欧盟通过新的绿色能源计划。但德国如果失去欧盟支持，未来将成为“绿能孤儿”，不想花钱买罪受的其他欧洲国家可不想奉陪。 德国绿色能源政策，法俄两国成最大受益者 德国除了宣布2022年完全弃核，还计划在2038年前关闭所有煤电厂。根据德国能源与水经济协会BDEW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德国电力结构中占比最高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41.4%），其次是褐煤发电（17.8%），然后是天然气发电（16.7%），核电（11.7%），硬煤发电（8.4%）。弃核又退煤后，按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个缺口占比高达37.9%。但理想很高尚，现实却骨感，到了严冬，德国依靠的太阳能和风能等新型能源开始变得不稳定，仗着手里有银子，德国还可以高价跟法国购买核电。 法国经济正陷入低迷，前一向与中国签订了一个向中国供应猪肉的合同都欢庆了一番，如今又多了一个向德国供电的财源，当然高兴。德国废除核电，法国可没废除，55.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共建设了56座核反应堆，71%的电靠核能提供。 2021年11月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召开之时，能源危机正在席卷全球，欧盟一些国家首当其冲。这些国家本来就是能源消耗大国，一逢能源短缺，纷纷出手抢购，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暴涨。欧洲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供需不匹配导致价格飙升，天然气批发价格涨至2021年初的五六倍，其中大部分由俄罗斯供应，急缺天然气供暖的德国政界怒斥这是“俄罗斯实施天然气勒索”，而其他诸如石油、煤炭、电力等价格也是一路狂飙，面对这高不可攀的价格，许多付不起钱的用户恐怕只能在寒冬中硬捱了。 从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人对世界有三大贡献：共产之父马克思，其思想至今仍然指引着美国BLM的前进方向，在美国左派中颇有市场；两次世界大战，其中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至今仍有市场，只不过争论双方各取所需，妄加解释以污名对方；大重置理论的倡导者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也是德国人，大重置的两大抓手是绿色能源与疫苗证，如今德国从绿能先锋沦为绿能孤儿，不知这位施瓦布先生如何重施妙手，让大重置再度回春？ （原载大纪元2022年1月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6/n1348606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俄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中共16大召开了，虽然人类已跨入21世纪，但中国人的政治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状态，那些代表们仍像历届所有的党代会一样，规规矩矩、整齐划一地看文件、听报告，然後像机器人似的举手，由主席台上的最高权力者操控。 但就在中国的旁边，俄国已经（在过去12年中）举行了2次总统全民直选、2次全民公决、5次国会选举，以及全部89个地区的（每个地区3次）州长选举。 1993年12月12日，在俄国首次进行新宪法和新国会选举那天，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周刊发表了题为“今天，俄罗斯人民用选票决定新宪法和新国会”的文章，比较了中俄改革模式，强调俄国人通过选票，开始进入有选择权利的“人”的生活，而不再是《动物农场》；俄国把扩散了70多年的共产毒瘤做大手术割除之後，虽然会有短期的虚弱，但它一定会有“一个谁也无法再拉回过去的有尊严的明天”。 9年过去了，中共还在开剥夺中国人选择权利的16大，而俄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有了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 民主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定期、公平的选举；另一个是新闻自由。俄国不仅进行了上述的选举，还有了私营报纸、电视、电台和刊物，人们开始享受空前的言论自由。不久前莫斯科人质事件，媒体可以自由地批评普宁总统；几天前“十月革命”周年日，莫斯科广场还有上千人（多是老人）举著列宁、斯大林、阿拉法特、萨达姆的画像，怀念革命和血腥。俄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正是因为有了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才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俄国不仅不再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敌人，不再反对北约东扩，还历史性地建立了“俄国—北约理事会”，要融入西方。911事件发生後，第一个给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坚定支持反恐的就是俄国的总统普宁。 第二，放弃军事帝国，教育经费超过军费： 俄国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军事政策，不再谋求帝国角色，而是削减军费，把资金用到经济上。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俄国研究部主任利昂．阿伦（Leon Aron）在今年11月号《评论》（Commentary）杂�曳⒈淼摹岸砉�革命”（Russia’s Revolution）一文，在共产苏联时，俄国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0％，现在削减到仅占5％（美国现在占3％强）。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1996年削减到170万，今年又削减到100万，预计2003年削减到65万（中国现在是250万；美国125万）。从1992到95年，俄国从东欧撤出了原来驻扎的130万军队；1995年9月，俄国从立陶宛撤回了在国外的最後一批军队，使俄国的边境恢复到了17世纪的状态。 苏联原来有10,000多枚核子导弹，不久前俄国总统普宁访美达成协议，俄国将在今後10年把导弹削减到1500枚（美国削到2200枚）。俄国并在今年通过议案，将在2010年时，废弃实行了300年的强制募兵，而实行像美国这样的完全志愿兵制度。去年，俄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教育经费超过了军费开支。 第三，震荡疗法，充分私有化： 俄国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先进行政治改革，然後经济改革。当时叶尔钦聘请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赛克斯（Jeffrey D. Sachs）做经改顾问，对俄国国营经济进行大手术（一次性私有化），被称为“震动疗法”。当年不少中国知识人不看好俄国的大刀阔斧私有化，热衷中国式的保守疗法。但今天来看，俄国的手术不仅成功，而且术後恢复很快。 现在俄国的卢布不仅价值稳定，外汇存底已增加到385亿美元，财政开支不仅获得平衡，而且还有了盈余。在过去两年中，俄国偿还了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0亿美元中的100亿。在全球经济衰退，连美国经济也滞缓之际，俄国的经济2000年增长8%（和中国当年相同），2001年增长5.5%；今年预计为5.2%。去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被美国《福布斯》杂�移牢�中国“第三富”的辽宁企业家仰融，因与当地政府发生公司产权纠纷而被迫逃到美国。仰融所领导的公司，像中国的其他很多所谓民营公司或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产权不清，它们的所谓“民营”性质实质上是假的。 而俄国恰恰通过“震荡疗法”实现了真正的私有化。据上述利昂．阿伦的文章，1991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5%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今天，这个数字上升到占70%！仅以图书市场为例，现在俄国书店里80%的书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哈耶克、凯恩斯等的作品都摆在大型书店里。私有化刺激了经济活力，过去两年，俄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15%，今年2月，俄国的石油出口第一次超过了沙特阿拉伯，达到每天出口728万桶。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石油市场的10%。俄国不仅粮食自足，而且还有能力出口500万吨。 1917年列宁夺取政权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集体农庄。今年7月，俄国通过议案，把土地还给人民，将5亿4千8百万亩农业土地（相当4个法国的面积）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而且外国人也可以从俄国人手里购买或租用（租期49年）。俄国下一步的私有化目标是国营的煤气、电力、铁路以及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金等。 和欧洲及美国的左派（民主党）们热衷增税相反，俄国政府大幅减税。去年初俄国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企业税从35%削减到24%。俄国的个人税收是整个欧洲除了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政府去年收上来的税却比减税前增加了50%，因为减税刺激了经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八十年代，俄国人平均每个月要花54个小时排队（买东西），在221种基本日用品中，商店经常只有23种，很多东西都是配给，有各种证卷。现在的自由经济已使俄国货架上摆满了商品。1988年，苏联有4,300万人（每6人有1个）每月收入不到75卢布（相当7点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99年俄国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中国2000年人均收入855美元；捷克人现在人均收入5,020美元；波兰是4,070美元）。 1990年，每100个俄国家庭有汽车19辆；去年增加到42辆，今年预估将增至52辆，即超过一半的俄国家庭拥有私人汽车。在有900万人口的莫斯科，250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过去两年，俄国使用电脑上网的人数增加了40%（俄国政府从没像中国那样设置“防火墙”限制信息流通）。 共产时代，俄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2001年，俄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已达到7万个。2000年俄国的大学比苏联时代增加了75%，大学生增加了50%。 1991年，在有近三亿人口的苏联，只有50万人旅行过；在分出去14个国家之後，只剩下1亿4千5百万人口的俄国，去年有525万人出外旅行。 1996年俄国总统选举时，19到29岁的俄国人，71%支持叶尔钦，共产党候选人仅得23%。在问到什麽是一个高雅社会的最基本成份时，支持叶尔钦的年轻人中75%回答是“机会的平等”。俄国当红作家柴卡蒂斯维利（Grigoriy Chkhartishvili）说，在过去15年来，俄国“这场进化的最宝贵产品是人的尊严”。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近在旁边的俄国，已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再次照出中国政治的丑陋。但这面镜子同时也照亮中国人的视野，让同样经历了共产主义的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到底什麽是“高雅社会”的基本成份，什麽才是改革应追求的“最宝贵产品”。 2002年11月12日 2002-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
何清涟 9月16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的第100天，北京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路向已经非常清楚，结束官商共治，启动二次回归。这从其通过各渠道释放的几大信号可证：9月13日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独家信息：北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于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强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9月17日国内各网站登消息与评论，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李嘉诚则受到《人民日报》（9月13日）点名批判。三条消息都指向“二次回归”计划中的一项：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中共全面掌控香港经济。 北京称港商“不是自己人”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对受危机影响的香港的投资力度》（China prods state firm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crisis-hit Hong Kong）。指出近日中国政府召集百家大型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参加会议的100余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高级代表承诺，更多地投资于包括房地产和旅游业在内的主要香港行业，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尽其所能帮助政府解决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借高级代表之口说出：“香港的商界精英肯定做得不够。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The business elites in Hong Kong are certainly not doing enough. Most of them are just not one of us”）。 这句话表明：香港商界精英过去依靠中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寻租、分利，在陆港两地市场通吃的政商结合之路已走到尽头。即便在香港，这些富商聚财的房地产等行业也将由国企接管。 目前并不清楚国企加大投资力度的具体做法，但原则已经定下：“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还被要求控制公司并拥有决策权”，要求香港富豪出让部分股份并让国企掌握控制权，是其可能的一种方式。估计反送中以来在北京眼中表现不佳的企业将会优先排在被收购行列。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一文中谈到，结束官商共治模式是“二次回归”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与统战对象香港商界精英之间出现裂痕并非始于“反送中”运动。早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之时，香港商界大佬很少有人表态支持政府。《中国日报》为此于10月25日发表英文文章《香港大亨不愿意在“占中动荡”中站稳立场》（“Roundup: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点名批评指香港富豪李嘉诚态度模棱两可，李兆基、郭鹤年、吴光正等富豪则保持沉默，未曾表态支持香港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北京对港商的看法：寻租、分利，却不肯尽政治义务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界大亨确实依靠中央政府的荫蔽寻租分利。相关研究认为， 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业和政治的关键二十年。除了主权移交，还有数项相互交织的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英资撤退、本地商业集团化、混合型商业出现、政治机构重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义，引发了一波经济结构重组。制造业迅速被服务业取代，后者包括银行、地产、旅游和物流等。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些财阀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控股，其旗下拥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过50个国家。研究者认为，李嘉诚上世纪50年代在塑料制造业起家，而其产业真正的集团化始于1979年，当年他从英国商行手上买下了和记黄埔，李氏商业帝国即从这里奠基，此后与北京结成亲密政商关系，得到北京支持，更是得到长足发展。 其他财阀的情况与李嘉诚类似，由于因为这些财阀商业集团与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陆港之间的地缘经济迅速融合，这种融合包括港资进入大陆、大量陆资进入香港，以及跨境商业运作的出现。香港本地和大陆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合并，形成了共生关系，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展了大量商业项目和关系网。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十大香港华人商业家族（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吴光正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已经控制了占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这种天量财富，对于财阀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响，这些人都得到北京赐赏的黄马褂——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荣衔，在本港亦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天下之事，往往是兴一利必有一弊，中资进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财富版图。在1997以后的20年中，香港本地资本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笼罩于大陆资本的阴影之下，尤其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陆资。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 与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比，变化之巨，让香港商界产生受挤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之后，中港企业交叉持股日渐普遍，这导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了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这种混合型商业的运作基于不同的经济理性，不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得尽政治义务，充当北京在香港维稳的长臂。 李嘉诚为何会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在中央政府眼中，依靠北京政治加持成就商业帝国的李嘉诚至少有三次对不起党与政府： 第一笔：从2011年就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大陆撤资，不断抛售中国资产，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在大陆拿地，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购入香港的土地，撤资规模以千亿计，据说撤得很干净。当时中国舆论对李嘉诚跑路表示不满，言论中都涉及李嘉诚商业帝国形成的特点。李嘉诚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那篇《别让李嘉诚跑了》说得很直白：“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一文更是挑明了这意思：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第二笔：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李嘉诚不肯表态支持北京与香港政府。 第三笔：今年反送中以来三次发言都未表态支持政府，先发表“黄台摘瓜”广告，暗指中央政府对香港严苛，继之又发表“盼年轻人体谅大局，而执政者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骑墙言论。 有此三笔旧债新帐，李嘉诚必须成为《人民日报》等官媒的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重话都用上，恐怕看得香港富商们心底直冒寒气。 最后对本文做一归纳：自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就在思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施“二次回归”。促使北京提前结束官商共治模式的原因，一是在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商界精英如李嘉诚等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让北京再也无法忍受，认为“官商治港”导致贫富差距日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是真正的乱港之源，如今中央政府不想再成为香港财阀的替罪羊。二是国泰航空员工参加反送中，据说得到公司支持。北京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仗着公司有英国资本，就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干脆让国企进驻，控制企业员工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 黄之锋等香港抗议者代表希望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哪怕香港经济将因此急剧衰落、失业上升也在所不惜；北京则加紧推进“二次回归”计划，让中国国企全面掌控香港经济。无论两者实现哪一种，对香港都是灾难；两者全实现，香港将再也不是东方明珠。 （本文首发于 大纪元，2019年9月17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17/n1152849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亚太国家在“鹰”与“龙”之间的彷徨
何清涟 自6月中旬开始，美国高官布林肯等相继访华，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善中美关系，全世界都表示怀疑，就连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都批评拜登急于重启中美对话可能误判且危险。但对拜登政府来说，俄乌战争成为败笔，现在急需外交成就来拉抬2024年选情，亚太战略决不能再失败，美中关系是关键。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在“鹰”与“龙”之间两难的亚太国家对美中两国的表态，让华府政治圈感到焦虑。 李显龙：我们主动要求不被迫选边站 美方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目的是让盟友们相信，美国打算认真执行旨在抗衡中国的印太地区新战略，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急于表明，他们正试图稳定美中军事关系，增进与北京方面的交流，防止出现将盟友及合作伙伴卷入其中的争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峰会开幕时的讲话其实代表了亚洲各国的真实想法，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对于美中双方来说都将是严重的错误。他代表关注这场较量的各国发出了一个信息：不要让我们选边站队，包括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在内，东南亚各国都担心当今世界会分裂为若干敌对集团。他说，“我们想和两边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动避免选边站，实际上是主动要求不被迫选边站。” 不肯选边：缘于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 习近平的“东升西降”一直饱受嘲笑。是否真出现了东升西降？我几年前就说过，所谓“升降”是相对而言，中国国势其实也在下降，但与美国2020以来的下降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再加上俄乌战争的现状，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集几十国之力，除了舆论战完胜、政治战由初期大胜转至目前小胜，军事上至今还陷入僵持状态，美国失去主导世界的霸主地位、世界从单极变多极已经不可避免。这在西方之外的世界，是个公开讨论的话题，但在西方国家之间还是个禁忌。 香格里拉会议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打破了这一禁忌。他在开幕主旨演讲中[\[1\]](https://heqinglian.net/2023/06/19/asia-pacific-countries-between-china-and-usa/#edn1)，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达了担忧，并强调了积极的贸易合作和多边合作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在当今全球化和合作的时代，国家之间应加强相互合作，而不是采取盲目制裁和挑拨关系的行为。特别是在印太地区，澳大利亚总理支持建立积极的对话渠道，以避免冲突的爆发。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势必会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 阿尔巴尼斯还说：“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这一点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我们有时会听到我们的地区被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冲突‘舞台’。仿佛这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地点，一个他人的野心的舞台。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的描述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选择权和追求的目标，也否定了全球经济的引擎室。它还把这个地区的未来说成是某种程度上的定局。我们在过去已经看到了这种思维的缺陷。冷战后的良性假设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技术的传播将创造一个更开放、更稳定的世界。一些人谈到了‘历史的终结’，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开始，一个单极时代。这背后有一缕自满的情绪。” 美国拒绝承认世界由单极变多极，要与中国开展世界领导力之间的竞争，维持美国世界超级霸权地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这番说话，美方听了之后自然不高兴。但因为亚太多国都持如此态度，美方当然只能表示并不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香格里拉对话2023算是无果而终。 奈斯比：“碰运气的威慑”再也不灵 印太战略的提出是在俄乌战争发生前若干年，但它深受这场战争的影响，这场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无论是美国曾引以为傲的“软实力”还是世界视为神一般存在军事实力。美国智库数量之多世界第一， 对此当然会有反思。 今年5月，“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奈（JOSEPH S. NYE, JR.）发表了一篇《威慑的困境》（Dilemmas of Deterrence）[\[2\]](https://heqinglian.net/2023/06/19/asia-pacific-countries-between-china-and-usa/#edn2)，其中从美国对俄罗斯的威慑失败，一直谈到美国对华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认为这种战略模糊政策其实就是“双重威慑”（double deterrence），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中国对台湾岛使用武力，也是为了阻止台湾在法律上宣布独立，目前这一战略正受到削弱。 在这篇文章中，奈斯比特别提到“给对方留下机会的威慑”（the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这一美国著名的威慑理论。我在这里必须解释这一理论。该理论由已故核威慑理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获得者托马斯·C·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 提出。在《武器与影响力》Arms and Influence一书中，谢林使用登山模型来解释“留有机会的威胁”，大意是：在冰山裂缝边缘，一个登山者被绳子绑在另一个登山者身上，两人都站在裂缝的边缘，正在激烈争论，试图让对方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试图让对方不要做他想做的事情。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位登山者强烈反对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怎样才能让你的伙伴/对手屈服于你的意志？这一威慑理论的实践样本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如同两位捆在一起的登山者，最后是美国让苏联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当时白宫决策的参与者事后回忆，知道这是一次碰运气的威慑。 奈斯比认为，俄乌战争表示这种碰运气的威慑已经失效，因此，随着威慑困境的不断演变和增加，研究战略的局限性对于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样重要。 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支点其实建立在台湾安全之上，无论是新近建立的美日韩联盟，还是几年前建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前提都是一旦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这些国家为保护亚太地区安全将如何联合应变。但目前的形势是：2024年台美国与台湾两场大选的结果，将分别决定世界文明演进的方向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只要是民主党政府当家，向世界全力推广LGBTQI+文化与CRT（批判性种族理论）将成为美国左派重塑人类文明的方向。明年1月台湾大选的结果，将决定美国亚太战备的存续与否。简言之，只有3000万人口的台湾，被历史将它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从地理上看，它是美国亚太战略的立足基点；从政治上看，新的台湾政府对中美两国的态度决定了美国扼制中国的亚太战略是否存续，如果是民进党胜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将继续存在；如果是另外两位候选人（国民党或者柯文哲）胜出，中国将兵不血刃推进和平统一。 目前，台湾政治正陷入Me Too泥潭之中，角逐总统大位的三方民调几乎不相上下；北约宣称的俄乌战争必将胜利还只是一种被世界怀疑的预期，拜登政府的各种国内政策都不成功，能否继续执政连本党都要打上问号，这种情况下，亚太国家在“鹰”与“龙”之间彷徨，几乎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考量。 [\[1\]](https://heqinglian.net/2023/06/19/asia-pacific-countries-between-china-and-usa/#ednref1) 澳总理：《和平不是礼物从来都非既定，须被建立、追求、捍卫和维护》，中译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06/06/2023（https://rfi.my/9aDK.T） [\[2\]](https://heqinglian.net/2023/06/19/asia-pacific-countries-between-china-and-usa/#ednref2) Dilemmas of Deterrence，May 2, 202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n-dilemmas-of-deterrence-in-north-korea-taiwan-strait-by-joseph-s-nye-2023-05）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3年6月19日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how-does-the-u-s-china-confrontation-put-pressure-on-other-asian-countries/8oxk7r7ga）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曹长青∶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
对於蔡英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早在上次总统大选前就有人质疑，因为在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IALS，也是英国的论文汇集中心）网页写的是∶蔡的论文「missing」（不见了）。我当时也到那个「中心」网站查看，上面解释说，我们无法提供蔡的论文。 一个人的博士论文怎麽会「missing」？这太罕见了，之前从没听说有这种事。如是个瓷器，打碎了，可能无法修补；但论文是可无数次上网的。「失踪」已莫名其妙，怎麽还无法「修补」（再提交）？以现在电邮之方便，几分钟就可把论文再次上网。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都会希望自己的论文被重视；内容被引用次数多，也是学术成绩的标志。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被图书馆丢失了，那麽自1984年蔡从政经学院获得学位至今已35年，为什麽她就一直不补交、不重新提供这个论文呢？尤其是在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已经被人质疑过。关系到这麽重大个人信誉的问题不解决，理都不理，这不是太蹊跷、太不合常理了吗？ 谁能证明蔡英文没有补交，甚至可能从未提交过这个论文？伦敦政经学院！最近有人查询过，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员Ruth Orson回信内容是∶ 1，在蔡英文获得学位那个时期，所有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都会首先被送到Senate House Library（伦敦大学图书馆），按规定，再被送到IALS（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院）。 2，但政经学院图书馆从来没有过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所以IALS当然也就查不到。 3，在蔡英文选总统时，我们曾下了很多气力查找，但结果令人沮丧（意思是查不到）。 这位图书馆员第二次回信说∶我们又努力查过政经学院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高等法律研究院，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这位图书馆员的两封回信附在本文後。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 之前我曾认为蔡的博士论文missing，是被她本人「拿走」的。因为只有她本人拿走（不再补交）才会有这个论文谁也查不到的情形。但现在从伦敦政经学院的回覆可证实，蔡从来没有把她的博士论文（按规定）递交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从而也就不会在英国汇集论文的「高等法律研究院」那里查到。 为什麽蔡英文从来不递交自己的博士论文？这种公开的论文有什麽需要保密的？从常理来说，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这篇论文有问题！ 俗话说，丑媳妇怕见公婆。但就这个博士论文，蔡英文在她自传《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中说，优秀得政经学院的评选委员们激赏地要给她「一个半博士」！这就不是丑媳妇，而是「选美小姐」了，怎麽会不愿「见公婆」、不想面世呢？任何事不符合基本常理，就可能背後有猫腻。 如果是福尔摩斯来推理查案，可能做出下列判断∶一，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不是她自己写的；二，即使捉刀代笔，也是写得很差的东西，不敢见人！福尔摩斯的理由是∶ 第一，蔡英文不会写文章。从1984年她获得博士学位至今35年，她只发表过1.5篇文章，0.5本书。从网上检索，蔡英文1996年在《东亚季刊》的英文杂志发过一篇谈台湾加入世贸的文章。另半篇文章，是她和吴钊燮（现任外交部长）共同署名发表的一篇中文文章。所谓半本书，是她的自传《洋葱炒蛋》，与别人合写的；其实就是像美国等西方ghostwriter（代笔者）为政治人物或名人写的传记，当事人挂名而已。我在台湾曾翻看过蔡的那本自传，非常肤浅，她自己经历的流水账而已；即使做选举文宣都差到不行，因为没有任何清晰的价值理念，更妄谈思想深度。因为她不会写东西，所以长篇大论的博士论文对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事情 。 第二，蔡英文从英国拿到学位回到台湾，不是去经商或从事其它行业，而是在大学任教（政大，东吴），一个前後做过16年副教授、教授的人，怎麽没有一篇学术文章发表？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出版？我不知台湾的教授晋升是什麽标准。如果在美国，一直没有学术文章或著作出版，你的教授是做不下去的。有人说，在网上搜索到很多「蔡英文」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但那是同名的台湾中研院院士蔡英文先生的，而不是蔡英文女士的。 那麽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谁代笔的？福尔摩斯推理说，是吴钊燮。可能吗？理由如下∶ 1，蔡英文与吴钊燮合写的那篇文章，题目（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与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同名，内容也与蔡的论文摘要差不多。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什麽变成中文？还让别人占一半的成果？ 2，为什麽吴钊燮的名字还排在第一位？她自己的博士论文，怎麽用中文发表时不仅加上别人名字，还把自己名字排在後面？是不是说这篇作品的原创是吴钊燮？ 3，蔡英文1982年在美国康奈尔求学时，吴钊燮正好在美国读博士，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在美国认识了，後来有了论文合作。 4，如果这篇博士论文是吴钊燮代笔的，那吴也是用中文写的，蔡找人翻译成英文。因为如果原稿是英文，他们後来没有必要再把几十年前的旧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只有原稿就是中文，所以随手拿过来摘选重新发表一下，算篇文章，显得有点学问。 5，在2016年蔡英文刚赢得总统大选时，我就跟台湾朋友说，吴钊燮一定会被重用，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背後这一层。果不出所料，蔡上任总统後就宣布，吴钊燮出任除总统外最有实权的「国安会秘书长」，然後又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等於蔡的幕僚长），再担任外交部长。吴做了总统之下三个最有权力的职位。在吴钊燮任外长期间，有三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但吴的官位固若金汤；无论蔡政府怎样变动，吴都不会失去权力，因为总统是他的後台。如果蔡英文的论文是吴代笔，那他把这事说出去，蔡英文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为蔡英文辩护的人可能会说，有网站刊载，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已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安娜堡市（Ann Arbor）出版，网上也有政经学院出版。但这个所谓「论文出版」是假的，甚至是有意骗人！理由∶ 1，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的回覆已证实，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从来没有提交给图书馆，那是怎麽出版的？ 2，也许有人会说，图书馆没有，不等於政经学院就没有出版。但从时间上，不太可能。因那个网上写的是1984年出版。蔡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一般论文出版都需要点时间，不大可能当年就出版了。像吴钊燮1989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台湾民主化》6年後才由牛津出版社出版。另外更明显的是，如果 「伦敦政经学院」出版了蔡的论文，那今天根本不存在找不到的问题！ 3，那个所谓美国Ann Arbor出版（https://imgur.com/2xQORmI?fbclid=IwAR2-94BTQi9vw0J1QvNQw\lKJkIjYTpRns96XPnkUHKYubAiZmXkfMuF6xk）也很蹊跷，只是写出版地，没有写哪个出版社，哪个大学；一般这种博士论文只有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按照那上面提供的URL地址，根本查不到这个网址，更别说蔡的论文。那上面写的出版日期也是1984年，更不真实，因蔡从伦敦政经学院拿到博士是1984年，同年她的论文就在美国出版了？几乎不可能。 4，不只是不可能，甚至涉嫌有意骗人！大家请看谷歌刊出的蔡英文论文出版的书的封面（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IRwIvwEACAAJ&source=gbs\navlinks\_s），那是假封面！我下载後，放大，发现那上面没有文字，只是涂的几排黑杠杠，来冒充是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谁在做这种手脚？谁在有意欺骗？ 另一个做手脚的地方是∶当年刊登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的那篇文章，在网上被删除了。谁干的？为什麽不敢让读者看到？原来质疑蔡英文论文的文章，在公开媒体发表的，多数在网上都不见了，谁做的？只有发表在个人网页的还存在。 还有一个令人质疑之处∶蔡英文在自传中歌颂自己的论文多麽优秀，但她从来没有提到论文的指导教授的名字。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论文电子档查询中心（EThOS），有蔡的论文题目，在「指导教授」一栏也是空白（http://ethos.bl.uk/OrderDetails.do?did=1&uin=uk.bl.ethos.652034）。说明蔡英文像从来没有递交博士论文一样，也从来没有公布她的指导教授的名字。如果没有指导教授，她的博士论文是怎麽过关的？ 前年出版专著《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研究知识分子的《自由时报》专栏作家金恒炜先生说，从胡适以降，他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都是很感激他们的老师和教授，像殷海光赞美金岳霖，余英时感激钱穆等等，这是传统。但为什麽蔡英文就从来不提她的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更别说感激了？这背後是不是有什麽秘密？ 伦敦政经学院曾被查出「卖学位」，你给钱，就给你博士学位。像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儿子，就是花钱从伦敦政经学院买到「博士」的。当时的学院主任引咎辞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丑闻。英国《卫报》曾就此做过专题报导∶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eavy-price-saif-gaddafis-phd 如果有人质疑上述模拟福尔摩斯的推理，那麽有一条，是铁板钉钉的蔡英文在论文问题上说谎∶她在自传中说，当时论文评选委员会认为她的论文太优秀了，讨论好几个小时，要给她两个博士学位，後来决定给她一个半博士。今天，全世界念过博士的，你们有哪位听说过，读一个学位的课程，写一个博士的论文，但学位评定委员会，要给这个人同时颁发两个博士，最後还有一个半博士这种说法？蔡英文到伦敦政经学院读博士，按她自传说法，前後只有两年多时间就拿到了「博士」；时间之短就令人质疑，却还能得到「一个半博士」？这是不是连常识都不顾的公开骗人？ 如果蔡英文要证明自己是真博士，论文没有问题，很容易，请做这几件简单的事情∶ 1，公开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既不是秘密，拿到博士更不是丢脸的事，为什麽就要隐藏？一直回避了35年！她是总统，权力者，公众有权利监督，她应对选民诚实。尤其现在她还要再选（连任）总统。 2，请公布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我们来做调查，这篇论文是怎样的背景，为什麽出版封面是假的？在蔡英文当选总统时，伦敦政经学院曾在其网页发表过一个英文祝贺，那里面也没有提到蔡的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按理说，他们应该找到蔡的指导教授，来说说当年蔡怎样留学读书的，因这是政经学院的骄傲，自己的毕业生当了总统。但他们的祝贺词没有提到，看来他们也不知道蔡的指导教授是谁。一篇博士论文，没有指导教授，是很奇怪的事情。 3，请公布蔡在自传中炫耀的说要给她「两个博士」的那位评选教授的名字，我们来调查，有没有最後决定给她「一个半博士学位」这回事？ 4，请解释，自己的博士论文，在用中文发表摘要时，为什麽要加上吴钊燮的名字，还要把吴的名字放在第一位？ 如果蔡英文总统不提供这些资讯，不做解释，那只能让人相信，她的博士论文有问题，甚至可能造假。默不作声的话，这个「默」就等於是默认了。 2019年6月9日於美国 附∶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员的两封回信—— Hello, Dr. Tsai’s thesis is unavailable I’m afraid. LSE Library has never had a copy of this thesis. All PhDs from that period were awarded under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banner and would have been sent first to Senate House Library, and this being under Law would also have gone to the IALS. Unfortunately Senate House apparently never received a copy and the IALS are unable to find their copy. We had to make extensive searches when Dr. Tsai stood for election and I am sorry to disappoint. Best wishes, Ruth. Ruth Orson Library Assistant, Research Support Services LSE Research Onlin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 Portugal Street, London WC2A 2HD Tel: 020 7955 3528 email: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信的日期是2019年6月4日） 第二封回信∶ I am afraid there is no further information we can provide. LSE library, Senate House Library, and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have searched extensively for this thesis and unfortunately it is missing. Many thanks, Ruth. Ruth Orson Library Assistant, Research Support Services LSE Research Onlin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 Portugal Street, London WC2A 2HD Tel: 020 7955 3528 email: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信的日期是2019年6月6日） 2019-06-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朱建忠牧师∶从基督教专业伦理看“柴远”事件—兼评《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
“柴远“事件在华人教会圈一直闹的沸沸扬扬，而网络上的评论也往往偏于一端，缺乏较中肯及到位的分析。本文尝试先从最近由《生命季刊》发布的《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入手，结合之前由柴玲及两位调解牧师公开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再从专业（职业）伦理角度进行讨论，在这基础上引出一个指向教牧伦理的观点。 1．《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由18位华人教会牧者联署发布，2015年2月23日，以下简称 《调查报告》）。从内容来看，清晰可信度较高。有人说是有幕后指使或别有动机，这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可能性很小，但《调查报告》的本身也存在几项问题∶ 1.1 调查团公信力及《生命季刊》处事方式的问题: A∶十八位牧师绝大多数都是与《生命季刊》有著较紧密的关系，他们中不少人本身为《生命季刊》同工，或专栏作者，再或季刊举办的大会讲员。而远志明曾为《生命季刊》同工（季刊编委），后来退出。B∶从网络上看到，《生命季刊》（微博）之前曾转载一篇署名为小草（Grass GL）的文章（《华人教会醒来！张伯笠多年来站在教会讲台撒谎和作假见证》）。而这篇文章的内容，其中不少是存在明显偏激之处。从这件事给的印像，《生命季刊》刊登柴远头条的处事似乎热心有余，而严谨性不够。 1.2 资料选取的合适性问题∶ 调查团在成立时曾有公开信并开通专用电邮。信中称，“若有人愿意提供协助调查的资料，可以直接发电邮至∶[\[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那麽，A∶在《调查报告》中就首先应对收集的信息做一整体说明∶例如总共收到多少信息？其中不同观点及不同证词情况又是如何？即我们需要一份关于《调查报告》资料来源及数据分析的背景说明，不然就在可能选择性的使用材料的问题。B∶通过公开调查邮箱收集资料，本身容易产生一定的导向性，即∶除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证词之外，也可能会收集到一些有意或无意模糊性的信息。所以，前一点A，关于调查资料的背景说明就显得非常重要。 2．回应调查报告有关1、2的指控证词 很明显，1989年舞蹈演员朱女士指控远志明对其性侵及柴玲指控远在1990年对其性侵，远并没有借牧师之名或基督教为手段来达成目的，甚至他那时都还没与基督徒的身份发生什麽关系。从这点来说，1990年的柴远事件完全不能看为是个教会事件或牧师事件，而应视为他们的个人事件或个人行为。在一件并非是教会性的事件上，由一个与当事人可能存在利益关系的基督教机构来组织设立调查团是并不合适的。 不过远志明的是否基督徒及牧师的身份却并非是他个人免于问责的条件。不少参与讨论的基督徒（若依柴玲公开信中所言，包括远志明本人）都将远志明在事件发生时是否是基督徒的身份作为对他现在问责的要件，这其实是不妥的。事实上爱的要求，明显是远超律法的要求。这使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是真正在任何时候将人看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也促使远志明应当向他所说的伤害过的人（依调解人周牧师的记录）在应当的事上寻求真正的谅解，而非如“远志明本人”所说的（依柴玲文章）将强调点放在做过更大的恶事是在信主之前的时间点上。 而另一方面，即便真如柴玲所讲，远志明曾对她进行了性强暴，我们（非当事人）也不适合在此事上对远志明进行问责。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期。之所以设立刑事追诉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在事发后未有起诉及犯罪行为不再继续的情况下，假定这段时间（追诉期）已经表现了罪犯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及罪犯已经承担了内心的谴责。 不过事情的发展，关键在于柴玲认为远在此件事情上撒谎及可能相似的事情仍在继续发生。一件二十多年前只有当事两人知道的事情，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即便成立调查团也是不可能有新结果的。而事实上，调查报告的一、二项指控证词，也并无可为柴远事件定性的证据出现。对于调查报告的第三、四项证词，虽然有相关性，但仍不成为对第一、二项指控的证据。 根据以上的讨论，若成立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团”，应当将重点放在第三、四项的指控上。而第三项指控的事项很简单∶作为讲员的远志明牧师在2013年的五月于德国一次营会中，与一女性义工，有过一个拥抱、一次房间内交流及邀请在饭后一起散步。单从这些行为来说，难以说明更多的问题，事实上并不适合作为指控证词。所以，以下我们的讨论就会集中在报告的第四项指控的证词及相关问题上。 3．从专业伦理谈柴远事件及《调查报告》第四项证词 第四项证词提到“远志明被指控于2013年9月在巴黎，诱奸一位90后姊妹（未遂）的证言和相关证据”。 首先这项证词从当事人A姐妹的陈述来说，可信度较大，并且陈述的事项也非常清晰。陈述中有关远志明牧师失当行为主要有三项∶ A.邀请对方共看一部有情色成分的影片（《肚脐》）而A姐妹在观看过程中感到不适； B.第二天晚上向A姐妹提出“留下来陪他睡觉，说他不会把我怎麽样”。 C.一个持续两三分钟最后由女方推开的拥抱。这三项行为存在明显的失当，但标题用“诱奸未遂”或许仍可讨论。 当事人A姐妹的陈述，第四项指控是在A姐妹向远咨询机构实习情况的背景下展开的，而整个所述事件亦是贯穿著讨论实习为话题（借口）。由于当事人双方在当时主要的身份是实习申请者与拥有实习决定权者的关系，故我们讨论双方发生行为的同时也需要讨论行为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这点来说，作为神州协会总编导的远志明牧师，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有形或无形，借著发挥其当事身份的权力而达到与其当事身份专业不符的目的，即属违背其职业伦理。 而远志明作为华人教会界的名牧，是否有运用其名牧身份（有意或无意）的“卡理斯玛”（Charisma，宗教社会学家韦伯的一个用词，本文中意思与属灵影响力接近。）而影响两人在一起时发生的行为？答案肯定是有，但远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这个问题则比较难讲。一是A姐妹的陈述中并没有提到他与远志明牧师除了此事之外其它方面的接触与相互的关系；二是作为一个以制作媒体布道为主要影响力的牧师，他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影响力负责仍是可探讨的。 华人教会中有时会出现“为尊者讳”而掩盖或淡化名牧的过失的情况，这当然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能因为当事人是有名望的牧师而将他（她）的过失掩盖或减轻，还原一个真实的牧者比制造一个虚假的偶像要好的多。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当事人是有名望的牧者而对他（她）罪加一等。有名望的牧师，作为教会的公众人物，他（她）是否有责任要交待他（她）私隐？及在多大范畴来交待？这个问题不好处理。事实上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还很难做定论。 本人的观点是，作为公众人物的远志明有权不向公众交待他（她）的私隐，但当事件升级到与他现在工作（身份）有密切关系的时候，他需要向相关机构及公众有所交待。举例来说，作为有公众影响力的远志明可以不向公众交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事件内容，但当柴玲提出指控后，他至少应向他所在机构交待整个事件。这部分，或许远已经做过了。而当柴玲公开指控远为事件严重撒谎并可能有更多相似行为时，远应当向公众作最基本的交待∶就指控撒谎而作的相关回应。理由是二十年多前的行为（是否强奸），并不是构成远现在事工正当性的关键因素。但远目前在此事件上有无撒谎则直接关系到他作为机构总编导及华人教会界名牧的正当性与影响力。这部分远没有做。当《调查报告》提出“诱奸未遂”的证词，并被广泛传播时，远的机构在公告中出现了远对机构查询时的回复“一概否认”。从这些现像来看，远缺乏作为一名教会公众人物应有的承担。不过，通过调解人及公告，我们也看到了远的最基本的回应。至于神州传播协会的三个公告（两个公告及一个律师通告），本身值得肯定，尽管作为回应时间及方式都有待讨论。 结语∶ 本文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分析讨论，然后提出要从基督教专业（职业）伦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所谓专业伦理并不是单独的去谈论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行为事件，而是将重点聚集于作为神学传播协会的总编导及华人教会界的名牧，在面临由当事人提出曾经受到强奸而拒不承认与道歉（撒谎），及 由《生命季刊》发布曾在2013年“诱奸未遂”的指控所作的分析。由于时间及参考资料的限制，本文就这事件从专业伦理的角度仅作了最基本的分析。 在本文写作过程当中，从神州传播协会看到公告∶‘远志明对有关“强奸”、“诱奸未遂”、“性侵犯”等诽谤性指责一概否认。’而《调查报告》的第四项指控证词，事件清晰且又发生在2013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事方有必要给出更多信息。同时，也可以为此成立一个公信度较高的调查小组。就目前笔者所知来看，由湾区基督教华人同工联祷会出面组织这项工作或许比较恰当。事件的发生，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华人教会的不少问题，盼望我们从相关的讨论反思及处理中能够帮助华人信徒及教会健康的成长。 柴远事件的不断升级与扩大，任何一个爱教会的基督徒，不论持何种立场，心里总是特别的难过。本人在得知这个事情及在关注的过程中，亦是一直经历著心痛、挣扎与反省。一方面，本人对基督教媒体《生命季刊》王峙军牧师等主内同道高调的组织介入调查及广泛的宣传认为不适合。但另一方面，从理性上讲，《调查报告》的第四项证词可信度较高，因而我本人倾向于认为远志明牧师在专业伦理上是可能有较大程度的失当行为，并为此十分难过。 我自己作为一个有著十年传道经历的弟兄（现在也为按立的牧师），多少也带著一些“卡理斯玛”，由此事对自己的提醒是∶一方面要保持“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诗篇24∶4）；另一方面，在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要坚信自己仍属，“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犹大书1∶1） 3/2/2015 2015-03-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