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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计划案按“计划”落幕，真意何在？
何清涟 7月4日，令计划案开审，认定受贿、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滥用职权等三罪并判以无期徒刑。因为令计划表示“向组织负荆请罪”，不像薄熙来那样利用庭审为自己辩护，观众觉得兴味索然。但令案在十八大六中全会前开审，按计划落幕，其意不在于取悦于观众，而是习近平藉此昭示天下：中共十八大前开幕的高层权斗大戏曲终落幕，令计划结案，意味着扫清旧战场，今后的重头戏是权力新布局。 令计划的量刑早在“计划”之中 令计划案一审，从庭审形式、量刑轻重、用来定罪的罪项，直到令计划本人的表现，一切都在最高层计划之中。由于从2012年开始，令计划案的种种内幕已有中外媒体不断抖落，财新网那几篇重磅，如《令完成的财富故事》、《令氏家族的危险关系》等登载之后，已经只剩下一个谜题，即令计划弟弟令完成携带至美国的国家机密的内容待解，其余并无多少悬念。 令计划被判无期徒刑，符合外界猜测。即使在令完成携带机密之事被爆炒之时，外界也猜测大概在无期与死缓二者之间，都是将牢底坐穿之刑，只是后者的羞辱性大于前者。 观众们最不屑的是，令计划不似薄熙来那样强悍，除负荆请罪之外，还对审判长、法庭及律师表达赞美和感谢。这点我倒不意外，令计划虽然出身山西平陆令狐，似乎是唐代宰相令狐綯的后裔，其父亲算是红色革干中的尾巴，但这久远的仕宦门第与尾巴地位，在现实政治中，远不如同为山西籍贯的薄一波之子牌头硬。少了这份红色家族背景，表现自然不同。他当然不敢像薄熙来那样，在法庭上用反讽方式说自己的待遇很好，出庭前还吃了一个咸蛋，暗示以前连咸蛋都吃不着。 法庭认定令计划的8项罪证，包含了首次透露的楼忠福、崔晓玉、魏新、潘逸阳、李春城五人与该案的关系和具体违法细节。但海外媒体对此并无炒作热情，因为在巨贪频出的中国，7708万这个数额简直太小儿科。而令计划与有共青团背景、并在公安系统任过职的潘逸阳的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令计划与周永康之间的“合谋”传闻，但比起那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法拉利车祸”，也实在不够惊悚，太平淡无奇。 判决书也未涉及令计划拥有多名情妇与私生子的香艳故事。如此一来，令案之庭审就因不够出采、不够惊悚、不够香艳，让观众兴趣索然。但观众这反应正是当局希望看到的，不信，请看以下分析。 判决书暗示：令完成手中的国家机密不构成威胁 令计划案中，最为人关注的情节就是非法窃取国家机密。 令计划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了大量顶级国家机密，这些机密被其非法窃取并交给弟弟令完成携带至美国，这是海外媒体多次报道反复求证的故事。中国政府多次与美国交涉要求带回令完成的官方行动，也证实了这一情节并非虚构，唯一没法证明的是这些高度机密是否已经落到美国情报机构之手。2015年8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报导中引用美情报官员的话，称此事件“将成为美国情报领域的一项非凡成就”，令完成“可能掌握着有关习近平现在和从前的亲信官员的令人不安的信息”。之后，博讯一条消息称，“令计划落网前盗取机密文件2700多份，涉及中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信部份已被令的胞弟令完成带到美国，成为要胁中南海的筹码。” 从此以后，令完成携带的情报箱，成了海外媒体每隔一段时间就竞猜一次的谜题，从核武器密码，到高层隐藏在海外的财产，以及私生活录相，无所不至，令中国当局极为不舒服。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中共高层是想趁这次判决，对这种猜测做个了断。 法院判决称，令计划在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通过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霍克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材料，严重破坏了国家保密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多次向美交涉要带回中国的令计划胞弟令完成，在这次审判中并未提及。 我认为是当局想降低令完成带走的国家机密的情报价值，这种意愿以前有铺垫（当然也可能是事实的一部分）。2015年8月1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霍克泄露国家秘密被双开》，其中介绍了霍克被调入旅游局工作前任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与令计划的任职经历交集，这个局主管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官方网站也于同时披露，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曾在出席该馆会议时，要求该馆“深入开展肃清令计划余毒影响的清理工作”，并提到中央档案馆馆长换人的消息。这两条消息已说明令计划是通过霍克窃取了中央档案馆的馆藏国家机密。 中央档案馆掌握些什么类型的国家机密？据官方介绍，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副部级单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归口管理，于1959年6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 1970年至1979年4月称中共中央档案馆。其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重要档案和解放前我党中央机关、团体等所形成的革命历史档案，并对馆藏档案进行整理、研究和提供利用，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服务。 令计划通过霍克在浩如烟海的中央档案馆里“捞出”了什么类型的国家机密，与哪些中央高层有关，如今只能猜想了。没提及令完成，显然是想说明，美方并未掌握有关中国政治高层那些“具有杀伤力的国家机密”。 但判决书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外界必然采信。不要说政治反对者不相信这套说辞，就连体制内的自家人也不相信。今年6月下旬，北京一次聚会中，80年代的改革名人翁永曦谈到他对中国改革陷入困境的六大担忧，其中第四条就是“在外交上极其被动，以前中央帝国不太干预别国事务，现在全球化，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但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不行，四面树敌，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个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说了算，一旦国家之间玩真的，一个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毁了，还怎么打仗？” 一句“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与前述《纽约时报》、博讯文章所说暗合，把柄有多大，只能任人们发挥无穷想象。 令案落幕是为十八大六中全会做准备 令案结案，真正目的是为几个月后的十八大六中全会做准备。习近平自十八大接掌大位以来，已历五年。这几年经过马不停蹄的整军、调整各省常委班子，已是人事一番新，形成了新朝班底。接下来，就是习近平将以什么形式，在中国最高权力位置上呆多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善用中南海占星术揣测内幕的人士已经给出了种种猜想。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郑秉文谈保持增长动力文章，其中重心是假设三个不出现，我也在“《人民日报》提‘三个不出现’，实现难度有多大？”一文中指出，所谓“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暗指就是No.1不换人。 任何国家的权力格局更新，都脱不了“除旧布新”这道程序，“布新”之前通常要“除旧”。这几年习近平用反腐方式“除旧”，让中共官场人人胆战心惊。令计划在庭审中的驯服与当年的傲气，只是证明了一点：失去了老皇上这棵大树做依榜，大内总管什么都不是。今上藉此发出惩戒并安抚官场：十八大权位之争，千里长堤，到此结穴，旧主子已经罩不住人了，大家安心跟着新主子好好干，前程有望。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7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anglian-blog-lingjihua-20160704/340432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中南海占星术的“密钥”
何清涟 2015年两会，“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热句。但另一条重要信息却被忽视了，曾为“铁帽子王”曾庆红秘书的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在痛批海外据中纪委文章竞猜“庆亲王”时，首次证实了中国高层权斗中至关重要的“有关部门喂料”这一事实。 施芝鸿的身份及“有关部门喂料”说 财新网3月5日在显眼位置登了《施芝鸿：打大老虎不是以传说为依据》一文，施愤怒地斥责说，“海外媒体最近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竞相猜谜，是违背新闻职业伦理”，“举国竞猜庆亲王可笑之至”。 一般情况下，对于“海外反华势力”的相关文章，中国官方与官员不会用这种形式反应；如果真有反应，也是外交部的活儿。前总理温家宝当年因《纽约时报》关于《总理家人的财富》等报道辟谣，是央请香港朋友吴康民出面发表温的信件，自证清白；而施芝鸿这种反应却很特殊。 于是我仔细看了此文，发现两个有趣之处： 一是文末专门附上介绍：“施芝鸿，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庆红同志秘书﹑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长﹑副主任，2007年1月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二是施在讲话中谈到：“爆料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不要硬爆，……特别是有的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又未获得大陆有关部门喂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只能继续瞎掰编造。最新出现的情况是，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名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明明是无中生有，又非要说得好像煞有介事。什么中纪委剑指某亲王，真是可笑之至。……所有这些都背离了新闻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中纪委网站上那篇文章是《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发表于2月25日。文章登出之后，确实引发了海外竞猜游戏。理由大约有两点，一是庆亲王这一封号中的“庆”字，中国高层有两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符合，一是曾庆红，二是贾庆林；二是从庆亲王得宠与所掌权势的程度，只与曾庆红相符。 施芝鸿当年做过曾庆红的秘书，其仕途系于上司恩主命运，此刻出面解释，自是情理中事。如果恩主无事，此举为自己加分；如果恩主有事，自身难免覆巢之痛，此刻出面解释，最多加上一条小罪，没啥大不了的。 “喂料”不出奇，奇在“有关部门” 细思一番，“有关部门喂料说”其实意味深长：它不仅指出“喂料”活动确实存在，而且暗示“喂料”活动既可能是个人行为，也可能是“组织上”的运作。 从2012年3月薄熙来出事之后，英文媒体对中共高层的猛料从未断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戴相龙家族在平安保险的详细持股情况，彭博社对习近平姐姐家族财富的报道等，绝对是内部人“喂料”给记者之后，才有了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深度调查报道。后来彭博社在上海、北京两家办事处被查抄，据说查出证据表明，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向其透露的信息。但李东升爆料显然不是执行中央的正式指示，而是出于护主的个人行为。其时，周永康已经退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研究报告《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其资料显然也并非“有关部门喂料”，而是周永康系人马。 所谓“有关部门喂料”，当然是爆料者奉组织之命行事。那么，是哪些“有关部门”在如何组织“喂料”活动？ 王歧山的“反腐传言先导模式”似乎并不向英文媒体喂料。从承担放送“打大老虎”消息的方式来看，主要通过中纪委监察网发布信息；但涉及其家族、部属的深度报道，则主要通过财新网等事先不断“抖包袱”，比如周永康家族、令计划家族。而且还经常故意制造神秘气氛，文章有时上网一两天后又撤下去，影响既成，却给人似乎这篇报道内容未得上面认可的感觉。 除了这种“重击”之外，还有意在威慑的“敲打”。“敲打”这种模式往往借助一些南方媒体与香港媒体；但并不通过港澳工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大公报等，那是曾经长期领导港澳工委的曾庆红的地盘。例如，关于李鹏家族的报道就属于“敲打”。2014年2月27日，广州《时代周刊》刊发文章，指出“三峡沦为私人订制的牟利机器”，“个别退休老领导”经常插手三峡工程事务；3月9日，香港《亚洲周刊》登出封面文章《李小琳王国的离岸公司揭秘》，国内网站纷纷转载前者。从《时代周刊》事后无人受惩这一迹象可以判断，这就是“有关部门喂料”，意在给李鹏施加压力，促成三峡集团顺利换帅。幕后的交易达成之后，4月上旬，李小琳借香港《文汇报》采访自我澄清，称有关她拥有离岸公司并在海南圈地的传闻都是谣言；4月14日，新华网“转载”旗下《财经国家周刊》文章《三峡集团换帅背后：领导层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对外释放了双方暂时达成和解的信号。 “敲打”还是“重击”：喂料意图不易解 虽然喂料成了中南海占星术判断形势的依据，但在“敲打”与“重击”迹象初露之时，二者不易判断。被打击目标有机会“澄清”，并不意味能够平安着陆，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相比，这是中南海占星术面临的新问题。 前苏联时期，高层斗争的特点是部分高层事前秘密串连，形成共识，最后让被打击目标在猝不及防之下以政治理由被清除，例如贝利亚就是在1953年6月26日受到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然后以政治罪名被秘密处决。外部观察者只能根据苏共中央某高官是否露面参加官方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接见外宾等确定其是否平安，是谓“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中南海占星术不一样，因中共高层博弈参加者都有自己的管道向中外媒体喂料，在尘埃落地之前，有一段双方互相扒皮的过程（现在因安全系统被清洗，成为掌权者扒失势者的皮），最后主要以腐败作为清除理由，因而更加扑朔迷离。仅仅根据某高层是否露面参加官方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接见外宾等迹象来确定其是否能平安着陆，已经不足为训。这不仅是对观察者而言，对当事人也是如此。 周永康在传言将出事之后，曾于2013年10月1日出席母校中国石油大学校庆，但两个月后就被关押了。令计划201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发文，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向今上表忠心，但22日即宣布被捕。今年春节前夕，央视于2月16日晚公布了习近平等探望老同志的名单，被各种不利传闻缠身的江泽民、郭伯雄等均列于其上。正当外界据此猜测郭伯雄可能平安着陆之时，其子郭正纲3月2日被列入被捕的14位军队将官当中。算起来，郭正纲被提为少将还是今年1月的事情。 也就是说，“中南海占星术”已经不能简单效法“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在苏联政治中所有表示某高层平安着陆的信息，在中国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综合发生过的事例，只要被列进今上的反腐名单上，进不进去，什么时候进，全看今上如何判断形势。此情此势，借用中国古语“狐疑”来形容最为贴切：习近平有如行走如冰上之狐，严重缺乏安全感，每行走几步，就得伏下身子，用耳朵听听冰块是否有碎裂之声，然后再往前走几步。 2015年“两会”表面的祥和，并未让中共历届退休常委安下心来，因为“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两会热句，王歧山又借盛赞已故历史学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之机，公开表示对家族式腐败、结党营私的痛恨。诸位中共“铁帽子王”最后是否能平安落地，保住家族成员终身富贵，还在未定之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3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inglian-blog-zhongnanhai-20150306/267118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拜习演双簧，中共苦肉计
程晓农 10月8日我在《大纪元》评论栏里的文章《中国限电秘辛》介绍了最近中共大规模限制用电的背景，但限于篇幅，该文并没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中共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二氧化碳排放，为此全国性限制火力发电？本文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奥秘—这次限电拉闸其实是拜登和习近平演的一场政治双簧。 一、中共：从绝不减排变成强制减排 从9月下旬开始，中国全国缺电限电，到处拉闸。导致这次大停电的《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主要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其实，就在9月初，中共当局明确对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表示，中共不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拜登与川普总统不同，拜登完全不关心中共通过对美贸易逆差和技术盗窃造成的对美国的严重损害，也不在乎中共实际上是在用从美国赚的钱和从美国偷的技术，从军事上威胁美国和东亚的安全。他最关心的是美国民主党所谓的“政治正确”口号的实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气候问题。因此拜登一进白宫，就设了个奇怪的职位—-气候特使，给了前国务卿克里。今年以来克里已两次到中国，请求中共配合拜登的气候政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今年9月初克里第二次到中国商量此事，但在天津会谈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强硬地把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之门关死了。中共外宣媒体介绍，王毅对克里表示，中美气侯变化方面的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则说，中美可以加强在气侯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广泛双边领域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但合作必须是双向、互利的。当时王毅、杨洁篪直言不讳地告诉克里，气候合作的前提是两国关系大环境的改变；也就是说，拜登若不取消川普的对华制裁政策，气候合作免谈。 所以，今年9月初的时候，中共并没打算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采取任何动作；相反，中共用拜登最关心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杠杆，逼拜登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做出大让步，要一举推翻所有川普总统制定的对中共的制裁措施。然而，3个星期以后，中共的立场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从拒绝减排变成了积极减排，而且下令在全国立即强制执行减排。 此事看起来十分蹊跷，天津会谈时王毅的口气斩钉截铁，言犹在耳，中共为何突然改主意？全国限电是个重大举动，中南海的命令逼得国内各地的企业不得不停产、半停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居然让顽冥不化的中共突然大转变，决定牺牲经济来拉闸限电，让拜登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锱铢必较的中共来说，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代价，总不会是“良心发现”吧？ 二、被政治玩弄的气候政策 我在《大纪元》网站上，今年5月6日写了一篇题为《“全球暖化”为何失踪了？》的评论文章，解释“全球暖化”假说为什么破产；5月16日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气候政策少为人知的迷惑》，说明了美国民主党和欧洲左派政党们为破产了的“全球暖化”假说换了个名为“气候变化”的“替身”，忽悠各国政府及民众为他们所谓的“气候政策”买单，以支撑他们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底子的“政治正确”路线。 西方国家的左派追求着他们所谓的“进步主义”，把所有自己想推动的政策都纳入“进步主义”范畴；为证明他们的“政治正确”，便模仿马克思和共产党划分阶级的做法，把西方社会人为地分成对立的两个群体，即“政治正确”的“进步主义”派和所谓“落后愚昧”的“保守主义”派。气候政策是他们“进步主义”的“神主牌”之一，便被标榜为不可质疑的政策议题；他们用“政治正确”干预科学研究，强行推行所谓的气候政策。一些既得利益者则不断鼓吹“全球变暖”，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恐慌，从中牟利，比如销售清洁能源、输出清洁能源技术，或标榜自己的所谓“进步主义”以操控选举。 美国民主党和欧洲左派政党对气候政策的盲目追求本身就何等荒谬，其中道理并不难懂；但在“政治正确”旗号的压力之下，许多在教育界和媒体谋生的文化人就只能缄口不言了。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套何其相似乃尔。其实，中共并非不明白减排口号和政策当中的荒谬，如今却明知荒谬也异常坚定地配合拜登，开始实行二氧化碳减排。从中共一贯的所作所为可以想像到，它当然是另有所图。 很自然地，我们会想到，是不是拜登答应了中共的前述要求？我们也可以猜想，王毅对克里说的那些只是台面上和对外公开的话，他和克里当时有没有私下勾兑呢？比方说，克里是否为拜登给中共传话，私下透露一些让中共开心的重大好消息？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事实证明，习近平突然做出了一个单纯让拜登开心、而对中国来说几乎有点像是经济自杀的举动—-拉闸限电。 三、关键的20天里发生了什么？ 中共从拒绝减排二氧化碳，到突然决定牺牲经济来减排二氧化碳，这180度大转变都发生在关键的20天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析，这20天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下。 一，9月1日克里在天津的时候王毅明确告诉他，拜登不撤销川普总统的制裁政策，拜登休想让中共为拜登的气候政策做出任何牺牲。 二，9月9日拜登突然给习近平打电话，两人商量了不少事，当时谈话内容没公开；但其中部分内容后来被白宫新闻秘书帕莎其(Jen Psaki)9月27日透露出来。她在孟晚舟被放走之后答记者问时，提到了拜登与习近平这次通话的部分秘密内容，两人当时谈了中方释放2名加拿大人，美方放走孟晚舟。 三，中共为满足拜登的气候合作而起草了政府文件《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落款日期是9月11日。此文件表明，中南海准备用牺牲经济、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用强行停电来减少火力发电，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这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文件，起草文件需要几天，经相关部门会商、会签，再报上去批准；从落款日期可以看出，克里回到美国之后、拜习通话之前，中共就已经知道拜登会在经贸方面让步，所以早就在准备这份减排文件作为“回礼”了。 四、中共9月11日以后下发这个文件到省部级，却不立即执行，而是等了十来天；这番等待，一半是国内原因，一半是美国原因。所谓的国内原因是技术性的，这个减碳指标的总量确定后，需要分解到各省市。既然减碳就得停电，这会打击经济，没有哪个省市会自愿去做；因此这减碳总指标往下分解时，需要经过两级讨价还价，先是省市一级与中央讨价还价，然后是省一级和地级市一级之间讨价还价。这两级讨价还价都需要时间，所以讨价还价完成之前这文件暂时内部保密，于是企业直到拉闸限电令下达之日才大惊失色。 五、中共下发停电文件之后等了十来天才下令拉闸，还有美国方面的原因，因为孟晚舟的释放，美国还在落实中；直到美中双方就放人的案子协商完毕，9月24日孟晚舟才被释放。这是中美角力的一个重要案件，中共宣称是它的胜利，其实是拜习之间另有暗盘交易。 六、孟晚舟被放走的前一天，中共减排二氧化碳的计划指标已分解到县市一级，于是中共立刻下令执行“实行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政策，然后就是全国大停电。限电引起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分析，而孟晚舟被释放和中共限电直接相关，却基本上没有媒体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观察，结果就错过了新闻分析的重要线索。 四、拜登安排美国两党接受中共统战？ 拜登除了主动打电话与习近平私下交谈，互相勾兑以外，还安排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政治表演，以显示美中关系正重新回到他想要的所谓双边合作的轨道。 9月13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主办了一次以视频方式进行的“中美政党对话”。中方代表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美方代表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和代表共和党的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美国的英文媒体不肯报道这次对话，参与对话的美方人士及民主与共和两党也只字不提这次对话；只有中共报道了这次对话。这件事拜登完全瞒着美国国内。 虽然这次政党对话只是个形式，但对习近平却很重要。自从中共于2020年上半年点燃中美冷战之后，现在拜登让习近平可以很神气地在中共高层内部说，拜登已经和我们合作了，接受了我们的统战；换言之，虽然中共公然在军事上不断威胁美国，美国的两党依然派代表接受中共重要对外统战机构的安排，继续支持中共。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功能是对各国共产党和外国左派政党实行统战；而凡是直接和它交往的外国政党，多半都是小党，且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信徒。接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安排，本身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上认同中共的极权主义。美国民主党早已在意识形态上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号，越来越马克思主义化，它的很多政策也越来越体现出政治专断的迹象，所以民主党和中共坐到一条板凳上，并不奇怪。但美国共和党在中共开始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之后，居然也和世界上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主动接受中共的统战，岂不怪哉？这说明，共和党里同样有亲共势力，这股势力和民主党的差别只是外表上的欺骗性而已。民主党是赤裸裸地在学校里贩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政策上公开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主张，而共和党内的亲共势力则假装坚持美国的传统价值，其实是附和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 拜登的对华政策是与中共“竞争”，是不是也暗含着在推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同向竞争？倘非如此，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不是从来就背道而驰、相互对立的吗，何来竞争？ 五、拜习双簧能演多久？ 中共用停电的巨大经济代价作为“苦肉计”，它想要换取的当然不只是区区一个孟晚舟；拜登和习近平其实是在互相配合，扭转川普总统针对中共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打击政策。中共的这道限制供电令其实就是一场政治秀，观众主要是拜登和他背后的美国民主党精英。 中南海一声令下，令出必行，突然在全国大范围里停电，这一行动的意思很明显：中共为了换取拜登进一步在美中关系上让步，宁可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也要让拜登有面子；这样拜登可以在美国国内说，美国民主党视为神主牌的“减碳”政策得到了中共的有效配合。这就是现在中国限制供电的真正原因，它是中共外交上的政治需要。拜登可能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因为习近平说到做到，果然开始不计代价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了。对美国民主党来说，这是“政治正确”得到中共支持的证据，对美国明年的众议院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保住多数席位会有帮助。 对习近平的这场停电政治秀，拜登当局立刻就做出了习近平高度期待的回应。9月24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表示，将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商务关系，并计划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共抛出了经济政策上的橄榄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L. Yellen）7月16号接受采访时就已经表示过，川普总统实施的对华关税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拜登的商务部长现在准备与中共讨论的，应该就是财政部长早已宣布过的、也是中共期待已久的大利好消息，如何取消这些关税。 然后，10月4日上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拜登政府处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方针发表演讲。这个方针包括4点：一，重新审议川普总统任内签订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中国遵守其承诺；二，将对川普总统时期对中国增加的惩罚性关税，开始针对性的排除；三，将“很快”与中共副总理刘鹤视频会谈，就细节进行谈判；四，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将随中国对美国方针的反应随时调整。戴琪的动作非常迅速，10月8日她就与中共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美中双方像处理孟晚舟案那样，开始讨论如何能让美国用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恢复中共遭到关税制裁之前的状况。 既然中共的减排停电是“政治秀”，它就随时可以恢复供电。现在对拜登的挑战是，中共继续实行它惯用的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方针，最近加紧了军事上威胁台湾。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设计因此被军事问题绑在一起了。10月6日拜登派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谈了6个小时，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关于军事对抗问题。 此刻在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经济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考量，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盘算和勾兑；政治需要在操纵着经济政策，而经济和政治需要又表现为军事对抗。随着局势不断演变，停电这场“政治秀”可能会很快“翻篇”或悄悄地消失。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10/n1329511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国 3000 万光棍婚配 公权力应该介入吗？
何清涟 这次由“徐八子母”曝光的人口拐卖，生出了一个问题：3000万光棍的婚配难与人口拐卖的“部分合理性”（贾平凹最先提出并得到一些人响应），于是生出“继续允许光棍村买媳妇”与“让光棍村灭绝”这两个选项；然后还有人担忧如果光棍不婚配后必然产生的养老问题，以及中共统治造成溺杀女婴。 这个问题的生出，乃因不少中国人没弄明白。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性生活、婚姻与生育是私领域的权利（Rights），从来就不是公权力（Power）应该介入并干预的事务，只有苏联、中国等前共产（社会）主义国家热衷此道。 公权介入性与婚姻是共产（社会）主义的胎里病 共产主义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承认人类有私领域的存在，私有财产要废除，家庭与一夫一妻制将消亡，恩格斯那本《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通篇就是论证这一未来社会状态的合理性。也因此，对人的性生活、婚姻、生育的干预成了共产主义（及一切左派）娘胎里带来的病，无法根除。 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10个姑娘。 中共当然有样学样，苏区时期的革命口号中就有“打进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在实践中，女学生数量有限，不敷分配，自然就变成革命队伍按等级享有的特权。在延安时期，只要革命领导干部看中某位投奔革命的女青年，就由组织出面说服（其实是命令）。毛建政初期，有过一段革命者瓜分性资源高潮，主要是革命干部虽然有黄脸婆农村妻子，但还是喜欢白净、有文化、相对漂亮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法不责众，毛没办法逼迫大大小小的革命者维持与“黄脸婆”的婚姻。农民中的土改积极分子当然也参与到瓜分性资源的“胜利果实分配”中来，将地主们年轻的小老婆与女儿据为己有。《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记述以下史实：“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让军人解甲归田后安心，有王震新疆建设兵团诱哄“八千湘女下天山”，强令她们与退伍军人婚配。此后，毛政权对革命队伍成员婚姻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为名规定：凡在军队、政府或保密性质的军工厂中任职的成员，不准娶地主、资本家等出身不好的女性。我的邻家大姐们，不少就因这个原因而被棒打鸳鸯。直到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放弃阶级斗争路线之后，党组织干预婚娶才算划上休止符。 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计划生育。亚洲国家不少都曾有过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但与中共有区别，主要是通过政策倾斜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而不是硬性规定。也因此，香港、台湾等的人口规模主要是通过家庭的生育决策而非政府强制。新加坡曾通过政策鼓励优质人口多生多育，限制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无限制生育，但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只实行了一段。 强行将生育决策从家庭划归国家，这表明中共干预国民私领域的胎里病无法根除。而且在中国成长的多数人，也与中共一样，公私领域不分，这次在徐八子母事件的讨论中生发出来的光棍婚娶应由政府负责的话题，特别体现了这一点。 辨清公私领域，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指标意义 谬论之一：三千万光棍怎么办？政府要管，或者就动员大中城市的剩女配给农村光棍。 这是我根据本人推特下的二十余条留言归纳的。这些人没想到，婚姻是私领域，政府公权力不应该介入。政府可做的事情只有以下这些： 如果某地政府愿意花钱或让企业赞襄办场相亲会，资助农村光棍来参加，再动员大龄“剩女”（我这是沿袭中国惯常说法，没半点歧视之意）参加，为他们提供见面场所，这是政府德政。但如果再往前一步，去劝说男光棍看中的大龄女性必须接受，就是政府滥权。 美国经济学界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加里·贝克除了在犯罪经济学方面卓有建树之外，他写的《家庭论》是将人类婚姻、家庭、生育等行为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开山之作，在这本书中，贝克教授对人类婚姻、离婚、生育决策、儿童教育决策提供了标准解释，正是这些解释，使得这本书广受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人口学家以及少数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并被翻译成几国语言。1992年，贝克因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多年前，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书评《婚姻中的经济学》，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婚姻市场上：男性的资源是财富与地位，这一资源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女性的资源是年轻与貌美，这一资源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也因此，男性与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不对等，形成了人类的婚姻规律：男性可在同等地位或低阶女性中向下寻找配偶；女性只能在同等地位或者向上寻找配偶，低阶男性过剩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男性随着资源的增加，在人生中可以拥有多配偶（或阶段性地更换配偶），是婚姻市场当中有效率的寻觅者；女性到中年之后，将成为婚姻市场当中无效率的寻觅者。也因此，每个社会的婚姻市场都存在“无效率的寻觅者”。 贝克没有提出如何解决光棍问题，因为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因而没有左派那种“理性的狂妄”，自以为有能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美国左派现在极喜欢性别话题，包括在鼓励未成年人变性方面有错误做法，但也还没有干预美国人婚配，因此，美国的男女“光棍”特别多。2021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显示，2019年美国成年人中既未婚也未与伴侣同住的比例上升至38%，而该群体“包括一些以前结过婚的成年人（分居、离婚或丧偶），自1990年以来无伴侣人口的所有增长都来自从未结婚人数的增加。” 对于那些提出要让城市三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相对高）的“剩女”去配农村“三低”光棍的人，当真是支配欲爆棚，竟然想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名义，让政府去规划城市“剩女”的人生，这种人完全不明白现代社会公领域与私领域有明确边界。 谬论之二：光棍不婚，没有后代，养老怎么办？ 这又是偷换概念，有意混淆公私领域的话题。养老问题是现代国家公领域的政府责任，光棍婚姻是私领域的个人问题。在养老保障普遍缺乏的中国农村，有子女是否就一定能够为父母养老？这是被中国现实否定的一种推想。就以这篇《中国老人自杀率全球前三，农村老人自杀怪现状，看完心情好沉重》（2020年8月）为例，里面所举的自杀事例，几乎全是多子女家庭。有的是老人生病，子女认为拖累太重，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有的是几个子女都互相推诿，不愿意奉养老人；还有的是家庭纠纷，迫使农村老人们“被自杀”。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谬指：溺杀女婴是中共的计划生育造成 这个说法代表中国政治反对者的“政治正确”，但不是事实，只能说明一些人说话张嘴就来。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民间自古以来就有溺杀女婴的传统，以下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几篇文章，按年代排序如下： 《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作者：清史所杨剑利，2007年） 《古代中原溺女婴非常严重 清朝时才严厉禁止》（满族文化网，2019年），作者是满人，注重强调满清朝廷的立法德政，实施效果不彰不是文章重点。 对以上所述做一总结，以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本文观点： 婚育问题是国民私权领域不属于公权领域。因此，政府公权力应该介入的范围有限，例如： 公权应该禁止买卖妇女的强迫婚姻，但不应该为本国国民强制配婚； 公权应该禁止溺婴，但应该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老问题属于社会福利体制，与是否有子女不应该挂钩。 如果中国还保持这种公私领域边界不清的状态，中国未来将会拖着前现代化时期的那条长尾巴，某天就算实现了形式民主，也不能成为实质民主国家。 （原载大纪元，2022年2月1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14/n13576860.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地方版 4 万亿：“稳增长”旗号下的新一轮掠夺
最近，中国经济最热闹的话题就是地方版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台。从其功能来说，当然是中央2.0版刺激经济计划的替代品。 先介绍一下中央2.0版刺激经济计划为何无疾而终。自今年5月下旬以来，一直在悄悄推进的中央级2.0版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曝光，发改委1至5月批项目9000个左右，此举遭到国内各方激烈批评。由于2009版5万亿刺激经济留下的恶果太多，诸如产能过剩、导致经济结构更加扭曲、造成巨大的地方债务泥潭，由此引起的高通胀与高房价让百姓“买单”等等，中央政府无辞可辩，只好刹车。一些已获批准的项目因为无资金投入，也暂时偃旗息鼓，其中在发改委门前亲吻公文而彰显大名、据说投资达700亿的湛江钢铁项目，在6月份轰轰烈烈开工，但目前又归于沉寂。这个经两级地方政府斡旋与奔走34年而获审批的项目，看来暂时搁浅。 既然从中央政府的口袋里掏不出钱，多年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囊中吃紧，各地政府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据媒体报道，在“稳增长”口号下，中国地方版超4万亿投资计划有如井喷，宁波、南京、长沙等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打响了全国刺激经济政策的第一枪，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紧接着湖南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预计未来五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据说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于8月份公布。 近两年地方政府遭遇财政困局，规模如此宏大的投资，地方政府的资金从何筹来？当然不可能用财政收入投资，因为雄心勃勃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长沙市2011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也只有668.11亿元，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想法筹钱。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筹措如此多的资金，无非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二是发行地方债券；三是招商引资。但仔细分析这三种途径，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而且这种筹措资金的方式，也是2009版刺激经济计划的老招数，2009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资平台，总共投入据说20万亿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发行地方债券目前还只限上海、广州、深圳等少数几地，至于招商引资，目前正好是外资相继撤离，国内资金外流也很严重，据外汇管理局数据，第二季度境内流出资金高达714亿美元。 从后果来看，今年地方版的4万亿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带来性质相同但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扭曲产业结构，加剧通胀等。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据渣打银行前些时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 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以下数据可供参考：1、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近十年中国的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其结果是“票子毛了”，人民币购买力快速下降，中国陷入持续的高通胀状态，中国人民以居于世界低水平行列的收入，却承受着高物价与全世界最高的房价。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旗号的掩护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并让全国人民分摊通胀后果。 中国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社会分配等各方面来说，都称得上“病入膏肓”，依靠加大政府投资，连短期效益都已经不容易取得。在此情况下，要想让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政府还是应减少干预，以引导为主，给企业减税，扶持公平竞争环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才能让企业这一市场主体获得活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动力。只有这样，北京政府才能让欧美等国愿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2、改善收入分配，涵育本国民众的消费能力。中国人的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布极不均衡。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0.47，今年中国有个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也承认中国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在社会成员当中有70%左右仅能维持温饱型生活，85%%的社会成员终生劳碌就为一套房，所谓内需是无法拉动的。因此中国的消费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7%。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虽然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但这消费却不是“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政府消费在消费总额中占了30%左右。 总的来看，地方版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于国于民均有害，唯一的获利者群体是数量不小的各地参与项目的官员：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所有公共投资都象一架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2009年政府投入天量货币刺激经济之举，造就了动辄数亿乃至几十亿的巨贪。 理解这一点，就理解为何2009年刺激经济的恶劣后果还未消化，各地政府又踊跃推出地方版4万亿，因为那是贪官们的印钞机。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8月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local-gov-stimulating-economy/）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谁释放美国“取消文化”这只魔鬼？
何清涟 9月10日，美国转折点创始人查理·柯克遇害之后，保守派号召要按照柯克主张的方式Fight Back。柯克以独闯有“左派生产流水线”之称的数百所大学用和平辩论方式说服青年回归常识与信仰而闻名于世，他主张的方式当然是和平的。于是MAGA阵营行动，将那些在网上为柯克之死而欢欣鼓舞的社媒帐号进行人肉搜索，给这些人供职的机构写信，让这些机构了解自己的员工并解雇。据说已经有十几个人因此丢了工作，于是一向主张且力行Cancel Culture的左派媒体顿时慌张且愤怒，认为这是政治报复，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万事皆有因，本文通过事实帮助美国左媒回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这只魔鬼是被谁从瓶子里放出来的。 右派对查理·柯克遇害庆幸者的检举活动 保守派的Fight Back主要以搜集对查理 ·柯克遇害幸灾乐祸的言论并向其雇主举报为主，大概开始于9月12日。我这里搜集了一些名单，以其中一位 @lisakippy于9月13日发布的名单为例，专列中小学教师与大学教师，少数几位数据分析师。该名单共66位，已经被解雇的共计6位。其他几张名单的情况大概差不多，估计解雇率不到被举报者的1/10。 BBC于9月16日发布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向雇主举报那些庆祝查理·柯克之死的人》，文中列举的被解雇者包括飞行员、医疗专业人士、教师以及一名特勤局员工在内的多人（并无具体数字），他们因在社交媒体上就柯克之死发表被视为是不当的言论，遭到停职或解雇。但标题容易误导美国之外的读者，认为这是万斯发动的。但查询日期，万斯的相关发言是9月15日在代理主持《查理‧柯克秀》（The Charlie Kirk Show）时所说。在这期节目中，万斯表示，那些庆祝保守派知名人物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被杀事件的人士，应该被追究责任。“把他们叫出来，甚至打电话给他们的雇主”，“我们不相信政治暴力，但我们相信文明。”从时间线来看，这场举报活动是MAGA自发的。 左派讨伐右派实施“取消文化”却不记来时路 美国几乎所有左派媒体都非常愤怒，立刻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这些媒体包括WSJ、《纽约时报》、CNN、NBC在内。WSJ《美国多地员工因调侃查理·柯克之死的言论被解雇》（9月16日），标题已将幸灾乐祸降级为“调侃”。该文列举了以下事实：“华盛顿博钦律师事务所、橄榄球队卡罗莱纳黑豹等在内的雇主表示，他们解雇了那些发表不符合公司价值观的评论或网络帖子的员工。美国特勤局让一名特工立即休假，原因是这名特工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提及“因果报应”的帖子。欧迪办公的母公司ODP Corporation表示，在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员工拒绝为柯克的守夜活动打印海报后，该公司解雇了相关员工”。 如果我没有亲历2020年美国左派Cancel Culture的红色恐怖，不了解那场左派打压言论自由的运动无论从规模、深度、烈度与荒谬性等各个维度来看，都比目前这场温吞水般右派Fight Back高一个数量级；如果我不知道当时被Cancel的文化名人，包括左派大宗师乔姆斯基、旗手J.K.罗琳等在内，不了解直到现在美国汉学家Perry Link（他本人是温和传统左派）至今还因招聘教师时没同意选聘一位黑人而遭遇持续打压、甚至没能借他常发表文章之媒体一吐心中块垒，我真会觉得右派做得过份了。 左派对“取消文化”的检举行动深恶痛绝，却忘记正是他们在2020年开了这个恶例。互联网上虽然会发生删帖删文章之举（类似焚书），但不能让“过去”完全消失。本人反对任何打压言论自由的行为，无论是政府还是政治派系，都不能挟势以行此反文明之举。要想真正捍卫美国的言论自由，一定得弄清楚是谁开了这个恶例。 取消文化：政治正确的产物、被宠坏的群体的特权 取消文化最早在上世纪出现，最初时是因为人们认为某个公众人物、名人言行不当，呼吁排斥、抵制、回避或解雇该人，这种回避可能会延伸到社交圈或职业圈，对这些名人打击很大。据《华盛顿邮报》在《“取消”的奇异旅程：从黑人文化的笑料到白人怨愤的口号》（The strange journey of ‘cancel,’ from a Black-culture punchline to a White-grievance watchword ，2021年4月2日)追溯，“取消文化”政治化始自2015 年黑人在社交媒体例如推特上广泛使用，最初是用来描述针对单一目标的单一挑衅性言论而引发的广泛的、愤怒的在线反应。但由于美国的新身份政治尊奉黑人为最大的受害者族群，左派中的白人于是将“取消文化”定义为：“对那些被评估为说了或做了不可接受或非常有问题的事情的人，撤回任何形式的支持（收视率、社交媒体关注、购买其代言的产品等），通常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特别警惕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同性恋恐惧症、种族主义、欺凌和相关问题。” 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取消文化大行其道，英文中出现一个新词汇Cancel Culture victim（取消文化受害者）。不少人根据自己所知信息列了不同的名单，左右皆有。但我在看过五个名单之后，发现这些名单遗漏了一个最荒谬的例证，那就是南加大马歇尔商学院沟通相关课程教授格雷克·派顿（Greg Patton）2020年9月在线上授课时提到”填充词”的用法，并举英文”that”为例，That这个词在中文就是”那个”，与“一个词”（指Nigger，黑鬼）谐音，派顿重复说了三次”那个”，结果引起一位非裔学生不满，认为极大地伤害了黑人的情感。对此，校方停了派顿的课，并公示理由是种族主义。National Review在评论这一事件时，只敢用“一个词”指代Nigger，但还是壮着胆子说，“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虽然‘取消文化’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对学术自由构成了清晰而现实的威胁，但潜伏着一种更隐蔽的危险：假定从众的软专制”。 在《2020年9大取消事件》（The 9 biggest ‘cancels’ of 2020 ）一文中，作者除了列举J.K.罗琳等人物之外，还列举了一些卡通形象品牌，总结说：“从J·K·罗琳到艾伦·德杰尼勒斯等众多知名明星，以及从Netflix到Oatly等众多品牌正式‘终结‘。这些人和品牌常常因为做出冒犯性行为或持有不符合社会规范或政治正确的共同信念而被贬低。“ 取消文化造成对言论自由严重的伤害，就算不敢反对的人也小心翼翼地指出，重要的是要避免努斯鲍姆所说的“被宠坏的身份”：拥有被宠坏的身份意味着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可救药、不受社会欢迎的形象。 左派偏好政治暴力与取消文化是美国社会公认的事实。以YouGov的最新民调（9月中）为例，该民调设置的问题当中有两条 ：1、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公民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诉诸暴力是合理的”。18% 的自由派人士、7% 的保守派人士和 6% 的温和派人士认为，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暴力有时是正当的。2、一个人是否可以为自己反对的公众人物的死亡感到高兴。自由派中16% 的人持这种观点，但只有 4% 的保守派和7% 的温和派持有这种观点。这足以证明：自由派更倾向于认为政治暴力有时具有正当性 更倾向于为自己反对的公众人物去世表示高兴。 综上所述，美国主流媒体对政治暴力化感到担忧，比2020年它们为左派的政治暴力、取消文化背书甚至赞扬有进步。但是，如果他们不检讨自身当年所为，只义正辞严地谴责右派，等于承认自身的严重双标：左媒评判政治暴力与检举活动的对错，全看施暴者与检举者是谁。如果是左派发起的，哪怕是针对不同观点，也天然具有正义性；如果是右派，哪怕只是针对人类道德鄙视的幸灾乐祸，也绝对是错误甚至是罪恶的。 这种只谴责政治对手却对自己一方的更恶劣行为漠视甚至心底认为是正当的，除了加深社会仇恨之外，不会收获其他。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9月24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924-7558947）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五星旗和蒋介石「共舞」
明天七一是中共建党日，共产党已有八十七年的历史。中共的血腥革命，导致了无数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但在宣传洗脑下，中国人已麻木到对此没有感觉。 几天前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台湾青年来信说，她班上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学生，来到海外才通过网络了解到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真相，但他的结论仍是「镇压也是政府不得以的手段，谁叫那些学生闹得无法无天！」另一位中国学生是将近五十岁的女性，其父曾是中共干部，但在文革中被批斗，家人也因此牵连。但她仍崇拜毛泽东，认为毛是世界上百年难得一见的伟人。 这位台湾青年很难过，她无法理解为什麽那些来到自由世界、能够获得自由信息的中国人，其思维仍无法转变。「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抑或是共党的思想教育真的太成功？」 专制政权的洗脑教育总是比自由天空下人们自愿地接受信息效果强大得多。这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毛泽东、蒋介石等统治下的人民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被宣传洗脑後，人们对真实已没有感觉的能力。就像欧维尔「一九八四」的主人公史密斯一样，当四个手指头硬被说成是五个的时候，看久了，就真的看成了五个。到後来他读成五个的时候，已经不是出於恐惧，而是在谎言麻醉下的确信。 不久前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一片强势宣传攻击，一面倒歌颂胡温政权「救灾」有功。於是在中国从民众到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台湾的马总统），全都被胡温感动不已，对那个政府钦佩至极。一位自称异议人士的旅美中国诗人，撰文歌颂胡温政权为地震死者下半旗，是第一次「降到人的高度」。另一位北京异议作家兴奋地呼吁，要胡温政权给六四遇难者下半旗。但恰恰这面五星红旗是共产屠杀的象徵，它是被迫害死的八千万中国人的鲜血染红的。如果那面旗帜降了一半就感激涕零，那死了被盖上五星旗，是不是要磕头了？中国异议人士们都糊涂到自我亵渎的地步，就别提那些普通民众了。 别说至今仍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在解除党禁报禁二十多年後的台湾，今天的一切乱像，仍都和当年国民党的洗脑有关。在美国哈佛受过教育的马英九，至今还要跪拜那个把台湾军事戒严了三十八年的独裁者蒋介石。对这种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真心认为蒋是个伟人。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人逼马英九这麽做，他是自觉自愿，诚心诚意。 今天，海外热烈推崇共产党的中国人和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台湾人，都不是被逼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真诚认同。这无法不令人再次想起「一九八四」中的史密斯，他最後是微笑著、幸福地离去；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头脑，不仅不知，还很满足。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6月30日「曹长青专栏」 2008-06-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债务拆弹：国企混改的驱动力 ——第二轮公私合营成功推动的秘诀
何清涟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先后推出三批混改共计50家试点国企，人称第二轮公私合营。第一、二两批19家试点由中央政府直接指导操盘，而第三批混改与前两批不同，以地方国企为主，出现民企主动投靠，国企张开双臂迎接的局面。但考究双方动机，绝非官方宣布的“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水平”，双方均缘于债务压力。 国企的债务压力从何而来？ 中国政府实行国企混改，其实就是债务给逼出来的。 企业的债务隐忧早就出现，2009年，中央政府投入4万亿外加地方融资平台的20多万亿，大都投入到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但根本没达到预期的效益。政府的解决方式就是继续印钞，加大企业投资。因为如果不继续印钞，企业就会资金失血，无力偿还前期银行贷款，结果必然是企业破产，并形成巨额银行坏账，使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及金融风险，政府将股市与房地产作为货币蓄水池，利用民众担心通胀压力这一心理，将天量货币引入房地产领域。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的住户贷款余额是5.07万亿，2017年末则上升到了50.5万亿，增长近7倍。在政府努力之下，部分债务从企业与政府部门转移到了居民头上。高盛研究发现，与2016年相比，2017年，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81%下调至178％，政府债务总和占GDP比重从62%上升至67%；居民债务从34%上升至39%。 与此同时，则是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债务违约金额逐年递增，2015年126亿，2016年是237亿，2017年是392亿，违约金额呈现逐渐递增的态势。今年前4个月，违约金额超过130亿，超过2015年总和。 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专家都承认，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金融系统风险超过美国次贷危机前水平。 金融拆弹：通过混改降低国企负债率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6月中旬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到的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爆雷。解决方针可用12个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国企混改的目的就是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银行坏帐的重要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的办法有三，1、处理不良资产；2、瘦身（减员）；3、通过资本市场用债转股等扩大股权融资，引入各类资本，开展混合制改革、股权多元化改革，用市场化方式增加企业资本。目前处理不良资产已经无计可施，减员涉及社会安定，用第三种方法风险最小。 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希望通过民企入股国企，降低企业债务率，将国企做大做强。以第一批试点中国联通为例，2017年8月完成混改，联通共引入14个投资方的780亿人民币投资，其中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四大互联网巨头（均为民企），同时还引入中国人寿、中国中车、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国企，仍然保持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民企并无话事权，经营未见明显改善，但负债率却明显降低：资产负债率由2017年6月的62.6%下降至2018年6月的46.5%。另一家混改试点东方航空在定向增发完成后，资产负债率由2016的74.08%下降至70%左右，其余混改的企业的情况均与此大同小异。 地方国企热衷混改还有其他动力 有了这两批试点经验，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推出第三批国企混改，犹恐地方国企混改动力不足，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为国企定下一个硬指标：到2020年年末，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地方国企没有中央国企靠山硬，拉不来大个头的民企入股本企业，但他们也有敛财新招数，接盘有上市资格的民企，以便借壳上市，筹集资金降低负债率。 民企纷纷主动投入国企怀抱又为哪般？由于银行去杠杆压力加大，上市公司纷纷陷入资本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在债务危机、股价下挫、质押爆仓、业绩疲软重压下主动向国企“求入股”。据同花顺i问财数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10日，A股共有331家上市公司发生股权交易，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或机构的占比达35.34%。券商中国统计，仅9月上半月，已有6家上市公司计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包括豫金刚石、英唐智控、环能科技、怡亚通、梦网集团、华英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资作为受让方的股权转让中，超过58.06%转让方式为无偿转让或行政划拨。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大股东以“1元”转让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北京海淀区国资委。 这些企业之所以愿意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是因为在去杠杆的环境下，在银行拿不到续贷，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比如北京金一文化公司有大量融资在上半年到期，被抽走30亿元的流动性，公司经营随即陷入困境。梦网集团主动加入混改，乃因近几年经营不善，公司实控人余文胜及第三大股东孙慧均高比例质押，而且在股价的持续下跌中已经有部分触及警戒线，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公司业绩下滑的现状，将面临着很大的爆仓压力。 中央政府双管齐下，支持地方国企混改 对这一轮地方国企混改，据国内专业人士评论：这是经济剧烈下行压力下，民企的“自救措施”，是市场化机制在起作用。这些评论忽视了政府双管齐下地用政策逼迫使民企主动求国企混改：先是利用去杠杆收紧对民企贷款的政策，让民企陷入困境；再发布有利于国企的财税政策让国企可以空手套白狼。 在民企尚有力量时，都拒绝加入国企混改。2015年颁布《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之前，曾在一年前颁发过该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赞同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入股国企，王健林、郭广昌、肖建华、宗庆后等人都公开表示过这类意见。到了2017年上半年，上述人物除宗庆后之外，基本都因大量海外投资涉及资本外逃、危及金融稳定而遭遇极大压力，郭、肖甚至失去自由，被迫变卖海外资产回国偿债。收拾了这批人尤其是邓府孙女婿吴小晖之后，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二轮国企混改顺利进行。这些央企今年前7月在股市融资618.78亿元。 民企与国企的负债率都很高，2017年末，民企整体平均负债率为52%。国企负债负债率达65.6%，民企远低于国企。但本轮结构性去杠杆的方针是：总体上把握杠杆构成，分部门、分类型去除。分部门是指对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国企和民企）、居民三大部门杠杆的好与坏，优与劣进行区别对待。随着国企去杠杆这道口子的撕开，高负债率的国企很难获得贷款的同时，民企的贷款势必被更加严格控制，特别是高负债率的民企休想轻易获得银行贷款，超过70%的民企都感到压力山大。在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一是负债跑路，二是找国企做庇护伞，相比之下，后一条还能算条出路。 在9月中颁布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中，阐明了对国企混改的5条财税支持政策：企业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股权（资产）收购、合并、分立、债务重组、债转股等重组行为，可享受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债权损失可按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企业重组过程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可不征收增值税；企业重组改制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以上就是此轮市场化因素促使混改的政策背景。 两轮“公私合营”有何不同？ 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培育了一批民营企业，经此一轮混改，民营企业难免零落成泥。如同我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分析过的那样：中国早就陷入制度的结构性锁定，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顽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轮国企混改方案早在胡温第二任期就已制订，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就跃跃欲试，现在将其作为金融拆弹的一大重要措施，轻易达到了国进民退之目的。 与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不同，那轮“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政府是用政治暴力作后盾豪夺；这一轮则是通过金融去杠杆政策硬性挤压，迫使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后“主动”投靠国企。算是巧取。 由于本轮混改的重点在“混”不在“改”，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改变，浪费资源、低效的痼疾一如其旧，几年之后必然会再度陷入困境。 （原载大纪元时报网站，2018年9月24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9/24/n1073776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地下管网建设：政府投资“老牛”再上路
何清涟 与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罗列的“重要经济工作”相比，《政府工作报告》中多了一项实质内容：“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启动消除城区重点易涝区段三年行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也就是说，今年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但重点工程将移师地下，这是对当年重面子工程（地面建设）、忽视里子（地下网管建设），导致城市雨涝严重的大规模补偿性修建。 政府投资“老牛”再上路早有信号 我对中国政府投资这头“老牛”重新上路并不惊讶，因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早有各种预兆。2016年11月，中国政府还在宣称“要坚定去产能，让僵尸企业破产”之时，《华尔街日报》于11月14日报道：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正在遭到一支熟悉力量的冲击：中国有钱的投资大军。中国投资者再次涌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引发包括煤炭、铁矿石和橡胶在内的多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仅一周之内，铁矿石原材料的价格已上扬大约四分之一，升至两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家和交易商认为此次价格反弹源于中国投机者再现投机欲望。 中国官方对此默不作声，直到2017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9.7万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1%。第三产业中34.58万亿，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1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4%。国家发改委随后宣布：如果按照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7年全国32个省级单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达到65万亿左右。 因此，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新城镇化与基础设施建设这头“老牛”再次上路驾辕，完全是意料中之事。今年2月国内挖掘机销量大增298%，创历史单月新高，足见国内与城建有关的企业早就知晓今年政府投资的大方向。 地下管道建设：亡羊补牢 但与以往城市建设不同的是，一、“海绵城市”这个在2014年左右开始流行的中国词汇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二、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建设，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启动消除城区重点易涝区段三年行动”。 “海绵城市”是用来表达城市雨洪管理概念的中国式名词，从国外通用术语“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衍生而来，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自2016年3月起，中国对海绵城市试点给予财政支持，目的是消除城市内涝隐患。随后北京市通州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今年政府确定的投资重点放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再开工，启动消除城区重点易涝区段三年行动，就是这一计划的落实。 地下综合管廊再开工，是对历任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欠债过多的一种补偿。以往的城建只重地面建筑、忽视地下管道建设，导致中国城市内涝不断，带来大大小小后果不等的灾害。人们记犹新的事件就有：2012年7月21日“水淹帝都”灾难，据报道这次内涝导致全北京3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0万人受灾。2016年夏季，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洪灾波及长江中下游沿线七个省市，“江城”武汉陷入严重的内涝之灾。据湖北省民政厅通报，全省范围内导致1700多万人受灾，死亡69人，失踪16人，直接经济损失270.7亿元。灾情如此严重，其中重要原因是沿线城市多陷入内涝（《江城武汉的内涝之痛》。《中外对话》，08.07.2016）。 地下管网的补偿性建设还刚开始 2012年7月“水淹帝都”之后，我曾写过一篇《下水道凸显中国脆弱的城市生态》（VOA，2012年7月23日）。文章指出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落后，凸显了城市生态的脆弱。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城市，其城市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近30个专业领域，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建设管理、环保、园林、消防、道路、地上、地下管线等等，其中下水管道的设计，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是否具有长远眼光及政治责任心极有关系。 文章还介绍了美国与欧洲各国城市建设的经验。比如在城市规划中，下水道系统的设计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设计时考虑的承载能力至少按当时规模的十倍以上。纽约、伦敦等城市至今使用的下水管道都建于一两百年以前。由于设计时具有长远眼光，考虑到城市及人口扩张，以及维修的方便，其基础非常牢固，人可以在里面直立行走还有裕余，直到今天仍在有效运转。西方各国的城市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国极为重视城市建设档案的收藏，许多百多年前的城市档案至今仍完好无缺，遇有改建维修，这些档案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在文章中还指出，下水道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中，几乎被放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即只注重“面子工程”有关。城市下水道不在地面，与“面子”无关，因此最容易被地方官所忽视。因了这一“中国特色”，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划永远把表面光鲜放在第一位，强调街道的宽直、地标建筑的光鲜靓丽，但在城市排水系统设计上却降格以求，据说现在仍然基本沿用前苏联模式，下水管口径比西方国家小很多，遇到流量大就无法及时排水。例如广州排水管道当中有83%就是按照一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建设的。 列入今年“再开工建设”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为2000公里以上，这只是全国地下综合管廊中的小部分，三年规划是远远不够的。在鬼城、鬼村遍地的情况下，将政府投资由地面建筑转入地下管网建设，是个明智的规划，因为城市建设档案犹在，纠错相对容易，拖得越长，纠错成本越高。 地下网管建设是政府投入的公共工程，除推动原材料生产供应行业增加生产、增加就业、改善公共服务功能之外，政府无法获得直接的投资回报。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无奈：没有政府投资，经济无法拉动。但不管怎样，这是纠正以往城市建设错误、着效于长远的城市再建设，如果各地政府今后不想方设法用各种名义将建设成本分摊至市民头上，算得上产生正面效益的民生工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3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government-20170310/376114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反腐方针大调整 北京政治急转弯
何清涟 最近，周永康案以判无期徒刑落幕，观者多认为中共“打虎”最后成了虎头蛇尾，证明中国没有法治。其实，党的意志高于法律本是中国政治生态的基本特点，周案之缘起也并非因其腐败。因此，我更看重这条信息释放的政治信号，只要将周案结局、中纪委连发三文的主旨、李小琳调职与华能等六家巨型国企的巡视结果被公布等综合在一起盾，说明习近平正在对反腐方针大调整，北京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鸟未尽，且把雕弓先收藏 周案结果公布之前，中纪委网站“学思践悟”专栏连发《讲政治 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创新监督审查方式》等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内容绝对不是《人民日报》评论标题所言的“反腐将有新动作”，反而释放了与之相反的强烈信号，其中最重要的“纪律检查机关绝不许成为‘独立王国’”。 《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虽然文不对题，但说法却毫不含糊：“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纪委一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权力部门’，现实中，有个别纪检干部在纪律审查工作中违反工作程序，‘先斩后奏’、‘搞倒逼’、‘反管理’，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这使得一些人开始担心，纪委会不会变成一股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独立王国”？ 这种担心，从中纪委开始强力反腐时就已经出现，而且非常吊诡，最开始是由一位著名维权律师提出中纪委破坏中国法治（该律师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法治，那次却说成中纪委在破坏法治，仿佛中国有法治似的），至于官员当中对反腐怨声载道，认为不让赚钱（即腐败）、找女人，这官还有什么做头？（见杨鲁军《闽地记事三部曲》）这些怨怼之声应该有不少传到习近平耳中。有道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王歧山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中纪委三文从强化自我约束入手，为自己划出了几条底线：一，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纪律审查要服务于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一目标任务；二，不做党内的“公检法”，回归执纪主业，不一味追求办大案；三，进一步完善反腐机制，改变“贪大求全”，查案讲方法讲效率。一句话，“打虎”就此结束，中纪委这把反腐利剑将收入鞘中，回归胡锦涛时期不痛不痒的违纪检查。 反腐方针转向，中纪委回归本业，受惠者当然是广大官员群体，从此再也不用为“反腐永远在路上”担心。但是，有一人的命运前程却不可能不受影响，那就是身处反腐第一线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两年多的铁腕反腐，王歧山可谓是“名满天下，腹诽也满天下”，收获的声誉远不及种下的怨仇多。以现有体制，反腐拍板权当然是掌握在习近平手中，抓到周永康这一级别，不是王书记可以做主的事情。但中国历史上常有李代桃僵之事，比如西汉初年刘姓诸王割据，到汉景帝时已经形成威胁中央朝廷之局。御史大夫晁错针对诸王坐大之局提出《削藩策》，方向虽对，但因一不懂得分化瓦解对手，二来过于激进，在短时间内大量削减各主要诸侯王的封地，致使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前154年，吴王刘濞会七国诸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汉景帝听信袁盎等的建议，将晁错处死，希望平息叛乱，但是七国并未因此退兵，最终朝廷不得不出兵平息七国之乱。 在近年这场中共高层大变局中，没有王歧山这把“金刚钻”，反腐无法推行到这地步；但王歧山这种完全不顾本人安危的反腐，也难免晁错之危。谋国者先谋身，以王歧山之智慧。身处众多超级大老虎的围攻之下，还得考虑君王是否见疑。也许，他真到了应该激流勇退之时了。 撤电力女王宝座，只为调整国企人事立威 除周永康案终审篇之外，最受关注的是所谓“红色公主CEO”李小琳被调往大唐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一事。论者多以为这是反腐矛头将指向李鹏家族，他们可能没注意中纪委网站上同时公布的几条信息，其中一条是《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专项巡视 已公布6家单位反馈情况》，从今年3月开始的“国企反腐”，第一批共巡视了26家大型国企，首批公布这六家包括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等。其中，华能集团是李鹏家族控制的大型国企，在巡视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实到位，重业务轻党建，执纪问责偏软偏轻，对下级单位及其负责人管控不力，违纪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领导人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有的为配偶、子女、亲属等从事关联交易提供便利。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严格，资金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在重大投资、企业并购方面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有的项目存在亏损。项目应招标不招标、应公开招标不公开招标问题较突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自觉，铺张浪费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对干部日常监督管理不严格，有的‘带病提拔’等”。这些指控，比起前年三峡集团被巡视组称其“沦为某些领导的提款机”要轻不知多少。 李小琳任职的中电国际也是今年首批被巡视的国企，但还未公布巡视结果。评论称，此次李小琳被安排到大唐集团担任副总经理，级别虽然没有变化，但这个安排对于李小琳来说，一方面失去了两大集团重组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还不得不离开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中电国际。我认为，这次李小琳被平调，是当局效法历史上君王翦除诸侯王势力的故智，让王侯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封地，平安下车，与朝廷相安共处。李家如果有头脑，应该接受这一安排。结合国企自今年3月以来“自动降薪”的改革，可见国企反腐的重要目标是人事调整与利益分配，并非要拿所有国企经理层开刀问斩。但是，如果有人硬要不服从，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又杠又横”的习近平也未必就会让步。 国企人事调整，目的在于重分蛋糕 从上述两大举措，可以看出，习近平已经对工作重心做了大调整，从高层反腐转至中纪委职能回归违纪审查与国企的人事调整。这样做有两重因素，一方面是出于与庆亲王及其后台达成的危险平衡，效仿汉文帝诛晁错之故智，把中纪委这把利剑收入鞘中，主要是为了向另一方表态：高层反腐这道千里长堤，到周案就算结穴，不再继续深挖下去，今后重点只反十八大以后的腐败了；另一方面乃因时势逼迫，中国目前已深陷经济困境，提振无方，不得已调整国企领导班子，意图是在政府与国企之间重新切分蛋糕。如今中国百业萧条，只有依靠政府赐予的垄断权经营的国企在继续赚钱。但国企这些所谓“共和国长子”，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用国家资源与垄断权以自肥的利益集团，它们在交税时经常报亏，经营管理层却拿非常高的薪酬，即使普通员工的工资也较私企高得多。在中央政府看来，目前中国遭遇经济困难，政府财政有困难，让国企管理层这些贪婪的狼吐出一些肉块，是天经地义之事。拿李小琳作为调整对象开局，不是要打击红色家族，意在警告一众国企高管：连红色公主这把电力女王的宝座说撤就撤了，你们谁敢不服从？至于对其他在国企中任高管的红色家族成员，习近平可以采取对军中上将张海洋的办法，依赖“自然法则”，年龄一到就让他们退休。事实上，习近平本人在红二代当中已经算比较年轻的，李小琳兄妹这种60后出生并登上高位的红三代算是稀缺品，因为红三大多是70、80后，即使在体制内培养，不少还未来得及登上高位。 总的来说，今后中共高层还是“精英共和”，其精英群体以红色家族为主。曾听得红二代中有人言：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你拿掉几个也就算了，总不能连锅端吧？毕竟，这天下是咱父辈一道打下来的。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politics-20150613/282110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他们的成败皆因制度陷阱
何清涟 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成功人士”成批倒下。其中有曾经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永康，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仿佛精英衰败曲只有这些主角还不够热闹，媒体明星芮成钢最近“被检方带走”，为这场戏剧增添了一些娱乐性。 这些人没进去之前，都是“党国柱石”，千万人艳羡的“顶级成功人士”。人们看笑话之余，却很少去思考，这些人的成败皆因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兴，是借助于体制之弊，即政治保护关系的潜规则；其败，则因他们赖以立足的政治保护关系被摧毁。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何”。 \在中国政治长跑中胜出有多难？\ 最近一年的反腐，先后有3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纪委巡视组2013年的8个巡视点处理的12759人中，有68名厅局级官员。因为有本文开头那几位的显赫位置做比照，省部、厅局级官员已不算大官。但在中国公务员上升通道中，这些人的成功已经是万里挑一了。 按照财经网《中国官员升迁图：从科员到省部级》（6/6/2013），2012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只有1个人被录取。进入公门后，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为4.4%；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升迁比例为0.01%；正厅局级到省部级升迁比例为0.025%。算下来，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 由于邓小平定下的选拔标准除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外，还得有基层工作经验。红二代虽然有起跑与提拔快这优势，但最终跑至省部级的也不是很多。平民子弟朝中无人，一切从零开始，所有的“贵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关系，得从仕宦生涯中结纳。今年中国关于“一号专案”（澎湃设此专栏）的报道，让北财新、南东早（澎湃即其变身）独领风骚。财新系列的报道向来有独家之秘，着重于贪官的“今生”；南东早（澎湃）没有这种独家之秘，只好另辟蹊径，挖掘“前世”，即官员们成功前的往事、前传，如《周滨之父周元根往事》、《李东生前传：一脚中南海一脚四合院》、《少年余刚：当首长秘书后老师求见遭拒》，三篇采访记述的基本上是这三位寒门出身的官员青少年时期励志向上，终于鲤跃龙门，考上大学再入仕途的励志故事——那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未产业化，招生有限，考大学实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大学生不似今天这般廉价。 \被媒体省略的关键：政治保护主义\ 中国是官本位文化。凡属在省城甚至中央官至处长者，其成功故事必定在其本乡本土成为勉励乡土少年的佳话。上述三人的故事应该算是中国平民千年梦想的实践：耕读之家，儿郎励志，金榜题名，服务朝廷。这些寒门出身之人没有父辈资源可资利用，每上一个台阶，都依靠自己打拼。但是，在中国官场打拼，自有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必须寻求政治保护者，并与其形成一种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功能的互补，其实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前现代有科举制，因此门生座主、同年进士及同乡是重要关系；现代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关。它奠基于党政部门及其官员掌握权力、而本属于“天赋人权”范围的公民的许多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被压制的制度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不仅无法通过制度化管道得到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基本权利更是经常遭到公权的侵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与发展，许多人不得建立和发展“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通过正常制度外的管道得到别人无法获得的机会与资源。 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掌握资源的政府部门就形成了一条条食物链。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权贵及官僚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人们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沿着这两个方向伸展的保护主义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尤其是在近年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过程中，这种互相影响非常明显：在邓小平时代，官商（包括官黑）勾结的利益集团还刚开始成形；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这种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情况我曾概括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 \潜规则与明规则共构“制度陷阱”\ 无论是周永康的秘书五人组、川帮石油帮部属，还是徐才厚那成为少将等军中高官的四大秘书，都是在他们入了“公门”之后，得其上司赏识，纳入门庭，在政治体制之内结成了“施惠—受惠—回报”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刘汉与周滨的关系则是官商关系保护主义化的产物。这种关系的产生，是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即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构成的“制度陷阱”。在官员升迁中，明规则只是桌面上的摆设；潜规则，即买官卖官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在起实际作用。 这些寒门出身的精英们共同跌倒在腐败受贿上并不希奇，因为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瓜分资源。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最近却被中纪委某官员说成是受西方腐败文化的影响，这实在有点太过“谦让”了。首先，官场腐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有人曾考证过今天的腐败名目与清朝的异同及传承关系。比如，端午、中秋、春节、上司家藉婚丧喜庆收礼，基本源自清代官场惯例；取暖费源自清代的炭敬，降温费源自冰敬等等。至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周滨之父周元根往事》与《少年余刚》两文中，都记有亲戚乡亲们希望受到二人照顾而不得，因此产生怨念的细节。这种希望因乡土亲戚关系受照顾的心思，其实就是腐败文化的心理基础。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形成一种内部瓜分资源的政治保护关系。这些通过辛苦打拼终成人上人的寒门出身的官员，其成功受益于政治保护关系，其失败也源于政治保护关系。可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仅严重剥夺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了官员们害民最后害己的根源。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17/196012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习近平：中共政治制度的奴隶
何清涟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事前并未释放任何政改信号，但海外媒体还是从毛语录中止发行、习未去韶山朝拜毛故居等行迹去推测习近平的政治动向。一些对习近平原来充满期待的人认为，习总书记上任一年多以来没找到方向，政治态度左右摇摆，既得罪左派、又得罪右派，还得罪了太子党——这句判断乍听之下，仿佛习近平在朝野树了不少敌。这话的前提是错将崇拜权力的专制政治当作民主政治，以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者有机会成为与习近平抗衡的政敌。 \谁是习近平的政治强敌？\ 主张宪政的自由派（即中国习称的“右派”）本来就被中共强力压制，习近平打压他们，无所谓“得罪”不“得罪”。左派本来就媚权，过去数年在闹腾得太欢畅之时，当局也不是没打压过；但左派也不以为这是当局“得罪”他们，过段时期自会调整方向，少说当局不爱听的话，就可以复出了。现在 ，虽然薄熙来已被监禁，乌有之乡却继续办下去，只要继续骂普世价值、民主宪政与外国资本等反华势力，左派就觉得自己还有用武之地，会主动亲近党中央与习总书记。三种势力当中，只有太子党是否拥护习近平关系到京城政治——相当于封建王朝的亲贵政治，这政治的工夫不在台面上。但开国元老们在世时，京城政治在某些关键时期，甚至可以左右最高当局的政治选择，比如1978年。 应该说，太子党——宽泛一点说是“红二代”，太子党只是其中级别高的元老后裔——是否拥护习近平，现在已不是问题了。最近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算是个标志性事件，“红二代”已经通过踊跃出席该座谈会，向习总书记表示臣服；就算还有人不服，那也只能是“腹诽”了。习仲勋的纪念活动因为是由习远平出面筹办，因此算是亦私亦公，公私兼顾。因是当朝天子之父，各地政府“自发”的纪念活动当然不少，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会主场参加者规格自然很高，各元老子弟（包括薄熙来的盟友）纷纷出席这一纪念活动，以此表明自己对新君的忠顺。由于一个家族只有一位代表，未能与会的“红二代”成员还表示遗憾。 通过这一纪念活动，习近平展示了他的强势地位：他拥有了江泽民、胡锦涛从未真正拥有的说一不二的地位，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敢公开挑战他的个人权威了。从此，习近平的个人专断将代替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遥想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还有个资格相侔的陈云时时掣肘，如今政治局常委内还有谁敢不宾服？ “红二代”当中，习近平算是最年轻的成员。再过几年，目前还在政军财界任职的红二代都将年逾七旬，这个京城亲贵圈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将随着他们的相继离职辞世而日渐弱化。“红三代”目前刚在政治起跑线即县处上开跑，离省部级还有一段长征路。红二代要想让红三代顺利接班，并继续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不能与习近平做对，还得恭顺地奉其为“红二代”的政治代表。 \习近平之敌：制度生产的腐败官僚集团\ 习近平这一年内的政治动静确实不断，每次都有分析者从中找到其左右转舵的迹象。我从不这样分析习的政治动向，所谓“中国梦”主诉仍然是富国强兵，与毛邓并无不同；清除“精神污染”、统一舆论口径和“毛式”思想整风运动等，主要是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而发，目的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则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严重腐败，所有这些，只说明一点，习近平想用毛式铁腕统治维护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但是，在太子党及红二代心目中，应该享受裙带资本主义的权贵，本不应包括平民出身的官僚。这一点不会被党报党刊宣之于口，但自胡温第二任期开始，在红二代十分活跃的京城政治中，这情绪表露得越来越明显。2010年3-4月间，英国《金融时报》曾连发“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等几篇文章，谈到这一点，其中那篇“新生代‘太子党’”（Red-blooded’ veterans versus ruthless arrivistes ）非常清楚地指出新老太子党的矛盾： “太子党”一词原本是特指中共革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的父辈要么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传说中的长征，要么是1949年革命胜利时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近几代“技术派”领导人（江胡两代）的后代是新太子党，他们垄断了点石成金的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巩固权力，曾逮捕数位与邓小平子女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并关闭了他们的公司。 该文还指出，“出身于革命世家的老太子党们十分真切地觉得，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一旦阉人得势，离政权灭亡也就不远了。”（ when the eunuchs become powerful it means the end of the dynasty is near.”）写这些报道的记者明确指出，上述信息是京城圈内的消息人士提供。这点我相信，因为只有那个圈的人，才会如此藐视技术官僚出身的当政者。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此次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许多革命世家的红二代们受邀出席，包括早就被毛清除的高岗遗孀及其儿子在内，都被习当作“自家人”，但媒体却没有报道有新太子党成员受邀出席的消息——如果有，香港媒体应该不会遗漏。 《南方人物周刊》11月6日发表“陈小鲁红二代光谱”，被采访的有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后者近年以习家世交身份，成为“红二代”当中的活跃代表人物。他们都明确地表达了红二代的精神认同：红色江山万万代，“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金融时报》谈的是“新太子党”，但在马晓力口中已经成了“官二代”： “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理解了“红二代”内部的精神认同，就会理解习近平今后的执政任务是保护红色政权不变颜色，绝对不能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政体。反腐，主要是反官僚集团的腐败，这也是保持中共“执政能力”的必要手段。过去中共其实也是这样做的，以往十余年里落马的几十位省部级官员均出身平民，有些还是“苦孩子”。至于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这种观察流于皮相。我认为这是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某派政治势力：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路向是我的事情，谁也别想干扰。怎样做，我心里有数。谁也别想给点颜色就敢开染坊。 但是，京城政治只对高层政治起作用，各地政府毕竟是由平民出身的官僚集团在管理。这些官僚对中共政权并无“红二代”这种血肉相连的感情，更多地是冲着利益二字入党做官，而且还要做“裸官”。因此，习近平如何驾驭这驾早已经被腐败严重锈蚀的政治列车，是个问题。 可以归结如下，习近平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源源不断生产腐败官僚的政治制度，而这政治制度，恰好是他与“红二代”都要极力保卫的红色政权。习近平无力改变这一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作惯性，他其实只是这一政治制度的奴隶。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109/178719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中国未来：在“强大”与“崩溃”之间的“溃而不崩”
何清涟 最近，美国一些中国通在各种渠道发言，表示对习近平的失望与批评，评论之尖锐，仅与邓小平六四屠城之后的那段时期相仿佛。他们的评述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观点有何新颖之处（一些中国学者更早以前有过更深刻的论述），而在于其态度之转变，这些中国通学者被称为“拥抱熊猫派”，一直主张通过“接触、影响”来构造美中关系，以促成中国向民主化迈进，是主张中美战略同盟的主要支持者。 “拥抱熊猫派”的中国期望落空 说来有趣，这些中国通所论及的问题在中国早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近平接管时中国就是个烂摊子，但那时这些“烂”不仅被忽视，还有人忙着勾画中国的“和平崛起”。区别在于，习近平与前任不同，不仅没有按照2012年访美之前美国亲北京力量对他的期望施政，反而表现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强烈排斥与敌意，让不少“中国通”深感失望。 这一轮批评公开浮出水面始于今年1月。1月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Auslin）的文章《中共步入黄昏》。文中提到，一位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一次外交官的私人聚会上说：“我无法给你它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共已经踏入迟暮之年。”2月中旬，孔杰荣教授在美中关系正常化40年演讲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执政固执缺乏灵活性，并对其治下的人权状况十分不满，他希望中国最终能实现他所理解的真正的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减少酷刑、任意行为和审查制度。 各种评论当中，以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行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为代表。该文罗列了五个因素，资本外逃与富豪移民；加强控制舆论、打压政治异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者；人心离散；弥漫于政府、军队中的腐败；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且没有出路。五因素当中的前四个因素在十年前就已出现，经济危机征兆则从2009年开始浮出水面，唯一的新因素是“打击党内对手”，也就是说，沈大伟教授认为，党内高层的斗争可能招致中共崩溃。与他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哈佛大学的马若德，即中国人熟知的麦克夸法尔，他也认为习近平强力反腐会危及政权稳定。 反腐导致官不聊生，但并非导致政权不稳定因素 上述表述如果止于反腐导致习近平在高层陷入孤立，那倒完全成立。习近平高调反腐，颠覆了胡锦涛时期那种由家国一体利益输送管道支撑的利益格局；在全球展开的猎狐行动则断绝了官员们在海外的后路，将这些人圈在国内，与中共这条大船共存亡。这种高压态势，与胡温时代官场夜夜灯红酒绿，美人在抱，日进万金的黄金岁月相比，习王治下当真有点官不聊生，于是他们都怀念胡锦涛对官员们的宽仁体恤了。 但官员对“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忧虑，毕竟与盼中共垮台完全不是一种情绪。官员们都很清楚中国老百姓的仇官仇富情绪，也知道他们因腐败被党内清除的概率最多不超过5%，而中共垮台后被民众清算的概率可是高达100%。因此，官员们只是希望赶快结束反腐，大家不再提心吊胆，继续安心当官。 中国通们接触的主要是官员及知识精英，官员们对反腐的不满会通过交谈传递给他们；但“拥抱熊猫派”对习近平的失望，其实也不缘于对反腐的担心，而是缘于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强烈排斥。习近平当政之后，毫不犹豫地打压言论、控制互联网，抓捕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最近还正式宣布，将加强对外国在华6千多家NGO的管理。通过这些政治举措，习近平日益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他想建成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威权统治+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阻断中国与外部的政治文化交流，只进行经济交流商贸来往。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批评习近平不懂何谓“软实力”。从西方角度看，他这一批评无疑很正确，但他不了解的是，习近平根本不想奉行西方的软实力标准，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溃而不崩”之局将长期维持 早在2004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甚至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这些年来，中共拒不政治改革，透支中国的未来，支撑一党专制；而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短期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即生存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溃烂，但却不会崩溃。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依靠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对人民实施全面控制；经邓小平改革之后，主要依靠利益维系，因此现在中共社会基础之强弱，主要视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多少及其财政汲取能力强弱而定，而不是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价值观。这种利益结构导致变革成本发生变化，摧毁它的代价将比修补大得多。无论是政治、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与中产阶层，都很明白，维持并修补现存结构是成本最小的选择；但如何修补，各类精英的看法有不同。各级政治利益集团成员与中共政权当然是荣损与共的关系；经济精英当中不少脚踩两只船，这两年海外投资扩张（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140亿美元），就是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加以研判的结果，因此，他们虽然是中共的坚定支持力量，但并非生死与共者；知识分子当中虽然有不少人具有关心民瘼的家国情怀，但大多数人既无移民外国之财力，也无在政权鼎革之际自保的武力，基本都会选择支持现政权，但他们会因要求中共放宽言禁，给予一定的出版言论自由、实行更开明的政治而与当局发生龃龉。 《中共步入黄昏》中称，有美国外交官认为，中国未来变革的希望在底层。这一看法只有部分基于现实。在数量高达数亿的社会底层中，总会有一些人对民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并愿意身体力行，但这些人的数量据说在全国加总也就20万之众（前几年有项调查，根据微博上关心政治的人数推算得出），但如果考察这些人在其周围人群的动员能力，很难判定这些“火种”何时才能形成燎原之势。 事实很无情：更多的底层认同“有奶就是娘”的原则。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必须依赖中共生存，比如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生存下去的边疆地区（新疆与西藏除外）的贫困人口，其中包括连日常生活用度及饮水都需要依赖政府供给的1.5亿生态难民。那些每年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有不少也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网评员（五毛）工作生存。还有那占人口15%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这些人最担心的就是退休金与中共政权一道完蛋。对上述这些人来说，民主很遥远，面包很现实。澳门大学陈定定为反驳沈大伟而发表《对不起了美国，中国不会崩溃》，文中对中国现状及前景估计虽然过于乐观，但有一个判断却接近事实，即 “只要中国政府在处理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平等问题上工作做得不错”，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就会迅速消褪。”说得挖苦一点，只要习近平能够继续找到草料，中国这座动物农庄的羊群还会不断地继续哼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并将“两条腿”的动物，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视为异类。 正如我以前所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目前，“外部势力”这一外敌其实只是虚拟，政变的概率很小，财政危机还只表现在地方政府一级，属于可控级别；小规模的反抗虽然时时发生，但不足以撼动中共政权。上述因素使得中共不可能强大，但在它们没有一齐达到临界点之前，中国将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3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312/267850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奥斯威辛对人类的拷问
1月27日，对所有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整整六十年前，盟军把他们从毒气室旁解救出来。虽然那天之後，奥斯威辛的上空不再飘落火化人体的灰黑粉末，但那个焚化炉的烟囱，像个矗立的惊叹号，永远拷问著人类：为什麽这个世界会有奥斯威辛？为什麽人类会容忍这样的邪恶发生？ 按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二十世纪历史》一书，当时德国有多所一流大学，出产的电影数量超过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柏林是世界的歌剧和电影中心。德国有深厚的哲学，有世界知名的文学，德国人的教育水平当时是全球之冠。 为什麽在这样「现代文明」之下，会有如此残忍的「种族清洗」？会有建构在现代科技之上的毒气室和焚化炉？而且仅仅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就有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全球蔓延，导致多达一亿五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之前一千九百年的总和！ 从政治层面来说，当然和慕尼黑条约的妥协，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人类对邪恶的认识不清，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抵抗等，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呼吁，人类永远不要再有慕尼黑，因而他和东欧八国元首曾连署声明，支持美国军事铲除萨达姆。布什总统在上周的连任就职演说中，也是论述自由的价值和美国的道德责任。在这之前，他曾在参观奥斯威辛时誓言，这个世界不应再有（和独裁者签署）雅尔塔协议，自由不可交易。这也就是为什麽美国要在二十一世纪初打了两场战争，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全力推动那里的民主。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於人心的邪恶。因为奥斯威辛不是希特勒一人所为，而是有成千上万的党卫军和德国人的参与。而且在焚化炉之前，苏联有杀害百万人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在焚化炉之後，中国有文革迫害，六四屠杀。而且就在奥斯威辛被解放半个世纪之後，还有恐怖份子劫持人质砍头，用自杀炸弹袭击婚礼，教堂，老人中心，劫持民航飞机撞毁商业大厦┅┅ 因而无论当时德国有怎样的豪华歌剧院和音乐厅，有多少艺术人才，无论今天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有怎样复杂现代的高科技，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心之恶。因而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并不是描写斯大林对人的非人道，而是著重描写人对人的不人道，写人类之恶。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等，并不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永恒的主题。 曾几何时，人类像迷失方向和舵手的船只，漂流在大海之上，因而心中的邪恶成为脱缰野马。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拿破仑的杀戮，德国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列宁的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蔓延，造成一次次的巨大灾难。而奥斯威辛集中营，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类之恶，它是对地球上每个人的永恒拷问，警告人类遏制、改变心中的恶。而这种改变，靠的不是均贫富的乌托邦，靠的不是共产主义，靠的只能是自由！个人的自由，生命、尊严、个体意识的复苏和确立！ 奥斯威辛是人类和自由隔绝的後果。它是现代文明的崩溃标志，也是人类拷问自身内存在意义的开始。 ——2005年1月26日 2005-01-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曼德拉跟战友们唱杀死白人的视频（有中文字幕）
2013-12-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国际社会不再相信诚信缺失的中国——中国模式在海外（二）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除了前文所述的权力寻租（这套把戏主要用之于同类国家），在欧美等民主国家遭遇到的障碍，则是中国企业及其产品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疾病：缺乏诚信。 说中国企业及产品缺乏诚信，中国自己恐怕也无颜否认。据中国商务部2011年8月在建立企业信用档案时所公布的相关信用资料，中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中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与之相比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 0.25%至0.5%。 在2006年末入世五年“观察期”未满之前，中国对内对外销售商品奉行两种质量标准，对外商品质量检测比较严格，所以“中国制造”质量虽差，但还未出现有毒有害等安全问题。入世五年“观察期”一过，中国当局立刻开始放宽监管。从2007年开始，一度在海外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中国制造”因其有毒有害而信誉扫地，曾以价格低廉吸引了无数美欧消费者的“中国制造”，如今在美欧消费者的眼中成了一种警戒标志。无论中国当局怎样自慰，都无法掩盖一点：2007年，是“中国制造”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中国制造”成为劣质有害与不安全的代名词。曾经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的中国玩具制造业，这一年因其油漆含铅量超标，就在世界各地召回两千多万件。2007年8月，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因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近百万件利达出产的含铅量超标玩具，蒙受三千多万美元巨额损失而被迫自杀。至今中国玩具业还未走出“死亡阴影”。 中国食品让海外消费者望而生畏。至今萦绕中国奶业的噩梦三聚氰铵，在北美发作于2007年。那一年，北美一地就有超过8,500起猫狗因食用受污染饲料而死亡的案例。此后，中国国内三鹿奶粉含三聚氰铵导致全国出现数千“结石宝宝”，此事经媒体揭发之后，中国奶业更是遭受重创。与中国三鹿有合作关系的新西兰恒天然（Fonterra）受到这一丑闻的株连，导致新西兰社会对中国的严重不信任。2008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毒饺子事件，更是导致中国食品在日本信誉扫地。 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剽窃者”。中国曾利用自己对高铁设备的庞大需求，甘冒被日本、德国、加拿大制造商指责偷盗技术的风险，拼装出了自称是“自主创新”的高铁技术。日本厂商JR和川崎重工因为担忧这种拼装技术导致安全问题向中国合作方提出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但中方置若罔闻，用从各方“拿来”的技术，并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向世界输出中国高铁技术。只是7•23动车事故的发生，才中断了中国高铁出口世界的美梦。 在美国上市的多家中国公司涉嫌财务欺诈，几乎导致全军覆灭。自2004年开始，350多家中国企业相继利用美国反向收购方式（APO 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在美国股市上推出“中国概念股”大肆圈钱。这些在美国借壳上市的公司几乎覆盖农业、食品、工程与化工等各行各业。但因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透明，至2005年，其中有70多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还不到一年，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股价在1美元以下），常常出现连续几天没有交易的惨淡景象。到2009年，有上百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终因其财务疑云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给予退市惩处。为这些公司承担审计的几家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也严重受损。 中国式建筑承包也受到质疑。中国在中东、非洲等地承建了不少建筑工程，其特点是在工程竞标时以“低报价”（包括贿赂发包方）赢得承建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以“高于竞标价”来结算；或以“偷工减料”等明显违反合同的方式降低成本。2010年，中国海外建设工程集团为了进入欧盟市场，以低报价方式在工程竞标中胜出，夺得了波兰A2高速公路的承建权。在招标谈判中，中海外的报价是13亿兹罗提，相当于波兰政府预算的52%，也就是每公里2600万兹罗提。波兰同行认为“世界上谁都不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修筑高速公路”，中海外在竞标时同样知道这一点，但自信拥有“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等“中国特色秘方”，定能无坚不摧，但最后却在已经民主化的波兰遇到了麻烦。2011年初，500多名中国工人来到波兰后，工程进入建设状态。但由于中海外不能按时支付波兰分包商货款和相关费用，分包商拒绝向工地运送建筑材料，导致工程从5月18日起不得不宣布停工。中海外当时承诺在5月30日前结清拖欠款项，分包商同意在拿到钱后24小时内复工。但到了最后期限，中方没有付款，事态升级。最后，波兰政府与中国公司解除合同，按合同要求中方赔偿7.41亿兹罗提（1.885亿欧元）。 中国崛起的十年，是世界认识中国政府真实面目的十年，也是中国失去国际信任的十年。对任何国家、政府、机构或者个人，信用都是一次性资源。一旦失去了社会信任，哪怕以后说得再好听，也不会有人再轻易相信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2月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lack-of-integrity-chinas-overseas-investment-part2/）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习近平掌权∶假博士变真主席
习近平“读博士”时的《清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美国微软公司前中国区总裁唐骏的假博士事件，成为网路焦点新闻，被称为“诈弹”；不仅把他的“打工皇帝”头衔，炸成了“打工谎帝”，而且还“株连‘谎’ 族”，导致很多跟唐骏一样拿到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等野鸡大学文凭的中国名人们，纷纷修改他们的网上简历，把过去吹嘘的“辉煌”，涂去几个光环。起码西太平洋、东太平洋什麽的，就只好忍痛割“洋”，按流行术语是“损害控制”。 在中国各种唐骏的“野大”校友们纷纷修改简历时，中国有个更大的“名人”、被钦定“国家主席”，拉著架子等待接班、要统治中国的“皇储”习近平，他的网路简历，最近也悄悄地修改了。 在中共十七大上，父亲曾是中共高官、被称为太子党的习近平，近水楼台，平步青云，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之一，而且还是“国家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明摆着要做胡锦涛的“接班人”。 “习常委”视“伪学历”习以为常 中共权威喉舌新华社当时刊出的九名政治局常委简历中，数习近平的最显眼，因为他是中国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其他常委列出“博士”头衔的，只有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 但习近平的这个博士，只看新华社列出的简历，就令人生疑，不像那麽回事。因为第一，上面写的是“在职研究生学历”；第二，竟然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这是个什麽“专业”？怎麽读这个“专业”就可以获得“法学博士”？而且还是“在职研究生”，等于明说了，不是在校学习，不是“正规”博士。 都不用追踪调查，就可以发现“习常委”的这个学历是“伪”的。因为从新华社刊出的简历，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习近平“在职研究生”期间，他是全职的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8年到2002年）。众所周知，福建是中国大省，人口3500万，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GDP）还是对外贸易，都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6。做这样一个大省的一把手，会多麽繁忙，他还怎麽能到清华大学“学习”？又怎麽“在职研究”的？是不是共产党官员习惯打官腔说的“研究研究”，就算“在职研究”了？但“习常委”就敢把这样的“伪学历”，习以为常地放在他的政治局常委简历上。 “货往哪里卖”的“法学博士” 后来有人较真，查出习近平的法学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且不说这种论文是不是习近平的秘书“捉刀代笔”，或者其他管道弄来的，仅从这个论文题目本身就可明显看出，它跟法学、法律等，并不沾边。凭这样的论文，怎麽能拿到“法学博士”？ 从网上查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刘美xun（旬加个王字旁）。这位今年73岁的女教授，一生致力教授马列主义，虽然近年又有以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为专长的“经济研究所所长”头衔，但这些都跟法学、法律等学科没有什麽关系，她怎麽能“指导”出习近平的“法学博士”？ 网上没有查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全文，只有一个不到500字的中文介绍，其中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通过对农村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揭示了研究和解决农村市场化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清华的刘美xun教授真是有能耐，居然从农村的“货往哪里卖”里，就能“指导”习近平“分析”出一“法学博士”来。也许“习博士”博通政治“戏法”，是这个意义上的“法学博士”吧。 拍马屁送个“论文博士” 中文维基百科的“习近平词条”中对这个问题介绍说，网上中国民众“质疑以这样的论文来申请法学博士学位，不合逻辑。其他质疑包括∶清华规定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有硕士学位，而习近平何时取得硕士学位？是否在取得硕士学位后5年才申请博士学位？”因为习近平“读博士”时的《清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5年以上。”即使今天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规定，也是“须已取得硕士学位”。 但面对中国民众的质疑，“习常委”坚持做“习常伪”；维基百科说，“中国政府已经封杀相关消息，置疑（习近平假学历）的网页和快照都被删除。” 但还是有知情人士指出∶习近平和清华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陈希是大学同学。而且陈希是福建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十多年。习近平作为省级干部，要捞个论文博士，实在是轻而易举。别人为了拍他的马屁，也会送一个“论文博士”给他。习近平也觉得需要一个博士头衔，因为他当年是工农兵大学生。陈希在习近平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后，立即被调到教育部当副部长。人们认为，陈希是被习近平提拔到教育部当副部长的。类似这种情形的利益交换在中国比比皆是。 习近平“博士”帽不翼而飞 在唐骏的假学历成为中国热门新闻和评论焦点之时，很多名人都悄悄修改了自己在网路上的不实简历时，习近平的网上简历，竟然也悄悄地修改了。 最近因为写批评唐骏造假的文章〈唐骏和吴征杨澜一样无耻〉，上网查找习近平的简历时，在Google打上“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简历”时，在头条位置出现的 “中评社”网址的〈九名政治局常委简历〉中，习近平简历中的“法学博士”头衔完全不见了，连什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经历也消失了。整个习近平的学历，全部是“空白”。而其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学历，都跟原来新华社公布时一样，即使连李克强的也是有争议的在职进修获得的“经济学博士”也仍在，没有删去。但习近平的“博士”帽，却不翼而飞，不见踪影了。 按常理，这个由前中共官员和学者组办的中评社，绝不敢擅自修改堂堂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简历，除非是这个“副主席”下指示，否则谁敢在“准太岁”头上动“笔”？ 中评社网上刊出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名）简历〉，明显是2007年习近平刚当上常委时转发的那个新华社通稿，不仅时间是当年，其新闻口气，更不是新稿。它说明，是把当年原始报导的九名常委简历，现在悄悄地“修改”了。而人们在其他网址上，还是能看到习近平的原始“法学博士”的报导和简历。 “我将以这个国家为耻”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习常委”本人看到中国网民对唐骏的“打工谎帝”那麽反感、厌恶，甚至痛恨，还有一些中国媒体（包括CCTV），也公开报导唐骏的野鸡大学文凭事件，引起众怒，怕引火焚身，就是习的秘书们，替“皇储”著想，也学那些“野大”名人们，悄悄下令把习近平的伪学历删掉了。 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大众舆论还是有用的，对网路的批评声浪，中国的“皇储”也是忌讳、恐惧的。有网民说，“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的博士学位竟然是这样得来的，其实就是假文凭嘛，真是羞家呀。他将来要当国家元首的，传出去我们中国人还要脸不要了？” 习近平悄悄地把他的“法学博士”拿掉了，可能还是有羞耻心，或者是为了保住皇储位置，不触犯众怒，先忍下来。但是，这种“修改”也实在太显眼了，因为其他八名政治局常委，都有学历介绍，只有一个习近平，任何什麽学历情况都没有，如果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这种“国情”，还以为习近平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是个文盲呢。难怪有人说，“这样的人能成为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的国家元首？那我将以这个国家为耻。” 原载∶《看杂志》2010年8月；原题∶习近平的假学历也悄悄改了 2012-1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美国两次养壮红色老虎的历史教训
程晓农 共产党大国的民主恐惧症和全球征服目标终将导致冷战，这是红色大国与美国必然对抗的制度原因。然而，为什么美苏冷战发生在二战之后，而不是二战之前？为什么中美冷战发生在2020年，而不是2000年？原因在于，发起冷战需要军事实力，而二战前苏联的军事实力和毛时代中共的军事实力都不足以与美国全面对抗。现代史上先后养壮苏联和中共这两头红色老虎的就是美国；最后美国不得不花费巨大的国力来应对红色老虎的冷战威胁，这是美国至今尚未反思的惨痛历史教训。 一、没有西方大国的援助，红色大国构不成威胁 上个世纪中苏两个红色政权都是在工业落后的大国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走城市暴动或内战的道路来夺取政权，只会发生在落后国家，因为在工业落后的国家，农民比重大，共产党有机会发动贫困的农民参加红军，有了兵源，再设法获得武器，就可能夺取政权。而在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工人阶级比重大，国民的文化程度和公民素养好一些，不容易被共产党的武装革命煽动起来。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主张依靠工人阶级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愿望总是落空，因为工人阶级并不喜欢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在工业化国家没有吸引力。这个历史规律说明，共产党政权从一开始就十分脆弱，它本来并不具备挑战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实力。 1944年6月30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他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斯大林赞扬战前和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工业的援助。他说，苏联所有大工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苏联另外那三分之一的工业技术则是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意大利、丹麦、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帮助下建成的。 1973年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Antony C. Sutton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国家自杀——对苏联的军事援助》。他分析了苏联的军工体系从上世纪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结论是，“苏联所有现代化军用和民用系统均来源于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 二、一穷二白的苏联如何建立起现代军事工业？ 早在俄国的红色政权建立之初，1927年7月一位高级计划人员V．奥辛斯基在苏共喉舌《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在未来战争中，用俄国农民的大车去对付美国和欧洲的汽车，那么，说得轻些，其结果将意味着我们的惨重损失，这种损失是技术上处于软弱地位的必然结果。这决不是工业化的国防。”当时俄国连汽车都不会造，所用汽车全靠进口。 苏联的军用车辆和坦克制造技术基本上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援助的。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1930年为苏联设计了年产14万辆的高尔基大型汽车制造厂，提供全套设备和图纸，再在美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安装投产。苏联先用西方援建的工厂生产军用车辆，然后再仿造西方的设备，开设新的工厂，几乎95%的苏联军用车辆就是这样制造的。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建立汽车厂，所用技术仍然是以前美国提供给苏联的，解放牌4吨卡车和跃进牌2吨半卡车的设计外形仍然照搬1930年的美国图纸。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和德国还先后帮苏联建造了多个大型履带式拖拉机制造厂，包括列宁格勒厂、斯大林格勒厂、哈尔科夫厂、车里雅宾斯克厂。苏联引进这些技术设备时，说是要造农用拖拉机，实际上这些工厂投产后都在生产坦克。1932年底美国密尔沃基市石油机械公司的工程师英格拉姆·卡尔霍恩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哈尔科夫厂已开始每天生产8至10辆坦克，坦克生产优先于拖拉机生产，“……他们可以瞒过旅游者，但却欺骗不了外国工程师。”但是，美国政府并不介意。 从1936年一直到1940年，美国为苏联提供了制造航空汽油的石油化工裂化装置，还为苏联建设了第二巴库联合企业的所有炼油厂；同时为苏联建造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加工坦克钢板的轧钢厂，也提供了军工用无缝钢管厂的全套设备；在航空工业领域，在莫斯科附近为苏联建造了一座大型飞机制造厂。提供上述技术和设备援助的是美国的宇宙石油产品公司、巴杰尔公司、拉默斯公司、石油工程公司、阿尔科产品公司、麦基公司、凯洛格公司和沃尔蒂公司等。 再举一例，枪弹和炮弹要发射得远，就必须有能提炼碳酸钾的化工厂，而苏联直到1960年还没有这样的技术。碳酸钾既可用来制造高质量军用火药，也可用来制造浓缩混合化肥，1963年，美苏冷战已开始多年了，美国国会议员利普斯科姆反对向苏联出口碳酸钾提炼技术和设备，但美国商务部出口检查办公室认为，碳酸钾化肥是“和平商品”。最后匹兹堡的乔埃制造公司获准向苏联出口了价值1千万美元的提炼碳酸钾的设备。 三、对红色老虎技术支援不设防 苏共引进西方技术的战略实施可以分为4个阶段：一、购买重工业各领域的基本工艺技术和设备，为发展军工产业奠定基础；二、据此仿制，扩建成苏联的军工生产体系；三、将这些工艺技术用于生产新型武器；四、用这些武器来反对美国及其盟国或第三国。中美建交后，中共引进美国技术设备时走的同样是这四个阶段。中共首先更新从苏联引进的早已落伍的西方早年的技术；其次是用西方的新技术改造军工体系，填补空缺；再次是依靠改造了的军工体系仿制新式武器；最后是用这些武器来“亮肌肉”，同时出口给美国的敌对国家。 奠定苏联工业基础的主要是30年代输入的美国的工业技术和科技知识。30年代罗斯福总统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协定，尽管他发现苏共一再违背承诺，将民用技术转用于军工发展，美国的援助仍旧继续下去，并未终止。1930年代初曾有数万美国专家到苏联，为苏联建立了巨大的工业生产潜力。这种技术援助仅仅在1939年苏联和纳粹德国合作侵占并瓜分波兰时暂时减少；然后，因希特勒进攻苏联、苏联成了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于是美国恢复了对苏联的援助，不仅直接提供大量战争物资，而且提供了大批工业设备和技术。当时美国与苏联的协定明确规定，美国援助中三分之一可用于战后重建；也就是说，直接用来打仗的军用物资占三分之二，战后增强工业体系的技术设备占三分之一。 二战结束后，本来不需要继续援助苏联战争物资了，但美国在1945年10月又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名为“输油管”的协定，这项协定很少为人所知。根据这项协定，美国为苏联输送了几千台专用机床和其他设备，这些设备都可用于军工部门，是美国1945至1946年的尖端产品，比苏联人当时在这方面所拥有的设备要先进得多。这种支援直到美苏冷战成型的1947年底才停止。 此后，苏联不断变幻手法，继续获取美国的技术，而美国政府并未加以限制。R．基尔马克斯在《苏维埃空军》(1962年)一书中写道：“俄国人通过不断注视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巧妙地利用贸易手段与西方的疏忽，获取选中的先进设计、设备和生产流程。重点是合法地购买飞机、发动机、压缩机、螺旋桨、导航仪器和机载武器，获取技术和性能数据，了解设计、生产和试验情况与方法，以及采购机床，夹具、模具、半成品和重要原料。他们购买专利，以便自己生产某些现代化军用飞机和发动机。同时，一些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则在西方最好的技术学校受训。苏联的手法还包括派遣贸易代表团出国，把考察员和实习生塞进外国工厂，聘请外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顾问到苏联工厂中服务。” 就这样，由于美国政府对苏联不设防，美国公司就毫无顾忌地向苏联提供各种高精尖技术。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80年代之后的中美之间。“红色老虎”就是这样被美国喂壮的。 四、留学生规律：获取美国技术的又一管道 美国国务院在美苏冷战时期曾保留双方的留学生交流计划，1980年代开始中美之间也是如此。这样的计划表面看起来并无害处，实际上却是“红色老虎”获取美国科技知识的重要管道，能为红色政权带来明显的军事上的好处。 1965至1967年间有162名美国人去苏联学习，178名苏联人到美国学习，但两国学生的专业完全不同。美国国务院1964年7月至12月的交流计划报告提到：“像过去几年那样，大多数苏联学生学习物理和工艺技术。美国学生基本上都选学人文学、社会学和语言学专业。”显然，苏联派留学生到美国去，是为了收获美国工艺技术的果实，以便用于军工产业。 实际上，美国和红色政权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交流。中苏两国都希望美国的高科技领域的大学科系和实验室向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开放，以便他们有针对性地获取美国的科技知识，回去用于壮大冷战实力；但中苏两国都不准许美国的工程师到中苏两国的军工研究机构去访问学习。在中苏两国红色政权的眼里，美国工程师都是间谍；而中苏两国的技术间谍在美国的实验室里来往自如，美国却把这种方式视为正常的学术交流。 中共利用美国的学术开放，采取合法和非法的种种手段，让华裔学者大量盗取美国的科技知识和专利、实验样品等等，甚至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里挖掘人才，要他们“带枪投靠”。这种技术间谍活动早在90年代就开始了，“千人计划”就是在奥巴马任内得以逐步扩大的。可是，美国的几任总统对此都熟视无睹，只有在川普上任后，美国才意识到，中共的技术间谍在美国是何等活跃，因此开始关注“千人计划”。可是，许多美国大学仍然以学术开放为由，反对川普政府的防范红色技术间谍的措施。 五、养虎为患，美国两次犯错 美国两次养虎为患，两次把共产党极权政权培养壮大，最后两次被迫进入冷战状态。犯一次错，可以算是美国的愚蠢和大意；同样的重大错误原封不动地再犯第二回，就值得深思了。 今天来谈养壮苏联这头红色老虎，重点不是二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和武器输出，而是二战前和二战之后对苏联的技术支援。美国对苏联的养虎为患从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后不久就开始的；二战之后美苏冷战爆发了，美国仍然一度为苏联继续提供技术合作。可以说，苏联的冷战实力就是美国喂出来的。美国犯了对苏联养虎为患的错误之后，尼克松稍稍收紧了一些对苏联的技术管制，到里根任内，对苏联的养虎为患基本上终止了。但尼克松关上喂“西伯利亚虎”的大门时，却拥抱上另一头“东北虎”。从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对中共全面打开了大门，进入了第二次养虎为患阶段，直到今年川普关上了喂红色老虎的大门。 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喂苏共这头红色老虎，到冷战开始，其中长达20年；从冷战开始到关上喂苏共红色老虎的大门，其间又是20多年。美国吸取教训了吗？它停止了喂苏共这头红色老虎，却开始喂中共这红色老虎。美国喂苏共红色老虎的时间是将近50年，从1920年代开始到1960年代末期，制定政策的既有共和党总统，也有民主党总统，两党都参与了喂苏共红色老虎的决策；喂中共红色老虎的时间是将近40年，从1980年代到今年，制定政策的既有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布什父子，也有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仍然是两党都参与了喂苏共老虎的决策。而分别结束喂红色老虎的，都不是职业政治家或军队将领出身的总统，而是演员出身的里根和商人出身的川普。一旦美国停止了养虎为患政策，红色老虎对美国的威胁就越来越小；它完全依靠自力更生来扩军备战，必然力所不逮，最后自然就成为冷战的输家。 原载大纪元，2020年12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26/n1264598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挽救经济颓势，中国政府难有新招
11月9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今后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与10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于是各种鼓舞人心的文章如“十条大政启动新的黄金十年” 又充斥中国媒体，仿佛通向繁荣的金钥匙就在中国政府手中，只要当政者使用，立刻会打开通向新天地之门。 “十条大政”其实了无新意。如加快安居工程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4大措施几乎是每年都要重弹的老调，基本上是宣传有如雷霆之势，结果只有少数百姓沾了微雨之“恩”；而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则是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都戳力推行的措施，除了充斥豆腐渣工程之外，全国还倒下了若干位省交通厅长；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是多年的基本国策，钱投入不少，环境生态越来越恶化；而“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更是多年来一直在做而未竟的事业，甚至为此调整了税收政策，但结果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未曾进来，低技术型企业却大批倒闭。而“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喊了多年，其结果只是与公款消费有关的各种服务业尤其是黄色产业繁荣兴旺。而“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算是一条安民告示――一句话，以往依靠上述措施未能拉动内需，今后的效能也值得存疑。 比较实在的是“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这一条，许多企业可能会因银根放松而获得生机，至于是否有还贷能力那是以后的事情。只有“在全国所有地 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才算是接触到4万亿元从何而来的问题。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其实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发债。增加税收的办法无非是提高税率与新设税种两类方法。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与不受约束性都位居世界前列。内外企业“两税合一”的新政就是以提高企业税率为目标，从今年1月推出到10月宣布提高出口退税率为止，总共也就10个月生命，由此可见提高税率空间实在有限。而近年来新税种也在不断增设，开辟税源的空间亦不大，否则河南省漯河市裴城镇政府也不会出此下策，在秋收季节迫使农民每亩缴费500元办“砍伐证”、“准运证”后，才准 他们在自家地里收割玉米。行政收费更是从未放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行政收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远远超过10%，成了道地的苛政。 增加税收如此之难，剩下的途径就是发行债券了。中国近年来国债发行量呈不断上升趋势，2007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含特别国债1.55万亿元），同比增164%。2008年的预期国债发行规模是7,500亿元，预计2009年将提高到1.33万亿元，增长77%。 地方财政则是另一番光景。近5年来，由于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47%左右，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甚至高达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交易萎缩的态势之下，地方财政已遭遇较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保障等刚性支出， 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还需要大量补贴。面对瘪下去的钱袋，地方政府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发行地方债券。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到国务院等待批复。而中国地方政府早就是负债经营，据国家发改委估算，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如果国债与地方债一齐推出，盘子过大，则有谁来购买这一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其实就是按10条大政的措施一路走来，政府则完全放弃了分配职能中有兼顾公平这一基本底线，其结果就是今天弊病丛生的经济社会现状。而中国财富总量虽然庞大，但由于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这部分人的居住与需求早已国际化，对国内需求贡献实在不大。而大多数平民手中有限的财富全部集中于应付住房、教育、医疗及日常生活开支，对于这几者之外的“内需”实在无力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8年11月13日，第27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政府喉舌被桑兰“割喉”
桑兰来美国打巨额索赔官司的新闻，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现在基本消失了。这跟当初铺天盖地的报导，而且多是正面评价，甚至称赞叫好，形成鲜明对比。 从中国官媒报导桑兰案的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简直比二十多年前还噤若寒蝉。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就有报纸可以在言论版讨论、批评“一党专政”，可今天桑兰提了“中国是极权主义体制”这几个字，整个中国官方媒体就都立刻消音了，连新闻报导都不敢岐n了，已经可怜到连擦边球都不敢打了吗？ 如果中国媒体从一开始就认为桑兰案是胡闹，不值得报导，那今天的不予理睬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桑兰案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但中国官方媒体一开始报导得相当热闹，曾一度成为最热门新闻之一。尤其是，在最初报导的时候，表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任由桑兰的律师一面之词地编造什麽“因为桑兰不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所以美国保险公司歧视她”的谎言，用莫须有的桑兰被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罪名，来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媒体的热度，明显来自政治因素，因为桑兰是去“告美国”，跟美国那儿去“维权”。CCTV主持人甚至呼吁民众支持桑兰去跟美国“维权”。他们根本也不做点背景调查，这个官司到底跟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有没有关系？ 事实上，据新华网，《新京报》曾经报导，桑兰经纪人黄健说，“桑兰获得一次青联委员的提名，需要找单位盖章，但体育总局说桑兰不是我们的人，这让桑兰很委屈。从那时起她便有了维权的想法。”既然这样，应该去跟体育总局维权呵。但黄健说∶“告体育总局什麽？没有赔款？没有负责？没定工伤？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於是他们由於对中国体育总局不满，又不敢告、不能告，就转向告美国机构和个人了。对这种荒唐，中国媒体竟然一窝蜂兴致勃勃地正向报导。 那麽官媒最初那些“帮桑兰跟美国讨说法”的劲头怎麽突然降温，甚至嘎然而止了？就因为最近由桑兰签字、向美国法庭递交的新动议书中有这样的文字∶中国仍是极权主义体制；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被告曾跟中国高层领导人合影——意指“官商勾结”欺压桑兰。 这下国内外官方媒体都傻眼了，集体得了“失语症”——对桑兰的“极权说”一个字都不敢报。刚指望桑兰真能代表中国人民勇敢地去跟美国人较量之际，却突然发现这位“民族代表”竟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是极权，你们不民主。桑兰甚至还在起诉书中表示，她在中国只有每月230美元的收入，也没有医疗保险。 对中国媒体，当然完全不能按西方媒体的专业做法去要求，但仅仅是从技术层面，从新闻处理的完整性角度，也应该就此做个中性报导，对关注桑兰案进展的读者有个交代，既然当初已经大张旗鼓地报导了。桑兰作为一个“全国青联委员”代表中国形象的“申奥大使”，居然向美国法庭说中国是极权国家，这当然绝对是新闻。即使从官方角度考虑，也颇有新闻价值。所以这是一个极容易，或者说绝佳机会打擦边球的新闻。无论用中立、或批判的角度，无论从新闻、还是娱乐角度，都是可以处理的。 你看，从官方角度，中国政府花大价钱雇游说团、在美国电视上、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做巨额广告，打造中国形象，可这个代表中国形象的“奥运大使”居然如此“污蔑”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更用谎言“污蔑”中国的社会制度——这麽一个受到国家重视的名人、国家给了巨大荣誉、优厚待遇的人，居然说她只有远低於普通人的收入，甚至没有医疗保险，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一大讽刺吗？ 许多中国异议人士，用真实来批评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他们不容忍，在媒体上批判。而桑兰用谎言控诉中国，他们反倒默许了。这真是咄咄怪事。 本来很想为桑兰做啦啦队的中国媒体，结果因桑兰的一句“极权主义”，就完全噤声了，好象被桑兰“割喉”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8月10日 2011-08-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