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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支持韩寒、质疑韩寒的两大派名单
网络所载的倒韩、挺韩的公知名单∶ 挺韩的公知名单∶ 章立凡、易中天、张鸣、章诒和、薛蛮子、宁财神、高晓松、路金波、沈浩波、李剑芒、萧瀚、陈有西、斯伟江、罗永浩、胡戈、六六、李玉、五岳散人、刘瑜、石康、慕容雪村、芦笛、变态辣椒、笑蜀、王利芬、严峰、周斌、冯唐、龚跃立、李开复、蔡文胜、王冉、饶雪漫、袁敏、方绍伟、丛日云 1，厦大教授易中天 2，人大教授张鸣 3，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冯骥才 4，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 洪晃 5，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刘瑜 6，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中主讲《水浒》 鲍鹏山 7，北京大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破破的桥 8，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 9，70后网络作家。2003年获中国新锐版年度网络风云人物 慕容雪村 10，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叶兆言 11，全国政协委员、摩根大通亚洲区投资银行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全国侨联原副主席、一首诗社前社长 方方 12，近代史学者，章乃器之子 章立凡 13，网络名人，暂无详细资料 芦笛 14，北京知名的时政评论人 五岳散人 15，清华大学社会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于华 16，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卫方 做几点说明∶ 1、这个名单不是我统计的，其中有些我不知道的人。我去掉了几个明显属于娱乐界的，但保留了比如六六、沈浩波、高晓松这种虽然算不上公知，但也算知识分子的人。 2、我补充几个鲜明挺韩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的不算著名公知，但微博粉丝都上万的∶李健、程益中、朱顺忠、张天蔚、老佟他不信、左小祖咒、林楚方、彭远文、王小峰（王三表）、王小山、葛红兵、石扉客。 原载∶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96095&boardid=1 倒韩人士名单∶ 麦田 ∶知名IT评论博客，原蚂蚁网CEO，原百度社会化网络事业部总经理。 方舟子∶科普作家，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肖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韩寒神话与当代反智主义》 戴建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常理与奇迹——方韩之争随感》 曹长青 （其博客需要翻墙）∶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民运人士，1988年流亡美国。中国海外反共势力中的人物之一。《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 吴稼祥 ∶毕业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90年代初，曾因参与民运而被关押于秦城监狱。 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论方韩之争》 张放 ∶出版人 赵晓 ∶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不加V∶即∶木子美，作家。跟多个挺韩公知“熟悉”。（路金波、宁财神、关军、王小山、北京兵人） 彭晓芸∶自由撰稿人，曾供职《南都周刊》、《时代周报》。 爱伦坡的安娜贝∶作家。《点击金牌律师∶上海著名律师访谈录》一书的作者。《尊重民意，尊重民智，从尊重质疑开始——推心置腹致韩寒》一文言之真，情之切。一个韩粉从挺韩到倒韩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完整的事件过程。无论您是挺韩，还是倒韩，都值得好好读一读。 冯唐 ∶70后著名作家，协和妇科博士，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大是》:韩寒神话是“指鹿为马”》 石毓智 ∶斯坦福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韩寒博文为多人所写——语言指纹鉴定》 任意∶哈佛大学研究生、原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员 周轶群∶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助理教授。《真实的韩寒》 郑戈∶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 薛涌 ∶美国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韩寒的政治投机》 太蔟∶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科普作家 周石星∶澳亚卫视台长、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答疑:方韩论战杂谈》 原载∶http://hanhandaibi.com/hanhan/blog/protecter-list 凯迪上方韩大战双方对阵名单 反对质疑派（挺韩派）∶ 章立凡、姚晨、范冰冰、易中天、张鸣、章诒和、薛蛮子、腾讯网、宁财神、高晓松、路金波、马日拉、沈浩波、李剑芒、萧瀚、陈有西、罗永浩、胡紫薇、胡戈、李玉、五岳散人、刘瑜、石康、慕容雪村、芦笛、笑蜀、王利芬、冯唐、李开复、张颖、王冉、饶雪漫、袁敏、程益中、王小山、葛红兵┅┅等（对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曾经如雷贯耳的“精英”、公共知识份子）┅┅ 支持质疑派（倒韩派）∶ 何兵、崔卫平、方舟子、麦田、彭晓芸、黎明、王志安、安魂曲、吴稼祥、曹长青、李贵仁、戴建业、岳东晓、姚小远、赵晓、肖鹰、张放、野火君、秦仓生、左岸的自由风、草民02、dairw、独立日7.4、玉树临凤、kaixg、xxx17、xu111、七步莲花、小木人┅┅等（名单中多是像我一样的普通网友）┅┅ ——原载作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410490102dz6m.html 原题∶反对质疑韩寒，暴露了众多“公知”的无知和无良 2014-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政府喉舌被桑兰“割喉”
桑兰来美国打巨额索赔官司的新闻，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现在基本消失了。这跟当初铺天盖地的报导，而且多是正面评价，甚至称赞叫好，形成鲜明对比。 从中国官媒报导桑兰案的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简直比二十多年前还噤若寒蝉。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就有报纸可以在言论版讨论、批评“一党专政”，可今天桑兰提了“中国是极权主义体制”这几个字，整个中国官方媒体就都立刻消音了，连新闻报导都不敢岐n了，已经可怜到连擦边球都不敢打了吗？ 如果中国媒体从一开始就认为桑兰案是胡闹，不值得报导，那今天的不予理睬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桑兰案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但中国官方媒体一开始报导得相当热闹，曾一度成为最热门新闻之一。尤其是，在最初报导的时候，表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任由桑兰的律师一面之词地编造什麽“因为桑兰不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所以美国保险公司歧视她”的谎言，用莫须有的桑兰被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罪名，来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媒体的热度，明显来自政治因素，因为桑兰是去“告美国”，跟美国那儿去“维权”。CCTV主持人甚至呼吁民众支持桑兰去跟美国“维权”。他们根本也不做点背景调查，这个官司到底跟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有没有关系？ 事实上，据新华网，《新京报》曾经报导，桑兰经纪人黄健说，“桑兰获得一次青联委员的提名，需要找单位盖章，但体育总局说桑兰不是我们的人，这让桑兰很委屈。从那时起她便有了维权的想法。”既然这样，应该去跟体育总局维权呵。但黄健说∶“告体育总局什麽？没有赔款？没有负责？没定工伤？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於是他们由於对中国体育总局不满，又不敢告、不能告，就转向告美国机构和个人了。对这种荒唐，中国媒体竟然一窝蜂兴致勃勃地正向报导。 那麽官媒最初那些“帮桑兰跟美国讨说法”的劲头怎麽突然降温，甚至嘎然而止了？就因为最近由桑兰签字、向美国法庭递交的新动议书中有这样的文字∶中国仍是极权主义体制；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被告曾跟中国高层领导人合影——意指“官商勾结”欺压桑兰。 这下国内外官方媒体都傻眼了，集体得了“失语症”——对桑兰的“极权说”一个字都不敢报。刚指望桑兰真能代表中国人民勇敢地去跟美国人较量之际，却突然发现这位“民族代表”竟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是极权，你们不民主。桑兰甚至还在起诉书中表示，她在中国只有每月230美元的收入，也没有医疗保险。 对中国媒体，当然完全不能按西方媒体的专业做法去要求，但仅仅是从技术层面，从新闻处理的完整性角度，也应该就此做个中性报导，对关注桑兰案进展的读者有个交代，既然当初已经大张旗鼓地报导了。桑兰作为一个“全国青联委员”代表中国形象的“申奥大使”，居然向美国法庭说中国是极权国家，这当然绝对是新闻。即使从官方角度考虑，也颇有新闻价值。所以这是一个极容易，或者说绝佳机会打擦边球的新闻。无论用中立、或批判的角度，无论从新闻、还是娱乐角度，都是可以处理的。 你看，从官方角度，中国政府花大价钱雇游说团、在美国电视上、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做巨额广告，打造中国形象，可这个代表中国形象的“奥运大使”居然如此“污蔑”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更用谎言“污蔑”中国的社会制度——这麽一个受到国家重视的名人、国家给了巨大荣誉、优厚待遇的人，居然说她只有远低於普通人的收入，甚至没有医疗保险，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一大讽刺吗？ 许多中国异议人士，用真实来批评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他们不容忍，在媒体上批判。而桑兰用谎言控诉中国，他们反倒默许了。这真是咄咄怪事。 本来很想为桑兰做啦啦队的中国媒体，结果因桑兰的一句“极权主义”，就完全噤声了，好象被桑兰“割喉”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8月10日 2011-08-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香港 20 万烛光，照亮中国的希望！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维园）举行的六四纪念晚会，每年约有十万人。今年破了纪录，有近20万人参加。《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西方媒体，都在报导时刊登了晚会照片∶那密密麻麻的人群，那满天满地的烛光，那恢弘盛大的场面，那悲愤激昂的气氛，向整个世界传递出中国人不屈的信念！ 海洋般的烛光，照亮了维园，闪烁出人性的光芒！看到这千万点烛光，心里就涌现一句感慨∶向伟大的香港人民致敬！谢谢你们！你们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希望！ 中国人也是人，谁的内心都渴望自由。只要把内心深处那种渴望、那蔷癔G释放出来，千百万“星星之光”就能连结出民主中国的第一个黎明！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6-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习近平：权位之重仅次于毛泽东的独裁者
何清涟 于中共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政改成果”是“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按中共的政治逻辑，党即国家，所谓“国家安全”就是“红色政权的安全”，另一个所谓“改革小组”今后筹谋的任何改革，也都将以红色政权的安全为出发点。 习近平效法安德罗波夫 有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改计划”，其实早由香港中共党媒《大公报》于今年5月22日发布“习近平拟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题的消息。该文引述内部人士信息，称习近平今年试图推出的政改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组合在一起，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成为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事务。 这项“政改”无异于宣告：中国将与前苏联一样，对内，用秘密警察机构来控制社会，包括控制文官系统与军队系统，以“维稳”为名的红色恐怖将笼罩一切社会领域；对外，中国的特务机构将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目标是成为与美国CIA、俄罗斯FSB（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KGB是其前身）、英国MI6并肩的情报机构。 这个机构的成立，从制度上奠定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强势地位。从此之后，习近平将集党（总书记）、军（中央军委主席）、警特（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大权于一身。除了毛泽东，中共数任党主席与总书记当中，没有一人如习近平这样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江泽民于1997年访美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感兴趣，回国后曾计划组建同类机构。但当时党内有人担心，如果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再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个人权力过大，不利于集体领导，此方案最终不了了之。 如今习近平终于办成了江泽民当年想办却未能办成之事，印证了我在今年2月那篇“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中的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其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我还预测，尽管习近平与安德罗波夫接管政权时面临的局势很不相同，但“习氏新政”却与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势。文中特别提到习近平将效法安德罗波夫，建立警察治国模式，有兴趣的人可以阅读这篇旧文。 我之所以认为习近平将效法安德罗波夫，原因是习近平在他备位储君、主掌2008京奥安全事务时就表现出对特务政治的强烈偏好。也就是在那段时期，为因应“奥运安保”需要，中国公安部编织了“对动态社会实施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的“六张网”，即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习与周永康、孟建柱共同编网的经历，对一位独裁者的养成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习通过筹备京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红色江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不仅使他得窥中国特务政治的堂奥，还树立了他对特务政治的政治信心。 秘密警察将使国家成为无形大监狱 应该说，习近平接管中国一年多，师法安德罗波夫改革很有成效。在镇压内部异议人士方面，习近平与安氏一样，以铁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信奉“擒贼先擒王”，将在胡锦涛时期幸存下来的一些大牌异议人士抓捕判刑。一些与政治相关性不强的网络大V也遭到羞辱式的强力打压，目的是让其他大V言论自律。安氏当年采取的收买、驱逐，将异议人士当精神病诊治等方式，无一不被今天的中共政府采用。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新浪处理了十万违反“七条底线”的微博帐户。 不过，中共行政系统的官员们对这一KGB制度且慢叫好，因为它将对文官的安全形成很大威胁。安氏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以往关押政治犯与“阶级敌人”的监狱，被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所填塞。安氏反腐的战绩如下：自1982年11月至1983年12月底，仅苏共党中央、政府部长以及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渎职而被撤换者高达90余人，其中有权倾一时的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还有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 个州级领导人中，有47名被撤职。前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特供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则被安德罗波夫枪毙。苏共的政治系统迅速被KGB人员盘踞，安德罗波夫时期，苏共13名政治局委员中有3名是克格勃将军，比例甚至超过斯大林重用贝利亚的恐怖时期。 因为安氏反腐而将其看成“明君英主“的底层百姓，虽然为其送上了热情的欢呼，但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好日子也结束了。苏联工人劳动纪律松驰、上班期间好酗酒，安德罗波夫为了终结 “伏特加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弊端，开始整顿劳动纪律。他采取的当然是熟稔的KGB办法，如增加民警巡逻队的规模以及民众纠察小组的数量，开始“拉网式“的检查运动，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在普通的澡堂、美容厅、高级理发厅、排队买紧俏商品的队伍里，在郊区火车上和电影院里， 进行广泛搜捕和检查证件。没带证件的公民常被带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如系在职人员，则将因上班时闲逛而受到处分。 我在“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中还谈到，安德罗波夫的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列宁曾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但安德罗波夫时代，苏联这座监狱更名符其实：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比较幸运的是，安德罗波夫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他的因病辞世总算结束了这场政治恐慌。到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以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安氏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统治的严重后果，才倡导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为苏联带来新生契机。 经过了一年多各种筹谋运作，习近平确实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证明了习近平的地位权势已超过中共历任党魁，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独裁者。但是这并不证明他有能力将这个国家引领至光明坦途。从内部情况来说，他的运气远比江胡要差，接手的政权严重腐败，官员唯利是图，放弃了一切政治原则；整个国家资源耗尽、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怨恨蔓延；从外部情况来说，习近平则比较幸运，世界各国虽然认清中国是个暴政国家，但或是出于利益驱动，以安抚绥靖为主；或者是出于害怕而顺从，因此出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国、俄罗斯、古巴、越南、沙特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所把持的局面。但这种无外部压力的情况，只会使习近平更加没有危机感，在专制道路上越走越远，加大中国社会内部紧张，危机的燃点无处不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7期 2013年11月1日—11月1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347）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纽约时报》为何衰落
《纽约时报》是美国、也是世界知名的大报；但这家被视为“左派旗舰”的报纸，正走向穷途末路。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杂志《NewsMax》今年七月号的封面故事，就是美国日报的衰落。该期杂志的封面是《纽约时报》的讣告，列出这张报纸的生、死年份∶出生是该报创刊的1851年，死亡是2013年，也就是说，这家杂志认为，《纽约时报》顶多还能撑四年，就会倒闭。 《纽约时报》是有150多年历史的全球大报，怎麽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粗略观察，这至少和经济危机、网路冲击、左派偏见等三大因素有关。 105家美国报纸倒闭 首先，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到各个领域，报业更不例外，因报纸的收入主要靠广告，经济不好，自然影响到广告收入。2006年，美国报业的广告收入是493亿美元，去年则降至380亿美元，减少了23％。报纸广告中很多是汽车销售、房地产、银行保险业等，但恰恰这些领域，在美国经济危机中打击最大，因此这类广告严重缩水。 美国现有1422家日报，6253家周报。很多老牌报纸，因经济危机而关门。像有150年历史的丹佛《洛基山新闻》，今年初已倒闭。百年老报《西雅图邮报》则变成网路版。甚至连1908年创刊、全球知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也停止印刷，以网路版代替，几乎是名存实亡。拥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的母公司，也已宣布破产。据美国报业协会的统计，前年美国报业已裁减2400名编辑记者，去年解雇了5000人，今年更严重，仅上半年就已裁减一万人。今年前6个月，美国就有105家报纸倒闭（数量还在增加）。 网路、博客，侵蚀报纸地盘 其次，是网路的冲击。虽然很多报纸倒闭，但很多美国人对报纸消失并不那麽留恋惋惜。据今年三月美国报协的民调，多达42％的美国人说，如果当地报纸关闭的话，他们“不那麽想念或根本不想念”。为什麽？因为有网路可以代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网路获得新闻，而不再看印刷的报纸。据统计，2001年，美国人从网路获得新闻只占13％，现已增至4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长。网路新闻，个人博客，还有Facebook、Twitter等等，都在侵蚀传统报纸的地盘。仅今年第一季，美国报纸销量就下降30％。全美25家最大的日报，有23家发行量下降，跌幅自7％到20％。美国有媒体专家甚至预言，到2015年，印刷的报纸将会消失。 在这种背景下，《纽约时报》的处境可想而知，现已负债10亿美元。为摆脱危机，该报已把纽约曼哈顿的总部大楼出售，公司的商务飞机也卖掉，把报纸减少页数，当然更包括大幅裁员，降低员工薪水等等，但都无济於事。美国华尔街市场权威的普尔公司评定，《纽约时报》的上市股票，现已降到了垃圾股的地步。 《华尔街日报》发行量上升 第三，是左派偏见的後遗症。同样是受到经济危机和网路冲击的影响，美国却有报纸不仅发行量不下降，反而上升。这些都是保守派报纸。而立场越左倾的报纸，发行量下降的越厉害。这说明报纸的立场和报导倾向，对发行量也有很大的影响。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做一个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只有三家“全国性报纸”，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今日美国报》（USA Today），达230万份。但美国新闻学界并不把它当作严肃的报纸，因它刊登很多体育、娱乐性消息，像小报（tabloid），被学界称为“McPaper”（像汉堡包式的垃圾新闻快餐）。另两家全国性大报，《纽约时报》被称为“左派旗舰”，可见其意识形态之强烈，以及它在左翼报纸中的领军地位。《华尔街日报》则是保守派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两家大报一左一右，成为美国两种印刷媒体声音的代表。 全美发行量排名第三的《纽约时报》，十年前发行量是109万份，现已降到100万份，跌幅8％。全美发行量排名第二的《华尔街日报》10年前发行179万份，现增至201万份，增幅12％。《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已是《纽约时报》的一倍多。 精英主义被大众唾弃 不仅《纽约时报》，美国左翼阵营的大报，过去十年全都发行量下降。例如美国西海岸最大也最左的报纸（发行量全美排第四）《洛杉矶时报》，十年前发行107万份，现只剩下74万份，跌幅31％。全美发行量排第七的《华盛顿邮报》，也从78万份，减至62万份，下跌20％。而美国南部的最大左倾报纸《迈阿密先锋报》（因经济困难而被迫把报社总部大楼出租）和最东岸的《波士顿环球报》（去年亏损五千万美元），不仅发行量剧跌，而且被专家预测也可能关门。最近《波士顿环球报》勉强和工会达成协定，否则它的母公司《纽约时报》准备关掉它。 但同属於《华尔街日报》媒体集团的保守派日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10年前发行43万份，现已63万份，增幅高达44％，成为美国第六大报（超过了《华盛顿邮报》）。 在发行量最大的全美十家大报中，八家立场偏左的，过去十年发行量都下跌；两家立场偏右的，发行量都上升。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左翼报纸，走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化，结果读者越来越反感。而《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倾向保守派立场，报导和评论口味忠於真实和常识，颇受大众欢迎。 “诚实办报”是唯一出路 《纽约时报》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几年前特意把美国右翼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编辑、新保派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聘到该报写专栏，以平衡该报的左倾言论。但此举也没什麽成效，因布鲁克斯过於“识时务”，专栏越写越向《纽约时报》立场倾斜，有人已不再把他视为保守派。 最聪明的可能是《华盛顿邮报》，去年九月大胆雇用了《华尔街日报》编辑布劳克利（Marcus Brauchli）出任了该报执行总编，结果该报的左倾立场被有所修正，报导调子也开始客观，因此该报今年第一季度，不仅不再发行量下跌，反而增长了0.7％。 美国知名的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凯斯勒（Ronald Kessler）对此评论说，“《华盛顿邮报》的变化展示，如果记者写出诚实的报导，由此产生信任，公众就会接受。”而《纽约时报》还固执“左”见，坚持自由派（Liberal）的意识形态，那麽真可能像《NewsMax》杂志的封面所说的，人们要准备给它写“墓志铭”了。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8月 2009-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Communist poison has sickened Hong Kong
Having traveled to Taiwan numerous times, I have found that the country is no longer a distant and foreign place to me. Although I might have changed my views on Taiwan's political climate, I have yet to change my feelings about the Taiwanese. Last week my wife and I traveled to Hong Kong to visit my ailing father. Since I have been blacklis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can only meet my family there. From there, I flew on to Taiwan, where I suddenly rediscovered those feelings of closeness and familiarity -- a result of my boredom with Hong Kong. What I experienced during my brief stay in Hong Kong was not so much the restrictions on political and press freedom but the deteriorating standard of living. The streets were chaotic, pedestrians ignored traffic rules, people were rude to one another and talked loudly as if they were quarreling. Dining in Hong Kong's restaurants was also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Regardless of their size, I found the restaurants sadly lacking in hospitality and courtesy. Service was perfunctory, and the staff were often abrasive. During a visit to a local restaurant, one of my friends didn't like the set menu so we decided to choose our own dishes. We had to spend an awful lot of time arguing with the waiters before we were finally allowed to choose what we wanted to eat. Another time when I dined with a number of friends, one of my friends who often visits Hong Kong advised us to check the bill before paying, as some restaurants inflate the prices on the check. I've always tried to be careful not to judge other people. However, after double-checking our orders, my friend found that the price for a squab had been doubled, dishes that were not served had been charged for, and a number of service charges that should not have been included had been added to the bill. These incidents remind me of a sign propped up by a roadside food stand that I once saw in Taiwan. It read "steamed buns made the night before," which were selling at a lower price than fresh steamed buns. In Hong Kong, a day old steamed bun would have been sold at the same price as a fresh bun, and in China, people openly sell fake steamed buns. These three types of steamed buns represent three different social and moral standards. The changes in Hong Kong have m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While China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impose it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on Taiwan as it has done in Hong Kong, the poison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is spreading to Taiwan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f the 200,000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that society, they have to adapt to its system of deceit, bribery and corruption. In the long run, they may well import these vices into Taiwan. Despite the constant political wrangling and media hubbub in Taiwan, it remains calm, orderly and courteous. Moreover, honesty still guides most businesses regardless of their size. The Taiwan Strait has managed to contain the communist virus out of the country, and I hope that Taiwan can remain a healthy society so that whoever travels there will feel its warmth and beauty. Cao Changqing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Daniel Cheng 2006-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0👍 0💬 0“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1999年4月23日，美国人为“庆生”很是忙碌了一阵，这天是文学鼻祖莎士比亚诞辰日，同时也是鼎鼎大名的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V.Nabokov）诞辰百年。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Lolita）和《苍白的火焰》（Pale Fire）都被选入“本世纪百部英文小说”，他的崇拜者们在纽约热烈地庆祝了一番。但政界比文学界更加忙碌，因为这一天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诞生50周年，北约的19个成员，以及与北约有“伙伴关系”的20多个国家，40多国元首，齐聚华盛顿，举行纪念仪式。这是自1963年肯尼迪葬礼，36年来，第一次这麽多国家领袖齐聚美国首都。 50年前，同是在华盛顿这所建筑物里，12个西方国家首创北约，以抵御正兴起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今天，已发展成19个成员的北约领袖们，又在这个屋子里签署了宣言，决心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刻，协力抵抗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捍卫人权、民主、自由。 40多国领袖齐聚在北约成员国的19面旗帜下——展示保卫人类文明的力量。但科索沃危机和北约轰炸使庆生活动显得凝重。《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这种气氛如同一次全家成员团聚，但有个亲人正在患病。 ●五十年的希望和恐惧 在五十周年庆典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演讲中引述了福克纳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词中的话：“人道精神不仅存在，而且将盛行。”这位庆生活动的东道主强调，面对南斯拉夫种族清洗的邪恶，“如果北约不行动，北约就什麽也不是！”他还引用法国外长的话说，“北约的存在不是去赢得一场必胜的战争，而是防止那种摧毁欧洲的战争发生。” 法国一向对美国不服气，在八年前的海湾战胜时，和美国保持了一定距离。但这次面对科索沃危机，不仅和北约齐心协力，而且比美国还强硬，主张使用地面部队。与会的法国总统席哈克在演讲中说，“五十年前，世界诞生了希望和恐惧。希望是击败了纳粹；恐惧是共产主义的蔓延。北约的成立，就是滋润希望，直面恐惧。今天的科索沃，就是新的考验，我知道结论一定是（北约的）成功。” 英国是对科索沃危机表现最强硬的国家。在演讲中，不到五十岁的布莱尔首相率真地说，他比北约还小（引来笑声），但他的父亲参加了二战，抵抗纳粹。他说：“今天庆祝北约生日是难过的，因为在科索沃，男人在自己的家园被屠杀，女性在自己的亲人面前被强奸，儿童们在野蛮和种族仇恨中成了孤儿┅┅我们不能眼看著这些，不能忍受这种邪恶的种族清洗。击败（邪恶）和改变这个局面，是对北约成立五十周年的最好礼物。因为北约的宗旨是：和平，自由，正义。” ●必须毫不妥协地捍卫人道原则 加拿大总理克里靖在演讲中强调了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正义性：人道大於国界，人权高於主权。他说：“在欧洲的心脏，北约正在为人道价值而战斗。北约不能失败，北约不会失败。五十年来世界变化很多，但我们崇尚的价值没有改变。” 意大利是这次北约行动的重要支柱国家，因为很多战机都是从那里的北约基地起飞。意大利总理在演讲时很感性地说，“我在复活节那天去了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边境，亲眼看到了那些运难民的卡车，上面有孩子，老人，有受伤的，也有尸体。他们被剥夺了所有，不仅亲人，还有居民证明文件，连车牌也被没收，南斯拉夫当局想取消他们和自己家园关系的任何证明。”“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难民送回家园，保证他们能受到尊敬地生活，我们就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如果我们不能把那些驱逐他们的军队击退，我们就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为了和平，我们必须使用武力。” 丹麦总理也动情地说，“在记忆的深处，我看到五十年前，那些被贴上黄色星号的犹太人被拉出来枪杀，大批妇女、老人被运去集中营。当时我们发誓，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今天，北约坚定地、绝不妥协地捍卫人道原则，就是制止五十年前我们看到过的（种族清洗）。” 刚刚和印尼政府达成协议，保证东帝汶人民选择自治或独立的葡萄牙总理说，“我们的敌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清洗。这就是我们为什麽要在科索沃采取行动。” ●自由的价值高於一切 该国法官正在要求引渡审判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契特的西班牙总统在演讲中很动感情地说，“4月23日对所有说西班牙语的人来说，是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是塞万提斯的忌日。”他引用这位西班牙最著名的作家的话说：“自由是上苍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大地和海洋的一切宝藏，都无法和它相比。为了自由，人们可以献出生命。” 在致词的来宾中，最引人注目的的是德国总理。他说，不少人问道，为什麽德国要对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提供军力。“我经常这样回答，因为我们德国的历史，我们不仅被允许这样做，也被迫使这样做。我们更有责任这样做。我们必须捍卫民主和文明的价值。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如果捍卫西方世界的文明，在科索沃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军事干预。” 在谈到捍卫西方文明时，其实这位德国总理并没有多少业绩可谈。真正的贡献者是前总理科尔。作为特别来宾的科尔在演讲时说，他落选时，心中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以德国总理身份参加这个庆典。克林顿总统向科尔颁发了勋章，感谢他领导德国抵抗共产主义，统一东西德的贡献；并赞誉他是二十世纪杰出的领袖，可以列入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们的行列。 ●“北约的存在是希望的信号” 三个刚加入北约的国家匈牙利、波兰和捷克领导人的演讲，充满了如愿以偿的喜悦。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有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匈牙利总理以这种自由观阐述说，“有人认为20世纪显得很短，而19世纪很长。但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20世纪太长了，因为我们有过太多的痛苦，匈牙利人在50年里都活在失去自由中。今天匈牙利加入北约，标�抑�这种世纪般长的痛苦和不确定性终於结束了。” 波兰总统呼应说，“对波兰人来说，北约的存在，经常是希望的信号：拯救自由的希望；共产铁幕不会永存的希望，波兰人有一天会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而真正带领波兰人结束共产政权的前总统瓦文萨，虽然不是以国家元首身份与会，仍受到记者的青睐，他最早坐到会场中看报纸的场面被记者捕获，大照片在《纽约时报》上登得比所有国家元首的都大。这位挑战共产党的英雄在和《华盛顿时报》社论编辑交谈时，批评北约对科索沃的政策“太软”，他认为应该“运用足够的兵力，把对方打瘫。” 捷克总统哈维尔是所有北约成员国领袖中最知识份子化的，他的演讲这样开始：“我今天讲话，是作为一个捷克人、欧洲人、地球村居民。”他认为，“离开能够击退邪恶的军力存在，和平是无法获得的。”“这是北约会议第一次有三个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参加（指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它标�抑�欧洲和世界被强迫分裂的局面的真正的、决定性的结束；标�抑�铁幕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倒塌；标�抑�所谓的雅尔塔协议的真正的、决定性的被埋葬。” ●六个国家在申请加入北约 19个北约成员国领袖都在纪念会上致词。而和北约有伙伴关系的20多国领袖，则利用这次机会游说，争取加入北约。在这些国家中处於前列的是：保加利亚、斯洛维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从原苏联分出来的乔治亚共和国等。其中保加利亚被视为最有希望，该国结束共产政权後，已进行过四次和平选举。 ●谁能操纵西方媒体？ 自北约轰炸以来，中国媒体一面倒谴责北约是“侵略集团”，是“干涉别国内政”。有些中国人也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对北约持负面的看法。但是，如果北约是侵略，是邪恶，为什麽西方主流媒体都支持它？而西方媒体是独立的，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操纵自由的媒体。 这正如十年前的六四屠杀一样，当时北京当局说，屠杀的消息是外国媒体编造的。但简单的逻辑是，怎麽可能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新闻机构和记者，在同一时间，面对同一新闻事件，同时撒谎，不如实报导？这在人类新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今天科索沃战事也是这样，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控制西方独立的媒体，更没有办法操纵有新闻专业意识的独立记者。只有在南斯拉夫政府严厉控制媒体，和中国大陆官方完全垄断媒体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编织新闻、完全造假的局面。 ●人类的耻辱和庆幸 50年前，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仅仅是因为种族和宗教。这是永远不可容忍的邪恶。今天，历史已走到了21世纪的门槛，居然还发生类似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那种种族清洗，这是人类的耻辱。 今天，看到北约的19名成员国领袖聚会，人们实在应该庆幸，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不是维护共产专制的“华沙条约组织”，而是捍卫自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主导世界的力量，不是奥维尔预言共产邪恶的《动物农场》中的猪领袖“拿破仑” 和《1984》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而是信奉自由、人权、民主价值的美国。再有二百天，人类就要跨入21世纪；但是再有50年，北约还会不会存在？还有没有可能在与种族清洗作战的轰炸声中庆生？没人能肯定地回答。因此，西班牙总统的结论是：“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载香港《争鸣》月刊1999年8月号） 1999-07-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马英九把“情夫”请到家
昨天，台中市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集会，十万民众集会抗议陈云林再次来台。今天，成千上万的民众将到清泉岗机场“接机”，向中共特使当面发出怒吼，给要“国共再次密谈”的马政府一个“下马威”。 陈云林上次来台，造成严重的朝野对立，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马政府的警方镇压，又造成了流血。但国民党不吸取教训，又邀请中共特使来台，再次摆出一副国共联手决定台湾前途的架势，等於向台湾人民直接“挑衅”。 马政府上台後，一面倒亲中、亲共，已是明显的事实。但连战、宋楚瑜、吴伯雄们去北京朝拜共产党，虽令人厌恶、愤怒，但毕竟他们是到共产党的地盘给胡锦涛跳“脱衣舞”，把自己灵魂脱个精光（马政府还有脸提倡“有品”运动）。这次国共要签什麽协议，姑且不谈它的内容，只从形式上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麽嚣张。江陈为什麽不可以在香港签，在北京等共产党的地盘签？在共产党天下“绝对安全 ”，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配备六千警卫，更不会有抗议示威。但马英九为什麽一定要把专制中国的特使请到台湾来？为什麽就是硬要刺激台湾民众的敏感神经？ 而且他们让陈云林直接抵达台中的、以当年最坚定反共并因此遇难的著名国民党将领邱清泉命名的“清泉岗”机场。马政府在这个机场恭迎共产党特使，不仅是绝大的讽刺，更是完全背叛国民党反共理念的再次宣示。马英九不仅数典忘祖，而是数典“抗”祖，亵渎两蒋的反共原则，公开跟共产党搞“同性恋”（两党本性相同）。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乱伦，从泛蓝高层偷偷摸摸在美国跟中共国台办接触开始，到连宋高调到北京跟胡锦涛拥抱，到让陈云林一度、再度到台湾，这是一个什麽过程和性质的问题呢？用通俗的例子来说，第一步∶就像不久前国民党立委吴育升带女人到汽车旅馆开房间。这位吴蓝委当时所以偷偷摸摸，一步三回头地溜到旅馆，说明他起码还清楚，这事不道德，首先不能让外人知道；其次，见那种女人可不能在家里，否则妻子撞上岂不闹翻天。第二步∶连宋跑到中国去拥抱胡锦涛，就像台商们跑到中国去包情妇，台湾妻子们愤怒，但也没办法；反正没在自己家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第三步∶现在马政府请陈云林到台湾，就是公然把“情夫”带到家里，而且告诉妻子他要干什麽。这样做一是向妻子挑衅∶我根本不怕你，二是强迫妻子接受、习惯。 第一次你又吵又闹地反抗，他不仅绝不道歉，更根本不在乎；他的“情夫”走了，你把这口气吞了。但经过那麽一场激烈冲突之後，“他”为什麽更嚣张地再次把“情夫”弄到家里来呢？就是要你在初次的震惊过後忍受，然後再来，让你逐渐地麻木、习惯，最後自然地接受。 这样一个过程，和这样一种从心虚到理直气壮，再到理所当然的变化，就是中国吞噬台湾的过程。今天，国共两党的乱伦已从偷偷摸摸，到了公开的、肆无忌惮的地步；那麽下一步就是迫使你忍受、麻木、习惯、接受。对这样一种公然挑衅和践踏的行为，台湾人民只有奋力抗争，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9年12月21日“曹长青专栏” 2009-1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中国人有没有吃老鼠的权利
吃老鼠？这个说法本身就给人恐怖和恶心的感觉。早就听说过中国有人吃老鼠，但觉得这只不过是调侃夸张法，谁真的相信有人吃老鼠呢？後来有好几个朋友绘声绘色地讲，在中国不仅有人吃老鼠，而且现在时兴的是吃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把它烹调成名为“三吱”的菜，正式列入餐馆的菜谱，而且要价很高，一般人还吃不起。这道菜之所以叫“三吱”，代表著烹调的三个水准：当小老鼠被做成“菜”端给食客时如还发出“吱吱”的叫声，是“一吱”；如果被筷子夹起来还叫是“两吱”；如果放到嘴里还发出叫声，则属烹调最上乘，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吱”。仅仅听朋友介绍，就听得毛骨悚然，真佩服那些食客，居然能把这种吱吱叫的老鼠一口一口地吃到人嘴里去。 中国古语说“人以食为天”，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伴随著不断的天灾人祸，饥饿，大荒年，把中国人吓怕了，因此总结出这麽一句话。但过去中国开放改革二十多年，最大的变化是吃、穿丰富了，应该说不会“饥不择食”了，但近年中国却恰恰兴起了吃野生动物、吃离奇古怪的东西之风。别说国家禁止的某些野生动物要吃，而且还要吃蛇，吃乌龟，吃鸟，吃猫，吃狗，吃老鼠，吃婴儿胎盘，吃婴儿汤┅┅ 萨斯病是不是和“吃”有关？不少人提出这个疑问。我在专栏文章“吃吧，勇敢的中国人”中引述了香港记者对有毒大闸蟹的调查报道（蟹场用死猫死狗喂螃蟹），这位记者给我来信说，他也怀疑，萨斯病有可能就是这些有毒的动物带给人体的。几天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伊丽莎白．罗森绍（Elizabeth Rosenthal）专程到最早出现萨斯病的广东实地采访，集中报道的就是“吃”的问题。她拍到广州烹制动物的餐馆照片，在餐馆里有专门的笼子，里面关著飞禽走兽，从笼前挂的中文标�遗疲�可以看到有孔雀、鸵鸟、斑鹤、银鸟等等。食客选中哪个，厨师就现场宰杀烹做，几十分钟，一个活生生的开屏小孔雀，就被食客吞到肚子里。美国记者在当地动物市场了解到，这些动物都是餐馆的“佳肴”，有乌龟、蛇、狸，蛤蟆，猫等，到了夏天，还吃老鼠。大概是去年，罗森绍还报道过一大篇，由於北京不少餐馆把猫作一道上乘菜，结果很多人家的猫被偷走。 从广东的统计来看，虽然萨斯患者中各种职业的人都有，但仅从去年萨斯刚出现的11和12两个月的统计，厨师和动物贩子的比例最高，占5％。中国最早的萨斯病患者之一就是一个倒卖蛇的贩子，死在了顺德医院。後来医护人员得病率最高，达30％，他们几乎都是被那些送来就医的动物贩子和厨师们传染的。 虽然中国历来有吃啥补啥的说法，但吃老鼠能补哪儿呢？现在一些中国人拼命要吃各种野生动物，包括吃猫吃狗吃老鼠，明显不是为了“补”其肉体，而是为了补其虚荣心，因为有人成了爆发户，兜里多了几个钱，就要炫耀“富有”，要在“吃”上出人头地，表示“老子什麽都吃过”。什麽越缺，什麽越贵，他就越要吃什麽，哪怕见到刚出生的老鼠，也要吃他个气势如“猫”。 中国人的这种虚荣心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内曾报道说，有小青年在餐馆比赛烧人民币，看谁牛气。你烧一块，我烧十块，几百块钱瞬间就这麽烧没了，最能烧的竟被围观者视为“好汉”。几年前一位北京的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一位中共高官的小姨子曾请一帮朋友到餐馆大吃一顿，庆贺她刚做成一笔生意，赚了一大笔。大餐完毕（没吃老鼠），这位“小姨子”一下子拿出一万元人民币做小费，餐馆的厨师只得脱下白大褂，来装这些钱，因为从没得过这麽多小费。这位“小姨子”之所以出手大方，明显是想创造中国给小费最多的“第一人”，让那些餐馆厨师、经理和服务员们羡慕死；而她则“得意死”。虽然这位高官小姨子的虚荣心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可以思议的是，据那位记者介绍，那个小姨子的钱根本不是通过正常的劳动赚来的，而是靠卖批文，通过权力轻而易举贪来的，她当然不在乎。批文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价值，“一张纸”就可卖几十万，上百万，价格在权势者手里。 对这种什麽都要疯吃、狂食的虚荣、虚补文化怎麽办？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的改变是个长期的事情，因此只有首先通过立法禁止来刹住这种滥吃风。也许有人会说，老百姓有选择吃什麽的权利，政府不应该管。从“消极自由”的角度，当然政府不宜管到老百姓吃什麽，只要不吃法律限制的野生动物和人肉（胎盘）等。政府立法，应该主要是管理餐馆业、动物市场。在这个领域，不允许出售、烹制蛇、乌龟、猫、狗、老鼠等。也就是说，实行双重标准，你在家里吃什麽，你非要吃老鼠、吃蛔虫，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政府不予限制。但对公共场所的市场、餐馆业等，则严格禁止这种行为。 对公、私两个领域实行完全不同的规定，是西方法律中的常见做法。例如，美国50个州都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许裸体，包括女性裸露乳房给婴儿喂奶也不可以。时尔看到报上说，某某女性在逛商店时给婴儿哺奶而遭员警带走。即使男性在公共场合（包括大街上）裸露上半身，美国也有超过半数的州有立法禁止，只不过执法不是那麽严而已。对性活动的管理也是同样，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包括夫妻）在公共场合（即使在夜间无人处，或自己的汽车里）发生性关系都属违法。但你在自己的私人领地的活动，则不受到法律干涉。 对中国目前的情形，如果政府通过立法限制了饮食业和销售业，是有可能刹住这种滥吃风的。因为只要没有了市场，个人范围的吃只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餐馆被禁止烹制、出售这种东西，那些暴发户和权势人物就失去了在公共场合炫耀身价的机会，那个虚荣就真的成了“虚”的，“荣”不成了。由於是出於虚荣，这些人就不会在自己家里吃猫、吃老鼠，没人看到他们吃稀有的东西，吃的愿望和气势就都没了。 我在上面说“有可能刹住”这种滥吃风，也就是说并不一定真的刹住，因为在中国现存制度下，权势和金钱很多时候高於任何法律。当年我在深圳时，就有《深圳法制报》记者何频查到“香蜜湖度假村”的餐厅用国家禁止的野生动物老虎等做菜，他们并在厨房拍到许多野生动物的照片。但这个度假村和市政府要员有关系，虽然被揭露报道了，但该餐馆根本没有受到处罚。只要不严格执法，一定有人会继续烹做，继续狂吃。而且主要食客都是当官的、暴发户，这是个连马克思都没研究过的特殊的“吃的阶层”。 说到底，吃的文化并不可怕，萨斯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任何法律都执行不下去的制度。如同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有土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警察是土匪。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天灾都可能变成人祸。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中国这种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溃下的、完全专制的半资本主义。谁知道眼前这场萨斯会不会是这种可怕的制度、可怕的人文环境所带来的第一个大灾难呢？ 萨斯病早晚一定会被制住，但这场灾难则可能给中国带来长久的严重後果。中国人可以有吃的权利，吃的自由，但滥吃所带来的损失恐怕是吃什麽也再难“补”回来的。所以，只要这个专制制度的“人祸萨斯”不灭绝，中国就不会有一个真正健康、有利於生命的生存环境。 2003年5月6日於纽约 2003-05-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赵婷一部影片带出了中美两国的社会病
何清涟 赵婷的《无依之地》出来后，我看了介绍，觉得这位华裔姑娘不简单，追踪被美国两大党都抛弃的社会群体——Mobile House（移动房）一族的生存状态并拍成影片；这部片子得奖后，我为移动房一族高兴，希冀忙于拯救各国难民的美国NGO，也能伸出手来帮助一下本国的无望漂泊者；等到赵婷在中国经历了从“ 华人的骄傲”到“辱华者”的舆论之变，突然发现这位电影艺术从业者的遭遇，竟然不经意间折射了中美两大国各自的社会病，美国之病在于这2000万移动房族的贫困者成了“房间里的大象”，两党的政治关照清单上都没有他们；中国之病乃在于虚骄的国家自信。 美国房间里的大象：不在左、右翼清单上的2000万贫困者 赵婷这部《无依之地》影片，是以杰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那本《移动房一族：21世纪美国的飘移者》（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为脚本拍摄，讲述一个60多岁的白人女子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她作为一个居住在货车里的现代“游牧民”，开始了无尽期的漂泊生活。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在本世纪初，由于国内媒体一知半解的介绍，误将Mobile House当作美国人一种乘车游遍天涯的浪漫生活，2008年9月《都市周报》一篇《新游牧生活：国外“大篷车”一族的写意人生》就是这样介绍的。但是我知道，杰西卡·布鲁斯在书中描绘的人在美国有不少，只要注意，就会知道他们的存在。新泽西州一个森林公园旁边，就住有上百户这样的Nomadland。杰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写道，“像血细胞一样通过国家的血管移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2008年经济衰退后成为难民，像琳达一样开着各种类型的房车，穿越土地在找工作。2016年大选时，我就指出这个从来不在左右两翼政治问题清单上的庞大贫困阶层，为何成了川普的支持者。 这个群体有多大？，一位叫做卞中佩的作者曾写过一篇文章，用非常翔实的资料，阐述了移动房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并列出具体数据：1970年移动房居住者为200多万，1980年达400多万，到了2000年，数目将近900万，目前居住在移动式房屋的美国民众已高达2000多万人（另一说是1800万人），全美移动房园区的数目逾3.8万个。 漂流天涯出于无奈 以下这组数据来自于Mobile Homeland，可以说明居住者的经济状况： 移动房家庭平均年收入2·84万美元，居民的第一大群体是Z世代，约占23％；第二大群体是婴儿潮一代，约占22％。其中15％居民因残疾或丧失工作能力无法就业，16%的居民是家庭主妇。其中只有低于5％的移动房居民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符合中国人开辆房车去旅游的想象。 Z世代刚进入社会，经济不宽裕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移动房一族有22%的老年人，以1800-2000万估算，大约在400万上下。据布鲁德女士书中引用资料，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美国人游牧民族失去了住房，有的连住房带工作都失去了。 2010年，美国收回了105.05万套房产。布鲁德提醒我们，社会保障福利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她还告诉我们，在撰写本文时，只有十几个美国县和一个大都市区，一个以最低工资全职工作的人可以以公平的市场租金买得起一居室公寓。 赵婷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通过视象形式冲击着美国早就严重左倾的电影市场，让这个被美国两党因不同的原因而忽视的庞大社会群体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得这个金球奖名至实归。这个群体被忽视的原因在美国现在过于敏感，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海外华人对母国的复杂牵缠 赵婷本人在中国先热后冷的遭遇，则与中国人基于内心自卑而扭曲的国家自信有关，也与海外华人不想脱离母体的文化脐带这种生存状态有关。 扭曲的国家自信决定了中国的粉红们内心极度脆弱，情绪表达非常夸张。海外华人只要获得一点成就，国内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粉红军团，都会与有荣焉，不管那位华人是否有过在中国成长的经历、是否会说中文，对中国的认同感有多大，一厢情愿地将其当作心向祖国的“统战对象”。但一旦发现这位“统战对象”曾批评过中国的某种社会现象或中国政府，比如象赵婷，被中国网络侦探挖出了2013年美国一家电影杂志对她的采访。在采访中，赵婷曾批评中国是一个“到处都是谎言的地方”，还曾说过“归根到底，美国现在是我的国家。”赵婷不可避免地从“华人的骄傲”成为“辱华者”与“阴阳人”。受到这类待遇的不是她一个人，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搜索。 海外华人不想、也不能脱离文化母体生活，有澳大利亚独立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为证。洛伊研究所3月初公布了一项对华裔澳洲人调查：Chinese In Austrlia显示，这项调查在中澳关系严重恶化的2020年之后展开，展示了华人移民在移居国地位的脆弱性，以及他们与母国之间牵缠纠结的心态。 许多澳洲华人告诉洛伊研究所，2020年之前，他们觉得澳洲社会越来越欢迎他们。但2020年之后，近半数受访华人担心中共对澳洲政治的影响，有近20%的澳洲华人说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过人身威胁或攻击，大多数人将这归咎于疫情流行造成的紧张局势，或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的敌意，约1/3的人说他们曾遭受过言语虐待或歧视性待遇。 该调查的发起者之一卡萨姆（Natasha Kassam）说，该调查显示了普通华裔澳洲人是如何遭受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憎恨的打击的。她说：“过去一年，澳洲围绕中国展开的广泛辩论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外国干预和经济胁迫方面，这确实似乎是让澳洲华人在其中受到冲击。” 调查还证实，澳洲华人主要从微信和中国媒体获取新闻，约84%的受访者在微信上看中文新闻，74%的人阅读中国大陆新闻，包括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报导。只有约1/3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公正和平衡的。 最有意思的是这一组数据：受访者当中，有64%不在意民主，43%比以前更爱（中国的政治体制（China’s system of government），这组数据显示了两个问题：在对中共政治体制和民主的态度上，不仅在华人与澳洲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认知裂沟，在华人社区内部也如此。 海外华人因为不喜欢中国或者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来到国外，然后在移民生活的烦劳与远距离看中国产生的美感夹击中，多处于澳大利亚华人这种状态。 最后对“赵婷问题”做个总结：赵婷这部《无依之地》，本来只是想触及美国移动式房屋居民——在美国大地上流浪的“本土外乡人”的生存困境，却因获奖而触发了中国人对海外华人与母国那极其复杂的情意结，实非她本愿，但却是海外华人将长久经历的一种精神煎熬。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3月1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09202117043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买椟还珠：欧洲对万斯慕尼黑讲话反应
何清涟 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14日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惹怒了欧洲，他的讲话中猛烈抨击欧洲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欧洲政界及媒体认为万斯演讲罔顾外交礼仪，呼应了几个世纪前美洲新大陆定居者对欧洲旧大陆的指责：暴政、虚伪和寄生。盛怒之下，完全不关注万斯演讲的最关键部分反应了全球政治的根本转变，多指责他未带去乌克兰的解决方案，未就中美关系发言。忽视万斯讲话中论及的全球化转折点上的因应之道，却盯着即期解决方案这种“术”，成了中国成语“买椟还珠”的现实版本，我真的为欧洲感到惋惜，因为万斯的讲话，正好反应了全球化逆转形势之下的美国因应之道。 川普的MAGA因应全球化逆转而生 美国部分清醒者早就意识到川普2016年横空出世，乃因全球化进入回水湾，美国处于旋涡中心。奥巴马奠基于否认美国二战以后外交政策之上的全球化（美国不是领导者，只是伙伴，以道歉赎罪的形式援助全世界），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忘记了是本国纳税人供养政府；因为这两个层次的脱离，导致第三个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利益完全不一致。（见本人文章《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VOA，2016年5月5日） 第三层次的脱离，用大白话说，就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迫使美国纳税人敞开口袋供养全球的人，从奥巴马至拜登时期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是其中一个庞大群体，尤其是拜登四年进入美国的3000余万。美国国际开发署原定的目标并无不妥，经过奥巴马时期改造成为美国极左派在全球推行进步主义价值观服务的机构，在拜登四年花费2000亿美元，不仅腐败丛生，重点经营的项目竟然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变性与lgbtqi+彩虹文化。现在，多数美国人认识到这种彩虹文化与美国利益无关，但拥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早就是彩虹文化先锋，至今仍然乐此不疲。 应该说，万斯在欧洲所言，对于习惯了“人权高于主权”、“你有大炮我有鲜花与爱心”这类高大上的演讲词的欧洲政客，确实是强刺激。冷战结束之后，欧美之间在对全球化的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部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国这个全球化第一推手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伤害，不再背负世界各种包袱共沉没，终于在2024年选择了MAGA。但欧洲各国因为是世界左派发祥地、马克思主义的老巢，左倾历史源远流长，美国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是背叛了西方的价值观。 延续20世纪的冷战模式还是承认多极世界？美欧看法相异 1990年代初，以苏联崩溃结束了持续长达40余年的冷战。美国方面以福山那本著名的《历史的终结》成了全球化的“圣经”，地缘政治取代了冷战。曾任国务卿并成功预言苏联崩溃的冷战大师布热津斯基为今后的美国及其盟友规划好了地缘政治蓝图：北约持续东扩，让俄罗斯失去乌克兰，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只能蜷缩在亚洲的远东地区。这一点美国与欧盟通过2014年的克里米亚“颜色革命”达到了。但布热津斯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战略构想却被拜登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布氏反复告诫美国政治家们：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要谨防中俄伊朗北韩尤其是前两国结盟，一旦这些国家结盟，美国将难以对付。一切被这位冷战大师不幸而言中，俄乌战争持续三年多，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约面对得到中国暗中支持的俄罗斯无取胜可能，这场20世纪延续下来的“冷战”是否应该持续下去，欧洲显然坚持这点，这不是因为欧洲有什么大战略，而是它无法整合昔日的对手。 对在任期内同时支持两场战争且应付不了红海胡塞武装的民主党政府，美国选民十分不满，在民主党内政外交包括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破产中接管了美国的川普2.0政府显然不想继续这场冷战，在承认今后的世界是多极世界（鲁比奥近日讲话中提到美中俄这一新的多极世界）的前提下，目前川普正在积极促使俄乌和谈，甚至不需要欧盟参与。 但欧盟包括欧洲大国法德却完全不能认清形势，本国问题丛生包括迫在眉睫的伊斯兰化问题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却在思谋自己也必须成为“一极”，靠不上美国就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比如德国就是一例，尽管自俄乌战争以来，默克尔及其前任开启的德国模式（能源靠俄罗斯，市场靠中国）虽然破产，却仍然还想继续这种模式。正如《华尔街日报》在《德国经济模式崩溃，可没人能拿出B计划》（2/10/2025）中说的那样，如今世界正在远离德国制造，德国却没有B计划，其原因是国民“多年来被宠坏了”，“直到最近，这场缓慢的经济崩溃带来的影响还仅限于报纸社论和经济数据的发布，对选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任何要国民付出代价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岌岌可危——北约的前途 跨大西洋关系（Transatlantic relations）的韧带是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那以后，美欧在军事上连为一体，形成了当代最密切的同盟关系，美国一直是这一关系中的主导者。 冷战结束后，欧美关系虽然没有因其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而疏远，但价值观上已经有了微妙差异，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文称自由民主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今后不再有意识形态和制度冲突，历史因此终结，这一观点被欧洲全盘接受，并成为他们思考世界关系的新出发点。但美国还有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存在且影响甚大，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之影响旗鼓相当。从此在价值观上，欧美出现微妙差异，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欧洲亲近意识形态相近的民主党而疏远共和党。但美国脱离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萌芽却始于2001年上台执政的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自主行事。911事件发生后，由于法德等国反对联合国授权美英对伊动武，同时反对北约协防土耳其，从而引发了大西洋联盟内部“自北约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美国外交政策发生方向性的根本转变，布什政府不再依赖传统联盟，而是依赖“基于自愿的军事同盟”。可以说，脱离欧洲的战略在小布什时期萌芽，川普只是说出了美国早就想说出的话，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本国的防务开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近几年就连法国总理马克龙也多次谈到“北约脑死亡”，欧洲正站在悬崖上这类话。 2016年是美欧人民对本国未来做出不同选择的关键年份，川普当选被欧洲与美国左派视为灾难，拜登当选被他们视为全球化（世界主义）的福音。幸运的是，在西方左派政治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美国人民的多数不想被煮熟，奋力一跳，与川普形成合力从温水里跳了出来。但身处社会-共产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人在本国的福利温水里活得太舒适，加上欧洲以二等国力，傍着美国坐在全球化列车的头等车厢里，享受着借光得来的强国荣耀，根本不想结束这一旅程。因此，万斯的话不仅没能对欧洲政客起当头棒喝之作用，反而让他们恼怒异常。旁观者清，如果欧洲政界能够冷静下来，意识到万斯讲话其实是提醒欧洲改变因应时局之道，那才是欧洲人的幸运。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2月20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220-5900820）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美俄结盟抗中只是一个愿望
何清涟 自从川普开始促进俄乌和谈以来，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他偏向俄罗斯；加上万斯2月14日慕尼黑讲话惹恼欧盟，大西洋伙伴关系濒危，于是世界纷纷猜测川普将联俄抗中。2月20日，彭博社发表评论文章分析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俄乌战争如果结束，会带来了一个重大威胁： 中国将会突然成为美国军事的主要焦点。这一观点被大多数媒体引用，并认定会成为美俄中三国关系的未来。其实深入分析，这一观点并无现实基础。 美俄结盟对抗中国是媒体一厢情愿的想象 美俄结盟对抗中国，并无现实基础。川普总统对普京的好感，更多不是出于结盟需要，而是对普京个人能力的欣赏。在古代与中古骑士时代（包括中国王朝时期），对有能力的敌人或对手表示欣赏，是种境界。自从二战以来，意识形态宣传习惯扬己抑敌，对敌人只能批判抹黑。 西方之所以会如此分析，主要是冷战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华的破冰之旅后，成功地实施了联中抗苏的策略，这也被总结为冷战获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时势与今天完全不同，一是当时因为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当老大，早就交恶十余年，中国将苏联批为修正主义，还曾发表著名的“九评苏联共产党”。二是当时西方走强，美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软实力，都是全球艳羡的超级强国与大国，中国当时被文革折腾得民生凋敝、人心离散。毛泽东与最大的敌人、世界第一强国美帝恢复来往，而且是对方主动伸出的橄榄枝，有助于毛拉抬自己的国际国内声望。 但现在的俄罗斯与1970年代前期的中国，面临的情势有很大不同。从俄罗斯来说，现在有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强烈需要，但却没有要与中国断交的需要。俄乌战争三年，没有中国在军工生产方面的支持，以及大量购买俄油俄气等资源提供的资金，俄罗斯的战场形势就不是这般光景。美国拜登政府与欧盟一致认为俄罗斯今天的战局全因中共支持，为此多次批评指责中国。最近的G7开会，仍然要求中国不得支持俄罗斯。此时此刻，俄罗斯为了迎合美国与中国疏远，等于自残。 中俄结盟的基础是什么？这基础动摇了没有？ 评论基本都认为，对中国最具威胁的是川普2.0政府，并认为特朗普阵营人士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都已经暗示，美国想把主要军事资源用在对抗中国——其实，美国将把军事资源用于太平洋一侧，是2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在32国防长会议上的公开发言，不是暗示。中国当然也非常明白这一天迟早到来。但这消息并不意味着中俄联盟将即刻瓦解，这只要分析一下中俄自2014年以后因何结盟就知道。 俄罗斯这只“双头鹰”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向往西方文明，冷战结束之后，认为自己也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一心盼望西方接纳自己。尽管美国的冷战专家、地缘政治大师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出版），给定的地缘政治布局对中俄两国给了不同的定位：对中国实行怀柔政策，将其纳入国际合作架构中，通过战略经济对话与密切的经济合作，而美国可透过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利用中国增进自身与远东的经济繁荣。对俄罗斯则仍然视为这对手，利用大西洋伙伴关系，北约东扩，务必使俄罗斯失去乌克兰，成为一个身处远东的亚洲国家。但俄罗斯显然对此认识不足，直至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乌克兰爆发了以“亲欧盟示威运动”开始的颜色革命，把亲俄的总统赶下台，换上了亲欧领导人，俄罗斯随即入侵乌克兰，占领并宣布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从此乌克兰亲俄势力消亡，失去了乌克兰。其他的原加盟共和国亦在此前后纷纷加入北约，这种情况让俄罗斯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不冷不热，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心结，即绝不希望中国实力增强。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主线：一旦中国略显强势，俄罗斯就加强与美国的联系，意在钳制中国的崛起。2013年3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官方网站Russia Today仅将这条消息列为当天的国际新闻第六条，标题是“区域政治型大国：中国新领导人在莫斯科增强两国关系” （Geopolitical giants: New China leader in Moscow boosting ties ）。而中国方面则开足马力超高调宣传，与俄罗斯那种显得冷淡的报导实在不相配。也就是说，直到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前，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情况是：除了中国对俄国的资源依赖与军事技术依赖之外，在地缘政治上，中俄两国既有共同对付美国的需要，又都暗中希望美国能扼制对方。在对付“颜色革命”上，双方则有一致利益，不同的是：俄罗斯已经将共产极权这双“烂鞋”脱下扔掉，徘徊在专制与民主之间，重点防线放在防范原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上；而中共则仍然保留专制特色，直接反对美国在华的颜色革命。但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中俄两国迅速走近，除了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之外，对中国在俄罗斯的移民也不再驱赶，最后在双方的努力下，将经济意义上的金砖四国赋予政治意义并不断强化。 世界当然不希望中俄走得太近。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后，普京被问及对此有何看法时，他回称“聪明的猴子会坐在树上看两只老虎打架”，被广泛解释为他对中国被美国打击幸灾乐祸；2020年4月25日，美俄两国总统在纪念易北河会师75周年那天发表联合声明，称“‘易北河精神’是俄美摒弃分歧、建立信任和为实现共同目标开展合作的典范”，也被广泛解释为俄美友好，俄罗斯让中国坐了冷板凳。不过这都是外界的说法，在BRICKS范围内，双方不断推进金融合作，2019年开始筹备BRICKS内部支付系统，目标是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俄乌战争发生后，这个系统开始运行，对缓解俄罗斯受到的经济制裁起了极大作用。 也就是说，中俄合作的基础并不会因美俄走近而发生变化，俄罗斯不会主动放弃中国这个盟友，中国当然更不会放弃俄罗斯。 世界正在快速重组，这一过程超过川普四年任期 目前，由于美国川普2.0回归，美国国内政治几成翻转势态，一国Preview (opens in a new tab)的外交政策本来就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关闭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与NED、对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疏远、在关税协议方面恢复单边谈判，所有这些，必将导致国际关系迅速重组。中美俄三国在国际事务的立场上，只有一点取得共识，那就是世界从单极变成多极，但对多极的理解却很不相同。川普承认多极，但必须是美国主导的多极，中俄两国显然不是这种看法。面对关于川普将联俄抗中的各种说法，中俄之间的回应是在俄乌战争三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通话，强调是“真朋友”，以回应外界。 很多评论认为特朗普难以预期，但对中俄两国来说，难以预期的不是川普的行动，而是美国国内政治轮替。美国近年来两党极度对立其实是社会高度分裂的产物，加上左派几十年的教育洗脑，民主党的支持者至少占人口的40%左右，这种情况下政治翻覆并不是太难。而普京与习近平的执政期显然会超过川普。外界可以清楚地预见，川普的四年，第一年是应付内政剧烈改革（DOGE对联邦政府的裁撤机构及裁员、废除DEI系统、整顿教育系统等等），第二年是中期选举，第四年必须应付2028大选，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都不会为了短期内的与美国关系友好缓和，而放弃经营了多年来之不易的盟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2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5/02/27/the-us-russia-against-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美国税改将如何影响世界？
何清涟 至12月20日，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除个税降低、贫困家庭免税额增加之外，重中之重是：处于工业化国家当中税率较高的美国企业税将从35%降到21%。这一3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减税方案将使美国成为全球税收洼地，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数重效应，对中国与台湾资本的影响尤其直接。 第一大效应：促使美资回流本土。 美国减税方案对于企业海外存留利润的一次性收税，将促使美国海外资金大规模回流。据税务专业人士分析，不少美国企业在海外囤积了很多利润。最近几年，欧盟对苹果公司开出巨额罚单后，法国、意大利相继开出为数不菲的罚单。各国分吃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情况，让美国公司失去了安全感。有统计显示，当前美国企业海外收入预计在2.5万亿至3万亿美元之间，如果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计算，预计将有约8000亿至1万亿美元资金回流，这在短期内将影响全球资本流动。 第二大效应：国际资本将从中国转移到美国。 与税改后的美国税率相比，中国的法定税率为25%，但这只是所谓“小税收”，如果将企业各种负担的费用计算在内（称为“大税收”），实际税率超过40%。香港以低税著称，但美国减税后的税率将降至21%，与香港接近。美国这一“税收洼地”效应，对世界各国都形成压力，吸引资金流向美国。一些先知先觉的美国企业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据悉，苹果公司把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中国转移回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已陆续从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撤回部分岗位。据报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企业也考虑在美国投资，台湾富士康在美国的项目已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第三大效应：在全球掀起减税潮。 美国减税涵盖了企业税、个税等方面，这对高税收国家例如欧盟、中国都产生了影响。美国税改后，将吸引制造业、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人才的“三重回流”，这种回流势必产生效应外溢，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轮减税潮。英国首相发言人已表示，本届内阁决定，至2020 年将企业税下调至17%。在印度，莫迪政府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以及税种减并改革。日本行动更快，12月14日，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明党批准了一个减税提案，将企业税率从30%最低降至20%，并计划从2018财年开始，有效时间为三年。法国也在讨论如何推进减税方案。以此观之，2018年或将成为全球税改年。 第四大效应：对中国税收制度产生结构性压力。 《福布斯》杂志每年发表一个税负痛苦指数，指数越高，一个国家的税负越重。根据《福布斯》去年的计算，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列出的50个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中国国内早已讨论过好几轮。就在2017年年初，财政学者李炜光批评中国征税过重，认为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可称之为“死亡税率”。与此同时，已在美国投资的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税收全球最高”。一时间，民间减税的呼声达到历史顶点。 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中国将带来多重冲击。首先，将从投资上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压力，导致中国民间资本流向美国；其次，伴随着美联储加息，将从资本流动上对中国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国内已有专家指出，一旦这几种压力形成“共振”，中国经济既受“外伤”，又有“内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毫无代价地将美国“减税+加息”这样的压力组合完全拒之门外。还有不少研究者估计，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或推动中国税改和减税。 第五大效应：让台湾企业有选择新投资宝地的可能。 资金、技术、人才回流美国，势必挤压中国在生产资料、人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尤其是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台湾企业前往美国发展有正面促进作用。外界担忧的边境调整税，美国此次税改方案并未提及，这点将大幅降低台湾企业疑虑，大型企业台积电，鸿海，短期必须被迫设厂的压力也稍稍舒缓。 鉴于中国投资环境日益劣化，台商早就思谋迁往他国 。2017年6 月下旬，美国举办盛大的投资高峰会（Select USA Summit），全球两千多位企业代表前往参会，台湾共有 140 人、84 家厂商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市值1700 亿美元的台积电、资本额不过百万美元的畜牧业，都到美国寻找商机。在众多台商中，郭台铭那三千亿新台币、投资范围横跨 6 州的“飞鹰计划”备受瞩目。美国税改方案实施后，可以促使更多的台商从中国撤出，落户美国这块新的投资宝地。 美国近年虽显露颓势，但毕竟是全球第一强国，一场减税造成的蝴蝶效应，就在全球刮起了一场大风。从长远来看，美国减税的五大效应，将在全球范围内增进企业活力，提高政府效率。 （原载台湾上报，2017年12月21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1542）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高官“韩正”们缘何要“翻墙”？
何清涟 最近FT发表一则对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采访，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一件颇具中国特色的事情，即中国高官们每天指定专人搜集“全世界的资讯”（墙外信息）。这种“自个找食”的信息需求满足方式，既说明原有的“信息特供”（秘密文件制度）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时，又突显中共的信息管制荒唐可笑。 \“翻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韩正访谈录》内容丰富，韩正每天要阅读属下为他搜集的“全世界的资讯”这一信息，几乎被其它重大信息所湮没。原话是： “记者：我不会问你‘潜水’的账号。你每天花很多时间查各种各样的资讯？是不是意味着，有时候，你也‘翻墙’？ 韩正：每天早晨，有关全世界的资讯都到我办公室了。有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就直接转给我。” 采访者问的是“翻墙”，这应该只是一种比拟。因为早几年就有消息曝光，中共对互联网的管制采取分级制度，对普通百姓，自然是将其圈在中国局域网内并制止翻墙（比如偶尔抓几个翻墙者以形成“寒蝉效应”）；但对党政事业机关，则按级别与政治需要分层级开放全球互联网。韩正是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这种“方面大员”享受的应该是“全球通”互联网服务。那些活跃在海外中文网站上的网评员（五毛）也能上外部网，只是开放程度如何，则只有他们及管理者清楚。 问题是，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已经成为一种日常需求。既然党政机关能够按级别与政治需求分层级享受“世界性的资讯”，不少网络公司与媒体也会在办公室的几台电脑上安装翻墙软件，以资职员工作需要，这当然不如前者合法，算是“半合法”状态。 上述“合法”与“半合法”地享受互联网“全球通”的人群，与那些悄悄安装了翻墙软件的普通中国人一道，构成了中国的“翻墙”大军。普通人的难处在于，必须与“猫鼠游戏”同步更新软件：因为当局总在想办法破解翻墙软件，让其失灵；翻墙软件的开发者们则不得不持续性地更新软件。据一位经常使用翻墙软件的熟人说，有时翻墙之难，要花费两三小时才能上去。但他已经形成习惯，一天不上外网，就感到怅然若失；遇到翻墙难的日子，只要时间允许，就一直不断地尝试，直到成功为止。 结果是，中共当局投入巨资打造防火长城，本想做成“铁幕”，结果成了“铁丝网”。铁丝网内的人只要有决心，就能通过网眼自由进出，这叫做“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 \“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说明什么？\ 这种“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意涵非常复杂： 一、中共高层分层级向党政事业机关开放全球互联网，乃是因为知道控制信息的结果必然导致信息失真。原来通过所谓新华社编辑并内部发行的《大参考》、《内参选编》等秘密文件，为官员分级别提供信息特供的方式，在网络时代已无法满足“内部人”的知情需要。况且，官场诸公特别关心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南海的“内部动态”，这些无法见之于秘密文件。但只要浏览海外网站，尤其是一些“敌对势力”网站，这些动态消息杂然纷陈。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高官们还有一重需要，中央文件在某些问题上的解析总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让人摸不清头脑，此时听听境外专家的见解，总会有所助益。身在官场，如果闭目塞听，难免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境。越是身居要津，越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才能在官场上居于不倒翁地位。 二、一些中下层官员并不在“信息特供”之列，因此也要加入“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者行列。他们需要“世界性的资讯”来帮助他们了解中南海红墙内的动静，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行为。这些人对政治信息的兴趣，既包括高层领导的个人及家庭生活，也包括高层领导间的恩怨情仇，对境外信息的需求偏重于中国政治内斗等方面。在前互联网时代，他们通过香港那些政治八卦杂志来满足这种信息需求。如今网络信息无所不包，自从薄熙来“唱红打黑”，提倡“重庆模式”，引起高层内斗以来，国内官员发现，高层内斗也会通过海外放风嚷嚷得全世界皆知，与其在国内饭桌上听二道贩子传小道消息，还不如自个翻墙寻找。当然，这些人的翻墙行为比较隐秘，有的利用单位资源，有的则是悄悄地干活。 \“推倒这堵墙！”\*** 于广大普通中国人来说，翻墙主要是对于知情权的满足。他们与那些主动翻墙的内部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知中共控制下发布的公开信息并不可靠，因而要翻墙寻觅真实。 不信任本国政权的宣传，几乎是共产极权国家的通例。赫鲁晓夫的故事就是典型。赫鲁晓夫之前的苏共领袖有列宁和斯大林，都是“与岗位共存亡”的终身执政者，只有他是骤然失去高位。退休后的生活很寂寞，也让他能够换位思考共产极权政体的弊端。很快，赫鲁晓夫从体制内批评者变成苏联体制的异议者。作为不同政见者的一大特征，就是收音机几乎从不离手，特别爱收听美国之音和BBC这样的“敌台”（他在位时曾指示要干扰这两个电台）。收听敌台多了，他对自己曾倚重的党的喉舌表示出强烈不屑，在说到《真理报》这第一喉舌时，他斥责道，“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信息封锁，赫鲁晓夫曾说过一段非常“反动”的话：“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有些人指责我几次打开了大门。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中共现在的退休领导人当中，当然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家族成员都依靠其权势与荫庇积累了巨额财富，其财富与人身安全与这个政权休戚与共。因此，他们可能会翻墙获取信息，但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体制异议者。 赫鲁晓夫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苏共高筑的铁幕被推倒，但苏联人民在经历了安德罗波夫令人窒息的克格勃统治后，终于迎来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改革。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tear down this wall”的号召，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倒塌，不可一世的社会主义极权统治在苏联东欧相继消亡。 正如学者吴国光所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但信息封锁与思想控制，最多只能延缓一个恶政的死亡进程，无法起死回生。这次台湾马英九与国民党“太阳落山”，就说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失效。台湾媒体如同香港，中共对其红色渗透非常厉害，几大主要媒体集团早就被中共控制，但这些媒体的受众主要是45岁以上人群，网络世代基本不看这这些电视与报刊，洗脑对他们用处不大。随着网络世代逐渐进入社会主流并成为台湾的新公民群体，新的台湾政治生态正在形成。 对中国人来说，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推倒 中共倾力打造的防火墙。只有推倒这堵墙，中共重用周小平之类为中国网络世代洗脑的企图才会破产，中国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物庄园”才有可能倒塌。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rossing-the-firewall-20141129/253957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
何清涟 按照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规律，逢其反复表示要坚持或加强某方面教育宣传之时，往往就是其面临危机之日。鉴于最近中国教育部发文，敦促教育者“在教育的每个阶段和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融入到课本、学生评价、博物馆参观和互联网中”，再联想到中共管控媒体力度日益加强，资金人力投入日渐增多情况下发生的种种现象，只能说，中国已进入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状态。 传播失灵现象的主要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现象。传播失灵的表现有如下几种： 一，当局希望国民相信的历史、人物，往往成为人们解构的主要目标。 教育部文件要求，高等院校要更彻底地教导学生“永远跟党走”，“讲清楚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以及诋毁英雄人物的危害性”，说明当局已经对这种解构忍无可忍。 该文件说的“英雄人物”是指雷锋、刘胡兰这类榜样；党史指的是中共成立以来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对雷锋与刘胡兰的解构，既有严肃的研究，也有无数段子与冷笑话。对于党史的解构，有高华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还有杨奎松等人的中共建党以来从“境外势力”苏联那里接受的革命经费专题研究；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解构著作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谈到“改革史”，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及所写文章自然会列在黑名单上。 一个党、一种政治势力自我神化的过程，就是通过虚构来建构历史，这种虚构在言论自由的国度容易被解构，因为所谓“解构”，就是将被扭曲的历史与真实还原的过程，就是消解宣传神化作用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解构历史与真实叙述现实都极为困难，需要不少勇者者前赴后继，经历诸多文字狱，才能铺就一条通向真相的道路。由于不少有勇气、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甘当铺路石，这条路已经成型。 二，遇公共事件，人们宁可相信传言谣言，也不相信媒体 这方面的最近典型例证就是天津2015年8·12大爆炸事件。爆炸事件发生后，网民不相信官媒对肇事公司背景及爆炸原因的解释，开展了一场用谣言倒逼真相的信息战，通过对公司后台的各种传言（牵涉到新老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张高丽），逼使中南海给天津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向媒体开放采访，终使北京为主的外地媒体挖出了不少真相，比如财经网在8月17日的文章《瑞海真实股东隐现 知情人：只峰是小蚂蚁》后专门配上《图解天津爆炸企业瑞海国际的“朋友圈”》等等，让真相浮出水面。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手段相当丰富，中国当局以往那种“只许官方撒谎造谣，不许百姓寻问真相”的时代已经终结。天津大爆炸发生后，网民集体创作的“以谣言应对官方谎言”的方式，就是帝国晚期传播失灵的重要例证。 三，官媒宣传之“暴徒”与“坏人”，民间奉为英雄。 这一现象的发韧是2008年7月1日的杨佳事件。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遭受冤屈，申诉一年多不得解决，最后抱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必死之心，只身持刀闯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手刃6名警察。当时中文世界的舆论出现两极化现象，官方媒体称之为暴徒的杨佳，成为网络盛赞的“抗暴英雄”。 另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屠夫吴淦。2015年5月下旬，人民网刊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意在摧毁吴淦的社会形象。但在维权人士当中，吴淦被视为“死磕派”代表，他根据自己维权经验所写的《杀猪宝典》，据说对维权人士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被当局与官媒视为不光彩的维权手段，如互联网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打击官员或者相关人物，在维权界眼中，却是吴淦创造的“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 传播失灵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 导致传播失灵，其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当局垄断信息与教育所致。 除了在校大学生之外，中国成年人一般都会随着对残酷现实的认知加深，先是怀疑学校所受教育为欺骗，继而怀疑中国媒体传播的信息之真实性。江、胡时期政治上相对宽松，在南方系列媒体及其他市场化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一批专业化的调查记者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这些媒体曾经是公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但进入习近平统治时期，北京管控媒体日渐严厉，加之调查性报道因政治、收益原因而终被放弃，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从媒体了解中国的这条重要的信息管道，越来越依赖翻墙工具以及境外中文媒体提供的各种信息。 这种情况下，不仅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因翻墙与不翻墙造成的信息鸿沟，还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分裂。概言之，传播失灵对中国社会造成以下几方面影响： 一，造成了大量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认知分裂主要体现在老年毛左身上。那些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刻意忘记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政治压迫与经济贫困，非说毛时代人人平等，没发生过三年大饥荒，毛镇压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等坏人，连当年城市青年视若畏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被说成是对青年人最好的锻炼，且以“青春无悔”自傲，成为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二，毁了中国青年一代。 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资讯短缺，与各种鼓励放纵人们出于生理需求的性消费、追求感官享受的垃圾信息轰炸，加上利益诱惑之下形成的按当局指挥棒起舞的五毛政治，最后在青年中养成了大量毛左与小粉红。他们具有三大特点：病态的政治理念（要中国的民主而不要西方的民主）、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中国特色民族主义，以及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斗争精神。 三，加剧了当局的瞒旰自大与盲目决策。一个统治集团要想了解民情，需要多个信息源的存在。信息源越多，决策会越明智；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只会让政府处于结构性的传播失灵状态中，做出许多昏庸决策。中国政府投资造成了房地产拉动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几十座鬼城与20年消化不完的数亿平方米过剩住宅，坠入几十个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状态，全由这种昏庸决策造成。 四，制度性的传播失灵使中国政府与媒体丧失了公信力。互联网时代，官方垄断信息源成为不可能之事，通过网络与境外媒体，中国政府的许多错误、黑暗面得以传播，为中共政权培养了各种类型的政治反对者。 无论是传播失灵现象，还是传播失灵造成的后果，都指向一个最终结果：中国人对政府已经没有政治信任。一个丧失了民众政治信任政府，实质上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这就是北京越来越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统治，政府与国民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根本原因。 共产极权政治最擅长之事，就是建造“动物庄园”与《1984》里面的大洋国（Oceania），在新闻出版、教育、理论研究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管制，并通过暴力与谎言维持其存在。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成功地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了其统治，但今天的极权统治遇到了一个斯、毛时代还未曾产生的互联网，拆穿任何谎言都非难事，结果就形成了中共今天面临的信息传播失灵局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2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empire-communications-stalled-20160214/319118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美联社∶中共封杀彭丽媛六四屠杀后慰问戒严部队的照片
在彭丽媛随丈夫出访风光之际，美联社发表报导并重新刊登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时，彭丽媛身着军装，去慰问戒严部队并献演的照片。提醒世人，她是镇压中国人、杀害孩子的解放军的一员。 美联社的报导说，彭丽媛在六四屠杀时，穿着解放军军服，头发扎成马尾巴，对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列队在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军人演唱慰问，和今天她跟丈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那身现代的打扮、时髦的发型形成很大反差。 美联社引述维吉尼亚州阿灵顿“2049民主项目研究所”的中国人权研究专家凯利.克瑞（Kelley Currie）的评论∶“看到习近平带着歌星太太出访，很多人感觉中国可能有了新型国家领导人，但我认为，这些新形象却提醒人们，这还是原来那个党，只不过使用一些新的手法，来达到原有目的∶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 美联社的报导说，“彭丽媛热”伴随著中国官方媒体的热捧，中共报纸大标题是，彭丽媛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美丽。美联社分析说，这是中共官方用这种方式（肯定赞美习近平夫人）来巩固习近平刚获得的政治权力。 美联社说，今年50岁的彭丽媛是中国解放军少将，虽然她主要是演唱，但她的经历是在军队，18岁就参加解放军。这张她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为刚刚用坦克、冲锋枪血腥屠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的中共官兵演唱照片，发表在当年的中共军方刊物上。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中国军事历史专家、来自台湾的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说，他毫不怀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并引述1992年的一份学术报告说，六四屠杀后，彭丽媛慰问屠杀部队的演唱歌曲是“最可爱的人”，向戒严部队致敬。 美联社的报导还提到，2007年时，彭丽媛还曾在身着藏人服装的歌唱队伴舞下，演唱赞美1959年在西藏屠杀的解放军（当年达赖喇嘛率8万藏民逃离西藏、进入印度流亡，至今半个多世纪都无法回到西藏家园），呼喊“谁来解放我们，亲爱的解放军！”这段录像引起西藏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 美联社的报导说，彭丽媛在六四屠杀时慰问戒严部队的照片，刚在网络上流传，就遭到中共当局封锁。有专家说，这张照片产生的冲击力，可能主要在海外，而不是中国国内。意思是，中国老百姓看不到。而且由于中共控制新闻，封锁历史真相，很多中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屠杀这回事，更别说真相。美联社的报导说，当年六四屠杀，有几百名，甚至几千名中国人遇难。被彭丽媛所属、所献唱赞美的戒严部队杀害。 海外华人主办的《右派网》也转载了美联社关於中共封杀彭丽媛在六四屠杀后慰问解放军的照片。 下面是美联社的报导原文∶ China’s first lady serenaded Tiananmen troops By GILLIAN WONG Associated Press Mar 28, 2013 BEIJING (AP) -- A photo of China’s new first lady Peng Liyuan in younger days, singing to martial-law troops following the 1989 bloody military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flickered across Chinese cyberspace this week. It was swiftly scrubbed from China’s Internet before it could generate discussion online. But the image - seen and shared by outside observers - revived a memory the leadership prefers to suppress and show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presenting Peng on the world stage as the softer side of China. The country has no recent precedent for the role of first lady, and also faces a tricky balance at home. The leadership wants Peng to show the human side of the new No. 1 leader, Xi Jinping, while not exposing too many perks of the elite. And it must balance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first couple with an acute wariness of personality cults that could skew the consensus rule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op leaders. The image of Peng in a green military uniform, her windswept hair tied back in a ponytail as she sings to helmeted and rifle-bearing troops seated in rows o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contrasts with her appearances this week in trendy suits and coiffed hair while touring Russia and Africa with Xi, waving to her enthusiastic hosts. "I think that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hoping that because Xi Jinping walks around without a tie on and his wife is a singer who travels with him on trips that maybe we’re dealing with a new kind of leader, but I think these images remind people that this is the same party," said Kelley Currie, a China human rights expert for the pro-democracy Project 2049 Institute in Arlington, Virginia. "It’s using some new tools and new techniques, for the same purposes: to preserve its own power." Peng, 50, a major general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ho is best known for soaring renditions of patriotic odes to the military and the party, kept a low profile in recent years as her husband prepared to take over as Communist Party chief. Her re-emergence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blitz in domestic, state-run media hailing her beauty and charm, in a bid to harness the singer’s popularity to build support for Xi at home and abroad. "Peng Liyuan: Let the worl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China," declared the headline of a China News Service commentary that said the first lady’s elegant manners, conversation and clothing would highlight Chinese culture. Her presence on diplomatic trips would demystify the first family for the Chinese public, the commentary said.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stepping into little-charted and possibly treacherous waters for China. In 1963, the glamorous Wang Guangmei, wife of President Liu Shaoqi, wore a tightfitting qipao dress to a state banquet in Indonesia. When the political tides turned against Liu four years later, radical Red Guards forced Wang to don the same dress and paraded her through the streets as a shameful example of capitalist corruption. Revolutionary leader Mao Zedong’s wife, Jiang Qing,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same radical campaign in which political opponents were mercilessly persecuted; after his death, she was put on trial and imprisoned, then moved to a hospital where she hanged herself. The lifespan of Peng’s Tiananmen image in the finicky world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has so far been short, and she remains a beloved household name with huge domestic popularity. The photo has circulated mainly on Twitter, which is blocked in China. The few posts on popular domestic microblogs did not evade censors for long. Many young Chinese are unaware that on June 3 and 4, 1989, military troops crushed weekslong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with force, killing hundreds, possibly thousands, of people. Those who do know about the assault tend to be understanding of Peng’s obligations as a member of a performance troupe in the all-powerfu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the time, her husband Xi was party chief of an eastern city. "The photo probably has a negative impact more so internationally than domestically," said Joseph Cheng,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said more scrutiny of Peng is likely and such images could raise questions about Xi’s interest in reforms. "It has been several months now that Xi Jinping has assumed the top leadership role and certainly, we have found no indicator that he is interested in this stage to push serious political reform." The image is a snapshot of the back cover of a 1989 issue of a publicly available military magazine, the PLA Pictorial, according to Sun Li, a Chinese reporter who said he had taken a photo of it on his cell phone several years ago when it was inadvertently posted on his microblog. Sun said he quickly deleted it and had no idea how it resurfaced on the Internet years later. Microblog users can easily save images and recirculate them even after the original posts have been deleted. The picture spread further after it was tweeted by the U.S.-based China Digital Times, which tracks Chinese online media. Warren Sun, a Chinese military historian at Monash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said he had little doubt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mage, citing a 1992 academic report as saying that after the crackdown, Peng performed a song titled "The Most Beloved People" in a salute to martial law troops. While most of her army career has been in singing, the militaristic overtones of many of Peng’s public appearances set her apart from Michelle Obama, former French first lady Carla Bruni and most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But for Peng, the Tiananmen photo was no one-off: She has been in the military since age 18 and has fronted TV music videos featuring dancing lines of men with combat fatigues and heavy weaponry. She also starred in a song-and-dance number in 2007 that has perky women in Tibetan garb sashaying behind her while she sings an ode to the army that invaded Tibet in 1959. "Who is going to liberate us? It’s the dear PLA!" go some of the lyrics. The video has provoked severe criticism from Tibetan rights groups. In an indication of Peng’s appeal in China despite her past, a man whose 19-year-old son was killed in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said he bears no grudges against her. "If I had known about this back then, I would have been very disgusted by it. But now, looking at it objectively, it’s all in the past," said Wang Fandi, whose son Wang Nan died from a bullet wound to his head. "She was in the establishment. If the military wanted her to perform, she had to go. What else could she do?" Wang was a teacher at the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when Peng had been sent there by the military to study singing in her 20s. Though he never taught her directly, Wang had known who she was and describes her as being modest, a talented folk singer and an outstanding student. "When I look back at history, I will look at it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Wang said. "Even if she had done something wrong, we shouldn’t make a fuss about it. What’s important is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2013-03-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北京申办 2022 年冬奥的人权承诺能否兑现？
何清涟 据最新消息，因资金及缺乏民意支持等原因，五个曾考虑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的民主国家表示放弃，奥委会只能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中做出选择。由于哈萨克斯坦几乎不具备竞争力，加上中国官方承诺将在比赛期间提供自由的互联网服务，2022年冬奥极有可能花落北京。 赛事期间开放互联网的承诺太廉价 3月25日，北京2022年冬奥申办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外国游客、媒体、观众和运动员都将拥有开放自由的互联网访问权。 我从这一承诺中只看到北京申奥务必求成的心愿，并不觉得外国来宾得了什么便宜，理由如下：一、2008京奥及后来的APEC会议期间，外国高管及记者都享有看中国境外网站的自由，这次只不过扩大到观众而已，即让接待外宾的旅馆开放国际互联网。这些权利人家在本国就有，只是中国在他们入境之后没有剥夺罢了；二、会议过后，一切照旧，中国的网际网络仍是中国局域网（china wide website），不是国际互联网（world wide website）。 鉴于索契冬奥会出现过殴打示威者的事件，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的反歧视条款添加了设计性取向的内容，并要求主办国签订一份“合同”， 承诺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利和人权等。目前为止，中国只承诺了赛期内让外宾们享有开放自由的互联网访问权，也承诺了节俭，但还没有提及劳工权利和人权。如果北京最终能够拿到主办权，我也相信北京会签这个合同，但在做法上，会象2008年奥运与2014年APEC会议的做法一样，在运动会举办之前，就将上访人员赶回老家或关进黑监狱，全城布满便衣警察，将一切所谓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 2008年京奥给世界留下两大至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国政府不惜血本的豪奢，让外国人欣中国“繁荣”的同时彰显了国内底层民众生活的可怜；二是有如集中营般的强管制（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完全违背了奥运的参与精神。除了政府与运动员之外，大多数与会议有关的人诸如警察、会务人员及北京人，都深感疲累。因此这次申奥在互联网引起不少反对声音，对“烧钱、扰民、贪腐”的质疑为主调。关注民生的人，希望把钱投到医疗、住房、教育、养老、失业等社会福利上；关注国威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打造几艘航母，增强在东海、南海对抗日本、越南、菲律宾的军力更为重要。这些批评，被斥为不顾大局、不识大体。 奥运的国内承诺三虚一实 相对于中国的劳工权利等人权话题，参赛者和观察人士可能更关心主办方是否能提供安全健康的空气、食品和水。这一点，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倾尽全力、不惜代价办到，2008年的奥运蓝与2014年的APEC蓝就是证明。 北京冬奥申委副主席杨树安曾用四个“有利于”阐述了北京申办冬奥会的意义，即：有利于进一步展示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利于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推动健身、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加速城市环境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这“四个有利于”除了第一个是实，即北京认为可以展示国际影响力，其余没一样落在实处。中国历次举办各种运动会的体育场馆，从来就极少对公众开放利用，因维护不善处于关闭状态的在在皆是，北京的数处奥运场馆就是如此。 至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一事那更是不能兑现的支票，为了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与优先供水，环京津贫困带中国有个很特殊的问题，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即围绕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周边地区是贫困区，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环京津贫困带”的产生，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问题，由于要保证北京的供水、环境，当地缺乏产业调整自主权，只能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调节本地产业，结果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比如要保证水库向北京供水的干净，需要涵养水土，当地限制畜牧业；比如要保证空气，环京津地区限制钢产业等一切可能污染空气的产业，从九五时期开始，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等就陆续关停了。多年来打造首都经济圈的承诺一直未能实现，因此对一次运动会可以带动地区均衡发展的说法，我认为“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借奥运治理污染，只能说是“有一分真实”的不实承诺。空气质量问题与中国的经济模式及生活模式有关。有关中国的雾霾，据说主要是因汽车尾气造成，北京有400多万辆本地车，外地进城与长驻车近100万辆，一次运动会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活模式。北京2008奥运与2014年APEC会议期间，采取的办法是提前一个半月让周边数百公里的工厂停产，北京市内采取限制车辆进城的方式，在会议期间，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放假，动员北京城的居民外出旅游探亲，实际是让城市停止一切活动处于半休克状态下保持了蓝天，这种代价高昂的空气治理，就是我说的“有一分真实”的不实承诺。 将承办奥运当做获得世界承认、国际地位提升的标志，是亚洲国家的共同特点。日本东京1964年承办奥运花了不少力气，认为这是消除战争影响，振兴日本的重要举措。效果也确实相当不错，因为迎来了日本经济起飞。本来日本经济起飞有很多因素，但这种巧合从此深入亚洲国家人心，南韩后来争办汉城奥运，中国申办北京奥运都有这一动因。不巧的是，中国申办奥运时期是江泽民的“中国崛起”时期，承办时是胡锦涛第二任期，中国正好处在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内部矛盾非常多，因此京奥花了3000多亿（这是官方承认的数字），但对经济发展并没起任何促进作用。 结论是：中国要申办2022年冬奥，面对世界与本国民众做出的那些承诺，有的短期内可以兑现，比如让外宾享受自由开放的互联网，为参赛者提供清洁的水、空气与食物等。但对国内民众的承诺，大家不要当真，以免自找烦恼。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878）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十章∶幸存者归来
在“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贴出的告示板前，聚集了很多人，“泰坦尼克号”乘客的家属都焦急地渴望知道自己亲人的消息。那场面就像电影《飘》中那些南方的将士家属在等待宣读刚刚从战场送来的阵亡将士名单一样，人人都提心吊胆，带着巨大的恐惧。 当第一批“泰坦尼克号”获救者名单贴出时，船上的新婚夫妇——新郎官丹尼．马文的妈妈玛丽太太和新娘子的母亲富兰克夫人一块赶来查看她们儿女的消息。当富兰克夫人一眼扫到“马文太太”四个字时，几乎叫了起来，但看看名字旁没有“马文先生”，她马上止住了。她本能地感觉到站在旁边的玛丽太太的失望和悲伤。 银行世家、“国际管道公司”总裁本杰明．古根海姆的妻子一遍遍反复地看这份名单，怎麽也没有发现丈夫的名字。她哽咽地说∶“他也许还在海上漂流呢！”她哪里能想到，古根海姆和他的秘书一起，穿着最好的晚礼服，像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已经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大西洋底。 在这份名单前，意外的惊喜，绝望的悲痛，如释重负的长吁，难以置信的抽泣，人间所有的情感都在这几个小时内被发挥到极致。那不是一份名单，而是像一份生死判决书。 由于“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把船上的无线电专供公务使用，任何媒体来电询问，他都一律不回答，所以纽约和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拿不到幸存者的准确消息。报纸的编辑们气得火冒三丈，谴责的目标从制定了愚蠢的救生艇政策的英国贸易委员会，转到了“卡帕西亚号”。 纽约《世界报》刊登大字标题质问∶“卡帕西亚号”为何躲避对并不是机密的“泰坦尼克号”损失情况的询问？ 由于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信息，有些报纸则根据想像来编织当时的场面。《世界晚报》报道说∶当时海上有漫天大雾，“泰坦尼克号”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然后就是如同地震般的天塌地陷，“泰坦尼克号”就从海面消失了。报道的语气和文字像科幻小说。 《前锋报》更是用春秋手法，如临其境地描述说，当晚这条巨轮在黑夜中一路猛开、横冲直撞，突然遇到一座巨大的冰山，那高耸的冰峰劈头砸了下来，巨船当即被砸得七裂八半，然后一块块地散落到大西洋底。 比较保守的《明镜晚报》没有编织故事，但对“卡帕西亚号”不回答他们报社发去的任何电讯也大为光火，他们在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发泄愤慨∶“卡帕西亚号”的沉默令人愤怒。 “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有着独特的性格。不要说对报纸的提问电讯一律不回，连美国总统的问询也不搭理。总统塔夫脱下令派遣的海军巡洋舰“塞勒姆号”进入大西洋后，该舰报务员给“卡帕西亚号”发了电讯，询问总统的侍从武官阿奇．巴特少校是不是幸存、是否在“卡帕西亚号”上，并特意暗示这是总统要求查询的，但罗斯庄照旧不理。《旧金山问询报》就此事做了新闻，占三字段置宽的黑体大标题是∶“卡帕西亚号”拒绝了塔夫脱总统的电讯查询。 《波士顿环球报》是最聪明的，这家报纸派记者温菲尔德．托玛斯登上了康纳德公司的轮船“弗兰考尼亚号”，这条船驶入了大西洋，和“卡帕西亚号”有电讯联系，由此得到了幸存者人数等信息。托玛斯迅速把这些信息用无线电发回报社，于是《波士顿环球报》独家刊出了“泰坦尼克号”一共多少幸存者的消息，并报道说，这些幸存者都神志清醒，“卡帕西亚号”正驶回美国，将在星期四傍晚，即“泰坦尼克号”沉没四天后抵达纽约港。 世界沉入悲恸的深渊 “泰坦尼克号”启航时船上乘客加船员共有2200多人，现在只有705人获救，那就是说，多达1500多人丧生！ 美国、加拿大和全部欧洲的主要城市都有市民丧生，全球一片哀悼、悲痛。美国、英国的所有地方的旗杆，都降了半旗。美国总统塔夫脱和英国王乔治互致唁电，德国王也发了唁电。除了圣诞节，从没有关过门的世界最大的“梅西百货商场”也闭门休业，悼念它的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遇难。纽约最大的剧院之一的“哈里斯剧院”也停止演出，缅怀遇难的著名戏剧制作人哈里斯先生。 在英国，“泰坦尼克号”的主要设计师亚历山大．卡莱尔在悼念会上晕了过去。因为患肺炎错过跟随“泰坦尼克号”首航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总裁皮埃尔还躺在病床上，人们没敢告诉他，因为一个英国国会议员看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报道就一下子心脏病发作死了。 “泰坦尼克号”上损失最惨重的是船员，船员丧生的比例，超过每个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近九百名船上工作人员，只有212人幸存，四分之三以上的船员都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到海底。 全世界最悲痛的城市是“泰坦尼克号”启航的英国南安普敦港，“泰坦尼克号”上每五个船员，就有四个来自这个港口小镇。这个小镇的人们从罗马时代就开始做水手，是个典型的海员城。南安普敦港的每一条街道都悬挂着黑色的挽幛，有一条街，全部20多户人家，每一家都有亲人遇难，成了一条“死亡街”。 4月17日，在“白星公司南安普敦办事处”门前，那些焦急恐惧地等待消息的人，几乎全部是妇女∶年轻的妻子，怀里抱着婴儿；中年的太太，刚刚从做工的地方赶来；老年妇女，灰白的头发，满脸皱纹，更加惊恐。几乎所有进去办事处听取消息的女人，出来时都抽泣或放声恸哭，有的趴在朋友的肩上，有的瘫倒在公婆的怀里，有的孤独地坐在路边无法站起。 《伦敦邮报》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等待的人群稀少了，那些沉默的男人和女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里。在南安普敦市，几乎每一家都有亲人或朋友遇难。那些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虽然不是很明白这灾难意味着什麽，但那悲伤的脸庞，面向的是一个黑暗的、永远没有了父亲的家。” 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南安普敦市那些遇难船员家属的痛苦∶艾伦太太的丈夫乔治是“泰坦尼克号”的生火员，她现在要自己抚养三个孩子了；住在工会街的巴恩斯太太失去了一个兄弟；桑德斯太太的两个儿子都是船上的消防队员；凯布尔街的一个老头，四个在“泰坦尼克号”工作的儿子都死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哭得要发疯，她的新婚丈夫是船上的服务员，他们才结婚一个月；戈斯林太太失去了儿子；普雷斯顿太太的丈夫已去世，现在又失去了儿子；但最惨的是梅太太，她的丈夫老阿瑟和大儿子阿瑟都在船上工作，一起遇难，留给她的是11个孩子∶大儿子阿瑟的妻子怀里正吃奶的四个星期的婴儿，她的10个儿子、女儿，最大的儿子19岁，每周才挣回几个先令，最小的孩子6个月。 当时南安普敦的煤矿工人罢工，使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能到“泰坦尼克号”上工作被视为幸运。当地很多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有的甚至要典当家具才能买米揭开锅；有的被房东警告，再付不起房租就要被赶出去。那些指望丈夫或儿子到了“泰坦尼克号”工作能为家里解燃眉之急的妻子和母亲，现在面对的是绝对的绝望。即使幸存的船员，在“泰坦尼克号”沉没那一刻起，工资就停止了。《伦敦邮报》的记者曾这样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遇难者家属的处境∶ 很多妇女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站在“白星公司办事处”门口等待。希望她们的男人在那个获救的小艇上。一个怀里有两个圆胖婴儿的女人，靠在路边的柱子上，她手里还拉着一个瘦小的孩子。这个困倦的孩子问她∶“妈妈，我们在这里等什麽，为什麽要等这麽久？”这个母亲结结巴巴地回答∶“亲爱的，我们在等你爸爸的消息。”说完她扭过头去，不让孩子看到她簌簌流下的眼泪。 这些遇难船员家属的凄惨处境震撼了整个英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向她们伸出援手，为此成立的“基金会”收到了相当于216万美元的捐款。这个“基金会”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六十年代末。 伊斯米成众矢之的 1500多人死亡，全球的悲恸可想而知，但同时人们也发出愤怒的质问，到底谁应该对这个巨大的灾难负责？此刻，传来了乘坐“泰坦尼克号”的白星轮船公司总经理伊斯米没有和巨轮一起沉没，反而登上救生艇逃生的消息，伊斯米立刻成了众矢之的。 记者早就在怀疑，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迟迟不宣布“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可能背后有人指使，为的是保住他们在华尔街的股票价值。现在记者们嗅出来了，这个幕后者可能就是此刻在“卡帕西亚号”上一等舱里的伊斯米。 一家报纸报道说，是伊斯米要求“泰坦尼克号”全速行驶，以达到公司严格的时间表，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尤其是报界得知船长史密斯随船沉入海底；造船师安德鲁斯选择了与船同在；船员把救生艇让给了妇女和儿童，才导致那麽多船员丧生；而最应该负责的“泰坦尼克号”拥有者伊斯米却坐上了应该给妇女儿童的救生艇逃生。伊斯米自然成了最理想的大众发泄愤怒的“替罪羊”。 《纽约时报》发表的社论不点名地谴责伊斯米，说即将开始的“泰坦尼克号听证会”，伊斯米“是很少的几个幸存的船上官员之一，他一定会被调查。” 伊斯米当初曾谢绝了摩根希望他出任“国际航运公司”总裁的邀请，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接受了。“国际航运公司”和《华尔街日报》一直关系很好，现在连这家报纸也不得不刊文质问∶“在轮船公司的重要官员登艇之前，是不是还有乘客没有在救生艇找到位置？” 在纽约的报纸对伊斯米一片讨伐声中，伊斯米正萎缩在“卡帕西亚号”的医疗室，不吃不喝，浑身发抖，靠注射镇静剂维持。虽然报上的说法还有待证实，但伊斯米确实从“卡帕西亚号”给白星公司纽约办事处拍发了三封电报，指示他们如何处理这个事件。这三封电讯都被前去支持“卡帕西亚号”的美国海军巡洋舰“塞勒姆号”的报务员截获。 伊斯米所以不吃不喝，浑身发抖，可能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人生正撞向“冰山”，他的最大梦想——建造世界最大的轮船，刚刚实现，就沉入了大西洋底。随它沉没的更有1500多条人命。他的经济损失，公司的前景，尤其是他幸存后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海上的规矩是船长和船主应该是最后离船的人，每一样都是一座“冰山”，足以使他的事业和人生沉没。但作为精明强干的船运大亨，这一切他已在心中画好了海图。 “卡帕西亚号”上其他的幸存者们，许多也是精神恍惚。“卡帕西亚号”的乘客尽力帮助安慰这些幸存者，头等舱的乘客让出了房舱，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船上的大休息厅被改成统舱，供从小艇上来的人休息。乘客们还送给这些幸存者牙刷、牙膏、衣服等，并帮助他们缝补衣袜，用大船上的毛毯给孩子们缝罩衫，当然还帮助服务员分发咖啡、热茶和饮料。但这些幸存者们也像伊斯米一样，不愿意和人接触，不是因为他们自觉高傲，而是他们远没从这场“世纪灾难”中苏醒过来，他们仍处于震惊，困惑和恍惚中。 当“卡帕西亚号”上的乘客路易斯．奥格登太太看到两个刚刚换下湿衣服的女人孤零零地呆坐在一个角落里时，就把两杯咖啡送过去。但她们不要，还喊叫道∶“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先生淹死了！”说完就是失声痛哭。 但也有人是天生的乐观派。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戈登太太想出一个主意，她要和自己乘坐的一号救生艇的全体幸存者照相留念。他们都站在“卡帕西亚号”的甲板上，划桨的水手又系上救生衣，全体簇拥在一起。高举照像机的船上医生麦吉博士高喊着∶“好，笑一下，笑一下。”看这个场面，根本不像是死后余生，而像是一个假日旅游团。 报务员布赖德的双脚都冻坏了，上了药膏，缠着纱布。他坐在“卡帕西亚号”的报务室里，帮助科塔姆发送那些幸存者名单。他一夜都睡不着，望着船外的天空发呆。他想起菲利普斯，想起他俩最后冲出报务室的情景，想起他们俩在“泰坦尼克号”上度过的几天几夜。 黎明时分，布赖德来到甲板，眺望那大海的日出。随着万道金鳞鳞的光束从海平线撒过来，像是天国铺过来的一条条金色的跑道，太阳准备在那一端起跑，向天空冲刺。 当太阳像一条鲜活的鲤鱼从海面腾然跃起，给海水和一座座冰山披上了漫天遍“海”的辉煌和壮美时，那远处高矗的冰山，在阳光下，是那样洁白，洁白得像一个圣女；是那样的雄伟，雄伟得像大海的守护神。在微光下，每一座冰山都闪烁着迷人的秀丽。 它是多麽美丽啊！布赖德感叹道。难道“泰坦尼克号”就是被这样的冰山撞到了海底？布赖德怎麽也无法把眼前的冰山和那天夜里导致船毁人亡的冰山连到一起。 二副莱特勒躺在一堆毛毯中间，也是无法入睡。他怎麽也想不明白“泰坦尼克号”会撞上冰山沉没。那一带明明是不应该有冰山的，他随船在“格兰德班克客轮航线”走过多少次了，从来没有见到有冰山呵。这是奇怪的现像，奇怪的季节。 大概那时地球就已“过热”，把暖风吹到了北极圈，使冰州世界融化，大块的冰山融裂，漂浮到北大西洋海面。让布赖德感叹赞美的景色，不属于这个季节，也不属于这个北大西洋的纬度，它是从北极圈流过来的。 “我从不知道这里有这麽多冰山在海面漂移，我在大西洋上干了15年航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即使在南大西洋，我在那里干过几年，在南纬65度，也没有见过这种情景。”莱特勒后来这样对人说。 每个人都想伸出援手 4月18日，当载着一船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客轮急急火火地驶近纽约时，纽约这边像是欢迎英雄归来那样紧张和兴奋，更有乘客的家属和亲人在焦急地等待。 纽约市长盖纳和市警察局长沃尔多整个早晨都在开会，研究怎样确保不出任何意外。沃尔多调动了全部的纽约市的二百名警察，还有一些便衣警探，到“卡帕西亚号”将驶入停泊的康纳德轮船公司使用的52号码头，维持秩序，因为幸存者将在那里上岸。 整个纽约城，人们都想为这些幸存者做点什麽，各种非政府组织都表示要提供帮助。“小区房屋团体”要提供七百张床位；犹太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瑞典人的移民组织都要提供设备。布思将军表示，“救世军慈善组织”愿意为幸存者做任何事。商业大亨金贝尔下令他的商店停业，把商场腾出来供二百名幸存者临时居住。加起来，各界捐出的住处达到五千多个，但幸存者一共才有705人。 每一家医院都腾出了床位，为那些需要治疗的幸存者准备了医疗服务和各种药品。“红十字会救济委员会”准备了志愿人员和设备。代表“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姐妹慈善团”，将在码头为幸存者提供精神和医疗服务。 W．K．范德比尔特太太发起的为“泰坦尼克号”三等舱贫穷乘客募款的活动，各界反响强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都捐了相当数量的钱，遇难的富豪约翰．雅各布．阿斯德的弟弟文森特．阿斯德捐了一万美元；著名音乐家安德鲁．卡耐基捐了五千；约翰．洛克菲勒捐了二千五百；百老汇剧场老板乔治．可汉在剧场观众中募到了九千美元，他还要在周六组织义演，再为幸存者募款。纽约足球队大亨约翰．布拉什宣布他的球队要在周六为募款进行表演赛。费城铁路公司宣布，任何“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坐他们公司的火车到费城，车票都由他们支付。 记者的一场战争 但准备得最细心、最急迫地等待“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是纽约各家报纸的记者。“泰坦尼克号”已成为当时的天大新闻，哪一家报纸都跃跃欲试，想抢到独家消息。由于“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拒绝回答所有媒体的电讯问询，所有记者们都在等待幸存者到达纽约这个时刻，来挖掘沉船内幕和幸存者的故事。 最早报道出“泰坦尼克号”沉没消息的《纽约时报》，更不甘落后。该报执行总编辑范．安达说，我们已经有了“第一”，绝不能再成为“第二”。《纽约时报》几乎进行了总动员，像迎接一场战争。 在“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的前一天，安达在距离康纳德轮船公司码头只有一个街口的“斯特兰德大旅馆”租了一层楼，作为报道“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归来的“前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里加装了四台电话，每一台都连结《纽约时报》总部的编辑室。每一台电话都有特殊gong用∶一台专用于对幸存乘客的专访，一台用于报道抵达的“卡帕西亚号”，一台专门采写幸存的船员。安达要求记者们把采访到的消息立即用电话传到“斯特兰德大旅馆”，由他统一编审再传到《纽约时报》的编辑室。 一个列出全部幸存者名单的告示板挂在了“斯特兰德大旅馆”临时编辑部的墙上，凡是被记者采访过的幸存者，就在名字上划一个记号，以防采写重复。此外，安达还安装了另外三台电话，供特殊情况下使用。报社租来的小轿车就在“斯特兰德大旅馆”门前待命，时刻准备把记者送到码头或报社总部。七台电话的总机接线生被命令说，不管电话多忙，都要保持一条通畅，接通报社编辑室的“泰坦尼克号专线”。 当天下午，《纽约时报》的白天执行编辑阿瑟．格里夫斯召集了所有记者，进行“战前动员”。那摩拳擦掌的劲头，就像拿破仑站在山坡上，面对他的千军万马，准备喊出那声“冲啊”的号令。在迈耶．伯杰所著的《纽约时报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记录了阿瑟．格里夫斯当时对记者的“训话”∶ 装载着“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客轮今天晚上九点钟将抵达。它至今没有回答任何新闻界的电讯提问，我们只拿到了美联社发来的这样一条电讯稿∶“我们不能保证提供关于卡帕西亚号上幸存者的消息，因为该船至今仍固执地拒绝回答一切对幸存者情况的询问┅┅”我现在派你们16个记者去码头，但我们只有四个记者通行证，你们要自己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抓到那些幸存者采访。尤其是想办法抓到“卡帕西亚号”的船长罗斯庄、白星公司的总经理伊斯米。想办法抓到任何一个“泰坦尼克号”幸存的船员，尤其是那四个幸存的官员。我们最需要的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报务员的故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当然也要采访到“卡帕西亚号”的报务员。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已遇难的船长史密斯、总统侍从武官巴特少校、亿万富翁阿斯德的遭遇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战场上指挥官和战士的“战斗”精神，才“打”出了《纽约时报》这张大报的一片独家天地。 晚上6点钟，在纽约港康纳德公司的专用码头，就聚集了二百人。7点钟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三百，到了8点多钟的时候，码头已成人群的海洋，竟有三万人在那等待，另外还有一万人聚集在自由女神像旁的“炮台”上观看。 当天晚上雷雨交加，人们站在雨水中。纽约各报租了50条小船、游艇和舢板，装满了记者和摄影记者。这50条记者船将跟随“卡帕西亚号”一同驶进码头船坞。导引“卡帕西亚号”进入港口的是坐着纽约市长和市政府欢迎团体的轮船。8点30分时，所有的记者和欢迎团的成员都进入自己的船只，像一场赛舟，都在等待那声最后的信号升起。 突然，在海边出现一稀光亮，有人高喊∶“船来了！”有人向市长证实说∶“那确实是卡帕西亚号，我从它的轮廓就能看出来。”驶来的船确实是“卡帕西亚号”，它在海平线轻轻地漂荡过来，驶过“自由女神像”岛，越来越近。 市长那条船发出了汽笛的鸣叫，马上港口里的所有船苹都鸣响了汽笛，轰鸣的汽笛声回荡在整个曼哈顿，压过了那四万人哭泣的声音。这四万多人，有穷人，有富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有人不是很确定他（她）所爱的人是否就在这徐徐驶来的大船上。那徐徐驶来的是希望，更可能是绝望。 上百条船的汽笛声，四万人的哭泣声，天上飘落的大雨声，还有天空滚过的闪电和轰轰的雷声，把纽约港口交响成一个“世纪夜晚”。美国作家查尔斯．佩莱格里诺在《她的名字∶泰坦尼克号》中对此感叹道∶ 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创造出这样的场面，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忘记这个场面。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灾难的最戏剧化的尾声。如果小说家编织了这样一个场面，读者都不大可能相信。虽然还没有人写出这样情节的小说，但它真的在发生。那眼见的滂泊大雨不知从什麽地方来的，带着哗哗的响声和暴烈的狂风。天空中连续的耀眼闪电，和小艇中摄影记者镁光灯的闪烁，互相辉映；几乎把装满记者的五十条小艇炸翻的滚滚雷声也参加进这个“大合唱”┅┅ “卡帕西亚号”还没有完全驶进港口，就被五十条小艇围绕。记者们拿着扩音器向“卡帕西亚号”甲板站的人喊话，进行采访∶“你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吗？” “是的。”回答的声音有点迟疑。 “你需要帮助吗？” 长时间的沉默后，回答说∶“不需要。” 一个记者对着甲板上的一个“泰坦尼克号”幸存的船员喊道∶“跳下来，我们接你，给你50美元！”但没有一个船员跳下来。 另一个记者对大船上的女乘客喊道∶“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在没在你们船上？” “没有。” “船下沉之前，他是不是还在泰坦尼克号上？” “我不知道。” 当一些领航员从舷梯爬上“卡帕西亚号”时，有的记者也跟着向上爬。对于硬闯的记者，“卡帕西亚号”的三副里斯没有客气，用拳头照他的下巴就砸了下去。 有的记者采用别的战术，一名记者掏出肥皂，放在嘴里，然后口吐白沫子、揉着眼睛对里斯说∶“噢！我的可怜的妹妹！我妹妹在船上！我必须见她！先生，让我进去，我给你一百块钱！” “不行！”三副里斯斩钉截铁地回答。 “二百元钱！” “不行！退回你的位置，只有领航员可以登船，这是船长的命令！”里斯显然不相信他的“故事”。 当所有领航员上完之后，这个记者还是爬了进来。但船长罗斯庄客气地对他说∶对不起，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在船上采访幸存者。这个记者只得乖乖地呆在甲板上。后来罗斯庄说，这个记者还是很绅士。意思是他没有乱来。 当“卡帕西亚号”终于停靠进码头，系好了缆绳，先卸下来的是“泰坦尼克号”的十几条救生艇，这是最让四万等待的人群心碎的东西。接着，开始下乘客。但罗斯庄决定让“卡帕西亚号”的乘客先下，他觉得，这些乘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本来是去地中海的，现在转了七天，又回到了出发地。他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不能让他们再等待。这又是罗斯庄与众不同的性格，而且他做事就这样果断，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普通乘客下完了。下面是记者们最想见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了。第一个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乘客，她走下甲板，显得有点犹豫和不知所措，惊恐地望着四周黑压压的三万多人群。 当她终于走过警察的警戒线，立刻一大群记者包围上来，每一个记者都贪婪地想从她这里挖到新闻。那个包围的争夺场面，比今天任何一个当红影星、歌星、球星撞到崇拜者堆里更恐怖。 “幸存者？” “是的。” “请问你的名字┅┅” 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记者们都想知道的是“泰坦尼克号”上那些大富翁和名流们的遭遇，因为读者要看这些人的故事。 那些有亲人来接的，拥抱成一团，激动的泪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密西根州的富豪、从欧洲转了一大圈儿度蜜月归来的毕晓普夫妇，被他们预定的一辆大轿车接到“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大旅馆”，他们要在那里住几天，买买用的衣服，再回密西根家里。那些没有人接的三等舱的穷人，被“救世军慈善组织”接走。 独家报道布赖德 只有两对人马被准许登上了“卡帕西亚号”。一队是后来主持“泰坦尼克号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姆．奥尔登．史密斯和两个美国元帅及几名助手。另一队是无线电发明家库格雷莫．马科尼和《纽约时报》记者吉米．斯皮尔斯。 当《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安达下令记者不惜一切代价采访到“泰坦尼克号”幸存的报务员布赖德时，记者们都在心里嘟咕，说说真是容易，怎麽做到呢？因为此刻纽约每家报纸的记者都有共同的雄心∶采访到布赖德。因为报务员是最了解船上的情况，以及和其它船苹的联系与救援情况。布赖德成为揭开“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的钥匙。 《纽约时报》记者吉米．斯皮尔斯是个“鬼灵精”，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去找马科尼。马科尼是无线电发明者，由于这项发明，他获得了190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马科尼是美国的大名人，而且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后，名气更是大震，因为正是他发明的无线电拯救了这七百多条生命。如果没有无线电，这“泰坦尼克号”上的所有人都会沉入大西洋底，因为即使上了救生艇，陆地和其它船苹也不会知道他们患难，他们会在寒冷的大西洋上冻死或饿死。人们对马科尼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所以，即使警戒最严的“卡帕西亚号”，也会让“救世主”马科尼上船。而且，有马科尼的陪同和引见，布赖德一定会接受采访。这就如同由当今的电脑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导引，哪一家电脑软件公司都会接待一样。 马科尼领着斯皮尔斯顺利登上了“卡帕西亚号”，来到了报务室。布赖德此刻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打键盘，拍发电讯，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斯皮尔斯第一眼看到布赖德，吓了一跳，他描绘布赖德当时的模样是∶消瘦的脸庞，像正在生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手在键盘上敲击出的火花，证明他还活着。他那双被冻伤的脚被纱布包裹着，搭在对面的椅子上。他看上去体重一定掉了很多，太阳穴的皮紧紧地包着头颅，颚骨和下巴显而易见地突出来，使他的眼睛更显得深陷进眼眶里。但他的眼光却炯炯有神，像一双在宗教画上的人的眼睛。 有几秒的沉默之后，马科尼对布赖德说∶“孩子，现在不值得你还发电讯。” 布赖德突然抬起头，他看到马科尼，马上认出了这位著名的发明家，他像被电流击遍了全身一样震惊，喘息着喊道∶“马科尼！”马科尼对布赖德来说，就像比尔．盖茨对于一个普通的电脑软件设计员，或者说是一个小实验员见到了“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 马科尼上去握住布赖德的手，当然他小心地不去使劲握手。“马科尼先生”，布赖德焦急地说∶“菲利普斯死了。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船要沉才离开报务室。我猜想，他可能在甲板上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斯皮尔斯打开了笔记本，拿出了笔。 第二天，美国的主要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报道，还有个人访问记。在整个美国，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有的人白天上班，晚上通宵达旦地读。 吉米．斯皮尔斯对“泰坦尼克号”报务员哈罗斯．布赖德的独家访问记，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占了五栏位置刊出，它成为所有访问中最感人、最可信的报道。 布赖德详细讲了报务长杰克．菲利普斯怎样在“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之后，发出了第一个“CQD”无线电求救信号，后来怎样在他的建议下，改变成新的国际求救信号“SOS”。布赖德回忆了当时巨船怎样一点点沉入大海，那些仅有的救生艇怎样都给了妇女和儿童，船上的乐队在即将船沉人亡的危急关头，怎样沉着镇静地在甲板上一直演奏。这位无线电报务员还特别提到了那些知道救生艇不够使用、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他们会和船上其他的乘客一起葬身大海的官员，他们当时深深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在最后船身倾斜，要沉入大海的瞬间，布赖德怎样被一个大浪打入水中∶ 水中有几百个男人，都在我周围。好像整个海面到处都是落水的人，他们都依靠救生衣在挣扎。虽然当时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的景像是那样美丽壮观，但直觉让我尽快离开这里。 煤烟和火花从船身的巨大烟囱中迸出，我想可能是涡轮机在爆炸，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爆炸的声音，我们只看到巨大的火花和蒸气在喷发┅┅乐队还在演奏，演奏的曲子是“秋天”。我猜想这些乐手最后全部都落到水中。 我使劲全身力气游水离开那里。在我游到距离大船约50米时，看到泰坦尼克号船首已沉进水里，最后整个船身竖立起来，然后船尾落下来，一点点地慢慢沉没到海水里。 对布赖德的专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发表在报纸上的准确的回忆文章。《纽约时报》在布赖德的专访后面还特意注明∶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因为《纽约时报》付给了布赖德1000美元。对于一个月工资只有12美元的报务员，1000美元等于他七年的薪水。 五花八门的故事 但其他的访问文章，准确性就大打折扣。报纸为了猎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无论幸存者们说什麽，报纸都给予发表。他们讲述的故事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获救船员比利．琼斯说∶“当轮船撞了冰山的时候，掉下来的冰块，砸死了好几个在甲板上的乘客。”另一个乘客说∶“在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没有希望了，因为船头都被撞断了，离开了船身。我们虽然知道要被淹死，但我们都很镇静。” 罗勃特．丹尼回忆说∶“在船撞了冰山五分钟之后，每一个人都好像疯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撕打，用嘴咬，然后尖叫着冲向救生艇。”施滕格尔太太说∶“有几个亚洲人在救生艇放下之前，要凿漏艇的底。有的男人不顾一切跳进小艇，把里面的女人都砸伤了。” 科琳．安德鲁斯太太说，她当时坐在一只救生艇里，距离正在沉的大船不到两公里，她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那声音就像涡轮机爆炸了，然后泰坦尼克号就断成了两截儿。”杰克．塞耶同意安德鲁斯太太的描述，他说∶“泰坦尼克号在第三个大烟囱那里断成了两段。”塞耶还画了一张“泰坦尼克号”断裂成两截儿的草图，发表在《纽约先驱报》上。 《纽约太阳报》则发表了幸存者布莱尔太太对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情景的描述∶ 当时月色明亮，我们很多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享受着新鲜的空气。突然嘹望员弗利特一声大叫，前面有冰山，当时船长史密斯正在驾驶台上。 我看到那座冰山，好像有一百多米高，离船头只有大约180米远，正对着船头。史密斯船长喊叫着下达命令┅┅大批在甲板散步的人都往船尾跑。我们看到躲不过去了，也拼命地向船尾奔跑┅┅接着就是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乘客都恐慌起来┅┅ 船祸的发生，大约在午夜前的10点30分。我想，大约在半夜时，发生了第一个锅炉爆炸。我想，这时候史密斯船长才真正着急起来┅┅ 报纸编辑们更感兴趣的是船上名人和富翁们的故事，幸存者们的回忆也没有使他们失望。乘客哈文回忆说∶“在最后的时刻，亿万富翁阿斯德在甲板上和一个又一个男人搏斗，最后把太太送上了救生艇。然后他留在甲板上，一直到最后。总统的侍从武官巴特少校也是和人群一起在甲板上，直到随沉船坠入大海。” 那位幸存的新婚太太马文，更是生动地描绘了巴特少校的最后时刻。她说，巴特少校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根铁条，把那些疯狂地想冲进救生艇的男人打回去。”她的栩栩如生的描述，正符合一个军事武官的英武善战的形像，从而使巴特少校在民众中形象更受欢迎，俨然一个大英雄。 但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米却没有巴特这般幸运。乘客们记住的都是让他难堪的事。卡迪查太太说她和伊斯米在一个救生艇里，她说∶“伊斯米先生在大船根本没有沉的迹像时，就安全地坐到了救生艇里。我见到他为这艘救生艇挑选了最好的划桨水手。我的丈夫是个出色的划桨水手，伊斯米先生就叫他上了这艘小艇。”卡迪查太太最后总结说∶“在这艘小艇上，每个人都帮助划桨，只有伊斯米没有帮一下手。我不认为伊斯米先生是个勇敢的人。” 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深深相爱、至死不分离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报纸极力挖掘刊发这对夫妇最后时刻的每个细节。丘吉尔．坎迪太太告诉报界说，她亲眼看到这对夫妇手挽手在甲板上度过最后时光的情景。她说∶“泰坦尼克号上的一个官员命令斯特劳斯夫人上救生艇，但她回答说，‘我不会离开我的丈夫。我们过去这些年来从来都是在一起，现在我不会离开他。’当我们的小艇划开大船时，我看见斯特劳斯夫人挥动她的手娟。” 后来坎迪太太又在《冲突》杂志上发表文章，更加生动地描绘了这对幸福的斯特劳斯夫妇给乘客们的最初印像∶“毫无疑问，你们知道这世界有一些人，他们享受那甜蜜的胜利果实，但不迷狂。他们保持着清醒和谦恭。他们的脸上，闪烁着平静和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乘客回忆另外两个选择和丈夫死在一起的妻子，她们是一等舱的阿利森太太和卡特太太。也许三等舱也有很多夫妇这样做了，但报纸上没有她们的故事，乘客们也没人知道她们的故事，三等舱获救的女性中也没有人说到这样的事情。 但很多很多的乘客都记得船上的乐队最后还在演奏的故事。迪克太太回忆说∶“我们最记得的是船将沉时，船上的乐队还在演奏‘上帝和我们同在’。我们坐在小艇中回头观望，看到这些乐手站在甲板上，绝对地平静，等待那最后的时刻。” 乐队的故事感动了整个美国。人们纷纷写诗作文，表达对这些体现了人类尊严和崇高的音乐家的怀念和感激。美国总统塔夫脱收到了很多中学生寄来的诗文。一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牛仔，写了长达六页纸的诗。 《音乐家》杂志的编辑温顿．巴尔茨专门创作了一首题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的曲子，很多人听了这支曲子就禁不住流泪。当时纽约的大街小巷，人们都播放这支曲子，如同今天人们到处播放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一样，那凄凉悲壮的曲调，似乎从百年前，飘到了今天；从当时的纽约，飘到了欧洲亚洲，飘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城镇，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 2012-04-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中国商界生死书》 ——刘汉、袁宝璟共证“三诫律”
尽管周永康案件还未尘埃落定，但与周滨关系密切的四川富商刘汉案近日一审结束，刘氏兄弟均判死刑。联想起刘汉与2006年辽宁富商袁宝璟案的关系，我突然想到，刘、袁两位用自己灿烂一时但结局却不美妙的人生，共同证明了近30年《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三条重要诫律，即每一条成功之道，都为成功者留下了一道不知何时可能启动的死亡暗道。 \诫律一：游走权贵与江湖之间是把双刃剑\ 中国富人在傲视穷人的同时，却又自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所谓“弱势”，当然不是与普通平民百姓相比较，而是与政府的强权相比较。在政府那凌驾一切的政治强权面前，“财富的权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家们自然又成了“弱势群体”。2006年3月中旬东北富豪袁宝璟因一条命案，袁氏一门三兄弟全判死刑。因此案内情复杂、判刑结果奇特，中国网路言论一反常态，即每当富人遭杀身之祸时网友一片叫好，称此案是“现代中国之大冤案”。 袁案留下诸多悬疑，诸如他当时用来买命的钱近500亿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笔钱，其下落流向何方；那个想要他死的人是谁；……所有这些，都随着袁的离世而成为商界的耳语流传。直到2014年刘汉的“黑金帝国”崩塌，刘家兄弟的种种故事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话题，外界才知那个想要袁氏兄弟死的人是刘汉，刘汉通过商界朋友“周滨之父”的势力达成灭袁氏三兄弟的心愿。 至今，官方对周永康干预袁案审判不置一辞。尽管媒体报道都言之凿凿，坊间演义非常丰富，但在刘汉庭审时未露出丝毫端倪。根据中国特色，已经被媒体如此“捕风捉影”大肆报道过的事情，自然不可能毫无根据，之所以未现全豹，乃因其中人物位高权重，完全揭露于世，不只与某权势要人有关，还与朝廷体面攸关。当局并不想自我坐实自身的体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恶制。 \诫律二：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 中国商界之间的商业竞争，需要很多“市场外”的竞争，在资源与经营特许权的获得上，比的是背后的靠山与人脉；在市场竞争中，除了经营才能之外，还需要凭“狠”，这狠除了斗心术、斗腹黑，还得比谁的手段毒辣，包括买凶杀人等各种毒招。 袁宝璟一介平民子弟，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2006年曾被称为“中国首富”），当然不会不知道这种中国特色的生存之道，即必须游走于权贵与江湖之间，因为那既是致富之道，也是保全身家性命与财富之道。但他显然运气不好，因为“下结江湖”的需要，他有一位红黑两道都很“玩得转”的朋友兼手下，即辽宁省辽阳市原刑警队长汪兴。这位汪参与了袁公司太多的“机密活动”，并以此为由屡屡向袁敲诈，并因敲诈不遂向有关部门举报袁宝璟各种罪行，例如挪用公款16亿用于股市炒作“郑百文”（所谓“中国十大股案”之一）、派人枪击刘汉、伪造国库券、杀人灭口等等。袁因不堪其扰，才有其兄长雇凶杀汪之举。 但袁宝璟的腹黑与刘汉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刘汉也曾欲花1000万元买仇家人头，刘氏兄弟欠下的命案有多起。但那些命都是草民的命，最大手笔乃是借助朋友周滨父亲之手，通过法律将“中国首富”袁宝璟兄弟三人判处死刑。 当时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袁宝璟可能还不知道信息乃制胜之宝，竟然漏掉了“竞争对手背景调查”这项基本工作。因此，中国商界生死书今后一定要加上这条诫律：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以便决定是否让道。 \诫律三：家族公司难免覆巢之痛\ 中国的民营公司不少是家族公司，从道理上讲求，不少人知道这是瓶颈，严重阻碍了公司做大做强，但形格势禁，这种企业形式仍将长期存在。 我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用流失。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依靠四个层次的信用支撑，即国家信用（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信任）、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个人信用。这四个层次的信用在今天的中国都陷入严重危机，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崩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血缘纽带，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公司，即由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共同经营。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发展而来：家中有某人发达之后，逐渐将各种血亲网罗进来。一则是各种血亲也有谋职致富的需要，二是基于血亲关系的互相信任。 这种从农业社会传承下来的“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须要父子兵”的传统，虽然解决了基本信任问题，但人无千日好，中国商海棋枰翻覆之事太多，且不说公司内部兄弟反目、亲属成仇之事常见，就以公司遭遇翻船的外部灾难来说，家族公司也难免覆巢之痛。比如袁宝璟一家三兄弟因汪兴命案共赴黄泉路，另一位堂兄弟被判死缓，形同灭门。事过八年，站在被告席上的刘汉也因“汉龙帝国”高管的血缘关系而遇到麻烦，需要就企业性质是公司还是黑社会组织进行庭辩，庭辩内容之一是刘汉与刘维之间的长期合作及共同行动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犯罪组织关系？” 假设周滨与刘汉对簿公堂，公诉人称两人的关系是权钱交易为主的朋友，我猜想这两位大概都不会否定这种概括。但要刘汉与刘维两人弄清楚他们每次重大行动的动机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黑社会组织关系”，恐怕非常困难。他们因兄弟身份而共同组建了汉龙集团，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其合作基础，类似情况在中国民营企业很常见，这种庭辩内容甚至不会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只会让人产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 \中国人为何喜好《袁刘恩仇录》的复仇版本？\ 时隔八年，袁宝璟与刘汉这一对商界冤家先后被政府处以极刑。国内商界对刘汉兄弟命运的判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此论暗含“做坏事必有报应”之意，有意忽视其靠山的倒掉才是主要原因。更有意思的是，现代社会日见其稀的复仇色彩成了《袁刘恩仇录》的新结尾。以下是“导演宋翔V”的微博原文：“中国首富袁宝璟因与刘汉交恶遭至三兄弟灭门。袁氏夫人央金不能释怀，遂雇佣三名顶级私家侦探数年来长期潜伏成都暗中调查刘，耗资数百万，挖出刘氏大量犯罪证据。央金通过文艺界朋友将材料秘密递达第一夫人，后成为快速拿下刘汉兄弟的关键材料。今刘氏兄弟被判死刑，央金完成了一次基督山伯爵似的复仇。” 这个复仇版本的故事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审美与伦理想象，一位歌舞称于当世的美丽女子为夫报仇的故事，可以安慰成千上万中国成功男人的寂寞心灵，写小说拍电影肯定卖座，注定会成为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在我看来，它还暗含国人对于《中国商界生死书》的肯定，即只承认三条诫律导致其成功的一半，却将另一半暗埋的死亡暗道看成是“出来混”，“混得不好”才可能支付的代价。我想，刘汉如何踏上黄泉路的真相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袁故事将构成《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篇章，他们用生命共同证明的三条诫律，仍然将被中国商界群雄当中那少部分运气不佳者继续演绎证明。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liuhan-20140525/192212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剖析中共的印太战略
程晓农 中共用一系列军事威胁行动挑起了中美冷战。从中共海军10年来的扩军备战活动，可以大致判断出中共野心极大的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既对美国实行战略核潜艇的核威胁，也设法控制南太平洋国家。从1994年开始，中共宣称的南海“主权”因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已不复存在。此后中共为了核威胁美国，建立其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开始强占南海的国际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今后中美两军的海上攻防将集中在第一岛链一带。 一、美国的印太战略 今年1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这个战略是2018年2月制定的，阐述了2018年至2020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方针，其战略目标是：阻止中国使用武力对付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研发击败中国在各种冲突中的行动之能力和方法。美国的Axios新闻网报道称，这份文件的公布“揭示了拜登政府将要继承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挑战”。显然，制定这个战略的特朗普行政当局意识到，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印太地区的稳定已经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今后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此战略涵盖的范围主要是Indo-Pacific地区的中部印太地区，包括南海、印尼群岛海域、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以及新几内亚、密克罗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所罗门、瓦努阿图、斐济和汤加等群岛的周边海域。中部印太地区曾经是太平洋战争的重点作战区域之一，那时美军和澳大利亚的海陆空军曾一起抗击日军的凶猛进攻。如今，中部印太地区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重要区域。美国的印太战略规定，将在冲突中否认中国在“第一岛链”范围的制空、制海权；保卫第一岛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在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取得支配地位。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3年前拟定的，那时中共对中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还未彰显，所以美国的战略比较强调第一岛链相关国家的安全问题，并未具体勾画出在中部印太地区展开战略防御的设想或布局。这个战略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预见到了中国下一步可能的军事动作。今天我们对中共在南海展现出来的强权野心，已经比3年前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在本网站2月23日的文章《美军对中美军事对抗局势的最新评估》，已经介绍过美军目前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认知和判断。 二、中共有一个什么样的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为了防范中共的威胁，那么，中共有没有它的印太战略呢？中共内部应该是有的，是否用这个名称并不重要，但可以肯定，它10年前就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而且10年来一直在步步推进它的印太战略。当然，中共的印太战略是绝密文件，我们不能指望其官媒加以披露，因为这个战略是赤裸裸的侵略型战略，一旦泄露就可能在国际上遭到广泛的强烈谴责。 从中共海军10年来的扩军备战活动，可以大致判断出它的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既对美国实行战略核潜艇的核威胁，同时也设法控制南太平洋国家。这个战略的野心非常大，它近期大概有三个目标：第一，基本控制南海国际海域，把南海事实上变成中国的内海，平时可能允许外国的水面船只通过，但打仗时会禁航。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共将进一步到印尼、菲律宾沿海造岛建海军基地，保护其核潜艇舰队的活动空间，同时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逼成近岸水面防卫；第二，打通巴士海峡和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水下航道，为此要控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孤立澳大利亚和台湾；第三，扩大战略核潜艇舰队，加强在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的活动，实现对美国的多方位抵近核威胁。 中国强占南海礁石，造岛建军事基地，并非单纯要控制南海的空域，它更想控制南海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以保护其水下的核潜艇藏身之地。中共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去年3月4日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解码中国战略核潜艇南海“堡垒海区”，中美水下较量无声》，把中国强占南海公海海域的战略目的说出来了。此文表示，“关键在于，南海属于中国打造中的‘堡垒海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苏联提出了‘堡垒海区’战略，即在一定的海域重兵设防，打造成海上堡垒，将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射阵地设置在堡垒海区，以增强‘二次核打击’能力……。中国选择了两条腿走路，既要突破岛链封锁进入西太平洋，也要建立‘堡垒海区’……。中国军方将南海打造成中国的‘堡垒海区’——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阵地。南海面积高达350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12米，尤其是南海中部的南海海盆水深在3,400米至3,600米，非常适合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样的大型潜艇活动。中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控制以及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陆，使中国对南海海盆的控制大大加强……。” 三、南海的中国“主权”1994年即已消失 中共的南海“主权”说源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1946年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为内政部专门委员，随同海军舰艇前往南海考察，以划定南海岛屿的国界。郑资约在1946年底，用“U”形的11段虚线在地图上的南海水域圈出了中国的主权海域，一直延伸到靠近马来西亚、菲律宾的近海范围。这种在小比例尺地图上所画的线条，只是一种粗略的主权宣示；它无法包含坐标，所以不能据此勘定国界。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海洋法，周边各国除菲律宾之外尚未独立，它们的宗主国不关心海上边界问题。因此，中华民国用“U”形虚线在地图上圈出自己的南海主权海域后，并未发生国际争议。 这11段线被中共建国后接收。但1982年联合国通过了海洋法公约，此公约对“群岛”的定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海床资源归属、争端仲裁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其中对领海的界定是，领土外12海里为一国之领海；对岛屿的领土界定是，涨潮时会被淹没、不适合长期居住的礁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虽然中共清楚这个公约事实上否定了中国的所谓南海“主权”，但当时中共并没有对外扩张的印太战略，又处于外交上的“韬光养晦”时期，所以对国际海洋法公约不但认可，而且成为此国际公约的批准国。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1995年在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共外长钱其琛宣布愿意遵守海洋法公约，并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精神与相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但随着中共军力的增强，它开始筹划控制南海，以作军事用途。从这时开始，中共对国际海洋法公约就变脸了，它不但推翻了自己以前的立场，而且公然彻底践踏这个国际公约。 2015年，菲律宾因中国在南海的7个暗礁大规模建造人工岛，于是就南海“U”形虚线内的海域是否属于中国领海一事，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国际司法仲裁。2016年7月12日，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案做出裁决。借用钱其琛当年的说法，“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精神”，这个裁决否决了中国的领海主张。 国际法庭认为，就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曾对南海水域的资源有历史性权利，但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之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就否定了中国的南海主权。仲裁庭认为，中国对“U”形虚线（中共称为“九段线”）内海区主权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至于岛礁的主权问题，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凡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岩礁，不属于任何国家。国际法庭的裁决就此解释如下：所谓适合人类居住，其界定是，一个岛礁在自然状态下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不依赖于外来资源的客观承载力；南海现在很多岛礁上驻扎的政府人员依赖于外来的支持，并非自然状态下靠岛上资源长期生存。因此，中国在南海的南沙海域没有任何岛礁主权，其人造岛就更没有主权了。 裁决宣布后，中国拒绝接受。但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无论争端方是否参与，法庭的裁决都具有确定性和约束性。然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并没有司法执行能力。中共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我就算公然把国际法踩在脚下，你也拿我莫可奈何。 四、中共印太战略的实施过程 之所以判断中共印太战略大约是10年前制定的，是因为它制定后的具体实施计划的开启时间在2013年。 据中国媒体介绍：从2013年开始，中国就在南海的暗礁上造岛，到现在已经造了7个岛，仅2015年一年就人工填出2千亩地，实现了“小岛堡垒化、大岛阵地化”；它首先在赤瓜礁、永暑礁及南熏礁造岛，这些岛的地理位置和距离形成了相互支撑的战略防卫体系，发挥了武力威吓作用；然后，永暑岛飞机跑道完成，可以起降各种飞机，标志着中国实际上具备了控制南海空域的能力；最近开始的一个新的建岛工程在牛轭礁，其位置可以控制从南海一路向南、直到印度尼西亚的水下航道要冲。同时，中共最近通过了《海警法》，宣布在南海国际水域中共的大型海警船有权攻击外国船只，其目的是不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海军舰艇靠近中共在他们国家大门口的海上，造岛所建立的海军基地。 事实上，在造岛工程的同时，中共海军还启动了一个巨大的挖洞工程，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军港内之东侧紧挨海湾的山边，开挖了一个水下几十米、水上十几米、深度可能达几公里的洞中潜艇基地。现在中共的核潜艇可以从水下悄悄潜出榆林湾，然后躲藏在南海的深水海区里，让美国不易发现。它为了不让其他国家的潜艇、特别是美国的潜艇靠近南海中共潜艇的水下藏身地，就要控制南海的广大海域，建立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 自从2018年海军的核潜艇山洞基地和“堡垒海区”形成后，2019年中共开始实施其战略核潜艇的出击计划，即《多维新闻》去年3月4日报道提到的，“突破岛链封锁，进入西太平洋”。其目的是主动出击，寻找战机。这样的战略意味着，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不只是被动地充当“二次核打击”的威慑力量，它还准备充当“首次核打击”的攻击型力量。当然，其攻击目标不是台湾，而是美国。 五、中共海军在“堡垒海区”东北通道和南通道的最新活动 中共战略核潜艇出击的水下航道，一是台湾西南海域和巴士海峡，另一个是经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东向到澳大利亚北部海域，再进入南太平洋，转道北上接近北美大陆。 中共首先想打通的是核潜艇通过巴士海峡的水下航道，这里离美国最近，于去年9月开始执行。这必然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军从去年9月开始，不断派潜艇和航母舰队到这一带防堵，同时也进入南海演习，以防止中共不断强化其“深海堡垒”的建设。北京的外宣官媒去年10月2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海底猎杀：中国大陆海空战力合围美日潜艇》。此文提到，从去年9月中至10月底，台湾西南海空域成为火爆热点，美中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反潜飞机和反潜舰艇，在这一海域进行了将近1个月的反潜攻防。笔者注意到，同样的攻防从今年1月再度开始，直到本文截稿前，中共的反潜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台湾西南海域进行水下侦察，最近的两次是3月3日。 与此同时，中共从去年开始，用海洋考察船释放水下无人航行器，对爪哇海的水文资料反复探测，以便为潜艇出击摸清水下航道。去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先后捞获3只标有中文的无人潜航器，其捞获的地点越来越靠近澳大利亚。与此同时，中共开始收买巴布亚新几内亚，先是花十几亿美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靠近澳大利亚的荒凉而人口很少的达鲁小岛，借口修建“渔港”欲筹建海军基地；最近更进一步地用只有一间店面的民营“五缘湾有限公司”作托儿，准备化260亿美元长期租借达鲁岛，目标是建一座城市。看来，这座计划中的海军城将是中共印太战略里的重要一环，即进占南太平洋的“桥头堡”。澳大利亚记者看到了该“公司”就此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信函，这个计划因而曝光。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防战略高级分析师戴维斯（Malcolm Davis）判断，“中国会将潜艇派遣到比南海或东海更远的海域——超越‘第一岛链’，或者以一种能使解放军海军收集情报、支持秘密行动或作战的方式，对澳大利亚进行攻击。”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安全专家希思（Timothy Heath）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要提高潜艇在这些水域作战的能力，这是扩大中国潜艇作战范围的一部分。 中美冷战是中共用一系列军事威胁行动挑起的，它认定，现在中美之间是“东强西弱”，所以顽强地贯彻着它的侵略型印太战略。美国目前的国防战略是防守型的，主要在第一岛链防堵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其海军正扩军备战，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动态值得不断关注。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305202111283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