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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曹长青∶要乌坎自治还是中南海专制？
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抗议事件已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据报道乌坎村因土地纠纷而引起的村民反抗活动因村民代表薛锦波被抓，然後突然死亡而升级。村民们指责说，薛锦波死於警察暴力。愤怒的村民们赶走了村里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村党委书记而实行自治，村民拿起棍棒、农具把守村口，与上千名试图夺回乌坎村控制权的中共警察对峙。本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旅居美国的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请问您是怎麽看这个事件？ 曹长青∶乌坎事件非常有代表性，它不是单独、偶然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主要是政府及官员借经济改革、发展的机会，瓜分农民土地，包括在城市强行拆迁等，构成了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和中共之间的对立冲突更加严重。 这次乌坎事件主要涉及土地问题。官员勾结商人想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行把土地变卖占有。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没有了活命的根基。 广东乌坎的农民为什麽强烈反应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相当深远的背景。就土地问题，共产党和农民之间，至少有过三次较大的来回∶ 第一次是在国共内战时，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欺骗农民，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出於感谢之心而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这样共产党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农村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要回去了。共产党是再次欺骗了农民∶你把土地交给国家，农村合作化有利於大家。虽然农民不情愿，但在欺骗宣传（及高压）下，他们也期待憧憬日子可能更好，结果分到手的土地又都被共产党收走了。共产党的两次土地政策，农民当然都是受害者、受骗者。 第三次是毛死後中国经济改革，实行联产承包等，很多土地又回到了农民手里。但这次共产党又以所谓发展经济来大规模徵收农业用地，把土地变卖和占有。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和中间商等勾结，谋取暴利。 但这次跟以往不同了，农民不干了。你用什麽合作开发，建设工厂，对农民带来更大的利益等理由，都骗不住农民了。现在不仅在广东陆丰乌坎，其它很多地方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共同的现象是，共产党甜言蜜语的欺骗，不再起效果了。 前些年也有农民不买账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反抗，但在共产党统治下，谁敢起来反抗就被镇压，所以更多是敢怒不敢行动。但这次农民起来反抗了。中共有二百多万军队，乌坎的村民才一万三千多，一般认为这是以卵击石；但乌坎村的人民就敢於站起来，这是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标�遥� 记者∶有海外媒体报道，目前有1.3万人的乌坎村，堪称是中共夺取政权後第一个由地方维权事件演变成官方撤离、由民选代表临时维持秩序的地方行政单位。有大陆民主人士把乌坎村的抗议称为乌坎村「起义」。请问您是怎麽认为的？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农民从过去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欺骗中开始觉醒，不再上当。这次不管当局怎样强调徵用土地给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农民都不为所动了。 第二，农民不再那麽恐惧当局的高压，而是勇敢起来抗争。共产党的镇压当然仍是严酷的。例如村民选出的「村代表」薛锦波，就明显很可能是被当局杀害了。因为怎麽可能被当局抓走後两天就死了呢？他女儿接受采访时讲，她的家人看到的父亲尸体遍体鳞伤，很可能是被活活打死。共产党的镇压这麽强烈，要杀一儆百。但是乌坎的农民被杀了「一」，成百上千的人并没有被吓住，反而起来反抗了，为遇难的村代表开了大型追悼会。甚至把共产党的村干部、派出所警察、党的书记等官员，全部都赶出了村子；而自己选出委员会，自我管理，成为小型的「自治政府」。 第三，乌坎村的自治，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人能够自己选举，可以自治！乌坎村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有一万三千多村民。这麽大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够举行选举，进行自治，而且从外国记者发的报道来看，还自我管理得很好，整个村子秩序井然。这等於告诉世界∶中国人可以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自治政府来自我管理。没有共产党的强行领导，人民可以活得更好！这个信号对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记者∶另据海外媒体报道∶目前乌坎村外围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特种车辆等，乌坎村主要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警方现在打算用围困村子的方式等使村民的粮食吃光。并对村民进行断电、干扰网络而试图阻止消息传出。还有消息说，中共正在向乌坎村调集大量部队。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还没有结束，但这个事件起码已传递了上述这三个清晰的信号。下一步会怎样？是屈服、投降，还是中共镇压？还是双方妥协谈判？但不管最後是哪一种方式，都会削弱中共的统治，重创共产党的形象。 如果共产党让步，不敢大规模镇压，双方达成一个妥协，也就是用以往的方式，惩罚下面的贪官，包括造成村代表死亡的官员责任等，软调子处理。但这个会对其它地方的村民具有鼓舞作用——只要你抗争，是可以获得一定成果的。 另一个方式是共产党调军队镇压，大规模流血。那将会成为20多年前天安门事件後的又一场屠杀，因为这不是几个人，是一万三千人。这会震惊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当年天安门事件所以被国际报道，因当时有很多外国记者在北京，是去采访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今天乌坎村也已经进去了一些西方记者，包括美国记者、英国记者，以及香港记者等等。这些记者可以现场目击和拍摄传递出来屠杀的现状。这也是中共投鼠忌器、要考虑敢不敢采取天安门坦克镇压的方式。一旦镇压，这个画面会告诉世界，经过20多年，中共政权和天安门事件时是一样残暴的。也等於告诉其它地方的村民，包括城里的工人、知识分子等，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邪恶集团。 所以，我觉得不管它是哪一种方式，最後都会向中国人传递一个重要的启迪意义的信号∶就是当地乌坎村民可以做到，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可以反抗，可以选举，可以自治。 另外一个跟当年的不同是，现在互联网的出现，手机、脸书、推特等等，这些都导致信息不会被完全封锁住了。网络和手机等信息的流通，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乌坎的国际报道再传到中国内地，这个信息的反馈流动，跟当年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人现在可以被吓住。 乌坎村开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追悼遇难的村代表。这个追悼会的方式等於空前地、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全村人的情绪。那个全场哭成一团的场面，等於教育了每一个人。经过这样的追悼会，经历村代表被残暴打死的村民激愤，再加上村里党干部全被赶走，没有了官员和警察等，村民自己形成的真实声音占了上风，再加有外国记者在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村民有鼓励作用，他们觉得有一定的安全，因为他们的情况外界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乌坎村的抗争会坚持一段。它对全国各地的鼓舞作用、激励作用、信号作用等，都是相当强烈的。 记者∶有报道指出，乌坎村民众的反抗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的统治。 曹长青∶乌坎事件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中国人完全不像共产党御用文人说的，不可以选举，什麽文化水平低、国家底子薄、文盲多等等。乌坎村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没有天下大乱，反而人民自由选举，可以自治，而且管理得很好！ 乌坎不是北京、天津，也不是上海、深圳，它不是那种所谓文化水平高、文盲少的大城市，它只是一个小渔村。但就这样一个渔村，这里的农民都可以投票选举，自治自理，为什麽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不可以？它更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权利！ 所以，乌坎成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质问∶到底我们要一个乌坎式的人民自治，还是要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专制？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12月18日 2011-1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有如嗑药上瘾（1）
何清涟 这次武肺疫情带给世界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不得不反思自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调整或减少这种依赖的声音开始出现。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派遣独立监察员进入中国调查，遭遇中国驻澳大使成竞业的赤裸裸的公开威胁，称中国消费者将抵制澳大利亚，影响该国贸易、旅游和大学生源。中国在国际社会大耍“豪横”，底气来自哪里？来自两点：一是中国认定各国不可缺少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二是通过旋转门控制了各国不少政要。本专题1、2分析各国对华经济依赖的现状及中国如何将这种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控制。 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全球化1.0版本中，中国确实成了中心国度：1、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引进外资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100万家；2、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2019年初的数据）；3、中国是世界资源国家的最大买方。尤其是美国页岩油改变全球石油供应格局后，俄罗斯、中东及其他石油生产大国都争相笼络中国，这次疫情后，石油价格大跌，中国的石油订单更是决定中国成了“大王”。北京早就将多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服从与交易。 关于这一点，中国从来就不隐瞒，而且乐于夸耀。2019年，国内媒体曾细数对中国有经济依赖的国家，从东方到西方，从南半球到北半球，还真有不少。最后发现，全球200多个国家当中，排在前五名的依次为澳大利亚，智利、韩国、巴西、日本。 经济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亚，2017年澳大利亚出口总额达到2307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761亿美元，约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额的33%。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动物产品等。就算中国经历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打击，如今仍然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占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的24%。 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位居第三。2017年，韩国出口总额达到5737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1421亿美元，约韩国总出口额的25%。韩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机电、化工和光学医疗设备等。这种依赖在中美贸易战后有所下降，2019年，中国、美国和越南是韩国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对这三国的出口额依次为1362亿美元、733.4亿美元和481.8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1%、13.5%和8.9%。同时，从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一直是韩国对外贸易最大顺差来源地，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为289.94亿美元，低于对港贸易顺差301.39亿美元，降至香港之后排名第二。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排名第五。2017年日本出口总额达到6983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1328亿美元，约占日本总出口额的19%。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贱金属及制品等。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019年对中国出口减少7.6%，降至14.68万亿日元。 德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德国号称“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但这个“火车头”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相当大，甚至视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患上感冒，德国经济就要打喷嚏这种荣枯相关的依赖关系。 中国是德国仅次于美法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到2018年为止，过去10年和20年，德国对华出口额分别增长了450%和1500%。法兰克福股市DAX30的德国跨国企业在华设立各类企业约700家，在华销售额超过2000亿欧元，占这些企业全球销售额的15%。德国三大车企对中国市场依赖尤其严重，大众、宝马和奔驰在华销售占其总销量分别为37.3%、24.2%和23.2%。中国对美反制措施中，针对美产汽车征收25%关税，此举受损最重的是德国汽车业，因为宝马和奔驰位于美国的生产厂每年对华出口大量高档汽车，上述措施一旦实施，该两家车企将缴纳超过14亿欧元关税。报道表示，一旦中国经济下滑，德国经济也将衰退。 2019年，中国汽车市场20多年来首次出现销售下滑。默克尔力反美国对华开打贸易战，就因知道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引擎”如果受打击，德国这个“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必将受冲击。德国媒体评论不少也有自知之明，德国之声曾于2019年8月1日发表过一篇媒体观点综述《德语媒体：先是苹果，再是大众》，其中有这类话：“中国成了德国经济的兴奋剂。多年来嗑药的剂量一直在逐渐增加，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了。品尝苦果的时候到了。汽车制造商可能是下一波要经受中国市场增长放缓考验的企业。虽然中国遇到的算不上是危机，但即便只是一个疲软阶段，也足以让德国企业陷入巨大压力了。它们过于依赖中国了，这是个错误，应该纠正。少一点中国，多一份安全。不仅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来说是这样，对整个德国经济界都是如此。” 但是，说不依赖容易，但德国政府的焦虑却无法缓解。2019年德国经济仅增长0.6%，不仅德国从中嗅出了经济萎缩的危险气味，欧元区也是一片对经济萎缩的担忧。5月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分析，与2019年最后三个月相比，欧元区本地GDP下降了3.8%。欧元区经济按年率计算萎缩14.4%，远超同期美国经济4.8%的萎缩幅度。为和平时期前所未有。 减少经济对华依赖，难在哪里？ 制造业削弱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局面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困境，美国最早意识到，川普2016年大选时，就提出这一口号，他当政后，通过减税给企业很多优惠，鼓励制造业回归，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企业对前景并不那么有把握，许多资本就算回了美国，也未进入实体，而是在股市，去年不少又通过华尔街投行界购买中国的债券。 美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确实强大，比如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可靠。但制造业回归，需要本国有强大的基础，这基础不仅只是研究开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这次不得不将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其中包括中国。原因是：疫情紧急，美国人有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据说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有高科技，没有生产手段，没有生产能力，所以还得依赖中国的生产——这一点正是全球化当初的出发点：按比较成本理论，分解一件产品的各个部件，发达国家掌握研发能力，到人力资本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去制造。 一场武肺疫祸颠覆了全球化基于比较成本的这种生产链构想，当中国因掌握防疫用品、呼吸机的生产而对世界各国趾高气扬之时，各国开始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考虑基础医疗用品将回归本国生产的问题。但接下来就得考虑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工程师与熟练工，以及美国人力成本高的问题。产业链流失了之后，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开始，缺乏培养工程师的土壤。以苹果为例，苹果的关键核心业务仍然依赖传统的美国工程师，不过这类人才在美国越来越稀缺，导致苹果不停返聘“old dog”。2017年，苹果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曾经公开表示：“在美国，你可以召开一次模具工程师会议，我不确定这些人是否能坐满整个房间。而在中国，这类工程师可以坐满多个足球场。”他这段话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培养工程师所取得成就的赞美，但也是对美国正失去的东西的真实总结。奥巴马参与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则反应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力成本问题。 从十多年前开始，中国就开始将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但企业界与政府对这种要挟的感受不一样，因此行动上也会不一样。这次疫情只是各国从政治上感受到依赖中国潜藏各种危险，但如何让企业界协同行动，还有许多现实困难。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5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50720201058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本土意识在台湾的胜利
台湾大选出了“冷门”：正副总统被枪击，陈水扁以0.228％的微弱多数险胜，败选的连宋阵营不承认大选结果，以街头抗争造成台湾的宪政危机。 在四年前的上次台湾大选中，连宋两人的得票率超过六成，为什麽这次两人联手却输了？他们败选之後为什麽拒绝接受人民的选择，要煽情抗争？过去几个月，我去了三次台湾，直接观察选情，并和很多当地精英交谈，发现台湾的这种政情变化背後有很深刻的原因： ●台湾意识的爆发式展示 首先，这次大选结果，是台湾民间一直发酵的本土意识的一次爆发式展示。在短短四年之中，陈水扁的支持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不是用投票前一天总统被刺杀获得同情票所能完全解释的。上次总统大选中，被视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没有得到任何一家主要报纸和电视支持的媒体环境中，居然获得近四成选票，击败了连宋两个政治势力而当选，就透露出本土意识在台湾有相当的潜力。 而在陈水扁过去执政的四年中，台湾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本土媒体开始抬头，像反映本土声音、强调台湾意识的《自由时报》的阅报率竟一路攀升到全台湾第一的位置，而曾在国民党时代垄断台湾报业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这两大报，却下降到第三和第四的地位（第二是《苹果日报》）。反映本土声音的电视评论节目也大受台湾人欢迎，往往收视率第一。还有大批本土意识的政论家，更高声地发出声音，解读出台湾的真正历史和现实，强调台湾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当年蒋介石政权军事镇压台湾人的2.28屠杀事件，越来越被台湾人认定是外来政权剥夺他们权利的象征，因而在今年的2.28纪念日，有二百多万人站出来，参加横贯全岛、声势浩大的“牵手护台湾”活动，引起全球媒体关注。 据台湾《联合报》今年初公布的一项民调，在过去十年中，台湾民众的国家和个人身份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占67％，现在则下降到只有19％；十年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16％，现在则上升到62％。这一升一降，展现出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正是这种本土化意识的复苏和上升，为陈水扁的支持率增加，提供了基础。 ●李登辉的感召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对选民的感召力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李登辉虽已卸任四年，但他仍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本地人中间。他召集的论坛会议，我参加了几场，有来自法国、美国、日本及本地的学者演讲，观众往往有几千人，最多一场是全台八市县电视连线，近二万人。他一出场，几千听众自发地站起来、长时间鼓掌、欢呼，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强调台湾人主体意识，敢说真话，在担任总统时就公开强调，台海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被人赞誉是敢说出皇帝没有新衣。 美国前驻台湾协会主席李杰明曾评价说，李登辉执政十二年，推动了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现代化。这次大选之前，他又全力为本土政权护盘，推动台湾的真实化、为台湾正名和制宪，非常受民众欢迎。 正是李登辉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党内本土派，才再次分化了国民党。有专家评估，李登辉从连战上次得到的23％选票中，这次为陈水扁可能争来了10个百分点，因而人们说，这次陈水扁获胜，是赢在了李登辉身上。 ●中共武力威胁国际打压催高台独 三是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打压，等於推动台湾和中国渐行渐远。北京用近五百枚飞弹瞄准台湾，并且不放弃对台动武，都引起台湾民众不满并有越来越强的对立情绪，等於是刺激台湾人的本土意识，他们要远离这个霸道的中国，成为“东方的瑞士”，因此这次大选中陈水扁诉求“反飞弹要和平”，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凸显台湾的主权，相当获得民众共鸣。 在台湾的真实历史被越来越多的人民了解，人们的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复苏的背景下，中共的武力威胁和国际打压，等於对台湾的本土化起到了强烈的推动、刺激作用。尤其是萨斯肆虐期间，中共竟阻挠台湾成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还不是申请正式成员），更刺激台湾人民对北京强烈不满和愤慨，这种情绪则成为催化本土意识的外在推动力。 四是连宋的国亲两党没有远景方案，他们的政见无法唤起民众热情。连战仍强调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种提法仍停留在蒋介石的闭关锁国时代，因为它无法承受一句提问，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吗？而连宋强调的“一中共识”正好和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合拍，起码在客观上帮助了北京在国际上以一个中国的说法来打压台湾，并以此推行一国两制方案。连宋的旧思维，无法为台湾打开国际空间，更不能加入联合国。而连战提出的“搁置主权争议”更引起本土派反弹，因为在台湾的国际地位被中共如此打压情况下，台湾再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实质等於放弃台湾的主权，任由中共主导，因而连宋的提法，和陈水扁强调的台湾是个主权国家，更形成鲜明对比，更处於劣势。 ●唱衰台湾的文人帮倒忙 五是亲北京、唱衰台湾的势力给连宋帮了倒忙。台湾有些知识人，为了反台独，不惜和中共联手，跑到北京给共产党出谋划策，要联共反独。他们没有明白一个常识，共产党是邪恶，而独立并不是邪恶；共产党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而独立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即使台湾现在独立了，将来仍有和中国统一（於民主自由）的可能，但共产党的专制却是在统一的幌子下剥夺每一个人的权利，把人统治成政治奴隶。像李敖、陈文茜、赵少康等文人，用他们主持电视节目的话语权力，不遗余力地攻击陈水扁，唱衰台湾。李敖在香港电视节目上，竟说他上次参选的不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是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这和《人民日报》对台湾的定位一模一样，根本不承认台湾是独立於中共统治的主权国家。李敖在谈到毛泽东时，还把这个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大独裁者毕恭毕敬地称为“毛主席”。而陈文茜在发生正副总统被刺杀事件的当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在连宋竞选总部公开宣称这是陈水扁的“苦肉计”，并攻击医护人员造假，引起民众愤怒，认为她毫无人性。陈文茜的那种玩世不恭，那种居高临下蔑视台湾人的姿态，那种不择手段攻击他人的傲慢和狂妄，引起台湾人极大愤慨，很多中间选民因而决定把票给陈水扁。因此有人说陈水扁赢的那三万张票，有很多是陈文茜帮助拉来的。 六是枪击事件等於临门一脚，帮助了绿营射门。在投票前，蓝绿比分处於胶织状态。而总统被刺杀事件，显然高度凝聚了绿营，并赢了部份中间选民的同情票。蓝营不服输，把枪击事件作为理由之一，暗指是“苦肉计”。但从常理来说，苦肉计之说难以成立，因为它不像周瑜用板子打黄盖，可以掌握分寸，这是枪击，而且又是车队（目标）移动状态，一旦出现意外，总统重伤或死亡，民进党将付出更大代价。而且这种苦肉计，只可能在独裁国家（它可以控制所有的环节，才可能成功地造假）实行，在开放的民主国家，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无法以国家力量控制每一个环节，有一个细节出了问题，就全盘皆输，而且不是输一届总统选举，而是输掉整个党的前途。 ●台湾人民不要“特首” 在中共的报纸上，历来都说“陈水扁一小撮人”欺骗人民。这次陈水扁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就把多数台湾人民要求主权独立、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个事实展现在世界的面前，使中共更难向国人解释，并迫使它根据台湾的现实来改变其对台政策。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也向世界展示了台湾真实的声音，两千三百万人民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完全不合理的，它将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使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尤其给香港人民发出了信号，台湾人民要总统，不要“特首”；台湾人民要民主，不要飞弹。香港人民可以从中得到激励，更勇敢地向中共统治者说“不”，抛弃“特首”，发出更强烈要求直选领导人的声音。 3.20大选，将成为继2.28之後台湾历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是台湾人本土意识展示、台湾人开始成为这片土地主人的开始！ 2004年3月23日於台北（原载《开放》4月号） 2004-04-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4👍 0💬 0拜登上任首月的美中关系
程晓农 拜登上任后，中美外交的第一回合，中共未能得逞。中共曾强硬要求美国全面恢复美中冷战之前的那种双边关系，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但拜登行政当局并未回应，北京当局只能默认美中关系今非昔比的现实格局。 一、中共频频对美喊话 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各种消息接连不断。拜登上任后，特朗普与中共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吗？这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而中共更是焦虑。它急于在经济和外交上改善中美关系，为此频频对美国喊话。 早在去年12月中共就开展了一系列外交和外宣活动，它之所以如此着急，有其内政考量。由于中共多年在经济上依赖的房地产业供过于求，每况愈下，再也无法支撑其经济，因此另谋出路之需甚急。中共包装在外交辞令下的企图有三个具体目标：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对华关税，让中共恢复大规模对美出口；二是美国取消金融管制，以便中企恢复在美圈钱的运作；三是美国取消技术管制和人员管控，使中共重获盗取知识产权的“自由”。 拜登进白宫之前，中共从去年12月开始就让驻美大使崔天凯安排外交方面的“第3号人物”杨洁篪赴美进行高级会谈，甚至想争取让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峰会。但美方反应冷淡，只好放弃。随即中共开始了一系列高官喊话，同时让外宣《多维新闻》刊登文章，给拜登施加压力。1月26日该网站以《习近平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为题，发文催促拜登早作决定。此文表示，中共凭什么等拜登，中共没有等拜登的理由；拜登及其团队不可能不明白，中共在G2的现实之上已经巩固了对美国的相对优势。中共那种迫不及待和虎视眈眈的态度跃然而现。 1月26日，中共前副总理曾培炎借“香港中美论坛”表示，中美应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尽快取消贸易战以来的高关税。1月28日，中共副外长乐玉成公开喊话，呼吁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实现“拨乱反正”。1月29日，王岐山以视频方式对出席第12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喊话，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定调划道。2月2日，杨洁篪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视频对话，他的讲话明确地展示出驾驭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意图。 杨洁篪在讲话中说，“特朗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美国要从4个方面作出努力：一，特朗普当局对华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必须“拨乱反正”；二，要恢复正常交往，取消那些对留学生、中共媒体、中共企业的错误政策；三，切实履行中美联合公报的承诺，严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四，开展互利合作。中共表示，这4个要求只是美国应当做到的第一步。 中共的喊话非常高调，软中带硬，实际上是想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划下红线。他讲的那4点要求中，前3点是不容商量的口气；而第4点“开展互利合作”，虽然“合作”一词反复讲了24次，却空洞无物，纯属虚设。杨洁篪在讲话中甚至教训美国，别老在中共面前提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词。与此相关的是，在中美军事对抗方面，杨洁篪一字不提，因为中共正在用不断的军事威胁来要挟拜登当局。 二、拜登的对华政策方向初定 拜登2月4日发表了对外政策讲话，他在讲话中将中共定位成“最严峻的竞争者”，这比特朗普从与中共全面对抗的角度来定位中美关系，似乎退了一步。拜登没有制定出明确具体的应对中共的策略，只是表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将直接应对我们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我们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 他讲的中共的“经济恶行”，应该是指中共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用欺诈手段从美国投资者手中圈钱；他讲的“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应该是指中共的扩军备战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他讲的“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应该是指中共对香港等地的镇压、技术间谍活动和对国际法规的公然侵犯。 拜登上台后，在限制对中共军工企业投资方面暂作缓议，同时搁置了特朗普决定强制抖音出售给美国公司的决定，还撤销了特朗普关于中共的孔子学院背景关系透明化的政令，在特朗普的其他对华政策方面，依然照旧。 拜登发表上述讲话的次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日与杨洁篪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则短消息，说明布林肯在通话中介绍了美方的立场。 布林肯2月8日接受CNN采访时则明确表示，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是正确的，拜登只会在做法上有所不同。在谈话中，布林肯就美中关系的基本原则谈到了两点：其一，“我们必须从实力上与中国（中共）交锋。不管是对抗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还是合作性关系，都是为我们共同利益而存在，我们必须用实力来应对。”其二，要“确保我们在军事上的姿态，以阻止侵略，这意味着投资于我们自己的人民，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竞争”。 布林肯的这次谈话不是外交语言，因而比较具体。他强调了两国之间军事上的态势和中共的威胁，并且把维持美国的实力和保卫美国的经济挂起钩来，而且认为，中美之间会继续交锋。作为国务卿，布林肯不会谈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但他显然了解相关情势。 2月10日，拜登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从两国官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看，除了客套话，双方基本上仍然是各说各话。 三、太平洋上不太平 拜登行政当局之所以坚持要与中共继续交锋，其关键考量之一是：太平洋上不太平。 最近，中共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步调逐步加快。中共原来计划建造10艘航空母舰，形成大规模航母舰队，以争夺太平洋的制海权。但受限于造舰工程和舰上装备以及舰载机的技术水平，中共已经意识到，其航母舰队无法在近期内对美国形成军事压力。去年以来，中共已悄悄地改变了其海军战略，从依靠航母编队为主，变成了依靠核潜艇舰队为主；更重要的是，中共同时也悄悄地改变了核战争战略，把美苏冷战时期的被动型核反击变成了主动型核攻击。 在美苏冷战时代，核潜艇扮演的是“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角色，而中共现在对战略核潜艇舰队的高度重视和运用，超越了“二次核打击”的需要；中共海军现在所追求的是，战略核潜艇要深入中太平洋，靠近美国西海岸，对美国形成主动型抵近核攻击的威慑能力。为此，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千方百计要突破第一岛链，这样才能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区，既安全隐藏，又可随时对美国发起突然的核袭击。于是中美冷战的重点，从水上变成了水下。 中共核潜艇舰队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港，其核潜艇从强占的南海国际水域的所谓“深海堡垒”出发，欲进入中太平洋只有3条水下航道，而这3条水下航道就是目前美国海军重点防范的海域。其中，从三亚往东北方向，是离美国最近的巴士海峡，因此台湾的西南海域就成了双方水下对峙的重点海区之一。从去年10月到现在，共军的核潜艇在台湾西南海域持续活动，美军潜艇也不断实施水下跟监。今年1月2日到9日，然后从11日开始连续每天直到20日，接下来又从22日起直到1月底，共军密集出动反潜飞机，反复侦测在福建、广东交接处外海的美军潜艇。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1月23日由东向西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水域，既让中共的南海核潜艇“深海堡垒”破功，也为了支援在台湾西南海域水下与中共核潜艇较量的美军潜艇。 中共不仅一再试图用战略核潜艇突破巴士海峡，还在印尼的爪哇海用水下无人航行器搜集潜艇航道的水文资料，以便开通经爪哇海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堡垒”南航道。中共也已在靠近澳大利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达鲁岛筹建潜艇基地，为此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半年之久的经济制裁，欲逼澳洲放弃国防计划。 四、面对手握利刃的“熊猫” 中共以前被想象成一只讨人喜欢的熊猫，而去年以来中共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军事威胁（参见我去年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表明，这只“熊猫”不仅张牙舞爪，而且手握利刃，步步紧逼，它更像是一只披着熊猫外皮的老虎。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便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后来又在他的书《注定一战》中指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将领修昔底德的话，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其含义是，当大国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很可能落入爆发战争的可能。过去几年来中美军事关系的演变证明，历史仿佛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已十分流行。 中共之所以不断在军事和外交上对美国施压，是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它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和出于军事目的对国际水域的霸权，与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海洋法背道而驰，若仅通过双方充分合作式的外交谈判，它不可能达成目标。中美外交今后不会是解决两国对立的唯一手段，美国在军事上的防备已经开始，并将逐步展开。 美国军方最近连续公布了一系列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报告和计划，说明中美军事上的对抗态势已逐渐走向冷战高峰。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月9日，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向日本的《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战略忍耐”政策不适用于对中国。所谓的“战略忍耐”政策是指，奥巴马政府以“战略忍耐”为由，忽视了北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进程。日本国内如今则担心，美国是否会对中共恢复“战略忍耐”政策。而2月9日白宫发言人表示，“过去，战略耐心一词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政策方法”，“我们无意采用战略忍耐的（政策）框架为印度太平洋和中国制定一项全面战略。” 那么，美国今后将如何应对中美冷战呢？美国国防部2月10日发布消息，拜登在那一天访问五角大楼时宣布，成立一个制定美国国防战略方面的对中国战略研究组，由来自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以及军事情报部门的15人组成，以便评估美国国防部对中国的军事政策和相关军事项目，应对中共的挑战。该工作组由国防部长特别助理Ely Ratner领导，4个月以后为军方高层提供政策建议。笔者以为，设立这个美国国防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战略研究组，应该是国防部文职人员和军方共同商议后建议的。 美国国防部的这则消息指出，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副部长认为，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方面的“渐进威胁”；中国正试图推翻现存的按国际规则形成的印太地区秩序架构，并使用所有手段，企图让这一地区的各国臣服。美国国防部的中国战略研究组承担的是一个“突击任务”，要检视军事战略、军队运用方式、技术应用和军力配置、部队管理及情报方面的最高优先目标；也评估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以及它们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关系之影响；这个研究组也要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保持沟通。 中美冷战是去年由中共点燃的，特朗普当局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决心强硬回击。今后，中美冷战依然是美中关系的基本面。处于冷战中的美国自然不能实行强敌弱己的战略。因此，美中经济关系今后很难摆脱中美冷战的既定格局，也无法回归中共期待的方向。面对挑起中美冷战的共军，美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2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211202114564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为公共利益而战的谭作人
中国的“国家安全”越来越脆弱不堪，几篇文章、几次公开透明的呼吁，尽管只涉及当局施政弊端，或与环保等公共利益有关，就足以造成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四川环保人士、作家谭作人3月28日被捕，当局给他安上的罪名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他的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据说就是整理了一份汶川大地震死难儿童的名单。谭作人做这些事情时，其实并非“私下”或者“暗地”，而是光明正大，比如他写过一份建立《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人们共同调查死难学生的名单，目的是希望警醒世人，不要再让“豆腐渣工程”这类危害公共安全的灾害发生。据说他在发表倡议书之前，将自己此举先行通知了国安，完全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举。 我不想再去费劲去考较《国家安全法》的条文，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部法律从未具体规定事后调查一场举世皆知的大灾难的某部分细节涉及“国家安全”。这些年来，绝大多数背负“国家安全”罪名的政治犯与良心犯，都是被中国各级国家安全部门“自由心证”为“罪犯”的。前不久，总部位于美国的中美对话基金会根据中国相关官方数据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的人数比2007年多1,300人。 谭作人近年来走入公共视野，是因为他从事的一些公共活动。他曾带头反对中国石化业巨头中石油在成都彭州建立的PX项目。PX项目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世人皆知，为了保护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谭作人不仅发表大量文章揭露该项目将造成的污染危害，还身体力行地倡导家乡民众共同抵制。在中国，泛泛而谈地提倡环保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但如果落实到抵制某个项目，尤其是地方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合谋的“国家重点项目”，政治风险非常高。我猜想，自那时开始，四川地方当局已经对谭作人记下了一笔帐，只是什么时候“拉清单”了。 谭作人这边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战斗还未清盘，汶川大地震又发生了。而此次地震中最能暴露中国政治之丑恶莫过于大量中小学校舍倒塌之事。在地震发生之时，当局为了减轻舆论压力，曾承诺要清查豆腐渣校舍。但地震过后，社会关注点转移，为了保护涉及豆腐渣校舍的利益网络曝光――这一利益网络牵涉甚广，从教育部门、建设部门、再到市、县、乡各级政府官员――豆腐渣校舍就成为“国家机密”，而谭作人为了四川民众的公共利益，不畏艰难、锲而不舍地追踪下去，终至身陷牢狱。 从上述事实可见，谭作人从事的活动事关千万人的公共利益，无论是环保还是建筑物的质量安全，这本来都是中国政府的行政范围，纳税人拿钱供养他们，就是为了让政府履行监督之责。可中国政府不仅未曾履行这些责任，反而为了自利的目的如政府税收、建筑工程发包时的回扣、政绩等升迁资本而置民众生命及健康于不顾，成为制造污染与豆腐渣工程的共谋者。如此“国情”之下，谭作人为公共利益奔走呼号，深犯当局大忌，于是他就成了“国家的敌人”。这样的事情当然只会发生于社会主义中国以及被中国政府视为“好朋友”的一些暴政俱尔部成员国。 我想在此再次提醒中国政府：为了自利而扰民、害民、残民以逞的行为，如大力兴建污染项目、放任豆腐渣工程与有毒食品泛滥，为了钳制舆论与反对力量而不断制造“国家的敌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恶行。 国家虽在，山河已破，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60年的“政绩”之一。三鹿奶粉等有毒食品也让世人见证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与国家信用破产。但中国还有一批良心人士在，他们超越个人利益计算的抗争与努力，才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真诚地希望国外的人权组织能就谭作人被捕事件多做国际呼吁，也希望四川的公众能够多关注这位为了四川公众利益而身陷大狱的良心人士。如此，谭作人以及类似的良心人士才不会成为“孤独的战士”。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4月2日，第288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视频∶曹长青∶为什麽反日是弱智，亲日是智慧
2017-10-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户口制度、工作机会与农民的生存困境
最近中国宣布，在广东、山东等11省市取消城乡户口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做为户口登记的前提。对这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改革，人们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与评价。 对于这次姗姗来迟的户口制度改革，可以肯定的有三条：一是中国人从此以后，城乡户口再也不能成为划分社会地位的依据。财产、政治地位与职业的社会声望将成为确定社会阶层的主要依据。二是从此以后，迁入城市的原农民子弟就地入学，其居住地的学校丧失了收取高额赞助费的制度性理由――但在中国现在的特殊国情下，学校创收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没有了制度性理由是否就能够限制教育部门乱收费，也真是很难说。三是农民流动到城市，城市没有遣送他们的制度性借口。但随意执法的警察们创造一些借口，也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在所难免的事情。 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改革。说它“迟到”，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城市户口在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初期含金量高，那是因为城市户口具有农村户口没有的13种福利，包括就业权利等在内。而后来随着政府将福利制度的改革当作甩包袱的手段，城市人的几种经济特权逐渐丧失，比如最低限度的就业保证、住房、医疗等日渐丧失，粮食等食品价格也随行就市，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日渐消退。 其次，早在1998年7月，中国政府就为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1998）国发24号文第四条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但这一条只是指导意见，具体执行完全要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城市的承受能力，来确定户口迁移的总体规模。 随着两亿多农民逐渐进入城市，以边缘性就业生活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当中，各省市其实早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改革。如2003年,湖北省选定在武汉、襄樊和黄石三市为试点,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统一登记为“湖北居民”户口。诸如此类的改革，在全国各地都有。可以说，这次11省的户口制度改革，只不过是被迫承认现状。 第三，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具体解释（即实施细则）非常重要。户口登记的基础是“合法固定住所”，但这一名词的解释权在各地政府。各地政府可以将其解释成“拥有住房的房产权”或者租赁期达多长（比如1－3年）的租房合约。不过不管怎么解释，只要有了这一前提，居住在城市违章建筑中的流动人口底层，比如那些捡垃圾度日者、上访村的居民们是不具有登记户口的资格的；而工厂里的打工者住的是若干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他们是否具有登记户口的资格也得依靠当地政府部门的具体解释。所以说，这一改革只有那些农民当中的成功者，亦即有能力在城市里购买或租赁住房的农村人口才会有资格在他们迁居的城市中登记户口。 有了上面几点，对这次户口制度改革的意义之评价可能会实在一些，那些认为取消这一限制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立刻改观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因为对于农民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获得工作机会才是首要问题。 而工作机会的稀缺，才是中国农民摆脱生存困境的最大障碍。而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与受技能训练不足，几乎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工作，大多数农民一生只能在穷困、饥饿和危险、短寿之间做选择。比如广东省因为其GDP来源主要不是煤炭，在大兴煤矿事故之后，地方政府为了省去繁复的管理工作，干脆将小煤窑一律关停，因此着急的不仅是煤窑老板，还有许多失业矿工。在“活得好”之前，他们必须先“活下来”，这就是中国残酷的现实。 从现实情况考量，消除城乡户口壁垒，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如何为农民造饭碗，并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远比户口制度的改革更为困难。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1月10日，总11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中国经济公私之变：不被承认的私有化（2）
何清涟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但中共高层却明确否定这一事实，原因之一是，在所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中国执政集团彻底抛弃了以国企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底层。这种抛弃是否具有政治正当性？只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相比较，就会有明确的结论： 一、中国是唯一藉改革之名抛弃底层的社会主义国家 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况且，在多数中欧国家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共产党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民众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密室私有化凝聚成难以化解的社会仇恨 中国的转型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究竟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根据作者对中、俄及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国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海外中文网站上经常出现网民发表的“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之类的言论，就是这种仇恨情绪的表现。 上述过程无异于政府纵容国企管理层伙同政府官员公开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中国当局就算巧舌如簧，也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偶然见之于媒体的国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发社会公众的愤怒，因此，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也不允许学者发表有关私有化过程的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中国官方还坚持宣称“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条“不搞私有化”。但是，这一谎言只是用来欺骗国内公众，实际上，中国政府曾经委托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进行了几次有关中国私有化结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外，以便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开始推进私有化，从而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后十来年当中，中共当局极少追究红色精英们侵吞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如此，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中国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6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后虽然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私有化结果木已成舟，原来的国企厂长经理们已经堂而皇之变身为私营企业家。 三、中国私有化弊端遗祸绵延 也许有读者会问，共产党国家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是不是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程晓农研究过俄国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共产党干部直接侵吞国企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国采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如果把中国和俄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过程与结果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式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第一、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企业私有化的具体设想，私有化过程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策划于密室，操作于黑箱，将工人排除在外而进行的。与之相反，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 第二、中国工人大多是被厂长、经理以保留工作为条件强迫入股，不得不动用个人储蓄。中国工人入股本厂之后，空有股东虚名，其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反，俄国工人对本企业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得到承认，权益也有保障。 第三、在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第四、私有化之后，中国大约半数国企职工被解雇，厂长、经理藉解雇员工来降低企业成本（即减员增效），此举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与之不同，在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工人的情况较少发生。 第五、中国推行私有化之时，中国尚未建立保障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系统，失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加之企业厂长、经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大量的劳资冲突。1995年全中国县、市一级的劳动纠纷仲裁机构处理的劳资冲突为3.3万起，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44.7万起，2008年上升到69万起。而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比较尊重工人的意愿，劳资双方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冲突。 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全然忽视了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完全漠视社会公正，剥夺了民众的权益。这样一种只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冲突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9月9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conomy-part2-20170909/402210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布什和凯瑞：不同的台湾政策
距离美国的总统选举已不到两个星期，布什和克里（凯瑞）都在做最後的冲刺。哪个党胜出，不仅对美国和世界格局，而且对台海局势，都有重大影响，因为两党的党纲中的台海政策有明显不同。 民主党党纲中关於亚洲和中国政策部份的篇幅，比上次（四年前）明显减少。它预示如果克里当选，他不会把台海政策放在战略优先位置，而且可能也不会重视亚洲，而是把战略重点放在中东、欧洲等区域。 另外，和上次比较，更明显的区别是，这次民主党党纲中阐述中国政策时，删去了上次政纲中写明的要履行《台湾关系法》的内容，整个《台湾关系法》的字样全部被删除。 过去六届美国政府，都强调台海政策的平衡，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强调履行《台湾关系法》。四年前，民主党的党纲还表示，如果戈尔当选，会履行《台湾关系法》的责任，同时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现在民主党党纲去掉了《台湾关系法》，很可能预示，克里一旦当选，民主党主导的美国下届政府，不会像现在的布什政府这样通过强调《台湾关系法》来制约中共，协防台湾。 而这次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再关於中国政策部份的阐述中，则明显和民主党不同，不仅写明布什政府将履行《台湾关系法》，并且明确说，「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且要经过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违反了这些原则去攻击台湾，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给予适当回应，协防台湾。」 该党纲重申「共和党的总统会履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美国「不同意北京把它的统治强加给自由的台湾人民」，美国台海政策的原则建立在中国不得以武力对待台湾这个基础上。 这个党纲显示，如果布什连任，其中国政策不仅会延续过去四年的做法，而且会更重视制约中共不得对台湾动武，以确保台海和亚太区域安全。 美国两党的台海政策不同还在於，两位总统候选人对两岸问题的认知有明显不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克里在今年1月6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辩论节目上表示，如果他当选，要推动像香港、澳门那种「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则在三年前刚就任不久，在美国电视上明确宣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 两相比较，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台海政策，有原则性的不同。民主党认同中共意在剥夺台湾人民自由的「一国两制」，而共和党则强调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如果中共动武，美国一定干预。等於是一个偏向北京专制者的立场，一个站在台湾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价值一边，立场可谓泾渭分明。 克里这种对共产主义邪恶的认识不清楚，还可从他对越战的态度看出。当年他虽参加了四个月的越战，但却从此成为美国左派中最激烈反对越战的一员。他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把在越南中抵抗共产主义的美国军人说成「战争罪犯」，说美国军队在越战是「屠杀人民」。而构成讽刺的是，他现在却又拿当年参加过越战作为政治资本。 克里担任20年联邦参议员的投票记录显示，他几乎在所有削减军事预算，降低美国在全球战略地位的议案中投了赞成票，成为他自己都难以面对的丑陋记录。因而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放映的歌颂克里的电视片中，对他的20年的参议员记录，则是一闪而过，而著力渲染他只有4个月的越战经历。而且克里担任参议员至今，不曾访问过台湾，但却去过北京多次。 克里等西方左派这种对共产专制的无知和妥协，已经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他目前的这种台海政策，只能增加北京的幻想空间，增加台海的不稳定因素。而美国共和党则以清晰认知共产邪恶，坚定对抗共产主义，而赢得了冷战，维护了世界和平。所以这次美国大选，只有布什连任，才能促进台海和平。 2004-10-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从 WTO 到 TPP：与国际接轨到当世界孤儿
何清涟 TPP不带中国玩，实在太刺激中国人。从几年前开始，中国官方就一直渲染TPP是美国针对中国的阴谋，这点前置效应已经发酵，因此，TPP协议达成之后，无需官方出面推动，国内各界反应都很强烈，唯一的共通点是承认中国被孤立了，但对被孤立的原因、后果以及对策等看法均不相同。这一状态正好帮助外界认识中国人对中国与外部关系的认知。 意见A：中国因不守国际规则被孤立，唯一出路是追赶且“与国际接轨”。 持这类意见者基本承认以下事实：中国加入WTO十多年，却屡屡犯规，引起各国讨厌，所以美国等国另组国际经济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外。但对被排除的结果严重到什么程度，判断有三类：少数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因此而衰落，最后导致中共统治动摇，这类意见多见于海外异议网站。国内人士则希望主张借TPP引起的危机感“倒逼改革”。 “倒逼改革论”以财新网10月8日《TPP并非“经济北约”，下一轮加入最早为2017》为代表。该文通过采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政治经济项目主任、前白宫官员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达了这种“倒逼改革论”。主要观点是：TPP具有内政渗透性，若想要加入，中国需继续推动国内改革，提高竞争力。古德曼表示，在TPP谈判国中也存在市场并不十分开放的国家，例如对越南有不少例外条款，被给予额外的时间完成。若中国表示希望加入，应该也会被给予额外时间。对此，“中国有几个选项。一是从长期角度开始准备加入TPP；二是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三是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四是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加速”。财新发表此文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加入TPP，倒逼中国改革。 澎湃新闻10月7日发表的《TPP尘埃落定，中国除了追赶别无选择》，文中所谓“追赶”，就是倒逼改革的另一种表述。该文认为，TPP除设定货物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之外，还加入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中立等内容。中国加入WTO多年，却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因此，要中国短期之内接受这些协定确实困难。该文对“阴谋论”不以为然，指出，“在加入WTO之前，‘阴谋论’和害怕困扰着中国，这次也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追赶的意识弱了，对抗的呼声高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追赶，别无选择”。 以上都是正论，杨鹏等撰写的《TPP综述：历史变局将被启动》虽然侧重于谈危机，但也是希望中国在危机倒逼之下推动改革，因为TPP条款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中国进步。 意见B：TPP是美国建立资本帝国的阴谋，中国应继续“当搅屎棍”。 这类意见认为，TPP对中国充满敌意，是“经济北约“，意在围堵中国。几乎所有持此见者都对“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非常有意见，认为ISDS机制就是给予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更大的权力，它们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赔偿，因此极大地扩张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个原则是TPP最厉害的机制，其最大受益者将是美国。 《维基解密爆出的惊天秘密》就是这种论调的代表。该文作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美国“私自拉群”的现象，是因为中美贸易中美国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作者引述了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今年早些时候的“解密”说， TPP与WTO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谁涵盖的范围更广，不在于谁的合作层次更深，更不在于谁的关税更低，而在于跨国公司应该接受怎样的法律监管，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规定的是主权国家法律必须服从TPP协定精神（打破主权国家壁垒，主权国家与本国的跨国公司产生纠纷、只能提交纽约仲裁所裁定。阿桑奇在接受采访时说：TPP讨论的不是什么自由贸易，而是跨国公司的统治。一旦该法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并且得到成员国议会的一致同意，那么包括美国的各成员国法律都必须纳入TPP协定精神，纽约裁判所成为全球最高法庭。作者由此引伸，美国此举是让各国“出卖主权”，引起了“各国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浪”。“这样的TPP，即使是明摆着孤立中国，中国能跟它玩么？让跨国公司敲定的条款超越主权存在，这是在卖国！”作者在将TPP不带中国玩这个真问题，转变成由于“要出卖主权、中国决不参加”这个假想题之后，又开始支招，提供“如何一个一个去瓦解”的原则性指导。 郑永年在《TPP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全新的资本帝国统治》一文中，认为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王江雨在其超长演讲《从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到泛太平自贸协议》中，称TPP有两个受害者，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WTO，因此中国要采取应对措施，除中国应该积极地与多国签订许多自贸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协定之外，王还提出中国要加入TPP，目的是“我们可以进去做搅屎棍，对你进行高要价，你谈判的价格我都不同意，尽量的拖长谈判的时间，对你捣乱”。 还有一篇《深度解惑TPP及中国应当如何破局》也主张捣乱，但没用“搅屎棍”这一粗俗词汇自况。该文称TPP并非牢不可破，只要记住“轮轴-辐条（Huband Spokes）形FTA网络。TPP是P12的结构，中国出口会下降，但是进口降幅更大——这意味着很多国家的中国市场份额要丢了。对中国而言，不加入TPP，但可以和这些国家分别签署类似的协议，比如，中国可以和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签署，当然因为这样的方案仅限于中国和这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秘鲁之间不会因此出现类似的关系，所以是一个类似自行车轮轴的结构，中国是当中的轴，然后周边有一堆的签署国。这个结构就被称为”轮轴-辐条形FTA网络”。 上述言论均非正论，中国加入WTO，利用规则的软性与漏洞钻空子，被世界正派国家讨厌，导致TPP不带中国玩，这些人不但不检讨，反而希望中国继续当搅屎棍，从长远看，是断送中华民族的前途。 实现“中国梦”是成为“世界孤儿”？ 表面上看，TPP只是个经济组织，谈的是自由贸易、免除关税与建立新规则，但实际上是美国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守。诚如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的那样：“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诸如中国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我们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在为美国商品打开新市场的同时，设立保护工人和环境的高标准”。TPP的“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就是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 本文引述的B类意见，确实挠到中国政府的痒处：这种限制政府权力的TPP，咱中国不稀罕加入；就算加入，也不过是为了捣乱。因为中国政府视权力如生命线，故近几年一步一步地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见本人《TPP为何不带中国玩？》）。 中国政府当然研究过，认定TPP的各种规则，无非是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新阴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现在毫不掩饰自己结束“与国际接轨”、另起炉灶的意图。10月10日北京大学召开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并对外宣称这种会议将形成两年一次的定例；10月9日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应邀访朝的刘云山向金正恩转交习近平的亲署函。据官方微信“政事儿”不完全统计，这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与金正恩之间的第13次“互动沟通”。 如今，社会主义“阵营”仅存的几位貌合神离的老兄弟，古巴已经与美国恢复邦交，越南“出走”TPP，仅存大哥中国和小兄弟北韩，哥儿俩赶紧加紧“沟通”，致力于将中国变成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为保住红色江山，当“世界孤儿”尚且不怕，是否被TPP接纳，在北京心目中真不是什么大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from-wto-to-tpp-lonesomeness-defined/30015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美国工人为何拒绝工会？ ——《美国工厂》观后感（2）
何清涟 中国劳工处境恶劣举世皆知，中外工会运动者都认为成立不受政府控制的工会是解困良方。但《美国工厂》让中国观众眼镜碎了一地，一家在美国无根的中国企业，却战败了在美国历史悠久、斗争经验丰富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就连中国政府也深感意外，自2000年-2016年，中国企业向美国直接投资超过1360亿美元，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减少，颇令中国政府不喜，加之曹德旺赴美投资后发表言论，称美国投资环境优于中国，新华网曾于2016年6月刊载《“曹德旺们”在美国如何迈过劳工关系坎》，认为美国工会势力将使“曹德旺们”折戟沉沙。 《美国工厂》留下疑问：工会还代表工人利益吗？ 《美国工厂》这部片子的中轴线就是工人-厂方-工会三方博弈关系。不少美国工人不满福耀美国的待遇与工作环境，UAW试图介入并在该厂成立工会，双方都对同一工人群体做过充分的舆论动员，邀请前工会成员与现工会成员现身说法，各陈利弊；俄亥俄州的美国政界加入这场论辩，公开表态支持或反对建立工会。UAW拥有地利与“政治正确”的优势；福耀美国行事则东西方手段并用：安插线人了解对方动态，请美国的反工会咨询机构为工人宣讲不设工会的好处，最后在美国劳资关系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下投票，结果是868票反对，444票支持，UAW败北。 《美国工厂》没说透美国工会患上的“美国病” 《美国工厂》涉及美国工人拒绝工会这个重大话题，但却没说透美国工会患上的“美国病”： 1、美国工会的腐败伤害了自身 左派不愿意承认的现实：工人抵制工会，原因之一是工会的腐败。2017年11月9日福耀美国启动投票，但11月2日底特律新闻网发布有关UAW涉嫌贪腐的最新报道，称原先针对3名UAW官员和2名菲亚特·克莱斯勒行政人员的经济腐败调查，已经扩大到一名通用汽车董事会成员，以及由底特律三家车企共同资助的UAW训练中心。这个时间点对福耀美国厂方发动宣传攻势非常有利：11月6日，该厂总经理刘道川在一份声明中援引这一报道，呼吁工人“不要同全美汽车联合工会有任何关系，并在本周的选举中，强烈反对UAW”——这事儿，《美国工厂》一晃带过。 工会腐败不是孤例。专门研究美国工会的记者罗伯特.费奇（Robert Fitch）曾于2006年出版了《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毁害了劳工运动，削弱了美国的前程》（Solidarity for Sale: How Corruption Destroyed the Labor Movement and Undermined America’s Promise），痛切批判美国工会的腐败。书中列举大量具体例证，历数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伴随着工会活动的敲诈、勒索、贿赂、内讧、出售就业机会、黑帮掌控、盗用福利基金。费奇指出，美国的工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抗争，不能在组织工人阶级中起作用，主要因为工会体制本身有三大症状：腐败、分裂、孱弱，即劳工活动分子所谓的”美国病”。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腐败的工会-当前的普查”中，费奇披露了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大城市的工会腐败状况，例如芝加哥的黑帮掌控了“劳联”，1957年美国56个顶级黑帮头目在纽约州碰头时，其中22人是工会头头。劳工骑士团、劳联、产联、变革谋胜利等都是工会联合会，在它们名下是两万多个经费与活动相对独立的地方工会。很多地方工会的前身是行会，而行会或多或少与黑社会有联系，会员缴纳的会费带有保护费性质。在工会官员职业化后，他们的工资由工会发，而不是从企业老板支薪，工会官僚和腐败问题更趋普遍和严重。 工会腐败无疑是导致美国工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奥巴马是美国工会的盟友，当然会对此不予深究。 2、美国工会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按照传统工人运动理论，工会是代表底层广大劳工同资方抗争的组织。但在如今的美国，只有工会自己这么宣称。 首先，工会会员人数占美国劳工比例越来越低。 1950年代中期是美国工会的顶峰时期。1955年两大工会合并之后的劳联-产联有1 600万会员，约占当时美国工人总数的1/3，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私营企业工人会员占40%。从1970年代开始，工会会员人数和工会组织数量都呈下降趋势。据美国劳动部“工会会员2018”（UNION MEMBERS — 2018）显示，2018年，美国工会会员率为10.5％，与2017年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与1983年的工会会员率20.1％相比，降低了一半，不到1945年的三分之一。 第二，工会会员大多是纳税人供养的公共机构工作者。 据美国劳工部数据，工会成员约有33%是公共机构工作者，其中包括政府雇员、教师、消防员等，而企业员工在工会成员占比为6.7%。这一数据说明，蓝领工会衰落，白领工会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主流力量，这一特质决定了美国工会的施压方向。 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饮业、成衣业、杂货店、旅馆业、肉类加工业等，工会工人的工资徘徊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上。 工会成员集中的公有部门与大企业，工会会员的薪水和福利已经大幅高于美国雇员的平均水平，但工会还不断利用其力量索取更多的好处，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近年来，美国多数政治评论家、分析家都把工会列为华盛顿利益集团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政治回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根据职业说客历年向国会提交的报表，制作一份每年更新的统计表，按游说费用由高而低排列。在Ranked Sectors（1998-2019）这个表上，工会排在第12位。《财富》杂志前些年每年评选25个最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劳联-产联，全国教育工会，美国州县市政府雇员工会，卡车司机兄弟会这四个工会组织名列25强当中，其中有两个是公有部门员工工会。不得不说，近20年来，美国各级政府雇员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政府开支失去控制，公有部门的工会难辞其咎。 正因为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既得利益而不惜损害经济发展、加重纳税人负担，终于导致劳工巨头（Big Labor）和资本巨头（Big Capital）一样，公众形象不佳。这次UAW在福耀办工会受阻，与其历史“业绩”有关：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工会造成的高工资高福利（时薪加福利高达70美元），使其丧失了竞争力而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政府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紧急救援， UAW成了众矢之的。 工会“美国病”催生反工会咨询行业 不少研究者发现，工会的辉煌和突然衰落，是美国一个特有的现象，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会没能在政治领域，以及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力。这个说法有点偏颇，因为美国工会早就将自己绑在民主党的战车上，每次选举（无论是地方性选举还是全国大选），都会给民主党候选人捐献大量资金，工会成员都会投票给民主党。这种情况直到2016年才改变，这一年，工会官员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民主党，但工人却有不少投了川普的票，俄亥俄州就是这种情况。当工人服从工会投票给奥巴马时，美国媒体称其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弱势群体的希望；2016年大选，美国主流媒体对工人的评价是：支持川普的大多是蓝领，素质不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希拉里甚至说“粗略估计，你可以将一半的川普支持者归类为我所说的‘一篮子可悲之人’”——有研究者早就指出，北欧各国的工会，很聪明地只与政府合作。 工会的美国病催生了“反工会咨询师”这一职业，不希望工会存在的公司，往往会雇佣这些咨询师到公司来给工人们开讲座，分析没有工会的好处，以及个人与公司劳资部门交涉能够改善福利待遇等。《美国工厂》里，福耀美国花百万美元聘请的劳资关系研究所/LRI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布罗肯阿罗，自我介绍以“规避工会”闻名。在新兴的科技公司，员工更习惯个人与劳资部门交涉。 如今的美国，工人运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共同没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外部观察者喜欢用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这三大因素来概括西方国家工会走下坡路，但其实远远不能概括美国工会走下坡路的原因。本文只是根据《美国工厂》中的场景概括一些美国工会患上的“美国病”，美国本土的工会研究专著涉及的内容要广泛深刻得多。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9月16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1343）
何清涟2025-11-09 00:55👍 0💬 0共青团改革意在改变组织路线 ——分析中共的“共青团政治”（1）
何清涟 共青团中央近几年走衰，从李源潮调任闲职与他开创的哈佛省部级官员专修班停办，再到青年政治学院取消大专，加上共青团出身的令计划陷狱，这座香火一度旺盛的庙宇终于大降格。但我认为，就本质而言，与其说是习近平要打击所谓“团派”，还不如说他要改变胡锦涛时期的组织路线。 习近平缘何要降低共青团这座庙宇规格？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包括工作力量减上补下、干部选用改革、团建工作改革、加强支持保障等四条措施，所有措施均指向一个目标：结束共青团长期以来为各级中共党委及政府输送人才的政治使命，今后只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这一“群众组织”而存在。 早在今年4月25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今年2月，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团中央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这次通报谈的是团中央针对这些问题的整改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通报中再次提到要完善团干部常态化下沉基层、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每名专职团干部经常性联系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等直接联系青年机制。 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人都知道，团中央作为中共培养和输送接班人的基地的使命行将结束，只等习近平最后发配。 党中央要打击团中央，去年就有迹可寻。2015年8月10日，《北京日报》发布《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被认为是 “团派”干将、中央接班人备选人物胡春华，以及周强、陆昊等多位党政大员的“名讳”，并举出浙江团省委书记周艳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层用人的新方向，而“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这条消息很快被删除，但结合十八大之后，团中央进入衰势这一事实，其释放的信息引起多方解读，这就是李源潮被审查的消息频频出现的大背景。 但我认为，结合习近平利用反腐等各种方式整顿各省直辖市级领导班子这一事实，《北京日报》谈的应该就是习近平对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的整体看法。习近平否定的其实是共青团干部出身的李源潮主政中组部后的组织路线，亦即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组织路线。 李源潮任职中组部的组织路线 李源潮出身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校团委副书记，这是他晋身仕途的出发点。后来的晋升路线，说明李源潮本是作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培养的。李任中组部长之后，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2012年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李源潮虽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未能晋升为常委，外界已经知道这是李源潮仕途受挫的信号。不久以后，李源潮不再兼任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接替其位。 在李源潮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革干部提名制和实行竞争择优，从2008年就开始运行“青年千人计划”，作为中组部主导的人才库计划，针对科技和技术领域的人才库培养。 这里必须提一下中共人才培养上的“对外开放”。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中共在政治人才的培养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他们仔细挑选审核一些省部级（含少数将会提拔的厅局级）中青年官员，将这些选拔出来的“政权明日之星”送到国外顶尖大学，在经过特别设计的项目里学习。第一批人被送往哈佛大学，李源潮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李源潮主政中组部期间，中共当局将这个项目扩张到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国外顶尖大学，至十八大之后这个项目中止时，总共已派遣4000多名官员参加培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个省部级官员培训项目最负盛名，以至许多美籍华人将其称为“第二中央党校”。 哈佛大学这一经验来自于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曾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为了加强这些殖民地统治者对宗主国的向心力，这些殖民地国家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要都纷纷将子弟送至英国学习，从哈罗公学的中学时代开始，直到剑桥、牛津，与英国王室勋贵的子弟都有同学之谊，其效果就是英国与非洲、中东等国的外交网络有如同学会。哈佛大学从剑桥、牛津学到了这一宝贵经验并加以应用。我曾就习明泽、薄瓜瓜之事与哈佛人讨论过，当我问及习、薄二位的成绩是否符合哈佛标准时，答曰：“符合。因为哈佛大学选择学生有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培养leader（领导者），这就要考虑学生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当时听了后不得不服，试想，哪位平民子弟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影响力？ 团中央下属的青年政治学院，更是从90年代开始，就成为青年干部进阶的专修学校，有段时期其重要性仅次于中央党校。 李源潮这一组织路线在习近平上台后遭到否定。除了停止官员送往国外培训的相关项目之外，中组部于2014年下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班子年龄结构配备作了改变：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在胡锦涛时期，为了让干部年轻化，有过了35岁不提副处、42岁不提厅局级的内部标准，中央政治局亦有七上八下之说。官场当时流传一首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能力当参照、关系最重要”。为了适应这一组织路线，不少官员想方设法将出生日期修改延后，让自己变得更年轻；同时不惜花钱去读各大学开设的博士班，为自己加上学位之冕。待2014年中组部下发这份“领导班子建设文件”时，敏感之人就嗅出了政治风向：这份文件对胡锦涛时期的干部年轻化思想进行了弱化，针对新“人才计划”培养的重视程度，很难与30多年胡耀邦时期在中组部设青年干部局，建设“第三梯队”时的状态同日而语。 习近平为什么要改变组织路线？ 习近平做出这种改变，主要是格于时势。一是方便中央高层留谁不留谁的需要。中共政治局常委现在有七位，除习近平与李克强出生于1950年代，其余均为1940年代生人，王歧山1948年出生，正好在七上八上的门槛之上。如按照以往“七上八下的惯例”，则下届在7常委中有5人需要更换。但如果按照“领导班子建设文件”标准，坚持老中青相结合。则不仅十九大可以自由配搭，延续到二十大也可照行无误。江胡两朝的理论遗产分别是“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本朝皇上已经雪藏。但如今用领导班子老中青相结合，则是直接否定邓小平当年定下的干部队伍建设准则：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以邓小平准则为标准，确定了青年干部培养方向，胡锦涛时期的组织路线，也是承袭了邓小平的方针。 二是治理乱世需要能吏、干吏。胡锦涛时期的前期，缺乏基层经验的共青团中央的官员经常成为封疆大吏，镇守一方。因为胡时期，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均是守成，这些团中央出身的高官也不显其能力之短。但到了后期，腐败成风，内部政治斗争纷起，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形势告急，这时的省地一级领导人，仅仅守成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治乱之才。习近平为了保证红色政权的稳固，对能力平庸的共青团系官员必然产生不满，这是他改换前朝组织路线的主要原因。 （下文分析“团派”作为一个政治帮派是否存在）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8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youth-league-20160805/3452486.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还穷人的尊严——推崇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诺贝尔的科学奖项基本都能得到普世的公认，但和平奖和文学奖则历来有争议，以至这两个奖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降低。尤其是对和平奖，西方左右派之间的分歧更大；许多获奖者，像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北越共党领袖黎德寿、南韩总统金大中等，都根本没有给世界和某个地区带来真正的、长久的和平。近年来和平奖给了卡特这种极左政治人物，右翼更是不以为然。 但今年这个和过去一百多个和平奖都不同的、名不见经传的获奖者，却得到了左右派的一致好评：从左派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右派的美国现国务卿莱斯，从右派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到属右实左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到支持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国王，都为这届诺贝尔和平奖叫好，因为这次发给了在孟加拉国开办乡村银行，用微型贷款帮助穷人的经济学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他的银行。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把奖金发给了一个经济学家、企业家和一个赢利的银行。这个奖项尤其得到右派的推崇，有人认为该给他经济学奖，以表彰他的原创经济想法。 ●左派喜欢穷人，结果制造更多穷人 怎样解决贫穷问题，用什麽方法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争论的主题。今天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如何处理贫富差别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本。换言之，世界上没有政治领袖不想解决贫穷问题，他们分歧的根本在於解决方法的不同。以西方为例，左派抨击右派不顾穷人死活，他们追求用施舍和福利援助穷人；而右派则致力於把穷人变成富人。 今天西方解决贫富差别的主要方法是朝向左倾，政府对富人进行高税收，然後用福利方式发放给穷人，即试图「均贫富」。但事实证明，靠给穷人施舍的方式，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更制造了一个毫无尊严、靠福利为生的寄生阶层。而今年的诺奖得主尤努斯，虽然生活在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孟加拉国，却完全不认同这种给穷人施舍送钱的方式。他今年初在自己银行的网页上写道： 「慈善施舍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它只能使贫穷持续，更导致依赖，同时泯灭穷人要摆脱贫困的冲动。而只有让每一个人都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和创造力，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答案。」 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的尤努斯，在1974年的时候，把相当於27美元借给了42个非常穷的、以编竹篮为生的孟国妇女，帮助她们靠自己的能力谋生。用这点微小的贷款，那些女性不仅创建了自己的生活、小企业，而且归还了尤努斯借给她们的钱。他把那些近乎做奴隶边缘的最贫苦的女性们变成了企业家。 这个经验刺激了他的想法，促使他在1983年创立了乡村微型银行，给那些最穷的人贷款，帮助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走出贫困。迄今为止，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在孟国共贷出了57亿美元。目前约有660万穷人（其中97％是女性）从该银行贷款，平均借款额只有一百美元左右。这个银行成立後，对孟国穷人摆脱贫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贫穷状态，同时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即使在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和平奖之前，尤努斯已经是孟加拉的全国英雄。尤努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示，「我们最成功的重建经济的工具，并不是政府的发放和施舍，而是小额贷款，加上实际的商业和社会指导。」 ●「高福利」制造一堆堆的单亲母亲 传统银行是借钱给有资产的人，越富有，可贷到的款项越高，形成一个富人资助富人，富人越来越富的循环。而尤努斯的乡村微型贷款银行，是用穷人的小额存款，再借小钱给穷人，让穷人用这点小钱去谋生创业，形成穷人资助穷人，把穷人变成富人的循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结果是，这个乡村银行贷出去款项的回收率是98.5％，而该国由政府经营的传统银行贷款的回收率只有四到五成（那些银行之所以还能够存活，主要靠政府的大量补助）。它说明，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完全有可能保守信誉，更可能创业，开拓一条摆脱贫困的光明之路。 尤努斯的理论是，「那些必须解决最基本生存需要的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努力工作，尤其是那些需要抚养孩子的母亲们。」但是在美国以及欧洲等西方国家，你喊穷的话，国家就发放食品卷，还提供低廉（欧洲是免费）的房屋，於是你不必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去劳动；而女性生几个孩子，国家赶紧就连她带孩子都养起来了，於是制造了一堆一堆不工作的单亲母亲。 西方还有许多大亨，也乐於用给穷人撒钱来「秀」他们的慷慨；但那些总是能赢得社会一片掌声的「慈善」壮举，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其结果却是给社会带来更多寄生虫。而尤努斯则选择了「让穷人创业，把穷人变成富人」的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道路。「赢利」从一开始，就是尤努斯的主要哲学。他在乡村银行的网站上写道：即使是小额贷款，也能发掘出穷人身上的聪明才智和创业潜能。 ●「每个人都有潜力过一种尊严的生活」 尤努斯的微型贷款银行，不仅帮助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贫穷，更让穷人在归还贷款的同时，培养起一种责任心，这种责任心又促使他创造今後更大的成绩。尤努斯写道，「更重要的是，借钱给那些处於最劣势的人，给了他们一种尊严感，而不是一种接受施舍的卑贱感。」 因此诺贝尔评委对尤努斯的成就总结说，「地球上的每一人，都有潜力和权利去过一种尊严的生活┅┅尤努斯和他的乡村微型贷款银行给我们展示了，即使穷人中的最贫穷者，也可以通过工作去开拓发展自己。」 和尤努斯的贷款方式相比，无偿施舍和社会福利则是错误地使用资金，把穷人变成没有尊严、没有自信、没有幸福的寄生虫。因为人不劳而获就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就没有尊严感；而人这种高级动物的规定性决定著：人没有尊严感绝不会有幸福感；而不幸福的人，又绝不会停留在他自己的不幸状态中，他一定会给他人、给社会制造麻烦，破坏他人和社会的和平。 所以，给世界带来长久和平的根本，是促使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福。工作著的人是快乐的，不仅因为他有成就感、尊严感，还因为他连自找烦恼的时间都没有。而当每一个人都有了成就、自信、尊严和幸福，世界一定是更和平、更美好的。 前「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James D. Wolfensohn）说，「走企业之路对和平的贡献是，它给家庭带来尊严和希望。而没有希望才是导致流血和互不宽容的最大原因。」 ——原载《开放》2006年11月号 2006-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泄密者斯诺登的意识形态幻想
何清涟 美国“棱镜计划”的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近日现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牺牲一切把真相告诉世人”，是“因为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让他“良心不安”。 斯诺登自述中的几大矛盾 美国人中有部分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多属左派或思想左倾的青年，至今他们还将我列在邮件接收单上。斯诺登那番“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及“不信任美国政治制度”的话，是那个圈子日常话语。但斯诺登所说的另一些话却让我为他感到不安，比如他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到香港泄密并接受采访，是因为香港有保护言论自由和异议者人权的承诺，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抵抗美国政府势力的地方，而且自己“有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的倾向”，他同时表示“自己这样做也是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信任”。 这番经过精心准备的说辞，无论如何都让人疑窦丛生。 一、斯诺登称香港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备，因此他选择香港作为藏身之所。这理由实在非常勉强，因为香港自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居民深感他们在港英治理期间曾享有的自由日渐失去，为此而起的抗争现在已经成了港人的日常生活。基于现实，斯诺登选择香港的理由只可能是这一条，即香港处于中国管辖。据《卫报》6月11日报道，斯诺登离开旅馆后进入安全屋，这安全屋由谁提供，是解开此案的关键。 二、中国的人权状况之恶劣为国际社会公认。几大国际人权组织每年均将中国列为“新闻自由之敌”、“互联网之敌”，对中国政府迫害异议人士与家庭教会成员提出诸多批评，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更是受到强烈的人道谴责。这些消息在英文世界里俯拾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居然相信中国的新闻自由与人权状态优于美国，只能说他对普世价值、自由、人权均有与众不同的理解。 三、斯诺登很清楚地知道后果并选择了最佳时机——奥习会谈结束的当晚（即香港时间6月9日上午），他通知记者，用公开采访的形式曝光自己的真实身份，采访结束后立即从旅馆退房，据说躲进了有人为他准备好的安全屋。此举很及时：在奥巴马与习近平商讨解决黑客攻击之时，通过公布美国监控电话与网络证明了美国的民主人权是虚伪的，同时把奥巴马行政当局拖入政治纷争的泥潭。中国网民这几天讨论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时，不少人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由于中国国内的讨论在网管控制下，讨论者几乎不可能触及一个基本问题：美中两国监控的目标不同，美国监控是为了反恐的公共安全需要，中国的网络监控是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 四、斯诺登谈到自己想到冰岛寻求政治避难，让人觉得不可信。他持美国护照，如果真要飞到冰岛寻求政治避难，5月20日离开夏威夷之后，顶多两天就可抵达冰岛。事实上，他到香港后停留了将近20天，始终不安排冰岛之行；他在等候一个既定的时机：在习奥会谈结束之时公布自己的泄密者身份。事实上，他公布自己的身份后，再入境冰岛已非常困难。另一个小小的细节也颇值玩味：他称自己愿意放弃年薪22万的工作，但其公司6月10日发布的解雇声明却说，其年薪只有12.2万。在这个小细节上撒谎的心理因素似乎是想表明，他此举不是为了钱。如果他的动机真如他所说那么高尚，为何要在这个必然会穿帮的细节上撒谎？ 斯诺登泄密的真实动因究竟是什么，有待媒体及相关机构进一步挖掘。 美国左派为什么总是热情拥抱中国？ 看过《卫报》等多篇报道之后，我认为，斯诺登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他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斯诺登向记者表明，他不信任美国政治制度（2008年大选中他将选票投给了“第三党”），与此同时，他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幻想。这是他与维基揭秘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的不同之处：阿桑奇声称捍卫新闻自由，但并未投奔“新闻自由之敌”，而是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斯诺登对互联网自由怀有极高的热情，他的笔记本电脑上附有支持互联网自由组织的标签，包括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和Tor，但却一头扎进了年年都荣登“互联网之敌”榜单的中国管下的香港，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他对“互联网自由”的认知很混乱。 西方左派拥抱共产主义国家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美国左派拥抱中共始于上世纪中共延安时期，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由美国左派记者刮起的“红色延安旋风”让不少美国人以为，中共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据说美国政府放弃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这股旋风有关。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时，最热衷的也是左派，不少是“68年人”——1968年法国、美国、日本的左派学生运动参加者的自我称呼，他们拥毛，支持文革，响应毛发动世界革命的号召，在美国则增加了反越战内容——如果上溯至《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翻身》作者韩丁、如今仍健在的李敦白，可以发现，这些左派人士的共同特点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热情拥抱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承受的恶劣人权状态。 毛泽东死后，中国不再重视西方左派的拥抱，改为重视西方资本家的拥抱。西方投资者为了到中国去淘金，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不会宣称自己热爱中共的政治制度，其漂亮说辞是，他们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帮助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从我接触过的左派（有新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来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现在非常失落与痛苦。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厌恶欧美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式资本主义，认同标榜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与国家，而且主要认同对象是中国（他们认为北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论官学两界，大都对左派人士没有兴趣（新左除外）。一是左派认同的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双方根本找不到契合点；二是左派大都属于社会边缘人士，很少拥有可资中国利用的资源。少数左派人士拥抱北京写出的赞美之书，因其太空洞，也无法在西方产生影响。 如斯诺登这种职业经历，再加上他反对美国政治的态度，一旦被某些特殊行业的“猎头者”发现，定会成为目标。人总会有弱点，信仰、金钱、情感、生活偏好乃至受重视感，都会成为“猎头者”的攻略目标。 欧美左倾人士选择人生道路是自己的权利，但其造成的影响与破坏力则因其地位而异。如果只是思想左倾，比如李敦白，在经历了中共的监狱磨炼之后可以回美国定居，并自由地怀念往昔的光荣与痛苦，还可以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做客，享受“老朋友回家”的待遇。但斯诺登迈出的这一步非同小可，他已经无法回头。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40年，左翼思潮在世界泛滥成灾。法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克雷孟梭曾概括过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特点：“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巧合的是，斯诺登的重大选择正好是在29岁时做出的。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6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ideological-fantasy-20130612/1680528.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edward-snowden/ ）
何清涟2025-11-07 05:03👍 0💬 0再见，朱利安尼！
今天（12月31日）午夜12点，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将一如既往举行迎接新年的计秒落球狂欢。与往年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城市”的市长交接仪式将在广场上同时举行：任职两届共8年的纽约第107届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将卸职，由布隆柏格（Michael Bloomberg）接任。但是纽约人迎接新市长的兴奋，显然低于对旧市长离任的怅然。《纽约时报》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任期限制而无法再连任，以朱利安尼目前的巨大声望，如果他再竞选，无论对手是谁，他都一定获得压倒性胜利┅┅ 然而在去年这个时候，朱利安尼的声望却降到了他担任市长以来的最低点：民众支持率只剩32%，主要是由于他的离婚风波。曾是电视台主持人和演员的妻子公开发布记者会谴责他；由于被查出患前列腺癌，他情绪不稳，对记者说话失控；他和病中一直照顾他的情人一起散步的照片被遍撒各种小报┅┅在纽约这个左派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大都市，一个共和党籍的右翼市长本来就被媒体的放大镜左右挑剔，出了花边新闻，就更难免成为被修理的绝佳对象。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轰塌了作为纽约象徵的世贸大厦，但随后的滚滚浓烟和纽约人民在悲情中的奋斗却把纽约市长的声望推到了110层世贸大厦的顶端。朱利安尼面对危机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勇气和个人气质受到美国媒体的一致高度评价，以至《时代》周刊馈赠本年度“风云人物”的媒体最高荣誉。这本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周刊说，朱利安尼的声望“月蚀”了以前纽约市最伟大的市长拉瓜迪亚（La Guardia曾领导纽约人渡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以他命名）。 政治人物的个人气质和领导能力往往在遇到危机时才被检验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对纳粹绝不屈服的坚毅，凝聚了英国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领导力量，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 丘吉尔是朱利安尼最推崇的政治家，八年前竞选纽约市长时，他就以丘吉尔的模式，引丘吉尔的格言。这次911灾难突然降临，这位曾被媒体称为“酷吏”的纽约市长更表现出丘吉尔式的精神、气质、能力—— 在世贸大厦被撞毁、两城市遭袭击、全国处于高度恐慌的危机时刻，作为美国三军统帅的布什总统（正在南方巡视）竟不敢飞回首都坐阵指挥。刚卸任不久前总统克林顿，事发时全部心思就是找宝贝女儿；其实雀尔喜当时在距离世贸大厦12条街以外的安全地方。 朱利安尼却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世贸大厦现场。据《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封面故事介绍，在第二座世贸大厦被撞击时，朱利安尼不仅已经赶到现场，而且建起了营救中心，亲自坐阵指挥。而从第一座大厦被撞击到第二座大厦被撞之间的时间只有18分钟！ 这个“指挥中心”距世贸大厦近在咫尺。当第一座大厦倒塌时，朱利安尼的指挥中心的大厦也被灰烬覆说A门窗通道全被从大厦飞来的瓦砾碎片堵住。朱利安尼等人试图从楼底地下室出去，结果那里的通道也被堵住。最后经过营救才脱险。 布什总统不仅不敢飞回华盛顿，而且也没有在危机突发、全国惊恐的第一时间发表全国电视直播讲话，而是在南方一个隐蔽的地方制作了讲话录音交媒体发表。 而朱利安尼却在媒体刚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出现在现场直播的萤幕上，以镇静的神态安抚纽约人民，用坚定口吻表示抵抗恐怖主义的信念、更用肺腑之音表达纽约市政府将尽全力营救失踪人员的决心┅┅这个形象、这份安慰、这线希望、这种信念是危难中的人们最需要的。在悠闲潇洒的日子里我们更愿意挑剔领导者和普通人同样的缺陷，在危难临头之际，我们更寻求领袖和百姓的不同素质。 《时代》周刊说，911当天朱利安尼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后于次日凌晨才落脚到距世贸大厦废墟很近的一个朋友的公寓里，为了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好就近赶去处理。“他临睡前把满是泥土的靴子放在床边，以便出现紧急状况时能够一脚蹬上。还把电视整夜开著，以便知道最新情况。”在危急时刻朱利安尼依赖的不是FBI、CIA等政府情报机构，而是CNN等电视媒体。就像波斯湾战争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所说，如果他得到消息说伊拉克发射了一枚导弹，他会马上打开电视看CNN，了解它落到哪里，而不是等中情局官员的汇报。 在911的善后处理过程中，只要打开电视，总会看到朱利安尼的身影，在废墟现场、在记者发布会、在遇难的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追悼仪式上。据《时代》周刊发表的数字，迄今为止，朱利安尼参加了近200场遇难人员的悼念仪式。而据福克斯电视12月初的报道，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总共才参加过两场遇难者追悼会，而且还在会上引起一片唏嘘、起哄声。 911事件距今110天，朱利安尼差不多等于平均每天参加两场追悼仪式，他的一位朋友说，“前列腺癌使朱利安尼正视了死亡，911事件使他面对了永恒。”巨大的个人和生存环境的突变，净化和升华了他对人生，生命和生活的理解。911一个月后一架刚起飞的客机在礁石路（Rockaway）坠毁，在处理完现场事宜后他第三次赶去那里参加葬礼。虽然当时他已疲倦至极，连眼睛都几乎睁不开，助手也劝他取消，但他仍执意前往。他说，市长必须到场讲几句话，表达哀思和安慰。 《时代》周刊描述说，“每次朱利安尼讲话，几百万人就感觉好一点，因为他的话里充满了悲痛和坚毅，鼓舞著纽约人民，进而激励整个美国。”连来访的法国总统席哈克都感叹说，“鲁迪（朱利安尼的昵称）就像礁石”（Rudy the Rock）。 朱利安尼在911后第一次入睡之前，还看了一会儿他推崇的政治领袖丘吉尔的传记，他最喜欢的是丘吉尔这句名言：我能给予的只有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丘吉尔传》的作者詹金斯（Jenkins）说，“朱利安尼的政绩正是1940年夏天丘吉尔的政绩，那就是他们能够创造出一种信念：我们最后一定会赢！” ●辉煌顶点下的巨大底座 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等于把朱利安尼推向了迄今为止声望的顶点。但这份辉煌有著巨大的底座。在朱利安尼担任市长的这8年中，纽约这个被人称为“天堂和地狱”的世界大都市，地狱的成份缩小了，天堂的部份则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 今年57岁的朱利安尼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家庭，有5个舅舅、叔叔是警察、消防队员，父亲因抢劫坐过一年半牢。1988年，担任纽约检察长、以严厉打击犯罪著称的朱利安尼首次竞选纽约市长，结果败给了丁勤时（David Dinkins）。但遗憾的是，纽约市在首位黑人市长的管理下，可谓一塌糊涂。《时代》周刊描述说，当时失业率和犯罪率像火箭般飞升；一百多万人领取救济金（纽约人口七百多万）；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被颜料涂鸦；汽车被盗被撬是常事，很多车窗上都写著：No Radio（里面没有收音机设备。意指不要撬车）。纽约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城市。 当时的民调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纽约人说，如果有条件，他们想搬离纽约。《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家大公司，也在陆续搬迁到其他州。媒体哀叹说，这个别号“大苹果”的纽约，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腐烂的苹果。 1993年，朱利安尼第二次竞选纽约市长。尽管左派媒体（包括《纽约时报》）仍然发社论支持丁勤时，但朱利安尼顺利当选，因为纽约人民实在厌倦了那个软弱、毫无效率、官僚气十足的丁勤时政府。连左派媒体都不得不承认，丁勤时继承了纽约官场的传统：光说不做。 朱利安尼上任后誓言，要在纽约的每一个区（五个区），每一条街道和毒品贩卖、抢劫、凶杀、强奸、偷盗等所有类型的犯罪进行不妥协的战斗！他直率地对纽约居民说，如果你们要一个好好先生，那你们去找丁勤时。言外之意，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他，他也要大刀阔斧改变纽约，制止这只大苹果继续腐烂。 他不像丁勤时那样把大量时间花在和少数族裔的所谓领袖们无休止的商讨上，而是首先加强纽约市警察局。他破格提拔侦探克瑞克（Bernard Kerik）担任纽约市警察总监，这位和朱利安尼理念一致的警察总管说：“没人相信他有慈悲心┅┅有人认为他令人讨厌、傲慢，简直像动物。但你们知道吗，他能把纽约的事情做好。在把事情做好的同时，他更有巨大的慈悲心。老好先生解决不了纽约的问题。在朱利安尼的世界里，没有灰色地带，只有好和坏，对和错。这就是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坚持原则，在对与错之间不做任何调和。例如，911之后，沙特阿拉伯王子捐给纽约一千万美元。但后来这位王子把911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挂钩，大谈“如果”“但是”。朱利安尼马上决定退回支票。他说，这种“如果、但是”不仅“使问题更糟”，而且“正是问题的一部份”。 朱利安尼的果敢、强悍、苦干，给纽约带来了惊人的变化。住在纽约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被称为不可管理的城市，远比以前安全了，生活品质也大幅提高了。即使纽约以外的人，也可以从12月27日《华盛顿时报》引用的统计数字上读出这种变化——在朱利安尼任市长的这8年中，纽约的凶杀率下降了70%，强奸率下降了40%，抢劫率下降了68%。汽车被盗率少了74%，枪击受害者减少了71%。过去6年，纽约都被FBI连续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朱利安尼上任后，还提出“打破窗户”（Broken Windows，意指小事也要重视）的理论。即对那些妨碍社区生活的小型骚扰行为，诸如无证街头摊贩、出租车乱收费、街头涂鸦、42街的色情生意等，也要严格管理。 出租车收费被严格规范，街头无证摊贩遭取缔，即使那些街头卖画者也被要求申请执照，不可随便摆摊，影响交通。对投诉出租车乱收费的外国居住者，纽约市府通过特殊法案，如果愿来纽约出庭作证，纽约出飞机票。此举鼓励了投诉者来纽约出庭作证，不仅使那些违规司机受到惩罚，同时迫使开出租车者更认真守法，礼貌对待乘客。朱利安尼还做出决定，任何色情场所必须离开学校200米之外，并进行严格管理。结果42街那些销售色情录像带的店铺很多倒闭、或因租金昂贵而搬离；一些大型娱乐公司进入42街后，相当改变了那里的人文景观。 《时代》周刊感叹说，低犯罪率带来的是纽约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现在人们夜晚走在42街的“时代广场”，不再感到恐惧，而是家庭般的友好。 纽约是个“三多”城市：移民多，黑人多，穷人多。因而领取福利救济的人自然多。丁勤时任市长时，曾高达每七个纽约人就有一个靠福利金生活。 作为共和党籍市长，朱利安尼相当坚持传统价值和理念，那就是追求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充分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 美国的两党在这方面理念不同。左翼民主党更多强调“平等”，通过增税再分配给穷人来均贫富，实现社会平等（发展到极点就是共产主义的大锅饭，最后大家一起受穷）。而共和党更多强调“自由”，即通过自由竞争、来使人们有更多创造、竞争和发财至富的机会。它注重机会均等，而不是财富均等。如果说民主党的方案是“分鱼”（把有产者的鱼通过徵税强行拿来再分给穷人），那麽共和党的方案是迫使穷人动手钓鱼，而不是躺在福利救济的沙滩上，永远不劳而获，吃（占）别人钓来的鱼。 在美国这个注重机会均等、自由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除了特殊原因所致，当穷人绝不是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准备一辈子吃福利救济、就想不劳而获的人，实际上就是寄生虫。而民主党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就是鼓励寄生和繁殖，结果就像有人所说，民主党热爱穷人，结果制造出更多穷人。 在朱利安尼大刀阔斧削减福利的政策下，纽约市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比丁勤时政府时少了70万人（占三分之二）！ 但朱利安尼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不仅不反对移民，而且强调纽约的价值在于多元，在于来自全世界各种肤色、各个种族、各种背景的人在这个大熔炉里共存和贡献。他在几天前的卸职演说中引述美国先贤林肯的话说，各种移民进入美国，不在于财富多少，而在于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仅在过去两年里，朱利安尼政府就帮助培训了25万名原来领取福利救济的人获得一定技术，找到了工作。 丁勤时卸任时，给纽约市留下的是2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朱利安尼今晚卸职时，将给纽约留下1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时代》周刊说，纽约市过去8年的经济成长，等于过去的30到35年！ 卸职后的朱利安尼马上有很多好事在等著他：明年2月，他将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头衔。他不再是朱利安尼市长，大概会被称为“朱利安尼爵士”；他与美国一家出版社签了三百万美元预付版税的著书合同；他的演讲费确定为六位数字；他将带领主要助手，开办一家谘询公司，他还是“boss”（老板）┅┅。 他不可能竞选纽约州长，因为他不会与同是共和党籍的现任州长帕塔基打选战；他可能几年后与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争夺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但《时代》周刊预测说，朱利安尼的前景最可能是当美国总统。如果布什总统竞选第二任时切尼因身体原因不能搭挡，那麽布什可能选择在整个美国都声望如日中天的朱利安尼做副总统。到布什两届任满时，如果上帝保佑，朱利安尼竞选胜利，他就将是2008年的美国总统！ 那时再见，鲁迪┅┅ 2001年12月31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2001-12-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卡廷森林，比夜更黑——谨以此旧作悼念刚遇难的波兰总统！
一枪一人头，一枪一滩血，卡车运载的尸体，被推土机堆成地下人体长城。随後银幕变成一片漆黑，沉缓的音乐响起，但却没有任何字幕，让观众掉入那比夜还黑的卡廷森林之中┅┅。这是下周将在台湾上映的波兰电影《卡廷》（Katyn，台译“爱在波兰战火中”）的结尾。 “卡廷”像“奥斯维辛”一样，已成为人类黑暗的又一个代名词，因为当年有二万多波兰军官、知识份子等在这座森林被斯大林下令集体处决，其残忍程度丝毫不亚於奥斯维辛。 波兰著名电影导演安德烈．华依达的父亲就是卡廷遇难者之一。在这部影片中，他用质朴、逼真的艺术手法，近乎记录片似地再现了那段令人震惊的历史，结果引起轰动。该片成为去年波兰最叫座的故事片，获波兰电影三项大奖，并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卡廷事件的最黑暗之处，不仅是因为一次杀害了那麽多的无辜军官（他们没跟苏军交战，连战俘都不是），还在於很多波兰人明知道这是苏联人干的，但却在共产波兰当局的威胁、迫害下，不敢说出真相，甚至被迫跟随共产党的宣传，把它说成是纳粹德国干的。不仅被迫接受谎言，还要呼应凶手的说辞，那是一份多麽惨痛的屈辱，因此这个事件也被称为“卡廷的谎言”。 台湾把影片译为“爱在波兰战火中”，可能是想突出影片中四个与卡廷有关的波兰家庭的悲欢离合，尤其是主角安娜不屈不挠寻找在卡廷被杀害的丈夫的忠贞爱情。但除了爱情之外，这部电影让人看到的更是被洗脑之後的人可以变成多麽残忍的屠杀机器。虽然它是一部剧情片，但对卡廷森林大屠杀的逼真再现和深刻反省，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令人无法不从卡廷森林，想到南韩的光州、中国的天安门，台湾的二二八。 “卡廷大屠杀”被搬上银幕，不仅是为了治疗波兰半个多世纪都未愈合的伤口，安抚冤死的亡灵，更是提醒後人，包括台湾人在内的所有世人，历史不可以被遗忘，历史的真实不可以被扭曲；而只有记住人类曾有过怎样的黑暗，怎样的邪恶，未来才有可能避免历史的重演。 影片中，那些被关押的波兰军官在度过他们人生最後一个圣诞夜的时候，军阶最高的老将军对部下说∶「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的目标是让波兰重新出现在欧洲的地图上，一个真正富强自由的波兰。」然後他们一起唱起了赞美诗。蒙太奇接著转向另一个画面∶苏联克格勃正密谋卡廷屠杀。它象徵著人类不屈的希望和黑暗的较量。 在推翻了共产专制之後的波兰，这样的电影才可能拍摄，历史的真相才可能被再现。影片本身就是人类一步一步战胜黑暗的证明，也是波兰人向世界贡献的恢复群体记忆的道德信号。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8月4日“曹长青专栏” 2010-04-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信息饥渴与“谣言”风行
最近中国政府被漫天飞舞的“谣言蝴蝶”折腾得很累很辛苦，而且折腾的结果是“武警军人满天山”的风景问世，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和谐盛世”黯然失色。 “谣言”风行的和谐盛世 最著名的“谣言蝴蝶”当然要首推引致广东韶关维汉冲突的传闻。这只“谣言蝴蝶”有两个品种，一是“汉产”，称该厂发生好几起汉族女工被维族人强奸；二是“维产”，新疆维人当中流传的是300多维族姑娘在韶关被汉人强奸。尽管“官方版”一语定乾坤，说是汉族女青工黄翠莲误闯维族男工宿舍而发出的一声尖叫，导致维人强奸汉女的谣言传播。但因其发布方式诡异（只用英文对外发布），闻者大都心存疑窦。 还有一只劳民伤财的“谣言蝴蝶“，即引致7月18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的“钴60泄漏传闻”。据说这次逃亡起因是6月12日该县一家大蒜加工厂使用放射性原素钴60操作失误，引发钴泄漏。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民众并未马上大逃亡，直到7月17日有人发现县地稅局长举家往郑州“避难”，才引发这次逃亡潮。逃亡场面蔚为壮观：路上塞满了汽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通往邻县的路口则是试图拦截民众进入的邻县官员，原来热闹的杞县顿时成了一座空城。 再观察其它群体性事件，如去年的瓮安事件，今年湖北的石首事件等，在事发之前，几乎都有各种传闻――即政府所说的“谣言”不胫而走。而每只“谣言蝴蝶”几乎都会扇起一阵狂浪，引致民众积怨大爆发。 跟着“谣言”走，缘于政府丧失公信力 从“谣言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可以掀起滔天恶浪这一事件本身，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控制信息引起的矛盾：一方面，公众都被“信息饥渴”煎熬――这种“信息饥渴”，并不是指官方不公布信息，而是人们不相信官方选择性加工后公布的信息。另一方面，民众的情绪与事件在“谣言蝴蝶”扇起的风中渐渐发酵，最后会发酵出一个什么结果，很难预测，自然也很难“预警”。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事件为例，尽管当地民众一直担心钴泄漏事件的危害，但当地政府一直未正面回应事件，仅强调“不会有事”。这种语焉不详的信息只会使民众疑虑加深，并逐渐发酵膨胀，“地税局长全家出行郑州避祸”因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因“信息饥渴”而导致“谣言蝴蝶”满天飞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罕见，前不久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腐败案发后，中国的传媒与网络因缺少公开信息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许宗衡情妇是谁”的竞猜游戏。 往深里推究，人们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政府信息，其实缘于政府丧失了公信力。这当然怨不得民众，而是政治精英集团长期以来肆无忌惮的集体自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 管制媒体的结果固然可以愚民，比如让国民与外部世界处于信息隔离状态，相信威权政治于中国是必要的，如同《金融时报》6月16日一则消息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在‘金砖四国’（还有俄国、印度和巴西）中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且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自由政治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其副作用必然是小道消息（或谣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无信，官员失德，民众宁可相信小道消息而不肯相信政府过滤后发布的公开信息。 互联网时代使得政府控制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阻碍民众获得真实的信息，中国政府殚精竭虑，一是投入巨资建立了巨大的防火墙（金盾工程的一部分）；二是组建了五毛党以引导舆论，喝采党从旁策应；三是无限制扩大“国家机密”的范围，最近甚至将央视女主持王小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结婚的事列为“敏感消息”，规定媒体不得打听与采访；四是积极抓捕“造谣者”，“诽谤政府罪”这条法无明文的罪名已经屡屡用来惩治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的升斗小民。但结果还是无法阻止不利于政府的各种“谣言”传播，一旦有事发生，小道消息往往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催化剂。这就是中国政府从三年前开始制订各种繁杂的“应急预案”，却无法阻止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当政者而言，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 。生活于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直面现实，正视人民的不满。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期，2009年7月 30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习近平思想”将中国导向何方？
何清涟 二十大解决了习近平的任期限制问题，解除这一限制，是习的第二个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标。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有些已先期预热，二十大开完之后立即付诸实施。但形势变化远比人们认识转换要快，西方各国政界与媒体还在关心胡锦涛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已经通过“毛时代供销社回归”深感“计划经济”复归的压力。其实，这只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一项政策而已——在此必须预先说明：近十年以来，西方媒体喜欢将一些大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冠以“XXX经济学”之名，“安倍经济学”开创先河，此后“拜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相继问世，本文使用这个词，只是从俗。 “习近平经济学”是“习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国官方不用“习近平经济学”，好用“习近平思想”。原因说穿了很简单：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档次是“主义”，一被奉为“主义”就进了共产-社会主义的万神殿，因此，马克思、列宁有主义；恩格斯只能附从马克思门下，不能自立门户；次则为思想，毛泽东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号称“毛泽东”主义。习近平算马列宗的后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这点分寸，至今还与毛一样，只称“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经济学”就是习近平阐述其经济政策的原则。 中共官宣中，解释“习近平思想”的文字虽然没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传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后的说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今年9月发表于人民网上的《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几个重大问题》，该文的前面三大节全是从不同方面涂饰金粉，最后一节才是破题。以下述其大纲，引文用黑体标出。 明确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算是对邓小平改开以来胡赵时期尤其是赵紫阳时期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一种理论回归。实质回归，已经通过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与外企建立党支部实现，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人民经济”的提出，其实就是中共智囊群体根据自己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会，从习那几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而来。 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解这点需要了解以下事实：西方国家今年因乌克兰战争抵制俄气俄油，导致自身倡导多年的绿能计划受挫，只好将煤炭、木柴等原定为污染源的能源洗绿（Washing Green），重新启用。因此，中国坚持绿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于争夺话语主导权。当然还有一个经济目的未便说出，那就是中国近15年发展绿能设备生产，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几乎占了全球市场供应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绿色能源，这些行业的产能将严重过剩。 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 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这一“改革理论”目前的最大结晶，应该就是供销社体制的回归。 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这是与“大重置”势力争夺全球化2.0版的领导权。这里得提一件旧事，2016年11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余，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过专题专栏文章，期望中国勇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当时中国还不敢接这面旗帜，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很多大事之后，北京终于判定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于是在这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思想”分“道”与“术”两个层面。中国有古话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术”。“人民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经济”这是“道”，用来争当“世界领袖”的理论工具。这点，习近平继承了毛的衣钵，志在天下、寰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供给侧改革谓之“术”，这是习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因为“术”可以随时调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允许试错，比如经济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坚持党对经济领导的强度大小、供销社体制这只“旧瓶”装的酒之新旧比例，是新旧各半还是新四旧六或者新七旧三，均可相机调整。 中共统治时期的公私轮回之变 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主要是文革的毛时代与文革后，中共高干家庭出生的人有个共同特征，对毛的极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与家庭被毛整得惨不可言，但对毛却保持佩服之情，习近平自然也不例外。习正式掌权以来，只有最初两年因为一切要服从于权争大局，对邓的改开路线没有多加否定，但权力一旦稳定，立刻表现出对毛体制的爱好，在经济方面就是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执念。 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推出在胡温时期就开始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当时海外有人没仔细读，就称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最后集结号， 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指出这是误读，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但这个《方案》的关键点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在文件开头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 长话短说，与上述国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年9月发布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从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寻找私营企业的污点将其一一收归囊 中。 有趣的是，最近网上流传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辟谣，央广 网在11月3日发表的《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一场误读引发市场喧嚣》一文里，解释得不清不楚，说这只是“更多国有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牵手”，不是被国企混改。我读了之后，相信这是因“混改”名声太臭而采取的障眼法。这些信息产业关系到中共政治安全与信息安全，国有化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简言之，就如我多年前总结过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开展了一轮化私为公——抢来本钱做买卖，建立了国有、集体所有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1978年之后，通过权力市场化开始化公为私，权势集团及其关系人成了最大受益者；习近平执政之后，从2015年开始，中国又将经历一轮化私为公的财富再分配过程。 这一切相继发生于习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内，西方对此的认识整整迟到了5-7年。11月2日，BBC发表一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新时代，美国要如何走下去？》，谈的其实就是西方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决定中美（西方）关系格局的不在于中国情况如何，而在于西方自身。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1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0720221327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阿拉伯女性痛斥伊斯兰（由此理解巴以冲突）
“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起来。那些动不动就上街狂热反美、反西方的大男人们，可以合法拥有三、四个老婆，但女性却连开车都被当作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我被眼前这位阿拉伯女性利剑般的语言震惊了！近日在阿拉伯网站、犹太网站和许多英文网站流传的一段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辩论节目上，这位女性舌战伊斯兰教士，对方简直没有丝毫招架之力。这是我观赏过的最精彩的电视辩论之一，她是一位勇敢的阿拉伯女性！ 在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世界，不仅专制横行，还是绝对大男人主义的世界，那些留著大�鹤拥拿�拉们（mullahs）统管一切。女人连骆驼的价钱还不如，没有任何权利，连脸都不让见天日，要严严实实蒙犯罪，更不要说在婚姻上有同样的权利。 至于伊斯兰文化的弊端，更是不许女性插嘴。在那个“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的《可兰经》主导的世界，谁也不可以对这种文化、这种宗教提出批评。在自由的丹麦，一家报纸登出关于伊斯兰先知的漫画，那个世界的男人们就狂热喊叫著去攻击人家的使馆，向天空放枪，放火；当然，就别提他们用自杀炸弹，去炸犹太人的饭馆、学校、老人中心，甚至正举行婚礼的教堂。 在那样一个谁也不敢说真话、噤若寒蝉的世界，竟出现一位女性，敢公开在阿拉伯半岛电视上和那些毛拉们面对面地辩论，大声说出事实、真实、真相，痛斥伊斯兰文化，勇敢地为犹太人、为西方文明辩护。一夜之间，她成为阿拉伯世界“良知”的象徵！ 她就是瓦法．苏尔丹（Wafa Sultan）,一个亲眼目睹的事件改变了在叙利亚出生、成长，并曾是虔诚伊斯兰信徒的女子。1979年，一帮恐怖份子冲进她当时就读的大马士革Aleppo大学，高喊著“Allah is great!”（真主是伟大的），当场枪杀了她的教授，并一气打了一百多枪，她震惊了，意识到这不是她应该要的神和宗教，从而开始质疑曾得到的所有伊斯兰知识。 她决心逃出那种宗教主导的国家，去寻找真正的文明。1989年，她和丈夫孩子抵达洛杉矶，在那里学习心理学，后从事心理谘询工作。她常在网络上撰文和那些极端伊斯兰者辩论，后来被半岛电视台发现，找去参加辩论节目，由于她信奉自由的价值，大胆地指出伊斯兰教的弊端，再加上她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敏捷，反应机智，毫不让步，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 尤其是不久前她在半岛电视上和埃及伊斯兰教士辩论，精彩异常，其片断被“中东媒体研究所”（MemriTV.org）放到网络上，一下引起轰动，各种语种的网站在转载这个节目，谷歌上她的词条有几百万，更有成千上万的评论，甚至有人称她是“新世界的女神”。 这个节目让人感到阿拉伯世界的希望所在。更令人确信，不管什麽族裔，什麽文化背景，不管哪里的人群，面对怎样严酷的专制，只要是人，心里就会有对自由的呼唤，对真正文明的向往！ 苏尔丹提出一个远高于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观念：“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她说《可兰经》明白地写著，要用武力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变成穆斯林。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比较说，犹太人经过巨大苦难，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团结起来，不是用暴力和屠杀，而是用向世界贡献知识，赢得世人的承认。但穆斯林在做什麽，把三个大佛像凿毁成废墟。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麽？” 她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更是向倍受伊斯兰世界的大男人欺压的阿拉伯女性发出呼吁：“我想告诉每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你是真正的领袖，如果你不坐在驾驶位置，带著我们的新一代安全地向前行驶，那麽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出路。” 苏尔丹特别强调，女性的天性不是暴力和强制，而是和平与宽容。她说，“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麽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后，他们带领你们走向的是一个又一个灾难。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要相信你自己，扮演你的角色。”“你能生出生命，你就有能力来保护生命！” 她直言：“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 苏尔丹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人物，《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CNN 电视，法国《世界报》，以色列广播电台等，都发表了对她的报导或专访。《华盛顿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勇敢的美籍阿拉伯女性”的社论。她和伊斯兰神学士在半岛电视上的辩论，被译成各种文字，成千上万的人发贴讨论，成为最近最大的网路新闻之一。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当然，她也遭到那些狂热毛拉们的痛恨，《纽约时报》说，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神学士在谴责她，她家里的电话留言中不断有威胁的话：“噢，你还活著，你等著瞧吧”；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即使在半岛电视节目上，那些辩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发出追杀《魔鬼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裁判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她对《纽约时报》说，“知识把我从那种落后的思想中解救了出来，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去把穆斯林人民从那种错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 她已用阿拉伯文写过两本书。《纽约时报》说，她的第三本（英文）书《逃脱的囚犯：当神是个恶魔》（The Escaped Prisoner: When God Is a Monster）出版后，“阿拉伯世界会被搅翻天”。 她的母亲和兄弟仍在叙利亚，已不敢和直接她联系了，只能通过在塔林的妹妹转话。她的两个兄弟，在她上电视批评伊斯兰教之后，就被叙利亚的秘密警察带去审问。但苏尔丹说，“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这就像一场万里跋涉，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和最困难的开始十英里。” 这一位女性，提升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2014年7月29日（旧文改写）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桑兰律师的恶作剧
和当年写吴征杨澜案一样，我一开始也只是出於对桑兰官司的好奇（因为就她和刘岩的摔伤，我写过文章比较），在网上流览了一些报导之後，发现一些问题，就写了一篇评论。但再多读一些东西，发现更多问题，但直到读了桑兰律师提交的起诉书全文，才感到那个律师已经“疯”了，不可理喻了。 虽然现在网上多数人都已把此案当玩笑看了。但连炒带骗的律师还在混，中国官方媒体还在认真报导。所以对这场闹剧还得再说几句。或许多几个较真儿的人，就少几个恶棍律师。 先说索赔额。在增加了莫虎、薛伟森和15名网友被告之後，索赔额增到21亿美元，21项指控。 时代华纳/特纳∶2亿 美国体操协会/TIG 保险公司∶2亿 TIG保险公司∶4亿 刘国生/谢晓虹∶4亿 刘国生/谢晓虹/莫虎∶1亿 刘国生/薛伟森∶1亿 刘国生/谢晓虹/莫虎/15网友∶7亿 这种疯人院病人的索赔额就不去提它了。单说这纸非常“Chinglish”（中式英文）、充斥语法错误的起诉书，不仅层次混乱，文字极端不严谨，而且把他们跟中文媒体说的那些“不著调、不靠谱”的胡言乱语就真的直接搬到状子里去了。起诉书通篇没有任何一项给人感觉有证据，甚至让人从根本上怀疑他们是不是要认真打官司。因为除了明显的荒谬之处，起诉状里还有多处撒谎。而谎言如果拿到法庭上，原告的信誉立刻破产，这官司就别打了。 首先，这个状子明显是用中文写好，找人翻译的，而且译好之後，海明可能都没看一遍，就送上去了。否则不可能把桑兰的名当作姓，通篇都称“兰女士”，而且还有许多拼写错误（诸如把最近铺遍媒体的本．拉登拼成Bin La Din等）、语法错误、不通的句子，甚至有因语法错误而导致意思相反的句子。低劣的英文、低下的逻辑能力，粗劣的表达，就是该赢的官司都得被他打输。如果这是那个“明律师”自己写的，或看过英文本的状子，还这麽送上去，只能说明他本人的英文很烂，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让人怀疑，他那个所谓的英文硕士有没有？或者也是巴灵顿的？（该起诉书可在 http://www.scribd.com/doc/55481194/11-02870-Amended-Complaint 或 caochangqing.com 看到） 概括而言，这个状子想在四个方面打官司∶ 第一，有人挪垫子，导致桑兰摔瘫（以求大会组织者赔偿）； 第二，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歧视（以求保险公司赔偿）； 第三，监护人失职、行为不当（以求监护人赔偿）； 第四，监护人、被告律师以及评论此案的网友损害了桑兰的形象（所以大家都要赔偿）。 起诉书的矛盾、不实和荒谬之处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一目了然。 第一部分∶挪垫子。起诉书说那个挪垫子的人“故意地、不顾後果地、严重过失地走到了跳马区。” 但桑兰对国内的报纸是这样说的，“在我之前的罗马尼亚运动员可能在试跳时将垫子弄歪了，她的教练出於好心上前调整垫子的位置。”怎麽原来说这个外国教练是“好心”来“调整垫子”，在起诉书里就变成“故意”了呢？如果就是为了打官司，把明知道不是恶意的举动，指控为故意，也太毒了点吧？ 起诉书还说，挪垫子的人“在桑兰按到跳马上、但是落地之前，挪走了她要落上去的垫子。兰女士被分心，摔下去，她的头摔在了地板上。” 但桑兰对国内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其一，她在冲向跳马时，有人去动垫子，而不是她已经在空中做动作时。其二，“我只记得头朝下摔到了垫子上”。说明垫子没有被“撤走”。而且现场照片显示，桑兰也是摔在垫子上，而不是“地板上”。 这里很明显，只有“故意地”“挪走了”垫子，使桑兰落在“地板上”，才能证明是大会组织者的错。所以才能让特纳赔。 起诉状说，“时代华纳和特纳做过没有含糊的承诺，要提供兰女士一生的生活和医疗。” “时代华纳和特纳无视要账的通知，没有支付。” 天哪，赖上人家了。我没学过法律，但常识是，正经法律文件起码要说∶“根据我们手里拥有的、某年某月特纳先生签署的合同，由他提供1，2，3┅┅” 可海明们居然认为靠这麽空口无凭硬说，就可以赖出一亿美元？还真寄去要账通知单了？一次要多少呢？一生的总金额是多少？应分几次去要账呢？ 如果就这麽随便说说，唬唬美国人，就能拿到多少亿的赔偿，天呢！如果这麽容易就打赢索赔官司，美国的一半职业得是律师，美国的一半公民得正在打官司。 第二部分∶保险公司歧视。其荒谬我已在之前的“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和“桑兰的官司为什麽打不赢”两篇文章中谈过，不再重复。只是起诉书中谈及桑兰的经济困境时有下列谎言∶ 起诉书说，“目前桑兰靠每月1600元人民币/约250美元生活。”而且“兰女士在中国挣扎了13年，没有正常的医疗保险，没有一分钱对她的致命的、永久性的伤残的补偿；没有寻求法律公正的自由，也没有资源。” 工资之外补助的600块保姆费哪里去了？桑兰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收入哪里去了？国家体育总局补助的20万和浙江体育局的20万哪里去了？桑兰自己的博客说她09年支付的保姆费每月2500元人民币，後来增加到3500元。哪来的钱支付呢？网上还有这样的信息，说桑兰养三条狗，每月花销约1800元人民币。这消息我没有确认。如果是真的，也不知谁付的钱。 这些资料都是网上随手能查到的。海明为什麽不去核对？把谎言写进状子，是故意要羞辱桑兰吗？桑兰的经济条件导致她不能每年来美国复查身体，是非常令人同情的，我很希望她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跟国家体委交涉（毕竟她摔在美国，她的保险状况是个特例），或设法找中美两国的民间慈善基金帮助。但靠谎言哭穷，打站不住脚的巨额索赔官司，不是个正路。 第三部分∶监护人的问题。起诉书说，“刘国生和谢晓虹是中国体操协会的商务夥伴，和腐败的官员从事有亿万美元的商务交易┅┅”“刘、谢和中国体操协会主席张健合作”、“只遵照使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的中国老板的指示行事”等等。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明律师”还挺“反共”呢。他主导的起诉状要向法官展示，刘、谢是跟中国政府高官密切合作的、有特权的人物。这个情况即使属实，那麽和这个案子的关系在哪里呢？或许要通过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高官的反感，增加对桑兰的同情？这个状子明显是∶左手反美，右手反中。不过，搞不好海明也会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呢。 起诉书关於性骚扰部分是这样写的∶“最近，报纸和其他媒体揭露，桑兰女士被当时60多岁的刘国生和他的二十几岁的继子性骚扰（见附上的媒体报导）。” 报纸揭露？原来这“性骚扰”一事，起诉者（被骚扰者）桑兰本人不知道，是因媒体揭露出来之後，她才知道的，於是以此做证据，还附上了媒体报导来打官司。这可太好玩了。 状子接著说，“虽然这项（性骚扰）已过了五年的诉讼期，但是刘国生和他的继子两人在过去十年中多数时间都不在（美国）国内。我们相信，为了躲避责任，薛伟森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而成为香港公民。” 原来刘国生和他的继子，在十年前就知道桑兰要控告他们性骚扰了。那桑兰黄健不是在2008来美，住在刘家吗？怎麽不告呢？而且刘国生只要一进入美国就可以告他呵。更何况，刘、谢还常回中国，在北京也照样可告他性骚扰呵。 而且，就像（桑兰指控的）CNN前总裁特纳十多年前就知道桑兰要告他，所以“为了躲避桑兰的伤残责任，卖掉了友好运动会公司”一样，薛伟森放弃了美国国籍，也是为了躲避桑兰的性骚扰指控。特纳和薛伟森真是“先知先觉”呵！ 桑兰起诉书对莫虎的指控我就不必评论，请读者自己看吧∶ “曾给过桑兰法律谘询、被桑兰称为叔叔的莫虎，背叛友情和信任，对桑兰的伤害尤其重，导致她无法弥补的精神压力，需要治疗、药物和医疗照顾。”“莫虎作为桑兰的前法律顾问，对其前客户负有特殊的责任。” 原来谁给桑兰提供过法律谘询，谁就成了对桑兰负有法律责任的律师了。你以後胆敢不帮我，我就把你告上法庭，起码索赔一亿。难怪勇接桑兰案的只有“明律师”一个。不过“明律师”也要小心，下次就该告他了。其实，我看桑兰告海明才是正事儿。 第四部分∶网友们大概更有兴趣看看桑兰的状子是怎麽告你们的吧∶ “在桑兰公布她要采取行动追究所有导致她永久性伤残和性骚扰的人之後，刘国生、谢晓虹、莫虎和 John Does 1-15 合夥地、有组织地策划了一场网路战争来诋毁桑兰的好名声┅┅” “刘国生、谢晓虹和莫虎鼓励、参与，事实上组织了，上述全部违法活动。”“刘国生、谢晓虹、莫虎和15个网路人，故意地，不公正地，一起达成协定、联合行动，密谋策划了”这场网路战争。 这“明律师”整出上述这麽个中国大字报式的状子，好像就是故意要激怒法官，以达到无法立案的效果，这样他就可以在闹得臭名昭著之後，给桑兰和大众一个交待∶不是我撤案，是法院没接受。至於桑兰一分钱也拿不到，却名誉严重受损的代价，海明才不在乎呢。 这个案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一直以支持此案的调子报导这个事件。难怪海明打出了“桑兰热爱祖国，祖国支持桑兰维权”的旗号。但那些官方媒体大概不知道，这个起诉状，对中国国家体操协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员颇有微词。状子大力渲染刘、谢夫妇的中国官方背景，期待用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把桑兰弄成个被中国政府欺压的受害者，以此得个同情票。但美国人难道会因为同情“弱者”，就给“无辜者”定罪吗？更何况，这麽荒谬的状子看下来（像法盲的梦呓），同情都会变成厌恶了。 就这次官司，桑兰黄健对网友们很愤怒，但他俩迟早会知道，真正给他们带来伤害的，除了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完全不对他们负责任的疯律师。仅仅两个多星期前，国内媒体还大肆报导，“桑兰的律师团多达9人，比辛普森杀妻案还多”。事实上，除了海明这一个恶棍，其他的都在哪儿呢？！谁在欺骗一个残疾人？谁在欺骗整个中文媒体？ 我在上篇“桑兰的恶棍律师”一文中说海明是个“滚刀肉”，不知英文怎麽译。有读者则来信说，他连这个词的中文意思也不太清楚。那我就再努力解释一下∶滚刀肉大概是东北话，意思接近的词还有∶牛二、泼皮、无赖；或者更形象点，就是那个满身抹上粪便，到你家门口满地打滚的家伙（没跑进你家卧房就该谢天谢地了）。 2011年5月20日於美国 2011-05-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