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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捐款经济学”
何清涟 中国早就从贫穷之国成了多灾之国，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多难兴邦”。不过，精通“坏事变好事”这类唯物辩证法原理的中国政府，积多年扶贫救灾之经验，创立了世界罕见的“捐款经济学”。随着这一社会主义特色的“捐款经济学”渐成体系，中国人的捐款疲劳症也日益严重。 “捐款经济学”的三大原理 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的捐款经济学有三大原理： 第一原理：慈善捐款成为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 中国政府一向将NGO理解成“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慈善要做，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得自家人掌控才放心。于是先成立数家由自家人掌控的慈善基金会，或是允许其发彩票，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或者利用人类重视后代教育的善心，由各级政府摊派捐助，如希望工程。每逢中国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比如爱滋病，地震、洪水之类，由媒体发动献爱心攻势做社会总动员，让民众、企业以各种形式献上爱心，这些捐款多由中华红十字会笑纳。当捐款数量多时，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各基金会获得来自国际国内的捐赠高达585.93亿元，政府见猎心喜，一纸令下，要求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将收到的捐赠汇缴给政府部门。 第二原理：所谓“捐款”其实不少带有强制性，与国家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原理同构。 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的单位管控功能，层层下达捐款指标，务求完成。各单位干脆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本人当年在深圳时，从1993年开始，每年从工资里扣除一月基本工资（2000余元）上缴给希望工程，延续了三四年。偶然还要由单位“代买”上百元福利彩票，为残联做点贡献。每逢发生1998年长江洪水那类大灾，又得自愿捐款。在单位内部，捐款多少按职务级别的规定，逐级降等。开始还接受一些旧衣物等，后来干脆下令，“要尊重灾区人民的需要”，只许捐钱。这类行政介入下的“自愿捐款”，最开始主要在深圳、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理由是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高了，要为全国人民做贡献，以后才推广至内地。 第三原理：善款使用黑箱化。 政府部门垄断慈善捐款，却从来不肯公开帐目。据说部分没有财务审计，部分即使有财务审计也只是走过场。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只是近年来慈善捐款已成为涉及甚广的公益事业，加上传播媒介的革命，这个问题才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2008年汶川地震与1976年唐山地震间隔近30年，中国人对灾难都有十指连心之痛，出于自愿也好，行政力量介入也好，全国人民对捐款并无怨言。只是由于“捐款经济学”第三原理的作用显性化，政府背景的最大慈善机构红十字会陷入郭美美丑闻，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的问题曝光，终于导致雅安地震之后出现反捐款活动。 北京并不反思民间为何反捐款，反而通过各单位施加行政压力向社会逼捐。为了让民间“自愿”献上爱心，政府下发通知派捐，党政事业机关、学校及公司都要求员工捐款，并提出具体的捐款数额，要求不同岗位的员工捐100至300元不等。连幼儿都未能逃避逼捐，已经披露的有北京怡海幼儿园向幼儿家长发出捐款通知。 中国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是传统 我知晓中国慈善基金财务不透明这一严重问题，缘于曾被中国人寄予厚望、举世闻名的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下设的一个慈善公益项目，1989年开办，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主管。设立此基金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捐款，帮助失学青少年读书。因其宣示的目标具有道义感召力，加上政府全力助推，一直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鼎力帮助。在许多同时起步的慈善项目当中，只有这个项目能够得到大量社会捐款。我个人与“希望工程”有关的捐款就有两项：一项如前文所述，每年由工作单位扣除一月基本工资2000元，持续数年；二是1995年青基会出版《希望书库》，从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籍当中斟选500本人文、历史、科普等著作出版，捐赠全国一万所农村学校。出版社希望作者捐出稿费，我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属于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之一，该丛书有5本入选，我们这些作者都很乐意地捐出了稿费。 不幸的是，“希望工程”很早就出现腐败丑闻。1994年1月，香港《壹周刊》发表文章，称“希望工程”7,000万捐款“失踪”之前，“青基会”从未接受过任何财务审计。但该报道随后没了下文，直到2000年才再度冒出丑闻。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揭秘》一书的第六章中，专门记述分析了围绕“希望工程”腐败丑闻，检举者、被揭发者及其后台之间的较量。 举报腐败者柳杨女士及其同伴易晓不可谓不勇，记者方进玉不可谓不具良知，《南方周末》不可谓没有媒体的道德担当。但历经三年的举报与扒粪过程，在中宣部的强力干预下，以检举者被彻底打击、《南方周末》与记者被迫沉默告终。《南方周末》在中宣部强烈干预下，被迫撤掉 2002年3月21日原拟发表的“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文章，导致当天出现“一报两版”（有少部分已经印好的报纸已经流入市场），此后不再过问此事。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主要证人易晓被诬入狱，冤案至今蒙尘。而另一位证人柳杨女士在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饱受惊吓、贫病交加的生活后，于2006年4月6日黯然离世。这位腐败检举者所遭受的痛苦，竟使方进玉悲伤地承认“死对于柳杨而言是种解脱”。 伸向慈善捐款的脏手到底有多少？ 伸向善款的脏手到底有多少？当年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常务副会长）的仕途或可说明情况。徐在在丑闻风波后调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香港《明报》记者在采访徐时当面问及：有消息指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反映希望工程违规情节“比较严重”，徐永光微笑回应说：“这个问题呀，事实上，就是说，我个人如果有腐败，今天不会给你说话，绝对没有，你放心。” 也就是说，伸向“希望工程”的脏手不止徐永光一只，还有比他更大更黑的脏手，否则徐永光难以全身而退。雅安地震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被网友嘲讽为“黑十字会”。曾有红会内部人提出重查郭美美案，没想到郭大小姐牛气冲天地发表微博与性爱视频，来了一个露骨的反威胁，迫使红十字会领导出面声明红会并不打算重查此案。 鉴于红十字会惨变为“黑十字会”的经历，中国123家公益基金会为了赢得社会信任，于4月27日在中国基金会中心网首页推出“雅安地震基金会善款物资使用情况信息披露”栏，公布了10.94亿元善款与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但我认为，这只是中国公益基金透明化的第一步，如果其中的关键环节——中国政府不改弦易辙，仍然坚持“捐款经济学”三原理，中国公众与企业的“捐款疲劳症”会日益强烈，最终导致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死胡同。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4月2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4/china-donation-earthquake/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ng-blog-20130428/16505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为何推不开官员财产公开这扇大门
今年“两会”上官员纵声高唱“幸福歌”，媒体记者却关心一个多年未曾解决的老话题，即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 在全国政协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此提问，但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却回答说，中国的公务员数量庞大，更兼财产包括收入、房产、投资等等，还要报告家属情 况，即配偶和子女是否侨居国外等，项目很多，要一步一步推动。 众多网友对赵的回答很不满意，纷纷在网上留言，希望给出具体步骤及时间表。但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加之中东北非国家清算前国家元首海外资产的示范效应，官员们公布财产一事的最大阻力，其实来自于执政集团自身。 官越大越不怕公开财产的真实原因 2月24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指出公众希望公开官员财产，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不同官阶的官员，对财产公开的态度略有差异，级别较高者的认同度更高。在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中，85.7% 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财产，认为不应当的只有7.1%。而在地厅及司局级官员中，认为应当和不应当公开财产的比例分别是91.3%、8.7%。在县处级、 科级、科级以下官员中，认为应当公开官员财产的比例分别是75.2%、71.5%和64.4%，认为不应当公开的比例则分别为17.3%、20.4%和 24.5%。 这一点与中国公众的常识不符。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官越大权越重，腐败的机会越多，高干子弟的财富神话亦证明了这种猜想有事实基础。因此许多人不太明白为何官越大越不怕公开财产，认为是社科院这份法治蓝皮书做假。我在电台的Calling节目里就遇到观众这样提问。 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首先，中国确实是官越大，腐败的机会越多。这一点与国外对中印俄三国的腐败模式研究相符。 反腐专家瑞吉是美国Trace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总裁。她曾将印度、中国与俄国的腐败模式做过比较，认为印度的腐败是金字塔型，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 成，但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太愿意收受贿赂，部分官员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的时候已经“金盆洗手”。俄罗斯的腐败是一个巨大的矩型，从最基层一直到最高层，其 腐败程度没有任何区别，并且都伴随着威胁与恐惧。中国则是倒金字塔型，级别越高，捞钱越多。瑞吉举例说，在印度，如果一家公司在投标过程中遇上官员索贿， 那么他们有时可以（肯定不是总能）找到索贿者的某个痛恨贿赂的上级，让他来干预。而在中国，更高级别官员的索贿金额只多不少。 上述研究结果与中国实际状况大致相符。为什么说是大致？这就牵涉到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权力变现问题。高阶官员权虽重， 但在中国的体制中，有时候与具体分管某项业务的下级官员相比，捞钱反而不如下级多。比如因高铁案倒台的刘志军虽然贵为铁道部长，他与其部下丁羽等人涉案金 额据说共8.22亿元。这数字本来够让人吃惊，但最近传闻刘志军部下张曙光腐败所得竟然高达28亿美元（存放在海外），妻女早就定居美国。 上述案例当然不能当作通例。高官不怕公开财产的真正秘密在于他们的资产当中的大部分早就成功转移至国外。我分析多年 积累的腐败案例，官阶越高，与外商打交道的机会越多，接受贿赂的形式越多样化，比如让行贿的外商为其家属提供移民留学机会，将钱直接存放于外国银行只是常 见的招术而已。至于普通县市级官员及村镇级官，有的贪腐金额虽然很庞大，但毕竟“土”，没有藏富于外国的管道与经验，其贪腐所得大都留在国内。可以说，高 低级官员对待公开财产的态度，其实取决于他们藏匿钱财的方式不同。 中国官员公示财产为何应包括近亲 该蓝皮书还指出第二个特点，受调查官员对于公开官员和配偶的财产的态度与公众没有很大差别，但对于公布官员近亲属财产的态度则与公众有较大差异。官员希望受监督的家庭成员和财产内容的范围越小越好，而公众则反之，希望公开官员父母、岳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财产。 关于这一点，只要是中国人就很清楚公众为何有此要求，官员们反对的原因何在。中国改革以来的权力市场化，虽使手握资 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但权力要变现，必须通过“市场”，在市场上操作的人最好是亲属，这就是中国官员家庭大都实行“一家两制”的原因。 即使配偶子女缺乏经商才能，也得从兄弟当中或者妻子家族中物色合适人选。最近一篇“中国官场哥俩好，四大涉贪上阵亲兄弟”，列举了铁道部长刘志军与其弟刘 志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及其弟乔建华等四位官员兄弟官商合谋寻租的故事。 上述案例都是兄弟俩一在官场掌权，一在商场将兄长的权力变现。因此，如果公示官员财产只及官员本人及其妻子，官员可以用藏富于亲属这一招来显示自己的“清白之身”。在中国，这类把戏只是用了一张纸遮盖而已。 政府向人民公布税收用途与官员向人民公布财产，本是现代政治的起码要求，但在中国，这却成为一个“两会”讨论多年却始终没有结果的提案，公务员财产申报这扇大门犹如生了厚厚的铁锈，用尽力气都无法推开。最后的结局，有北非几位独裁者的覆辙在前，无须多言。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2011年3月10日，第47期，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16）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有了知情权，民智才会成熟
中国现任领导人一定非常羡慕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的控制能力，想将“白”的说成黑的，就没人敢再说那是“白”的。比如毛泽东将自己制造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词还真就成了中国人俗成约定的一个历史名词，至于那三年是否真发生自然灾害早就被大多数人淡忘了。 相比之下，中国现任领导人没有毛泽东那么幸运。首先是有了网络与各种先进通讯工具，哪怕筑就了网络长城，堵绝了外国记者现场采访，也无法将信息阻隔得如同毛时代那么彻底；其次是“刁民”越来越多，不象毛时代那样听话驯服。所以今年以来中宣部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要与“抵制奥运”的国际“反华势力”作战，另一方面要将有关西藏、新疆等中国边陲地区发生的骚乱加工后解说。最难的是还要“引导舆论”，引导中国人民对抵制奥运的“反华势力”或者“歪曲真相”的西方媒体进行舆论讨伐。 不过，我总觉得中国网民在只听到一面之辞的情况下的“舆论讨伐”少了些正义，因为正义建立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之上。西藏事件发生后，中共说千道万，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将全部西方记者驱赶出现场，并将大批武装部队开进藏区。这一次的应急行动说穿了，还是遵循“毛泽东模式”：枪杆子＋笔杆子（控制舆论）＋“人民战争（大字报、大批判）”。枪杆子的威力使拉萨“平静”下来；笔杆子的威力有两重，第一重在于与除香港之外的境外媒体打“新闻仗”，第二重在于动员民众参加讨伐西方媒体的“网络人民战争”。将境外记者全部赶出藏区后，全世界能够发布有关西藏现场新闻的专业新闻通讯社就只剩下新华社一家。西方媒体绝了消息来源，只能凭借访问从现场撤出之人，只要抓住某媒体图片上的一点错误，就可以判定“西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全是“造谣”。CNN等一时间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公敌”，多年来唱好中国的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 但无论如何花样百出，有时候几句真话就能够将一个精心吹胀的气球刺破。3月27日，当中国政府官员与本国喉舌陪同十余家外国媒体实地考察，想借这些记者向世界宣布拉萨已经和谐安定，没料想有30多位勇敢的藏僧从寺庙里冲将出来，拦住这些记者哭诉真相，虽只来得及说上短短的几句话，但已戳破中共当局精心营造的谎言。 那些反感国际社会“抵制奥运”、支持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中国人在表态之前，至少应该考虑几个作为思考前提的问题： 第一，这些“反华势力”为何要抵制奥运，他们提出抵制的具体理由到底有哪些？到底有多少团体、多少个人参加了这场抵制？这些年中国当局给国内人看到的始终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大幅度提高，“朋友遍天下“，这么多的“反华势力”又是从何冒出来的？一些原来支持奥运的人士为什么要退出，他们退出的理由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西藏，他们到底是支持西藏人民为人权而斗争，还是支持西藏独立？西藏问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流亡领袖，为何能够在西方社会赢得如此广泛真诚的社会尊重，他真正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第三，最重要的是，当局为什么要严格控制上述新闻，它到底害怕人民知道什么？它为什么在剥夺了民众知情权的时候，又需要民众付出“爱国热情”给予支持？这到底是对人民的利用还是对人民的尊重？ 对于任何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这种表态都应该是郑重其事的，这种郑重意味着在表态之前要了解真相。根据统治者有意透露的部分资讯就轻易表态，这种表态对自己也并非负责之举。对于“反华势力”与支持西藏的各种力量来说，更不会构成任何道德威慑力，只会引起轻蔑。 真心地希望国人在表态之前向中国当局提出“知情权”的要求：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我们需要了解全面的资讯！我们是能够思索的人，而不是只能充当提线木偶的政治道具！ ――若能如此，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还能再在外国的大学里妄说中国人“素质低下，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吗？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8年4月3日，第 238 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拜登的败笔
美国副总统拜登已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但对他的批评，却没有结束，因为他这次中国之行，创造了好几项不光彩的记录，被称为“拜登的败笔”∶ 第一个，他带儿媳、孙女出访，广受批评。美国保守派媒体《检验者》（Examiner）的评论说，这是国事访问，带儿媳和孙女干什麽？“拜登副总统去中国是谈美国债务、世界经济等国家大事，为什麽要带上儿媳和孙女？”质疑拜登假公济私、带家人旅游。当然，按外交惯例，拜登带去的所有人，都是中国方面“买单”，负责费用。 国家领导人出访常见的是带夫人。但这次拜登却只是带了儿媳妇和孙女（没带夫人）。无论按中国人的伦理，还是美国人的习惯，这都有些令人不解。而且抵达北京时，他还手拉手地跟孙女走下飞机。 （拜登跟孙女手牵手走出机舱门） 按常理，即使带了孙女等（国事访问），也应该让家人低调，比他迟一点走出机舱。但拜登的孙女却高调，俩人手拉手走下飞机的场面，成为中国媒体的头版新闻，以至还误把这个孙女报导成拜登的女儿。当然这也可能跟拜登孙女的名字有关。39年前拜登的女儿车祸丧生，他们给这个孙女起了跟那个去世的女儿同样的名字。 拜登这个18岁的孙女，看上去完全是个成熟女人。父亲或祖父跟这麽大的女儿或孙女在一起，拍拍肩膀、拥抱一下，或挽著手臂等等，是自然的。但手拉手？别说在中国，即使在西方，也很少见到。 （祖父和18岁孙女手拉手？） 这种不合常理做法，给人一种做夸张“秀”的感觉。不信你们今後注意一下，看拜登在美国会不会和他孙女手拉手到外面招摇？不被媒体骂死才怪。好在拜登还没傻过头，没跟自己的儿媳妇手拉手，否则岂不更贻笑大方。 第二个，拜登孙女穿超短裙和拖鞋的“无礼”。拜登到重庆访问时，又是跟这个孙女手拉手下飞机，当地的中国官员，不仅要拜见拜登，还得跟拜登身边的这个孙女握手致意！更荒唐的是，拜登的这个孙女竟穿个超短裙、登一双拖鞋，和恭迎的中国官员的西装革履反差很大。 （拜登孙女在这种场合居然穿连衣短裙和拖鞋） 如果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就算了，可这个美国女人已经18岁了！这简直是羞辱东道主。中国官媒动不动批评美国，绝大多数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毫无道理；但对这件完全应该批评的事，却全都噤声了，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至少是一种无礼。 反而是中国的网民们一面倒地批评拜登的孙女。在美国这边，网上也有痛斥。伊利诺州的中学教师保尔森（Scott Paulson）在《检验者》上发表题为“拜登孙女的超短裙引来批评”的文章指出，“穿个超短裙，既不适合政府间国际交流，更不适合代表美国。”“谁都知道，从机舱门一出来，一定会被媒体拍照。” 虽说这个美国女孩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地方可能随便惯了，但陪同祖父做国事访问期间这麽随便穿着，明显给人一种到中国炫耀（得意）一下的感觉。但不管怎样，毕竟她阅历知识有限，所以保尔森的文章主要是批评拜登和他的跟随，没有给这位孙女必要的“指导”，才出了这样的“洋”相。 第三个，拜登到小吃店的“作秀”。拜登跟他的儿媳、孙女等到北京一家炒肝店吃午饭，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新闻。更有中国异议人士歌颂美国副总统“平民化”。其实这完全是作秀！ 小吃店的老板事後对媒体说，拜登来之前，有二十多人到小店“检查”，然後就不走了，说在店里吃东西。这家小店本来就不大，只有七张桌子，从照片看，也就只能坐二十多人，等於全被中共便衣包了。小店还挂出“客满”，外面整条街被警察封起来，五步一岗，戒备森严。拜登还“亲”什麽民？他根本见不到“民”！ 这家小店以“炒肝”出名。但美国人一般是不吃“内脏”的。所以拜登只点了炸酱面、包子、凉拌土豆丝等，没有点“炒肝”。所以，所谓品尝“小吃”也是徒有其名。而且据报导这顿饭只吃了二十多分钟，其时间之短，也说明是作秀；真是“浅”尝辄止，秀个新闻而已。 （拜登跟儿媳孙女到炒肝店“作秀”） 中国人在专制中生活久了，见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做个“亲民秀”也被感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於美国人来说，他们见惯了那种为了选票，习以为常做秀，见个婴孩儿也要抱一下、拍个照片的政治人物，所以对这个拜登秀，不仅不感动，而是批评。 拜登作为美国副总统，这次访问中国，理应关注那里的人权，最起码应该象徵性地关注中国的异议和维权人士，例如去看望一下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她自从丈夫获诺奖後就音信全无，如同从人间蒸发。还有下落不明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等。德国总理梅克尔访华时，曾特意约见中国民间维权人士，布什总统曾去北京教堂做礼拜，表示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关注。但拜登却热衷什麽品尝小吃，跟儿媳孙女去看篮球赛，简直就是吃喝玩乐。民主党不是最关心人权吗？ 第四个，拜登竟还附和中共的宣传。在美国政治人物中，拜登以说话好出错著称。不久前他访问莫斯科演讲，提到一个俄国知名的大亨，就卡在那里，支支吾吾了老半天，就是说不出来其名字，引起哄堂大笑。拜登最後自嘲说，“你们今後可有笑料了”。 为了避免这次访华出错，拜登不接受任何采访。但他唯一在四川大学的演讲，又是出错，被《华盛顿邮报》批评。一是他居然说，对“人权”中美双方可各自理解。这不是共产党的逻辑吗？中共就一直强调，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标准，由此否定人权的普世价值。如果拜登的逻辑可以成立，那民主、法治、自由等等，不都可以“各自理解”了吗？而独裁者“理解”的民主就是“你民我主”。 拜登演讲中的另一个荒唐是，他竟说对中国的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很理解。他理解什麽？生儿育女的权利，古往今来，纵横全球，这个人类最最基本的生育权，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被共产党剥夺。拜登自己有一大堆孩子，却到中国去附和共产党，说理解强制一胎化，这拜登是不是蠢到可恨的地步？ 拜登的败笔真是令人败兴。好在他的丢丑日子不会太长了。明年美国就总统大选，目前奥巴马的支持率已降至34%（不满率63%），美国失业率则已高达9.1%。在美国迄今235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失业率超过8%的情况下，总统还能连任的。所以奥巴马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一届总统，到时候美国人就会对拜登说“拜拜”了。 2011年9月1日於美国 2011-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权力交接的悲喜剧
1月20日中午，当克林顿面对国会山庄前25万民泻腿�世界转播镜头，庄严地举起右手，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誓下，宣读自华盛顿以��41届美国总统都念过的35字誓词时，历时13个月的激烈总统权力争夺才划了句号。 没有哪个从事政治的人能拒绝权力的诱惑。也许，权力就是目的之一∶掌握权力以施展理念。尤其美国是世界超级强国，苏联帝国的崩塌，使它成为无法挑战的“唯一”。多少人梦寐，想成为白宫——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房子的主人。 当万谢逗簦�21门礼炮鸣响时，卸任的布什将核武器密码交给了新总统，使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力量的人。《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到，克林顿“自始至终面露著终生梦想刚刚成真的、惊奇莫名的微笑。” ●穷孩子的个人奋斗 这是一个长满荆棘和鲜花的梦。1963年，16岁的克林顿作为优秀中学生代表访问白宫，在与肯尼迪总统握手的刹那，他立志从政。但他不象布什、奎尔和高尔都有当参议员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富有的家族。做推销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车祸身亡。继父酗酒，弟弟吸毒。做护士的母亲又嫁。现在的继父是他母亲的第四任丈夫。 他全凭个人奋斗从耶鲁法学院和英国牛津毕业。他完全可以像他同班同学、後来成为太太的喜莱莉那样在华盛顿做个年收入几十万的律师。但他回了家乡，在全美最穷的州之一的阿肯色当了12年州长，年薪才三万。这期间也有竞选连任州长和参议员失败的苦痛。 波斯湾大捷使布什声望达80个百分点。有“自知之明”的民主党大将都偃旗息鼓，等1996年的机会。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却站到前台。 媒体称“这是一场丑陋的角斗”，充满个人攻击。克林顿被指责为婚外情、逃兵役、吸毒、在莫斯科组织反越战示威。 但在选票揭晓的晚上，布什一脸凝重地说∶“人民已做出了选择，”随之向克林顿祝贺。 ●“我只是借住在白宫” 克林顿的“变革”诉求赢得人心。经济萧条使民心思变。克林顿当选後的耶诞节，全美零售额几年来第一次上升。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说∶“这是消费者心理在复苏。而布什时代陷入经济怪圈∶零售额下降与消费心理互相削弱。” 克林顿更多地赢在他代表著新一代。五年前坐在白宫的雷根出生於第一次大战前，而克林顿却是在二次大战後出生，比布什还年轻22岁。 他喜欢足球、吹萨克风管、郊游聚餐和跑步。他有很多竞选捐款来自全美律师协会和好莱坞的明星。他也不失回报，在他任命的18名内阁成员中有14人是律师。 他支持女权、堕胎和服役军人的同性恋权利。他维护穷人。他主张多元，疾呼“在美国没有‘他们’，只有‘我们’”。他打破前例的坐汽车巡回演讲，缩短了他和选民的距离。他上任第一天，就在白宫接待了四千民小Ｋ�们大多是凭抽签获得参观券，还有一千多人没票，但也想一睹“历史时代”�� 那天，恰巧是维州的12岁访客艾尔斯生日，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夫妇为她唱了生日歌。面对那些没邀自到的访客，克林顿热情地说∶“诸位也是美国人民，这是你们的房子，我只是借住在这里。” 克林顿从全美选出在竞选期间给他深刻印象的53名普通民校�邀请他们（还可带一名家属或朋友）到首都参加“希望的面孔”餐会和典礼，全部免费。克林顿向他们举杯∶“我不会忘记谁把我送到白宫”�� ●新时代从早晨走来 克林顿曾多次在竞选中使用当年肯尼迪接见他的纪录片。他想用时间的蒙太奇，来啓动人民的想象力∶火炬被传递。 宣誓前一天，他独自到阿灵顿公墓的肯尼迪碑前，屈膝凭吊，献上一枝长茎白玫瑰。随後又到肯尼迪艺术中心接受孩子们的提问。尽管问的很幼稚，他仍认真作答。第一个孩子问∶“你小时是不是小个子？”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很瘦小，只有六磅半，我早産三星期。”有孩子问∶“白宫有多少厕所？”他答∶“很多，但都很小。”还有的问他怎麽学会的吹萨克风管。 在庆典活动前一天，他参谒了美国先贤、第三任总统杰佛逊纪念馆。他仍是仅给孩子们开了“记者会”。一个女孩问他，“如果杰佛逊活了，你怎麽办？”他答著对旁边的高尔说∶“那我们就一块辞职，让杰佛逊来当总统。”克林顿在就职时说∶“任何人只要看过婴儿入睡，就会了解孩子所代表的意义。他们是世界的未来。” 1961年肯尼迪就职，邀请了全美家喻户晓的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作诗并在典礼上朗诵。这次克林顿邀请了黑人女诗人玛雅．安琪洛朗诵她为典礼而作的“早晨的搏动”。五分半锺的朗诵交织著历史与未来，精神与现存的象徵与叠印，全诗的意象预言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向辉煌告别 布什输了，不仅因为国内经济萧条，更在於他的老一代人古板形象已失去年轻选民的倾心。在一次“早晨发生什麽事使你一天心情不好”的民意测验中，有21％的人认为由於早餐或泥泞把衣服弄脏，16％的人是因为睡过头、塞车或忘带钥匙，而12％的人答为早晨在电视上看到布什。他在东京日本首相餐宴上昏晕，一头栽下，把全球股票砸下十几个百分点。他和新闻界一直“别扭”，记者们不喜欢他的官僚气。他几乎一生从事公共服务，八年副总统、四年总统，使他熟谙国会山庄的一切。如此经历离开白宫，心里该怎样痛苦。 《纽约时报》写道∶在克林顿就职过程中，“布什夫妇虽似泰然自若，但从电视转播特别画面上，可以看到他们眼底的苦涩之情。” 更残酷的瞬间是，当克林顿夫妇在国旗挥舞中，兴高采烈地沿著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白宫时，布什一家人在国会後院被直升飞机载去郊外空军基地，转机飞回家乡德州。 在空军基地，刚刚成为普通公民的布什，身边没有了以往的前呼後拥的保安人员。只有三千民泻团笥牙此捅稹２际膊谎崞浞车匚帐帧⑶┟�、向幕僚们挥别。曾当��16年幸樵薄⒉我樵保�刚卸任的副总统奎尔，在与芭芭拉·布什握别时，眼里噙著泪水。记者们高喊“奎尔先生，能否说一下感受？”他回答了一句话∶“再见”。在与高尔进行的副总统竞选辩论时，他的雄辩和进攻性一扫媒体塑造的只会把土豆拼错的低能形象��1996年，他是共和党最有希望与克林顿一争天下的人物。 ●成为普通人的痛楚 原布什白宫幕僚长、现CNN“火线辩论”主持人苏努努说∶“布什非常希望能再任一届，因为太多既定日程没有做完。”没有哪个总统在卸职前一天指挥对挑衅者、伊拉克的狂人萨达姆回击。庆典活动的焰火和轰炸伊拉克的弹火交织在电视画面，让人感到在看《战争与和平》。 当克林顿夫妇站在白宫观礼台上，检视由学生乐队、老兵方阵和同性恋团体组成的长龙游行队伍时，布什夫妇抵达了家乡休士顿。向乡亲致词时，布什说“这是我们新生活的第一分钟。”“现在是布什一家人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了”。他同时不无感伤地说∶“来去不由人，该结束时更应做好准备。” 布什的新闻秘书费兹渥特说∶“在离开白宫的那天早晨，布什起得很早，他在外面走来走去，与所有人打招呼，有时还与人攀谈几句。”细心人发现，载著布什夫妇的直升飞机，在华盛顿市区绕了一圈才离去，可见其依依之情。布什的女化装师说，在卸任前一天，布什为接受一家电视采访而化装，竟莫名其妙地说了句“记住，现在我的名字正印入公共电话簿。” ●眼泪让给微笑 这种从高耸的权力顶峰跌下，对谁都不轻松。当年卡特离开白宫时，他的一个好友说∶“他的一部份已死了”。而福特还未等选票揭晓，就陷入哀痛。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观票，当电视播出俄亥俄州被他对手拿下时，他颓丧在椅子里说∶“完了！”随之眼泪滚落。他身边的好友，一直为他助选的棒球明星戈雅泽拉与他紧紧拥抱，长时间他未说一句话。晚上幕僚长送他去卧室就寝，一路劝慰，赞他已有很好的口碑，又已尽力而为。他一句未听进去，只是木然地喃喃∶“我简直无法相信会这样。” 评论家说∶“几乎找不到一个好办法能减轻失败者的痛苦。”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任期未满就被迫辞职。他曾犹豫、抗拒、自我折磨了几天，才最後下决心递辞。他的幕僚长说，“他起码早死一年。” 约翰逊是个聪明人，看到“形势”不妙，乾脆放弃了竞选连任。但他离开白宫仅四年，就在他的农场中去世。没人能体会到他内心深处那种无以名状的孤寂与悲凉。 即使届满离任，也非轻松。里根做了两届八年总统，按宪法不能再连任。他是最“体面”离开，而且权力交给副手布什。但他幕僚长会议，要离开白宫那天早晨，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焦灼地走来走去，最後从口袋掏出核武器密码盒子说∶这个玩意该怎麽办？ 有人说，这是悲哀让给欢乐，眼泪让给微笑的时刻。《时代》周刊评论说，“这种残酷的仪式正是民主的精髓。” （载纽约《中国之春》1993年3月号 1993-03-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喀布尔时刻”之后的世界局势
何清涟 喀布尔时刻之后，世界经历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情绪剧变——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强烈批评，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强烈不满、鄙视、失望，二者汇成排山倒海的批评、指责。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拜登政府与世界各国正在调整情绪并思考“没有美国保护的”未来 。本文择其要者概述分析，勾画塔利班存在的未来世界蓝图。 美国国内反应激烈，拜登一锤定音 美国国内的批评基于各种立场，大概分为三类： 一是认为撤军正确，但执行过程太过糟糕，丢弃了约1.5万美国公民，将武器留给了塔利班，再现了当年越南撤军时的“西贡时刻”，是拜登政府与美国的永久性耻辱。这些批评者当中包含几乎所有在大选时期盛赞拜登极富外交经验、与多国领导人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主流媒体，其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写了公开信，恳求拜登政府将三报的200多名记者及相关的2000余人安全接回[\[1\]](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1)。 二是担忧此举影响盟国对美国的信心，认为此次撤军有损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光辉形象。[\[2\]](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2) 三是批评拜登政府丢弃了帮助美军工作的成千上万阿富汗人，此类批评以《大西洋月刊》为代表，要求政府加快身份审议，打开国门欢迎阿富汗难民。[\[3\]](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3) 身为总统的拜登终于露面了，他说：“如果说点什么的话，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当前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正确决定。”他表示：“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在一场阿富汗部队不愿为自己而战的战争中作战并牺牲。”《华尔街日报》在登载了这条消息之后，无可奈何地承认：拜登的这番讲话和美国的撤离将构成美国最漫长战争的终结篇章。 [\[4\]](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4)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英国《金融时报》8月4日发表的那篇《为什么拜登让批评者无可奈何？》，认为民主党之所以保护他，是因为拜登是赢取民主党选民信任的捷径，如果没有他，民主党人可能要很费力才能赢得这样的信任。[\[5\]](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5) 这是该报近年评论拜登唯一一篇正确的文章，但作者没有说到的是：拜登带病上岗，几乎成了媒体与公众豁免他的主要理由，也成为拜登规避许多问题的凭藉。 盟友审视“美国回来了” “喀布尔时刻”被拿来与1968年越南撤军的“西贡时刻”对比，但耻辱远超当年。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丢尽了脸面，却无可奈何。 在此，我必须来一段旧文重温，看看现在这些批评拜登的媒体在2020年大选时，如何通过自家控制的媒体赋予拜登超强的“外交才能”（包括认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以下只是原话照录：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甚至FT与BBC都多次称许的外交才能、国际经验，[\[6\]](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6)《纽约时报》2020年7月6日发表《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与习近平这样的外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文章说，拜习至少见过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国乡村学校投篮，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25小时。奥巴马还希望拜登凭借迷人的魅力与习 “立刻拉上私人关系、让习近平敞开心扉方面”。[\[7\]](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7) 就连还保持一点矜持的路透社也忍不住高度赞许。2020年11月23日，路透社如此展现拜登的外交才能：“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正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让美国再度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同时以专业治国，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老将担任重要职务。”这些话重复多了，拜登自己也深信不疑，2020年7月拜登曾表示：“我相当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我在全世界都有关系”。“我知道如何做好国际事务方面的工作。” [\[8\]](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8) “喀布尔时刻”让这些称赞成了笑话。在美中天津会谈美方失利之后，拜登对外说过，今年11月将在G20峰会召开前后，举办世界民主同盟大会，共商对抗中共大计，也因喀布尔时刻让世界失去了期待，因为盟友们都在审视这个回来的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领导能力。 来自盟国的指责内容太多，不过，这对拜登没有用。拜登终于发话：“无法保证阿富汗空中撤离的最终结果，没有看到盟国对美国信誉发出质疑。”[\[9\]](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9) 事实上，盟友国对美国的批评前所未有地尖锐，媒体均有登载，以下仅摘录部分： 8月18日，英国下议院就阿富汗局势进行了长达7个半小时的紧急辩论。这次会议上，英国政界重要人物纷纷表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国追随美国撤军的决定恰恰表明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给英国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项“重大挫折”。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欧文·帕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称，这是“自苏伊士运河事件以来英国最大的耻辱”，并表示，西方“现在一团糟”。英国议会下院防务委员会主席托比亚斯·埃尔伍德抨击拜登高调宣称的“美国归来”。“这是个讽刺。当我们被一个仅装备火箭筒、地雷和步枪的叛乱组织打败时，你凭什么说‘美国归来’？” [\[10\]](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10) 8月22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尔落入塔利班之后，国际撤离工作混乱不堪，这些表明，欧洲需要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自己的军事能力。[\[11\]](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11) 对于阿富汗撤军，德国政界在两个层面讨论：1、当年参与“阿富汗行动”基于北大西洋“盟约”第五条（一国遭袭，群起反击的“集体防御”条款），是无奈之举。2、拜登政府不顾联盟内的反对声，也未经充分协商便宣布立即撤军，导致驻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国军队不得不紧急撤退，难以“善终”。要言之，德国的讨论触及到追随美国是否是个错误这个层面。[\[12\]](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12) 拜登确实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高呼“美国回来了”，但盟友们觉得回来的根本不是过去那个美国。国际舆论的看法非常一致，认为眼下的结果是“西方的失败”。 美国的反思刚开始。在种种分析中，我认为只有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研究员、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亚当·温斯坦的反思是个正确路向：“美国真正的失败在于其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军事干预后的混乱和撤军后的混乱都源于同一个根本性错误——美国认为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被占领国社会和政治的永久性变革。” [\[1\]](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1) NY Times, WaPo, WSJ issue joint statement urging Biden to rescue journalists out of Afghanistan, By Joseph A. Wulfsohn , Brian Flood Fox News , Aug.18,2021 (https://foxnews.com/media/new-york-times-washington-post-wall-street-journal-biden-afghanistan) [\[2\]](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2) 《阿富汗撤军：拜登无法摆脱的失败形象》，DAVID E. SANGER，2021年8月16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10816/afghanistan-biden/） [\[3\]](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3) Biden’s Betrayal of Afghans Will Live in Infamy, By George Packer, Aug.17,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8/bidens-betrayal-of-afghans-will-live-in-infamy/619764/) [\[4\]](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4) 《面对两党批评，拜登为阿富汗撤军决定辩护》，Siobhan Hughes/Catherine Lucey，2021年8月18日（https://on.wsj.com/3iU8j0a） [\[5\]](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5) 《为什么拜登让批评者无可奈何？》，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嘉南•加内什，2021年8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3461?full=y&archive） [\[6\]](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6) 《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与习近平这样的外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MICHAEL CROWLEY，2020年7月6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200706/joe-biden-foreign-policy/） [\[7\]](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7) 《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与习近平这样的外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MICHAEL CROWLEY，2020年7月6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200706/joe-biden-foreign-policy/） [\[8\]](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8) 《拜登会给美国带来海啸般的外交政策改变吗？从他的智囊团说起》，2020年10月28日（https://chineseamerican.org/p/33196/） [\[9\]](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9) 《拜登：无法保证阿富汗空中撤离的最终结果，没有看到盟国对美国信誉发出质疑》，法广，20/08/2021（https://rfi.fr/cn/%E5%9B%BD%E9%99%85/20210820-%E6%8B%9C%E7%99%BB-%E6%97%A0%E6%B3%95%E4%BF%9D%E8%AF%81%E9%98%BF%E5%AF%8C%E6%B1%97%E7%A9%BA%E4%B8%AD%E6%92%A4%E7%A6%BB%E7%9A%84%E6%9C%80%E7%BB%88%E7%BB%93%E6%9E%9C%EF%BC%8C%E6%B2%A1%E6%9C%89%E7%9C%8B%E5%88%B0%E7%9B%9F%E5%9B%BD%E4%BB%AC%E5%AF%B9%E7%BE%8E%E5%9B%BD%E4%BF%A1%E8%AA%89%E5%8F%91%E5%87%BA%E8%B4%A8%E7%96%91） [\[10\]](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10) Boris Johnson feels MPs’ anger during Afghanistan debate, By Jessica Parker, BBC political correspondent, August 18, 2021(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58256616 ) [\[11\]](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11) 《阿富汗混乱撤离敲响警钟：没有美国，谁保护欧洲？欧盟将提议建远征军独立自主》，法广，22/08/2021（https://rfi.my/7g9p.T） [\[12\]](https://heqinglian.net/2021/08/23/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ednref12) 《德国人在问，军事介入阿富汗20年值得吗？》 ，扬之，观察者网，2021年08月22日 （https://www.guancha.cn/yangzhi/2021\08\22\603910\s.shtml）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网站，2021年8月25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how-will-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develop-following-the-afghanistan-chaos）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差距
1999年3月下旬在杭州讲学，一位听课的大学生递上条子，讲他们这一代学生花费相当大的成本与代价才考上大学，但到了大学里以后，才发现一些大学教师传授给他们的“知识”是伪劣产品。作为消费者，他们本来有权拒绝购买这类伪劣产品，但由于教育是个垄断性市场，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被迫接受这类伪劣产品。据此，这位学生认为教育这个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 这位学生的指责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受害者。但是这位学生的指责还只说出了一部分情况，因为中国教育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可以说，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教育的落后有直接关系，教育的落后一方面体现在教育内容的落后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育普及的层次较低上。教育的落后使中国人民与发达国家人民在知识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 首先，教育的落后造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一般而言，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事实表明，一个人受教育，往往会增加家庭或社区中其他人的学习机会。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代际影响。有数据表明：父母亲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提高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在秘鲁，家长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在越南，如果家长没有受过教育，则生活于该家庭的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比率为54%；家长受过中学教育，该比率为41%；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其家庭人口的贫困率为12%。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脑体倒挂的情况得到改善，也已出现家庭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趋势。最能预示儿童未来教育成就的因素是其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而且他们一般在考试中成绩也更好。一般而言，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比父亲的更大，其原因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更大。对于教育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善对女童的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女性教育的益处今天已被人们广泛认同，它包括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及降低生育率等。受过教育的母亲一般而言，能够培养更健康的孩子。但是在中国，对女性的教育一向受到忽视（有句古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近几十年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机会平等在中国大中城市中基本得到解决，但在广大农村与小城镇中却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困难家庭，如果只能有选择地让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让男孩子上学，哪怕女孩的学习成绩更好。 其次，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传统农业经济的农作技术是通过父子相传完成代际传播，但现代经济部门中的任何一门技能都很难通过这种传统方式完成，尤其是在知识更新相当快的今天，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产品周期，并大大加速人力资本的贬值。不少国家为了培养一支能跟上技术发展不断变化潮流的劳动力大军，不断在加强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于像中国这样存在近1亿文盲与5000万残疾及弱智者的人口大国来说，还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让人民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如写字、识数与分析推理能力，这些技能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必需的。从中国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基本技能与知识。其中一部分年龄较轻者还可以通过技能培训重新就业，而不少人将因自己无法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边缘。从根源上探讨，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与中国教育的落后有密切关系。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教育都是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的关键，基础教育是培养健康、有技能和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保证本国成功地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基础。 第三，教育可以增强国民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目前在繁荣的背后，面临着环境劣化的巨大压力。根据去年对长江水灾的反思，可以发现一点，文化水准越低的人群，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越差。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人们受的教育越少，在环境生态上也就越容易出现竭泽而渔的情况，如贵州某地乡村农户炼锌，竟将三百多公里的地带毁损得寸草不生。四川的大小凉山地区，森林覆盖率正在急剧下降。在近几年的调查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保意识也越强。而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与环境问题，要想成功地传播环境管理的知识，让国民了解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普及教育。 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足最终会引起社会与经济问题。美国曾进行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在1992年的任何一天中，18～34岁男性辍学者中几乎有1/4处于坐监狱、缓刑或假释的状态，但他们只占该年龄组别高中毕业生的4%。中国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全面调查，但从高智能犯罪之外的一般刑事犯罪中可以了解到，刑事罪犯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因为这些人受到的教育少，缺乏知识与技能，在合法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工作的机会较少，这种状况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 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活因素，如劳动力或资本来解释的因素，可由知识来解释。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阐释的经济增长——计算中的残数——可归因于生产率的增长，即通过知识而更明智地利用其他因素。由于经济学家Robert M. Solow在本世纪50年代最先使用这一方法，这个残数因此被称为“索罗残数”，该残数所要测算的是传统意义上所称的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后来经济学界才引进“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以更好地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现在各国都已认识到，人口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学习采用更好的技术，美国1929～1982年间人均GDP的增长中，25%可由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来解释。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教育也起了无可怀疑的作用。前苏联人民虽然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识字率几乎达到100%，但因前苏联对外国投资、外国协作与创新实施严格的限制。当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新信息时，前苏联的劳动力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且缺乏应变能力，其结果是前苏联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 (原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1999年第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韩国民族狂热的教训
韩国人抗议美国牛肉的示威，终於基本落幕。这场反美激情演出，其实并不能伤到美国什麽，只是那些近乎举国暴怒的画面，让世人看见了韩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已歇斯底里到什麽程度。进口哪种肉类，其实只涉及一种政策改变，根本不必闹成全国风潮。那种韩国人的基因结构容易感染疯牛病的说法，完全是谣传。更何况美国并无疯牛肉问题，反倒是法国等地有过。 韩国人的反美示威，早非第一次，更不会是绝唱。因为这和韩国人的受害者心理有关。这种心态者，往往以「族群」划线，而不是价值，因此倾向把自己的不幸，甚至错误，统统归罪於外部或他人。在首尔作过研究的美国学者奥尔福德（C. Fred Alford）曾说，韩国人从来不会将罪恶归咎於自己同胞，即使对当年光州屠杀的刽子手也如此，韩国人情愿将它怪罪於美国没做努力避免屠杀。对於南北韩没能统一，他们也认为是美国造成的。因此前几年驻韩美军演习发生意外造成两名当地女孩子丧生时，南韩又是「举国暴怒」；但在同月，北韩海军枪杀了六名南韩船员，韩国人就不怎麽吱声。在这些韩国人眼里，北韩不管怎麽做，都是「同胞」，而美国不管怎麽保护南韩，都是「外人」。 他们忘记了，当年没有美国在韩战中牺牲了五万官兵，今天所有韩国人都会在共产铁幕之中、过和北韩同样非人的生活。而今天没有美军驻守南韩，金正日可能会膨胀南侵的野心。正是美国人的贡献，才有了今天南韩的安全、稳定和自由！还有繁荣——1960年，南韩人均国民产值还低於索马里等非洲国家，今天南韩已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人均收入是索马里的30倍！ 南韩的教训是值得汲取的。在台湾，国民党也有这种心态，把民主日本当作「外人」，动不动就要「反日」，而把专制中国视为「同胞」，高喊「血浓於水」，却无视那是血腥统治，那里也有无数国民党人的「血」。而在绿营方面，也有不少人反美，认为美国不支持台独，没有承担道义责任。但今天台湾之所以还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台湾人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占人口八成以上的台湾本地人，不仅没有像立陶宛三国等原东欧国家那样坚定地争取独立，今天又投票选择了那个曾暴力统治台湾、并至今不忏悔、更无道歉的国民党。连你自己都不坚定地「支持台独」、尊重手里的选择权，还怎麽责怪美国？而当年如果没有美国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今天没有美国明确的军事保护，台湾早就会被共产红潮吞噬了。 怨天尤人的受害者心态、排外的民族狂热，除了精神自损，不会有任何正面效果。只有抛弃血缘种族，团结在价值、理念的旗帜下，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族裔和谐的社会。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8年7月14日「曹长青专栏」 2008-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鲁克∶对“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的回应
写得太好了 ! 气势澎湃 ! 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的学生运动都是有问题，学生似乎是纯洁的化身，可以不负责任，不牵扯利益纠葛的团体。但事实上，他们是最情绪化，最容易制造群体暴力，最容易制造事端的群体。一群没有利益和责任观念的人，单单凭著自己理解的世界和政府斗争，怎麽可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真正的自由？ 五四也好，文革也罢，即便是六四，以及最近的抵制洋货，毫无例外的都是以爱国为名义，爱国主义思想是这种最容易迷惑和鼓惑人的思想。所以当年你的同学和你分道扬镳了，不是他们左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他们从来就是被左毒腐蚀，浑然不觉。他们只是在和政府争一个问题，谁更爱国，谁的爱国道路是对的。 我认为，六四也是一个对中共体制不满的混合产物，遗憾的是他们的宗旨不是建立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基础上的，所以就会出现把给毛像毁容的人移送公安局的这种荒唐事件。当年参与六四活动的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甚至在活动中，有人还高举著支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的则叫嚣什麽反腐败，这和台湾的红衫军有什麽不同？理想不是诉诸於街头暴力的。他们跪著求和当局对话，要对话怎麽能跪著？凭什麽他们学生就可以代表中国呢？後来他们继续要求政府肯定这是一场爱国运动，甚至平反，爱国就那麽重要麽，他们的肯定就那麽重要麽？争取自由，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向邪恶追讨承认和肯定，则稀释了公正的意义。自由才是真正的价值方向。 我觉得当年的（美国）茶党，提出没有代表权不纳税就是非常好的口号，是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和自由。即便是群体运动胜利了，如果是建立在仇恨暴力的基础上，而不是重新建构宪法，实行有限政府，尊重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的制度，那麽悲剧还会重演。 2009年5月8日於上海 2009-05-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台湾的危机，绿营的危机
马英九出任党主席，要以所谓党对党的方式跟胡锦涛会谈，企图由国共两党决定台湾前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马英九本人已经首肯了这种推测。 有人疑惑，马英九真的总统不当，要当“特首”？那不是疯了吗？他一点也没有疯。在任内跟胡锦涛签协议，用两岸一中，把台湾永远锁入中国，是他清晰的执政目标；而且他上台这一年多，一直在全力往这个目标迈进。 马英九当政後的所为绝不像有些绿营人士所认为的，是迫於国民党强硬派压力；而是由於他本人根深蒂固的大中国情怀，这种情怀主要来自三个背景∶ 马家三代都“大中国” 一是家教。他父亲一生都给他大中国教育，留下的遗嘱竟是“化独渐统”。全世界恐怕找不到几个父亲，临终遗言不是人生指导，而是政治说教。马鹤 那一代国民党人，除了大中国、大党国之外，毫无最基本的个人权利意识，不算奇怪；令人吃惊的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马英九，居然亲笔把这种践踏个人权利的口号题到他父亲的骨灰上。“独”是什麽？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马英九的女儿早就独立出中华民国，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却不让台湾人民独立出去。 而他两个女儿的名字∶马唯中、马元中，更是浸透政治意味。难怪中国愤青在网上感动地说，马英九女儿的“名字里藏著的是湖南籍的马英九深深的中国心。念念不忘的是唯一的中国，团圆的中国（元通圆）。意即统一团圆，还有比这更滚烫的名字吗？” 马英九的女儿也曾在部落格写道，“想做很中国的中国人”。这还不够，他的一对在美国受教育的女儿，居然都在给亲中共亲到要给共产党国庆献礼的中国艺术家做事。在台湾、在美国，有多少职业可选择，可堂堂台湾总统的女儿们，居然倾心一个推崇独裁中国的伪艺术家。而她们和千枚导弹对准台湾的中国如此亲密，居然连避嫌都不必。它一是说明马英九家是一个祖孙三代都被“大中国”意识形态毒化了的家庭；二是说明，这一家人坦然亲中、亲共，从骨子里不在乎、甚至蔑视台湾民众的感觉。 标准党国机器人 二是党国教育。马英九是国民党体制培养出来的标准党国机器人；在哈佛读书时，就被质疑是“职业学生”。他的英文论文，居然把台独运动等同恐怖主义。在这种党国利益高於一切的头脑中，根本没有个人权利、人民选择权、民族自决权，这些基本的人类文明常识。在党国教育下，他跟蒋介石一样，把台湾当旅店，把台湾人民当工具；他对所谓“祖国”的认同，远超过了对民主体制的捍卫。在民主政治和他心仪的“大中国”（党国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选择放弃民主体制，而捍卫他的党国理念，并且不会犹豫。独裁洗脑教育的效果就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冲突中，清晰地显露出来。 “龙的传人”宦官心理 三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缺乏生命、权利、尊严、自由等价值，而注重群体、国家、土地、天下等概念。中国导演张艺谋拍的电影《英雄》，最能体现中国知识份子的这种价值观∶他们看重的是统一，是在一个大国概念上的“天下”；为了这个“天下”，多少人头落地，多少妻离子散，多少家破人亡，都在所不惜。这也是今天有十三亿人，有几千万文化人的偌大中国，很少有捍卫个体价值、个人权利，看重人民选择权，支持民族自决权的知识份子出现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麽绝大多数（包括持外国护照、自己独立出中国的）中国人，仍坚决反对台独的原因之一。 中华文化下产生的知识人，多是大大小小的张艺谋，他们热衷的，是给独裁者当“谋士”，向往大一统；能为那个大一统的天下效力，就是他们最大的荣耀。马英九和张艺谋、龙应台们一样，对做“龙的传人”远比做“独立的个人”更心潮澎湃。这种文化下产生的文化人和官员，多具有宦官的特点∶内心凶残、阴毒；在对百姓霸气傲慢的同时，是对主子的绝对低三下四的委琐。这个特点在今天的国民党人身上有典型的体现∶他们在台湾霸气得做目空一切的“高级外省人”，而到了中国则比小媳妇还低三下四，差一步就要跪拜了。大概等著马英九去跪、去展示那最下贱的一步。 绿营的旗帜在哪里 但马英九并不认为自己下贱，在他来看，能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那是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壮举，这比他当台湾的总统、比获诺贝尔奖都要伟大很多。清楚马英九这个大梦，就会明白，台湾正处於怎样的危机之中！ 现在国民党利用庞大的党产和资金，利用泛蓝在立法院的多数，利用对岸共产党的全力支持，更利用民进党高层的软弱、理念不清，要全力促使马英九的梦想成真∶通过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的连结，达到政治统合。说这是关系到台湾存亡的历史时刻并不夸张。 马英九和国民党高举“统一”大旗，在肆无忌惮地向前迈进，而民进党呢？党主席连“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都从不敢喊，绿营的理念和旗帜在哪里？迫在眉睫的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还在弄什麽“优质保证、服务选民”等不著边际的选举口号。这怎麽可能凝聚绿营人心，怎麽会有选战士气？ 民进党不敢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喊出“拒绝统一，保卫台湾”，不敢打“台湾国家认同”牌，这种理念不清，才导致今天这种群龙无首，士气持续低迷的状态。这才是绿营，更是台湾的真正危机！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10月25日“星期专论” 2009-10-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汇率问题：中国动了谁的奶酪？
近来美元不断贬值，导致其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降至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中国不愿让人民币升值，近日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未能就避免“货币大战”的措施达成共识。IMF高官只能各打50大板，指出各国尤其是中美应该在汇率问题上合作并避免保护主义。有人讽刺说：“货币问题国际声明的价值还不及印刷它们的纸张。” 人民币汇率是个积累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政府其实考虑过是否升值，内部也有过相应讨论。但今年3月份做完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以后，政府决定不再考虑升值。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也很悲观，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减少1%。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如果人民币汇率上升20%，除了航空、造纸等行业外，大部分中小型制造企业将直接倒闭，上亿制造业劳工面临失业的危险。9月份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谈到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失业剧增的说法即根据这些报告。 为了减轻压力，中国政府在6月下旬对人民币实施爬行盯住汇率制度，国际社会最开始兴奋过一阵，但很快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为了保住本国制造业的出口机会不再缩减，一些国家采取了行动，比如日本在9月中旬结束为期6年的不干预汇市政策，抛售了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日元。日本此举引发其他国家仿效，韩国、巴西、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国先后采取措施压低本国货币，以减轻出口业受到的冲击。不少国际金融专家认为，某种形式的“货币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正寻求让中国通胀，而中国则试图让美国通缩。但美国没有获得它预期的效果，世界其它国家则受到了牵连。 发达国家目前正蒙受需求长期匮乏之苦。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与意大利等六大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恢复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更让美国与欧盟难受的是，美国与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已降至1%左右，通货紧缩已经来临。无论是贸易逆差国（如美国），还是顺差国（如日 本、德国）都希望实现出口拉动型增长。各国一致认为，中国是绝对的汇率干预者：2010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了2.4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在其GDP总值中所占比例则攀升到了50%的惊人水平。这种累积被视为一种巨额出口补贴。 但各国对中国却一筹莫展。25年前，即1985年9月，法国、西德、日本、美国与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了共同诱导美元贬值的协议。日本当时由于汇率飙升损害了出口竞争力，加之美国强迫其削减经常账户盈余，日本选择了规模巨大的货币扩张，而不是亟需的结构性改革。随之产生的巨大泡沫，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失落的十年”。尽管日本这“失去的十年”原因非常复杂，但在中国心目中，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就是日元升值。 今天，美国及欧盟等国对中国怀有同样的渴望。但从来就没按照西方要求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的中国远不象当年的日本那样恭顺，它正不顾一切地避免陷入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悲惨命运。不幸的是，贸易战往往都是从这种态度发展而来。10月1日，37个国家在东京举行的副部长级会议签署了《防假冒盗版产品扩散条约》，这一条约明显针对中国而来。该条约的主要功能是批准海关官员在未接到版权所有者的申请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可依其职权查扣仿冒商品。与会国家除美欧日本等之外，还有韩国、新加坡、摩洛哥等国。但被指生产大量仿冒盗版产品的中国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汇率战升格为贸易战的苗头已隐约可见。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货币贬值可以刺激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这点来看，货币战争还刚刚开始，重构世界货币新秩序还需要一段时间，避免贸易战更需要各国通力合作。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0年10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0/chinacurrency/）
何清涟2025-11-07 05:03👍 0💬 0【透視中國】何清漣：難以承受的重負 - 住房篇
（2006年11月6日首次播放） 在線 下載 文字稿：http://edit.ntdtv.com/xtr/b5/2006/11/06/a\_51185.html http://www.ntdtv.com/xtr/clips/InsightChina/house.ram 下载：http://media.ntdtv.com/InsightChina/house.rm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陳修文報導】中共的改革開放今年進入到第二十八個年頭了，太平盛世的宣傳充斥著媒體。然而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統計數據，中國已連續二十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都在百分之九以上，而人們的生活負擔卻越來越沉重。有這麼一首民謠真實地反映中國民生的現狀：「住房把錢包掏空，教育把父母逼瘋，醫療把生命送終」。住房、教育、醫療被稱為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生存，對於不少國人來說正變得越來越昂貴。應觀眾朋友們的要求，透視中國節目邀請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就住房、教育、醫療這三大民生問題和我們探討。今天我們首先討論的是住房問題。 【林丹】居者有其屋。住房，是人們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條件，而今面對高昂的房價，買房，已成為大多數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二零零六年在中國指數研究院對一千多位擬購房者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六點四的人認為當前房價太高，負擔不起。中國青年報的報導說，約有百分之三十一點八通過貸款購房的房貸一族,已淪落為「房奴」。正所謂「住房改革正興隆，戶戶家家迎東風。遮風避雨誰不想，債台高築窮更窮」，這首打油詩真實反映了當今中國百姓的境況。那麼住房，這座民生新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評述。 【何清漣】中國從九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在全國各地搞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住房商品化之前中國是福利分房，在哪一個單位工作，那個單位就造房子分配給大家。企業改革以後，要為企業甩包袱，住房商品化就開始在全國各地實行，最開始實行的是深圳。深圳的住房改革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開始了，就是改革住房制度。它把住房分成三種，即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 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一個房地產管理局，它下面有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政府無償批地給它，由它集中蓋房。黨政事業機關的人，可以在那個系統裡面按照自己的工齡、資歷、職稱打分，然後統一購買福利房。對於企業就供應微利房，微利房就是比福利房的價格要高，比商品房的價格要低。那麼第三條路才是走市場商品房供給的路。深圳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福利房和商品房兩個市場逐步接軌，但沒有最後接軌。但是福利房已經比原來價格要貴得多了。 【林丹】那為甚麼說中國的房地產政策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漣】就是說它遠遠地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大家集畢生收入買一套住房還很困難。全中國發生這個問題，儘管各地的情況有不同，但是過早地、沒有過渡時期地直接走住房商品化的路。很多單位取消福利分房以後，就讓職工去市場上購買房子。有的單位就給一點住房補貼；有的單位沒給。每一個家庭面临的壓力是不一樣的。但是總的來說都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中國房地產的價格不但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而且按照住房跟年收入的比例來看，它比美國要貴，比歐洲很多國家都要貴。在美國還只有一個家庭的七年的年收入能夠購買一套住房的時候，中國就早已經超過十二年以上了。中國老百姓一個家庭不吃、不喝、不用，家庭年收入平均要十二年到十四年才能購買一套中等面積的住房。現在中國老百姓痛恨的，實際上就是商品房過高的價格。 【林丹】我們注意到中國媒體上有一個報導，從二零零零年開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房地產業成為十個暴利行業的頭名，即便到二零零五年也在十名之內。那中國的房地產它是怎麼贏得暴利的呢？ 【何清漣】確實，從二零零一年開始，中國每年都要評一個十大暴利行業的排行榜。房地產業和中小學教育都是排在暴利行业的第一或第二。這個情況特殊在哪裏呢？全世界的房地產的平均利潤率只有百分之五，而中國房地產平均淨利潤居然高達百分之十五。有一段時期，在九十年代初的「圈地運動」時，房地產的利潤率曾經高達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它是一個十足的暴利行業。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裡面，二零零二年中國排名在前一百名的富豪中間，就有四十名是從事房地產開發的。二零零三年雖然降了幾位，還是有三十五位。以後比這個比例更高。這就說明，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個暴利行業；房地產的大亨是獲得暴利的受益者。 【林丹】剛才您講到中國的「福布斯富豪榜」，那麼在全球的富豪榜上的上榜的富豪們，他們中間靠房地產起家，靠房地產上榜的比例是多少呢？ 【何清漣】最高的時候曾經達到整個富豪比例的百分之五，平常年景還低於這個比例。較之中國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五的比率就低多了。 【林丹】那中國房地產業的暴利是怎麼來的呢？ 【何清漣】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房地產的暴利從何而來”的文章，我當時說了房地產業暴利的五個來源，其中最首要的一個來源就是地權。《羅馬法》把財產權分割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而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制度。中國從一九四九年以后土地全部收歸給國有，一九七八年恢復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它只是把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規定好了，土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也就是買賣權還都是歸政府。 行政劃撥土地是中國獲得土地的一個主要來源。政府在給房地產商批地這個過程中間是極不透明的。地價如果不公開的話，這塊地是值多少，那塊地值多少，就全由政府的批地官員說了算，在這個情況下就產生了大量的「尋租活動」。正是這種土地制度，才導致後來地方政府得以干預整個農村的土地買賣和城市拆遷。 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一九九八年以前規定是五十年；一九九八年以後大家說五十年太短了，然後政府就說再增加二十年。因此現在在中國所有的土地買賣，其實買的都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使用權。所以這個土地制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例子。政府审批土地大量使用行政划拨手段，這是暴利的第一個來源。 暴利產生的第二個來源就是大量掠奪農民的耕地，房地產商看中了哪一塊土地，如果這是一塊農田的話，那麼房地產商自己不會去和農民直接談判，因為對農民他不居於一種權力上的優勢。房地产商一般會跟國土局的官員談，國土局的官員知道他要這塊地以後，就會用政府的名義去征地，那麼村幹部也會從這個圈地中間得到好處，因為這是一個科层機制。村幹部去和村民談，他們會對村民說：我跟你們是一夥的，我也有地在這裡邊，所以我會代表你們的利益。然後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讓村民們委託他們，或者是相信他們的話，然後他們再去跟政府部門談。而在政府那裏，他也是政府部門的一員，因為畢竟村、鄉是一级基層組織。 北京有一個叫做六圈村的地方，在四環路那裏。農民的土地被當地政府征收上去的時候，才一百一十七塊錢一方米，但是政府一轉手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地價就到了六千七百五十元錢。政府幾乎是零成本征地，所以六圈村的村民不服氣。這就是為甚麼很多村長甚麼也不干，賣一次地就能得很多很多錢。有些發達地區的村幹部、鄉幹部，他們都已經跑到廣東沿海那些地方去買房子了，因為他們也知道老百姓怨恨他，當地又落後，因此他賺到錢了後，帶著全家去享受現代文明了。掠夺农民耕地，這是暴利產生的第二個來源。 暴利產生的第三個來源就是城市拆遷戶的原住房、宅基地。巴黎的一個叫華新民的人，她因為關注北京拆遷四合院，進而關注整個拆遷的事。我們兩個在電話裡交談，谈到拆遷帶來的問題的時候，我說，深圳的房地產開發幾乎每一棟大樓都有一個腐敗故事，只不過是沒有被揭穿罷了。她說，你說的太客氣了，我看北京的每一棟大樓下面壓了無數老百姓的白骨。很多人因為拆遷付出了血的代價，這個情況講起來就非常痛心了。 我曾經說過一段話，中國政府自从改革這二十八年以來，幾乎是經歷了一個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流氓的過程。現在就是在耍流氓，耍無賴。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政府要征地，那麼就動員老百姓搬遷。老百姓覺得你補償不合理，不願意搬。這是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我一家人靠它為生，再怎麼說使用權在我這裡，我總得跟你討價還價。那麼這個時候政府的無賴嘴臉就暴露出來了。他們就唆使跟他們有關係的房地產商去收買黑社會、勞改釋放分子，並運用行政手段壓制拆遷戶。壓制拆遷戶用的是甚麼辦法呢？最開始是斷水、斷電，斷水斷電不行的時候，就趁你不在家的時候，把你的門鎖撬開，進去把你的東西全搬走，扔出去。有的人去上班的時候還好好的，回來家裏甚麼東西都不見了。還有的就乾脆派流氓到家裏來扔石頭；最可惡的還往人家的床上扔大糞和各種各樣的穢物。這些事情都有媒體的報導。 有人說拆遷戶是社會底層，其實不一定是，在上海的拆遷戶中，有法院的退休院長；有大學的教授；還有好多有社會身份的人。在上海静安區的一塊地涉及到五千多戶，大多數人雖然感到拆遷不合理，但最後忍氣吞聲地搬走了。但有五百戶不搬，就要抗爭，要打官司，但是沒有律師願意接這種案子。律師鄭恩寵後來實在是看不過去了，就接了這個案子，願意幫他們做一個集體訴訟。結果後來上海市政府用一種國家誣陷的方式，愣說人家是洩露國家機密，把他判了好幾年刑，最近才剛剛放出來，而且至今人身也不自由。 那麼暴利產生的第四個來源，就是房地產商普遍地偷漏稅。在二零零四年曾經查了八十八家大型房地產商，結果有八十七家都有嚴重的偷漏稅行為。這個偷漏稅使國家減少稅收，但是房地產商的腰包就鼓一點。 暴利產生的第五個來源就是榨取買房者。中國的買房者給自己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房奴」，就是房子的奴隸。很多人借錢、湊錢最後買了一套房子，從此他們就成了房子的奴隸。兩口子辛辛苦苦工作，一大半錢要用來供這個房子，而且要供很多年。他們沒有房子心裏憋得慌，覺得自己居無定所，而且房租在不斷地漲價心裏沒有底；買了房子又壓得慌。 去那個搜房的網站，在它的BBS（論壇），可以看到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感歎自己買房子的痛苦；被房子、供房的貸款壓得喘不了氣。而且最痛苦的是如果他們家裏兩個人工作穩定還好，如果一旦其中有一方失去了工作，那麼他就馬上供不起房。供不上銀行就要沒收了，所以感到压力很大。以上就是房地產的暴利產生的五個來源。 【林丹】您的那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圈地運動」，您所說的這個「圈地運動」是不是就是您現在指的房地產商和政府勾結得到土地？ 【何清漣】「圈地運動」這個概念在中國確實是我最先開始用的。因為我在一九九二年發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學術雜誌，我的標題就叫做《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這篇文章後來經過補充增加一點新內容，就成了我的《現代化的陷阱》的第二章的內容，就是「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當時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我正在暨南大學教書，那裏有一個老教授就批評說，怎麼能把中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叫做「圈地運動」呢？「圈地運動」是講英國資產阶级革命前羊吃人的運動，我們社會主義怎麼能跟資本主義比呢？我當時就跟他講，我們這個「圈地」可能不比人家的那個羊吃人的圈地更仁慈，但是他橫豎接受不了這個概念，為了這個事我們還弄得很不愉快。後來這本書發表了以後，這個「圈地」的詞，被大家廣泛使用，最後還發展到「圈水」、「圈錢」等等等等，都用這個“圈”字。 中國改革以來總共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一次是九零年開始到九三年，朱鎔基宏觀調控。第二次就是指从九十年代後期，即九八年、九九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房地产开发。但是兩次「圈地運動」圈地的對象很不一樣。第一次「圈地」主要是一些荒地和一些城市郊區農民的耕地，但是那個時候的補償還比較好一點，至少深圳市的農民那时候還都依靠土地發達了。第二次就不一樣了。第二次「圈地」，在城市裡是舊城改造，就是大量拆遷民宅；在農村裡呢就是掠夺農民的耕地。 從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六年這十年間，農民總共損失了一點二億畝土地，其中很多都是農民用來耕作的土地。在農村我另外查到一個數據，在農村大概四年以前就有六千萬的農民失去土地。那麼這些年還在不斷地增加，估計至少有八千萬農民失去了他的耕地。 那麼在城市裡，有多少人失去住房呢？中國自己沒給出統計數據，但是在瑞士的一個國際住房權中心，它給出來一個數據，並於去年給了中國一個「剝奪老百姓住房權」的「獎」，等於是把中國釘在恥辱柱上。根據它提供的數據，中國這些年來城市裡總共有三百七十萬的居民失去了住宅。 【林丹】我們從二零零三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看，大概有三十五位以上的富豪是靠房地產起家的，那他們用於投資房地產的錢，都是他們自己的嗎？ 【何清漣】要談到這些房地產開發商的錢的來源，其實只有一個，就是銀行貸款。很多房地產商其實並沒有錢，但是他們用的是「借雞生蛋」的辦法，就是到銀行裡面去貸款。 他們圈地的整個流程，我曾經畫過一個圖，首先就是制定一個圈地計劃；然後就再找國土局官員去批地。一畝地如果別人要拿到的話市場價要六十萬，但是房地產商可能二十萬就能拿到。那麼他再付十萬給這個官員作為賄賂。官員個人得到了十萬，而國家損失四十萬。房地產商低價拿到土地以後，再用土地作抵押到銀行裡貸款；當建築本體完成百分之多少的時候，又可以拿建築本體再去抵押。所以就是這麼樣不斷地反覆地去銀行貸款、抵押來得到錢。這中間的最重要的環節就是一定要和銀行裡主管貸款的官員相勾結好，達成某種交易。 曾經有一年政府公佈說查了房地產的貸款，結果發現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是違規貸款。那麼後來這些貸款大多數都成了銀行的爛賬，收不回了。這些年銀行的爛賬大量的形成，其中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房地產。 有一個統計數據，房地產貸款餘額在一九九八年是兩千六百多億；那麼到了二零零二年的時候就變成了六千六百多億。中國人民銀行對廣東、海南還有江蘇等地方做過一個調查，最後發現這些地方的貸款有百分之八十最後都轉到了房地產開發商手裡。 總之近三十年來中國關於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政策不斷地改變，最近的一次是二零零三年有一個《關於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其中說到收縮房地產貸款資金，但是根本就不靈。為甚麼呢？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在銀行、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之間形成了一個三角同盟，就是「鐵三角同盟」。為甚麼銀行要貸給他們呢？從公的方面考慮，銀行要貸給「優資資產」企業，即資本增值快的企業，它才有利可圖。因此每一個信貸員都喜歡選擇房地產商。 從私的方面來說，他們都有賄賂，即有回扣。這個在中國有一個行話叫做「融資成本」。「融資成本」你猜有多高？有百分之三左右的；後來據說漲到了百分之六。比如貸一百萬元你要至少給這個貸款者六萬，那麼就等於到手就是九十四萬。很多不良貸款就是這樣形成的。總之，整個流程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操作過程，但是都需要銀行的配合。房地產開發商如果沒有銀行資金作後盾，沒有銀行的信貸官員的配合，他根本開發不成房地產。 【林丹】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也一直在說整頓房地產市場、土地買賣市場，那有沒有甚麼成效呢？ 【何清漣】這兩年確實為了給房地產業降溫，中央政府採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口頭上擁護中央決議，但是實際上則不然。前不久江蘇北部一個小縣城的官員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還非常驕傲地說，他們那個市GDP的增長，房地產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把房地產業在四年內價格上漲三倍，當作當地政府的主要政績，那麼你去想想地方政府是如何看待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的。而且那個地方官員還預言：我們還要繼續漲下去，還有上漲的空間，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只是針對大城市的，跟我們不沾邊。 最近報紙上老在講一條就是說中國政府要控制別墅用地，好像以為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出台這個政策，其實二零零三年就已經在限制了；二零零四年又限制過一次。每一次限制，房地產商說「嗨，以後不給地蓋別墅啦，別墅要漲價了，大家趕快買啊」，然後又趁機哄抬一次價格。從二零零三年宏觀調控以來，政府一直是把這個土地市場的整頓，當作宏觀調控的閘門，但是為甚麼連關閘門都關不了呢？這中間就要考慮到地方政府這個角色。 中國的土地買賣市場和全世界的買賣市場都不同。全世界的土地買賣市場都只有兩個角色，一個就是買方，一個就是賣方，在中國，除了買方和賣方之外（賣方就是土地所有者，買方就是房地產開發商），還夾雜了一個奇怪的角色，那就是地方政府。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地方政府的部門利益。近六七年以來，各個地方的財政都出現了問題，那麼房地產、土地買賣的收益已經成為各個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平均佔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上海和北京土地買賣的收入和來自房地產的稅收，佔了地方財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西安這些地方略為低一點，也差不多到了百分之四十幾。就是說在一買一賣之間政府利用權力，强征農民的土地，夺取城市拆遷戶的宅基地，幾乎就是赤裸裸地掠奪民財。 國家審計署近年來屢次提到一條，中國的貪官百分之九十左右都和土地買賣有瓜葛。這就說明，於公於私來說，政府都有干預土地買賣，介入土地市場的這種利益驅動力。也正因此，中國的老百姓面對這個政府和房地產商結成的利益同盟毫無抵抗之力。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无论是太石村，還是河北的繩油村，以及中國發生問題的那些村莊，農民連告一個村幹部貪污都告不倒。很多人說村幹部怎麼這麼厲害呀？為甚麼農民想告他貪污腐敗都告不倒呢？其實不是村幹部厲害，而是中國政治官場中間這種特殊的政治保護關係。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盤根錯節層層糾葛的利益關係，那麼你要挖出這個村幹部，這個村幹部就會檢舉在他這裡得到好處的官員；這些得到好處的官員他又還要去往更高級送，所以就會拔起蘿蔔帶起泥，就會弄倒一大串。所以呢，他們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損害，就必須保護那個村長，這就是這些年來村民再怎麼「鬧事」，連告倒一個村官的可能性都沒有的源頭所在。 【林丹】面對房地產這樣的畸形的發展，那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 【何清漣】它導致了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對於富人來說他們住房早就已經不是一個必需品，而是二次置業或三次置業，住房越住越好，最後住高級別墅。那麼窮人是遮蔽之所都沒有基本保障。很多城市中，窮人聚居過多的地方已經出現了貧民窟化現象。在這些窮人住的地方，它沒有投資，沒有維修費用；環境就越來越爛。而富人區呢，綠樹成蔭，游泳池啦，高爾夫球場，還有各種休閒設施應有盡有。中國的房地產商可以公開地說：我們就是要造豪宅，要把這個富人區和窮人區分隔開來，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新澤西州，同一个住宅区既有APARTMENT就是兩室一廳的公寓房，同時又有很大一棟的SINGLEHOUSE，中国称为別墅。因為新澤西的法律規定，一個地方要建造高收入房，同時還要建立一定比例的窮人房。因為美國的教育經費主要是來自於大家的房地產稅，因此一個地方必須保證人口的窮富分佈合理，要不然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我覺得新澤西州這個政策是非常合理的，它至少沒有把窮人排擠在經濟發展和分享社會財富的過程之外。那麼在中國呢，現在可以公然地說出來要建立窮人區，把窮人和富人分開。而且這種事公然在媒體上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 第二個影響，我覺得它加大了老百姓對當權者的怨恨。因為被三座大山之一的住房壓得已經喘不過氣來，住房又不可能不要，而且中國的租房市場又極不規範，房租要求也不合理，所以大家都情願住自己購買的房子，那麼買不起房就會把這些怨恨全轉移到政府頭上。但是我覺得針對政府是有道理的，因為政府本來在房地產市場和土地開發中間就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應該說是充當了一個一身而二任的買賣角色，既满足了政府官員中飽私囊的需要，也满足了充實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需要。政府本身就是掠奪者，而不是一個管理者。 這些年來群體性抗爭事件逐年上升，二零零三年五萬八千起；二零零四年是七萬四千起；二零零五年是八萬幾千起。而且這些抗爭事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和土地有關的事情，所以這已經成了一個底層「動亂」的源泉和導火線。像去年「汕尾事件」，政府居然還出動坦克，你說一個政府居然要出動坦克和全副武裝的武警，去對付手無寸鐵的農民，你可以想像農民的反抗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可以說房地產開發既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龍頭老大，同時又給中國社會埋下了極大的不安和隱患。 【林丹】那麼面對中國這個房地產市場和土地管理市場的這樣的一個局面，中國老百姓應該怎樣保護他們自己呢？ 【何清漣】中國老百姓現在真的是很可憐，他沒有保護自己權利的手段。就以白振俠，一個北京市民的經歷為例。他實在是覺得拆遷太不公平了，他的房产大概值上百萬，但最後只補償了二十來萬塊錢，就非得逼他搬走。他為了抗拒拆遷，在地上打幾個樁子，用鐵鏈把自己鎖在上面。因為黑社會暴力組織一來把這些拆遷戶架走，為了不讓這些人架走，他用鐵鏈子把自己鎖在四個樁子上，又為了不讓這些人接近，他給自己打造了一套盔甲，上面釘滿了鋼釘。最後他的屋子還是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他把自己的家產變賣以後，拿幾十萬塊錢來辦了一個到美國的簽證，他說，「我就不相信我告不倒你，我要讓聯合國知道你們有這樣的暴行」。因為中國的老百姓有時候錯誤地以為聯合國有管理中國政府的權力，結果他在聯合國控訴了半個多月，坐在那兒絕食了半個多月，很多人同情他，但是最後這個事不了了之。 類似於這樣的故事發生很多起，有很多市民啊，真的最後是活不下去。因為中國政府剝奪了中國老百姓一切反抗的手段和權力。那麼他們最後就走上了用自焚這種手段抗爭的不歸路。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到現在各地都時常有這種自焚的悲慘消息傳來。比如，南京鄧府巷拆遷的時候，一個居民叫做翁彪，他是一個工人，因為他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最後他就把汽油澆到自己身上自焚，那一次是八個人被烧死。很多人是這樣想的，犧牲了他一個人，但是如果他能夠用自焚給自己家裏增加點補償，他的妻子和兒女還能活。後來呢，政府為了平息事端給了一點補償，但是他們的家屬都非常傷心，因為這是她們的丈夫用生命換來的。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是如何缺乏維護自己權利，包括生存權利的基本手段的。中國政府不是有一個很典型的對人權的荒謬解釋嗎？它說在中國生存權就是人權。現在問題是這些人的生存權都被剝奪了。如果不是逼到那一步，人都有求生的願望，不會走自焚這種絕路，用這種非常悲壯的反抗方式。 後來中國政府出台了一個非常野蠻，非常不人道的法律，把這一類的事件都認為是破壞社會治安，有人自焚救過來了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問題的承諾和幫助，政府反而把他抓到牢房裡去了。 【林丹】那中國老百姓只有坐以待斃了？ 【何清漣】目前看來只有坐以待斃。但是也有少數不願意待斃的，那麼就起來反抗。這就是近些年來維權運動逐漸在中國大地開始興盛的原因。中國老百姓他可能覺得民主離他太遠，自由離他太遠，他這些都可以不要，但是生存權利還是要的。中國人也只有在被剝奪到連生存權都沒有的時候，他才會起來反抗，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你把人逼到了沒有路走的時候，就是官逼民反，民就不得不反了。像這些農民抗爭實際上都是官逼民反的例子。不管中國政府能不能聽到，從群體性抗爭事件百分之九十都与征地和拆遷有關这一事实中，我已經聽到了中國農民和人民的怒吼聲，我覺得這種局面不會維持太久。 【林丹】安居樂業，歷來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太平、人民能否久安的標準。要樂業，首先要安居。今天，在中共高唱建造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中，住房問題無疑已成為最不和諧的音符。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深圳市民鄒濤在網絡上發表了一封致全體市民的公開信。信中號召深圳市民：樓價一日不降到可以接受的價位，就堅決不買房。鄒濤的倡議贏得了全國範圍的響應，《中國青年報》和新浪網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表示支持。面對弱者群體試圖走向聯合的不買房行動，中共宣傳主管部門下令禁止相關報導，中央電視台對鄒濤採訪的播出也被取消，鄒濤的博客網站被關閉。在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鄒濤表示，他沒有想到自己依法維權的行動遭到當局如此的打壓，對人身安全失去保障，感到恐懼。 當今中國百姓已不再奢求當權者，能有唐代詩人杜甫那種「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憂民情懷，然而如果他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能得到保障的話，那麼他們的抗爭將是無所畏懼的。觀眾朋友們，在瞭解了中國真實的民生現狀後，您對被中國媒體渲染、和被御用學者粉飾的所謂太平盛世，有沒有一個新的認識，相信您會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次的透視中國節目到這裡就要結束了，在下次的節目中何清漣女士將繼續就教育問題與我們探討，請您注意收看。 《透視中國》網址：http://www.ntdtv.com/xtr/gb/prog13.html 《透視中國》信箱：[email protected] 《透視中國》（DVD，VCD，BT，eMule下載）：http://insidechina.ntdtv.com 希望之聲(MP3下載)http://big5.soundofhope.org/category-383-1.htm
何清涟2025-11-09 01:14👍 0💬 0AUKUS 将改变印太区域的权力平衡
何清涟 最近，国际大事当中之最，非AUKUS的建立莫属。这项新协议让法国在2016年与澳大利亚签署的价值699亿美元的军工合作协议泡汤，引发法国召回在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大使。这一协议重创AUKUS协议三国与法国的关系，使号称“欧洲之盾”的北约陷入进一步撕裂当中。但落实一这协议，将直接改变印太区域的权力平衡，收功长远。 澳大利亚的考虑具有高度合理性 AUKUS协议三方都有自己的考虑，其中澳大利亚的考虑有高度合理性。 二战时期，各大国生产武器、飞机、大炮等的能力比较接近。但发展到现阶段，武器装备的形式和技术含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到子弹、手枪、自动步枪，大到战略轰炸机、运输机、航空母舰等，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既体现各国科技和制造能力的最高水平，也体现着各国国力的竞争，按照最新的统计，目前全球有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要说能够完全自主生产海陆空（还要包括“核”与“太空”，即核武器和各类军用卫星等）全套武器装备的国家，只有美、俄、中三国，而且这三国的水平落差极大，即便是被认为是除俄罗斯外欧洲军工体系最健全的法国，也无法做到全系武器装备独立自主。 面对中国日渐升温的威胁，澳大利亚考虑为自己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舰队，选合作伙伴自然要挑能够生产最先进核动力潜艇的美国。考虑到目前全球只有6个国家拥有核动力潜艇——美国68、俄罗斯29 、中国12 、英国11 、法国8 、印度1，澳洲将成为第7个，而且拟建造的数量是8艘，与法国数量相当，这种考虑的合理性就更容易理解。 《纽约时报》9月17日发表一篇题为《法国称之为“背叛”的美国防务合同背后：秘密会谈和一项隐藏议程》（Secret Talks and a Hidden Agenda: Behind the U.S. Defense Deal That France Called a ‘Betrayal’）的报道，根据对英美官员的采访，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澳大利亚就与华盛顿接触，表达有意取消2016年与法国达成的常规潜艇合同，理由是澳担心使用常规柴油动力潜艇航行范围有限，很容易被中国人发现，而且首批潜艇需要15年才能下水，法国潜艇在交付时技术装备就已经过时。而英美设计的可更宁静航行的核动力潜艇舰队，可以降低在南海巡逻时被发现的风险。当拜登政府开始认真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讨论其新战略对抗中国时，法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12艘潜艇的合同实际已经被判死刑。美澳英三国当然知道法国如果失去史上最大一笔军工合同会是什么反应，参与谈判过程的人员被限制在极小范围。 从澳大利亚的立场来说，这种选择完全可以理解，要对付中国咄咄逼人的全方位压力，从长远来看，必须很好的武装自己，两国对峙，最后都得依靠军事力量。从短期来看，与美国结盟，除了能够得到质量优秀得多的核动力潜艇之外，还能直接得到军事帮助。有消息称，为了让核潜艇尽快在南太平洋实现定期巡逻，作为一个临时步骤，美国正计划在向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斯特林基地（HMAS Stirling），调派部分“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意味美澳在南太平洋对中国的扼制更大，对中国海军将形成强力遏制。 协议各方的反应 澳大利亚决定取消购买法国常规潜艇的560亿欧元（约699亿美元）合同，转而购买美国的核动力潜艇，这在巴黎引发了极大的愤怒。因为这既涉及到法国一个行业的生存前景（军工需求并非无限），更伤害到法国以欧洲中心自居的大国幻觉。法国总统马克龙已下令召回法国驻堪培拉和华盛顿的大使，这是前所未有之举。据法新社9月19日报道称，提出竞选明年法国总统的右派候选人贝特朗在接受RLL/LCI/Le Figaro联合采访时强硬表态说，应该敦促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非同寻常的峰会，在峰会上，”我们必须问美国人提出信任问题：你是否尊重我们，北约盟约将走向何方？””问题是要知道，对美国人来说，我们是否也算数，或者我们是否是第二等人。”左翼的总统候选人、共产党人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同一天也在法国国内广播电台上敦促法国启动大动作回击， “立即退出北约的统一指挥”。 对美国来说这也不是小事情，据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这项技术是非常敏感的。坦白说，这在许多方面是我们政策的一个例外，我预计今后在其他情况下也不会这样做。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性的，”这位官员还特别补充说明，华盛顿只在1958年分享过一次核推进技术（ nuclear propulsion technology）给英国。回溯拜登政府8个多月的执政，这是拜登外交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法国虽然没有召回驻伦敦大使，但法国外长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周六在法国电视二台发表讲话，指出这是一场 “严重的危机”，并谴责堪培拉和华盛顿耍 “两面派”，并讽刺地提到英国 “永远都是机会主义者”，并称该国是汽车上的第五轮”。9月19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丽兹特鲁斯（Liz Truss）在《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该协议表明英国准备 “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利益 “和 “我们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承诺”。约翰逊首相将这一整合过程与二战之后美英军工科技全面整合相比较，指出，协议意味着未来数十年，澳英美将展开世界上最复杂、最具挑战性，也是尖端科技含量最高的科技和军工复合体全面整合。 法国如果换位思考，对这桩盟友间的买卖必须利益优先也许多点理解之心：寻常人买个普通商品，都要货比三家，挑选性价比最好的商品购买。699亿美元、涉及国家防卫能力的舰队建设，澳大利亚的考虑其实是合理的，毕竟不能为了盟友间的友谊而置自家的国家安全于不顾。 最尴尬的其实是欧盟，说起来欧洲防务由欧盟统一协调，但他们不仅无法参与有关AUKUS安全协议的讨论，而且连参与讨论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欧盟只知道自身不想在事态升级的过程中被夹在中间，陷入必须“在日益紧张的环境中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中国的愤怒 三国在声明中都没有提到中国。白宫通过一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向外界介绍，这将给予澳大利亚派遣潜艇在印太地区进行长期任务的能力。同时，“AUKUS”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关于“维护在印太地区参与跟威吓结构的更大努力”，“促进遵守国际准则”。当然，这是外交辞令，所有人都知道“并非针对特定国家”针对的是哪个特定国家。 在非首脑级的政治人物的讲话中，并不避讳这是应对中国之举。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高级总监盖伊·博肯斯坦（Guy Boekenstein）接受BBC采访时称：“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明确表明，三个国家都在划清界限，发起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原英国保守党党魁，英国议会下院重量级议员邓肯·史密斯在英国《独立报》撰文分析澳英美协议时，非常直白地说： AUKUS是“自由世界”重新定义与中国关系“新时代的起点”。 事到如今，中国除了发表文章讽刺澳大利亚对法国的“背叛”，挑拨法国不满的情绪升温，以及美国在这笔交易中获得的巨大利益，以及西方国家盟友关系的不可靠之外，并无更多良策。 美国由于自身内部问题出现无法避免的衰势，但第一强国的实力犹在，一个正确的决定就能改变国际局势，AUKUS协议证明了这点。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21年9月24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how-will-aukus-change-the-indo-pacific-region）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国主导“亚投行”投下阴影
由中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亚洲投资银行（亚投行）明显将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影响。全球经贸投资主要有三大支柱性机构∶世贸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这三大机构基本主导世界金融投资秩序。现在突然出来一个“亚投行”，显然将冲击目前的架构。 明摆著的是，世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这三大全球性机构基本是西方民主国家为主体的。美国都是占主导地位。像世贸，当年中国跟美国的世贸谈判谈成，才能加入世贸，否则就不可能。而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美国都是最大股东，对决策有否决权。但“亚投行”就不同了，是掌握在中国手里，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一个专制政权主导国际性投资机构，显然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影响，甚至损害。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美国都是最大股东，占股15.85%。按章程，重大决议必须达到85% ，那美国这一个国家不同意，就等于你达不到85，就等于美国有了否决权。世界银行从1944年成立（比联合国还早一年），到今天71年来，历来的总裁都是美国人，现任总裁是韩裔美国公民。 现在中国筹办一个亚洲投资银行，明显是北京主导。虽然中国说不要否决权，但它规定亚洲资金要占75%，其它区域国家只能占25%，就等于排除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可能性。而这亚洲的75%，北京方面说，也不是你投资多就可拿到主导权，而主要按两个条件∶GDP和人口等。按国民生产总值，当然中国是亚洲第一；按人口，中国更是全球第一。所以等于明说了，中国说了算。这样一个中国说了算、中共政权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的出现，显然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力量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构成挑战。 如果中国真的只是从经济金融角度考虑，可以增加自己在世界银行等已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股份和影响力，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2010年已做过改革，给了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更多股权和投票权。中国在这两个机构的资金投票权比例，都是只排在美日之后的第三名，超过英法德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它西方国家。所以中国显然并不是为了在这些国际公认的、既有的成熟世界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是另起炉灶，再建一个新的区域性，甚至国际性的投资银行，明显有跟这些现存国际金融机构抗衡的战略意图，或者说要自己主导一个世界金融机构，扩大自己的国际地位，直接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际经济秩序。所以今后中美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潜在抗衡，尤其是争夺亚太区域主导权，将会随著“亚投行”的出现而更加激烈。 中国筹办亚投行，很像婚姻。结婚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是婚礼，热热闹闹，宾客如云，亲朋好友祝贺，很有声势。可结婚之后，真正重要的是过日子。中国办亚投行，现在是大新闻，因为创始国的数量超过预期，北京方面很兴奋，中国的老百姓也在官方媒体渲染下，很有中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平分天下的大国感觉。但真的成立之后，难题在后面，有很多未知数∶ 第一，中国从未主导过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有足够经验吗？以往毛时代，中国是无偿对外援助，那很容易。最近这些年，改为援助带动投资，混合制。不少投资贷款还有政治意图。结果很多投资亏进去了。像比较大的损失是对委内瑞拉的贷款，主要是为支持反美的美洲小霸王查韦斯，结果那多达200亿美元的债务，委内瑞拉赖帐了，反正查韦斯已死了，你到哪里去找他算账？ 还有就是对斯里兰卡的港口投资14亿美元，中国押错宝，斯里兰卡大选反对党胜利，选出新总统，中国政府跟原来那个总统的交易等于破产了。 去年中国官方的经贸促进会公布的数字，中国有二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有麻烦和失败的项目，总金额近二千亿美元。而中国筹办的这个亚投行，全部资金才一千亿美元。所以在这样投资和经营国际金融严重经验不足的背景下，中国是不是能按经济规律运作好“亚投行”，更是一个未知数，很令人怀疑。 第二，世界银行的目标很清晰∶降低贫穷。而中国办亚投行，是对亚洲国家基础工程建设贷款投资。两者性质明显不同。世界银行因要帮助脱贫，所以对贷款国家有明确要求和条件，资金运作要透明，货币自由兑换，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而不是国营垄断），还有贪腐指数，甚至人权状况等都有所考量。而对“亚投行”，北京方面明说，这些他们都不考虑，不会使用世界银行标准。只是纯粹经济投资。 但实际上不会“纯”。一般分析家都认为，北京是想通过亚投行，把中国的钢铁等剩余产能输出去。最近原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静拍的那部环保片采访到的北京高层官员的谈话也提到，中国的钢铁产量等，远超过内需，很多不赚钱，甚至亏本。赔本为什麽还要生产？因为中国的钢铁厂等都是国营的，大型国企不能关门，所以就硬挺著生产。显然中国方面有这个设想，通过亚投行的投资项目，把中国的剩余钢铁水泥和基础建设原材料等，输送出去；还有施工队伍等。如果你这个国家不同意，那你就可能拿不到贷款。但这样的做法，亚洲其它国家是不是接受，也是一个未知数，将来的可能利益纠纷，都会随著来。 再一个，中国办亚投行，还可能有政治企图，通过这个机构扩大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主导力。尤其对台湾问题，还有南中国海的主权分歧，中国可能利用“亚太行”投资的贷款诱惑，掺进政治因素，迫使接受贷款国家接受北京的外交立场（对台湾的统战力更增强）。这些经济掺进政治，难免不会引起成员国之间纷争，甚至对北京不满，导致亚投行内部纷争，机构形象不佳等。 尤其中国是那样一个封闭性的政治制度，它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及资金运作都不透明，你能相信一个专制国家主导下的国际投资银行会有真正的决策和资金透明吗？中国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亚投行能得到真正的舆论监督吗？ 还有一个重要现实，中国现在是无官不贪，亚投行的初始资金是一千亿美元，中国准备投一半。五百亿美元是个天文数字，这对那些贪官更有诱惑力了，那麽在这些巨额贷款的过程中，主导“亚投行”的共产官员们会廉洁麽？会不动心吗？亚投行会不会变成中国贪官的天堂呢？ 所以对中共主导的亚投行，一成立，就在人们心中投下阴影。 2015年4月2日于美国 2015-04-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令完成将如何“完成”他的故事？
何清涟 中国富豪逃往美国的不知凡几，但能牵动中南海本届主人万千愁的人，当首推令完成与郭文贵二人。此前，令完成被传身携其兄令计划盗取的2,700份机密文件外逃，却迟迟未见其现身；郭文贵自称掌握中国政府的绝高机密，并屡屡通过博讯记者采访出台，搅出满天乌云后消声匿迹。如今，郭文贵鸿影沓沓，令完成的行踪经《纽约时报》名记傅才德文章大白于天下，国内财新网按照《纽约时报》提供的线索用Google地图搜寻结果，制成数幅图片，公告全中国人民。 已经明确的细节 以下全是细节，来源标明，以备查考。 1、令完成的豪宅的详细资讯： 傅才德在《令计划之弟潜逃美国，或寻求政治庇护》中提到：“房产记录显示， “令完成在内华达山脉脚下拥有一座面积为7,800平方英尺（约合725平方米）的住宅”，并未提及住址。 但提及令完成豪宅具体地址早就另有文章。今年3月7日，国内“新浪海外名博”姚鸿恩在《美国豪宅白送也住不起》（http://blog.sina.com.cn/yaohongen）中，披露了该豪宅的地址：“用Wang Cheng就能查到其拥有的加州卢米斯市的一处房产，所有权（Ownership）显示，另一人为 Li Ping，两人各占50%。Wang Cheng 和 Li Ping 是谁？当然是名人，若写明了，“根据有关……”，文章发不了。房子地址为 6105 Terracina Ct, Loomis, CA 95650。卢米斯市（Loomis）位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东北部。” 姚的博文透露一点，令完成在美使用的护照是Wang Cheng之名，而非令完成。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外界都知道令完成用化名“王诚”经商，其妻子李平系山西人，原央视主持人。这两位当是令完成夫妇无疑。 2、出逃时间已确定在2014年9月之前。 财新网今年8月4日的文章透露：“56岁的北京商人令完成于去年（2014年）秋天失踪，当时即有消息称，他与令计划大哥之子令狐剑一同出走美国。” 这一时间，我倾向于相信。以下事实可证：财新网2014年11月26日发表《令完成的财富故事》中称：“在二哥令政策于2014年6月（准确日期是6月19日）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四个月后，55岁的北京商人令完成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一说法曾被外界引用，以否定“出逃说”。也许，财新文章本想用“失去了人身自由”指其龟缩海外不敢现身。喜好热闹生活的中国人，有不少将移民生活看成“坐移民监”。 财新网今年8月4日发表驻华盛顿记者张远岸的《令完成被证实藏身美国 拥有725平方米加州豪宅》，其中有个细节，可以推导出令完成夫妇逃美时间。该文从房地产销售网摘录的消息是，令完成夫妇2013年9月以250万美元购得该房产后；仅约半年，2014年1月22日该房产曾挂牌出售，标价389万美元，后降价亦未售出，2014年5月23日摘牌；“2014年9月16日再次挂牌出售，标价为275万美元未售出，2014年11月3日摘牌不再出售。” 令家老二令政策6月19日接受组织调查，两个多月之后，即9月16日，令完成已在美国现身并筹划卖房。 尚待清晰化的几块拼图 1、令完成现居美国何处，并无具体信息。 令完成如今的行踪，除他本人之外，应该只有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人士知道。傅才德推断，令完成可能住在德克萨斯州，是根据电话号码。但一个人完全可以住在华府却使用纽约注册的手机，除了技术部门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手机信号位置确定人在何处，一般人没法做到这一点。 2、出逃方式及使用的护照是哪国的尚不清楚。 令完成在美使用的护照名是Wang Cheng，但持有的究竟是哪国护照，这点也无从得知。《令完成的财富故事》中提到：“在一份2003年度外资法人企业年检报表中，令完成以一个全新的名字‘王诚’，出现在九洲在线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栏里。”既然早在十余年前，令完成就成了“外资企业”的总经理，手中有本香港护照或者其他国家护照，实在是“情理中事”。薄谷开来就有新加坡国籍。 鉴于令完成别名“王诚”这一信息为国安掌握，我认为令完成在其二哥令政策出事之后，不太可能公然使用王诚的护照离开大陆。因此，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当其家族命运上空乌云密布之时，他已经见机而作，到了国外。令完成夫妇2013年9月以250万美元购得该房产，可算是一种安排。因为2012年令计划从中办主任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之后，令计划的仕途上空乌云密布。稍有政治经验的人，不可能不预作安排。 如果令政策被双规之后，令完成很不幸正好呆在大陆，那么他只有以下两种方法可以离开中国大陆：一是通过国安系统进行特殊安排，但当时还有活动余地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非令计划利益关系人，大概不会为他做出这种安排；二是出高价通过粤港、滇缅的走私通道出境，再飞往美国。这条管道主要认钱，只要令完成隐瞒真实身份，不让走私者感到要承担极大政治风险，应该能办到。 令计划获取的秘密文件价值几何？ 《纽约时报》文章的总的看法是：令完成携带的机密文件对中共很有杀伤力，“令完成的财富和家族地位使他可以自由游走于中国精英阶层的各个圈子里。他可能掌握着有关习近平现在和从前的亲信官员的令人不安的信息”。 法广今年5月2日在《令计划被指控盗取2,700多份机密文件》中，引用博讯消息说，“新的调查指控，令计划透过各种手段，搜集前任以及现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材料”，“当局调查发现，令计划落网前盗取机密文件2,700多份，涉及中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信部份已被令的胞弟令完成带到美国，成为要挟中南海的筹码。” 我对这些文件价值几何稍存疑问。因为令计划命运的转折点公认是2012年3月18日晚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此后约5个月，即2012年9月初，即被免去中办主任之职，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这两个职务级别相同，但权限与威势很不一样。令本人以前是胡锦涛“大秘”，任中办主任长达四年，这一点决定胡锦涛等最高领导层能够看什么机密文件，令计划就能看到。在法拉利车祸之前，令计划前程还算阳光灿烂，谨小慎微的令的“野心”无非是希望担任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令计划不可能每天处心积虑地搜集各种文件，以备自己倒霉时作为换取安全的筹码。因为搜集这种文件的行为极其危险，一旦被发现，会引致大祸。令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后，能够搜集到的文件范围有限，不足以作为筹码。因此，令计划“盗取机密文件”的时间，应该在2012年3月法拉利车祸发生至9月初调离中办主任这一位置之间的几个月。 令计划盗取的机密，我猜想可能不涉及军事机密。胡锦涛是军委主席，军委的文件上传给胡另有管道，不需要通过令计划。这些机密当中也不大可能包括网络战的资料，因为承担网络战的机构主要是军事单位，如总参三部美国局及其下辖的61398部队之类，令计划对这类核心机密无缘触及。经济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机密，对于善于分析 的专业人士来说，公开资讯已经非常丰富。文化方面，如果是中共如何控制国内媒体及进行文宣之类，价值不大，令也不会搜集；因此应该主要是大外宣方面的资料，其中媒体名单不重要，因为媒体的文章立场就可表明自己的归属。估计如果有，大概就是几大西方国家办的中文媒体及大学、研究机构里的合作者与合作方式。政治方面，无非是涉及决策的暗室操作过程，以及各政治高层家庭的机密资料，包括那些财富故事之类，其中不少已经通过传说流行于网络。 因此，我判断，令完成虽然是“中国最具杀伤力的叛逃者”，但与斯诺登事件对美国的杀伤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令完成携带的机密文件，总体来说，只与中国政府的“体面”有关，只不过中国将这些“体面”统统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但斯诺登泄露的资料却摧毁了美国的网络安全。当时，美国安全官员就说过，斯诺登将美国的网络安全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重建安全系统花费巨大。这一点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尽管中国黑客本来就盗取过不少美国的资料，但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黑客几乎是“纵横美国任我行”，连数百万联邦雇员的资料都悉数盗去。 令完成将如何“完成”他的故事？ 令完成将如何完成他的人生故事，关键不在他，而在于美国的态度与中美关系，这点傅才德已经在他的文章中谈过，本文只谈我的看法。 令完成携带的情报价值低于斯诺登，但远远高于王立军，况且，人在美国与人在美国驻华使领馆毕竟不是一回事。只不过，中美双方都不会沿着这个方向去扯皮，因为沿这个方向交涉注定毫无结果。所谓“情报”是否已经泄露给美方，北京想想自己怎样对待斯诺登送上门的无数机密资料，就会明白美方会如何对待令完成手上那数千份机密文件。 但华盛顿毕竟不会象北京那样，用完斯诺登就一脚将其“人道地”蹬到了俄罗斯。鉴于令完成被遣返回国的遭遇将远比斯诺登回美接受审判要悲惨，美国极可能从人道出发，避免令完成陷入这一悲惨结局。 8月5日正逢白宫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白宫发言人恩内斯特就有关令完成藏身美国的报道表示，“美国不是在逃人员的庇护所，也不会阻碍任何国家的反腐行动。……美国在反腐败方面发挥着国际领导作用，我们会继续与全世界的伙伴合作推进反腐。”这番话实际上将球踢给了北京，意思是：只要贵国能够证明令完成是腐败分子，提出足够的法律证据，美国一定会配合贵国，遣返令完成。 但令完成并非官员，而是商人。证明一位商人的致富是依靠腐败，除了行贿并无他法。以令完成 当年之身份，他无需向有关部门行贿就能获得各种特权。因此，证明令完成有罪，在中国并非难事，先抓人后定罪，刑求之下，什么罪名都能成立。但在西方国家显然不容易，最近加拿大难民署遣返被列入中国“红色通缉令”百名追缉犯之一的程慕阳，被联邦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就是一例。 但是，令完成今后在美国只能算是“度过余生”。他的财富固然使他不需要象一般移民那样辛苦打拼，但只要中共政府还存在，他就得吸取前国安高官俞强声的教训，隐匿自己的行踪。因此，他不可能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重温当年在中国那种呼风唤雨的精彩人生。曾经在中国商界播云弄雨的令完成，注定将在寂寞的美国隐居生活中“完成”他的人生，多少也算“失去了人身自由”吧。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lingwancheng-20150805/290364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吴征杨澜阻吓网络媒体揭丑闻
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和他的妻子、阳光卫视总裁杨澜在学历经历上弄虚作假行为在互联网和海内外媒体上披露後，吴杨在继设“警察”网址、威胁要求国内转载多维文章的媒体道歉、发律师信给海外媒体等一系列恶劣行为之後，记者最近从国内得到可靠消息，吴征杨澜还给中国最大的IT专业网站“天极网”（ChinaByte）发了律师信，威胁阻止刊登评论他们夫妇不实学历经历的文章，甚至阻止刊发“对阳光卫视不利的经济消息”；并还通过北京有关机构，向外省的发表过对他们不利报导的网络媒体发出威胁信，阻止他们继续刊登这类文章。 成立两年多、有70多名员工的“天极网公司”是全球报导网络企业的最大中文专业网站，也是中国大陆网络媒体中最迅速、集中报导信息科技（IT）的权威性电子垂直门户，上月初获得《电脑报》2001年度IT类编辑选择奖。该网络媒体曾经多次报导阳光卫视、新浪网，以及商业合作等消息。在吴征学历最初在互联网上被提出质疑时，该网也及时做了报导评论 2001年11月30日，天极网发表了署名Bonnie、题为“质疑吴征学历事件，做为上市公司股民需要知情权”的新闻分析，指出“新浪是媒体，阳光也是媒体，作为媒体，也许更为清楚公众最想要的是知情权。”对於网民对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学位的质疑，这篇评论文章明显是站在网民和股民立场，提出“吴征此次担任新浪董事长，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身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其历史的不详之处、可疑之处如果引起质疑，特别是对那些采用合法言语的质疑最好还是要给出回答，辅之证据。┅┅但如果情况不实，则需要承担美国股民集体诉讼的後果。”该文的结论是，“适当的质疑正象防腐剂，会有效地遏止不良事件的发生。” 国内消息来源说，天极网发表这篇文章之後，吴征杨澜派了阳光卫视公司公关部一位副经理前往总部在北京的天极网公司交涉，指责天极网发表这种质疑吴征学历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并声言阳光卫视将通过法律解决，向天极网递交律师信。这位女公关副经理还说，“安全局正在做调查”，言外之意，好像这事和国家安全有关。 撰写这篇文章的天极网记者听到吴征杨澜要向他们公司送律师信後比较紧张，因为吴征杨澜不仅是中国的名人，而且财大气粗。他们这个刚成立两年的公司在法庭上以财力打官司，肯定不是吴杨的对手。因此曾一度想再写一篇正面报导吴杨的文章“平衡一下”。但天极网公司执行总裁黎和生没有在吴征杨澜的威胁下低头。因此记者的平衡文章也就没有写。 这件事还没有完，天极网又刊出一篇转发香港媒体的报导，指出，截止2001年9月31日的阳光卫视年度财政报告显示，杨澜的公司亏损严重，数额高达三千七百多万港币。但吴征担任共同主席的“新浪网”刊出的消息却是，杨澜的阳光卫视年度财政报告证实“该公司获利五百万”。天极网的报导引述业界专家的分析指出，新浪网这种报导是误导，因为这种算法是把阳光卫视的全部烂账都扣出了，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消息人士说，天极网在发出这篇报导之後，收到了吴征杨澜委托的律师所送来的带有恐吓内容的信，要求天极网立即停止刊发这类文章，否则要承担一切後果等等。但像吴征杨澜雇用美国律师所向多维社送交律师威胁信一样，也是送後就没有了下文。 在天极网和其他中国网络媒体纷纷报导、转载质疑吴征杨澜的文章之後，吴征杨澜还通过关系，用北京有关网络管理机构的名义，向几个省的刊登质疑吴征杨澜学历经历的网络媒体发出威胁函，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管理规定”。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说，从国内报纸刊物和媒体网络继续刊登有关吴征杨澜学历经历造假的报导和评论文章来看，吴杨的这种威胁术好像没有起到根本性的阻吓作用。而且迄今中国政府也没有介入此事。反而随著全国人大政协开会，很多代表提出假文凭假学历问题，连新华社都为此发表了报导评论呼吁打假，吴征杨澜更难以阻止对他们造假行为的公开报导。他们打压、威胁媒体的做法，只能引起公愤。一位收到北京机构发出这种警告信的网络媒体负责人在把这封信传真给多维社的附言中说，“吴征杨澜他们太无耻了。” （载《多维网》2002年3月） 2002-03-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杨舒平现象”与中国的语境规则
何清涟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就读的中国女学生杨舒平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中国惹了众怒”，从官媒到网上，骂声铺天盖地，集中于两点，一曰“空气”，不该拍美国空气的马屁，贬低祖国的空气质量；二曰“卖国”，她延伸了清新空气的含义，谈到了言论自由，这无疑戳中了中国的软肋，让“中国”丢脸了。 可怜的杨舒平没有错。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大都集中于中国网络语言过于暴力，以及中国青年们受到意识形态教育之害。但如果再深入挖掘，就会发现还会有个语境差异引发的误解。 不同文化有语境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语言的表达方式有明显差异。杨舒平的演讲是英语发言，自然得适用美国语境文化。美国的语境文化通常比较自信，用词则略显夸张；如果把美国语境里的发言原封不动地译成中文，再按照中文语境去理解，很容易发生一定程度的误解。 比如，美国人夸一个跌倒了自己爬起来的两岁男孩，往往会随口说出“great boy！”，这不过是一个带夸张的平常鼓励而已；若把这句话译成中文，放到中文语境里，说这孩子“真棒”，似乎有点夸奖过头，如果理解成小孩“伟大”，便有拍家长马屁之嫌。在其他文化里也一样。日本人之间讲话相当谦卑含蓄，而一旦改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就会自动切入英文语境，用语、动作、语调、口气都变得张扬，一改平时的谦抑习惯。 俄国人习惯了上百年的压抑，平时回答同胞的问候“最近怎么样（Как дела）？”，常见的回答是“没那么糟（Не так плохо）”。在不懂俄国文化的美国人听来，似乎俄国人天生悲观，其实俄文的“没那么糟”相当于中文的“还行”或者“还凑合”。 杨舒平用了一个“甜美”来修饰马里兰的空气，不过是美国习于夸赞的文化语境下的一个普通用词，作为她引出主要话题言论自由的导语。但在缺乏这种夸赞文化的中国语境里，却被解释成吹捧美国的空气，这种误解或许源自对不同文化语境缺乏理解。 语境文化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因为不同文化的语境差异深受制度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都深喑双重语境的技巧，即“公开场合说假话，私下场合说真话（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而在民主国家，民众的发言则往往不分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对政府和政治人物多所指责。央视前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饭局中说了个段子，本来无事，却被人录下来放到网上，于是央视便按照公开场合发言追责，毕福剑因此丢了饭碗。杨舒平在美国的公开演讲完全符合美国的语境，却被拿到中国的语境中去问罪，实属荒唐；难道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用中国大学团委书记的口吻发表一篇“爱党、爱国、学习三观”的演讲，就能提升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式语境规则：官版 杨舒平和毕福剑的遭遇，暴露出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的框框。在公开场合说什么话，不同制度下的国民确实大不相同。而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亦为仅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共享”，有专门研究为证。 欧洲若干学者出版的《85国变动中的价值观和信念》（Changing Values and Beliefs in 85 Countries: Trends from the Values Surveys from 1981 to 2004）一书，为比较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民众在民意调查的话语表达之差异提供了一面镜子。荷兰鲁汶大学的研究机构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调查人们的价值观，对各国民众用同一组问题发问，该书编辑了这个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部分数据。我在调查数据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民主国家，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比较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老百姓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越南，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却正好相反。 从2000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回答“对执政党保持信心”的比率，中国是93%、越南92%（该书184页），回答“对政府抱持信心”的比率，中国是97%、越南98%（该书183页）。因为在公开场合的民意调查中，老百姓只敢讲让政府满意的话，所以调查显示，民众对党和政府表示“信任”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但这里面假话的成分很大。而这项民意调查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民主制度也有问题，但比其他政府体制好”，这个问题拐了一个弯，不要求回答者直接表示对本国政府的看法，于是便问出了民众的真心话。大多数中国和越南的民众都知道本国并非民主制度，当他们对后一个问题表示赞同（中国90%的应答者、越南72%的应答者，该书201页）时，表明他们其实更喜欢民主制度，而不是本国的现行体制。前后两类问题回答的对比，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官版语境下假话与真话的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证明。 中国当局一直想通过对留学生的掌控和海外“大外宣”媒体，再加上“五毛”在国外中文媒体上的鼓噪谩骂，把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推广到国外，管不了西方人，至少要尽量约束海外华人按此规则行事。杨舒平的演讲不期然地成了一个打破海外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的范例，于是当局愤怒了；而那些习惯于戴面具生活、在公开场合不讲真话的国人表示不满，则另有原因：有人摘掉了面具公开说真话，自然彰显出想继续戴面具的人之尴尬难堪。 中国式语境规则：民间版 中国式语境规则还有民间版，那其实是一种政治高压下的民间社会交往文化，体现了民众言语表达的特征，其中有四类值得关注。 第一类是“舆论倾向性”，即对时局和当局的不满早已遍布全社会，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为发表批评言论提供了大量机会。在互联网和手机通讯时代，民众讲真话表达不满的空间大为拓展，几乎形成了明显的“舆论倾向性”，民众的压抑通过在网络空间发言批评当局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第二是发表时政批评时的“场合考量”。部分知识分子的微信圈就是一种自己创造出来的“场合”，在价值观认同度高的小群体内部，话语可以稍微开放一点，许多微信群只吸收同类价值观的人，或者异类价值观的人往往被请走，就是为了让群内讨论可以敞开、坦率，而不必经常发生观点冲突；更重要的是，同类价值观者的人格相近，可以彼此信任，讲真话时不必担心出现“毕福剑现象”。 第三类是“马甲优势”，在比较开放的网络空间里，“穿马甲”的比用真名实姓发言的敢讲话，这有正反两种情况。“穿着马甲”发表时政批评时，往往比用真名实姓发言更尖锐，这种情况下“马甲优势”扩大了有限的言论自由，而当局的网络监管则时时高度防范。反面的情形是，“穿着马甲”攻击他人时，往往更肆无忌惮，可以完全言论免责，许多人身攻击、恶意诬陷、捏造事实的案例，都是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中不会发生的。 第四类是草根文化的“话语霸权”，这里面既有红色文化后遗症的作用，也有江湖文化后遗症的影响。那种像文革时期“红卫兵”式的“斗争意识”和“敌对意识”，一言不合便恶语相向，以及官式洗脑教育产生的价值观，都属于红色文化后遗症。杨舒平就是既被官方痛批，也被民间的红色文化后遗症“患者”围剿。至于网上的言语粗鄙、脏词流行、唯利是图等江湖文化后遗症，以及互不相识的人在网上相互纠合、吹吹捧捧、拉一拨打一拨，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北京的“胡同串子”和上海的“青红帮”文化。 民间版的中国式语境规则正在型塑着改变中的中国社会。互联网确实开拓了言论自由空间，但中国的这个空间不是给敢于实话实说的杨舒平更大的支持，相反却为民间社会对她的批判提供了机会。如果不是空谈中国的政治进步，那么，将来中国的后极权社会如何演变，其实可以从民间版中国式语境规则中看出一些轨迹。比较明显的是，独立知识分子在网上的发言空间受到来自当局和草根文化话语霸权的双重压力，其积极的社会启蒙影响力逐渐式微，而草根文化则助长着社会的“痞子化”。 （此文的主要观点是在与程晓农讨论中形成）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5月27日， 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yangshuping-china-20170526/387349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夏志清捧张爱玲贬鲁迅之谬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2013年12月29日在纽约病逝（92岁）。夏志清是胡适那个时代的人，四十年代曾在胡适做校长的北京大学做助教，后到美国留学。国共内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的是主流；当时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只有10名去了台湾，绝大多数选择留在中国大陆。但除了郭沫若之外，全都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受到冲击，甚至有人被迫害致死。 夏志清在美国拿到文学博士之后，没有选择回到中国，而是留在美国教书，除了八十年代初受中国社科院钱钟书邀请回去一次，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去世。 我因跟夏志清同住纽约，又政治观点相同，所以几度见面畅谈。2012年冬，我和妻子去探望夏先生时，尤其谈得投机的，是对西方左派的厌恶。在他那一辈美籍华人学者中，不仅痛批红色专制，而且强烈支持美国保守派的，除了夏志清，我还真没见过第二个。 《中国现代小说史》填补空白 当然，夏志清的名气主要来自他在美国当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五十年代在美国拿到博士之后写的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了英文世界这个领域的拓荒之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的成功跟夏志清最初的职业有关。他毕业之际正逢朝鲜战争爆发，被邀请参与写作一本（给美军）介绍中国概况的书。他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等三章。通过这项写作，原本是念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刺激他后来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被称为“填补空白”的著作。这之前西方没有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书。 夏志清的反共立场使他自然地对那些党的作家，以及那些意识形态化的作品，统统没有好感。所以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重挖掘了那些不热衷意识形态的作家，像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这三个作家后来的走红，都跟夏志清最初的挖掘、称赞、高度评价有直接的关系。 而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则跟他思想上的反共立场有密切关系。这里的二律背反是，他恰恰是在一种强烈的思想倾向左右下，选择推崇了“无思想”的作品。 对张爱玲等评价过高 对上述夏先生致力推崇的三个主要作家，沈从文我没读过，无法评价。多年前读过钱钟书的《围城》，且不说没有喜欢的人物，不记得有什麽好的情节，仅仅对那种给人以圆滑、玩世不恭感觉的文字、口吻，就很不以为然，过目再不想看。但夏志清却把它推崇到“无出其右”地步。当然，熟悉夏先生的人都了解，他习惯用“到顶”的词，不必太当真。比如见到任何反共的人，他都会说，你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如果说对钱钟书的评价是过高，那麽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则是离谱了。他把张爱玲评价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说“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这样一个奇才，以‘质’而言，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逊色。”五四以来的作家“在意像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美国大学生初读中国文学，必从《诗经》一直读到张爱玲。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 夏志清甚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推崇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是有点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了。 我知道张爱玲今天在中国很红了，但是张爱玲的主要作品《金锁记》却是我看过的最恶心、最心理阴暗的小说。其主要情节是民国初年一个叫七巧的女性受尽男权和封建势力的欺压，后来她终于媳妇熬成婆，又同样（甚至加倍）变著法子摧残儿女——破坏儿子婚姻（折磨死儿媳），毁灭女儿爱情，属于那种毒蝎子一类的女人。张爱玲全书就是详详细细地描写这种阴毒、阴森、阴暗。这样的“七巧”却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唯一的“英雄”。 西方女性名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统统都有正向、纯真、热烈、向上、美好的女性形像。但看张爱玲的小说，你感觉她好像根本没读过西方同行的东西，更别提受他（她）们影响了。正如高行健把中国男人损惨了一样，张爱玲简直是给中国女人毁容。 小市民生活本来就是最无聊、最让人烦的，而张爱玲笔下的小市民，则不仅俗不堪睹，且多是邪门到超过正常人心理接受程度的地步。看过她的小说后，你就能明白，张爱玲为什麽封闭自己，最后躺到自家地板上过世，多天后才被发现。她大概是被自己创造的那些阴暗角色的阴魂们给“窒息”了。 胡适不喜欢张爱玲作品 夏志清去世前，把他跟张爱玲的通信集结出版。从通信中可以看出，夏先生推崇备至的《金锁记》曾被张爱玲改写成英文投给美国各大出版社（ 原信∶“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均不被接受。其中一家出版社（著名的Knopf）的退稿信是这样写的∶ “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麽说。” 这是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里（自己翻译）引述的。懂英文的人都了解，英文书信一般都比较委婉。看《金锁记》原稿的那个编辑不气到火冒三丈，是不可能写那麽不客气的退稿信的。 随后张爱玲把《金锁记》改写成英文《粉泪》，投稿遭拒。后改成《北地胭脂》又投，再被拒。最后又改成《怨女》也是无疾而终。一部已发表的中篇小说内容又改成“三部英文小说”，不要说给人“江郎才尽”感觉，这个所有美国出版社都拒绝的结果，也反证夏志清的高歌推崇是有问题的。 被美国出版社拒绝后，张爱玲不死心，还托夏志清把小说转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Donald Keene（当时美国评介日本文学的权威），但据夏志清的信，这位文学评论权威“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后来《金锁记》在“英国出版后甚有恶评”。因当时没有网络，所以现在也查不到那些“恶评”的内容，或许也像那个美国编辑的退稿信那麽“怒发冲冠”，否则不能用中文的“恶评”这麽严重的词。 对张爱玲的小说，胡适的看法也很值得参考。这位中国新文学大将曾在张爱玲初抵美国最艰难之际给予援手（介绍她得到一笔文学基金），张爱玲的通信显示，她把胡适“视为神明”般敬仰。但她说胡适读了她的英文小说，“觉得他不怎麽喜欢那本书。我别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欢。”以胡适的中英文能力、思想和文字，其文学鉴赏当然值得参考。 捧张爱玲贬鲁迅的荒唐 我更完全无法接受的是，夏志清在高抬张爱玲的同时贬低鲁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张爱玲有42页之多，但对鲁迅却只有26页，而且“评得苛刻”。 张爱玲是完全不能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作家，更别说超过鲁迅了。鲁迅作品写的是大题材，研究的是中国国民性问题。无论是其小说对人物命运的展示，还是其政论对文化、社会的鞭鞑，都是华文世界迄今难有人项背的。不能因为毛泽东推崇了鲁迅，或者鲁迅后期有左倾倾向，就否定了他的文学和思想成就。 虽然后来夏志清也感觉到对鲁迅的评价不公，修正说“我对《狂人日记》确实评价过低。”但直到晚年，夏志清还是对鲁迅耿耿于怀，对张爱玲爱不释手，有机会就贬损几句鲁迅。例如他去世前不久接受广东记者采访，谈到他哥哥的日记如何畅销时，还不忘说一句“鲁迅、郁达夫的日记都很差，都是空的。” “《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 《阿Q正传》所反映的是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滴血的思考，是对痞子社会、痞子文化的深恶痛绝的鞭鞑。这部作品无论从人物刻画和思想深度上都应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最。夏先生竟认为是滑稽。他真是在状况外。 我因实在弄不明白夏志清为什麽那麽推崇张爱玲，就曾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跟张爱玲有私情。这个平常喜欢开男女玩笑的老头儿非常认真地回答，绝对没有！我也曾在电话中单独问一向坦荡爽快的夏夫人王洞，她也认为绝对没有。我很遗憾的是，跟夏先生交谈的时候，净是谈一些国共、美国左右派的事情，没有很认真地追问一下关于张爱玲，当时觉得不投机的话题就少谈几句吧。直到夏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在病床上签名送我他刚出版不久的和张爱玲的通信集，我才意识到丧失了就这个问题深入交流的机会（当然，在没看这本书之前，很多事情也不了解；他这部最后的遗作，让我更不认同他对张爱玲的近乎荒谬的过高评价）。 在美国念英美文学出身的夏志清，由于熟悉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所以对中国文学基本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缺乏人道主义文明，这点我很认同，觉得这才是夏志清真正清醒睿智的地方。以个人的读书经验，无论在思想和情感上，健康、阳光、积极、正向的东西，基本都是从西方作品得来的。夏志清在这点上非常正确。但在这种思想观点下，他怎麽就能欣赏张爱玲，则是令我完全理解不了的。 我非常敬佩夏志清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定反专制精神，极为欣赏他对美国右派的支持，对左派的痛批，但又绝对不能认同他对张爱玲的超高评价，认为太误导读者了。在夏先生刚去世不久之际，跟他的文学观大唱反调实在于心不忍。但我又不能为了友情和政治观点上的共鸣就妥协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于是只能如实写来，由读者自己思考吧。 ——原载“共识网”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Is the US Abandoning Africa to China?
BY CHENG XIAONONG，September 14, 2018 Two recent international phenomena have drawn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Africa. The first is China’s generous financing and the other is the withdrawal of U.S. military forces. What does it mean when the world’s two major powers simultaneously enter and exit the African continent? Why have the countries of Africa become so important to China? China’s sudden generosity towards African countrie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for the event that it loses part of the U.S. market in the trade war.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is strategy may be disappointing, since these countries may not return China’s favors. At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held in Beijing earlier this month,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China will provide $60 billion in financial support to African countries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In July,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while the U.S. military was helping carry out counter-terrorism training in a number of African countries, it planned to reduce its troop strength by one half in the next years. This impl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gradually retreat from Africa. The U.S.-Africa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has done much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passed 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Prior to thi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frican countries was limited to exporting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Developing countries sh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y export are mainly mineral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Second, they export the product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xchange for imports of consumer goods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Third, there is not much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Most African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nations.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d $7 billion in technology, finance, and investment to African countries and lifted tariffs on exports from some African countries. Due to these preferential conditions, African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mprove significantly. Eighty percent of their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oil, and trade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2 percent of total U.S. foreign trade. The U.S. has also provided African countries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for immigration. In 2000, there were only 690,000 African immigrants in the U.S. By 2015, the number had risen to 1.72 million, an increase of about one and a half times. Meanwhile, the remittances received by sub-Saharan countries through proper channe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ed from $5 billion per year before 2004 to $35 billion in 2015,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This $35 billion in annual remittances has become crucial in supporting the domestic needs of some African countries. Its effect is far greater than foreign aids. It seems that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African countries under Obama’s African policy was not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effects of remittance generated by Afr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rge in remittances from African immigrants also shows that they can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ir families in their native countries. But in these countries, political autocracy, corruption, internal disorders, and backwardness limit progress. The favorabl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But the problems of African countries cannot be completely solved by establishing democratic systems. 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can help for a whil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loc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al traditions. Can China Bring Africa Into the Globalized Economy? When China today talks about developing the African market and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 Africa, it seems lik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by bringing African countries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ut this neglects Africa’s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which makes trade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atter from the business with developed nations to which China is accustomed.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or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economy of a region can be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these countrie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these countries, the more developed the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ar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opular leftist theory in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held tha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rely on exporting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is a symbol of underdevelopment. Then aft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v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hown progres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st,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accounted for only 27 percent of their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by contrast, the same proportion was 63 percent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52 percent in Asian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sia,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indeed narrowed the degre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countrie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developed and the industries are complementary. Therefore,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eir global trade. But the situation in Africa is far from that. In 2016,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only 18 percent of their total exports with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Mariama Sow, “Africa’s Intra- and Extra-Regional Trade,” March 29, 2018). This ratio shows that the economies of African countries still rely heavily on the export of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t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n countries. Their ability to import consumer goods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earned by exports. It took the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half a century to increase this ratio to 27 percent. If African countries want to reach the current level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t may take at least half a century from now. Even so, half a century later, African countries will be just like the current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relying on exporting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for limited foreign exchange. Is China’s large-scale financing plan in Africa counting on limited returns after 2070? Can China Use Africa as a Replacement Market?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dicates that China may gradually lose the U.S. market, a large market that has support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or many years.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find new markets for excess capacity. Wei Jianguo,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Vice Secretary General at Chines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said tha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a hopes to export $500 billion in goods each year to African countries and to replace the U.S. with Africa as China’s largest export market. The question is, can African countries meet China’s demands? Although the foreign trade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GDP, their foreign trade accounts for less than 2 percent of global foreign trade, among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ing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had not decreased but increased by 12 percent from 1995 to 2014. The reliance on exporting mineral products for these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It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On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se countries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export of mineral products. Two, the changes of oil pr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rise and fall of these countries. The price of oil has been dropped from $140 per barrel from June 2014 to $70 currently. Th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the shale oil in the U.S. will curb the rise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for a long time, so the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of African countries has shrunk significantly. Third, the future import growth potential of these countries is also dropping with the drop of export exchange. In 2016, China’s exports to all Af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Arabian countries and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totaled only $92.2 billion while these countries’ exports to China were only $56.9 billion. It is foolhardy to expect the amount of imports from China to African countries to increase four time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For China, it is not difficult to expand the African market a little, which can be achieved by lending money to African countries.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expand the African market several times within a few years. Wha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is that the countries might not be able to repay their debts. Can this kind of business model be the pillar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Dr. Cheng Xiaonong is a scholar of China’s politics and economy based in New Jersey. He is a graduate of Renmin University, where he obtained his Master degree in economics,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where he obtained his doctorate in sociology. In China, Cheng was a policy researcher and aide to the former Party leader Zhao Ziyang, when Zhao was premier. Cheng has been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and Princeton, and he served as chief editor of the journal Modern China Studies. His commentary and columns regularly appear in overseas Chinese media.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is-the-us-abandoning-africa-to-china\_266109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