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告别 GDP 崇拜与国土整治
今年8月以来，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条好消息伴随着各种生态灾难接踵而至。表面上看，这两条消息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了解中国模式的特点，就很清楚在中国这两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持续30余年的经济发展，恰好是以过度透支生态环境为前提。各种不期而至的生态灾难正向中国人发出警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环境依托。 GDP作为经济核算指标的几大缺陷 中国将 GDP作为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其功能主要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大小。由于中国的GDP崇拜带来诸多问题，近年来受到多方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数字注水问题。但其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几大缺陷却少有人提及。六年以前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专列“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一章谈统计数字的宣传功效，曾列举过GDP作为经济核算体系的几大缺陷： 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建设中，几十年以来一直无法纠正的毛病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其原因就是这种巨额浪费永远不会体现在各级政府用于考核官员的GDP指标当中。 GDP不能衡量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因此中国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而大多数民众却与之无缘的制度。 GDP不能衡量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在GDP总量上升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切走了GDP这块蛋糕的四分之一，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20年来始终徘徊于12-16%之间。官员腐败获取的巨额“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基尼系数已达0.5，整个社会进入动荡前期。 GDP更不能衡量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成本。早在五年前，世界银行作出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国科学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甚至大政府小社会与恶劣的人权状态等，中国人都可以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改变，但被“GDP骑士”们掠夺得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却无法还原，中国成为一个灾难频发之国这一现实已经难以逆转。 政府的“GDP崇拜”与生态资源的竭泽而渔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完全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污染，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最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一直高度紧张的中国，如今还面临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态难民的难题。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透露：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东部、东北部各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鉴于近三年生态难民的快速增长，人数恐已超2亿。 舟曲之覆缘于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 中国生态系统濒于崩溃缘于扭曲的发展观。以资源大省山西省为例，2006年山西省环保局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 （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这种“发展先于环保”理念指导下的山西省，因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区面积就达万余平方公里，其中近5000平方公里地面沉陷。 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约束，作为生存底线的就业与政治整合力量。其中生态环境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基座，这个基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也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这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需要告别GDP崇拜，另选一套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联合国环境署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各项在内。 在会计行业，国际社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在中国告别GDP崇拜非常不容易。在中国，这一由苏联统计体系与西方SNA体系杂交而成的GDP核算体系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它牵涉到无数官员的乌纱帽与仕途升迁。2003年至2005年间，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的潘岳曾提出“绿色GDP”核算体系，结果遭到各级官员不约而同的抵制，最后被掐死在襁褓中。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生态濒临崩溃的前夕，竭泽而渔换来的那点可怜经济成就根本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我希望大自然的报复能够警示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生态资源的疯狂掠夺，将整治国土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否则，中国危矣，中华民族危矣。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8月30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8/100830\cr\gdp\environment\by\_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表面调门一致，桌下功夫各异
――中国经济调控中中央与地方第一轮博奕谁胜谁败？ 由于中国经济现在牵动着全世界，因此对中国经济调控何时结束，调控的结果如何，一直是国际社会关心的话题。更由于中国是一个资讯传播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度，中央政府宣布的结果往往难以取信于人，人们根据“小道消息”研判中国时局的方式再次被屡屡用之于猜测与研判目前的形势。有关中国经济调控的背后政治斗争的各种说法流传甚广，比如最近《亚洲周刊》一篇文章将经济调控背后的政治背景解释为中共高层围绕“金融和经济的权力，也是政治的权力的斗争”，. 但实际上，参与这次经济调控的利益之争的主力并非中央的政治上层，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奕。 调控下的投资增长 从大半年的经济调控重点来看，主要控制环节是控制银行信贷投放与土地供给。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说，是“六保六压”，这“六保六压”有虚有实，有重有轻，最重要的几条是“压部分行业过度投资，保发展薄弱环节”、“压政府主导的盲目投资（主要指地方政府主导的房地产），保符合政策的社会投资”、“压高耗能产业，保导向型产业”。至于“压物价过快上涨，力保‘岗位’和‘钱袋子’之类，则是说说而已，并未打算真去做，而地方政府也乐得以此为借口，保住一些属于调控范围的企业。 地方政府对中央的经济调控政策阳奉阴违，其实从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可见端倪。中央政府宣布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第一季的43%，降低到上半年的28.6%，据此称”经济调控效果初显”。但8月2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中却显示出：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4,273.86亿元，地方项目投资22,841.94亿元。中央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5.7%，地方项目同比增长37.2%。不仅如此，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前7个月，地方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投资比例的84.2%，略高于经济调控之前也就是去年前7个月80.5%的比例。这些数据非常明确地显示，地方投资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中央。 透过这些数据，很容易看出中央使尽全力的经济调控未能抑制住地方投资的增长。上述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能否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根据历史经验并不乐观。资料显示，1958至2001年中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总投资项目的50％，而这些投资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决策失误。 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成为调控重点？ 对经济调控态度最严厉的是央行，因为利益与职责所在，央行必须收紧“钱袋”。这一轮经济调控，按中国官方的说法，始自央行2003年6月出炉的“121号文件”。但这一重点是抑制房地产贷款的文件出炉后，房地产业反对声音极为强烈，试图通过扩大放贷规模以冲稀坏账比例的商业银行也表示强烈反对。其结果导致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在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今年初，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发表《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估算80%左右的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商业银行信贷，使得房地产投资的市场风险和融资信用风险集中于商业银行。 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房地产企业负债率75.8%，比工业企业高10%；但行业平均利润高达69.2%，是个典型的暴利行业。昂贵的房地产价格中包含着“腐败溢价”，这点连官方都不避讳。从供给方来说，土地批租中腐败严重，这些寻租费用最后都计入地产开发成本；从需求方来说，三大因素导致“溢价”。一是拆迁带来的被动需求，据建设部副部长傅雯娟在内部会议上透露，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一半是拆迁形成的。二是投资需求， 国家统计局在2003年对3,000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统计时发现，大约有16.1%属于购买第二套或者更多的投资性客户。三是腐败溢价，历年来的腐败大案资料表明，腐败官员的资产结构中，地产所占比重较高。这三大“外生性需求”形成供给压力。 现在城市绝大多数居民为中低收入者，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比例1999年为16.6%，逐年下降至2003年的6.1%，今年1－5月为4.7%。 拆迁补偿不合理引起的社会摩擦、房价过高引起的民怨，以及房地产业对银行贷款的过高依赖性，都迫使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调控重点。用国内一位分析者的话来说，“房地产业挟持了中国。如果地产崩溃，国家经济会发生危机；若不调整，也可能孕育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也是央行的担忧；另一方面，拆迁和房价过高，是当前社会除了腐败以外，民众表示不满的主要问题。” 面对调控不灵将导致的严重后果，4月25日人行副行长吴晓灵被迫发出严厉警告：“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加紧投资）”，“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但这一警告无效，于是才有了今年5月底加紧的经济调控。最近对经济调控质疑声音四起之时，央行行长周小川再次出来力挺“经济调控”。 地方政府各自支招 如果仅仅只看地方政府控制的省级党报政府报有关经济调控的社论，那都是表态文章，包括受经济调控影响最大的上海、浙江与江苏，也都积极表态，拥护中央的“经济调控”，但私底下都牢骚满腹，认为“一刀切”的调控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这些地方诸侯在应付经济调控方面，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大体上都是“在经济调控下保持本地经济发展”。下表仅列举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8％以上的省与地区： 中国各省（地区）1－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省（地区） 累计投资总额（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河 北 1173.92 37.3 辽 宁 1000.09 45.3 上 海 1637.27 28.5 江 苏 2434.46 29.3 浙 江 1856.59 31.3 福 建 788.56 37.8 山 东 2709.69 30.2 山 西 533.80 40.1 安 徽 710.90 31.3 江 西 558.88 34.0 河 南 1079.22 41.4 湖 北 894.12 35.7 湖 南 785.60 37.0 内蒙古 754.66 68.2 广 西 507.23 36.0 重 庆 618.88 41.9 陕 西 650.10 42.2 甘 肃 318.93 30.4 本表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从地区情况来看，上海可能是各省（地区）当中受经济调控影响最大的地区。据称，2010年前上海将完成的大型基建项目，总投资超过4,000亿元。而现在由于融资不畅、项目不合法等各种因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实集团下属崇明岛赛马场项目、崇明越江隧道工程等项目也暂停或延迟开工。 最奇特的是景象之一是一些经济落后的省份固定投资增长速度反而加快。中央政府在收紧东部发达地区项目的同时，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在西部地区开工建设“十大重点工程”，投资总额达800亿元。 而西部地区的官员对此并不怎么领情，他们普遍认为，经济调控是“别人发烧我吃药”，东部地区被砍的“过热”项目大多是不重要的“尾”，而西部地区被砍的很大一部分则是重要的“头”，“经济调控”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云南地方官员公开表示，云南与全国的差距太大了，还应该加大投资，应该把东部“热”的投资转到包括云南在内的西部来，这也是云南省今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加45％的原因。 从各省政府的舆论工具省报中的议论与经济动态的报道中，可以找出不少灰泥蛇线，爬梳出各省应付经济调控的态度与高招。至此，基本上可以看出在这一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奕中，中央调门高，赢了“面子”；地方的拳脚厉害，赢的是“里子”。从九十年代以来，对经济发达的省份而言，在“地方与中央关系”之中，除了各省方面大员的政治任命权仍操于中央之手之外，经济上早已经形成自成一体发展之局。穷省与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虽无经济实力，但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却是中央在打压富裕省份“离心倾向”时必须借重的力量，它们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借口是“缩小地方差距”，向中央要各种各样的财政补助，“维持稳定”与“公平发展”等各种道义借口层出不穷。 调控中的难点――房地产 中央政府（亦即中央银行）虽然一再强调，在这轮经济调控中，要“把住两扇大门：信贷投放与土地供给”，延长土地市场专项整治时间，以减缓投资过热，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从总体来看，只赢了边角，大门却并未把住。这一轮经济调控中压缩高耗能产业，整顿钢材、水泥、电解铝等长线产业的投资项目，确实导致钢铁行业一轮大洗牌，只有银行提供支持的大钢铁公司现在胜出，二三流的民营钢铁厂均淘汰出局。而在土地供应方面，虽然紧风阵阵，但房价至今未出现下降的征兆，从总体上看，全国的商品房价格呈现稳中微升的状况。 用货币政策作调控手段，只要提高利率，效果立刻显现；只要停止贷款，许多在调控范围的项目就从银行贷不出钱。而房地产的调控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有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主要由两点决定： 第一，目前的政策只能调控土地供应的增量，却无法减少房地产开发商掌握的土地存量。目前中国整顿土地市场的一条重要举措是“停批半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一点弹性都没有，但是有数据统计表明，全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至少掌握着可以使用两到三年的土地储备。这说明由于土地供应的特殊性和滞后效应，这种经济调控手段实际上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第二，房地产利益已经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GDP目标以及官员们个人私利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观念有关，中国官场流行的口号在上世纪80年代是“市长要抓菜篮子工程”，在90年代则变成“抓市政建设”，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官员为了树立自己的政绩，都大兴土木，上马“城市形象工程”。但城市市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土地批租成了地方政府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之一，这导致土地价格循环上升。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房地产业的繁荣兴衰，已经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据资料表明，2002年，全国土地有偿出让总面积为8.74万公顷，出让总价款为1938.36亿元，比上年土地出让总价款增长了33.15％；截至2002年底，全国国有资产为36万亿元，土地资产就占了25万亿元。许多城市依靠出让土地而获取的财政资金，甚至超过了地方财政的50％以上。 北京2003年的GDP增长有30％以上来自房地产。同时，北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亦表明，2002年，江苏省共计供应土地15938.27公顷，获得土地总收入455.39亿元，其中出让土地14447.22公顷，收取出让金454.58亿元；租赁土地1171.27公顷，租金7323.65万元；其他供地方式获取的土地收入为755.54万元。 该省通过征用农民土地再出租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最多的是苏州市，2002年苏州市出让土地4441.32公顷，获土地出让收入151.87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2.22％；其次是南京市，共计出让土地2179.65公顷，获取出让金83.39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7.88％。 上述资料表明，地方政府其实正是地产市场和房价上升的主要推动者。一个房价持续上升的房地产市场，显然是各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利益所系，这也是经济调控下中国房地产价格始终降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对此，央行其实无奈其何。 控而不灵标识中央控制能力弱化 与前几次宏观调控不一样的是，以前几次调控，中央政府的权威仍在，政府智囊及官方经济学家们意见在大目标上比较一致。而这次调控以信贷资金收缩与控制土地供给为主，标识着这次调控实质上针对收益地方化、部门化甚至个人化而风险国家化的问题而来，中国、工商、建设、农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最终仍由中央银行“买单”就是表现之一。但各利益集团针对经济调控的态度却与以往大不一样，不仅地方政府阳奉阴违，各有自己的小算盘，连政府智囊与众多经济学家也因其所依附的利益集团不同，而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调。央行想通过奋力一博，争取时间与机会，减少银行坏帐，提高中国银行系统的国际形象，再通过海外上市转嫁风险获得解脱之道，但利益集团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却使这奋力一博难以收效。这点表明，目前在中国政治中已经形成了各种分利集团，这数万亿之钜的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付出的执政成本，只不过这笔成本的最后支出者却是整个国家的民众。 （原载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4年9月9日，总第15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俄乌战争后果：西方绿能计划悄然“洗绿”
何清涟 俄乌战争延续至今，最先倒下的既不是遭受全面制裁的俄罗斯经济，也不是每天遭受炮火攻击的乌克兰，而是西方国家雄心万丈要不惜一切代价推广的绿色能源计划。6月15日，俄罗斯宣布因技术问题暂停对北溪管道的天然气输送总量，降幅高达60%，这对欧洲国家带来致命的打击。根据伦敦洲际交易所（ICE）的数据， 6月15日天然气价格开盘突破1100美元/千立方米，收盘价为1153美元/千立方米，涨幅接近8%。德国、意大利等国本来就被迫释放了还未注满的天然气储备，如今俄罗斯缩减供应量，无疑让欧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再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缺乏能源的冬天日子非常难熬。 德国政界：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的交战 其他小国的选择影响较小，但德国是欧盟的经济支柱，其选择却事关欧盟大局。德国政府本来就是三党组织，如今在俄罗斯天然气问题上分为两派。 绿党仍然不改初衷，坚持环境理想主义，德国经济事务和气候保护部（BMWK）预测，到2024年夏天德国将完全放弃俄罗斯天然气。6月10日，该部部长兼副总理哈贝克（绿党）说：“从能源角度看，德国将度过一个困难的秋天和冬天”， “节约能源的人将帮助德国减少对俄罗斯进口的依赖，并为气候做好事”，宣布启动“8000万人共同改变能源”的全国节能运动，帮助国家度过能源危机。 但如今还是2022年，到2024年还有两个冬天，人不能如动物般冬眠。因此，德国政府中的现实主义者主要考虑今年冬天如何过。 德国政府当中的现实主义者正与加拿大和欧盟就当前局势进行谈判，试图将被困在加拿大的涡轮机送回，使“北溪-1”管道继续运行。德国政府也未将俄气德国公司（Gazprom Germania GmbH）国有化，并决定延长德国电网署（BNetzA）对该公司的托管，为该公司提供贷款，并将其更名为“为欧洲保障能源”。 不少德国政治家和专家认为，德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找到完全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商，即使从中期看德国也绝对离不开俄罗斯天然气。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欧洲议会议员古纳尔·别克说：“首先，能否在短时间内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获得足够数量令人怀疑；其次，从其他国家进口将会贵很多。因此，‘北溪’是低价进口大量天然气的必需渠道。” 德国选择党联邦议员贾恩·诺尔特则称，希望围绕“北溪”的问题能得以解决。他说：“就算现在地下储气库注气率足够，55%也不足以过冬。我们需要至少90%。我认为，不仅德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能达到目标的，不是某些不现实的禁运威胁，而只能是与冲突各方理智讨论。即使将来德国也需要俄罗斯天然气。” 东欧国家：“到冬天，我们什么都烧” 除了能源短缺之外，还有个更重大的问题，就是欧盟发起近20年的绿能运动命运陷入未定之天，而且终结绿能运动生命的就是绿能运动的催生者：绿能先锋德国。 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约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德国是欧盟天然气消费份额最大的国家，工业用气占德国天然气需求的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说，是俄罗斯天然气支撑了德国强大的制造业。今年2月下旬俄乌战争发生之前，德国55%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如今这一份额已降至35%，与此同时，德国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PPI屡创新高，通货膨胀亦创50年来新高，达7.9%，上次出现类似通胀率是1973年冬季。德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启动原已废弃的煤电项目。 德国是倡导全球环保的先锋国家，它重新启用煤电项目起了示范作用，意大利、奥地利、荷兰、丹麦都纷纷跟进，宣布类似重启煤电项目的计划——它们也都是曾经呼吁放弃煤炭能源和倡导环保的先锋国家。但现实很残酷：意大利约有40%的天然气需求量由俄国供应；德国约1/3；法国约1/5天然气；而奥地利来自俄国的天然气供应占其所需量约80%。欧盟公布的新能源政策宣布停止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在2022年底前禁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启用原已经废弃的煤电项目，以保障能源供应。 捷克等东欧国家也纷纷表态，冬天没气可用，我们将焚烧一切可取暖的东西。[\[1\]](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1) “洗绿”活动（greenwashing）悄然开始 环保界可以继续坚持理想，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执政者仅有理想无法解决民生。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欧洲天然气分析师Graham Freedman说，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冬季天然气日需求量往往是夏季通常需求量的三倍左右，但德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对天然气供暖的严重依赖可能意味着更大幅度的波动，在寒冷季节的需求会增长六倍。德国政府将重启封存燃煤电厂的消息传出后，受到德国工业界欢迎，但同时也遭到环保界质疑。 欧盟一项新提案将大幅改写欧盟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规则，这项提案的内容是，将一些作为燃料燃烧的有机材料（如木屑颗粒）视为可再生能源——即使它们会释放碳排放。争议：欧盟将一些核电 和天然气工厂标记为可持续投资。批评者说这是“洗绿”。[\[2\]](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2) 欧洲能够实施绿色能源计划，还得益于美国的木材。据《纽约时报》在今年5月17日发表的《欧洲重新考虑其对燃木发电的依赖》，近年来，欧洲的发电厂通过燃烧其他东西来减少对煤炭的使用：数百万吨木材，其中大部分是从美国进口的。《纽约时报》在2021年一篇报道中提到，美国中西部州居民早已经开始抗议这种砍伐。[\[3\]](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3) 美《外交政策》：俄罗斯战争终结了气候政策 美国《外交政策》于6月5日刊发了一篇文章《如我们所知，俄罗斯的战争是气候政策的终结》[\[4\]](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4)，作者是t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执行董事泰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文章开头就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短缺对气候的影响将超过数十年的热心政策。”这篇文章毫不隐讳地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对于大部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及其机构而言，气候变化也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为重塑冷战后的秩序提供了机会，使其更加公平、多边和政治一体化。但《京都协议书》规定的相关规定（碳排放权交易）始终没有能够成为国际通行的“硬通货”。自俄乌战争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只是冰山一角，世界可再生能源经济与存在地缘政治问题的供应链深深纠缠在一起。世界上大部分硅、锂和稀土矿物的供应依赖中国，那里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主要在新疆地区（有个敏感的集中营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在依赖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与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之间做一选择以解决西方能源危机的想法表明，环境运动对正义、人权和民主的自负是多么不严肃。 毫无疑问，世界局势将变得对资源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中东包括俄罗斯等国有利。特别是澳大利亚，面对资源对外依赖极强的中国，如果掌握的分寸恰当，在与中国的外交将拥有一张无可替代的重要筹码。 [\[1\]](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ref1) Czech ambassador: ‘We will burn anything we can to keep our people warm’ this winter, By Valentina Romano EURACTIV.com Jun 21,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czech-ambassador-we-will-burn-anything-we-can-to-keep-our-people-warm-this-winter/ ） [\[2\]](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ref2) Europe Rethinks Its Reliance on Burning Wood for Electricity（https://www.nytimes.com/2022/05/17/climate/eu-burning-wood-electricity.html） [\[3\]](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ref3) There’s a Booming Business in America’s Forests. Some Aren’t Happy About It. By Gabriel PopkinPhotographs and Video by Erin Schaff, April 19, 2021（https://www.nytimes.com/2021/04/19/climate/wood-pellet-industry-climate.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4\]](https://heqinglian.net/2022/07/05/western-greenwashing/#ednref4) Russia’s War Is the End of Climate Policy as We Know It, By Ted Nordhau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 JUNE 5,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6/05/climate-policy-ukraine-russia-energy-security-emissions-cold-war-fossil-fuels/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7月5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opinion-western-countries-green-energy-schemes）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
对近一百年前的那场影响至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近年已有不少人反思，指出实际上它有两个不同的内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以有学者提出“两个五四”，要回归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真正的五四（精神）。 但我对“两个五四”的提法不敢苟同，因为这很容易造成混乱，导致无法清晰的划分两者，结果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还是一回事儿。就像“两个文革”或“两个法国大革命”的提法不妥一样，很难让人分清哪是哪儿，结果这概念就没法成立了。 我的观点是∶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清晰地划分开来，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五四运动。因为我认为从其特征和方向上来看，这两者不仅有本质性的区别，而且是对立的∶ 首先我们看性质∶新文化运动是追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要走英美的方向；而五四运动则是清晰的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要走苏俄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以抨击旧礼教、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为特征，明显是在个人主义的方向。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特别论述了个人主义，提出独立个人，自由意志等。陈独秀最早在《新青年》提出的三条∶“知国家为人民公产；顺立宪制之潮流；多数国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基调也是自由主义。在日本求学时读到尼采、叔本华的鲁迅，更是信奉个体主义，称颂尼采是“个人主义的雄杰”。 这里胡适最为典型，他一生是两面作战∶批判（被专制和旧礼教束缚的）旧中国，抵制（毛泽东的共产）新中国。他要的是一个“自由中国”，根基是自由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胡适的想法令人想起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这部他花了10年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探讨的“新旧选择”的两难问题。五年前我在“从雨果《九三年》看大革命”一文中评论过这个问题∶ 雨果认为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残酷的旧制度（塔楼）应该摧毁，但同时又认为罗伯斯庇尔们摧毁“塔楼”而建起的新共和（断头台）更可怕，所以最后雨果两头都反对。那麽他要怎样的法国？他要的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未来，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最后落在“人道”、“人”本身，其本质是自由主义。 雨果是在法国大革命80年后才用小说形式写出这番思考，不像胡适一生都卷在国共两党（都扼杀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夹击之中，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努力。如果雨果的《九三年》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出版，他不仅会两边都不讨好，甚至完全可能遭砍头之灾（两边都要砍他的头）。 以学生上街、“火烧赵家楼”拉开序幕的“五四运动”的特征则明显是群体主义。 我曾在“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中论述过∶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详见另作“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就可依稀看到后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 原是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杂志，在“火烧赵家楼”的五四之后，很快变成鼓吹苏俄革命的喉舌。陈独秀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毛泽东当时激动地喊“陈君万岁！”就是从这种群体主义口号中看到了共产革命的机会（五四之后两年共产党诞生）。 当然有人会说，五四的口号不是科学与民主吗？但这两点并不是英美文明的根本价值。科学是专制者也喊的，而对民主，美国先贤们是相当警惕的。美国的两个最重要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全部都没有提到“民主”这个词。我以往在文章中多次谈过，这绝非美国先贤的疏忽，而是刻意回避，就是担心法国大革命那种多数暴政，以及中国火烧赵家楼式那种暴民。美国先贤重视的是“个人权利”，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五四运动的这两个口号，后来也完全“变质”。史料记载，陈独秀见了苏俄代表之后，接受了他们对科学、民主的新解释∶科学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民主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所谓民主集中制，最后就是集权。 五四的另两个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明显把中国带向歧途。事实上，近代中国主要深受两国之害，一是苏俄，输入马列理论和暴政模式，残害了无数中国生灵；更不要说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曾割去中国大片领土（相当40个台湾）。二是日本入侵，导致千万中国人丧生，更给中共坐大的机会。而五四运动的“反帝”，要反的主要是英美的西方（为输入苏俄模式开道），并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排外，拒绝西方文明。 “反封建”的口号也同样可怕，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否定掉，变成一张白纸后，去画苏俄模式的“最新最丑的图画”。文革就是这种“反”法的最高峰，把中国人都反成丧失基本伦理道德的“野兽”。 在这一点上，胡适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与这种“五四”也是截然不同的。胡适从没提出“反帝”口号，反而一直倾心英美价值，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演讲还在呼吁“西化”。虽然“全盘西化”今天看来并不是妥当的用词和概念，因为西方并非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但认真探讨胡适先生本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指的西化，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是以“人”为中心的。 新文化运动主要提出反旧礼教，个性解放。但胡适的本意绝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里有几点根据∶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接受了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反对凡事一锅端、大翻盘，不喜欢“翻天覆地”，而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点滴实验，“摸著石头过河”。二是他的性格也不是喜欢大杀大砍、激进狂飙式的。三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早有16个字的清楚阐述∶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里的“研究、整理”等，意味著对文化传统的仔细梳理（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而不是“五四”和“文革”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否定。胡适认同（常引用）杜威的名言∶“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 胡适曾在美国做过四百多场英文演讲，其讲稿对此也提供证明。他一直对中国的前途保持乐观，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短暂逆流（朝夕），而自由主义的民主潮流是“千秋”。二是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抵抗共产集权的因素。 其实，上述我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区分和认知并不是原创，胡适、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等早就或模糊、或清晰地阐述过。只不过没有像我这样把“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明确分开；没有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这个名义）”对立起来。这是由于当年时空和信息的局限，导致他们对这些概念和其根基源头都不够清晰。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回事，曾明确说，“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这个调子明显是肯定“新文化运动”而否定“五四运动”。另外据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更是明确否定“五四运动”。 陈独秀晚年对他盲从苏俄共产主义认错追悔，清楚表示回到早期信奉的英美个人主义，也等于是否定了“五四运动”，重回“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 蒋介石总结“五四”时，“赞同的唯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却激烈攻击运动中的破坏偶像等反传统思想”。也就是说，蒋是反对摧毁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而推崇民族主义的“五四”。 毛泽东的区分则更明确，也更能说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性质不同，以及“五四运动”为毛的共产革命鸣锣开道、提供重要条件的作用∶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稿中，特别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不同。他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他称之“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是鼓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毛是政治敏感的，他知道胡适们要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而“五四以后则不然┅┅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以毛泽东们一直高度评价五四，赞美纪念五四。 因为在毛看来，“火烧赵家楼”的五四运动，导致胡适们的自由主义败退，国民党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断裂，共产党则由此发迹而占领了中国的舞台。“旧中国”和“自由中国”（胡适）都败给了毛的“共产中国”。这，就是五四的真正意义！ 综上所述∶胡适和晚期陈独秀都是肯定“新文化运动”而否定“五四”。但蒋介石和毛泽东则都肯定了“五四运动”。 我曾写过∶“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怀疑。如果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应该说，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 所以，充分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走向群体主义的“五四运动”，才能使那个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追求自由中国的道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走向个人主义、拒绝群体主义；一个清晰的目标∶保护个体权利。 2014年5月4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5-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俄乌战争将改写世界军事版图
何清涟 俄乌战争（法国媒体已经称之为俄乌军事冲突）虽然未结束，但由于白宫、北约、英国都已经表明态度：绝不派兵介入，只提供武器、军事装备，并施展各种金融、经济、文化制裁打击俄罗斯。因此这场战争成了如下态势：乌克兰与西方赢了政治（外交仗）、金融经济战、信息战，但在地面的军事战中，却是俄罗斯占优势。3月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联盟外长会议上再次向北约各国保证：美国将保护北约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北约成员国特别外长会议3月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拒绝了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要求。北约不会卷入这场战争。 尽管这场战争还未结束，但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保持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让盟友失去了大部分信心，今后世界政治军事版图将由此改变。 美国国际影响力：无可奈何花落去 这世界早就不是美国瞪瞪眼，世界都跟着转的年代了。2021年阿富汗撤军时，美国未通知英国等盟国预作准备，盟国的心全都寒透了，英国立刻做出加大军费投入的决定，表示军事上自力更生，不再一心指望美国保护。本次围绕俄乌战争的国际站队，除了陆续跟进的各种制裁之外，联合国的表决算是一次大站队。 先看联合国的投票情况。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当中，有181个参加了投票。其中141个支持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案，只有5个成员国反对，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叙利亚、北韩和厄立特里亚。有35个成员国弃权，其中包括几个有影响力（或区域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印度、阿联酋。 在当前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的国际氛围中，投弃权票的很不容易，实际上应该算是一种不跟美国走的强烈表示。中国投弃权票在美国与欧盟意料之中，但印度投弃权票，让美国很生气。美国一直重视与印度的准盟友关系（美国的定位），对印度这一姿态当然很不满，曾想直接施压。3月2日政治新闻网站Axios的报导，美国国务院已召回一份发给美国外交官的电报，该电报指示他们通知印度和阿联酋的外交官，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使他们“处于俄罗斯的阵营”。收回逼迫表态的电报，表明美国权衡利弊之后，不再逼他国表态站队了。 但印度和俄罗斯关系确实很不一般，往前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在历次克什米尔战争中，俄罗斯（苏联）都站在印度一边，甚至不惜行使否决权。在这次站队鲜明的国际斗争中，俄罗斯获得的最强烈的国际舆论支持，应该是印度。 印度对美国的疏离还不止于此。3月3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QUAD）视讯峰会，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重申对印太的承诺。其中，印度和其他三国在乌克兰战争上不同的立场格外引人注目。法新社消息称，在印度态度犹疑的情况下，四方对话未能针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达成共识。莫迪政府表示，“四方对话必须持续专注于促进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核心目标。”并称乌克兰危机“有必要回到对话和外交的道路上。” 四方联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工具，印度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对华态度上，印度本就与日本、澳大利亚不完全相同，如今又增加了一项。 俄乌战争必将开启新一轮军备热潮 印度未表态谴责俄罗斯还有一个原因，俄罗斯一直是印度军方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印度因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正面临受到美国制裁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国际态势下，考虑加强军备，不是印度一国，而是许多有条件的国家。日本公开表明需要发展核武器。 以德国为例，俄乌战争发生后，德国多位将领都表示德国军队的装备相当落后。2月24日，德国陆军总监（司令）阿方斯·迈斯（Alfons Mais）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通过社交网络领英表示：“联邦国防军，也就是我有幸领导的陆军，或多或少都是光秃秃的。我们能提供给政治家的支持联盟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期间的最后一任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KK）当天也通过推特表示：“我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失败感到非常愤怒。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之后，我们没有准备任何能够真正震慑普京的东西。”德联邦国防军陆军中将迈斯在领英上写道：“在我为和平服务的第41年，我永远不会相信我将不得不经历另一场战争。而联邦国防军，也就是我有幸领导的陆军，或多或少都是光秃秃的。我们能提供给政治家的支持联盟的选择极其有限。”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监麦斯（Alfons Mais）毫不留情地说出了联邦国防军的现状：”这是一支基本处于赤手空拳状态的军队。” 俄军开入乌克兰后，促使德国政府决定投入巨资扩充军备。德国总理肖尔茨在一份政府声明中宣称，将投入一千亿欧元”联邦国防军特别资产”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3月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俄乌冲突“改变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局”，法国及其欧洲伙伴国必须进行‘投资’，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能源生产方面实现自给自足，解决国防和粮食生产的短板。我们不能再依靠别人来养活我们、照顾我们、通知我们、资助我们。我们不能依靠别人来保护我们。” 世界努力半个世纪的废核功亏一篑 俄罗斯2月24日出兵乌克兰，俄总统普京于27日声明已让核系统处于随时可启用的状态，警告北约不要军事介入俄乌军事冲突，同日，日本前首相安倍在电视上的谈话触及日本拥核话题。 俄罗斯与美国总共拥有全球约 93% 的核武器。在冷战时期，拥核大国美国与苏联曾举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缩写：SALT），冷战结束后，美俄继续就此会谈，旨在达成双方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从1963年首次举行以来，迄今近60年，双方达成的相关协议有八种以上。概言之，1980年代之前因大规模毁灭武器多集中于美苏之核武存量，如何避免核灾难成了美俄两国的共识，也成为双方谈判的主要动因。这类谈判于苏联解体后仍然持续。 日本在二战中曾遭受过美国两颗原子弹攻击，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因此日本一直积极主张废核，自二战后，日本每年都会向联合国提交废除核武器的决议案，直到202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议案时为止，持续27年整。一个积极主张废核的国家提出拥核，令这一敏感话题再次特别受到关注。 2月27日，安倍晋三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说，他认为日本应该讨论所谓“核共享”政策，即在日本部署并且共同运用美国的核武器，北约组织部分成员国正在执行类似政策。提到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时，安倍提出：“世界的安全如何得到维护？不可把现实的讨论视为禁忌。”他特别提到1994年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其中规定乌克兰放弃拥有核武器——现在无力自保的乌克兰在苏联解体时，曾拥有世界上第三核武库，当时，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对其主权和安全做出承诺。当时参与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的还有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当时也把从前苏联继承的核武器移交给了俄罗斯。 战争、瘟疫历来是改变人类社会的重大因素。俄乌战争至此时不过10多天，但改写世界军事地图的布局已经开始。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3月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6/n1362614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中国没有“贫民窟”的虚荣后面 ——“新城镇化”的难点（三）
谈到中国的城市化，不少人都将中国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引以为傲，并以此作为中国专制政治优于印度民主制的主要论据。 中国剥夺了数亿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其实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按照“贫民窟”一词的定义，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如果中国按照京沪深广等四大现代化橱窗的标准衡量全中国，三、四线城市应该充斥着大量贫民窟。至于在少数大城市没有形成“贫民窟”，这一虚荣后面隐藏的恰好是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一现实：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这一点，中国官员并非心中无数。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马来西亚的代表对中国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过翻译不停地问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李铁的回答还算实在：“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并指出“农村人口不能自由的进城镇落户，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只能就业，漂泊生活，却不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承认“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因为语言与国情的隔阂，东盟代表也许不知道，李铁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的事实很残酷，为了保护城市的干净靓丽，中国政府用有形的区隔（如户口制度），社会用无形的区隔（城市的高房价与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剥夺了高达数亿人口的基本权利。 贫民窟现象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贫民窟的出现及其消亡，其实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由弱到强的过程。在工业化最早起步的欧美国家，在小农经济逐步被消灭的过程中，大批农民涌进城市谋求生存，英、法、美都曾经有过贫民窟现象，恩格斯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对英国伦敦东区贫民生活状况的描绘，纽约的贫民窟也曾世界闻名。随着英美两国的国家能力增强，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消失了，但也还存在着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区别。 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是后发展国家，国家能力并未强大到解决本国的贫民居住问题，因此，贫民窟仍然是这些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之产生，原因与欧美国家差不多：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为这些失地农民提供足够就业空间，在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作用下，大量失地农民滞留在城市边缘，形成了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以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贫民窟，世界闻名，全球皆知。 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指出贫民窟密布于整个地球。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在 《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贫民窟”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它与“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可以互换使用。传统上，贫民窟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此词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2008年，全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居民数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约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联合国预测，在今后25年内，贫民窟居民将会增长一倍。 中国的贫民窟居住者居世界之首 中国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国官方不提供相应的统计数据。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State of the World Cities 2010/2011 ）中提到，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比例从37.3 %降至28.2%；印度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则从1990年的 41.5% 降至 28.1% 。 这个报告的结论让中国人没有贫民窟的骄傲荡然无存：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万。 中国没有形成东南亚或拉美式的贫民窟，表面上似乎是“成就”，但细究起来，却并非中国的光荣，因为印度、巴西等国的贫民窟正好彰示了这些国家贫民的人权状态优于中国。以印度为例，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均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同时，印度法律还规定只要连续使用一块土地30年，就自动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印度法律规定：只要政府没有规定不能住，那就可以居住。因此，那些市中心等繁华地段， 海边河边方便生活的地段，那些属于国家的公地，都被穷人占作居住之地。 中国的城市经济几乎吸纳了中国乡村所有的资源，超过2.5亿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进城工作，其中约有2000万据在城市从事捡垃圾等边缘性职业。这么多的农民进城，却没有在大中城市里形成贫民窟，完全是政府权力过份强大，剥夺了这些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大部分男女青年进入工厂或者建筑工地工作，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往往是十几个人挤住于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只能在春节期间回家，平时需要承受妻离子散的孤独与歧视。国内已有讨论，认为这种两栖生活方式，比印度、巴西等国的贫民窟家庭挤住在狭小的空间里更不人道。 那2000多万进城捡垃圾的农民可能携家带口。他们租住城郊居民的房屋、地下室等，还有部分则见缝插针搭建窝棚等。各地政府在“清洁市容”的口号下，一发现窝棚等违章建筑，就会出动城管予以拆除。这些“棚户区”、“窝棚区”、“城中村”实际上就是贫民窟。此外，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由于资源、人口日渐空心化，无论是经济功能还是文化功能正在迅速衰退，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隐形贫民窟”。仅以教育为例，2012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10年，在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教育的衰落对中国未来产生的消极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今年3月以后中国将全面推开“新城镇化”。中国执政者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的贫民窟现象不可避免，如何为贫民窟的居住者提供起码的生活条件及平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仅不是中国的耻辱，还标识着中国人权的进步。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美国内政外交新“成就”：变性
何清涟 写在前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于今年4月28日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我想看看有多少亚洲国家响应美国的号召，在网上搜索，发现台湾行政院《「性別變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議」研究案》 该报告集中了全世界左派国度的变性经验，美国青少年变性之都加州专列一章。蔡政府这个方案是2020年9月2日开始招标，编号为Ex10924（委託研究報告），世新大学中标。 因此，我希望在此介绍一下美国拜登政府两年以来的主要内政，推广变性，尤其是青少年变性，供台湾一切希望变性的彩虹群体参考。占据拜登政府实质性的中心议题是变性这个话题。这话题很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但却是美国民众焦虑所在。 美国的性别现在一共有多少种？通常以2014年FaceBook定的标准为标配，共计58种。 但此后民主党州不断丰富性别种类，最后美国将会出现多少种性别，只有未来知道。但变性人尤其是青少年变性人迅速增加，却是有研究报告可查。据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今年6月的研究报告，全美变性人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是13-17岁的孩子，共计160万人（Nearly one in five people who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are ages 13-17.）。根据我在该网站上查询的资料，除了13-17岁的未成年人之外，美国还有变性成年人130万（Adult 1.3M ）；变性青年人30万（Youth 300000）。这一研究最大的缺陷是未将13岁以下的变性儿童囊括在内，事实上，美国小学鼓动少年儿童变性相当普遍。耶鲁大学儿科性别项目的主任和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奥莱泽斯基 （Christy Olezeski）在她制作的 YouTube 视频中，她解释了自己如何运行一个项目，帮助 3 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别之旅”。 拜登立法推动全美变性运动 拜登上任伊始，就尽全力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推动青少年变性。 说是竞选承诺，是以下事实为证：2020年10月15日美东时间晚上八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宾州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由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主办的选民互动大会讲话。他回答了选民关于疫苗、口罩、填塞法院等问题。 在直播接近尾声时，州立学院居民米克·海克（Mieke Haeck）获得了向这位前副总统提问的机会。海克是当地的一名理疗师，也是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变性人）的“骄傲的妈妈”。她问拜登，如果当选，他将如何保护LGBTQ的权利。 拜登说：“我将断然修改法律，取消那些威胁LGBTQ权利的行政命令。如果一个8岁或10岁的孩子决定想成为变性人，如果她觉得那样会让她感觉更好，会让她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我们应该零歧视。我保证，父母和其他人没有权利不同意她这么做。” 同性婚合法化这个门槛在美国早已跨过，拜登要想在国内进步事务上有政绩，只能是努力推广变性政策。一方面，他于2021年10月19日，任命了一位从未在军队供职的男变女变性人雷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为四星上将，成为美国最高级别的跨性别官员。雷切尔·莱文从无军队供职经历，能获授此职完全是因她的变性人身份。 与此同时，美国推出性别中立的“X护照”，要求各国接受。2022年4月，拜登和他的政府发布了两份下属机构的文件，旨在支持和鼓励男孩和女孩进行化学和手术阉割，且美其名曰 “一种支持性医疗保健的类别”。这两份文件，一份来自人口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Affairs），题为《性别确认保健与年轻人》（Gender-Affirming Care and Young People）；另一份是《性别确认保健是创伤告知保健》（Gender-Affirming Care is Trauma-Informed Care”，由国家儿童创伤压力网络（The 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发布，用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父母和其他人支持孩子改变性别的愿望如此重要。这些官员表示：“早期确认性别的保健对儿童的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接下来，拜登政府推出五项 “性别肯定保健”（gender-affirming care）法规。 美国军队早就开始推行鼓励包含变性在内的性多元文化（LGBTQI），到了2022年8月，干脆开始禁用性别、年龄等称呼，例如她、他，老少之类的。 天下左派是一家，拜登的变性运动与当年毛时代中共大搞政治运动一个德性：层层加码，比如大跃进时期，上级说亩产千斤，基层最后弄出亩产万斤来；拜登说鼓励八岁孩子不用经过父母同意自主变性，这位耶鲁教授则将孩子自主变性的年龄提前至3岁。美国网友对此愤怒，在她的视频后面留言说这是虐待儿童。 变性：奥巴马重要的政治遗产 这一切当然得归功于奥巴马。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比较谨慎，因为他必须要获得第二任期，才能为改变美国完成谋篇布局。但到了第二任期，他几乎不加掩饰地推进变性议题，2015年奥巴马任命Randy Berry（Gay）做美国特使，周游各国，表明LGBTI权利属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事务；奥巴马政府公开表示，变性人是人类多样性的体现；2016年5月年5月，奥巴马指示公立学校允许跨性别学生按照其自身的性别认同选择使用厕所，并威胁可能会对不遵循该行政令的学校取消联邦补助。跨性别群体认为这一举措是其公民权利的胜利。签发厕所令开始，性别认知成为美国一个事涉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一场由极左发动的荒谬文化战争正式拉开序幕，成为奥巴马留给民主党继任者的重要政治遗产。 川普一直被美国媒体称为“恐同症”、“厌女症”，对民主党热爱的变性议题只能在军队加以限制（拜登上任后第一天就予以取消），前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7年以来，美国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年轻人（13-24岁）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该报告基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7-2020年的健康调查。同时，该报告估计，在美国13-17岁的青少年中，有1.4%（约30万人）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在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0.5%（约130万人）。 拜登2021年1月20日上任，当天就颁布发总统令，恢复曾被川普下令废止的奥巴马厕所令（俗称男女同厕令）。3月31日，美国国务院的斯科特·巴斯比（Scott Busby）出席纪念国际跨性别现身日（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视讯会议并发表讲话说，“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对跨性别者，特别是有色人种和非二元性别认同者的轻侮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政府有责任保护、尊重和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基本自由”，其中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和间性者等群体（简称为LGBTQI+）。 早已成为美国左派第一重镇的加利福尼亚州，在变性的进步运动中走在最前面 。2021年9月22日，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 签署法案，将该州多年来允许儿童向父母隐瞒性行为和堕胎的行为予以法律肯定，从此以后，该州的未成年人在父母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变性手术受到法律保护。父母如果干预，会被剥夺监护权。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因为干预子女变性而被剥夺子女监护权的痛诉，旧金山一些家长还会因此受到法律惩罚。变性人（女变男）安德鲁-马丁内斯(Andrew Martinez)，出生时名叫雅丽(Yaeli)，于2019年9月4日卧轨自杀。她的母亲阿比盖尔-马丁内斯（Abigail Martinez）指责她所在的洛杉矶县的学校鼓励雅丽在小时候服用激素并接受变性手术，同时没有适当治疗她的严重抑郁症。据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声称，学校工作人员告诉雅丽不要和她的母亲谈论变性问题，但却秘密地让她加入一个LGBTQ团体，劝说这个女孩只有变性才能获得幸福。在接受媒体的独家采访时，这位出生于萨尔瓦多的母亲说，一位年长的变性学生 “指导”雅丽如何告诉社会工作者将她送入寄养家庭，以便国家支付她的变性费用。当这位母亲试图介入时，政府错误地剥夺了她对女儿的抚养权，逼迫女孩变性为男性，并对他在19岁的自杀负有责任。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洛杉矶县同意他们”积极为LGBTQ+青少年实施包容性、性别肯定的法律、政策和支持性服务”，但将安德鲁的死亡部分归咎于同性恋青年的”较高自杀率”。 2022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通过 S.B.107法案，该法案的主旨是：加利福尼亚州为所有因在外州违法而迁居加州的变性家庭与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生提供保护：任何违反另一州禁止变性的法律而对某人发出的州外刑事逮捕令，加利福尼亚概不承认；它维护 “性别确认” 手术的正当性，并在法律框架下为之辩护。而且，若有外州的变性外科医生遭诉讼时，可以来加州躲起来，以保护其财产。 少不更事的青少年变性后，后悔也无回头路** 考虑到青少年青春期的行为不成熟、易受外部影响做出轻率决定，美国一直禁止21岁以下的青少年饮酒。与这条法律相比，目前让3-8岁的孩子自主变性的法律实在荒唐之极 。目前，变性者有很多后悔者，但多数主流媒体奉行左派意识形态，不予报导。一位早年的变性者沃尔特·海尔（Walt Heyer）创办了一个网站“后悔变性”， 2021年8月31日，他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身的经历与心路历程。海尔在1983年接受变性手术，曾作为变性女人劳拉（laura）生活过八年，其间受到严重的心理虐待、身体严重不适。他说，这种情况目前正在大规模发生，医疗机构正在向数千名年轻人推动这些危险的激素治疗和外科手术。《纽约邮报》今年6月18日发表了一篇《为什么变性青少年会后悔改变性别》，文章指出称，由于变性手术是不可逆转的，那些跨性别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正在惊人地增长。然而，可悲的是，这些“去性别转换者（detransitioners）”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在他们的余生中与不可逆转的医疗后果作斗争。 社会伦理最重要的是婚姻、家庭，婚姻的缔结基础是性别，美国进步文化的性多元化就是基于一种对性别的错乱认知，这个问题正在瓦解美国人的家庭与价值观。台湾虽然需要美国军事上的保护，但有些原则问题不可轻易迁就。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9月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3588 ）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未来中国：建立民主制比谁当政更重要
今年2月以来，由于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有关“太子党”接班还是平民出身的高干继续当政，再次成了一个似乎与中国前途相关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媒体上各种貌似“中南海快讯”的说法除了将水搅得更浑之外，争论双方努力给受众一种印象：自己不赞成某派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派当政，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两派药方均相似，药罐注水人不同 由于“太子党”中的一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组织“联动”曾拟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帐”，强调“血统论”是决定中国人政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太子党们利用父辈权势经商的事情屡有所闻，知识阶层（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太子党”问政大都抱持不欢迎态度（有少数欢迎者写文章鼓吹太子党们的政治经验适宜当政）。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有理，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深究。我静下来思考了一下“太子党”当政或者“平民派”当政于中国前途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即对于中国民众（包括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平民出身的官僚当政，还是“太子党”当政，其境遇似乎与中国成语“换汤不换药”类似，比如延安儿女那篇“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就认为病根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只要“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这20%的党代表主要由一些倡导红色文化的社会团体（亦即已经边缘化的红二代中产生），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派别之争闹腾得动静挺大，但各派认为包医百病的药材还是那几味，只是往药罐里注水的人不同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伪问题。 这两者当政何者有利于百姓，主要看三点：经济主张、政治主张以及两大群体的清廉程度。都说中国人吃饱饭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此处就先来看看两派的经济主张及实践。 “平民派”执政实绩与“太子党”的经济主张 第三、四代领导集体主要是平民出身（不属于高层权贵集团的即为“平民”），按道理应该懂得民生的重要性。但中国民众这些年不仅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增长而获得福利的增长，反而被住房、医疗、教育三大保险压迫得喘不过气，找工作难，最后沦落到喝口干净水、吃口安全食物、呼吸清洁空气都困难。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自焚反抗都没能为家属保住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全国人民还要为政府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买单。从民生日趋艰难这点，可见当政者是否考虑老百姓的福祉，与其出身平民或者权贵并无多大关系。正好比前总理朱镕基当年曾因言论出格年纪轻轻被打成右派，但他当政后却从未反对过中共因言获罪的做法，也未因此给当年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们什么优惠一样。 “太子党”当政是否会更关注民生？目前只有“重庆模式”可以做为实例，对这个模式的评价趋于两极化。且抛开我个人对其好恶不言，这模式本身并无长远实施的可能。因为用来“唱红”的经费来自于“打黑”，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增长却无法依靠“唱红”实现。因此“重庆模式”只能做为薄督“问鼎”的敲门砖。至于薄督主张“分蛋糕”先于“做蛋糕”，纯属扯淡。做不出“蛋糕”，纸面上的完美分配纯粹是空中楼阁。依靠“打黑”抢来的那几块蛋糕实现公平分配，就好比当年中共土地改革，将地主老财家的土地钱财分光用光，也没法让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至于那些准备在十八大以后实行新政的太子党们并无公开的政纲，硬要说有，只能将刘源派“智囊”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算上，这主张实际上就是坚持国家垄断资源与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但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民生也就是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而已，与现状并无实质差别。 中共党内各派的共同纲领：强化中共一党专政 再看政治主张。第三、四代平民出身的领导人的执政主张，中国人已经领教了20余年。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并未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做法让国际社会多少保持了一点幻想，以为经济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媒体市场化最终将给中国带来言论自由，乡村基层选举是全民选举的开幕式。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在政治上向左回归，并将“保证中共执政权”上升为要求他国必须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如果说此时人们还舍不得丢弃最后一点幻想，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示“五不搞”这一政治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中国人进入了政治上的无梦时代。 “太子党”们的政治主张是否不同于平民出身的高层官僚？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明确表示对“文革”的向往，说明他不仅崇拜中共的一党专制，而且崇拜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专制。而刘源派“太子党“智囊张木生力主的”新民主主义”，其第一要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第三、四代的政治原则并无区别。 不少人认为“太子党”有民主思想的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其中作为代表人物屡被提及的是军队少壮派刘亚洲少将。2004年有王怡发表文章，从去年开始又有钱理群的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两人的论证依据主要是刘亚洲曾写过一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文章。可惜的是，这篇被用来作为论证刘亚洲敢言、有民主思想的文章并非刘亚洲写的，而是我的一篇旧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其来龙去脉我已经写在“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一文里，有兴趣者请去观看。所以，如果还有人想论证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且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还得另找依据，用我那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是我的思想。 最后说到在以权谋私与贪污腐败方面，“平民党”与“太子党”之间是否有区别。在这方面还真是找不到什么不同点，两者都贪腐，只是方法不同。有关高干子弟利用父辈资源致富的登龙术，一直是北京不能控制的海外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英国《金融时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就很有看头。有个数据流传很广，即亿万富翁中有91%是高干子弟。而从底层升上来的“平民党”官员之贪腐程度也未遑多让，一些小小的县级国土局长一捞就好几亿。去年最引人注目的铁道部贪腐案中的刘志军与张曙光，均是平民出身。其中张曙光居然竟能下手攫取28亿美元巨款；2008年倒台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还是苦孩子出身，其性生活上的龌龊程度更与其头上那顶法学家帽子相映生辉。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这缸污水还在，任何人上台当政都不是平民的福音。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是解决他们自家内部人谁掌权的问题。所以，在公共政治领域，与其讨论中共内部“太子党”与“平民派”的格斗，还不如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制约政治权力、尊重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因为这远比讨论中共派系斗争中谁上台当政更重要。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2月23日，第72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18）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马克思幽灵不灭
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186年前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降临之後，他的学说和实践，导致全球几十亿人被奴役，无以计数的人被迫害，造成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灾难。 马克思从研究经济入手，强调平等和均贫富，认为资本家寻求利润（剩馀价值）造成工人的贫困，因而要结束市场经济，建立共产主义的平等社会。 今天，人类的发展已证实马克思完全错了：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反而带来了全社会的富裕，而且劳工条件空前提高，远超过马克思倡导的共产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带来了民主和自由，人民通过定期投票选举，成为真正的主人。 而所有按马克思学说建立的共产国家，不仅都是古拉格式的地狱，人民贫穷落後，毫无平等，更无自由；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吉拉斯所描述的共产官僚「新阶级」的专制。今天中国的经济条件改善，则是走向马克思所反对的市场经济的结果。 5月1日，10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其中8个是原共产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它是东欧人民进一步告别马克思、扬弃共产主义，拥抱西方和市场经济的象征。 然而，虽然马克思学说被原共产国家的人民所扬弃，但这绝不等於那种均贫富、强调平等至上的乌托邦幻想的死亡，它仍被那些从未体验过共产滋味的西方左派们所憧憬和热衷。 今天，在美国等致力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之时，主要的反对声音和行动，来自西方的左派知识份子。面对20世纪共产主义的灾难，他们已不好意思承认是马克思信徒，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他们的理念，仍和马克思一样，是以平等、均贫富的名义，来剥夺人们的自由。他们认为解决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办法，不是去那里办工厂，开商店，联手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要西方国家掏钱，提供更多援助；要让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共产」，均贫富。 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且不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提供足够养活另一个国家的援助，即使能够这样做，也绝不会有一个国家仅靠外部援助就可以致富。哈耶克早就在《通向奴役之路》中阐述得很清楚，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带来富有，因为只有自由竞争，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想像力、创造力。而那种依赖援助，依靠政府控制和计划的经济，不仅不能带来繁荣的经济，更使人丧失自由。 同样，在反对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等反恐行动中，西方左派们仍是这种马克思式的思路，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之所以在穆斯林国家产生，主要根源是那里的贫穷，解决之道就是要求美国等全球七大工业国「拿钱来」，提供更多的援助，要美国等西方富裕国家和穆斯林贫穷国家「均贫富」，实行世界「平等」。但事实是，恐怖主义的领袖宾．拉登本人不仅毫不贫穷，还是个亿万富翁。而向恐怖组织提供很多资金的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产油国，2美元成本的原油，卖到每桶30多美元，可说富得流油。恐怖主义的产生，并非因为贫穷，而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要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实行极端伊斯兰主义那种均贫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 解决穆斯林国家的贫穷之道，仍像解决共产主义一样，不是提供什麽援助，而是结束那里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市场经济，让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通过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最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虽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但在西方左派知识份子莫名其妙的视野里，共产主义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马克思幽灵在地球上的继续盘旋，更证明了《圣经》里所说的，人对灾难和邪恶是永远不汲取教训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5日） 2004-05-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秦刚宦海沉没缘由何在？
何清涟 秦刚从消失到免职历经一月，各种猜测车载斗量，其中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情妇与私生子（美国出生）；二、内斗；三、火箭式窜升与殒落。三个都没错，但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涉及秦刚宦海灭顶的真实缘由。本人从未加入“秦刚猜想”之列，当早就被闲置冷宫的原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在秦刚被宣布免职之后的第三天，丢了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这顶乌纱帽，倒秦的缘由已经隐然若现。 情妇与私生子问题还放不倒秦刚 目前，关于凤凰卫视前主持人傅晓田与美国出生的私生子问题，有好几位与傅认识的前同事或其他人出来指证。在秦刚被免职的第二天（7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指年轻干部要德才兼备、才配其位，要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经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免职的主要原因。 但我不认为这是秦刚免职的主要原因。中共国安系统对干部一直秘密监视，这些党员干部的私生活，在掌控隐私方面堪称万能的中共早就有数。2022年12月秦刚任外交部长之前的考察过关，说明党不真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傅晓田在2023年3月网上分享与刚出生儿子的照片并祝贺秦刚生日，如此高调不担心授人以柄的原因。 中国外交部的“亲美派”与“亲俄派” 外交部有内斗这不奇怪，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中共太祖毛泽东1966年就说过：“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让党内分成两派，毛居中平衡是其巩固权力的重要手段。 中美建交大半个世纪，中共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就是中国对美关系，外交部内部早就形成一支知美派势力；自2009年开始，中国再度注重对俄外交，原来处于低谷的亲苏外交人员自然是枯木逢春，人气渐旺。所谓内斗，在政府内部多半围绕利益纷争，职务升迁就是最大的利益。据《官员晋升路线图》（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07月02日）介绍，中国公务员系统升迁，每晋升一级，就是一场升迁之战。 该文计算，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708.9万人为基准，按照全国13.4亿人计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务员。从普通百姓成为公务员，算是完成了官员晋升的第一步。能够走上县处级岗位的，是公务员队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转折，也是大多数人的封顶之作。全国县处级公务员约有60万人，相对于708.9万人的公务员而言，其晋升比例大约在12：1的状态。从处长到厅局级干部，就是要从60万人中选出5万，比例也是12比1。若与整个公务员队伍对比，则是142比1。升至省部级官员，以厅局级干部为基数对比，为16.7比1；以处级干部为基数比较，为200比1；公务员队伍中能攀上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 这次秦刚被免职之后，原白俄罗斯外交部一等秘书帕维尔·斯伦金（Pavel Slunkin）透露了2015年习近平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一件往事。秦刚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为确保习近平第二天的访问行程万无一失，半夜两点打电话给他，要求再次检查习近平次日要参观的博物馆，这次准备工作包括数台阶、以及询问走到哪一级台阶音乐会响起。在习近平结束访问飞回北京后，斯伦金问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这漫长的一个月的准备过程中召开数百次会议，讨论相同的问题，计算步数，晚上参观博物馆，究竟是为了什么”外交官的回答是说，你知道，在北京有数百人跟在我身后，排着队要取代我的位置。因此，如果我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做，那么就会有另一个人去做。” 可以说，外交部两派当中，哪派占上风，哪一派的人升迁机会就多。 秦刚丢官，是被抓住了痛脚 可想而知，对于秦刚最近几年的火箭式升迁，外交部内肯定会有人不满。究竟是谁不满？答案大致有了。秦刚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7月28日，曾任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长的乐玉成被免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一职。乐玉成曾被认为是中共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现年60岁的乐玉成于1986年进入中共外交部任职，其任职经历中主要在前苏联东欧这一地区， 2017年，乐玉成晋身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18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19年调至俄罗斯任大使，2022年离开外交系统。2022年2月4日，习近平同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媒体采访，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2022年6月14日，俄乌战争开始不到4个月，乐玉成调离外交部。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乐玉成调职是因其未能准确获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情报并报告北京。从乐玉成的言行及利益所在来看，他是典型的亲俄派。 俄乌战争开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吃力。次日美国之音曾引述多家美媒的分析发表《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任外长， 其低调与柔软身段惹关注》一文，美国媒体还注意到，秦刚即使在一些火药味浓厚的议题上，也试图尽量把话说得委婉。比如说，他曾表示，如果中国事先知道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那么北京就一定会尽力劝阻俄罗斯的这一行动。此外，针对外界担心台海两岸兵戎相见，秦刚也刻意降低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在谈及中俄关系和俄乌局势时说，“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也是有底线的”，与乐玉成说的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完全不同。2022年12月30日，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美媒大多认为，习近平任命秦刚出任外长之时，他本人正在尽力改善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也为了改变中国的“战狼外交”形象。此后，秦刚最受注目的举动是，在联合国4月下旬就A/77/L.65决议草案明确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后侵略（aggression） 了乌克兰”做“全案表决”时，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22个国家投下赞成票、5国投反对票、18国投弃权票。这是俄乌战争开始后，联合国多次谴责俄罗斯的投票表决中，中国唯一投了赞成票的一次。 中国投了这一票之后，从美方并未得到明确的好处，取消关税的事情依旧没有踪影，限制芯片出口中国措施反而加强，老拜登在6月21日干脆直指习近平为“独裁者”，可见秦 刚对美伸出的橄榄枝没用。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在4月底之后暂时停止，直到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5月24日访华。习近平会见舒斯京时再次强调了今年3月访俄所确定的战略，并称将不断丰富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私下里谈什么，外界自然无从知晓。但此后双方联合日本海军演、俄方宣布普京将于10月访华。 秦刚担任外长期间，外交部驻外大使异常活跃，各吹各的唢呐各唱各的调。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4月21日在访谈中有关“前苏联国家不具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等言论引起欧美国家严厉批评。半岛电视台6月27日则报道了外交部亲美派的表态：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支持乌克兰收复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地区的目标时，中国驻欧使团团长傅聪表示，支持乌克兰恢复1991年所划定的全部领土，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这种互相打架的外交官表态至少表明秦刚这位外交部长领导无方。 以上就是秦刚被抓住的痛脚，情妇私生子只是随大菜附送的一道餐前开胃菜。 将背景交待完毕之后，可以对秦刚“明星殒落”做一总结： 习近平在处理俄美关系上，一度有过摇摆，当他想与美国缓和关系时，“亲美派”秦刚升任外交部长。秦刚在今年4月下旬联合国会议上的投票，是他仕途终结的导火线。因为这一投票既未换来中美关系的缓和，还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也给那些对外交部长位置有向往之心的人提供了口实。这种“误判”当然不能让“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负责，秦刚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乐玉成虽然已经离开外交部，但他在外交部曾经领导的那支亲俄势力还在。这次他在秦刚免职两天之后丢掉乌纱，估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动作多了一点。圣上撤换秦刚本来就很丢面子，习近平丢车之时，顺手将乐玉成从官场下架。 至于外界评论认为这是习近平政权倒台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纯粹是想多了。在处理俄美关系时，习近平或者有过片刻摇摆，但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步步紧逼”之下，他必然继续对俄友好。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7月3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8529）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面对总统说真话的医生一夜爆红
每年二月，美国都会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一场很有规模的“国家祈祷早can会”，现任总统、副总统以及国会议员，还有外国政要、友人等参加，重点是为国家祈祷。 美国早祷会的演讲，基本是场面套话。这次却爆出冷门∶一位黑人美国医生，竟当著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就坐在讲台两侧）的面，批评政府的教育、预算、税收、全民医疗保险等重大国策，引起舆论哗然。 能被邀请到“国家早祷会”的主会场、当著总统的面演讲，本身就不是等闲之辈。这位演讲者是（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演讲家本杰明.卡森（Benjamin Carson）。他以前曾在老布什总统当政（出席）的早祷会演讲过。 有这种资历的人在美国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这位演讲者一上台就大谈在美国应该畅所欲言，说真话，而不是迎合某种意识形态而说些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PC）的话。他直言批评说，美国目前有一种不正常的“PC环境”（政治正确语境），人们不敢就国家重大方针等说心里话，这对美国的前途是有害的。 他自我调侃说，这次所以再被邀请来演讲，因为上次讲话没有得罪任何人。他说其实在一个几千人的场合讲话而做到不冒犯任何人，是非常难的。所以他这次要打破常规，不怕得罪任何人，要讲心里话，讲真正想说的话。 卡森的“心里话”一说出，舆论哗然。反对者认为，演讲者不能当著总统的面批评国政，这样做不礼貌，不合适。而支持者认为，任何人都有权议论国政，当著总统的面讲，正好可以让国家领导人听到、了解民意。这个演讲被放到 youtube 后，已有几百万人观看，很多美国人给卡森写信，说他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不少保守派民众甚至呼吁卡森出来选总统，连《华尔街日报》的言论也这样认为。一夜之间，卡森成为美国的名人，现在谷歌上他的名字词条已超过一千万。 我在网上看了卡森的演讲，他确实口才好，演讲流利，有内容，又幽默风趣，调动了全场的情绪（多次鼓掌大笑）。结束时全体听众起立鼓掌致谢。 奥巴马是出名的善于演讲者，他也不断点头甚至大笑，进入状况。全场更似乎如醉如痴。但奥巴马从始至终没有鼓掌，显然他听出这个演讲的调子是批评政府的，而他是政府最高领导人。 卡森的演讲首先批评了美国的教育，他说教育出了问题∶美国中学生弃学比例30%；大学更严重，44%没有学完四年而弃学。他认为，一个人如放弃教育，就等于放弃自由。他举例说，当年美国黑奴时代，奴隶是被禁止读书的。因为如果黑人读书了，他们就能获得自我解放（懂得了道理和真理）。他说现在不读书的人，等于自己选择做奴隶。 但怎样改革教育？他的药方显然不是增加更多的政府资金和干预（教育），而是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尤其强调家教，父母的责任。他说自己的成长最初主要得益于母亲的家教。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却从小要求卡森读书，她强迫年幼的卡森和兄弟们在家里看书。卡森说，他恨死这样做了，因为邻居孩子都在外边玩耍。母亲还在书上画了些道道，似乎强调那是重点，还要求给她写读书报告。但被迫读了一阵子之后，卡森对读书有了兴趣。正是因为从小读书，他才热爱学习，最后成为美国首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还是业余演讲家，经常到各地演讲，他说在国家早祷会的演讲，是那个星期他的第四场演讲。 卡森幽默地说，他是医生，却热衷国家大政方针，如果有人质疑这不务正业，他想回答说，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中，有五名医生。他说医生跟律师不同，医生的特点是必须解决问题（尤其开刀做手术），而律师的宗旨是∶帮别人打赢官司，关注的是“赢”。 随后卡森直言美国目前主要问题是债台高筑，赤字高达16.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建国以来最高的联邦赤字。这个数字有多大，卡森说如果读一个数字一秒钟的话，把16.5万亿读完，需要507000年，即50万年以上！ 再一个卡森提到税收。他说现在美国的税法繁琐惊人（联邦税法长达695万字），应该精简。卡森说最公平的税收方法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每人应把收入10%捐献给教会，其实这是最公平的方法∶你挣一百万，交十万，他挣10元，交一块。有人说，这不公平，那个挣一百万的才交十万，卡森说，我们应该看的是，我们已拿到十万了。如果交十万的人多起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税款了。 卡森的思路是，扩大缴税者的基数，也就是让更多人富裕起来，有向国家缴税的能力，而不是杀鸡取蛋式的把富人、勤奋创造者的钱强行收缴。其实美国除了少数继承遗产者之外，绝大部分都是靠辛勤劳作、自我奋斗、发明创造等而积累的财富。 关于医疗保险，卡森也提出自己的意见，显然他不赞成由政府包办全民医疗，他认为每个人应对自己负责，从生下来开始，家里就设立医疗基金，去世时用不完，再遗留给下一代。他作为医生，最了解政府包办医疗，会产生更多的浪费、更扩大政府开销，同时又会降低医疗服务质量（哪里政府包办，哪里一定是低效和官僚主义盛行）。 卡森提醒大家那个人所共知的常识∶一个国家不管多麽强大，最后的失败一定是来自内部。他举罗马帝国为例说，作为军事力量，罗马当时举世无敌，非常强大，但最后罗马垮了，是因为内部的腐败，是不道德的因素导致的。他的意思是，美国也可能重蹈罗马的覆辙，如果不改革，不是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一味迷信政府力量的话。 虽然美国“国家早祷会”上左右派都有，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的支持者，但卡森的真实声音得到与会听众的热烈鼓掌欢迎，连奥巴马夫人也多次鼓掌。 早祷会后，美国福克斯电视著名主播辛汉尼悌（Sean Hannity）邀请卡森做了长达近一小时的电视访谈。卡森说，他演讲后，奥巴马总统曾向他致意，虽然没有赞美他演讲内容好，但说“欣赏他”。 这就是美国，总统有雅量接受和容忍别人当面批评国政，包括自己的政策，而美国公民有勇气当著国家领导人的面，直言批评政府政策。由此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2013年2月2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0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小人物的悲剧与大人物的政治秀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一件事是9月上旬披露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案。王斌余兄弟两人向包工头讨要一年半的3,000多元血汗工资而不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而连杀四人。另一件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9月14日在联合国总部宣布，中国将免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在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等五大支持举措。 两场社会戏剧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卑微如尘埃的社会最底层、被社会无情抛弃的可怜人物；一个则是位于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至尊者。一个为了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拖欠工资铤而走险，在用刀子结束4个人的生命之后，自己也将踏上不归的黄泉路；另一位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挥洒金钱，换得万邦喝采。这两幕人生戏剧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笔者的回答是，有联系。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为政不仁，视民众如刍狗，才有了上述两幕戏剧的上演。在中国类似于王斌余这种处境的农民工还有好几千万，而他们之所以陷入如此绝境，与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中国农民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群，其生活之悲惨与无权状态，早就比以被不公正对待闻名的巴西农民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但实际上征收税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却是要供养日益庞大的乡镇干部队伍。有资料披露，中国现在是平均28个人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但这只是指编制内的，并不包括编制外的庞大乡镇干部。通常情况下，一个乡镇行政编制大约40人，事业编制大约70余人，但在这百余人的背后，乡镇财政往往还要养活众多不在编制的人员。 要养活这么多吃官饭的人，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有多篇调查谈到，农民现在种田所得的收入，已经低于上交各种税费总额，农民必须从非农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缴纳各种税费。每到催粮派款，农民们就被基层干部整得鸡飞狗跳，一片哭声。看到中国农民如此悲惨的生存状态，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也没有兴致给胡锦涛的慷慨援外鼓掌。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从人均GDP799美元到2,990美元的区间内，皆属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而中国直到2003年，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处于受援国行列。中国政府凭什么为了“面子”与虚荣，毫不顾惜农民中有将近半数正在贫困线上挣扎，出手阔绰地支援发展中国家？追根溯源，这与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政治变革诉求有关。 与英、美、法等国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而是出于要挽救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免于分裂和衰败。在几代中国人看来，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分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个人权利的分量。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直到胡锦涛这四代统治者的眼中，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人权。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改革仍然受制于这种思维，强国梦与和平崛起可以大谈特谈，人权却被束之高阁，甚至不被深受意识形态宣传影响的广大国人认为是个问题。 中国人应该认识到，人权远比政府的虚荣重要。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在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的1960年代初的3年大饥荒时期，中国还在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000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000万元人民币。中国人应该算算这笔帐，中国政府的面子是多少条人命换来的？无论如何，一个政府首先应该对本国人民负责，因为毕竟是本国人民在纳税供养这个政府。 孟子曾说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确实应该将“强国梦”植根于公民权利之上。一个人民缺乏尊严的国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国。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9月22日，总10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共产党资本主义 VS 福利资本主义 ——《美国工厂》观后感（1）
何清涟 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拍摄的《美国工厂》放映之后，引发了无数评论。西方的批评者如《纽约时报》着眼于工人权益，《金融时报》则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以及人与AI的冲突。中国观众的评价更是复杂，但都没有涉及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VS西方的福利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有两部分组成：部分是国有企业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部分是民营企业代表的非国家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追逐利润的本能更强大；二者的共同点是由党委控制的工会代表劳方。 多数评论究竟在回避什么问题？ 这部影片好就好在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共产党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的碰撞。共产主义自诞生之日开始，就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无产阶级（工人）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衍生品，例如东亚各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拉美国家的在粉红色浪潮之后的市场社会主义，从未在西方国家内部坚持自己的模式并用这套管理方式驯化该国工人。中国福耀玻璃公司的管理方式代表了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模式的超强劳动与“低人权优势”，一直被西方批评为“血汗工厂”并在本世纪前十年想用验厂审查加以改变，尽管福耀到了美国入乡随俗改善了不少，但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与习惯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美国工人之间还是发生了不少碰撞，最强烈的控诉是“他们不把工人当人看”。 我很熟悉奥巴马的理念及其经济政策，特别研究过他想留给希拉里继承的“奥巴马政治遗产”。看了这部片子后，强烈地感受到奥巴马心中未解的纠结。公平地说，作为投资者，奥巴马只在这部片子里展现了事实，将思考与判断留给了观众。这点，奥巴马比拜登要现实。后者今年8月在爱荷华州的演讲中，竟然会说出 “we choose truth over facts”（我们选择真理而不是事实）。 奥巴马的纠结：TPP因美国制造业反对而夭折 这部片子被一些舆论称之为“奥巴马为美国制造业开出的死亡诊断书”，这与TPP的夭折有直接关系。奥巴马在进入白宫之初，连对华政策都由其委托制订外交政策的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发包给中国外交部属下的国际政策研究所，对中国之友好前所未有。由于中国自身作为不当，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对中国颇有戒惧之心，出于“不能让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这一动机，他想建立TPP并用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些规则的方向就是限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努力（详细分析请见拙文《TPP为何不带中国玩？》，VOA，2015年10月6日）。 奥巴马下决心建立TPP，通过放开美国市场，为TPP成员国减免关税，增多工作机会，加强其产品竞争力等方式，提振这些国家的经济，从而削弱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亚太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但公平而论，对TPP成员国全方位开放的美国并未从中获得经济好处，也因此TPP计划提出之后就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反对者主要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会与中小企业。福特公司所代表的美国汽车业人士认为，TPP协议将严重影响美国汽车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的销售。在销售业绩受损的情况下，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将生产移至海外，要么彻底关闭企业。无论哪一种情况，伤害的都是那些依靠一份好工作来支付大学学费或储蓄养老金的美国家庭。 美国工会势力不象欧洲那么强大并遍布所有行业，但钢铁行业与汽车行业正好是工会力量最强大的行业，这两大行业受到的全球化冲击最大，工人失业最多。也因此，废除TPP协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不仅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声言要废除，就连声称要全盘继承奥巴马政治遗产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不得不非常鲜明地表达当选后将废除TPP协议。 奥巴马对民主党票仓厚此薄彼 美国工会与蓝领工人是民主党几十年的铁票仓，这一点延续到2016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他支持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制造业走上衰落之途，2000-2010 年，美国制造业当中的每个部门都在流失工作岗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计算机和电子工业以及运输设备工业。但此后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一直集中在美国的特定地区。 中国则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那10年，美国工会及相关NGO发起抵制中国制造的良心购买、在中国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采购商要求中国企业开展验厂审查，通过某些国际、地区或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认证，获得资格证书，以此作为采购或下达订单的依据，玩具、电子、服装鞋帽、零售行业等均在验厂审查范围之内。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工作环境的安全体面。 《美国制造》这部片子里展现了福耀（美国）的工作环境有欠安全，比如长时期距离400度（华氏）不到1.8米的高温作业、叉车负荷过重、工作环境不安全易引发工伤、流水线作业让工人过于疲惫，等等，美国工人对这种工作环境很有意见，不断反映并试图让劳工组织介入解决这些问题。曹德旺最后思谋出一个高招——组织美国福耀的管理层去中国福建总厂参观学习，以改变效率低、产出低的状态。当美国福耀的管理层去参观中国的福耀时，才发现中国福耀的工作环境才是真正的不安全：拣选碎玻璃的工人未配备任何防护口罩与防割手套；流水线作业永不停息，工人们日工作12小时、周末加班是常态，普通工人的家人都留在老家——如果熟悉美国在中国推动SA8000这段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再看看美国福耀，不得不承认一个被西方刚认识到的事实：全球化不是让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而是让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化。 在中国推动企业进行SA8000认证，背后的支持者其实是美国工会。美国工会希望通过验厂审查，增加企业成本达到削弱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但这一切在奥巴马赢得2008大选后结束了。奥巴马与高科技跨国公司的亲密关系，以及这些企业对他的政治捐献，使得他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围绕支持科技产业。奥巴马除了在网络中立法案上一边倒地支持互联网公司之外，还支持有利于Facebook、雅虎以及微软等科技公司的移民改革，谴责工会。他还推动谷歌和苹果力挺的专利权改革。在2012年初，奥巴马甚至支持科技产业反对好莱坞的民主党同盟，阻止一部版权法案通过。凡此种种，让奥巴马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第一位“科技总统”。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弗里·爱森纳赫（Jeffrey Eisenach）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力挺网络中立、干涉独立监管机构并非出于公心，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支持朋友。毫无疑问，总统与硅谷的关系非常亲密，就像小布什（George W. Bush）与石油和制造商的亲密关系一样，他们都成了后者的代言人。” 民主党的基本盘——制造业工人不仅无法从全球化中获益，反而成为利益受损阶层。俄亥俄州做为美国重要的钢铁与汽车行业集中之地，工人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民主党，却成了奥巴马政府的弃儿，左派媒体还毫不留情地讥笑他们是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低素质群体。2016年他们大多数都转而支持川普，只因川普承诺“将工作机会和制造业带回美国”，让美国重新伟大。作为关键摇摆州，福耀美国所在的俄亥俄倒向川普，成为2016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川普实现了他“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一承诺。三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不断增加，福耀所在的俄亥俄州制造业就业岗位激增，但工资低于以往在福特汽车工作的日子。福耀的美国工人们非常怀念当年在福特汽车工作那时薪29美元的日子。但不得不接受时薪12.84美元的低工资。 奥巴马投资《美国工厂》，不是因为他突然关心美国制造业。影片展现了美国制造业“流水落花春去也”这一事实，但给观看者留下了解读空间。每个观众根据自己的阅历与对美国、中国工厂制度的理解，会有层次不同的解读。目前，中美两国观众说不出来的苦涩是：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遭遇东西方共同批判，中国工人的美好憧憬就是成为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而他们憧憬的却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无法返回的过去。 西方左派政客将自己的国家带入（高）福利资本主义困境，欧美青年还认为福利不足，正向往社会主义，美国民主党20位总统提名竞争者正向选民许诺更多的福利，并且认为这个方向是“真理”。美媒的相关评论努力回避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原因是无法否定自己坚持的政治正确。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9月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0976）
何清涟2025-11-09 00:55👍 0💬 0北京“倒薄”遇到的意识形态陷阱
中共改革以来，互相矛盾的“毛邓三科”构成了“意识形态陷阱”，“倒薄”用“刑事”而非“路线”做切入口，就是想从从这一陷阱中拔足。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原载作者的美国之音博客，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ideology-trap-that-beijing-met-during-the-overthrown-of-bo-xilai/）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陈映真的假天真
在中共对众多异议作家严酷镇压之际，台湾却有陈映真、朱秀娟、莫那能等三名作家给共产党“献礼”，加入对岸的“中国作家协会”。媒体报导说，中共方面喜出望外，因这是首次吸纳台湾会员，认为可以此做突破口，扩大对港台作家的统战。 作家加入“作协”，本无可厚非；但中国作协，却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洗脑机构，其网页上明确写著，中国作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作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文学评奖、创作和文艺批评等。 陈映真、朱秀娟等人，是真的不知道中国作协是怎麽回事？还是要到这个组织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後像中国官方作家那样，写歌功颂德共产党的文字，给台湾人洗脑？ 在中国，正直的作家，近年都在退出作协。几年前，就有湖南两名作家退出作协；连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作家李锐，《山西文学》主编张石山等，都发表公开信，退出中国作协。今年四月，中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也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协，理由是中国作协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作家被称为“灵魂工程师”，但为什麽中国作协的名声狼藉到如此地步？除了因为它帮助中共对百姓洗脑、毒化之外，它还是由政府出钱供养一大批平庸写作者的官僚机构；还把作家分成一级、二级，官位等同於政府的部级、厅局级等；他们拿著政府薪水，养尊处优，却不出成果，被称为“不下蛋的鸡”。他们的升迁荣辱主要是根据对党的忠诚度。 在自由世界，作家靠版税而生存，以作品而赢得尊敬。在中国，则是靠加入作协，或爬到作协主席高位，进入权力场，靠政府的撑腰而招摇过市，狐假虎威。例如现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中共六四屠杀後，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省文联主席（当时她在河北文联）；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五十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五十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长袖善舞的女人，在老男人成堆的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铁凝的“成功”之路，是标准的共产世界文人获得顶戴花翎之路。 以对政权冷嘲热讽而目前在中国百姓中最有人气的青年作家韩寒曾说，“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则回应说，“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这就是中共作协高官的水准，其思维堪比皇朝太监，其口气粗野超过黑社会。 在当今中国，“作协”已成为一个耻辱的象徵，中国网路上流行的幽默是∶甲∶听说你在作协？乙∶你才在作协呢，你们全家都在作协！ 就这样一个作协，陈映真们却要巴结进去，实令人不齿。二十多年前，在旧金山市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我被安排和陈映真住一套房间。言谈中感觉他比较亲共，所以我用了大半个晚上，给他讲中共的残忍，中国人的苦难。他没有反驳，只是说，真没想到，好像他并不知情。後来得知，他一路亲共，却又无法反驳那些事实，只好装出天真的样子。 这次陈映真加入中国作协，更不是天真。陈映真、朱秀娟早就申请加入，对於这次被“批准”，陈映真撰文谈喜悦，朱秀娟则一副卑贱口气地对北京记者说，“台湾这麽多作家，能挑出我，肯定我，我自然高兴。”她同时坦承，“前三四年我说自己要退休了，因为我觉得写不出来了。”写不出作品了，就加入中国作协。这才是朱秀娟一语道破真谛的最精彩之作。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7月1日“曹长青专栏” 2010-07-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神州传播协会∶远志明 2015 年不再外出讲道
据《神州传播协会》网页上的远志明“讲道行程”公告∶ “2015年为远志明牧师的安息年，没有外出讲道，也谢绝新的邀请。请谅解并代祷。以马内利！” 2015-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威胁生存的中国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除了经济结构转型之外，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即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包含两大内容，第一，中国的能源使用方式必须从高能耗模式转变为低能耗模式。第二，整治国土。首先是停止大量污染企业的运作，其次是从现在开始持续投放巨额资金，逐渐修复被严重污染的生态系统，让国人的食品用水恢复安全标准。 由于中国有六分之一的耕地被重金属污染，许多农作物在生产过程中已遭遇镉、铅等重金属污染，这是一个必须单独行文专述的大题目，本文仅分析中国有无可能改变能源使用方式。 政府介入使“环境库兹涅格曲线”失灵 众所周知，国际社会曾热切希望中国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参与全球减排协议，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让国际社会碰了一个软钉子，付出的代价是让自身的国际境遇变糟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中国狂妄自大，实际上还有一层北京难言之苦衷，因为它无法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无法扼止中国高能耗产业的高速发展。 有人曾借鉴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之说来说明人均收入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只要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环境生态就会好转。所谓“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该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同理，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 到一定水平后，即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曾被某些研究者用来安慰被环境污染折磨得非常焦虑的中国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将环境生态的污染与好转当作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忽视了这是一个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与行政主动介入并加以改变的过程。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中国从政府官员到企业都是“边做环保边撒谎”，连保护环境的第一道门环境评估都已经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重要手段，许多严重破坏环境、污染空气的项目上，就是在利益集团的共谋下上马，最后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达到北京都不敢正视的程度。 统计数据成为自慰的政治游戏 这种“不敢正视”可以从有关中国能耗比的数据之混乱可见一斑。 在潘岳力倡绿色GDP的那段时期，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网站上曾公布：2004年，中国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材、8％的石油、45％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仅占世界的4％。《人民日报》在“‘十一五’一个重要目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一文中承认：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2004年GDP占全球GDP只有4％，但单位产值能耗却是发达国家的3-4倍。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 由于中国的高能耗成了国际社会杯葛的话题，这几年官方的口径大变，据中国官方的乐观估计，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耗要增长 0.8到1个百分点，即使广泛采用清洁能源，这一数字也很难低于0.5。但由于部门繁多，数据造假未到国家统计局这个终端时，不容易统一，导致媒体在引证数据时出现混乱。 以下是相隔3个月的两个数据：其一是2011年6月30日广州《新周刊》的文章“能源危机下无度消耗：中国基本能耗占世界1/10”，按照此篇报道，中国的GDP已占全球8.9%，但能源消耗只占10%，能耗比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但中国还在高度自省能源的“无度消耗”，看来已经很“高尚”了。但3个月之后召开的2011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公布：当前GDP不足世界10%的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占世界的20%。后一数据接近英国石油公司（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20.3%，超过了占全球19%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有关能源消耗数据的混乱只说明一点，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几乎无望，北京不敢正视生态系统正濒临崩溃这一现实，除了在纸面上玩数据游戏自我安慰之外，还非得将减排协议当作国际社会出于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说成是对中国的一种不平等。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均能源消费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以下数据也说明中国必须尽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能源消耗超过美国，但GDP总量却仅为美国的37%。当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4.7倍，但GDP总量只与日本大体相当。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已超过了GDP增速，这给能源生产和节能减排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上述能源消耗数据主要指石油，还不包括其他的资源，比如煤炭消耗量——在2010年世界煤炭消费总量中，中国的煤炭消耗占比高达48.2% ，同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全球首位，严重的空气污染已为公众清晰感受到。2011年10月份以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空气检测数据使北京的空气污染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我将《纽约时报》11月4日那篇“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的内容贴上微博，“空气特供”这个话题引起微博人群极大愤怒，北京指责《纽约时报》误导读者，外交部也要求美国大使馆停止发布每小时一次的空气质量检测数据。但文中提到的远大集团生产的空气净化器此后成为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 其实，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对中国自身负责，因为中国环境生态系统改善，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自身，国际社会只是次要的外部受益者。因为中国能源需求减少可以平衡国际能源市场的供求关系，减缓能源价格上涨之势；而中国人获得的利益还包括空气质量与环境生态的改善。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2月13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2/120213\cr\china\developing\style.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当人成为商品之后 -中国另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
最近，网传武汉纺织大学一名大三女生在求职时被割肾抛尸。警方出面声明，杀人是真，割肾则不存在。这次中国警方应该没撒谎，因为器官移植有供体与受体配型问题，不是活杀取肾就能完成的买卖。但中国的人体器官买卖猖獗，以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人体器官供应市场这一刻意被淡化的事实却再次浮出水面。 中国存在两大极为肮脏的产业，一是人口买卖，二是人体器官买卖。前者源远流长，一直是社会边缘阶层的集体犯罪，直至近年才传闻有政府官员参与婴儿买卖，比如湖南邵阳市下辖的隆回邵氏孤儿案。人体器官买卖因为有供体以及一系列医学技术上的问题要解决，一开始就是有监狱当局与医疗机构参与的“经济活动”。本人一向认为这行业太血腥，不想触碰这个话题，但因为中国今后已经没有太多供底层求生的空间，犯罪领域的暴利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觉得还是应该分析一下，为何中国会成为人体器官供应大国。 在对中国器官供应产业化做分析之前，还得先将中国之所以成为人体器官供应大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器官移植虽然是世界医学颠峰，但其在中国的探索与成熟之路，却实在有违国际医学伦理。因为作为供体的来源是被强迫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囚犯。始作俑者还是政府。摘取囚犯器官做为器官移植的供体，这种情况不始于改革开放后，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了。因言论思想被定为反革命的江西李九莲被活杀取肾，据说就是因为某高干子弟患有肾病，需要器官移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眼角膜，据其妹妹遇罗锦的回忆，被移植给了一位北京的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例多了起来，虽然号召人们志愿参加死后捐献器官的慈善活动，但只有极少数人成为志愿者。相比于需要移植的受体来说，这样的志愿者是太少了，从各种渠道得知监狱囚犯仍然是人体器官的主要来源，但一则这是不宣之秘，二则中国人连监狱之外的人都没有人权，囚犯这种被视为另类的人权当然更无人关心。 到了本世纪零年代中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源这一黑幕再也掩盖不住，原因之一是法轮功学员为了自己惨死的同修持续不断地在国际社会呼吁。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只得遮遮掩掩地承认中国的人体器官交易确实是个灰色地带。 说起来让人五味莫辨的的，中国政府官员首次被迫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是在2005年11月7日至9日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这次会议上，还承认了器官移植这项被誉为“21 世纪医学之巅”的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开始临床尝试。但这项领先的医学科学，却没有任何科研论文能够发表在国际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手术的供体来源、信息不透明以及回避参与器官捐赠的伦理问题。 这次WHO会议在中国有两个成果，一是《财经》杂志终于率先揭开了这一媒体禁制区域的厚重黑幕，那篇“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 （2005年第24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5-11-28/110062607.html），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篇文章。二是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即器官供体产业。急欲得到国际医学界承认的中国医学界，希望“尽快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人体器官来源途径。”但来源于志愿者死后捐献的器官实在太少，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透露，从2003年到2009年5月，中国内地仅有130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 中国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度，但只有一样资源不缺少，即人。正因为这种资源的过度丰富，才会导致数个以人为买卖对象的行业产生，一是人口买卖，二是人的肉体买卖（即黄色产业），三是器官买卖。但如今前两个行业因其供给过多，价格普遍下降。据官方NGO调查报告《中国拐卖妇女现状》（http://half-the-sky.org/women\_trafficking/）公布的数据，成年女性每名6000元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男婴每个2万元到4万元，女婴每个8000元到2万元。肉体买卖当中最值钱的“卖处”也在300元至数千元之间。只有器官移植成了一个新生的暴利行业。于是中国产生了一个寻找自愿提供器官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中介。对医学界来说，可以藉此得到合法的供体，其临床研究的成果可寻求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提供者多是贫而无依者，其出卖器官的钱，绝大部分被中介拿走，比如15万卖肝钱，供体只能拿到2.5万。据揭露的资料，并非每个供体都是自愿的，其中不乏被中介连蒙带骗强制成为供体者。总之，这条地下产业链催生了无数罪恶。（见《中国人体器官交易黑市猖獗 供体被当牲口豢养》，http://news.qq.com/a/20100506/000260.htm） 为何不少人相信女大学生被割肾谋命之谣传？原因也很清楚：在中国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如果不是人体器官移植受到各种医学条件的限制，比如无菌要求、基因配型、手术前后处理等，恐怕真会有丧尽天良者屠人取器官以谋暴利。目前这种器官买卖已经完全不考虑供体今后的生存权，比如供应者必需的术后护理、药物调整，长期随访以及康复期的治疗更是一概没有，即使有，供应者得到的那些可怜的报酬也支付不起。这种将人等同于牲畜的器官市场只会让中国蒙羞。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2月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2/after-human-beings-become-goods/）
何清涟2025-11-09 00:23👍 0💬 0英国右派大胜的影响
五年一次的英国大选，昨天投票，结果出乎各种事前民调，右翼保守党以亮丽战绩，赢得大选！ 选前英国主要民调全都说保守党和工党势均力敌，比分会极为接近，有的甚至说将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难预料的一场选举。 但选举结果却根本没有什麽难解难分，而是泾渭分明，保守党不仅比分大幅领先工党，而且赢得了国会650席中超过半数的331席，成为国会多数党，根本不用跟任何小党结盟，就可单独组阁。而这个结果，是事先任何英国媒体都没有预测到的。 英国媒体出了什麽问题？出了“左派偏袒症”，而且患病多年。据统计，在英国过去五次全国大选中，就有四次媒体对工党得票率估计过高，加上这次就达五次（五年选一次就是25年呵！）。其实所谓“高估”，是因太倾心工党，把内心的盼望当成了对现实的预测。 这次选举结果，再次让人们看到英国左翼媒体在强烈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不公正报道。左倾带来的政治偏见，使他们和现实脱节，结果导致自我羞辱，下次谁还相信他们的所谓预测？ 英国自1983年以来，从来没有执政党在大选中还能增加国会席位的，因为执政就会有包袱，就在被批评的风口浪尖上。执政党的议员人数，一般都会大选中减少。 但这次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却一反常态，席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上次（2010年）增加了25席。显示英国选民对保守党的支持、信任和力挺。 而左翼工党，则从上次的席位中丢掉26席，只剩下232席。更惨的是，工党在苏格兰全军覆灭，连工党当地主席都没保住自己的选区席位。去年领导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苏格兰民族党”则获得横扫般的胜利，赢得了苏格兰的59席中的56席。而上次（2010）选举，苏格兰民族党才只拿到6席。苏格兰是左派的大本营，苏格兰民族党比工党更左，所以他们这次拿到的席位全都是来自工党的。 对在英国的亚裔来说，这次选举有了一个亮点∶英国有史以来首次产生了一个华裔议员，而且是保守党的参选人（香港第二代移民）！而其他10位华裔候选人，四人是保守党，六人是工党和绿党等左翼政党；10人中还有两位是近年（其中一位是2001年）赴英的中国大陆留学生（35岁的王鑫刚来自黑龙江，30岁的何易来自重庆），都是保守党的参选人。这种关注当地政治、积极参选的行为，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亚裔作为少数族裔，容易产生受害者心态而加入左倾阵营。但左的全输，唯一赢的是右派，很令人振奋！ 为什麽这次卡梅伦的保守党能够获得如此的胜利？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五年前保守党虽然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但却没有过半，所以只得跟“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卡梅伦出任总理后，就推行小政府、减税、削减福利，平衡预算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原来布朗的左翼社会主义政策“拨乱反正”。他还提出“大社会”理念，主张给民众和地方政府更多权力，让他们承担更多责任，建立一个“更大、更强的社会”。 卡梅伦的市场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使英国从左翼工党执政下的经济滞缓中走出谷底，并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过去2年来，英国经济的成长比欧元区快10倍，失业率（5.6％）比欧元区的11.3％低一半。 在大选投票前，有103名英国著名企业家在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卡梅伦的保守党的政策；他们认为工党胜选会威胁就业和投资市场。而这103位大企业家，只有20位被认为是保守党的长期支持者，其中5位曾一直明确支持工党。 英国企业家的耽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布朗的接班人、现任工党主席米利班德是著名的左倾分子，他的政策主张，几乎全部照抄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父亲（还有他的左翼母亲）——要全面高税收，而且特别要对富人增收重税。米利班德甚至要直接干预银行业务，要求英国各大银行把零售与投资业务分开，理由是“为客户服务，而不是为国际市场服务。”银行如果不做的话，工党政府（执政后）会强制执行。 众所周知，银行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按市场规矩去经营和运转，凭什麽由政府来决定它本身的业务？米利班德简直是要把工党带向政府完全垄断的共产党的地位。 对于媒体批评，米利班德不是遵循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则，而是提出，要把传媒大亨默多克在英国的媒体集团“拆散”，理由是他们过于强势。而在美国的任何一届政府，包括今天最左倾的奥巴马政府，都没有任何政治领袖提出要“拆散”媒体的。 工党领袖不仅要管经济、要管媒体，甚至还要管个人的住房标准。米利班德在要求全面高税收之上，破天荒地提出“豪宅税”，对价值200万英镑以上的房产，要特别征高税。个人勤劳致富，住个好房子也要被政府特别增税？这难道不是跟毛泽东们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本质上完全一样的共产抢劫吗？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说的没错！ 在全球七大工业国家中，目前还只有英国的工党提出这麽荒唐的增税方案。按照这种逻辑，下次谁要开奔驰车，也要被收豪华车税，有私人飞机的，更要被征收飞机税，再下一步，将来谁吃顿大宴，就该收“豪宴税”了！女人买珠宝更该收“钻石税”——奢侈税。干脆一句话，只穿牛仔裤、吃快can、住贫民窟不收税！这不是耸人听闻，这就是左派的方向！ 那些从头到尾经历了共产世界的人还没有死光，共产北韩还就在眼前，人类就开始重蹈覆辙，难怪《圣经》里有那麽多准确的预言，不用谁的上帝来警世，人类从来就是这麽一圈一圈地重走前人的老路。 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下竞争获得成就的富人，不是像中国那样官商勾结（不法手段等）的暴富，他们中除少数继承家产等之外，绝大多数是靠智慧、靠勤劳致富。本来在等级税率中（按不同收入设立缴税等级），富人和中产阶级已经比低收入者多交了很多税（美国有47%的人不必缴税），现在他们用自己的辛苦努力的钱住个好房子，就要被另外再征税，这就是被安.兰德谴责的、人类文学作品中最不道德的形像罗宾汉那种劫富济贫的强盗逻辑，但高举的是正义无比的旗帜。 这种高税收政策不仅吓住了资本家，投资者，也令中产阶级恐惧。所以卡梅伦的控制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刺激大众消费的政策使英国经济复苏，得到了选民的信赖。虽然左翼媒体在英国占主体，全力以赴给工党做啦啦队，但最后人们心中常识的力量还是压倒了左派锣鼓喧天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原因，1969年出生的工党领袖米利班德是极左派，结果反而促使了保守派的胜利。米利班德和他的亲哥哥，都是工党的后起之秀，在2010年的工党党魁选举中，他哥哥的呼声最高，但却败在他手下。这兄弟俩虽然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家庭，但两人还有区别∶米利班德更左，他跟随了布朗（曾出任布朗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哥则是布莱尔的门生。布莱尔在工党领袖和首相期间，走中间路线，偏向撒切尔夫人的自由经济理念，等于体面地向保守党的哈耶克市场之路投降（也因此，才使工党胜选）。在对外政策上，布莱尔也懂大局、识大体，跟当时的保守派美国总统小布什并肩合作，打赢了伊拉克战争，并强势打击全球恐怖分子。 但在工党的党魁选举中，更加左倾的弟弟，却击败了跟随布莱尔、比较现实的哥哥。其实这个党内选举结果，已预示了工党全国大选的败局——放弃布莱尔的中间道路（现实主义），而走极端左倾的高税收的社会主义，就会是滑铁卢。 英国这次选举结果，对英国本身，对欧洲（欧盟），对全球经济，以及美国明年的大选，都有直接或潜在的影响∶ 对英国自身，很显然卡梅伦的减税、控制预算、促使经济复苏的市场经济政策将会继续。而且，由于这次保守党不必再跟其它政党组联合政府，不必受他们限制，就更能大刀阔斧改革，推动英国重走撒切尔主义——原本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英国经济的复苏发展，对欧洲经济，对亚洲（包括中国），包括对美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欧洲来说，英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都是重要大国。英国的强势经济复苏，会推动欧洲经济。但对欧盟这个组织来说，则别指望能继续依赖英国了，因为卡梅伦选前承诺，连任后将在2017年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英国如离开欧盟，必将是欧洲的福星。 撒切尔担任首相时（1979-1990），就反对英国留在欧盟（英国是1973年工党执政时加入欧盟的）。撒切尔的名言是∶建立欧盟“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撒切尔和很多保守派为什麽强烈反对“欧盟”，因为欧盟是左派乌托邦的产物。欧洲有四十多个国家，税率不同，GDP不同，人均收入更不同，但却硬要联合成一个“欧洲合众国”，一个共产主义思维的乌托邦。 成立欧盟，并进而走向“欧洲合众国”主要是法国人的主意。发明过“断头台”、搞过血腥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的思想传人们，就热衷大一统，更有潜在的跟美国抗衡的企图。但法国人口才六千多万，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其国力等怎麽能抗衡美国？所以法国的拿破仑心态的后裔们，才热衷搞个“欧洲合众国”，要跟美国分庭抗礼。 睿智的撒切尔夫人早就洞悉法国政客的这种心态，所以她坚持英国不加入欧元区；并一直鼓吹英国退出欧盟。卡梅伦自视是撒切尔夫人的思想传人，同时更受到英国内部强烈主张退出欧盟的保守派选民的压力（主张退出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就曾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次则赢得国会席位）。 如果英国公投结果是退出欧盟，将是对欧盟（欧洲合众国梦想）的重大打击。设想，一个小小的希腊（其经济规模只占世界总量的0.4%）要退出欧元区，就把法国等欧洲精英们吓得半死，一再向希腊的政治恶棍们妥协让步，容忍他们赖帐，好说歹说，也要哄劝希腊留在欧元区。他们就是担心希腊一旦退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就Over，连带欧盟也步其后尘。 如果是英国退出，其影响和冲击波，当然绝非希腊可同日而语。可想而知，为什麽欧洲左派们那麽担心英国保守党获胜；他们事先不敢明言工党会败选，而是模糊地说两党势均力敌、难解难分。如果是工党真的领先，或有可能获胜，他们早就不这样说了，这就是西方左派的政治障眼法。 另一个影响，是对美国明年大选有潜在冲击。卡梅伦的保守党获胜，英国保持右翼执政。德国已是保守派的梅克尔执政。下届法国大选，也明显可能是保守派卷土重来，因现在法国左派总统奥朗德的支持率已跌到12%，全球第二低（第一是台湾的马英九，只有9%）。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保守派，已在法国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德国，英国、法国都是保守派执政后，加上目前自由世界最优秀的领袖（在反共、反恐、自由经济理念上最坚持原则的）加拿大保守派总理哈珀，再加上日本的自民党（保守派）首相安倍晋三，使全球七大工业国家，除了意大利（其左翼政府很不稳定），就只剩下美国是左派执政。另外澳大利亚也是保守派执政。在这种背景下，左派民主党的希拉里想赢得美国大选，就会更加困难，因为全球的趋势是走向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 我以前曾在文章中指出英国实行的这种内阁制的严重弊端，就是小党林立，往往哪个党也无法在国会席位过半，而必须联合小党组阁，导致分肥交易，损害政治健康。而且一旦哪个小党退出、倒戈，联合政府就可能垮台，而提前大选，又劳命伤财。英国也是看到这个弊端，所以2011年通过了《固定期限国会法案》，规定除非有三分之二议员反对，否则一届政府必须做满五年。 有这个法律的保障，卡梅伦能够再坐满五年，保守党政府就将连续十年执政，为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但卡梅伦也有难题，他的市场经济之路，不仅会受到政治对手的杯葛，左翼媒体的喧嚣抵制，还有一个苏格兰闹独立的问题。这次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大获全胜，将会更加鼓舞当地的分离气势。 去年领导独立运动的苏格兰首席部长萨蒙特就曾誓言，虽然公投失败了（赞成独立的45%），但今后还要再搞公投。这次苏格兰民族党赢的气势如虹，很可能会乘势而来，把独立问题再次拿到桌面。让那些以为上次公投之后，这事就了（起码若干年不再提）的人，再次提心吊胆。但事实上，如果未来苏格兰真“独立”出去，对卡梅伦的保守党却是好事，因为没有了苏格兰民族党那些极左的选票，英国的大选，保守党就更容易赢了。但苏格兰分离出去，英国的整体国力、国际地位、资源（包括核潜艇港口等）等诸多方面都会下降。这是英国的难以承受之重。卡梅伦如何疏通、舒缓这个趋势，将对他和保守党的智慧和能力，是个考验。 2015年5月8日（英国大选投票次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5-05-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