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魏则西案“社会化办理”的背后
何清涟 中国西安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因难以治愈之病不治身死一案，本是一起医疗纠纷。这类医疗纠纷在中国每年发生多起，无不陷入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诉讼，但魏案却奇迹般地走上了“社会化办理”之途：民情汹涌指责，媒体揭露黑幕，政府强力介入。不少网评曰：终于看见了一线曙光。 “曙光”之谓，即魏案可促成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这点恐怕言之过早。本文在理清魏案社会化办理的各种因素之后，读者可自作裁断。 魏案追责是否能够促成中国医疗体制进步？ 一个医疗案件促成医疗体制进步的前提是有经验可以吸取，以下三因素必居其一：一是此病可以治好，但医生玩忽职守，治疗不当或因医生误诊延误治疗；二是此病本来有药可医，但医生未使用最适当的药物；三是医生为了收治病人，夸大治疗作用。 从公开资料来看，魏案中医方要对自身夸大治疗作用负责。以下是基本事实： 2014年4月，魏则西检查出得了一种恶性软组织肿瘤滑膜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癌症，迄今世界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生存率极低。而魏则西被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也就是说，魏在病情确诊时，已经知道死亡难以避免。但是，求生是人最原始的本能、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魏家也得拼尽全力抓住，因此，在手术、化疗、放疗等传统医治方法无效之后，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排名领先的北京武警二医院，曾4次前往这里进行生物免疫疗法。 据《知识分子》杂志采访清华大学医学院著名免疫学专家林欣以及清华大学博士何霆，魏则西最后接受的DC-CIK疗法，尽管在中国成为治疗的主要方法，但在其发明地美国却仍然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治疗手段仍在摸索，治疗结果不可预料。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免疫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斯坦曼本人也只能利用自己研发的疫苗成功地将生命延长4年，比医生预测的一年多了三年（澎湃新闻，2016-05-02） 如果魏则西的主治医师李主任能以实相告，让魏则西及其家人据实情决定是否一试，也许事情会简单得多。但李主任的错误在于夸大疗效，他告诉魏的信息是：“这个技术是斯坦福大学研发出来的，他们是合作方，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看过魏则西的报告单，李主任保证‘二十年没问题’”。 结果是：魏则西花光了家中积蓄，还背上了债务，撑到去年底，肿瘤转移到肺部，医生通知只能再撑一两个月。魏则西终于带着对人世的无限眷恋和对人心险恶的憎恨，在今年4月12日离开人世。 在美国，这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医生不会保证疗效，还会与自愿参加试验的患者签好合同，合同中包括病人应知的所有事情，比如疗效、副作用等，以及医生的免责条款。中国的医疗体制中缺乏这些环节，导致医疗纠纷中责任模糊。如果要说魏则西案例能够引起制度性反馈，为中国医疗监管体制补上这两个环节，就算是此案的最大社会成果。 中国媒体缘何突然大揭军队医院黑幕？ 中国宣传部门早有规定，严禁媒体介入医疗事故的报道，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专业鉴定的领域，记者并无类似专业知识；二是涉及军队武警的负面新闻，一律不予报道。如果有媒体能够报道，一定是有上峰命令。 这次案件中，火力点集中于两处：一是医院背后的军队势力，二是百度的广告。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医患关系。 中国的医患关系早就非常恶劣，医院医药不分的经营体制不仅让患者饱受高收费之苦，还伤害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医患纠纷不断（医方谓之医闹，患者谓之维权），但医疗事故一般走专家鉴定司法解决途径，很少出现本文概括的“社会化办案”模式。但民众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并非特定地针对军队医院，而是所有医院。军队医院对社会开放，也是从80年代就出现的事情。我在深圳时，对外开放的军队医院至少有两处，一是三九集团的医院，二是武警医院。但这些医院也与地方医院一样，早就将诊室分租给一些外来医生。积弊多年，投诉不断，地方对之无可奈何，基本放任不管。 魏泽西一案，能够迅速走上医疗事故社会化办理，在于这个案例披露的时间点，正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行军改之际。早在3月27日，新华社发出消息，称“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正式启动”，所谓军队武警的有偿服务，包括利用军队、武警医院人员及设施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在内。 但是，军队医院收费服务，是军队重要财源之一，等于砍去军队的一棵重要的摇钱树。既然划定了一个“三年“的时限，军方利益相关部门肯定会采用一拖二等的办法，慢慢耗下去，等待机会。 魏则西一案，正好给习近平的军改带来了民意助力，这是中国媒体对涉及军方的医疗案件能大力介入的真正原因。只有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才会将魏案当作是一轮民意大释放，以及北京当局对民意的积极回应。 网民为何热衷打百度？ 百度这次因发布虚假广告而受到惩罚。5月2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将派遣调查组进驻百度，百度股价下跌近8%。 百度这次成为中国网民猛攻的众矢之的，原因是魏西则到北京武警医院就医的信息，是通过百度搜寻到的。在公众愤怒情绪指向百度做虚假广告牟利之时，中国官媒纷纷跟进，指责百度将利润置于人命之上。比如《人民日报》就指责百度为了牟利在搜索结果推广据称不可信的治疗途径。媒体还引经据典，引用广告法第四十六条，指责百度没尽审查责任，以及第五十六条，证明广告发布者应负连带责任。 公众对百度的愤怒据说积蓄已久，今年1月，百度将网上血友病人论坛的主持权出售给一家公司，而该公司在论坛上发布可疑医学建议后，引发了一轮网友对百度贴吧商业变现模式的揭露，据称约40%热门疾病贴吧都引入商业合作模式牟利。百度后来虽然声称病种吧已不允许引入商业合作，但网友还发现高血压吧等热门疾病吧的商业合作仍在继续。 还有网友认为，由于百度帮助官方过滤信息，网友对此积怨已久，借此机会发作。从痛恨信息封锁的网友之立场来看，这解释来看或可成立，但绝对不是政府要处理百度的理由。考虑到前一向毒疫苗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曾以“平民愤”为理由，内部下达处理指标，这次借惩罚百度以平民愤，也算是当局危机处理的一种权变之策。 综上所述，魏则西案例，是中国现阶段医患关系极度紧张、社会信任破产等矛盾的集结产物。中国人借此案宣泄积累多年的愤怒情绪，官方因政治需要而默许此案“社会化办理”。从官方处理手法来看，这是中国当局继毒疫苗事件后又一次“平民愤”的政府行动。从效果来看，中国当局既可借民意促成军队武警停止有偿服务，推进军改大计；还可借惩罚相关医院医者、百度“平民愤”以收一时之功。但由于朝野双方对此案重视的交集点太过分散，是否能促成医疗体制的改变尚需存疑。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wei-zexi-case-20160503/331461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毕业调查与纸上乌托邦的幻灭
1982年夏，正值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前夕，当时为写毕业论文做了一次实地调查。这次调查让我了解到计划经济管理的荒谬之处，从而将我推上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之路，为后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埋下了心理契机。 那时的中国经济学，还处于未开发的莽荒状态，与西方经济学完全无法对话。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大学几年，不管中国的“马经”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老师在课堂上教的还是这些。直到毕业前夕，我才摆脱了繁重的课业，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时思想界和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经济发展方针和经济改革问题。当时，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尚占据主导地位，他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发展有限的商品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我所在的计划统计系是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育的基地，同学们都上过“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尽管斯大林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一说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我们在课堂上所听到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方法却总让人感到漏洞很多。当时尽管经济学教学还固步自封，自说自话，但对社会形势发展稍具敏感的人，都感觉到经济学领域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剧变前夜。 77、78、包括79级在内的大学生，不少都是上大学前在中国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人。我自己就曾做过历时十年的插队知青与地质队职工，对基层农村和工矿的情况不算陌生。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安徽省肥东县当知青时，曾被调到公社机关当过一年秘书，处理公社与区、县政府之间的日常行政事务，包括编制农业生产计划与统计生产进度。每年，各级县政府都必须根据公社的基层生产计划和进度统计数字汇总上报省及中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才知道由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如何一级一级“造”出来的。在公社这一级，所谓的“计划”、“执行进度”数字完全是由大队干部信口编造，再由我这样的公社秘书“润色”“加工”后往上报送。倒也不是农村基层干部天生喜欢造假，而是因为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每天到各生产队去测量，稻秧插了几亩，山芋挖了几分。所谓的“农业生产计划”和“执行进度”数字纯属基层干部们为应付上面所玩的纸面游戏，不能说中央政府对这种纸面游戏毫不知情，只不过当时认为这可能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结果，工业、商业以及宏观经济的管理绝不至于如此荒唐。 我抱着这样的希冀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常的。要知道所谓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号称能做到物资、信贷、财政的综合平衡，这一特点还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注意到一个问题，这种综合平衡的计算从来都是全国性的，在省市一级却无法实行。于是，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计划经济体系的“黑洞”：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管理一切经济活动，而管理着日常经济活动的省市政府却无法实行综合平衡，那么，所谓的中央级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 省市政府无法实行综合平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省市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是封闭的，物资和资金必然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由于无法掌握物资和资金的跨省市流动，省市政府对本省市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无法全盘掌握，更谈不上实行计划管理了。在经济研究中，这个物资、资金的跨省市流动问题归属为“国民收入统计的流入、流出”。当初中国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了苏联的全套“计划经济管理方法”，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但这个事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能否真正实行的“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流入、流出”问题，仍然是个没有答案的待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居然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和文献可以借鉴。我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希望能了解究竟物资、资金的跨省市流动是否可以把握，由此再看那种正统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能实行。 1982年夏，我与一位同学合作，以北京市为调查对象，通过与北京市统计局合作，详细调查了北京市以及中央部门的资金流入流出，为此专门到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等中央机关集中的人民银行南礼士路分理处查阅了中央部委资金流动的原始纪录。结果发现，由于流出北京的资金经常经过甲地再转拨乙地，北京市的银行机构根本无法掌握流出资金的最终目的地。至于个人携带出入北京市的现金就更加不可能统计了。所以，实际上要准确掌握资金的跨省市流动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行的。 同时，我们俩还调查了北京市物资的跨省市流动状况。那时北京的大宗物资流动主要靠铁路运输，所以我们跑遍了北京铁路分局管内的主要货运车站，如石景山南站、大红门站、百子湾站等，调查钢铁、矿石、煤炭、建材等大宗货流的流向。调查结果与资金流动的调查相似，物资运输可能经过多次中转，所以要根据北京铁路局的发货纪录来判断物资的到达终点，也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北京市地域小，经济活动比较单纯，运输通道简单，尚且不能掌握这些资料；对一个省来说，与四邻的资金和物资流通就更为复杂，更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通盘掌握并“运筹帷幄”了。 正是通过这次调查，我终于看清了所谓的计划经济管理以及综合平衡等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套在书本上蒙人的说法而已。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是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但这次我们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调查却表明，由于物资和资金的跨省市流动事实上无法准确把握，所以省市一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综合平衡；既然省市一级都无法做到，国家计委的综合平衡也无非是一番自以为是的纸上作业，根本不能有效地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 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地区性综合平衡不可能”的结论是如此简单，我们两个大学生跑两个月调查就能了解真相，而苏联和中国的大批计划经济官僚与专家几十年来就想不到或者竟不懂得如何调查？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如此则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计划经济本来就是个“纸上乌托邦”，毫无“科学性”可言，它的鼓吹者其实不过是编了个“科学性”做幌子，真正看中的是它的政治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就这样被“纸上乌托邦”蒙着骗着过了几十年，还以为是被“科学”、“真理”指引着呢。 1982年夏天的这次调查，让我从理念上彻底告别了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了几年的“计划经济理论”，也对与此相关的乌托邦“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20年过去，我们当年探索的问题，有些已经有了答案和共识，有些则还在“游荡”着，象不愿消失的“幽灵”。 〔2003年1月应国内一友人之请而作〕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株连式拆迁：中国离法治近还是离人治近？
近来，中国有关“株连式拆迁”的报道突然多了起来。查阅后，方了解到这是一些地方政府为对付“死硬派”拆迁户而采用的“绝招”，其首创者是中共湖南省嘉禾县委、县政府。2003年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嘉办字（2003）136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亲属的“四包”工作，即“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 作；包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包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 不能完成“四包”工作的将停工、停薪，直至降级、解除工作。 这一绝招真是“出奇制胜”，不少人为保饭碗，被迫给亲属施加各种压力，以完成“四包”。但也有不听话的亲属，比如一对李姓姐妹的父亲不肯听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婿劝说，这对姐妹为免夫君受父亲的牵连，竟然被迫在同日离婚。不过，要求民众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本是中共党文化的基本原理，更兼这一招术不仅大大削弱了拆迁户可能获得的亲属支持，还非常有效地将政府与拆迁户的外部矛盾成功地转化为拆迁户亲属间的内部矛盾，软化了政府暴力，效率还远高于暴力拆迁。于是各地政府都争相仿效，做法大同小异，但都是根据拆迁户亲属所在工作单位所属部门，把任务分解到各部门，让各部门强制本单位职工分头去做拆迁户亲属的工作，职工若完不成“任务”就停工、停薪、调离甚至失去工作。至今已经被曝光的已经有河南开封、江西丰城等地。而各地亦演出不少夫妻离婚、父母子女宣布脱离关系的戏剧，不过这些家庭悲剧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 我于是希望新《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尽快出台，帮可怜的拆迁户解困纾难。今年3月，中国民众被告知：由于1994年制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一些规定不合理，比如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改造，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以及政府角色失当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源等缺失，将在新的拆迁条例里加以修正。据宣布，新的拆迁条例将有三方面重大改变：一是只有因公共利益才能对企事业及个人房屋征收及拆迁；二是政府是土地征收与拆迁的惟一主体，过去那种开发商因商业利益而进行的拆迁被排除；第三，关于征收拆迁的决策、补偿程序也将随之变化。 这三大“改变”当中，最关键的一大“改变”应当是“政府是征收及拆迁的惟一主体”。但仔细琢磨后，我发现这一“改变”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变动，只不过将以往地方政府的角色从躲在幕后当暴力拆迁的支持者转化成为地方政府可以在台前公开导演拆迁（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并且于法有据。我曾在“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一文中，在综合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规律：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有些地方，地方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将“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从形式上分为两家；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无论是北京、西安还是长沙，甚至上海、广东诸省，全国概莫能外。对这一事实，各地政府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 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说，将政府角色定位为“拆迁与征地的惟一主体”，无非是将以往政府拆迁办与拆迁公司合伙共谋下的暴力拆迁变成政府独家垄断而已，对旧拆迁条例所造成的“政府角色失当”根本不起任何矫治作用。而另外两大“改变”，即界定公共利益、决定合理补偿标准，其界定权与决定补偿标准权，当然也操之于各地政府之手。剩下的问题就是：民众能够期望各地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吗？就算是新拆迁条例中规定不许暴力拆迁，各地政府也准有奇招应付，比如各地正在盛行的“株连式拆迁”，恐怕就是各地政府用来部分取代暴力拆迁的新招术了。 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追究责任仅止于当事人本人，其他人不论与其有什么关系，都不得受任何株连。但“株连式拆迁”的盛行，却只让世界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奉行“人治”的专制国家。 (《华夏电子报》2008年7月17日,第 253 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核潜艇下沉，普京声望上升
6月19日，俄国正式公布了前年八月核潜艇沉没、造成一百多俄国官兵丧生事件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该事件是由於潜艇内舱鱼雷爆炸，是俄军内部的技术事故。 当年发生潜艇事件时，俄国军方隐瞒消息，想敷衍了事；後来又放出风声说，可能是美国军舰把它撞沉，或美军暗中发射鱼雷导致。但由於俄国有了相当的新闻自由，独立於政府的报纸上不仅有对该事件的追踪报导，而且还有对军方和普京总统的严厉批评以至谴责。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 Gessen）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通过独立的调查和追踪采访，俄国报纸指出，责任在俄国军方，而不是什麽捕风捉影的美国军舰撞击。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共产苏联时代，在那种一统化、封闭性的政治环境，苏联军方说什麽，就是什麽；共产党的意愿就是最终的定论。不仅对这场悲剧负有责任的将军们不会受到追究，党还可以用操纵的媒体把它定论为美国军舰所为，变成一场反美反西方的宣传。 这个事件让人不期然地想到去年春天发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媒体一面倒附合军方和政府的说法，谴责美国侦察机有意撞毁了中国战机。但一个是机体巨大、速度缓慢的侦察机，一个是机身小、速度快，灵活度大的战斗机，两者之间在偌大的天空中相撞，到底谁更应负有责任，显然有很可质疑之处。但中国的媒体不被允许独立报道和评论，更不要说像俄国媒体那样去独自调查，中国的二千多家报纸，谁也不敢对军方和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说一个“不”字。所以结果和俄国的潜艇事件正相反，中国的将军们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公开调查追究，反而把这场悲剧变成了一个反美排外的意识形态宣传。 当时受到俄国报纸严厉批评嘲骂的普京，没有去追究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俄国记者，而是老老实实接受批评，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个事件，最後把俄国国防部高层官员数人撤职查办。 核潜艇事件的处理方式，再次凸显了普京的现实主义领导作风的一面。而正是这种现实主义，使普京选择亲西方，向美国和北约倾斜，要融入欧洲，而不是追求“多极化”和美国及西方文明抗衡。 普京的这种政策，得到民众的支持。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亚洲发展局”最近发表的俄国问题专家史维索娃（Lilia Shevtsova）的论文“普京领导下的政治形势和经济自由：障碍，陷阱和机会”中引述俄国的全国民意调查数字显示： 2000年，普京的民众支援率从来没有低於65％，即使在核潜艇事故发生期间。2001年，普京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70到74％。 普京在总统大选时是以52％选票击败对手，但去年底，普京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达到80％（不支持率仅为18％）。 对於普京的亲西方政策，多数俄国人给予支持。67％的人认为俄国加入七大工业国成为“G8”非常重要。仅有5％的人主张俄国和美国对抗。今年初进行的民调显示，68％的俄国人把美国视为温和慈善的力量（benevolent power）。 正是这种民意的支持，给了普京更大的信心和权力深入改革，今天（6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说，上个月普京向国会提交的“土地私有化法案”已被通过，从1917年列宁革命建立的“集体农庄”将被根除。俄国人终於可以自己拥有土地，可以自由地购买和出售土地。 俄国人评价说，原来认为普京是“人们期待有所成绩的总统”，现在则是“已经取得真正成就的总统”。 这些数字和现象再次证明，俄国结束共产党统治之後，经过十多年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共产党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为普京走彼得大帝的“全盘西化”道路，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同时也在为俄国的国力提升，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俄罗斯的崛起，建构基础。 2002-06-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署名赵黎青的一篇文章，题为“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尽管作者声明自己既不赞同将外国NGO“天使化”，也不赞同将其“妖魔化”，只是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做“全面”评价，但这篇文章所标识的对外开放动向却值得高度关注。 这篇文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推进法治，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第一部分表明作者的客观与公正，第二部分是政治指控，第三部分则是道德指控。 但细细读后却会发现一点，该文所有指控都未列举具体证据。如在“危害国家安全”项下只说“从公开的信息看，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刺探和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其他方式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例迄今还并不多。但是，始终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在“ 破坏中国政治稳定”这项指控之后，该文说：“迄今外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公开的信息看，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事例的背后，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很有限。”而在“助长了中国的腐败”这项指控后面，做的结论也是“虽然接受外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方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多数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从已被公众所知和尚未被公众所知的一些事例看，腐败现象也是相当多地存在着的，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公益性为标志。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外国非政府组织难辞其咎。” 凡稍有头脑的人，读过这三项指控之后，都多少会感到这是“莫须有”的现代版本。那么，既然该文承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所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政府主管下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起自民间的各类‘草根组织’ ，政府体制内的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而且所有的活动也都在政府严密看管之下，再加上接受资助者高度自律，何以还要高调指出这些NGO潜在的危害呢？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NGO“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尽管多数外国NGO“提供资助时尊重中方合作伙伴”，“鼓励中方伙伴自主开展活动”。但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喜欢以导师自居，以金钱为依托”，“将其所在国家的一些既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活动方式，照搬到中国来”。这句话的意思用中国政府习用语言来说，所谓照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和平演变”，让中国西化，算是广义的“颜色革命”。 允许外国NGO进入中国，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但随着近两年防止“颜色革命”成为当局的中心政治任务，当局对外国NGO的防范控制日趋严格。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就一直在清查接受“外国可疑资金”的一些民间草根组织。在防范外国NGO这一点上，中国有个意见一致的盟友，那就是俄国。今年4月，俄罗斯普京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这部法律对俄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资助进行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俄注册的外国NGO与本国NGO必须通报资金来源并说明资金用途，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被发现与俄宪法相抵触并威胁到俄国家利益，其注册权将被取消。 可以预见，《学习时报》上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外国NGO政策收缩的一个公开信号。 检讨近期内涉外政策，就会发现三种几乎同步发生的现象：一是在外企建立党支部与工会――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局此举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工人而在于加强社会控制；二是收缩对外国NGO开放之门，为防范“颜色革命”预作舆论准备；三是一向颇受欢迎的外国资本最近也在中国受到了排斥――凡属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则被中国舆论视为“中国全球化的里程碑”，而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并购，不管其收购对象是否属于战略型产业，一律目之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判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 （原载于《华夏电子報》2006年9月7日，第15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总统 vs.两个市长
前天是911事件九周年，但伴随今年美国悼念活动的，却是两个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媒体关注的争议∶一是穆斯林团体要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二是佛州有位基督牧师要烧《可兰经》。 美国各界人士纷纷表态，卷入争议之中，其意见之纷纭，充分体现美国的多元与理性。其中美国总统、两位纽约市长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 总统奥巴马的态度是∶支持盖清真寺，但强烈反对烧《可兰经》，公开指责欲烧经书之举。 现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则是一面倒∶认为盖清真寺和烧《可兰经》都是“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都不违法。所以他不反对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对要烧《可兰经》，他也没有明确反对和谴责。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则提出“权利”和“对错”之说∶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和烧《可兰经》，都是宪法保障的权利；但是，有权利做的事，并不等於是对的。这两件事，都错了，所以他都强烈反对。 这三种意见，哪一种更有道理？首先，奥巴马的态度明显错误。因这两件事既然都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如果支持，就应该都支持；如反对，也应一块反对。而支援一个、反对另一个，明显逻辑不通，更不统一标准，是最糟糕的那种。难怪四成多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而不到三分之一认为他是基督徒。 布隆伯格的观点，对了一半。他强调了宪法权利，但正像朱利安尼说的，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并不等於那麽做是对的。现实中很多事情，在美国你都有权利去做，比方说恶语骂人（只要不恐吓），但并不等於那是对的。 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这个问题，就像不能在美国的珍珠港、中国的南京等地，盖日本武士道馆，不能在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遗址盖德国文化中心一样。因为这有一个要不要尊重当地人（尤其死者家属）情感的问题。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明显是不合适的。在百分之七十美国人反对的情况下，穆斯林团体还坚持要在那里盖，就有明显的挑衅意味了。 至於烧《可兰经》，那个牧师当然也有权利做。不要说在自家院子烧书，即使烧美国国旗，在美国也不违法。但烧书这种举动，是疯狂之举。古往今来，烧书都是恶行。秦始皇“焚书坑儒”，希特勒焚书反犹，毛泽东文革烧书，都是历史之恶。书是什麽，是文字，是想法（ideas）。对付思想，只能用更多的文字，而不是火或剑等暴力。何况烧《可兰经》会更刺激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对立，甚至威胁到驻外美军及普通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当然更是完全错误。 在这场大争论中，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对於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穆斯林世界几乎一片沉默，没有什麽反对之声。但是对佛州牧师扬言要烧《可兰经》，美国是上上下下，左派右派，异口同声地谴责痛斥那个牧师。最後他只好放弃烧书了，因舆论批评之重，恐怕他也无法承受，连他女儿都公开谴责说“老爸疯了”。 如果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份子，对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也能像美国对烧《可兰经》这样同声谴责，恐怕这个清真寺计划不仅会取消（这才会有利於穆斯林社会跟美国的友好），连拉登、盖达们，恐怕也难有立足之地了。 但愿美国的这场大争论的真实信息能传进伊斯兰世界，促使人们在明辨是非、对错中，结束毛拉们的专制统治，让那里也成为一个像美国这样多元而理性的世界。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9月13日“曹长青专栏” 2010-09-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拜登民主峰会沦没为“扮傻游戏”
何清涟 关于拜登民主峰会，世界各大媒体已说过了千言万语，基本认定是对抗中俄的集结号；因为没邀请中俄参加而邀请了台湾，中国官媒声讨文也发表过万语千言。等到12月9日拜登的致辞与其搭档哈里斯女士推销美国新投票法案（为人民法案的变种）之后，各大媒体发现自己原来热情押注的猜想全成空，只好匆匆转述拜登致辞的口水话，报道热情如大海退潮。 本次民主峰会其实是对世界各国左派政府与媒体智商情商的一次大检测。 民主峰会的主旨是推销“2020后美式民主” 拜登民主峰会的当天，我看过拜登-哈里斯联袂登场的两场讲话后，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 拜登民主峰会的目标，世界都以为是对付中俄，原来猜偏了。 从首日会议重点来看，原来拜登是为自己窃选洗白。根据是两点： 1、拜登在致词中强调要花钱推广以选举诚信、科技在选举中的应用（实则是Dominion选举机器的普遍使用）及反腐败为核心内容的民主党经验； 2、哈里斯在会上呼吁要促成美国通过H.R.1为蓝本的新投票法。 在发表这条推文之后，我遍查美国中英文媒体，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左媒无论中英文，主要强调这次民主峰会的反腐败主题，对推广2020后美式民主的报道如蜻蜓点水，甚至不提哈里斯的发言主题——要求美国国会通过反选民压制包装下的新选举法案。 拜登发言的真正主题是他在致词时表示，将推动总统民主复兴倡议（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在未来1年拟投放4.24亿美元（约33亿港元），用于5个领域，将集中应用在5个领域，包括支持自由和独立的传媒、打击贪污、支持民主改革者、为民主推进科技，及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与政治程序。在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与政治程序上，拜登则提倡加强选举诚信、尝试和推广捍卫民主选举的创新方法等。最重要的是，在这为大会定调的致词中，拜登还强调美国要以身作则，言下之意是：美国仍是世界真正的领导者，还请各国继续追随。 我经历过2020选举，看到无数窃选的事实，左媒更以捍卫民主的名义自我炫耀窃选成就，比如《时代》周刊今年2月6日那篇《影子竞选秘史》。也因此，听到从拜登口中汢出“选举诚信”这个词，顿生滑稽之感。拜登拍档哈里斯女士在视频讲话中，更是毫不掩饰地利用民主峰会这个临时搭建的国际政治平台谴责共和党州以查验选民ID为重点的州级立法是“压制选民”，呼吁美国国会必须通过民主党的投票权法——以2019-H·R·1法案为蓝本的《为人民法案》。这个法案以破坏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传统为目标，主要内容是废除查验投票者ID、16岁以上可以投票、提前投票与大规模邮寄选票、恢复重罪犯的投票权等多项新规定。这个法案不仅被美国共和党与一些媒体（CNN、纽约时报之外）反复批评为颠覆美国宪政、目标是让民主党永久执政，还被本党资深参议员曼钦今年6月在《查尔斯顿宪邮报》（Charleston Gazette-Mail）上撰文批评为党派投票立法，曼钦明确表态：“我相信党派投票立法将摧毁我们已经越来越弱的民主，因此，我将投票反对《为人民法案》。” 国内议题国际翻唱为哪般？ 为什么这两位美国正副掌门人要在民主峰会推销民主党那点私货？这还是师当年借助盟友批评川普渲染其不适宜做美国总统的故智。今年白宫执政成绩太差：社会治安迅速恶化、通胀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民主党治理的各大城市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20多个主要城市成了零元购高发之地，感恩节期间，这些城市的商家难免被零元购者光顾。美国人对他们的不满正在迅速上升。 这种不满还表现为质疑窃选。在拉斯穆森报告10月11日的民调中，56% 的受访者表示，“作弊很可能影响了 2020 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与 4 月份相比有了显着增长，当时 51% 的人表示“拜登的选举受到了作弊的影响”。这段时期，正是民主党试图强行通过“自由选举改革”并关闭共和党州要求查验身份证件的投票改革之时。 与此同时，民主党还有12位资深众议员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从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因袒护性别漂移者在该州石桥中学女洗手间强奸女生的事发之后，引发不少原本支持民主党的中学生家长为自家孩子学校安全担心并纷纷倒戈，最终导致维吉尼亚州长选举败给共和党人之后，先后有12位民主党众议员宣布明年不再竞选连任。其中特別以已在众议院任职超过30年的众议员普萊斯（David Price，北卡罗莱纳州）、多伊尔（Mike Doyle，宾州）不再参选的决定最受瞩目。 这种情况下，如果共和党州实行查验选民身份的州法，民主党肯定在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中败北。情急之下，拜登-哈里斯决定利用民主峰会推销他们反对选民压制（查验身份）的“诚信选举”改革，希望得到“民主阵营”的支持，然后再倒逼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扩大民主党选票的选举改革法案。这就是这次民主峰会上拜登-哈里斯联袂演讲的真实目的。 当今世界政坛中没有傻瓜，只有装傻者 迄今为止，美国左派如此作践美国，但如此大的家业，还够几年折腾的，因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老大。也因此，对于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之事，各国政府守外交准则，不置一词，祝贺如仪。但在民主峰会上却将查验ID批为压制选民，将自家以邮寄选票、16岁以上青少年投票、不查验投票者ID的欺诈行为鼓吹为“诚信选举”并要推广，却有点太侮辱与会国领袖的智商了。 且看欧盟领袖、法国马克龙在12月10日的讲话，只要不装傻，就能听出话中带的一两根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每个民主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切都归结为能够说出你的想法。用一张选票来改变事情，它是由公民赋予和剥夺的权力，由制衡机制构成。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没有两个民主国家是相同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政体和我们公民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被数字化转型所定义。这种转型不仅给我们的民主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风险。” 法国总统马克龙：“如果通向民主有多种途径，……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的伙伴加强他们自己的模式，实现更多的民主。不是通过给他们上课，不是通过认为有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通过促进民主的出现，……发明了‘一人一票’理念的法国和欧洲，将参与到这个（民主）‘行动年’的倡议中。” 印度总理莫迪在发言中说，“世界不同地区走的是不同的民主发展之路。我们可以从对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不断改进我们的民主实践和制度“。 在法广12月10日那篇《首届“民主峰会” 欧法印领导人相继发言》的引文中，看不到这些领导人表示要学习美式2020后民主，也看不到对拜登-哈里斯讲话主旨的呼应，强调“独一无二”与“不同”、“我们都需要不断改进”用在此会的发言中，表明的就是不追随美国“2020后民主”了。米歇尔谈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显然指Google、Twitter等高科技公司与网络社交媒体使用科技手段干预美国大选之事。法国马克龙谈“一人一票”，显然是指真实的选民，而不是指未经过ID查验的虚拟、邮寄选票选民。顺便要提的是：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奥宣布将实行外交抵制之后，马克龙宣布法国尚无抵制计划，德国新首相宣布要慎重考虑是否实施外交抵制。 英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说明该国对美国2020大选有看法。早在2020年12月15日，英国政府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在线安全立法》（Online harms law）计划，对包括谷歌、Facebook、YouTube、WhatsApp和推特等网络高科技媒体平台提出了新的责任、义务和要求。2021年5月11日，英国女王在国会开幕大典上，宣读了政府将引进《选举诚信法案》（Electoral Integrity Bill）,投票者必须出示有照片的 ID。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曾有无与伦比的软实力，这软实力就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拥有良好国家信用的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民主灯塔，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第三波民主化。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的软实力日渐衰减，经过2020年大选与拜登执政，已经被严重破坏。世界毕竟不是《纽约时报》与CNN这类民主党喉舌在短时期内可以成功洗脑的，在破坏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后，拜登政府还想将这套破坏选举诚信的HR1方案藉选举改革之名，利用民主峰会推向世界，其结果可想而知。 （原载大纪元，2021年12月1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12/n1343229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今天，你被“线人”盯上了吗？
检索着各种有关中国政府聘用“线人”的资料，手指就不自觉地在键盘上敲出了这个标题：“今天，你被‘线人’盯上了吗？” 这确实是每一个对公共事务表示关心、以及爱好上网发言的中国人无可逃避的问题。 一、密布全国各处的“线人” 先说被“线人”盯上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最近，一则在新华网被堂而皇之登出的采访称，（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同志对记者炫耀，他“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 这个网络有多大？且看刘兴臣开列的数字：开鲁县由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据中国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宣称的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线人占人口比例远高于这种偏远地区。 这些“线人”的最底层就是在网路上活跃的“五毛党”，以上传一条帖子得五毛钱（即0.5元人民币）报酬而得名。但因现在就业艰难，这一出卖灵魂的“职业”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报酬贬值。湖南省衡阳市政府部门近日公布：每个帖子只发一毛钱，每个人每月不得超过100元。 这样广为分布、自成系统的“线人”制度，除了毛泽东时代发动人民群众告密的“积极分子”机制之外，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还有如此完备的制度。但毛时代由于信息封闭、愚民政策成功，毛对臣民的放心程度要高于今天的统治者。统治者对于臣民如此不放心的年代，则只有元朝可以相比。 元朝以少数人口入主中原，面对庞大的汉族人口自然心生不安，除了将民众分为四等之外（其中将汉族人分为“汉人与南人”，有如毛泽东将剥削阶级划分为“地主”与“城市工商业者”，后者待遇高于前者，这种划分使人群之间产生地位隔阂，不易团结），特别规定汉族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族人私藏兵器（例如十家人才能拥有一把菜刀）等，并派遣蒙古人入住汉人聚居区管理汉族人。 可以说，元蒙采取的上述措施，今天中国都在实行，只是与时俱进地稍加调整，比如武器管制的种类从菜刀进化成了鸟铳、枪枝等，这是因为人类早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与核武器时代。与元代统治者相比，今天的统治者还多了高科技手段这一监控利器，与线人制度相辅相成，铸就一张保护“中共统治万万岁”的“金盾”。 二、学府亦成特务活动之地 不幸的是，这种线人制度并非只有内蒙古才有，而是遍布全国。中国高等院校内部就建立了“安全信息员制度”。何谓“安全信息员”？即负责监视告密的兼职特务――线人。 中共统治之下，线人一直存在。但以“安全信息员”名义出现，据能够搜索到的资料，最早的试点是上海师范大学。该校于2002年5月21日颁布《上海师范大学部门信息员工作职责》。全面推开是2005年下半年，不少大学及学院均公开在其网站贴出招聘安全信息员的公告及《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名称与内容大同小异，如江西南昌大学的名为《学生教学督导信息员工作条例》，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的称之为《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东北电力大学则叫做《学生信息员队伍组织管理办法（修订）》。 三、学校的“安全信息员”是种什么类型的工作？ 这一制度大体如下： 1、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挑选一些“政治可靠”的学生，发现教师与学生有“政治不正确”言论，及时向校方有关部门报告。如青岛理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建立“安全信息员队伍”，是“每班2人，男女各一名，由党员或学生干部担任，主要职责是及时汇报班级、宿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包括“特殊学生”与教师的授课内容。 2、信息员工作属于有偿性质，但如何付给报酬各学校不同。其报酬之低，从吉林大学规定每位信息员每年上报的信息“不少于20次”，可“报销120元左右的购书款”来看，每条是人民币6元。但家境贫困的学生愿意从事这类活动，如山东德州学院就以为贫困学生提供课外工作机会为由，让他们成为“安全信息员”。 3、安全信息员表现好，可以“在评优、政治进步方面学院给予优先考虑”。 最能体现恐怖统治特点的是，允许安全信息员根据传闻上报，不需要他们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这一点与根据提供信息条数多少结合起来，不少信息员可能置教师与同学的安危于不顾，为了得到报酬而捕风捉影地制造“信息”。 有的学校聘用的“安全信息员”队伍不可思议地庞大，比如曾获陕西省综合治理办公室、省教育厅、省公安厅联合授予“陕西省平安校园”称号的西安理工大学，在学生中就确定了2,627名安全信息员，另外还在教职员工中发展了65名特别信息员。该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与专科生共计23,404名，教职员工2,326人。据此推算，大约不到10个学生中就有一名安全信息员；35位教职员工当中就有一位告密者。 大概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象中国这样，将传授知识培育人才的大学校园变成了特务出没之地，并以鼓励“告密”这种最无耻的行为腐蚀青年一代的灵魂。 四、中国国安部：苏联克格勃与明代东西厂杂交的产物 中国现存的告密制度，既源于苏联的KGB（克格勃）制度，也有中国自身的文化传承，比如明代用来监督臣民的厂卫制度。与它是孪生兄弟的还有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即大名鼎鼎的秘密警察情治机构“史塔西”。 明代厂卫制度即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合称，这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特种镇压部门，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安全部。“厂卫”特务可以随时随地以朝廷之名监视，逮捕，拷打任何人。经常有人因为说了对当朝不敬的话，甚至因与厂卫特务有私怨而被处死。至于那些神秘失踪的，就更多了。可以说，厂卫制度完全是残忍的国家恐怖主义杀人机器，人们对厂卫鹰犬的害怕程度，超过了土匪。 苏联的KGB 同样是苏共统治期间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杀人机器，该机构以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闻名。在KGB全盛时期的苏联，不仅老百姓和普通干部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提心吊胆地度日，前苏联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更可悲的是，作为杀人机器的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东德的史塔西以“党的剑与盾”作为座右铭，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 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在东德的社会生活中，史塔西无所不在。其结果是：从1992年1月开始直至2008年，共有600万人次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不幸的是，查阅档案者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互相出卖者比比皆是。随着真实情况的日渐揭露，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在社会蔓延开来，德国公众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夫妻朋友反目到处可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 我不敢想象中共为了稳固一党专制的统治，如此大规模培植线人的恶行对中国那残破不堪的道德现状将造成何种冲击。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成为互相监视、伤害的第一要素的时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无法从道德的污泥中拯救自己。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57期，2010年3月4日）
何清涟2025-11-09 00:25👍 0💬 0从汶川到玉树：中国政府行为的变与不变
4月14日上上午7时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几乎是两年前四川汶川地震的灾难复制，提前唤醒了中国人对那场灾难的悲痛记忆。但是，比地震更让人心痛的却是在应对这类突发性灾害时，政府行为依然那样不可理喻。 除了救灾，中国政府最先想到的还有什么？ 与两年前一样，这次强震来临之前，震区居民没有得到任何预报。当地震发生后，当局在发出抗震救灾的动员令的同时，还发出了另一道内部指令，即如何控制舆论。据多方消息，中宣部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向中国各主要传媒下达了内部命令，要求突出报道党政官员关心与慰问灾区的消息，禁止报道任何有关青海大地震的负面信息。所谓“负面信息”包括批评政府救援物资迟到、因学校校舍倒塌导致儿童与学生死亡等消息。此外，中宣部还禁止除青海省以外的地方媒体记者进入灾区报道地震，已经去灾区的记者要全部召回。 更让国人郁愤难平的是：这次青海玉树地震还是处于有专家预测却无地震预报的状态。预测到此次地震的专家有中国地震谘询委员会委员沈宗丕、林命周、赵伦等三人，他们曾预测4月13日前后7至14天可能发生7.5至8.5级之间的大地震，并于3月13日将结果提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交了地震短临预测卡片”。2010年4月3日，沈宗丕等三人又向中国地震预测谘询委员会等各方面专家和院士等提交以上的短临预测意见，同时还向强祖基等28位预测专家发出了电子邮件，希望通过各自的手段和方法，密切配合，进一步缩短预测时间和缩小预测范围。山西省地震局侯马地震台工程师余向红也在震前预测到4月14日在青海玉树有地震并提交了预测意见。 这些信息，否定了汶川地震之后国家地震局负责人的“地震无法预测”之说。人们有理由责问：在已有前兆，又有凌晨5时发生的前震（地震界称“信号震”）的情况下，政府为什么没有预警？致使玉树民众错失了两个小时万分宝贵的逃生时间（甚至有学生恰在这段时间走进课堂）？这一责任究竟应该由谁负？中国民众得到地震预警的权利究竟被谁剥夺了？ 汶川地震的“宝贵经验”：只接受金钱与物质援助 论证“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时，资源征调能力强是论者经常要强调的优势，2008年汶川震后救灾既证明了“中国模式”这一优越性，也证明了腐败（如救灾物资被贪污）是中国模式无法治愈的顽疾。也因此，美、日及欧盟各国在玉树地震之后虽然纷纷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当中国政府表示能够应付并拒绝救援人员奔赴青海实地救援，各国政府明白了中国政府要钱不要人的心意之后，于是纷纷捐点钱算是聊表心意，那捐款比起汶川震灾所得捐款不知少了几多。 中国政府何以会持如此之态度？推究起来无非是以下几点原因：1、青海高原是西藏人聚居之地，自2008年3·14拉萨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对西藏自治区与藏人居住区施加严密的警戒与军事管制，藏区已经不再是外国人能够自由来往之地。2、青海是中国导弹基地集中之地，有军事保密的需要；3、中国当局汲取了汶川地震的经验（当然还有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的经验），总算明白了一个事实：外国传媒可以被愚弄于一时，但这时间很短，短到中国政府来不及享受其中乐趣。比如汶川震后一周之内，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曾受到各国传媒好评，个别媒体还据此断言中国政府已经大有改变。但随着大量豆腐渣校舍的真相披露，被藏掖起来的肮脏就暴露出来，地方官员实施高压政策控制社会、控制舆论，救灾款被贪污、官民关系恶化等种种让中国政府脸上无光的丑陋全都见光。汶川震后救灾后期，那一片歌功颂德之声的官方宣传，不仅令国内人民反感，还让世界看到中国政府的本质根本未变，只是做戏手法变得更高明了一些而已。 因此，中国政府牢记“伟大导师毛主席”那“错误与挫折教训了我们，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的谆谆教导，这一次从一开头就拒不开放，不仅将外国救援人员拒之于门外，而且让大多外国记者无法顺利到达震区。此举使得来自玉树的消息远不如当年汶川地震那样丰富，中国境内的人士如果不能“翻墙”，则只有两类消息来源，一类是国内媒体在宣传禁令下的消息，这些消息铺天盖地，以报道党与国家领导人如何关心这场地震、受灾民众如何感因戴德；解放军及武警官兵奋不顾身地抢救、社会各界救援如何及时送达等“正面报道”。另一类则是来自博客与Twitter上的消息，这些消息均发自现场，往往是某地的一些具体真实场景的披露，无一不否定着所谓“正面报道”努力塑造的党与政府的形象： 在死亡人数上，政府统计的残废死亡人数虽然“稳步增长”至两千余人，但在震灾现场的人却通过多种渠道告知外界：他们亲眼看到的死者已逾万人，他们“不明白为何国内电视报道的死亡人数只有千余人”。 在对灾民的援助上，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是受灾群众及时得到了党送去的温暖如帐篷食物药物等；但现场的灾民却诉说着食物短缺，因得不到帐篷及风餐露宿，出现腹泻、感冒等疾病的苦况。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还指出，一些急需救济的藏民告诉他，运送救援物质的车从他们身边不断开过去，但并未有车辆给他们水与食物。 其实，外地救援队伍因为高原反应，呕吐乏力等原因难于及时投入营救，这些情况说出来，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理解。但现场却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被震垮的结古镇职业学校，藏僧努力搬开瓦砾，就在发现一只被埋者手臂的时候，原本在一旁休息的士兵突然行动，一边挥手要僧侣走开，一边拿着自备的摄影机开始拍摄，然后迅速挖出这名年轻女孩的遗体。 这一举动被参与抢救的藏僧斥之为“我们是想来救命，他们把这场悲剧视为宣传的机会。”《纽约时报》这条消息伴随着那张数位红衣喇嘛立在废墟上参与救灾的照片如今已传遍世界，人们根据自己生活在中国的经验，当然知道哪类消息才是真相。于是，这些令人悲伤的细节无情地撕扯着不少中国人的心灵。 对国家救灾方式的一些思考 中国至今还保持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资源由政府垄断，大型公共工程与救灾事业也由政府承担。但从两场地震前后的政府行为来看，国人实在无法安下心来。导致国人不安的因素有两点： 第一，中国人是否拥有地震预报的知情权？须知减少地震伤亡的最佳方式是地震预报，而非事后的救援。事后救援再及时，也因为人力、物力、时间的关系，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之举。两次地震都证明，部分中国专家具有准确预测地震的专业能力，只是国人无法得到政府的预报。既然专家已经预测到青藏高原已进入地震活跃期，庶民们为什么得不到地震预报？换句话说，中国的地震预报什么时候能够从“维稳”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纯专业的问题？地震毕竟不是人祸，是天灾，提前预报既损害不了党的形象，也不会影响社会安定，让震区人民事先防范虽然会有生活的不便，但与无预警的地震所带来的巨大伤亡相比，其损失实在要小得多。 第二，政府不要再迷恋于封锁信息这类前互联网时代的做法。中国当局应该认识到一点：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封锁信息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举。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封锁信息，只是增加了人们得到信息的难度，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拿到太阳光下曝晒。 我相信，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是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心愿，但如果维稳的手段还是这种控制信息加上政治高压的特色，每一次灾害来临之时，得到可能只会是民众的怨恨而不是爱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期，2010年4月22日第24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5👍 0💬 0社会危机挑战“夹生饭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反思
1994年末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墨西哥踏上“去地狱度蜜月”之途，至今这个国家还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徘徊；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南韩，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韩国也因此获得“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将韩国从“四小龙”队伍中剔除出去；1997年7月泰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又震撼了世界，这场危机对整个世界影响的“边界”在何处，至今还没人能准确预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称“遍地都是腐败”，而这两国政府还严格控制传媒，极少有贪污腐败案件曝光，并被提交到法庭进行审判。总之，“夹生饭”式的改革（纯经济领域的改革）虽然使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在过去20多年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长期的集权政治和封闭的经济体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传统使得亚洲大多数国家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今天，腐败仍然大行其道，并使其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 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危机虽然只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其背后却蕴含着这两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并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面临严重挑战。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关贫穷、分配和增长的政策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和评价，对“美洲狮”和“东亚龙”那种摒弃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 “效率优先”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近20多年来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关心的话题。从6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第三世界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经济学”，相继提出了两个有参照意义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样板：“巴西模式”与“四小龙模式”。而这两个模式在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都选择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 所谓“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战略，强调先增长后分配。这种战略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是效率优先，其观点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对GNP的努力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而大规模投资，又要求有较高的资本形成和储蓄率，这方面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杜马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伦理支持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曾流行一时的看法：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尚不足以从社会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价。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种思路在我国改革初期被演绎成这样：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腐败也有利于消解旧体制，GNP的高速增长就是一切，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代价。只要把蛋糕做大了，经济增长的效益就会通过“涓滴效应”自动流入社会下层，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自动改善。这种观点在政治学上的反映，就变成了“实力论”。“实力论”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就应只以军力、国力、GNP等作为发展的指标和尺度。总之，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和实力论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丢在一边不予考虑。 这种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本世纪50～60年代曾在刚赢得民族独立，希冀迅速摆脱贫困的后发展国家中风靡一时。联合国也与此相配合，于60年代初制定的第一个10年（1960～1970年）国际发展战略，强调把经济增长、GNP和工业发展速度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和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并具体提出发展中国家GNP年均递增5％的数量指标。 “夹生饭改革”和跛足的发展道路 “效率优先”增长模式的提出，从世界范围来说，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收入分配领域，发达国家在19～20世纪上半叶确实曾经历了为效率而容忍一、二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大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困更难忍受。今天广大贫困国家的人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平等是一个应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也正因如此，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施结果令人失望，因推行这一战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亚诸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以高通胀、高失业率、高度腐败、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累累外债为代价，虽然换得了GNP的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南亚的巴基斯坦到了1958年，由于大规模的腐败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而导致了“民变”。这些国家共同的特征是：民众只是政治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的主体，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来进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内阁部长等组成了一个个剥削民众的联盟，这些带垄断性的恶性分利集团，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影响政策制定，操纵舆论，向政府寻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好处广大民众没有享受到，相反却流向富裕阶层，种种社会病反过来又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因此也就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战略，到了60年代后期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时间上，代表南美诸国发展道路的“巴西模式”在国际上的传扬及影响要比“四小龙模式”早一些，但其致命缺点却也暴露得充分一些。 巴西、墨西哥等国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虽然也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但却在沿海少数大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以至城市不同社会层次之间造成了可称为断裂性的发展，贫富悬殊极为严重，据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统计资料，80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美国著名的发展社会学家柏格尔发表评论说：“巴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国度，……巴西8500万穷人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陷进惨境的人类代价，真可谓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民因贫穷而过早死亡”。“巴西模式”的失败，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如过分依赖外资等等之外，在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阶级缓和与社会平衡、人民的基本权力，尤其是政治民主权力等方面，都淤积了大量严重的问题，当矛盾集结到一定程度时，便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现代化发展进程受阻。 紧步巴西的后尘，被誉为“美洲狮”的墨西哥与被列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的南韩，也都因其政治体制的严重问题而出现种种社会危机。这两个国家总的特点是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盛行、红包文化泛滥、贪污贿赂成风。最终造成了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鼓吹国家控制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以及认为在这些国家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与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二者结合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现代化之路的观点，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在专制式的管理、苛刻的雇佣制度、缺乏信任的劳资关系、缺少有效的雇员代表制，以及权威主义的甚至镇压型的政治制度下，现代化道路到底会延伸到何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过去25年中经济地位的上升，曾推动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不懈地努力解释这些经济的出色表现，并试图从“经济奇迹”中为其他后发展国家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成了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主要解释理由。但到了今天，人们确实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重新进行批判性的审视。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战，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战略性调整，相继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素。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虽然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性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五大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到极限，但实质上的深刻含义却是宣告效率优先的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类认识未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以后，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报告有相似之处，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将自己这一派的论点称之为“持续发展观”。其要点是重视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有人将这一理论观点简单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但到了80年代，各国学者继续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法国学者写的《新发展观》为代表，对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到了9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却在增加，全世界有1/5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自从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0多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队伍日益庞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和平与发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关心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 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上述观点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突破，并被世界各国作为今后社会发展方略的主要精神。 我国改革之初，正好是东亚经济奇迹方兴未艾之时，效率优先增长战略曾是我们的首选方案。这一战略在我国的实践，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起了种种社会不良反应，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边缘人数增多、贪污腐败面急剧扩大，社会犯罪浪潮迭起，经济领域问题丛生。如何看待上述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会清楚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体制根源，只不过它们是在改革进程中集中暴露而已，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全面的具体表现。要想解决这些矛盾，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如因为改革进程暴露了种种问题而否定改革，无异于因噎废食，这种“倒洗澡水时连浴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必将使我们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对改革出现上述问题，尤其是腐败对改革侵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那种权钱交易、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们需要对前十几年的改革进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弃那种没有发展、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对改革的认同不应只认同“名”，还要注意其实质内容。 作为国际大家族成员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段话表明我们已找到社会发展本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而要落实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一亘古常新的话题上来。 公平与正义：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 公平与效率，无论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实践。我们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19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以及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 .缪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尤其是冈纳 .缪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后，明确地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一条，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以及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造成的不平等。 追寻改革的轨迹，就会发现18年改革中，权力寻租活动领域是随着改革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商品的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双轨制（股票交易和土地的批租）–买卖中小国营企业。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操纵着利益的分配。越到后来，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越明显，越肆无忌惮。大量俯拾即是的事实表明，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权力市场化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并为改革埋下了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旦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已无力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所谓公平和效率，二者并不是种简单的并列关系，两者何者为先隐含的是一种价值选择。因为从动态操作上说，公平和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后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我们必须从墨西哥危机中总结经验，从南美国家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所造成的农业凋敝、通货膨胀、全社会高度腐败、政治不稳和突发事件频繁等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既要避免墨西哥式的危机在中国出现，也要避免近百年来不断重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危机再一次出现。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与正义，将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国家获得真正的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因为公平与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全文6100字，发表于《天涯》1998年第1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曹长青∶殷海光超过鲁迅和胡适之处——纪念殷先生去世 50 周年
今天（2019年9月16日）是殷海光先生去世50周年，今年12月是他诞生100周年。一个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和死是这样的周年可能是偶然，但在中国过去百年历史中，出现殷海光这种理念清晰、心灵强大、坚守自由主义价值、敢於批判国共两党的智者与勇士，绝非偶然，更是罕见。这起码体现在如下10个方面∶ 第一，认清共产专制，对极权警觉超过鲁迅。 在国共争斗的历史大潮中，殷海光一直反共，直到去世都没改变。这是他的大智慧！当年无数知识人被红色思潮迷惑，相信共产主义而追随中共。殷海光则很早就认清，共产党代表专制，代表暴力，会把中国带向灾难。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才20多岁，就旗帜鲜明地反共，并一路奋笔疾书，後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之观察》，指出中共本质是反民主、真独裁；共产党五大特徵∶诡变性、独占性、坚执性、国际性、崇尚暴力。因为反共，所以他支持了国民政府，最後选择跟国民政府一起去了台湾。 当时到底有多少中国知识人追随共产党，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但从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去留名单可大致看出比例∶全部81名院士有60人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占74%），只有9名选择去台湾（另12人去了美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殷海光选择去台湾，唾弃共产党，是智慧，也是勇气！在短短50年的生命中，他并没有经历共产社会，也没遭受到共产党的直接迫害，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之清晰、之深恶痛绝，超过众多深受共产磨难的文化人。殷海光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当然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中共把他列为「十大文化战犯」，可见他反共的影响力。 所以说，在对共产党本性的认知上，殷海光超过鲁迅。鲁迅曾一度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左联。毛泽东的红军溃败到陕北时，鲁迅曾托人给毛送去金华火腿以示慰问。鲁迅去世三年前，还想写红军，他与红军将领陈赓在上海长谈，当时陈赓画的红军行动草图鲁迅一直保留。好在他最後没写，否则歌颂红军不仅是败笔，更是耻辱。 当然，鲁迅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去世了；他如活到中共建政，看到毛泽东们的本相，也一定会反！毛说过，鲁迅如活著，或是识时务住嘴，或是在狱中（被毛抓起来封嘴）。我在《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https://www.taiwanenews.com/doc/cao20150916.php）。相比之下，殷海光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共产党的独裁本质，所以对中共从无幻想，到死都是严词痛斥。好眼力，真智慧。 二，批判国民党，特立独行远超胡适。 台海两岸的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人，多年是这种状况（尤其是殷海光那个年代）∶追随共产党的自然反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基本都反共。而殷海光是个异数，他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也反蒋、批国民党。 殷海光不到30岁就做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可见被重用程度。但他在台湾更看出国民党的独裁本相，所以加入了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写出很多抨击时政、痛斥国民党的犀利文字。 殷海光的反国民党不是出於情绪，而是从理论上认清了国民党也是专制政党的本性。他指出∶共产党是极权主义，国民党是次级极权主义。只要是极权，都得要反、要批！他追求的是一个真正有自由的社会。 1958年殷海光执笔的《自由中国》社论疾呼∶组织民主在野党，对抗国民党独裁。在党天下的台湾，他就敢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之声∶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他继续独裁的幌子，「藉著反共而做尽一切坏事」。「国民党政权是建立於党阀、军阀、财阀、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国共两党都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都鄙视理性，崇尚权力。」60年後回首，都无法不令人敬佩殷海光当年洞悉蒋家王朝的智慧和高声喊出真实的勇气。 而胡适的情况则不同。在二十年代，胡适曾相当严厉批评国民党，写出《人权与约法》等文章。当时他受到国民党报纸的围攻，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也被取消。1932年底，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5天之内见了3次并共进晚宴，由此确定了他一生支持蒋和国民党的立场。尤其在台湾期间，国民党施行白色恐怖统治，胡适想争取点民主，但被蒋介石一吆喝就缩回去，例如雷震事件。而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甚至帮蒋政权圆谎。这与殷海光的坚持道义，至死痛批国民党专制相比，实在距离悬殊。 殷海光去世前5个月，用尽生命最後的力气完成了英文著作《剖析国民党》，向专制政权投掷了他最後的炮弹！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可恶，共产党可怕」。在那个年代，对国共两个列宁主义政党都如此坚定「反」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无人能跟殷海光相比。 三，蔑视御用文人，单挑迎战。 中国文人传统向来缺乏既问世、又独立的特质。要麽做所谓竹林七贤，躲到深山不问政事玩清高；更多是通过科举当上权力者的谋士；再有一大特点，就是善於拉帮结夥，靠群体壮胆；即胡适所说的，不以理服人，而以势压人；尤其是得到当权者支持的「势」。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文化氛围中，出现心灵强大的特立独行者，是极为困难的。 殷海光反共又批蒋，可想而知台海两岸御用文人的反应。他们蜂拥而上，争相攻击殷海光来取悦龙颜。但殷海光既没妥协，更不後退，而是左右开弓，痛批国共两边的文人。在中国大陆时，他就曾批过上海救国会的所谓君子们（实为中共外围），也痛斥过跑到延安谄媚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更警告民盟们将被共产党卸磨杀驴（罗隆基、章伯钧们的下场早被他说中）。 在台湾，面对国民党文人的围剿，殷海光挥笔反击∶「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这些人绝大部份属於老朽昏庸。」这些文人党棍「离开了党的窝子，只有成为废料」。 殷海光骂得真是过瘾！要知道，那是在报上一片国民党文人的叫骂围剿下，他的孤军奋战。对於这种孤独，他曾悲愤地说，历史上「赵高指鹿为马不过偶一为之，但今日我们在台湾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组织的『赵高』。颠倒黑白，罔顾是非。」 在我的阅读中，在那个时代，只看到两个知识分子，面对酸腐丑陋文人们的群起围攻而绝不後退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殷海光。他俩都是一个人单挑，用一排文字子弹回击，即使战斗到遍体鳞伤，也仍然站立！ 鲁迅去世前誓言，对那些酸腐的文人们，他一个都不宽恕。殷海光则说，那些御用写手们是「蚍蜉」；是人格最低的赵高，他完全蔑视。在这一点上，殷海光更像鲁迅。中国有过这样两个心灵强大的思想者，留下这样荡气回肠、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遗产，实在是历史上迅即之光！ 四，居高临下蔑视独裁者。 中华文化下的社会有「文人难过领袖关」的特色。被权力者摸头，灵魂就跪下了。在国共两党统治下，这更是常见现象。而殷海光又是个「异数」∶经徐复观引荐，蒋介石召见了殷海光。一般人得到这种「恩宠」会感到受宠若惊，但殷海光却是另一种反应。 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描述，等待领袖召见的前厅已有省长、部长、集团军司令等大员，「都是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正襟危坐，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卑躬折节。」「我不曾像他们那样，我是一个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出入，全无惧色。」蒋召见时，他们谈的不愉快，因殷海光没像其他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帖耳，而是以平等之姿与蒋谈话。 蒋介石跟殷海光提起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然後滔滔不绝。殷海光是教哲学的，这是他的专业。他马上听出，蒋介石谈王阳明可用四字概括「不知所云」；「那他为什麽要如此不藏拙呢？这就是人的权力冲昏了头，强不知以为知，就是装模作样。」 後来徐复观说，蒋再没提过殷海光。可能印象不好。殷给未婚妻的信则说，他没有在最高权力者面前屈膝折节，不仅厌恶蒋的不懂装懂，而且「我懊悔啊！我不该去的，以後逢人问起这件事，我就绝口不提。」 被最高领袖召见，是升迁和重用的机会。殷海光不趋炎、不附势，反而看透权力者，在日记中痛批。这在被毛泽东、蒋介石两大独裁者召见过的文人中，能找到第二个吗？我没听说过。 在中国文人中，渴望被最高领袖召见的，可能像蝗虫那麽多。毫不自尊、主动献媚的更大有人在。仅举一例∶那个被鲁迅痛斥过的酸腐文人林语堂（他在美国发表英文，大骂中国传统文化；回到中国写中文，却高歌中国文明），曾致信蒋夫人宋美龄「求委员长」给他题字「文章报国」，说「有了这四个字，我死而无憾。这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无论我身在何处，这四个字都将高悬在我家里。」把林语堂和殷海光对「最高领袖」的态度放在一起，高低立判。殷海光可谓海光万丈，林语堂则是鱼塘之底。 殷海光实在是头脑清晰、目光犀利；只跟蒋介石见过一面，谈过一次话，就看出蒋的装模作样、不懂装懂、被权力冲昏头脑。而与蒋总裁有过多次交往、谈话的胡适怎麽看不出来？还是看出来了，却屈服权势？ 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代，殷海光就最喜欢李白。大概是与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尊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气节有共鸣，才有「两岸国共骂不住，海光已过万重山」的豪迈境地！ 五，为说真话的吴国桢主持正义。 1954年的吴国桢事件，不仅导致国民党内部纷争，也引起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歧，尤其是在殷海光与胡适之间。这场分歧更展示出∶殷海光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都超过胡适。 吴国桢曾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後因跟太子蒋经国不合而辞职去了美国，而且一直住到死。吴在美国英文《Look》月刊发文「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说你们美国人「每年提供福尔摩沙预算4亿美元中，有3亿被唬弄的用在了建立极权国家上」；并直指蒋经国是特务头子，蒋介石要传位给儿子。蒋政府组织反击，请当时在美国的胡适撰文反驳，胡适照办了。 殷海光读到吴国桢文章的反应则欣赏到「如喝泉水一般」。所以他对胡适撰文反驳相当不满。胡适文章标题是「福尔摩沙有多自由？」强调在蒋介石统治下，台湾的自由在扩大，并直接歌颂太子蒋经国「很勤勉、诚实、礼貌、爱国和坚决反共」；甚至信誓旦旦说，蒋经国绝不会成为接班人。 殷海光批评胡适的做法是「书生误天下」。因胡适对台湾情况很了解，在吴国桢抵美後，胡还与吴深谈8小时，其中吴国桢说他离台时估计，蒋经国的秘密警察已逮捕1万人，胡适则说现已超过10万人。吴感吃惊。胡适说，蒋经国曾给他看过一份秘密警察机构运作报告，下辖7分支；而吴只知道4个。这说明胡适对蒋家的特务统治很知情，但他却能在随後出面批吴，且是在蒋政府要求下做的。 不少评论者推断，这可能与蒋对胡的金援有关。胡适在美期间得到蒋介石9次拨款（每次5千美金）。在胡适撰文反驳吴国桢那一年最多，有4笔（每次5千）。1944年蒋馈赠胡适6000美元；胡适太太从泰国赴美时蒋给了1500美元。据蒋廷黻日记，蒋还给胡适一张11000美元支票。仅这几项加起来就有63500元。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图书馆长的年薪是5200（胡适说缴税後到手4500）。如此来算，胡适在美国期间，蒋介石给他的资助，相当他在普大做图书馆长14年的（税後）收入。这还是从解禁的国民党文件偶然发现的。是否还有其它没记载的呢？不得而知。胡适的18卷本日记（後出版），对蒋的金援之事一字未提，显然有忌讳。 当然，对胡适这麽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是前驻美大使，他被派去美国，理应有一份来自民国政府的公开的正当收入，而不是蒋介石这种个人的「红包」形式。这种形式就等於要刻意「罩住」胡适的言行。 胡适解释他反驳吴国桢的理由是∶内外有别，在美国等外国面前，不能批蒋和国民党，否则中华民国失去美国支持，会丢掉联合国的席位，让中共得利。他强调「国家」的重要。而殷海光在这点上与胡适有重大分歧。殷海光认为，「国家」这个概念是错的！country应称为「国」。把「国」与「家」连到一起，蒋介石就把国变成他的家，建立家天下（蒋家王朝）。 殷海光反驳胡适说∶「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哪里是我们的『国』家；是国民党政府，哪里是『我们的政府』 」。殷海光的眼光犀利到这种程度∶「今日的台湾，在表面上是一个『国』，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 在那个年代，殷海光不仅把国民党专制、蒋介石专权、蒋家父子的家天下看到如此透彻，更大胆公开说出来！真是壮哉殷海光！ 在这场关於「国家」的概念与价值分歧上，殷海光是对的，胡适错了！而这个对、错的背後，是两人思想基础的不同—— 自早年在美国留学起，到二战期间任驻美大使，到後来以半公半私身份滞留美国，前後加起来，胡适在美国住了26年7个月。但在这四分之一多世纪中，从开始就懂英文、且没有经济和身份困境的胡适，却根本没有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及其建国之父的理念，更不清楚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曾对胡适做了采访录、在纽约哥大东亚图书馆做过事的唐德刚说，当年胡适到图书馆都是看中文报刊书籍。我本人在台北参观胡适故居时颇为吃惊地看到，他的书架上主要是中文书，英文只有Will Durant众多关於西方哲学史著作中的一、二本，其它基本都是外国人写的关於中国的书。可见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高声呼喊「全盘西化」者，对西方到底有什麽价值、应该把哪些引进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完全没有作品）。胡适晚年专研老古董《水经注》等，是自然回归（降落到原点）。 而只是短暂在美国住过一年的殷海光（哈佛访问学者），却研究了自由经济派大师哈耶克的思想，并翻译了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还评介过哈耶克的经典《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殷海光对《自由宪章》的评介很到位∶哈耶克信奉老辉格党（old Whig），它不是杰弗逊的过激主义（指倾向法国大革命），也不是汉密尔顿的保守主义（指当时倾向更多政府权力），而是麦迪逊的（指古典自由主义）。殷海光赞同哈耶克所说的，这是美国政治制度之所本。这个「所本」，就是以人为本，个人主义。他的这个认知不仅准确，更是难得。但在台湾即使到今天都没引起知识界的足够关注和探讨。我认为这也是台湾民主之路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台北的殷海光故居（温州街18巷16弄），一进门就会看到殷先生大照片下他评介《自由宪章》的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左右开弓，批国共两党，其根本就因为他明白并看重了「以人为本」这个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的重要基石。 所以，就吴国桢的争议，胡适站在了蒋介石的党国一边，而殷海光站在了真正自由主义一边。这个分歧除了他俩的性格、经历、为人等一系列不同之外，思想理论根基上的差异更是关键。 六，为逮捕入狱的雷震大声疾呼。 在吴国桢事件发生6年後的1960年，《自由中国》被停刊，主编雷震被抓。在这个事件上，殷海光和胡适的不同再次凸显出来。 雷震等被抓後，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殷海光却勇敢地与《自由中国》另两位编委夏道平、宋文明发表联合声明（殷执笔）声援雷震。随後他更不顾个人安危又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谴责国民党抓人。同时，他与胡适的矛盾继续扩大，因胡适对雷震案的态度令他无法接受。 胡适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和创办人之一，曾赞美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甚至多次说过要给雷震树铜像（人活著就立铜像，很罕见）。但雷震被捕後，胡适既没参与联名声援，也没写一篇文章谴责国民党。这与殷海光的仗义勇为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胡适有去求见蒋介石为雷震说情。但蒋只用一句话（在雷震与政府之间你听信谁？实际就是「你选择哪边」）就使胡适不再吱声。後来胡适的表现，等於选择了站在蒋一边。雷震坐监10年的前两年，胡适都健在，但他一次都没去探望，明显是怕得罪蒋。 对於自己为什麽不顾安危声援雷震，甚至不惜与胡适闹翻，殷海光後来给朋友信中说∶「我之所以如此，就为了这一点理想，同时也为後世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不都像胡适等人那样在心灵上死光了。」 雷震事件後，殷海光对胡适非常失望，评价很低，甚至说胡适是国民党当局粉饰民主的提款机，「被当局当作一笔存款，存在『自由银行』，榨取无穷的利息。」 殷海光那时候就对胡适「盖棺定论」∶「早年的胡适可打80分，中年的胡适可得60分，晚年的胡适只有40分。」 七，容忍与自由∶纠正胡适 殷海光与胡适的另一场论战，是因为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刻意强调「宽容」。现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用这句话来批评鲁迅，说他走极端。如果他们知道殷海光的这段历史，大概也会指责殷先生是极端派。 我在《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指出，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逻辑不通、价值混乱、理论错误。「自由的价值高於一切！古往今来，人类付出最惨重代价争取的，就是自由！所谓『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苹果跟 头相比的不伦不类、故作高深，是把人的头脑浆糊化的典型例句！」 面对蒋介石的独裁，恰恰应该强调不宽容、不容忍，要抗争！美国独立宣言说，人民有起来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利；甚至说推翻暴政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权利可放弃，义务不能！独立宣言全文强调争自由，无一字说要「容忍」。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要更重要」，当时主要是劝说《自由中国》的殷海光们要对蒋介石「宽容」，不要硬来（批蒋）。这引来殷海光的激烈反驳∶中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胡）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的向这类人士说法。」所谓「这类人士」就是指当权的蒋介石们。 胡适受不了，撰文反驳，说拿笔杆子的穷书生也属於「有权势」，因为笔头文字也是力量，所以要谨慎使用；甚至明说，对权力者（其实就是指蒋介石）说话要讲究技巧，不要直接批评，要「巧言令色」，「就是说的话令人听得进去」。 倔强的殷海光毫不退缩，他批评胡适「把『有影响』同『有权势』混为一谈。这一关键一错，底下跟著全错。」 毫无疑问，在这个到底应该对谁宽容的问题上，胡适是太过明显的无理辩三分。知识人写文章，产生的只是舆论影响力；它跟统治者的权力根本是两回事。文人的影响力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监督当权者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独裁国家是相当相当有限的。而统治者却可用「大权」（用并不合法的行政权力）轻者打掉你的饭碗（像殷海光被拿掉教职完全失业），重者抓起来判刑（像对雷震关10年），甚至杀头（蒋介石就可以如此司法批示∶刑期不可低於十年；枪毙也可）。对文化人与权力者，哪怕是同等地要求「容忍」都已经是错误的；而胡适则是要求《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蒋介石宽容，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错上加错！ 当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又祭出胡适这句话，要求对那个比国民党更残暴的共产党政权「容忍」。这不仅是软弱者的自贱，更是对勇敢反抗者的诋毁。 胡适这句话的更严重错误，则涉及他的人品。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时说，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伯尔教授（George L. Burr）对他说的，他觉得非常重要，一直铭记。事实上，伯尔教授从没说过这句话；胡适是篡改了对方的话，拉大旗做虎皮为自己背书。 2017年10月，在台湾有一本重要著作出版∶《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作者是有史学训练背景的前台湾《当代》杂志主编、政论家金恒炜先生。在这本30万字专著中，作者梳理了胡适、殷海光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迄今关於这个议题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资料来自这本专著，因它是学术著作，引文均有出处。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挖出了胡适日记中记载的伯尔教授原话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胡适还特意用英文记下那两个关键词（tolerance比rebellion更重要）。伯尔去世时，胡适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写信回忆当年与伯尔教授谈话，还特意提到∶His last words were that toler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ough less spectacular than rebellion.（伯尔最後的话是∶宽容比反叛更重要，尽管宽容没有反叛那麽眩人耳目。）（金恒炜∶《面对独裁》，允晨出版，第562页） 除上述这个关键词汇「反叛rebellion」被胡适改成了「自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讲这句话的背景，胡适从来没有解释过。伯尔教授提到「容忍比反叛更重要」，是谈论宗教问题。伯尔是康奈尔大学创校校长Andrew White的得意门生（曾做校长秘书），并协助校长写一本强调神学不要干预科学的书，主张基督教对科学应该「宽容」，不要用战争（原文warfare）围剿异见。伯尔後来被列入美国的「无神论」学者之列。芝加哥大学1947年出版的Henry Guerlac写的《伯尔传记》，也强调了伯尔关於宗教应该宽容科学的观点。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宗教文化系Matthew Gabriele教授2017年6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论述伊斯兰的文章还提到伯尔，指伯尔当年谴责十字军东征等观点有误。所以，围绕伯尔，基本都是就宗教议题、神学与科学的争论。 胡适如果表明，美国教授伯尔在谈宗教问题时有「容忍比反叛更重要」一说，我把它引入政治领域，延伸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则是诚实的。而改变了原话又塞在别人口里，则是不道德的。这里胡适既不是不懂得rebellion这个词不是「自由」的意思，也不太可能是记忆错误；因他很看重这个提法，也写入日记。如记忆模糊，看看自己的日记就清楚；还有他给女友的通信也写得明明白白。所以，在这件事上，胡适是不诚实的；甚至可能有意撒谎，借外国人的口，给自己向专制妥协的说法一个理论根据。 在反驳吴国桢时，胡适就明明知道蒋介石专制、蒋经国是特务头子（还给他看过秘密警察的运作报告）、台湾的政治犯超过10万人等，但他还是选择站在了蒋家一边。这不仅是站在了强权一边，而且是清楚地站在了虚假一边，用虚假反驳了吴国桢的真实。这就是道德问题了。 从吴国桢和雷震事件上，可看出胡适的妥协、算计和圆滑，甚至帮助独裁者圆谎。而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上，则是曲解、篡改，如果不用撒谎这麽难听的词汇的话。两项比较，更可看出殷海光的真诚、独立和坚持真理的倔强。在这几个重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殷海光的水准远超胡适。 顺便说一句，前几年我写《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时，金恒炜先生的专著还没有问世，也没有看到关於这方面的其它史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对胡适的评价有些过高；尤其赞美胡适「不会把个人gong利放在高於原则理念的位置上」，则是大错。在此检讨并向读者致歉。 八，《台湾自救宣言》的精神导师 在殷海光的年代，台湾的外省人与本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大隔阂，几乎是互不交叉。外省知识分子，即使被视为最开放的《自由中国》的编辑们，也对台湾人有戒备、甚至排斥之心。例如∶1，《自由中国》编委、社评人，清一色是外省知识分子。2，他们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论述。3，他们几乎都对台湾人有戒备，甚至有怨言。例如雷震都曾抱怨说∶「台湾人的心目中，总觉得大陆人都是统治阶层┅┅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胡适对自由派要组党警告说∶「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自由中国》编委戴杜衡更坦白∶「把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其欺压的。」意思是，如果台湾人（占人口80%以上）掌权，他们这些跟随老蒋来台的外省人会被报复清算。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与他两名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两岸关系是「一中一台」，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第三条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标是∶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个自救宣言被视为台湾人的《独立宣言》。 宣言由彭谢魏三人筹划，谢聪敏起草。初稿5万字，在彭明敏指导下缩减为7千字，并删掉论文式注释。宣言在印制时被发现，三人被捕，成为岛内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誉，该事件被国际媒体报导和重视。 被关押时，谢聪敏和魏廷朝都遭到刑求，魏的门牙被打落，谢留下终身後遗症。当局逼问谁是《宣言》的真正执笔者？魏廷朝回忆录说，国民党当局认为台湾人写不出这样深度见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识分子写的，主要怀疑殷海光。因宣言笔调，尤其是批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谎言等内容，都与殷海光过去的文章相像。 就殷海光跟台湾人、台独和《自救宣言》的关系，去年（2018）在新北市的一个饭局上，我曾直接请教谢聪敏。他亲口向我和当时在座的一桌朋友证实∶宣言确实是他起草的，但思想来源是殷海光。他说当年殷老师非常支持台湾人，甚至说，如果你们台湾人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即使伤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愿受害！ 谢聪敏曾信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很多早期台独人士都左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课，後多次到殷家直接聆听殷海光的教诲，尤其是读了殷海光推荐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主要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後，他信奉了自由主义。谢聪敏在饭桌上说，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 谢聪敏回忆说，在宣言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观点都告诉过殷海光；殷教授不仅没反对，还把他的观点强化了。但当时殷海光不知道他们要发表这个宣言。 这个宣言经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众化，例如加进「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等军中怨言，使之更为生动。魏廷朝回忆录记载∶「我敢帮谢聪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响很大」；「彭教授在後面加了二、三百字则是『画龙点睛』，很有煽动性。」 彭明敏教授指导修改宣言时强调，要以民主、自由、反共为原则。所以这个宣言强调本地人和外省人联手，致力结束专制，目标是在台湾「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在这个思路上，殷海光与彭明敏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不强调省籍，不强调DNA和血缘，而是注重反专制、要自由、要人民选择权。 这个思路今天仍具重要意义∶台海两岸的根本分歧不是蓝绿统独，而是民主与专制。在有了真正的自由（没有外部共军威胁，没有内部勾结中共的势力）时，台湾人民会做出自己智慧的选择。 概括来看，这个被视为《独立宣言》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与文字其实来自4个人∶「独」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谢聪敏。 殷海光亲近台湾人，甚至与台独人士接触、给予道义支持，这点除了谢聪敏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当事人证实。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我曾多次去台湾，几乎每次都会去拜访彭明敏先生。当然也多次请教他对殷海光的了解和认知（并做了录音录影的采访）。 彭明敏在台大任教时（是该校最年轻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他的住处跟殷海光同在温州街（不同巷子），殷海光去台大经过彭教授的家。彭先生说，殷海光多次往他家的信箱塞小纸片，有时是英文，有时是中文。「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用任何手段都可以，非打倒国民党不可！他是非常激进的。他非常信任我，好像在煽动我一样。」彭先生说，他常去看殷先生，「有一句话，他一直在讲∶国民党对台湾人最大的害处，就是把台湾人的风气、纯真和朴实全部打坏了。我每一次看到他，他都这样讲。」 彭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另一台独前辈、民进党政府的吴澧培资政也补充说，当年朋友曾带他到殷海光家，「他（殷海光）第一句话就讲，将来的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要做准备。」 所以说，在对台湾和台独问题上，殷海光又是一个「异数」，可谓《自救宣言》的精神导师。 在上述金恒炜先生的《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这本专著里，对殷海光与《自救宣言》的思想连结有更为详细的专章论述，因为金先生也曾就此专访过彭明敏、吴澧培、谢聪敏等当事人。金先生独具慧眼，挖出这些珍贵史料，并加以提升概括，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我曾问过彭明敏和吴澧培两位，如果殷海光活到今天，会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他们都说∶会！金恒炜先生也这样认为。他们这种共同的认知，基於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追求、对台湾人族群的尊重、对人民选择权利的认同、对国共两党的痛恨！ 在殷海光已去世半个世纪的今天，台海两岸仍有众多知识分子，站在国共两党立场，假借为国家和中华民族之名，要剥夺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成群结夥的侏儒们（殷海光蔑视地称之「蚍蜉」）面前，更凸显殷先生的伟岸高大。 但这个高大的背後，其巨大的牺牲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跟胡适相比，做殷海光的艰难不仅在生前，哪怕死後都明摆在眼前∶ 在台湾，我曾参观过当年由中央研究院出资建造、後作为国家古迹保护的胡适故居，更是几度拜访过殷海光故居。除了自己想感受殷海光先生的精神，当然也期待今天的台湾能更受殷先生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也曾带《政经看民视》摄制组的一群年轻人（主持人彭文正教授也参加了）去参观，寄望他们能继承殷海光说真话的精神。却想不到这个既痛斥国共两党、也批评民进党、全台湾最敢讲真话的政论节目，居然在民主台湾，在21世纪的今天，在当局背後黑手下被关闭了！主持人彭文正像殷海光一样，也因说真话而失业！这个事件迟早会有追究，但我在本文想重申的是我曾在《政经》节目里一再呼吁过的殷海光故居问题—— 作为台大宿舍房产的殷海光故居，台湾政府不管不问，一直是由殷海光的学生陈宏正等人集资维持，而且每年都要与台大签延续合同。殷海光很幸运，有陈宏正这样一个学生，不仅维持故居，而且在长达40年里援助殷的太太、师母夏君璐，直到她去世。他还帮助出版了《殷海光全集》（21卷）。但今年已77岁的陈宏正先生说∶我老了，身体也不好，殷海光故居将来怎麽办呢？彭明敏教授想找一些知识分子联名，呼吁民进党政府把它变成「古迹」保留。可是台湾当局能听进彭先生的话吗？两年前，一位国民党将领（与殷海光故居同在温州街）、当年只是临时借住过的房子都被列为「文化资产」成为「国定古迹」，由政府出资保管。而像殷海光这样的伟大人格者，为自由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者，他的故居却要朋友们出资艰难维持。仅从这件事就可看出台湾民主转型之路的艰难。 九，性格决定命运∶近鲁迅，远胡适。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殷海光就是典型一例。他的性格跟很多中国文化人不同∶孤傲、喜欢独处、思考写作。有回忆文章说，对有的来客，他只是靠在门口应付几句；被请进屋的，如果话不投机，他就看表，以示送客；再不走，就告诉对方自己有事，毫不迁就。殷海光不抱群，不拉团夥，不靠人多壮胆，在这一点上他更像鲁迅。 鲁迅不善应酬，也惰於书信，只有很少几个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条孤独的作家路。我以前写过∶鲁迅从来就是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团夥，更没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连个教育部小职员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个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个过去百年来中国文坛最高大的个人主义者。而殷海光在性格和做派上，你看到的是第二个鲁迅，孤胆英雄！ 胡适在这一点上则相反∶他更善交往，喜高朋满座。在美国留学期间，仅在1916这一年，他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我原来怀疑这个数字，一年才365天，写出1千多封信，还干不干别的了？怎麽有时间上课、读书？後来查到这是胡适自己统计的。据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的统计，从1911到1961年这51年间，胡适写的信多达4.3万封！这个数量真吓死人，得多少时间精力？而且当年从美国到中国的邮票也是一笔费用。胡适真是「阔」呀。 从美国回台湾做中研院长，正合胡适胃口，不仅有政府官位和资金，更有众多文人骚客的簇拥。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短期回台曾住过院长官邸，与胡适朝夕共度一周，他观察到，胡适醒著的时间，三分之二用在会客上面。他当面问胡适，胡回答「大概不太远，大概是这样」。殷海光的学生、在美国执教的林毓生教授感叹，一个人用了三分之二醒著的时间到处去会客，还怎麽成为大思想家呢？ 但胡适喜欢这个，他很看重在群体中得到风光。美国本来已有大学聘他做教授（他的挚友赵元任夫妇极力劝他留下任教），但胡适执意回台。他给赵夫妇的信说得很坦白，他回到台湾，在那里会更被看重，这句他是用英文写的∶take me more seriously。 都说胡适爱惜羽毛，也看重头衔和地位，这其实是虚荣的表现。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就拿到27个荣誉博士（全部35个），而不做大使之後，找个教职都不易，可见那些博士真的只是「荣誉」而已。一个真正有学问、有思想的人，不会允许自己把那麽多生命耗费在写信和会客应酬上。相比之下，殷海光是一个更实在、更为了追求理念而想研究一点学问的人，一个离群索居，在暗夜中死守真理之光的人。 十，贫病交加，至死不渝。 这种「死守」是孤独的、悲壮的，要有强大心灵才能撑得住。殷海光夫人说，当时「特务守在我们家大门外，岁岁过著恐惧担忧的日子。」殷海光写道，我们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国民党是「天无二日，地无二党」。 即使他还在台大教课时，就已感到逼近的黑手。他的学生赵天仪回忆∶殷老师从校园回宿舍，「路上不停左右顾盼、走得飞快」。问为什麽？殷教授说「只要不注意，就有车子会趁机撞过来，撞死人後，连凶手是谁都找不到。」 台湾学者韦政通回忆说，当时「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他，有的甚至当面都不肯相认┅┅」。 在去世前三年，殷海光给林毓生夫妇写信说∶「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想法的人陷於孤独；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国民党曾派人来谈判，只要他妥协，不再批蒋领袖，稍微低一下头，就可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机构，有一份薪水。当时殷海光患胃癌，没收入，可谓贫病交加。但他不做一丝妥协，一口回绝。殷海光夫人说，她先生几乎每天晚饭时都骂蒋介石，给家里的狗起名「领袖」。 在去世前一周，殷海光还在修改他翻译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并写下这样的文字∶「现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细的蜡烛。这支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著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於照过东方的大地。」 知道身体挺不住了，他说「对於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点上倒下来，对於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於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还想著青年（那是未来）；想著「苦难的中国」。那时正是文革第三年，整个中国被红潮淹没。殷海光的「我没有交代」，是说没推翻中共暴政，没结束蒋家王朝，苦难的中国还没有自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怎麽能甘心呢。在坚定反共、对中国的情怀与责任这一点上，他又与胡适走到了一起。 结论∶ 在当年那个大时代，华人世界这三个重要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殷海光，不仅影响当时，也会流传後代。如果简单比较三人∶ 1，在对共产党邪恶的清楚认知和反共上，殷海光远远超过鲁迅。 2，在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的勇敢反抗和批判上，殷海光远远超过胡适。 3，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价值选择上，殷海光超过那整整一代中国文化人。 4，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上，他孤傲，心灵强大，不走团伙路线，不靠群体壮胆，他更像鲁迅。 5，在对共产党毕生痛批和坚定上，他更接近胡适。 这样的殷海光，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殷海光先生长眠在台北南港深坑的《自由墓园》。那里还安息著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国》的同人。站在这些为争自由而付出重大牺牲的前辈墓前，无法不感慨万千∶ 与国共对抗，实质是与专制对抗；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殷海光从一开始就站在文明一边，站在个人权利一边，他要做一个自由人！作为肉体的他，只存在了50年，但作为一种精神与人格力量，他是永存的。他不是蜡烛，而是一束永恒的光，不仅照耀著台湾，也辐射到整个中国，就像他临走时感叹的∶对灾难的中国，我要有个交代。 我这篇短文就是想告诉殷海光先生，我们後人听到了，记住了！无论是多麽艰难的羊肠小道，总会有人，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延著这束光芒，向前行┅┅ 2019年9月16日於美国 ——原载台湾《民报》 长青论坛∶http://cq99.us/zh-hant/ 曹长青推特∶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2020-04-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从美国大选看西方左右派的理念分歧
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将在11月初投票。从两党在党代会上通过的党纲，可以看出美国两党的主要不同，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美国历史以来两大政党理念的根本区别，也反映了当今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两大政党的基本分歧。 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美、英、法、德等国家，基本都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美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是工党和保守党；法国是社会党和共和联盟；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属于一种理念的政党，在国内政策上，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重视社会福利，强调穷人利益，倾向于增加税收，以福利的方式把通过税收得来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社会平等；因而一般被称为左派政党。 而共和党、保守党、共和联盟、基督民主党，则属于另一种政见的党派，它们更多强调小政府，削减福利，减税，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其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竞争）看得比平等更重要。一般被称为右派政党。 ●企业百米赛跑，法国穿拖鞋 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左、右翼两种理念的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左派政党的经济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前者追求社会平等和福利，后者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当时美国左翼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就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不谋而合，而走红西方。 左派政党几乎都热衷于国有化，政府干预经济，高税收和福利政策。这样政党主导下的国家多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是这种福利国家的典型之一，其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于15％，英国低于20）。法国的税率为54％，再加上10％的社会安全税，高达64％。企业和个人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法国的税收已占国民产值的50％以上（美国低于三分之一）。 法国人的福利是世界闻名的，付薪假期长达六七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工资，甚至长达五年。任何人去世都可从政府得到安葬费6,000多美元。有三个孩子，国家每月补助263美元。 这种国营和福利政策，产生灾难性后果。国营部门大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仅法国铁路，一年就亏损几十亿美元。通膨指数和物价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 法国的失业率也是欧洲最高之一，近年一直在9％左右。法国几年前又把工作时间从每周39减到35小时，使公司雪上加霜，等于工厂每周减少四小时的产值，使法国企业在国际上更缺乏竞争力。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于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脱鞋，我们没个赢。” ●福利政策是劫富济贫 欧洲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福利国家是德国，个人所得税高达51％，税收占国民产值的45％，社会福利开支在七、八十年代就达到国民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产值的三分之一通过福利方式分配给了穷人）。德国的福利政策也带来严重后果，近年失业率也在欧洲最高之列，一直高达9％，经济发展滞缓。 ●政府只能是“守夜人” 西方国家右派政党的理念和左派完全不同，其经济理论基础是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和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这种经济哲学主张，政府不得干预经济，经济应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自然调解。国家的职能仅是“守夜人”，保障契约权利，防御外敌入侵。这种经济学的核心口号是，“放松控制”，“自由市场”。 这种经济哲学的主要体现者是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八十年代，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和美国共和党籍总统里根领导了一场被称为“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的经济革命，即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把权力从政府转向市场，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里根具体提出“滴水经济”，即只有让富人更富，财富增加之后滴下“油水”（扩大投资，开设更多工厂），滋润穷人（增加就业），才能改变失业与贫穷（左派的做法是，用高税收榨干富人的油水，最后穷人富人一起在枯萎中平等）。 撒切尔和里根的“金色紧身衣”经济革命，使英美两国经济充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福利和税收受到限制，企业增加了活力，个人随之富有。在欧洲，目前经济最好的是英国，失业率为欧洲最低之一。而且私有化程度也是欧洲最高的之一。 美国经济连续增长113个月，打破战后记录，成为建国二百年来持续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主要是由于里根总统两任八年的经济革命，共和党的理念得到了相当的体现，才为这种经济成长奠定了基础。 美国是全球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国营成份降到历史最低的15％以下。铁路、航空、石油、矿山、金融、电讯等各种领域都实行了私有化，而且近年连监狱和消防都在进行私有化。美国有26个州的160所监狱交给私人公司管理，有三分之一的消防队已私营。充分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竞争，降低了价格，使消费者受惠。美国的物价（以收入为参照数）可能是全球最低的。 ●平等没实现，自由被剥夺 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它实行什麽样的经济政策，由哪个党执政，对整个世界经济关系重大。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理念，基本是继承西方国家右派政党的传统，强调自由经济、减税和小政府。共和党的理念是，要尽量控制政府的花销，控制政府的规模，减少税收，“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反过来，首先个人富有，才结出国家富强这个果。 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政策，则是继承左派政党的传统理念，要扩大政府开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福利，增加公立学校开支，并谋求政府包揽全民医疗保险等等。 左右派政党理念的根本不同主要体现为两点∶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更看重哪个价值；在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视谁为根本。 美国民主党等左派政党，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理念，和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共产主义追求“大同世界”，消灭差别，均贫富，人人平等；并用暴力手段，劫（杀）富济贫，通过计划经济，强行社会“平等”。欧美左派政党虽在民主制度下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但仍是利用政府权力强行高税收和福利政策，把富人的财富“劫”来均给穷人。 高税收，就是劫富，因为富人穷人收税比例不同。例如在美国，最穷的人不仅不用交税，还能从国家得到退税补助；中产阶级则交15-28％的税；年收入28万以上的则要交39％的税。 高福利，就是济贫。通过这样的劫富济贫政策，好像社会更平等了，但结果是抑富养穷，最后大家平等地贫穷。共产国家就是这种左派理念的极端形式，政府包揽一切，管理一切，革了所有富人的命，最后除了统治者，所有人都成了穷人，经济停滞以致崩溃。不仅平等没有实现，自由更被剥夺。 美国共和党等右派政党强调小政府，就是更看重人民的权利。因为人们为了防范被他者侵犯，才同意组成政府，放弃了一部份自然法权。因此人为先，政府为后，人是根本，政府是衍生。政府角色必须尽量缩小，不能膨胀。尤其在经济领域，应由市场自然调节，政府干预越少越好。香港曾是全球最繁荣的地区，就是因为那里实行小政府和“放任经济政策”。香港总督彭定康曾说，他原推崇左派工党的福利和国有化政策，但在香港的经历，使他改信自由经济。 ●“第三条道路”是体面地投降 由于福利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左派政党近年提出“第三条道路”，以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为代表，不再强调国有化、福利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右派政党的经济政策，注重市场，削减福利和税收。连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也要把个人所得税从51％减到42，公司税从50减到40。最迷信政府作用的法国左派社会党，也在考虑削减税收和福利。 “第三条道路”使很多左派政党获得执政机会，并被左派经济学者捧为新政策，新方向。但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左派政党体面地向右派政党的理念靠拢，不得不做的让步。左派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如同中共提出“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实际上是婉转表达不得不走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右派政党，就从来没有提出“第三道路”，而是一直坚持本来的道路——市场化和自由化。 ●知识份子乌托邦害人害己 西方国家左派政党所以至今不衰，不仅是由于所有国家都是穷人占多数，都喜欢高福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思潮的知识份子多是左派。例如，即使在基督教和共和党右翼势力很大的美国，新闻媒体中注册为左派民主党的记者仍达50％以上，注册右派共和党的仅为20％，其他30％为独立派。美国主流报纸，除金融大报《华尔街日报》以外，其他基本都是左派倾向。 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天生同情穷人，支持福利政策，并追求均贫富、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且这种知识份子多不懂经济，也不愿去研究经济。福利社会主义，对知识份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成为这种理念的支持者和宣扬者。 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身上也体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中国知识人，依附国共两党的都算上，多是主张依靠政府力量，干预经济，以达国家强大。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著名经济机构“能源委员会””，成员多是从伦敦左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回来的信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成员，他们压制中国当时的私有企业，推行政府包揽经济的政策，其主要成员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最后都投靠了主张计划经济的共产党。共产党提出的平等观，最能吸引弱智的知识份子。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选战所体现的理念之争，将是今后所有民主国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知识份子对这两种理念的了解和认识越深入，越能促使未来民主中国避免走左派均贫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弯路。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9月号 2000-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中美还有可能成为“战略伙伴“吗？
何清涟 G20大阪峰会川习会后，川普总统遭受的攻击进入高潮，当然也受到一些赞扬。比较有意思的，攻击他的人有部分来自于原来对他期望最高、指望他发动灭共战争的中国与少数香港的政治反对者。这一切源于对川普一小段话的过度解读。 被刻意遗漏前置条件的战略伙伴 在美国总统川普6月 29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如何定义美中关系，是战略伙伴？竞争者？还是敌人？美国之音截取的几十秒的视频里，全文如下：“我认为我们将是战略伙伴，如果我们能够互相帮助。我认为如果我们最终能达成正确的协议，我们能够互相帮助。如果中国能够开放，那开放是是世界最大的市场。眼下中国对美国没有开放，而美国对中国是开放的……”。许多媒体抓住“战略伙伴”这个词大作文章，独独忽视了川普这句话有“如果（if）”这个条件前置词，引导了两个关键条件：签订一个好的协议与中国（按美国意愿的）对外开放。 川普总统口中所谓“好的协议“，我在《中美谈判桌上的硬核桃：未完成的10%》中分析得很清楚：在川普总统眼中，正确的协议就是北京承诺解决偷窃知识产权和结构性改革，即中美之间未谈成的那10%；所谓对外开放，也不是指中国政府声称的所谓对外开放，而是按美国意愿的对外开放。一些媒体人急吼吼地在与台湾有关的节目中都强调“中美又成战略伙伴，台湾怎么办？“还有人大谈“你可以对盟友不好，但不能让盟友无所适从”。 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官方媒体冷静得多，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评论对川普对习近平的溢美称赞与“将成为战略伙伴”额手称庆，因为他们都知道If引导的两个前置条件，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做出让步。当然，他们也知道川普那种Lip favor 不能太当真。 美国左派媒体一方面嘲笑川普在G20的 “让步”，另一方面还批评他不应该与金正恩会面。只有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7月1日刊文《川普长袖善舞对华、对朝双管齐下》，认为川普与习近平达成了恢复美中贸易谈判的协议，既避免了美中贸易战的升级，更缓解了世界对经济形势恶化的担心；川普与朝鲜金正恩达成了恢复美朝核会谈的协议。用在全世界面前发推特的方式邀请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而且随性地跨过三八线几十米，成为第一个进入朝鲜领土的美国现任总统。 中港政治反对者因何失望？ 综观对川普的谩骂，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民运人士、政治反对者，因为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他们赋予了美国没在这场贸易战设定的目标：打垮中共政权。而香港反对者则因反送中运动期望美国的坚定支持（表现为对北京的强硬打击）。至于川普面临美国各利益集团的约束、大选在即必须避免这场贸易战煮成夹生饭这些，他们基本不考虑。 川普在本国面临的各种硬约束，我已经在《G20川习会将有什么“成果”？》一文中分析得非常清晰，也被事实所验证。在推上，我回答一些对川普表示失望的支持者：“你对川普的认识，如果能有几个前提性认识就不会再迷茫：一、他是美国总统，不是世界总统，不负责解放中国人民；二、川普不是个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人，他的主张与十几年前的民主党的传统派人士相似，那时他是民主党人；三、他是个善于妥协并善于进攻的务实者“；“很多人根本不了解美国政治，以为美国总统的第一要务是消灭极权。他们错了，美国的第一要务是保持强大的实力（即让美国伟大），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提供安全保障这一公共品。面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种种约束，加上时间限制（大选前夕），川普必须暂时休战。与以拖待变的中共，二者在时间这点上达成目标相反的一致，在一年多时间以内，以无休止的谈判形式行暂时休战之实“。 至于对习近平与金正恩的所有夸大其辞的赞词，听的人不舒服，但这是川普说话的习惯：喜欢时夸赞过头、厌恶时批评尖利甚至恶毒。 闻风而动的拥抱熊猫派 自从19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基辛格等为首的拥抱熊猫派主导了对华政策数十年。2017年川普上任以来，由于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拥抱熊猫派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情况，我在《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系列文章中有过详细分析，特别指出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暂时处于沉默状态，这并不证明这些学者真心认为自己误判。这次G20峰会的川习会上一句“将来有可能成为战略伙伴”，让打入冷宫的拥抱熊猫派看到了希望。6月30日，80位美国的中国专家通过路透社发布信息，声称他们准备在一份尚未公布的公开信中，呼吁川普总统重新考虑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警告这一政策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及全球经济，因为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削弱中国国内温和派的影响力，也可能在国际上让美国孤立，因为美国的盟友可能不愿意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敌人。 这80位中国专家，绝大多数都是拥抱熊猫派人物，其中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董云裳（Susan Thornton）等。按道理，他们应该等待明年大选之后民主党获胜之后发布这些看法更合适——目前在民主党内支持率最高的前民主党副总统拜登就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战略竞争者。川习会上一句“将来可能成为战略伙伴”引起拥抱熊猫派卷土重来之想，只能说他们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者的第一轮辩论中，看不到民主党获胜的希望，因此，川普这句话让他们觉得恢复中美关系的机会可能提前来到。 中美重构“战略伙伴”关系机会渺茫 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奥巴马成立TPP就是想排除中国重构国际关系。从川普上任以来，美中关系更是因一系列问题持续恶化，包括相互征收巨额关税的贸易战、美国指责中国大规模全方位的对美间谍活动，以及中国在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加剧军事现代化行动，严重威胁美国的优势及安全等等。 以上种种，是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并将中国从战略伙伴定位成战略竞争关系的大背景。习近平对此有着尚算清醒的了解，认识到中美关系已经翻篇，中美关系的摩擦远远超出了经贸范围，即使签署了贸易协议，也不会改变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本色。习近平很明白：2020年大选，川普连任成功，少了许多顾忌，中国会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如果是民主党重掌白宫，除了拜登有亲华情结之外，其余人如桑德斯等，其关注重点是如何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政策，而非与中国竞争，此情此境，中国将迎来大好机会。不过，中国也清楚，从目前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主张来看，后一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不大。 （原载上报，2019年7月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6510）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Uighurs a dying race under Chinese rule (part three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3th, 1999 The Uighurs have always ha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lived happily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ares and the official media reiterates.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quite the opposite, said Turan Yazgan, chairman of the Turkic International Study Foundation, from his office in Istanbul. "Since so many Chinese have been emigrating to East Turkestan, called Xinjiang by the Chinese, ethnic confrontation is unprecedentedly tense. "The so-called autonomous region is only an empty notion. Indeed, Turkics are complete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and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inicized," he said. Before the communist forces entered Xinjiang, Han Chinese made up only five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re. Now, Han Chinese account for 37 percent of Xinjiang's population of 17 million. A population change like this within the space of fifty years is far from normal. "When Beijing decided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region in Xinjiang in 1955, the official documents stated that the Uighurs should make up 93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rest might be the Han, Mongolian, Kazakh, etc," said Abdulhekim Iltrbir,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working on his computer in the center's crammed office in Istanbul. "Now, only 47 percent of Xinjiang's population is Uighur. What's more, most of them have been elbowed out to pastures or remote regions. In big cities like Gulja (Yining伊宁), Aksu (阿克苏), Korla (库尔勒), Kumul (Hami哈密), Bole (波罗), Kuytung (Shihezi石河子) and Urumqi (乌鲁木齐), 8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Han. In Urumqi, the capital of Xinjiang, Uighurs take up only two streets." In a similar fashion to what it did in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ocated a great number of Han Chinese to Xinjiang. The influx of Chinese heightened tensions with ethnic Uighurs. The Chinese not only fought with locals over water, land and job opportunities, they also contributed to growing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early 1950s, the Han people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Gulia (Yining伊宁). Of today's 1.4 million residents there, one million are Han. Sixty-one-year-old Shamseden, who like many Uighurs only uses one name, is a retired textile worker from Gulia. Using a pretext of taking a pilgrimage to Saudi Arabia, Shamseden escaped to Turkey with his wife two years ago. He began working at the textile factory just before it opened in 1960. "I was only 17 years old then.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factory regulations, Han Chinese should take only 25 percent of the jobs and the remaining 75 percent were for Uighurs. But that was changed later," said Shamseden from his new residence in Istanbul. Today, the balance has swung drastically in the other direction. Of the 8,000 employees in the Yining Textile Factory, 70 percent are now Han and 30 percent are Uighur. Shamseden had worked in that factory for 33 years."Whenever it came to a pay raise or a promotion, the Hans always had advantages and better opportunities because performance is judged by one's ability in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Shaamseden said. "I began to learn Chinese right after entering the factory, but I still can't read Chinese newspapers." The Chinese have become a privileged class in Xinjiang and are in authority over all kind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hirty-year-old Ayxem had left Urumqi only two months before talking to this reporter in Istanbul. Working as a local cadre for the Women's Union of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WUXAR), Ayxem experienced endemic discrimination. "Of the 64 cadres in WUXAR, only 21 were Uighur. All 30 department heads and senior researchers were Han," she said. Speaking to anyone in the Xinjiang exile community in Istanbul, one hears stories of Chines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Uighurs. A reporter for Urumqi TV said, "There are 110 employees in our TV station, only nine are Uighur, the rest all Han. Both the director and the party secretary are Han. Like many top cadres in Xinjiang, they are veteran military officials who don't have much knowledge of journalism or education. Besides, 75 percent of the editors and reporters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s as their bosses, and most of them are the children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none of them have ever studied journalism." The 28-year-old Uighur woman requested anonymity for fear retribution against her relatives living in Xinjiang. The reporter, who majored in journalism at Xinjiang University, said: "When writing news copy for Uighur-language programs, I was asked to write in Chinese for the director because he doesn't understand Uighur. "After passing the director's censor, the scripts then got translated into the Uighur language. "Among the four deputy directors, only one is Uighur, and this deputy has no authority to edit or issue Uighur-language news releases." Her experience is shared by many others. Now a researcher on Central Asian history at the East Turkestan History Society, Nuraniye was born in Artush, 40km north of Kasgar (喀什) in Xinjiang. "I learned about discrimination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said Nuraniye from her office in Ankara.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e Uighur children had to go to an adjacent Chinese school to play soccer or volleyball because only the Chinese schools had those facilities. In our Uighur school, we students had to carry rocks to build our own playgrounds." "These are common situations," said Abdulhekim,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Urumqi Evening News. He recalled a scene he witnessed when covering stories in a village near Kasgar in 1984.A group of Uighur children were having lessons under a tree because their schoolhouse had collapsed. There was a Chinese school building nearby, but the Uighur kids were not allowed to use it. Abdulhekim asked their teacher why didn't they raise funds to rebuild the school. The reply: "No land." It was all under the control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新疆生产建社兵团,XPCC).Established in 1954, XPCC is a giant machine in Xinjiang. A mix of collective farms and frontier station troops, the organization is composed of 2.4 million Han people -- one third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s Han population. A recent report in The Economist called the XPCC "a country inside a country" because it controls 7.4 million acres of land, 172 large farms, 344 enterprises, 500 schools, 200 hospitals and 46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it has its own police and judicial system. Half of all labor camps in Xinjiang are believed to be under the corps' control. "All members of the corps are Han. They took our land, our jobs, our water and our pastures. We have become a minority and secondary citizens in our own homeland," Abdulhekim said. As the late East Turkestan leader in exile Isa Yusuf Alptekin once said,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has "made the Uighurs like pandas: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This is the third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a long-time observer of ethnic movements in China. ) 1999-10-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中国“硬币”的两面：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
何清涟 最近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让我生出要写这篇博文的念头。 \何谓“平庸之恶”？\ 独裁之罪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陌生，除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之外，大都知道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金正日这类独裁者的罪恶。独裁之恶在生活中也很好辨识，最近摄影记者杜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抓捕就是一个例证。了解杜斌作品的人都知道，官方是对杜斌近年来的作品不满。从第一本《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到《上海骷髅地》、《天安门屠杀》，以及最近披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阴道昏迷》，其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直接地揭露了中共统治这千年盛世下的黑暗阴影。当民主国家的人民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天然权利之时，中国人还得为自己批评社会黑暗及政治入狱，被专制机器肆意碾压，这是典型的独裁之罪。 但中国人总体上对平庸之恶少有深刻的拷问。传统文化的“法不责众”到现在已经堕落成攀比谁更坏，人们彻底丧失了道德罗盘，“底层神圣论”的民粹情结演化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恶语相向，更是让这类拷问难以进行。 所谓“平庸之恶”，源自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意指缺乏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之人，对权力会象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纳粹的大屠杀就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 阿伦特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 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中共统治的历史与现状，都在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反右”、“文革”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均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将“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当中的“自己的晋升”改成“如何多挣些钱”，就可以用之于分析今天的“五毛”大军，以及为了钱而不惜充当国保、拆迁队打手的中国人头上。 \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辅相成\ 如果今天中国的现状比作一块硬币，很多人都承认硬币的一面：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造成所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但却不愿意面对硬币的另一面：平庸之恶构成了一党专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最近叶海燕与艾晓明的遭遇很能说明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叶海燕因为抗议海南万宁小学校长性侵女童案，很离奇地被十余位男男女女打上门来骚扰，警方不但不追究骚扰者滋事之罪，反而将叶海燕拘留了13天。叶被释放回家，立刻又有近百当地人聚集发动“驱叶运动”，要求“叶海燕滚出博白，还博白安定”的横幅。 这两拨人都属于社会底层，第一起参与骚扰的人自称是叶揭露“十元店”影响生意的受害老鸨等，第二参加驱叶的人打出的横幅，书写着用官方用语表达的官方愿望。据说当地政府不希望叶海燕留在当地，用这种制造出来的“民意”给叶施加压力。参与者对为何参与可能都不甚了了，大概是冲着政府赏赐的低报酬而去——如同薄熙来的唱红歌席卷中国之时，参与一次可领报酬50元。 以上是底层人士的“平庸之恶”，叶艾事件引发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争论，则体现了其他阶层的平庸之恶。叶海燕“找我开房”的抗议确实带有利用自己性工作经历的恶搞特点，艾晓明女士大概是想说明叶的性工作经历不影响其抗议的正当性，干脆脱衣抗议以示支持。从我个人来看，未必觉得这是最佳的抗议方式，但我知道她们抗议的正当性，必须支持。我也相信不少人可能是出于与我同样的想法。但不少貌似衣冠楚楚者却有意忽视她们的非传统抗议方式是为了捍卫中国女童的权益与尊严，一味纠缠于叶曾经的性工作者身份与艾女士的非传统抗议方式。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不接受有性工作经历的叶女士因“从事公益事业而成名”，认为艾晓明女士作为教授，为人师表不应该脱衣，但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平庸之恶谋杀社会良知。 \斯诺顿事件在中国导出“动物庄园之歌”\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最近在中国合奏了一曲“动物庄园之歌”。美国人斯诺登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了“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选择了北京管辖下的香港作为避难之地。他指称美国政府正在建造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也是攻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黑客。这一消息在中美两国引起的不同反响。 美国人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们很快从惊讶中平静下来。《华盛顿邮报》最初两天那些情绪激昂的记者文章没能引导他们。不少美国人在博客上撰写文章，重新探讨个人自由、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多的美国人重新阅读《1984》，以比较美国现状与“大洋国”的异同。这种讨论我来美国已经历过好几次，例如911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过类似讨论。 美国这边一旦发生大事，在中国几乎都会成了官方媒体的狂欢节，这次也不例外。《环球时报》领唱的官方媒体认为斯诺顿事件戳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外衣，证明了美国也与中国一样，对本国公民实行全方位的监视。这一“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共同弹奏的“动物庄园之歌”成了这样：既然美国也实施监控，那就证明我们中国的监控是对的。美国没有资格呼唤互联网自由。美国人前来投奔中国香港，说明美国的政治迫害也很严重。“五毛”与盲从者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实行双重标准，高唱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因此，所谓民主自由不值得追求。这正是北京最想引导出来的结论。不少平常以“民主人士”自居者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 在狂欢中，所有加入合唱的人，都懒得去思考美国的棱镜计划与中国的金盾工程二者有本质区别：棱镜计划的目的在于反恐，是为本国的公共安全服务，其法律依据是911之后经过国会批准的《爱国者法案》；中国的金盾工程目的在于防范一切批评政府的声音，目的是为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国政府也从未告诉过人民，他们依据哪条法律对言论实行监控。五毛与盲从者也懒得思考，美国实施网络监控至今已逾十余年，从未出现过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中国的网络监控却已导致不少批评者陷狱。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曾说过：“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互为用，中共的黑暗统治能够延续至今，中国的环境污染如此严重，与中国人不肯面对的“平庸之恶”均有莫大关系。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6月1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lian-china-crimes-20130616/1682810.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dictatorship-basis/）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美国拜登政府开放边境的社会实验
何清涟 美国总统拜登从上任伊始，就在努力推行他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2.0版（全球主义）的社会实验，其中最美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开放边境迎非移与通过教育系统鼓励未成年人变性这两项，如今这两者都遭遇美国社会的强烈抵制。就在6月5日这一天，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国不保护我们的边境，那么试图来到这里的人数将是无穷无尽的”，但究其内容，只是从无限开放边境变成限额：一旦七日内日均非法越境人数达2500人，该行政令生效，授权边境官员立刻停止受理这些人的庇护申请；如果七日内日均非法越境人数降至1500人或以下，边境在两周后重新向寻求庇护的非法入境移民开放。 数量多少成谜，1000多万是公认最低数字 拜登自进入白宫第一天发布数项关于开放边境允许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行政令之后，不断根据情况再发布同类行政命令，基本不需要通过国会赋权。国土安全局登记的非移数据远非实际进入人数，为了弄清楚到底有多少非移进入美国，美国的研究者很花了一番工夫，最后的保守估计是约1000多万，但都承认真实数据远高于这一估计。 梅里尔·马修斯（X号为@MerrillMatthews）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政策创新研究所的常驻学者，他的推算先以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数据为参考，1990 年，只有 350 万“非法移民”居住在美国。这一数字在 2005 年达到峰值 1,220 万，然后逐渐下降，在 2019 年降至 1,020 万；再引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从 2021 财年到2023年 11 月，边境巡逻队“遭遇”了约 850 万名非法移民。还有至少170 万人为了避免被发现而非法进入美国，因此，最保守的估计是三年至少进入1020万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财政净流失” 2024 年 1 月 11 日，美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 Steven A. Camarota 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移民诚信、安全和执法小组委员会作证，证词题为《非法移民对社会服务的影响》（ The Impact of Illegal Immigration on Social Services）。本文择要述之： 非法移民是财政净流失，这意味着他们获得的政府服务多于他们缴纳的税款：1、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低，69% 的成年非法移民没有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美国出生者这一比例为 35%），导致平均收入和纳税额低；2、非法移民大量使用福利。根据政府数据，估计 59% 的非法移民家庭使用一个或多个主要福利计划，而美国出生者家庭的比例为 39%；3、使用紧急医疗服务是非法移民造成重大财政成本的另一个领域。以前的研究表明，2019 年美国有 580 万没有医疗保险的非法移民，占无医疗保险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为他们提供护理的费用每年可能高达 70 亿美元，今后这一负担将会更沉重。 美国的庇护城市不堪重负 欢迎非法移民是民主党的重要政治主张，民主党统治的城市与州都乐于成为“庇护城市”。但为非法移民提供食物、住所、交通、衣服与医疗保健，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即便是民主党重镇纽约市和芝加哥市的市长也为此发出抱怨。 2024 年 2 月 5 日，美国移民改革联盟（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发布《纽约市非法移民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报道的数字》一文，指出从文章发表之时到 2025 财年年底的预算为 120 亿美元，为在纽约市五个行政区定居的 173,000 名（仍在增加中）非法移民提供生活保障。该市议员维琪·帕拉迪诺 (Vicki Paladino)表示 ，该市现在“花在照顾外国人上的纳税人钱比纽约警察局、纽约消防局和卫生局的年度预算总和还多。”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已经宣布，这些支出将迫使每个城市机构全面大幅削减开支，以支付费用。 该文称， 120 亿美元成本只是对非移危机造成的财政影响的低估，因为这座城市的“蜡烛两头烧”，一方面是政府应付非法移民的开支剧增，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收入流将继续减少甚至干涸。其中一例是根据该市约140家酒店的 16,000 个房间成为 “为无家可归者、难民和移民提供的住房”。截至 2023 年 9 月，纽约市近一半的酒店房间被移民占用，该市酒店客房的平均每晚费用 为 504 美元 ，一年内，该市的收入损失达 2.12亿美元。 地下经济猖狂，但收入损失还不止于此。非法移民当中，除了从事扒窃、 卖淫或伪造事故勒索司机等彻头彻尾的犯罪活动者之外，大部分都是在私下工作或充当无证商贩。据《纽约邮报》报道，“地下移民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从事送餐司机、建筑拆除工地上的日工、厨师、地铁糖果小贩和清洁工等工作”。 加州是各种社会主义猜想与移民无国界的实验场 在民主党各州中，加州堪称是民主党极左主张的实验场，无论是lgbtqi+中的变性（尤其是未成年人变性），还是接纳非法移民，以及抢劫999美元及以下的人不予起诉，各种荒唐主张均在这个州付诸实践。 仅以移民一项来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无党派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的一项人口研究显示显示，除了超过 320 万非法移民居住在加州，还有非移在美国生育的 110 万孩子，合计占该州人口的 11.1%。移民改革研究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到 2023 年，纳税人为某些年龄段的非法移民提供福利的成本已接近 310 亿美元。考虑到加州面临 680 亿美元赤字，非法移民带来的财政负担将很沉重。根据州和联邦立法者最近的估计，新颁布的州法律为居住在加州的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每年可能会花费纳税人 30 亿至 60 亿美元，预计将有近 700,000 人获得新福利。 移民改革组织发言人艾拉·梅尔曼 (Ira Mehlman)表示，加州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企业、受过教育的居民以及中上层居民正在陆续迁出，非法移民日益增多，这些因素将影响加州的财政。 超千万非法移民将长久影响美国政治、经济 拜登声称大规模接受非法移民的理由是“气候变化”——这个理由在美国左派那里几乎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但批评者都认为民主党开放边境的目的是为本党构建长期票仓。拜登6月5日的表态对于缓解美国的移民问题并无大的裨益，他从进入白宫第一天签署开放边境的命令，给美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与未来负担，不会因为他6月5日的表态而消失，将长期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其后果可参照2015年放开国门迎接200多万中东北非伊斯兰移民的欧洲，当地居民最大的痛苦并非经济压力，而是因各种恐怖袭击、暴力、强奸失去了生活安全。 今年6月欧盟议会的选举，被目为“右翼”的政治势力在法、德、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卢森堡几乎取得压倒性胜利。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近20余年世界政治光谱严重左移，20年前的右翼早已荡然无存，中间派却成了如今的极右翼。左派抛出“右翼 “一词，是想说明欧洲选民想要转向“纳粹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之类，但从右翼的主张来看，与福利相关的经济主张、社会政策与左翼相差不大，最大的区别在于所谓右翼都反对接纳非法移民，所谓“右翼”实际上想说的是：”我们厌倦了无节制的移民、全球主义和其他被塞进我们喉咙的进步理念，我们需要恢复生活安全”。 美国何尝不如此？所谓“右翼”，只不过是具备常识的现实主义者而已。就连BBC也不得不报道以下事实：不少原来民主党的支持者与重要金主纷纷转而支持川普（2024年6月4日《美国大选：川普“封口费”案被判有罪后，亿万富豪们纷纷捐款支持》）。可见所谓“右翼”，只不过是极左的污名化。在品尝到拜登政府社会主义2.0版的社会实验恶果之后，还有常识的美国现实主义者希望回归正常生活。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06月18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618-3939716）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温家宝在美国撒了几个谎？
萨达姆被抓获，一点抵抗也没有，就立即向美军投降，令西方人惊讶，更令阿拉伯人震惊，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位反美、反西方、杀人如麻的独裁者相当残暴，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可是事实上他居然是个狗熊，像老鼠那样萎缩在地洞里，见到美军马上投降了。 其实天下的独裁者都不是英雄，他们之所以曾显得伟大，是因为在独裁统治的社会，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因此权力者丑陋的一面，媒体无法报道，人们不敢议论，再加上官方报纸电视每天美化、歌颂，於是他们显得像英雄。 不仅当年的伊拉克是这样，当今的中国也是这样，在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上，所有的权力者都是“英雄”，都是“英明领袖”。这次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就可看出这点，在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上，以及海外亲共的媒体上，到处都是温总理如何亲民，如何英明，甚至中共领馆组织的欢迎会上，有人喊出“温总理才华盖世”。但实际上温家宝的水平怎麽样呢，我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温家宝抵美当晚讲话之後，曾写了一篇文章，叫“温家宝的水平就这样？”感叹温家宝开口闭口都是共产党的套话、空话、大话，毫无真情真实，水平之低，令人吃惊。 随後几天再从电视上看到温家宝的讲话，除了继续听到那些重复的党腔官话之外，以我有限的观察，觉得温家宝在美国至少撒了三个谎： 第一，温家宝在和布什总统会晤当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欢迎宴会演讲时说，他小时候怎麽看到日本法西斯的刺刀，想到中国被侵略等等。但温家宝今年61岁，也就是说，他在1942年出生；而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才3岁，怎麽可能记住3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不明摆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吗？而且他妈妈怎麽可能把3岁的孩子抱到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这合乎常识逻辑吗？ 第二，大概温家宝来美国之前做了点家庭作业，发现美国人经常用“小时候，母亲怎麽跟我说，或者，父亲怎麽教导我”。於是，这次他在美国的演讲中以家史家母作为开场白∶“我是很普通的人。母亲从小就教育我，对人要真实、真情、真挚、真切。”已有人评论说，“如此煽情的言辞，在中共历任高官的外交历史中，还不多见。”如果是真情，多煽点儿也没有坏处。但温家宝这“真实、真情、真挚、真切”是真的吗？母亲教育孩子，都是说一些简短的、口语化的、容易记住的话，怎麽可能说出这种排比性的、非常书面化的、并且绕口的词句？这根本就不像妈妈对孩子说的话。 更重要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时，温家宝才7岁，他自上小学起，就是共产党统治的天下，孩子们从来被灌输的都是：党妈妈怎麽说，毛主席怎麽教导。所以罕见在那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妈妈怎麽教育我，爸爸怎麽影响我。”有谁抵挡得住共产党那照耀到每一个角落的“万丈光芒”吗？温家宝有过能说真心话，或者被教育说真心话的青少年时代吗？无论他还是他母亲敢吗？温家宝自懂事开始至今的一生，都是在只有说谎才能生存的社会过来的，如果他敢从小就说真话，他能做到党天下的总理位置吗？正因为他在谎言的世界可以爬到如此高位，所以大概已经丧失了分清真话和谎言的能力了，以至於用谎话赞美“真实”的价值。其实，共产党的官，说点什麽不好，为什麽偏选最拿不出手的“真话”呢？这就像瘸子非要谈自己的腿，瞎子硬要夸自己的眼神一样，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呵。 第三、温家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引台湾诗人的话，说台湾海峡是一弯浅浅的乡愁。表达他是多麽思念台湾，多麽关爱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温家宝的两点谎言是我以常识逻辑推理出来的话，那麽这点则是“真实的谎言”，哪有把500枚飞弹瞄准台湾，然後说我对你们有深深的“乡愁”的？你家的乡愁都是用飞弹传送过去的呵？如果一个丈夫把五把菜刀架在妻子的脖子上，然後温情地说对她多麽思念，多麽留恋，有多深的乡愁。快拉倒吧！演话剧也没有这麽夸张的！ 索尔仁尼琴说过，共产国家“是谎言的国度；谎言独占一切，谎言无所不包。”作为典型的在共产谎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现在又是这种谎言统治制度的核心一员，温家宝说谎话并不奇怪，这就像要求袁木说真话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索尔仁尼琴认为，“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这话大概反过来说更有效：只有打碎那个共产制度的桎梏，才可能停止谎言。 2003年12月18日於纽约（载《观察》） 2003-1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曹长青：雨果和鲁迅的革命共识
如何看待大革命，不同作家有不同解读。但法国、英国、俄国、中国的四位著名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虽成长生活背景不同，但对大革命的看法却殊途同归，他们的观察和结论对今人仍有重要启迪。 其中雨果对旧王朝和大革命的关系研究最深，结论也最精辟。《九三年》是雨果最後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九三年》中，不断出现两个对比性标志：一个是老伯爵庄园中那个关押摧残农民的地牢“塔楼”，它是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王朝的象征。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雨果概括说：路易十六就是塔楼，大革命就是断头台。 由于“塔楼”底下浸透太多的血痔M尸骨（旧王朝有太多不平和悲惨），所以才滋养出复仇的断头台。雨果比喻说：大革命杀死了国王，把皇後嫁给罗伯斯比尔，然後生出断头台。断头台是塔楼的女儿！ 雨果这样说，是强调革命的必然性：残暴腐败的旧制度导致革命爆发，它是对专制时代的复仇。但大革命却更加残暴，比旧制度还坏。这该怎麽办？不再革命吗？回到旧时代吗？让稳定压倒一切而不再变革吗？ 雨果的深邃和精辟就在于，他不是因为大革命更坏，就一概否定革命、维持旧王朝不变。他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都不要！他提出必须推翻旧王朝，必须革命，但不能要断头台式的大革命。雨果为“革命”提出一个标准：要把人（这里指个人）、人性、良知、人道主义放在最高位置、作为最高价值。他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也就是说，革命是需要的，关键是在什麽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雨果写作《九三年》时，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早已完成。同样是革命，美国却没有走向法国大革命（以及後来的苏俄等共产革命）那种血腥之路，而是建成了宪政民主。雨果虽没明说，但实际上，他所心仪的那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为最高原则的革命，已在美国实现。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个人权利”至上，才为人道主义、人性的实现提供最大可能。 号称“读了五百遍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的狄更斯，通过《双城记》这部小说，也表达了跟雨果同样的对大革命的思考：他认同法国应该有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而且法国有一场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但他同时认为，以野蛮对待野蛮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为了结束旧体制的残暴，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则比君王制时更严重；那种又一个轮回的残暴，最後使革命者们自己都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後来的共产革命不也是同样麽。 《双城记》最後，小说主人公之一、替情敌去上断头台的卡尔顿的思考：大革命起来的暴民成为“新的压迫者”。後来的共产革命者们也是同样。 雨果和狄更斯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後”，利用大革命这个大背景，塑造了高大无比、光芒万丈的人道主义人物形像：《九三年》中代表旧制度的老伯爵、代表新共和的革命者郭文，《双城记》里的卡尔顿。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曾说，雨果的人物（道德之高度）“和我们有光年般距离”。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在（共产）大革命来临“之前”，用塑造的卑贱、可恶、残忍的负面人物形像，预示了红色暴力革命将带来的恐怖。 和雨果、狄更斯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对沙皇旧制度深恶痛绝，甚至曾因直接参加推翻沙皇的活动被判死刑，在行刑前一刻被沙皇赦免，流放西伯利亚服刑。但即使那麽痛恨旧制度，他後来仍敏锐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群魔领导的革命，带来的将是比旧制度更加可怕的地狱。那是比塔楼更加恐惧的血腥！ 陀氏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在《群魔》中，那个从神学教师变成的恐怖主义分子（跟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委一样，也是由教士变成的革命者）宣扬：为了革命事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杀。一名他的学生质疑他的理论，结果被他合谋暗杀。陀氏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 其结果就如英国历史学者格雷（John Gray）评《群魔》时所指出的，那种革命的“出发点是无限的自由，结果却是无限的专制独裁。”“想通过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种新的自由，结果产生了一种比沙皇主义的残忍更宽泛、深远的压迫。”为什麽会如此？就是因为这种“革命”背离了人道主义这个绝对的原则，为了所谓的“集体正义”，灭绝了人性。 像雨果一样，鲁迅也是痛恨和否定旧制度的。在他笔下那个旧制度是吃人的，是践踏普通百姓的。在《阿Q正传》中，赵太爷代表的乡绅恶霸们，举人的贪赃枉法，军官的草菅人命等等，都在证明，那个社会不仅是旧的，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吃人的，正如他在《狂人日记》中所写，不仅用法家（以法杀人）的专制统治，还同时用儒家（虚伪伦理道德）的吃人统治，不仅用刀枪消灭你的肉身，更用吃人的文化，吞噬你的灵魂，让你变成那个专制和吃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知。 同样像雨果一样，鲁迅在否定旧制度的同时，对新的痞子革命，更加否定。阿Q在土地庙做的那个梦，跟後来的共产革命实在太相似了。这里应该说，鲁迅的确是天才，他在共产党成立那年（1921年）写的《阿Q正传》就极为精准地预测到了，後来的毛泽东式痞子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阿Q们的革命，就是以平等、均贫富的名义共产，公开抢劫赵太爷等人的私有财产，用他的话说，把赵家的东西统统都搬到我那里（栖身的土地庙）！那个大箱子、小捆子地从赵家搬东西的场面（阿Q在土地庙梦想的）可以说是後来毛泽东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早期文学版，或者说是预想片。 中国在纪念鲁迅诞辰百年时拍摄的电影《阿Q正传》（陈百尘编剧，严顺开主演），对阿Q的土地庙共产梦赋予了具体的视觉形像：“革命领袖”阿Q神气活现，除了公开抢劫家财，还要领导“革命群众”批斗地主乡绅，赵太爷一家，包括儿子儿媳，甚至丫环佣人，还有假洋鬼子等，都要在革命者面前一字排开跪下，磕头作揖，甚至自贬身份辈份，自我羞辱，认错认罪。 电影中的阿Q还算仁慈，没有杀人。可按阿Q的土地庙革命梦，他是要杀人的，别说赵太爷、秀才等乡绅，而且连一般乡民，包括曾跟他打架的小D，还有比他多抓了几个虱子的王胡，他都要醋意十足地杀掉。那种借革命之名泄私愤、报阶级分野的嫉妒之仇，是共产革命的普遍现像。在阿Q那里，革命就是“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喜欢谁（哪个女人）就是谁。”典型的共产共妻。而且还要革命专政，随意镇压：“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拿的是“板刀，钢鞭，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等杀人凶器。 1927年鲁迅就断言：只要中国还有革命，就一定“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鲁迅说这话22年後，毛泽东们就建立了红色政权。电影《阿Q正传》的结尾如此诠释：虽然尼姑咒骂阿Q断子绝孙，但阿Q的後人在繁衍，会有很多很多┅┅。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人陈百尘们，对阿Q们的专制（迫害）肯定是感受更直接、更深刻。 鲁迅的预测太精确了，後来毛泽东极力歌颂的“湖南农村痞子革命”（给地主乡绅和所谓坏分子戴高帽羞辱，或用梭镖一下子把肚子戳开），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强行收缴农民土地的合作化暴力运动，以及文革的给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不仅性质，连形式都一模一样！ 对中国那场所谓农村土改运动，周立波歌gong颂德的写实小说《暴风骤雨》做了准确形像的描绘。那里农村革命的主角，也是小说主人公的赵光 （有真实原型，是乡民公认的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就是典型的梦想成真的阿Q，他“手持钢鞭将你打”，随便暴力攻击任何的乡绅、地主和有产者，把阿Q土地庙的梦变成了现实。在那个革命大潮中，赵光 等流氓无产者，社会边缘人、痞子们，占据了权力的中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洗涤掉的是人的善良、理性，人最初的温良恭俭让等特性，而代之激情、愤怒、暴力，和完全的不讲理。那场高举民主、自由的革命变成了赵光 们的暴政。 上述四位作家，对彻底抛弃人道主义的大革命有相当共识。但不同的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研究“曾发生过的”大革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对还没有来临（自己更没有经历过）的红色革命，敏感到跟雨果和狄更斯一样，并做出了准确的预测，真可谓“天才所见略同”。 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都不否认需要用革命摧毁旧世界。革命本身并不错，最关键的是在什麽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建立在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地基上的革命，是摧毁泯灭人性的专制旧制度的必须。而建立在否定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之上的、高举群体主义（collectivism）、公共利益旗帜的革命，为了群体、消灭个体的革命，则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 ——原载《看》杂志2016年6月号 2020-05-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中国反战学者向当局献媚
在美国即将采取军事行动解除伊拉克武装之际，西方有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抗议，尤其是上个星期天，主要在欧洲，有几百个城市同时举行了反战游行。与此同时，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在网络上发表了反战联名信，并递交到美国驻北京使馆。出现这封反战信是否意味著中国人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知识份子有了言论自由？但无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左派学者们的历来做法来看，都无法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 第一，反战信的宗旨和中共当局对伊拉克的政策是合拍的。中共外长唐家旋在联大发言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支持法德立场。上星期天的全球反战游行，主要发生在欧洲，上街人数最多的是英国和义大利，因为这两国政府都明确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人家的学者和老百姓游行示威，主要是反对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中国这些左派学者，则主要是迎合江泽民政府的口径，这和西方左派的反战游行有性质上的不同。 第二，反战信的语言和中共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中国左派学者在反战声明中号召全球华人“团结起来，高举中国人民反帝反霸的传统旗帜”，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该声明把美国比作是一个“一直举著屠刀从未停止过杀戳抢劫的国家”和侵略者，并将伊拉克当作是“敢於对横蛮无理的暴行进行抗争的国家和民族”。“德国之声”电台在报道这一声明时引用《法兰克福汇报》对此的评论指出，中国新左派这份声明的语言风格和口号让人想起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都可能会想起红卫兵的那些反美帝、反苏修的革命传单。但不同的是，那是些中学还没毕业、被灌输了仇恨的小青年们写的，而今天的反战信起草者们，自称是“学者”。也许要重新定义“学者”——“学”会揣摩统治者意愿“者”？ 第三，反战信签署者的人道理由是虚假的。德国之声报道说，这封反战信的主要发起者、现在北京航空大学管理学院任教的韩德强说，“我们发起签名运动主要是出於人道主义立场。”但如果出於人道立场，为什麽面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暴行，中国的这些左派学者们从来不发出抗议的声音？萨达姆从政变上台，迄今三十多年独揽大权，从无民主选举，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他也是一个公认的独裁者。他发动和伊朗的战争，导致双方80万人阵亡。在他统治下，据《纽约时报》1月26日引述人权组织的数字，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人被迫害致死。仅在1988年他下令使用化学武器，一次就毒死5千多库德人。他侵略科威特时，不仅导致一千多科威特人丧生，而且撤退时还放火烧了科威特730座油井，不仅严重损害了环境，而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花了400亿美元，8个月时间才扑灭修复）。在过去12年中，联合国通过了17项制裁伊拉克的决议，萨达姆一项都不遵守，完全蔑视国际社会。面对所有这些，怎麽没有看到中国的韩德强们发出一次抗议的声音？他们的“人道立场”哪里去了呢？ 第四，对中国人被迫害无动於衷。不仅对伊拉克人民遭到的苦难不闻不问，对每天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中国人被迫害，被剥夺权利的无数事实，什麽时候看到这些左派学者从“人道立场”发出抗议的声音？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有150个有名有姓的异议人士被关押在狱中？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现在关押著28名新闻记者（因报道新闻而获罪）？难道他们不知道江泽民政权把1600多名法论功成员关进监狱，340多人被迫害致死？难道他们不知道连北师大年仅22岁的女孩子刘荻也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北京公安局正式逮捕？面对江泽民政府的这些暴行，怎麽没有看到韩德强等强调人道立场的左派学者们发出一次抗议的声音？他们的人道在哪里？他们的人心在哪里？ 如果这些他们都以不知情来搪塞，但有一点他们是绝对知道的，那就是他们不能上街游行反战，因为江泽民政府虽然反对美国对伊动武，但为了和美国的经济等关系，它还要讲分寸，他们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分寸，因此才不上街不游行的，否则以他们反战信口气之激烈，怎麽能不想上街，复制一场文革反帝大游行？ 中国左派学者的反战信，不仅不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且相反，它是中国所谓知识人维护一个专制政府意识形态的一次丑陋、拙劣的表演。 在皇帝金口玉言、说啥是啥的时代，那些簇拥在皇帝周围的宦官们，总是察颜观色，揣摩天子的意图，忽而训斥这个，嘲骂那个，但这种叫骂声不仅绝不会超过皇帝允许的范围，而且传递的都是经揣摩、破译後的皇帝本人的意思。只不过有时皇帝不急太监急罢了。正像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那些专制的御用文人们，“最神经质的一个部份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就像法国人说的，奴仆必须表现得比国王更支持君主制。”中国人是在推翻了清王朝之後，才废除了太监制度。太监的存在，是因为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做後台；所以，只有结束皇帝制度，不管是封建皇帝，还是红色共产皇帝，才可能杜绝最令人厌恶的宦官现象。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3年2月20日） 2003-0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本届中国总理不好做
何清涟 关于中南海南院（中共中央所在地）与北院（国务院所在地）之争的议论越来越多，原来是经济官员与智囊们在谈话中若隐若现提到此事。但《人民日报》5月9日那篇《开局首季问大势》的重磅专访，其中“权威人士”再度出现，总理李克强随后报以“相忍为国”之说，让南北院矛盾公开化。 本届总理运气不够好 《人民日报》的文章见重于中国，不在于文章观点是否说得对，而在于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党的第一喉舌，经常传天子之令。“权威人士”此前曾有《五问中国经济》、《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文；两会上李总理宣读政府报告时，习总书记没有礼节性地鼓掌，如此多的草蛇灰线，早就让外界纷纷猜测：今上习近平对相爷李克强很不满。总理大位要易人，早就成为近几年海外中文媒体时不时炒作一下的中南海题材。 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本届总理确实运气不好。所谓“运气不好”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他接手的家当太烂，套用《红楼梦》一句话，就是“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李克强接盘的中国经济是什么状态？2012年10月，我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指出，行将接班的习近平与李克强正站在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龙头产业房地产高度泡沫化，世界工厂由盛而衰，所谓经济增速下降只是表征，真正的问题是以下几点：如何寻找中国的新经济增长点，为失业大军打造饭碗。李相必然面临以下困局：在全球经济中重塑比较优势面临重重困难；继续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十分危险；为失业者寻找饭碗十分不易。 第二层意思是指“船长与大副”关系不好处。江泽民时期，江虽然贵为“核心”，但对朱相的国务院事务不太过问。朱相是个有性格的人，据传邓小平考语为“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但居然与总书记江泽民及总理李鹏都各安其位。胡锦涛宽仁厚道，不仅不过问国务院的事务，对温相从2013年开始，在国内国外大讲民主、普世价值、政治改革等“政治严重不正确”的话也充耳不闻。如今习总书记治下，僚属对其各种讲话不敢非议，南院干涉北院事务更成了家常便饭，比如去年御驾亲征，指挥救市，与市场大战一场，输了之后抓了几十位奉御旨救市的官员，北院也莫奈其何。 因此只能说，本届总理运气不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进错了一扇权力之门，如果进的是政协、人大，悠闲度日，照样是国家领导人待遇。李相偏巧成了中国航船的大副，又遇上了一位乾纲独断的船长，就只有相忍为国一条道了。 与“克强经济学”背道而驰的经济施政 说李相在错误的时间进错了一扇权力之门，并不是开玩笑。因为李相接班之前，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据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经济货币化领先全球》一文称，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李克强并非不知道中国经济问题所在，因此，在他接任前的2012年，就由政府出面委托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包括以下数方面：1、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2、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3、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一改革蓝图后来被打了大折扣，但也还保留了金融自由化。2013年5月，李克强宣布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巴克莱资本随之将其总结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内容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涵盖金融、财政、土地等各方面，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但知道问题所在，并不等于可以解决问题。2013年7月，我就写了一篇《“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指出“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 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一个月后，“李克强经济学”中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这两条，被中国地方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20多个省市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继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即加杠杆，称之为“定向金融扶持”。 当时这些情况，我都已经写在《政府投资号急吹，克强经济学破产》（2013年8月13日）一文中，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最多是“旧瓶装旧酒”。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就算人再强，难奈形势何 总理虽然掌管全国经济事务，但事实上只有政策工具，这个弱势婆婆当家，又怎能奈得何无数强悍、泼皮的媳妇？地方政府的道理也很充足：要办教育、医疗、发放养老费用，这些都需要地方财政口袋有钱；财政口袋要有钱，就得发展房地产；要维持地方稳定，国企工人不能失业，还得要上项目、发展基建；总之是钱钱钱，少了钱干啥也不行。既然如此，就只好银行放水，让媳妇们的餐桌上有饭可开。 总之，“李克强经济学”从问世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其命运：金融市场化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产物，中国的金融由政府掌控，既是政府对经济行政干预的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要素资源，与国企、政权几乎是系于一体的连体婴儿。想要其市场化，等于让病人来充当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刀还未举，病人先跳起来闪开了。 此后的“一带一路”已经是南院的得意之笔了。今年以来的债转股、将中国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打包发卖给外资等，则是师法朱镕基在任时期玩过的老招术，但十多年过去，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早已过了一山又一山，非复旧时好风光，老招术用于新形势，基本没有效果。 有人估计，《人民日报》接连发文，让南北院之争浮出水面，有点要将李克强当替罪羊的味道。我倒是觉得，李克强现在当替罪羊远比今后当好。现在情势下，不管是调到哪个冷衙门，对他都犹如塞翁失马。事实摆在那里：如今的货币政策陷入深度疲劳，银子哗哗地扔下去，宛如扔进深水里，连个响声都没听到，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当现政府总理，都没法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注定是无功有过的结局。如果习总想亲自实践自己的“习近平经济学”，倒也是件好事。只要习大权在握，经济形势就算再烂，哪怕就算落到委内瑞拉那地步，据说连印钞票的钱都没有了，中国政治怪罪游戏也从来不以现任最高领导为目标。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politics-20160514/333046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