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共国庆，人民遭殃
十月一日，是中共的“国庆节”，其实，当代中国人的所有苦难，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它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因为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资料，是平常读书阅读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麽自己家吃过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资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90%。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用拼音代替，工字旁加个力，下同）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之后十年，超过一千名法轮gong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有名有姓的达3,242名被迫害致死。据旧金山湾区出版的《中国观察》刊载的最新统计，仅去年（2014）中国大陆就有6415位法轮gong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其中91人被迫害致死，983人被非法庭审和判刑。 据美国德州的华人教会团体“对华援助协会”的追踪调查和报告，近年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变本加厉，去年（2014）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更被摧残的一年，不仅家庭教会像以往一样被迫害，甚至连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的一些基层教会也被强拆十字架、强拆教堂。“对华援助协会”详细列出去年中国发生的十大教会被迫害案例。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近年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更加严酷，导致藏人用自焚的惨烈方式抗议。自2009年初至今，已有132名（经报导的）喇嘛、尼姑及农牧民等藏人自焚，其中至少113人死亡。西藏女作家唯色称这是“近代史上最伟大最惨烈的政治抗议浪潮。”藏人自焚者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共对藏区的高压统治、宗教限制和同化政策。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海外维族人组织说，有几百人死亡，几千维族人被逮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近日在美国国会宗教委员会官员于华盛顿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中共对新疆的伊斯兰教近乎灭绝的残害，不仅民间的读经、小聚会被杜绝，几乎所有的官方清真寺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中，成千上万的维族人因为信仰被残酷迫害，伊斯兰教在新疆频临灭亡的边缘。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中国就毫无希望可言。 2015-10-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大争之世，坚守理想但要尊重事实 ——回应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方迪娜《坚守国际社会理念》
何清涟 2月20日，我在《联合早报》发表《买椟还珠：欧洲对万斯慕尼黑讲话反应》一文，主要分析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14日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惹怒了欧洲，欧洲政客完全忽视万斯讲话中论及的全球化转折点上的因应之道，却盯着即期解决方案这种“术”，成了中国成语“买椟还珠”的现实版本。未承想得到了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方迪娜女士的回应及批驳。方女士捍卫全球化的意志之坚定令人感动，在此我表示尊重。但想就她文中所述三大“事实”的真相做出回应，为便于读者理解，由易到难，由近及远。 德国的“三依靠”成“三脱离”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默克尔任总理期间，德国的经济模式被德国经济学界总结为“资源依靠俄罗斯，市场依靠中国”，再加上“防务依靠美国”节省了国防开支，德国经济一度是欧洲火车头，GDP总量在世界第二、第三。俄乌战争开始后，美国拜登政府呼吁并带头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德国不得不调整能源供应结构，脱离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关系。这是欧盟定下的方针，德国必须遵守，否则就被视为“为俄罗斯提供军费”。但实情并不象方女士总结的那样：“因此，德国自2023年起便不再向俄罗斯采购天然气、石油或煤炭”，由于德国在战前高度依赖俄罗斯油气，世界都很关心德国如何摆脱对俄罗斯的资源依赖，不少信息，以下我提供几个数据： 据挪威High North News《德国继续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口俄罗斯天然气》02/27/2024）引据德国环保组织 Urgewald 与比利时的Bond Peter Leefmilieu 的一项联合研究，2022 年夏天，德国停止直接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但新数据显示大量天然气仍继续通过邻国供应进入德国。德国第二大和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荷兰和比利时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进口大量液化天然气 ，随后通过跨境管道输送到德国。这两个国家分别满足了德国 26% 和 22% 的天然气需求。[\[1\]](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1) 今年1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德国通过欧洲港口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激增》，根据比利时、德国和乌克兰非政府组织的一份报告，2024年德国国家能源公司 Sefe 通过法国敦刻尔克港购买了 58 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是 2023 年这一数字的六倍多。[\[2\]](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2) 全球化承载的价值观变味，美国抽身退出是自救 前苏联解体不久，以美国克林顿为第一推手，共同推动了全球化，迄今为止已经有30多年。应该说，在全球化推行的前十多年中（1990年代初-2005年左右），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繁荣，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财富版图。西方主要国家美、德等国受益的同时，也在受损，在工作机会大量转移到中国之时，都发生大量的失业现象，以及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这点，唯一参加过全球化旧金山会议（1995）的两位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 /哈拉尔特·舒曼（ Harald Schumann）、在那本著名的《全球化陷阱》（The Global Trap，1997）里写得很清楚。他们还写道：与会精英知道这些现象但几乎没有人关心，都在为全球化狂欢。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甚至在会上提出著名的“奶头乐”理论，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青年失业。 所有这些，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觉得是推广普世价值的必要代价，因为直到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前，全球化承载的普世价值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三代人权理念，第一代为政治平等、第二代为经济平等、第三代为妇女权益与少数族权益），都很愿意自己的国家成为这样的国家。直到奥巴马上任后，先将lgb加上Trans，再渐渐扩充成lgbtqi+，性别从两种扩充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加州极左），将性别多元化、极端女权、BLM等作为第四代人权理念，包装为多元、平等、共容的外衣（简称为DEI系统），名为平等，实际上是在入学、就业升迁上优先照顾这些群体，世界经济论坛与之呼应，将这种新身份政治加上气候教，当作全球化新普世价值在国际社会推广。 这期间还发生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让颜色革命蒙上了阴影；2015年欧洲难民潮让本土人民失去了生活安全，所有这些让天然政治正确的全球化受到了怀疑，美国才有了2016年大选川普获胜这一全球性的政治事件。2021-2024的拜登四年，是美国左派推广全球化与新普世价值的四年。除了在全美范围内大力推广DEI自组织系统之外，2022年4月28日，美国宣布自己“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并“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这当然是美国极左政府的一意孤行，这份美国政府工作报告发行前14天，第一左媒《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一文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3\]](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3) 对于这样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抵制，即使在严重奥巴马化的美国社会，都有一大半人反对DEI（这是川普2.0回归的民意基础之一），方迪娜女士却回避DEI系统造成的严重社会分裂，将这个问题轻巧地变换成一个群体的问题，“我们没必要把这变成一场关于LGBTQI+权利等问题的讨论，以免陷入一种把全球现实归咎于个别群体的危险逻辑。” 乌克兰走到今天，西方无法诿责 最后，就方迪娜女士在文章第二段所言“乌克兰自发革命”做一简单事实陈述。她说“橙色革命是乌克兰民众发起的。然而，作者却轻率地认为，这是美国和欧盟的战术，并严重忽视一个事实，即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国际联盟。”并认为“正是这种经常被俄罗斯政府使用的言论，给冲突蒙上意识形态的阴影，也让我们一致认为须要克服的冷战思维消散不去。” 乌克兰共发生两次颜色革命，一次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那次普京吞了下去。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乌克兰广场革命（2013年11月-2014年3月）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这次革命直接导致克里米亚危机，美国是幕后推手并非秘密，本文只列举同时记录这场革命的两篇西方报道。一是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西方外交官将令乌克兰抗议者失望》(12/13/2013)，以下原文照录：“在过去两周里，数十万示威者涌上基辅街头，要求政府开始融入西方。引发抗议的原因是乌克兰上个月决定转向俄罗斯，放弃了与欧盟的贸易和合作协议。此后，西方高级外交官纷纷站出来支持示威者。首先是德国外交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他与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包括重量级拳击冠军维塔利·克里琴科（Vitali Klitschko）一起视察了抗议活动的中心。随后是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最后是纽兰（Victoria Nuland）带着她的软实力抵达。”[\[4\]](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4) 2014年2月7日，BBC发表《乌克兰危机：纽兰与皮亚特通话记录泄露》，这通具体时间难以确定的电话引发了美国与欧盟之间一场外交冲突。纽兰当时已从美国驻乌大使升任副国务卿，杰弗里·皮亚特（Geoffrey Pyatt ） 于2013 年 7 月 30 日就任美国驻乌大使。两人在电话中讨论乌克兰反对派“三巨头”在新政府中的职位应该如何安排（纽兰反对克里琴科进入政府），以及如何获得联合国支持。纽兰还提到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私下给予鼓励。这段通话被传到Youtube上，因对话中纽兰说了“去他妈的欧盟”，遭到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严厉批评[\[5\]](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5)——以上是美英两国大媒体对事实的报道，与俄罗斯的观点无关。 本文所述只是事实，并不涉及是与非的判断。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事实是唯一的，评论可以自由。没有真相的视角，其实没有意义，因此，敬请方迪娜大使女士回到事实层面来。 Germany Continues to Import Russian Natural Gas Through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by Malte Humpert, Feb 27 2024(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germany-continues-import-russian-natural-gas-through-belgium-and-netherlands ) ↑ German demand soars for Russian LNG via European ports, Deals from hubs such as Dunkirk show difficulty of tracing Russian gas after Berlin eschewed direct, PublishedJan 27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81f60240-9f01-4dd8-85b0-1fec654a5257 ) ↑ 《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DAVID BROOKS，2022年4月14日（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414/globalization-global-culture-war/） ↑ Western Diplomats Are Going to Disappoint Ukraine’s Protesters, By Simon ShusterDec. 13, 2013，(https://world.time.com/2013/12/13/western-diplomats-are-going-to-dissapoint-ukraines-protesters/ ) ↑ Ukraine crisis: Transcript of leaked Nuland-Pyatt call, Published 7 February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079957 )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3月6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306-5971703） ↑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解牛∶远志明内心没有对上帝的敬畏——评“论柴玲指控远志明强奸事件”
（余不洁）先生文章分析都对，结尾却偏了。 司法未必能还原真相，真相未必需要靠司法还原。案件早过了刑事追溯期，司法不追究。柴玲报案，不过起个将犯罪嫌疑人报备在册的作用，也是顺著她自己的指控逻辑做该做的事。细节的真相不重要，但事件大情节的真相是在柴玲那头，这对我没有太多的疑议。 正如先生的分析显示，远志明不解释说明，原因绝不是他不注重个人容忍委屈，只是他解释不了。这坐实了柴玲的指控。不需要司法调查，这真相已经很明显了。 此事的邪恶在于，远志明作为牧师这麽多年，却没有照著诚实的基督教信仰悔改认罪，这纯粹是在败坏一个信仰。要点不是他当牧师前强奸了柴，而在于他当牧师后这麽多年还在撒谎、一口两舌、威胁恫吓柴。他的内心没有对于上帝的敬畏，是个伪信者。 作为牧师，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不论多少人为他辩护，说信主前的事都过去了云云。我不相信这些人还放心送女儿去他的教会让他辅导。 一个没有信誉的牧师，是传不了福音了。在不信的人眼里，这事说不清道不明，对远要“无罪推定”等等；对于一个牧师而言，他的沉默（不得不沉默）已经将他自己定罪。我不知道他这辈子怎麽过下去。 2015年3月22日 ——读者推荐。原载万维博客∶ http://blog.creaders.net/yubujie/user\blog\diary.php?did=212470#sthash.mHjPbYNg.dpuf。更多解牛的文章请见其万维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jieniu/ 2015-03-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A Different Type of Social Power: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an effort to fight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launched a ten-month long nationwide campaign at the end of 2000 using the operation code-names Fox Hunting, Raging Tide, Nill, Hurricane, and others. It is a known fact that a considerably large number of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have emerged in our country, and these are mainly territory-based entities. China is divided into seven administrative levels: state, province, municipality, county (or larger districts and smaller cities), township, village (or sub-district), neighborhood. Thes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have generally been formed along these lines, that is, within a province, a city, a county, a township, or a village. Some of the notorious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at were outlawed several years ago and subsequently banned are Xinjiang Gang in Shanghai, Beijing Gang and White Shark Gang in Guangdong, Ganzhou Gang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Wolf Gang in Shanxi Province. The membership of these organizations consists mainly of employee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waiting for work” youths, and/or peasant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se gang members are friends characterizes their inter-member relationship. Some of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have a comparatively tight, linear-like structure reinforced by harsh disciplinary measures. Members are differentiated by ranks whil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dels that of an extended family. There are also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kinship-based (genealogical) or occupation-based (linked by the same type of crimes committed). Of the three types, most organizations are either territory-based or kinship-based. Sophisticated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Both investigative reports and revelations from cracke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dicate that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no longer gangsters pieced together for a single oper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well organized and have proven to possess some sophisticated “organizational rules” and management styl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re found in many of such organizations: stable membership consisting mainly of professional criminals, a multi-layer pyramid-like command system, and vertical leadership. On the very top is the patriarch of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Big Brother” or “Leader.” Under him are his lieutenants called “Second Brother,” “Third Brother” and so on. The members engage in different functions. For example, in “Sable,”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in Ziyang of Sichuan Province, there existed the roles of “steward,” “hatchet man,” “executioner,” “logistics man,” and “scout.” A member can be demoted to a lower rank or removed from his post. The “Big Brother” is often surrounded by a group of advisers to help plan the activities. Further down are people to carry out murders as well as robbery, and people to maintain legitimate business fronts while engaging in money laundering.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ways of allocating wealth and providing benefits according to ranks. Tight control is sustained by rigid rules and security regulations. Those who disobey the boss or betray the organization are cruelly punished.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ffice of Sichuan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s nowadays have started to emulate management styles of a modern corporation. The Di Shaowei Clan in Sichuan Province is a typical case. They have their own “Member Handbook” which contains four chapters with seventeen articles and serves as their “criminal law.” The handbook specifies that whomever gives ou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trays the organization, jeopardizes its interests, or disobeys orders is subject to penalty measures ranging from cutting off the tongue, gouging out eyes, chopping off fingers, hands, or legs, or, ultimately, death. Some researchers have stated that the “current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possess some unique featur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both inherited the traits of the traditional triads and old gangster organizations and imitated sophisticated criminal groups abroad.” These domestic criminal groups are little different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embodying all the necessary features of an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term have emerged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their presence should not be ignored by those studying Chinese criminality and those working i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e membership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ends to be young. They are either criminals at large or have spent time in prison or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camps; many of them have committed murder. They are young and daring, with no sense of morality. They are also determined and decisive, and are not afraid of taking ruthless actions.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m cold-blooded individuals. Some of them are ex-servicemen and thus have received formal military training. These ex-servicemen often become key figures, as they know how to operate weapons and fight battles, and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police operations. In addition, the organization finds it convenient to use their old “comrades-in-arms” for cover operations. Nowadays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a variety of sources for weaponry and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etter equipped. In the past, they relied on hunting rifles, homemade guns, and stolen weapons, but now with their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capabilities, they can easily acquire smuggled weapons. Ironically, some of these weapons were initially sol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but managed to find their way back into the country and fall into the hands of criminals. Advanced technology is helping to improve the way criminal organizations conduct their business. Before taking an action, they carefully investigate the site, study the internal circumstances, collect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ecide on timing and an exit route. They have several plans to choose from, each being subjected to repeated analyses and testing. They are always best prepared in fraud cases involving extremely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hey work diligently in preparation, and leave the “legal person”–whom they hired earlier–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if the scheme is uncovered. When an operation i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perpetrators have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o quickly escape from the scene, and the gang leaders will relocate immediately to another city or to a foreign country. As a result, it take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police force and money to track them down. For example, Lu Wei, a gang leader in Jianyang of Fujian Province, stopped at dozens of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and Shanghai, after committing a crime. He was constantly on the run and often switched hotels at night. It took the police several hundred workdays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yuan to finally catch him. The Merging of the “Black” and the “White”: Gang Leaders with “Red Hats” All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those of a few major cases already solved, point to a fundamental cause that enables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o flourish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at is, the gangs are well entrenched in the local political structure, particularly i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us are well protected by corrupt public officials.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the “black”) have a deeper penetration into the social establishments (the “White”). In the West,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could be connected wit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e judiciary, while in China their influence reaches not only the police and judges, but also those holding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 offices. Some gang leaders themselves have acquired high-ranking political status (so-called “Red hats”). Zhang Wei from Wenl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a good example. Not only was he the boss of his criminal organization, he also held eight public offices in several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He was vice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 Yidu City, Hubei province, member of the Municipal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Taizhou City, honorary president of a newspaper in Zhejiang province, vice president of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of Taizhou City,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chairman of the East Sea Group in Zhejiang province,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manager of Dongsheng Corporation in Shanghai,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general manager of Wenling Hengji Industrial Corpor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general manager of Taizhou New Century Decoration Co. Ltd.. He obtained the first four titles by bribing public officials and those titles served him well. He was found to have connections with officials in key positions, including the mayor and police chief. Of the sixty-seven public officials having close ties with him, forty-two were in government or party offices, fifteen in the judiciary, and ten in banking. For this reason his organization was called the “Red-Black Gang,” and this is indeed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It was black because the organization was mainly undergroun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d a red cover due to its links with public officials. In recent years quite a few major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racked in Jilin Province. Not long ago, Liang Xudong, head of the largest criminal organ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was executed. He himself was a police officer and also had ties with over thirty government and party officials. Of these connections, there were political appointees as well as those holding offices in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e Procuratorate, and the judiciar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se officials provided Liang Xudong with cover, leaving his organization free to perform their criminal acts for years. Liang Xudong had access to thirty-five public officials; his network included twelve department heads in government, ten police officers, five public procurators, and four judges. It wa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se public officials that Liang Xudong and his gang developed into a powerful force in that region. In Jilin’s Helong City, Gu Decheng and his gang had grown to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with considerable notoriety when Gu himself was elected member of the city’s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city’s People’s Congress. Liu Yong of Liaoning Province was both a gang boss and a well-known public figure. To outsiders, he was a member of Shenyang City’s People’s Congress in addition to being president of Shenyang Jiayang Group, and year after year his company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Advanced Enterprise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the sixteen key members of this gang, three were police officers. Zhou Shounan was head of a criminal group in Baise of Guangxi Province. The public knew him as general manager of the entertainment department of Baise Hotel while in the underground he led a gang, Hongxing Society, which controlled the gambling business in the city. When his criminal activities were brought to light, the involvement of several key officials became known, including the former chief of the city police, Nong Jiayi, and the police chief in office, Li Hongzhuan. Also involved were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Ma Sike, deputy police chief Huang Zhengxian,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public security team within the police department Liang Xincheng, and former deputy chief of the prefecture police department Tan Xueren. People have been shocked by recent revelations of one criminal organization in Pingdingshan City, Henan Province. This organization had eleven members, among them six were members of a village committee, one was a probationary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ree were candidates for party membership. In eight years they committed over three hundred armed robberies targeted at private coal mine owners, victimiz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twenty innocent people of whom six were murdered, and got away with a total of one million and a half yuan. The fact that these people are able to hold dual roles, one in public and one underground, is more alarming than those criminals relying exclusively on bribery of officials.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e fact that gangsters have infiltrated into county and municipal level governing bodies. They pick their “surrogates” from other officials, even playing a role in assigning county and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this way, social establishments controlled by corrupted officials have become a tool for organized criminals to prey upon their communities. It is the worst scenario one can imagine when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merge, namely, society is ruled by collaborating forces of public officials, particularly those in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Employment of Gangsters In Power Jockeying It is also obvious that the values held by criminals have started to permeate social behavior.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life has appeared in several aspects. In recent years, certain pubic officials would seek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ssistance when they fail to overpower their opponents in political maneuvers.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incidents of “officials killing officials” have become quite plentiful. I present here a few publicized cases. In 1995 in Anyi County, county magistrate Chen Jinyun hired assassins to kill Hu Cigan, party secretary of that county, and Wan Xianyong, deputy party secretary; in March, 1997 in Yangchu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municipal party secretary Yan Wenyao, deputy mayor Yang Qizhou, deputy director of Finance Office Lin Qiju were involved in a plot to murder the mayor and some of his associates; on June 28, 1999, former party secretary Li Changhe of Wugang City, had his subordinate Lu Jing, magistrate of Batai Township, and Lu’s wife murdered; on March 16, 1999, a tax collector in Hainan Province assassinated Huang Chonghua, a public procurator; on March 26, 1999, the director of Fushun City’s Judicial Bureau attempted to murder a county party secretary. All these cases involved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ome of the assassins were gang members, and some were “marginal” members of society. The game in China’s political circles is seldom played fairly. It is frequently the case that one’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does not lead to promotion, and therefore public officials have to resort to other mean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s/her ethics, ability, and performance. This way of selecting public officials causes the entire society to suffer from its consequenc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influence by organized criminals, the process has become more chaotic and will certainly further erode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for public officials. From “Black Income” to “Gray Income” to “White Income” ¾Involvement by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tarted long ago to build their financial base. The entertainment circles were the first to breed underground crime elements and to be heavily impacted by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ere was a special report entitled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Entertainment” in the February 10, 2001 edition of Yangcheng Evening News.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provides an ideal place for fame and profit.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sufficient earnings, this industry proves to be a safe haven for money laundering. Currently the underground criminal elements within entertainment circles still have not fully matured, while the outside force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influenc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 number of cases caught public attention, such as the assassination of Ju Peng, the attempted murder of Mao Ning, as well as the beating up of some other star performers. The degree of violence employed by the underground forces in entertainment is, however, less apparent in comparison with some other circles in this industry. Reports on the recent “eradicating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 campaign” indicate that almost al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well financed, and all resort to violence in their efforts to collect wealth. Some gathered this wealth entirely by illegal means. Zhou Shounan is such an example. His open position was general manager of the entertainment department of Baise Hotel, but, behind the scenes, all gambling operations in the city were under his control. All his riches were generated this way. Liu Yong, president of Shenyang Jiayang Group, was different in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both legal and illegal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employed illegal means in legal business operations. He accumulated seven hundred million yuan in a matter of several short years. Some organizations have a more cruel way of doing business, as shown in what Liang Shengli and his gang did in Xuchang, Henan Province. They operated a legal business in an illegal fashion. For example, they would use violence to drive out those already in the business if he wanted to be part of the trade. By adopting similar means his group became dominant in many trades in that region, including the garment, shoes and hats,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They also designated areas of influence for their members. They used violence to force customers to buy and suppliers to sell on their own terms and to collect protection fees and dividends. Thus the situation became outrageous: whatever trade they wanted to set foot in, the existing merchants would have to “automatically withdraw” for fear of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In comparison, however, most small and medium-size gangs rely on collecting protection fees. The masterpiece of their financial buildup is found in a recently revealed case in Lanzhou, where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plundered people of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yuan with artificial stock brokerages. According to reports, a number of stock brokerages appeared in Lanzhou City in 2000 such as Gangsu New China Investment Consulting, Lanzhou Lixin Economic Information Consulting, Lanzhou Xinda Economic Information Consulting, Wanweida Economic Information Consulting, Hansu Mid Asia Finance, Guotai Finance, Xinlande Quantum Office, Gansu Gold Trade Co., Tiansheng Trade, and Gansu Aoran Trust. These firms settled down in remote areas or rented suites in high rises in downtown areas, then set up a simulated stock transaction system with a few dozen computers to process stock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satellite dishes, Internet providers, or cable TV. In such a manner, they swindl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yuan from their customers who had no idea that their money would go directly into the criminals’ pocket instead of entering the stock market. Investigations indicate that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were the masterminds behind the scene. They invested the embezzled money in legal business operations, mainly real estate. In this way, some of the major players even became distinguished personages in the business circles of Lanzhou or even the Northwest region. Their connections are found in every corner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n the Lanzhou City Industry & Commerce Bureau reported these fraud cases to the city’s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e latter refused to take action for “lack of sufficient evidence,” and thus the criminals were able to continue with their wrong doings (Southern City Report, February 6, 2001). They did not stop even when CCTV’s “Thirty Minutes on Economy” aired a series of reports on their criminal act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sophisticate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is on the rise. Not only are the relatively “unenlightened” organizations in the Mainland making efforts to emulate them, there have also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that were the result of collaborative undertakings by criminals from both the Mainland and these two areas. Gangster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particularly active in coastal areas. They take advantage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in the Mainland, where foreign capital is badly needed for economic reforms. Many people in both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ircles are eager to achieve rapid growth by attracting foreign capital while there is no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Consequently, they set up briefcase companies, make a fortune by fraud, and then disappear after the money is transferred abroad. Many such instances have caused tremendous losses to our country. These criminal groups do not stop there. They use a portion of the money to buy party and public officials. In December 2000, Guangzhou City’s law enforcement forces uncovered an underground bank and arrested nine suspects, four of whom were from Taiwan. Police retrieved a very large sum of Chinese currency, some foreign currency, as well as many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used for money laundering from this illegal bank. One suspect by the name of Huang Awan admitted that the four members from Taiwan had been engaged in foreign currency laundering since 1998, and their business was mainly to help Taiwan businessmen transfer funds illegally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Their one-day transaction volume sometimes was as high as several million yuan. In the course of a couple of years they had transferred fifty-eight million yuan. Narcotics trafficking has become rampant internationally since the 1980s, and drug traffickers are also in contact with China’s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ey work together to operate drug trafficking networks in China. Also, stealing cultural relics is becoming widespread. While the Three George Project has attracted much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for various reasons, most alluring to the criminals are the cultural relics at this historical site some of which date to over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site has become the hottest spot of cultural relics theft. It is estimated by foreign media tha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or so a very large quantity of such national treasures have been smuggled out to the west, more than the stolen items added together in all previous years. Some extremely precious Neolithic items have also been sold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organized criminals also engage themselves in smuggling people. In the early days, they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abducting and selling women and children. Now, their primary business is illegal immigrant trafficking.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snake gangs.”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play a key role in these operations. They are known for smuggling goods, people trafficking, and cross-border kidnapping. Some reports suggest that they have smuggled counterfeit Chinese currencies in the amount of ten to twenty billion yuan. Police have also seized over one thousand kilograms of ice (crystal meth) from these gangs. In five cases involving gun sales, police confiscated over three thousand guns plus over seventy thousand rounds of ammunition. But, these gangs are best known for immigrant smuggling. By the end of 1998, fourteen hundred snakeheads had been captured in that province, twenty thousand migrants were stopped on the seas, and over thirty thousand migrants had been returned from abroad. The number of cross-boarder kidnapping cases in this year is mind-boggling. In fact, over fifty such cases have happened in Fujian since 1993, with a huge sum of ransom money totaling several million US dollars. These cases were carried out jointly by domestic and foreign-base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volving many countries and area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ustralia, Thai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addition to what is described above, there are other equally alarming incidents. For instance, in some places the police “employ criminals to control criminals” or uniformed agents in charge of city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hire gangsters to collect extravagant fees. Moreover, in certain areas criminal organizations even function as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instance, in Zhengzhou of Henan Province, the gangsters that were running “Tianma Shoe City” put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station out of work. The fact that these organizations can recruit easily from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nemployed personnel has sounded a warning that the mission to overcome thes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s going to be extremely time-consuming and challenging. Undoubtedly the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affecting our society in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way, and have virtually become one type of “public authority” in certain areas and circles, particularly for those liv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eir presence, sanctioned by corrupted public officials, clearly constitutes an ominous threat to people’s safety and wellbeing. Past experie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ells us tha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even tyranny is “more lenient” than those violent and ruthless undergrou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中研院学者徐永明评曹长青新书：面对困境要讲真话
今天很高兴能来这里，不能说是与谈，算是来学习。会邀请我来可能一方面是我比较年轻，希望能提出一些比较年轻世代的观点，虽然我很难说自己是年轻世代，只能说相较於各位比较年轻。我觉得做为这个非常世代，知识分子的历练一直在进行，与我同世代，在台湾民主化过程里面，很多人会说，回到学生时代多好，因为那时候只要说反对就好，这个选择非常清楚。离开学生时代，台湾民主化之後，学运这群人遇到很多选择，有些人跑到民进党去工作、有些人在国民党工作，有些人选择在学校当教授，或是当研究员。我还常对公共议题发言，可是有很多朋友当教授，就不太讲话，对目前政治发展不太去谈。我常常在想，这好像是我们这世代的考验或是验证还持续在进行，可能跟各位比较不一样。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他对我个人有什麽启示？什麽叫知识分子？ 有两个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是我在美国当研究生的时候，在耶鲁大学写论文，刚好他们邀请王丹去演讲，谈的是中国改革的前途。我那时候跟王丹还不熟，到场发现讲堂里百分之八十是中国来的留学生，王丹谈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个人六四经验遭受迫害的经历，以及整体而言，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有哪些不平等或黑暗的影响，台下这些中国留学生其实是磨拳擦掌，已经准备好修理王丹。他们的质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中国现在慢慢变好，有点像卜先生讲的渐渐富强，甚至改善所谓人权，为什麽还要批评中国，为什麽不讲正面的东西；第二，为什麽要跑到耶鲁大学这样白人的西方美国人的学术殿堂来讲，是不是你不爱国？甚至你没有民族主义倾向。整个半小时的发言时间，王丹都在受到围剿，我们台湾来的留学生本来想帮他讲话，可是感觉好像插不上口，没有什麽立场，我那时候突然觉得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讲真话，像李老师说的。如果问我尊重或敬佩什麽样的人，或是想成为什麽样的的知识分子，我的回答是在困难的处境选择去讲真话的人，王丹先生那时候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很可以讲一些现在流行的中国论述，说中国是现在、未来的强权，中国慢慢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目前体制适合现在的经济发展，甚至未来还可民主化，而获得满堂的喝彩。但王丹选择去批评中国，一定是不讨好，尤其在那样环境之下，甚至以目前情况，即使台下百分之八十都是白人，很多人一定也不接受。所以知识分子不但是要讲真话，而且选择在困难的时候，面对困难，讲真话。 曹先生这本书所讲左派右派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很好的指标，使我想到，知识分子跟政客很容易区分，例如台湾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诗人杜十三恐吓行政院长谢长廷的事。我要说的，不是杜十三是否知识分子，而是谢院长果然不是知识分子。为什麽谢院长说他不会向杜十三提告诉？是的，谢院长这样有权势的人讲这样的话时，做了一个easy choice， 这个选择是有好的形象，大家会说，对，有权者不要计较一个满怀怨恨的文人。可是我的感觉是，为什麽谢院长不能做困难的选择，杜十三既然违法，就应该起诉。台湾民主发展的角度，要去厘清目前这种所谓价值手段，必须站在法治的立场，以现任院长，所谓最高行政首长的身份，把话说清楚∶杜十三是错的，应该被处罚，可是他是政治人物，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选择。我从这本书学到的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或是学者专家的判准。选择讲真话，选择跟一般流行不一样的，对形象不一定好、当下处境不一定好，这才可能是知识分子，才能矫正政治乱象。这又回到我前面所讲，做个年轻世代很辛苦，还有二十、三十年的时间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困难的时候，知识分子没有简单定义，或是你要做哪些事，例如∶你要拿博士学位，在学校里面教书，你才能发表东西，这才叫知识分子，可能是，你在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是不是愿意去选择讲真话，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是我从这本书所学到的。 曹先生这本书主要谈左右派知识分子，在面对所谓社会主义理想或第三世界，我不太清楚台湾算不算有左右派？我现在感觉好像是没有，也不太清楚有或没有，对台湾是好或不好，不过我觉得台湾是当然有统派、独派知识分子，这是蛮清楚的。如果曹先生这篇文章，左派右派翻成统派或独派的话，搞不好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譬如说，就像各位一直在谈的台湾有个中国论述，不论是在二○○○年、二○○四年总统大选时都存在，这种论述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在崛起，台湾的未来在中国，台湾如果处於中国的发展之外，那台湾是没有前途的。我常在说，这个中国论述，为什麽没有人去检验？在中国的发展之下，中国老百姓生活到底是如何？是完全没有阶段压迫，还是皆被压迫得越来越严重，中国情形如何？中国有民主化吗？台湾的中国论述不仅是知识分子在谈，甚至媒体舆论也是这样播。电视新闻节目，很多中国新闻，譬如说熊猫来台，譬如说台湾水果登陆，可是中国过去一年发生了七万多次各种抗议事件，很多人民在抗议的时候，公安结合流氓去打压他们，却从不报导。各位想想泰劳事件在台湾被报导的多大，给执政党造成多大冲击，在中国有这麽多这样的事情，台湾媒体好像视而不见。我觉得，视而不见不单是台湾媒体的懒惰而已，而是台湾在中国论述里，已把这部分忽略掉。曹先生也讲过很多西方的左派分子在谈第三世界或是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理想的时候，常常粉饰这些独裁者，而忘了老百姓真正真实的遭遇，台湾在流行中国论述，谈的是台商在那边赚了多少钱，但是在台商工厂做工的工人所受的待遇是什麽，会比台湾外劳好吗？从台湾角度而言，台湾赚越多钱越好，我意思是说，要谈中国论，若是真的觉得台湾应该走中国这条路的时候，应该把这方面都拿出来谈。 我对台湾有危机感，是因为慢慢有很多人用各种方法，去破坏或是诬蔑民主体制。我在中国大陆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听到有些台湾去的学者，我不要说他是亲蓝的，或是国民党的，当他在那边痛骂台湾民主的时後，我心里就在想，他不知道他毁坏多少台湾过去几十年发展出来的价值，也突然觉得说很可能民主作为台湾民众或所谓统独两派知识分子所谓共同信仰，可能慢慢的不成其为一个平台。二○○四年有这个浪潮，国民党粉饰所谓蒋经国时代，宣传说民进党这麽糟糕，不如回到蒋经国那个时代，那时代多平等，没有贫富的差距，对不对？可是，二○○四年人民用选票很清楚的否决了怀念威权的想法，在泛蓝选输的抗争中，我记得有位台大哲学系教授的说法真的很符合所谓「理性的起伏」，他跟泛蓝的支持者讲说，「泛绿行动是低等教育，是农工阶级，他们是笨蛋一族，我们是聪明一族，我为这句话负责。」这是媒体上登出来，我在评论中也写过。各位想想，一个台大哲学系教授，而且常常号称出身农工的家庭，因为拿工商奖学金，他才有机会变成台大教授，而他谈民主，谈法竟是「聪明一国笨蛋一国」，那笨蛋一国是多数，虽然赢了，可是我们聪明一国不一定要接受笨蛋一国的结论。所以，有诗人想要去杀行政院长，一点都不奇怪。如果我是聪明一国，我为什麽不能杀笨蛋一国，各位想想看，一旦采超人哲学，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只要把曹先生左派右派知识分子换成统独派知识分子，其实他已经间接处理台湾的现象，这本书可以给台湾一个验证或是一个提醒，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真的是没有悲观的理由。最後很可能就是所谓笨蛋一国的人要真正的去引导、或是教育程度高的聪明一国，纵使我们不是长得很体面，没有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外表，可是最後我们还是能够去坚持民主价值。这就是在困难的阶段、困难的处境，去坚持一个困难的选择。这也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谢谢！ 2005年11月9日在曹长青新书发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台北金石堂书店）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1月号） 2006-03-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刘晓波与非暴力抗争的中国困境
何清涟 7月13日，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零八宪章》宣示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在国内时，和刘晓波始终缘悭一面。他作为文坛“黑马”横空出世之时，我正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限于专业，对当时弥漫全国的“文化热”感受远不如文学圈深刻，但听到不少有关他的传闻。90年代末，因为包遵信先生的关系，距离似乎近了一些。一次是接到刘晓波从北京家中打来的电话（老包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谈他对《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感想。其中一些感想片断，他写在与王朔的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里了，其中那位“老侠”就是刘晓波。多年后我才知道为何要以“老侠”为名，“侠”者，“霞”也，是其爱妻刘霞之名的谐音。在那次的通话中，他很想了解中国的言论尺度是否会有宽松？因为当时出版界的说法是：《现代化的陷阱》这种书都能出，还有什么书不能出？连英文杂志《远东经济评论》当时都写了一篇《北京的春天》，分析以《现代化的陷阱》、《交锋》为代表作的“今日中国出版现象”。我当然知道，他那时根本不能在国内发文章，但也只好告诉他，出版内情复杂，算是夹缝里有得力人物推了一把，绝不意味整体言论环境宽松。我没告诉他的是，就在他打电话那时，深圳所有的媒体都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禁令，禁止“炒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及作者。 2000年7月去北京开会，包遵信先生与我约好，会后邀刘晓波一道见面聊天。7月12日会议结束之后，我在朋友家接走儿子，希望带他在北京游玩几天，结果在7月13日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腿骨与脚掌骨均断裂，当天在北大的演讲取消，原定几天之后的见面当然也取消了。 刘晓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轨迹开始于2005年之后，那时我已经被迫辞国四年。对于后来《零八宪章》的发起及其入狱，以及谁是真正的起草者，均只是遥观。对《零八宪章》本身，因为认同其和平理性抗争理念，希望中国未来能走宪政民主之路，我与晓农均签了名。后来，国内签名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政治迫害，断断续续时有所闻。 最开始，由于《零八宪章》相关人士自述在国内尚有少许空间，外界均以为，中共能够容忍非暴力抗争这种温和方式。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先生（David Shambaugh）后来在《中国即将来临的衰败》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中认为，从2000年到2008年，中共有一条开明的曾庆红路线，直到“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华尔街日报》2015年3月6日）。可见这传闻流传之广。因此，主张非暴力抗争并宣布“我没有敌人”，引发无穷争论。希望当局能够容忍非暴力抗争这点期望，即使在刘晓波被投入监狱之后，外界仍然没有放弃。直到刘晓波获奖之后不久，《零八宪章》的实际起草者张祖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后，人们才非常不情愿地承认，通过非暴力抗争通向宪政民主这条如封似闭、但又仿佛开了一个小口子的路，终于被中共彻底封死了。再后来，外界发现刘霞实际上被软禁了，世界才知道，中国政府对待异议之残酷，与南非政府的相对文明简直天壤之别。曼德拉入狱20年，曼德拉夫人在外继续其夫未竟事业，而中国政府却事先防范一切反对因素的萌芽。 煎熬的除了刘晓波，还有非暴力抗争路线 刘晓波病危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朋友们写过不少忆念文章，我对其中的两篇情真意切的文章印像深刻，一篇是苏晓康写的《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另一篇是余杰写的《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 甫见苏晓康文章标题的“煎熬”二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作者如非自身也挣扎于这种煎熬之中，无法用这二字表达，读者如果不是经历过类似煎熬，也无法理解这两个字包含的不可承受之重。文中那段“桂冠还是十字架”，细述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刘晓波本人及《零八宪章》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遭遇的尴尬：海内外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质疑声中，当然包含了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的疑问，苏晓康的这一总结多少有点苦涩：“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刘晓波辞世的当天，“奥斯陆的意思”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声明中再次强调：“通过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发展民主与创造和确保和平之间存在着根本联系。此外，委员会发现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 正因为这顶桂冠其实就是十字架，刘晓波认为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苏晓康对此做了总结：“在一定意义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我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那天，看到苏晓康这段文字时，泪水不由得溢满眼眶。 只有经历过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这句话蕴含的沉重。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前辈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在深刻反思后，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对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巨。我很理解苏晓康在文中说出来的话以及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想法。作为共同经历了一国风雨的同龄知识人，我们听得到暴力革命的呼声，在1989之后的近三十年内备受煎熬。即使在刘晓波去世的当天，对他本人、对非暴力抗争路线的不同意见，在推特上随处可见。 余杰的文章《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主要写刘霞与刘晓波共同背负十字架的艰难历程。丈夫作为政治犯坐牢，妻子失去自由，这恐怕是中国特色。中国政治反对者与维权律师的妻子们，都经历了饱受政治株连的折磨，最后都奋起抗争。但刘霞形同关押的数年软禁，却仅此一例。刘霞所遭受的磨难，展示了中共极权政治极其丑陋残暴的一面。期盼她尽快获得自由，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中国当局拒绝了“和平转型” 作为一个追踪中国变化几十年的中国研究者，我深知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当局维稳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上空的专制阴霾也越来越重。2011年3月宣示的“五不搞”、2013年5月面世的“七不讲”、2015年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及大批关停海外资助的NGO，种种迹像都表明，中国通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之路已被关闭。这次刘晓波病重之际希望携妻子出国这点最后的愿望，都未能得到满足，只能在不自由的状态中辞世，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幻想非暴力抗争能实现中国政治转型。但深知共产革命之害的人，几乎全都不希望中国再发生一次类似的革命。中国当局似乎嫌中国人不够明白这点，在刘晓波辞世当天，美国中文媒体多维网发表《沉思录：“第五纵队”较量已无声》，称刘晓波、茅于轼、贺卫方、南方系被中共视为西方在中国的“第五纵队”。这种表态，意味着中共完全拒绝任何说理的声音。 刘晓波已进入了历史。悼念者在激愤悲痛之下，用刘晓波说过的一句话来告慰英灵：“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但我是一个不善于幻想的人，只能据实道来：刘晓波的辞世，包括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现，都不可能改变中华民族的灵魂。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将在世界人权史上占有一席历史地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却会因将来中国转型道路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评价。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和平转型，刘晓波将与六四亡灵一道，成为一座历史丰碑；如果中国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完成政权更替，刘晓波就可能会成为政治教科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称他证明了和平转型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权在溃而不崩的状态下继续生存很长一段时间，他代表的和平转型诉求则会时时出现在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中，成为非暴力抗争者的旗帜，主张暴力革命者批评的目标。 我希望第一种情况出现，但我知道，历史不以个人的意志愿望为转移。和平转型的道路虽然已经被中国当局关闭，但暴力革命的基本条件暂时没有具备，中国人还得在等待中煎熬。我的看法是，与其被煎熬成一群愤怒的网络暴民，不如从基础做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普及、涵育公民的权利意识，为未来做好准备。 （原载 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13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liu-xiaobo-in-china-20170713/394339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为何还坚硬？
从两年前开始，中国那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处在海内外“破也，破也”的预期当中。但是，在经历了两年的房屋销售下滑及信贷供应收紧这双重挤压之后，到今年6月，房地产行业居然还出现回暖现象。与此同时，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先后发生了房地产危机，深陷经济萧条的泥潭且不知何时才能走出。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房地产能够一直熬到现在？说起来，这还真要归功于中国那半吊子“市场经济”，如若不是中国的房市始终处在政府的半行政干预之下，它的命运绝对不会比欧洲那几个国家的同行好。 中国房地产业有几个上述欧洲国家没有的“优势”（最后必将转化为劣势），近几年是这几大“优势”在支撑房地产业： 地方政府因土地财政的关系，与房市几乎是休戚相关。因此，近两年各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头等大事是救市。为了救市，各地政府各出奇招。针对购房者的奖励有：给予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放宽、经济适用房购买条件降低、恢复第二套房公积金贷款、调整公积金首付比例和最高限额、提供交易契税补贴或者减免房地产交易契税、商业贷款可转公积金贷款、购房办户口等等。针对开发商的措施有：调节税务征缴节奏，减免城建费用、金融信贷放宽、项目规划审批可分期开发、土地竞买保证金下调。其中杭州市政府救市力度最大，在政府文件《关于促进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不仅对商品房、存量房交易税费补贴作出详细说明，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也有很大放宽；此外，还从土地款支付方面作出退让，帮助开发商度过难关。 ——地方政府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几乎完全抵销了央行通过银行贷款限制的作用。 中央政府的默许，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所致。自从2009年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救市（一说是五万亿），导致中国房地产价格疯涨，为了做出对金融负责的姿态，中央政府必须限制银行放贷。但地方政府救市的各种措施并非秘密，通过媒体报道全社会皆知，对此中央政府假装不知道。所谓银根紧了一阵之后，到去年第四季度其实已经放松。今年的“四万亿2.0版”在遭遇各方面反对与激烈批评之后暂告中止，但银根却未再收紧，房产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融资贷款已经不太困难。 需要说明的是，今年中央政府支持房地产，还出自一项非常实际的考虑。今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之激烈已惊动世界，目前权斗方酣，应付政治危机已经精疲力尽，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后再发生经济危机。因此，维持现状，不让经济危机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个时间点出现，是国务院与财经口的高官们必须死守的一条底线。因此，最有可能成为危机引爆点的房地产市场是重点防守目标——中国当局今年提出“保卫十八大”这一口号，一般人也许以为是防止政变、民变，但我猜想，防范经济硬着陆——即防范房地产业成为金融危机的引爆点才是“保卫十八大”当中最重要的内容。 有了地方政府的明面支持与中央政府的暗中支持，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才能避免破产命运。在银行收紧银根之时，金融业变通出各种融资渠道，如通过信托基金为房地产商融资，这是201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商的“救命稻草”。用益信托工作室发布《2011年房地产信托发展报告》称，2011年全年共发行1,003款房地产信托产品(含保障房)，发行规模为2,86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6.33%和43.7%。2011年通过房地产信托融资规模最大的是万达，发行了10款产品共71.76亿元；其次是万科发行了8款产品融资规模达48.93亿元。不过，信托基金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大的房地产公司，如万科、万达等，中小规模的房地产商不在此列。此外，私募票据也是房地产商一个新的融资工具。今年2月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安泰盘实表示，计划在未来18个月完成所管理的30亿元人民币投资，主要投向中小型开发商的优质资产。 也正因为有政府托市，今年地产开发贷款的利率在降低，融资难度变小，房地产商的融资环境在好转。渣打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调研中，30家调研对象中有22家开发商表示在最近几个月获得银行贷款越来越容易。除此之外，根据开发商们反映，由于基准利率两次下调降低了银行间的融资成本，银行针对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的平均利率由第四次调研的9.2%、第五次调研的8.8%下降到了如今的8.0%。 除了上述三大与房地产利益相关的利益集团在托市之外，中国还有一个世界所无的特殊消费者群体，即各地房产业主反对降价的“维权”活动。以前发生的就不说了，单说今年以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商降价销售楼盘，引发多起业主抗议活动，比如今年6月，杭州业主不满开发商降价，接连上演“房闹”事件，8月份万科在山东烟台降价销售一楼盘，遭到当地业主围攻抗议。深圳业主更聪明，今年改变策略，不再是反对降价，而是以房屋质量存在问题，销售中存在价格欺诈为由，提出让开发商换房退房。 几年以前，中国曾因美国与欧盟国家不给中国以“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屡屡抗议。但究其实，以对中国GDP影响甚巨的房地产而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措施就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为。但是，如果有人相信中国政府法力无边，能够一直将房价维持在“政治上令人满意的水平”，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实在是太大，政府的支撑力总有耗竭的一天，到了那一天，房地产业可能只是一个引爆点，要想控制房地产硬着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震荡可不那么容易。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china-house-market/）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凝聚在外国记者头上的乌云：奥运期间的“采访自由”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临近，一个话题时不时被关注一下，那就是中国政府会不会兑现有关“奥运”期间“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承诺？ 越来越多的迹像表明，这些担心并非无因。 中国当局一直信誓旦旦地表示，在奥运会前夕将给外国媒体完全的报导自由，并声称从今年1月1日起，外国记者进行报导不必再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有关采访自由的新规定将在2008北京奥运前全面到位。 但这些承诺并未驱散外国记者心头的阴云。先是网上流传一份中国公安部2007年4月向全国公安部门下发的秘密文件，题为《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要求对所有参与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其中包括前往北京采访奥运的媒体人员共11类43种人。但因网上文章真假难辨，外国记者们均希望这是谣言。直到去年11月中旬，中国官办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援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谈话，证实了对外国记者作背景审查并非谣言。柳斌杰称，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将要报导明年北京奥运会的外国记者资料库――这份记者资料库将包括8,000名获得采访证、可以在所有奥运场所内部进行报导的记者以及2万名可以在场外报导的记者――尽管中国当局宣称“创建外国记者资料库的目的是帮助取缔‘假记者’和‘无证出版物’”，但此消息公布后，一些过去几年内曾写过有关中国“负面报道”的外国记者大都担心自己无法通过北京的“资格审查”。 中国当局的所谓“假记者”指的是什么人？这要从奥运的采访规定谈起。一般来说，国际奥委会拥有注册记者名额分配和资格审定的权力，获得资格的就是“注册记者”。但由于国际奥委会的注册媒体配额远远不能满足各国媒体的需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奥运会期间出现了大量的非注册记者。他 们没有国际奥委会派发的记者证件，不能进出各比赛、训练场馆从事采访活动，但是他们同样关注奥运会，更关注奥运会举办城市及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办国一般也非常重视对非注册记者的服务和管理，悉尼奥运会首次成立了非注册新闻中心。雅典奥运会期间，约有1,000多名非注册媒体的记者聚集雅典，雅典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第二新闻中心”，负责接待非注册媒体记者，并从奥运会开始前两个月开始每日 24小时运转服务。雅典的这种做法为雅典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其实，谙熟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宣称“奥运期间给外国记者以充分的采访自由”只是为了维护国际形象之举。种种迹象表明，奥运期间对外国记者的管制外松内紧，日趋严厉。下列情况足资证明： 首先，创建外国记者资料库一是为了让外国记者感到压力而自律；二是为了给国际奥委会提供一份记者的“黑名单”。由于注册记者的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的注册记者中肯定包括一些中国当局界定的“禁止入境人员”，中国当局极可能与国际奥委会“沟通”（其实是施加压力），要求不要给这些人发放证件，以保证“奥运会顺利进行”。如果外国记者在没有获得证件的情况下采访，则可能被中国当局当作“假记者”对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据柳斌杰透露，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打击无证记者的活动查获了150名个人以及300家未经许可的出版物――这次打击“无证记者”可以看作是为奥运期间打击无证记者的预演，起敲山震虎之作用。 其次，外国记者在采访期间遭遇暴力对待的事情越来越多。自近代以来，中国形成尊重洋人的传统，即使在江泽民统治时期，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犯禁”，也至多是驱逐了事。但从胡锦涛执政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国记者到各地采访政府不喜欢的“负面新闻”时，往往遭到“不明身份的暴徒”的攻击。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公布，2007年一年，该俱乐部共收到超过180份反映外国记者受到骚扰的报告，有的外国记者在北京和河北采访时被便衣警察殴打和恐吓。在敏感地区如新疆和西藏，由于官方的阻挠和骚扰，外国记者很难进行采访报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被殴打者要求追查打人凶手，便衣警察通常被中国当局称之为“不明身份的暴徒”，永远无法抓捕。 人们也许会问：根据《北京奥运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 但实际情况是：外国记者有采访的自由，但中国人却有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外国记者所到之处，自有便衣尾随其后，一举一动无不在其掌控范围内。被采访者更是被“有关方面”告知，要掌握“原则”，要维护党与国家的正面形象，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等等。有了因接受德国国家电视台采访而被不明身份的暴徒打至脊椎断裂、高度瘫换的三峡移民付先财这个事例，相信大多数不想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中国人，不是在接受采访时不敢说出真话，就是选择“不接受采访”。而“协助外国记者采访”的中国公民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赵岩被栽赃判刑在前，相信许多人不敢轻举妄动，协助外国记者寻找“负面新闻”线索。 上述情况就是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将享受到的“自由”之真相。但事关职业声誉，外国记者一般不太愿意对外声张这点，因为说多了，读者们会发出疑问：这种受限制条件下采写的新闻，究竟有多少真实性？ （《看》双周刊，2008年1月17日，总第4期 ）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徐明之死与中国商人的“原罪”
何清涟 12月6日，海内外中文世界最吸引人的新闻是商人徐明之死。由于徐明与薄熙来的关系，以及他明年刑期届满有望出狱，还有他的遗体被迅速火化等原因，这条消息引起多方猜测，从死因到其倚官经商的江湖旧事，都被陆续翻炒。一位曾轰轰烈烈生活过的传说人物，身后想安安静静入土也不容易。 徐明究竟有多少“残余价值”？ 此处所谓“残余价值”，不是指徐明的生命价值，而是指他作为污点证人的价值。 关于徐明死因的猜疑，主要缘于徐明掌握多少秘密。在消息传开当天的一个电话叩应节目中，有位听众问到这问题。我的回答是：死因我不便多猜疑，但如果说是灭口，我倾向于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徐明自入狱后，想必有司为了从他口中掏出那些“机密”，已经翻来覆去审过数百遍了。人民网曾刊登一组中纪委办案基地的图片，附上记者说明：“有问题官员称，最害怕‘双规’生活，有时不过三天就全坦白了”。徐明就算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最多也就硬撑上30天、3个月。现代审讯有录像、录音、笔录，如此重要大案，审讯资料一应俱全。从徐后来获刑之轻，以及与薄熙来庭上对质不敢正视薄熙来等情节来看，应该是没有什么“秘密”隐藏了。再则，以徐的身份，即都督夫人的朋友兼公子钱袋，传说中的薄周密谋，徐大概也不够资格与闻。 因此，我更倾向于这样看待徐明的命运：徐明的故事，只不过是本时代中国商人命运的缩影。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些起于民间且有经商才能之人，抓住了时机，找对了靠山，风云际会，终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我曾在《天堂与地狱：中国政商结合的路径指向》中，以曾成杰为例剖析了政商关系的归宿：“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商结合这条路潜藏着两种可能：掌握实权的官员们既是‘立王者’；又拥有足够的能力将官员所立的‘王’打回原形，毁掉‘王’们的财富沙堡，甚至生命”。近几年习近平强力反腐之下，徐明及数十位川商及晋商的命运，代表中国政商关系的另一种宿命：商人的命运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伞同沉浮。 中国政商关系下，商人难逃“原罪” 习的反腐涉及面之广，超过邓江胡时期任何一朝。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述其特点，指出极权体制下，权斗式反腐与常规性的公关型反腐交替出现，只是极权政府维护统治的基本手段，不能寄望这种反腐能够根除腐败。我也曾概括习王反腐的一些特点，比如：1、反腐主要只及省部级以上，基层腐败未有大的触动；2、红二代及权贵家庭基本未伤皮毛；3、对商人下手特别狠，晋商（煤老板）、川商成批倒下，与周永康之子周滨有利益输送关系的川商刘汉家族遭遇灭门之祸。 中国政商关系得益之大，危险度之高，结成的毒果之甜，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倒掉的官员数量有限，被拉去陪葬的商人也只是一部分，但积累财富过程中的“原罪”隐含的命运符咒，并不因时间消逝而消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作。最典型的例子是1995年上海“327国债期货合约”事件而发迹的富翁们。 1995年2月23日被称为“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当天，围绕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投机绞杀之战。事件主角、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因未获得财政部内线消息，“做空”败北，不久锒铛入狱，1997年以挪用公款罪名被判处17年徒刑，服刑7年后保外就医出狱。获得财政部内线消息而做多的官办中经开及其关连者大胜，帐面盈利超70亿元。但1995年底接任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的中共前财政部部长助理韩国春，却曾向《财经》杂志透露说：“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外界一直在追问，70亿元帐面上的盈利都流向了哪里？ 据坊间传闻，70亿元中的一部分流向了靠内幕消息在中经开名下开立老鼠仓的玩家，即中财系人马纠集来的江浙财团。而这些玩家中最著名的中经开操盘手魏东跳楼身亡、袁宝璟一家三兄弟因卷入暗杀事件被判死刑，遭灭门之祸。袁家之所以付出如此惨重代价，是刘汉暗中运作的结果，其间可能涉及一笔高达22亿元的利益输送。后来创办汉龙黑金帝国的刘汉虽然攀上周永康，最终仍然难逃一死。在327国债事件中赚了大钱的前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2007年11月因涉陈良宇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先跟万国证券做空，其后反水跟随中经开做多的辽宁国发集团，后因“辽国发案”涉及数百亿元之案，其控制人高原、高岭兄弟俩潜逃出国，至今杳无音讯。 与“327国债”事件有关的富豪们，3死1囚2逃亡。这出当时震动上海与江浙一带的财富江湖恩仇记，一直有很多故事口耳相传，只是媒体不敢登载，香港媒体也只是报导过一些耸人听闻的情节。这一事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财政部的内部消息通过什么管道泄露给中经开，背后有何方神圣在操纵，70亿巨额斩获当中的大部分由谁拥有。据江湖传说，这事情目前还没有完，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鼓出泡沫，将某人吞没。 虚幻的中国梦：政商之间的“君子之交” 2012年以前，中国商界确实没认真思考过中国政商关系，大部分人满足于从中受益，少部分人知道这样做有点不安全，但认为自己与官员之间已经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羁绊，也算有点安全保障。其间中南海也曾易主，但江胡两朝权贵基本相安无事，陈良宇案牵涉面极为有限，不妨碍99%以上的政商们继续共谋发财。自习近平反腐开始，官员成批入狱，几个所谓“塌方式腐败”省份的商人，比如晋商、川商均遭受重创，几十位巨商的家族财富化作烟云，商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政商关系。 这种思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不少人悄悄将资本撤离中国。到底撤走多少？外汇储备减少算是一个参考数据。中国央行12月7日公布，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44万亿美元，与2014年6月底的最高值3.99万亿相比，减少了5500亿美元。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强调官商之间不要勾肩搭背，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建立良性互动的“君子之交”之后，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在各种场合反思中国的政商关系，不少多年与商界打交道的官员与商界巨头都就此发言。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中国最小的官也比最大的企业家神气，这样的政商关系很不正常。龙表示，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本框架――这话道出了中国政商关系中，商是弱势一方的事实，但却忽视了中国不是三权分立国家，在一党专制、党的意志高于法律的情况下，不可能由法律来规范政商关系。 盛传与多位前任、现任政治局常委家属有利益关系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并解释说“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王还感叹，处理政商关系比读哈佛博士还难。 另一位与权力层同样有颇多瓜葛的阿里巴巴老板马云，谈起如何和政府沟通，比王健林更言不由衷。他认为这只是“需要技巧”，“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并不容易，我们要表示尊重，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倾听我们的问题、关切等等。” 以下的反思还算接近真实，比如认为“凡是行政审批多的地方，腐败就越多。……要让政商关系更加简单，让官员和企业家都免于腐败的困扰，最好的方式是简政放权，推行行政审批改革”。所谓“行政审批”，就是政府行使资源垄断权的一种形式。 国内人不敢说透的一点，中国政商关系之所以如此扭曲，就是中共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并掌管资源配置大权所致。不解决这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要求商人自律，与官员之间建立“君子之交“，只能是个“中国梦”；在现有制度下，中国只能沿着既有的政商关系道路走下去，商人永远都有“原罪”，徐明死了之后还有徐明第二、第三，……源源不断。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xuming-20151207/309248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1986年底，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的读者来信，随后我写了一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追踪报道，并配发了“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专论。结果是《深圳青年报》因此被当局查封；83岁的邓小平没退休，33岁的我被迫“退休”了，并不被允许进任何报社。为了获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几年前我来到美国。但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对海外民运领袖胡平的观点有所批评，竟导致胡平不仅在他编辑的刊物上不刊登我的文章，还组织了九人向美国《世界日报》的台北老板写联名信，意在使我在该报上也发不出文章。 一篇批评文章引起这样的风波，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有必要写出它的经过，因为它已超出了胡平与我个人之间的观点争论和怎样处理稿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言论自由的价值。 ●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虚弱和无理 去年底，我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前哨》1995年12月号，《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2月3日刊出删节本），从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水平上，对原苏联东欧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做了比较，其中在谈到胡平时，对他写出《论言论自由》、一直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后，也指出《论言论自由》的局限性，例如从该文中大量引用的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在《世界日报》刊出的当天早晨，胡平给我打来电话，对这种评价大发雷霆，质问我“你读懂我的《论言论自由》了吗？你懂言论自由吗？”并连声向我喊到∶“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们就他的《论言论自由》是否有局限性进行了辩论后，我提到已写好另一篇文章要投给《北春》，其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他立即警告我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作为《北京之春》的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于发表水平。”胡平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春》后，该刊经理薛伟打电话通知我，胡平不同意发表。后来又来电话说，在力争下，胡平同意下期发表，理由是要等胡平写出反驳文章后一起刊登。我当即表示既然胡平作为编辑先看到了我尚未发表的文章，他写出反驳文章一起登也可以，虽然这样做不公平，因为该刊的争论文章向来是一来一往。但为了等胡平就把我的文章压一期是不合理的。后来薛伟通知我，胡平终于同意这期发表了，但条件是我要删掉批评他在海外民运两次分裂中负有责任的那两段内容。我当即拒绝，认为胡平写出《论言论自由》，却不许别人批评他，是非常恶劣的。这样几经交涉后，这篇文章才在该刊的最末尾登了出来。 随后胡平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长达二万六千字的长文，对我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加以全面批评。同时在连续两期《北京之春》上刊发了另外三篇点名批评我的文章，和五封点名批评我的读者来信，同时发了赞美胡平的读者来信。同时用这样多的篇幅点名批评一个人，在《北京之春》创刊以来是没有前例的。但即使这样，我仍认为，并向《北春》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即使《北春》整本都是批评我的文章，我也欢迎，只希望能发表我的回应文章，允许我答辩。但当我的“权利梦对人的腐蚀”投给该刊后，胡平和该刊主编于大海拒绝发表。于大海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是编辑部的意见。我当即指出，民运圈的人对《北春》的情况都是了解的，所谓编辑部不就是你和胡平、薛伟三人吗。现在薛伟提前去台湾观选，决定稿件只有你和胡平。你说的“编辑部意见”是否包括胡平，于大海肯定地回答，“包括”。我又追问“那麽等于说胡平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于大海回答∶“你可以这样理解。”随后于大海给我发来传真信∶“此文没有尽量对事不对人，故不拟发表。”如果以对事不对人的标准，胡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点了我的名字73次，怎麽我的答辩文章提到胡平的名字就是没有“对事不对人”了呢？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在十几年前就写到，言论自由，主要是给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阻止。怎麽今天当别人批评到他本人的时候，他就完全忘记这个原则了呢？ 在海外自由世界，人们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舆论一致。而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言论只能以言论相对，不可以用言论之外的手段来解决。胡平不同意我的观点，完全可以用文章来反驳我，而不是用封住别人的嘴来保持自己的绝对正确。作为辩论双方，胡平比我有优势，我是自由撰稿人，要向报刊投稿，而胡平是杂志的主笔和有定稿权的编辑，他完全可以撰文作答（还可以赚稿费，胡平拿一份工资，还拿全额稿费，仅批评我的一篇就赚了近800美元）。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 ●背后联名信不光明正大 而更恶劣的是，胡平在封杀了我投给《北春》的答辩文章后，于去年底到处打电话，发传真，组织联络了艾蓓、龚小夏、贝岭、吴国光、郭罗基、谢选骏、于大海、北岛等九人给台北《联合报》系发行人王必立写了联名信，指责《联合报》系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经常发表我的文章，“对若干民运人士及大陆学人和作家进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常常是指名道姓），但极少刊出别人的回应文章和反驳文章。”明显给看不到美国《世界日报》的人一个感觉：曹长青净在骂民运人士、作家等。而事实是，我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几乎全是批评共产党的，只有四篇批评了所谓“民运人士、大陆学人和作家”，且批评的是他们为中共辩护、向中共下跪和撒谎的行为。 联名信的九人中，于大海在《北京之春》与胡平有利害关系；北岛是艾蓓挚友。其他人则都是被我批评过的—— 吴国光：我在“有尊严地回家”（以下简称“尊严”）一文中曾批评他用给中共领馆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方式谋求回国；他则打电话到我家骂“他妈的X”。 贝岭：我在“尊严”一文中指出他当年曾获得上万民运捐款，而在民运低潮时、他从深圳出来后向报界公开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他签名我并不奇怪，有点惊讶的倒是他为了报复批评过他的人，竟能和死对头北岛联名。 龚小夏：我的“尊严”一文并没有提及她，但她却对号入座，撰文为吴国光和她自己辩护，并说她曾回国在广州被拒，一直回不了国，声称还要给领馆写信等。但我撰文引用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上面写著：“龚小夏，显然她只是在1992年6月4日前夕被短暂拒绝进入中国，后来她就被准许回广东，接著离开中国也没有什麽问题。”我的文章也指出了虽然她曾多次撰文声称自己是“老反革命”，要民运资本，不忿新一代的“大名”，但在要回国时却装成个什麽政治都不懂的小傻妞。不仅矫情，更没有尊严意识。 郭罗基：在《争鸣》上发表文章名义推荐魏京生获诺贝尔奖，却在文章中大段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做法是“激进”；并指责当年“魏京生不断向邓小平开火，把他推到了敌对的方面。”在批评魏京生的同时，郭却在文章中大段表扬自己当年如何不激进，有政治智慧与共产党合法斗争。因此我曾在文章中批评过他。另外我曾在哥仑比亚大学演讲时当面批评过他的“加入共产党不后悔”等观点。 谢选骏：吴弘达被中共逮捕时，这位《河觞》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公开指责吴弘达是美国特务。我当场问他有什麽根据，他说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我说怎麽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报刊这样报导，谢反驳说，“美国媒体都是垃圾。”我后来在评论吴弘达事件时批评了谢选骏这种说法。 胡平为了拉“同盟军”， 采取凡是曹长青批评过的我都联系，让他们在联名信上签名。竟然找到《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 艾蓓：以周恩来的私生女的名义，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在海外成为一时话题。但我读过发现该书内容胡编乱造，书中印了96幅照片，但没有一幅是艾蓓与周恩来或邓颖超的合影，而全是艾蓓本人扭怩作态的生活照。而且她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于是我撰文批评。 北岛：我正要撰文评论《叫父亲太沉重》，并批评艾蓓作假时，北岛来到纽约。我听说北岛要为此书写序而被艾蓓拒绝，因此打电话向北岛核实。北岛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他同时问我为什麽问这件事。我因为在中国时就与北岛相识，因此毫无戒备地告诉他，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批评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北岛立即劝我不要写，他说，艾蓓确实是周的私生女。我问他怎麽知道，他说∶“我猜出来的。”因为艾蓓在和他谈话时有过暗示。本来如果北岛有令人信服的证实艾蓓是周的私生女的证据，我就准备不写，因为我们必须服从真实。但北岛的这个“证据”实在是荒唐。但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只是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具体写作计划和内容。他反问我说：“如果她不是周恩来私生女，为什麽共产党组织了一大批文章要出笼；共产党都派了刺客来。”我问北岛消息来源在哪儿，实在觉得他相信这种故事有点可笑。他则没有回答。他的电话放下不到一小时，突然有个女人打来电话，劈头就说“我是艾蓓，你吃惊吗？”我虽然回答“我不吃惊”，但心里还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与艾蓓既不认识，更从未谋面。而当时媒体把她的书炒成大新闻，很多记者想采访她，不是找不到，就是被她拒绝，现在她竟主动给我这个陌生人打来电话，当然让我感到意外。艾蓓说话直言快语∶“听说你要写文章批判我，北岛把你刚才和他的电话内容都告诉我了。”我当时很感不解，怎麽北岛能做出这种事。后来才知道，北岛与艾蓓的关系不是一般。我回答艾蓓说∶“我刚才是曾告诉北岛，要写文章批评你的书，并对你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提出质疑。”艾蓓马上激动起来，高声质问我说∶“共产党要暗杀我，他们派来的杀手已到了旧金山，难道你也要参加他们迫害我的行列吗？”至此我知道了北岛的消息来源。那麽艾蓓的呢？她说是旧金山中共领馆的人告诉她的，她说∶“有两个中共领馆人员几天后就会叛逃，他俩会向全世界公布暗杀我的计划。”（时至今天，两年多过去了，既没有所谓两个领馆人员叛逃的新闻发生，艾蓓也活得好好的）“现在枪已抵在了我的腰眼上，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当即告诉她∶“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我是记者，我只能写出我调查出的真实。”艾蓓听后，连哭带叫地喊道∶“记者也是人啊，也有人性的一面啊！？”在这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中，她一会哭，一会喊，千方百计劝说我不要写文章。最后看到不起作用，她说∶“那我最后只有一个要求，你在文章不提北岛行不行？我给你跪下求你了。”我听到这种“要求”感到很可笑，就开玩笑地说，在电话里也看不到你下跪啊。 艾蓓到底在电话那端下没下跪我不知道，但诗人北岛，却为了他的女友，不仅帮助编织所谓周恩来私生女的谎言，还与艾蓓一起签联名信背后整人，灵魂先下跪。这位踌躇满志等著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倒是为将来的报道事先提供了花边新闻。 如果胡平认为自己暗地里拉人写联名信的做法正常，找些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没有被我批评过、与我没有私人恩怨的人签名，也算有本事，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太掉“民运领袖”的身价？ 要拉九个人也可以，既然他们全都是能写文章的文人（有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的阵容应该是够强的了），邀请他们每人写一篇批评我的文章，在《北春》上发半本，我也认为他们光明正大，以文对文，还算君子。而对这种拉帮结伙、背后搞人，用言论以外的手法对待言论，我不仅不怕，更不齿！ ●因为没发他的全文，就要求撤编辑的职 我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发表后，胡平不仅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文批评我，然后不刊登我的回应文章，还另外写了万余字专门批评我的这篇文章，同时投给了香港《前哨》和《世界日报》周刊。“周刊”把他的这篇万余字长文摘发了三千多字，没有照发全文，胡平对此非常不满，在一个月内，连续给《世界日报》台北的老板王必立，《世界日报》总社长马克任，社长李厚维，总编辑李子坚等各级负责人写了11封（！）告状信，指责“周刊”主编“缺乏起码的编辑水准和基本的职业能力。”“我要求把曹长青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交给一批有关的专家学者审 A看一看究竟是谁的文章更不具发表资格。”“《世界周刊》就是要为曹长青一个人提供特殊服务┅┅《世界周刊》实际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下去，《世界周刊》必将遭到所有海外真正的有识之士的无情唾弃，几十年联合报系的光荣成就就将毁于一人之手！”胡平并在信中要求撤换周刊主编，“应改由其他更具水准的人士负责编辑。” 按照胡平的标准，报纸没有全文登载他的反驳文章就应撤编辑的职，那麽胡平作为刊物的编辑，把别人的答辩文章一个字也不发，是不是胡平应该写信给《北春》主编，要求撤胡平的职呢？既然胡平要求专家鉴定他和我的文章谁水平高，那麽他为什麽不敢把我的文章和他的一起登在《北春》上，让读者鉴定呢？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曹长青头脑简单（他总怕读者看不懂，我都感觉他写的真累），那麽发表曹长青的简单化的、浅薄的文章不更使他在胡平的复杂和深刻面前相形见黜吗？正确而深刻的东西是不用担心读者大众不理解和不接受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就别老像共产党似的担心大众分不清毒草香花。而同样在九人联名信上署名的于大海主编，为什麽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实践自己对别的报刊的要求呢？对这种因为没有全文照发他的文章，就背后给老板写信要求撤编辑的职，砸人家饭碗的做法，《世界日报》很多知道这件事的编辑记者都很气愤，其中有人感叹说，“民运人士真是惹不起，来到海外还搞共产党背后整人那一套。”对于胡平为此事不断打电话纠缠，《世界日报》社长说∶“因为一篇文章你就要求我们撤编辑的职，这个要求我们报社上上下下都不会答应的。” ●找到当事人，让他们收回说过的话 由于胡平拒绝刊登我的回应他的文章，我只好把它投给了其他报刊，《前哨》发表了减缩本，《中国之春》发表了全文。面对我在文章中陈述的事实，善于著文撰字并经常在他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洋洋万言的胡平，不是著文回应我的文章（据《中国之春》主编讲，他们曾委托于大海邀请胡平写回应文章，并留了版面），而是给我在文章中引述的当事人打电话，施加压力，试图让他们收回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过的话。胡平的太太王艾打电话给林樵清劝他收回对我讲过的话，并说，“跟曹长青走没有政治前途。”（他们把曹长青当成了有“总统梦”的胡平）胡平和王艾还分别给我文章采访过的白梦打电话，让他“站出来讲话”。白梦回答说∶“我对曹长青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因为我确实是那样讲的，而且也是同意他引用发表的。” 胡平的这种背后“小动作”最近已到了走火入魔的荒唐地步。他的太太王艾打电话散布说∶“曹长青和他太太都是中共派来的特务，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曹长青经常在报上批评民运人士，尤其是批评了一直反共的胡平。 最近由于我连续写了几篇批评胡平的文章，被有些朋友问道我是否与胡平有个人恩怨。其实我和胡平的私人关系直到我批评胡平的“见好就收”理论之前一直是不错的。八九民运前我从洛杉矶到纽约开会曾在胡平家的客厅里住了半个多月；九零年我和妻子搬家到纽约，第一站也是落脚胡平家，为此一直很感激。胡平的第一个太太精神不太好，我曾到处打电话帮助找精神科医生；胡平离婚后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胡平和现在的太太结婚后，我也和妻子一起送去了玫瑰花和落地台灯祝贺。王艾和胡平发生了家庭矛盾也曾向我们夫妇求助。 也有人认为我对胡平太不客气了，应该以和为贵。是我对胡平太苛刻了吗？《北春》曾发过不少严厉批评我的文章（包括胡平本人的），我都从不曾激烈反应，也很少回应，更不可以想像打电话骂批评我的人。我认为有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批评的有道理，我则额外多一个学习、改正的机会。如果我认为批评的没道理，我可以撰文反驳，因为以文对文才是言论自由的原则。而胡平错在他用了文章以外的手段来封住别人的口；错在他用写文章反驳我的精力，去拉帮结伙，甚至做工作劝我采访过的当事人收回他们说过的话。这些做法都是惊人地超出我的想像。 如果这种事是任何其他人做出来的，都不会令我如此愤怒。因为虽然我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没脱离马克思主义框架，但我仍认为它讲明白了什麽是言论自由的关键，那就是绝不可用权力或行政手段来对付言论。胡平的做法使我想起几年前报道的一个美国著名神父，他的严谨和对上帝的虔诚令众信徒十分钦佩，但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和一个妓女多年偷情，人们被欺骗的感觉和由此产生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专制者才压制批评声音 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上第一堂课时，教授问大家，“什麽自由最重要？”有人说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有的答是“新闻自由”，也有人认为是“选择的自由”。最后教授说，这些回答都不准确，“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你们连回答我的问题的机会都没有。”而在两百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在权力中心、并遭到报纸辱骂轰炸的时候还能说出：“在有政府无报纸，和有报纸无政府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就是美国能有今天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而胡平在离总统位置还遥遥万里、仅仅是一家民运刊物的编辑，有这样一点小小的权力时，就千方百计地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压制批评他的声音，并阻止别人在其他报刊批评他。而自认为代表作是《论言论自由》的胡平，不觉得他的做法是在为中国民运的历史提供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吗？ ——原载洛杉矶《中国之春》杂志1996年9月号 1996-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中美冷战的“热点”？
程晓农 中国的解放军已拟定四种进攻台湾的作战方法，澳大利亚和日本明显看到了即将出现的危险对本国的安全威胁，并且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中国对西太平洋南北半球区域安全的威胁已经展现出来，未来这一地区将产生中美冷战时代的战争“热点”。 一、对台湾“热点”的最新关注 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今年4月29日刊登封面文章《台湾：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Taiwan：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此后各国媒体对中国是否会进攻台湾展开了一番猜测。 今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英国《卫报》7月1日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收复台湾；外界越来越担心围绕着台湾最终爆发军事冲突，同时也各自在为此做准备。 中国过去一向拒绝排除使用武力统一台湾这种选项；而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却越来越低。美国民调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5月12日公布了一份关于台湾民众对美中两国态度的民意调查，这项调查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10月到11月做的，所以与后来疫情对民意的影响无关。调查人员电话访问了1,562名受访者，询问了台湾民众对国族认同的看法。问卷给出了3个选项，自认台湾人，两者皆是，自认中国人。调查结果显示，67%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是台湾人（他们当中，对美国有好感的达75%，对中国有好感的仅23%）；28%认为自己两者皆是；只有4%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显然，以目前台湾的民意来看，台湾民众的大多数并不想与大陆合二为一，而民主制度之下，台湾的执政党不会主动与北京谈判如何统一。今年以来中国在香港实行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迅速被剥夺，让中国的“一国两制”说法在台湾更加失去公信力。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指望和平统一台湾这条路从此只能是一厢情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现在发出“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宣示，其真实意图就是要武力攻占台湾。 二、中国的攻台计划 中国究竟打算如何进攻台湾，又可能何时进攻台湾？这是一个各国都想了解的问题。笔者介绍中国外宣官媒《多维新闻》最近发表的相关言论，这些言论清楚地解释了中国的战争计划。 今年5月9日该媒体针对上述《经济学人》的文章，刊登了一篇《台湾为何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文中明确表示，“中国大陆不得不……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些必要的措施。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大陆舰机频繁绕台并跨越所谓的‘海峡中线’的主要原因，也是台湾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根本原因”。6月13日该媒体又发表了一篇《台海战事推演：解放军“武统”的成功与失败可能》，专门分析解放军攻占台湾的各种可能性和作战方法。其中提到解放军将有四种“实现武统”的可能性：第一，围而不打，区域拒止，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对台进行“斩首”行动；第三，区域战争，一场岛外的有限海/空战；第四，台海发生全方位立体战，解放军登岛作战。这些报道把中国当局的军事意图和战争计划初步描画出来了。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之后，该媒体又进一步宣传中国当局的意图。其7月1日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向世界发布“统一宣言”，目标明确》。文章表示：“习近平正式向世界发布明确的‘两岸统一宣言’……‘统一时刻表’进入倒数计时，大家应当已经心中有数”。 7月5日该媒体在一篇题为《台湾东部海域现一变化，被指影响解放军攻台战略》的文章中，甚至披露了中国备战攻台的一些具体细节。该文引用台湾中央社的消息称，因为水深的关系，台湾东岸是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唯一可以登陆的地方。文章表示，中国的军事分析报告认为，台湾东海岸海水温度的改变影响黑潮流动，有助于解放军对台发动攻击，但同时会遇到两个问题，因此解放军需要调整潜艇的作战计划。文章还引用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中国军事科学家十多年来研究了台湾黑潮的温度变化，并且分析了黑潮对中国攻台作战计划的影响。从这篇文章披露的细节来看，中国的攻台计划已不再是粗略的大纲，而是深入到了洋流、海水温度、舰艇调配等具体细节。 虽然有人认为，这种宣传是一种心理战，旨在动摇台湾的抵抗意志，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确实在仔细研究攻台计划的实施，其备战措施正逐步加紧。美国军方对此充分关注，美国海军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上将今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可能会在6年内武力攻打台湾，作为实现其目标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就是扩大其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并在2050年之前取代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作用。 三、如何看待台湾这个中美冷战的“热点”？ 围绕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世界上不少相关国家都越来越重视。 虽然美国政府现在避免使用与中国进入冷战状态这种表述，但今年上半年双方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海上对峙，我今年4月23日发表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的文章《中美冷战局势下的海上对峙最新动态》作过介绍。与此同时，中美双方也都在扩大核武库，并从海军舰艇、海军战术到无人武器的各领域扩军备战。这就是典型的冷战状态。 台湾会不会成为中美之间这场新冷战当中的第一个“热点”？对台湾及其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是“局部聚焦”思路。按照这种思路，美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台湾海峡两岸，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接触，避免局势恶化；另一方面为台湾提供一些可以增强防卫的武器，同时由美国海军宣布，能够阻止中国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以此构成对中国的武力威慑。 美国海军联盟官方刊物《海权》（Sea Power）6月30日报道，今年5月接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帕帕罗（Sam Paparo）6月29日在美国“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和美国海军研究所举办的2021年西部研讨会的一次网络会议上表示，“我担心中国的意图……无论（攻台时间）是明天、明年还是6年后，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在太平洋舰队和印太司令部，我们有责任准备好应对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帕帕罗还说，这一责任包括挫败中国颠覆世界秩序的任何企图，包括通过武力统一台湾；“我也对我们的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岸警卫队员……以及我们的作战计划充满信心，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挫败这种企图。” 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并不会因为美国依靠现存海军实力保持的武力威慑而止步；相反，中国正在有针对性地扩军备战，试图尽快缩小中美两国海军的实力差距，并以此对美国反过来施加压力，为其攻占台湾的作战计划创造实施条件。 四、澳大利亚对台湾危机的态度 澳大利亚同样面临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持续经济制裁，我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做过一些分析。正如《美国之音》7月7日一篇报道指出的，澳中较量过程中，堪培拉并未被北京压服，反而立场更趋强硬。 面对台湾危机，澳大利亚对台湾危机的思路似乎更加具有战略眼光，她没有单纯从南半球的西太平洋地区角度聚焦，而是采取另一种观察角度和应对思路，即“东半球联动”思路。这种思路用西太平洋地区南北半球未来局势的国际眼光，考虑中国的攻台计划一旦发动，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以及如何与美国合作，联合行动，避免危机升级和局势恶化。 早在去年8月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狄布（Paul Dibb）就在《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发表专文指出，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澳大利亚又不派兵支援美国护台，“美澳纽防卫公约”同盟将会瓦解；狄布认为，中国未来数年内犯台的可能将越来越大，协助捍卫台湾绝对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狄布今年7月6日又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标题是“美国必须态度鲜明：盟国遭袭就反击”（US Must be Clear: Hit an Ally and We Hit Back）。文章指出，中国官媒威胁，如果澳大利亚支援美国协防台湾，北京将以远程导弹攻击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做为报复性“惩罚”；狄布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宣示，“一旦盟国遇袭，美国将予以反击”。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接受墨尔本3AW电台直播访问，当被问到，若中国武力攻台，澳大利亚是否会支援台湾，莫里森明确回答：“我们一直会履行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次日立即在微博发表文章表示，如果澳大利亚在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时协助美军保卫台湾，北京将对澳大利亚实施“报复性惩罚”，包括“对澳大利亚本土军事设施及相关关键设施远程打击”，中国可以瞄准澳大利亚的军事目标，使用常规弹头的远程导弹。 狄布认为，当飞弹打过来时，遇袭的一方即使采用最先进的侦测仪器，也无法分辨来袭的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胡锡进提到的攻击目标之一可能是澳大利亚北领地沙漠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合情报站“松口”（Pine Gap），攻击目的是瘫痪美国侦测核导弹的能力，为中国发动核战争铺路。在美苏冷战时期，如果苏联想攻击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美国会认为苏联要发动全面核战争。中国目前拥有200多枚远程战略核弹头（strategic nuclear warheads），正准备短期内增加一倍，这代表北京持有核武器的目的并不只为了吓阻他国的侵袭。澳大利亚应该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尽快让澳大利亚的防空驱逐舰升级而拥有导弹防御能力。 据《美国之音》7月7日报道，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也明确表示，过去1年多里中国对澳大利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全面经济报复，“我们将把更广泛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挺身（面对压力）的时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之所在有一个非常清晰和连贯的意识。” 五、日本产生唇亡齿寒之感 如果说，中国对澳大利亚准备实行远程威胁，那么，日本对中国进攻台湾的感受就是唇亡齿寒。如果台湾遭到攻击，那么，保卫日本安全的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可能同时遭到攻击，而且日本的海上运输生命线可能被切断，令日本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日本最近改变了以往多年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政策。据日本时事社报导，7月5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共如果侵犯攻击台湾的话，日本政府将认定这是安全保障相关法所规定的“存亡危机事态”，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美日一定要一同防卫台湾”。 “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这种情况是日本自卫队可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的要件之一。 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6名知情人士称，美日军事指挥官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末期便开始认真计划可能发生的（与中国的）冲突，具体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的绝密级别的战争模拟演习以及实际的联合作战演习。中国因素是导致美日联合行动的直接因素：中国派出更多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进入台湾海峡；中国海空军、海警在钓鱼岛周边更加活跃。美日外交官现在正研究与任何联合军事行动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进入基地以及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日本可能向美军提供的后勤支持。《金融时报》援引五角大楼前军事官员的话，日本政府越来越认识到，甚至公开承认，保卫台湾等同于保卫日本。因此，日本政府在外交战略上重视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有意携手美、澳加速与印度的防务交流。 美苏冷战中欧洲国家位于前线，因此西欧国家成了美国的坚定盟友。中美冷战的前线在西太平洋的南北半球区域，而这一区域里相对军事力量较强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如何避免台湾出现类似于美苏冷战中第一个热点朝鲜那样的局面，这是西太平洋相关国家必须关注中美冷战的第一个“热点”台湾的根本原因。需要记住的是，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今天的台湾危机，其肇事者是同一个，而它从未接受美苏冷战时期自己两次制造热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how-does-taiwan-affect-u-s-china-relations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采访曹长青∶习近平的三个不能“平息”
（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中共各派为争夺十八大常委、政治局委员等职务进行最后的博弈。中共十八大局势的变化成为全球焦点。据BBC引述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社论指出，美国大选吸引全球的目光，与此同时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权力交接也同样重要。社论说习近平面临相当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结束，并说:“中国人民越看到自己的领导人腐败和贪污，局面就会越困难。前政治新星薄熙来案件已经让罕见数量的脏东西被公开洗涮。” 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大选结果不到开票，都无法完全确定；但中国那边，人人皆知就是习近平了。这种“接班人制度”本身就说明“共产党的专制”。所以有中国网民说，那边是“美国大选”，这边是“中共密谋”，完全是两个世界。 曹长青进一步分析说，虽然习近平将成为中国的新皇帝，但英国《泰晤士报》社论指出他要面对三大挑战，一是中国经济走入瓶颈，各种问题浮现爆炸，习近平怎麽“平息”？二是中共官员全面腐败引起民众强烈愤怒，怎麽平息？三是中共军事崛起扩张引起周边国家不满和区域危机，怎麽平息？ 他认为，虽然中共高层可以通过密谋方式分赃权力，但这些社会问题、外交问题、经济问题等等，都不是“密谋”就可以解决的。尤其今天是电脑网络时代，信息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完全封闭住，中国人知道的越多，对中共的不满和愤怒就会越增加，这个不满的火山，有一天通过某个“触点”就会爆发，就像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一样。 “所以，通过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权力变化，更让中国人看到，美式民主和中共专制之间的明显区别，更促使中国人要起来抗争，结束专制，迎接用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制度。” ——原载“大纪元”网。原文其他采访内容等略 2012-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新上山下乡”轰传的社会成因 ——虚假城市化的反噬（1）
何清涟 据海外好几家媒体报道，中国共青团中央为了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计划在2022年前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海外舆论哗然，将这场运动与中国毛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称之为千万青年成为“开荒牛”的“新上山下乡”。经查证，这次“风起“的”青萍之末““是这条《团中央：3年内组织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下乡》 ，文内附有红头文件的图片。从文件内容来看，与毛的上山下乡并不相同，“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是为时一个月左右的限时活动，与“1000多万青年下乡”扎根农村也有很大区别。 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成国民噩梦记忆 新上山下乡之所以会成传媒一时轰传的信息，与国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策呈现向毛时代回归的倾向，各种形似政策不断出台，恢复计划经济、第二轮公私合营，加上本轮的新上山下乡，这些大事件几乎都是中国人对当年噩梦般的集体记忆的一种社会反射。 20世纪当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并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产业就业率的高低为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但只有经历过红色革命的中国，在毛时代却发动了绵延25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让几代青年挣扎在贫穷落后的泥淖之中。 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痛苦回忆。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是目前考证出来的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早文献。这场持续了2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共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领域。邓小平在1978年曾用几句话对此做了评断：“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国家不满意”。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上山下乡运动缘于解决就业，这点中共政府并未说谎，有两个指标足以说明问题：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 ，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的2.93亿人，占70.5%；从事第二产业的0.69亿人，占17.3%；从事第三产业的0.49亿人，占12.2%。毛时代消灭私人经济，1978年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不到0.04%。 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着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提供给新增的年轻人，尽管农村也人满为患，但对于毛泽东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将城市人口用各种方式遣送至乡下，让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大军中稀释，也比在城市里游荡，造成的社会问题少得多。 邓小平总结的“三个不满意”，背后隐藏着2000万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伤，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农村基层干部及兵团干部蹂躏的悲惨故事。 失业压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这次共青团中央文件传播成新“上山下乡”——“三年内1000万青年下乡”，并非没有缘由。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失业压力仍然非常沉重。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就在2018年6月，中国官方媒体还以《中国城市40年巨变：城镇人口增长近4倍，城镇化率提升两倍多》为题，报道了城市化率提高这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1亿人，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亿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仅占27％，与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谓不快。可以说，在全球化扩张的30年中，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存在利益受损的中产人群，只有中国、印度是净受益国，由于比较成本优势，发达国家资本不断流向中国，中国的新兴产业急剧扩张。如此有利情势，为何中国还会存在就业难这一难题？原因如下： 中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一直沉重。2019年，中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全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834万，再创新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1999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开始后几年，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就开始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问题。各高等院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2014年，大学生毕业生高达727万人，当时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2016年，高校毕业生增至765万人。再加上“海归”与尚未找到工作的历届毕业生，据说有近1000万知识型劳力未能就业。 结构性失业。中国就业难题的近因，我在《2018年 中国的失业阴霾将更厚重》已经分析过，持续数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少制造业企业破产；贸易战压力下外资撤离；AI政策导致结构性失业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策，就将“稳就业”列为第一条。 农村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据官方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7亿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由于企业破产潮，不少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据《财经》杂志2018年5月4日报道，有“5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国人皆知，返乡创业只是个好听的说法，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实无业可创。 青年下乡：对韩国新村运动的效颦之作 从团中央那份语焉不详的文件来看，确实是为了迎合“乡村振兴战略”而发。从各种官方文章来看，“韩国新村运动”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蓝本。郑新立于2006年1月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算是中国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绍。此后，配合中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以后陆续有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文章问世。由于中国农村黑社会化、乡村文化痞子化现象日益严重，不少文章针对性地提到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之前，农村男性赌博、酗酒等恶劣的乡村风气在新村运动之后大有改善。从共青团中央发的文件内容来看，似乎是想通过城市青年下乡，带去一些新思想、新风气，包括科技下乡之类，以改变中国农村的颓废落后衰败，同时也为暂时处于无业状态中的青年找点有益的事情做，让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还是有用之材——这种情形在日本也出现过。日本有部电视连续剧《迟开的向日葵》，讲述的就是东京失业青年参加一个政府项目，到相对不发达的乡村去帮助建设，并从中寻找到人生意义、重拾生活热情的故事。 韩国新村运动从1970 年代初期开始，从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同时推进，其间确实有青年大学生下乡促进“绿色新政”这类活动，国际社会亦有参与。但“新村运动”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培养村庄领导人，从而推进乡村发展。与其他援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村运动不是单纯的“富有国家援助贫困国家”，而是帮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农村情况与韩国完全不一样，我在《中国：溃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专门论述，乡村社会的黑恶化与堕落，农村人的绝望与无出路，将反噬整个中国社会。加上中国青年与韩国青年的人生态度有较大差别，这种情况下，指望三年内派遣1000万人次青年下乡，每次不超过一个月的蜻蜓点水式下乡，不可能对农村发展有所促进。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还这么缺乏就业机会，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开始的“灭村运动”与“虚假城市化”。 （原载大纪元，2019年4月15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4/15/n11187311.htm）
何清涟2025-11-09 00:09👍 0💬 0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
何清涟 中国股市持续下跌，外汇市场险情频出，一个疑问浮上世人心头：中国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爆发？本文要谈的是两点：一、中国金融危机迫在眉睫；二、危机暂时不爆发的原因。 危机潮涌之前溜掉的几只小鸭子 最近，中国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纷纷在淘宝网上抛售股份。屈指算来，从去年4月以来，在淘宝网上拍卖部抛售股份的已有11家银行的股东。对于中国金融业来说，这种抛售是投资者在危机前的逃遁。 为什么没有引发金融股的清仓甩卖潮？这是因为金融行业的门槛高，资本进出需要监管部门审批。农村商业银行处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底部，是当年金融扩张时地方政府急需吸金所形成的产业，出售这类银行股份的行为，基本上不需要监管部门批准。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其股份的各种实体，一般都是资格很高的国有企业，以及作为“战略投资者”吸纳进来的外资银行，这些股份的股权转让需要监管部门批准。加上地方银行的资产只占中国金融业总资产的13.4%，因此，金融业链条底部的清仓甩卖行为，不会引起金融业股权大甩卖，因为想跟风也跟不成。 但这种清仓甩卖确实是在银行业利润迅速下降、坏账增加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避险行为，曾几何时，金融业是各种投资者削尖脑袋想钻也不得其缝而入的垄断行业，如果不是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危机气味，嗜利如命的资本是不会溜走的。 患上败血症的中国金融业 中国金融业确实像患上败血症的病人。过去10多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大国，金融高度泡沫化。2003-2013年10 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主要来自于新增货币投放。但中国的金融系统却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 中国银行坏账形成有几大特点： 一是数额特别巨大。 2015年9-10月间，国际金融业与投行界对中国官方公布的银行坏账率进行争辩，质疑中国银监会公布的银行坏账率。 和中国GDP增速数据一样，海外人士对于中国发布的银行不良债务规模和不良债务率持怀疑态度。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际金融业分析师一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高于官方数据，其中，法国里昂证券（CLSA）估算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高达8.1%，是官方数字1.5%的6倍之多。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有7.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缺口，超过中国GDP的十分之一。 对于中国银行业坏账率，海外分析人士的估测数据之所以与中国官方数据明显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界定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中国银行业往往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因政治原因而贷款并形成的债务挂在帐上，不作为坏账，以保持帐面盈利。 二是银行坏账形成的源头多元化。 所谓源头多元化，是指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来源几乎涉及主要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与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都成为银行坏账的源头。 1、房地产业为银行造成巨额坏账。 如果说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供给往往由需求决定，一旦供给过大，房屋滞销，房地产商就会停止建房。原因很简单：无人买房将导致房地产开发商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最终导致公司破产。但中国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决定土地供应量，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要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这就导致新的供给不断产生，最后大量房屋滞销，50多座“鬼城”遍布全国。即使按国家统计局那相对保守的数据，目前全国城镇尚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积压在房地产上的贷款就足以形成压垮银行业的巨石了。 中央政府要救房地产，是为了救地方政府的钱袋。综合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数据，自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超过40%，最高的一年是2010年，比重达69.4%，以后各年依次为：2011年59.3%，2012年43.6%、2013年59.8%。2014年房地产业即便形势严峻，全国卖地收入仍然高达4.29万亿元。 只要地方政府要保财政，继续开发房地产，中国银行业就将永远背上巨额坏账这个沉重包袱。 2、国企成为银行坏账的制造机 中国约有30多个行业早就处于产能全面过剩状态。对于那些不赚钱、高负债，不断亏损且处于半停产状态的亏损企业，前几年地方政府为保就业让银行贷款并给予各种补贴勉强维持。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6年六大主要经济任务之时，将出清“僵尸企业”当作重点工作之一。这些“僵尸企业” 仅在中国股市上的A股企业当中就有266家，占比10%；集中于九大行业，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达80%。 据一些“僵尸企业”的高管们自述，这些企业“生不如死，活不了又死不得”，是在生死之间游走。这种状态是因为地方政府、银行与国企都希望能撑下去。因为“去产能化”的必然结果是：一，将原来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约有2000万国企工人失业），二，大量企业债务将变成银行坏账。兴业策略的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全部倒闭，企业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9 亿。其中，估计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每年新增4800亿的不良债务对银行的压力甚大。 中国国企债务到底有多少，外界难以弄清楚，因为政府部门经常在玩帐面游戏。仅举一例，外媒解读2015年10月22日的中国财政部月报，发现国企债务一是总量大，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算，约合12万亿美元），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二是增长快，前一个月的整体债务数字为71.8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一个月时间内，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增加了惊人的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万亿美元），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大幅度的月度债务增加量。有人分析，这可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杠杆化操作，.一些原本被归为政府债务的债务被重新划归成了国有企业债务。 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党指挥枪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地方银行的股东们在危机前清仓甩卖，是因为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地方银行是最不受中央政府保护的末端。在金融系统断尾求生时，地方银行就是中央政府要斩断的那条烂尾巴。 2、中国金融系统坏账的产生可谓“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大计服务，地方政府要保财政收入，在住房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以房地产业为龙头，要保证当地的就业而扶持国有企业，其结果必然是银行业产生天量坏账。 3、中央政府持续不断地用各种办法帮助银行降低消除坏账，1998年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除坏账；2005年开始，通过吸引外资银行做战略投资者后，将众多国有商业银行包装上市，让股民们买单。这一轮的天量坏账如何消除，方法正在筹思中。 4、中国政府拥有百万武警，专司对内安全。当所有“文”的方法用尽之后，也可以保证各地不会发生挤兑现象。2015年，e 租宝、泛亚等多家理财产品破产，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财产被洗劫，也未酿成震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足以证明中国政府用分隔式方式能够扑灭这些中小火灾。试想想，当银行外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及各种便衣时，还有谁敢在银行大门之外聚众滋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economy-20160126/3164334.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曹长青∶冒我名发声明的可鄙行为
近日经多位读者网友告知，博讯网上刊登了这样一个倡议书∶《曹长青∶关于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各国日本使馆示威抗议活动的倡议书》。这完全是造假，冒充我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倡议书。这种冒充别人名字的行为，是非常低劣、可耻的！ 除上面这个伪造的倡议书之外，最近还有几个中文网站出现冒我名义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博讯网的“长青笔会”，倍可亲的“曹长青专栏”，以及多维网、文学城等网站署名曹长青（攻击他人）的文章，统统都不是我写的，但有从我以往的文章中摘录的内容，鱼目混珠，欺骗读者。这种卑劣的行为不可以被允许。我已跟上述网站进行交涉。 我本人有 （曹长青网站∶http://caochangqing.com） （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Caochangqing） （推特∶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虽然有很多其它网站发表和转载我的文章，但是，只要没有在“曹长青网站”刊登过的，统统都不是我写的。特此敬告读者。 2015年8月30日 2015-08-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二、对改革的反思 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四、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六、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在80年代民众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90年代以来经受种种痛苦的人却远多于获益者。毫无疑问，今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但“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却成了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条件”。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当局在修改历史与控制舆论上向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在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中国的媒体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1\] 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90年代以来“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说”：首先，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代价说”，即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是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有人还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2\]。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哪一部份人最终获得了最大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所构造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改革”代价由谁支付？又是谁在享受“改革”成果？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1998年以来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重要原因。 二、对改革的反思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实行奖金、计件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起步，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 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赵紫阳曾经主持研究过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但随着赵的失势，这些设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从此领导人绝口不提。被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3\]，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4\]，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说相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5\] 这个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被中国民间谑称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与四只鸡”。\[6\] 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当局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以“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交易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可以说，“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 2\. 改革目标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的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7\] 每一阶段性目标的形成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今天看来当然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牵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与一小群知识精英的兴衰荣辱。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其解释则又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应以国有企业数目逐渐减少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标准，还有人以为是以政府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逐渐减少为标志。这当然都是皮相之谈。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在中国凡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垄断性资源的配置，迄今为止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由这一根本特点观之，只能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过非常动听的许诺：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让哪一部份人通过何种手段先富起来，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不过23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最终实际上是让少部份权势者或与权势者进行利益交换的人通过大量贪污腐败活动先富起来了，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3\. 改革路径 所谓“改革路径”的选择，简言之，就是选择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这一选择说到底其实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决定的。既然中共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各种寻租活动的泛滥。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其子女下海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体制缺陷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 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存体制的缺陷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缺乏了解。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9\] 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说，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体现了位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虽然不便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但其子女除了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继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10\] 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目前无法克服腐败，还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曾显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无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有意识形态去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压(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11\]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强社会控制\[12\]。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给予庞大的官员队伍以经济利益，已颇感困难的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可获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力来攫取，如贪污受贿，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当代政治还有一大发明，即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创收”，如此则集体性腐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机器运转的“润滑油”。 目前中共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之根源，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高度软政权化。因为在高度软政权化的状态下，各级政府部门将无力实施高层制定的各项政策，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与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无异。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高度腐败、只照顾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政权能长久维持下去。 4\. 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论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没有称得上理论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广东等地流传的一句“致富经验”就是：“凡是政府让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私营经济，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业破产，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与供应商，使一批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经济的作用。对私有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私营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资本大量外逃 \[13\] 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不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黑社会化的进程。 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又一结果是，邓时代与后邓时期的政府已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维系官员上下级关系的早已只是利益关系，唯利是图的政治投机行为成了做官的唯一准则。官员们可以在会议上表态要廉洁奉公，会后立刻到酒楼花费公款吃喝嫖娼，从事各种贪污腐败活动。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还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在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政府一方面通过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命令所有的传媒精心制造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利用这种反美情绪作为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政府高层又为了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与美国妥协。在这种以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主导的对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学生一再被愚弄，社会公众甚至都无权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领土让渡的国际条约内容。 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中国底层社会的不满早在1992年后就开始了。“六四”事件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动乱，关键在于当时的工人还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还在享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余荫。中国民众历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还能保住，就对别人的受压制与受剥夺熟视无睹，少数不良分子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被称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了为少数人创造了暴富机会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为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根本无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状况必然迅速导致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并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成就，但90年代以来能够享受这“成就”的只是占总人口约1％的上层与4％的中上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而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14\] 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9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观念依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尽管中国从毛的暴政下解脱还只有20多年，但国人似乎得了“集体健忘症”。毛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阶级斗争造成的大量“政治贱民”，为安置城市失业青年而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满天飞的“反革命罪”，因说真话而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王申酉等优秀青年\[15\]，所有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被人们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员的相对廉洁、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等，却魔幻般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被说成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中共为了让自己的合法性不受伤害而制定的不许讨论“文革”的规定，既让年青一代无法正确认识“文革”，也让经历过“文革”的工人农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记历史真实。若仔细观察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对毛的怀念与近两年政府急于通过各种政策与“理论”迫使社会承认现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对弱势集团利益的保护，并采取种种倾斜性政策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一：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可视作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此后证券市场各种丑闻不断，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则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闻有，1999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2001年的“兴业聚酯事件”、“银广夏事件”\[16\]；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证券分析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17\] 标志二：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18\]。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它公开承认事实上早已与政治利益集团合流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合法性。 标志三：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放弃下层人民。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属施惠于上层、中上层，而那些帮助穷困民众度过难关的政策却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于一般民众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务员薪资提高3成，2001年公务员薪资又在4月和10月分别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计提高薪资7成，今年又再次表态为公务员加薪，短短3年内公务员薪资将实现政府承诺的“翻一番”的目标\[19\]；而去年政府同时却规定，下岗工人失业半年后即不再予以补助，2000年旨在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费改税”在少数省刚开头就无疾而终。又如，政府从1998年开始造势的“债转股”，因为对一些经济利益集团相当有利，虽然有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也强行在2000年初出台；只是后来因为这一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个钱袋的举措有导致国家信用崩溃的危险，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标志四：推行损害下层民众利益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费以满足教育利益集团的要求，结果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部份学校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有关方面1998年对全国14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近年来这个数字又有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4,000至5,000元，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20\] “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学生中15％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21\]，而政府为“贫困生”设立的助学贷款却是杯水车薪，且贷款担保门槛太高，令许多“贫困生”望而却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53.4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33.37亿元，但只有17万名得到了贷款，贷款合同金额为12.62万\[22\]，分别是申请人和申请额的31.8％和37.8％。许多贫困的农家子弟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得放弃上学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23\]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又增长35% \[24\]，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的大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4%，相当于现代化国家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为12.5%）的三分之一，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减少下层社会成员，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的统治策略：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强舆论控制，除了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言的机器之外，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知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互为表里，已成为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 四、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改革”措施反复证明，这些政策最终往往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仿佛“保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底云南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这一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6\]，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27\]，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这种“鸵鸟政策”和“面子工程”阻碍了问题的根本解决。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现实生活里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弹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变异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其实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而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的光谱非常宽广，比如自由主义政治学所主张的民主与宪政，其真正指向是现存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严加禁止并长期丑化的对象，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无法取得象“新左派”那么大的话语空间，在争论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少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与权势集团相结合，并主张“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这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所谓“理论”，不但没有政治上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为壮观、俨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 “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主张之间这种明显差别，但他们巧妙地把两者故意混为一谈，利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双方话语权不对等的机会，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这种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实际上非常混乱的争论，其结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们实际上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场景”，似乎中国产生腐败完全是因为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他们进而以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名，声色俱厉地打击主张民主与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于是“新左派”们就非常聪明地避开了对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实际上为这一政体提供了掩护。自由主义学者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派”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孤军奋战，但却缺乏奥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争论双方常常偏离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观点、学说争论不已，这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 \[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网际网路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络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体继续施以故智。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那时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2个半世纪的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29\]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了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认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都轻而易举地算到外国侵略者头上，但它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30\]，其中谈到“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遂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5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尖锐的形式向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1\]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32\] 据一位中国学者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33\]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 \[34\]，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此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从此不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发表的五中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5\]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顺从当局管束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如此严厉的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6\]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 \[37\]，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都有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 \[38\]，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39\] 《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而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40\]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1\]、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2\]、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3\]，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44\]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45\] 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六、 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6\]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当局目前为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本文初稿于2001年11月，为11月9日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而作，完稿于2002年1月15日。） 【注释】 ————————————————- \[1\] 例如，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8年3月；《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1999年10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3\] 《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1版。 \[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第1版。 \[5\]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6\] “一块石头”即“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鱼（有利于）”是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四只鸡（基）”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9\] 申明民，“中国的代际政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 \[10\] 由于中国严厉的言禁，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报纸与各种媒体，但有些事情国内尽人皆知。例如，“六四”时期学生的反腐败批评曾针对以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康华公司；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陈小同与前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邓质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武警干部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妻子朱琳参与华能公司运作的内幕，该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据海外媒体报导，武警总队除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系马海林之妻撰写，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11\] 台湾综合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陈梓龙于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当前大陆政治、社会稳定性之评估”曾根据《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加拿大《环球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中国大陆《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自1998年以来的报导，整理出两份表格附于该报告之后，其一为“近年来大陆各地重要示威抗议活动情况”，其二为“大陆异议人士组党及中共镇压情况”。该报告列举的事实部份反映了大陆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查阅该报告的网址为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 \[12\]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这组文章列举了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运城地委假喷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因揭发大连市长薄熙来劣迹而被捕等案件；中国新闻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报》披露河南卢氏县县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该县委通知在全县收缴《工人日报》；此外，海南的《天涯纵横》网站也因类似原因被暂时关闭。 \[13\] 据王军的研究，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见王军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载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又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约为480亿美元左右，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见美国“多维新闻社”2001年5月30日的报导。 \[14\] 参见拙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页至第16页；未作删节的全文刊登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第68页至第93页。 \[15\] 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市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至今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16\] 分别见《财经》杂志1999年4月号报导，2001年4月号题为“兴业聚酯疑窦”的报导，以及2001年8月号的“银广夏陷阱”一文。 \[17\] 《财经》，2000年10月号。 \[18\] 参见拙作，出处同注\[14\]。 \[19\] 《世界日报》（美国），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汇报》报导。 \[20\] 新华社沈阳2001年2月13日电：“教育产业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业化”。 \[21\] “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22\] “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贵州频道，2002年1月14日。 \[23\] “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4日。 \[24\] “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报》今晚网，2002年1月14日。 \[25\] 数据参见拙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出处同注\[14\]。 \[26\]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27\] 见《亚洲周刊》（香港）2001年10月初的报导。 \[28\] 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2001年第6期。 \[29\]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30\] 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31\] 《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3版。 \[32\] 《人民日报》，2001年3月11日，第2版。 \[33\] 引自胡鞍刚接受中新社访问的谈话，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当前论坛”。 \[34\] 出处同注\[14\]。 \[35\]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 \[36\] 鄢烈山（《南方周末》编辑），“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2001年11月28日。该文说：“‘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乾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37\]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3期。 \[38\] “昆虫正成为城市化新的威胁”，《深圳特区报》，2001年10月31日；“重典治乱，安宁重上行人脸”，《羊城晚报金羊网》，2001年10月29日。 \[39\] “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40\] “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41\] “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国1998第1号黑社会案大揭秘”，《深圳商报》，2000年8月18日。 \[42\]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43\] 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44\] 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45\] 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国家的这一系数一般在0.3左右，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46\]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神经错乱的瑞典文学院
瑞典文学院今天（10日）正式向匈牙利作家伊米鲁·凯尔泰斯（Imre Kertesz）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位犹太作家在国际文坛没有什麽名气，只有两部小说英译本被美国西北大学出版。我从未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在宣布他获奖的过去两个月里，读到了一些英文媒体关於他的介绍，以及他作品的译文片断等。由於前年写高行健作品的评论，我对高行健本人的经历和其作品都下了相当功夫了解，因此现在读这位匈牙利作家的介绍时，明显地感到这两者的巨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证明瑞典文学院前年把奖给了高行健是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更证明他们昏聩到拿这个奖跟世人开了一个多荒诞的玩笑。那麽我们看看高行健和凯尔泰斯的“不同”在哪里： ●第一，对共产党的态度上： 由於是犹太人，凯尔泰斯14岁时就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後，他曾在匈牙利报纸当过6年记者，但1951年共产党掌权後，他被赶出报社。凯尔泰斯并没有像很多中国知识人那样，在新政权来临时，去争当共产机器的螺丝钉，而是选择了一条“消极自由”的拒绝道路。他从没有加入共产党，并拒绝加入官方作家协会。10月11日《纽约时报》引述凯尔泰斯的话说，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很多作家选择写检查，自我批判，来换取留在官方作家协会并继续享受“特权”，但“我无法接受（官方作协），更不能和他们成为一体。” 作为从共产社会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在那种年头，一个文人要拒绝和官方合作，在作品发表、工作机会、升迁、住房等等生存环境利益上，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纽约时报》说，凯尔泰斯的这种选择导致他“在随後的25年中，在布达佩斯成了如同单独监禁般的人物。那两种（法西斯和共产专制）政治镇压制度，主导了他的生命。” 索尔仁尼琴曾说，“拒绝参予谎言┅┅当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凯尔泰斯有意识地做了这样的选择。12月4日《纽约时报》引述他以前的话说，“脚步声越来越高，我能想像到身後的群众正在游行，这个人群，体现著遗忘、（对专制统治的）顺从、认同。如果属於这个人群，我将失去自我。我必须走出这个群体，这是为什麽我决定成为一个作家。” 为了这种选择，他失去了共产国家的作家们常有的特权和物质生活，他住在布达佩斯的仅有25平米的公寓里，孤独地从事自己的事业，翻译尼采、佛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德文作品；写出了以奥斯维辛为主题的三部曲：《无命运的人》、《退稿》和《为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祈祷》。 高行健的情况则和凯尔泰斯完全不同，这位中文世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仅曾是中国官方作家协会会员，而且是政府文化部官员（并以此身份出国，六四後申请政治庇护，得以留在法国）。高行健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主动、积极地参与了文革，成为造反派头目，并组织批斗大会。 当然，高行健在中国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文化部官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他对自己参与迫害人的历史没有丝毫的忏悔，并在书中宣称，“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或忏悔”时，他的思想水平就无法不在人们眼中一落千丈了。 ●第二，对记忆的强调上： 凯尔泰斯的主要作品，像许多犹太作家一样，都是围绕纳粹大屠杀，强调拒绝遗忘。凯尔泰斯说，“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多次谈话中都强调，奥斯维辛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事情，它是整个欧洲文明的失败；人类经过近二千年的进化，最後竟出现“毒气室”，这是人类的耻辱。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Elie Wiesel）曾把拒绝遗忘强调到这样的程度：“忘记就是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 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说，“记忆就是人生。”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强调不要忘记苦难和邪恶时，高行健则勇敢地“反潮流”，宣称要忘记过去，然後及时行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活在“当下”。 ●第三，对责任的担当上： 凯尔泰斯在强调拒绝遗忘的同时，更强调作家的道德责任。他曾说，“我无法扮演中立者的角色。我把这个角色，留给那些出於良好动机，结果经常导致更糟糕局面的、拥抱这个角色的欧洲或者欧洲以外的知识份子。”“我无论讲什麽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 上周四，哈维尔、威塞尔和克林顿在纽约城市大学（CUNY）演讲座谈。威塞尔在谈到奥斯维辛时说，这是“上帝的伤疤”；他说，一个人在自己获得了自由的时候，要记住和帮助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人，他才把自己的人生提到了新的高度。威塞尔的主要作品也是这样，始终贯穿著“承担道义责任”，他认为“不存在离开道德范畴的美。” 但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中，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要放弃责任。不仅要放弃对社会的责任，放弃一个知识份子的责任，还要放弃人生所有的责任。他的主人公要做的就是赶紧逃，逃离专制，更逃离一切做人的责任，然後在西方享受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同时绝不要对任何人负任何责任。 他还可以轻松自得地说，“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真潇洒，无知者真是无所畏惧。 ●第四，如果今年又是照顾奖的话： 凯尔泰斯的书从1975年开始在匈牙利出版，但几乎没有什麽反响；在世界文坛他更是默默无闻。因此有人怀疑这次瑞典文学院又是出於政治正确原因，把奖给了凯尔泰斯。因为今天在自由国家，任何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如果真优秀的话，应该首先在本语种内获得好的反响，因为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如果在自己的语言内没有什麽大的反应，那就很难说它是好的艺术。像去年获奖的奈保尔，虽然在获奖前他的作品也很少介绍到其他语种，但在他写作的英文世界，他则早已大名鼎鼎。 所以，就算凯尔泰斯得奖有照顾成份的话，那麽他和高行健是否可以相提并论？犹太作家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在10月12日《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次颁奖给凯尔泰斯，实际上是奖励整个犹太作家群体，包括已自杀的两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名犹太作家普瑞姆．列维（Primo Levi）和保罗·塞兰（Paul Celan）等。只不过凯尔泰斯没有自杀，是幸存者中的幸存作家。“今年的奖应视为集体成就┅┅凯尔泰斯的桂冠，可能应被分享为群体诺贝尔奖。”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在10月13日题为“鼓舞自由”的文章中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去年（给了英国作家奈保尔）一样，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当代政治和价值，奖励了伟大的永恒艺术。”这位资深专栏作家说，“凯尔泰斯的获奖，是对他的作品所描绘的黑暗和深不可测的人类精神的见证。” 所以，凯尔泰斯获奖，可以说他是代表所有那些用血泪和生命（许多犹太作家写完之後都自杀了）写作的犹太作家们获奖。 高行健的作品没人读得下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年来，很多朋友和我谈起高行健的作品，不少人说“真佩服你”，不是佩服我的评论如何，而是佩服我居然能咬著牙把他的作品读下去。上个星期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看到高行健的《灵山》，顺手翻了一下，看到後页上自2000年11月购进起，没有任何一个人借阅的记录，虽然该书封面印著“中国人在西方文坛大放异彩”字样。无数人看不下去高行健的作品，却不敢评论，生怕是自己看不懂。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无论理论家和大众都承认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大的文豪之一，那麽每当你被什麽不可思议的获奖作品吓住的时候，就想一想托尔斯泰的话吧：“如果艺术不能感动我们，你绝不可以说是读者或听众的感悟理解能力不够，你可以，而且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作品要麽是坏的艺术，或者根本就不是艺术。” 古往今来，人类留下的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强调人类的正向价值，既叫好，更叫座。无论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雨果、狄更斯等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大众爱不释手的。只有20世纪後期才出现了被少数几个故作清高的评论家捧上天，却根本无人问津的伪艺术。 高行健的作品除了是伪艺术以外，他那玩世不恭的逃避和犬儒主义，哪一点能代表那些在国内、国外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呐喊的中国异议作家群体呢？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带有政治色彩，多数获奖作者的作品都是思想性高於艺术性。这也无可指责，因为诺贝尔本人要求获奖作品具有人类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无论是反抗共产主义的索尔仁尼琴，还是左派的格拉斯、大江健三郎，还是右派的奈保尔，和今年以反抗纳粹而获奖的凯尔泰斯，他们都在承担著人类的责任，谴责邪恶、为自由呐喊。如果瑞典文学院承认这种价值，那麽他们忽然把奖给了一个和这一切价值相反的高行健，不是神经错乱了吗？但愿他们下次再错乱的时候别落在中国作家头上。 （载《多维网》2002年12月10日） 2003-10-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中国人的命在西方国家才值钱
在以色列军队攻进加沙（加萨），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升级之际，在海外华文网路中，一篇题为“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的文章被广泛转载流传。该文作者周孝正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所所长，他的文章不仅对以色列的民主和自由，更对以色列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 其中有这麽一段最引人注目。周教授说，有一年他到福建做个调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年前，耶路撒冷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核实，这两个人是福建偷渡客，属非法入境打工，于是使馆方面不再管。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以色列国民待遇善后。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麽挡也挡不住。 周教授讲的这个故事，非常令人感慨∶这两个中国人，不仅不是以色列的公民，而且还是偷渡进入以国（违反了以色列移民法），又在当地非法打工（违反了以色列劳工法），属于抓获应被递解出境的违法者。但以色列竟然按自己的国民对待，给予同样的抚恤金。从这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以色列这个属于西方文明体系的国家，对待生命的态度。他们要近全力保护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安全，如果没有保护成，他们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给予补偿，对他们的家人，在经济上要一直管（负责）到死。 以色列这样的做法在西方并不是罕见的，例如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时，包括被炸的纽约世贸大厦，还有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等，总共有2,966人遇难。但最后不管他们是不是美国公民，也不管有没有“绿卡”，平均每个人获得了美国政府150万美金的赔偿；虽然911事件当天，美国就损失了三千亿美金。 以色列和美国，对在本国土地上遇难的无辜者，不管是不是本国人，是不是有居住绿卡，都像对待自己公民那样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赔偿。但中国驻以色列领馆，对中国人在当地遇难，会以偷渡客理由，连管都不管。一样的中国人，在不同的世界，得到的是对“人”和“非人”般不同的对待。 但这并不是偶然现象。1993年满载中国偷渡者的“金色冒险号”货轮抵达纽约海岸时，由于绕过好望角，航行了大半个地球，折腾了一百多天，抵达纽约时由于大船无法靠岸，而蛇头又没有安排好小船接应，导致偷渡者纷纷跳船，游泳上岸。有些人不会游泳，也只好跟著跳海，结果淹死了10人。当时美国政府也是找到中国使馆，希望安排这些遇难者的后事，但中国领馆的态度，和驻以色列大使馆一模一样，以这些人是偷渡客为由，也是根本不管。 在以色列遇难的两个中国人家属，对以色列本来要按月支付的抚恤金，不太放心，而是要求一次性付给。事实上，如果按月付给，明显金额更大，可能超过100万美元。但他们宁可一次性获得，虽然只有70万美元。从这点也可看出，中国人已经被政府吓怕了，他们不敢相信那种按月付给的承诺（哪怕是外国政府），他们想一次到手才放心。 中国人的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那种社会环境，有几个人还敢相信政府？不要说西方学者统计推算出的，在共产党掌权的这60多年，中国就有多达8千万人死于镇压、迫害和饥饿（人为政策造成的大饥荒）。仅是那场四川大地震，就有9万人丧生，其中1万多是学校的孩子。虽然它是天灾，但事后发现，那些倒塌的校舍，多是建造时偷工减料、或用劣质、废料建造的房子，被中国人称之“豆腐渣工程”。那些遇难孩子的家长，对此非常愤怒，上告到法院，要求赔偿。可是，中国所有的法院都拒绝受理这种案件，说政府高层有指示。而那些不断上告喊冤的遇难孩子家长，有的还被当局以破坏治安为由威胁恐吓，甚至遭迫害。 但四川大地震，毕竟是天灾（但早有报导说，有地震专家事先提出警报，但国家地震局根本没有给予重视。对此事中国政府也拒绝调查）。而随后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有意往牛奶里掺毒，受害的婴幼儿已多达30万。中国实行一胎化，一家就一个孩子，在不到2岁的刚发育的阶段，肾脏因为喝毒奶粉而造成伤害，他们长大以后，有个三长两短，怎麽办呢？受害婴儿的家长们，要求政府赔偿，因为三鹿是国营企业，它所在的石家庄市政府又一直隐瞒奶粉有毒的事实，还有国家食品检验机构，给三鹿奶粉发放“免检”证书，等于是层层政府机构联手犯罪。对这样一个明显人为造成的几十万婴儿生命和身体受伤害的恶性事件，中国政府至今都没有给予受害孩子一点赔偿。有些胆大的受害孩子的家长们联合起来，要通过法律手段，上告索赔，但在中国各地，都遭到法院拒绝，说是上级有指示。 在三鹿公司所在地的石家庄市，有些勇敢的律师，组成律师团，替那些可怜的孩子打官司，写状子，可是递交到石家庄中级法院、河北省高级法院，却都不被受理，说是有统一规定，不能受理这种案子。 这种状态真是令人感慨万分。这些律师团代理63名受害婴儿打官司，要求的全部索赔才是691万人民币，如果最后是全额付给，平均下来，每个受害孩子才得到11万人民币（不到2万美元）。而中国人死在了以色列，一次性就获得70万美元的抚恤金。中国人的命，到了以色列，到了西方国家，才值钱。 当一个人的命在自己的国家根本不值钱的情况下，亿万中国人仍那麽“服从”那个践踏自己生命的独裁政府。到底是中国人真宽容大度，还是根本不明是非，不懂对错，早已成为专制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而毫无知觉？无数的中国人还往那架正在碾死他（生命和思想）的机器上全力拧紧一个螺丝钉，这是中共这架专制机器仍高速运转的根本原因。（旧文改写）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美西蝴蝶为何在中国煽起大风？
日本福岛核电危机一度引发了世界的担忧，更在遥远的中国导致了一轮食盐抢购潮，最后波及到香港、澳门。抢购“谣盐”风波止息后，不少国人觉得很没面子：人家日本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都能够处变不惊，相隔数千里的中国人咋就这么沉不住气？ 中国人怎么会想起要买碘盐防辐射？说起来，在中国扇起大风的这只“蝴蝶”本产于美国西海岸。据我看到的资讯，大约祸起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于3月15日刊出的那则“担心日本核辐射 美国人抢购碘化钾” （英文Potassium Iodide Runs Low As Americans Seek It Out 同时刊出，据说FOX的电视新闻更早）。该文提到，日本核电危机造成的核辐射，据说会影响到美国西海岸，美国西海岸的一些人很担心，于是提前到药店以及供应这种药物的Anbex Inc公司抢购碘化钾。美国各大药店与供销商面临碘化钾销量骤增甚至脱销的情况。 鉴于美国公众的担心，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早在13日就发布声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出的少量放射性物质因天气原因远离人群，“考虑到两国相隔数千英里，夏威夷、阿拉斯加、美国海外领地以及美国西海岸都不会经受任何达到有害程度的辐射”，此后几天，美国能源部、国务院和国际地震预测机构都发表了类似的“安民告示”，因此源起于美国西海岸的核恐慌并未再蔓延。 然而这只美西蝴蝶的翅膀却在中国扇起了大风。《华尔街日报》这则美国人抢购碘化钾的消息甫出，立即被中国大陆许多网站转载。上海《新民周刊》3月16日报道：日本核电站周围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包括碘131和铯137。碘131一旦被人体吸入，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疾病。日本政府已计划向核电站附近居民发放防止碘131辐射的药物——碘片。 这个碘化钾中的“碘”字可能后来成了引发中国抢购碘盐的契机。“食用碘盐可预防核辐射”、“日本核泄漏出现的放射性物质可能污染海水、没法再提炼盐”成了谣言的核心。3月16日晚已有人开始大量买盐。17日一大早，“你家买盐了么？”这句话成了许多中国人相互打听和问候的话语。各城市商店一开门，大规模的抢盐潮随即爆发，不少人一买就是十多包。不到早上 10时，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等地各超市纷纷贴出“本店食盐已全部售完”的告示。各菜市场的杂货店外也排起买盐的长龙，广东佛山更出动公安维持秩序，两人限购一箱。深圳、珠海居民则到香港、澳门买盐，恐慌性抢购食盐蔓延至港澳，据说澳门盐50元一斤还有人买。 至于后来由碘化盐变成盐、再变成为酱油，扩及至抢购大米，就只能说是“谣言蝴蝶”翅膀扇动出来的一种副产品。 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声明能够让谣言蝴蝶的翅膀停止扇动，在中国，政府声明的影响力却远不如小道消息管用？推根溯源，差别在于两个政府的公信力完全不同，美国政府受到本国公民信任，而中国政府却严重缺乏公信力。 从毛时代以来，中共的基本统治术就是枪杆子加笔杆子。枪杆子即暴力，笔杆子负责宣传，掩盖各种不利于中共统治的真相并制造谎言。在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信息极不对称的中国，这类因 “信息饥渴”而导致“谣言蝴蝶”满天飞的情况并不罕见。2009年 7月18日引发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的原因，就是当地发生的钴60泄漏传闻。当时逃亡场面蔚为壮观：路上塞满了汽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通往邻县的路口则是试图拦截民众进入的邻县官员，原来热闹的杞县顿时成了一座空城。 今天中国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伴随着各种传言。如2008年贵州的6.28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的6.17石首事件等，事发之前都有各种传闻――即政府所说的“谣言”不胫而走。而每只“谣言蝴蝶”几乎都会扇起一阵狂浪，引致民众积怨大爆发。最著名的“谣言蝴蝶”当然要首推引致广东韶关维汉冲突的传闻。这只“谣言蝴蝶”有两个品种，一是“汉产”，称该厂发生好几起汉族女工被维族人强奸；二是“维产”，新疆维人当中流传的是300多维族姑娘在韶关被汉人强奸。尽管“官方版”一语定乾坤，说是汉族女青工黄翠莲误闯维族男工宿舍而发出的一声尖叫，导致维人强奸汉女的谣言传播。但因其发布方式诡异（只用英文对外发布），闻者大都心存疑窦。 最后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新疆7.5事件。 上述事件中，政府每次为了遏制传言，都发布了各种官方消息“辟谣”，无奈民众根本不相信。因为多年的经验告诉民众，政府习惯性地过滤信息，屏蔽真相。与官方媒体发布的各种消息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各种小道消息，其行为更易受小道消息左右。 从3月16日开始的抢盐到18日之后的退盐，突显了中国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与民众素质低下这两大中国特色，说明中国离现代文明法治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3月 21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3/japan-impact/）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时光倒流 90 年：“工运之星”师承林祥谦
何清涟 最近中国政府在忙着处理广东的劳工NGO，头号国媒新华社发布消息：《广东警方打掉维权组织拘7人，主犯被称“工运之星”》，这说明广东不仅有如火如荼的工运，还产生了星级人物。看了新华社记者邹伟 的深度揭批之后，我不禁“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恍恍然回到了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 新华网广州12月22日消息曰：“近日，广东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抓获曾飞洋等7名犯罪嫌疑人。” 这位曾飞洋所从事的事业，与中共革命烈士林祥谦当真“何其相似乃尔”： 一、都接受“境外势力”领导 人民日报在《“二七烈士”林祥谦》（2011年2月15日）中介绍说，1921年中共成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发现了富有反抗精神又在工人中有着很高威望的林祥谦”。 在革命教育熏陶下长大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1921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又译尼科斯基、李克诺斯基）均参加了会议。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可是道道地地的“境外势力”。 新华社文章称，“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二、活动经费都由“境外势力”资助 中共建党初期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于苏联。官方虽然不多谈，但有不少党史研究为证。党史专家杨奎松在莫斯科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写了《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一文，对1920年代历年经费的数量、用途做了详细披露，结论是：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得莫斯科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抗战时期，苏联的援助是中共极其重要的经费来源。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详细介绍：在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腾讯历史频道今日话题于2012年9月做了一个专题《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其中有详细介绍，据说还只是根据不完全资料“保守计算”。 可以说，没有苏联援助，就没有中共的成长壮大，更没有中共建立的“新中国”。 曾飞洋的经费来源，据新华社文章揭发，“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同时，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三、罢工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政治经济损失 人民日报文章称：“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下达了罢工令。随着第一声汽笛的拉响，江岸机车厂所有的汽笛同时怒吼，响彻武汉三镇。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这次大罢工从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具体经济损失，虽然从未见披露具体数目，但既曰“沉重”，可想见其大。 新华社文章称曾飞洋介入的多次罢工造成了政治损失，“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经济损失很大，仅2014年12月以来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工厂就因停工蒙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 四、曾飞洋一身兼备林祥谦、施洋二人之长 二七大罢工运动中，还有位英雄大律师施洋。这个人物具备国共两党身份：他是共产党员，介绍人是项英；他还是国民党员，介绍人是孙中山。施洋热心公益，同情穷苦人，民国三年26岁时，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三年后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施洋有“组织癖”，曾在家乡组建国民学校和县农务会，会员达千人。到武汉当律师后如虎添翼，组织工会、社会各界联合会等。 更有意思的是，施洋与吴佩孚曾并列“民族精英”，二人曾经声息相通，相互仰慕。“五四”爆发，施洋在武汉组织学生游行声援。5月9日，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越级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声援学运。大总统徐世昌居然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1920年，吴佩孚更慕名约见施洋，并亲赠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施洋的所有这些特点，曾飞洋都与之仿佛。比如他通过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述，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一年不到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以后专门从事劳工维权事业。虽然没有吴大帅这样的体制内精英与他共勉，但《南风窗》曾发表《曾飞洋：一个劳工NGO的夹缝生存》（2010年第6期），对曾及其事业做了极高的评价。 五、两位工运领袖的历史地位 新华社揭批“工运之星”的文章还有些酒色之类的花边故事，这些在中共的林祥谦故事里倒是绝无踪影，但孙中山浪迹天涯的革命故事里却弦歌美人不断。今天中国的革命电影里，各方靓女特务出场，个个美艳不可方物，倾倒对方阵营的帅哥猛男，成了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温柔刀剑、因此，曾飞洋的故事里若没有酒色元素，说明他师承革命传统的火候差了几分成色。 中共伟大领袖毛泽东曾有语录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中共信奉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并按照其政治需要任意剪裁。因此，林祥谦死得壮烈，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谥为革命烈士，树立了纪念碑，其英雄事迹写进了小学教科书。2009年，中共还将林祥谦列为“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其流芳余韵将与中共政权共始终。 人民日报文章悼曰：“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新华社文章牢牢地奠定了“工运之星”曾飞洋的历史地位。曾的未来命运有若干种可能，其中之一是：26年之后（按林祥谦就义26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算），中华民主共和国（或其他国）成立，将人物、运动的名称换一下，上述“悼曰”就成了对曾飞洋领导的劳工运动的历史地位与评价。当然，对曾个人来说，可能还有一种更好的结局：曾成了某国开国元勋，其子孙又成了革命二代，三代…… 人事虽新，历史恒旧。12月26日毛泽东122年冥诞，毛粉们对红军的热烈景从证明，中国的“历史之足”说不定会第二次踏进同一条命运之河。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zhengfeiyang-20151226/3119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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