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众矢同指红色孤狼
程晓农 4月以来，全球对疫情的关注重心开始转移，从防疫本身转向问责。到目前为止，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向中国索赔；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则宣布，计划向中国寻求追讨赔偿；此外，还有若干民间团体和美国公民提起类似诉讼。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已分别给美、德、法等国领导人打电话，商讨如何推动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之国际调查。各主要国家的媒体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此事。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面临空前未有的国际压力。 一、红色孤狼2.0版 这次疫情从中国向全球扩散，到4月25日为止，已使世界各国共283万人被感染，197,924人被夺去生命，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给大部分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失。中共成了众矢之的，像头孤狼，四面喊打，处境极其孤立。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共又一次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中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局势，4月24日外宣官媒发文表示，“中国宁可做狼群核心角色的头狼，而不做被孤立出狼群危险又狡猾的孤狼”。中共不想当孤狼，不过是一种愿望；但是，它并非第一次尝到当孤狼的滋味。 朝鲜战争是红色孤狼1.0版。那时苏联安排朝鲜进攻韩国，中共积极配合，1949年秋中共建政前调动东北野战军的156、164、166师及另外2个团赴朝，为朝鲜提供了齐装满员、富有作战经验的兵员69,200人，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步兵主力。但是，等到联合国讨论朝鲜南侵议案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故意缺席安理会会议，放弃其否决权，于是联合国通过了出动联合国军打击朝鲜的决议。嗣后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朝鲜几乎战败，老毛再调几十万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在那场战争中，中共如同一匹孤狼，面对联合国的谴责声浪，埋头与联合国军死拼，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在战争中几乎一无所得；唯一的“收获”是向斯大林交出了“投名状”，换来了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自从朝鲜战争之后，中共或者与苏联勾结，或者在非洲及其它地方拉几个“小兄弟”呼应，或者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始终未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这次的疫情冲击却把中共再度送入全球责难的孤立境地，除了俄罗斯为其缓颊，看遍世界各国政府，竟无一个“盟友”站出来帮腔。上次中共成为“孤狼”，是斯大林做的局，这次却是自己挖的坑。中共隐瞒疫情，放手让国际旅客携带病毒飞往各国，导致世界各国疏于防范，疫情在几大洲迅速蔓延，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基本上被迫停摆，时至今日，仍然难以复常。各国民众的严重不满导致追责声浪不断上升，于是红色孤狼便朝着四面八方“呲牙”，由此又产生了与多个国家的外交摩擦。 二、中共向来隐瞒疫情 各国的追责声浪聚焦在一点，即中共这次处理疫情没有透明度。其实，中共每临疫情，何曾有过信息透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西方国家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似乎早已忘了中共的专制体制从来不公布疫情真相；直到疫情急剧恶化之后，各国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来自中共的危机。西方国家指责中共的疫情信息不透明；而中共说，它已经公布了信息，所以是透明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公布信息，而在于中共公布的疫情信息是以假乱真的数据；换言之，中共和西方国家所说的透明度，始终存在着真假透明的问题，不点穿这个要害，疫情透明度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扯皮。 专制国家始终存在着信息管制，在这方面，泛泛地谈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并未触及实质；关键点在于，中共从来严密管控对政权不利的所有信息。中共的《保守国家机密法》有一个实施规则《保守国家秘密实施办法》，其中第4章规定了8条，以下几条与封锁疫情真相有关：（1）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3）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7）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台湾黎明文化出版，2006年5月，第147页）。在疫情方面，中共向来认为，公布全部疫情真相，不利于其政权的稳定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所以，指望它如实公开疫情，毫无疑问是异想天开。 掩盖疫情的手法是中共体制下惯用的信息“黑箱作业”，也就是对疫情信息采取技术手段加以掩盖，用假透明掩盖真透明，用假信息代替真信息。其具体做法包括，疫情信息分层保密（对上报告包括感染人数、对公众公布则排除这一部分）、信息筛选（比如用武汉肺炎确诊数替换反映实际感染规模的感染人数）、信息再加工（比如收紧疫情的确诊标准，以减少确诊数）、封锁信息源（如对武汉病毒所实行军管，彻底阻断任何真相外泄）等。 香港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论文指出：从1月15日到3月3日中共先后发布了7个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其中规定了疫情确诊的定义，先前的定义限定严格，后来的定义有所放宽；如果第5版病例定义在整个疫情期间得到应用，并且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们估计，截至2月20日中国的确诊病例应为23万，而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5万5千例。 三、全球瘟疫，罪在中共 瘟疫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但是，瘟疫发生在中国，专制体制惯用的信息管控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旅游普遍化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必然导致疫情的快速全球蔓延，乃至在全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卡拉斯卡（James Kraska）表示，中国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时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没履行保持透明的法律义务。中国2005年参与制定了《国际卫生条例》，这是一部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作为其缔约国之一，中国同意保持透明。卡拉斯卡没有意识到，由于中共专制体制下的保密制度从来就封锁疫情，所以，中共就《国际卫生条例》所做的保持透明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从国际司法层面看，这属于欺诈行为；从疫情发生直到今天，中共从未公开全部疫情真相，这不是行政上的疏忽或莽撞，而是故意的作为。 卡拉斯卡指出，中国的疫情发生后，由于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缺乏透明与合作，延缓了各国对该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也延缓了它们的应对，让全世界因此经历了巨大的风险。英国南安普敦大学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中国早3个星期对疫情采取行动，全球大流行可减少95%。卡拉斯卡3月在美国军事博客“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发表文章强调，“他们（中共）手上沾血了”。 这次疫情导致全球经济瘫痪，各国近20万人丧生，罪在中共，应无异议。中共掩盖疫情，并非过失，因为它是有目的地、一贯地这样做；它不仅欺骗国民，也欺骗外国。所谓“保密”的目的是不要“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其真实含义是，用假透明骗取外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从而达到中共在对外活动中想要实现的政治、经济利益。面对中共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全然无视国际法义务，毫无国际公德和国际诚信的作为，民主国家最惨痛、也最深刻的教训有三点：第一，对专制的共产党政权，是否仍应保留天真幼稚的信任？第二，对西方国家中鼓吹这种“信任”的政客、说客、媒体、学者，是否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三，在疫情以外的其它领域如科技合作、经济交往当中，是否必须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以免再度受到欺骗和伤害？ 四、国际追责能否成功? 虽然国际追责的理由充分，却不等于追责就会成功，这是目前国际社会面对的冷酷现实。跨国诉讼最适当的司法裁判场所是国际组织的司法机构，目前联合国有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特设国际法庭。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承担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判，根据《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成立。但它没有刑事管辖权，因此无法审判个人。1985年美国退出了国际法院，所以无法通过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即使有其它国家针对中国提起诉讼，中国很可能不应诉，而国际法院对此并无制裁手段。国际刑事法院根据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起诉和审判。但中国拒绝加入此规约，而国际刑事法院受规约的约束，无法对非缔约国的个人组织审判。特设国际法庭不是常设机构，需经安理会批准就专门案件设立，这次疫情损害的诉讼显然无法获得中共在安理会的投票批准，因此不可能设立特设法庭审理此事。 除上述联合国的司法机构外，还有一个根据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的建议于1899年建立、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争端中介机构常设仲裁法院。它不同于联合国国际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处理国家之间司法争端的常设法院，它只对争议双方进行仲裁、调解，甚至仅仅是调查事实。此仲裁法院多年未处理争议案件，2016年受理了菲律宾提交的关于南海主权争议的案件，最后仲裁庭支持菲律宾在此案相关问题上的几乎全部诉求，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动”。但是，中共拒绝了这一仲裁结果，于是此案不了了之。最近中共甚至宣布将它在南海公海海域所造人工岛纳入中国领海，并设定行政区划。此一行动表明，这个常设仲裁法院实际上并不能有效约束故意违反国际法的大国。 当然，美国相关各方可以在国内的联邦法院对中共提起诉讼；然而，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诉讼，都会遇到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这道障碍。这一法律不鼓励这种诉讼，虽可能有罕见的例外，但法院认可这种例外的情形很少，且限制为商业行为。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建议取消中国的主权免责权，此议案尚待国会讨论；而国会内也有相反的声音，比如民主党康州参议员墨菲说，我们今天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或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什么事，而是川普总统不肯认真对待疫情。即便中国的主权免责权被取消，诉讼案件也面临取证难度大和司法机关难以跨境执法等难题。 五、红色孤狼怕什么？ 红色孤狼真会无所畏惧、为所欲为吗？并非如此，它害怕的一是国际舆论，二是国际上的单边制裁。 在国际舆论方面，随着各国的追责行动逐步展开，中共的国家欺骗行为日益公开化。这充分暴露出中共政权公然藐视和违背国家公德和国家诚信的基本准则，严重动摇了世界各国在外交以及经济社会活动的对华交往方面必须具有的信任，令中共陷入无信任困境；更重要的是，这次中共疫情对全球的严重伤害一旦被认定为故意行为，其对世界和平和安宁的敌意便成为世界各国永久的记忆，由此将改变各国与中共多年来的关系。在民主国家，对中共的不满必然影响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世界工厂”的各国消费者很可能改变对中共以及中国产品的观感，而这将相应地改变正从中国撤销订单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让全球产业链加快撤离中国。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可能采取对华单边制裁措施，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相信中国将为疫情引发的痛苦和损失承担后果，这是为将来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预留空间。中共一旦遇到主要国家的单边制裁，必然反弹；目前美中贸易战因疫情而暂缓推进，如果美国实行与贸易战无关的制裁措施，美中双方的贸易战就可能升级成经济战。那样，中共这头红色孤狼将陷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其国内困境将加速恶化。 安东尼·萨顿在《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一书中说过，“极权制度是冲突的根源，因此不能像对待非极权制国家那样与极权国家打交道。那些想同极权制度和解的国家最终将面临这样的选择：或是战斗，或是投降。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清楚的”（安东尼·萨顿，《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Antony C. Sutton, 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1973)）。 原载大纪元，2020年04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25/n1206137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拒绝国际索赔 中国要做“头狼”
何清涟 自今年2月以来，全世界都惊讶于中国的“疫情外交”（战狼式外交与口罩外交），对前者感到震惊不解，对后者感到可笑与无耻。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多国发起索赔，就连疫情只是被预测出必将很严重的非洲各国也乘机开出巨额大账单，西方媒体还在担心中国是否愿意支付，中国外宣媒体已经毫不犹豫地亮明其国际战略：“宁当头狼，也不做孤狼”。 对外“黑色宣传”让中国成为“红色孤狼” 习近平在武肺疫情发生以来，先后遇到来自国内与国际社会的两方面挑战。 国内挑战是针对其连任而来。湖北地方势力的政治甩锅行为，习近平依靠居于上位的权力优势压制住了；对于许志永这种异议人士要求其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公开信，习近平并不在意，关押消声就行。但对于任志强这种在权力圈交游甚广、以及由陈平自承转发的那封体制内人士写的要求习辞职的公开信，以及信中批评习当政以来全方位的治理溃败等，则相当在意，联系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中联办及背后势力，再往前推溯到薄、周事件，对习来说，“总有坏人要害朕”的阴影太沉重了。 所有这些，让这位中共掌门人意识到武汉肺炎导致的恶果将会被追责，因此定下“疫情外交之策”：一，针对美国发动“战狼外交”，甩锅美国，将世界各国对疫情的怨恨转移到美国头上；诿过不成，至少也搅浑了一潭水，让真相湮没于浑浊不堪的污水之下；二，针对其他国家开展口罩外交，利用自身是口罩生产大国与全球搜购防疫用品囤积形成的暂时性垄断，让各国感恩，如果不主动感恩，则让驻外使馆派员分别写信附上英文稿求表扬与感谢，美国、德国最近分别有政界人士曝光这种事情。 采用如此“疫情外交”策略，将美国做为甩锅对象，并非习近平傻，这是经过算计、带有中国地痞特色的狡猾。自2015年难民潮以来，西方各国早就疲弱不堪，唯有美国仍然居于超级大国位置，我连美国都敢叫板，英、法、德、日等就乖乖歇菜吧。“口罩外交”则纯粹是小人算计：本国已将搜空他国，将所有的口罩防疫物质集中于我手，疫情来袭，你们都有求于我，那就闭上嘴巴，说点好听的求人话、表扬我中国，否则就别想有口罩。 但结果失算，口罩、检测剂这类东西并非需要长期研发，只要有材料，他国就能生产。加之中国的厂家不争气，多国发现口罩、检测剂不合格，纷纷要求退货。越南、南韩、台湾生产的防疫用品比中国质量好，而且是平等交易，少了许多中国开出的附加条件，再加上“战狼外交”显露的恶棍形象，最后激起各国反弹，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此起彼伏，索赔诉讼开始有如接力赛，一单又一单。 “孤狼”与“头狼”的利益考量 就连中国一直用金雨浇灌着的非洲，这时也不忘记讹上一把：非洲国家纷纷要求中国免除现有的债务（共1400多亿），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代理人还纷纷开出即期账单与远期账单，高达15000亿美元。就连老朋友坦桑尼亚现任总统坦马古富力（John Magufuli）也于最近提出要废除与中国签署、用于扩建巴加莫约（Bagamoyo）港口的100亿美元（约780亿港元）贷款协议。据报道，中国原先计划向坦桑尼亚提供货款，扩建巴加莫约港口，条件是让中国获得99年港口租赁权，且期间坦桑尼亚政府无权对中国提出任何意见。协议由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Jakaya Kikwete）签署，惟报道引述马古富力对这一协议的形容：“只有醉汉才会接受当中一些条款。”报道指，马古富力自2015年上任后，便决定与中国重启谈判，希望将租赁时间从99年降至33年，且中方必须经许可才能在港口进行相关业务，惟因中方未在马古富力提出的期限内展开对话，故坦桑尼亚宣布废除协议。 北京四望之下，发现自己成了一只“孤狼”，在美国周围，聚拢了一大批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一向小心谨慎，不怎么敢得罪，其总理莫里森于4月22日分别给美、德、法等国领导人打电话，商讨如何推动针对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的国际调查。北京自认通过“抗疫外交”拿下的友好国家意大利，则发起向中国索赔并要求各国联署。 中国觉得大事不妙。中国虽然早就认定美国这只“老虎”生了病，但病虎发起威来，加上还有若干助阵的，自己对付不了，还是不要当“孤狼”，继续花钱购买“头狼”地位更好，可以领着非洲“兄弟”继续与美国对着干。同样都是花钱，为什么中国宁可以援助名义购买非洲兄弟的支持，也不愿意用“疫情损失赔偿“的名义安抚各国？原因很简单，一是帮助弱小穷国听起来非常高大上，自己还可以借机租港口、开办军事基地，完成全球战略布署；二是可以保住在联合国的56票（非洲联盟由非洲所有国家组成），在联合国几大机构中集结这股势力，足以将美国斗输，只好灰溜溜滚蛋——退群。 外交政策弃邓归毛 这一考量让中国迅速转变战略思维。4月16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刊发一篇《西方感受中国新式“战狼”外交的挑战》，文章指出，中国“战狼”式外交似乎让西方人感觉到了挑战，西方“把中国放在顺从位置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要求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中国被认为是“战狼”式外交的背后，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实力的变化“。这篇文章引发西方媒体的注意，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24日刊文，引用CNN引述德国柏林的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格欧尔伯格（Mareike Ohlberg）在2019年的报告中的评论，称“中国把‘战狼精神’带入推特是一项长期策略，“中共旨在改变全球关于中国和其他中共关心问题的辩论，让世界舆论更接近中共的立场。意图是逐渐改变对话，增加中共的叙事影响力”。 总部设在北京的外宣媒体美国多维新闻网紧跟着刊发《战狼式外交再度升温 中国宁做头狼也不做孤狼》，特别指明，上述两种阐述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化理解不足：“尽管中西方媒体都在讨论着中国‘战狼’式外交的回归，但也仅是‘战狼’这层外衣说法一致而已，其中的内容截然不同。假如中国真的是一头狼，中国宁可做狼群核心角色的头狼，而不做被孤立出狼群危险又狡猾的孤狼。” 这里的“头狼”，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领袖”之谓。只是当年在丛林里学毛选，打游击开展“反帝反殖民族独立”大业的革命者，现在都成了独裁者，各国社会底层力图推翻的目标。对于中国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重归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领袖战略，西方世界极不舒服，甚至不愿意正视。根据我对中国的观察，做“头狼”一直是习近平的长期执政目标，但时间至少提前了几年，如果不是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习近平应该是先内后外，先解决连任问题，再在适当时机宣示其当“头狼”的国际战略。 中国一直在将非洲当作重要的“战略资产”经营。中国许多资源依赖非洲，要想与美国在全球抗衡，既需要在联合国有小兄弟摇旗呐喊，还需要建立军事基地、港口，以图远谋。这些年，中国政府出于能源、矿产等资源安全考虑的海外投资，非洲占了大头。基于以上种种，这次非洲趁疫情爆发之机，狮子大张口，中国也宁可忍了，“量中华之物力，结非洲之欢心”，这就是中国“宁当头狼，不当孤狼”的战略考虑。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0年4月28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china-wantes-to-be-the-leading-wolf）
何清涟2025-11-07 05:02👍 0💬 0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曹长青
在海外中国知识份子中，曹长青是一位最有争议和极具个性色彩的自由撰稿人。 说到争议，几乎无一不与他的文章有关。他写的批评文章并不多，但在不多的篇数中，人们仅从题目，就知道他点燃导火索的能量。例如，评戴晴的“虚饰与矫情”，批评知识份子的“习惯下跪的中国文人”，评论中国文化名流冰心、曹禺、巴金的“灵魂的扒手”，批评艾蓓自传体小说《叫父亲太沉重》的“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是假？”，以及关于民运人士回国的“有尊严地回家”等等。这些文章，影响力大 ，杀伤力也大。争议由此而来。 曹长青的文风，批评时尖锐犀利，斩钉截铁，不留情面。赞扬则热情洋溢，真诚感人。在这两种表达中，他都把词语的极致发挥到淋漓尽致。于是，便有了语言的峰谷。于是，被词语支配着的角色、特别是低谷的一端，便有了被暴力或被激怒的感觉。文如其人。曹长青的豪爽、义气，再加上语言特色，便构成了他的基本个性——挑战性和进攻性！ 问题在于，在这个有争议性的世界里，一个有争议的人，就像是一枚定时炸弹，他既有“特权”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不顺眼的人或事进行激烈的“语言轰炸”，又无法避免自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自我爆炸。他的“引信”，恰好隐藏在他的语言的背后。 曹长青发表在香港《前哨》1995年12月号的“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引发了他和胡平的一场论战。遗憾的是，在这场本来可能很有意义的关于中国知识份子问题的讨论，却没有深入地进行下去，而是很快便沦为一场无聊的意气之争。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曹长青的争议也在升级，包括他的“崇美”情绪和对西藏问题的投入，最致命的莫过于说他在对方不知晓的情况下私自录音，并将录音公开发表。在这种指责下，海外中国人的“圈子舆论”对他的人格和职业道德发出了严重警告。而这样一种特殊文化在异域的半公开传播方式，足以使人们对曹长青这个名字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尽管有的人并不完全反对他的观点。这位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新闻自由导报》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陷入了一种语境的沼泽。 如果可以将这种情形称为一种现象的话，我认为，“曹长青现象”的形成，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共产党文化＋民运文化的混合产物。在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人与事，都尽其所能地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探究这一现象，并非本文所能涵盖，这里，我仅就“曹长青现象”引申出的新闻自由的真正内涵，记者的价值底线，以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等问题，对曹长青先生做了专访，希望既能够有所梳理，有所澄清，也能够引起有益的思考与争论。 ●政治观点不是个人隐私 安琪：先从你和胡平的争论开始吧。请你先介绍一下争论的起因？ 曹长青：我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对整个东欧知识份子和中国知识份子作了一个比较，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没倒台，知识份子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作为整体来说，缺乏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更没有挑战的勇气。太多的中国知识人热衷于做党的奴才、政府的智囊，有意无意地在帮助那个独裁政权继续专制。独立性、尊严意识，这些对知识份子来说最宝贵的价值，在中国知识份子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因此，我们看到，一旦有人民向专制挑战时，知识份子不是站在挑战者的前列，而是扮演人民与专制政权之间的“协调人”，“协调”的目的，是想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识，非常可耻！ 从这个角度，我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知识份子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例如当时很多知识份子到广场劝学生，劝学生听政府的。说要给政府面子，要给政府台阶。但他们却不提给人民面子，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我看了封从德编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书中王超华回忆，当时只有严家祺提出不能劝学生，应该劝政府。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知识份子认不清自己的独立性，其思维方法仍是在共产党的框架内。从知识份子摆脱不了共产党语言和思维这个问题，我提到了胡平。我对他还是有很高评价的，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在那个时期是走到我们前面的。在充分肯定之后，我指出他的文章有局限性，有很多语言还没有脱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世界日报》发表的当天，胡平就打电话质问我说：“我写《论言论自由》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当时不管在哪里，今天都可以对他的一篇文章加以评论。在电话中我们就此辩论起来，很不愉快。 安琪：关于知识份子问题，你与胡平的主要分歧是什麽？ 曹长青：我觉得中国知识份子和东欧知识份子比较有很大的不同。昆德拉、哈维尔他们不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他们更多是种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而中国知识份子太过于看重权力。所以我有句话是，共产党人被权力腐败，海外民运的很多人是被权力梦腐蚀了。当然，如果有些人有某种野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要当个什麽，就不可能成功，这是我跟胡平的分歧。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太看重权力，看重他在民运中是个什麽位置，在将来的权力中心是个什麽位置，太多功利意识。 安琪：你在文章中是否引用过纯属你和胡平的私人谈话？ 曹长青：我和胡平以前对魏京生有过辩论，他认为魏京生当年是激进的，是不懂策略的。我认为魏京生当年不是不懂策略，而是勇敢的，有智慧的，指出了邓小平是将来的独裁者，指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胡平认为当年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人都比魏京生深刻，但他们懂策略，不象魏京生那样直说出来。胡平的这个说法根本无法说服人。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我也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比全世界所有的理论家都深刻，但我就是没有把我的深刻思想说出来罢了。我在与胡平辩论时提到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们当年那种“直说”出来，指出“皇帝没穿新衣，赤身裸体”的真实，对大众的启蒙意义。胡平则反驳说，“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当年的做法是脱离群众的。”在我的文章里，我引用了胡平说的这一句话。胡平借这句引言大作文章，说我引用他的私下谈话。 安琪：对这种批评，你自己怎样看？ 曹长青：从言论自由的原则，私下谈话也是可以发表的。而且我不是发表他的全篇谈话，仅仅是引用其中一句话，这句话是一种政治观点，不是个人隐私。胡平从这里应得到教训，那就是作为政治人物、“民运领袖”，你的公开讲话和私下谈话应该表里一致。 由于我指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有局限性，并批评了他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海外民运八字兵法”，我和胡平互相撰文展开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一个声音。我们来到海外，正是为了有这样自由讨论、自由争论的机会。我至今仍认为，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绝对正确的，胡平的就是绝对错的，这要交给时间和读者去判断。但让我愤怒的是，自从我批评了胡平的观点后，胡平在他编辑的《北京之春》上阻止我再发表文章。 安琪：胡平自己认为，他作为主编，有权决定发谁的文章或者不发谁的文章，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在海外媒体确实很平常？ 曹长青：事情不是这样。第一，胡平编辑的《北京之春》杂志与香港的《前哨》等海外政论刊物性质不同。《前哨》等海外绝大部份刊物都是个人掏钱办的私营杂志，而《北京之春》不是胡平等几个人自己掏钱办的，它是台湾国民党给钱办的。据我了解，是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拨给的大陆宣传经费，每年50万美元。我曾就此与《北京之春》主编于大海核实过，他说，对这个说法“我不否认，也不承认”。台湾给钱是支持海外民运。因此，胡平办这样性质的刊物，应该办成社会公器，而不是办成个人私器。 第二，我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后，胡平在他办的《北京之春》发表了他写的三万五千字的长文，把我近年在海外报刊发表的文章通通批判了一顿，主要不是批评我的观点，而是用影射的手法，批评我的态度，说什麽红卫兵当年就是没有水平，见了教授就批斗。影射我是红卫兵，胡平是教授。因此我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胡平拒绝刊登，根本不给我一个答辩的机会。 第三，胡平以前见到我总是约稿，说“长青你要给我们写稿子”，但自从我批评了他的观点之后，不仅不再约稿，还不发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低于发表水平”。我怎麽也想不明白，怎麽我一批评胡平，我的文章就下降到低于发表水平了。这显然不是编辑有权退稿的问题。 ●为什麽要录音？ 安琪：关于你没有通过当事人同意，而将对方谈话录音拿出发表的事，是不是确实？ 曹长青：胡平和白梦有一个很长的谈话，其中谈到谁当总统？白梦跟我讲了他们的谈话，他说胡平认为魏京生将来当不上中国民主政治的开国总统，因为他在监狱里没读书，理论水平比较差。曼德拉能当上总统，因为曼德拉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最后明确说他胡平的理论水平比魏京生高。白梦对胡平很有看法，详细地跟我谈了胡平与他的谈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白梦说的胡平与魏京生攀比谁当总统这段话。 文章写好以后，我担心白梦年轻，有压力会变化——今天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就给白梦打电话说我在文章中用了他告诉我的胡平有关当总统的话，我想核实一遍，以免有误。我把那一段话在电话里念了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白梦回答说是这个，并同意发表。 安琪：你们之间的谈话有录音吗？ 曹长青：当时谈话没有录音，在电话中核实的时候有录音。 安琪：白梦知道你录音了吗？ 曹长青：白梦不知道。但即使有录音，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又给白梦打电话，要他来我家看看这篇文章，再肯定一下他说过的话。白梦来后在电脑上将整个文章看了一遍，说没问题，就是这样。但他对我说：你的稿子《北京之春》肯定不会登，胡平要是登你的稿子，那我对他的看法整个改变。白梦在吃饭过程中还讲了很多胡平如何封杀八九民运学生封从德与胡平争论文章的细节和对胡平说话出尔反尔的蔑视。 安琪：你不通过对方本人同意，就做了电话录音，这种做法是不是犯规？ 曹长青：在美国不属于犯规。第一，美国联邦法不把私下录音视为不合法。在联邦法院打这种官司，告记者的没有赢的，而且，美国50个州中有27个州的法律也不把私下录音视为非法。 第二，从新闻自由的原则，私下谈话作为新闻来源也可以发表。在美国越来越倾向“双重标准”，那就是对政治人物、公众人物，更多重视的是对他们的监督，录下他们的私下谈话并发表，并不构成侵权和诽谤。而对普通人，更重视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第三，作为记者，在海外中国民运圈中采访和调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很多人都不诚实，他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承认，根本没有诚信可言，逼得你只得把他的话录下来。这不是我愿意录音，而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瞒天过海、一话三谎的人。例如，胡平给我打电话指责我批评了他的《论言论自由》，我做了录音。他在电话里，几分钟前说的话，几分钟后就不承认，你说不录音怎麽办？而且胡平在电话中就说：“政治家在法庭上，只要发现对方没有证据， 就可以否认”。一副无赖的口吻，它提醒我对这种人必须录音。 ●受压力出尔反尔 安琪：你引述白梦的谈话内容的文章发表后，白梦有什麽反应？ 曹长青：文章发表后，白梦没有否认，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过了几天，我们之间有一次电话，他跟我说：你这篇文章给我惹祸了，闹的我鸡犬不宁。他说胡平的太太给他打电话，指责他站在我这一边，并说：你跟曹长青有什麽前途，他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政治上没有前途，你只有跟胡平走才有前途。还让白梦把跟我说过的话收回去。胡平也给他打电话施加压力。在我另一篇文章中，我引用了白梦跟我说的这个事实， 安琪：这方面的传言很多，白梦是不是跟你说过，他和你谈胡平的电话内容不要发表？ 曹长青：从来没有。 安琪：怎样解释白梦的声明？ 曹长青：我后来得知白梦在洛杉机的《星岛日报》发表声明，说他没跟我说过胡平跟他说要当总统的事。我看了之后非常吃惊。因为我跟白梦核实这段话的录音带还在手里，他怎麽敢这样否认？但白梦的声明是自相矛盾的，他说我的文章引用的他的话，全都是事实。然后又说，胡平没跟他说过要当总统的事情。他在玩弄文字技巧，细心人看出来，他没有否认他原来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细心的人就看的是后一句话，胡平没说自己要当总统。所以我觉得白梦做人没有原则。 安琪：你说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允许记者可以单方面录音而不必告知对方或征得对方同意。那麽，在什麽情况下可以公开录音内容？ 曹长青：只要记者认为是新闻报道的需要，什麽时候都可以公开。如果你认为失实，可以打诽谤官司。你可以说这个记者不道德，没经过你的同意录了音。问题是监督权重要，还是你这个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重要？ 安琪：但是从职业道德和价值底线来讲，对记者本身有什麽约束呢？ 曹长青：在美国新闻界，这一点至今有争议。有人认为记者悄悄录音是不道德的，有人认为为了证据可以利用这种手段，这一点在记者范围内仍在讨论。比如说，由于采访困难，记者不得不以化装冒充某个人去采访，这种做法可不可以？在美国新闻界，一般这样认为：化装成地位高的去采访地位低的不行；冒充政府公职人物去采访更不行。但化装成地位低的普通人去采访，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的。例如，如果记者扮演警察到你家里去，以警察的身份拿到了东西，是不可以的。如果扮演了一个扫地的人打入一个腐败的公司内部拿到了东西，就可以。 第一，在美国，揭露一个政治家的丑闻远比你所采取的手段是不是道德重要得多。其二，公众人物没有隐私权。在美国，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在报纸上出现过两次，就算公众人物了。一个退休警察，经常参加该社区的活动，也算公众人物。加拿大有个记者冒充有关人员给英国皇室打了电话，对方跟他谈了一些事，他全部发表了，事后没人谴责这个记者。当然，我不是说谁打电话，我都要录下来。在海外我发表了大约260篇文章，而真正批评海外民运或个人的，十分之一都占不上。 安琪：那麽现在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曹长青：我现在收到的电话比以前还多。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发传真，什麽事都告诉我，包括民运的好多丑闻，都希望我来写，他们鼓掌。 安琪：你认为美国媒介对公众人物的定义适合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或某些民运领袖吗？有人认为，从政治运动讲，相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大多数民运领袖并没有与之发生什麽关系，民运组织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种外国流亡者的社团活动。其中某些人，在大陆或许称得上“公众人物”，在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难被媒体认同为“公众人物”。从生存环境讲，中国流亡民运人士在所在国，也只能算是一个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少数移民群体，他们受著语言、工作、生存空间等现实压迫，甚至没有几个人能完全以个人能力在美国社会谋职。 曹长青：是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并没有与当地国家的主流社会发生多大的联系。但他们在当地华人社会，经过华文媒体经常报道后，成为这个社区的知名人物。有了名气，就应该有监督，在西方叫“平衡”。而且，很多中国民运团体的领袖都在拿捐款生活。例如，我手中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1995年拨款计划书显示，仅那年，就给了美国的中国民运活动160万美元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国会通过法律、一年由政府拨款几千万运作的，当然还有其他渠道募来的款。美国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也包括我每年交的税钱，从这个角度，也要监督。 ●“联名信”的背后 安琪：后来的”联名信”是怎样发生的？ 曹长青：1995年底到96年初之际，胡平在一个月之内，给美国《世界日报》和台北的老板写了11封信。主要内容是告该报《周刊》的主编，说他没有水平，老发曹长青的文章，要求《世界日报》撤掉该主编。信中说：“我要求《世界日报》找一批专家学者把我的文章和曹长青的文章鉴定一下， 到底谁有水平？” 安琪：据说，这并不是胡平一个人的意见？ 曹长青：胡平到处发传真，联络到九个人签名。这九个人中，其中艾蓓、贝岭、龚小夏、郭罗基等七个人都是曾被我点名批评过的，只有北岛和于大海我没有批评过。而北岛跟艾蓓是挚友，我发表过一万五千字的调查报告，批评艾蓓在自传体小说《叫父亲太沉重》中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于大海与胡平是同事，他签了名后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安琪：你对这种做法有什麽认识？ 曹长青：我觉得这种暗地里拉人写联名信，而且专门找一些被我批评过、与我有个人恩怨的人签名的做法是很卑鄙的。他们利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背后打小报告，不让你再有发表文章的机会。而这九个人全是在海外发表过文章，也能写文章的人。我想你们九个人一人写一篇，咱们笔战也行。但是九个人在背后拉帮结伙放暗箭整人。对这种做法，我不仅不怕，更不齿！ 我们在海外有言论自由，最重要的就是以言论对言论，不可以用言论之外的方式。这11封信的复印件我全部拿到了。许多人听到这个情况，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朋友都说：曹长青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些信件，将来我们有了自由的时候，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始资料，看看我们《论言论自由》的作者最后是怎样扼杀新闻自由的。 ●批评知识份子很难 安琪：这是不是可以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去思考？例如中国当政者对知识份子的整体压迫，使得知识份子阶层处在一种弱势状态，面对强权，知识份子之间的反省与批评反而被忽略了？ 曹长青：确实象你说的这样，中国知识份子自我反省和批评的传统非常弱，这与知识份子没有独立性有关。中国文人传统是两大类：要麽到朝廷做官；要麽象竹林七贤那样到深山做隐士，两者都不是独立知识份子。虽然也有个别知识份子批评朝廷，但批评知识份子本身的声音很少。中国文人们一代又一代繁衍了那种重秩序、轻自由，重国家、轻个人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维护巩固了专制，扼杀人性，弱智了中国人。 在制度、人、文化这三个连环的恶性循环中，当然最先应结束专制制度，但最根本的是更新文化，让它有文明。只有洋溢文明的文化，才能塑造出文明的现代人；只有现代人，才能建立和稳固一个民主制度。这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政治革命之前，要先有思想革命。 而更新这种文化，就应该首先批评制造、捍卫这种陈腐文化的知识精英。中国知识份子中也有人做这种努力，但声势很弱，有的更是虎头蛇尾。例如中国优秀知识份子鲁迅，写批评孔已己的文章，但是到最后，他的《阿Q正传》，批评农民，批评普通人，批评国民劣根性，把矛头对准了所有的中国国民。批评大众是很容易的，他们连写文章反驳的能力都没有。 象柏杨，早年在监狱里写《中国人史纲》，批评中国文化和知识人，但最后写《丑陋的中国人》，跟鲁迅一样，批评起大众了。当我谈到这个的时候，我对鲁迅和柏杨首先充满敬意，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把主要的批评对准知识份子。从中国今天的现实很容易看到，中国文化落伍了，我们的文明中缺少一些尊重个人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价值。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更多的强调群体、国家、社会、皇帝、皇朝。这种文化是谁带来的，是知识份子。当然中国历史上有优秀知识份子，但他们是极少数，从来不占主体。 今天我们在海外也看到这种情况，你如果要批评一个人，他马上就会说：我跟他有多大的仇，什麽时候得罪他了？他首先想的是这个问题，不是想跟你观点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有这个毛病，海外知识份子延续了这个毛病，严格地说，今天中国知识份子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五四时代，那时候产生出一大批灿烂的群星，象胡适、鲁迅，包括走了弯路的陈独秀。现在知识份子主张新权威主义，反西方，走第三条道路，宣扬民族主义情绪，想到朝廷做官等，这都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很严重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在国内不敢批共产党，在海外不敢骂国民党，因为吃了人家的嘴软麽。从香港回归，海外民运知识份子欢呼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不看重六百万人的自由、尊严，看重的是土地又多了一块。 ●事实大于意识形态 安琪：近年来你很热衷西藏问题，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请问你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麽？ 曹长青：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尊重西藏历史地位的真实；第二，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我做记者坚持一个原则，必须尊重事实，事实大于所有意识形态。据我近年对西藏问题的研究，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即使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也至少是事实独立的，只是五十年代被中共军队武力占领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西藏人不仅受中共殖民统治，也遭受汉人种族歧视。因此，藏人要求自由、独立的呼声，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视是非大于种族的中国人，对藏人争取权利的斗争更应该支持。近代历史上，中国曾遭到外国侵略欺辱，知道种族压迫的痛苦，因此更应该站在弱小民族一边说话。 安琪：有人说你是支持藏独的，并且从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得到经济支持？ 曹长青：西藏流亡政府从未给过我一分钱。造这种谣的人，可能他们不是拿国民党的钱，就是拿共产党的钱，或者在拿美国纳税人的钱，才以这种奴才心理臆测、诋毁别人。而且这种说法，也是对藏人的侮辱。西藏人在流亡中非常艰难，他们还在依靠国际援助。得道多助，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支持西藏，这不是钱能买来的。 我近年是发表过一些文章谈西藏问题，包括已译成藏文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但文章的中心观点不是支持藏独，而是支持西藏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有一天他们选择独立了，中国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将来的民联阵党、自由党、民阵党、民联党，都不可以再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尊重他们选择的权利。而且这个选择权利应该归六百万西藏人民，不可以由全体人共同投票。全体投票，就等于剥夺了西藏人的权利。 我们今天反对共产党，就是因为他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不让我们投票，不让我们选择多元政治，选择市场经济。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反对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利，一边又剥夺西藏人的权利，这是对自由的亵渎。这种思维，仍是共产党的思维。 安琪：你主编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被看作是中国异议人士第一次对西藏人权的公开表态。你怎样分析中国知识份子在西藏问题上惯有的审慎与政治敏感？ 曹长青：在中国知识份子中，之所以声援西藏人的声音很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受中共长期洗脑宣传，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共对西藏问题的解释。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缺乏对中共宣传的警觉，更缺乏热情去倾听藏人的声音，阅读国际社会专家学者写的西藏专著，了解西藏的真实。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一句中共常说的“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份”，其他什麽都不知道。例如我两年前到一个民运朋友家过元旦，一屋子的人都是有点文化水平的民运人士，都来批评我的西藏观点。我一问，他们没有一个人读过任何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连中共御用西藏专家牙含章的书都没看过，更不要说读藏人和西方学者写的书了。 第二是在中国知识份子中，缺乏视是非大于种族、真理高于国界的观念。由于传统文化和共产党不断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很多中国人都有“大中国情结”，“大汉族主义”，连知识份子也不能把真实、道义看得高于种族。这一点，日本知识份子都已改变。例如，据最近报载，一个有三百多成员的日本律师协会，自己掏钱为中国东北一个当年被日军血洗的村子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他们不是站在日本教科书上所写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正义和人道的立场上，站在真实的立场上。 中国知识份子缺少超越种族、肤色、国界想问题的精神，缺少追求、坚持真实的精神。我对西藏的了解，使我必须站在西藏人民的一边，呼吁他们的权利，呼吁中国人放弃大中国情结，呼吁中国人放弃殖民主义心态，尊重西藏人，跟他们交朋友。今天有达赖喇嘛健在，是中国人的幸运。因为他主张非暴力。如果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就可能是车臣第二，那就会造成多少无辜的汉人和藏人丧生。 我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是，不要老是听北京对西藏问题的解释，要听听西藏人自己的说法。今天在西藏问题上，也许很多中国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在中国人社会中，最应该强调的是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精神。那就是，为了坚持真实，即使是一个人也要坚持。 ●海外民运缺少舆论监督 安琪：当你发出上述声音的时候，你个人的定位是什麽？ 曹长青：我个人定位准确地说，就是一个独立撰稿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当然究竟是不是独立知识份子，应该让别人来判断。我可以声明，永远不从政。我认为只要搞政治，和权力沾上边，人就会被腐蚀。今天哈维尔当了总统，立刻传出丑闻，跟自己的兄弟媳妇争房产，在电视上互相骂，看了让人痛心。再看曼德拉，当了总统了，跟台湾断交，就讲利益，讲妥协。知识份子在邪恶面前就不能妥协，没有见好就收、妥协对话这一说。有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良知，坚持原则。我不喜欢从政，我最大的兴趣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增加中国社会一向缺乏的监督批评的声音。办不成报纸，就做个专栏作家。 安琪：你充当监督与批评的角色，所秉持的原则是什麽？ 曹长青：我写批评文章的原则是，尊重事实，坚持是非。中国社会和稀泥、和事佬太多，缺少“较真儿”和坚持原则的人。我想在这方面做点努力。 有的民运人士说我们不要批评海外民运，我认为无论对共产党还是民运人士，都要坚持“是非”，有“非”，都要批评。共产党之所以到今天这种状况，主要是绝对权力和没有监督使他们腐败的，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说，只要让我在北京办一张自由讲话的报纸，共产党一年就会垮，因为共产党是靠谎言来维持的。现在中国的报纸，和我多年前在中国看的报纸基本上一样，版式都是一样，全都是歌功颂德，没有真话。 今天海外也是这样，海外的民运领袖也是从那种文化中出来的，如果没有监督，都是毛泽东第二，邓小平第二，李鹏第二，陈希同第二，海外民运这几年来的所有丑闻，就是因为监督的不够，批评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我们多一点批评，可能丑闻会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海外至少要形成一个监督的系统。当然我不是审判官，当我批评别人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他们忽略了，同样你们有批评我的权利。 ●中国人都会接受美国精神？ 安琪：在美国的生活体验给了你什麽？有人认为你特别崇拜美国，是这样吗？ 曹长青：是的，我非常崇拜美国精神。美国精神代表著自由精神、创造精神，它体现著当今人类的最主要文明。我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感触最深的是在这里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你可以说你想说的，写你想写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世界一流的报纸，一流的书，一流的电影，你可以从那些一流知识份子写的书和文章中，和他们进行精神交流。我来到美国后，越来越感到当年胡适、陈独秀他们提出的中国要“全盘西化”是多麽有道理。 安琪：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应该借鉴美国及其它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经验。但美国模式是不是唯一的？例如，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在人文精神方面就显得比较匮乏，这在美国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中都有暴露。 曹长青：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完美的，美国也不会例外。但我们看美国，要看它的主体价值。今天，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都只有一条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走美国的道路，包括欧洲的法国、德国等搞福利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国、德国失业率都高于12％，因为他们在实行大政府、公有化和福利社会。美国道路，意味著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的市场经济，承认冲突，鼓励竞争，实行多元政治，高度肯定个人价值，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充分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把思想变成一个自由市场，什麽思想都可以发表，让“消费者”选择。简单说，美国道路就是把个人、个人自由、人的尊严作为主体，作为最高原则。 美国今天的强大，不是它有原子弹，是世界唯一军事强国，不是它经济强盛，而是它有“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一种自由的思想，创造的思想，把人作为人的根本观念。从目前看，下一个世纪， 基本上还会是美国主导世界，因为目前看不出哪个国家有超越美国这种自由精神的能力和超越美国的“思想力量”。 我所以推崇美国精神，不是因为它产生于美国，而是它体现着人类文明。这也是为什麽中国优秀的知识份子胡适、鲁迅、陈独秀、殷海光、柏杨等都疾呼要“全盘西化”，这也是为什麽美国精神正走向世界，它不是伴随枪炮逼迫别人接受，而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为什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美国精神，因为美国精神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是自由的精神，它和人，不管什麽国家，什麽种族，什麽肤色的人的心理呼唤相适应，正如萨特概括的，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就是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人的自由精神走向千家万户。 这从台湾近年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台湾的全民直选总统，市场经济，两党政治以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哪一个都不是中国文化的结果，都是外来的，都是西方的。从八十年代末台湾解除党禁报禁，至今才短短十年，就发生这麽大的变化，它至少说明，只要没有专制者的闭关锁国，只要没有愚顽的知识份子抱残守缺，死抱国粹，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中国人都会接受美国精神！ ——原载香港《前哨》杂志1998年5月号） （安琪：原兰州《西部晨报》副总编辑，深圳《蛇口通讯报》记者，1989年六四后流亡法国） 1998-05-01 1998-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环境污染和政府管制危机
从去年开始，中国连续发生多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最近太湖、巢湖的严重水污染，长江漂浮的大量污染浮游带，说明中国的生存基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连串的环境生态危机并非源自天灾，而是人祸。 以2006十大环境污染事件为例，甘肃徽县铅污染、湖南岳阳砷污染、东海废电池污染、贵州遵义磷污染、泸州柴油泄漏污染事件等，无一不是人为制造的。而今年几起严重的水污染更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以太湖为例，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曾创造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国家财政收入16%的“奇迹”，这一数字曾让当地政府骄傲不已。可惜的是，当地政府忽视了起码的常识：这种“经济成就”完全是以对环境的掠夺性使用为代价的。即使在农耕时代，为了保持地力都还实行休耕制，太湖能够经得起这种挟现代科技之力的超强掠夺式开发么？惩罚自然随之而来，太湖湖泊生态系统遭受空前破坏，除了湖泊萎缩、功能衰退、水质污染、湿地减少等现象之外，蓝藻更是早已成为每年光顾太湖的“游客”，只是没有今年这么来势凶猛，并成为驱赶不走的“常住客”了。据官方保守估计，因太湖水质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大约在50亿元左右。上述这些，又岂是当局一句“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就能推诿的吗？ 这类大规模污染事件的频频出现，说明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 这种政府管制危机首先表现为法律失灵。如果说中国政府从不重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也并非事实。近20年以来，在环保立法上，中国政府还算主动，自从1989年12月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环保法律相继出台，诸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无一不备，各种条款看起来也具有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对媒体有关环保的批评报道亦网开一面。无论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惯例，还是按照中国政府高调宣称的“依法治国”，80年代乡镇企业那种毫无约束地将污染这种负外部效益转嫁给企业周边地区的无理性行为应该能够遏制。但事实上却是产生污染的“五小”乡镇企业虽然关掉不少，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有、外资等高污染且具有规模效益的中大型污染企业。 其次是审批制度失灵。所有有关环保法律均规定，对于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立项之前均需要由各地政府环保部门做出专业评估。2002年，全国人大还专门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但各地污染项目屡上不止，许多企业的污染物甚至未做最起码的环保处理，污水直排更是常见现象，中国的江河湖海及农田受到严重污染，就是拜这类项目之赐。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政府的环保审批制度已经完全失灵，原因亦很简单，各地环保部门官员的乌纱帽都捏在属地市政府与市委领导手中，如果当地政府官员考虑的只是GDP增量与作为升迁资本的政绩考核成绩单，完全忽视当地的环境将受到何种影响，那么环保部门在环境评估时按上级意愿造假就是无法避免的。 第三则是企业的外部约束管制失灵。按照法律规定，各地环保部门都要定时定点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监测，如果发生污染，将处以罚款甚至关厂等处罚。但从上述污染事件来看，各地的环保部门似乎都处在休眠状态。 更有甚者，近年来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一直不绝，但每发生这类事件，各地政府毫无例外地都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捍卫污染者的利益，绝妙的讽刺莫过于“太湖卫士”吴立红事件，就在蓝藻污染发生前的两个月，为保护太湖环境而奔走呼号的吴立红就被当地政府抓捕。从地方当局捍卫污染企业的强硬姿态，以及那种将民众针对污染企业的维权当作反抗政府的思维模式来看，不难猜想其中奥妙，那就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已经将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法律失灵、审批制度失灵与企业的外部约束机制失灵，标识着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种种迹像显示，这种高度软政权化已经导致严重的政府管制危机。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6月14日，第 196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疫期企业复工，三方利益何者重要？
何清涟 中国的疫情至今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各地政府的因应措施花样纷呈，从封城到封锁小区，阻断疫情严重的省区的人来本地打工，继续让本地居民自我隔离，无所不包。由于国务院办公厅规定2月3日起正常上班，关于复工的讨论网上刷屏，普遍说法是“两难”。这个“两难”的说法的误区是将复工涉及的三方当事者当作一个无差别的利益共同体，认为每一方都需要考虑政府税收、企业效益与员工生命安全。其实，复工当事三方，每一方考虑自己的利益，再兼顾另外两方，这架天平将倾向哪头，轻重自知。 疫情正炽，过早复工是政府的错误选择 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来看，当然是急于复工。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下调，加上疫情，堪称屋漏又遭连夜雨。按照国务院规定，2020春节假期（12月24日-2月3日）比2019年春节假期（2月4日-2月10日）只多了五天。也就是说，由于损失连连，政府将经济复苏押宝在复工时间上面。 站在政府这一角度的代表性说法是“有序复工”，理由是“隔离并非没有成本。现代社会建立在流动性的基础上，僵硬隔离，或会造成新的秩序熔断”。好些经济分析都指出，当前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在第一季度，折算到全年对经济的影响应该在1%到1.5%之间——这对看重GDP总量与财政收入的中央政府来说，无法忍受。更何况维稳费用与应付疫情，都需要大把银子。 我曾写过一篇《从新冠疫情看中国政治的墨菲定律》，历数了本次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做的几次错误选择。所谓墨菲定律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这四个关口是：1、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封锁消息。2、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但武汉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流往中国各地及全世界，终于导致疫满全国、祸延全球。3、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4、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如今还要加上第五个错误选择：在疫情持续恶化之时，应该避免人员群聚之时却选择复工。 前天，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已宣布病毒潜伏期不是14天而是24天，近日还发现山西一老年妇女潜伏期长达40天。这种情况下应该极力避免群聚导致的交叉感染，政府不顾客观条件，霸王硬上弓式的要求复工，有可能导致湖北之外的一些省沦为新疫区。 因此，政府应该推广上海经验，只应该要求与民生相关的企业复工，这些企业的员工，当地政府也必须提供必要的防疫设施并每天检疫，这些应该算在企业成本里面。 企业复工经济帐不能建立在侥幸之上 企业当然也会算经济帐，最大的帐是企业的生死线。据清华大学朱武祥等人对中小企业调研，受疫情影响，85.01%的企业维持不了3个月生存。国海证券的网络问卷调查，涵盖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等主要行业，样本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相当数量小企业。该调研显示，超过8成的企业反映收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超过75%的企业反映企业的现金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 更详细的帐来自西贝餐饮集团董事长贾国龙今年2月初的一次公开发言。贾国龙称，若疫情无法有效控制，企业账上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西贝400家线下门店基本停业，只保留100多家外卖业务，预计春节前后一个月损失营收7-8亿元，同时2万多名员工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左右。 不能开工、工资照发，企业五险一金照缴（只是延迟了两个月左右），企业确实会面临极大生存压力。但是在疫情高峰时期硬开工，导致的损失更大。比如2月10日在网上盛传的一家苏州开工的企业，已经确诊一例，全厂200多职工全部隔离，每个职工隔离费4270元，全部由企业承担——对这种情况不能掉以轻心，没有哪家企业敢打包票，现有的疫情检测手段没有疏漏，就算在美英日本等防疫条件比中国好得多的国度，也常出现漏检者，观察期过了14天之后再出现病情症状的患者。 赞成政府复工令的专业人士推算是：疫情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感染率不高，只有2%。这种推算非常危险，一是假定不存在交叉感染与二次感染带来的疫情扩大化，而这恰好是中国现实的疫情恶化否定了。美英等国病毒学家推算的再生率是按几何级数增加，只是在以多少天为加一级的时间段上有不同看法而已。二是忽视了群聚感染的严重性。中国与国外现在都有例子，武汉百步亭小区因在疫情期间举办万家宴，如今导致整个小区成为疫区，十多万人陷入自生自灭困境，就是一个例证。湖北、北京各地都发生在麻将馆、棋牌室被感染的事例，湖北某村因麻将馆传染而导致全村1100人被感染。 地方政府与社区的考虑 各省政府的复工时间并没跟着中央政府划的线走。上海在本次疫情防控做得最好，1月27日，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规定，上海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前复工，上海学校2月17日前不开学，对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水电、煤气、通讯等）、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及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将防控风险降至最低。 不少地方还在加强封城、封锁小区，方式不一，这种情况下自然不欢迎近日复工。有的地方干脆挂出横幅，上书“提前开工就是潜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阶级敌人”。正如BBC在《疫情中国：走了形的生活》中所言，疫情期间，中国全民宅家，疫区人人自危。相比网上求医的绝望无奈，最大的幸福就是健康地呆在家里。几乎每一个小区都采取了封门举措，强硬拒绝外来人员，赢得业主的一片赞叹。 网上有段子强调复工的两难困境：“不复工，就饿死；复工，染病死，开工没有回头见”，这种段子听听就好，我相信对于打工者来说，他们会有理性的考虑。少一个月工资，全家不会饿死；但少了感染危险，则生命无虞，不用为可能发生的巨额医药费发愁。更何况全国封城，此时外出，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困境，不如呆在家里。 平衡三方需要，政府应该做什么 国务院规定，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治疗或隔离期间，工资按原标准支付。劳动合同终止日期，应顺延至医疗期、隔离期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结束。这种情况不利于企业，政府应该做的是： 第一，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新加坡在当年Sars流行期间，曾根据企业过去3-5年的纳税情况，用返还税收的名义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2020武汉肺炎对新加坡旅游业打击很大——旅游业占新加坡GDP的4%，中国游客约占新加坡游客总数的五分之一。新加坡旅游局已免除旅行社、导游和酒店的执照费，并为疑似或确诊病例入住的酒店支付清洁费用，以支持旅游业。这点中国政府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减免企业税收，并在停产期内，豁免或者企业的五险一金。 第二，让企业与员工谈判疫期停工的工资发放问题，在企业未开工期间，员工实行无薪休假或者半薪休假，共同分摊疫情期间的风险损失。这点有经验可借鉴。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美国联航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1月30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导致飞行需求减少，因此将于2月9日至3月27日暂停从洛杉矶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飞行员实行无薪休假。香港国泰航空也因停飞中国航班，要求员工无薪休假。 三、中国的银企关系，部分是政企关系，在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可视企业情况，给予有条件的优惠贷款。2005 年横扫美国南部的“卡特丽娜”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对于企业部门的主要救助手段，是向受灾的6万多居民和企业主提供约21亿美元的灾难贷款，贷款期限和利率均有优惠。 最近，128个国家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几乎全部航空公司暂停中国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于2月10日发出最新警告，由于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开始在多国一些并未到访过中国的人之间传播，因此疫情在全球存在“星星之火可能燎原”的危险。中国政府也刚宣布，疫情在4月份才会 结束，这种情况下，过早复工的得失与风险，政府、企业与员工三方都应该好好盘算。 （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2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112020163915.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中国海外矿产投资遭遇资源民族主义
何清涟 最近，一篇《中国海外买矿失败率或高达95%》的文章在网上盛传，该文的主题是反思中企海外矿业并购为何基本失败，归纳的原因还是以前各种分析不断指出过的，例如收购前的调查工作不细致深入，在击鼓传花游戏里，中企大多充当接盘侠，接了盘后才发现收购的资产有大问题；收购后遇到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矿产资源价格大跌；中方为了管理方便，喜欢自带劳工，没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中国矿业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资源民族主义，却几乎只字未提。 国际国内因素催生中国资源外交 冷战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对外交战略重新定位，将外交定为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与周边外交三个层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收购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矿产，将此称为“战略性投资”，最开始是零星收购，后来规模渐渐扩大，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 将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命名为“战略性投资”，是将其与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所谓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对于投入大，中国政府不小气，做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中国从来是举国体制。对于后两点，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想到。中国政府深知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在投资环境评估上，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的国家。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但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不少确实是独裁者与准独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权利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国家的NGO与矿产所在地的人民，包括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都对中国投资的这些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这两大地区反美反资本主义有悠久的传统，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被看作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遭到强烈批评。在拉美国家，中国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 “9·11事件”之后，全球民族主义复兴 近年来，由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更替，以及拉美地区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国方面已经明白，与一任独裁者的良好关系，在继任者眼中也许是负资产，为此正在筹思应对之策。但千思万虑，北京还是漏掉了一个重大因素未予考虑，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支离破碎，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复兴。除了中国自身在高唱“民族复兴”之歌以外，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例如中东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如伊斯兰教）、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都在复兴，其动员力与凝聚力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大 。 民族主义的复兴，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不在于纽约倒了一座世贸大厦，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美国等国以为消灭了ISIS就万事大吉，但真正的问题是，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随着ISIS的实体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宗教民族主义让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烦恼不已，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毕竟还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拉美、非洲等资源国进行资源外交+投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源对外高度依存是中国三大软肋之二，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65%，铜矿进口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矿产资源的方式来保证供给，这就是中国不计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区进行矿产投资的原因。试想想，“中华复兴”之梦的支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那“资源民族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中国在本国掠夺资源，如此一来，“中华复兴”岂不成了黄梁一梦？ 资源民族主义复兴，对资源对外高度依存的中国极为不利 资源民族主义已经萌生了一段时期，在非洲表现为反对中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非洲知识精英与NGO对中国在非洲的矿产资源投资一直持 批评态度，内容涉及三方面：1、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能源罔顾非洲的环境生态。2、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并未为非洲人民带来多少就业机会。3、漠视人权并支持独裁政府。在一些非洲地区，中国投资的油田或矿区设施常常受到当地武装力量的攻击，原因是中国对资源的诉求导致自身被卷入当地的政治冲突。安全问题催生了中国一个新行业，海外安保行业，其成员主要是中国退役的特种兵。 资源民族主义在拉美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其理论基础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支柱依附论，又称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称作依赖学派（Dependency School），是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在20世纪60-70年代最先提出的一套国际关系与发展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者。该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学派之一，经过英美左派学者不断充实与发展，在世界有广泛影响。 依赖理论对穷国开出的药方是走自主发展之路、节制外资，并根据国民的真正需求调整产业结构（例如许多穷国大量出口农产品，人民却有营养不足的问题）。深受依赖理论影响的拉美国家对于外资的警惕程度很高。资料表明，中国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推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秘鲁商会会长的说法，今年7月份已确认的价值70亿美元的拉斯邦巴斯铜矿收购方案意味着中方已经控制了秘鲁三分之一的采矿业。等到明年拉斯邦巴斯投产的时候，每年的产铜量有望达到40万吨，其中一半是中国的订单。秘鲁五个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特许权中四个都有中石油的股份。国际地球权益组织秘鲁分部负责人说：“拉斯邦巴斯如今属于一家中国企业，如果他们再获得廷塔亚铜矿的话，整个南安第斯就全归中国人了。” 由于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在“依赖理论”的发源地拉美国家开采矿产，极容易让拉美人民产生受掠夺感。一些中国企业买入了一些争议特别大的项目，其中包括秘鲁两个最具争议的最大规模石油开采权项目。这些项目污染严重，已经导致四个不同的流域出现环境危机。中铝集团收购特罗莫克铜矿，后来在莫罗科查镇移民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今年3月秘鲁政府因环境问题命令中铝停止运营；8月6日，莫罗科查的民间组织FADDIM提起了两桩针对中铝集团和秘鲁能源矿业部的诉讼。两家中国国企在厄瓜多尔的采矿项目——米拉多铜矿，中石油计划勘探开采的新石油区块（位于亚马逊雨林深处世界闻名的亚苏尼国家公园内），都受到了来自厄瓜多尔国内外的批评，原住民组织克丘亚族联合会（ECUARUNARI）也对此提起诉讼。此外，还有首钢秘鲁铁矿（Shougang Hierro Peru S.A.A.）的劳资冲突，以及秘鲁Apurimac区域发生针对五矿集团（MMG）的抗议活动等等。 中国反思海外投资失败为何不提“资源民族主义” 中国在拉美、非洲遭遇的就是“资源民族主义”，但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相关分析文章，却避免使用这个词。这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共政权的建立，一直被归于世界近代史上第三次民族解放浪潮的重大成果，毛泽东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共政治话语中，那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是宣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胜利，还是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二、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官方以各种方式鼓动催生了新的民族主义，以减轻西方价值观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压力。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其主诉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对他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加以恶评，本国的民族主义将何以自处？因此，只能低调应对，海外投资的困境，国内仅知十分之一、二罢了。 民族主义蒙上恶名，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才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自述史，还是在西方左派史学家眼中，对近代以来的前三次民族主义运动一直赞美有加。只有冷战结束后的第四次民族主义，左派的评价因评价对象不同而各有不同。 民族主义思潮发源于西欧，由17-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催生，法国启蒙运动为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土壤。在欧洲开启构建民族国家的运动中，民族主义成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感染力的意识形态，即使到了二战时期，荣耀法兰西仍然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 世界近代史上四次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率先爆发于东欧和亚洲，而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其中的主干前半段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后半段是一战结束以后的亚非拉各地人民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动摇了英法等西方国家世界殖民体系的基础。结果是欧亚非拉美地区出现了不少民族国家。 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发生于二战以后。在中共领导下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因其“反帝反封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被中共解说为“树立了民族运动的伟大丰碑”。此后在上世纪60-80年代达到高潮，亚非拉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成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超过120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中，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领袖深受“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著名的独裁者。 第三次发生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东剧变和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学界称之为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最典型的就是苏联瓦解后出现的不少民族国家。 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就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的民族主义，其中三大代表就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民族主义，以及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西方一致批评的是前两种，对非洲、拉美的资源民族主义则持同情支持态度。 弄明白民族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再考虑到目前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与全球化（普世价值）的对立关系，就会明白这些国家为何大都高举反美旗帜。中国海外投资的尴尬境地在于：全球范围内投资的合法性是由全球化的理念所赋予，比如通过投资达成经济合作，双方互利共赢，缩小经济差距；但中国却因政治考量，一直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抗拒普世价值。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大张旗鼓地去反对拉美、非洲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无论如何，这样的话不能宣之于口：除了我中华复兴的民族主义合乎理性应该存在，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落后封闭非理性的情绪表现。 中国的困境在于：由于资源对外高度依存，必须通过投资取得本国没有、但发展经济必需的各种矿产资源；但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中国的投资与占有开采方式极容易唤醒非洲的殖民主义记忆，也容易让拉美国家觉得自身正在遭受掠夺。因此，中国的海外矿产投资已到重新定位时。 后记：最近，笔者将对世界局势的思考写成《支撑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动摇》、《中国海外矿产投资遭遇资源民族主义》（1、2），梳理了德国难民危机、英美政治危机的部分根源在于全球化折翼，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总的来看，西方社会在冷战结束之后，左派思想回潮并占主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警惕由于缺少苏联这个样板参照而消失，更因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而变得美好。在与正在勃兴的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抗衡中，目前由左派主导的西方社会既缺乏足够的警惕，更谈不上抗衡。 世界又到一个十字路口。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8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china-oversea-invest-2016824/3480014.html；2016年8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oversea-invest-part2-20160825/3481023.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9👍 0💬 0图穷匕首现：“一国两制”接近终结
何清涟 10月3日之后，北京一直在为解决占中问题营造“台阶”，这个台阶既让外界看到中共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专制极权的决心，也可以帮助港府尽解决占中问题，但结果是失去香港民心，暴露了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本相。 \北京搭建“台阶”的构件是什么？\ 由于北京的处置措施及官媒杀气外露的宣传，不少外媒认为，“令人想起25年前天安门事件。” 与25年前动用军队武力清场不同，此刻中共搭建的这个“台阶”充分显示了北京在诈术方面的“进步”：洒钱购买“营造”民意；颠倒黑白的宣传攻势；港警通过有选择的执法纵容反占中者暴力（包括对女生进行性骚扰）；造谣以图瓦解占中者斗志（让一名协警冒充学生与警方握手表示警民合作并将撤退），……总之，除伤害生命的杀伤力之外的各种意在逼退占中者的伤害力，能够想得出来的，几乎全用上了。香港《明报》公布了一张“旺角围城”的图片，从图片来看，反占中者对占中者形成了包围之势。 据各种现场报导及消息，自10月3日开始出现的反占中者当中，有本港居民，还有伪装成反占中者的便衣警察、黑社会成员，以及大陆临时组织过来的人。部分认为占中影响其生意的商家也参与其中；香港亲北京的民建联议员钟嘉敏花钱买人反占中，也已经被揭露。蓝丝带行动出钱征集参加者的广告被公布在网上。 香港警察在现场虽然将人潮分隔成两批，但选择性执法，对施暴者佯装不见，在占中者要求下抓住几位，一离开现场就放掉，便于其重新入场。香港“独立媒体”网站对此发出质疑：“港警是选择性执法，抑或听命 于他人？ ” CNN、《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对香港警方明显偏袒反占中者均有报道。 发动反占中包围占中参与者的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是在现场制造混乱，给港府清场制造借口；二是迫使示威者不得不撤退。 与25年前的中共用军队屠城相比，这些阴损手段确实比出动军队镇压高明且不留痕迹，比如香港警方就不承认自己偏袒，冒充学生代表的警察被抓住，立刻说自己是协警，正准备不干了。 二是开始在全球中文媒体上开始反占中宣传。自9月28日至10月3日，北京封杀国内任何关于和平占中的消息；10月3日，当局暗中引导策划的反占中行动到位之后，北京开始玩起谎言中夹杂着部分真实的宣传游戏：中国媒体及社交平台解禁“占中” ，腾讯手机版首页就是《人民日报》当天发布的《为香港政府守护法治点赞》及新华社的《梁振英呼吁市民不应使用暴力》。这两篇文章隐去了反占中者是当局暗中布局引导的真相，将暴力行为说成是占中运动引发。这种宣传手法为“黑白颠倒”这个成语做了最生动的诠释。 多年以来中共投入巨资的大外宣终于派上用场。据中国官媒国际在线报道，“10月3日上午，一篇名为《百家海外华文媒体保卫香港宣言》的文章出现在多家海外华文媒体网站的显著位置，并迅速被国内的各大网站转载”。据我查对，在这篇宣言上联署的142家海外华文传媒，其中有不少是多次参加北京官方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以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的座上宾。这次算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以“国际媒体”身份帮了北京一把。 与25年前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相比，中共这次应对香港占中的措施丰富得多。1989年，北京能够控制的媒体仅仅只限于国内，即使如此，《人民日报》、CCTV也曾有过几天的短暂“起义”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文汇报》亦于屠杀次日留白以示 哀悼与抗议，海外华文媒体几乎全都与外媒一致，对北京的屠城表示谴责。这一次却通过多年苦心经营的大外宣在中文媒体世界为自身营造出“得道多助”的假相。 \“一国两制”牌坊终于倒塌\ 香港占中者此刻还在坚持苦守，无论今后几天内是被迫撤退还是被武力清场，从道义上来说，北京是笃定的输家。 第一，中共政府信用彻底崩塌。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早就降至低点，《人民论坛》今年9月中旬公布的《当代社会病态调查》已充分证实这一点，当被问及“习惯性怀疑”的表现时，“政府说什么都不信”的人占受调查者的41.2%。香港人民之所以发起占中，是对北京当年许诺的“一国两制”及“50年不变”还抱有最后一点信任。这次北京及港府在处理占中事件过程中，大至对《基本法》的态度，小至港府处理占中事件中的变幻无常及营造反占中民意的阴损方式，让世界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对所谓承诺（包括《基本法》）并无遵守诚意，完全 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取舍。 第二、北京对港台政策彻底失败。自从香港九七回归以来，由于北京对香港的种种渗透（有人将这些渗透总结为《中共殖民香港十六部曲》），港人一直担心“一国两制”会陷入名不符实的境地。这次港府对占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否定了《基本法》对港人政治权利的授权。当年，中国政府曾承诺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并在《基本法》中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一部据称按照中国宪法精神制订的《基本法》在权力的意志下如此脆弱，香港人从港英时期就拥有的集会自由终将不保。人大通过的普选方案将普选变成了“北京指定候选人，香港人举手通过”的骗人把戏，事实上也否定了《基本法》中对普选的承诺。不管网上盛传的张德江关于要取消“一国两制”的威胁是否真实，“一国两制”这块用于安抚港人、争取台湾人的牌坊已经崩塌。 台湾将以香港现状为戒，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即使是促统的国民党及马英九，鉴于选票流失的考虑，也会暂缓推进统一的步伐。但中共在台湾面临的情况与香港一样：80年代后半期及90后出生的台湾青年，对北京心存戒惧，他们行将成为社会主流。 第三，证明期待习近平政改只是一场春梦。不少人认为只要给习近平足够的时间，待条件成熟，习将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此次北京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态度与行动，充分证明这种期待只是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而已。香港民主化早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万事俱备”指的是香港公民社会充分发育，诸如经济发达、法治完备、言论自由、行政高效等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条件都已具备；“只欠东风”，指的是香港人的政治自决权即普选权。一个条件成熟的地区硬是被中共用暴力拦阻在民主化的门外；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北京还时刻想将其拉回到“一国两制”的框架里来。这种情况下，坚持认为习近平将会进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说是自欺欺人。 香港10月3日以来发生之事，对本人来说，只是再次证实了我在2003年的分析。那一年，我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前景》中预测：中国已经出现失败国家的三大症状：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一个这样的政权，做事无底线，承诺无信用，只相信“强权即真理”的丛林原则。一个国家由这样的政权统治，就进入漫长的“溃而不崩”之状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备受煎熬。 （原占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0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hong-kong-end-of-one-country-two-systems/24734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中美水下军事对抗
程晓农 今年的美国大选至今依然结果未定，很多人现在最关注的是这个话题。但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外，仍然有很多重要而值得分析的大事。其中，中美水下军事对抗就是一个很少有人了解、其实又非常重要的话题。虽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美这两个核大国距离遥远，但现在双方已进入核潜艇经常性近距离对峙的冷战局面。南海和台海之所以对美国非常重要，是因为台湾西南海域是中共核潜艇东向威胁美国的唯一通道，因此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中美冷战不再是传统的地面部队对峙或制海权争夺那种旧冷战模式，而是变成了水下军事对抗为主。 一、跳出地缘政治思维的窠臼 到现在为止，各国的许多观察家常常错误地把南海和台海水域已经出现的中美海军对峙，理解为单纯的地缘政治冲突，而这种陈旧的理解完全误导了读者。例如，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原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新著《中国赢了吗？挑战美国的强权领导》（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今年10月在台湾出版，作者特地为台湾读者写了篇序文《从地缘政治三大铁律看小国生存之道》。马凯硕认为，小国应该特别留意地缘政治铁律，从而找寻安然生存之道。但是，马凯硕对地缘政治的理解过于陈旧化和简单化，他并没抓住当前中美军事对抗的关键问题，即水下对抗为主。 地缘政治论是19世纪末出现的理解国际政治关系的论说，至今依然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战略思考者。最早出现的是海权论，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以英国海军的发展与海洋霸权史为背景，提出制海权决定强国地位的观点。当年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就奉行这种战略思维。地缘政治论的另一派是陆权论，即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这两派都以“生存空间”为基点，来理解制海权或陆上控制权的战略重要性。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侵略与大日本帝国侵华及攻占南洋地区，其战略制定均把“生存空间”当作战争依据。 马凯硕的说法之所以简单陈旧，就因为他忽略了美苏冷战时期，核大国的威慑战略早已弱化了地面战场对峙（争夺陆权）或制海权（争夺海权）的重要性。苏联在整个冷战年代，从来就没打算取得全球范围的制海权。冷战早期，美苏两国确实在欧洲大陆的陆上前线相互对峙，但随着核武器的出现，美国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就在欧洲确定了以少数兵力抗衡苏联的多数兵力、以核武器为主要打击手段的战略平衡方针。于是苏联也实行了针锋相对的核威慑战略，并因此放弃了用于争夺制海权的大规模舰队。 美苏冷战史说明，冷战双方作为核大国，各自首要的战略制衡手段不是陆上战争，而是有效的核打击力量；与此同时，海军的首要任务并非争夺制海权，而是维持“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当对方对己方实施初次核打击时，保证回击能“一刀致命”）。海军的“二次核打击”能力所依靠的不是航母舰队，而是能大量发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核潜艇部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的中美军事对抗，才能号到脉搏。 二、中共想要什么样的“生存空间”？ 虽然传统的地缘政治论的观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大国间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动机，但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用武力来获取“生存空间”的思维早已过时。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是销售市场的竞争，而对销售市场所在地发动战争，只会摧毁市场、中断贸易，反过来葬送战争发起国的“生存空间”。而美国既是中共实行核威胁的对象，又是中共最想要的销售市场。事实上，自从中美经贸谈判开始，许多外企就从中国转移了；而随着中美冷战的开启，更多的外企在准备撤离。外企不但带走了订单，也带走了中共急切需要的外汇来源。按照中共的逻辑，因为中共对美国有长期的经济需要，因此必然产生地缘政治冲突，这完全说不通；然而，中共的对美战略就是这样荒谬。我在本网站10月26日发表的文章《中共当前的战争准备意向》对此做过分析。 那么，中美冷战状态下，中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美国从来就没打算与中共直接开战，更不想控制或占领中国。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虽然中美双方的军队曾经交手，朝鲜战争主要是地面战斗，越南战争是美国海军航空兵与北越地面上的中共高射炮部队战斗，但双方都没宣战。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冷战开始之前，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有美苏冷战留下来的历史关系，也有应付北朝鲜威胁南韩的问题，但是，中美之间并未发生军事对抗；相反，双方军队还有很多正常交流。然而，中共始终抱持地缘政治论的陈旧思维，认为制海权对它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必须扩大远洋舰队，设法获得对国际海域的控制权。 很多时事分析者把最近中美海军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对阵理解为地缘政治的需要，这是过时思维的产物。南海和台海之所以事关美国安危，并非地缘政治上的需要，而是水下核潜艇对抗的军事需要。 三、为何南海事关美国安危？ 如今，军事上处于相互对抗状态的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陆上对峙绝无可能；而中共海军20年内也无法形成掌控全球制海权的战力，因此，中共沿用苏联的以核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冷战战略时，发展核潜艇部队就成为中共海军过去20多年来的重要任务。中共在南海的公海上大批造岛，并非为了单纯的制海权企图，它同时还为了建成中共对美核威胁的“深海堡垒”和“发射阵地”（北京的《多维新闻网》用语），其威胁美国的核攻击工具就是战略核潜艇。 中共大力发展核潜艇和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的做法，把中美冷战的前线定义完全改变了；或者说，中美冷战的前线不在地面上，而是与水下的海底地形有关。因为，不可改变的海底地形决定了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能在哪些水域活动。中共的核潜艇过去以渤海为基地，但渤海和黄河水域均水深过浅，只有几十米，不足以掩藏核潜艇的踪迹。因此，过去数年来，中共在海南三亚的榆林港修建了直接面向南海的水下入洞式第二潜艇基地，以便让核潜艇直接从山洞中的基地水下潜出，进入南海。 然而，从海底地形来看，台湾海峡水深不到百余米，而从三亚到西沙群岛一线以西、直到越南领海水深也相似，还是不适宜核潜艇藏身。但是，从三亚到西沙群岛一线以东，直到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巴士海峡，却属于海盆地形，水深达数百米，而中共在南海公海上造岛水域的平均水深更达千米以上，核潜艇可以比较安全地隐身潜航。因此，中共的核潜艇从三亚的山洞基地潜出后会向东转向，设法进入深水海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把这个直抵菲律宾吕宋岛的深水海域称为其核潜艇对美威胁的“深海堡垒”之原因。 所谓的海南岛以东的深水海区，也就是台湾的西南海区。中共的核潜艇从三亚基地出动后，向东潜航，很快就进入了台湾西南海区。北京的《多维新闻网》今年10月2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海底猎杀：中国大陆海空战力合围美日潜艇》。此文提到，从今年9月中至10月底，台湾西南海空域成为最新的火爆热点，美中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反潜飞机和反潜舰艇，在这一海域进行了将近1个月的反潜攻防。 之所以双方在这一海域反复较量，固然有搜集对方潜艇的声纳和通讯数据的意图，更是美军试图封堵中共核潜艇东向威胁的演练。因为，一旦中共的核潜艇越过巴士海峡，进入日本与帛硫群岛之间水深数千米的菲律宾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之威胁将变得更大；倘若如此，它可以东进到中途岛（今年1月已去过）、珍珠港，甚至更靠近美国大陆，而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深水海域，要发现中共核潜艇的踪迹比在台湾西南海区难得多。 四、美苏核潜艇对峙战的教训 美苏冷战呈现海陆空立体形态，双方核潜艇的对阵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当时苏联装备二次核打击战力的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分别建立了各自的针对美国的“堡垒海区”。其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基地设在靠近芬兰边境的扎奥焦尔斯克（Заозёрск）和加吉耶沃（Гаджиево），以面向北冰洋的巴伦支海为“堡垒海区”，潜射核导弹可飞越北极袭击北美大陆；而太平洋舰队的核潜艇基地设在勘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维柳奇克（Вилючинская Сопка），其“堡垒海区”是面向白令海及阿拉斯加的鄂霍次克海，该舰队的潜射核导弹可向东攻击北美大陆。 正因为“堡垒海区”对苏联非常重要，所以防范森严。维柳奇克核潜艇基地所在的维柳奇克市曾被苏联规定为保密城市，而该基地所在的勘察加半岛则全都设为禁区。1987年，大韩航空从北美飞往汉城的007号航班因偏离航线，误从鄂霍次克海这“堡垒海区”高空自北向南飞过，待进入苏联的库页岛上空时被苏联空军战斗机击落，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由于苏联恪守冷战铁律，不主动发起核攻击，因此，美国并不十分担心苏联核潜艇的威胁。尽管如此，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为反制苏联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常派攻击型核潜艇在苏联核潜艇基地海口附近蹲守。苏联核潜艇出航后，美军潜艇便利用水下监测的技术优势全程尾随；一旦发现苏联核潜艇有发射核导弹的动向，便立即用鱼雷将苏联的核潜艇摧毁。为应对美军的这一战术，苏联核潜艇发明了被称为“疯狂伊万”的战术，航行过程中突然急速且剧烈地改变航向，以探查是否有美国潜艇尾随，两国核潜艇因此多次发生碰撞。 五、为何中美冷战在水下？ 中美冷战与美苏冷战完全不同，双方并没有地面上各自陆军直接对峙的地理上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发生代理人之间的地面常规战争的空间；而在水面舰队的对峙方面，中共的航母尚未建成作战编队，远非美国海军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挑起对美军事对抗，实际上唯一的选择就是使用核潜艇以及它的攻击型武器，即带核弹头的远程战略导弹。而恰恰在核潜艇的水下对峙方面，中共通过间谍窃密，缩小了与美军核潜艇的差距，双方实力比较接近。中共是冷战新手，它玩弄核威胁时，是否会恪守冷战铁律，本身是个疑问。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军给共军上了一堂冷战课（见我11月9日在本网站发表的文章《美军给共军上冷战课》）。 中共的战略核潜艇活动在什么水域，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来自某处海洋里的中共核威胁有多大。5年前中共的战略核潜艇主要在渤海和黄海活动，那里水浅，核潜艇难以藏身，很容易被打击，所以对美国的实际威胁不大，只要卫星或反潜飞机锁定了它，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就成了瓮中之鳖，因为它在浅海里无处可逃。然而，自从中共利用海南岛三亚湾临近南海的深海水域之自然条件，把战略核潜艇的基地转移到三亚之后，美国面对的国防局面完全改变了。中共试图完全控制南海的深水海域，以便让它的战略核潜艇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这使美国随时面临远程潜射洲际导弹的核打击威胁。中美之间远隔重洋、陆地距离非常遥远的这个政治地理上美国防止战争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核潜艇威胁时代的冷战新含义是，射程上万公里的远程核导弹可以从南海或太平洋的任何位置对美国实行全面核打击，美国因此必须把侦察、防堵中共战略核潜艇活动的重点推进到第一岛链（即从日本的冲绳群岛到台湾，再到菲律宾的吕宋岛）一线。 地球上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两个距离最远的核大国，如今却不得不进入一种双方海军经常性近距离水下对峙的冷战局面。这种形势是几百年来的地缘政治论鼓吹者从未想到的，也是用陈旧的地缘政治观点无法解释的。南海和台海之所以对美国非常重要，就在于海洋水下地形的关系。海洋的水下地形对经济发展没有影响也无法争夺，但在核潜艇威胁成为冷战的主要手段之后，海洋的水下地形却变成了冷战双方首先要利用的关键要素。中美冷战不再是传统的地面部队对峙或制海权争夺那种旧冷战模式，而是变成了水下军事对抗为主。 原载RFA, 2020年11月2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12320201034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谁在怂恿金正日？
北朝鲜最近的举动成为新闻热点：退出全球武器扩散条约，恢复发展核武。在共产主义全球大势已去的今天，一个极度贫穷、封闭、孤立、弱小的共产北韩，怎麽敢这麽干？ 像一切专制国家一样，不管怎样贫穷，北朝鲜也要勒紧裤带发展军力。据美国学界的报告，过去20年来，有200多万北朝鲜人因饥饿而死亡，但北朝鲜却保持大规模兵力，有110万人（美国才139万军队，南韩60万）。 美国中情局报告说，北朝鲜还拥有核武器，至少有两枚；最近宁边的核子反应堆恢复之後，平壤的核武会再增加四枚。而北朝鲜拥有长程导弹更是举世皆知，它曾试射导弹，超越日本上空坠海，吓坏了日本人，震惊了国际社会。 朝鲜半岛不仅军力完全不平衡，潜藏危机，而且北朝鲜还向外输出核武技术和导弹等，一旦落到恐怖份子手里，对美国及全球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金正日政权为什麽如此胆大妄为，成为国际社会的毒瘤？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得力於中共这个大毒瘤的保护，没有中共的所谓“抗美援朝”，金日成政权当年就被美国领衔的联合国军队铲除了。毛泽东用牺牲了几十万中国士兵的生命，保住了金家父子的独裁政权。最近《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撰文说，当年中共救了北朝鲜，才使这个全球最专制封闭的政权至今存活；今天北朝鲜的主要供应品和能源来自中国，没有中共的支持，北朝鲜早就撑不下去了。沙费尔提出，要想制约这个胡作非为的东北亚小霸王，必须要它的“老子”中共出面，北京有责任管束它的“共产儿子”。 另一个原因是，南韩近年对平壤的绥靖政策壮了金正日的胆子。五年前，左派金大中当选南韩总统之後，就提出旨在和共产党和解的“阳光政策”，单行道地向平壤提供巨额援助，但金正日连允许南北韩失散亲人团聚这样的最低承诺也没有兑现。 後来汉城媒体揭出，金大中的“平壤之行”是贿赂金正日“买”来的。金大中事先把政府的四亿美元偷偷转给了金正日，平壤才同意金大中去“访问”。四亿美元给金大中换来了“诺贝尔和平奖”和百万元个人奖金，而南韩人民却什麽也没有得到。 金大中对共产党不仅有左派浪漫情怀，而且刻意讨好。他上台前是“持不同政见者、民权领袖”，但他掌权後，却禁止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南韩，拒绝给达赖喇嘛到汉城讲经的签证，以此阿谀北京独裁者。金大中竞选总统时以“反贪肃贿”为主要口号，但他当选後，他的三个儿子都涉嫌行贿等不法行为，两个已被判刑，他自家就是贪赃枉法的老窝之一。 金大中政府不仅谄媚金正日政权，还对美国不积极支持他的“阳光政策”不满，纵容和煽动南韩青年的反美情绪。在去年汉城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在美国和南韩队比赛之前，上万名南韩青年包围了美国驻汉城大使馆，如果南韩队踢败，他们就要冲击打砸美国使馆，一副输不起的流氓无赖状（最後两队踢平，才算没发生冲突）。 去年12月南韩举行总统大选时，金大中所属政党又是玩反美的牌，煽动和纵容无知的青年人举行反美示威。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军驻南韩的士兵，不断遭到当地韩国人的欧打。一名美国士兵在夜晚从饭店回驻地的路上，被当地人突然套上面罩，遭到毒打，腰部被刺了几刀。在汉城很多商店，韩国店主挂出“美国人不受欢迎”的牌子。该报驻汉城记者说，现在驻南韩的美军士兵晚上都不敢出去。当年美国以牺牲十万人生命的代价保住了南韩，今天这三万七千名美国士兵，为了继续保护南韩的安全，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南韩驻守了五十多年！而南韩人居然恶劣到如此地步。 南韩新总统庐武铉在竞选时公开煽动反美，说南韩不需要美军；当选後还说，如果美国和北朝鲜发生战争，南韩将做“调节人”，暗示南韩不站在美国一边。 庐武铉是知名的左派激进律师和议员，在南韩国会的几百名议员中，庐武铉是唯一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但他以此“自豪”。在今天这样的资讯流通、波音飞机的时代，显耀没有到过美国，没有出过国，就等於井底之蛙显耀从没有出过井。如此无知、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当选南韩总统，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不会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面对南韩朝野这种反美情绪，已有多家美国大报和学者提出美军应撤出南韩，让金大中和庐武铉们自己去对付百万大军的北朝鲜吧。最早发出这种呼声的是《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候斯女士（Karen Elliott House），她在该报撰文说，汉城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不和美国站在一起，那就自己单独对付平壤，美国撤出驻军。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研究员班多尔（Doug Bandow）最近也发表论文“应该是从南韩撤军的时刻”，和候斯看法类似。《纽约时报》最近刊出雷根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兰（Richard Allen）的文章「汉城的选择：美国还是北朝鲜”，提出具体撤军方案：明年底前，削减驻南韩美军四分之一（七千人），然後每年撤出一万人，分三年从南韩撤出全部美军。他认为正像当年美军从菲律宾撤出一样，最後并没有影响区域安全，因为美国在附近国家仍保持强大军力。五角大楼的官员也说，“像教孩子骑自行车一样，我们手扶著南韩已五十年，该撒手了。”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军队不应该（冒著生命危险）去保护一个不欢迎我们的地方。 布什政府对平壤的政策显然很谨慎，期待通过俄国、中国、日本等向被朝鲜施加影响，和平解决。美国舆论特别强调，北京应向平壤施压，来展示它支持美国反恐的诚意。但关键在於，江泽民政权是不是真心支持美国反恐，它是否对平壤真正施压，是个问号。北京过去一直在玩平壤这张牌，来和美国讨价还价，而任性的平壤政权对中共有特殊的战略利益，北京可能不愿看到金正日对美国的威胁真正消失。 一个无知、粗鲁、任性、随意的金正日，正是在汉城和北京的纵容下，才敢这样胡作非为，胆大包天。中共和这样的政权连到一起，不仅展示出共同的共产专制的本性，更可能有一天倒楣在金正日身上，因为连北京也无法猜测，下一步平壤的独裁者要做出什麽惊人之举。而民主的南韩，越来越在民族主义的毒药下发疯，难道它非要被毫无理性的共产北韩教训一下才会清醒一点吗？ （载《开放》2003年2月号） 2003-03-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中国腐败赃款的流向
从去年开始的反贪，亿元级不少，追缴的赃款数额巨大。由于政府从未就历年赃款的去向向公众做详细说明，那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话，近来不断被提及。《法制日报》7月14日报道《近期一批贪腐官员落马 揭秘贪官赃款追回后去处》部分解答了这一问题，只是远远不够。 \追缴赃款与“腐败黑数”间的关系\ 据高检工作报告数据，2013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达2581件，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此前5年内，高检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 关于赃款最终流向，该报道记者采访得到的答复是：两个最终去处，即返还被害人或上缴国库。贪污案由于有受害单位，所以赃款要退还给这些单位；行贿受贿案件则如数没收上缴国库，统一由国家财政重新分配。2009年2月，高检办公厅统计处芦庆辉曾发文，称检察机关处置赃款分为四种情况，即：扣押、冻结款物；返还财产；随案移送；上缴国库。2010年5月，《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出台，以后各地大体按照这一规定办理。但中国政治缺乏透明化、公开化机制，公众只能从两高报告中得知几个大数据，其中详细情况一概不知。 前述533亿元，据说只是5年内被追回的部分赃款，这些腐败案件涉及的案值比这要大，许多赃款，其实已难以追回。但仅就一数字，已经说明这五年，是中国亿元级巨贪频频出现的的五年。这五年的起始点正好是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刺激经济的2009年。虽然不能说所有“亿元级”巨贪的腐败都发生在这五年，但有部分人确实是在这五年内敛下巨财。比如2009年8月开始就任呼和浩特市铁路局副局长的马俊飞，利用其主管运输生产的职务便利，在其任职后的22个月内，共贪污受贿1.3亿元，几乎平均每两天受贿一次。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的逾亿赃款，也主要是他自2009年以来任副司长以来受贿所得。 在任何国家，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只是已经发生的腐败案的一部分，这种实际上已经发生但却未被察知的腐败被称为“腐败黑数”。中国研究者估计的“腐败黑数”是80-95%，即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只有5-20%。如果按此推算，这五年的腐败总数最少也在2600亿至一万亿之间，计算实际腐败数，数额更巨大。 \中国的钱流向何处？\ 贪官们通过各种手段聚敛的财富，留在国内的，不少化作了房产。这类事例很多，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房氏一族”国内已经报道得很多了，官员普遍拥有几套住宅，周永康与刘志军，二人均拥有三百多套住房（其中不少是豪华别墅）。因为贪来的钱太多，不少贪官面临如何藏钱的烦恼，各种藏钱怪招充分体现了贪官们的“创造性”。如果说这些留在国内的赃款“肉烂了在锅里”，一旦贪官东窗事发，多少都能追回部分甚至大部分，那些流往境外的就不那么容易追查了。 贪官流往境外的资产全弄清楚当然不可能，但大致有几笔数字可供参考。 1、《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2014年）称，“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2、位于美华盛顿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2年12月发表的《非法资金外流报告》指出，2000~2011年，中国因逃税、贪腐或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3.79万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23.6万亿元），占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近五成，是非法资金流出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资金主要流往香港、澳门以及9个小岛国，如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歇尔群岛等避税天堂，并漂白为外资回流中国。（详情可见拙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3、香港成为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每年洗钱至少1万亿。研究国际洗钱业务的专家们将香港称之为“内外混合型”或“内外一体型”的离岸金融中心。由于政策宽松，香港成为热钱、灰钱、黑钱聚集的热闹之地。数据显示，每年从内地流至香港的黑色、灰色资金总数占香港GDP总量的10%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据《第一财经日报》“借道香港洗钱六重门”中引述研究洗钱的专家严立新估算，即使按占GDP的2%这一较低水平保守估算，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 4、到美国买房。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去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住房跃升了35%，成交额达到922亿美元，其中中国的买家占首位。数据显示，在到今年3月结束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的买主购买了价值220亿美元的美国住房，占所有外国购买金额的24%，比去年同期的128亿美元增加了19%。 5、国内银行通过移民中介洗钱。最近央视曝光中国银行造假洗黑钱，这一业务兴起是由于国控制个人换汇，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五万美元，要想凑够动辄几十万数百万美元的投资移民款，只能去找中国银行。中国银行通过优汇通办理，收取手续费，约在大概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四。据称，中国银行的业务员游说客户时称：“别管您的钱有多黑，多见不得光，银行都有办法给你洗白，并且安全的弄到国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称，近三年，中国年均向海外移民人数已经接近20万，其中海外投资移民的人数增长迅速。要想移民到欧美等国家，投资移民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美元。以此为基数估算，每年通过这项业务流出去的资金不少。 不过，权贵洗钱虽然各有高招，但有地区差异与部门差异。香港《明报》今年2月20日报道徐才厚的亲戚赵丹娜在港利用8个户口洗钱达百亿港币，被香港当局发现关押（押半年后获准保释后弃保潜逃），这种事情毕竟很少，说明军队系统的腐败官员在漂白资金方面，路道远不如财经外贸等经济部门的官员及沿海地区官员，沿海发达地区连村长都有不少将妻子儿女送往香港定居。 这些流往海外的钱，不少是透支生态环境与土地价格上升空间而来（比如十年间的土地与房价上涨幅度比其它国家60-100年还快），而且中国腐败成矩形，位居省部级者有上亿，也有可能只贪污数千万的，小小村长、村支书虽然连公务员都不是，但贪污逾亿的也不在少数。这么多的腐败人数，而且不少人职位低，易名定居海外比较容易。就算将来民主化了，除了政治局委员级别以上者，大部分人的赃款都会沉淀在不知名的黑洞里。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14/195748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中美合作“大厦”：拆除梁柱行动开始
何清涟 今年1月适逢中美建交45周年，经过双方长达几十年的努力建成的“中美合作大厦”正在国际政治风雨中飘摇，尽管“脱钩”尚远，但支撑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中美科技合作协议》（U.S.-China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今年2月底再次到期，尚无续约的信息传出。更让中国担心的是，2023年12月，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曾发布了一份两党议员共同签署的报告，其中包括150项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建议美国政府实施其中的政策主张，以重塑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此情此境之下，《中美科技合作协议》续签之事极可能束之高阁。 《中美科技合作协议》让中国受益良多 《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堪称中美合作大厦的重要支柱，签订之时两国实力严重不对等，号称“合作”，实质上是美方施惠。 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时提出这一协议，7月由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 率领美国高级科技代表团访华，分８个专业进行对口会谈，起草协议；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正式签署。双方官宣时都称是先由民间科技合作至两国政府间合作，但谁都明白两点：一是中国从无所谓“民间科技”，二是中国当时在科技方面特别落后，与美国科技水平相差太大。名为合作，实际上是美国慷慨帮助中国发展科技。 《美中科技合作协议》确立了双方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框架，促进了两国科学家和大学之间的交流。在该协议框架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与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了高能物理科技合作议定书，并与美方就教育、农业、空间三个领域的科技合作议定书换文。此后，中美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共签署了近50个议定书，领域包括能源、环境、农业、基础科学、科技信息和政策、地学、自然资源、交通、水文和水资源、医药卫生、计量和标准、民用核技术与核安全、统计、自然保护、林业、高能物理、聚变、材料科学和工程计量科学、生物医学、地震、海洋、大气、测绘等。 川普曾说，在美国帮助下再造了一个中国，这确是实情。那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中革命了近30年，百废待兴，工业水平还是洋务运动与国民政府时期留下来的底子，以及周恩来动员回国的留美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等带回来的1940年代的美国成果。说合作，只是为了顾及中国面子。说句题外话，复旦大学当时的物理系因为由留美物理学博士谢希德女士挑大樑，成为中美高能物理、核聚变方面的合作重镇，复旦物理系号称“留美预备班”，直至1989年，该系学生几乎都赴美深造。 美国不再续签的理由 该协议大约每五年续签一次，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2023年8月27日，《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再次到期，但美国政府决定不全面续签，只是将协定短期延长6个月至2024年2月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时表示：”这次为期六个月的短期延期将使协议继续有效，同时我们将寻求授权进行谈判，以修改和加强协议条款”，”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承诺更长期的延期。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国家科技战略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行动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构成的威胁。” 今年2月底该协议到期之后，美国方面没有续签的动静，中国官媒《北京周报》于3月上旬发表评论，称“一场有利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在美国民粹思潮作祟下正经受着无法愈合的裂痕”， 认为遇阻的原因是“美国将遏制中国的发展从经济领域蔓延到了科技领域”。该文作者承认，通过中美科技合作，中国获得了很多技术，促进了中国科技进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强调美国也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大量廉价的科技劳动力，并大量利用了中国的制造能力，“美国实际上还利用中美科技合作将其在国内生产的高额成本通过中国做了大幅度的降低，从而大大提升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美国从中获益比中国更多”。 谈到双方有利，也算事实，只是说美国获益更多实为夸大之词。这些留美理工科学生的基础教育甚至大学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在中美科技合作中，人才算是中国的“出资”。 “千人计划”让中美科技合作蒙上阴影 这些中国人才在美国完成硕博教育后不少人成为美国科技界的骨干精英。2008年12月中国政府设置《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重点就是1980年代开始陆续到美国留学并留在美国科研型大学与各种研究机构工作且专业上有所建树的华人。随后10年间，约有8000名海外专家入选、获重金礼聘，其中大多数为中国裔的外籍学者。 对这个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并未明确反对，一些大学与科研机构也因为来自中方的资助，默许了这种合作。但后来出现美国知识产权被大量偷偷转移，中美科技合作就变了味。在奥巴马第二任期时，FBI已经悄悄启动了一些调查。自川普上任后，2018年1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成立“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主管，目标是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据报道，中国行动计划实行以后，美国FBI彻查中国“千人计划”，认为这是中方窃取知识产权和重要技术的手段。据美国司法部指称，80%的联邦经济间谍诉讼案件涉嫌为中国政府牟利，在贸易机密盗窃案件当中，60%与中国有关。截至川普任期结束时，陆续有名列千人的中国裔、台裔科学家，因为窃取机密（想把资料、技术偷带到中国），触犯间谍罪或其他罪名被捕，中方不得不在2020年中止“千人计划”。 简单归纳，《中美科技合作协议》自1979年签署之后实施40年，在2018年就已经遭遇危机，到2022年8月拜登政府出台《芯片法案》（Chips Act.）之后，拜登签署2800亿美元芯片法案，这一协议就已经名存实亡。 中国方面也开始做两手准备 中国政府意识到中美科技合作难以继续，于2022年9月下达了 “79号文件”（Document 79），要求金融、能源和其他领域的国企在2027年前更换IT系统中的外国软件，以切断美国科技巨头长期以来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软件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力。该计划被称为 “消A” ，即“清除美国科技 ” 。《华尔街日报》（WSJ）3月7日报道称，79号文件的首要目标是硬件制造商，戴尔（Dell）、IBM和思科(Cisco Systems)的多数设备已逐渐被中国竞争对手的产品取代。次要目标是替换提供日常运营的外国软件，涵盖范围从基本办公工具到供应链管理。为此，国有企业每季度必须提交关于电邮、人力资源和业务管理方面以中国软件取代外国软件的进展报告。 WSJ这篇文章是用美国商界的视角看问题，与中国商界必须完全服从于政府不同，美国商界有一定独立性，其中包括独立的利益诉求。中国当然了解这一点，也一直利用美国商界在国内展开游说。但如今情况有变，美国两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水火不容，在对华政策上却高度一致。3月8日，一部被外界视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反共产主义中国法案》在美国国会提出。该议案主要发起人、共和党籍众议员赫恩于表示，中国不仅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最大，还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并从中获利。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美国商界在华府的游说空间将会大大缩小。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4年3月13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us-china-relations/u143ytct0）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从革命者到独裁者：卡扎菲最象谁？
经过2011年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世界独裁者构成的“暴政者俱乐部”又减少了几位成员。 所谓“独裁者”通常指在独裁或专制的政权下，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领导人。盘点这些独裁者如何登上权力宝座，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虽然有部分人是通过民主制度成为领导人，成立内阁后实行独裁统治，但更多的是通过革命之路走向独裁统治，由革命者成为独裁者，其间几乎不需要思想与行为的转换，区别只在于掌权还是未掌权。 亚非拉国家的独裁者，有不少还是当年忠实的毛粉。这一巨大“成就”，由何明星骄傲地写成文章展示，这篇文章标题是“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红色世纪’留给当代中国的巨大文化遗产”，作者将受到毛思想影响的革命领袖逐个数。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更是由已成为政府领导人的“革命领袖”发出号召，要求人民学习毛著，以获得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著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在这些国家几乎人手一册。其中埃塞俄比亚与加纳的恩克鲁玛堪称学毛著标兵。 只是何明星先生不太愿意写到这些“革命领袖”大都成为独裁者，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作者可能也不知道，与非毛粉独裁者相比，毛粉独裁者的铁腕统治更残酷无人道。本文就以目前这段时期成为热点的卡扎菲为例，这位行将走向政治终点的铁腕人物，许多地方酷肖毛泽东。 首先，卡扎菲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念的崇拜者与践履者。他当年不仅学习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搞政变，还终生铭记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对本国人民实行暴力统治。毛泽东瘫痪在床上几年还霸着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卡扎菲也以“上校”之身份紧紧抓住军权不放，根本不以其他任何职务为念。 其次，卡扎菲很欣赏毛泽东鼓动人民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亦步亦趋效仿之。毛泽东喜欢别人称自己是“太阳”，喊万岁，一度还雄心万丈地要与苏共争当“世界革命领袖”，这一愿望受挫之后则将目标收缩为“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热衷于“输出革命”。卡扎菲也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善于发动本国民众忠于自己。他从不以做利比亚一国的领袖为满足，时常做出各种惊险动作，向“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宝座冲刺，2008年，卡扎菲曾召集一群非洲部落领袖，要他们尊称他为“万王之王”。 第三，两人都是思想家。“毛泽东思想”至今还被说成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财富”，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世界的革命瑰宝”。卡扎菲不象毛泽东那样博学，手下人才也不似毛泽东那样多——这点很好理解，中国人口基数大，人才相应就多。利比亚总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大省多，卡扎菲麾下自然不会聚集那么多人才。因此，卡扎菲尽管也想当思想家，但却只出了一本《绿皮书》，以效仿毛泽东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卡扎菲于1975、1976和1978年接连出版了三卷本的《绿皮书》。从那时起，每个利比亚学龄儿童都必须在学校里学习这本书。在《绿皮书》里，卡扎菲提出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以说明他关于民主和民生的理想设计。卡氏心仪卢梭人 民主权学说，主张“直接民主”，认为个人无须保留自己的权利，应将其全部委托给国家，由国家代为行使。《绿皮书》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大会”（比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了“代表”二字）。关于这本书的价值，有深厚中资背景的香港凤凰台曾由阮次山专门采访卡扎菲，做了个专题节目“《绿皮书》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同之处” ，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在利比亚，卡扎菲的3本《绿皮书》就像当年中国的《毛泽东语录》一样，是利比亚人手一本的‘绿宝书’。绿色在利比亚人心中象征着希望和生命，他们的国旗完全由绿色充填，国徽也以绿色为核心；在的黎波里的街道两旁，建筑物的门窗也大多被漆成深浅不一的绿色；卡扎菲更在《绿皮书》中提出‘把沙漠变为绿洲’的奋斗理想，鼓励他 的人民‘只有自力更生，利比亚的前途才能一片光明’。” 如果说阮次山名声不好，他将卡氏的《绿皮书》比之为毛的红宝书不够权威，武汉大学应该算是中国大学当中的“名门”了，2007年4月27日至28日，该校召开“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校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代表学校致欢迎辞，说“卡扎菲是阿拉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利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也是著名的思想家。” 正是这种亦步亦趋的学习，成就了卡扎菲的终生“伟业”。不过，毛泽东与卡扎菲两人都好勇斗狠，这就注定了统治数亿中国人、睥睨世界、敢放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泽东不会太喜欢桀骜不驯的卡扎菲。在今年卡扎菲败局已显时，国内有人根据这一点，认为二人“针尖对麦芒，一山难容二虎。所以，在毛主席生前中、利两国关系停止不前，连外交关系都建立不起来”，否认卡扎菲是毛的好学生。这种论调多少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势力眼，人家失败了，就不肯承认人家卡扎菲是从行为到思想酷肖毛泽东的传人，不够意思。 我的结论是：波尔布特学了毛泽东“以万物为刍狗”的残忍并发扬光大，卡扎菲则是从行动到思想最全面的学习者。只因二人并非中华民族成员，未读我中华《二十四史》，无论如何学不了毛泽东善用“以天下苍生为念”这类冠冕堂皇之辞掩饰其暴君真面目的工夫。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8月2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8/from-revolutionary-to-dictator/）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推荐：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孙子剖析「倒扁」运动
【曹长青网站按语】： 陈师孟是当年蒋介石的文稿撰写人、被称为「文胆」的陈布雷的孙子，按连战的分类，是「纯种的中国人」，更是蒋家心腹的後代。如果他追随国民党，一定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可陈师孟是个有头脑、有良知的真正知识分子，他没有追随国民党，反而由於认同台湾，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而参加了民进党，曾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重要职务。後来他从高位退下来，他没有施明德那种失落感、那种要出风头的疯狂感，因为他当初加入民进党，就不是要官，要地位（如果要这些，他只要跟随两蒋，早就有了），他要的是一个知识人的理念，一个正常人的常识，那就是台湾人民有权利决定这块土地的未来，这个权利，两蒋，江胡，还是连宋，马施，都不可剥夺。面对这场闹剧般的「倒扁」运动，陈师孟写了一篇文章（《自由时报》八月二十八日），写得有情有义，有理有据，有透视，有远见，是迄今为止绿营中写出的最有份量的文章之一。特此推荐——「『妙』文共欣赏，『大』义相与析」。 以下为陈师孟先生的文章正文： 陈师孟：剖视「倒扁」连续剧 今年以来，倒扁的风潮一波波展开，先是在野的中国国民党利用在立法院的多数，强推罢免总统案正式成案，所幸陈总统做出正确的处置，以对全民的公开电视谈话代替对立法院提出答辩，使国民党罗织的十大罪状反成了执政党的政策说明，只显示在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斗争本性，与「林林总总、瞎掰凑数」官僚习气。 操弄族群 不应绿营背黑锅 不料正当我们以为歹戏下棚之际，一群自命为「泛绿」的学者与政治人物却接起了倒扁的棒子，演起续集来；只是比起稍早提出罢免案的泛蓝政客们，多了一副大义灭亲的神圣脸色。我们这些素来也自以为是泛绿的人士，诚惶诚恐地捧读他们公告周知的「起义檄文」，看懂了两个要阿扁自动下台的理由∶一是阿扁「以挑拨族群代替反省」，二是阿扁「以国家认同压抑民主」。先看族群问题∶不客气地说，这是睁眼说瞎话；任何人了解两蒋七任统治的用人逻辑、任何人检视历次选举的选票结构、任何人环顾泛蓝阵营的未来领导集团，如果还不能指认台湾族群问题的元凶，还要把操弄族群的罪恶由国民党身上卸下，而要求民进党或陈总统背黑锅，这不只是盲目，而且是撒谎。我只想问∶难道一定要福佬族群也把九十％的选票投给蓝营，绿营才能洗脱「族群意识」的骂名？老实说，身为所谓「外省子弟」，虽然自己在成长中没有享受「权贵」的滋味，但仍不免为了自己族群过去的集体罪过有连带的楫饱C当一些外省子弟为其优秀的家世背景或学养表现而趾高气扬之时，应该回想当年在二二八时被你们的长辈「人间蒸发」的台湾菁英，你们的优越感或许得来并不怎麽光彩。 依法进退 避免民主退为民粹 再看认同问题∶不客气地说，这是无知加三级。试想在一个民主国家，国家认同重要，还是民主程序重要？多数民意是否就可以违背对自己国家的认同？人民可以用选票推翻政府，是否也有权出卖国家？答案非常明显。美国是公认的民主国家，但是人民对国家的效忠却不容一丝含混，也不受民意表决。如果美国公民认同前苏联共党政权而充当间谍，或认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而充当佣兵，美国政府不会因为这是信念不同而予以宽贷。同理，今天部分中华民国国民若认同不时对台湾做武力威胁的中国，台湾政府可以装聋作哑吗？应该尊重这种叛国的主张吗？把民主自由无限上纲到国家认同之上，声援那些认同错乱的泛蓝民众，对国家尊严与国人安全弃之不顾，反而呛声陈总统打压民主，这些言论出自政治学者之口，真不可思议。 更令人咋舌的是，当媒体询及阿扁若下台，台湾政治的未来发展与规划时，这些学者轻松指出这是专业政客的事，他们只是学者，把问题点出就责任已了。我知道许多泛绿支持者所以反对「倒扁」，其实未必是在「挺扁」，而是著眼於民选总统被迫下台，对台湾政治可能产生的动荡不安与对民主法治的开启恶例，是以一再以「依法进退」为呼吁，以免民主倒退为民粹。反观这些清高的学者，像是在做一件事不关己的学术研究，只需要指出别人主张上的缺失，就可以算是自己的一项学术成就，至於接下来能不能提出解决方案或替代对策，是别人家的事。以这样「超越」的态度来问政，完全不把现实台湾的祸福放在心上，等於是把台湾人民视为做实验的白老鼠，阿扁若真出於自责而应声下台，岂不成了这场儿戏的共犯？ 续集才下档，竟然第三集又接踵而至。而且来势汹汹，因为是由绿营开山老祖施明德所发动，而且伴随著另一批也自称为泛绿的学者与政治人物。施明德不椰b政治圈打滚多年，以百元的订价激起百万人参与的「买气」，为实地抗争活动取得收视优势与暖身效果。 绝不解散？ 少数暴力的无赖 不过尽管如此，六百四十多万合法选民投票选出的总统，是否应该由一百万不知有无投票权的捐款者来决定去留，答案再清楚不过。因此施明德放出未达目标绝不解散的豪语，其实有相当「少数暴力」的无赖成份；台湾「民主战神」若心中还残存一丝民主素养，应该知道再多几倍的捐款，也不足以抹杀六百四十多万选票中任一票的效力，也不因此有权要求任一个泛绿选民让步。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来自绿营之内，但第三波倒扁诉求不再是前番对阿扁政治立场的质疑，施明德大声抨击的是阿扁的道德，包括第一家庭几位成员的操守在内。套用施明德的话∶「民进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就是道德，不谈道德，还剩什麽」，因此「现在一百万人站出来反贪污、反腐败，这跟族群对立、蓝绿对立都没有关系」。老实说，要不是这十五年来对施明德的近距离观察与第一手了解，真的会以为这是出自一个德高望重的民主先知之口，也真的会让人搞不懂民进党当初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怎麽会不取黄钟取瓦釜。 姑且不说阿扁被指控贪腐迄今没有获司法认定，即使要未审先判，施明德对阿扁的道德谴责也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他的满口仁义道德只益发凸显其人格的双重性。除了近日媒体上对他的各项「爆料」外，我们还见闻了不少更不堪的私下行为，有些当事者或目击者至今仍然陷於隐恶扬善的心理矛盾，公开与否举棋不定。其实要透明化施明德并不难，他洋洋自得的「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三原则，固然是出自对女色的自白，但未尝不代表他对金钱、权力、友谊等各种「所欲」的基本态度，任何送到眼前的「贡物」，他都可以大剌剌地享受，不必心存感念，也不必爱惜善用，因为本来就声明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我们可以断言，有朝一日若把总统大位献在他的脚前，他也会面不改色地登基，继续他的「三不」人生。我们无意以他的一百步来衬托陈总统或我们自己或许在道德缺憾上的五十步，我们只想呈现施明德这样一个人竟然自居为道德审判官的荒谬性。 禁揭疮疤 民进党不应乡愿 没有人想要玷污施明德早年反抗威权的英雄事迹，没有人企图摘下他头上的光环，如果今天他的事迹蒙羞、光环褪色，要怪只能怪自己。施明德曾怒斥批评他的民进党人士「放肆，凭什麽资格问他？」他骂这些「後生小辈」、「徒孙辈」忘记他当过党主席，又说当年他在台北车站前三天四夜抗争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很巧的，当时我刚担任民进党秘书长，我也在那儿，而且我是从头至尾待在车站前，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林义雄前主席深夜凛立狂风疾雨中，周遭是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党员，却不多见施明德的身影。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形象何以在台湾民主传承历史中江河日下，从美丽岛年代的战神英雄，到两党竞争年代的玩世浪子，到今天的边缘政客。人称「印度圣雄」的甘地有谓∶「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信息」，相较之下，或许施明德只能俯首沉吟∶「我的前半生就是我信息」。 也有些民进党民意代表要同志不可挖疮疤，毕竟施前主席以往确有汗马之劳，再说炮口向内也有伤党誉。我很厌恶这种乡愿态度，就是这种逻辑，到今天蒋介石的雕像还占据了多少台湾的公共场域，毛泽东的画像也依然高悬在北京天安门，彷佛一个政治人物生前只需要做对一、两件事，就可以「吃一世人」。我们自小在学校被教导「前功不能抵後过」，因为功过之论并非算术加减而已，还有盖棺时的晚节要计较；换言之，昨日的施明德再有多少丰功伟绩，也不能覆盖今日施明德的恶言劣行。再退一步说，之所以对施明德「算帐」，也不是有人闲极无聊；要不是施明德起乩般比起倒竖的拇指，要不是他冷嘲热讽地责骂不愿附从者「向权势屈服、向利益低头」，要不是他不甘寂寞要百万人陪他玩抗争，哪一个人会吃饱撑著去挖他的丑事呢。既然他一意要站在聚光灯下，就不能抱怨身下的黑影被看到，旁人也没有要大家别过头去、视而不见的道理。 我以为果真担心民进党的名誉受拖累的话，不是要大家噤声，而是把该清扫的家丑勇敢清除，即使已经瞒了一辈子。史恩康纳莱在一部电影中说∶「要获得勋章不难，要配戴它就不容易」，民进党现在要思考的不是勉力保有过去所得到的勋章，而是如何再恢复挺胸配戴的资格。 记录这一段台湾民主发展的黑暗时期，不能不提到金恒炜，如果在这出连续剧中有一位英雄的话，非他莫属。他长久以来仗义执言、毫不妥协，而今受到林正杰的暴力相向，施明德阵营里的教授、医师与人权律师居然连起码的慰问与歉意都吝於表达，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我想不该再让恒炜孤军应战，爰为记。 （本文作者为台大兼任教授、前总统府秘书长） （原载《自由时报》2006年8月28日） 2006-08-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阿里巴巴美国上市的三大看点
《纽约时报》7月21日发表的《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下简称《红二代》）很有看头。我追踪分析了阿里巴巴及相关股东的前世今生，认为此事件至少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看点。 \看点一：红二代、国资戴上极品白手套，试图通过美国股市洗钱圈钱\ 该文称，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的20多人的子孙。虽然该文没有将20多人的名单全列出来，但从披露的资料来看，涉入其中的红色后代多是中国等级金字塔顶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作为合伙人的博裕资本；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创立的新天域；王震之子王军、退休政治局常委贺国强之子贺锦雷分别任掌门副掌门的中信资本；现任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任副总裁的国开金融（CDB Capital）。 上述人士持有的股份的途径曲里拐弯。这种隐蔽持股的把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潜规则。权力市场化的受益者们为了隐藏资本来源与流向。所谓交叉持股、互换股份、互相以子公司名义参股、甚至多家联手转弯互持股份，天下事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 这些人究竟持有多少股份？《红二代》一文称，阿里巴巴现有股东的信息仅少量得以披露。作为此次IPO的常规流程，阿里巴巴在备案文件中公布了约70%的股份的持有者，其中包括雅虎和日本通讯公司软银（SoftBank）等大型外企，以及董事会主席马云和副主席蔡崇信（Joe Tsai）等高管。意即未披露的占30%。有趣的是马云在阿里巴巴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市场是其唯一的背景。截至2014年6月30 日，博裕资本，中信资本及国开金融通过其所管理的金融实体分别持有0.55%，1.1%和0.47%的普通股。但这三家加起来不到3%，还有27%以上的股份由谁持有仍然处于隐秘状态。不过，阿里巴巴今年将在纽约完成IPO，其市值预计达到2000亿美元，按此来算，上述三家PE所持有的股票价值也将超过40亿美元。 应该说，藏身马云民营企业之壳在美国华尔街圈钱，实在高明之极。这种从权力资本化（含国家资本）——借民营之壳——华尔街上市圈钱的国际化操作，只有借助于美国资本界做推手才能达到，其手法远比中东北非那些独裁者们高明。由于“这笔交易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融资”，将来，这些财富可以被堂而皇之地宣称为“咱这赚的是美国人的钱，与中国无关”，不少中国民族主义者听了后会很感快慰，觉得“大长中国人志气”。 \看点二：2012年的“时点玄机”\ 我注意到红二代们控制的几家私募基金参股阿里巴巴的年份是2012年9月，新天域稍晚一些。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年及其之前发生了什么。 2011年开始，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为了打击政治对手，不少高层领导人家族成员经商的资料被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外媒记者手中，成为国际媒体的重头话题。江志成的博裕资本（Boyu Capital）从2010年成立之日开始，就是外媒跟踪的重点；温云松的新天域数年来几度成为路透社、《金融时报》的关注焦点，一度还成为国内《21经济报道》的“郑建源事件”，2012年10月《纽约时报》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为代表的系列报道更是名闻天下。即使是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故事，也成为彭博社2012年6月的重头报道《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 在财富曝光的压力下，权贵们的财富亟需漂白。最好途径当然是想方设法到美国上市，既可大捞一票（这有3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做为榜样），又可以漂白自家财富。这样做，需要物色合适的公司。恰在这时，马云的阿里巴巴身陷重重麻烦。以下是马云的阿里巴巴在2011-2012年遇到的事情。（主要据《最孤独的亿万富翁马云》，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年6月15日） 马云的企业曾占据中国消费者网购市场的71%。但到了2011年，他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深陷欺诈丑闻，美国政府亦公开指责阿里巴巴集团下属的淘宝网贩卖假冒商品，数千名小商家在网上和设在马云家乡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集会，抗议淘宝商城提高收费标准。自2011年发生欺诈和造假丑闻后，马云与政府官员会面多达四五十次，主要是政府约谈。马云进入创业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但马云显然遇到了贵人相助。2012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完成了回购一半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金额为76亿美元。据《红二代》一文披露，这钱来源于通过向顶尖投资机构出售股份筹集了部分交易资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以及三家著名的中国投资公司。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向阿里巴巴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助其回购雅虎持有的股份——这里我得补充一下国开行的股东背景，它的三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发改委与汇金公司，前两者是中国政府机构，汇金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官商之一。 从此以后，马云有了通向中国最高层的云梯，不仅摆脱困境，还开始筹划美国上市的宏图。对普通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刚经历过130多家中国概念股涉嫌财务欺诈的风波，问题并未解决。此时此刻，能够让美国接受马云的阿里巴巴在美国IPO规模2000亿美元的中国公司，需要什么样的游说团队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看点三：美国政府如何应对\*** 在阿里巴巴来美国上市审批结果将揭晓的前夕，《纽约时报》发表了这篇《红二代》，中国方面的恼火可从《环球时报》社评《纽约时报向阿里巴巴发难目的不纯》中略见一斑。 《红二代》一文里虽然说到，摩根大通与这些“太子党”的联系引起了美国执法机构的注意，并以美国证交会及联邦检察机构正在审查摩根大通的“子女项目”（Sons and Daughters）是否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为例。但外界其实已报道过，因为利益输送的隐蔽性，因为难以发现摩根大通在此事上的具体的违法行为（指某项交易与受聘子女间的直接关系），只好搁置。此类事情之难以查究，可参看中国概念股事件。自2001年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至2005年达到高潮，共有300多家中国企业鱼贯而入。后来因涉嫌财务欺诈，有130多家中国企业被停牌，其余的也成了垃圾股，不少企业因想规避美国证交会检查而悄悄撤出美国股市。但与财务欺诈相关的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却未受到相应惩罚，因为“五大”拒绝按美国证交会要求提交文件，理由是会计人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禁止”他们提交这些文件，中国政府也为这种遁辞背书。 应该说，“五大”将一切责任推到美国证监会无奈其何的“中国法律”身上，确实是脱身的好办法。但美国股市投资者受到的损失却无人承担，美国股市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也因此受到严重损害。这些，我曾在VOA发表《“中国概念股”与中国特色》、《从APO产业链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信誉：“五大”在中国淘金的质押品》等数篇文章。 美国商界当然也有不少只顾谋利、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与精英，“五大”在中国业务上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例。中国三大主权基金及新天域等三大投资公司本来就与外国资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财团善于玩“K街政治”（美国华府K街是游说公关公司云集之地，因此K街成“游说政治”代名词），美国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大都熟知“法不禁止即自由”，善于在法律边缘钻空子。阿里巴巴背后有他们支持，来美国上市成功概率很大。美国政府如何对待这事，且让观者拭目以待。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libaba-usa-ipo/1966219.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国安禁评中国经济，文革殷鉴不远
何清涟 12月15日，中国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户避免发表有关经济的悲观言论之际，中国国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认为“唱衰中国经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的攻击与否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打压”。由国安部出面发布言论禁令，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尚属首次。这让我想起一个规律：统治者最有信心之时，言论相对开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统治者信心严重欠缺，言论管制非常严苛，比如毛泽东文革时期、1989年64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个月内，国安部连续三次发文，将言论管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当然是中国当局缺乏信心的表现。 中国曾有一段经济学领域不反自由化的宽松时期 管控言论是共产文化娘胎里带来的病，所有共产政权（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这一口。西方左派还没达成这点，是因为言论自由是这些国家数百年来的传统，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确”一点点蚕食言论自由。中共自出生以来，就在党内实行一言堂，建政以来在全国实行管控言论，但是，万事皆有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一段时期，经济学包括经济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学科多点言论自由。 1998年初，我的《现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在中国产生风生雷动之效应。当时的反应大概是三种：一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公众，认为“这种直批改革弊端的书都能出版，咱们国家有希望”；二是外国驻京记者，有人认为当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了，当时还很有名的《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因此写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人，这类人包括两种，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这本书1997年初完稿之后，在国内周游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绝，都高兴地感叹“终于出版了”，认为今日中国出版社总编辑黄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边球；另一类是在体制内居于较高位置者，据他们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这本书，有个原因，那就是在经济研究尤其是经济政策分析方面，江泽民时期秉承赵紫阳当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坚持的一条原则：经济研究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由是：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依靠计划经济那点经验，根本无法管理调控中国经济，因此在经济领域要放开言论管制，让专业研究者发言。 说到这里，得简单回顾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历史。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仅有的两段允许党政媒体公开就党内对立的思想观点辩论的短暂开明时期。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历时只有两个月，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与会者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12日上午，邓小平使用邓力群准备的讲话稿《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么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许多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等）、流行发式服装传进中国大陆，交谊舞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甚至农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令之后，全国各地党委及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甚至有这样的提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各大学保卫部将晚上抓捕恋爱学生当作清污的重要内容。“清污”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有扩大化趋势，日益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整人运动，引发社会不满。从下面这幅宣传画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内容。 A red and white poster with a person walking with stacks of records and a person standing on a red and white background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社论及后来的数篇文章对“清污”提出批评，强调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污”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 党内左派对此结局并不甘心，于是想方设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政治口号。1986年底，爆发了“八六学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极左势力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次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经济特区应不应该开办等方面，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邓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主张），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据说“经济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赵紫阳关于该运动的一个内部讲话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之后，最开始有反改革倾向，经邓小平南巡讲话敲打后，从此坚定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赵紫阳定下的这条原则得以保留下来，胡温时期虽然开始反颜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经济领域内的讨论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对宽松。这就是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死气沉沉，中国的经济领域讨论显得相对活跃的原因。 习近平第一任期内主要是反腐，对经济领域的言论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内，经济讨论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对经济政策的批评）逐步加强，许多话题包括民生也不能讨论了。演化到今天由国家安全部连续发文加以限制，明显带有恐吓性质。此禁言令下达以来，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赞扬，如图： A screenshot of a website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文革万马齐喑 殷鉴不远 文革结束时我已经成年，对当时的宣传记得非常清楚。全国人民一直深受物质供应匮乏之苦，连饭都吃不饱，在邓小平1975年1月复出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认为这是否定文革，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国人又开始“吃社会主义的草”，但中共的宣传机器却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形势大好，当时的旧文是如此描绘： A screenshot of a computer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将图片中这篇1976年的报道与今天的宣传文章相比，二者几乎连文风、用词都非常相似，外界评论习近平在思想控制上开倒车退回到毛时代，并非虚言。 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后四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清除。对十年文革时期的经济，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称：“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段历史说明：再华丽的宣传，也挽救不了经济走衰的现实颓势。中国经济目前虽然走衰，但比“文革“时期好得多，如果北京当局诚实地面对现实，能够拿出赵、江两位前任的胸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总能因地制宜，找出解决之策；闭塞言路的结果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2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2820231505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两会”观察：中国人对未来的怕与盼（一）
每年北京的“两会”虽然只是当局展示立法机构和统一战线阵容的“精英聚会”，但还是能够激起全世界媒体的兴趣，因为无论是代表们的衣着、举止与提案，还是他们面对记者的答问，都可算是舆论对他们的一次大考。微博对“两会”代表的风评，更是民意的真情流露。 2013“两会”代表表达的焦虑与期盼中，钟南山、吴敬琏与冯小刚三位的发言，以及民间因“国五条”出台而产生的税收焦虑，恰好反映出中国人对中国前景的多重忧虑，即中国人对未来十年的怕与盼。 体制内的人“怕革命” 吴敬琏资格老，是党内尊重的经济学家，这是他接受采访时愿意触及“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一话题的底气所在。这篇采访被冠以“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 不想革命”之标题，倒也直击要害。采访较长，集中谈了两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及可能的危机，其中有一段话是概括性的：“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篇采访的新看点是他谈到最近这一年才形成的“改革共识”：“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吴先生谈的两个问题并非新话题。我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心中已经有答案。且不谈腐败这一已经无法治愈的政治之癌，就说这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中国政府也曾想改，广东省在2007年开始就考虑“腾笼换鸟”，结果是老鸟相继飞走，另觅新巢，新鸟却未见飞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国的制度环境导致管理成本偏高（其中含有与政府沟通的高昂成本）；税收政策、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投资者；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是个世界有名的知识产权侵权大国，30年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养成了一批投机家，而不是自身的技术力量。在环境损耗不计入企业成本与廉价劳动力这两大“优势”丧失之后，自2008年起，引领经济的“三驾马车”先后熄火，就剩下房地产一项在拉抬中国经济。这是近几年北京不惜饮鸩止渴，投放天量货币刺激经济的内在原因。 我相信，中共高层内部将来就算形成了“改革共识”，但在确定改革方向与突破点，仍然是见仁见智。目前习近平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权力，逐渐消除内部利益纷争。估计改革话题要进入他的议事日程，还得等到李克强的“新城镇化”玩不转了之后。毕竟，底层的“暴力革命”还并未成为现实，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环境恐慌：超越阶层的社会共同恐慌 环境恐慌是本次会议上不少代表的共同忧虑，钟南山的忧虑最彻底。由于深感中国生态环境即将陷入崩溃，钟先生在人大分组会议上的发言是“GDP第一 还是健康第一”。钟说，“以前还觉得环境问题比较远，只需要兼顾一下，现在已经不是要兼顾的问题了。当人的生活基本要素受到威胁时，环境问题已经变成危机了”。微博上流传他的发言中有“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的，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环境污染对人的体健康的伤害，确实是一个缓慢、逐渐浸润的过程。中国人目前的富裕是中国五千年以来所未有，但这是通过严重透支中国生态环境换来的，这种过度透支使得今后的中国也将面临五千年以来未曾面临过的困局：国在山河破。不仅本国的资源已经无法支撑国民的生存，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的资源（包括粮食、石油、铁矿石）进口大国，而且国人在基本生存方面面临水、空气与食物的安全问题。 我曾从制度成因上剖析过，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公地的悲剧”，主要原因是腐败政府与无良企业为牟利而共谋造成，但民众在生活垃圾处理上的随意性也是部分原因。不过，中国生态环境破坏之严重，已经不能通过惩罚贪官与无良企业主而得以还原。已卸任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终于承认：“恢复淮河本来面貌，成本超过造纸厂创造GDP的数万倍！” 尽管这次有不少代表都谈到“带毒的GDP”的危害，但从中国的现状来说，这种认识与呼吁已经太迟了。生态环境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基座，对环境的忧虑是超阶层与超政治的。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目前这种自我蹂躏造成的“国在山河破”，有各种难以治理的重金属污染与化学污染，远比以前战火燃烧过后那种“国破山河在”的局面难应付万倍。如果后人要总结，是这一代中国人为了赚钱而丧心病狂地毁灭了中国人的生存根基。 中国高层并非没有危机感。我个人认为，2013“两会”的“简朴新风”就是北京不想再刺激民众的对立情绪。比如降低伙食标准，从原来每位240元减少为150元；会议主管部门专门就代表着装下发通知等等，都是不想公然展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去几年，代表们身着昂贵的貂皮大衣、名牌西装，携名牌包与爱马仕皮带、迪奥眼镜这些行头招摇过市，无一不让P民们联想到祖国的各种资源被劫掠一空，化成了精英们的豪宅、豪车与豪华行头，还有那海外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巨额存款。当局者总算认识到：就算反腐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持久战”，至少不要再为底层民众的仇恨情绪浇上一桶汽油吧？这是习李元年“两会”比胡温第二任期内数次“两会”要明智的地方。我至今也不明白，中国精英们何以会愚蠢到在“两会”这个最不应该炫富的政治T台上展示自己的豪奢；也不明白胡温何以没想到这种刺激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好象全然不记得，“两会”代表还挂着“民意代表”的招牌。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two-conferences/）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星期专论」∶中国靠什麽辉煌？
用人海堆砌的表面绚丽，用虚假的五千年灿烂，把国家利益、民族荣耀推到至高无上地位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典型地展示了当今的中国∶一个建立在群体主义价值上的集权世界；个人像蚂蚁一样被操纵、被摆弄，个人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国家荣耀、民族大业。 中国倾国家之力办奥运，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用体育搞政治，也从当年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时就开始。今天，北京奥运的口号「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实际上是让十三亿中国人一起梦想独裁中国的崛起，重建所谓盛唐时代的国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 中国已经有人把北京奥运称做「盛唐奥运会」了，甚至说，「如果盛唐的局面能够维持到今天，那麽如今来参加奥运会的很多国际友人就不必再抗著他们的国旗了。」一副中国要征服世界的沙文主义心态。可怕的是，这不是少数个别人的想法，而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为了这个国家大业，一个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的穷国，却拿出430亿美元巨款办奥运；一个开幕式就花掉三亿美元（上届雅典开幕式的10倍）；为了这个门面工程，就要牺牲每天收入才两美元的六亿中国人的利益（收入一美元的有一亿人）；为了这个形象崛起，甚至不惜撒谎、造假，以编织一个所谓「完美」的画面。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开幕式上的29个空中焰火「大脚印」，28个是假的，并非现场拍摄。那个感动了众人的小女孩歌声，不是本人唱的。连现场的钢琴演奏也被指虚假，因连三角琴盖都没打开，旁边更无扩音的麦克风。 中国编辑曾说，《人民日报》除了出版日期，其他都是假的；老百姓则说，在中国只有骗子是真的。调侃虽夸张，但却是当今中国的本质真实。 事实上，奥运会上的造假，绝不仅仅是假焰火，假歌唱，假弹琴；比这更严重百倍的造假，虚报年龄拿金牌，已经是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纽约时报》、美联社，以及英、德等国际媒体就报道质疑说，中国这次夺得女子体操团体冠军的六名参赛女孩，有三个人的年龄可能不实。其实都不需调查，任何人都可以凭常识看出来，那几个中国女孩，怎麽可能有国际奥委会规定的16岁？六个女孩的平均身高才1米44；平均体重35公斤。比美国队平均矮3.5英寸，轻30磅。再说东方人个头小，发育慢，也不能相差这麽多。 为中国队拿到金牌起了关键作用的女孩何可欣，最被国际媒体质疑。因为仅从中国媒体的报道、官方的公开资料，都可以证实，她的年龄完全可能是虚报∶ 第一，中共新华社去年11月报道「全国城运会十名新星」时，清楚地写著「13岁的武汉选手何可欣」，并配发她的照片（说明不存在重名）。在共产党的世界，一年就能长三岁！ 第二，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今年五月报道何可欣时，称她为「14岁的新锐」。这和去年新华社报道的年龄吻合。 第三，四川省成都体育局官方网站曾刊出的选手资料清楚地写著，何可欣1994年1月1日出生（今年正好14岁）。 第四，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去年在武汉讲话（官方报道）说，「13岁的何可欣┅┅展现了实力」。也证明她今年14岁。 第五，何可欣在去年选拔新秀的中国「城市运动会」上获高低杠冠军而成「十大新星」。但根据中国体育总局的规定，参加城运会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必须是13岁以上、15岁以下。这更证明何可欣今年不可能16岁。 面对媒体的质疑，国际奥委会的问询，中国政府的回答是，所有的说法都不算数，一切以女孩「护照」上的出生日期为准。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人昨天刚出生，政府也可以给她做个今天已16岁的「护照」。 这样的事情早有先例。美国《时代》周刊说，在悉尼获得两块铜牌的中国体操选手杨云，後来在中国的电视采访中透露她参赛时只有14岁。但她的奖牌没被追回，她和中国代表队的造假，迄今也还没有被追究。 今天，何可欣到底几岁？这个女孩本人、她的父母和她自幼迄今的一串教练、给她护照的外事部门、办户口的公安机构、北京奥组会、还有曾报道过何可欣年龄的那些中国记者，他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因为很明显，如果她今年真的16岁，那去年她参加规定必须是15岁以下的城市运动会，就是造假。但中国没有任何部门、任何媒体追究、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是怎麽回事。正像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音乐总监为女孩唱歌假换包所辩护的，为了国家利益，做什麽都是可以的，哪怕群体联合造假。 在这种为了金牌、为了国家而不择手段的氛围下，中国这次拿到的奖牌，很可能超过美国。它让人想到36年的柏林奥运，在「德意志高於一切」的群体大合唱中，德国总共拿到90枚奖牌，远超过56枚的美国。随後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奥斯维辛。 今天随著北京奥运焰火升起民族主义狂热，以及为了国家民族而不择手段的群体造假，都给世界以不祥之兆。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8月17日「星期专论」 2008-08-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in China: A Catalogue of Lawlessness
BY HE QINGLIAN In the coming months, HRIC will be publishing a new book-length report by noted scholar He Qinglian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creasing use of underworld tactics against rights defenders. In anticipation of wide interest on this subject, the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Following is the preface to the book and the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WHY STUDY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IN CHINA? Since 2004,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witnessed a significa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its clampdown against rights activists and their efforts to defend civil and human rights, the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resorted to extreme political violence, but has also extensively relied on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nd underworld tactic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expressed strong disapproval of this abuse of government power, but otherwise has yet to respond in any meaningful way. In fact, this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gan in the late 1990s, accompanying three major concurrent change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power (gonggong quanli), the legaliz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increasing official use of criminal tactics.1 In what ways is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related to Chin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No systematic study of this question has been undertaken. An exploration of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must begin 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criminal underworld. To understand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me to engage in criminal activity,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steady infiltr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by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 discussed the ris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mpact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chapter 10 of my book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1998).2 Numerous studies on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and many academic specialists a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hina’s criminal organizations. But because China lacks genuine academic freedom, these studies fail to reflect China’s actu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ven lag far behind media reports. While Chinese scholars are still discussing whether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ctually exist in China,3 many media outlets have exposed the deep infilt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heishehui zuzhi)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political system.The reason why Chinese scholars remain at square one in their research is that to date,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nly acknowledged that “mafia-style criminal gangs”(heishehui xingzhi de fanzuituanhuo)have appeared in China,4 but has never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Why Study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in China? Chapter 1: A Survey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i. The Rise of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in China ii. Types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ii.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v. The Infiltr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by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Chapter 2: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i. Social Tension as a Breeding Ground for Organized Crime ii. Economic Reform,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iii. Clientelism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iv. The Police as Protectors of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Chapter 3: The Criminalization of Official Conduct i. Infil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by Organized Crime ii. Chinese Officialdom Adopts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iii.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Shadow Economy iv. Political Clientelism as a Conduit for Underworld Involvement in Economic Activity Chapter 4: Underworld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i. Organized Crime’s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Monopolizing Markets through Power and Violence ii. Illegal Monopolies: Gambling, Entertainment and Smuggling iii. Political Protection and the Illegal Management of “Legitimate Industries” iv. From Rags to Riches Chapter 5: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and Human Rights i. The Violation of Land and Housing Rights since the Late 1990s ii. The Destruction of Old Urban Neighborhoods iii. Farmers Dispossessed of their Fields and Homes Conclusion: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and Social Injustice acknowledged the presence of full-fledged organized crime group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riminologists have reached a general consensus about fiv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riminal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1) There must be a large, stable and enduring criminal group and source of income. 2) The group must have a distinctive mode of action, lifestyle and code that constitutes a criminal subculture. 3) The group’s activities are usually covert, but can become overt for a tim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4) The groups differ in their particular criminal activities and the territories in which they are active. 5) The group’s behavior and activities are highly predatory, parasitic and anti-social. Judged by these criteria, it must be said that organized crime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China by the late 1980s, and that organized crime groups grew in strength and number in the 1990s. An alliance between gangsters and local officials has led to the increase in officially sanctioned crime, especially at the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level. In many localities,criminal organizations protected by local officials have taken over control of certain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ke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ey are so powerful that local people refer to them as a “second government.” Since the late 1990s in particular,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out China have use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s goon squads to force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ir homes and seize farmers’ land. The Shengyou Village5 and Taishi Village6 incidents are clear examples of local governments working hand in glove with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o suppress popular resistance, and epitomize the predatory, parasitic and anti-social character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o shed light on the principal danger facing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explores how a growing share of the economy and public life is com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hield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lies on unlawful methods to dominate the population.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power, the official use of criminal tactics and the legitim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violence are the main indicators of the government’s growing reliance on unlawful methods.This political evolution is an inevitable outgrowth of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Now that the ideological myth of “serving the people” has been shattered, violence and force of arms are the regime’s final recourse to preserve its political power. The official sanctioning of criminal conduct in China is a subject that has yet to be investigated by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sociologists. In other countries, collusion between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typically confined to the police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and limited in scope to the business sectors in which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pecialize. But in China, criminal organizations collude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arty,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finance, judiciary, land management, tax administration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are involved in many mor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an their overseas counterparts.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permeates the culture of officialdom and underpins the government’s growing reliance on unlawful methods of control, and while never openly acknowledged, its influence is widely felt. Once we understand the criminal methods this unjust system of government is increasingly adopting, the hopeles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confronting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becomes all too clear.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ordinary citizens have no rights and are completely powerless to resist oppression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every level. In everyday life, the official use of criminal tactics has made laws and regulations a dead letter, and has led to a breakdown in the social order as ordinary people are forced to endure the rampant violence visited on them by government-hired gangsters. Translated by Paul Frank NOTES See He Qinglian, “Weiquan tongzhi xia de Zhongguo xianzhuang yu qianj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 of China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Dangdai Zhongguo Yanjiu (Modern China Studies), Summer 2004. He Qinglian, Xiandaihua de xianjing: dangdai Zhongguo de jingji shehui wenti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Jinri Zhongguo chubanshe, 1998. Qiu Geping, “ ‘Heishehui zuzhi’ de xingzhi jieding yu bianxi” (The Perceptions of Underworld Criminal Activities in China), Dangdai Zhongguo Yanjiu (Modern China Studies),Spring 2005; Guo Zili, “Lun you zuzhi fanzui de gainian he tezheng (On the Concept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ed Crime), Zhongwai Faxue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2, 1998; Gao Yifei, You zuzhi fanzui wenti zhuanlun (A Study on Whether there is a Problem of Organized Crime), Zhongguo zhengfa daxue chubanshe, 1999. According to Article 1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terpretation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Laws in Adjudicating Cases Involving Mafia-Style Criminal Gangs (Guanyu shenli heishehui xingzhi zuzhi fanzui de anjian juti yingyou falu wenti de jieshi), issued on December 5, 2000, a “mafia-style criminal gang” must generally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A fairly close-knit structure, substantial membership and strict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2) generates income through illegal activity and has definite financial clout; (3) uses bribery and threats to induce or force stat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or protect illegal activities; (4) uses violence, threats and harassment for purposes of extortion, intimidation, and market or territorial dominance, seriously damag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Translator’s note: On June 11, 2005, hundreds of men armed with shotguns, clubs and pipes attacked a group of farmers who were resisting official demands to surrender land to a state-owned power plant. Six farmers were killed and as many as 100 others were seriously injured. See “Chinese Peasants Attacked in Land Dispute,” Washington Post, Wednesday, June 15, 2005; “Land demonstrator killers sentenced to death in China,” Taipei Times, February 18, 2006. Translator’s note: In 2005, the residents of Taishi Village, Guangdong Province, signed a pet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illage Committee Organization Law to recall their village-committee director, whom they accused of illegally selling village l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responded with a series of repressive action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villagers and their outside advocates by riot police and hired thugs. On this incident, see Hu Ping, “Taishi Village: A Sign of the Times,” China Rights Forum No. 4, 2005.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川普挑战的只是“政治正确”
何清涟 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发布报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被列为全球面临的十大风险之一。报告宣称，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将打乱全球经济，并提升美国的政治和安全风险。 这一警告实在有点危言耸听。只要对欧洲与美国2015年以来的形势变化有所了解并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川普参选以来，受到最大挑战的只不过是被欧美社会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太过分，政治生态显荒谬 欧洲政界与媒体基本为左派的天下，他们当年盛赞奥巴马当选、如今纷纷期望 希拉里再入白宫，无非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正确与他们的政治正确同出一源。奥巴马行将卸任，但希拉里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守成”二字：奥巴马健保改革的成果不被共和党废弃，民主党的移民政策付诸实现，对富有阶层加税，加强对华尔街金融的监管，这些都是民主党向来的主张，也是美国政坛最为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见，其选票主要来自于左翼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移民支持者，以及大量依靠社会救济的社会底层等。 美国民主党的主张及其社会基础，都与欧洲左翼处于同构状态，差别只在于程度。从2015年开始，在“政治正确”方面取得满分的欧盟各国上演了一场难民的戏剧：德国带头欢迎，欧盟各国无不景从；直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与科隆新年集体性侵案发生后，欧洲才开始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今正面临欧盟解体的可能。正是在德国的反省中，人们才发现德国的“政治正确”何等荒谬：根据德国最新的《贫困报告》，德国人中穷人的比例约占15.4%，约有1250万人。苏姆特（Sumte）这个只有102位居民的村落，被政府要求安置750位难民。该村村民其实生活在贫困中，MailOnLine的记者Nick Fagge采访了其中一位名叫海蒂（Heidi）的81岁寡妇，她的故事让人难以释怀：老人患病的儿子去世后无力安葬，曾两次向政府请求支付安葬费用却被拒绝。可以设想，像海蒂这样的穷人看到政府对难民要什么给什么的慷慨，一定会非常难受。任何政府都应该以照顾本国人民优先，默克尔真应该问问自己当的是哪国的总理。 美国的“政治正确”成绩只够80分标准。我这样说有事实根据：当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时，欧洲著名的左派领袖齐泽克亲自到场声援，但部分美国人却发起了一场“我们是那53%的人”（美国交纳个人所得税者占纳税人口总数的53%），指出占领华尔街的主体是从不交纳个人所得税的那47%的福利享用者。也正因为一些美国人有如此强的纳税人意识，美国人才能在大选年，呼应这位以常识VS政治正确的总统参选者川普。 目前正被民主党、媒体、共和党、知识者、欧洲左翼政客共同围剿的川普，提出的主张有：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美墨边境将筑一道高墙防止墨西哥人偷渡入境；美国不再接收伊斯兰移民；美中的贸易逆差应该消除；美国多元文化将被基督教文化取代。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强外交、重视工商与自由竞争，通过反非法移民保护本国人的工作机会。 除希拉里之外的三位候选人，其政治主张都是要改变美国，但桑德斯宣称要向北欧学习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欧洲政客与知识界自然乐见其成；克鲁兹的减税、为政府瘦身等，与外交无关，不碍世界什么事，但节节胜出的川普的强外交、反非法移民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伤害了国际社会的潜在利益，自然要受到高度关注与强烈批评。 被政治正确压抑的诉求：反非法移民 但是，川普的竞选演说内容却说出了许多美国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佩吉·努南（Peggy Noonan）2月25日就写了一篇《川普与不受保护者的崛起》（Trump and the Rise of the Unprotected），文章指出，大量没有资源、没有权力的普通美国人成为不受保护者，政界、媒体精英等则是受保护者。20多年以来，许多美国人都遭受着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非法移民打击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带来了刑事犯罪问题，甚至美国的法治都开始崩塌。但是受保护者却认为，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过去20多年里，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家，在治理非法移民问题上都无所作为，拒绝加强对边境的管制。共和党人担心这么做会招致“不自由”、“种族主义”等批评，进而影响自己的选情；民主党人则希望一直将这个问题作为制约共和党的杠杆，并以此在大选中争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选票。大量美国人在非法移民的低薪竞争下，失去了工作。川普的主张，说出了不受保护者憋在心中多年的话。 我写过一篇《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指出川普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部分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近2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一直在下降，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支持川普的人当中，那些年收入低于5万的阶层，有不少应该是这些年掉落到低收入阶层的原中产。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还不如那些完全不工作、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人。在2016年大选年，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抱怨：我们交税，政府为什么要用税收去养那些能工作却不肯工作的人？ 川普用常识VS政治正确 黎蜗藤@dddnibelungen在《怒火街头——政治正确与常识的较量》对美国的政治正确有深刻到位的分析。他在文章中指出，“过分的政治正确”其实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伤害，这套从1970年代开始，由左派政治家、媒体和学术界发展出来的一套话语体系，目的是要保证“弱势群体”不受侵犯。但谁是“弱势群体”，具体要遵从什么规范，怎样行为才算是冒犯，却从来没有清晰的定义，这就方便了左派“无限上纲”地扩大这种范围和规范，使其成为左派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具开放性和操作性的核心要素。到现在已基本沦为左派说什么是政治正确，什么就是政治正确；说什么不是政治正确，什么就不是政治正确。近年来的“弱势群体”包括：同性恋（LGBT），少数族裔（基本特指黑人），非法移民，非基督徒（基本特指穆斯林）等等，其他的政治正确还包括：非暴力，反战，（恐怖分子的）人权，甚至气候变化等等。目前美国的政治正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开口，甚至损害 “言论自由”的荒谬程度。而川普就是用“常识vs政治正确”。常识告诉人民：非法移民就是非法移民，他们需要依照合法的渠道获得美国的居留权；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同性恋值得尊重，但那绝对不是婚姻；不但黑人的生命需要被尊重，所有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尊重；自己国民的生命，比恐怖分子的生命更值得尊重，更需要得到保护；当你被挑衅的时候，你有权力以同样等级的方式进行回击；爱是政治所需要的也是很高尚的，但现实中，政治不能光是基于“爱”。 川普挑战的，就是左派政治建立起来的这套政治话语体系。目前，法国这个左派文化发源地已经放弃了部分政治正确（如接收非法移民、恐怖分子的人权等），默克尔领导的基民党（CPU）日前在德国三州选举中失利，反难民的替代党（AfD）已经成为三州选举中的第二、三大党，可窥见“政治正确”这套话语体系的部分内容正在被抛弃。 在美国政界、媒体的阻击战下，川普前往白宫之路并不平坦。但是，川普用常识挑战政治正确的行动，却在美国引起了震动。美国政界、知识界及媒体应该反省：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重新为政治正确定义的时候？佩吉·努南在《川普与不受保护者的崛起》一文中，已非常尖锐地指出，政治家和学者已经不能理解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世界。社会管理者对自己管理的世界如果不能理解，象Michael Barbaro那样认为《川普、希拉里赢得了选票但赢不了民心》（《纽约时报》2016年3月16日），非得认定“民心”得由自己代表，这种政治上的狂妄、理性上的自负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8期 2016年3月4日—3月1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2395）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大争之世，坚守理想但要尊重事实 ——回应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方迪娜《坚守国际社会理念》
何清涟 2月20日，我在《联合早报》发表《买椟还珠：欧洲对万斯慕尼黑讲话反应》一文，主要分析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14日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惹怒了欧洲，欧洲政客完全忽视万斯讲话中论及的全球化转折点上的因应之道，却盯着即期解决方案这种“术”，成了中国成语“买椟还珠”的现实版本。未承想得到了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方迪娜女士的回应及批驳。方女士捍卫全球化的意志之坚定令人感动，在此我表示尊重。但想就她文中所述三大“事实”的真相做出回应，为便于读者理解，由易到难，由近及远。 德国的“三依靠”成“三脱离”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默克尔任总理期间，德国的经济模式被德国经济学界总结为“资源依靠俄罗斯，市场依靠中国”，再加上“防务依靠美国”节省了国防开支，德国经济一度是欧洲火车头，GDP总量在世界第二、第三。俄乌战争开始后，美国拜登政府呼吁并带头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德国不得不调整能源供应结构，脱离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关系。这是欧盟定下的方针，德国必须遵守，否则就被视为“为俄罗斯提供军费”。但实情并不象方女士总结的那样：“因此，德国自2023年起便不再向俄罗斯采购天然气、石油或煤炭”，由于德国在战前高度依赖俄罗斯油气，世界都很关心德国如何摆脱对俄罗斯的资源依赖，不少信息，以下我提供几个数据： 据挪威High North News《德国继续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口俄罗斯天然气》02/27/2024）引据德国环保组织 Urgewald 与比利时的Bond Peter Leefmilieu 的一项联合研究，2022 年夏天，德国停止直接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但新数据显示大量天然气仍继续通过邻国供应进入德国。德国第二大和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荷兰和比利时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进口大量液化天然气 ，随后通过跨境管道输送到德国。这两个国家分别满足了德国 26% 和 22% 的天然气需求。[\[1\]](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1) 今年1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德国通过欧洲港口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激增》，根据比利时、德国和乌克兰非政府组织的一份报告，2024年德国国家能源公司 Sefe 通过法国敦刻尔克港购买了 58 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是 2023 年这一数字的六倍多。[\[2\]](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2) 全球化承载的价值观变味，美国抽身退出是自救 前苏联解体不久，以美国克林顿为第一推手，共同推动了全球化，迄今为止已经有30多年。应该说，在全球化推行的前十多年中（1990年代初-2005年左右），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繁荣，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财富版图。西方主要国家美、德等国受益的同时，也在受损，在工作机会大量转移到中国之时，都发生大量的失业现象，以及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这点，唯一参加过全球化旧金山会议（1995）的两位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 /哈拉尔特·舒曼（ Harald Schumann）、在那本著名的《全球化陷阱》（The Global Trap，1997）里写得很清楚。他们还写道：与会精英知道这些现象但几乎没有人关心，都在为全球化狂欢。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甚至在会上提出著名的“奶头乐”理论，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青年失业。 所有这些，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觉得是推广普世价值的必要代价，因为直到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前，全球化承载的普世价值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三代人权理念，第一代为政治平等、第二代为经济平等、第三代为妇女权益与少数族权益），都很愿意自己的国家成为这样的国家。直到奥巴马上任后，先将lgb加上Trans，再渐渐扩充成lgbtqi+，性别从两种扩充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加州极左），将性别多元化、极端女权、BLM等作为第四代人权理念，包装为多元、平等、共容的外衣（简称为DEI系统），名为平等，实际上是在入学、就业升迁上优先照顾这些群体，世界经济论坛与之呼应，将这种新身份政治加上气候教，当作全球化新普世价值在国际社会推广。 这期间还发生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让颜色革命蒙上了阴影；2015年欧洲难民潮让本土人民失去了生活安全，所有这些让天然政治正确的全球化受到了怀疑，美国才有了2016年大选川普获胜这一全球性的政治事件。2021-2024的拜登四年，是美国左派推广全球化与新普世价值的四年。除了在全美范围内大力推广DEI自组织系统之外，2022年4月28日，美国宣布自己“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并“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这当然是美国极左政府的一意孤行，这份美国政府工作报告发行前14天，第一左媒《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一文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3\]](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3) 对于这样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抵制，即使在严重奥巴马化的美国社会，都有一大半人反对DEI（这是川普2.0回归的民意基础之一），方迪娜女士却回避DEI系统造成的严重社会分裂，将这个问题轻巧地变换成一个群体的问题，“我们没必要把这变成一场关于LGBTQI+权利等问题的讨论，以免陷入一种把全球现实归咎于个别群体的危险逻辑。” 乌克兰走到今天，西方无法诿责 最后，就方迪娜女士在文章第二段所言“乌克兰自发革命”做一简单事实陈述。她说“橙色革命是乌克兰民众发起的。然而，作者却轻率地认为，这是美国和欧盟的战术，并严重忽视一个事实，即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国际联盟。”并认为“正是这种经常被俄罗斯政府使用的言论，给冲突蒙上意识形态的阴影，也让我们一致认为须要克服的冷战思维消散不去。” 乌克兰共发生两次颜色革命，一次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那次普京吞了下去。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乌克兰广场革命（2013年11月-2014年3月）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这次革命直接导致克里米亚危机，美国是幕后推手并非秘密，本文只列举同时记录这场革命的两篇西方报道。一是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西方外交官将令乌克兰抗议者失望》(12/13/2013)，以下原文照录：“在过去两周里，数十万示威者涌上基辅街头，要求政府开始融入西方。引发抗议的原因是乌克兰上个月决定转向俄罗斯，放弃了与欧盟的贸易和合作协议。此后，西方高级外交官纷纷站出来支持示威者。首先是德国外交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他与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包括重量级拳击冠军维塔利·克里琴科（Vitali Klitschko）一起视察了抗议活动的中心。随后是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最后是纽兰（Victoria Nuland）带着她的软实力抵达。”[\[4\]](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4) 2014年2月7日，BBC发表《乌克兰危机：纽兰与皮亚特通话记录泄露》，这通具体时间难以确定的电话引发了美国与欧盟之间一场外交冲突。纽兰当时已从美国驻乌大使升任副国务卿，杰弗里·皮亚特（Geoffrey Pyatt ） 于2013 年 7 月 30 日就任美国驻乌大使。两人在电话中讨论乌克兰反对派“三巨头”在新政府中的职位应该如何安排（纽兰反对克里琴科进入政府），以及如何获得联合国支持。纽兰还提到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私下给予鼓励。这段通话被传到Youtube上，因对话中纽兰说了“去他妈的欧盟”，遭到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严厉批评[\[5\]](https://heqinglian.net/2025/03/06/reply-to-bettina-fanghnel/#post-14081-endnote-5)——以上是美英两国大媒体对事实的报道，与俄罗斯的观点无关。 本文所述只是事实，并不涉及是与非的判断。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事实是唯一的，评论可以自由。没有真相的视角，其实没有意义，因此，敬请方迪娜大使女士回到事实层面来。 Germany Continues to Import Russian Natural Gas Through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by Malte Humpert, Feb 27 2024(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germany-continues-import-russian-natural-gas-through-belgium-and-netherlands ) ↑ German demand soars for Russian LNG via European ports, Deals from hubs such as Dunkirk show difficulty of tracing Russian gas after Berlin eschewed direct, PublishedJan 27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81f60240-9f01-4dd8-85b0-1fec654a5257 ) ↑ 《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DAVID BROOKS，2022年4月14日（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414/globalization-global-culture-war/） ↑ Western Diplomats Are Going to Disappoint Ukraine’s Protesters, By Simon ShusterDec. 13, 2013，(https://world.time.com/2013/12/13/western-diplomats-are-going-to-dissapoint-ukraines-protesters/ ) ↑ Ukraine crisis: Transcript of leaked Nuland-Pyatt call, Published 7 February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079957 )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3月6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306-5971703） ↑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