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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龟”超过“中国兔”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在印度国内造成的轰动，印度媒体的全方位密集报导，远比奥巴马到中国访问那次还强烈。当然，美印之间，没有台湾问题，没有人权问题，没有人民币升值及贸易逆差等摩擦，两个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价值观基本一致，所以两国元首见面，如同是一家人。 奥巴马最令印度人兴奋的讲话，还不是用印度语说“非常衷心地感谢”，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目前印度和德国，都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力挺印度，明显增大新德里的声音。这次美印不仅签署了百亿美元军售，美国还支持印度加入世界四个核不扩散国阵营，观察家说，“这将大大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随著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更有跟中国一比高低的劲头。据最新统计，今年印度第二季的经济增长率达8.8％。印度财长说，印度经济已走上正轨，将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最近的封面文章“印度将如何超越中国”中预言∶印度正创造令人吃惊的经济奇迹，最晚不超过2013年，其增长速度将超越中国。 美印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的联手，尤其是印度本身的经济腾飞，都令世人关注。那麽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一个会成为这场全球化赛跑的赢家？ 在奥巴马访印前夕，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神奇比赛》一书，作者是印度知名的媒体大亨拉加维．巴尔（Raghav Bahl）。在这本242页的新书中，作者比较了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诸层面，分析“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可能性。 巴尔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是印度的四倍。中国在基础工程建设，贸易出口，吸引外资，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都超过印度。 在谈到中印差距时，有中国学者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在印度人面前自豪∶我们的GDP总量远远超过印度；我们的亿万富翁人数世界第一；我们拥有的豪华车数量世界第一（不过没一部是国产的）；我们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我们的道路和城市建设远比印度漂亮（印度城市有数不清的贫民窟）。 但是，印度的很多优势，却是中国完全缺乏的∶ 第一，印度有民主制度。人口已近12亿的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宪政民主，不会引致巨大政治动荡，能确保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全球“个人自由”排名中，印度排第41位，中国排第91位。 第二，印度的经济以私营和市场型为主，有更长远的竞争能力。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仍超过民营企业。中国现有的400家大公司，只有72家是民营的。有学者说，中印的主要差别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而印度的发展模式则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型的。这也是印度不少私营大公司走向世界，打造了全球品牌，而中国无数产品出口，却无世界名牌的原因之一。 第三，印度的大众消费占其整体经济的67％，接近美国的七成，远超过中国。这标�矣《戎饕�靠内部消费而不是依赖外贸。在印度的GDP中，服务业占50％（工业和农业各占25％）。所以出现大的国际金融风暴等，印度有相当的弹性承受能力。印度人之所以愿意消费，不仅受当年英国西化的影响，还因为印度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有信心，而不像中国人那样，总想存些钱以防不测，所以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全球第一，2009年为51％，逾半收入存到银行。 第四，印度不实行一胎化，年轻劳动力持续增长，目前印度一半人口在25岁以下；而十年之後，中国就将进入严峻的老龄化人口期。未来10年内，印度将有1.36亿人口加入劳动大军。 第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国家，有三亿五千万人会英语，超过三亿人口的美国。印度的菁英阶层全都会英文，所以印度的企业家和管理层，更有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优势。而中国的企业家、管理层绝大部分不会讲英语。 第六，印度主要是接近佛教的印度教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党文化更有巨大差别。在印度知识阶层中，没有像中国那样假文凭、假学位，假论文满天飞的现象，更无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那样明目张胆的“假博士”官运亨通。在印度民间，诚实、道德、荣誉、责任等价值和信仰，仍是社会的主要根基。好的信誉是健康的商业活动的基石之一，而中国这个环节非常弱。 有中国官方或御用学者强调，如果中国实行印度那种选举制度，就会天下大乱；理由是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资源短缺，文盲多等等。但是，印度的面积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只有29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相当中国的近三倍，但却养活了12亿人口。而且印度的石油资源，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煤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印度的文盲率更远高於中国∶中国成人文盲率目前是9％，印度却是39％。 但是，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已进行过15次全国大选，政治一直稳定，民主制度相当成功。在这种制度下，再加上面的那些因素，无怪乎《印度龟与中国兔》的作者做出这样的结论∶ “一苹自信的乌龟，大声哼著一支英语流行歌，轻快地超过一苹听不懂歌词、神情有些迷茫的兔子。”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11月10日 2010-11-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虚幻的自我安慰：中产阶级队伍在扩大
日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公布一个结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目前中产阶层正以每 年1个 百 分 点 的 速 度 在 扩 大 规模，在大城市当中，这一比率还要高。 这一报告公布的数据与近年来的就业、工资增长、社会分配及消费等各种情况无法“共相”生存，与公众的实际感受更是相差很大，国内网友发出“被增长”的质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第一个幻象：中产阶级队伍的持续扩大及增长 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依赖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赖于现代部门就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工属于低收入，其人数增减对中产阶级人数影响不大）；第二，有赖于就业人口工资的增长。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情况均未出现。 先看新增就业人口的情况。2008年以前，中国已累积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尽管政府公布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74%，但民间调查机构宣布的比率却只有50%左右（大学生们提供的情况表明更低），而且初职就业工资普遍下降。 再来看就业人口收入增长情况。社科院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10%。但在国家统计局调查队举办的“居民家庭投资心态调查”中，只有6.3%的人表示自己的工资增长了。更重要的是，收入增长了10%，但由于房价在这一年当中上涨了将近一倍、其他各种消费品也在提价，收入增长比率远远低于房价增长比率。房价暴涨与物价上涨，意味着中产阶级资产严重缩水，人称“一套住房消灭一户中产阶级”。 一个不能隐藏的事实是：居于中国中产阶级中上端的外企白领，近两年有许多失去工作。早在2009年6月份，就有将近30%的在华跨国企业开始裁员。此后情况更形严重，关闭工厂、裁员、调薪成了外企节约成本、渡过危机的最常用手段。 此外，过去一年当中，由于中国政府用资产泡沫催动房地产行情，其结果是亿万富翁人数增加，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仅次 于美国。与此同时，是中等富裕人群在减少，拥有投资资产在100万美元左右的高资产净值人数下跌了11.8%。 上述资料表明，近几年，中国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这些微观上的萎缩数据又如何能够加总出一个正在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二、第二个幻象：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还制造了一个幻象，即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该文如此表述：“社会流动由‘先赋型’变为‘后致型’，整个社会逐渐趋于高级化，……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 所谓“先赋型”就是社会精英的选拔机制按照血统原则，“后致型”就是按照才能与个人成就。如果这段话是用来描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基本是事实。但如果用来描述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则是罔顾事实之言。这段话恰好有意忽视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一个最危险现象，即社会回归身份型特点，社会结构呈僵化状态。 这一事实就是从本世纪初以来，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家世背景渐成主要决定因素，农家子弟与城市贫民子弟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连就业都很困难，各地相继出现“官二代”现象。 这一被社科院报告刻意忽视的现象，早在2007年就被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所指出。文东茅以他参与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为基础，写了一篇“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文章指出：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文东茅文章指出的弊端，后来被无数事实所证实。尤其是在公务员招考中的“官二代”现象中得到体现。 近10余年来，由于职场之路变得越来越艰困，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往往出现上千人竞逐一职的现象。在人人都希望进入公务员行列，而公务员职位又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职位早已与普通民众无缘。官员子女拥有优先权已从官场的“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人们的首选。仅以2009年为例，湖南郴州市政府在2月曾下发《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入编考试考核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时，其父亲或母亲必须在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9月河南省固始县在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的选拔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人选绝大多数是当地官员亲属。 高等教育产业化使大学门槛大大降低，不少官员子女都能进入大学，这就使得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拥有一张进入精英选拔赛的门票。从此以后，中国的职场竞争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 至此，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它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精英选拔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很不利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将会加剧。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其后果较之财富分配不公更为恶劣与严重。 中产阶级为什么对现代社会的稳定有促进作用？其实人数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能力。社科院这一报告有意回避了这一关键因素，是因为在中国，缺乏政治与社会参与管道的不仅是中产阶级，还包括经济精英。这点，我已经在最近那篇“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一文中涉及。 可以说，这种充满了“中国特色”的“研究”，除了欺蒙公众之外，甚至无法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政策参考。中国要想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只有三条途径：第一，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使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不再成为“奥肯定律”的例外；第二，提高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社会分配机制；第三，建立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管道，让各阶层民众都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团体。否则中产阶级再多，也无法改善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3月1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3/100301\cr\middleclass.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2020 大选主题激变，美国处于十字路口
何清涟 我经历过2016年美国大选，特别关注围绕2020美国大选正在发生的一切，发现今年美国选民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险境，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但更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以前的选票投给谁，只不过是税负高低、福利多少、是否接收非法移民、是否赞成同性婚姻、性别多元化等等。但奥巴马担任总统八年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改变，最后这位总统用毒品除罪化与男女同厕令戏弄了保守派选民，2020年美国大选主题成了回归常识还是沿着奥巴马的道路狂奔。川普这四年执政道路上满是荆棘陷阱，但美国在回归常识上颇具成效，按照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的说法，如果让川普再干一届，美国再也不能回到民主党希望的方向上去了。 也因此，民主党倾全党之力，集结了国内国际社会所有反川力量在合围川普，其中有些手段太过操切，让中间派选民瞠目结舌。就在这白热化的党争过程中，2019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时的所有主题全都出局，以前大选的例牌，发展经济与社会分配孰重孰轻、各族平权、是否应该大量接收非法移民、LGBT性别多元化等全都出局，变成美国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存废之争，尽管两党都未宣布，但事实却是如此。 选择生活安全，还是生活在Defund Police的恐惧之下 本次不少民主党州宣称Defund Police之后，凡BLM与Antifa所到之地，警察退出。这些州全成了犯罪肆虐之地，且不说西雅图那个号称自治的CHAZ国里面两度枪击案与内部每天发生的各种暴力，就说只宣称要“警察改革”的纽约（没敢说全部取消警察），今年以来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非常惊人。从1月到5月30日，汽车劫车率上升了45％，凶杀案上升了60％，纵火案上升了58％，盗窃案上升了28％。与2018年的最低点相比，暴力犯罪总体上高出16％，财产犯罪高出20％。6月还未结束，两组数据让人看到纽约正在变成犯罪之城：自6月1日到7日晚间，该市共发生13起谋杀案，40起枪击案件。而2019年同期仅发生了5起谋杀案，24起枪击案件，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多的一周。 6月20日晚间至21日清晨短短九小时内，再发生多起枪击案，导致八人中枪，其中一人死亡；被媒体称为“地狱九小时”。市警察工会指责，这是市府推行的政策“放弃公共安全的后果”。 美国是地方自治，各州由各州民选行政长官负责治理。在BLM闹腾得最欢的民主党州，恰好也是已经实行或准备部分实行Defund Police的州，例如旧金山、芝加哥、明尼苏达等各州。他们实行了这些措施之后，今年以来，犯罪率都在急剧上升，对此，《华尔街日报》于６月８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警察退出，犯罪率上升》（Defund Police, Watch Crime Return），列举了从明尼阿波尼斯、纽约、旧金山几个警局今年1-5月的急剧上升的犯罪数据。 各族平权，还是倾国之力供养特权民族 这次BLM的诉求是反种族歧视，并称美国对黑人有系统性歧视，要求对当年的奴隶制索赔，开出的赔偿数额是天文数字。 理清一个民族在某国是否受歧视，主要看四点： 1、该国的宪法与法律是否对某民族有歧视性条款。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平权法案》（Equal Rights Act of 1964），并在电视演讲中宣布：“不承认黑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日子已经过去”。历史证明，自此之后，美国法律对黑人再无任何歧视性条款，平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并补充到法案之中。 2、该国各机构及企业对某族群是否有针对性的歧视性条款。在美国，自《平权法案》之后，法律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学校、政府机构雇员均实行种族配额，黑人得到优待。大学招生也同样如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招生率先实行种族配额，对黑人学生实行录取优待，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后来全美大学基本都实行这种招生方针。以哈佛为例，最终录取的亚裔学生SAT分数要分别比白人、西裔、非裔高出140分、270分和450分（SAT满分1600）。 美国本来讲究机会平等，这种优待政策其实是为黑人、西裔等在起跑线上让他们先跑几米甚至十米以上。这种向边缘、少数或特定群体提供招生优待，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做法。但这种补偿最后总会陷入两难境地：被补偿者往往觉得天经地义，要求更多的补偿；但其他族群则会质疑破坏公平，如造成逆向歧视或伪造身份骗取优待等后果。到了奥巴马统治的八年，美国以肤色为特点的身份政治已经形成，一位名叫Ziad Ahmed的穆斯林黑人，因为在考卷上一口气写了一百遍Black Lives Matter，获奥巴马亲切接见，并被名牌大学争相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斯坦福大学——这种按政治正确录取，与中国文革招工农兵学员按出身录取本质上相同，都是身份政治的产物。在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支持下，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产生，砸毁移除历史人物塑像的美国式“破四旧”当时已经开始，但奥巴马从未发声制止。2020年BLM运动，导火线是佛洛伊德之死，但6月22日，BLM的联合创始人之一Patrisse Cullors在The Real News Now上发表讲话，承认“我们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 真实议程比为非裔美国人伸张正义要简单得多，就是要干扰大选，让川普下台——实际上等于承认所谓种族歧视只是借口。 3、社会歧视。这种歧视不是制度保护的歧视，而是社会习俗与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族自身的行为。 关于这点，我觉得美国黑人女性保守派评论员和政治活动家欧文斯·法默（Candace Amber Owens Farmer）今年在佛洛伊德事件之后发表的视频讲话《我不支持弗洛伊德，他不是我的英雄》中，已经谈得非常清楚透彻，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4、在福利系统中是否受歧视。 美国的福利偏向黑人及拉丁裔，尤其是前者的单亲家庭。奥巴马时期，针对黑人、西班牙裔与非法移民的福利支出猛增。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CRS）的数据，如果将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的现金支出折算成现金，则他们在每个家庭中每天的平均支出为167.65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0,054美元，相当于每天137.13美元。在2011财政年度，CRS确定了大约80个重叠的联邦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计划，这些计划共同构成2011年单个最大的预算项目，超过美国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或国防方面的支出。这些联邦项目的总支出加上约2800亿美元的州捐款，总计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对数字没概念，请比较以下数据：2011财年美国财政收入2.30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联邦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用于黑人为主的低收入家庭福利支出。这种情况后来并无太大改变。 这种过份的政策倾斜，并没有让部分黑人满足。这次BLM运动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赔偿要求：给每个黑人发40万美元奴隶赔偿；对黑人实施不用上班的最低收入；黑人免费上大学；无后代的白人遗产給黑人；拟出售的遗产給黑人；白人建筑商必须給黑人建免费住房；白人每月出钱給黑人用于买地，等等。 以上要求的内容还在继续丰富的过程当中。但是，天价赔偿的总额已经提出来了。BET创始人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5月30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称，“现在是让美国白人承认奴隶制造成的损失，并为黑人提供14万亿美元财富的赔偿，以防止该国分裂为独立的和不平等的社会“。 这笔财富有多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第一经济大国美国2019年GDP总量21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的中国为13.84万亿美元，拥有56个国家的非洲为2.1万亿美元。 是否赔偿，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黑人是否全部都希望自己从生到死，不用工作只管享受。 二、基于系统性种族歧视而提出的天价索赔，牵涉到所有美国纳税人，不能由国会说了算，应该交由全民公投。 选择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还是服从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 美国的言论自由，一直是如此阐释：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不是指保障人们说正确的话的权利，它包括人们说不正确的话的权利。但近三十年来左派设置的政治正确禁忌越来越多，尤其在大学校园里与媒体行业，保守派普遍受到排挤，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言论禁忌与思想专制，严重影响了美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1968年以后，当年美欧的左派青年开始了“体制内新长征”，终于成功地让美国大学左派思想基地，人文社科领域基本上是左派学者当家。一些学校早就取消了美国史教育，而代之以黑人受压迫历史。2012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根据肤色给学生打分，佛罗里达州紧跟；2015年，一黑人穆斯林青年在SAT试卷上连写百作个黑命贵，被总统奥巴马亲切接见，随后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这与中国文革大学招生按家庭出身好有一比。 本次BLM运动发生之时，正值疫情期间，多数大学的学生离校，但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说明目前不少大学正在收获自己多年左倾教育的后果，受到政治正确的反噬。 佛罗伊德事件发生后，全美进入骚乱状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安德森管理学院一少数族裔学生要求教授戈登·克莱因（Gordon Klein）取消其期末考试，理由是伤痛过度。克莱因教授回绝了这位学生的要求，在一封给学生的电子邮件中说：“感谢您在以下电子邮件中的建议，鉴于明尼苏达州的悲剧，我给黑人学生特殊待遇。” “您知道黑人的同班同学的名字吗？自从我们上过在线课程以来，我该如何识别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混血儿的学生，例如半个亚裔？您怎么办？建议我对他们这样做？全让还是半数？”这位学生在校园网上公开了这封信，另一位学生Preet Bains在Change.org网站上发表请愿书，要求大学解雇克莱因。理由是因为这位教授“对学生们的反应极其冷漠，轻描淡写和种族主义，对学生同情佛洛伊德之死而悲伤的要求做出了种族主义的回应”这么一封上纲上线、几乎是对教授栽赃陷害的信发出后，截至6月4日，获得1万8千人已签名，并迅速发酵为社交媒体上的威胁。面对公众压力，6月7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校方屈服于学生的要求，将克莱因（Klein）从他的班级中除名。6月7日，安德森管理学院院长安东尼奥·贝尔纳多向学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对克莱因的“麻烦”行为进行调查。院长向学生道歉，称其为替代老师的“额外压力”。马里布警察局发言人对外公布，克莱因教授受到多重威胁后，该警察局为保护教授的安全，增加了在其家附近的警察数量。此举吓坏了其他教授，纷纷主动表态支持学生的要求。 学生花钱在学校读书，教授按规定要求考试，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该修正案允许教师在纳税人资助的大学中“管理课程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以种族歧视名为如此胡闹，学校如此顺从这些胡闹的要求，只能说是法制废弛的表现。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哈拉德·乌里格（Harald Uhlig）在推特上发言，称BLM运动被自己埋的鱼雷#defundthepolice’炸毁，此言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是种族歧视。因为他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芝加哥联储6月12日宣布解除乌里格教授担任的职务。 在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下，所谓“种族歧视罪”，与中共近年的寻衅滋事罪一样，成了口袋罪，什么东西往里一装，就能入人以罪。这是对美国宪政的最大破坏。 结语 宪政与民主，在美国本是宪政约束下的民主，宪政保护的言论自由、法治，以及美国新教守护的家庭价值才使得美国与欧洲不同。 左派用政治正确控制言论，破坏了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用打砸抢、道德绑架、轻罪不罚将某族置于法律之上，破坏了法制；用教育洗脑的方式控制了教育，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随意扩大政治正确涵盖的范围，破坏了学术自由。在不存在法律、制度歧视的情况下，强行指责别人内心歧视，干预了思想自由。 我不清楚美国人是否意识到，2020大选的竞选主题在BLM运动期间已经悄然转换，每张选票的份量不同以往。美国政府5月出炉的《美国2020对华战略报告》中指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第一目标是保护美国人民、国土与生活方式，当时制订者可能没想到，2020大选实际上也是保护美国人民生活方式与公共安全之争。 （原载大纪元，2020年6月2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24/n12210464.htm ）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Brian Lee∶按立牧师为什麽袒护远志明（与刘彤牧师的通信）
（编者注∶这是柴玲就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写给教会的第七封信的附录一。标题为本网所加。） 附录I∶女童之声在2013年的执行主任Brian Lee 与刘彤牧师之间的电邮，要求刘彤牧师调查远志明强奸的指控。刘彤牧师拒绝。柴玲在跟Brian联络后，在最近收到他的原文。并征得他的同意发表。原文翻译如下∶ 发信人∶ Brian Lee 时间∶ 2013年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11:53 收信人∶刘彤牧师 主题∶关于强奸指控的调查 亲爱的刘彤牧师， 在主耶稣基督里问候你。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几周前见过面。我以前是哈佛大学的牧师，带过林书豪，现在在女童之声工作。谢谢你几周前在Santa Clara生命之河教会接待柴玲，我，以及另外两名同事。那个会议非常好。显然主你身上正在做奇妙的工作，也正在大大地使用你和生命河教会。他在这个世代兴起你在属他的教会中作他恩膏的领袖。谢谢你的带领，你为主而发的热心，在恩召中显出的忠心。 我想跟你谈一下关于柴玲指控远志明强奸她的事情。柴玲声称她被远志明强奸过，而据我所知，你是远志明的朋友，也是你按立了他，因此，某个程度上来说，他也在你的属灵权柄之下。 我想先跟你说明一下，不是柴玲要求我给你写信，是我自己做为一个主内弟兄主动写给你的，期待基督身体在这个黑暗世代中发光。希望你认真对待这封信，并作为主里相亲的同工为我写的内容代祷。我只是主的一个卑微仆人，因此我将这些写给你，不是出于自己的权柄，而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出于神的权柄以及他的旨意。鉴于我并未亲历柴玲所述强奸事件的任何相关情节，我不便判断柴玲对远志明的强奸指控是真是假。所以我写信给你是为了完成一个尽责的调查程序，而不是为了肯定或否认这个指控。 我理解为什麽很难针对柴玲关于远志明——一个老朋友——的强烈指控采取行动。你刚见过柴玲不久，她还是个比较新的信徒，而你认识远志明那麽长时间，怎麽能相信她所说的呢？为什麽柴玲20多年后才站出来指控，不早一点公开这件事呢？这件事这麽久了，现在就这麽重要？最后，展开调查是出于什麽目的呢；不怕事情对教会的声誉有损，成为教会信徒的绊脚石吗，不怕事情只会徒增痛苦和伤害吗？这些都是值得一问的好问题。我将会一一作答，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欢迎进行讨论。 我想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如果调查出来是真的，难道不会带来更多伤害和痛苦吗，难道不会成为事工的阻碍吗？某种程度上，我理解这个担心。但是，同时，我相信当教会领袖对他们的缺点和软弱坦诚布公时，这实际上能够启迪会众，让他们更能理解神的恩典和圣洁。我想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犹大和彼得。他们都犯了重罪∶犹大出卖了耶稣，彼得否认了耶稣。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两个罪比其它很多最都重，因为这两个罪都直接伤害了我们的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理由忽略这些缺点，至少有两个理由∶ （1）这些缺点显出耶稣的判断力并不好，因为他选错了门徒； （2）对教会不利，因为教会应该是建立在彼得这一磐石之上的。如果让大家知道教会的初期创始人是否认过基督的罪人，对教会有什麽好处呢？后来，保罗又极为清楚地当面指责彼得，指出他将自己与外邦信徒隔离的罪。如果保罗说出来会打击会众，使之失去对门徒之首彼得的信心，那他为什麽还是要说呢？ 我认为，圣经中的这类例子明显表明早期使徒和福音使者并不担心将真相放在光中，相反，和约翰一样（约壹1），他们都认为任何事情都应放在光中，并且最终耶稣（世界之光）将会归正每件事。犹大和彼得的故事不但没有击垮教会或成为教会的绊脚石，而且还证明了有两条路可走∶要麽是不悔改而被定罪，要麽是悔改而重新站立。耶稣并没有选错犹大和彼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作出错误选择的是犹大和彼得，但是最终彼得作出悔改的选择归向耶稣。同样的道理，如果该强奸指控是真的，你并不用怕事件显出你的判断力不好。我自己也是一个带领人，有人在我带领下工作，我也曾在聘用员工的事上有过判断出错的经历。但是有时是因为信息不全，误解，或是下属自己的欺骗，才会出错。如果指控是真的，主不会允许你被诽谤的。 其次，你可能会想问，为什麽过了20多年当时人才站出来指控强奸，都这麽多年了，旧事重提有什麽好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请理解从统计的角度来说，通常强奸受害者会在多年后认为自己安全、不会再进一步受到更多攻击的时候才会站出来。因此，如果柴玲的确被远志明强奸过，她要这麽多年过后才能面对这件事，我并不觉得奇怪。另外，柴玲分享她有很多往事都是首次去面对的，比如4次堕胎，被前夫虐待等。她在2011年10月所出的书中提到了这些经历。因此我认为可以理解，她接著开始面对下一个受伤的回忆。 但是现在重提这件事有什麽好处呢？美国法律允许报案期是15年，过期之后不再起诉。为什麽教会应该调查多年前的事？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1）像天主教的性丑闻一样，有必要调查所有的性侵指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2）圣经明确指出除非神的子民为他们的罪（如列王及民众所犯之罪，导致以色列和犹大被流放）悔改，否则神仍以他们为有罪； （3）如果远志明确实犯了强奸的罪，那麽他应该全然悔改，才能得救，不至于死（参看雅5:19-20）； （4）如果指控陈述属实，有必要确保远志明不再继续伤害其他妇女； （5）调查指控可形成一种氛围，鼓励受害者站出来分享他们的伤痛，而不是将之隐藏。调查不需要认错或认罪，只是尽责程序的一步。想想天主教会性丑闻，多年来，天主教内高层领袖都不相信这些指控是真的。但是，现在隐藏的事，将来会在房顶宣扬（参看路12:3）；通过调查而非其他方式来处理，对教会和当事人来说都是极佳的选择。圣经不是命令所有重罪指控都应经过调查吗？（参看申13:13-15；22:13-21） 接著又有几个问题∶如果远志明宣称他是无辜的该怎麽办？这样的话将有两种可能。他在说谎（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他的属灵带领人，不再负有责任，因为你已参与调查）。或者他说的是真话（这种情况下，柴玲才是冒犯的一方，她的话将不具可信性）。无论怎样，如果你已参与调查此事，你和生命之河教会都没有责任。至此，又有一些问题。如果远志明承认犯罪并为之悔改？再好不过，他做了主认为对的事。如果是这样，他对悔改应有合宜方式，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结出于悔改相称的果子。（路3:8）我不是法官，不知道应是什麽果子，但是一份简短的道歉声明可能不够，还应有一些形式的补偿。如果远志明认罪，但不全然悔改呢？那麽为了使他的灵魂得救并归向主，我们也知道应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4-5说的那样做。 是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阿门！同时，我们背负著我们的罪和过去经历。正是因此，虽然跟随主多年，我一直在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悔改，尤其是那些伤害别人的经历。假设我对我的女朋友犯了罪，导致她怀孕，后来我信了主，我不能简单说声对不起，我现在在基督里是新人了。我必须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为她提供支持，帮助她抚养那个小孩。不单对于我们的罪是这样，对于我们祖先的罪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麽今天，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就他们祖先在中国犯下的罪进行和解。 也因为此，美国土著要与美国人民就他们祖先对土著犯下的罪进行和解。在教会更是这样。如果教会能站在罅隙之间，就这些纷争达成和解，那将是多麽振奋人心的消息。 刘彤牧师，主给了你权柄和领导的职分，他也呼召你照看他的羊群。我并不羡慕你的负担，相信这个担子正如保罗所说那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后11:29）因此，我祈求主给你力量和勇气作出决定，以此荣耀他并爱他的羊。如果你对我所写内容有不认同的对方，欢迎你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与妻子能在穆斯林人群中成gong植堂，我们将需要在神的带领下学习有效的带领教会。我很期待向你学习。非常欢迎你给我写信或是打电话（号码在下方签名档内）。 谢谢你考虑我所写内容。就我所闻所见，你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愿主帮助你行他看为正的事，愿他因你的忠心服侍祝福你和家人，直至万代！ 主内问安! Brian Lee 执行董事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Brian Lee再写道∶ 亲爱的刘彤牧师∶ 我在跟进三周前给你写信提到柴玲声称远志明强奸她的事情。希望你能读一下那封信，期待你的回复。愿你一切都好，愿你的事工继续荣耀主，多结果子。 祝福！ Brian 刘彤牧师回信∶ 2013年3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12:27 亲爱的Brian: 来信已读。关于这件事我只能说我已经跟柴玲解释过，不想再说一遍。 谢谢你的关心。愿主祝福你，为你祷告，愿主为你在中国开路。 刘彤牧师 ——原载《女童之声》http://www.nvtongzhisheng.org/ 2015-04-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江泽民的人质晚宴
今年的圣诞节，最让我高兴的新闻是徐文立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因为他在监狱的时间太长了，前後两次16年（人生有几个16年啊！）。几年前我在纽约采访过徐文立的女儿徐谨，她当时在美国读大学。她说父亲被抓走时，她还没上小学，到他父亲第一次服刑12年被释放时，她已到美国读大学了。徐文立夫妇的这个唯一的孩子，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的。 报道说，现已大学毕业、在罗德岛当老师的徐谨，赶到芝加哥，迎接在那里入境的父亲。父女在机场相见、拥抱而泣。从照片上看到已年近60的徐文立，不禁一阵感慨。在20多年前的七十年代末，当我在黑龙江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被徐文立他们从事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所感动，曾从哈尔滨坐了一夜火车到北京，在一个四合院里找到徐文立的家。他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编。正在开会的徐文立匆忙当中只和我谈了几句话，塞给我几本《四五论坛》，又匆匆回去开会了。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有活力，充满正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神圣。 或许是徐文立这种使命感使我感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危险性，回到哈尔滨後，我给他写了三封信，表示如果他在北京有危险，可以到黑龙江来，我有地方藏他。没想到大学毕业时，我被留校反省，罪名除了办社团，就是给徐文立的信。据说徐文立把所有信件都编号储存了，他当时一直主张在共产党的制度下合法斗争，他认为自己襟怀坦白，没有秘密。我还以为徐文立会像其他革命者那样，把我的信看过後就烧掉了。被审查时我才意识到，写信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到底把他藏哪儿，那只是一个大学生的热情，再加上吹点牛而已。 我只是被审查了一阵子，而徐文立却不仅遭到逮捕，而且被判15年的重刑。他服刑12年後获释，但几年後又遭逮捕，被判13年。这次他又坐了4年多监狱。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刑期服满才能出来呢？而那时他将是年届70的老人了；而我当年见到他时，他才36岁。共产专制的残酷，想来都令人脊背冰凉。而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徐文立”被关押、多少个“徐谨们”在圣诞之夜，思念著父亲，渴望和亲人团聚？ 中共把政治犯当作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已是公开的秘密。过去在中国申办奥运，奥委会投票表决时，在北京办亚运会之际，在江泽民想和美国拉关系，累积他的所谓政治遗产时，都会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像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一样，扔出几个“筹码”（目的是想赢回更多）。而且几乎都是“遣送”到中国之外的土地上。 当年俄国的沙皇把异议团体的“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共产苏联则把“索尔仁尼琴们”押送到没有人烟的古拉格，强迫他们在那里做苦役。目的都是把他们与世隔绝。现在中共把政治犯“遣送”到外国，并设立黑名单禁止他们返回，和沙皇和克格勃做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不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中间发出独立的声音。它在本质上仍是“流放”。 中东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把美国人、以色列人等抓做“人质”，然後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谋求利益。虽然这也是极为残忍、卑劣的行为，但毕竟人家还是抓外国人，不是本国公民。而江泽民政府则是抓自己国家的人当作“人质”，然後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易”。中共抓本国公民当然比抓自己笼子里的鸟还容易。就在徐文立被释放之前几个星期，据报道，中共就抓了北师大学生刘荻、办网站的刘毅斌、异议人士何德普等，并宣布逮捕异议人士王炳章等，且不说在这之前关押的黄琦、杨子立、秦永敏、王有才、杨建利等。这些人将来都可能作为政治筹码，来和美国“交易”。中共做的是“放一个抓一打”的人质生意。 美国政府对“人质”的政策是，不和绑架者谈判；认为只要谈判，就等於承认这种方式的可行性，那麽今天你通过“交易”使一个人质获释，明天他们会绑架两个、十个西方人质。在今天旅行方便的时代，对这种绑架行为难以预防。因此只有采取不和绑架者谈判，拒绝承认这种方式，来中止绑架行为。美联社记者安德森（Terry Anderson）等八名美国人质被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绑架後，美国政府一直不予谈判和交易，最後他们被关押长达七年才得以获释。这些伊斯兰组织最後承认，这种绑架人质的方式不灵。 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这种“拒绝”策略则很困难，因为“人质”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盘，有13亿之多，根本无法阻止。而且西方如果采取不理睬和不予谈判的政策，江泽民更可以获得利益，那就随便抓吧。禁止了这些独立声音发出来，就可以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声音，统一专制。江泽民政权的残酷，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亚於邓小平时代。 因此，杜绝这种人质现象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铲除中共独创的这种人质制度。让所有的徐谨，都能在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让所有的刘荻，都能在圣诞之夜，和她的奶奶及家人在一起；让所有的王有才、杨子立、王炳章、杨建利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边，不再被铁窗分隔。 《红楼梦》中有句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中共用抓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人质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宴席，说明它已走进这场“世纪大宴”的尾声。每个中国人都使把劲儿，就一定会把这场吞噬人民血肉的“宴席”掀倒。让我们怀著这样的信念，跨进新的一年。 於2002年圣诞节（载《多维网2002年12月25日》 2002-12-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美媒综述：美国与俄乌战争关系始末
何清涟 以前没有互联网，各国的保密制度又有封存多少年的惯例，往往等真相出来之时，世间人事已非。但如今不同，一是有了互联网，泄密渠道多，会催迫不少当事者为了解释而发布一些信息；二是政治极化压力太大，为了赢取某个标的，会发布一些信息，虽然多半是顾头不顾尾，破绽很多。但赌的是公众记忆力有如青蛙般短暂，一般也不分析归纳。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相继发布两篇关于美国与俄乌战争关系的文章，就是这两种压力交集之下发布的，读来颇为有趣。 WSJ：乌克兰战争促使美国国防工业兴盛 2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乌克兰战争何以利好美国经济？》（How War in Europe Boosts the U.S. Economy ）一文，直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两年里，美国国防工业的武器和弹药订单大增。这些业务主要来自设法增强军事能力的欧洲盟国，以及五角大楼”，并指出 “支持援乌的人以前的理由是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或道义责任为借口，最近，他们提出了一个更精明的理由： 这对美国经济有利”，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1、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在950亿美元的追加国防预算案中，有607亿美元指定用于乌克兰，其中64%实际上将流回到美国国防工业基础。 2、美国国务院最近表示，在截至去年9月份的一年，美国有800多亿美元的重大军火交易，其中约500亿美元军火的去向是欧洲盟国，这个交易规模是历史正常水平的五倍多。 3、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两年以来，美国国防和航天领域的工业产值增长了17.5%。 4、此外，今年强调这点，还有一个好处：明尼苏达与宾州各得到几十亿的军工投资，会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这两个州是著名的摇摆州，两党势力势均力敌；如今决定美国选情的如今既不是蓝州，也不是红州，而是六大摇摆州。 以上内容，倒也并非新鲜事，这几年美国非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上一直有分析，直指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势力是军工集团。但由左媒第二大主力《华尔街日报》这么直白地发表一篇综合分析，这事才值得关注。 《纽约时报》：美乌情报合作十年，川普政府走向战争 与WSJ上述报道相比，《纽约时报》2月25日发表的《间谍战争：中情局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对抗普京》（The Spy War: How the C.I.A. Secretly Helps Ukraine Fight Putin）的陈述更为惊人。 我对这篇报道最关注的首先是两点： 第一，#这篇报道显然出自政治安排。该文记者称，“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十年来一直是严守的秘密，如今，其中许多细节由《纽约时报》首次披露”，“在200多次采访中，乌克兰、美国和欧洲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描述了一种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一度几乎因为相互不信任而破裂，后来才稳步扩大，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情报收集中心”。这段话说明，《纽约时报》这种采访不是记者与深喉所为，而是在相关机构的特意安排下进行的。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对200多位军事情报官员的采访，这是禁区，哪个报社都没法独力完成。说白了，是有势力需要这篇报道，《纽约时报》被挑中担任采访者。 第二，记者在文中强调，美乌合作是在乌克兰主动要求下建立的，“时报的调查发现，普京及其顾问误读了一个关键动态。中情局没有强行进入乌克兰。美国官员往往不愿完全参与，他们担心乌克兰官员不可信，也担心会激怒克里姆林宫”，“然而，一个由乌克兰情报官员组成的小圈子竭力讨好中情局，并逐渐让自己成为美国人眼中的关键人物”，这个人物就是2015年担任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瓦列里·孔德拉蒂乌克上将，是他一直在努力创造让美国信任并愿意合作的条件。文中反复提到，无论是批准建立这种合作的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制定了秘密的规则”，明确要求约束乌克兰的行为，防止挑衅莫斯科。而乌克兰人时时触犯红线，为此经常与美国发生不快，记者总结说：“但红线从来都不明确，这导致双方的合作关系持续紧张”。文章还特别举例，在2015年乌克兰自行其是对俄罗斯发动恐怖袭击后，奥巴马的一些顾问曾想关闭这个中情局项目，最后导致乌方孔德拉蒂乌克被撤职。 本文梳理阅读线索供参考： 合作时间：“中情局在乌克兰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2014年2月24日晚的两通通话（俄入侵乌克兰八年以前），“它在十年前生根发芽，在三位风格迥异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川普、拜登）领导下，由那些经常敢于冒险的关键人物所推动，时断时续地发展起来。” 合作部门：在CIA的指导与技术帮助下，建立乌克兰第五局，专司搜集情报。其前身是2016年中情局训练的一支名为2245部队的乌克兰精英突击队，成员都是乌克兰独立后出生的军人，与前苏联没任何感情联系，“新一代乌克兰间谍在俄罗斯境内、欧洲各地、古巴和其他有大量俄罗斯人的地方开展活动”。这个建成的间谍基地网络，包括沿俄罗斯边境的12个秘密地点，欧洲两个大城市。美乌双方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美方是CIA基辅情报站站长（乌方称之为“圣诞老人”），乌方是被任命为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HUR的负责人。 合作红线：中央情报局对此设置的红线是：分清情报收集行动和那些真刀真枪的事情（比如暗杀袭击之类），美方不帮助乌克兰人实施致命攻击行动。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到底想强调什么？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强调美乌情报合作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战争发生于拜登政府时期，但走向战争，却是川普政府时期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造成，为了表明川普政府（不是川普本人）的责任，花了两节篇幅。 川普任期内美国与乌克兰的合作，被《纽约时报》报道解释成川普政府中两个关键人物——#国务卿彭佩奥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两人的强硬反俄导致，他们“蹑手蹑脚地绕过川普”（ Tiptoeing Around Trump），建立了一个由中情局负责、专门针对俄罗斯的部门“俄罗斯屋” （The head of Russia House）。该部门的主管曾在海牙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自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HUR、荷兰情报部门，以及其他机构的代表们在会上同意共享更多有关俄罗斯的情报，结果形成了一个针对俄罗斯的秘密联盟，而乌克兰人则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在“走向战争”一节里如此叙述：在2021年11月和接下来的几周里，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向他们的乌克兰合作伙伴传递了一个统一的信息：俄罗斯正在准备全面入侵乌克兰，斩首乌克兰政府，在基辅设立一个听从克里姆林宫命令的傀儡政府。这篇文章不忘记再次强调：“普京2022年2月24日发动入侵后，美国政府在乌克兰的唯一存在是留在该酒店的中情局官员。他们每天在酒店与乌克兰联系人见面，向他们传递信息。以前的束缚已被取消，拜登的白宫已授权间谍机构提供情报支持，用于对付乌克兰领土上的俄军致命行动。” 为什么会选在此时发布这两篇文章？ 目前美国的大选前形势，让拜登与左派阵营不得不认识到拜登连任是个未知数。 2020年那个有130多个以美国为基地的世界著名NGO、32位州检察长、Face Book与Twitter等社媒全部参加的捍卫民主联盟（democratic Defense Coalition）对选举的全面操控，将拜登抬进了白宫。这些人是否愿意为了拜登再度玩“78天政变”游戏，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为了应对拜登可能失去白宫的变局，这篇文章先做了善后的舆论铺垫： 1、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不是美国。乌克兰主动找上门要求合作，以对抗俄罗斯。 2、CIA的合作始终有红线。但川普政府时期的俄乌合作与西方情报同盟的建立，才是走向战争的关键——这是分散政治责任。你川普不是一直说你在任没有过战争，现在此文证明，就是你的政府要员推动了这场战争。 3、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的近千亿美元，主要留在美国，帮助发展国内工业生产，提振就业，所以，美国人才是援助乌克兰的主要受益者。 上述文章证明1984定律：控制媒体不仅能够控制现在，还能控制历史与未来。只是传播学有条定律：信息的发出不等于信息的到达（被所有受众接受），就在这篇报道发表的当天后，美国以独立党派总统候选人参选2024大选的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侄儿）在推上质问：“中央情报局从2014年开始在乌克兰沿俄罗斯边境建立间谍基地。我想知道如果俄罗斯或中国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立间谍基地，我们会如何反应。”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就算美国人当中有50%愿意跟着主流媒体的节拍起舞，有40%的人不太愿意思考，但总还有10%的人有思考能力，罗伯特·肯尼迪只是这部分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3月5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96189 ）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习总的哈姆雷特之困：反腐败，还是不反？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陷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困。只不过，困扰哈姆雷特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困扰习总的则是反腐败。这反腐败又分为是大反还是小反，是用雷霆手段还是比“润物无声”略强势一些的“和风细雨”。 凭心而论，“不反腐败”那真不是习总的心思，否则他也不用亲率五常委至王歧山常委管下的中纪委，发表那番“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的讲话，因为这番讲话，无论如何也象是对王书记日前那番反腐要“润物无声”的纠正。习总遇到的难题其实是：老虎满山跑，苍蝇漫天飞，打击的标准不好定。以官员的“房子”为例，目前就是一个天大难题。 “房子”在中国引发的戏剧，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更因其与民生有关，还成为民怨的聚集点。因此，从2012年11月下旬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内的反腐与房地产市场的售房潮，主戏就是以官员为主角、房子为主要道具的两折戏。 第一折戏是始自2012年11月下旬的“网络反腐风暴”刮出来的“房氏家族”。在那20来天当中，各地网友趁机举报了不少拥有十几套甚至20多套豪宅的中小官员，根据拥有者年龄性别，分别被称为房叔、房爷、房婶、房嫂、房妹、房祖宗等，能够入选“房氏家族”成员者，至少也得有十几套房子。据说，目前最霸气的“房祖宗”是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程绍春，据称拥有16栋——不是16套。 按照中国的房价，中国的官员不管什么级别，几乎不可能依靠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房，更不用说拥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毫无疑问，这些房源都与其主人的腐败行为有关。一想到自己的资产随时可能曝光，并成为反腐目标，在官员心目中，那些房产就从“财富象征”变成了“风险资产”，官员及其家属陷入为“房子”的焦虑。 于是第二折戏开始，在中国近几十个城市出现抛房潮。中纪委通报显示，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统计，在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的业主中，有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挂名；业主物业出售都要求现金交易，不经过金融机构转钱；物业出手都委托律师全权处理，业主在交易过程中不露面。经核查当年原始记录与账户资金往来，出售物业的业主有部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据说，中纪委、中办、中组部至12月中旬为止，已经召见120多名现任高官，要求其家属停止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账号等。 “房子”问题引发的焦虑，最终变成了“党与政府的焦虑”。中纪委通报还列出北京、天津、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湖北9个省、直辖市党政机关部门高中级公职人员及家属近期提取外币的情况。其中最高为广东17.92亿美元，最低为3.7亿美元。中纪委的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占GDP总量5.98万亿美元的6.9%）；2011年资本外逃达到6000亿美元（占GDP总量7.49亿美元的8%）；2012年资本外逃估计突破10000亿美元（占GDP8.23亿美元的12%）；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亿美元（按GDP年增长7%计算，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7%）。 “党与政府的焦虑”当然不止这点，因为如果官员要抛售房子，意味着今后他们也不会成为新买家，这就关系到今后经济发展大计“新城镇化”的道路是否畅通——这点本人另文分析。 从《经济观察报》1月18日的报道“房子的焦虑”来看，中纪委对各地官员的房产数量其实掌握得比较清楚。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推再推，至今仍未公布40座联网城市名单，据说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完成住房信息历史档案数据的补录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除了数据录入工作繁杂之外，主要原因是因为遭遇了各地官员的无形抵制。据说，为了保障录入工作顺利推进，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向各地长官发愿，“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副部长齐骥曾提出，“部、省（区）集中的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不提供查询服务，查询服务仍按现有的规定实行属地查询。如广东省政府承诺，住房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查询服务权限。正因为事关官员“财富身家机密”，一位从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科研课题的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仅就房产一项而言，全国各地官员腐败证据齐全，习总也多次表达了反腐决心。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即这腐败到底是反还是不反。按照人民的利益，习总必须惩办这些官员，因为“他来自人民”——这是新华社自2012年11月习总登基以来的宣传亮点，关于习总的人物特稿，标题就是“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但人民的“痛快”却意味着党的干部队伍大受折损。真要认真反腐，比如按照《刑法》定的标准，那是步步惊心。我查了一下，煌煌《刑法》的第383条规定对腐败定了四个量刑等级，最轻的是不满5000元处二年以下拘役，最重的是十万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若真依法治国，数千万党政事业机关的干部们大多数都可能符合刑法有关腐败的最高量刑标准，那党务部门及政府将如何运作？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高举“反腐”大旗——因为不反腐败，实在“对不起人民”，且陷习总于言而无信之境——并悄悄修改《刑法》，将“笼子”的网眼做得又大又宽，比如每个官员可以按级别合法拥有5套及20套房产；并定下“非法获取个人房产资讯罪”，吓阻那些敢在互联网上泄露官员“身家财富机密”的大胆刁民。这样一来，“反腐”可以立见成效，并早早收兵。否则，结果将有如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行禁酒令一样，无疾而终——不过，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位置之初，他的反腐还是抓捕了几只大“老虎”的，比如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连襟等红朝贵戚。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月3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1/xijinping-dilemma/）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中国穷富马克思主义者的利益裂沟
何清涟 观察近两年的中国政治，会发现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即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的裂沟正在加剧扩大，执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吏治与应付十八大权力之争的后遗症之上，对中产的民主宪政政治诉求采取严厉打压，动辄以寻衅滋事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腐压力当头，以不出事为最高目标，对农村地区的压制反而有所松动，因此，底层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反而兴旺起来。陕西靖边地区出现的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不少论者为“打土豪分田地”叫好，本文想分析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举动是否能为中国找到今后亟需的制度出口。 底层政治民粹化趋势已成 6月1日，陕西靖边县84户400多名农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队，测量并分配了与其他村组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70亩土地，参与的村民将此次行动称之为“打土豪，分田地”。 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块于1979年承包出去的地归属权有争议，目前归属西峁组，但实际应该由东邦组、前沟组等4个小组共有；二是包括这70亩地在内的1314亩林地由西峁组村民王治忠承包，王治忠家有权有势，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记者调查到的事实脉络是：该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土地归属经过两分两合，现有土地归属其实早在1963确定，划归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国于1979年通过口头协议从西沟村组承包了1000亩荒地，1984年，王建国、郝耀军等7人分别与西峁组签订了《承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这块荒地。经过投入资金人力，这块地如今已经成为林地。在2008年以前，当地村民对此并没有异议。直到2008年，，靖边县工业园区向杨虎台村征地，过去不值钱的荒地也能得到大笔补偿款，村民们开始争夺这些荒地的所有权，以期分到土地补偿款。（详情见《土地纠纷引陕北400余农民“私分”田地》，中国新闻网，2014年6月22日） 王治忠父亲承包该块土地时，只是个普通农民，他家变成“有权有势”的“土豪”，应该是承包土地后的事情。当地政府判定为土地纠纷，是基于契约关系构成的事实。这类事情其实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常普遍：荒地承包出去之时并不值钱，承包者经过多年资金与人力投入，经营见效，进入收获期，当地村民就开始要求变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为这类纠纷太多，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希望为这类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政府与底层围绕土地的政治博弈 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围绕资源再分配展开、透支资源支撑发展，如今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资源枯竭与大范围的环境污染，仅剩下土地这一种最值钱的资源，政府、民间全都盯上了这块生财宝盆。 从2008年到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6年间增长了一倍，从61330.35亿元增至129143亿元，而同期土地收入而翻了两番，从2008年的10375亿元猛增为2013年的41250亿元。土地收入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从1:6增长为1:3。 政府利用对国有资源的绝对支配权强征土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市、镇、村三级合谋侵夺村民土地的普遍现象，全国每年逾20万起群体性事件，土地纠纷占了30%以上。各类土地纠纷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有陕西靖边这种群体与个人、村级组织与个人，以及个体之间的争斗。《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例精选》一书收有各种案例。 土地纠纷如此纷繁，其根源都在于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造成的所有权虚置状态。对政府而言，所有权虚置状态为政府侵夺农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让政府拥有农村土地事实上的支配权；对农民而言，集体所有这一名义也同样为他们觊觎他人财产、藐视契约权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决因为征地而引起的官民冲突以及农村频发的土地纠纷，一劳永逸的方法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化，所谓农村社区重建等事项，在私有化问题解决之后再来解决，则有了制度依托。 目前政府的新城镇化政策，是只顾了财政需要的短视之举。在就业本已非常艰困的条件下，农民失去土地就会成为实质上的流民，流民社会是“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社会基础，但不是宪政法制国家的基础。 “富马克思主义者”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利益分裂 习近平上任以来，因为上层严重分裂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集中权力，出于对民主政治的恐惧，习几乎拒绝一切社会阶层对政治的参与，因而，有限的政治参与（比如建言）多以投机为主，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本来就局限于网络言论，在强力打压下，言论空间日渐压缩。以新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使底层流民化趋势加速。 这种拒绝任何社会参与的独裁统治，将政治变成了少数人垄断的精英政治，公权力对资源与思想文化资源的全面趋强，必然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更趋严重。滑稽的是，在权贵资本如此发达的今天之中国，中国的思想控制仍然得乞灵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实际上让中共自身、尤其是让中国社会陷于一种难以解脱的困境。 共产主义政治从娘胎里带来的理想病，就是要以“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消灭有产者。它的现实病却是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必然养成新特权阶级。这一结局，苏共无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中共曾借经济改革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权贵官僚集团利用权力 抢钱，又造成了新的危机。目前，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其实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集团）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富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坚持，一是为了政治合法性，二是除此之外，无别的理论抵御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两者，都与所谓意识形态的纯粹性没有半点关系。 问题是，中共当初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本土化时，“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并以此成功地动员了底层社会参加革命。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意识形态仍然沿袭了当年革命党时期的特点，继续灌输这类思想。如果说当年中共的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需要对群众充分动员与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剥削有罪，剥夺剥夺者是神圣革命，那么今天中国的底层社会根本不需要再灌输这类理念，底层神圣、 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剥夺者有理等观念，他们自小通过学校教育、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无处不在的浸染，已经内化为思想的一部分。加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的中国特色，他们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贫穷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贪官污吏们的剥夺所造成。既然你们能够用权力抢钱，我们就要用暴力将钱抢回来。 如今，政治裂沟 的一边，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用枪杆子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边，则是数以亿计的社会底层想要回自己拥有的那一份，“要将自己失去的夺回来”。前者说自己是全体人民包括后者在内的代表，在为人民看守家财；后者称那家产本就是我们的，如今大家要分家产，要革命，也就是说，要象当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一样，重新来过。中国已经陷入制度性无出路状态。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5期 2014年7月11日—7月24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560）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美国防范核攻击：中美之间的敏感 24 小时
程晓农 10月初的第一个周末，川普（特朗普）总统感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入院治疗。他住院前后的24小时里，美国采取了防范中共核攻击的措施，而中共则低调回应。这是一种典型的处于冷战状态的两国互动模式。中美关系从今年7月开始已经180度大逆转，这种逆转意味着双方开始全面为敌，两国关系进入了敌国之间核对峙的高度紧张状态。 一、川普染病，美国启动核攻击防范行动 10月初是中国的国庆长假，在此期间美国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川普总统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而短期住院；第二，美国似乎启动了防范中共可能趁机发动核攻击的行动。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这些行动至少包括，安排实施“二次核打击”的多架空中指挥机升空备战，同时通知相关盟国。与过去的美苏冷战时期不同，这次美国防范的对象是中共。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表示，这是冷战时代美国总统可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美国的标准做法和正常程序。 所谓的“二次核打击”是冷战期间核大国对付敌对国家的最后手段，即己方一旦遭到对方的第一次主动型核攻击，便会动用藏身于深海水域的战略核潜艇，用多艘核潜艇上的上百枚洲际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向敌对国家发起报复性全面核打击，彻底消灭敌对国家。这就是冷战双方的“红线”，或者说是底线，你如果摆出核威胁姿态，我就随时准备做出最强烈的核反击。 10月2日凌晨，在川普宣布感染新冠病毒前半小时，美军起飞了两架海军的E-6B“水星”通信中继机，分别到达美国东西海岸的指定空域华盛顿特区附近和俄勒冈州上空，展开战略警戒。E-6B是美国联合战略司令部的空中指挥机，总统和国防部长在美国受到突然攻击时，可以通过这种空中指挥机向战略核潜艇、陆基洲际导弹及战略轰炸机下达作战指令，对发起突然袭击的敌国精准发射远程核导弹，予以毁灭性打击。所以，它又被称为“末日飞机”，因为它发出的攻击指令具备在美国遭遇危险时毁灭敌方的能力。这两架神秘的E-6B“末日飞机”，一架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廷克空军基地，另一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在正式公布川普染病的相关消息之前，先向盟国政府做了通报。美国通报的盟国包括日本，不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等知道相关情况，连日本东京都知事（市长）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都知道了，她公开表示，美国公布川普总统染病之事前她已经知悉。这是美国对可以信任的盟国的做法，而中共显然不在美国事先通报的盟国名单上。 二、中美冷战直接起源于“古巴导弹危机”的21世纪现代版 美苏冷战结束30年后，美国又一次面临另一个红色大国的核威胁。习近平去年国庆节还在讲中美之间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但四个月后便用三个核威胁行动撕碎了所谓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前景。美国为了自卫，不得不与中共进入冷战式的全方位对抗状态。中共在国内宣传上，把中美关系逆转的责任完全赖到川普头上，但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共很清楚，川普总统原来并没打算发动对中共的冷战，而是想通过经贸谈判来解决技术偷盗和贸易赤字问题。正如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10月7日的文章《新冷战、软脱钩与21世纪秩序模式》所言，“特朗普主义不是严格的冷战主义”。 去年的中美经贸谈判陷入僵局，中共把技术盗窃活动列为谈判的“红线”，要求美国只讨论贸易问题。到了今年1月，因为中方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承认大量存在的技术盗窃活动，更不肯做出终止此类活动的承诺，中美经贸谈判已成死局。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选择用核威胁向美国施加压力，于是就发生了下列三个事件。第一，今年1月底中共派海军舰队和战略核潜艇到中途岛海域演习，试探美军在太平洋上防卫的最后防线（第三岛链）的防卫能力，并通过外宣媒体宣布，这次演习表明，中共海军具备了用洲际核导弹打击珍珠港的能力；第二，中共于今年3月宣布，对美国实行核打击的战略核潜艇已经取得了南海的安全“发射阵地”，因为通过造岛把南海的国际海域变成了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美国随时处在中共的核威胁之下；第三，它在今年6月底宣布，通过完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导弹装上了“眼睛”，可以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打击。这三个威胁行动的组合，就是美苏冷战时期“古巴导弹危机”的21世纪现代版。 1962年夏天苏联在距美国佛罗里达州仅90英里的古巴部署了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美国U-2侦察机于10月发现这些导弹后，肯尼迪总统下令进行海上封锁，以阻止任何导弹继续运进古巴，同时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所有进攻性导弹；最后苏联让步，撤走了核导弹。当时苏联只有不超过10枚的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配备在北极星潜艇上的导弹就有144枚，此外还有294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为了扭转自己与美国之间的核力量不平衡态势，把中程核导弹部署到古巴，想借此提高它的第1次核打击能力，结果完全失败。 21世纪冷战双方的核对抗不会再重复古巴导弹危机的陈旧做法，冷战中的双方都具有用洲际导弹的核弹头攻击对方的能力，可以实现远程攻击；防卫的一方则靠对敌国核导弹的拦截能力来保卫领土，同时用“二次核打击”的实力来遏阻对方。中共现在也处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的类似境地，它的陆基洲际导弹面临美国的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只有少数几艘战略核潜艇能突然袭击美国，于是中共就把对美威胁的主要手段确定为战略核潜艇，结果同样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中美冷战爆发。然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西方各国媒体基本上都忽视了中共对美国发出核威胁的这三项行动。 三、中美海军在巴士海峡对阵 美国对中共可能的核攻击的高度防范，是中美进入冷战状态的标志，而川普染病之前中美海军在巴士海峡刚经历了一次核潜艇追踪和对峙。今年9月25日《多维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导，《台海周边海域，反潜暗战密集开打中》。据此报导说，从9月14日开始，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关岛至马里亚纳海沟（关岛至菲律宾海域）地区进行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演习，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从日本横须贺出港参加演习。此次军演9月18日结束后，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巴士海峡慢慢地以南北航向交互行驶，美国的洛杉矶级核潜艇也参与水下巡逻，而美军的P-8反潜机、E-8联合监视雷达目标系统机（J-STAR）等军用飞机则在这个海域反复监听侦测；与此同时，中共的运8Q反潜机也在巴士海峡周边空域搜集美国核潜艇的资讯。 这则消息表明，美中海军在做同一件事：搜索侦察对方的核潜艇。如果中共不从三亚榆林港山洞里的第二潜艇基地出动具备对美威胁功能的战略核潜艇，美军的反潜作战演习就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目标；既然美军的反潜飞机出动，说明在巴士海峡发现了中共的核潜艇，因此展开了侦察潜艇行踪的行动。巴士海峡是中共核潜艇进入中太平洋的主要通道，它携带的水下发射的潜射洲际导弹可以威胁美国本土，美军的演习目标之一就是封堵这个通道，而中共核潜艇则出来迎战。美苏冷战期间，双方的核潜艇经常发生相互对阵的情形，1984年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出版过一部军事小说《猎杀红色十月号》，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描绘的就是这样的惊险情节。如今中共主动挑起了新冷战，其核潜艇也开始与美军在水下交锋。 有了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海军在巴士海峡对阵之后不到十天，当川普总统染病时，美国要启动防范中共核攻击的行动，因为美国必须对川普总统确诊染病后的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当时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应对紧张有序，川普总统入院前后3次亲自对外发布消息，包括通过推特宣布感染讯息、去陆军总医院前发表18秒视频，又主动在推特上报平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宣示，川普总统的状况基本良好，能继续有效履职；同时也是给冷战对手中共一个警告，别想玩突然袭击。与此同时，两架E-6B空中指挥机升空警戒。 四、“末日飞机”升空24小时内中美之间的互动 在和平时期，美国有时会用1架E-6B飞机在北美大陆各州之间作中程飞行；而10月2日午夜过后却同时有2架空中指挥机分别起飞，抵达美国东西海岸后在这两个空域来回绕行。美国的这种冷战中的常规战略预警行动，旨在提醒潜在的敌国勿趁总统染病之机冒险袭击美国。在这2架空中指挥机起飞后的24小时里，美中双方发生了一系列互动。 通常，美国海军的E-6B空中指挥机如果升空进入战略预警状态，不会打开与空中民航管制系统联络的应答器，以免空中指挥机的行踪暴露在民航的在线飞行地图服务网页上。但这2架空中指挥机都打开了民航联络应答器，于是全世界都能通过民航的在线飞机动态网页看到它们的空中位置。 当日凌晨3点多，也就是2架“末日飞机”分别抵达预定的盘旋空域时，Forbes网站便刊出文章，引用一位“开源情报从业者”Tim Hogan的话说，如果飞行员打开民航联络应答器，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飞机能被看见。这篇文章同时引用了美国军方发言人的声明，说明这是例行训练，与川普感染新冠病毒“纯属巧合”。可以理解的是，美国的“末日飞机”起飞，本来就属于战略警戒，美国并不希望中共过度反应或错误解读。 中共军方何时获悉“末日飞机”起飞一事，现在并不清楚。中共显然不愿意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出面做出反应，那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就是美军“二次核打击”的目标国。所以，中共的做法是，把相关消息公布在国内网站和外宣媒体上，最早发布这一消息的是腾讯网，其新闻标题是《“末日飞机”在特朗普确诊前升空待命？美战略司令部急忙表态澄清》，刊出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3日午夜（北京时间10月3日中午），距离“末日飞机”起飞仅间隔24小时。 中国的国内媒体和网站未经高层批准，不敢擅自报导任何军事方面的消息。此次刊登这则消息，显然系高层授意，而且报导内容也是中共军方提供的，其中包含美国媒体并未报导的内容。中共在网站上发布这一消息，其目的是提醒美国，中共已经知道美国发出的警告信息。这样做有两重含义：第一，显示中共不准备实施核攻击这样的突然袭击，因为，如果中共准备进入临战状态，就不能在互联网上公开讨论；第二，告诉美国，对美国的“二次核打击”，中共已经开始提防。 中共显然对美国的战略防范行动十分在意。《多维新闻网》在10月4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面对历史性险境中的美国，各国争相示好特朗普的背后”的文章中说，“川普感染新冠病毒，是美国在和平时期所遭遇的重大危机之一，其危险性不亚于一场外部突然袭击。因此，很快美国的国家体制就做出了反应，实质上已进入准战时体制。美国海军2架E-6B‘水星’通信中继机升空展开战略警戒……特朗普总统虽然继续履行总统职务，但他转移到美国陆军总医院，也有利于在危机时期加强对总统的安全保护，并便于其进行军事调度和指挥。此举具有对外示警作用。” 搜狐网上的一篇文章则说，“E-6B‘水星’是‘一架有能力杀死地球上所有人的飞机’，‘末日飞机’的起飞是在发出警告，任何敌国敢借机发动对美国的袭击，将遭受核打击”。冷战状态下核大国之间相互高度戒备是常态，中共挑起中美冷战后仅仅3个月，就经历了美国的一次非常冷峻的战略型警告。 许多人现在对中美冷战如何被点燃、何时开始、今后将会如何等情势尚不甚了了，而美国对中共核威胁表示高度警惕的行动以及双方的互动反应，就像是一堂真实的冷战大课。什么叫冷战？双方为防止对方的核攻击而随时高度戒备，这就是冷战。这一次实际上是中美双方就防范对方核攻击和准备己方“二次核打击”这个冷战中最大的课题进行了一次演练。对美国来说，这样的演练在美苏冷战时期有过多次；而对中共来说，则是它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足以让它胆战心惊的一次。既然中共已经点燃了中美冷战，它就不得不进入全方位的冷战式对抗。而处于双方随时防范对方核打击的冷战局面下，中美关系还可能友好吗？中美关系从今年7月开始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它标志着中共开始与美国全面为敌，两国之间不再有合作，彼此关系进入了敌国之间核对峙的高度紧张状态。 原载大纪元，2020年10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0/13/n1247138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程晓农：斯诺登 - 无知青年还是中共间谍
《希望之声》对程晓农的采访 嘉宾: 程晓农 主持人:俞珊 2013-06-23 21:54:51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对美国政府来说不亚于一场恐怖袭击。很多人都在猜测，他泄密的动机是什么？泄密地点为何会在选在香港而不是其它国家？他会不会是中共的间谍？今天的中国观察节目，本栏目嘉宾，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就上述问题做深入分析。 主持人：程老师您好！ 程晓农：你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好 ！ 主持人： 据媒体报导，现年29岁的斯诺登今年5月20号到达香港，6月9号他通过《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制定的”棱镜”计划。按照斯诺登的说法，美国情报机构的这个计划侵犯了美国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是违法的，为此他的”良心”过不去；愿意放弃年薪20几万的收入，站出来维护美国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奥巴马政府对此响应说，国安监听不仅合法，而且守法公民不用担心。首先一个问题，斯诺登所说的美国的这个监听计划究竟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 程晓农：这个监听计划其实在美国叫做总统的监视计划（PRESIDENT SURVEILLANCE PROGRAM），这个计划是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签署的一个爱国者法案的产物。就是说，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为了追踪可能继续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这些恐怖份子，当时总统授权开始一系列监听活动。因为当时美国对恐怖份子几乎是一无所知，不然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当时的恐怖袭击是在美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后果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法案本身并没有秘密，这个法案当时美国人都知道，而且都赞成的。这个所谓的总统的监视计划是爱国者法案下面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关于这个方案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一直在逐步实施。2008年11月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5个情报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等五个情报机构，也包括这次被牵扯到的国家安全局，这5个机构里面都专门设有“总检察官”，这个“总检察官”是负责内部监察的，就是代表政府对这几个机构的运作，以及内部有没有问题而进行监察。这5个机构的总检察官联合作了一次调查，内容是关于总统的监视计划，就是现在正谈论的”棱镜”计划，他的运作状况、运作结果，以及美国民间对这个项目的批评，最后还有这5个总检察官从它的合法性角度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以一份报告的形式公布。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总统监视计划的不保密报告”，Unclassified report，也就是说，这个报告是公开对全民的。这个报告公布在美国的一个网站上，所以任何人只要去查，马上就能查到。这个报告详细解释关于这个计划操作情况以及它的合法性所在。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批评”棱镜”计划是秘密监控，这是批评者自己的无知。 主持人：就是说，美国情报部门的监听计划不仅合法，而且调查报告也是公开的，这一点作为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斯诺登应该是清楚的的。哪他为什么还要说谎，混淆视听哪？ 程晓农：这就是对斯诺登这个事件从头到尾应该怎么看，我想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原因在于你对他的话是怎么理解？换句话讲，用美国人经常用的话来说，斯诺登这个人的话，是不是具有可靠性？还有，斯诺登的人品如何？有没有诚信？对美国人而言，一个人的人品有没有诚信，是他们信任一个人或不信任一个人的很重要的关键。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如果经常撒谎，或者在重大问题上撒了一次谎，那这个人的人品就令人置疑；一旦人品被人置疑，那么他的其它话，大家都会保持怀疑。斯诺登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话从字面上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若仔细分析的话，里面是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如果你仔细分析那些矛盾重重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更像一位撒谎者，英文叫liar。 主持人：对于斯诺登为何要泄密，动机如何，各媒体的分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斯诺登这么做是为了出名；也有人认为，他这么做是出于天真和无知的表现。斯诺登本人在接受媒体专访中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捍卫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他”愿意牺牲掉一切（包括工作、收入、女友），否则良心不安。既然是捍卫全世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何不去一个人权纪录好的国家，却偏偏去一个连自身的自由和权利都难以维持下去的地方？程老师，您认为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程晓农：主持人这次谈到斯诺登的时候，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无知青年”，一个是“中共间谍”。这两个词也许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应斯诺登的特点，这两者可能不是矛盾，这两者可能是统一，就是他既是无知青年，他也可能是中共间谍。 这样讲的原因是，我看到纽约时报有篇报导，专门谈斯诺登在高中时候的情况。高中时候，他是一个有相当大野心的人，学过普通话，对武术非常感兴趣。20岁的时候，斯诺登在网上写过这样的话，他说：‘伟大的人不需要用大学来让自己更自信，他们会得到所需要的默默成功，名垂青史’。另外他还写到，‘从职业上来说，中国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斯诺登的原话。也就是说，20岁的斯诺登其实对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兴趣了。但是他并不懂中国。 那么，谈到斯诺登的动机是什么，从他的字面上来讲，他说，他要反对政府对老百姓的监控。刚才我们谈到，美国政府监控的不是老百姓的日常言论，也不是他们的批评政府的行为，而是监控恐怖活动。那么世界上有没有监控老百姓日常言论，监控他们对政府批评的政府哪？有的，那就是中国政府，那就是斯诺登很喜欢的中国。但是很奇怪的是，恰恰斯诺登喜欢的是这个最监控老百姓的、最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政府，所以你说他无知也可以，说他别有用心也可以。那么反过来讲，他说，他的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反对政府监控，这个话就不对。因为他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政府一个字。如果他真要反对政府监控，那么他第一个要批评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用监控对付的不是恐怖份子，而是普通老百姓批评政府的一言一行。所以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斯诺登在撒谎。不是因为他要反对网络监控，而是因为他有某种原因，要和中国政府挂上钩。 主持人：关于斯诺登是不是中共间谍，斯诺登在回答网友的疑问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中国间谍，我为什么不直接飞去北京？”，程老师这个你怎么看？ 程晓农：斯诺登其实自己心里很敏感。他很担心大家说他是中国的间谍，所以他在卫报的网站上接受网民访谈的时候，主动说了这个事。他说：我与北京无关，所以我不是间谍；然后用了一个很荒谬的理由说，如果我是中国间谍，那我就会从夏威夷直接直到北京。这个话再次显示是撒谎。原因很简单，斯诺登持的是美国护照，在夏威夷没有中国的领事馆，因此他没有办法在夏威夷拿到中国签证，他是不可能从夏威夷登上一架从夏威夷直飞中国的上海或北京的航班的，他去不了北京；他必须去香港，因为持美国护照飞到香港不需要签证，可以拿到落地签证，然后下一步就是从香港可以到北京。但是，斯诺登在这里绕了弯，试图掩盖一件事情。 主持人：他到了香港为什么不申请去北京哪？ 程晓农：这个是稍微对情报机构工作规则有了解的人是会充分理解的。就是要反问一句，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定要把他接到北京去？一般来讲，一个外国的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果叛逃，投奔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他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为这个外国政府立过大功的，这个功要大到让这个外国政府觉得，我不保护你一辈子，我问心有愧。那么斯诺登现在立的功并不大。但是更重要的一条是，外国政府收留他的真正原因是，这个人具有战略性价值；就是说，他身上掌握着很多资料，再过20年、30年也不过时。特别是，比方讲，这个人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外国间谍网络，如果他掌握这样一个资料，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讲是个无价之宝，那很可能会乐于把他藏在中国、藏在北京，保护起来，然后经常找他咨询。但斯诺登也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前面提到说，他讲：我没去中国，意思是，我要是中共间谍，我就直接去北京了。这个话其实不对，如果他只是一个重要性有限的小间谍的话，中国政府是不会要他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犯不着为一个小小的斯诺登，和美国最后撕破脸。就是说，斯诺登的这个话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漏洞的。 刚才他讲的这个话里面还有一个漏洞。斯诺登回答说，他和北京、中国政府没联系。也许，他是没有和中共的某官员直接见面。但是，我们提到，斯诺登是撒谎者，所以他这句话本身是可疑的。就算他这句话说的是实话，那么也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和拿着官员名片的正式官员身份的人见面，不等于说斯诺登和中共没联系。比方说，（中共）派个女间谍和斯诺登交往，你能说这个女间谍就不代表中共政府吗？另外，他到了香港，所有在香港和他见面的人，不管他自称是港府的人，还是哪个部门的人，人家只要不说他自己代表中央政府来，那么斯诺登就可以假装说，我不知道你们和政府的联系，其实，斯诺登的心里一清二楚，他在到达香港那天起，他就是在中国政府的手里头。我后面还会谈到。 其实，香港政府没有权利处理有关斯诺登的事情；所有的决定，包括斯诺登吃什么、住什么，住在哪里，都是由北京政府决定的。这一点是香港基本法写的清清楚楚的。香港基本法当然没有提到斯诺登，但是提的很清楚的是，中央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也就是说，涉及中国和香港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事情，香港特区政府无权过问，由中央政府负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香港政府要做的话，他也是以中央政府的白手套或者是办事机构的身份出现。就是办事让他出面，比方说和斯诺登讲话，香港政府可以派个人去，但是做决定的，绝对不是香港政府，香港政府没有那个胆量，也做不了任何决定。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斯诺登选择在媒体上爆料的时间，斯诺登5月20号就到达香港了，可他等到香港时间6月10号才让媒体公布他的这些爆料。他选的这个爆料的时间上有什么讲究吗？ 程晓农：很明显，爆料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巧的。这个爆料时间选择的时刻，是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谈刚刚结束。名义上，或者表面上讲，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外交上的会谈已经结束了，但是习近平还没离开加利福尼亚州，还在当地。就在此时此刻，斯诺登出来了，然后狠狠的对美国扇了一个巴掌。这个作法很显然的，如果（斯诺登）要是提前24小时，奥巴马和习近平还在会谈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公布，奥巴马如果在会谈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习近平是比较尴尬的。因为奥巴马只要追问一句，这个人跟你们有没有关系？不然为什么躲在香港，受到你们的保护？习近平无法回答。所以，选择在香港时间6月10号上午，正好是美国加州时间晚上12点，也就是这边刚刚谈完，那边就公布。这个时候，奥巴马已经没有机会再追问习近平了，奥巴马只能默默承受斯诺登发动的这轮攻击。后来的效果，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内，在世界各国，也引起一连串的效果。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斯诺登在香港期间他所做的一切行动，甚至我们往前回顾一下，他到了这家夏威夷的给美国国家安全局承担数据处理任务的承包公司，从他上班的第一天起，斯诺登其实就有一系列非常可疑的行径。我这里简单的回顾一下。斯诺登在到这家保安公司工作之前，他是在夏威夷居住，和他跳钢管舞女郎的所谓女朋友在一起。今年的4月下旬，他被现在他工作的公司雇用了，叫博思这家公司。这公司雇用他以后，第1个星期把他派到美国本土，正好是他的母亲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到那集训。所以他的第1个星期在美国上班。他是4月底回到夏威夷，从4月底到5月20号他逃离夏威夷，中间有3个星期。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这个公司的办公室里上班，只有3个星期。 在这3个星期当中，他做了一系列非常可疑的事情。第一个是，他从美国受训完毕回到夏威夷，本来一般人找到一份新的不错的工作，要上班了，和女朋友应该要找一处好一点的房子，或在现在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准备过舒服的日子。斯诺登正好相反，他是在5月1号这一天，就是他从美国受训回来，立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原来的住处给退掉。退掉房子后，后来媒体们在夏威夷到处查找，再也没有媒体找到过斯诺登到底在夏威夷这家公司工作的3个星期里他住在哪里？换句话讲，斯诺登在到这家公司上班前，他就做好准备要藏起来，不想让人知道，他在夏威夷住在哪边，这是非常可疑的。 主持人：就是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常规。 程晓农：他符合间谍的行动特征，但是不符合正常人的特征。第二点，斯诺登在夏威夷这家公司，叫博思公司上班后的第1个星期，做了一件证明他很快要泄漏情报的事情。那就是，他在第1个星期刚上班，还没看到什么资料的时候，就联系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有情报要泄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说，看到了资料，然后出于某种原因，他要泄漏；而是先准备泄漏，再搜集情报。这个行为也是符合间谍的特征。一个人到一个新的机构上班，在没看到资料之前，你不会想到说，我要先泄密去；除非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准备当间谍的计划，或者他已经是个间谍，那么他才会这么做。斯诺登从来没有解释过我刚才谈的这两点，也没有任何媒体分析过这两点。但是，这两点确实相当可疑。 接下来第三点，斯诺登的行为也是非常可疑的。就是他在5月20号和他跳钢管舞的女郎没有告别的情况下，突然开溜了。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接到了指示要他走，所以他在不能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走了。根据英国卫报后来在香港的旅馆看到他，发现他带着4台电脑。这又是一个间谍才会有的问题。我们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电脑里有数据，那你买两个可移动的外接硬盘，把资料下载在硬盘上，带着硬盘走就行了。你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背着4台电脑走。什么情况下一个人要把一台电脑扛着走？而且不只1台，带着4台？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3台电脑，他非带着不可。什么情况下让一个人必须带着另外3台电脑，很重的背着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3台电脑他打不开，但是他想要里面的东西。什么情况下电脑是打不开的？就是那不是他的电脑，那是别人的电脑，加了密码的；他在短期内来不及解密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我要把别人电脑里的资料带走，又不能下载，也打不开，干脆我只有带着电脑走；将来到了香港，慢慢解密，解不开了，还可以请中国有关人员帮忙解。这就是他带着4台电脑的合理解释。从这个形式来看，很显然斯诺登有间谍行为。 主持人：关于斯诺登的最新消息，媒体报导说斯诺登以于6月23号香港时间10时55分登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莫斯科。然后再飞往古巴的哈瓦那，再飞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对于斯诺登的离开，香港媒体说，斯诺登是自行循合法和正常途径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可是斯诺登早在6月13号，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他说他并没有打算离开香港，并准备在香港法庭挑战美国政府。那他为什么又突然离开香港，前往委内瑞拉，而不是他想去的冰岛，也不是他说的莫斯科，这你怎么看？ 程晓农：对，关于斯诺登为什么不去冰岛？他在香港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的目的地是冰岛。当时很多人很怀疑他这个说法，觉得是胡扯。事实上，他5月20号到香港，从香港到冰岛，只要登上任何一个往欧洲的航班，很快就能办到。他在香港待了整整20天不走，然后，从斯诺登曝光以后，他又藏起来。据香港媒体报导，是藏在一个安全的屋里。很显然，是有人替他提供安全居住场所，也提供生活费。也就是说，斯诺登其实去冰岛的说法是个借口，或是搪塞之词。他根本没打算去冰岛。最后一个证据证明他不想去冰岛，现在他已经到了俄罗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有直飞冰岛的航班，如果说他真的想去冰岛，此时此刻他应该放弃从俄罗斯飞往古巴的机票，转道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飞到冰岛，那不就到目的地了吗？他也没有这样做。明天，就是说6月24号，下午2点，他的机票显示是从莫斯科机场起飞，直飞古巴，同时这个航班将从冰岛上空经过。换句话讲，他是经过冰岛也不想停留。所以冰岛这个说法是纯属唬弄人。 关于他在留在香港的说法里，又有一大堆谎言。例如，他说，他在香港觉得很安全，首先他相信香港具有抵制美国政府的能力，另外相信香港的法治，也相信香港的民众。当然现在知道，此时此刻斯诺登已经逃离香港，所以关于他相信香港的说法，全都是胡扯。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在他逃离香港之前，他讲的这番话，所谓相信香港政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和能力，相信香港的法治等等这番话，确实很多不了解香港情况的西方人是被蒙了。但是，对于了解香港情况的中国人而言，这就蒙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香港的太上皇不是香港的特区政府，特区政府上面还有一个领导，就是中联办，那个才是香港的真正主人。香港特区的首长必须要听命于中联办，甚至他们还要听北京国务院港澳办，还有设在香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因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真正身份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这些都是香港政府的老板。这些老板说的话，特区政府的官员是半个字也不敢不听，更不敢违背。 而且我前面提到过，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换句话讲就是，香港特区政府不得插手外交事务。那么，斯诺登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中国和美国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涉及外交事务的案件。因此，在这个案子上，香港政府只能当办事员，老板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香港政府甚至在未经老板许可之前，半句话是不敢讲的；如果他讲了什么话，发了什么言，这个言也是经过老板的审批；换句话讲，香港政府是个魁儡，一个牵线木偶。所以，这样的牵线木偶，香港政府哪里有抵制美国政府的能力？至于法治也是一样。法治问题在香港的内政上，香港有自己的法律，但是涉及外交事务，香港的法律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所以，如果中央政府指令香港特区政府好好保护好斯诺登的安全，香港所有的法律都要为这个指令服务。所以，从这层义上讲，实际我们上很清楚知道，所谓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涉及斯诺登这个案件上，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权利。但是他做一件事情，斯诺登住在香港住了那么多天，他的安全藏身之地，香港特区政府是一清二楚；但是，香港特区政府是不敢泄漏半个字，就是他既要继续按中央政府的指令保护好斯诺登，又不能泄漏斯诺登的行踪，还要假装说，这是斯诺登的自己决定。所以到现在为止，香港和北京一直在唱双簧，北京在牵制香港特区政府这个木偶，然后让木偶出来说：这是我们香港自己的决定，我们这是依法办事等等。这句话说实在，傻瓜才会相信。但斯诺登就把这番傻话拿出来蒙人了，也许就是有人教他的，比方是北京教他。另外，斯诺登还讲过这样的话，说他待在香港有个理由，对中国人权有充分的信心，这句话是天大的谎话。是中国人就知道，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几个国家之一。 主持人：中国的人权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信。 程晓农：对，美国大部分人也知道，所以讲出这番话来，只能证明斯诺登在人文社会这方面的知识其实非常浅薄，浅薄到不如一个高中生。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高中拿不到毕业证明。他讲这番话，唯一的可能就是，讨中国政府喜欢。所以现在可以这样讲，斯诺登之所以能够在香港平安无事，安静的待着，显然是有人在供养他，谁供养他？那么，基本上可以讲，谁供养他，谁就是他的雇主。我们也谈到了，今天的香港政府如果没有北京的指令，它是不敢供养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供养斯诺登在香港的，或者把他召到香港去的，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这样的话就能理解，为什么他非得奔香港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虽然要他去香港，那是为了控制他，也为了保护，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他身上挖掘出很多东西来。当然，最后还有一条，我们看到了，就是让斯诺登按照北京的需要发言，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他做得很好。斯诺登的各种发言，都是充分显示出北京政府的需要。比方说，他的关于美国政府监控老百姓这个说法，帮着中国政府在窃取美国网络上的机密这件问题上的困境帮中国解脱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制造了一些矛盾。他在美国和香港之间，制造了一些矛盾。比如，他讲美国窃听香港的大学，结果香港中文大学辟谣，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可见斯诺登很多时候他扮演的也是一个木偶的角色，背后操纵木偶的人让他怎么演就是怎么演。 主持人：不过，从中共的历史上对待中共间谍的手法来看，斯诺登现在被用完了，就被一脚踹开，斯诺登现在就是这个结果。 程晓农：对，从现在看来斯诺登，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讲，他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谓的家门口就是，斯诺登是个美国人，这一次他的旅行应该讲也是由（北京）政府方面安排，否则办不到。香港特区政府说，他在合法状态下离开，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话。原因是，斯诺登的合法旅行证件美国护照，已经被美国政府前几天就吊销了。所以，除非中国政府给他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护照，否则斯诺登没有旅行证件，无法合法离开香港。所以，香港特区政府需要说明的一件事是，斯诺登是持什么护照离开香港的？因为，斯诺登上飞机的时候必须要有护照。 现在给他安排的旅程是很复杂的，先从香港飞到莫斯科，走俄罗斯航班，这条线路是安全的，因为从中国领土飞，当然美国拿他没办法。从莫斯科直接飞古巴，这个航班中途不降落，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从古巴再飞到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也是直飞航班，不经过美国，所以应该讲也还是平安的。那么最有趣的是，究竟他的终点在哪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他的发言人在网上透露说，今天斯诺登到达莫斯科机场的时候将会有他的目的地国的人去接他，并且陪同他一起到他的目的国。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当时阿桑齐的人没有明确介绍说明。但是，很快俄罗斯的通讯社报导了真相，就是说，实际上虽然斯诺登的飞机的航班目的是加拉加斯，是委内瑞拉，但是他的目的地真实的是靠近委内瑞拉的厄瓜多尔，因为厄瓜多尔的大使是唯一一个到机场接他的人。最后，俄罗斯又泄漏消息，说是斯诺登并没有获得俄国的签证，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市区，最后是住在机场旅馆里。像这样复杂的行程安排，例如他从香港登机用哪国护照，厄瓜多尔在香港没有领事馆，应该是不能发护照，谁给他提供这样的便利，帮他和各国大使馆、和各国政府联系，只有中国政府。但是有一点，就是斯诺登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北京有可能把他用完了以后就一脚踢开。 现在快到家门口了，这句话是有些道理，就是他去的目的地厄瓜多尔其实和美国关系很深，另外美国在厄瓜多尔有军事基地，美国和厄瓜多尔还有引渡条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入到厄瓜多尔以后，已经等于到美国家门口了。所以如果将来哪一天有消息说，斯诺登离开厄瓜多尔，被押上飞机运回美国，这个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斯诺登同志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使命，然后即将光荣牺牲。当然，我们现在各种分析都还是推论，只有等到斯诺登将来真的被美国绳之以法以后，看他能不能说点老实话，因为至少到现在为止，媒体上报导斯诺登的话当中，谎话一大堆。 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网民的反应也是很热烈，不过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网民对斯诺登这件事情上的反应。好，谢谢程老师。 程晓农：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再见！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习近平的选择：宗邓而非宗毛
何清涟 借纪念邓小平冥诞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终于向世界明确展示了自己学邓而非宗毛的政治取向。自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出来后，外界对习到底是学邓还是宗毛一直在争论。我曾写过《以毛式铁腕捍卫权贵资本主义》（2013年5月）现在回过头来看，大体上仍然如此。稍有不同的是习近平的心路历程，他可能曾想通过反腐，清除国家资本主义上面附着的权贵资本。 \邓小平获与毛同等礼尊规格\ 中共纪念已故领导人的活动有极多讲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于1996年7月联合下发《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对当时已故领导人，从职务地位等级，在什么年份纪念，纪念活动由哪个机构主办，什么级别的领导人出席，直到纪念方式的种类都有详细规定。该通知将需要纪念的人划分成5个等级。第一等级仅列毛泽东一人，其诞辰无论“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都由中共中央举办纪念活动。第二部分列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地位逊于毛的领导人，纪念的时间节点相同，差别在于规格，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搜索浏览，逐条比照。 这一文件颁布之时，邓小平还在世，因此他既未被列入第一等级，也未被列入第二等级。习近平上任后，2013年是毛120年冥诞，纪念仪式如仪举办，引发许多猜测，以为他将走崇毛路线。从今年纪念邓的活动规格来看，与去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相同，均由中央下发文件预作安排。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出生地，都有类似的活动举办。8月20日举行的邓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举办，现任常委全部到场，习近平做了纪念讲话。一部电视剧《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精心选取中共执政65年当中最阳光的8年时间，也是邓小平一生政治声誉达到颠峰状态的时段，使纪念邓的活动远比去年纪念毛冥诞更形热闹。 \习选择宗邓：否定文革，不否定毛\ 习近平在纪念邓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展示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重大功绩之外，主要是浓墨重彩颂扬邓的改革开放伟业，通过肯定邓小平对毛与文革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习特别赞扬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之时，邓小平所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两个30年，习的讲话是如此处理：“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否定文革，但不否定毛泽东，从而不将中共拖入自身合法性危机，继续走邓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习已经确定的基调。那些希望习近平发动文革的毛左，以及担心中国会回到文革的人士，从此可以放下这一执念了。 后半段，习的讲话用了六个“我们纪念邓小平，就要学习……”的排比句，并非全是官样文章，可看作习近平倾注了感情的自我期许，比如“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等。为邓一生蒙上巨大阴影的六四屠城，即官方在邓去世后的悼词里予以肯定的“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纪念文章中居然一字未提及。 邓小平终其一生，实际上从未担任中共及中国最高领导人，官方说法只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今年用与毛相等的规格纪念，其实是习近平政治上宗邓的明确表态，在中共奉为祖师级的两位领导人当中，他将做邓小平式的政治强人。 \权贵资本：难以从国家资本主义上剥离的共生物\ 从邓1977年再度复出算起，到1997年去世，邓小平时代前后共历20年，这段时期包括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与赵紫阳两位担任总书记，以及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13年当中的前8年，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如何说明这四任中共最高领袖的三任半时间划归在“邓小平时代”名下，又不让邓背上“垂帘听政”太上皇之名，虽然是个大问题，但并不是习近平的大问题。习近平的大问题是：他想通过抓党的建设，卫护邓小平改革开放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却无法将附生其上的权贵资本（即腐败）剥离。 邓小平1997年去世，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是他最后一场大的政治决策。在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经济遗产当中，最根本的一笔就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支配权利。邓小平的改革并未触动，因为当时的改革并未触及这点。整个80年代的腐败，主要发生在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计划内外物资差价当中，官倒们拿到计划外物质供应批条，就等于拿到一大笔钱。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进行所谓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朱镕基任总理时期“抓大放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目的是保证国有企业在能源、电力、电信、铁道、公用、军工等垄断行业中的地位，这项改革为江泽民任期后几年及胡温时期保留了数十家国有经济寡头，成为中共政府的经济支柱。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的分析，主要是南巡讲话之后寻租活动高发的几大领域的情况。国有资产流失在90年代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世纪之交以后，国企改革进入高潮期，凡是在国企任职的红二代及高层官僚，通过经理人持股（MBO）方式，合法地持有大量国企股份，成为红色资本家阶层，权贵资本主义成为附生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张皮上的毛。 最近一年多的反腐，打击的主要是周永康系列及其他官僚体系上的旁枝，铁道部门的腐败脓包是胡温任期末破裂的。电力、通信、军工、公用基本未动。红二代进入金融业，主要集中在私募基金行业。习近平的反腐，只要未突破“身份识别”这一瓶颈，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依托于国家资本主义继续繁盛下去。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反腐，首当其冲地针对官倒，代表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六四之后，邓小平让其子撤销了康华公司，却并未阻止其他权贵子女包括其女婿在国企与军方企业任职，此风到江胡时代成为盛行的潜规则，常委级领导不少利用自己掌管的权力向本家庭成员输送利益，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 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表明，学习邓小平，“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意思就是不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坚决抵制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可以预见，习近平的反腐，其实根本无法清除附着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张皮之上的权贵资本，他的政治道路就只能是用毛式铁腕捍卫国家资本（权贵资本）主义。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8月2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dengxiaoping-dql-20140823/242593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黑人巧克力是马英九性伙伴？——4 之 4
在上几篇文章中，我评论了马英九的同性恋问题。这次我想谈一下马英九的另一个同性恋绯闻，然後跟读者探讨一下怎样看待同性恋的问题。 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可能是马英九的最爱。但在金溥聪之前，还有一位美国黑人歌手巧克力，也被质疑曾是马英九的同性恋伙伴。 在上次台湾总统大选时，就有一盘“巧克力光碟”被禁止发行。当时马英九在选前自我爆料说，有盘光碟，说他是同性恋，然後事先消毒地说“这太离谱了”。但马英九还是不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对这盘光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也似乎知情，他後来评论说，“他（马英九）是七百多万人选出来的领导人，要给他留点面子。”那麽这盘光碟中有什麽内容让马英九“丢面子”？ 因肤色与同性恋遭歧视 “巧克力”是到台湾发展的美国黑人歌手查理斯.马克（Charles Mack）的艺名。马克是一位双性恋者，他跟台湾女子张玮津结婚。但後来被妻子提告，说他有梅毒，并且说他曾强暴两名台湾男大学生。但在开庭时，马克拿出了医院证明，他的确曾经感染过梅毒，但是在到了台湾之後，而且已经治疗痊愈，不具有传染力。另外所谓性侵犯两名男学生，并没有证据。但上午庭审，晚上马克就被台北警方押到机场，强行驱逐出境。 马克当时在台湾发展已十六年，精通国台语，多才多艺。他身兼歌手、电台节目主持人和舞蹈老师等职，还出过运动专辑和书。他热心公益，在2003年春，曾在台北举办“捐助新竹县贫困学童慈善晚会”，募到的二百万台币，有一百万是他跟妻子捐出。在台湾新竹县政府网页上，现在还有这条新闻。 马克被逐事件，引起不少人抗议，认为是歧视和排外。他的前演艺圈同事说，这令人难以置信，因马克在台湾的公众形象一直很好。更有读者投书《苹果日报》说，“这个案子体现出我们移民法制与行政蕴含著的歧视与落伍。我更深深地为台湾的排外主义而毛骨悚然！” 台湾当时有“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等四家团体发表《被驱逐的是台湾社会的民主自由》的声明，认为因感染梅毒就被驱逐出境，“是台湾迈向民主开放之路的最大讽刺！” 临行前，马克表示，他非常喜欢台湾，只是因肤色与同性恋的性向才遭到歧视。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他未来还将来台湾。 巧克力被逐是个谜 巧克力被台北警局递解出境的2004年，正是马英九做市长的时候。而後来的“巧克力光碟”，据说主要涉及马克和马英九。据当时负责驱逐马克的台北警局外事科长说，马克在台湾期间曾经跟多名男子发生过性关系。这“多名男性”中，是不是有马英九？一直热心支持同性恋、年年主办同性恋婚礼、甚至编制政府预算给同性恋办活动的马市长，为什麽这个时候不出来同情、支持一下马克？当时这个案子被媒体广泛报导，那麽关心同性恋的马英九，怎麽会不知情？但他为什麽无动於衷？有评论认为，不排除是马英九把人赶走灭口，担心马克事件引火焚身，烧出他也是同性恋的“原形”。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美国，媒体哪怕挖翻天也要找出马克；因为如果能证实他跟总统有同性恋关系，简直是能得“普利策奖”的大新闻。马克的台湾妻子张玮津去年说，她没有跟马克离婚，过年前还来美国看过马克，说马克现在已经出家做和尚了。马克被驱逐时，他在芝加哥的妹妹（Patricia Mack）在网上发文，要联络张玮津，救哥哥。她还在网上留下自己的电话、家庭住址等，可见救人心情之急迫。当时网上的英文民调，61％的人认为，“马克被驱逐是违反人权”。但马英九坐视这一切，没提供丝毫帮助。 有人会说，即使马英九是同性恋，他也不敢公开，因亚洲社会对同性恋更不宽容，马英九别说选总统，连保守的国民党，也可能抛弃他。即使今天台湾已成为开放社会，但由於社会的压力，多数同性恋者仍不敢公开“性倾向。所以他们认为，马英九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如果他真是同性恋的话。 真正男人要的是真正的女人 当然，同性恋者历史以来受到相当的歧视，甚至摧残。这点随著文明世界的发展，已经、并正在发生著相当的改善。但由於这毕竟是一个大多数人不可理解的性倾向，所以，要得到普遍认可，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当今这个已经相当开明和文明的世界，社会压力实际上还是同性恋者痛苦的第二位因素。他们更深层的痛苦，是他们自身性倾向带来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男同性恋者——那就是在他们当中，具女性气质和心理的占多数。他们希望对方阳刚，更男性化。但正如影片《蜘蛛女人的吻》中那个同性恋者忧伤的自白∶“我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是真正的男人要的是真正的女人。” 另外一个就是男人的弱点是，感情不专一，其实是“性情”不专一。俗话说男人要性、女人要情。那麽两个男人在一起，就更导致关系不容易稳定，再加上法律又不允许结婚建立家庭，缺乏社会婚姻的约束，所以他们之间难以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这点在女同性恋者中就不那麽存在，因双方都更重情，所以女同性恋的结合，比一般男女婚姻似更稳定。但她们也有别的问题，女同性恋者多有男性气质和心理，她们更想找柔性、更女性化的伴侣。但真正的柔性女子要的又是真正的男人。 马英九看懂了《断背山》 而如果马英九是同性恋者，那他当然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难言之苦，因为他是国家元首，他要小心谨慎，甚至战战兢兢地扮演好男人、好丈夫的形象，为了女粉丝，更为了骗选票。他压抑地扮演一种公众角色，而不能成为自己。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麽他谈到电影《断背山》时，会感动得哽咽、嗓音沙哑。他可能从中看到了同样的压抑，更感受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同性恋者，在那个没有人烟的“断背山”上的瞬间解放、成为了自己的愉悦。 但《断背山》是以悲剧结束。相当锺情同性恋题材的李安，给断背山安排了一个非常“美”但却更“凄”的结局。该片原小说作者是位女同性恋，她的原作也是一副悲凉的格调。她和李安都安排同性恋一个宿命般的悲剧结尾，这是否意味著，他们自己对这种性倾向的命运和前景不乐观呢？有影评指出，李安实际上是通过这部影片，否定了同性恋行为。 我采访过的同性恋者很多都表示，下辈子不会选择做同性恋。无论这种性倾向是天生还是後天，无论外人评价如何，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感觉。幸福和天生关系不大，和人生的选择却有最大、最直接的关系。周美青曾说，下辈子不会嫁马英九，也不会选择结婚；那麽马英九如有下辈子，他会怎麽选择呢？（全文完） ——原载台湾《当代》月刊2010年10月号 2010-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北京为何不登“老朋友”的建议？
最近中国的“唱红歌”有点邪门，自个关起门来唱还不算，还得找个洋人背书。这洋人名头太小不行，没代表性。正做重庆都督的薄熙来不愧是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备选人物，于是将眼光放到了美国外交界“教父”级人物基辛格博士身上。基辛格博士念在与中国发源于文革时期的深厚友情份上，在耄耋之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于6月29日现身“重庆中华红歌会”，发表祝辞。与前不久薄督携重庆千人红歌团进京请在京大员现场观看相比，这次的特点是重量级洋人捧场。 中美关系破冰之旅开始于被淹没于“红海洋”的“文革”时期，基辛格博士因此对29日的重庆奥体中心那“一片红色的海洋，红旗招展，党旗飘飘”的景象并不陌生，高兴之下，高度肯定重庆的经济建设成就——“相信当年上海浦东的成功将复制到重庆”，还赞扬了“重庆广大市民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鼓舞了城市健康向上的精神，是一种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薄督的政治经济才能都得到基辛格博士的高度肯定，再加上基氏在中美外交历史上曾起过的重要作用，薄督能请他亲临重庆的唱红歌现场，其潜在的外交才能于此亦可见一斑。至于这颗砝码在行将到来的十八大的政治竞争中起什么作用，那就得靠薄督善加利用了。 不过，基辛格博士更惊人的话语出现在6月25日由北京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尽管基辛格博士一直被北京视为“恩人”，给予极高礼遇，但这次的讲话却没有全文照登，新华社的国际在线只登了一条短消息，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25日在北京表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发展危机应秉承全球化的态度，而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全球化的一个基础。”但是基氏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宣传价值的建议却并没能出现在这条消息当中，这条建议直到美国《基督教箴言报》于28日登出，再被译成中文“转内销”，中文读者才有幸看到这条黄金般的宝贵建议。 这条消息大意是：经过二战，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47年，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美国国务卿说：“作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现在必须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承担领导责任。”由此，美国发起了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美国进入蒸蒸日上的轨道。基辛格博士说，现在，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20国集团为何不发起一个“胡锦涛计划”？中国可以与海湾国家一道，从其大量的过剩外汇储备当中拿出一部分，造福全世界。 我猜想，新华社的国际在线不登这条建议，并非是不知道这条建议的“宝贵”，而是这条建议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如果这条建议是去年12月之前提出的，所受到的待遇会比今年此时隆重得多。从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内外政策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自从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去年12月明确表示“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说法是一个‘神话’”之后，中国高官已多次通过各种途径放话，表示不再争取做世界“老大“了。其中玄机，可参见2011年6月中旬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新加坡对记者有关“什么是解放军应该保卫之核心利益”时的答问。该答问表明，军队保卫的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等于明确表示，对北京来说，迫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崛起”之梦已醒，安内重于“攘外”。 上述所有人都是当朝权贵，他们对本朝形势的底蕴当然比外国“朋友”要清楚。这里就不重复那些让中国领导层着急上火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了，只谈两点。其一，尽管基辛格以为，中国现在拥有庞大外汇储备、非常富裕，其实中国的当政者非常清楚自己债务缠身，仅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的债务就高达15万亿。国内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更是超过1.5亿。二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严峻，此时此刻的中国用中共第五代智囊张木生接受共识网主管的采访时的话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到什么程度：张说“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其实，形容为”不定时炸弹“更准确） 出于利益考量，北京对“朋友”当然不会谈这些烦心“家务事”，于是基辛格博士仍然以为中国还希望“和平崛起”，便将帮“朋友”进位“世界领导者”当作中共此时的实际需要，才有6月25日在北京的这番建议，对于这位依靠出售智慧的“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 （Kissinger Associates, Inc.）的门面招牌来说，这次实在是太不清楚老客户此时的真实需求了。 但基氏此番中国之行，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重庆，其所言所思却不免让人生叹：英雄暮年，壮心虽在，但宝刀已老，还堪再战江湖否？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7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kissinger-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捷克总统克劳斯∶欧元区何时崩溃？
目目前欧元区所遇到的问题是关系到欧元的生死存亡。作为一个长期批评欧洲单一货币的人，我并没有就此幸灾乐祸。在深入探讨希腊债务危机之前，我得说明一下“崩溃”的具体定义。对於目前欧元处境，至少让我想起两种解读。第一种就是所谓欧元区项目，或建立一个共同欧洲货币的专案，已经崩溃了，它未能实现预期良好的效果。 建立欧元区是基於一个明确的经济效益，就是造福所有愿意放弃本国货币的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地方货币已经流通了数十年，上百年。在推出单一货币之前，相关研究，准科学的研究已经广泛地见诸於世。这些准科学研究承诺，欧元有助於加速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膨，并特别强调，欧元区成员国有望抗衡各种不利的经济乱像或外来的冲击。 欧元并没有导致欧元区经济增长 然而，显然上述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自欧元区建好後，其成员国经济增速比前几十年，反而放慢了。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欧元区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差距拉开了，落後於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小东南亚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区域，所谓欧洲的中欧和东欧，那些不属於欧元区成员国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欧元的流通并没有扭转这一趋势。根据欧洲央行资料，欧元区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3.4个百分点，20世纪70-80年代增长2.4个百分点，在20世纪90年代2.2个百分点， 2001年至2009年（欧元的10年）只有1.1%，类似的经济下滑的情况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并没有出现过。 欧元区国家没有融合 连预期中的整合欧元区国家膨胀率，这都没能实现。在欧元区内的国家形成了两大群体，一部分国家低通膨和另一部分国家高通膨（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其他一些国家）。而长期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也在恶化。一方面，贸易平衡的国家，出口大於进口，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进口多於出口。这不是巧合，後者的国内通膨率较高。建立欧元区的并没有带来任何成员国的均衡。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只是加剧和暴露了欧元区所有经济问题，当然它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我并没有感到惊讶。由1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元区，不是所谓的“最优货币区”，正如基本经济定理告诉我们的那样。 前欧洲央行理事、首席经济师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曾多次指出，建立欧元区主要是一个政治决定（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12月在布拉格演讲提到）。 这一决定并没有考虑单一货币计画在一整群国家的适用性。但是，倘若现有的货币区不能构成最佳货币区，那麽欧元区建立和维护所需的成本一定会超过收益，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的话用“建立”和“维护”这两个词语，决不是偶然的。建立共同货币区是第一步，既容易而且表面上花费不多，大多数的经济评论员对此感到满意，就更不要说非经济评论员了。这造成了一个错觉，所谓欧洲单一货币计画，一切都OK，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错觉，在欧元诞生之日起，至少我们中就有人指出了这个错。不幸的是当时没人听。 我从来没有质疑这个事实。在欧元诞生时，加入欧元区国家的汇率变化，或多或少地反映当时欧洲的经济状况。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成员国的经济表现开始出现分歧，单一货币的束缚性对个别成员国的负面影响已经显露出来。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那些隐藏问题不会浮出水面。 一旦危机或“恶劣天气”到来，但是，成员国之间同质性缺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敢说，欧元区作为一个项目，承诺给成员国的可观经济利益——这宣告失败。 欧元的隐性成本 不像经济学家，非专业人士和政客更感兴趣是“欧元区体制是否会崩溃”。对於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它不会崩溃。大量政治的资本注入以维系欧元体制，欧盟被封合在一起，推向超级国家之路。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欧元区肯定不会被废弃。它会继续，但是代价非常高，欧元区国家的公民不得不为此买单。（那些保留本地货币的欧洲人会间接地为此付出代价） 欧元区经济的低增长率是维持欧元付出的代价。欧元区经济缓慢的增长造成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损失，如捷克共和国以及在其他地区。大宗资金被调拨到陷入经济和金融困境的欧元区国家中，这是欧元付出最明显的代价根源。 这种没有政治结盟的资金调拨是非常困难的，早在1991年时，德国总理科尔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他说∶“近来的历史，不仅是德国史，告诉我们，维持一个经济与货币的联盟，却没有政治上的联盟，这是荒谬的。“不幸的是，随著时间的推移，他似乎已经忘记了。 在可见的将来，希腊得到的总救助款会被许多欧元区居民分担，每个人都能轻易地算出自己贡献。然而，非经济学者很难考虑到其中“机会”成本的损失。倘若从牺牲更高的，潜在的增长的角度来分析，会令人更加痛心。不过，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此我毫不怀疑，欧元将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且，欧元区的居民永远也无法发现真正的欧元成本有多大。 总之，欧洲货币联盟虽然并没有被取消之忧。但是，维护它的代价还将继续上升。 捷克共和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因此迄今为止没有出错，坚持有这样理念的，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国家。2010年，4月13日《金融时报》有篇斯瓦沃米尔（Skrzypek）的文章，他是已故的波兰央行行长，认识他是我三生有幸， 在他写完这篇文章不久，遭遇到空难，与之随行还有许多前去俄罗斯摩 斯克的波兰政要。 在这篇文章中，瓦沃米尔说，“作为一个非欧元成员，波兰已经能够从波兰币灵活的汇率中获利，这有助於经济增长和降低经常帐赤字，同时又不出现输入型的通胀。”他补充说，“10多年来，周边的欧元成员国正在失去竞争力，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训。”此语足够，无须多言。 原英文∶When Will the Eurozone Collapse? By Vaclav Klaus，载美国智库CATO研究所网页∶http://www.cato.org/pub\display.php?pub\id=11838 ——译文转自《标尺》网∶http://standardworlddaily.com/blog/?p=3328 2010-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奥巴马的“意识形态父亲”是共产分子戴维斯
2012-08-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调整公私权重，中国民企准备好了么？
何清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无论是禀赋还是质素都堪称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经体制性地接纳过他们，各届最高领导人或说过让他们暖心的接纳之语，或做过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这种好日子行将消逝，2015年后出现的新公私合营、民营经济退场论虽然被习近平2018年11月的讲话暂时化解，现在却成了头顶上的密集乌云。我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们都在密切从去年11月开始的行业整顿，敏锐之人会闻出其中的味儿，清楚感受到调整中国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在必行。 被打击对象，政府认定其对政权有伤害能力 中国政府大举整顿科技（服务）业，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拚多多创办人黄峥、小米创办人雷军、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等行业巨擘为求安全，不断大手笔捐款做慈善，想通过顺应当局的扶贫政策方向，规避被进一步审查的风险。 中国政府打击的这些企业当然都是民企，但当局也并非见民企就打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当局选择打击目标有个共同点，即当局认为他们对政权有（潜在的）伤害能力。 以马云为例，这是中国富豪中最高调，最张扬的一位，也许这份张扬让他隐隐觉得不妥，因此自号“风清扬”，想借这位武侠小说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来明志自况。马云一是喜欢结社，涉足各种社会事业。外界都知，中国是个严厉禁止结社的极权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但他要成立一个江南会，江南会的八位浙商当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论富有人超过他，论出头露面属他第一。二是喜欢办“外交”，马云先后见过的国家元首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川普、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等，见了面犹可，还要汇集成一本相册炫耀一番，一篇《马云：中国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强？》列举了马云的“外交”成就。 见过世面的当然知道这种见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云，君子相交以类，你一位商人广交世界各国元首朋友，还要拿出来炫耀，这在中国确实是个大忌。尤其是习近平这位中共当家人不比胡温，比江南会资格更老的企业家俱尔部泰山会，见势不妙于2017年悄然解散。而马云却将其转型为“湖畔大学”，当真是不懂韬光养晦。 再来说孙大午，他算是中国命运最坎坷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他创办大午企业，造福乡梓，中国当局按照当时的惯例 ，在1995年大午集团跻身于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后，将其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但孙大午有个特点，很想为中国社会做点经济之外的贡献，因此广交学界甚至维权界朋友，在大午网站上刊发时论，指点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宣布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从此以后，孙大午与牢狱结了缘，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后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几年之后孙大午回归企业，对企业进行改造，通过设立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机构，来实现对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与制约——这一企业治理结构，其他企业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会用禁忌词。但孙大午却要用私企立宪、劳资共和来命名这种企业治理结构，而中国政府此时对美国在华策动颜色革命已经非常警惕，认为孙大午是借企业“立宪”、“共和”来影射时政，不惜罗织罪名陷其入狱。 对科技公司的整顿，倒是与西方并无二致。我已经多次说过，从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世界各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也不希望发生美国那类科技公司介入大选、操控舆论之事。只是欧洲是通过反垄断监管部门加强对亚马逊、谷歌、脸书、苹果等科技企业的监管，中国当局用的是另一类名义。但目的相同，除了数据安全，所有国家都不希望这类企业借数据掌控权来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国私企：让党信任不容易 中国私企与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宣布“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开始，直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允许资本家入党，并根据其企业规模与社会效益而吸纳进各级人大、政协，算是进入蜜月期，这蜜月期一直延续到胡温时期与习的第一任期前期。据《纽约时报》2015年两会前夕报道，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2017年“两会”5100名代表中，个人财富超过20亿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们的个人财富综合总和3.5万亿元人民币（约5100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瑞典或波兰等国家年GDP总量。 尽管“两会”成为中国富豪俱乐部，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骨子里没将私营企业当作自己人，对民营经济始终未脱“利用”这一思路，认为私有资本的力量无法预测而且不能完全信任。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就将“建立纯洁的官商关系”放在首位，通过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数个官商集团，再将当时在中国资本界呼风唤雨的王健林、吴小晖、肖建华等逐一压在“五指山”下之后，就开始继续其未竟之业：调整国有经济与私营资本在经济中的权重。 习近平从2013年开始反腐，两年内党政军洗牌基本完成，这种情势让他觉得调整经济中的公私权重时机已臻成熟，于2015年10月推出胡温时期就在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从这时开始直到2018年，这段时期“私营经济退场论”、公私合营2.0版即将推行，引起国内民营企业界极大恐慌。 习近平安抚民企的弦外之音 让习近平暂停调整步伐的是中美贸易战开打。2018年3月，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华贸易战，中国受到极大打击，安内成为要务，习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抚惊慌不已的民营企业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奇迹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广为传颂的讲话内容中，有如下一段：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给民营企业喂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没注意习近平讲话还有一句伏笔：“民营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读讲话全文看到这句，但发现媒体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营企业主有多少人关注了这段话。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讲话只是口惠，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上难度越来越大。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下降，以及对国有部门的信贷上升。2013年，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余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国重民轻这一趋势更加严重：83％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营企业——据彼得森报告说明，2016年是可获得中国官方数据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抓住一些有污点的民营企业加以整肃从未停手，人民日报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企当中建立党组织，是中共加强对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国有157.9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53.1%。 当初让私有经济存在发展，是因为中共政治需要；现在，让私营经济逐渐退出一些领域，也是中共盘算利害得失之后的政治考量。如今，习近平连任已无悬念，中国调整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必会强力推行。今后若干年中，中国私企巨头们将以各种姿态被迫或者“主动”离开社会舞台，江胡时期两会的“富豪俱乐部”将成为他们的光荣回想。 （原载大纪元，2021年8月1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14/n13161598.htm）
何清涟2025-11-09 00:07👍 0💬 0一本凝聚血泪和生命的书——写在“64”惨案六周年
六年前的今天，北京坦克压城，枪弹横飞，一场政府公开对平民的屠杀使中国坠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刻。 整整六年过去了。虽然那枪声和火光，那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们的躯体还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到底有多少人死於那场屠杀，至今还是一个谜。因为中共政府封锁资讯，拒不公布死者名单。但是，人民绝不会因为当局掩盖真相就忘记那些无辜的遇难者。 ●有血有泪，纸重千钧 不久前，朋友寄来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接到书的那天，我正忙於赶写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她的书，以後再细读。但刚翻了几页，就放不下来，手中的书越来越沉重。这是一本“六四”遇难者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书，这是一部凝聚著年轻的生命的碑文。丁子霖的年仅17岁的独子蒋捷连死於“六四”屠杀。面对当局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用谎言掩盖“六四”真相的卑劣，丁子霖克服各种阻挠和困难，拖著病弱的身体，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户地寻访“六四”死难者的情况。在过去的五年中，她终於寻访到了96名遇难者和49名致残者的个人情况。她将这些第一手资料编辑成书，用表格方式，列出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生前单位、遇难经过和家庭情况，并有她写的寻访这些家属过程的文章。 对於“六四”惨案，外界只是通过媒体对宏观场面有所了解，而对遇难者的详情，则罕有所闻。这本书里的许多细节都是以前未公诸於世的。这本书所披露的死者年龄之小，当局镇压手段之残忍，和当局对遇难者家属的恐吓与折磨，都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风华正茂，死於血泊 在“名册”中的96名遇难者中，22岁以下的就有28人。19岁以下的达10人，他们像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一样，仅是高中学生。书中有蒋捷连生前与他父母的合照，他比父母高出一大截。一个健康、英俊的小夥子，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梦想与憧憬的微笑著的青年，人生还没开始，就被子弹射杀。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女性是19岁的张谨，她是北京职业高中毕业生。书中有一张她生前的照片∶她依偎在一辆汽车前，戴著鲜红的围巾，甜甜地笑著，洋溢著天真和青春活力。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清纯的少女，竟被子弹射穿头部，死於血泊之中。 几天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妻子的毕业典礼。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纵情欢呼，将博士和硕士帽向天空抛掷，并将威斯忌酒向人群喷溅的欢乐场面，我不禁想到那些倒在天安门广场的孩子，如果他们不被子弹夺去生命，现在也该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也会这样兴奋地走出校园，去创造斑斓的人生。但他们的血肉却永远地与天安门的土地联结在一起，死得那麽早，死得那样惨。 在“名册”中，有很多是应届毕业生。22岁的吴国锋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他是父母的独子，来自四川一个贫穷偏远的县城，是该县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考上大学时，全县几十人给他送行。全县才出这麽一个大学生，竟死於枪口。清华大学建筑系应届硕士研究生何洁，被称为“神童”，他15岁上高一时就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大学本科生。遇难时他已学完硕士课程，还不满22岁。人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这些才20岁上下的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被邓小平苍老的手残忍地一支支掐断了。 ●疯狂坦克，疯狂政府 在“六四”屠杀中当局是否使用了“炸子”，即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射入人体後爆炸的“达姆弹”，一直衆说纷云。丁子霖的“名册”这次提供了准确的证据∶有8人死于“达姆弹”。被这种特殊子弹打死的大学生锺庆和 安民都是半边脸被炸飞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张汝宁和市民杨明湖都是腹部中了“达姆弹”而死亡。杨明湖的膀胱和骨盆被炸得粉碎。善良的中国人当初还以为当局用的是“橡皮子弹”，但“解放军”却用了比一般真子弹更可怕的“炸子”。 同样残忍的是戒严部队的坦克竟横冲直撞，将人活活碾死。看过“六四”时电视新闻报道的人都会记得，当晚在长安街上有一辆疯狂飞驰的坦克。据丁子霖的寻访调查，仅是这辆坦克，就碾死四人，压残八人。这死伤的12人都是大学生。22岁的田道民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学生，当夜清晨，他刚刚写完毕业论文，走到六部口，就被坦克碾死。21岁的王培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八八级学生，他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前排，走到六部口，被迎头冲来的坦克当场碾死。王培文的同班同学，年仅19岁的董晓军走在队伍後面，被由後至前的坦克撞倒，尸体被轧碎。在战场上，战士被坦克碾死的也不多见。让人难以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19岁的孩子，竟被坦克有意地从後面追上来活活地压倒碾死。子弹有时可以不长眼睛，但开坦克的人通过仪器是清楚地看到坦克外的一切的。这名军人要有多麽邪恶的心才能干出这样毫无人性的事。而中共的领导人们要有怎样的兽性心肠，才能下出这样的杀人命令。 同样悲惨的是，有的学生被坦克碾成了终生残废。23岁的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见到坦克向人行道上的女学生压来，为抢救同学，他的双腿被坦克碾得血肉模糊。在医院，他的两腿从大腿根处被截去。他酷爱体育，坐在轮椅上，仍苦练铁饼投掷，五年後终获全国第一的成绩。当他参加国际残废人比赛时，当局得知他是“六四”之夜致残，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 ●血腥之夜，故意杀人 “名册”中，附有丁子霖写的多篇记载死者遇难经过的文章。那些沉重的铅字，刻记著那个夜晚的种种血腥∶ 19岁的北京市五十七中学高三学生叶伟航，右肩和右胸中弹後未死，倒地後右脑又被士兵补了一枪。20岁的北师大经济系学生熊志明，和班上一女同学躲进一个胡同，戒严部队士兵追进胡同，将他们俩人都射杀。 24岁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见到戒严部队与群衆对恃，为防止流血，上前劝说军人不要开枪，刚走到戒严部队前，一军官拔出手枪射中他的左胸致死。医生从枪口也研判出，他为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段昌隆的父亲段宏炳是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他44岁才得这一独子。段昌隆的死使段家断了後。段昌隆也是北洋军阀段琪瑞的侄孙，他的遗骨安葬在京郊万国公墓，与他的叔祖段琪瑞的墓在一起。当年段琪瑞镇压学生，在北京执政府前打死了40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事隔63年，他的侄孙风华正茂，也是学生，在同一地点被中共政府枪杀。段琪瑞九泉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六四之後，继续屠杀 “六四”过後，北京政权操纵宣传机器，称屠杀为“平暴”，说是“迫不得以”。最近在海外也有人批评学生当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太激进，因为他们阻碍了政府的“清场”才刺激当局使用了武力。丁子霖的“名册”证实这些说辞都违背事实。因为“六四”过後，学生已完全撤出了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也没碰到“迫不得己”的情况，但仍有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北京时间六月五日 晨，21岁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他学院门口，被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弹射中腹部，另一枪打断大腿动脉。当时未死，还向同伴说了一句；“当心！军车还没有过去！”同伴把他抢救到校门内，血流一百米，死去。 六月五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萧杰，在行走至北京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越过了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他站住，随後一梭子弹从後背穿胸，他当即死亡。年仅19岁的萧杰是他父母的独子。 六月六日，即“六四”屠杀过後第三天，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戒严部队又杀戮平民，致使三人死亡，三人致残。该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13岁的男孩放学回家途经木犀地地铁口时，遇到几辆坦克。突然一辆坦克用机枪向四周扫射，小男孩胳膊和腹部中弹。行人欲将小男孩擡送医院，坦克上士兵举枪威胁，不准向前救护。孩子倒在血泊中抽搐呻吟约半小时，一位老者实在忍不住，向戒严部队高喊“拥护平暴”，并哀求说，“这孩子还小，不是暴徒，让我把他送到医院吧。”才算获准。在复兴医院手术七个小时，孩子命保住了，但成了残废。 六月六日晚上，五男两女七个青年在走到南礼士路时，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後一排子弹，将五名男青年射倒在地。送医院抢救後，五名青年有三人不治身亡，两名致残。 六月七日晚上，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冶嗉�安基与另五名青年（三男两女）在经过北京儿童医院时，被戒严部队喝住，在一阵射击中，安基和另一青年同时中弹身亡。两名女青年因跪地求饶才幸免一死。 即使按照北京当局的说法，“六四”屠杀是“迫不得己”，是为了天安门清场的需要，但六月四日以後对平民的这些故意杀戮，又怎样解释呢？ ●暴政不亡，天理何在 中共当局在屠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後，还继续对死难者的家属进行恐吓和折磨。“名册”列出的96名遇难者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和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死者家属姓名、直接与外界联系。为什麽其他94名遇难者家属要保持沈默呢？是什麽力量，使他们自己的家人死了，他们还不敢公开身份，寻求一点资助？ 而且他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孤儿寡母，支撑度日。27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萧波遇难时，留下一对才出生70天的孪生子27岁的北京市煤气公司车队工人王建平遇难时，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才八个月。北京弹簧厂汽车队队长周永齐遇难时，他妻子刚分娩15天。他们多麽需要外界的支持帮助啊！ 但当局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他们，不准他们公开遇难者家属身份，说出实情。萧波的妻子带著他们的孪生子几年来一直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原因是“北大”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准透漏萧波的遇难经过；不准披露她是遇难者家属；不准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住在学校的房子。不要说公布死者遇难的经过，即使遗体火化，也要有公安局开具的不是暴徒的“身份证明”。丁子霖在她的书中写道∶当局“对有些死者家属实行监控，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监视死者家属与外人的接触和来往信件。有的家属不时受到盘问。连清明节和‘六四’周年家属扫墓，当局也调派大量军警‘维持秩序’，墓地笼罩著恐怖的气氛。” 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工人刘燕生遇难前单位曾给每位元职工投有生命保险五千元。当他遗孀带著11岁的孩子找到那家保险公司时，得到的答覆是∶按政府规定，此次事件中死亡者不予赔偿。 另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带著五岁的孩子去找丈夫生前单位求助，单位答应给八百元人民币抚恤金，但要她在她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 自己的家人被无辜杀害，家属还要被羞辱欺负到这等地步，这是一个怎样不讲一点人性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不灭亡，天理何在？！ ●谁是凶手，一目了然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多次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要公布“六四”死者名单和死亡人数。但至今已整整六年过去了，中共没有公布任何名单。是因为情况复杂统计困难吗？不是。因为以中国大陆实行的那种严密的户口和档案制度，以六年的漫长时间找出遇难者是谁，整理出一份死者名单并非难事。 而且，中共政权向来善於将人分类，列出“名单”。不久前，外界还拿到北京政权编篡的一份将海外民运人士分成三类，不准他们入境的“黑名单”。北京政府对海外的中国人都能分门别类，查个底朝天，怎麽对国内握在自己手掌心的人整理不出一份“名单”呢？中共不仅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连他们奖励的所谓“平暴”有功的“共和国卫士”的名单也不敢公布。既然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什麽不敢公布那些“卫士们”的赫赫战功和鼎鼎大名呢？这一切只能说明北京政权实在是理亏心虚。因为只要死者名单一公布，人人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暴徒和杀人凶手，谁是受害者。 ●读读名单，净化灵魂 丁子霖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寻访调查非常不易。而且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很虚弱。据最近在大陆见到丁子霖的一位华侨回来描述，丁子霖与他谈话半小时，就喘得必须躺倒休息几分钟。偌大个中国，只有丁子霖去默默地做这件遇难者名单寻访工作，令人深思。 当然，丁子霖寻访调查到的九十六名遇难者远不是“六四”遇难者的全部。但这份名单清晰地反映了“六四”事件的本质，它是一场对平民的血腥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份“名单”是铁的事实，是血的控诉，是生命的证据！它展示了共産主义邪恶的程度，也展示了人类维护尊严、抗争邪恶的不屈精神和付出的代价。一年前，反映犹太人在二战时被人营救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轰动全球，获得“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单”记载的是免遭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而“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为了中国人的未来而献身的牺牲者。这份“名单”更沉重，更珍贵。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手里有一本“丁子霖的名单”，不时看看，翻翻，让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而遇难的孩子们的微笑，净化一下我们的灵魂，唤醒一下我们的良知，提醒一下我们的责任。 （载1995年6月4日纽约《世界日报》周刊） ●“ 六四遇难者名单”摘选 吕鹏，男，9岁，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6月3日夜12时，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胸部中弹，当场身亡。 周欣明，男，16岁。6月4日遇难，葬於金山陵园。 蒋捷连，男，17岁，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6月3日夜11时於木 地附近後背中弹，经送市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父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教授。蒋捷连为其父母独子。 刘洪涛，男，18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 晨在民族文化宫附近被射杀。 王楠，男，19岁，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 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两、三小时後身亡。其尸体当即与其他尸体一起埋於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门前大土坑内。6月7日，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因王穿著学校军训的军服，被疑为戒严部队士兵，所以该具尸体被送救国寺医院，其他尸体遭火化。其家人6月14日才找到王楠遗体。 萧杰，男，19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6月5日下午在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逾红色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其站住未听从，一梭子弹从後背穿胸，当即死亡。父母为一般干部，萧杰为其父母独子。 孙辉，男，19岁，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晨在西单被射杀，横尸街头。 张谨，女，19岁，北京职业高中外贸专业毕业生。6月3日夜11时，与男友一起躲进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遭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 晨死於邮电医院。 龚纪芳，女，19岁，北京商学院企管专业88级学生。6月4日 晨，自天安门撤到六部口，左臂中“炸子”，并因毒瓦斯造成昏迷，送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书载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 董晓军，男，19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工系88级学生。6月4日 晨，董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尾部，被由後至前的坦克压死，尸体被碾碎。 冰，女，19岁，北京广播学院88级学生。因参加八九民运受审查，过不了关，於89年9月中旬从学校塔楼13层上跳楼自杀。死前10分钟还给宿舍打过几壶开水，并留有遗书。 张向红，女，20岁，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87级学生。6月3日夜11时躲在前门西侧树丛，被子弹击中左胸，送市急救中心， 晨去世。 王争胜，男，20岁，华北物质局职工。6月7日晚11时，经儿童医院附近，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後被射杀身亡。其兄王争强也在场被射伤。 贲云海，男，22岁，北京市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职工。6月3日夜，离家未归，次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腹部中了“炸子”。 田道民，男，22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月4日清晨，田做完毕业论文後去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家在农村，有兄弟姐妹8人，仅他一人上大学，家境贫寒，他的同班同学相约每人每年给田的父母寄10元钱做生活补贴。 宋晓明，男，32岁，航天部二院二八三厂工人。6月3日夜在五棵松附近被子弹打中大腿，送301医院，持枪的军人命令医生不准抢救，不准输血。因流血过多于 晨死亡。 袁敏玉，男，35岁，北京地质仪器电焊工。6月3日夜，在三里河与木 地之间，胸部中弹，次日下午於儿童医院去世。遗孀袁静芬带10岁孩子，老父袁长禄为退休炊事员，现病瘫在床。老母病故。弟患精神病，住康复医院。幼妹植物人在家。长妹顶替父当炊事员。特殊困难户，可接受救助。 穆桂兰，女，48岁，北京国棉三厂工人。6月4日清晨6点半，穆出门买早点，路过朝阳门立交桥，遇坦克、军车自通县方向开来，一路射击，穆头部中弹，立即身亡。路人曾照相为证，并寄给其家人。 马承芬，女，55岁，49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6月3日晚，与楼内邻居在院内（水力科学院门前）纳凉，遇从东向西去的军车射击，腹部中弹，送医院抢救无效， 晨身亡。马承芬的丈夫为离休军人，他多次就此事向军队系统写信反映，一直无回答。 注∶此名单摘选自丁子霖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1995-06-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中国茉莉何时才会绽放？
北非与中东的第四波民主化大潮还在持续发酵，一个横亘在世界及中国人心头的问题就是“茉莉花革命什么时候轮到中国？”抱有这一疑问的当然不止是中国民众，还包括中国政府。由一条推文引发的亦真亦幻的“2.20茉莉花革命”，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那用黄金浇铸的超强维稳能力，也暴露了中国政府那草木皆兵的脆弱心态。 中国与中东北非的异同 突尼斯与埃及人民要求统治者下台的理由，中国人看了相当眼熟。如果就经济状况而言，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3400美元，人民起而反抗的北非中东国家当中，只有埃及、也门两国低于中国。抗争最激烈的利比亚高达11852美元，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尼亚等国家均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中国。如果就贫富差距、政府腐败程度、失业、通胀、人民的政治权利等逐项考究，突尼斯总体状况远较中国为佳；埃及在失业、通胀、政府腐败程度方面比突尼斯严重，但却比中国相对缓和。从民众的政治空间来看，这两国都属于开明专制国家，多年前就开始实行多党制并放松新闻管制，允许民间组织 与外国 NGO活动。正是这些举措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为社会留下了一些空间，导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培育了民众的自组织能力。 在政治权力执掌方式上，突、埃与中国有较大差异。突尼斯、埃及两国是一党独大，在野党的活动能量有限，有形式上的选举但被最高统治者操纵，本.阿里统治了23年之久；穆巴拉克在总统宝座上一坐长达30年，还有将总统大位传给儿子的打算。中国是一党专制，但最高统治者实行了代际更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即权力分享）的独裁体制；相比较而言，中国这种权力共享的模式，使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低于权力独占型的突尼斯与埃及。 中国目前没有爆发全局性的社会反抗，不是社会矛盾少于这些国家。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投入了大量财力用于维稳，“维稳”已经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词，成了各级政府仅次于GDP绩效的紧箍咒。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还缺什么？ 目前，从中东北非的局势来看，这些国家的政治前景尚不明朗，无法判断那里的“茉莉花革命”究竟是将这些国家导向民主自由之途，还是象伊朗那样，民主化只是为伊斯兰原教旨势力做了嫁衣？但这些革命却给中国带来双重影响，既让政府充满了危机感，也让人民增强了通过抗争改变社会制度的信心。 中国至今没有爆发革命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不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尖锐。在埃及与突尼斯成为大规模抗议活动导火线的民众自焚、自杀事件，在中国早已发生数十起，成为司空见惯之悲剧。只是因为中国政府防范十分严密，往往能够做到“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为了做了这点，中国政府可谓不惜工本。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还未公布，但从2009年维稳费用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可见其投入之大：*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477亿元，维稳费用为5140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5%。试问还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维稳投入？ 这次北非中东革命发生后，军队的中立改变了独裁者与民众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这方面，中国民众确实没有突埃两国人民那么幸运。自1989年以后，中国当局认识到，为了 “有效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突发事件”，需要“增强对内维稳能力”，逐年增加建设“内卫力量”的投入。目前中国由警察、武警组成的防暴部队的装备堪称世界一流，对付数万人的“骚乱”无须出动军队。从军队所受思想规训及其腐败程度来说，军官们在对政府维稳能力有信心之时，能够做出“六四”时期徐勤先将军那种选择的人不多。但真到了利比亚这种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善于逐利的军官们也会见风转舵，不做制度的殉葬品。 至于中国民众的反抗意志、能力，近5年以来每年逾十万起的反抗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并非所有的民众都麻木到丧失了反抗意志，而是缺乏反抗能力。其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力量之间的极不对称，十余年前，湖南农民领袖倪明在《时势论》中就说过，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非农民们没有反抗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二是中国政府完全剥夺了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中国农村的反抗者的集结主要依靠血缘与地缘关系，以及共同的利益，如失去土地、环境污染、村委会干部的贪污腐败。但城市里的拆迁户几乎就只能独自与政府与地产商的联盟对抗。这次2.20茉莉花革命只是一场在网上的动员，但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还是有不少人亲至集会点“围观”，其中不少人随时准备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 中国共产党集30年地下工作之经验与60多年执政经验于一身，所有它自己当年用过的方法已经被它堵绝，但2..20茉莉花革命却让中共这“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网络时代发动“革命”，具有散而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虽无组织实体却又有行动能力，看似没有领袖却能形成广泛呼应等特点。2.20茉莉花革命的消息于17日在推特上流传开后，北京当局面临如此尴尬之境：若置若罔闻，则无影无形的挑战就会迅速凝聚成气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说不定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以如临大敌的姿态应对，便会形成20日这天 出动大量警察、便衣与无影无形的集会人群对峙之滑稽场面，暴露出政府的心虚气短。 可以说，以今天中国之政局与社会紧张程度，再加上中国政府过度迷恋暴力维稳，发生任何变故均有可能。 （原载BBC，2011年2月2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1/02/110224\cr\jasmine.shtml） 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68477亿 赤字7397亿元 http://news.163.com/10/0205/16/5UP985KV000120GU.html 维稳费用为5140亿元，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维稳‘新思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南方周末》2010年4月14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853）。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革命”？
中国政治话语中，“革命”已经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但如果要认真讨论，最后结果总是不欢而散，而且不知不觉间，争论双方都容易滑入一个预设的陷阱，一方坚持，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现状虽然不好，但比革命后血流成河要强；另一方则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现政权的帮凶。至于究竟要什么样的革命，则因言者纷纭，尽管都知道要将民主宪政四字作为标语，但心里想的却是共产革命曾有的范式：清算、财产再分配、底层翻身。 其实，中国面临的所谓“革命”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谈。 第一，中国需不需要“革命”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用什么方式改变中国的现状，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政治社会转型。任何社会，其转型至少有若干种可能，其中既有统治者在外界压力下的自我改革，也有革命。在王朝末期革命往往与改良赛跑，清末就是改良没有跑赢革命，所以来了一场以武装起义始以皇帝逊位终的不太暴力的辛亥革命。 目前的中国社会，腐败盛行，权贵肆意掠夺公共财以自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民众人权被严重剥夺并肆意践踏，统治集团在改善人权方面几乎不愿意做任何改良，言论管控与政治控制都日趋严厉，完全堵死了改良之路。在这种现状下，革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排除的选项，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不容质疑。 如果说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人囿于见识，一谈革命，就以为只有共产革命，对历史懂得多点的当然还知道有农民革命，比如李自成的大顺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这些都带有很强的暴力色彩，而且最后建立的都是专制政权。自从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一条并不暴力血腥的转型之路，即天鹅绒革命，以及21世纪前几年发生的各种“颜色革命”。即使是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不同于破坏社会经济结构、将社会秩序打乱重来的共产革命，其震荡要小得多。因此，现在如果硬把所有革命都与血流成河、天下大乱挂起钩来，那是中共通过宣传教育灌输的谬见。 然而，这种谬见在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那里，却仍然有极大的市场。在主张革命的人那里，民主宪政口号喊过之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打土豪分财产、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意图；在反对革命的人那里，一想到那种将有产、中产者剥夺得一干二净、文明倒退上百年、泥腿子当家、至今遗祸无穷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就宁可忍受现状，也不愿意重温那种“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共产革命（毛著赞美的“痞子运动”）。清末有过几次立宪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因为都是胸有学养的人士在争论，还算是出了不少经典文论；而现在双方的争论，往往除了最后骂人收场，并无可观之物。 第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从理想状态说，中国最好能步中欧国家的后尘，和平转型。但可惜这只是愿望，因为中国不具备中欧国家转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础，社会成员的素质也完全不同。捷克、波兰、匈牙利均是输入型共产党国家，他们本国并无俄、中这样深厚的专制传统，更无中国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平等思想（结果均等）。在苏共铁腕统治之下，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憎恨是双重的，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恨，二是对民族压迫的痛恨。这些国家的先觉者对苏联的反抗几乎从未断过，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197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大罢工孕育了团结工会。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放了政治空间，社会政治氛围远比今天的中国宽松。中国一些年青“革命者”不了解这些情况，总以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是一夜间从天而降。 上述国家在转型中还形成了社会共识，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转型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是经济可能恶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做好了忍受的准备，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经济恶化程度较轻，时间很短，转型阵痛不是很强烈。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舆论在转型时期谴责试图发转型财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前共产党官员，还是异议人士，谁都不能钻空子为自己非法搂钱。因此，中欧国家转型期的腐败远远小于前苏联各国，“异议人士”这个身份往往换不来乌纱帽或从天而降的财富。对那些期望革命过后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些事实很不符合他们的革命期望。 第三，中国最可能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 中共政权没有被第三波民主化摧垮，也未被茉莉花革命波及，但是所有的问题全部累积到今天。如果说民主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人权得到保障，那么中国积累的问题包括几个层面 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至今为止，中国人民连形式上的普选权都没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都受到严重剥夺，人权状态只比黑暗王朝北韩略好。 中国至今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由国家垄断一切资源，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能源、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价格，统统不由市场决定，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及国企的工作人员。其他阶层就算有部分福利，也非常有限。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社会道德沦丧，信用体系接近崩溃，腐败已成为渗透这个国家肌体的癌细胞。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贫富不均非常严重，失业率很高，城乡总和失业率达到30%以上，可与埃及、利比亚等国相比。社会底层数量庞大，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因此，对于中国的革命，各阶层寄望完全不一样，非常复杂。中产阶级希望解决权利问题，即还权于民；但多数底层成员对财富再分配更感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 解决权利问题是民主革命；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却并非民主革命，而只能是共产革命。民主革命可以解决权利问题，也可以解决私有化问题，但不可能解决让底层人“翻身”做人上人的问题（因为参政都需要通过选举），更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只有共产革命可以让底层一夜之间“翻身”，尤其是参与革命拿到了“原始股”的底层可以做人上人，但这一切恰好是以剥夺全社会成员的人权为前提实现的。 中国今后的革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二者兼得。专制国家是“砍人头”的政治，民主化是“数人头”的政治。暴政之下容易养成民粹，暴政结束之后，进入 “数人头”的选举政治，也容易被民粹裹挟，拉丁美洲有委内瑞拉与巴西之例，亚洲国家则前有菲律宾，后有泰国。菲律宾人民先是选择了腐败暴君马科斯，现在还不忘情于马科斯夫人。中国属于亚洲政治文化，又经历过共产文化的洗礼，将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其实有“路径依赖”可循，这好比一条河流上游流的是浑浊的泥浆，不能期望这水流淌到下游就自动成了清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场承载了埃及民众多重愿望的革命。少数青年领袖希望通过革命让自己从“街上扔石头的人”变成政府官员，但选情不利，现实的民众没有因为他们领导了广场革命而选择他们。个别青年领袖通过他人提携进入政府工作，2013年发生“二次革命”，又被打回原形。希望通过革命获得工作机会摆脱贫困的青年，大多数情况并未改善，于是发起“二次革命”，结果是迎来了军政府，其他所有的情况与革命前相比并没什么大的变化，整体经济状况甚至更糟。 中国人是要权利，还是要重新分配财产（指国有财产之外的社会财富）；是让精英从事政治，还是让社会边缘人通过革命翻身成为掌权者，这是两条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标。至于中国最后会迎来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轨道已然铺好，正在前行的命运列车已在轨道上行进——除非有《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出现并扳动道岔，改变列车行进方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139）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撕裂的刘晓波（下）
八、关于《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给中国人传播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却遭到了共产党对其组织者的重罚。 就《零八宪章》的问题，我在“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仅做补充。刘晓波去跟其纲领就是独裁的共产党说“我们要求三权分立，请你修宪”，结果被重判。这不是共产党荒唐，是谏言者荒唐。共产党在按照它的逻辑行事，而谏言者连逻辑都没有。因为∶ 首先，《宪章》完全回避了“谁”来修宪这个问题。在不回答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后面多少正确无比的主张都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滑稽。 三权分立的第一个内容，是国会制宪、修宪。目前中国的“国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完全在中共掌控下，根本就属于共产党。让那个独裁党修出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谁跟谁开玩笑呢？ 三权分立的第二个内容，是行政机关执法。中共政权从未执行过它自己制定的宪法（人家的宪法里从来都有“民主、自由”等等），那即使中国的宪法修得比美国的还完美，但谁来执行呢？ 三权分立的第三个内容，是法院决断是非。中国的法院是共产党开的，中国压根不存在独立司法，这点还有什麽疑问吗？人家开的法院，人家有过“非”的时候吗？有可能把自己送上绞刑架吗？ 当立法、执法、监督全由一家包办的情况下，修宪的意义在哪里？你说我要修个“三权分立”出来。好呵，那就先送你下狱11年，叫你喊修宪。还有什麽比中共对刘晓波本人，以及在刘获奖后的这一系列恶劣行径更能证明《零八宪章》的方向错误呢？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是反抗当局践踏人权的“抗议书”，而不是《零八宪章》这种“谏言书”。 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如果刘晓波真的不懂，那是我对他一路严重误判。如果他懂（他自己的大量文章给我这种认知），却又真的相信《零八宪章》能推动中国政改，那这种思想分裂不是我可以理解的东西。如果他既懂得上述那些道理，也清楚《零八宪章》不会起什麽作用，那就是和以往的签名上书一样，明知是作秀，就是要做这个秀，把这个秀尽量做大而已。但他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是一个传播错误信息的“秀”！ 余杰曾撰文说，《零八宪章》并非刘晓波起草，刘也有不同意见等。但他修改定稿，并组织了签名活动。没人否认他是因《零八宪章》而被重判。至于是否可定性为“谏言”，只需要看你的谈话对象就足够了。有谁认为“要求修宪”是在跟老百姓说话吗？余杰自己也承认，《宪章》“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还有什麽疑问是谏言吗？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种给朝廷递状子性质的东西，不但不促成推翻朝廷，反而强化朝廷的合法性、正统化，而且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传递朝廷“很强大”的信息。其结果，反而是帮助延续那个政权，尽管这不是任何《零八宪章》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 在埃及人民只用一个口号“穆巴拉克下台”，就推翻了三十年独裁政权的现状下，回头再看《零八宪章》，中国人难道不更感觉到寒碜吗？这个六四屠杀二十年之后得到最广泛签名的东西，竟然是一个要求独裁政党修改宪法的“状子”。正因为是状子，所以不敢指出当今中共领导人是独裁者，更不敢提中共是专制独裁政权，而是委婉地用“威权”代替，甚至颇为用心地称中共专制政权是“执政党”。中国有和“执政党”相对应的“在野党”吗？中国的民主道路，从“民运”这个词，倒退到“维权”、“渐进”、“转型”┅┅下一步再往哪儿退呢？“过渡”“合作”？ 总而言之，就是不可以用“推翻”这个词！不是不敢喊，绝不是（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早就喊出了，而且一直在喊“打倒共产党！推翻中共独裁专制！”），而是你一喊，就有刘晓波们居高临下地指责∶仇恨、暴力革命、以暴易暴。好像中国如果推翻共产党，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到处人头落地。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倒台，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凭什麽在中国发生？难道刘晓波今天还像他二十多年前那样，怀疑中国人种有问题？ 刘晓波最好的朋友，他的六二绝食伙伴，《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周舵，在埃及把独裁者赶下台了之际，竟然撰文、讲话，忠告共产党应该怎样做才能不使埃及模式在中国发生∶“民主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旦开启之后，结果会怎样是非常不确定的。如果你没有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前瞻性规划的话，那麽在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压力下，突然一下子被迫打开民主化的大门的话，未来出现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不可控的。”大家看明白没有？“被迫打开民主化的大门”。 这类自以为是的浆糊，才是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重要障碍。他们打著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旗号，强化“中共倒台天下大乱”的概念，他们所起的维护专制的作用，比人民日报还强。他们的水平就和那个“成龙一条虫”一样，认为中国人就是要被管的，没有独裁者管著你们，你们就不知道怎麽活。给奴隶松绑，也得慢慢松，否则你就会张牙舞爪。《零八宪章》有这类人认可本身，就值得提几个问号。 人人皆知《人民日报》是什麽东西，但“自由派知识份子”是迷惑人的，“中国头号异议分子”刘晓波更是迷惑人的，他多次喊“渐进、渐进”，六四22年了，一路为亡灵哭了22年的刘晓波就“渐进”出个请求修改宪法的《零八宪章》？那些亡灵的父母都多少离世了？坦率地说，我简直搞不清楚，刘晓波到底是近墨者黑，近浆糊则“糊”，还是作秀做出惯性了？看到《零八宪章》，我甚至想起了他89年的六二绝食。那个绝食也振奋了无数人心，但只有刘晓波最清楚，那个绝食的初衷和目的是什麽。我一丝一毫都不相信，刘晓波会认为这个《零八宪章》能促进中共政治改革。 在中共用其一长串恶劣的表演，扇了《零八宪章》一记强烈的耳光之后，仍有许多人为《零八宪章》辩护。对真信者，我给予一份尊重。可也有朋友目睹中共如此对待一个“温和理性”的上书，现在已意识到《零八宪章》的误区，但由于自己是签名者，所以觉得还是得捍卫。这就进入了另一个误区。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位作家给一个冒充周恩来私生女的人写了文章背书，说她的确是周的私生女。后来我（还有其他人）写了调查文章，结论是那个人不是周的私生女。那位作家后来的自我辩护让我觉得实在太有意思了，他说∶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除了一条道走到黑，还有什麽其他选择吗？他真太可爱了。怎麽没有呢？如果别人的调查更具说服力，承认自己认识有误，服从事实就是了，多简单呵！谁都有误判的时候，谁都有重新醒悟、领悟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如果意识到了错误，只因为自己曾是错误的一部分就咬牙挺住，那不仅是错上加错，那不也是更难吗？那真是一条道走到黑，见不著亮儿了。 九、关于回国 “我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在独裁的国家享福。”这是八十年代我从刘晓波的文章中读到的一句他引用的古希腊哲人的话。当时印象极为深刻，至今牢牢记住。 刘晓波在89年放弃在美国的访问学者机会，回国参加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佳话”之一。虽然在他回国之前的十几天里，我跟他住在一起，了解当时刺激他回国的一些可见因素，但看了《独白》中他坦承的那些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通过“政治投机”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我仍相当感叹∶他做事情，对其背后的名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这般的骨子里。尽管中国人的“精明”举世闻名，但能达到刘晓波那种算法的，我相信绝不多见。 中国人同时也有句名言∶人算不如天算；所以，那种精明，到底是聪明，还是聪明误，就由读者自己论断了。我只想说，“精明”这种东西，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而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就导致急gong近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一些真正的价值。 我在深圳时读到一些刘晓波的东西，觉得他是在相当认真地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一般来讲，这类人在思考现实生活问题时不那麽精明，会比较简单地选择一头，不是没有能力思考，而是心思不在那里。但刘晓波太是个异数了。 据《独白》，王军涛曾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生活在这里，为它的事业奋斗。”对此，刘晓波写道∶“我劝王军涛不要只从书本上了解西方，只知道民主的概念，更应该出国考察，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样实际运作的。”但他自己，还完全没来得及看西方民主的运作，就回国投身了那场他深恶痛绝的运动。而且再也不出来“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样实际运作的”。 我绝不否认刘晓波回国行为中的理想因素，事实上，我认为他由于要强化自己的“忏悔”，所以比较充分地写了精明算计个人利害得失的一面，而弱化了自己回国行为中理想精神的一面。我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想精神，而主要出于像他自己所说的“政治投机”因素，不可能有那麽强大的动力。刘晓波书中指责了很多人要投八九民运这个机，为个人捞取名利，但我认为这不公平，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当时都是以理想冲动为主的，而后期领导层之间的“风头”之争并不是主流。 就89年回国的原因，无论刘晓波是否夸大了自己的政治投机因素，或是降低了自己的理想精神，有另外一个因素，他写的不是那麽回事，我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不是故意要指出一个他的“小”误差，而是因为这也是他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八九抗议运动开始时，我还在美国，刚刚接到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做一年访问学者的邀请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这说法和事实之间有相当的距离。那个哥大访问学者的邀请，只是名义上的，既没什麽钱，也没有研究项目。刘晓波在纽约期间，邀请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他自己也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说吃穿不愁是过于潇洒了点。 刘晓波还写道∶“如果我能为学术而超凡脱俗，像维根斯坦一样，置民族存亡、众生涂炭而不顾，在炮火纷飞的战壕里思考哲学问题，仿佛天塌地陷与己无关，那麽我就会心安理得地呆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孤独地沉浸在有关哲学、美学和文化问题的思索中，垂直升腾，俯视芸芸众生。”那种象牙塔境界实在只是一种幻觉。他和几个诗人等哥们为谋生，曾准备开装修公司，但大概因为谁都不是干活的料，所以没开成。他自己都没被那种幻觉欺骗，所以选择回国。 成年后离开母国的学者，留在美国，会面临现实生活的困境，这很正常，无数大名鼎鼎的人物们，像哈耶克、米瑟斯、安.兰德、纳博科夫等无数被迫流亡的优秀人才，甚至天才们，都在美国经历过相当的艰难，有很多到死都经济困窘。但生活的不易，并没有磨损他们的光芒；是珍珠，怎麽都会发光。而在和困境搏斗中创造出来的成就，更令人仰望。 回国和留下，每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做选择，我都尊重，并不想多评价。但对刘晓波，根据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专制社会的深恶痛绝的怒斥、他的亲西方的背景和言论、尤其是他对“中国文人为什麽在西方呆不下去”的透彻批判，使我无法不用他自己的思想去衡量他的举动。一再令我想不通的，是他的“做法”可以和他的“说法”完全没有关系，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点上。这个“回国”还是“留在西方”的问题也同样。 最近看到几篇回忆刘晓波的文章，都谈到他们在北京下馆子吃喝的情形。明显地，在物质生活上，他比在国外的人潇洒多了。当然，有国外杂志社的工资，国外基金会的固定供养，加上稿费，和有些是自己手中控制的杂志的稿费（上述说法无一是无的放矢），刘晓波在国内的生活，经济条件比大学教授还好，海外更是没有任何靠中文写作吃饭的人可比。所以回国，仅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对刘晓波来说，也的确是远比留在海外要强。 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一点是∶我绝不认为刘晓波拿了太多的钱，或不应该拿什麽钱，从事民主事业的人也得吃饭，得到各种资助是完全应该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拿，更何况那些资助并没有永久保障。在中国经济如此发展的今天，在中国富翁、大款比比皆是的今天，像刘晓波这麽极少数一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努力的人，应该得到中国企业界有识人士在经济方面的全力资助，让他们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在哪个国家的民主运动中，都有本国企业家背后的鼎力经济资助。而历史上没有哪个独裁国家，有今天的中国那麽多富翁。但中国的企业家们越有钱，越要去巴结那个独裁政权，刘晓波们要靠美国的资助才能生活，这是中国人，中国企业界的耻辱！更是中国民主事业的悲哀！ 言归正传。89年刘晓波回国，还有其特殊的背景环境，但后来他再次选择回国，并不再出来，其原因更令我瞠目，超过对他89年那次回国。 刘晓波第一次出狱后的1991年，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表示，89年那次在美国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再出来，很想在西方多呆几年，好好体验一下西方到底是什麽。但真有机会出来，他就变了。 1993年刘晓波短暂来美，在我家住了一晚。看到我和妻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跟别人分租房子的窘迫，真有点把他吓住了，他甚至问要不要支持我点钱。他说在北京住家附近的饭馆包了一张桌子，几乎不用做饭，口气中颇有些可怜我的自得。他好像说在国内搞什麽项目，可以拿到国外基金会的资助（这里记忆比较模糊）。 当时他邀了几个朋友在我家聚会，对我和其他人劝他留下，没有任何动心，说靠什麽拿绿卡呵（这问题都让我吃惊，他可真实际。我来美国时想的是，流浪街头也得留在自由的土地上），我马上回答，政治庇护嘛，你参加八九民运名气那麽大，这还不轻而易举。他又说自己其实很软弱。总之一点留下的意思都没有。我当时就想不明白，怎麽刚从监狱出来，就要再回到那个大监狱去，居然对自由的西方没任何留恋。 后来在《北京之春》（1993年）看到刘晓波接受亚衣采访时就回国问题说，“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要回到哪里去。”这真让我感到有些震惊了∶他好像完全忘记了“我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在独裁的国家享福”这句话。 在那个采访中他还谈到∶“在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想扬名海内外，想取得成gong，是非常容易的┅┅你面对的对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给你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光环。大陆的英雄严格地讲是共产党制造的。你从学识、从人格、从各方面来说，并没有什麽特别像样的人。” 这话使我想起，1989年在纽约时，刘晓波曾和我一起去参观“大都会博物馆”，他当时很震撼，对我说了一句十分感叹的话∶人家全都玩完了，没咱们的份儿了。 什麽叫“没咱们的份儿了”呢？他想要得到什麽“份儿”呢？也许你自己的努力达不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有所原创了，但离巨人近一点，看得更真实一点，踏著巨人走过的台阶，让自己进步得更快一点，更真实一点，不也很好吗？看了那篇访谈，我才明白，刘晓波显然对自己可以得到“货真价实”的东西，不如对劣质包装的“名份儿”更感兴趣。 二十几年过去了，每当刘晓波在国内弄出什麽动静，我都会想一下他回国这件事。几年前余杰到纽约，我还问起∶晓波怎麽不出来？应该劝他出来。余杰说他就怕出来当局不让回去了。我听了，只能心里一阵唏嘘。 前一段在德国的女作家遇罗锦就某中国作家是否应留在海外给一些朋友发信探讨，我在回信中谈到刘晓波∶“可惜他一次、再次地回去了，一次再次地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每次想到他的坐牢，都不仅会为他没留在美国而深感惋惜，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因为那句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话（“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在独裁的国家享福”）是在他的书里读到的。我个人认为，他如留在美国，其写作成绩、思想深度都绝不会低于在中国，而是会更高。事实上，如果更多的中国作家能够留在自由世界，并能毫无顾忌地发出真实的声音，相信他们对推翻共产专制所起的作用，不会低过在国内。知识份子不必是活动家，用无形的思想，战胜有形的刀枪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而思想，只有在自由的天空下，才会长出坚硬的翅膀，才能真正翱翔。” 中国的民主之路之所以这麽艰难，我认为思想理念没传播到位是根本因素之一。思想是行动的前提。胡适高喊了一阵“全盘西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可什麽西方的东西都没介绍给中国人，因为他连西方的皮毛都没摸到，就跑回去弄中国古董去了。李敖也热捧了一阵西方，却从不到西方住一天，现在则开始骂自由的美国，歌颂独裁中国了——那个不建立在任何思想根基之上的、骂完东方骂西方的文痞，结果是两边的好处都没学到，天边的恶毒则集于一身，变成一个灵魂出窍的怪兽了。 刘晓波也当属鼓吹西化的主要中国文人之一吧。他也不住西方，但其文章一路都是赞颂美国、推崇西式民主体制的（尽管他好像早已对西方文化不感兴趣了）。但是我在前面提过的、胡平最近晒到网上的刘晓波93年给他的信，又着实让我楞了一下。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点，该信对西方体制的犬儒态度和否定——“美国的大选中只有选票而没有道义”，“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体，有哪一次选举和操作过程有美可言”——等等，无法不令人疑惑，他的鼓吹西化，难道也只是个玩法？这点应该真的不是。但是，我开始怀疑他那些亲西方文章中的水分。 怪不得他一点也不留恋西方，怪不得他“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麽动荡，那麽危险，那麽刺激，那麽多机会。”这和那个在天安门广场一本正经地教训王军涛去西方学民主的刘晓波是两个人。哪个是真的刘晓波？大概哪个都是。他可以自如地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哪怕位置相距十万八千里，他都没有撕裂感。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分析得透透彻彻，然后清晰明白地按照明知是“错”的路子走∶ “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现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而且我的周围也站满了各种病人。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著；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这种大梦初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曾使我犹豫、动摇，并怯懦地向往那个我了若指掌的土地。如果不是‘大都会博物馆’，我真的就要重新与愚昧为伍了。”（见刘晓波∶《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份子》后记） 事实上呢，“大都会博物馆”不仅没有改变他的“重新与愚昧为伍”，反而更刺激了他的重新与愚昧为伍。下面的这段批判更准确∶ “中国知识份子的生命中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冲动，缺乏面对陌生世界、未知世界的勇气，缺乏承受孤独、寂寞、以个体生命对抗整个社会的抗争精神，而只能在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在众多愚昧者的衬托和掌声中生活。他们很难放弃在中国的名望而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从零开始。” “他们不是面对真实的自我，为了一种踏实的自我实现而活著；而是面对被愚昧者捧起来的虚名，为了一种幻觉中的救世主的良好感觉而活著。在中国，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都将引起全社会的注视和倾听；而在国外，他们形单影苹，再也得不到那麽多崇拜者的仰视，除了几个关心中国问题的老外的热情之外，没有人肯向他们致敬。要承受这种寂寞需要的不再是社会的力量，而是个体的力量，是生命的才华、智慧和创造力的较量。” 写完这段话，他就毅然决然地跑回没有老虎的山里，做猴子去了。在“生活得更舒服”和“扬名海内外”之间，做了很多事、坐了几次牢，也真成了“共产党制造的英雄”。求仁得仁，应该祝贺他！ 十、关于“个人主义” 正如本文开头所叙，我对刘晓波最初的欣赏，是那匹带著个人主义气息冲进文坛的黑马。在八十年代那个仍然相当封闭的中国，能突破任何一个框架去思考问题，都是难能可贵的。刘晓波有那种个人气质，也有那份思考能力和努力；他开了一个亮眼的头，我以为他会沿著那条路走下去，没想到他后来开始“回旋”，后来干脆到人堆里“凑合”想法去了。刘晓波真的是变了吗？还是他一直都不曾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 用刘宾雁的话说，“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但他当年的叛逆，不仅从来没孤单、没被抛弃过，而是得到了一大批人的欣赏。是他骂别人，而不是别人骂他。他有演讲、有掌声、有女人。有点像今天的韩寒，虽然没有像韩寒这样在大众中这麽走俏。 而如果一旦掌声、名利都没有了，独立精神也随之没有了的话，那说明他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更不内心强大。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不是用口出狂言、与众不同来引人注目。那种为“名声”而与众不同的人，抗压性最低，最容易变化，因为“名”是最不独立、最具依赖性的——它要靠人群挺著。 真正的个人主义英雄，是自我世界的英雄，他具有摆脱他人认知的强大。如果没有大众的欢呼、没有群体的认可，独立思考精神也随之不见了的话，那不仅不是真正的英雄，连“自我”都没有，因为他太寄人篱下——没有他人认可，他就没有了自己。 今天人们对刘晓波的一个共识是，他变了，从激进走向温和，从狂傲走向谦卑。刘晓波真的是在思想理念上、生活哲学上发生了什麽根本性的改变吗？我认为不是。在理念上，那个骨子里痛恨中共专制的刘晓波没变，只是一出戏，让他演“没有敌人”的角色。至于为人处世，在他和我的交往中，从没有显得很张狂，也一点都不难相处。相信有不少人同感。他跟我既不说“匪话”，也不说狂妄的“疯话”，虽然听过他当面对别人说相当刻薄的话。其实刘晓波当年就可以去拜那些他根本不买账的人，很能“低就”的。他现在的所谓变化，并不是对人的，而是对“现状”，他只是就现状做一个更利于自己的调整而已。 刘晓波在给友人的信和自己的书里都提到他还会一鸣惊人。可见一鸣惊人是他写作、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一鸣惊人”这种东西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人行为的动力，但它不是理念，不是信仰，不是事业，一遇到风吹浪打就挺不住是自然的。 他自己也承认，当年挑战主流文坛，是获得名声、虚荣的方式。但在海外转一圈之后，他明白了∶离开了母国那块土地，他就没有再生根发芽的希望，更难有“被愚昧者捧起来的虚名”。而回国之后，尤其是六四之后，政治环境导致刘晓波在国内也被“边缘化”，官方的文化圈子就根本别提了，即使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也和你保持距离。 1989年刘晓波在纽约发表的“胡耀邦逝世现象省思”之类的文章（批评中国知识界对开明皇帝胡耀邦的热捧），即使当时在中国能发表，也会引起文化界一片反弹。即使在美国，也引起正在此访问的刘宾雁、王若水等文化名人的很大不满。但在海外，他们不构成一个势力围攻，而在国内，就很难说了。被共产党排斥，却又寄予当权者改革的知识份子，文革以后一直都是最“得人心”的。 所以，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来说，挑战大众很容易——他们没有回应的能力；挑战独裁政权，今天也是多赢得民众的喝彩声；而挑战那个历来依附政权、寄望政权，又有左右大众能力的“文化人”群体，才真正需要勇气。文人最怕的是文化界的封杀、文化人的排斥。因为被他们排斥，你的“正统”文人地位就被挤掉，连体制内的伪学者、末流的匠，都可以居高临下俯视你。 即使在海内外异议人士圈子内，离开那个无形的群体，你也很难走得通∶不加入团伙，就等于加大生活的困境——团伙掌握的组织不提供资助；更有甚者，你批评民运领袖，他们掌握的有稿费的杂志就不发你的文章；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稿子发不出来，声音就发不出去——加大迫使你屈服的力度。 生活困境导致很难坚持只是一方面。而人要虚荣，你不进那个“圈儿”（包括自由派的圈子），荣誉就不给你。甚至“联名”也经常有潜规则——找哪些人，谁主导。（早些时候）谁上名单，谁就等于得到一个身份认可；谁主导，谁就是中国民运井冈山了。于是，耐不住寂寞的刘晓波，成了一伙人的“头儿”，一个群体的“首领”，甚至也去争什麽权力、为能主导什麽资源而搅和得不亦乐乎。 谁拉帮，谁结伙，我都不会感觉奇怪，而刘晓波去做，著实让我跌破眼镜。因为他曾对群体团伙不屑一顾，他曾“讨厌中国文化界拉帮结派的群体意识”。唯有不自信的人，才靠拉帮壮胆，才靠结伙证明自己和“正确”在一起。 曾经那麽狂妄、以特立独行姿态出场的刘晓波，怎麽那麽容易就“入伙”了呢？我当然认为刘晓波有理念追求，但是，如果把风头、名利、人群的恭维欢呼放在超过理念之上的位置的话，那他就很难撑住——在西方的生活艰辛、没有风头撑不住，在中国的孤掌难鸣也撑不住，所以要去“拜”，要去感觉被群体认可的“快感”了。刘晓波回国这些年，起码是得到了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群体的认可；而为了这个群体的“认我”，理念妥协就妥协一些吧（妥协多了，就成了自己理念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拿出个人主义精神的时候，他告饶了，低头了。 很多人喜欢今天的刘晓波，就因为今天的晓波低头、拜“老前辈”、拜所有人。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最近撰文所说，刘晓波近年 “认真去经营和发展人际关系”。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低头拜我了，那我就感觉他不错，要捍卫他。刘晓波给所有人（除了那几个差点抢了他的诺贝尔奖的）磕头作揖了，于是人们就都说他好了，谦恭了。谦卑与否成了他们论断人的标准；原则底线不重要，甚至价值颠倒也硬要讲出理儿维护。这就是为什麽对许多基本的价值概念、常识性的是非判断，在中国人圈子里就可以搞成浆糊。 今天看来，当年刘晓波的言行严重缺乏真正的思想根基；他不仅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而且对群体的依赖超过一般人。所以遇到任何风吹雨打，就东倒西歪，完全不成形了。 在西方，我明白的最重要道理之一是∶对“名”和“权”的追逐心越强，说明他的个人主义、独立精神越弱——如前所述，名和权都是依赖人群而生存。西方真正的个人主义英雄，是为自己的理念，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而奋斗、而努力。如果他们有幸得到名和权，那只是副产品，而绝不是追逐的目标。而只要把“名和权”当作目标，结果一定是失去自我和独立精神——因为当人群不买你账的时候，当人群抛弃你的时候，你首先怀疑的是自己，或者因个体战斗不过群体而告饶。 今天，在民主和独裁、（西方）左派和右派的争斗中，触碰到最最根基的问题，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的问题。人类全部的极权统治，都建立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上。正是那一个一个不敢离开群体站立起来的“小”人，促成了专制的土壤。个人向小群体低头，小群体给大群体让位，大群体给独裁者磕头。 在西方住了二十多年，我最大的发现和最大震撼是∶西方不是那些我们在中国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被主流知识界推崇的文化人们支撑和往前推动的，而是那为数极少的，一生都被打压，在极艰难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环境中，坚持著信念，坚持著原则，孤军奋战，以西西弗斯往山上推石头的精神和毅力，支撑著西方文明。他们不是为国家而努力，不是为民族而奋斗，他们是为捍卫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个体的尊严而战斗，为追求自己的理念而跋涉。他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追求的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强大的个人。他们绝不向群体低头，尤其是不向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知识界低头。在他们的正确一再被历史证明之后，他们仍是少数，仍被打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直到离世都没有得到任何荣耀或应得的尊敬。但在西方，就有那一个点、一个点的，不依赖群体而站立的个体，从不同的点，不同的角落努力，顶起了西方这片自由的天。 刘晓波几年前还在热烈讴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独立精神。易卜生就是那种体现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的一个点。我对刘晓波的失望，就这一点来说，大概有些不公平，只因我曾对他误判，曾对他另眼看待。 十一、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 刘晓波曾在香港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虽然我不认同任何地方做任何人的殖民地，但对当年一个痛恨中共专制的年轻人的激愤之语，我完全可以理解——殖民地也比共产统治强。刘晓波对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状况也是悲哀的，持批评态度的。他2006年重发当年那番讲话，重申不收回“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观点。他也曾多次撰文，支持各民族人民自治的权利。以他文章中一贯的思想，他完全应该是一个“是非高于种族、个人权利大于国界”的自由主义者。 但他却会忽然（1996年）去找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俩人联署给国共两党上书的《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要尽快联手促进和平统一。要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联手组成“联合当局”，这真是荒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刘晓波这种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里。不客气地说，我当时只感觉他是“漆线”了（广东话∶正极负极连电了）。难道他连想也不想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权利吗？难道他不知道台湾的前途既不能由国民党、更不能由共产党决定这个基本常识吗？难道他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政府绝不可能跟中共独裁政权组成“联合政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为了“弄出点动静”，引起媒体注意，有个“作秀”的机会，他是什麽常理，什麽底线都不想了。那麽高调的一个自由主义分子去跟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联名，这本身就够疯的了。 那个《双十宣言》使我确信刘晓波后来这一系列签署联名的“作秀”性质。 十二、关于人格统一性 西方把integrity（人格统一性）看作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格之一，认为它是反映一个人的性格、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石。所以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没有integrity是最被话诟的。攻击政治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你自相矛盾，你没有integrity。而知识份子，如果没有integrity，其思想连探讨的价值都没有；他观点的对错、他有没有“敌人”、有没有“大爱”，又有什麽意义呢？ 所以，在我眼里，刘晓波最值得探讨的问题，还不是他是否软弱，甚至不是对错，而是他有没有integrity。 就《零八宪章》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余杰撰文反驳，题目是∶“刘晓波早已走出谏言路”。我完全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内容也都基本属实。而恰恰是那些属实的内容，构成了刘晓波的矛盾；恰恰是他早已走出谏言路，却又不断回头递状子，给皇上使媚眼，才让人受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犯很多人生的错误，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迷迷糊糊、不清不楚、不知对错的状态下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刘晓波则在相当多重大的问题上是清清楚楚地思考过，清清楚楚地知道对错，然后照着自己批判的去做。这实在是一绝。 他可以对共产专制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和批判，却忽而又像从来都模糊不清的人那样对专制政权充满“我没有敌人”的浪漫幻想；他可以一面“和野蛮的专制制度不共戴天”，一面又“打倒共产党不民主”；他可以痛斥理性，却不真的走进宗教；他可以歌颂超越的精神境地，却放任自己世俗的急gong近利；他可以狂傲到俯视尼采，也可谦卑到讨好他蔑视的人（这和君子风度、绅士礼貌是两回事）；他可以在想像的象牙塔里认真思索“形而上”的问题，也可以一下子滚到地垄沟里跟哥们过“痞气”的瘾。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所谓性格的多面性，而是人格没有统一性的问题。 刘宾雁、王若望、郑义都曾撰文尖锐地批评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否定。回头来看，那是一场全民反抗独裁的运动，必须肯定。运动当然有许多需要深刻反省之处，不少人撰文讨论批评，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或旁观者的高谈阔论（包括我本人）。但几乎没有人像刘晓波那样，从国外跑回去，深深地陷入运动，感觉是非常地厌恶，参与过程中又跑到北京外交公寓跟澳大利亚友人白杰明痛駡这场运动，可谓对运动深恶痛绝了。但骂完之后，就再回到广场，参与到运动的领导层。连精通中文、精明度跟中国人差不多的白杰明都对刘晓波的举动不可思议。 曾和一个朋友谈起刘晓波的矛盾性和不统一性，我感叹道∶“刘晓波这麽撕裂怎麽活呵？”朋友答道，“没法活。除非他是流氓。但你以为他感觉撕裂吗？根本没有！感觉撕裂就没法去做。只有跟这个世界玩，作为一个玩法，才能怎麽玩，都理直气壮，还有模有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诺贝尔奖都耍到手了。太好玩了。” “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虽然这是刘晓波许多年前写给朋友的话，但一个人居然有过这种想法，也是真够绝的。我设想了一下∶一个什麽样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可能有过这种想法呢？玩世不恭者？厌世者？痞子？流氓？恶棍？都可能，但感觉又都达不到“跟世界耍流氓”的程度。然后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又变成了耶稣般“大爱”的君子？如刘晓波所写过的二律背反∶“最强烈的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些曾经过了毫无顾忌的纵欲主义生活的人；而禁欲主义者一旦走向纵欲，也肯定是最糜烂的。”不知晓波是把二律背反研究透了，要以身试之；还是对二律背反做过许多思考，然后下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行为了？但无论前者后者，都不能同时既是最强烈的禁欲主义者，也是最强烈的纵欲主义者吧？ 目前的刘晓波让我看到一张血肉模糊、无法辨识的脸。我分不清哪一个是本尊，哪一个是面具。公平地说，哪个刘晓波都有相当的真实性。他或许是被“作秀欲”给害苦了，害得自己就跟演员似的，有时也真搞不清哪是自己，哪是角色了。或许不少人感觉没我这麽强烈，更或许有人“高级”地表示，人不是那麽黑白分明的，就是复杂的。没错，中国人绝对比其他种族的人更复杂，复杂到老外绝对弄不懂，复杂到连我这写中文的人都总是发愣。 刘晓波被捕后，我有一次因为别的事情，给国内一个（也是刘晓波的）朋友打电话，谈到晓波被关押（那时还没判），我对中共很愤怒。他却说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跟他辩论，他倒有点火了，说，“这些年我对晓波，比你熟悉、了解多了。他就是干这个的，要这个的。”一副对刘晓波被抓毫不在意的口气。我放下电话，心想这人怎麽变得这麽玩世不恭了？人家都被抓到监狱去了，他居然没什麽感觉。没法跟他正经谈话了。 可随后不久，就在网上读到刘晓波北京的朋友写文章说，刘晓波是求仁得仁。“他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之后，大家似乎都很高兴。”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喝酒庆祝零八宪章（还是庆祝刘晓波被捕？）。要这样的话，大家还假模假样地呼吁释放他干嘛？就让他好好呆在监狱里等诺贝尔奖吧。这不等到手了嘛。 也许他们真的都比我更了解刘晓波，更了解国内的情况，更明白他《独白》中说的那种心理∶“共产党出手越重，我的形象越高大”。这次的结果，或许使刘晓波想起他在“六二绝食”前的耶稣梦，脑子闪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那句话∶成了。——还不用死，跟耶稣三天复活也差不多。 有人把刘晓波比作台湾的李敖，这实在太令人发怵。李敖实可谓中国文人中最邪门、最变态、最十三点的怪兽。我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从来没见过李敖那种怪胎。而刘晓波，天呢，还是别拿他去跟李敖比，别吓死人了。难道中国人里有点leng角的，就都要走向痞子、流氓、人格分裂吗？难道中国人里就产生不了任何有独立精神的正常人、正经人吗？ 不。刘晓波不是恶人，也不毒。他绝不是李敖，而且他痛恨李敖。李敖那种天生的坏蛋，人类罕见。刘晓波大概只是被什麽东西“巫”住了，迷失了自己。可惜了他的聪明，他的悟性，他的思考能力。我跟前面那个朋友说，刘晓波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朋友嘲讽道∶“人家‘误’也好，‘巫’也好，一头撞出个诺贝尔和平奖。难道不是‘老子又赢了’（刘晓波因悔过获得释放后的第一句话）？岂止是‘老子又赢了’，是老子彻底赢了！” 真的吗？我想起索尔贝娄的一句话∶“人生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如果“生活中的胜利”是刘晓波的哲学，那就再次祝贺他吧。 但是，在达到了他一路追逐的名利的顶峰之后，也许刘晓波会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不再撕裂，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2010年12月—2011年2月写于美国 2011-0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