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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谢幕，“国家安全”登场
4月1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11种安全将“国家安全”具体化。这表明，中共高层终于从中国梦的云端里走到地面上来了，弄清楚现阶段的“形势与主要任务”是什么。 如果说胡温十年的政治主题词是“和平崛起”，那么习近平的十年，政治主题词将是“构筑国家安全”。与进取性的“和平崛起”相比，“国家安全”有很强的退守自保色彩。这一大政策略的调整，完全是因为严重的不安全感（或者说是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的产生，缘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内资源枯竭、对外依赖日深等背景。 \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政治（政权）安全\ 习总提到的11项安全，其核心在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在中共话语系统里，其实就是中共执政权的安全，其它各种安全都是为中共执政权安全而服务的。 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这三者本是一体，国土安全本来有两重意义，一是疆域安全，二是环境生态安全，但既然将“生态安全”单列出去，此“国土安全”应该主要指疆域安全。军事与核安全本是为了保障国土安全的手段，本不需要从目标中抽离出来，如今却在这里单列，只能推想，军事安全指的是军队控制权必须由习总绝对信任的人掌握，以防止胡锦涛任期内那种担忧。人们也许还记得，2012年“八一建军节”那天，《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的军魂，永久的忠诚”，令人惊讶地谈到：“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对军事政变的担忧之重，于此文乃见。 文化安全，应该是指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系统对中国人的教化作用不被西方思想影响甚至瓦解。这点中共可谓竭尽全力，一方面发挥了秦始皇修长城的毅力，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另一方面是外宣内宣双管齐下，正面舆论引导与扰乱视听的五毛大军二者并举，花费民脂民膏，提供了不少对人类道德有害的边缘性就业机会，纯粹是用纳税人的钱愚弄（其实是残害）纳税人。只是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收效有限，时时面临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历史真相对意识形态宣传的瓦解。 社会安全，应该是指与政治安全直接相关的社会管控。一是控制刑事犯罪，二是对付各种社会反抗与异议活动，即维稳。这方面政府花了不少银子，编织了“六张网”，公共安全支出前几年甚至追比军费支出，因此今年不好意思再对外公开具体数字，以免外界认为中国政府的“内敌”与“外敌”一样严重，影响政府形象。 科技安全与信息安全，这点北京其实不必过于担心，一是中国黑客天下无敌，二是目前其他科技大国到中国来偷盗科技信息的少，倒是美英等国不断发现中国的商业间谍如访问学者及各色人等在偷盗他国信息与技术。今年2月《纽约时报》刚报道过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抓住六位偷玉米种子的中国人。 \经济安全难求，原因在于金融不够安全\ 真正与国民生活、民族未来相关的主要是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与资源安全。目前，最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其实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各种隐患。这金融系统不安全，其实是政府与金融行业自个折腾出来的。比如前几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投入数万亿投资，因此形成的庞大地方政府债务（有人估算为25万亿元到30万亿元），以及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这一困境中央政府也并非不知道，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六大经济任务，其中一条即“着力防控债务风险”。 但这“防控”说来容易实施难。影子银行系统信托危机频繁发生，今年刚过去三个月，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又发生急转弯，为了应对经济放缓的压力，又准备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理由是因为企业银根紧。新聘的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日前建议将今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提高至5000亿，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对外公开宣布，正在制定相关法律，以给予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更多预算自由。 不管总理李克强改革决心如何大，中国经济又回到政府刺激的老路上。关于此节，需要另外写篇文章分析。 \生态安全不再，资源对外高度依赖\*** 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环境生态的安全，二是指资源状态，一国的经济活动必须有生态环境与足够的资源作为支撑力。恰恰这是中国目前最没有办法解脱的困境，过去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为代价，在胡温第二任期内，中国已经成为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家。 先简要说说中国的生态危机。4月17日下午，中国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将几年来秘而不宣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公诸于世，称19.4%的耕地土壤点位（主要是重金属）超标。以18亿亩耕地面积计算，中国约3.49亿亩耕地被污染。其余水污染与空气污染，有变黑的江河及雾霾为证。 资源高度对外依赖，主要指粮食与矿产等对外高度依赖。以下简单给出几组主要数据：到2012年底，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86%（官方设定自给率为95%），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成净进口；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美日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到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预计将达到65%；2011年，铜矿进口量占世界的40%。煤炭、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进口量多年持续上升。这种庞大的需求量，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 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意义上的国土安全不再。2010年舟曲之覆后，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权威数据，证实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地质灾难的序幕：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这种隐患点重点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 2010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文章指出，就一个国家而言，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世界著名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所著《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反复强调的是一个观点：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来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一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部分缘于水资源）。 有关生态安全与资源安全，并非最高领导下决心 就可解决之事，习任内如果能够减少污染增量，让地方政府停办PX之类的高污染项目，就算是莫大德政。至于污染存量，只能留着今后几个世纪内慢慢“自然净化”了，当然，我这一指望几乎近于梦想。 从2004年提出“和平崛起”，到今天以构筑国家安全为现实考量，其间不过十年而已。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417/189589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如何推动进入瓶颈状态的中国人权事业？
胡锦涛访问美国，中国人权的议题并未成为两位元首讨论的重要话题，人权团体与观察人士对此不由得深感失望。 其实从前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就已经进入瓶颈状态。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国内人权状态越来越恶劣，尽管国内底层反抗与由维权人士推动的维权活动越来越频繁，国外借助网路也能够及时让信息广泛流播，但中国政府对人权活动的打压力度却越来越大，渐至肆无忌惮。这不由得让人发问：人权事业的推进，何以到了中国就如此之难？ 这必须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较才能看出问题的根源。以中国政府与民间均奉为楷模的南非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为例，这一运动的成功至少有几方面原因： 南非政府在形式上是个民主政府，对反对力量的容忍度远远高于极权政府。而且南非政府没有推行一套君临一切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见可以多元化。最重要的是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开明，没有他那大度的政治智慧，南非恐怕会血流成河，取而代之只会是对政府产生压力的小规模流血冲突和对政治人物的暗杀。因此之故，南非政权被颠覆的过程当中并未发生大规模内战，最终通过反对党和执政党之间的和谈达成协议。 这一运动在国内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至少黑人内部在争取权利方面达成了共识；还争取到部分开明的白人中上层的支持。 这一运动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奥援，各国对南非施行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有力地推动了和谈。 第一、二两点算是“内因”，而第三点则算是外因。没有内外推力互动，南非的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恐怕难以成功。 中国的人权事业进入瓶颈，一是“内因”未到火候，中国统治精英的上层人物当中显然还未产生德克勒克那样的开明人物；政府对任何反对力量都极为敏感，哪怕就是几句言论都成为封杀管制的对象；而维权人士虽然也有同道的一些支持，但其内部远未形成共同的纲领与维权目标，有时候开展一些重大行动，在应付外力压迫之时，还需要花更大精力“攘内”。 国内知识精英中的右翼对中国人权状态从来装聋作哑，左翼如新左派之类，其行为方式与其欧洲同道如出一辙，奉行“生活上向右看齐，思维上向左看齐”，言论上绝不吝啬给予底层以充分同情，但出钱出力之事则免谈。活跃在维权人士行列的只有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因种种原因（其中当然少不了政府用卡住胃的方式），生活困顿，甚至常与牢房为伴，在犬儒化的公众当中缺乏号召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公众当中的大多数均认为，人权问题只是美国霸权主义打压中国的一张牌而已。这就使得中国的人权问题永远只由少数受害者面对，而不能成为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 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支持力度大大减弱。国际上众多非政府组织虽然一直在呼吁，但它们的呼喊声必须得到各国政府支持才能落实到经济制裁，化为外交压力。而目前中国政府的引进外资政策，使得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捆绑关系。正是这些实力强大的国际资本集团帮助中国政府游说，使得各国政府不断调低姿态，回避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散，以及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织原则的确定，就是各国政府这种姿态的反映。 如实认识上述问题，并非泄气之语，而是让大家一起来思谋因应之道。毫无疑问，通过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打开一个口子最节约社会成本，至少可以减少流血与破坏，将社会动荡降低到最低程度。但目前中国人权事业的推进却面临如此多的困境，让人不得不考虑，应该如何推进才能更有效？ 最后还得指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在内因未完全成熟前，指望依靠他国牺牲本国经济利益来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进步，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奢望。这正如个别国内异议人士喜欢说“海外异议人士存在的价值就是为国内同道提供资源”一样荒谬，因为这一以他人为工具的说法缺乏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比如本人愿意支持国内的人权事业与异议人士，但绝对不认为自己的生存价值仅止于此。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4日，总138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奥巴马父亲是三反份子∶反美、反西方、反资本主义
2012-08-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中美经济战泡沫消退，地缘政治摩擦犹在
何清涟 2月23日，美国政府在中国汇率操纵方面发出的信号耐人寻味：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仍然把中国称为操纵货币汇率的“总冠军”，但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在接受彭博新闻社等媒体采访时说，财政部不会在近期内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在采访中提及他曾与中国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 总统指中国操纵汇率是事实，财长表达的则是美国的相关政策。看起来非常矛盾，其实还是与以前一样，从现实出发考虑，不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区别是总统的态度：历届总统对事实表示沉默，川普继续公开指责。 中国为何不可能被定成汇率操纵国？ 对美国财政部在政策方面的考量，我并不意外，即使在中国方面最担心之时，我也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但却不可能被美国定成汇率操纵国。如果美国想这样做，一是必须修改现有规定，为中国量身打造一套标准，对于讲求规则的美国来说，这有困难；二是美中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牵制，其中美国内部就有强大的掣肘力量。 2016年10月中旬，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报告称，如果一国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会被定汇率操纵国。这三个标准是（括号内附美中双方数据）： 1、该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201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中：2016年对美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 2、该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上（2016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为GDP的1.9%，低于2015年的2.7%，美中数据一致）； 3、该国必须通过反复净买入外国货币持续压低本币，一年内购买外币总量超过其GDP的2%（中国去年外汇储备处于净减少状态。截至2016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降至3.01万亿美元，为201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年累计缩水3198.45亿美元，降幅达9.6%。今年1月再降至2.998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指出，在上述三项评判标准中，中国仅符合其中一项，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远超过200亿美元，除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外，其他两项中国不达标。 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面临哪些困难？ 川普总统要想实践竞选时的承诺，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至少有两重困难： 1、受限于美国财政部行之多年的规则 对美国财政部设定的汇率操纵国这套标准，中国只触及了贸易顺差一项，但德国、日本、瑞士、南韩及台湾却触及了两项。例如日本触及了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盈余两项，因此，此次中、日均被列入“观察名单”。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要想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必须修改标准。但美国对外贸易不止中国一国，因此修订时得顾及其他国家情况，不能专为中国量身订做一套标准，这会受到国会质疑。更何况中美关系于双方而言，不是单项合作，牵绊甚多，除了经济之外，地缘政治的考量也牵制着经济。 2、多重利益相关的实际考量 于美方而言，人民币贬值过快，将对美国贸易与制造业造成打击。就在两年以前，美国国会坚持多年的要求就是人民币必须升值。但于中方而言，这要求却与人民币本身实际情形相反。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就一直处于一种奇特的状态之中：对外，面临美国等国要求升值的巨大压力；对内，人民币却一直面临强大的贬值压力，原因是中国过去十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滥发钞票，物价迅速上涨，中国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5 ，生活物品的价格却远比美国要贵，如果不是房地产与股市轮流做为中国超发货币的储水池，物价上涨将会更厉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完全不符合人民币实情。估计这些情况，在中美官员会谈时，都曾做为不公开内容相互达成谅解。 今年1月，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离任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过去18个月中国为捍卫人民币而采取的措施显示出，中国政府已放弃使用人民币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做法。如果忽视中国政府最近为开放经济采取的举措，贸然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则将危及中国在其它重要地缘政治问题，如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犹在 路透社对川普总统的专访涉及的内容广泛，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包括货币操纵、中国对朝鲜核武器的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美国过去与中国谈判时，如同前财长卢所说，是用经济利益方面的让步换取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合作。 中国2月18日宣布，今年内将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以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感谢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并表示对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非常气愤，他说，朝鲜的问题对世界来说非常严重，非常危险。他认为，“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控制权，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朝鲜的问题”。 后面这段话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对北韩的控制力早就不能得心应手，尤其是金正恩上台以来，对亲北京派持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清洗，让北京充分领教了北韩政权的不可控制。就以核武器一项来说，北韩核武是江泽民时期帮助发展的，但中朝边境早就成了核废料堆积场。养狼的结果最后是咬喂食者的手，这些难堪与后果是北京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外公开承认的。而中国对南海的想法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完全对立，几乎不可能摆在桌面上谈。因此，北京对川普在路透社采访中有关中国的表态并不满意，借海外外宣媒体的口说出：虽然仍然坚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会谈非常满意，但更展现出在南海争议、朝鲜核威胁、国际贸易等方面对华的全面排斥。 鉴于中美关系极其复杂且诸多利益牵绊，在今后的两年内，中国只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美国多方互动，寻找利益平衡点。对中国来说，比较有利的是，正如副总统彭斯所言，“川普领导的是‘说话算话的政府’”，目前关心的重点是美国国内事务，正在推行的大量改革，包括废除“可负担的医疗法案”、税务改革和非法移民制裁。这些占用了政府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只要北韩少折腾点动静，中国在南海停止造岛，地缘政治上的摩擦也不会太多。只要不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中国就能够获得较多经济调整的国际空间，而国内经济痼疾是否能调整好，则完全看中国自身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us-china-economy-20170225/3739989.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谁在歧视中国人？
人类在跨入2003年之际，第一个好消息是肯尼亚的选举结果，执政了24年的统治者下台，反对党获胜，该国权力和平转移。非洲48个国家已有42个实行多党选举，这种民主大趋势，再次引起全球瞩目。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选举，美洲国家的民主进程（除古巴外其馀34国已实行多党选举），东欧的变革，以及亚洲的民主步伐，都在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哪种肤色和哪个种族的人民，都在理论、实践和结果上欢迎、适合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已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浪潮。 首先，在理论上，政治选举权是人的基本人权，不管在什麽条件下也不可剥夺。为什麽说是“天赋人权”，就是用它是“上苍”给的，“上帝”赋予的，来强调它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无论国家多麽贫穷，无论人民教育程度多麽低，都不能成为剥夺人的政治选举权利的根据和理由，因为丧失了这种权利，人就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独裁统治下的奴隶。肯尼亚的选举再次证明，人民要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展示自己是有尊严的“个人”，而不是统治者手里的数字。 其次，在实际操作上，民主制度在任何国情下都可以行得通。迄今为止，中国的独裁者和许多中国文化人，在拒绝中国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时，往往以中国的所谓独特国情为理由，什麽中国仍很贫穷，三分之二是农民；什麽中国人教育程度不高、素质低下，选举可能导致骚乱，社会不稳定，等等。但如果说贫穷，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撒哈拉大沙漠的国家，都比中国贫穷，非洲48国的人均收入是475美元，中国已达890美元，海地的文盲率远远高於中国，这些比中国还穷、教育水平还低的国家可以实行多党选举制度，为什麽中国不行？那些拒绝中国实行选举的人，是不是认为中国人既不如欧洲人、其他亚洲人（日本、台湾、南韩），也不如非洲人和美洲人？他们难道不是对中国人实行严重的种族歧视吗？ 有人说，中国不同，有13亿人口，是大国，不宜像非洲美洲小国那样实行民主选举。但和中国比邻的印度不是小国，它有10亿人口。但它自1948年独立以来已实行了13次全国大选，更有数不清的邦（省）级和地方选举。而且印度的经济水平低於中国：印度人均收入才是460美元。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穷人口，13亿中国人当中有3.5亿，10亿印度人中有5.3亿。而且印度人的教育水平更是低於中国，印度成年人一半是文盲，中国文盲率不到一成。印度在这样的国情下可以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成功地实行了半个多世纪，为什麽各种条件都比印度强的中国人却不能实行多党选举？ 这时候中国文化人又说了，你看印度实行了民主，但经济却比中国落後；他们以此强调中国实行独裁制度但能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好处。而事实是，印度今天的经济比中国落後，不仅根本不是它的民主制度所致，而恰恰是它拒绝市场经济、排斥西方、长期实行甘地那套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国营计划经济导致的。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13年，从1992年才开始。不仅起步晚，而且由於印度曾被英国殖民，印度知识界一直全方位拒绝西方；同时印度人普遍信奉的红都教、佛教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的市场经济发展。因为佛教的超脱、不入世等教义，都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等价值理念有很大距离和冲突（而西方的资本主义恰恰得到基督教的新教伦理的推动和刺激）。再加上印度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宗教冲突（1.5亿穆斯林和8亿印度人；500种语言，18种官方语言；7种主要宗教）等，都是印度实行市场经济困难的潜在原因。从印度的这些条件来看，如果印度建国後不是实行民主制度，它的情况毫无疑问会远比今天更糟，恐怕不是巴基斯坦，就是阿富汗了。 也有人认为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不适合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但走向民主的台湾，已实行过两次总统直选，多次立法委员选举，都是成功的，而且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台湾的选举证明，如果不是中国文化能够包容西方的选举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民主宪政文化的冲击下，没有阻挡的能力。同样是中国文化的背景，台湾能够实行多党选举，为什麽中国大陆就不可以？道理在哪里？ 在上述这些理由都无法站住脚的情况下，某些文化人继续符合共产党的说法强调，中国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如果共产党倒了，就会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就会大乱。但是，原苏联和东欧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在共产党倒台之前，也像今天中国这样没有成熟的反对党力量，但为什麽苏联和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垮台了，都没有发生天下大乱（居然一个都没有！）凭什麽逻辑和理由说中国就一定会乱？！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统治集团倒了，但那些国家的行政系统（省长、市长、县长，以及各种机构的局长、科长等等）仍存在，它在共产党的权力被结束之後，完全可以起到过渡时期的管理功能，即使在军队里，没有了政委，仍有军长、师长、旅长。中国一直有这些行政系统，而且过去这些年来，这套行政系统的功能一直在强化。 因此，无论从贫穷、人口众多、人民教育程度低、文化背景、以及所谓权力真空等所有因素上，都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中国不可以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唯一的原因是江泽民和共产党死活找理由、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不放弃独裁专制；更有那些愿意当猪、当狗、当奴隶的中国文化人，为江泽民们继续奴役中国人找各种理由辩护。 第三，在结果上，近年国际机构做的很多调查统计显示，恰恰是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的长远稳定。全球人均收入三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全部都是实行了民主选举的国家。 美国“传统基金会”2002年11月21日公布的《2003年全球经济自由排行榜》显示，前20名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国家，除了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国家和地区之外，其他18名全部都是民主国家。排行榜上156个国家被分为“自由”、“基本自由”和“基本不自由”三类。“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6,855美元，“基本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到自由国家的一半，而“基本不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是3,229美元，才是自由国家的八分之一。 据国际知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年度全球国家自由度评级榜，89个被评为“自由”的国家占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9％，其他103个“部份自由”和“不自由”的国家，才占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1％。这份报告说，“全球绝大多数的经济、科技、军事资源等都在民主政府的手里。” 那些跟独裁者同一口径的文人们，强调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比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印度、俄国都好，所以还应该继续让独裁者们专制下去。他们拒绝承认的是，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有了健全的法制、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的经济会远远比今天更好！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头脑。而且中国有远超过印度、俄国等国的得天独厚的外来投资（香港、台湾、海外华人带头，带起了日本、美国等到中国投资的热潮）；加上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共产贫穷之後，全体中国人那种人人拼命工作，人人想发财致富的劲头大概也超过全世界任何国家。这才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这种独特之下，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理由不会更迅速地发展。历史早已无数次地证明，在独裁统治下，经济更有发生大危机的可能。今天中国人人都有对明天不确信的危机感，赚了大钱的人，只要有能力就把钱迅速转到海外，这本身就潜藏著危机。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不可被剥夺），实践上（选举在任何国情下都可操作），还是在结果上（民主制度才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和长期稳定），都证明著刚当选不久的马里总统图雷尔的话：“民主制度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任何什麽都好的东西。”亚洲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国家，日本、南韩、台湾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如果实行了民主制度，凭什麽经济不能超过这三个地方？！ 所以，那些说中国人不适合这种“比任何什麽都好的东西”的人，和当年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人一样，完全是在歧视中国人。事实上，今天那些江泽民们、为独裁专制辩护的中国文人们才是真正的“东亚病夫”，需要好好治疗他们歧视中国人的严重疾病！ 2003年1月7日 2003-1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刺杀金正男行动中的新组织因素
何清涟 北韩第一家庭的 长男金正男被杀事件，世界都在谴责北韩的幽暗政治，猜测此事对中朝关系的影响，以及北京对平壤的控制力还剩下多少。我却很关注这次刺杀事件中的新行动组织因素：其中一位穆斯林女嫌犯供称她是被诱导参与恶作剧，不知道是场谋杀。如果此案处理不当，将会引发模仿犯。 女嫌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杀手 截至目前为止，就金正男遇刺一案，马来西亚警方已分别逮捕了4名嫌疑人，分别是一名印尼女子、一名马来西亚男子、一名持越南护照的女子，还有一位在马来西亚一家药品公司任资深药剂师的朝鲜籍嫌犯李钟哲。其中那名被捕的印尼籍女嫌犯 茜蒂·艾莎（Siti Aisyah）在案发后一天因穿同一件衣服返回现场被捕。 这是一个共有11人参加的谋杀行动，知道真实意图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组织者。印度尼西亚警察总长Tito Karnavian说，因涉嫌参与杀害金正男而被捕的那名印尼籍女性茜蒂·艾莎声称，她并不知道那是一次谋杀行动，认为自己当时是在拿到报酬的情况下参与电视搞笑活动。她与另一名对金正男发动毒液攻击的女性此前已经参与过几次这样的活动，先让搞笑对象闭上眼睛，然后向其脸上喷水，最后会为这个活动得到一些报酬，金正男是她们的最后一个目标。茜蒂·艾莎坚称，她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刺杀行动。现据印尼警方信息，可能是李钟哲提供毒药给同党，再由后者转交给女嫌犯行刺金正男。 美联社记者走访了茜蒂·艾莎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西部Tambora区的家乡，看到了她的家人和邻居。当地人都对她的被捕感到震惊，形容她是一位礼貌和温和的年轻母亲。曾在2008年到2011年间同当时的丈夫住在家乡，其前夫的父亲Tjia Liang Kiong对记者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月28日，并表示不能相信媒体的报道，不能相信她是一个犯下谋杀罪行的特工。茜蒂·艾莎的母亲Benah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他们的家庭来自普通的乡村，没能力帮助她。茜蒂·艾莎的父母亲都非常着急，整天只能祈祷，读《古兰经》。 茜蒂·艾莎的家人不相信她是凶手，是因为她加入这次行动，完全是通过一种临时招募形成的组织，招募者用转了几道弯的方式将她这位不知情的人利诱进来参与杀人，这种方式在网络时代及非熟人社会极易成功。由于生活在一个非熟人社会中，对某个熟人或亲密者的依赖就成为这种行动的组织要素，比如一并被捕的印尼本地男子莫哈末法立兹是茜蒂·艾莎的男友。 刺杀行动的新组织要素 但金正男被杀案无论查究结果如何，有两点将成为后来犯罪者的重要借鉴手段，极有可能引发模仿犯罪。 印尼籍女嫌犯茜蒂·艾莎的被捕，使一些分析者认为此案由朝鲜参与这一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理由是“两名女嫌犯的犯罪方法太非传统和粗心，不符合朝鲜特工的作风”。韩国议员金钟达（Kim Jong dae）接受采访时说：对金正男的袭击“令人难以置信地马虎”。 我部分同意这种判断，这不是专业特工所为。习惯使用专业特工从事特殊行动的西方国家可能难以理解这一点，但生活于中国这种连海外搜集情报、国内监视他人都使用“群众”环境中的人，则相对能够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 从茜蒂·艾莎的供述来看，她真有可能是被临时招募去从事喷雾“恶作剧”，就算她心里可能知道不止是“恶作剧表演”，但因为利诱之下，她会安慰自己：喷雾的后果可能是让人昏迷，瞬间失去知觉，并未往死亡这一严重后果上想。从她第二天公然回到现场的这一举动来看，很可能是这样。 让执行任务者在不知道后果的状态中却杀了一个人，这种暗杀行动设计得非常巧妙，但却让世界处于极度不安全之中。现在的杀人武器不断翻新，华盛顿那家间谍博物馆里陈列的物品，包括冷战时代著名的毒伞枪。前苏联克格勃（KGB）不止一次使用毒伞枪刺杀异见者与特定目标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8年9月保加利亚异见作家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被刺杀事件。马尔科夫在伦敦滑铁卢桥被人用雨伞戳了一下大腿，当时未在意，四天后中毒逝世。事后证实，克格勃利用雨伞制造无声手枪，发射致命的蓖麻毒素。这种毒雨伞在冷战时期是相当先进的刺杀工具，但较之这次刺杀金正男行动中使用的喷雾，实在算是小儿科了。 如今是网络时代，一个组织、一个政府通过网络或者广告招募人员，让被招募者完成职业特工的刺杀任务，既不露痕迹，又难于防范，且极易得手。关注这种刺杀行动中的新组织因素，提醒世人不要因为一点利诱就成为被人（或者组织）利用的杀人利器，就是金正男刺杀事件给世界留下的经验教训。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a/no645-20170219/3731182.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美国媒体报道自焚内外有别
何清涟 今年2月到4月两个月内，美国发生两起自焚案，都是抗议，但抗议标的并不相同。曾几何时，世界上所有的自焚案都发生在需要美国拯救的国家，比如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人释广德自焚与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自焚，美国《纽约时报》对此的报道堪称同类分析的经典模本。如今美国出了两位自焚者，《纽约时报》当然不会缺席。比较一下该报对当今美国自焚者与当年对他国自焚者之分析，发人深省。 两位自焚者的共同点：对今日美国的绝望 从两位美国青年的遗书内容来看，他们选择自焚的原因很不相同： 据《纽约时报》在《美国飞行员曲折之路以自焚抗议以色列结束》（2/28/2024）一文介绍，2月25日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自焚抗议的美国空军现役军官亚伦·布什内尔（Aaron Bushnell）出身于一个保守主义家庭，据其朋友介绍，在其参军前，思想经历了一个急转弯，从保守信仰走向了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反帝国主义价值观，留下的遗言是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我将不再与种族灭绝者为伍”、“解放巴勒斯坦！” 4 月 19 日，37 岁的马克斯·阿扎里洛 (Max Azzarello)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受审的曼哈顿法院对面自焚身亡。根据公开记录和他的 LinkedIn 页面，他是一名注册民主党人，2005 年至 2009 年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 2012 年获得罗格斯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学位。其遗言象一份政治宣言，声称“我们身处一个极权主义的末日邪教之中”，美国面临“枪杆子下的盗贼统治”，警告即将发生的“世界末日法西斯世界政变”，控诉的对象包括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小布什与克林顿。媒体只能引用纽约警察局官员的说法，阿扎里洛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布阴谋论和攻击权贵、社交媒体公司和机构，还将 Covid-19 大流行称为“经济末日装置”。《纽约时报》4月19日对他的报道标题是《被阴谋论占据生活之人在公众的注视下熊熊燃烧》，称“他的偏执让他走上了一条黑暗的道路”。 两份遗言的重要内容，《纽约时报》报道都未引用，热衷发表评论。 两位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具体来说，亚伦的抗议比较具体，主要是美国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敢开罪。2004年，美国小布什总统通过《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之后，从此犹太人成为享有美国法律保护其免受批评的信仰族群。去年10月开始的以巴战争直接导致美国的“犹太受害者”叙事崩盘，左派内部因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发生严重分裂。哈佛-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在12月月9日-16日进行的调查发现，在18 -24 岁的美国人当中，有 73%的人认为犹太人是压迫者。美国各地反以挺巴（哈）风潮迭起，此刻正在发生的是从4月中旬开始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反犹学生的占领运动，他们宣布占领学校，改名为“人民大学”，哈佛、耶鲁、MIT、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和加大柏克莱分校学生随之响应，全美校园反犹反以挺巴浪潮方兴未艾。 但现在美国政府由民主党执政，该党陷入两难处境：不支持以色列，就会失去犹太大金主的巨额政治捐助；不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就会遭到本党75%以上人的反对。华府政圈的解决方案是同时支持以巴：4月19日，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对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和加沙的对外援助法案。这个法案表示：美国华府政客们既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自然会攻击加沙，因为哈马斯就在那），又支持加沙人民（但哈马斯成员分散在加沙人民里面）。华府政客们认为这个法案既满足了犹太金主的要求，又保住了犹太人的民主党选票，还维护了美国支持受害者加沙人民的道义形象——花这么大的篇幅谈美国的犹太人问题，只是想让读者明白反犹在美国政圈仍然是不可触碰之禁忌。 阿扎里洛遗言中涉及到的则是非常广阔的美国社会问题，从时间上来说，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直到拜登政府，延续了两党五位美国总统共20多年；从空间上来说，包含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与传媒界，乃至多数美国成员还未卷入其中的加密货币。阿扎里洛遗言里谈的一切，并非凭空虚构，确是美国近年存在并恶化的问题，散见于各种报道与社交媒体。阿扎里洛关心美国，自然非常焦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美国连续剧《辛普森一家·打破偶像的丽莎》这个单元剧中的丽莎·辛普森，她试图揭露所居小镇的创始人杰比迪亚·斯普林菲尔德是一名隐藏的犯罪骗子，镇上居民的生活都是谎言，但居民却对她充满敌意、冷漠、怀疑和党派偏见。 美媒对他国与本国的自焚者褒贬不一 两位美国自焚者的遗书表明他们有着强烈的信仰和清晰价值观，都是美国现存政治的批判者和绝望者，想用自己的死表达愤怒和抗议。但美国媒体对这两位自焚者的报道，重点都是评述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对遗言都只用几句评论轻轻带过。如果对美国媒体报道各国自焚者的历史不了解，当然不会觉得异常。但本人毕竟出版过两本研究中国内宣与大外宣的专著，很容易识别出问题在哪。 有对比才能有鉴别，越战时期对自焚僧人的报道是60年前的故事，但2010年供职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应该大都还在，对比当年《纽约时报》是如何报道那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事件比较合适。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事件掀开了茉莉花革命的序幕。对他的生平，所有的媒体都只介绍了几点：1984年3月29日出生，是突尼斯的贫民，靠摆地摊为生，没任何媒体对他的成长历程与精神状态表示兴趣。《纽约时报》在《一场自焚如何引发一场革命》（How a Single Match Can Ignite a Revolution,Jan. 21, 2011 )这篇分析性报道中，针对当时阿拉伯世界反对自焚的口号“不要燃烧你们的身体”，这篇报道强调自焚的政治意义。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提问：“是什么驱使一个普通人自焚？”，然后再列举一系列事件：“以自焚作为政治抗议并不新鲜。许多美国人都记得 1963 年越南战争期间，佛教僧侣释广德 (Thich Quang Duc) 在西贡自焚的可怕画面……，在欧洲，20 岁的捷克人扬·帕拉赫 (Jan Palach) 于 1969 年苏联入侵捷克几个月后在布拉格自焚身亡，他被视为反共产主义斗争的烈士。在西藏、印度、土耳其和其他地方，一些不太知名的抗议者死于大火。在中国，佛教徒自焚已有至少1600年的历史。” 在分析了1963越南释广德自焚事件存在争议之后，作者对其他所有的抗议都肯定是“政治或社会抗议”，比如“这些国家的腐败和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导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巨大的鸿沟”，“最近的阿拉伯自焚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其社会和经济困境的愤怒和绝望。他们是因为社会不公和其他原因而自杀。他们的死亡责任在于他们国家的统治者”。 本文重点不在于这篇报道的分析是否合理——我认为从社会环境找原因是正确的，而在于《纽约时报》（不止这家美媒）为什么不能用13年前对待突尼斯自焚者的切入角度来分析本国两位青年的自焚抗议。不从社会政治层面挖掘根源，却非得从本人的心理历程成长史挖掘“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已经不敢面对美国的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正是他们勠力参与并推动而形成的局面。 但愿美国媒体不要因为坚守所谓“政治正确”，而忘记普利策那句“新闻记者要做船头的瞭望者”的警句，认真思考一下美国这两起自焚抗议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这种“发生在他国就是政治抗议，发生在本国就是自焚者有精神问题”的报道方式有违新闻伦理。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4月29日，https://www.kzaobao.com/mon/keji/20240429/160950.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曹长青：川普 2024 再选总统
人类民主迄今为止经过四站：第一站，古希腊雅典民主萌芽，流放极受大众欢迎的政治人物，防范专权；第二站，罗马元老院议会雏形，以元老多数制约权力者；第三站，英国大宪章君主立宪，洛克三大个人权利学说奠定民主理论根基；第四站，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确立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现代宪政。 在这民主四站过程中，公元前44年凯撒在罗马元老院被刺身亡，是人类民主进程的一个重大挫折；它导致统治者再也无法相信议会政治，因为凯撒居然是在议会厅被60名元老（议员）连手刺杀，被捅了23刀，极为残忍血腥。 那些议员们为目的不择手段，导致统治者和元老院之间的原有议事规则和通道全部被毁掉了。随后人类经过了长达1259年之久，英国才有《大宪章》，限制君王权力，等于立法权再次回到元老院式的议会，统治者和议会开始良性互动制约。 罗马元老院刺杀事件在美国重演 在人类民主的第四站，也是标志美式民主最高境地的美国，今天却出现了像当年罗马元老院那样的“刺杀”事件——左派用选票作弊的政变，中断了川普连任机会，等于政治谋杀。这同样是人类民主进程（尤其美国民选制度）的一次重大挫折。 所以说它是“政变”，因为这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变局：左派民主党利用中国新冠病毒全球蔓延为借口，临时修改法律（违背宪法），广发邮寄选票，为大选作弊、政变夺权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左媒则为此推波助澜、大造舆论。 以往美国大选投票，绝大多数选民都得到投票站现场投票，当场检验身份证、投票资格、核对注册投票签名、家庭住址等信息。极少数的邮寄票，都要事先申请，提供现有住址、投票资格等信息。而这次左派力主全面发放邮寄票，选民不需到投票所，等于无法有效监督检验，所以大量重复投票，仅内华达州就查出4.2万人两次投票；还有仅持绿卡（不是公民者）也因收到邮寄票而投了票。在宾州，选票数量竟比合法选民多出17万零830，更有外州居民在本州投票（早已搬迁，在外州已投票）等等问题。 这种广发邮寄选票就是为作弊大开方便之门、提供制度性条件。就像在考场，如果没有任何监考员在场，就等于为作弊提供制度性机会；或者不检验考生的身份证明就放入考场，更是为舞弊创造天然条件。美国这场大选舞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被川普支持者愤怒地称为“大选被偷窃”。 大选舞弊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形象。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1776建国后就实行民选制度，更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发生这样大规模选举舞弊，自然被中共等专制国家做文章，重创美国的民主声望。毫无疑问，这次劣迹斑斑的大选，并不是美式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不择手段的政客和极左媒体连手制造的一起对民主制度的“刺杀”，制度受到伤害，哪怕严重伤害，都绝不等于制度本身错了。人类进程中，从来都不缺破坏制度的人。正如正常的身体会得病，会遭受武汉病毒的攻击，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身体。 92%挺川者支持川普2024再选总统 凯撒在罗马元老院被刺杀后，人类经过一千多年才迈进英国《大宪章》时代。但这次美国民主被刺，很可能四年之后就被纠正补救，因为川普“没有死”，他所强调的重建伟大美国的梦想更没有熄灭，反而因左派偷窃大选而在保守派心中更强壮地燃烧。这也可从民调数字看出，拜登就职前的The Axios-Ipsos 民调数字：92%挺川普者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川普2024再选总统，96%认为川普会让共和党变得更好。这么高票的党内支持，连左媒都不得不承认，川普下台了，甚至两次遭弹劾，但共和党还是川普的党。 这说明，即使左派民主党极力污名化川普，即使新科技巨头公司（推特、脸书、youtube等）封锁川普账号和声音，即使左媒铺天盖地攻击围剿，但绝大多数保守派仍力挺川普，根本没有大的变化。这个趋势将随着左派对川普的更多政治追杀而更加明显，打压越凶，川普在保守派中越得人心！ 这主要由于，1，绝大多数（占90%以上）川普支持者认为大选被偷窃；2，川普执政四年政绩辉煌，一个政治素人进入白宫，誓言抽干政治沼泽，强力改革，内政外交都创下前所未有成就；3，川普在共和党内支持率超过90%，这个记录也是空前的！虽然左派用冲国会事件抹黑整个支持川普的阵营，但根本无法改变挺川者的态度和决心。所以，川普卸任总统后，仍会是共和党的精神领袖和共主。 以目前川普在保守派中的巨大声望（获有史以来当任总统的最多选票：7500万），被民主党和左媒抹黑围剿赢得的同情，四年辉煌政绩的政治遗产效应，都使他在共和党中的地位无人可比。如果他决定2024年披挂上阵、再选总统，应会是共和党的不二人选，并进而赢得大选胜利（拜登、哈里斯是最无能的左派，上台连左派都兴奋不起来，更何况四年执政会惹来怨声载道，千夫所指）。 左派搞弹劾因恐惧川普再选和成功 正因为看到川普可能再参选的前景和可能性，左派民主党才竭尽全力在川普卸任总统后还要搞弹劾。左派议长佩洛西明确说过，弹劾川普是阻止他再选总统。民主党要角议员卡斯特罗（与古巴独裁者同名）也扬言，弹劾就是防止川普再参选。从左派的恐惧也可看出川普的实力和影响力。 美国宪法写得很清楚，弹劾是指把现任总统to removal from Office（免去职务），没有任何弹劾“前总统”字样。所以左派民主党如在参院继续搞弹劾，不仅明显违宪，更是清楚向世人证明他们为阻止川普再参选不择手段！ 即使左派卑劣地坚持弹劾，在技术层面也会失败，因众议院提弹劾议案只需简单多数过半（只是作为起诉人，参院才是唯一有弹劾权的机构），但宪法规定在参院需2/3议员出席并同意，需67票。目前参院美国两党席位50：50，民主党要再拉到17席，几乎没有可能。美国M & A全国民调公司的最新民调：80%川普支持者、76%共和党人不会再投票给支持弹劾的共和党议员。如果共和党议员助纣为虐，也会投鼠忌器，毕竟他们要靠本党选民的票。像在众院投票弹劾川普总统的共和党议员、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Liz，被她所在的怀俄明州共和党委员会一直通过决议谴责，她的支持率在党内已暴跌到仅剩10%。 凯撒在元老院被刺，两天后举行了国葬，他身中23刀的惨状，激怒了整个罗马，市民们纷纷站出来，追查追杀那60个杀害凯撒的元老院议员，最后把他们全部都缉拿、处决了。 今天，虽然川普不是凯撒，但他是民选领袖，他被“政治谋杀”已经激怒千百万有良知的美国人民，他们必定会追究选举真相，追求公平公义，还川普总统一个历史公道。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一度再度地证明：公道自在人心！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1年2月号 2021-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美国人民淘汰左派
美国大选虽已结束一周，但这场选举结果，可能将影响美国一代人。不仅由於布什与共和党获得「五项全能冠军」（赢了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参议院，众议院，多数州长），更重要的还在於，今後四年，布什将有机会任命可能多达四名最高法院法官，从而使左派在高院更居少数（目前右派五名，左派四名），由此将深远地影响美国的判案和社会价值走向。 因此民主党对败选非常沮丧、沉痛，纷纷检讨。过去一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上，到处可见民主党官员、助选人员以及支持这个党的知识份子们在反省自己错在哪里，在什麽地方失去了民意。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前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可能是民主党阵营中少数清醒者之一，他在投票当天就预测民主党会输，说它脱离民意和现实。大选後又撰文说，民主党败在用克里这种极左的候选人，而和民意脱节。他建议，民主党应去伦敦「取经」，学习英国工党如何放弃极左，向中间靠拢，从而赢得民心。 布什这次赢得横扫般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美国整个社会「向右转」：这个自越战结束就已开始、在柏林墙倒塌的八十年代底高涨、911事件後达到高潮的、以信仰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回潮，使「新保守主义」（Neo-Cons）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却选择了最左倾的参议员作候选人，而且克里的主要助选者，都是美国民众非常反感的极左派，像第二号最左的参议员肯尼迪，最愚蠢的前总统卡特，拍出《华氏911》这种谎言说教片的导演莫尔（Michael Moore），连伊拉克和伊朗都分不清楚的好莱坞女影星们等。内布拉斯加州长对纪思道说，每次莫尔为克里助选，民主党在他们州的支持率就直线下降。 克里看到了美国向右转的现实，因此竞选时他也向「右」靠，强调保守派的那些政策，譬如也说「减税」，虽然他有过三百次参院增税纪录；也说支持伊拉克战争，虽然他曾反越战，反第一次海湾战争，并反对给驻伊美军军费；他明明心里支持同性婚姻，但也为了选票，表示不同意等。但「口是心非」往往难以成功。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向「右」转，人家是用行动，修改了党纲，放弃了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念，以及反核和偏向工会等左倾政策，而且这次坚定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克里们以为「临时抱佛脚」，靠向右「说」（而不是做），就能唬住美国人民，完全低估了选民的眼力和智力。 因而这次败选，不仅是克里的失败，更是民主党和美国左派，甚至是整个西方左派的一次大失败。四年之後，民主党能否东山再起？纪思道认为，如果那时启用现在呼声很高的前第一夫人喜莱莉这样的极左派，民主党还会大输。他认为唯一出路是采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向共和党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体面地投降」。美国的左派会「投降」吗？为了权力，也许克里们会忍痛割「政策」。但向右派让步太多，又丢掉自己的理念。何去何从，实在是两难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10日） 2004-11-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21 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
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重要的是制度建设的竞争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找到解决中国变革难题的出路全面制度创新适应经济全球化21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了，并正在被一种新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针所替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大趋势的压力和挑战，而与那些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压力更大。中国能否凭借相对落后的制度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获得成功？ 一、全球经济活动的新特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在各国都通用的发展蓝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这一蓝图，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投资，都有赖于政府的操作；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可以说，这种看法今天还支配着中国的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的思维，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搞上去”。 从7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成功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80年代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哪个国家能突破建立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就能快速发展。 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的灵活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把许多消费品、机械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对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人员等劳动力的需要。这被称为新型国际劳动分工。 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 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 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特征表明，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现象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凡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虽然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按本国国界内的经济活动计算的，但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动中很多却是由多个国家的经营者组织的。 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下规则：首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当主要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调节；其次，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被推举出来，负责协调全球性市场的规则；由国际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全球性市场的规则，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全球化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各国都要遵从上述国际组织的制度性裁断。 二、引进外资的两难困境 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跨国企业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可以乘机大举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 但恐怕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样的运气，能在1992至1996年的短短时间内获得15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营造出中国经济的繁荣。 尽管中国已经吸纳了大量外资，并在外商的帮助下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过程，获益颇多，但官方和许多国内的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大量外资的涌入也缺少准确的判断。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员把突然到来的外商投资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甚至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外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投入中国。 然而，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外资就有减少的趋势。其实，无论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如何热切地盼望外资，今后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仍然可能逐年减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90年代上半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个一次性的机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香港或台湾，中国今后不可能再吸引这样大量的中小资本。 如果指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投资，这类外资的活动与港台中小资本则完全不同。港台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面向国际市场出口，给中国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收入，但基本上不与大陆企业竞争，几乎可以说，对大陆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而西方大企业的产品都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西方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降低其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构成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的沉重压力。在这点上中国面临着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 此外，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外资的“中国热”正在消减。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对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作的调查，半数以上的外商对投资结果表示失望，认为自己过去高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在过去多年里进入中国的外资中，50%投入了制造业，30%投入了观光和房地产业。今后“外资热”逐渐消散，将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工业的技术进步会明显放慢，外资企业不会再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大批建设中的“开发区”和豪华公寓将难以售出，数千亿房地产投资可能因此被“套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以外资源源不断为依据而制定的发展规划，可能不得不修正、甚至被取消。 三、中国面临危机的国内国际背景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比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又大得多。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中，中国会面临上述的两难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只看到了外资带来的“甜头”，但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并没有准备去迎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危机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谁在推动经济发展？—国外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再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选择本国可能的经济发展目标；而且，今后单凭本国的资源和市场，以及完全由本国政府独自操作、在本国范围内组织经济活动，已很难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 按照旧的经济发展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被理解为主要是本国的市场机制。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活跃的经济调节手段，即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总是在操纵着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政府仍然被视为最重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政府也自认为具有这种能力和义务。 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调节一国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可能就不见得主要是本国的市场供求；相反，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中，就既包括本国的市场机制和本国政府，而且还增加了两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国外的“看不见的手”会受到许多国家的工业企业、银行以及无数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会很快地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可以说，当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纵能力必然会趋于化。 今天，当中国政府谈到经济增长时，已经不能再单纯地以本国的供求变化和政府的目标为依据，而必须考虑到，在中国领土内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是由外国企业组织、掌握的。比如，当政府希望整体经济增长10%时，如果本国企业达到了这个目标，而外资企业却决定压缩生产规模，那么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比计划的10%低。对一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政府来说，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多少有点不舒服。 政府和国际市场：谁调节谁?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要求政府机构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不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更多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中国遇到的现实困难是，要做到这两点，都面临着国内的制度障碍，不仅一些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在随意干扰市场机制，而且中国的国际经济交往受到了国内政治的束缚。 从前一个方面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旧体制改头换面后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间接的经济利益。当行政事业机构有组织的此类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这样的“双轨制”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真正的制度改革，这种体制会继续干扰发育中的市场机制，阻碍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经营，恶化投资环境。 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遇到了全球性规则和本国政策的矛盾，例如在消除投资障碍、开放金融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问题上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本国经济能加入经济全球化，那么这个政府就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的制约。就像在球赛中一个运动员不能随意地挑选自己偏爱的比赛规则一样，当一个国家要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谋取利益时，它也不能选择性地遵守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准则，而把自己不喜欢的国际准则一概以不合本国“国情”为由加以拒绝。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机会稍纵即逝，也容不得一国政府采用外交手段、为获得对己有利的国际规则而进行冗长的谈判。 四、制度建设的竞争与挑战 主要是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下一个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能更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谁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有几个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们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前些年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也许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前所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了束缚，如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腐败现象严重等。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竞争，其参照系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这种制度作变革，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重大的代价。今后，在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制度的落后可能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竞争中的制度优。 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稳定性的挑战 不少学者认为，只有社会政治稳定了，中国才能加快经济发展。这一看法触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稳定性是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时的重要条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虽然经济全球化需要政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是对各国政府稳定性的挑战。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就越少，而这会严重削弱政府能力，使政府无法兑现以往长期坚持的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如果政府不能继续像它保证过的那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又不能制止政府官员的自肥行为，还继续剥夺民众的各种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可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 实际上，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能否维持稳定，关键在于这个政府靠什么维持稳定，换言之，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化了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以有限经济改革求稳定会伤害市场化 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由政府操纵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平的提高主要靠政府通过国有部门提供; 另一种则是让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收入与消费。在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城市经济改革后，第一种方式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最近，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似乎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 可以说，1996年以前中国“改革道路”是用有限的经济改革来增加经济的活力，从而产生较多的经济收益。这种有限经济改革因为大量提供收入和福利，换得了人心，巩固了政治上的稳定。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改革也是依靠着这种方式才得以比较平稳地推进的，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尽量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好处”，这样民众也就会支持有限的经济改革，并且要求社会政治继续“稳定”下去。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有三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资突然涌入;依赖银行来保护国有企; 倾斜性政策把农村经济资源转移给城市居民消费。从短期内看，这确实能带来政府和受益者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不但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这种追求稳定的手段必伤害市场化。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最早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制造业，而随后就可能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使得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在机械制造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可是，目前中国的现行制却导致重工业体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 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它们是改革前30年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的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前些年，这些企业不是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这虽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却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发展潜力，导致现在多数企业濒临破产。 再过几年，也许很多重工业企业就将消失，而中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在重工业领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许将只剩下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面向国内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制造业的主体－－机械设备制造业可能逐渐萎缩，那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倒退和现代化进程入困境。 五、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多数中国民众都能理解，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动是保证中国在下一个世纪能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由之途；但是，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正面临着与现行制度的日益扩大的冲突。这个冲突集中在这样一个两难问题上，如果继续坚持现行制度框架赖以立足的旧承诺，那么就不可能推动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如果放弃这些承诺，政府不可能有效协调转型期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 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当政府已经不再有能力以相当代价获取稳定，而需要社会成员(特别是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时，这是一个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理解、参与和合作才能完成的过程。而实际上，社会成员自然也高度地关心这样的问题:他们付出了失业或低收入这样的惨重代价能换来什么?如果为了制度转型、非付出代价不可，那么，这些代价是否应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适当分摊，而不是谁没权谁就活该倒霉?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如果不能正视民众的意愿，结果必然使矛盾激化，酿成社会冲突。只有建立新的制度架构，民众的意愿表达和政治参与才能纳入制度的轨道，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各社会集团之间才能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制度转型所必要的社会共识和利益妥协。从而使它能够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让各种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通过民主政治的程序来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中国可以、也只能通这样找到解决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原载《东方》杂志，2001年6月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各国拷问疫情传播缘由
程晓农 疫情肆虐全球，祸源就在武汉。中共的研究人员既预料到疫情的爆发，武汉当局也提前做过防疫演习，但中共一向有掩盖疫情以维护政权形象的传统，接连在疫情传播方式上提供虚假信息，导致疫情先在中国扩散，再蔓延全球。诸多受害国家开始拷问这次疫情为何如此严重地传播到全世界。 一、拷问开始了 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各国一方面忙于应对急剧爆发的疫情，一方面开始拷问疫情是如何传播的。这样的拷问主要关注两点，一是疫情究竟是如何传播的，另一点是病毒从何而来。 前两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召开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特别视频会议，讨论冲突地区的防疫措施，增强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抗击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德国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也提议就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召开安理会会议。前一个建议估计不会有结果；后一个建议即便得以实现，可以预期，无非是各说各话，不了了之。无论是召开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常任理事国会议，重点都是加强防疫的国际合作，但在疫情如何传播以及病毒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可靠的信息，就无法形成共识，开会不过是走个过场。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信息都掌握在中共手里，而中共不可能坦诚面对国际社会，疫情越严重，它掩盖真相的企图就越强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信口胡扯，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中国”；这一说法被国际媒体批评是官员带头散播假新闻，美国国务院则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抗议；赵立坚闭嘴了，但中共并未撤回这一胡说。很显然，中共在疫情造成的国际压力下，一直试图“甩锅”，但在目前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这种愚蠢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强烈的指责。 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这本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BBC昨天的一篇报导表示，“综合多份权威科学文献，目前没有科学研究或临床资料显示中国武汉爆发的疫情是来自外来国家”。 二、武汉病毒所一年前预测疫情爆发 既然疫情来自中国这一点确切无疑，那么，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就只有从武汉开始追查。但只要中共咬死不说真相，其它国家其实难以进行独立调查。武汉疫情爆发后，美国曾建议派遣专家协助调查，但被中共断然拒绝；相信今后中共也不可能开放病毒样品和疫情数据、诊疗记录等重要档案，因为那正是中共决心彻底隐瞒的东西。所以，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拷问将始终无法取得进展。 最初，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病毒来源是武汉市江汉区华南海鲜市场上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但武汉市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对早期41名确诊患者的研究显示，12月1日出现的零号病案与华南海鲜市场及其他确诊者均无关连，说明源头不一定来自市场的动物，这份研究在1月24日刊登在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 随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它一直在从事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据报导，该研究所有中国首个生物安全防护水平最高的实验室和国家卫健委指定的“国家级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差不多一年前的2019年3月2日，该所研究人员就已在西方的英文期刊《病毒》杂志上发表论文表示：“普遍相信蝙蝠产生的冠状病毒将再次引致下一轮疫情，中国可能是爆发点；面临的挑战是预测它何时何地爆发，我们才能尽力避免它的扩散”。该论文的四位作者均为这个研究所特殊病原体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那位因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而知名的石正丽。这些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该研究所对疫情即将爆发已有相当把握。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时，演习中专门安排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军运会航空口岸专用通道开通测试》，湖北日报，2019年9月26日）。这次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演习结束后两个多月，武汉疫情就全面爆发了，似乎当地政府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三、新冠病毒研究室被军管 正当舆论就致病病毒是否来自武汉病毒所多方拷问时，法广2月8日报导，“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陈薇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军阶是少将，1991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同年4月特招入伍，入伍20年之内升到少将，是少见的文职军官快速升迁。她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2016年以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2016年军队体制改革，总后勤部撤销，成立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改隶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201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并入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陈薇的生物工程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对口，以她的职务和军阶来看，确实可以算是军方的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 她在武汉1月23日封城后立即“空降”该所，时机和过程很微妙。她1月25日到达武汉时天河机场已关闭，没有民航航班，她很可能是乘坐民航或军航专机抵达，表明其武汉之行乃奉军方高层之命，且任务紧急而重要。她到达武汉病毒所之后，一开始只是低调地调查，她想掌握的情况当与武汉肺炎的发生有关。当时武汉病毒所还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她紧急赶去武汉病毒所，应该是已经知道可能有大问题，需要立即处理。对一个“普通”的实验室派具有这种特殊身份的少将在如此敏感的时刻介入，说明其中诡谲多多。随后陈薇便以少将身份接管了武汉病毒所的特殊病原体和生物安全实验室。 军方接管就是军管，即用军纪和军法来管束这个与新冠肺炎病毒有关的实验室。这当然不是为了组织病毒研究攻关，正常情况下推进研究课题用不着军管；军管很可能是为了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护和保密措施。对武汉病毒所的军管决定了与疫情源头相关的所有外界猜测都无法再得到任何验证；军管相当于筑起了一道高墙，把这个实验室彻底封起来了，比武汉封城严厉得多，任何消息若有泄露，当事人可能面对军法从事。 2003年的萨斯瘟疫之源头，中共事后承认是“实验室污染和工作人员感染的重大责任事故”（新华社，《非典疫情源于实验室内感染，吴仪要求认真吸取教训》，2004年7月1日）。这次疫情的全球恶果如此严重，指望中共事后说出病毒源头，再无可能；而外界也无法查清这次疫情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这样，一场全球横祸，病毒究从何而来，从此竟成天问。 四、疫情扩散三连环 既然病毒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被中共彻底封死，对疫情的拷问就只能关注疫情传播问题了。这次疫情发生后，在下述三个环节上中共的处置导致了疫情的国内、国际大扩散。 首先，把疫情来源单纯局限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使外界误以为传染仅限于接触此处的人；其次，宣称此病毒不会人传人，令民间失去对防疫必要性的警惕；再次，等疫情扩散后，又再次误导国内和国际社会，宣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力不强，直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还在重复这套谎言（见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一文或起千重浪，疫情真相重解读》）。从疫情爆发到今天，这一系列淡化疫情风险的说辞无疑大大减弱了国际社会和出国旅行者对疫情的担忧，间接地影响了全球的疫情恶化。 如果是无心之错，上述人为之过可一可二不可三，偏偏中共连续在三个重要环节上对疫情传播的危险性发布虚假信息，显然是故意所为，并非疏忽或无知。中共有过实验室研发病毒导致萨斯灾祸的惨痛经历，近年来又掌握了新冠病毒的大量资料，也事先知道“冠状病毒将再次引致下一轮疫情，中国可能是爆发点”，而且疫情爆发不久前在武汉刚演习过防疫操作，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具有充分的抗疫防疫准备；但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恰恰是在对新冠病毒最熟悉的中共治下，疫情会如此快速地蔓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有隐瞒疫情的传统政策和封锁真相的制度环境，这种传统政策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疫情向国外蔓延，遗祸全球。 中共隐瞒疫情的做法，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类似做法一致，即防堵灾难的负面形象扩散是最大的政治。其要害在于，重点不是全力降低灾害对社会成员及国际社会的危害，而是防止其政府形象受到冲击，为了后者，有时会放弃前者。为此，中共有一套始终一贯的灾害应对办法：第一是掩盖疫情来源，以免国内和国际社会追责政府；第二是淡化疫情的危险，以免国际社会警钟长鸣；第三是避免防疫措施动摇经济，进而威胁政权的安全；第四是对外宣传上设法转移视线，以减少国际社会对政权错误作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次中共的做法与其传统套路其实并无二致。如果西方社会轻信中共关于疫情传播方式的虚假信息，后果极其惨重。 五、疫情严重冲击美国 这次疫情的全球严重蔓延，与各国政府对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的中共政权的认知有很大关系。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其中的共产党制度之祸，随着苏联国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以及苏联解体，被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埋进了前苏联的废墟里。此后中共被美化成了民主世界的候选人，在西方国家的政界及主流学术圈里，几乎没人想过，类似的切尔诺贝利之祸会不会在中国再现？如今，现实已经为证。西方世界此刻正在为轻信中共的疫情谎言，以及对共产党国家消解灾难引起的负面形象之相关体制政策茫然无知，而付出二战以来最大的人命代价。 就在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疫情政治茫然无知的状态中，武汉的疫情迅速通过国际旅客扩散到毫无警惕、全无防备的世界其它国家。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去年12月到今年2月，23万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从中国回美国，53万中国人飞来美国，总共76万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自2月2日禁航，但仍有1万8千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在2到3月从中国回美国。此外，34万人从意大利、42万从西班牙、190万从英国来到美国，这些国际旅客中许多人是欧洲疫情爆发后离开欧洲的；虽然美国对意大利和西班牙3月13日禁航，对英国的禁航晚几天，但为时已晚。仅这4个国家就有340万人在这段时间来到美国，其中150万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190万是旅行者、商务人员、学生等。 美国之所以成为继中国之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国际旅行者入境数量巨大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旅行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无症状传染者；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中共的不合作，美国无法尽早研发对病毒携带者的检测手段。纽约是美国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国际旅游者相对比较集中的滞留地，于是纽约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病毒肆虐之所。 全球疫情仍在继续蔓延，我们对这一疫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各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稳定，仍然知之不多。相信今后若干年内，疫情的传播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同类病毒再次危害全球，将不仅是个长期的医学和生物学课题，更是一个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政治课题。 （原载大纪元，2020年04月0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6/n1200696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罪恶的五十年——“谁是新中国”会上演讲
不知道各位看到中共国庆阅兵是什麽感觉，我的第一感觉是想到了纳粹。因为只有德国纳粹才这样热衷於在大街上展示武器方阵和军人大皮靴。据军事专家的研究，中国的长程飞弹约20枚，而美国的飞弹是中共的四百倍。但即使美国有这样强大的军力，但却不搞这种炫耀武力的大阅兵。现在全球做这种愚蠢阅兵的恐怕只有中共和北韩。 北京领导人所以执意愚蠢，是因为他们刻意要炫耀五十年统治的成就。但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等四个领域回顾一下，看看过去到底是什麽样的五十年—— ●政治上：剥夺选举权和生存权 在政治上，五十年了，中国人仍然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想获得权力，只能通过选票。美国很快要选举第43届总统。台湾也要第二次全民直选总统。欧洲的全部国家，包括原共产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美洲的35个国家，除了共产古巴，全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撒哈拉大沙漠，南部非洲48个国家中一半以上实行了民主选举。而中国领导人的更迭，却是靠写个纸条“你办事我放心”。现在连纸条都不写了，只要拍拍肩膀，就是你了！ 有人辩解说，中国的国情不同，国家大，文盲多，无法实行选举。但中国再穷能穷过海地吗？这个加勒比海小国一半人是文盲，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海地早已进行了民主选举，明年将进行第三次总统大选。 更可以和中国相比的是印度。印度自1948年建国，51年来一直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刚刚成功地进行了第13次全国大选。 我在1997年冬天曾到印度考察访问了一个月，更加感到印度和中国的可比性。在人口上，两国差不多：印度人口已达10亿，和中国在20年前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时人口差不多。在国土规模上，也旗鼓相当：印度也是大国，而且比中国大陆还复杂，它有七种主要的宗教，500种语言（官方语言就有17种）。在人的素质上，印度比中国大陆还落後：据最近《纽约时报》引述联合国的数字，印度的文盲比例是47％，中国是17％。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文盲比例上比印度少30个百分点。而且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穷人在印度。 印度在这种条件下仍是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而且一直成功地选举了五十多年！那些强调中国太穷、文盲多不能实行民主选举的人，面对印度，怎麽解释？而且美国在二百年前建国时就实行了选举，其经济和各方面水平当时又会比今日中国高到哪里？ 从可行性上说，印度、海地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不管国家怎样贫穷，人的素质怎样落後，政治选举都是可以操作的。从人的政治权利来说，不管以什麽借口，都不可剥夺人的选举权，如果人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只能是政治奴隶，根本不是现代人。 中国人的选举权不仅被剥夺，人的生存权也遭到践踏。据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共建政这五十年来，因迫害、枪杀、饥饿而死亡的中国人可能有八千万之多！不仅毛时代杀，邓时代杀（保守估计，六四屠杀也有一千人遇难。在六四屠杀两个月前，解放军对拉萨的和平游行民众开枪，四百多藏人遇难），江泽民时代仍是杀——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共在庆祝“国庆”之前仅在南方就举行了57场公审大会，枪决了238人。据“国际大赦”的统计数字，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但枪毙的人数占全球处决人数的五分之三。而且一有运动，还要快抓快判快杀。在美国，一个死刑犯要上诉十几年，才最後执行。美国从1976年最高法院裁决恢复死刑至今这23年间，被处决的死刑犯有389人，还不够共产党一个季度杀的。 但中共的这些恶行，老百姓并不知道，因为中国现有的二千多家报纸，全部属於政府所有，所有的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报纸的总编辑要以宣传高於新闻、意识形态大於事实的“党性原则”办报，以和政府保持一致。美国TNT电视频道今晚将播放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农场》改编的电影。这部写於1945年的寓言小说，简直像是为共产中国写的政治学脚本，中国领导人和《动物农场》中的猪领袖“拿破仑”一样，都是用暴力和谎言维持统治。北京国庆大游行的场面，简直就是《动物农场》中革命游行的翻版，也是用群众性大场面、旗帜的海洋、人群和焰火以及整齐划一的游行方阵，来制造一种“莺歌燕舞”的虚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相对於事实都是谎言，它既不代表“中华”和“人民”，也没有真正“共和”，更称不起是“国”，只是一个流氓政权。 ●经济上：横向纵向比较都落後 在经济上，有人说，由於邓小平这二十年的开放改革，现在人们毕竟比以前富了。但是建政50年中这後20年的政策如果是对的，那只能证明前30年是错的。50年中有30年、即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错的，还有什麽可庆祝的？应该做的是检讨。 而且这後20年的政策也不是全对。现在的经济政策被称为「松绑」，即原来绑得紧紧的，现在给你松开几扣。但仅仅松开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样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儿就不绑，中国人早就会自我发财致富了。这是人的本能，根本就不需要哪个伟大领袖来做设计师。 中共现行的经济“松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仍是“绑”，只不过在松动的程度上有所变化。这从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就可以看出，说什麽“中国绝不搞私有制”。什麽是“私有制”？无非是为了保证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的发财致富的自由选择权利而设计的经济制度。从亚当．史密斯的《原富》，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所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都强调一点，就是拥有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之一，绝对不可侵犯和剥夺。而中共领导人还在公开宣称继续剥夺中国人的这种天赋权利。 虽然中国的经济近年有所发展，但横向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相当落後。据美国著名研究机构“布鲁克斯基金会”研究员季北慈（Bates Gill）1999年8月的研究报告，中国人的人均收入还不到西方人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伊朗、南斯拉夫和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 而且从纵向比，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所占比重远远低於两百年前。据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L）主任席格尔（Gerald Segal）最近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中国那麽重要吗？”的文章中说，180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40年时，中国经济占全球的33％（欧洲占28％，美国仅占0.8％）。但100年後，即1900年时，下降到6.2％。到了1997年，则降到3.5％。《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在1999年8月29日《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经济学家的研究说，五十年代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比不上宋朝。而宋朝是13世纪，是600年前。 这100年中国人在干什麽？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前五年的1900年5月25日，中国在一个老太婆的统治下，向所有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说“不”、宣战。1999年5月9日，几乎是整整100年之後，中共驻南领馆被误炸，中国在一个70多岁老头子的统治下，向全球所有先进国家说“不”，联合国讨论科索沃危机，安理会15个成员国，只有中国投了弃权票。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仍是专制统治，只是统治者由一个愚颟的老太婆变成了一个愚蠢的老头子，除了性别变化，别的都没变。 ●文化上：50年不出一个伟大作家 文化上，就更惨了，50年没有出一个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诗人、音乐家、哲学家，什麽“家”也不出。几天前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作家葛拉斯，意味著在诺贝尔奖建立的这头一百年中，中国人完全缺席，虽然中国人有13亿之多、占全球人口达五分之一强。亚洲其他国家，像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得过12个，美国9个，英国6个，俄国5个。中国人不要说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来，任何类型的诺贝尔奖都没有人得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几个中国人，得奖时都已加入了美国籍。 不久前美国“蓝灯书屋”评选出本世纪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无论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纯文学作品，还是奥维尔的政治寓言《1984》，可谓群星灿烂，几乎篇篇是精品。但不久前评出的本世纪一百部中国小说，除了鲁迅和沈从文的还可以看之外，多数都是惨不忍睹，居然还有《艳阳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尹县长》这类浅薄次劣的作品。和英文百部小说相比，中国哪还有文学？！ 为庆祝中共建政50周年，北京《光明日报》刊出了“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大多数都是《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红灯记》和《红岩》之类。还有《共产党宣言》、《毛选》、《列宁选集》以及《江泽民十五大报告》。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选择这些书还可以理解。但令人怎麽都想不明白的是，这50本“感动共和国”的书中还有《辞海》、《新华字典》和《新概念英语》。如果一个人整天捧著字典看，已经显得发傻，再被它感动，而且整个共和国都被感动，那不就是傻子国了吗？ 中国的作家们不是没有写出像样一些的作品，像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曹禺的《雷雨》和钱钟书的《围城》等。但这些作品都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写的。在共产党统治的50年中，这些作家没有一个人写出任何有点份量的作品。 当然他们什麽也写不出，因为这些被海峡两岸都视为文学大师的人们，面对“六四”屠杀这种暴行，一个字都不写。“六四”距今已经十年多了，无论是活著的巴金，还是去世不久的曹禺、冰心、钱钟书、萧乾，这些“大师们”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字，不要说谴责政府屠杀平民，连对遇难的年轻孩子说句悼念的话都没有。这就是中国文学大师们的“人性”水平。 而年轻一代的中国名作家们又怎麽样？最近中国两家刊物评出17名所谓“文学大师候选”，包括王蒙、王朔、王安忆、贾平凹、梁晓声、韩少功等几乎所有中国有点名气的中青年官方作家，这些人写作风格不同，但有一件事绝对相同，那就是所有人都对“六四”屠杀沉默，像他们所尊拜的文学前辈巴金等一样，10年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字谴责杀人者。 ●人性上：造假成风，精神堕落 在人性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令人惊心动魄。过去常说西方人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中国人穷但精神充实。但今天看看，中国人充实的是什麽，是撒谎、欺骗和吹牛。人性堕落的标志之一是造假。现在中国造假成风。八十年代初我在深圳做记者时，就报导过工商局抓获的用杀虫剂“敌敌畏”配水制造“茅台酒”的地下工厂。後来在海外不断看到这类报导：上海有人用煤油炸油条，卖完这条街，跑别的区去卖。武汉的一个孩子不慎落水，母亲在岸边叫价，从200叫到1500元才有人下水救人。一家锁厂生产的5000把锁，一把钥匙全都能打开，都是假锁。 台湾一位女作家不久前从中国回来写的游记记载，她亲眼看到推销烫伤药的人把八、九岁的孩子当众用烧红的烙铁烫，然後涂上“烫伤药”以示有效。看到那些被烫得嚎叫的孩子，吓得访客们纷纷揭囊，恳求不要烫孩子，药他们全买。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美国探亲，抱怨中国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坏了。据1995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导，吉林省伊通县粮库主任领人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往粮食里掺沙子，2700吨玉米，掺了157吨沙子。当接到报告的公安人员来查问时，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家的粮食，我们愿意掺啥就掺啥，掺狗屎你们也管不著！” 不仅假酒、假烟、假药、假油条、假锁，还有假合同、假护照、假结婚、假学位，无所不假，甚至制造“假人”——冒充蒋介石的弟弟，张学良的遗腹子，周恩来的私生女，中共高官的子女┅┅现在干脆更直接，制造假钱，据中国《经济日报》，过去16个月中，当局破获的假人民币有1040万元。据说实际流通的假钱是这个数字的10倍，有一个亿。 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假”，简直得怀疑中国人还有没有真的。在一个连真人都难找的国家，又去哪里挖掘人性呢？ ●四恶政权：丑恶，凶恶，罪恶，邪恶 50年，中共把中国和中国人糟蹋到这等地步。这50年，是丑恶的50年，中共展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丑恶的一段历史。这50年，是凶恶的50年，中共以中国人为敌，以人类文明为敌，摧毁文化，泯灭人性。这50年，是罪恶的50年，中共在没有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导致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50年，是邪恶的50年，中共以普世价值为敌，以上帝为敌，成为无恶不作的群体撒旦。 对於这样的政权，还有人为它庆生，为它上街游行唱赞歌，这样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这就像有人强奸了你的母亲、侮辱了你的姐妹，枪杀了你的父亲，你还要为这个人庆祝生日，这样的人等於是向世人展示，你不是人类的一部份，因为你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思维，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人性。 再有不到100天人类就要进入21世纪了，在20世纪，共产政权没有在中国被结束，这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因此，今天，不管下个世纪的路中国人要怎麽走，首先要做的是，结束这个政权！ （1999年10月3日在纽约“谁是新中国”演讲会上的发言；载美国《中国之春》月刊1999年12月号） 1999-10-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曹长青西雅图演讲∶不是台湾回归中国，而是中国回到台湾所代表的制度
【大纪元1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舜华报导）2008年1月6日著名作家及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西雅图支盟及各大侨团联合邀请，就台、中关系和台湾大选於西雅图侨教中心做专题演讲。曹长青先生独到的见解评论和幽默风趣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曹长青先生谈到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在即，中共又像以前一样对台湾大选进行干扰。可是中共的干扰从来就没有成功。从1996年的飞弹到2000年当时的朱熔基总理凶神恶煞的对台湾讲话，大选的结果总是和中共的干扰的目的相反。而今年中共采取的策略是唱衰台湾的经济。针对这一点，曹长青先生首先分析了台湾社会的形态，即就是台湾不是一个只有富人和穷人的社会，而是富人和穷人占少数，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 曹长青先生接下来又从台湾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外汇存底，人均收入，用令人信服的数字和其他国家做比较，一一驳斥了台湾经济衰退论。 而对中共拉拢国民党的用意，曹长青先生指出，这只是因为中共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有利用价值。中共只想把台湾变成像香港一样的行政区，但是台湾已经实行了11年的民主进程，不可能又回到专制。曹长青先生同时指出，台湾的民主做的越好，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越照出中共专制体制的丑恶，而台湾也越能给予中国人民民主的希望。 曹长青先生还分析了就目前而言台湾大选的两党各自的优势劣势。曹先生特意指出，对於台湾的选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真正热爱台湾的人当总统。 曹长青先生最後指出∶不是台湾回归中国，而是中国回到台湾所代表的制度。 曹长青先生精采的演讲在短短一小时里掌声不断。演讲後现场与会人士不断踊跃发问，最後大家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活动。 1/9/2008 5:37:06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8/1/9/n1970879.htm 2008-01-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中共威胁台湾，日本看到了危险
程晓农 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持续推进，日本对这一威胁的认知也逐渐深化。最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视频演讲说，“对台湾的武力侵犯，对日本国土是重大危险，日本无法容许该事态发生”；“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习近平主席绝对不应对此有误解。”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施政演说中特地提出，日本将采取措施强化国防，并探讨获取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在内的所有选项。日本的强硬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共感受到了压力。 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应邀出席台湾一家智库举办的活动，发表了视频演讲。他在演讲中讲出了几句令中共跳脚的话：“对台湾的武力侵犯，对日本国土是重大危险，日本无法容许该事态发生”；“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在北京的人，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绝对不应对此有误解。” “有事”这个词，在中文里是很平常的用语，泛指家庭、个人有一些要处理的事。但在日本，“有事”这个词2003年以后成了一个法律上的专用名词，具有特殊的非常严重的含义。日本共同社翻译安倍那句话时，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短语的日本含义表述得非常明确：“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就是日本出现突发事态”。 共同社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基于日本的《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对“有事”的法律界定。2002年到2003年，日本建立了所谓的“有事法制三法案”，由国会两院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案》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法案是《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 《武力攻击事态法案》是针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所制定的自卫授权法，日本政治上所说的“有事”，其定义特指日本遇到外国武力攻击的情况。该法案规定：所谓的“有事”，既包括“日本遭到来自外部武力攻击的事态”，也包括“预测可能受到的武力攻击事态”；一旦日本政府判断日本遇到了这两种突发事态，首相可以依法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按照这个日本特定的“有事”法律概念来理解，现在日本显然把台湾面临中国的军事威胁，判定为上述“有事”的第二种情况，即“预测可能受到的武力攻击事态”。换句话讲，因为台湾受到军事威胁，日本可能有必要准备出动自卫队。 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判断？今年10月18日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台湾面临的“戴维森窗口”》，提到了今年7月底日本智库东亚情势研究会出版的一本书，《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 》，几个月前这本书就引起了日本政策圈的重视。据此书的策划者、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Katsuhiko Eguchi）介绍，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二、“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三、台湾一旦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会被中国控制；四、中共以此为立足点，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无限大。 二、中共军事威胁，日本决策圈出现危机意识 安倍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反映了日本决策圈的危机意识。如今，安倍出面把日本政界的这种亡国之忧正式表达出来了。 稍微了解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日本人交换意见时，如果与对方有意见分歧的话，用语通常会很委婉，比如，“这件事是那样的吗？”这种用疑问句来表达不同意对方的说法，在日本很普遍。而日本政商界人士在国际问题场合表达意见，就更加委婉，很少会像美国人那样毫无保留地直抒己见、直击要害。从这个角度去看，安倍此次的发言放弃了日本传统的委婉口气，而是像美国人一样地表达不满，这种姿态的严重含义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日本在对中共发出严重警告；这种情况下，只有用坦率而毫不含糊的词句，才能把尖锐的意见明确表达出来。更何况，安倍是点着习近平的名说这番话的，等于是告诉习近平，我这番话就是针对你说的。 安倍的这番话，当然可以被解读成个人意见；但实际上他是代表日本执政党当中的安倍派，向中共发出日本人可能讲的最严厉的警告。安倍去年以健康原因卸任首相，上个月接任了执政的自民党最大派系的领导人，他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安倍突然如此强硬地对中共这样表态？ 答案在于，日本看透了中共的路数。中共抛弃过去几十年的“韬光养晦”对外战略之后，经过多年“卧薪尝胆”、扩军备战，现在已经把国际战略变成了张牙舞爪、对外扩张。按照中共的这种新国际战略，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国际上称霸，把美国的势力从西太平洋逐走，至少把西太平洋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中共想建立的这个势力范围，也包括日本。关于这一点，11月22日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白宫被迫进入中美冷战》已经作了说明。中共的这种国际战略实际上是抄“大日本帝国”的“作业”，那种战略导致了“大日本帝国”的灭亡。有着沉痛历史教训的日本，对如今中共的战略企图，怎么会看不透呢？ 很显然，进攻台湾不会是中共扩军备战之后投入军力的唯一动作，而是中共对外扩张的第一步；接下来，日本看到了自己可能会被中共围困。一旦中共占领了台湾，就可以从日本的南方对日本实行军事威胁，包括封锁航道、阻止正常海运、让日本陷入经济困境。这样，日本将直接面对中共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勒紧绞索，从而陷入生存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外交上明确表示，不会忽视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而且清楚地表示，非常了解中共攻台的战略意图，那个战略意图之一就是下一步将危及日本的生存。 三、中日关系质变，源起中日多年来的空中对抗 日本政治家和官员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注意维持一种比较稳定的对中关系。而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持续推进，日本对这一威胁的认知也逐渐深化。 自从中共和日本建交直到最近，日本为了维持对中关系，基本上不就台海两岸关系问题表态，对台湾的接触一直保持民间和议员级的交流，而日本政府则不对台湾表达明确的支持。但是，从菅义伟首相开始，直到现任的岸田文雄首相，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立场发生了质变，而且，对台湾的支持也完全公开化了。 日本经济新闻去年底对1,696位被访谈者的问卷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称，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据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最近在台湾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大破解》节目中指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满如今接近九成，这在战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矢板明夫还介绍说，在这样的民意之下，岸田文雄与河野太郎竞选首相时，原来河野太郎的民调支持度过半，似乎夺席有望；但因为河野太郎在对外政策上比较亲中，结果竞选期间河野太郎的民调支持率迅速下降，最后败选。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中共长期推动的日中友好、“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之类的对日政策已经破产。 现在日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中共的军事威胁，而且这样的军事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大。从2013年开始，日本航空自卫队因中共空军战机接近领空而紧急起飞的次数超过400次，这些状况大多数都发生在靠近台湾的宫古群岛周围。这么多的空中对抗表明，中共空军一直在针对日本领土蓄意挑衅，施加军事压力。 宫古群岛由日本西南方的一连串岛屿组成，位于台湾东部。宫古群岛各岛屿当中，最靠西的是与那国岛，离台湾东部宜兰县海岸仅110公里，天晴时从该岛可以看到台湾的中央山脉。与那国岛的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千，二战后一直是一片净土，和平安逸。日剧《离岛大夫日志（Dr.コトー诊疗所）》在这里拍摄，如果看过这部日剧，对这个小岛的美丽安宁会有所了解。 但与那国岛战后以来的宁静，现在被试图对外扩张的共军打破了。为什么中共进行攻台军事演习，要盯住日本的这个小岛不放？原因在于，如果中共攻台，能就近支援台湾的日本自卫队或美军都驻在冲绳，而从冲绳出发往西南到台湾，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都必须经过宫古群岛。共军要阻拦或切断日本自卫队或美军对台湾的支援，一定会在宫古群岛与美日军队对抗，这种对抗意味着日本将被迫卷入战争。中共空军在宫古群岛附近如此大规模、长期地飞行，其目的可能有两个，一是测试日本防空系统的反应和搜集日本防空系统的电子资讯；二是为在那一地区与日军作战而开展演习。日本最近已在与那国岛等地增强军力，还准备进驻导弹部队，加强在宫古群岛的防卫。 四、日本政府被迫提升军备水平 安倍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讲话之后，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岸信夫12月3日在记者会上提到，“围绕台湾的相关状况，有必要让中方理解，（日本）国内存在这样的想法”；他同时强调，“无法接受中方单方面的主张”。岸信夫称，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的极其重要的伙伴和朋友”；鉴于中国大陆的军力增强，岸信夫指出，两岸军事平衡“总体上朝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变化，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日本外相林芳正则在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 12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特地提出，日本在日益升高的地区威胁面前，将采取措施强化国防，并将探讨包括获取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在内的所有选项。这个说法，矛头直指“敌方基地”。很显然，现在对台湾及日本西南岛屿群构成威胁的“敌方”就是中共，而中共的“基地”都在中国境内。日本开始进入这样的研讨阶段，表明其备战已经进入了相当深的层面，甚至考虑到了回击中共的国内军事基地。 此外，为了备战，日本政府11月26日已经批准把目前创纪录的2021年度军费开支从目前的5万3千亿日元，再增加7,700亿日元的额外军费，以加速采购导弹、反潜导弹及其他武器装备，以应对中共。过去日本政府一直向国民和国际社会承诺，每年的国防预算不会超过GDP的1%。但现在岸田文雄政府追加预算后，国防开支已经超越了GDP的1%；而岸田首相还计划把日本的国防预算再翻一番，达到GDP的2%。日本防卫省则相应提出了“加速强化防卫力套装”计划，并且表示，“由于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我们的紧迫任务是加速执行各种项目。” 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弹之后，日本和美国对中共的军事野心会越来越高度警惕。而中共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树敌了，因此中共的外宣官媒表示，美国正在对中共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而北京在全盘考量下准备坚持战略定力，不轻举妄动。中共的这种表态，反映出日本对中共的强硬姿态，在一定程度时也让中共感受到了压力。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11/n13431441.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美国关税战，川普的最大赢点是战胜自己
何清涟 美中关税战的开局以瑞士休战谈判暂告一段落，双方将税率各降115%，并同意继续谈判。不少人重复关税战一开打就不断重复的输赢论，美媒视之为川普退让，比如《华尔街日报》在5月13日《川普激进贸易议程让步，寻求务实贸易协议》评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发起了一场全球贸易战，目标是引领美国制造业再次复兴。但在这场关税争端开始仅几周后，川普就退让了。”其实换个角度，对4月2日以来的巨大动荡及川普的持续反应做一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总统川普既是关税战的发起者，也是这一阶段的赢家，因为面对现实，他战胜了自己的执念，这并不容易。 美中关税战的开盘较量并非重点 关税战刚开始，我就认为美中两国关税战比拼的是四方面：1、两国实力，这方面美国有优势；2、领导人的定力；3、企业的承受力 ；4、两国民众的忍痛能力。当时除了MAGA当中“凡是川普做的就是对的”一派、希望川普关税战灭了中共的人对这一分析强烈反对之外，理性一点的推主们均承认除了实力美国强之外，后三点是中国方面强一点。 简言之，第二点就是川普的战略不确定VS习近平的以静制动，第三、四点则源于两国不同制度下的利益诉求管道多与少甚至有与无的差别。在世界旁观了川普等电话并称中方私下沟通要求和谈、中国官方否定的几轮表演之后，有了美中瑞士的关税谈判。根据5月12日美中达成的协议条款双方均降115%税率，美国同意在90天内将对多数中国商品的基准关税水平从145%降至30%；中国则表示将把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从125%降至10%。 这次关税战可能帮助大家认清一点：无论是战争还是关税战，双方实力有差距但非巨大落差时，武器是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运用武器的人。 暂时休战，谁最满意？ 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实行 Truth media治国，对这场牵动世界的关税战，事事都在那上面发表。当事国与旁观者也纷纷评说，表达自己的满意与不满意。 先说美中两当事国自己的表态。白宫在5月12日的《事实简报：唐纳德 ·川普总统为美国赢得历史性贸易胜利》中宣布：“今天，在刚刚与英国达成一项全新协议之后，川普总统又与中国达成协议，降低中国关税并取消报复性措施，保留美国对中国的基准关税，并为未来就开放美国出口的市场准入进行讨论设定了路径。“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如此形容：”该协议是美国人民的胜利，保护美国经济，同时为与中国建立公平、平衡和对等的贸易规划路线。“ 中国方面的满意度远低于美国， 5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表示“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并不点名批评美国，“霸凌霸道只会孤立自身”。 川普总统最关切并为此专门加税20%的芬太尼问题，在白宫简报中提到保留针对芬太尼国家紧急状态而征收的关税以及最惠国关税。中国官宣未提。在美中两国宣布一项临时贸易协议的一天后，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因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加征关税是不合理的，严重冲击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因此中方有关芬太尼20%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 WSJ 在5月13日的文章《美中关税回撤：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的六点解读》中引用凯投宏观的威廉姆斯估计，在40%的实际关税税率下，中国对美出口可能会减少多达三分之一。如果关税超过100%，出口降幅会大得多，但现在这种局面仍将标志着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急剧下降。 因此，瑞士的协议只是个确定了一些谈判方向的休战协议，真正的关税协议还得看中盘——这个中盘，在美国方面看来，当然是在90天双方互相停征的到期日结束；但在中方来，是谈好才算。如果翻脸，无非是重演今年四次加征的戏剧。 附带提一下，观点者当中，很多人不满意，包括：1、川记凡是派。这些人的沉默表明他们有点不好意思继续喊“我川圣明”，因为自搭的台阶上没铺红地毯，与原来设定的让中国跪下相差太远；2、冷战派不满意，因为脱钩又黄了；3、反共人士不满意，因为中共倒台又延后了；4、中国强大派也很不满意：为什么要对中国征50%的实际关税？ 川普确实赢了，赢点在哪？ 我认为川普赢了，这当然不是指他达成了解放日关税宣布之时米兰计划设定的目标，也不是指他针对中国取得了胜利。这赢，指的是他战胜了前一阶段对关税战仓促做出决定的自己，避免了两败俱伤，为自己止损。 白宫官网将美中瑞士谈判的休战协议形容成“历史性胜利”，自不免遭到媒体的讽刺。但考虑到以下几点，说成是“胜利”也未尝不可： 1、已经对75国（可能还有更多）实行了 10%的基础关税，较WTO的普惠关税2.5%增加了7.5%，在90天对等关税暂缓期结束后，这将作为定制，应该说算是胜利。根据财政部数据，因为川普总统的激进新关税，截至5月8日，今年联邦政府由货物进口税收得的收入为466亿元，同比去年要成长46.3%。新关税当初的宏大目标有两个，一是消除近万亿贸易逆差，二是用来取代个人所得税（2024年联邦所得税收入约为2.4万亿美元，按10%这一税率征收，虽然相距甚远。但无论用什么方式在国内增加税收，都比关税要难得多。 3、对于关税战，美国国内的疼痛感超出川普团队的预期。美国商界公开批评，5月5日的米尔肯国际资本会议上，与会者都要求尽快结束关税战；来自阿肯色、印第安纳、爱荷华、堪萨斯等七个红州的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对川普总统的关税战缺乏明确的结果或退出策略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场贸易战将导致美国国内小麦、玉米、大豆、猪肉和其他农产品的利润丰厚市场关闭，对美国民众造成沉重打击，影响中期选举。许多小企业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等待特朗普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企业主们担心公司撑不过这场冲击，认为“当权者似乎根本不关心小企业的死活”。在关税战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川普能够及时战略退却，对商界的支持者有个交待，对本阵营的农业州有个交待，平息了中小企业的怨气，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留下了空间。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记者Greg Ip对美国人的忍痛力有段评论：“美国一直警告不能依赖中国，认为这会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征收关税的合理性也正是由此而来。但也正是这种依赖让无论多么温和的脱钩都难免痛苦。川普在关税问题上的退让，恰恰说明美国人对痛苦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 3、川普发动关税战的目标，只是想打击中国的制造业与竞争能力，并不是打垮中共政权，甚至也不以脱钩为诉求。42天的关税战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美国杀敌1千，自伤800，一场互相伤害的关税战，能够以暂时休战止损，比拖着继续扩大损失要好得多。 4、川普关税战强调国家之间的单边协议，等于是不动声色地废了WTO的普惠关税协议。川普认为WTO被中国利用，对这个机构存在的不满已久，这番关税战之后，WTO的存在只是名义上的。 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否定自己曾经的举措就是一种战胜，这对于一国政治领导人来说尤其难，比如欧盟至今也不愿意检讨自家的难民政策错在哪里。相比之下，川普的战略退却再次彰显了他的灵活性，尽管过度灵活会让人觉得极不稳定，但这次关税战的战略退却，世界都欢迎。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5月 16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516-6377899）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何清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之后，还不辞劳苦地亲自担任各种小组长，至3月15日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为止，他已经出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此外还有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三权集于一身，加之现在是多事之秋，这种“小组长”只增加习近平的工作劳烦，并不给他的权势再添荣耀，他为何还要亲任各种小组组长？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小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释习为何热衷于成立这种小组。 \“小组”：重组内部事权的政治手段\ “小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习近平为何偏好“小组”政治？\ 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邓小平确定的集体领导体制，自从薄熙来向上借助常委支持、向下借助草根舆论，想迫使中共高层改变内定接班人的规则以来，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中共高层政治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虽然可以避免一人专断，但却成了“多龙治水”的权力分散之局。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共最高层“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调”，多个高层家族利用分管部门、行业的事权贪污腐败，形成了一条条粗大的利益链条，导致特赦腐败论公然行之于世。鉴于这种事权分散，最高领导人权威弱化之局，习近平希望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为中共政治的朽坏之局注入生气。 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我曾总结过，他的两个30年之说，很好地诠释了他是要用毛式政治铁腕，维护邓小平确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 中共执政逾60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层化的官僚行政体制，虽然富有中国特色，比如以党管政，但这种管理组织结构已经形成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江、胡两人都是中共内部法定的权威，只是胡的权威由于其治绩与能力而受到挑战与损害，形成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权力坐大，尤其是国安、军队与警界过去由周永康管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习近平履任以来，虽然已往各省区“空降”一些官员，但整个架构与官僚构成并未经过大的调整，深感（或者说担忧）指挥不灵，因此，习采用毛当年习惯用的“小组”形式，既达到了重新整合事权的目的，也便于其直接插手各领域的工作。 习近平能顺利地将各种权力集于一身，有几个其特有的因素。第一，他出身“红二代”，中共政治承认这种非体制化资源，加上京城政治中“红二代”特别活跃，认为红色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是他们的家天下，对习近平采取支持态度。第二，习性格强势，比较善于利用“一把手”的地位优势，更兼胡锦涛在卸任时，将军委主席一职移交给习，习再无元老掣肘之虞；三是新的七位常委大多出身平民，并无习的“红二代”优势，俞正声虽然也是红二代，但其家族早年失势，王歧山只算半个红色家族成员。有此三点，本届常委已经不可能维持“多龙治水”格局，只能成“众星拱月”之势。 \习的个人专断于中共政治之影响\*** 中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主弱则臣欺之。胡锦涛时期即如此，每年两会，一些委员公然炫富，将会场变成了时装、名表、名包的展览场地；亿元级贪官的层出不穷，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都是外界可以感到的主弱则臣欺的表现，再加上温家宝自行一套的政改说辞、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令很多党内人士及担忧动乱的知识精英曾为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因此，习近平的强硬作风，以及他对腐败的打击，对干部考核指标的改变（如不以GDP增速为考量标准，将环保纳入考核体系等），让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政权稳定的希望。这种个人专断的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习近平的政治选择，出自中共统治集团对局势的判断。王歧山数年前向党内官员及知识分子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实有双重用意。对统治集团意在警告：托克维尔定律的真义是，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对那些要求民主化的知识界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习近平对维权者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的政治反对者的强硬打压是全方位的，动辄抓捕反对人士、加强互联网管控、收缩言论空间等等。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看似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但从长远看，却扼杀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徘徊于黑暗专制中而不得改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political-20140319/187506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Chile Mine Rescue Shocks Chinese Public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recent Chilean mine rescue and the handling of mine accidents in China is enormous, and has provide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a revealing exampl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government. After the Chile mine collapse, when nobody knew whether there were any survivors, the Chilean government spared no efforts to try to reach the trapped miners. In China, no mining accident has ever been treated with such attention and patienc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pronounce everyone dead if there are no signs of life shortly after an accident. “Chilean miners were lifted from the shaft, while Chinese miners are sent to hell,” one netizen commented. Safety Standards Safety measures i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f no comparison either. The Chilean miners survived 17 days on their own largely because of a refuge in the mine where oxygen, food, water, and other emergency supplies were available. Few Chinese miners have ever seen or heard of such an emergency refuge. Once a mine collapses, miners have little chance of surviving long. In addition, the large number of smaller, privately owned mines are generally even further below safety standards, which is why China’s mining death toll has been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In 2009, China’s official data indicated a death toll of 2,631 from mining accidents (compared to 34 in the U.S.). The peak occurred in 2002 with 6,995 deaths. Experts say the actual numbers are much higher than official data. Value of Human Life Upon receiving news of the accident, Chilean president Sebastian Piñera immediately returned from his visit to Colombia and camped outside the mine for weeks. He and his wife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embrace the rescued miners.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 Hu Jintao didn’t even show up at Wenchuan after the 2008 earthquake that killed over 90,000. A high-level official who did show up at the site was caught on camera with beaming smiles. Chinese netizens said they envy Chileans whose lives are deemed so valuable. One blogger said: “Their miners are treated like real humans, and ours are treated like apes. \[Chinese miners’\] deaths do not even attract much attention.” Media When a mining or other accident happens, the first thing Chinese authorities usually do is to seal off the site and block media from reporting. In sharp contrast, the Chileans broadcast the entire rescue operation, and even used fiber-optic video to let the whole world see what happened to the miners who were trapped 700 meters (about 2,300 feet) underground. Another Chinese blogger said: “It’s such a sharp contrast to China. They dare to broadcast it live to the whole world, whereas our reporters are not even allowed to get near \[the scen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Chilean mine rescue effort was successful largely due to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expert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disasters in China, however, authorities try to exploit the media attention for political notoriety, putting human life last. In the Sichuan earthquake, for example, authorities rejected all help offered by rescue teams from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most critical first 72 hours.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in 1976 after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that killed at least 240,000. Quality of Care The Chilean mine rescue effort was well planned, with attention to detail. A team from the U.S. space agency NASA was onsite to offer help. A nutritionist from the team helped put together special food to keep the miners healthy. High-tech, anti-microbial, copper impregnated socks were also lowered to the miners to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infections. Every rescued miner emerged wearing special protective glasses valued at US$450. Thanks to the Chilean government’s nutritional and medical care, the rescued miners looked healthy after 69 days underground. One Chinese blogger commented: “They look like they just came back from a vacation trip—healthy, energetic and neat. Our miners who were fortunate to come out alive \[after being underground for days\] looked like they came up from hell.”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nsation When freed, the Chilean miners’ foreman, who was the last to come up, said to President Piñera that such a thing must never happen again. In a democracy, he was able to plac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ident on those in charge,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In China, rescued miners have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Party leaders and the government before they do anything else. The rescued Chilean miners also received huge compens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parties. In China, compensation for a dead miner is often just a few thousand dollars. After a 2003 oil well blowout in Chongqing City, the 190 households left behind by 191 victims only received a total of 30 million yuan (US$4.5 million), or an average of US$23,684 for each life lost. Chinese netizens exclaimed, “What a difference! What a shock!” Constitutional Objectives What creates that difference, then?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two countries’ constitutions. The opening clause of the Chilean constitution says: “The family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society. The State recognizes and protects intermediary groups through which society organizes, and ensures adequate autonomy to meet their specific purposes.” By contrast,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says: “The Nation’s fundamental task is ┅ \[to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o adhere to Marxism, Maoism,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 ‘three represents’ \[theories of former Party head Jiang Zemin\].” In ess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ives priority to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ereas in Chile, people come first. Lucky Day When the 33 miners were rescued, President Piñera excitedly exclaimed that the miners’ rescue was on a lucky day, Oct. 13, as 10-10-13 adds up to 33, a lucky number in Chile. In a humble manner, he gave credit to providence. But I believe it’s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Chile that protects human lives, freedom and dignity. Cao Changqing, a well-known political commentator, is originally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currently resides in the U.S. The Epoch Times, Oct 19, 2010 2010-10-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钢琴家》是奥斯卡唯一亮点
一双修长、优雅的艺术家的手，在键盘上潇洒地起伏、流动，肖邦那令人沉醉的小夜曲，随著电波，穿过凝重的波兰上空，抚慰著那些被迫在眉睫的战争而綳紧的心。纳粹德国的飞机、大炮声越来越近，艺术家的手在倔强地飞舞著，音乐在试图压倒隆隆的炮火声┅┅但它终于被一颗炸弹淹没、窒息了。 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y）用艺术的美丽揭开了纳粹血腥屠杀的序幕。这部描写二战时一位波兰犹太艺术家幸存经历的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风靡了欧洲，震憾了美国。它被法国、英国电影协会都评为“年度最佳影片”，并获坎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23日又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改编等三个重要奖项。《芝加哥论坛报》评价它是“一部史诗般的杰作！”《洛杉矶时报》赞誉说，“《钢琴家》达到了伟大的程度！” 《钢琴家》并不是虚构作品，它是根据波兰钢琴家斯兹皮尔曼（Wiladyslaw Szpilman）的纪实回忆录改编，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是个真实的故事。 斯兹皮尔曼的父亲是小提琴家，姐姐是律师，哥哥是喜欢文学的英语教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是波兰国家电台音乐部首席钢琴家，在战前的华沙已相当有名气。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知识份子家庭。他们也像无数的波兰人一样，不相信德国人会真的入侵，就像911事件之前，美国人绝不相信有人会用民航飞机撞毁两座世贸大厦一样，人类的天真是永恒的。 在德国军队已攻占了华沙之後，斯兹皮尔曼全家还在争论，到底把家里那点现金藏到哪里，姐姐说应藏到花盆里，父亲要把钱塞进提琴盒，那位酷爱文学、喜欢幻想的哥哥则坚持放在大厅餐桌上，覆盖一张报纸，理由是最显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但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纳粹占领波兰後，迅速要求所有犹太人戴上标志，把50万犹太人赶到只能住20万人的隔离区（ghetto）；不仅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而且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开始了。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的电影，真实地再现了斯兹皮尔曼书中记载的那些他亲眼目睹的人间惨剧：在隔离区中，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刻会被枪杀。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突然纳粹的警车来了，手持冲锋枪的盖世太保冲上了隔街的楼房，他们全家挤在窗户前，惊恐地看到，对面一家犹太人也在晚餐，纳粹军官喝令他们站起来，其中一位做轮椅的老人由于病体和惊恐，怎麽也站不起来，于是他被连人带椅一起从窗户扔了出去。老人和轮椅在半空中才分开，然後摔落在石头街道上。被带到楼外的十几个犹太人，被喝令沿著警车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杀┅┅ 如此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据《钢琴家》原书，一个瘦弱的犹太孩子，正在大街上走著，忽然碰到了盖世太保，他由于恐惧和紧张忘记了按规矩给这几个德国兵脱帽致礼，立刻被一枪打死。不仅如此，人们还被饥饿和疾病吞噬著。，在1941到1942年的那个冬天，在隔离区里仅是死于伤寒病者，每月就达5000人。 斯兹皮尔曼全家在隔离区近三年之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车站；没有谁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麽，虽然毒气室的说法已有流传，但人们仍不相信。钢琴家的哥哥居然还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在烈日暴晒和惊恐等待中，一个想乘机发财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兹皮尔曼的父亲凑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块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块，这成了全家“最後的晚餐”。 铁罐车终于来了，在纳粹枪托的殴打下，拥挤的人群被塞进了运载牲畜的车箱。在上火车的一瞬间，一个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警察突然把斯兹皮尔曼从人群拉出来。斯兹皮尔曼挣扎著要回父母兄妹身边，他高喊著：“爸爸┅┅”但那个警察实在是怜惜这位全波兰知名的艺术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点逃离，保住自己的命。斯兹皮尔曼在书中写道：“父亲向我走了几步，犹豫一下，站住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试图微笑一下，但是无奈地、痛苦地举起了手，向我挥动著告别，犹如我要走向生命，而他则在坟墓边向我致意。”父亲和全家就这样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後，钢琴家被强迫在隔离区做苦工，那双弹钢琴的纤细的手，要去挖土、砌墙，做杂役。有时在结束劳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们的纳粹士兵随意从队伍里拉出几个人，然後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头颅打开花。惊恐的犹太人还在大街上被强迫跳舞、唱歌，供纳粹娱乐。他们让拄著拐杖的瘸子跳，让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对。他们在拼命地跳，因为只要倒下，就会被欣赏这种恶作剧的德国兵打死。 当50万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奥斯维辛，最後只剩6万人时，斯兹皮尔曼被波兰地下音乐家反抗组织营救了出来，躲藏到一个公寓里。这个空荡的房间里竟有一架钢琴，已在隔离区里渡过三年，第一次见到乐器的钢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弹奏，怕有人发现他藏在这里。坐在钢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欲望，只是默忆乐谱，做模拟演奏，让起伏的双手，在键盘上空挥出无声的音符，飞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时刻，在废墟搜寻食物的日子里，钢琴家从没忘记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双手。正是这种有一天还要弹琴、还要回到音乐世界的信念，使他坚强地活下去。在朋友无法送来食物的日子里，他曾靠一条面包，维持了整整10天的生命。後来他躲到残墙断瓦、四处浓烟、几近空城的一个楼区。从残存的碗柜中，他寻找任何可充饥的东西，曾靠用过的浴池水，维系生命。在那个被毁灭的楼区中，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样存在的生命。 在经历过无数次险情，全都奇迹般地躲过灭顶之灾，终於熬到苏联红军进攻波兰的1944年底时，有一天，钢琴家正在全神贯注地试图打开一个发现的罐头，忽然听到声响，一转身，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面前。他顿时觉得一切全完了。在追问下，他承认是犹太人，是个钢琴家。这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到一个有钢琴的半倒塌公寓里，让他弹一段。他用那双被战争摧残得已僵硬的手，再次流畅地奏出肖邦的小夜曲。令他惊讶的是，那个德国军官既没枪毙他，也没有带走他，反而帮他在废墟般的一个阁楼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处，并几次给他送来食物。当苏联红军逼近华沙，那位德国军官最後一次来看他时，不仅给他带来食物、报纸，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留给他御寒，因那时华沙已进入严寒。斯兹皮尔曼不知怎样感激这位德国军官，只有告诉了自己名字和在波兰电台工作的资讯，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回报。 最初从电影中看到这个情节，以为是导演改编时增加了一个人性闪光的结尾，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虚构的那个警察最後人性复归一样；这是艺术家对人类的一种希冀和理想。但随後读了《钢琴家》的原著才得知，这不仅完全不是艺术虚构，而且原书比电影描述的更加详细、感人：当钢琴家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军官的善意，问他是不是德国人时，他回答说，“是。我为发生的这一切感到耻辱。”然後他们握手告别。後来他每一次送食品来的时候都鼓励钢琴家“要坚持住”。在最後一次，钢琴家问他：“我在这里能躲过（苏联红军来後）街上的战火吗？”德国军官回答道：“如果你和我都熬过了这地狱般的五年，那就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们活下去。”他不仅带来了很多食品，留下军大衣，还带来一条鸭绒被。 这位德国军官不仅救过这位钢琴家，还救过其他犹太人。他後来被苏联红军俘获，关进苏联集中营。他在被关押时给妻子写过信，提到几位他救过的犹太人名字，其中就有斯兹皮尔曼。但由于德国军官被关在苏联，虽然钢琴家找到波兰政府最高官员，恳求帮助寻找这位德国军官，但波兰当局说他们无法干预被关到苏联的德国人。 这真是一个荒诞的人间惨剧：在经历了将近六年、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後，最後由于这位德国军官的帮助，钢琴家得到幸存。但这位德国军官却在被关进集中营六年多後，由于帮助了犹太人而被折磨致死。因为他说救过犹太人，激怒了苏联人，认为他撒弥天大谎，反而把他摧残死了。 在这之後，钢琴家才和德国军官的妻子联系上。在新版的《钢琴家》一书中，列了几页这位德国军官在战争期间寄给妻子的战时日记。如果说电影“钢琴家”是近几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电影之一的话，《钢琴家》一书同样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最令人感动的书之一，而这本书中最让人震憾的是这个德国军官的日记，他当年的思考简直超过许多今天的所谓知识人。他不仅反对纳粹，同时早就对发生在苏联的红色暴政有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仅摘录几个片断： “这里正进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法国的断头台，苏联红军的秘密警察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一个政权教给那些本来不会伤害别人的平民这样去做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犯罪┅┅我们不能被饶恕。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衆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著纳粹走了，教会沈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份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对那些谎言制造者必须以武力制服。” 这位真实的德国人的故事，更使我坚信，人绝不是以种族分类，无论在哪个种族中都有人性的美丽和人性的邪恶。斯兹皮尔曼的这部纪实作品早在1945年战争一结束就写出了，并在次年出版，但书很快被波兰当局查禁。因为他的书不仅写了纳粹的残忍，同样描写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做纳粹帮凶的残暴；还有那些向纳粹出卖犹太人的波兰败类。同时也抨击了犹太人本身：那些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在穿上警服、戴上警帽、拿起警棍的那一瞬间，他们的天性立刻变了，马上焕发出盖世太保精神。”这样的内容当然不被共产党的波兰当局容忍。 斯兹皮尔曼的书直到三年前才被重新发现。1999年底被译成英文後，立即成为畅销书，进入伦敦自传作品前五名，登上《洛杉矶时报》畅销榜，并获“全球犹太人文学奖”。也是浩劫幸存者的犹太导演波兰斯基去年把它搬上银幕之後，《钢琴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洛杉矶时报》书评家富兰克（Michael Frank）说，“它是传记文学的伟大贡献，是永恒的历史和人类价值的记录。”《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斯兹皮尔曼的回忆录是一个清晰的声音，升起在这种声音消失的世界。我们幸运地有他这位见证人。”影评家说，“音乐是他的激情，而幸存成了他的杰作。” 虽然《钢琴家》今年没有获得最佳影片奖，但我丝毫不怀疑，它会像《辛德勒的名单》、《人生是美丽的》一样，被列入世界经典影片的行列。 影片开始时，是1939年9月纳粹进攻华沙，斯兹皮尔曼弹奏的肖邦小夜曲成为波兰电台播出的最後一支乐曲。影片结尾时，是1945年波兰获得自由後，波兰电台播出幸存的斯兹皮尔曼弹奏的6年前被迫中断的同一支乐曲（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双被砖头磨出老茧的手，那双扒开冒烟残墙的手，那双被严寒冻僵的手，那双捧起漂著死蚊虫的水送向嘴边的手，那双从德国军官手里接过面包果酱的手，再次奏起肖邦那轻柔、美丽的小夜曲——它是音符取代子弹，文明战胜邪恶的宣言┅┅ 2003年3月24日於纽约 作者注： 中国把“The Pianist”译为“钢琴师”并不确切，无论意译还是直译，都应译为“钢琴家”；正如不能把小提琴家译成小提琴师一样（“师”好像有修理钢琴的意思）。而台湾把它译为“战地琴人”则更离谱，“琴人”好像是生造名词，而“战地”两字完全是强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且以战地记者等习惯说法，“战地”两字给人以随军作战、报道的印象，而实际上这位钢琴家和军队毫无关系，只是浩劫的幸存者。 2007-07-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撬动股市的政府之手并非上帝之手
何清涟 中国股市这头“疯牛”劲头正健，在此时提醒源源不断进场的中小散户，让他们重忆以往的股市教训，注定不得人心。但我还是想表达两点：对炒股者来说，信息来源决定股市逐利成败；对当局来说，政府之手并非上帝之手，在掷骰子决定他人富贵贫贱之时，也在扭曲一国经济的走向。 政策市特点：内部信息造就股神 中国股市既然由政府推动，政府机构及股市大鳄们释放的信息往往就是股市波动的根源。信息的散布、传递具有层级性与时序性。众多股民是否能够及时掌握甄别并做出反应，往往决定炒股者在股市中的成败。 信息散布的顶端是国家队与机构炒股者。这些机构资金大得可以撬动中国股市，他们在股市上多空对决时，常因某方提前获得内部消息而定生死。《撬动中国股市需要多少钱》一文，列有多个例子。这些机构除了养着一帮专业人士分析政策动向之外，还有专业公关人员专事搜集信息。他们深知中国股市的“繁荣”有赖政府之手，因此对那只手的任何轻微动作（即新政策出台）都会仔细分析，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周小川关于股市的讲话，他们会立刻闻出味来；4月中旬股市超热，沪深两市成量在1.3万-1.5万亿之间，4月19日的降准正好符合专业分析人士预期的“政府一定会给股市适度降温”，因此20日沪深股指盘中现宽幅震荡，尾盘双双录得1%以上的跌幅。 但是，国家队与机构炒股，除了这些分析之外，他们更看重内幕消息。即来自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的内线消息。职司证券监管的官员往往“公私兼顾”——在承担监管任务的同时，顺便先于一般投资者获得了重要的内幕信息，为自己或亲朋谋取不正当利益。监管部门官员们违法之事特别多，2014年11月，由中国证监会、公安部、国资委共同举办的“内幕交易警示教育展”在全国巡展，上海、广东、深圳、厦门等地相继开展。虽然也查处了一些从事内幕交易的官员，但更多地是让一些有嫌疑的官员离职，以掩盖丑闻的发生。这些证监会官员离职后，往往会“下凡”至基金公司或者证券公司，这类公司也乐于接受，一是偿付以前所欠的人情债，二是可以利用这些前官员在监管机构的人脉。 上市公司内幕消息也很重要。2014年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曾在国务院系统长期任职）曾公开透露：每逢上市公司开会，有些监管机构派员列席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他们一面开会一面上厕所，一上厕所股市就波动。”所谓“上厕所”就是借机溜出去打电话传播内部消息。据称，这种会议不仅监管机构派人参加，当地金融办也来，而且来的人还特别多，只要能想出借口的人都来，后面坐的人比董事会人还多。他们为何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这么感兴趣？乃因董事会是上市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其对公司经营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既属于商业秘密，更属于证券交易中的内幕信息，会议决策的内容事关该公司股价走势，更直接关系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按《公司法》和《证券法》从未赋予政府官员列席董事会的权力，这是明显的以权谋私。 概言之，政策市的主要特点就是：人脉资源决定获取内幕信息的质量与数量，是造就股市赢家的重要资源。虽然舆论屡屡批评政府官员从事内幕交易，指责其行为不但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投资秩序，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还败坏社会风气，是一种以权谋利、损公肥私的新型贪腐现象。但是，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要想消除这种现象绝无可能。 散户总成输家的原因：缺乏信息资源 无论是股市还是黄金市场，散户的形象被舆论以“老大妈”比喻，显其无知无能，只知跟风。这其实有点冤枉老大妈与散户。散户当然希望牛市延续的时间长一些，但也知道这头“牛”不可能永远劲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之所以总成输家，主要是缺乏股市信息人脉。他们多数人并不关心周小川的“池子理论”，对央行降准降息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甚了了。只有少部分散户明白一个浅显道理：不管每个人的愿望是什么，股市的买进卖出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对社会财富重新再分配。赢了，算你赌赢了一次；输了，只好愿赌服输。整体来说，散户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不可能象国家队与机构资金之间那样进退皆有策略与内线消息。少数有实战经验的股民，会给自己定下一个盈亏目标，不在股市上恋战，这类人有可能在股市上有所斩获，大多数散户只能在股市上随波逐流，充当垫底者。 截至4月3日，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了今年以来普通居民资金进入股市的情况，结论是：至少有1.32万亿元新资金入市。由于4月中旬是IPO集中申购的又一高峰，银行存款流失严重，在月底前面临近万亿元的缺口，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钱基本上都流进股市。面对本轮政策牛市的上涨行情，股民们全然忘记了以前的伤痛，已没有多少人记得2014年1月新浪财经发布的调查报告《2013年中国股市投资者大面积亏损》。 我还是在此重提旧事，亏损者占比约65%，其中，26.3%的人亏损了20%至50%，7.5%的人亏损高达80%以上。因为炒股，有32.2%的人生活水平明显下降，9%的人生活面临困难。当时，股民被迅速消失的财富深深刺痛了，开始检讨自己为何越来越穷。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是：散户保住财富的唯一方法就是远离股市。如今，面对入市等于政府给人民发福利的财富故事又吸引他们入市。 央行筑池，难免溃坝之虞 我在《中国股市成牛，皆因政府之手》一文中，介绍过央行行长周小川为了应付流动性过剩这一中国金融的洪涝灾害，提出了“池子理论”，已经筑过的池子有房市、股市，有推友在推特上问我，“池子”一旦发生溃坝怎么办？ 当了中国央行掌门人多年的周小川，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不会认为筑了这个日交易量高达1.3-1.5万亿的超级大水池，牢牢抓住水池闸门把手就万无一失。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池子”水太满时当然会放水，即国家队、机构资金离场，股市下挫；然后调整一下后视情况再筑池蓄水。但是这只能通过政策导引，谁敢保证这池子里面的风浪完全与池子外隔绝？ 中国近年来为了救经济，不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2014年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结果却于提振实体经济没有帮助。比如2014年11月底中国两年来首次降息，接着又发布“387文”，将同业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实质上放松了存贷比，从而提升了银行的贷款能力。但实体经济层面对此并无反应，股市却反应热烈，11月降息后三周之内上证指数涨幅逾30%。今年3月下旬，周小川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曾讲过，中国传统产业要出大问题，但依然占据着银行借款很大部分以及资本市场高比例的融资，为了鼓励新兴产业，银行贷款今后应该扶持新创企业与高科技行业。但话音才落，本轮政策性牛市却吸引了全民炒股。 既然宽松货币救不了中国经济，新增贷款根本流不进实体经济，而且越来越形成劫持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之势。当局应该重新考虑金融政策。相比房地产这个圈钱的“池子”，股市对经济的直接贡献更小，更危险。中国房地产虽然高度泡沫化，毕竟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行业的增长与就业，创造了财富的实体形态房子，泡沫消退后，房屋虽然贬值却还会保留部分价值；而股市却只实现财富的转移，股市交易的本质是击鼓传花、不断吹大泡沫的过程，总有一天会蒸发平仓，泡沫消退后，输家将一无所有。 我的结论是：中国股市正在进行一轮财富洗牌，但赢家仍然是能够掌握各种内部信息并借机造势的“股神”；政策性牛市确实是头“牛”，但却是一头“疯牛”，不是健康的牛；撬动股市的政府之手虽然有力，但却不是上帝之手，这只手无法完全驾驭一头“疯牛”。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4年4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stock-market-20150422/273115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虚幻的自我安慰：中产阶级队伍在扩大
日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公布一个结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目前中产阶层正以每 年1个 百 分 点 的 速 度 在 扩 大 规模，在大城市当中，这一比率还要高。 这一报告公布的数据与近年来的就业、工资增长、社会分配及消费等各种情况无法“共相”生存，与公众的实际感受更是相差很大，国内网友发出“被增长”的质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第一个幻象：中产阶级队伍的持续扩大及增长 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依赖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赖于现代部门就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工属于低收入，其人数增减对中产阶级人数影响不大）；第二，有赖于就业人口工资的增长。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情况均未出现。 先看新增就业人口的情况。2008年以前，中国已累积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尽管政府公布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74%，但民间调查机构宣布的比率却只有50%左右（大学生们提供的情况表明更低），而且初职就业工资普遍下降。 再来看就业人口收入增长情况。社科院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10%。但在国家统计局调查队举办的“居民家庭投资心态调查”中，只有6.3%的人表示自己的工资增长了。更重要的是，收入增长了10%，但由于房价在这一年当中上涨了将近一倍、其他各种消费品也在提价，收入增长比率远远低于房价增长比率。房价暴涨与物价上涨，意味着中产阶级资产严重缩水，人称“一套住房消灭一户中产阶级”。 一个不能隐藏的事实是：居于中国中产阶级中上端的外企白领，近两年有许多失去工作。早在2009年6月份，就有将近30%的在华跨国企业开始裁员。此后情况更形严重，关闭工厂、裁员、调薪成了外企节约成本、渡过危机的最常用手段。 此外，过去一年当中，由于中国政府用资产泡沫催动房地产行情，其结果是亿万富翁人数增加，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仅次 于美国。与此同时，是中等富裕人群在减少，拥有投资资产在100万美元左右的高资产净值人数下跌了11.8%。 上述资料表明，近几年，中国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这些微观上的萎缩数据又如何能够加总出一个正在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二、第二个幻象：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还制造了一个幻象，即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该文如此表述：“社会流动由‘先赋型’变为‘后致型’，整个社会逐渐趋于高级化，……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 所谓“先赋型”就是社会精英的选拔机制按照血统原则，“后致型”就是按照才能与个人成就。如果这段话是用来描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基本是事实。但如果用来描述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则是罔顾事实之言。这段话恰好有意忽视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一个最危险现象，即社会回归身份型特点，社会结构呈僵化状态。 这一事实就是从本世纪初以来，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家世背景渐成主要决定因素，农家子弟与城市贫民子弟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连就业都很困难，各地相继出现“官二代”现象。 这一被社科院报告刻意忽视的现象，早在2007年就被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所指出。文东茅以他参与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为基础，写了一篇“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文章指出：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文东茅文章指出的弊端，后来被无数事实所证实。尤其是在公务员招考中的“官二代”现象中得到体现。 近10余年来，由于职场之路变得越来越艰困，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往往出现上千人竞逐一职的现象。在人人都希望进入公务员行列，而公务员职位又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职位早已与普通民众无缘。官员子女拥有优先权已从官场的“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人们的首选。仅以2009年为例，湖南郴州市政府在2月曾下发《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入编考试考核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时，其父亲或母亲必须在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9月河南省固始县在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的选拔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人选绝大多数是当地官员亲属。 高等教育产业化使大学门槛大大降低，不少官员子女都能进入大学，这就使得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拥有一张进入精英选拔赛的门票。从此以后，中国的职场竞争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 至此，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它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精英选拔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很不利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将会加剧。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其后果较之财富分配不公更为恶劣与严重。 中产阶级为什么对现代社会的稳定有促进作用？其实人数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能力。社科院这一报告有意回避了这一关键因素，是因为在中国，缺乏政治与社会参与管道的不仅是中产阶级，还包括经济精英。这点，我已经在最近那篇“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一文中涉及。 可以说，这种充满了“中国特色”的“研究”，除了欺蒙公众之外，甚至无法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政策参考。中国要想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只有三条途径：第一，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使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不再成为“奥肯定律”的例外；第二，提高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社会分配机制；第三，建立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管道，让各阶层民众都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团体。否则中产阶级再多，也无法改善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3月1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3/100301\cr\middleclass.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