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风险和蝴蝶效应
程晓农 过去这一年，经济全球化可能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陆续浮出水面。从中国的疫情蔓延全世界，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到“蝴蝶效应”般的全球芯片危机，再到全球集装箱短缺造成海运费用暴涨，苏伊士运河意外堵塞，以及抵制新疆棉花导致中国的纺织服装业陷入出口困境，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不再是各国的唯一选择，全球供应链重置势在必然。 一、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风险 经济全球化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很少有跨国公司和经济专家曾经仔细想过，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好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世界必须处于和平环境；如果像中美冷战这种半个地球都受到重大冲击的历史事件发生了，经济全球化的大麻烦就来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和经济专家们也没认真思考过，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也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陷入混乱。 幸运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去年初，亚洲、欧洲、美洲都基本上是和平环境，也没遇到重大的意外事件，所以商家们基本上忘掉了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风险。然而，自从去年上半年中共通过三个军事威胁行动（海军舰队到中途岛对美国进行威胁型演习、强占南海的国际水域建立其海军基地群、建立对美国本土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洲际导弹导航系统），点燃了中美冷战，以往三十年里经济全球化所依赖的和平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尽管很多西方媒体拒绝接受这一现实，拜登也始终不肯承认中共已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但中美冷战的现实已经逼着美国军方开始全方位对中共备战，中共则不断展现其军事威胁姿态，硝烟味时时可闻。 中美冷战其实不算是意外事件，因为它在中共心目中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共的“崛起”野心一向以破坏国际法规和秩序为目标，以威胁美国而称霸世界为宗旨。经过其多年的扩军备战，这场冷战最终如其所谋而点燃了。世界各国媒体和专家们之所以看不到中美冷战发生的必然性，不是因为一叶障目，就是源自闭目塞听。 而在这样的国际气氛中，去年以来经济全球化还遭到了一连串意外事件的冲击，而跨国公司们毫无准备，于是各种因意外事件而造成的经济瘫痪和供应链危机接连出现。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部分瘫痪，到全球集装箱循环陷入混乱，再到全球性芯片危机和最近的苏伊士运河堵塞亚欧运输大动脉，在显示出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布局仓促被动应变的窘境。 二、“蝴蝶效应”和全球芯片危机 上述几个意外事件当中，全球芯片危机可以说是“蝴蝶效应”的典型案例。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产生整个系统长期且巨大的连锁反应，物理学上这属于一种混沌现象。最初注意到这一点的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1961年他用数学模型模拟大气中的空气流动，在计算过程中发现，计算精准度取小数点后3位与小数点后6位，最后得出的空气流动规律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数学上一个似乎很不引人注意的初始条件的微小改变，最后在复杂的连锁过程中会导致无法想像的巨大改变。后来他在文章中描述这种现象时用了一个比喻，“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1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这个名词的由来。 芯片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产物，把无数沙子加工成芯片，中间要经过二千多道复杂的工艺，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所有步骤。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最新的分析，设计尖端芯片的知识产权和软件由美国独占鳌头，制造芯片的关键特殊气体来自欧洲，一些必须的化学制品产自日本，而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全部在亚洲，其中92%在台湾。过去一年来，芯片产业发生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意外事件，每个事件不是局部事故，就是决策错误或因仓促应对而造成混乱，但它们叠加在一起，便在芯片产业链当中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和整个产业链共振，接着就发生了全球性芯片短缺危机。 首先，去年春天全球疫情暴发后各国汽车行业大幅度减产，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取消了大量车用芯片的订单；其次，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后，美国开始制裁中共的高科技企业，中国的这些企业赶紧在制裁生效前大量抢购各种芯片，占用了芯片企业的产能，待汽车厂商开始恢复生产、向芯片企业下订单时，芯片企业的产能已经占满，车用芯片一时间无法满足需求；第三，去年底传出，所有芯片企业都需要用的日本味之素公司的堆积膜供应紧张，据说是各国中餐馆减少营业而降低味精订单，于是味精生产减少，其副产品不足，竟然影响到芯片企业的增产能力；第四，今年2月4日台湾桃园的欣兴电子公司厂房失火，它供应全球多家芯片大厂的芯片载板产量减少；第五，今年2月13日日本福岛近海发生7.3级地震，全球车载芯片市场排名第三的日本瑞萨电子公司在日本东北海岸茨城县的一家主力工厂受地震影响一度停电，生产线暂停；第六，2月中旬寒流袭击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大范围断电，当地几家车用芯片厂被迫停产；第七，3月19日车用芯片厂商日本瑞萨电子公司的一家工厂失火，工厂停产。 上面列举的7个相关原因中，只有1个属于决策错误，就是各汽车厂商削减订单；另外1个属于政府决策的结果；剩下5个因素当中，2个是天灾，即日本地震和美国寒流，2个是日本和台湾企业失火，还有1个是无妄之灾。这些因素彼此没有关联，也发生在不同国家，却共同导致了芯片危机。虽然在整个半导体领域里，车用芯片仅占半导体市场不到10%，每年约四百亿美元的购买量，但芯片危机已经冲击到各国经济。现在芯片短缺危机已经从车用芯片短缺导致多国汽车厂停产，蔓延到手机芯片短缺影响手机产量减少，再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制造的各种家用电器因芯片短缺或涨价而价格暴升。半导体产业链以及各行各业的芯片用户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困境。 三、集装箱短缺造成全球物价上涨 大家都知道，疫情造成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停顿。但疫情会引发全球物流梗阻，集装箱短缺，世界各国的大公司全都没想到，更未采取预防措施。自从疫情暴发后，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封锁措施，全球货物运输急剧减少，各国船运公司纷纷暂停航线，并大量拆解闲置的集装箱货船。全球12大集装箱运输公司中11家削减运力、减少船队数量；还有不少中小型船运公司因承受不住长期停航造成的经济压力而倒闭。 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港口不能正常运转，再加上运输停滞、船舶停航，阻止了全球集装箱的流转，造成集装箱在中国的港口大量堆积；中国的疫情缓解后，大批集装箱运往欧美各国，却无法及时装货返回亚洲，于是大量的空集装箱又在美国、欧洲和澳洲等地积压，结果造成了中国出现集装箱短缺，全球货运流部分中断。去年11月美国的消费旺季时中国面临集装箱“一箱难求”，而且集装箱的海运费用急剧上升。去年3月初从中国运到美国的每只集装箱运费是1,361美元，而到了9月，上海出口到美东、美西每只集装箱的运价是4,622美元和3,848美元，上涨了差不多两倍半。 更大的问题是，海运安全风险因而发生。为了满足客户需要，海运公司尽量满载出航，结果集装箱堆得过高。据彭博社报导，里德海运海洋海事管理咨询公司指出，北太平洋的冬天本来就有极端天气和汹涌海浪，这时大型集装箱船最好减速航行，以克服船身颠簸和恶劣天气带来的危险。但由于运费暴涨，客户紧催，海运公司就不顾危险地以最快速度航行，希望尽快到达目的港，结果便频频发生事故。 《华尔街日报》报导，去年11月30日1艘从深圳盐田港驶往加州长滩的集装箱轮在夏威夷西北约1,600海里处遇到强风暴，船上集装箱倒塌落水，约1,816个货柜落海；去年12月31日长荣海运公司的1艘集装箱船在日本海域丢失了40个货柜；今年1月16日1艘从厦门前往洛杉矶的集装箱轮有750个货柜落海；同月还有1艘从韩国开往北美的货轮上有76个货柜落海。据世界航运理事会（World Shipping Council）去年7月的一份报告，2008年至2019年十来年间，全球平均每年有1,382个集装箱落海；而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这短短3个月里，仅太平洋航线至少就有近2,700个集装箱落海。 集装箱短缺目前仍没恢复正常，海运费用暴涨已经造成美洲和欧洲的物价上涨，推动了全球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势必影响欧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去年下半年以来海运不顺畅的后果，至今还未完全显示出来。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 四、全球物流梗阻的风险 最近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吸引了各国的目光。其实，像苏伊士运河这样的海上运输“最重要的咽喉点”，地球上还有另外三处，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卡住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早已拓宽，但苏伊士运河中还是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故，而去年冬季巴拿马运河也发生过大量船舶滞留；马六甲海峡因气象及地理问题，很难操纵船舶；霍尔木兹海峡很窄，而且油轮必须直角转弯，也是险要之地，如果油轮在这里遭到伊朗的导弹或水雷攻击，石油出口的“海上咽喉”就会被堵塞。 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制造业的加工中心（特别是“世界工厂”中国），与主要市场横跨半个地球，中间全靠海运来承担原材料、燃料和制成品的运输，于是集装箱货轮越来越多，也越造越大。20年前能装7千个集装箱的船就被称为“巨无霸”了，而现在的大型集装箱货轮载重量是过去的3倍；2018年全球港口使用的集装箱大约是8亿个，2000年便达到近30亿个，其中八分之一用在亚洲各国。除了集装箱轮，还有专门运铁矿石和煤炭的散货船、液化天然气船等，也都变成了巨无霸大轮。 这次造成事故的“长赐号”就是一艘超级集装箱轮，22万吨级，载重量达20万吨，全长400米，宽6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船之一。它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利器；没想到，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利器突然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杀器。因为它太大，一旦失控就堵住了苏伊士运河；又因为它载重太多，一旦在岸边卡住，既无法卸下1.8万个货柜，又不能指望拖轮拖得动。当时最悲观的估计是，如果船被卡住，而船上沉重的集装箱压得船体结构破裂，则船会断成两截，船上的集装箱滚进苏伊士运河，不知道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把破裂的船和大量货柜打捞出来运走。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集团马士基（Maersk）表示，“长赐号”受困苏伊士运河，对全球航运业造成的连锁影响可能要数周或数月才能化解。这起事故不仅造成了这么大的混乱，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每天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载运约100万桶原油和全球8%的液态天然气，以及占全球贸易至少12%的商品，主要包括服装、家具、工业生产零部件。世界保险业巨头德国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估计，这次运河堵塞对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失大约是60亿至100亿美元，全球经济增长率减少0.2到0.4个百分点；而贸易信用保险公司Euler Hermes的宏观经济研究负责人Ana Boata认为，巨轮堵住苏伊士运河，每天可能产生1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损失。 大量海运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如此依赖全球海运，一旦海上运输在关键节点上遇到梗阻，经济全球化就会造成多国经济的部分瘫痪。这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更为危险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过度依赖海运的情况下，冷战中的某一方有可能卡住海运的咽喉要点，这种非军事手段对欧洲和亚洲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经济风险。 五、意外事件不可轻忽 从芯片危机到海运困境，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和平时期各种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业链中断或减产；谁都无法事先预见意外事件的发生，更无法预防。 芯片危机的教训是，重要产品的生产厂商过于集中，造成全球单一产品产业链的加工点单一化，一旦几个关键厂商遇到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全球经济就会遭到突然的打击。另一个教训是，产业链上重要零部件的用户厂商如果过分追求降低库存、节约成本，那么，供应链因意外事件中断或供应减少，这些厂商受到损失，其实是咎由自取，谁让它们缺少风险意识。而海运风险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其实十分脆弱，平时尚且如此，万一发生战争，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现在美国一方面欢迎台积电未来3年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千亿美金，扩大芯片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又准备加强本国企业的芯片制造和研究。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制造2纳米等尖端产品，实际上属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先进部分全球重新布局的一个环节。过去几年来，半导体供应链的芯片制造越来越集中在台湾，而中共则利用两岸经济交往密切这种环境，从台积电挖人，为中共的芯片技术赶超奠定基础。如果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先进部分一直保存在亚洲，而中共对周边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未来全球的高科技和经济命脉就更容易被中共拿到手里，成为它称霸的本钱。 现在台积电的全球多元布局，代表着一种新的产业链发展趋势，那就是，经济全球化必须纳入到中美冷战的框架中，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布局必须具有安全考量，不能让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技术和产品布局到事实上的敌对国家——中国那里去。这是中美冷战进入第二年以来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认知上的突破。 川普总统的国务卿蓬佩奥去年讲过，美中冷战不是美苏冷战的2.0版，因为美中冷战比美苏冷战难处理。蓬佩奥没有讲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1.0版变成了中国依赖版，如果不改变这个经济全球化1.0版，就无法让美国在美中冷战当中取得像美苏冷战那样的优势。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万事开头难，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第一步，那就是台积电所代表的半导体供应链的经济全球化2.0版的布局。 日本的企业同样也对中国供应链高度依赖，而日本企业界正准备进入经济全球化2.0版的布局。最近《日本经济新闻》做了一次“百名社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内拥有工厂的企业中，有八成已着手调整供应链。其中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社长时田隆仁表示，“虽然无法将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风险降为零，但需要未雨绸缪，以提高遇到状况时的‘恢复能力’。”他的话很典型地代表着日本企业家在经济全球化1.0版显示出风险后的冷静思考。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9/n1286805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纪念安兰德诞生 111 周年，重刊其力作∶什麽是美国价值
【曹长青按语∶安.兰德（Ayn Rand）是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她1905年在俄国出生，21岁到美国，后成为畅销小说作家和哲学家（1982年去世）。1998年美国兰登出版社评选“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在“读者投票评选榜”上，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获第一名，《源泉》获第二名。她的另两部小说分别排第七、第八位。而她一共就出版过四部小说。 在“非虚构类”的读者票选榜上，第一名仍是安兰德的理论专著《自私的美德》。第三名是安兰德的思想继承人佩可夫介绍安兰德哲学思想的专集，第六名则是一本关于兰德的评传。 一个作家，能够同时获得虚构、非虚构两个读者评选榜的第一名，并且全部主要作品都进入前十名，这在美国、在整个英语作品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先例！ 安兰德的作品为什麽会有如此这般的影响力？主要因为她用小说形式传播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思想——客观主义。所谓客观主义，核心思想是推崇“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强调以人为本，理性，个人主义对抗群体主义。对此我曾在“奥巴马Vs.安兰德”一文中做过介绍分析。 （奥巴马Vs.安兰德∶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1883） 美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实践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安兰德则是最高扬这种个人主义价值、并是对此阐述得最清晰、最深刻的思想家。那麽什麽是个人主义价值？安兰德在1946年发表这篇《什麽是美国价值》对此作了简要、深刻、清晰的论述。 此文的中译（译者不详）曾发表在中国“安兰德书友会”网站，原英文标题Textbook of Americanism被译为“什麽是西方价值观”。其实直译应为“美国主义的教科书”，这里意译为∶“什麽是美国价值”。 2月2日是安兰德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曹长青网站强烈推荐这篇经典力作。】 下面是这篇问答式文章∶ 什麽是美国价值 作者∶安.兰德 【英文原文注∶本文写于1946年，最初发表在位于加州比弗利山庄 (Beverly Hills) 的以保护美国理念为宗旨的电影协会的刊物《警戒》（The Vigil）。文章的目的在于定义和阐明政治领域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主题仅限于政治。这里选登的十二个问题是一个计划中的长文的前三分之一，剩余部分没有完成。】 1、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什麽？ 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 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 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2、什麽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起点，那就是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限制，社会只能制定不会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利是无限的，社会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并任意地强加给任何人。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某个人的生命，哪怕是有百万人之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麽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利的法律，必将受到惩罚。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根据个人主义原则，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权利一边。根据集体主义原则，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在第一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道德原则。 在第二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无视道德原则的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在法律面前任何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根据他所在帮派势力的强弱，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也可以成为孤苦无助的奴隶。 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作为第一种制度的典型例子（请参见《独立宣言》）。 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第二种制度的见证。 在苏联，数百万农民或“富农”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富农的。在纳粹德国，数百万犹太人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犹太人的。 苏联和纳粹的法律是集体主义原则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现实中，无视道德标准和个人权利的原则最后只能导致暴力。 在你确定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之前，一定要记住以上的分析。你需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社会的权力要麽是有限的，要麽是无限的，不可能两个同时成立。 3、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什麽？ 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 美国是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的∶ ——这些权利属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众人； ——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是每个人私有的，属于个人，而不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不属于团体；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赋予的； ——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来自集体，也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它们同集体相对立，是集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权利可以保护个人，使他不受到任何他人的侵害； ——只有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正义、尊严、体面的社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不是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限制社会权力的法律。 4、什麽是权利？ 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著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 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麽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 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麽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 千万不要以为工人也是奴隶，以为他是因为老板的恩惠才获得工作的。他不是靠别人的恩惠才拥有工作，而是靠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工人可以辞职，而奴隶不可以。 5、什麽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是指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被剥夺生命。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在尊重他人相同权利的前提下，人有权为了自己而生活，可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必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集体不能决定个人的生存目的，也不能左右他追求幸福的方式。 6、我们怎样承认他人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麽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破坏他人的权利。 例如，一个人有活著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著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他在享受某种权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正是他人也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了解他应该做什麽或不应该做什麽。 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麽就可以做什麽，不必管别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 集体主义者会说∶“伙计们，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管他好死赖活。” 7、我们如何判断权利受到侵犯？ 权利无法受到侵犯，除非是运用武力。一个人无法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无法奴役他，也无法阻止他追求幸福，除非是动用武力。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而被迫采取行动，那他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权利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这是一条客观的分界线，不因观点差异而改变，也不受多数人的意见或社会的硬性规定左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率先向另一个人动用武力。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遵守著一条简单明确的行为规则∶你不能希冀或要求他人采取某种行动，除非这是他人自由自愿的选择。 不要被集体主义的老把戏所迷惑，他们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不能随意杀人，社会不允许你杀人的时候已经约束了你的自由，社会拥有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式约束你自由的权利，所以，丢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决定。 阻止你杀人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不是双方权利之间的“妥协”，而是确保双方权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不是来自社会法令，而是来自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无法武断地定义这条分界线，你自身拥有的权利里已经隐含了这条分界线。 在你的权利范围内，你的自由是绝对的。 8、什麽是政府正确的职能？ 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里，人们彼此之间不会动用武力，他们只在自卫时才会诉诸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只用武力来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公民赋予政府在反击时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只能在反击时使用。 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不会率先动用武力，它只在回应那些首先动武的人时才使用武力。例如∶政府逮捕一名罪犯时，侵犯权利的不是政府，而是罪犯，他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自身的权利，人们除了通过武力对付他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任何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都是涉及动用武力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需要通过武力来回击。 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麽“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他不是因为伤害了一个集体而受到惩罚——他没有伤害整个集体，他伤害的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罪犯抢劫了十个人，那麽他抢劫的仍然不是“社会”，而是十个个体。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如果政府成为武力的始作俑者，就一定会祸患无穷。 例如∶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以处死或监禁作为惩罚，强行命令一个个体工作，并且让他永远束缚于某种工作——这里，率先动用武力的就是政府了。这个个体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政府却对他施以暴力。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其结果只能导致血腥和恐怖，这一点你已经在任何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例证。 如果人类没有政府和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人们可能会通过纯粹的暴力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并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抗争的平等权利，但他无法和十个人抗争。一个人需要保护的是不受群体的伤害，而不是某个个体。即使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虽然多数派可以自行其道，但是少数派还是可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多数派的统治无法长久。 而集体主义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它剥夺了人们反击的权利。在这里，暴力是合法的，而反抗是非法的；在这里，多数派（或任何声称代表多数派的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派则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了。 在现实中，当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时，多数人往往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受制于某个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小团体。 如果你想了解并且记住把武力作为反击手段（倡导个人主义的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和把武力作为基本政策（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是这样做的）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同杀人和为了自卫杀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采取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而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则与杀人犯同出一辙。 9、“混合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存在的社会制度。社会要麽承认个人的权利，要麽不承认，绝不可能出现中立暧昧的状态。 但现在经常发生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缺乏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勇气、正义感和智慧。由于无知、怯懦或疏漏，这样的社会常常采纳和接受与自己的基本原则相左的法规，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冤屈、邪恶和弊端。如果这样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那麽整个社会将陷入集体主义的纷乱之中。 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在某些法律条文中承认人权，而在有的地方又不承认人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混合的”制度，也不要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妥协，能够行之有效地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相反，它正日渐解体。解体需要时间，没有一样东西会瞬间四分五裂——人的身体不会，人的社会也不会。 10、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能够存在吗？ 很多人至今还幼稚地认为，社会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可有可无，权利只是一个幻影，权宜之计才是行动的有效指南。 确实，社会可以摒弃道德原则，任凭自己变成无所约束的兽群狂奔地走向灭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也可以选择随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但是，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就不能这样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摒弃道德原则。 社会是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同生同息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道德规范供大家理解并自觉遵守，人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会如何行事。不承认道德存在的人是罪犯，对于这样的人你别无他法，只有在他敲碎你脑袋之前敲碎他的脑袋；和这样的人你无话可说，因为你和他之间没有有关行为规范的共同语言。赞同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就是赞同让人们像罪犯一样地生活。 由于传统，我们仍然在遵守很多道德规范，我们对这些规范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意识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什麽你可以走进拥挤不堪的百货商店，买好东西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你周围的人们和你一样需要商品，他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制服商店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售货小姐，把商店抢劫一空，抢走你的背包和钱包。他们为什麽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除了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道德原则。 不要错误地以为人们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没有为所欲为。如果人们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那麽有再多的警察也没有用。而且，如果其他人认为抢劫有理，那麽警察为什麽就不能这样想呢？那麽，谁还愿意当警察呢？ 更何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警察的职责并不是保护你的权利，而是侵犯你的权利。 如果你认为某个时候的利益驱动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那麽抢劫商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信奉这样的行为准则，还会有多少百货商店、工厂、农庄或家庭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多久？ 如果我们摒弃道德，并代之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如果我们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就因为这是多数人做的事情（这是对或错的唯一标准），那麽人们该怎样把这样的做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谁是多数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中的一员，可以随时任意地伤害他。因此，每个人和其他的所有人就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会害怕、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必须在被抢劫杀害之前去抢劫杀害他人。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抽象的理论，那麽就请看看欧洲，去那里你可以找到实证。在苏联和纳粹德国，老百姓做著克格勃（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肮脏勾当，互相监视，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送到秘密警察手上，送进可怕的行刑室。这就是集体主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空洞罪恶的集体主义口号的实际运用。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 但是，没有个人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有公共利益。 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 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或不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做什麽，知道他的邻居（一个或一百万个）可以或不可以对他做什麽，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把他们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同类。 没有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人类社会。 不承认个人权利，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11、“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条道德的原则吗？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麽，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麽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51%的人奴役了另外49%的人；10个人中，有9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7千万德国人和60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麽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麽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著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麽，为什麽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麽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麽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麽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麽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 12、动机能否改变独裁统治的性质？ 一个诚实的人有别于集体主义者的标志是，他说话算数，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什麽含义。 当我们说我们认为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时，我们的意思明白无误。“不可剥夺”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夺走、终止、侵犯、限制或破坏个人权利。 你不能说“除了冷天和每个星期二，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你也不能说“除紧急情况外，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或“除非是为了善意的目的，否则人的权利不得侵犯”。 每个人的权利要麽是不可剥夺的，要麽是可以剥夺的，而不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状态，这就像你不能说自己既神志清醒又神经错乱一样。一旦你开始提出条件，说出保留意见或举出例外的情况，你就已经承认在个人权利之上还存在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他们可以任意地侵犯别人的个人权利。是谁？当然是社会，换句话说，是集体。他们为什麽可以这样做？为了集体的利益。谁来决定什麽时候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仍然是集体。如果你赞同这一切，你就应该回到你原本属于的陈营，承认自己是个集体主义者，并且承担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中间路线。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做只能欺骗你自己。 不要藏在“中间路线”这样的无稽之谈背后而不敢面对现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一条路的两侧，留出中间的路让你走。它们是两条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往自由、正义和繁荣，另一条走向奴役、恐怖和毁灭。要走哪一条路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集体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张并不归于集体主义者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那麽表面反对集体主义而其实骨子里信仰它的人。一旦人们接受某个原则，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是那些一心一意的人，而绝不是半心半意的人，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而不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如果你开始赛跑时就说“我只想跑前十米”，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要跑到终点”，那麽这个人肯定能打败你。如果你说“我想侵犯一点点人权”，而法西斯分子却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权”，他们也肯定会打败你，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你已经为他们开辟了道路。 一旦有了最初的不诚实和回避，人们就已经掉进了集体主义关于独裁统治是否合理的陷阱。大多数人只在口头上反对独裁统治，很少有人明确表明立场，认识到独裁统治的本质∶无论何时何地，为了何种目的，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十恶不赦的。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讨论一些奇怪的问题，如“好的独裁统治”和“坏的独裁统治”之间有什麽差别，以及什麽样的动机和理由可以使独裁统治名正言顺。集体主义者不问“你想要独裁统治吗”，而是问“你想要怎样的独裁统治”。他们改变了讨论的出发点，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很多人认为，如果独裁统治的动机不良，这样的独裁就是恐怖的，但如果动机纯正，独裁统治就是合理的甚至受人欢迎的。那些倾向共产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者”）声称，如果集中营和行刑室是用于“自私”的目的，“为了某个民族的利益”，就像希特勒所做的那样，那麽它们就是罪恶的；但如果它们是用于“无私”的目的，“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麽它们就是高尚的。那些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声称，鞭子和工头使用“不彻底”时就会无效，而使用“彻底”时，就是十分有效的，如纳粹德国的情况。 在你讨论什麽是“好的”或“坏的”独裁统治时，你就已经接受并认可了独裁统治的存在。你就已经接受了一个邪恶的前提——为了你的利益，你有权奴役他人。从那时起，这就变成了一个谁来支配盖世太保的问题。你永远无法和你的集体主义同伴在什麽是实施暴行的“正当”理由、什麽是“不正当”理由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你的定义他们也许无法接受。你也许认为为了穷人杀人是正当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为了富人杀人才正当；你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阶级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民族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你们达成共识的只有屠杀，这是你们唯一能做到的。 一旦你赞成独裁统治的原则，你其实就已经鼓励所有人和你采取一样的立场。如果他们不想接受你的思想或者不喜欢你的某种“良好动机”，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冲上来打你一顿，逼你接受他们自己的“良好动机”，在你奴役他们之前奴役你。“好的独裁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怎样的目的去奴役人民才是合理的？”我们的问题是∶“奴役人民是否合理？” 如果独裁统治因为有了什麽“良好动机”或“无私的动机”就可以名正言顺，那麽这样的道德堕落实在令人发指。人类所有那些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拼命摆脱的残暴和犯罪倾向，如今又找到了一把“社会的”庇护伞。很多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杀人或折磨他人是罪恶的，但如果是为了他人去做这些就是高尚的。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暴力，但如果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你尽可大胆去做。也许我们听到的最让人作呕的话是∶“确实，斯大林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集体主义是一种最新式的野蛮行为。 不要认为集体主义者是“真诚但迷茫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绝不是一种理想；残暴不是“理想主义”，不管它是出于什麽目的。千万不要说通过武力“做好事”是一种良好动机，对于权力的贪欲和愚昧无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动机。 下面是原英文∶ TEXTBOOK OF AMERICANISM by Ayn Rand \[These articles were written in 1946 for and appeared originally in THE VIGIL, a public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Alli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merican Ideals,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The subject of these articles was limited to the sphere of politics,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and clarif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involved in political issues. The series is incomplete; the twelve questions reprinted here were only the first third of a longer project; the rest has remained unwritten.\] 1\. What Is the Basic Issue in the World Today? The basic issue in the world today is between two principle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holds that man has inalienable rights which cannot be taken away from him by any other man, nor by any number, group or collective of other men. Therefore, each man exists by his own right and for his own sake,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 Collectivism holds that man has no rights; that his work, his body and his personality belong to the group; that the group can do with him as it pleases, in any manner it pleases, for the sake of whatever it decides to be its own welfare. Therefore, each man exists only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group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the roots of two opposite social systems. The basic issue of the world today is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2\. What Is a Social System? A social system is a code of laws which men observe in order to live together. Such a code must have a basic principle, a starting point, or it cannot be devised.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e question: Is the power of society limited or unlimited? Individualism answers: The power of society is limited by the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of man. Society may make only such laws as do not violate these rights. Collectivism answers: The power of society is unlimited. Society may make any laws it wishes, and force them upon anyone in any manner it wishes. Example: Under a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a million men cannot pass a law to kill one man for their own benefit. If they go ahead and kill him, they are breaking the law -- which protects his right to life -- and they are punished. Under a system of Collectivism, a million men (or anyone claiming to represent them) can pass a law to kill one man (or any minority), whenever they think they would benefit by his death. His right to live is not recognized. Under Individualism, it is illegal to kill the man and it is legal for him to protect himself. The law is on the side of a right. Under Collectivism, it is legal for the majority to kill a man and it is illegal for him to defend himself. The law is on the side of a number. In the first case, the law represents a moral principle. In the second case, the law represents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no moral principles, and men can do anything they please, provided there’s enough of them. Under a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men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t all times. Each has the same rights, whether he is alone or has a million others with him. Under a system of Collectivism, men have to gang up on one another -- and whoever has the biggest gang at the moment, holds all rights, while the loser (the individual or the minority) has none. Any man can be an absolute master or a helpless slave --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his gang. An example of the first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 example of the second system: Sovie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Under the Soviet system, millions of peasants or "kulaks" were exterminated by law, a law justified by the pretext that this w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jority, which the ruling group contended was anti-kulak. Under the Nazi system, millions of Jews were exterminated by law, a law justified by the pretext that this w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jority, which the ruling group contended was anti-Semitic. The Soviet law and the Nazi law were the unavoidable and consistent result of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ism. When applied in practice, a principle which recognizes no morality and no individual rights, can result in nothing except brutality. Keep this in mind when you try to decide what is the proper social system. You have to start by answering the first question. Either the power of society is limited, or it is not. It can’t be both. 3\. What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merica?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Individualism. America is built on the principle that Man possesses I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ese rights belong to each man as an individual -- not to "men" as a group or collective; that these rights are the unconditional, private, personal, individual possession of each man -- not the public, social, collective possession of a group; that these rights are granted to man by the fact of his birth as a man -- not by an act of society; that man holds these rights, not from the Collective nor for the Collective, but against the Collective -- as a barrier which the Collective cannot cross; that these rights are man’s protection against all other men; that only on the basis of these rights can men have a society of freedom, justice, human dignity, and decenc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not a document that limits the rights of man -- but a document that limits the power of society over man. 4\. What Is a Right? A right is the sanction of independent action. A right is that which can be exercised without anyone’s permission. If you exist only because society permits you to exist -- you have no right to your own life. A permission can be revoked at any time. If, before undertaking some action, you must obtain the permission of society -- you are not free, whether such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you or not. Only a slave acts on permission. A permission is not a right. Do not make the mistake, at this point, of thinking that a worker is a slave and that he holds his job by his employer’s permission. He does not hold it by permission -- but by contract, that is, by a voluntary mutual agreement. A worker can quit his job. A slave cannot. 5\. What Are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an?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en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Right of Life means that Man cannot be deprived of his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man nor of any number of other men. The Right of Liberty means Man’s right to individual action, individual choice,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individual property. Without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no independent action is possible. 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means man’s right to live for himself, to choose what constitutes his own private, personal,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to work for its achievement so long as he respects the same right in others. It means that Man cannot be forced to devote his life to the happiness of another man nor of any number of other men. It means that the collective cannot decide what is to be the purpose of a man’s existence nor prescribe his choice of happiness. 6\. How Do We Recognize One Another’s Rights? Since Man has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this means that the same rights are held, individually, by every man, by all men, at all times. Therefore, the rights of one man cannot and must not violate the rights of another. For instance: a man has the right to live, but he has no right to take the life of another. He has the right to be free, but no right to enslave another. He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his own happiness, but no right to decide that his happiness lies in the misery (or murder or robbery or enslavement) of another. The very right upon which he acts defines the same right of another man. and serves as a guide to tell him what he may or may not do. Do not make the mistake of the ignorant who think that an individualist is a man who says: "I’ll do as I please at everybody else’s expense." An individualist is a man who recognizes the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of man -- his own and those of others. An individualist is a man who says: "I’ll not run anyone’s life -- nor let anyone run mine. I will not rule nor be ruled. I will not be a master nor a slave. I will not sacrifice myself to anyone -- nor sacrifice anyone to myself." A collectivist is a man who says: "Let’s get together, boys -- and then anything goes!" 7\. How Do We Determine That a Right Has Been Violated? A right cannot be violated except by physical force. One man cannot deprive another of his life nor enslave him, nor forbid him to pursue happiness, except by using force against him. Whenever a man is made to act without his own free, personal, individual, voluntary consent -- his right has been violated. Therefore, we can draw a clear-cut division between the rights of one man and those of another. It is an objective division -- not subject to differences of opinion, nor to majority decision, nor to the arbitrary decree of society. NO MAN HAS THE RIGHT TO INITIATE THE USE OF PHYSICAL FORCE AGAINST ANOTHER MAN. The practical rule of conduct in a free society, a society of Individualism, is simple and clear-cut: you cannot expect or demand any action from another man, except through his free, voluntary consent. Do not be misled on this point by an old collectivist trick which goes like this: There is no absolute freedom anyway, since you are not free to murder; society limits your freedom when it does not permit you to kill; therefore, society holds the right to limit your freedom in any manner it sees fit; therefore, drop the delusion of freedom -- freedom is whatever society decides it is. It is not society, nor any social right, that forbids you to kill -- but the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 of another man to live. This is not a "compromise" between two rights - but a line of division that preserves both rights untouched. The division is not derived from an edict of society -- but from your own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 The definition of this limit is not set arbitrarily by society -- but is implicit in the definition of your own right. Within the sphere of your own rights, your freedom is absolute. 8\. What Is the Proper Function of Government? The proper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s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man; this means to protect man against brute force. In a proper social system, men do not use force against one another; force may be used only in self-defense, that is, in defense of a right violated by force. Men delegate to the government the power to use force in retaliation -- and only in retaliation. The proper kind of government does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It uses force only to answer those who have initiated its use. For example when the government arrests a criminal, it is not the government that violates a right; it is the criminal who has violated a right and by doing so has placed himself outside the principle of rights, where men can have no recourse against him except through force. Now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ll actions defined as criminal in a free society are actions involving force and only such actions are answered by force. Do not be misled by sloppy expressions such as "A murderer commits a crime against society." It is not society that a murderer murders, but an individual man. It is not a social right that he breaks, but an individual right. He is not punished for hurting a collective. He has not hurt a whole collective -- he has hurt one man. If a criminal robs ten men -- it is still not "society" that he has robbed, but ten individuals. There are no crimes against "society" -- all crimes are committed against specific men,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it is precisely the duty of a proper social system and of a proper government to protect an individual against criminal attack -- against force. When, however, a government becomes an initiator of force, the injustice and moral corruption involved are truly unspeakable. For example: When a Collectivist government orders a man to work and attaches him to a job, under penalty of death or imprisonment, it is the government that initiates the use of force. The man has done no violence to anyone -- but the government uses violence against him. There is no possible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 procedure in theory. And there is no possible result in practice -- except the blood and the terror which you can observe in any Collectivist country. The moral perversion involved is this: If men had no government and no social system of any kind, they might have to exist through sheer force and fight one another in any disagreement; in such a state, one man would have a fair chance against one other man: but he would have no chance against ten others. It is not against an individual that a man needs protection -- but against a group. Still, in such a state of anarchy, while any majority gang would have its way, a minority could fight them by any means available. And the gang could not make its rule last. Collectivism goes a step below savage anarchy: it takes away from man even the chance to fight back. It makes violence legal -- and resistance to it illegal. It gives the sanction of law to the organized brute force of a majority (or of anyone who claims to represent it)-and turns the minority into a helpless, disarmed object of extermination. If you can think of a more vicious perversion of justice -- name it. In actual practice, when a Collectivist society violates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or of one single man),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ajority loses its rights as well, and finds itself delivered into the total power of a small group that rules through sheer brute force.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and keep clearly in m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e of force as retaliation (as it i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an Individualist society) and the use of force as primary policy (as it i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a Collectivist society), here is the simplest example of it: it is the same difference as that between a murderer and a man who kills in self-defense. The proper kind of government acts on the principle of man’s self-defense. A Collectivist government acts like a murderer. 9\. Can There Be A "Mixed" Social System? There can be no social system which is a mixtur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ither individual rights are recognized in a society, or they are not recognized. They cannot be half-recognized. What frequently happens, however, is that a society based on Individualism does not have the courage, integrity and intelligence to observe its own principle consistently in every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rough ignorance, cowardice, or mental sloppiness, such a society passes laws and accepts regulations which contradict its basic principle and violate the rights of man. To the extent of such violations, society perpetrates injustices, evils, and abuses. If the breaches are not corrected, society collapses into the chaos of Collectivism. When you see a society that recognizes man’s rights in some of its laws but not in others, do not hail it as a "mixed " system and do not conclude that a compromise between basic principles, opposed in theory, can be made to work in practice. Such a society is not working; it is merely disintegrating. Disintegration takes time. Nothing falls to pieces immediately -- neither a human body nor a human society. 10\. Can A Society Exist Without a Moral Principle? A great many people today hold the childish notion that society can do anything it pleases; that principles are unnecessary, rights are only an illusion. and expediency is the practical guide to action. It is true that society con abandon moral principles and turn itself into a herd running amuck to destruction. Just as it is true that a man can cut his own throat anytime he chooses. But a man cannot do this if he wishes to survive. And society cannot abandon moral principles if it expects to exist. Society is a large number of men who live together in the same country, and who deal with one another. Unless there is a defined, objective moral code, which men understand and observe, they have no way of dealing with one another -- since none can know what to expect from his neighbor. The man who recognizes no morality is a criminal; you can do nothing when dealing with a criminal, except try to crack his skull before he cracks yours. You have no other language, no terms of behavior mutually accepted. To speak of a society without moral principles is to advocate that men live together like criminals. We are still observing, by tradition, so many moral precepts that we take them for granted, and do not realize how many actions of our daily lives are made possible only by moral principles. Why is it safe for you to go into a crowded department store, make a purchase and come out again? The crowd around you needs goods, too; the crowd could easily overpower the few salesgirls, ransack the store, and grab your packages and pocketbook as well. Why don’t they do it?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hem and nothing to protect you -- except the moral principle of your individual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Do not make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crowds are restrained merely by fear of policemen There could not be enough policemen in the world if men believed that it is proper and practical to loot. And if men believed this, why shouldn’t the policemen believe it, too? Who, then, would be the policemen? Besides, in a Collectivist society the policemen’s duty is not to protect your rights, but to violate them. It would certainly be expedient for the crowd to loot the department store -- if we accept the expediency of the moment as a sound and proper rule of action. But how many department stores, how many factories, farms or homes would we have, and for how long, under this rule of expediency? If we discard morality and substitute for it the collectivist doctrine of unlimited majority rule, if we accept the idea that a majority may do anything it pleases, and that anything done by a majority is right because it’s done by a majority (this being the only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how are men to apply this in practice to their actual lives? Who is the majority? In relation to each particular man, all other men are potential members of that majority which may destroy him at its pleasure at any moment. Then each man and all men become enemies; each has to fear and suspect all; each must try to rob and murder first, before he is robbed and murdered. If you think that this is just abstract theory, take a look at Europe for a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In Sovie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private citizens did the foulest work of the G.P.U. and the Gestapo, spying on one another, delivering their own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the secret police and the torture chambers. This was the result in practice of Collectivism in theory. This wa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that empty, vicious Collectivist slogan which seems so high-sounding to the unthinking: "The public good comes above any individual rights." Without individual rights, no public good is possible. Collectivism, which places the group above the individual and tells men to sacrifice their rights for the sake of their brothers, results in a state where men have no choice but to dread, hate and destroy their brothers. Peace, security,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good will among men, all those things considered socially desirable, are possible only under a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where each man is safe in the exercise of his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 the knowledge that society is there to protect his rights, not to destroy them. Then each man knows what he may or may not do to his neighbors, and what his neighbors (one or a million of them) may or may not do to him. Then he is free to deal with them as a friend and an equal. Without a moral code no proper human society is possible. Without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no moral code is possible. 11\. Is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A Moral Principle?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is one of the most vicious slogans ever foisted on humanity. This slogan has no concrete, specific meaning. There is no way to interpret it benevolently, but a great many ways in which it can be used to justify the most vicious actions.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good" in this slogan? None, except: whatever is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ho, in any particular issue, decides what is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hy, the greatest number. If you consider this moral, you would have to approve of the following examples, which are exact applications of this slogan in practice: fifty-one percent of humanity enslaving the other forty-nine; nine hungry cannibals eating the tenth one; a lynch mob murdering a man whom they consider dangerous to the community. There were seventy million Germans in Germany and six hundred thousand Jews. The greatest number (the Germans) supported the Nazi government which told them that their greatest good would be served by exterminating the smaller number (the Jews) and grabbing their property. This was the horror achieved in practice by a vicious slogan accepted in theory. But, you might say, the majority in all these examples did not achieve any real good for itself either? No. It didn’t. Because "the good" is not determined by counting numbers and is not achieved by the sacrifice of anyone to anyone. The unthinking believe that this slogan implies something vaguely noble and virtuous, that it tells men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others. If so, shoul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men wish to be virtuous and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the smallest number who would be vicious and accept it? No? Well, then should the smallest number be virtuous and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the greatest number who would be vicious? The unthinking assume that every man who mouths this slogan places himself unselfishly with the smaller number to be sacrificed to the greatest number of others. Why should h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slogan to make him do this. He is much more likely to try to get in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 and start sacrificing others. What the slogan actually tells him is that he has no choice, except to rob or be robbed, to crush or get crushed. The depravity of this slogan lies in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good" of a majority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suffering of a minority; that the benefit of one man depends upon the sacrifice of another. If we accept the Collectivist doctrine that man exists only for the sake of others, then it is true that every pleasure he enjoys (or every bite of food) is evil and immoral if two other men want it. But, on this basis, men cannot eat, breathe, or love. All of that is selfish. (And what if two other men want your wife?) Men cannot live together at all, and can do nothing except end up by exterminating one another. Only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rights can any good -- private or public -- be defined and achieved. Only when each man is free to exist for his own sake -- neither sacrificing others to himself nor being sacrificed to others -- only then is every man free to work for the greatest good he can achieve for himself by his own choice and by his own effort. And the sum total of such individual efforts is the only kind of general, social good possible. Do not think that the opposite of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is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smallest number." The opposite is: the greatest good he can achieve by his own free effort, to every man living.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ist and wish to preserv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you can make is to discard, once and for all, from your thinking, from your speeches, and from your sympathy, the empty slogan of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Reject any argument, oppose any proposal that has nothing but this slogan to justify it. It is a booby-trap. It is a precept of pure Collectivism. You cannot accept it and call yourself an Individualist. Make your choice. It is one or the other. 12\. Does The Motive Change The Nature Of A Dictatorship? The mark of an honest man,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Collectivist, is that he means what he says and knows what he means. When we say that we hold individual rights to be inalienable, we must mean just that. Inalienable means that which we may not take away, suspend, infringe, restrict or violate -- not ever, not at any time, not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You cannot say that "man has inalienable rights except in cold weather and on every second Tuesday," just as you cannot say that "man has inalienable rights except in an emergency," or "man’s rights cannot be violated except for a good purpose." Either man’s rights are inalienable, or they are not. You cannot say a thing such as "semi-inalienable" and consider yourself either honest or sane. When you begin making conditions, reservations and exceptions, you admi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r someone above man’s rights who may violate them at his discretion. Who? Why, society -- that is, the Collective. For what reason? For the good of the Collective. Who decides when rights should be violated? The Collective. If this is what you believe, move over to the side where you belong and admit that you are a Collectivist. Then take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Collectivism implies. There is no middle ground here. You canno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You are not fooling anyone but yourself. Do not hide behind meaningless catch-phrases, such as "the middle of the road."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re not two sides of the same road, with a safe rut for you in the middle. They are two roads going into opposite directions. One leads to freedom, justice and prosperity; the other to slavery, horror and destruction. The choice is yours to make. The growing spread of Collectivism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not due to any cleverness of the Collectivists, but to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who oppose them actually believe in Collectivism themselves. Once a principle is accepted, it is not the man who is half-hearted about it, but the man who is whole-hearted that’s going to win; not the man who is least consistent in applying it, but the man who is most consistent. If you enter a race, saying: "I only intend to run the first ten yards," the man who says: "I’ll run to the finish line," is going to beat you. When you say: "I only want to violate human rights just a tiny little bit," the Communist or Fascist who says "I’m going to destroy all human rights" will beat you and win. You’ve opened the way for him. By permitting themselves this initial dishonesty and evasion, men have now fallen into a Collectivist trap,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dictatorship is proper or not. Most people give lip-service to denunciations of dictatorship. But very few take a clear-cut stand and recognize dictatorship for what it is: an absolute evil in any form, by anyone, for anyone, anywhere, at any time and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A great many people now enter into an obscene kind of bargaining about differences between "a good dictatorship" and a "bad dictatorship," about motives, causes, or reasons that make dictatorship proper. For the question: "Do you want dictatorship?," the Collectivists have substituted the question: "What kind of dictatorship do you want?" They can afford to let you argue from then on; they have won their point. A great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a dictatorship is terrible if it’s "for a bad motive," but quite all right and even desirable if it’s "for a good motive." Those leaning toward Communism (they usually consider themselves "humanitarians") claim that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orture chambers are evil when used "selfishly," "for the sake of one race," as Hitler did, but quite noble when used "unselfishly," "for the sake of the masses," as Stalin does. Those leaning toward Fascism (they usually consider themselves hard-boiled "realists") claim that whips and slave-drivers are impractical when used "inefficiently," as in Russia, but quite practical when used "efficiently," as in Germany. (And just as an example of where the wrong principle will lead you in practice, observe that the "humanitarians," who are so concerned with reliev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masses, endorse, in Russia, a state of misery for a whole population such as no masses have ever had to endure anywhere in history. And the hard-boiled "realists." who are so boastfully eager to be practical, endorse, in Germany, the spectacle of a devastated country in total ruin, the end result of an "efficient" dictatorship.) When you argue about what is a "good" or a "bad" dictatorship, you have accepted and endorsed the principle of dictatorship. You have accepted a premise of total evil -- of your right to enslave others for the sake of what you think is good. From then on,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o will run the Gestapo.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your fellow Collectivists on what is a "good" cause for brutality and what is a "bad" one. Your particular pet definition may not be theirs. You might claim that it is good to slaughter men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poor; somebody else might claim that it is good to slaughter men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rich; you might claim that it is immoral to slaughter anyone except members of a certain class; somebody else might claim that it is immoral to slaughter anyone except members of a certain race. All you will agree on is the slaughter. And that is all you will achieve. Once you advocate the principle of dictatorship, you invite all men to do the same. If they do not want your particular kind or do not like your particular "good motive,"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rush to beat you to it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kind for their own "good motive," to enslave you before you enslave them. A "good dictatorship"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he issue is not: for what purpose is it proper to enslave men? The issue is: is it proper to enslave men or not? There is an unspeakable moral corruption in saying that a dictatorship can be justified by "a good motive" or "an unselfish motive." All the brutal and criminal tendencies which mankind -- through centuries of slow climbing out of savagery -- has learned to recognize as evil and impractical, have now taken refuge under a "social" cover. Many men now believe that it is evil to rob, murder, and torture for one’s own sake, but virtuous to do so for the sake of others. You may not indulge in brutality for your own gain, they say, but go right ahead if it’s for the gain of others. Perhaps the most revolting statement one can ever hear is: "Sure, Stalin has butchered millions, but it’s justifiable, since i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sses." Collectivism is the last stand of savagery in men’s minds. Do not ever consider Collectivists as "sincere but deluded idealists." The proposal to enslave some men for the sake of others is not an ideal; brutality is not "idealistic," no matter what its purpose. Do not ever say that the desire to "do good" by force is a good motive. Neither power-lust nor stupidity are good motives. （原文网址∶http://laissez-fairerepublic.com/textbook.htm） 2016-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我们不支持暴力”：民主党华丽大变身难上难
何清涟 美国局势变化真快，人们对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女士率若干（非全部）本党议员下跪、全党支持BLM抗议，要求全美Defund Police印象犹存，民主党推定的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刚于8月底声明将不会停止街头暴力，9月18日，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就公开表示应该起诉掠夺者和暴徒。是什么原因导致波洛西女士上演这一华丽大变身？ 学者警告：大选年种族抗议暴乱会丢选票 拉斯穆森（Rassmussen Reports）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暴乱区”选民（居住在近期遭受掠夺和破坏影响的地区及其周围的人）三分之二赞成川普总统处理街头暴乱的方式。《华盛顿灯塔报》（The Washington Examiner）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评价说，“该调查显示川普赢得了’治安投票’，因为该国认为抗议活动中的暴力行为已从大城市扩展到了较小的社区，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 这项调查其实验证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奥马尔·沃森（Omar Wasow）于今年5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结论。该文根据当时的相关数据，分析1960年代黑人的暴力示威如何影响精英以及舆论在选举中的动向，结论是暴力示威可能导致白人选民转向共和党，转向比例从1.6%到7.9%。沃森警告说，1960年代的暴力示威终结了从联邦到地方的民主党几十年的统治，在接下来的52年里，由共和党设置从联邦到州到地方的议程。对于现在的民主党来说，有必要担忧暴力的蔓延会使当年的历史重现。 如今美国处于极左的取消文化恐怖之下，发言者动辄得咎。沃森发表这项研究之后，本人没有受到压力（他的父亲是德国犹太人，母亲是美国黑人，这两者在美国如今的身份政治中都有保护作用），但另一位转发这项研究成果并赞赏研究结论的数据分析师大卫·索尔（David Shor）却被其供职的进步派民调公司Civis Analytics解职。索尔是一位年青的政治数据分析师和民主党人，曾为奥巴马总统的连任竞选工作。5月28日，他在推特上发布了Omar Wasow 上述论文摘要，指出沃索（Wasow）编写的研究分析了1960年代的公众舆论，发现暴力和非暴力抗议策略具有矛盾的作用，并指出非暴力抗议在政治上比暴力抗议更为有效。 由于这则推文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的首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同时发生， Twitter上的许多人要求他辞职。在他发布推文之后不到一周，Civis高层领导解雇了索尔。 民调显示：民众对BLM的支持下降 从5月26日开始到现在快四个月了，美国全国发生了上万起BLM主导的抗议活动，在全国220多个城市及地区发生了至少570多起打砸抢烧杀等暴力事件，美国公众因失去公共安全，态度渐渐发生改变，由最开始大多数支持BLM与Defund Police，逐渐开始支持警察（Blue Lives Matter），美国的主流媒体及其合作的民调公司对民意视若无物，继续宣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高于川普总统。英国民主研究所有点忍不住了，于8月份推出一项民调，说明川普支持率领先拜登，指出民主党应该面对现实与其自身掌握的实际民调所显示的困境。这份民主研究所（DI）/周日快报民调显示：川普民意支持率为48%，超过拜登的45%。在关键的6个摇摆州，两人差距更大，川普为49%，拜登为42%，川普领先了七个百分点。在佛罗里达州以47对44领先，明尼苏达州48对45，在新罕布什尔州47对43；而2016年希拉里赢了后两州。 7月21日的拉斯穆森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对暴力犯罪表示担忧，66％的美国成年人反对减少他们所在社区的警察预算，只有23％的人赞成这点，未定比例为11％。按族群分，美国黑人中有57％的人反对Defund Police，69％的白人和62％的其他少数族裔成年人持相同观点。 CNN的 唐·莱蒙（Don Lemon） 是该台唯一的非裔主持人，他呼吁拜登在公开发表演讲，明确表示他反对违法活动，并说民主党的内部民调测验表明这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民主党人应该在对抗议活动的支持与对暴力破坏性因素的反对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但是，就算是这种带一点建议的谨慎批评，也遭到同阵营的极左派无情批评与指责。 美国人对BLM的态度完全不同于5月 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的明尼苏达州，8月29日，副总统彭斯去明尼苏达州进行竞选活动，明尼苏达六位民主党市长发表联署公开信，表示支持川普总统连任。这是个深蓝州，当年里根总统都没能够拿下，其政治转向蕴含的意义不可小觑。 民主研究所所长帕特里克·巴沙姆（Patrick Basham）表示，民意测验证实，民主党人完全误读了BLM抗议活动的影响，以及在骚乱和无政府主义抗议活动后美国人想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愿望。 民主党大肆鼓吹拜登“重申”了对和平抗议的支持，但是这一立场改变来得太迟。据巴沙姆指出，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与以往三个月民主研究所/《星期日快报》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相同：包括非裔选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掠夺，故意破坏，混乱和谋杀无辜人民——相当多的民主党政客组织或明或暗地为他们加油助威，大批民主党政客对此视而不见。” 民主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法律和秩序成为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有37%的人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经济方面，占27%；74%的人认为“所有生命都重要”，而26%的人认为“黑命贵的重要性”，跟上次民调相比，前者比例增加，表明更多的美国选民对抗议感到厌倦。（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Hurting Dems With Voters，Debra Heine, American Greatness July 11, 2020，） 9月16日，美国皮尤调查也发表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在白人和西裔成年人中，对BLM的支持下降明显。6月，60%白人成年人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该运动。现在只有45％的人表示某种支持；西裔成年人支持率从6月的77％下降到今天的66％。黑人和亚裔成年人的支持几乎保持不变。约87％的美国黑人支持这一运动，强烈支持的黑人成年人从71％下降到62％。 民主党能撇清自己与BLM暴力活动的关系吗？ 南希·佩洛西表示应起诉掠夺者和暴徒之后，能挽回选民的心吗？ 很困难。不管拜登在电视上如何指责是川普要取消警察，但美国人并不傻，几年前的事情人们也许会忘记，但今年以来发生过与正在发生的种种，美国人都知道，BLM与Antifa的破坏性活动一开始就得到民主党态度鲜明的强烈支持。与川普相反，民主党力挺示威抗议者，佩洛西身着红衣，与一众同僚佩戴非洲“肯特布”跪地8分46秒。民主党对各地的暴力活动一律称之为和平抗议，后来改为Mostly Peaceful。除了川普盛赞警察的工作很重要之外，美国前总统包括小布什、奥巴马、克林顿以及卡特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种族主义，批评警察，警察几乎成了美国的过街老鼠。 更重要的是，这些抗议活动发生地点，都是民主党州长、市长执政之地。是这些民主党行政官员不让警察介入，压制警察，Defund Police。就算《纽约时报》与CNN不报导，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的市民都知道自己的居住地发生了什么。 让美国非民主党人无法相信南希·波洛希女士的还有一点：她发言表态之后，各地暴力事件仍然持续不断。到9月19日，久病在身的高龄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辞世，参议院多数党议长麦康尼宣布，将为川普提名新的大法官尽快表决，民主党阵营的暴力派又多了一条抗议理由，有人发出要毁灭一切的死亡威胁。美国人也非常清楚，佩洛西表示要对暴徒与抢劫者起诉，其目的是将民主党与暴力切割，她压根就不承认本党当初支持BLM抗议活动的战略选择是错误，更不会承认民主党支持BLM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美国人民过去几个月生活在恐惧之中。 BLM消耗了民主党最后一点品望 波洛西女士希望唤回一点选票，但实在是太晚了。我熟知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看到波洛西这段声明，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清末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关系。 愚昧、排外、暴力如今早已成为义和团的标记。中国历史研究者记得最清楚的还不是这些标记，而是记住义和团以及支持义和团的几位王公大臣被朝廷高层当做炮灰利用，最后被朝廷抛弃、喋血刑场的历史。真正的问题不是义和团本身（哪个国家都有这种社会边缘群体），而是利用者。经过慈禧的一番折腾，彻底败光清朝廷的品望，从此人心离散，不可避免走向衰亡。 民主党利用BLM运动“消除历史”，彻底否定美国价值观，将这个曾照亮人类历史百余年的灯塔之国说成黑暗无比；将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不仅让正确的观点有发声之地，也包容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观点）弃如弊履，用政治正确管控言论；口中强调平等，实际上却将部分人的所谓“正义诉求”置于法律于秩序之上，将某个政治群体的利益置于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之上，从各方面冲击、破坏美国的宪政，凡此种种，败坏的就是民主党的品望。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9月2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6427）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中国金融业开放勿忘构建信用基石
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温家宝已公开许诺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说存在一些难点，仍在酝酿讨论之中。 但周小川的话几乎被外媒完全忽视，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成中国金融将全面开放，德国《明镜》周刊4月5日文章表现的过度乐观就是代表。 应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是2011年中国金融那种“水火煎迫”的状态逼出来的。这里的“水”是指商业银行出现暴利，利润之高让一些商业银行的行长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火”是指福建、温州等各地相继出现的高利贷崩盘风险，担保公司资金链条断裂导致的老板跑路和债权人跳楼以及民众聚众闹事等现象。被“水”滋养着的上市公司资金充裕，将贷款用来高息放款，赚取利差；被“火”烧得心急火燎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经营濒临倒闭。 “水火”不济，温州残局不知如何收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央政府无计可施，自然就会想到通过改革使“水火”相济。这其实也算中央政府顺应温州地方政府的要求，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温州就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为借口，要求中央放松民间借贷，给予浙江特别是温州以特殊金融政策。吴英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就被认为是现有金融制度的牺牲品。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在温州试点，说白了，就是让从上世纪以来，一直在浙江承担融资功能的地下金融合法化。温州人有钱，中国投资渠道又少，于是温州人一直想着如何将手中的钱盘活，让母钱生出更多的子钱来。温州炒房团游走全国，曾将中国房地产市场搅得价格飚升；温州如野马脱缰般的地下金融，也几度将中国民间金融市场折腾得崩盘。2011年8月左右，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 今后将温州作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改革试点，各路人马献计献策，有人认为可以让民营大企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或者直接认购银行定向增发的股票进入金融行业，但此方式被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否定，他认为中小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在改制中大量引入了民间资本。这些都不是金融业真正向民间资本放开。还有人认为应该健全两项制度：一是存款保险制度，比如美国联邦银行对存款人实行保险制度，银行破产后，由联邦储备银行代为偿付，最高限额为10万美元。所有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参加这项强制保险制度，一旦发生挤兑风险，保险资金支付一定比例，把存款人风险降到最低。二是目前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但我觉得，如何才能驯服这条时不时搅得江海翻腾的蛟龙，中央政府其实并无把握。原因也很清楚：金融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最高信用形式，但“信用”恰好是中国的软肋，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之一是：中国早就堕落为一个信用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度。 先说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不肯向中小企业放贷的原因，这原因与其说是歧视，还不如说是基于“信用”考虑。由于中国投资环境与企业的经营环境险恶，中国中小企业的寿命很短，平均仅2.9年，这类企业在银行眼中，从来不是还贷能力强的优质客户。每当中央政府收紧银根时，中小企业就成为被排除的客户。温州的民间放贷就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用高利向中小企业放贷而赚取利差。比较讽刺的是，银行关紧了对中小企业放贷的前门，却又开启了为民间贷款公司提供资金来源的后门。据调查，多位放贷者表示，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 用4、5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从一批老板那里借资金和承兑汇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为什么放贷给这些私人信贷公司而不给中小企业？毫无疑问，这种放贷过程中，银行贷款部门有足够多的寻租机会。 再来检视中国社会的信用到底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曾写过文章指出中国信用在三个层面上都接近破产。第一是国家信用失灵。中国加入WTO时曾承诺尊重知识产权，但却从未放弃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恶劣行为；二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已经断裂。以食品生产为例，厂商既不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不为本身的长久利 益考虑，而政府也缺乏对厂商行为的有效约束；三是表明社会成员的道德信用缺失。以金融业为例，存心骗贷者比比皆是，金融诈骗呈高发现象。据研究者考察，手段多样化、作案手段技术性增强，往往具有国际性，其中作案者与银行职员内外勾结占比相当大。几次困扰中国金融业的烂帐问题，与金融犯罪高发有直接关系。 因此，北京在开放金融业的同时，除了构建防范犯罪的制度屏障之外，还必须有效地改善中国的信用环境。否则只会出现以下图景： 1、开放金融业以后，中小企业的信用不会一下获得提高，仍然不会成为银行眼中的优质客户；2、民营金融业只会是原来的民间借贷机构的翻牌，无非是政府多了一道审批手续（实为寻租机会）而已；3、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之后，存款者对其的信任度仍然会比对国有银行与大商业银行差，在同等利率或者相差不大的前提条件下，存款人仍然会选择国有银行与大商业银行。为了吸储，民营银行只能提高利率吸引储蓄，他们与国有银行竞争的方式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会提高经营成本，是经营风险之一。 中国的信用状态并非短期内可以改善的，这是中国开放金融业的最大风险，尤其是在温州这种住民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地区，信用不佳加上该地经济上过度投机的禀赋（从走私、造假到地下金融），怎样让民营金融业者不步今天“温跑跑”的后尘，是个很大的难题。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4月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4/china-economy/）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中国应向美国学习如何救助穷人
中国的物价上涨成了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要闻。原因很简单，中国那数量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对于物价上涨感到难以承受，物价与社会稳定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 其实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趋势。三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涨声一片，如今则是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更严重的是，这轮物价涨势还将持续。 今天的中国，由政府直接调控物价既不可行，也很不智。但除此之外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出台合理的公共政策，救助对物价上涨承受力最弱的低收入阶层。在高、中、低收入这三大阶层当中，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有着极不相同的感受，房价上涨让中产阶层感受到巨大压力，穷人只能则只能望房兴叹。但生活资料如粮、油、肉、蛋等物价上涨却直接关系“开门七件事”，使低收入阶层面临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欧洲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政策已经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中国学不来也不必学，但师法美国如何照顾低收入阶层，却还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美国并非高福利国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发布过一个报告，论证美国的人权存在严重问题。报告只援引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部分资料证明穷人数量在攀升：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12.7％，总人数从3,590万上升到3,700万，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但却省略了美国贫困人口的其他资料，比如贫困的标准与贫困者获得的社会福利。 美国2005年划分贫困线的标准是∶单身者年收入低於9,570美元；两口之家低於12,830美元（约为每年十万元人民币）；三口之家低於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於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於22,610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标准在中国也算得上“小康”水平了。 再来看美国穷人获得的社会福利。美国政府对美国穷人实行的福利制度包括食品券，公共住房，医疗补助等。一位生活于美国的华人曾写过一篇“美国怎样照顾穷人”，里面援引了一些详细数据： 政府为穷人提供廉租住房的公共支出。联邦政府规定，只要符合低收入的条件，即两口之家年收入不超过45,350美元；三口之家不超过51,050美元；四口之家不超过56,700美元；五口之家不超过61,250美元，均可申请廉租房。申请一旦获准，则不仅房租低于市价，而且只需缴纳不超过家庭收入30％的租金，差额部分可凭住房券向政府兑取现金。据统计，过去35年中，联邦政府主要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公共支出高达1万亿美元。 公共医疗系统。这项开支比住房的公共支出更大，从中受益的主要是老弱病残穷人群。2003年，美国国民医疗总费用达16,790亿美元，其中政府的公共投入占46％（同年中国政府的医疗公共投入只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17％），共计7,723亿美元。 食品援助计划。针对老弱病残穷的国内食品援助计划规模庞大，共包括食品券计划、妇女和婴幼儿营养专项补充计划、全国学校午餐计划、学校早餐计划、暑假食品服务计划、无家可归儿童营养计划等15个计划。这些计划的宗旨是保证穷人、儿童、母亲、老人获得所需的营养和食品。仅2006年财政预算中，食品券计划的预算就高达500亿美元。 美国救济穷人的福利制度因其优渥而颇受诟病，认为是“让一些懒汉永远躺在勤劳者的税款上，吃出肥胖症”。考诸美国现实，这种批评有其合理性。但中国与美国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用“减肥”来比喻，中国还是没吃饱饭的穷人，面临的是食物不足与营养不良问题；而美国则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症，面对的问题是需要减肥。 自称社会制度比美国优越并依靠穷人的支持而坐了江山的中共当局，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学习美国政府如何救济穷人，第一步是把为穷人提供食品援助当作政治要务，为那些买不起食品的穷者、弱者、老者及儿童提供食物券。 ――中国政府千万别推说财政预算紧张，将那祸国殃民的“金盾工程”开支转移过来就足敷用度。 (《华夏电子报》2007年8月23日,第206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万润南：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麽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自己）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麽；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麽了。在入题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首倡警惕人人心中的小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著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後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七九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流亡到海外以後。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於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六四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抬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後不准备连任，我完全理解，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後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切地作了回答。最後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著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後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是距离你很远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哪里去。」可能是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宾雁後来在许多场合为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後一次是他在病中、手术後。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沸腾的民怨、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後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现在他可以表示同你分道扬镳了。 ●宾雁不希望中国盲目一边倒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至死眷恋社会主义」和「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看法，以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刘宾雁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的报章媒体，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成为好朋友。八九年刚到美国，NYC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麽，已全然记不得，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C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後，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例如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群众组织七嘴八舌的串连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 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出版物的摊位。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法国未来蓝图；然後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屡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High到最高点。紧接著，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浇了一盆凉水。他略带低沉地说∶「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他「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後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共产党害怕「第二种忠诚」 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後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麽「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等於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麽，宾雁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於某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著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著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著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後，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像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麽「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 「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只会当作反面教材看待。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他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苛责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後者如《窦娥怨》。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麽「特权」，那麽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问题在於∶究竟是刘宾雁以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他的报告文学？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後者。他在文章中质疑刘宾雁∶「为什麽到了美国之後，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这实在是苛责。刘宾雁有什麽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是特权，那麽也是先有文章，後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这种「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麽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的原因。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於後来为什麽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麽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就教於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前海外民运领袖） 转自《开放》网页2006年3月号 2006-04-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中国故事：香港政治八卦书与中央专案组
何清涟 这标题看起来实在荒唐，但香港铜锣湾书商失踪案将这两个词组合成了一个当代中国故事。当事人林荣基返港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到办案机构“中央专案组”，不仅引起轩然大波，还唤醒不少经历过文革的大陆人的黑色记忆。 中央专案组：香港书商失踪案的关键词 失踪八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数天前回港，于6月16日召开记者会发布惊人消息。指出他被中方人员强行带走，关押在宁波，还指出拘留他的人不是国安、公安、派出所或军方，而是隶属“中央专案组”。 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因为“中央专案组”一词非同小可，一是关系到此案的性质。可以说，铜锣湾书店失踪案发生以来，各种报道猜测不断，但办案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外界无从得知，今天终于由当事人林荣基说出，办案者向他透露是“中央专案组”，外界总算对此案的级别有了认识；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政治动向，中央专案组的复出，外界多认为这标识中国政治有向文革回归之势。 目前，中央专案组到底在没在该案中出现已经成了罗生门，让中央专案组成为罗生门的并非中国政府，而是同案人李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李波（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已经否认了林荣基的说法。” 那么，李波否定了什么？《苹果日报》6月17日在《受压反口？ 李波fb：冇同林荣基讲过非自愿被带返内地》里面援引李波在facebook上的一段话： “本来不想再说，但林荣基说的一些话，不得不澄清一下：1.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铜锣湾书店的电脑，更没有打印过任何顾客名单，当然不可能把什么名单交给公安。2. 我在和林荣基谈话时，根本没有提到过我怎样返回内地的事，更没有跟他说过‘非自愿被带返内地’或类似的话。3. 这段期间，我配合调查的是宁波公安机关，没听说过‘中央专案组’这回事。” 李波的澄清是否可信？根据李波失踪后再现身的一系列说法，包括“我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偷渡回内地的，所以没有用到‘回乡证’”，“我是自愿返回内地配合调查的，是我个人行为，我从来没有‘被绑架’或者‘被失踪’，“我自愿放弃居英权”等等，外界判定他在压力之下做此否定声明完全有道理。更何况，就算他没听到过办案人员说过类似的话，也不能证明办案人员没对林荣基说过。毕竟，李波此前从未说过每次提审林荣基时他都在场。 中央专案组：中国人的文革记忆 中央专案组是什么神秘组织？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我的家乡邵阳市在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期被列为“三线城市”，曾从北京上海迁来不少大型国营工厂，因此认识某位北京青年，因交换书籍时有往来。立刻有人通过居委会警告说，这位青年的父亲是个由中央专案组办案的叛徒，你出身不好，再与这种人打交道，算是黑到底了。据这位青年说，同厂与他父亲类似情况的有好几位，彼此不知道案情。他父亲是受一位军中上司连累，具体什么事情，他们做子女的并不清楚。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所谓“拨乱反正”时期，其中重要任务是为老干部集中平反，《人民日报》上发表不少为他们倒苦水的文章，最有名的是陶铸女儿陶斯亮及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儿子陶小勇的回忆文章，里面都提到专案组。但至今为止，这个无处不在的专案组，维基百科中文简体版宣布已将这一词条移除，繁体版有介绍，最后更新时期是6月17日，估计是林荣基公开提到“中央专案组”后更新的。介绍非常简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专案组由总理周恩来牵头，针对的对象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的彭德怀和贺龙等，各专案组直接向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负责。文革结束两年后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废除该组织。目前的“中央专案组”是指由中共中央指派的专门工作组，成员来自不同的相关部门和机构，负责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我记得《炎黄春秋》曾发表过涉及中央专案组的文章，上网搜索找到几篇。 一篇是《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作者胡治安回忆了1982年公安部清洗专案组人员的原因与经过。文中透露了一些重要情况：1982年4月，邓小平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出公安部”。彭真对此的理解是：“看了小平的指示后，反复考虑了专案人员的问题”，“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有些人处在重要岗位上’，自然要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该文说，“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下面分三个专案办公室：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办案人员是从有关单位抽调的局、处、科级和部队的各级军官；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办案人员多是由部队抽调的师、团、营、连级军官，也有极少数地方干部；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办案人员多数是公安部机关的干部，军队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组长一级的骨干”。由于相关档案没有解密，作者说，“十年文革中，有多少人参加过中央专案工作，无从得知”。 这篇文章承认一点：“1949年以来，多少‘大案’、‘要案’集中在公安部办理。三办的专案中有的就是以往专案的延续。以往的‘专案’，也有很多冤假错案。如‘潘杨案（潘汉年、杨凡）’、‘胡风案’、‘二陈案（广州市公安局原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等等。虽与文革中的专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无疑两者内存着血脉相通的因子。” 另一篇《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也证实了中央专案组专门制造冤假错案这一事实。作者徐兆准在文中详细回忆了他在专案组的工作情况，据他在文中记述，“自1968年至1972年期间，据我所知，专案组审查事项大体有如下三类：一是翻老账查历史问题；二是清理解放后至文革前现实言论或文章；三是查文革中的‘5·16’反革命集团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之下，真可谓把文学所从历史到现实都翻了个底朝天，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才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子虚乌有的瞎折腾。”他对自己中央专案组工作的评价是：“那时的所谓专案工作，或者借炒冷饭抓历史问题，或者借现行言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还有一篇陈虹写的《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炎黄春秋》2015年10月）。这三篇文章中记有许多细节，虽然没提到过用刑，但从刘少奇死前的悲惨状态，可以推测出折磨被审查对象的方法有很多种。 中国故事与美国故事 用中央专案组方式办案这一传统始终存在，比如刚落幕不久的周永康、薄熙来等政治大案，都由中央专案组办理。林荣基等香港书商均是一介平民，出了几本关于中国No.1的政治八卦书，竟然劳北京大驾成立中央专案组，难怪外界猜测这与北京高层内斗有关，认为是北京想顺藤摸瓜，找出谁是这类书籍的背后策划人。 事到如今，这个案子也该收科了。北京兴师动众折腾了大半年，唯一的成果是让海外作者们承认了一点，这是他们看到中共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创作出来恶心中共领导人的“文学创作”。但从政治后果来说，香港书商失踪事件成了国际知名的人权大事件，引起香港人对北京政权的极度反感，算得上政治败笔。 将这个中国故事与一个此刻正在发生的美国故事相比，让人对民主与专制有非常直观的认识。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大选中，备受攻击的性丑闻来自“一本捕风捉影的书”《克林顿夫妇对女性的战争》，书中的素材大半取自戴维·布罗克（David Brock）以前所做的报道，这位布罗克现在却成了希拉里竞选班子的操盘手。中国人听了这事一定会觉得荒谬，但这是《希拉里与川普口水战后的操盘手》（《纽约时报》2016年5月24日）中言之凿凿讲述的美国故事，不知北京方面听了这个故事后作何感想？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hongkong-bookstore-20160617/338173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两场冷战，为何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大？
程晓农 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以为地球上不会再有冷战了。然而，中共今年上半年的三项对美核威胁军事行动点燃了中美冷战。在人类社会的第二场冷战中，美国将如何应对？过去三个月来，中美冷战在军事、谍报、政治对抗方面的升级速度明显比较快，而今后在经济对抗方面美国只能循序渐进地推进，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来逐步“清扫后方”。中共的策略型对外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它挑起中美冷战后又必然变成经济全球化的弃儿。 一、中美关系逆转震动联合国 9月23日BBC记者劳拉‧特里维廉（Laura Trevelyan）从纽约发出一篇报导，标题是“中美关系：世界正在进入新冷战时代吗？”，提出了有关全球今后命运的重要问题：一个美中争夺霸权的两极世界会最终走向军事冲突吗？这位不了解中美冷战真相的记者报导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国际前景十分忧虑，他呼吁警惕下一场“冷战”的到来；古特雷斯说，“我们正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我们的世界不能承受这样一个未来，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全球撕扯至全面断裂——各自有自己的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及自己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体系。科技和经济上的分裂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地缘策略和军事方面的决裂。” 联合国秘书长对中美关系逆转十分懵懂，他沿用联合国的习惯性话语，对中美冷战的爆发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而且避重就轻，对中共穷兵黩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实际行动假作不知，把中美冷战造成的中美经济对抗解释成破坏世界现有的经济格局。BBC记者特里维廉则把古特雷斯担忧的国际格局归咎为川普的错。事实上，由中共点燃的中美冷战今年7月就已经开始了，这并非古特雷斯所理解的“下一场‘冷战’”，而是此刻已经快速进入中美多方位全面对抗的现实存在的冷战。 今年以来我在本网站刊登过数篇关于中美冷战的文章，其中6月8日的《中美新冷战意味着什么？》一文根据美苏冷战的经验分析了中美交手的各种可能；7月5日的《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介绍了中共今年上半年的三次对美“亮剑”行动，这些行动用针对美国的核威胁点燃了中美冷战；7月27日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升级快车道？》则讨论了中美冷战的四个核心领域，即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政治对抗。 倒是聪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联合国的讲话更实在。他说，今天的世界不能全由中美对抗来定义。这是典型的欧洲版立场，其意涵是，中美对抗发生在太平洋西部，不在欧洲，所以欧洲国家仍然会扮演自己想扮演的骑墙角色。这个解读有其真实性。确实，中美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美苏冷战的潜在战场在欧洲，欧洲国家必须依靠美国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而美国昔日冷战的欧洲盟友在中美冷战中并不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因此也未必会坚定地站到美国一边。 二、中美冷战不是冷战2.0版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只有两场冷战，美苏冷战和中美冷战。中美冷战开始后，关于这场冷战，媒体上的称呼五花八门。有叫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的，意思是，相对与美苏冷战，中美冷战是新的一场冷战；也有人把中美冷战称为中美新冷战，这是错误的说法，因为中美之间没发生过旧冷战，因此谈不上中美新冷战；还有人说，中美冷战是冷战2.0版，但这个概念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否定了。蓬佩奥8月12日在布拉格的记者会上说，“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抵抗中国威胁的挑战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中共已经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交织在了一起。” 为什么中美冷战不是冷战2.0版？蓬佩奥没有详细解释，但从他上述讲话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冷战2.0版这个词会淡化中美冷战各领域对抗的难度。在电脑时代，冷战2.0很容易被理解为类似软件的升级版，只比原来的老版本多一点新特点而已。但是，经过对中美冷战的由来和发展做了越来越多的分析后，我感觉到，中美冷战确实与美苏冷战差别很大，不是单纯的冷战1.0版的升级模式而已。 就美国而言，中美冷战意味着什么？蓬佩奥在上述讲话中强调，“今天，一个更大的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迫胁和控制活动所构成的威胁。”而川普总统9月21日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采访时提到，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大。川普的说法代表着美国决策高层对中美冷战的最新认知：同样是冷战，但与美苏冷战相比，中共在中美冷战中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而美国在中美冷战中对付中共，比在美苏冷战中对付苏联，也要复杂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冷战才开始三个月，美国国务卿、司法部长、国防部长、联邦调查局长陆续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的同时，美国政府在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政治对抗领域全面开始了快速的反制行动。 三、为何中共的威胁比苏联大？ 中美冷战在军事和谍报领域的对抗当然与美苏冷战会有所不同，毕竟在中美冷战所处的21世纪，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比美苏冷战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而互联网的普及也改变了谍报活动的手法和通讯联络手段。 在军事领域，许多专家或民间人士都分析中美双方的军力对比，其中陆军不是主要角色，重点在海军，而中共海军才刚刚开始发展远洋舰队，并未形成真正的战力。所以，这样的军力分析并未触及两国军事对抗的实质性内容。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中共对美国的三项军事威胁行动全都围绕着核威胁，原因就在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其实主要表现在核威胁方面。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核威胁比苏联大得多，不是因为中共的核弹头比苏联多，而是因为中共既藐视国际规则，又言而无信，是个完全不可相信的无赖政权，这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苏冷战长达40年之久，但从未真正引发核战争，其关键原因在两点。其一，苏共与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同样接受普世价值的一个底线，即一定要避免核战争，不让民众遭受无谓的伤亡；而中共的历史记录是，毛泽东曾经在莫斯科讲过，中国人多，打核大战，死掉一半也不怕输。其二，美苏双方有互相不使用核武器的共识和互信，但中共坚决不肯做这样的承诺，它的一贯行为也证明，它不但不讲国际诚信、不遵守国际规则，而且把这种无赖行为当作自己的一张牌。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共的核威胁是无法在冷战中有效制约的，所以远远比苏联的核威胁大。 在谍报对抗领域，由于美苏冷战时期双方的人员交流很少，而克格勃的谍报活动又主要靠专业谍报人员，因此，苏联谍报活动的规模小得多，美国也比较容易监控苏联的间谍活动。但是，中美冷战之前的40年里，双方人员大量往来，大批华人已经在美国定居多年，又有大量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而中共采用的是专业谍报活动与群众谍报活动相结合的谍报模式，所以令美国防不胜防。自从美国对中共开展谍报对抗后就发现，中共的间谍活动几乎无处不在，以致于专责反谍报任务的联邦调查局目前平均每10个小时便启动1件新的反中共间谍案件。 四、美国在经济上对付苏联轻而易举 中美冷战与美苏冷战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美苏冷战的经济背景是苏联阵营的经济封闭化，而中美冷战的经济背景却是经济全球化，后者造成了中共对美国经济的全面渗透和牵制，影响到美中经济对抗的难度大大上升。 无论是美苏冷战还是中美冷战，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化，但是，美国的两个冷战对手苏联和中共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全不同。苏联笃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坚持企业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此，它无法与国际社会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充分的技术交流，只能在苏联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而主导这种内部经贸技术交流的是苏联1949年组织的“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经互会）”。经互会的各共产党成员国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实行红色集团内的跨国合作。这样的经济多国化显然比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闭关锁国进步得多，其经济效率也比中国高，这就是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经互会国家的原因。 但是，经互会的经济多国化比起同一时代已经开始的市场经济各国之间的经济全球化，就落后得太多了。经互会版的经济多国化实际上依托的是跨国的计划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所天然具备的活力。经互会设立了指挥工业生产、跨国分工的各种委员会，负责各工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在这个跨国生产计划指挥体系中，决策的是政府各部门，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由政府确定，销售对象和销售价格由政府规定，产品使用者都是国有企业。这是苏联计划经济加企业国有制的跨国放大版，因此具备所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比如，政府部门和企业是上下级关系，厂长服从于领导，垂直的管理非常僵化，经济官僚没有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厂长没有自主决策权，职工没有创新意愿，企业也就没有活力。 最重要的是，它与西方经济体系完全脱钩，没有与外国企业的技术交流，也不了解外国市场的随时变化；由于没有足够的对外经贸活动，各国都缺乏硬通货，无法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市场经济下，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以专利许可的交易为基础；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大锅饭”导致各国之间技术无偿交流，结果各国的企业都不愿意自主研发创新，因为毫无受益；科研完全成了政府拨款、政府立项、为政府研究，投资巨大，收效极差。 美苏冷战时期美国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僵化、低效的经济管理体系，当然容易应付。首先，这个体系的低效率天然地削弱了苏联阵营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潜力；其次，美国也不用担心外国企业与经互会各国在经济合作中获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再次，美国更不必担心自己的跨国公司会对经互会成员国依赖过度，无需担忧技术和先进设备出口管制会影响到美国公司的利益。 五、中共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在经济领域 但是，在中美冷战中，苏美冷战时期苏联缺乏经济潜力、没有西方的先进技术、美国公司不会对苏联有依赖性这三条，却表现得恰恰相反。 中共在1997年实行了国企的全面私有化，然后取消了计划经济，由此中共的经济体制基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西方国家开始接近；然后以此为前提，加入了经济全球化，最后成为经济全球化1.0版当中受益最大的“世界工厂”。大批外企进入中国，完全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则组织商品生产，再销往全球市场，外企与中国企业之间有大量的技术合作和技术交流。 首先，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远远高于前苏联阵营，因此其经济潜力快速增长，从而为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奠定了基础；其次，世界各国的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再加上中共的大规模技术谍报战收获累累，美国的技术优势积累正被有计划有步骤地掏空，弱美强中效应十分明显；再次，美国的许多公司追随产业外移的潮流，帮助建成了“世界工厂”，然后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但造成中共外汇储备不断膨胀，而且造成美国经济的空心化和债务化。 因此，中美冷战开始后美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来“清扫后方”，既要尽量减少先进技术继续流向中国，也要减少美国公司对中共的依赖。但是，美国不是专制政体，企业的经营完全自主，行政当局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国家安全为考量，逐步引导企业界脱离以中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另行组建没有红色中国因素的新版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而在这个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中共的种种经济反制或经济诱惑手段可能为美国部署冷战中与中共的经济对抗设置障碍。当然，中共也可能发挥某些协助美国经济上对抗中共的作用，比如，最近为了反制美国对中共企业的制裁，中共提出要制裁美国企业，这就成了为美国行政当局“助攻”。 总体来看，中美冷战在军事、谍报、政治对抗方面的升级速度会比较快，而经济对抗则只能是循序渐进。今后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对外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挑起中美冷战后，又必然变成经济全球化的弃儿。 原载大纪元，2020年9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9/25/n1243044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这文章的标题其实想说的是：中国有多少个钱云会？自从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以来，我就想了解到底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 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农业部有一套推算方法。2006年3月，国家农业部曾公开通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在此，农业部是根据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两亩计算，得出此结论。 农业部以全国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人均耕地的推算方法其实简单易行。不过，中国的人均耕地早就下降到人均两亩以下。1996年人均耕地面积1.59亩，十年之后，即2006年已降至1.39亩。从1996年到2007年11年当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已经减少了1.25亿亩。以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了人均1.4亩，至2007年为止，全国约有8928.5万多失地农民。 从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失控状态，占用农村耕地更多。国土资源部曾于2006年4月开始，在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开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项政策给全国各地圈地运动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20多个省市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推行一场规模浩大的“让农民上楼”的运动，亦即“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强拆民房，农民被当地政府用暴力“打”上楼的事例屡见不鲜。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全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在拆村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至今未见有详细数据，但至少不应低于2000万。 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保守估计，中国已有失地农民1.2亿左右。 这场拆村运动让数千万农民失去了的不仅是家园，还有未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是无法就业。近七、八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与院校做过区域性失地农民调查，基本上都承认一点：35岁以上失地农民无法就业，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约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0％－40％。但我觉得这一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广东省经济发达，工作机会远比中西部地区多，很难设想他们的工作机会竟会比其它地区要少。 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这种无就业机会的“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已经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失去耕地、无业可就的伪城市化，就是1.2亿“钱云会”们产生的中国大社会背景。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月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1/chinese-farmers-lost-their-land/）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美国媒体精英主义的衰落
关于民主的理论可谓汗牛充栋，但简单说，民主就是要兑现人民的选择权，要有定期的、公平的选举。 选举的重要因素是民意，而影响民意的重要渠道是「媒体」，因为几乎没人不受到电视、报纸、电台及近年红火起来的网络新闻的影响。在美国，这一点更明显，刚刚结束的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政党，都是使足力气，在电视报纸上做广告，利用媒体争取选票。 但近年来，美国媒体的结构正在发生惊人变化，在电脑网络冲击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尤其比较左倾的报纸电视等，受到的影响更大。 美国人主要通过电视获得新闻信息，被称为美国三大台的三家无线电视网，晚间新闻收视率曾占75％，现降至40％，并呈继续下跌趋势：像NBC的新闻收视率现只占15％，ABC占14％，CBS占11％。据盖洛普的民调，多达42％的美国民众认为三大台的新闻主播左倾（too liberal），这也是三大台收视率持续下跌的原因之一。去年三大台主播都离职（布罗考退休，詹宁斯去世，拉瑟因丑闻下台），标志三大台主导美国新闻的时代基本终结。 三大无线电视网的衰落，还和美国有线电视（Cable）的崛起有直接关系，正庆祝创办10周年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现已接近无线的CBS，并在三年前就超过了有25年历史的对手CNN。福克斯的王牌政论节目「欧莱利的事实」的收视率，现已是CNN同类节目「莱瑞．金」的一倍以上。 比电视的收视率下跌更严重的是报纸，从原来占60％，现降至39％。八十年代末期美国有日报1509种，现降至770家，缩幅一半多。据美国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统计，至九月份的上半年度，美国各种日报发行量降幅达2.8％，星期天发行的日报也下降3.4％。这已是美国报业连续第四次统计数量下滑，其中左翼报纸降幅较大。 被称为四大报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中，右翼的《华尔街日报》降幅1.9％，但仍保持全美国严肃报纸发行量第一的地位（平日发行量204万份）。虽然《今日美国报》发行227万份，但因其有很多旅馆赠送，且体育娱乐比重大，并不被新闻专家视为「严肃报纸」。而被称为美国左翼旗舰的《纽约时报》，降幅则达3.5％，平日发行量降至108万份，才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半多一点。 由于发行量下降，广告减少，财政紧缩，《纽约时报》已决定采取三个大动作补救：一是大量裁员，把现有的八百名编辑记者，裁去250人，缩幅高达三分之一；二是关闭新泽西印刷厂，裁掉全部800个员工；三是把报纸版面缩窄一英寸半，以节省纸张和成本（由于版面缩小，新闻总容量将减少11％）。《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凯勒（Bill Keller）最近表示∶「眼见一个产业逐渐萎缩很痛苦。」 比《纽约时报》立场更左的西海岸最大的日报《洛杉矶时报》，今年3月底发行量是85万（比去年下降5.4％），之后这六个月又下跌8％，降至77万份。《华尔街日报》（9月18日）报导说，《洛杉矶时报》去年已裁员300人，今年则有该报母公司芝加哥「论坛公司」（Tribune Co.）是否要卖掉《洛杉矶时报》之说，并决定卖掉该公司属下的25家地方电视和棒球队。「论坛公司」的股票，从2003年初以来，已贬值30％以上。 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情况也不妙，发行量下跌3.3%，已降至65万份。该报早已缩减版面，以降低成本。 排名前十名的另外三家左倾日报，也都无一例外地发行量萎缩：《迈阿密先锋报》跌幅高达8.8%，降至26万份；《旧金山纪事报》跌幅5.3%，降至37万份。《纽约时报》下属的《波士顿环球报》跌幅也有6.7%，降至38万份。《华尔街日报》11月29日就此发表题为《买这张报纸！》（Buy This Newspaper!）的社论说，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总裁、著名企业家韦尔奇（Jack Welch）提出价码，准备收购《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的布罗德（Eli Broad）等三位亿万富翁准备收购《洛杉矶时报》，不久前该报总编辑因拒绝裁员、紧缩开支而被解职。 不仅美国主要大报，连两大立场左倾的政治周刊《时代》（发行400万份）和《新闻周刊》（发行300万）在美国新闻界曾一言九鼎的地位也早已不再，影响力大幅降低。两个周刊为补救，最近都换了总编辑，并延揽保守派专栏作家，以图吸引读者。两位新主编的政治立场都较开放，尤其今年才37岁的《新闻周刊》总编辑米查姆（Jon Meacham），曾著有《美国福音∶上帝、开国先贤与国家的建立》一书，不是那麽极端左倾。 上述《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美国的报业仍年入450亿美元，并继续有20％的利润，但上个季度却有不祥之兆，报纸网络的广告收入，不足以补贴平面印刷版发行量下降造成的财政损失，因而这些报纸的股票价值将会下跌。 美国报纸普遍发行量下降，主要原因是受到网络媒体的挑战。过去十年来，网络媒体的收看率增加了10倍，从3％，上涨到30％以上。根据尼尔森网路调查机构统计，虽然平面媒体发行量下降，但总体上，阅报读者则成长8％，主要是到网上看新闻的大幅增加，上网的人，有36.5阅览报纸网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 虽然网络发展是平面媒体丧失读者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因为根据上述美国报业协会的最新统计，在主要左翼大报都发行量下降之际，和「福克斯电视」一样属于保守派报业大亨默多克（也译梅铎）的「新闻集团」拥有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行量则持续上升，前年的发行量就增幅16％，达到日销56万多份，跻身全美第十大日报，今年在各大报都下跌的情况下，《纽约邮报》却反其道而行之，发行量上升5.1％，达到70万份，超过《华盛顿邮报》而成为全美发行量第五大的报纸。 网络的出现，包括美国社会更倾向保守等，都导致左翼媒体的风光不再，以《纽约时报》和两大周刊为代表的媒体精英主义时代也趋向终结，美国开始了一个由网络的大众想法为主导的时代；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被中产阶级的「常识」（commonsense）所取代。这个重大的媒体环境变化，将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什麽作用，我们拭目以待。 2006年11月29日于纽约（原载《观察》） 2006-1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China's thorny Middle East policy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January 2nd, 2001 The China policy of US president- elect George W. Bush seems to be tougher than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which has certainly raised concerns in China. The Chinese have wasted no time in adopting counteractive policies, and have hurried to strengthen their long-time alliance with enemies of the US, such as Iran and Iraq. On Dec. 22, a Beijing delegation led by Ismail Emet, former chairman of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Zone, East Turkestan, visited Iraq, and the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declared, while embracing his Chinese guests, that his country would establish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raq's official media also reported that leaders of Iraq and China had demonstrated their propensity to cooperat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any other fields. Subsequently, spokesme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recently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Hu Jintao would soon visit five countries: Iran, Syria, Jordan, Cyprus and Uganda. Beijing's sudden intimacy with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peculiar. The fact that it sends delegations to such US rivals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between two US administrations clearly suggests an intention to send signals to the incoming US administration that Beijing is not afraid of a possible change in the US' China policy, especially regarding its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and it will make alliances with Islamic countries like Iran and Iraq to counterbalance the US superpower.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China has adopted many strategies in the conduct of its foreign policy. First, it tried to strike up allegiances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have more cards to play with against the US; then it made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and finally President Jiang Zemin visited Israel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an ostentatious move toward its new Middle East policy. China's new intention to cozy up to Muslim countries was made clear by having Ismail Emet, who is a man of Uighur nationality and has an Islamic background, to lead the delegati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UN has imposed sanctions and embargoes against Iraq, China has still exported more than US$2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Iraq in the last four years, according to Iraq's secretary of commerce. And China is the third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ehind Russia and France, to ignore the UN embargo and have its delegation fly directly to Baghdad. Beijing also has not forgotten to pay attention to Tehran and is preparing to dispatch Jiang Zemin's hand-picked successor, Hu Jintao, to visit Iran soon. In addition to Beijing's scheme to confront the US, there is another key reason for its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s with Middle East countries: China will need greater oil supplies in the future and will b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Middle East's oil producing countries. Currently,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re are only 10 mobile telephones per thousand people in China, (as opposed to 30 per thousand in Egypt, 148 per thousand in Mexico, 552 per thousand in Japan and 770 per thousand in America),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still huge room for the growth of mobiles in China. In the light of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viously, China is preparing to increase its oil imports. China had been an oil exporting country before the 1990s, but in 1993 it began to import oil due to its rapid economic expansion and increase in automobile use. Of the 4.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currently used daily in China, 1.2 million barrels come from imports,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China will need to import 4 million barrels daily in 2010, and 7 million in 2020. Since three quarters of the imported oil comes from the Middle East, Beijing has to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two majo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raq and Iran. But China will soon find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developing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with such countries will b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First of all, it will be hard for China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Iraq and Israel. After decades of hostility with Israel, China has sedulously trie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obtain from Israel high-tech military weapons, such as Phalcon AWACS aircraft, which it cannot acquir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nor the US. Obviously, China's new ties with Iran and Iraq may very well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its nascent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Secondly, China's intimacy with Iran and Iraq may also raise complex feelings in the Xinjia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It is ironic that Beijing should send Ismail Emet as its envo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Muslim countries, for Beijing has always severely suppressed Xinjiang's Muslim ethnic groups. It has been said that Iran has financed some pro-independence groups in Kazakhstan. Thirdly, China may eventually face new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Currently, the US imports 1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rom the Middle East every day; it will not be easy to avoi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biggest countries by the time China needs to import seven million barrels of oil every day. Despite other political intricacies,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variab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il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Although China has a serious need for imported oil, it will not have the naval capability to protect its oil pipelines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and currently only the US has such an ability. The dilemma for China will be that it wants to be close to Iran and Iraq to resist the U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US protection for its oil pipelines to be unimpeded. Meddling with two mutually antagonistic sides is not an easy game to play. If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is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enemies of the US,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it's worth risking the multi-billion-dollar trade surplus it generates from the US each year.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2001-0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吗？
中国人可以用充斥谎言的假学历、假履历赢得社会地位和金钱利益，美国人也可以用谎言打赢官司。两星期以前轰动美国的“忠诚誓言”一案的起诉者、加州的急诊室医生、业余法律爱好者牛道就用谎言打赢了一场引起全美国争论的官司。 宣称他和女儿都是无神论者的牛道，说女儿在公立学校被迫要求听其他人念含有“在上帝之下”字眼的《忠诚誓言》，身心受到伤害。他在位於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法庭上赢了这场引起全国反弹的官司，但最近媒体揭出：牛道打官司的依据是谎言。 首先，牛道的女儿根本不是无神论者，她一直是基督徒。牛道女儿的母亲班宁（Sandra Banning）上周一（7月15日）和其律师一起在福克斯（Fox）电视台亮相，证实她和女儿都是基督徒。稍早，这母女俩所在教会的牧师史密斯（Chuck Smith）已经向媒体公布她们都是基督徒的信息。 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牛道从来没有和他女儿的母亲结过婚，也不是女儿的法律监护人。女儿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既是女孩的监护人，也是孩子是否有宗教信仰的主要指导者。班宁女士在福克斯电视台表示，她女儿对“在上帝之下”的说法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她说，就在牛道打赢官司的当天，女儿得到消息後，先是感到很难为情，然後安慰母亲说，“没有关系，我照样可以说‘在上帝之下’。” 其次，牛道的女儿不仅一直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宣誓，而且也从未有过她不宣誓而老师硬让她在旁边观看的事情。 母女俩曾经恳求牛道不要起诉，但牛道後来对福克斯、CNN等多家媒体说，“这是对我更重要的事，而不是对她（指女儿）。”他不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公然用谎言起诉；同时，他的起诉不仅不是为了女儿的身心健康，反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顾对女儿的伤害。 牛道原住佛罗里达州，最早是想起诉政府，要把“In God We Trust”从美国钱币上拿掉，但发现起诉学校的《忠诚誓言》赢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当女儿和她母亲一起搬到加州後（他早已和女孩的母亲分手），他也随後跟了过去，就是为了要利用女儿打官司。他清楚地知道女儿信教，并去教堂。CBS上周二的法律评论表示，“牛道的整个案子是一个骗局。” 他之所以能骗成，是因为他在法律文件中没有提到过女儿的名字，也从未让女儿的照片在媒体亮相，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女儿是谁。所以，并不存在早先媒体所报道的，牛道的小女儿在父亲打赢官司、遭到全国谴责後不得不躲起来一事。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表示，女儿上三年级了，上星期还很高兴地和同学们一起宣誓“在上帝之下”。 另外有中文评论文章说，牛道接到了“大量死亡恐吓”，不知消息来源出自哪里。我查到的英文媒体只报道说，牛道表示曾收到过死亡恐吓。但“收到过”（也只是这个并没有诚信的人自己说的）和毫无出处的“大量死亡恐吓”毕竟相差甚远。 据CNN报道，第九巡回法庭被广泛认为是最自由派的巡回法庭，很多法官都是民主党籍的总统任命的。据CBS报道，在第九巡回法庭所在地的加州，在公共学校宣讲伊斯兰教都是受到保护的。显然，不允许说“在上帝之下”才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宗教自由。所以，现在班宁母女俩正通过法律渠道改变这一判决。 且不说牛道打这个官司是否真的是为了“政教分离”，即使他的确是为了某个高尚的目标，那厶是否可以用谎言来达到某种“高尚”或“正确”的目的？换句话说，可否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相信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的做法最深有体会。共产党为了让人们进入“共产天堂”，不惜用棍棒 ，用屠刀杀，只要目的是“崇高的”、“美好的”，於是任何手段的使用都是理直气壮的了。在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过程中，任何人性情怀、任何道德底线、任何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都可以被破坏。 这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轻的可以是为了吹捧或者诋毁某个人、某件事而编造故事；再重一点就像牛道这样用自己女儿的身心健康做抵押来制造谎言；更严重和恐怖的是以“正义、崇高”的名义摧残、消灭生命。小事可以不择手段的话，只要有机会，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择手段，因为那种思维逻辑和生活哲学是同样的。 从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到今天塔列班、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故意杀害平民的暴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会把人类推向多厶罪恶的深渊。在那些暴行的进行过程中，哪一个不是高举著“最正义”、“最崇高”、“最美好”的旗帜？ 在牛道这个案子中，且不说他这种以谎言做打官司依据的不择手段做法应遭到谴责之外，他的“希望美国政教分离”一说也颇为荒唐，因为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来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当年最早来到这个新大陆，建立起美国的人们都是基督教的清教徒们，他们最有条件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他们不仅没有把政教合一，而且当托克维尔向那些神职人员们谘询，到底是什厶促使了宗教在美国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於政教分离。”“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担任公职。我没有见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代表。” 要知道，这是托克维尔160多年前纪录下来的。美国人不仅早在建国之初就清楚地明白了政教分离的精神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意义，而且两百多年来从没有违背过这个原则。因为他们从最早、最根本上就明白了，基督教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深入人心，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恰恰在於它没有和政治权力联合在一起。任何政府都会引起人民的不满，而宗教只要分享政府的物质权力，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就会随之转到宗教头上。所以政教合一的政权即使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也是短视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能是短暂的，并且也只有靠暴君的暴力才能维持住。 而美国是一个真正由人民主宰的国家，这次对加州两名法官的判决，参议院99票对0票反对。100名参议员中唯一没有投票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议员，被称为右派旗舰的赫姆斯（Jesse Helms）。他因刚刚做完心脏手术，尚未恢复，所以没能投票。而他的那一票是毫无任何疑问必定跟那99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参议院百分之百不支持法官的判决。 这一百名参议员是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到国会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议员们代表的就是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法律早就做出过规定，保护少数人沉默、不念誓言的权利；多数人不可以剥夺少数人的权利，不要求“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但少数人更不能强迫多数人服从他们的意志。强迫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这在民主国家更是行不通的。 也许有人会说，那厶在伊朗、伊拉克等阿拉伯独裁国家，民意都赞成现存的政教合一的统治，西方是否应该尊重？绝对不应该！因为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自由选举、没有司法独立的地方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民意！民众从来都是独裁者和维护独裁统治逻辑的知识份子的牺牲品。 2002年7月23日 2002-07-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川普式“反革命”正在消解奥巴马政治遗产
何清涟 自川普再度入主白宫始，川普式“反革命”（The Trumpian counter-revolution）一词流行一时，意指川普对外将颠覆世界格局，对内将颠覆奥巴马苦心构建的DEI秩序。前者因关税战不太顺利，改变有之，但达不到“颠覆”；但对内清理奥巴马政治遗产却在风风火火中进行，仅以《华尔街日报》10月3日的网站首页文章而言，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颠覆”，其中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堪称美国百余年之大变。 川普清理了哪些奥巴马政治遗产？ 《川普威胁将对联邦机构进行大范围裁员》这篇报道称，随着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二天，美国总统川普加大了对民主党人的施压，称他将启动一个程序，在联邦机构进行影响深远的大范围裁员。该报道还指出，被裁的机构与人员主要是民主党喜欢并倚重的。 裁员之举被突出，是因为众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发言中强调川普“所谓的‘最大痛苦’计划伤害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美国家庭”，此说应该是想激发民主党人的恐惧感（失去工作）与斗志。但导致政府关门的原因，是因为国会两党对医保补贴、对外援助、移民执法经费的拉锯战，导致在新旧财年过度时期的12项常规拨款的讨论几乎停滞。9月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份临时拨款法案，想让资金撑到11月21日，但因条款中削减了部分医疗补助支出并附带保守政策诉求，遭到民主党拒绝。几乎同一时间，民主党在参议院也提出了另一版本的临时拨款法案，维持“奥巴马医改”补贴并增加社会项目开支，当然也遭到共和党反对。早就成为民主党喉舌的美国主媒一致强调，如果加强版《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补贴不被延长，届时将导致超过2,000万人的医疗健康成本上升。 《奥巴马医改法案》是奥巴马任期内最大的一项立法成就，虽然在当时就毁誉参半，但被奥巴马本人及民主党视为其政治生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奥巴马离任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在其编著的#《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The Presidency of Barack Obama）一书中收集了美国17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的研究评估，基本都如此认为。不过，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 早在2018年4月就在《巴拉克·奥巴马的脆弱遗产》一文中预测了奥巴马医改法案的不妙前景。 川普上任之后就开始在联邦政府与军队层面取消DEI，只剩高等教育系统仍然在抵抗。在《川普高校改革“契约”引强烈反响，首批九所学校处境尴尬》一文中，主要强调联邦政府要求改革校园运营，以换取优先获得联邦拨款这一提议在高等教育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一些人谴责这是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另一些人则认为条款合理。该文援引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的精英大学已经迷失了方向”，但拟议的契约“就像用锤子修手表——构思拙劣且适得其反。其粗糙做法招来的反击很可能会阻碍必要的改革努力。”——尽管作者对川普的高校改革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点出一个重要事实：川普要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包括在内的9所精英大学签约以解冻联邦资金，签署的契约中要求学校承诺放弃奥巴马的性别自我认同，“根据生殖功能和生物过程来定义和解释‘男性’、‘女性’、‘女人’和‘男人’”，结束为大学校园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使用其自我性别认同的卫生间的机会。 根据性别多元化与种族建立的新身份政治（DEI系统）是奥巴马极为重要的政治遗产，只是这是通过总统令建立的，而非国会立法通过。加上9月30日美国防长正式宣布军队废除DEI系统的性别自我认同，以及共和党州纷纷立法禁止变性人任意如厕令，奥巴马这项政治遗产可能就只能在民主党州坚持下去。 奥巴马部分政治遗产正随风而逝 奥巴马以民主党为基本盘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但一直认为广泛的政治联盟比政党更有优势。在整个任期内，他孜孜不倦地促成并巩固这个以基金会为纽带，将媒体、高科技公司、各类NGO联合在一起的政治联盟，甚至在民主党内吸纳了极左派与反犹势力，终于形成了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使他在2020年成功击败川普并将拜登送进白宫，从而赢得了“奥巴马第三任期”，得以将他建立的DEI系统进一步完善，并引进了将殆害美国多年的1500万非法移民。 这些罔顾美国利益与美国人民利益的措施也为民主党的政治失败埋下了种子。2024年在民主党败选之后数天，《纽约时报》(11/13/2024)发表了一篇《奥巴马联盟的终结》（The End of the Obama Coalition），指出自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民主党的转型加强了对NGO和捐赠者影响力的依赖，导致其与核心选民群体脱节，也模糊了政治活动人士与政客之间的界限，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难，难以适应联盟内部政治动态的转变以及维持多元化选民基础的挑战。泽利泽在《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中指出同样的问题，该书17位历史学家压倒性的共识是：奥巴马“最终证明是一位非常高效的政策制定者，但并非极其成功的政党建设者”，这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根本悖论”，并将影响到民主党今后的政治命运。 如今的民主党分裂加深至难以形成统一政治行动。《左派压力之下，美国民主党人重拾斗志》一文犹如对民主党的政治诊断书#。该文指出，因内部分歧而步履艰难的民主党希望政府停摆能重新点燃选民的热情。但民主党现在缺乏一位明确的领袖，党内进步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已经加深；皮尤研究中心于9-10月之交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首次出现民主党内不认可本党国会领袖表现的人（59%）多于认可的人（40%）的情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Ken Martin)形容分裂：“如果我把100个民主党人叫到一个房间里，问及我们代表什么，真的会得到150种不同的答案。” 好莱坞作为美国文化象征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对美国公众价值观与社会认知的影响甚至超过精英大学与媒体。奥巴马深知与好莱坞建立友谊的重要性，在其总统任期内，他与好莱坞的友谊让双方互相成就。可惜的是，好莱坞的全面“进步主义”让其产品被市场逐步抛弃，《#好莱坞上演“灾难大片”：洛杉矶娱乐业何以深陷困局》一文指出，娱乐产业正处于螺旋式下滑之中，这种下滑始于2023年演员和编剧的双重罢工结束之后。工作机会正在消失，企业倒闭，洛杉矶从事创作的中产阶级正命悬一线，从业人员纷纷逃离这座城市。 川普总统于9月29日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的一篇帖子中宣布将对美国境外拍摄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因为“我们的电影制作业务已被其他国家从美国偷走，就像从婴儿那里偷糖果一样”。但历史证明，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政治干预都是徒劳的，因为不能拿枪押解绑观众进电影院。 所谓川普式反革命，其实质与中国的“拨乱反正”类似。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奥巴马几乎被奉为政治正确之神，不仅集各种左派政治正确身份于一，还在两个任期内成功推行了以性多元化与CRT理论为标准的新身份政治，在政府、军队与教育系统建立了DEI政治，《华盛顿邮报》（12/01/2015）曾将此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在奥巴马的神圣光环未褪之时，川普在1.0任期内不仅无法对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动手，自身也处于动辄得咎状态。经历过拜登总统任期内的肆意折腾，美国人的多数（包括民主党）认识到新身份政治的危害，川普的拨乱反正可谓水到渠成。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10月08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1008-76299800）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让占中退场，让雨伞革命成 gong！
让占中退场，让雨伞革命成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用拼音代替） 对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我一开始是冷眼旁观的，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占中三子”的提法让我想到25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绝食”。今天大家已经知道，（据刘晓波自己的话）那四人的绝食，主要目的是要媒体的聚光灯、要夺广场的话语权。跟之前几百名学生绝食的目的（指望跟政府对话）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对类似“绝食四君子”的“占中三子”提法首先就感觉不好。 第二，那三子的“剃头秀”更让人感觉糟透了！要争民主，要搞活动，一定要整景作秀吗？弄一帮记者来拍三个人剃光头，简直是一幕滑稽闹剧。大家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有事先整这种景、做这种秀的吗？ 所谓“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在剃头仪式上说∶“对中国人来说，身体发肤受诸父母，是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了香港民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头发，在座诸位都愿意展示决心。” 放弃三天就会长出来的头发为民主？要开玩笑吗？中国古人说“头发是父母所赐不可轻易损毁”，所以他们会“削发明志”。大清辫子时代削发也可谓壮举，但21世纪的香港大学教授一本正经地学舌、模拟，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搞笑真人秀吗？只是他们剃头前先插了一面争民主的大旗，把大家吓得不敢笑了，更不敢骂了，因为共产党已经开骂了。 占中另一子陈健民则称，剃头是“放下头发、重拾尊严”。那他们剃完头之后，尊严拾起来了麽？在哪儿呢？有没有剃掉的头发那麽高？现在他们头发都又长出来了，是不是把尊严又都丢了呢？这都哪儿对哪儿呢？什麽逻辑？这种玩笑化、儿童化的剃头之举，从一开始就降低了运动的严肃性。 第三，“占中三子”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宣言书（他们叫做“信念书”）题目，更让我想起刘晓波2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喊的“我们没有敌人”的绝食宣言。一个本质错误的作秀高调，得到的是一场大屠杀的回答。六年前刘晓波再度唱出什麽“没有敌人”的“大爱”高调，敌人就把他判11年，扔进监狱。得诺贝尔奖也照关！ 今天香港也明明是一场人民和（北京）专制政权的对决，又唱什麽“爱与和平”这种白开水程度的空调儿。而后来学生们罢课的口号就非常清晰、实在∶“要真普选”。三子当然也是要这点，直说就得了嘛，绕一个高调只增加了作秀感、浅薄感。 另外，“占领中环”的提法也很有问题，不仅让人想起美国左派的“占领华尔街”，而且给人一种“野蛮、不文明、闹事”的感觉。“三子”一边喊什麽“爱与和平”，一边却用“占领” 这麽武力的提法，难道是要故意自我矛盾吗？ 三子的《信念书》又说∶“争取在香港落实民主普选所采取的公民抗命行动，虽是不合法，但必须绝对非暴力。” “落实民主普选”是一个完全正义的政治诉求，凭什麽不合法？把一个“政治诉求”跟占领什麽地方不符合“交通法”相混淆，简直像是故意搅乱概念、搅浑视线，它会给一些普通老百姓造成这种“政治诉求”就不合法的印象。而倡导这个活动的人本身喊自己“不合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头脑真浆糊，二是矫情做作。 起码是做作。全世界哪里搞民主运动（或者他们称之的“公民抗命”）的人会高喊∶“我要做违法的事情了，大家跟我来啊！” 说自己违法还矫情得不够，接下来又是喊“非暴力”的高调。人民连武器都没有，怎麽个暴力法？更何况，压根就没有人喊过“我们要暴力革命”。民主运动，是靠思想的力量最终战胜刀枪。你本来就是用无形的力量去战斗，喊非暴力不让握有真枪实弹的共产党笑话吗？ 但就是有些人，动不动就举出面对英国和美国政府的甘地、马丁路德金的牌坊，高喊“我们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好像有千百万中国人要起来暴力革命似的。难道他们不清楚吗，人民根本就没有施暴的可能，是共产党一直在用暴力、暴政压迫著人民！ 所以说，那些面对拥有强大武装军力的中共独裁政权高喊“我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除了作秀，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喊什麽。 “占中三子”的《信念书》还宣称∶“这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 那让我们看这“运动四步骤”是否荒唐∶ 1，签署誓约。群众自发运动跟谁签什麽约？怎麽签？追求民主自由都是自觉自愿的，凭什麽签约呢？哪来签约这回事儿呢？这不明摆著随手涂鸦吗？ 2，商讨日。哪天？跟谁？怎麽个商讨法？去大街上拉几个老百姓来商讨商讨？如果是组织者内部商讨，还需要昭告天下吗？这怎麽能算运动的一个步骤呢？ 3，公民授权。个体的、没有组织的普通民众们怎麽个授权法？谁有权代表谁授权？后来的占中行为又得到哪些“公民”的授权了呢？ 4，公民抗命。在一个根本没有选举权的国家，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所以，公民抗命这个提法，从一开始就错了。把港府当作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就错了。 总之，三子的所谓 “运动的四个步骤”是经不起一丁点推敲的“说法”而已。正是因为这种不知所云的“信念书”（大概还得加上可笑的“剃头秀”），三子8月31日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警方说有二千多人参加，组织者也认为只有五千人，所以在9月2日，戴耀廷就宣布失败。 是九月下旬学生的大罢课，才引来大批民众参加。戴耀廷则借机宣布“启动占中”（他的占中不是已经宣布过失败了吗？）。事实上，学生并不承认他们的运动是“占中”。今天大家沿用“占中”，其实只是对这次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的一个简洁的代名词而已。 雨伞运动正在进行，年轻的学生们还在绝食之际，“占中三子”又开始喊失败、喊撤退，甚至去警察局做了一个“自首秀”，声称那是“尊重法制精神”，而且自首前多少天就喊著某月某日要去自首。这真是比先前的剃头秀更矫情、更作秀。全世界哪里的民主运动是这麽个闹法的？ 在剃头时，戴耀庭声称，把头发剃光，寓意“剃无可剃”，象征他们在政改问题上“退无可退，只能进行抗争。”那为什麽现在容忍头发长出来？为什麽开始天天喊退？不是“退无可退”了麽？这学法律的人，既无逻辑，又无统一性，更无长性（第一次两天就喊失败，这次学生还在绝食时，他们就又不断喊撤，更用“自首”给雨伞运动敲丧钟），怎麽可能领导运动成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只好用拼音代替，下同） 现在，天天喊雨伞运动要“收”的海外民运“理论家”胡平，动不动就拿“占中三子”的话来做挡箭牌、做理论武器。那我就只好写出上述内容，让大家看看是否能拿这三子逻辑混乱的东西来“理论指导”香港的雨伞革命。 胡平在力挺三子的“自首”和撤退时说，三子“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宣称我无罪，抗议法庭非法判决，甚至否认审判的合法性。” 那麽刘晓波是否有罪？他可是在法庭“宣称”（胡平用语）“我无罪”的！中共的法庭对刘晓波的宣判是否合法呢？ 胡平还对三子的“自首”行为赞美说，“这种为了公义而甘愿受罚的自我牺牲能产生某种道德感召力。” 什麽道德感召力？我看这种自首的作秀成分实在超过“自我牺牲”。明摆著，他们去自首，警察局连收都不收他们。港府也不会因为这次“占中”起诉他们，给他们判刑。判了的话，不就又可以去争诺奖了嘛。 喊收、喊撤的人说以后要用别的方式继续抗争。什麽方式呢？戴耀廷在《纽约时报》中文版发文章说，“封堵政府也许比封路更有力。拒绝缴税，公屋户延迟交租，在立法会‘拉布’，诸般不合作行动，都可以给政府制造麻烦。” 这种馊主意怎麽可能实施？有几个人愿意为不缴税而去坐牢？犯罪分子不正可以用这种方式逃税吗？被抓住之后，他可以说，我是响应三子的号召，为了香港的民主才不缴税的。荒不荒唐？又会有几个人愿意因不交房租而被赶到大街上去住？连大多数人参与雨伞运动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戴耀廷却声称要用连少部分、绝少部分人都不会做的抗税、不交房租等行为去对抗政府。难道他们自己相信，那些方法有人去做，有换来“真普选”的力度？ 该文还有更多完全没法操作的可笑的提法，诸如“到街坊邻里中去创设更多民主论坛”，登门造访老人，解释真普选的意义，等等。 总之，以“剃头秀”开始、“自首秀”收尾的“占中”就此结束吧，退场吧。让我们大家支持雨伞运动，呼吁雨伞革命。雨伞运动是学生发起的，媒体报道说，“戴耀廷本人也强调，也希望理清概念，现时的‘雨伞革命’并非由‘和平占中’发起。” 很好。学生们可以就此甩开那些善于作秀的人们。我一点都不否认“占中三子”等是追求民主理念的，但言行只要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作秀侵蚀，就会跑调，其负向价值很可能会超过正向的。 他们说“占领”失败，就让他们失败去吧。让那些不理会喊撤、喊退、拒绝听唱衰雨伞革命的哀乐、头脑单纯、义无反顾的年轻学生们继续他们必胜的雨伞革命。只要有“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意志，在香港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力抗议，真普选的诉求就一定能成gong！ 2014年12月9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中美离婚率的升降都是好事
我在上篇“下辈子还跟你结婚”中，谈到美国的婚姻，引述不久前的民调∶十个美国人有九个说，下辈子还跟现在的配偶结婚；这种婚姻品质，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美国的离婚率也呈下降趋势，两年前就有报导说，美国离婚率已到谷底。今年四月号美国《Newsmax》杂志发表的“你想保持婚姻吗”一文引述说，美国离婚率已从最高峰期的50%以上，现降至43%。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印度等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世界大国，离婚率却节节上升。印度的离婚率一直较低，曾低至不到1%，但过去四年，全国离婚率成倍增长，在新德里等大城市，离婚率更高。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的离婚率升到30%。2003年北京的离婚率已升到50.90%（据北京市统计年鉴），超过了美国！ 不再忍受“凑合”过了 中国离婚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於经济条件改善，更多女性有能力承受离婚後、独立生活（或重新组合）的压力，而不再“凑合”过了。在毛时代，仅仅是房子的因素，人们就不敢、也无法离婚，因为每个家庭的房子都是公家单位分的，没有自由购买和租赁房子这回事，要离婚，首先就面临没有房子住的问题，所以绝大多数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将就”、蜗居吧。 现在，很多女性有了经济地位，外部有了租房的条件，甚至有能力自己买房，所以“房子”这个阻止离婚的因素已大大降低。人们开始更看重情感、婚姻的品质，而不再忍受“凑合”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这跟中国城乡经济条件不同有相当的关系。 另外一个是观念的改变，随著中国对外打开国门，西方自由思想，包括女性解放等进入中国，中国的女性不再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文化束缚，而更接受选择自由、自己做主等新观念。同时中国近年的性开放，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把离婚当作一件羞耻的事。当然，这里也有性泛滥的因素，包括中国的包二奶大潮的冲击，金钱因素的诱惑等等，都导致婚姻破裂。 离婚容易，更难“破镜重圆” 另外是中国近年修法，使离婚不像以往那样困难。据中国现行法律，如果夫妇协商离婚，即两方都同意，到民政局交几块钱，几分钟就可办好离婚手续。这种手续简化，当然也促使怨偶们不想再粘“破镜”，而索性把破镜子摔碎算了。 在中国最近的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议案，要增加离婚的难度，说这样太简化，导致离婚率升高。但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认为结婚离婚都是最私人化的事，政府不可干预；国家出面人为增加难度，就是政府要“包办婚姻”，不仅错误，而且可恶。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中国更多是昏官、贪官，由政府贪官来“断”，搞不好可能还断成他手里的二奶呢。 用增加离婚的难度来降低离婚率是否有效，也被广泛质疑。例如在南韩，也是离婚容易，双方协定离婚，只要交相当几美元的韩币，比看场电影还便宜和快速，就可马上解除婚约。几年前，首尔通过新法“熟虑期”和义务调解制，想通过增加离婚难度，降低离婚率，但并无多大效果。南韩的离婚率过去十年增加了三倍，2003年已升至47%，成为亚洲之最。 南韩的调查也证实，离婚率增高跟女性地位提高有直接关系。在南韩，多数是女性先提出离婚，占66%，比男性的30%多一倍以上（中国也多是女性提出离婚）。南韩、中国、日本、印度（也包括台湾）等，都长期是男权文化主导，大男人主义盛行，很多丈夫说一不二、脾气暴躁、盛气凌人，甚至蛮横霸道，家庭暴力。现在女性经济地位提高，妻子们不再忍受，不再哭泣，不再咬碎牙齿和血吞，而是敢於说不，敢於反抗，敢於提出离婚，寻求新生活、新的命运。例如在南韩，所以离婚率增高，因2006年南韩实施新法规，女性在离婚分财产时，得到的份额由之前的30%升至50%。 台湾女性拒绝男权文化 像印度，政府长期都没有离婚率的统计，印度农村的离婚法又不健全，女性根本就没法离婚。2005年，印度媒体说，印度的离婚率“像火箭一样飞升”，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才到0.58%。这样低的离婚率是完全不正常的，它不仅不能证明印度的婚姻稳定和品质，反而很可能是印度男权（包括种姓等级）文化下的女性太没有经济地位；她们在男权文化的毒化下，甚至都不敢想到离婚。印度长期在左派尼赫鲁家族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经济下，非常贫穷。今天印度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台湾的十五分之一。在这种贫穷状态下，“离婚”更是印度女性的不可承受之重。 像在台湾，近年也是离婚率不断上升，2006年离婚率升至28%。台湾的婚姻专家说，这跟台湾女性的经济地位提升，女性意识高涨，有相当的关系。台湾女性正冲破中国传统男权文化以及日本殖民时代遗留的大男人主义的束缚，寻找有品质的情感生活。 所以，在亚洲国家中，离婚率升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它是女性地位提高、追求自由、摆脱恶质婚姻（枷锁）的一个象徵。正像一位中国婚姻学者所说，“随著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婚姻品质、感情需求和爱情期望都有所上升，以前觉得能凑合的，现在就不能容忍了。”还有中国婚姻专家认为∶“中国现在的离婚率还不高，很多人，特别是婚姻品质并不高的40多岁的女性不敢离婚，原因是担心难以再次组合家庭。相反，欧美社会，同样的女性可选择的馀地就多一些。” 美国人婚姻跟信仰有关 在美国，女性的选择馀地确实比中国大多了；但现在美国却跟中国的情况相反，女性经济地位提高之後，美国的离婚率反而下降。据美联社报导，过去25年，美国人的离婚率持续走低，目前已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 为什麽美国人的离婚率大幅下降？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保守主义回潮。在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性开放、性自由等左派思潮泛滥。左翼的道德相对主义，对传统婚姻构成了冲击。那个时期，嬉皮士，吸毒，双性恋，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基督信仰，单亲家庭等等，成为时髦。但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左派思潮开始走下坡路，尤其八十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使美国的左派势力更加衰落。在2000年小布什首次当选总统时，大选日的全国民调显示，美国人把道德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反映出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层变化，即保守主义回潮，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传统价值重新开始主导美国。保守主义强调“家庭价值、婚姻、道德”等，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离婚率持续下降，跟这个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上述《Newsmax》杂志的文章说，总体而言，按地域来统计，美国的婚姻在“红州”（共和党的颜色是红色，指保守派主导的州）呈上升趋势，而在蓝州（民主党是蓝色，指自由派主导的州）则呈下降趋势。 婚姻也“穷则思变”？ 第二个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美国自八十年代里根当总统後，实行大幅减税政策（最高税率从70%减至28%，一下子削去42个百分点），使人民和企业手里有了钱，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民众购买力（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由此出现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一百多个月的繁荣。即使今天美国经济受房地产泡沫等严重冲击，但仍呈现复苏趋势，道琼指数已回升至一万一千点。经济情况的改善，对美国离婚率反而具降低作用。据上述杂志引述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目前排在美国离婚率最高的九个州，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东西海岸的纽约、加州等等，反而依序是相对比较穷的怀俄明、俄克拉荷马、肯塔基、阿拉斯加、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内华达、阿肯色州等。被评为美国“离婚首都”（divorce capital）的是印第安那州的Wayne镇，离婚人口占19.2%，远超过美国的全国平均值10.7%。 从上述两项因素可看出，结婚离婚，跟经济条件、价值观、信仰等，有相当的关系，离婚率在教育和收入水准较高的夫妇当中大幅下跌。弗吉尼亚大学“全国婚姻研究项目”主任威尔克斯特（Brad Wilcox）说，在美国，“经济条件越好的，越有信仰的人，越愿意选择结婚；而比较贫穷的，没有信仰的，多倾向於同居。” 美国人三分之一是单身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人结婚年龄向後推迟，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单身。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现在美国人结婚的平均年龄，男子是27岁，女子是25岁，比六十年代的平均20岁推迟了五年以上。这种推迟，避免了年纪太轻，轻易结婚、又轻易离婚的可能。同时，人口普查发现，选择单身的美国人过去十年一直增加，现在15岁以上的美国人，有三分之一是单身。 有报导说，45岁以上的美国女性，有近一半即2,500万过著单身生活。美国女性研究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主要原因是女性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高、女性寿命高於男性等。54%的超过45岁的单身女性表示，过单身日子使自己拥有更多个人自由和独立。这些单身女性，近三分之二跟固定或不固定的男性约会。但同时也有41%表示，经常身边没人可以沟通是她们生活中感到最不惬意的事。 结婚，离婚，单身，到底哪种生活方式最好？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最好是你自己能够自由选择。婚姻并不是能维持住就是最好，品质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无论是中国的离婚率增高，还是美国的离婚率下降，都是好事。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0年4月 2010-04-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为机会提供自由的跑道
在中美军机相撞发生的那个星期，中国篮球国手王治郅加盟NBA，抵达美国。当王治郅代表达拉斯小牛队（Mavericks）出现在比赛场地时，美国观众的反应实在令我惊讶，竟然全场几万人起立为王治郅欢呼喝彩！ 当时美国侦察机的24名机组人员正被扣在海南，王治郅不仅刚刚来自红色中国，而且恰恰是扣压美国机组人员的解放军所属的“八一队”球员。但这就是美国人——非常普通的美国人的水平，把政治和体育完全分开；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它体现的是美国的宽容、接纳、超越地域的一种文化。 后来小牛队对金州队（Golden State）的一场比赛更令我惊奇，小牛队出场的五名球员，竟然来自5个不同的国家﹕加拿大（后卫Steve Nash），德国（前锋Dirk Nowitzki），墨西哥（前锋Eduardo Najera），中国（中锋王治郅），美国（后卫Howard Eisley）。还有一名来自奈及利亚的球员因腿伤无法上场。这哪像美国一个州的篮球队，简直是代表联合国的“世界队”。 最近美国女子NBA选拔球员，第一名竟是选自澳大利亚，前13名被选中的球员，来自澳洲的就有3名。 这不仅由于NBA要走向世界，争取全球更多的观众，而且也相当体现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打破地域，消除界限，不计肤色，给所有竞争者提供自由赛场——优胜劣败，让消费者享受最佳、最上乘、最优秀。 据去年的统计，300多名球员的NBA，有15％的球员不是美国人。仅仅用NBA要争取全球观众来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并没有走向全球的美国棒球联盟，有高达25.3％的球手不是出生在美国的50个州（《纽约时报》2001年4月24日体育版）。 棒球联盟中的日本球员铃木一郎（Ichiro Suzuki）是最受美国球迷喜爱的名手之一，最近在西雅图的比赛中，当铃木出场时，他的美国球迷们竟一排排脱光上身（身上用字母排出铃木的名字），并还挥舞日本国旗为铃木欢呼喝彩。令人难以想象，如果美国篮球巨星乔丹出现在北京体育馆的比赛场地，中国观众会挥舞美国星条旗欢呼喝彩。中国人头脑里装有太多的政治，太多的国家、民族等累人的概念，而美国的球迷是非常个人化地“迷”那个球，那个球手，而没有那么多的“公心杂念”。 1994年秋天，我曾在曼哈顿采访“纽约马拉松赛”。这个30年前由一名波兰移民工人创办的长跑比赛，每年在纽约举办，参加长跑的三万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纽约的马拉松向所有国家来的参赛者开放，其中还有80岁的老太太。站在曼哈顿南端，看从史泰登岛的大桥上像潮水般曼延滚向纽约的三万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参赛者，似乎像看到美国的接纳、包容、宏大的文化在流动…… 那次采访我才得知，在过去20年来的纽约马拉松比赛中，从没有美国人进入过前三名，都是肯亚等非洲国家来的参赛者囊括金、银、铜牌。“波士顿马拉松”和纽约大同小异，在今年男子比赛中，肯亚选手自1990年以来首次失去金牌，被南韩的李葆驹（Lee Bong Ju）夺得，也是几十年来从没有美国人得过。 但这就是美国，它的场地向全世界开放，为所有的参赛者提供自由的跑道。这种热情、开放、容纳的自由竞争价值就是美国精神的一个组成部份。 2001年5月4日于纽约（载《大纪元网》） 2001-05-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中国对澳大利亚施压的真实意图
程晓农 中国最近突然与澳大利亚的北方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在南太平洋上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15平方公里的荒凉小岛上投资2亿澳元，修建“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但那个小岛周边海域却没有渔业资源。中国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以此项目为掩护，在那个小岛上建立其战略核潜艇的海外前进基地。中国已经花巨资收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而今年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所实行的变相经济制裁，正是为了逼迫澳大利亚在中国的这些行动面前“靠边站”。 一、中国的巨额达鲁岛投资所为何来？ 12月13日澳大利亚的几个新闻网站报道了一则关于中国投资2亿澳元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省达鲁岛（Daru）的消息。在美国总统大选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时刻，这则消息或许未必引起许多国家的注意，但是，这对澳大利亚来说，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12月13日刊登了一则消息，题为《随着澳中关系的恶化，一项价值2亿澳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交易令人大跌眼镜（As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Deteriorates, a $200m PNG ‘Fishery’ Deal Raises Eyebrows）》。这篇报道说，“上个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个在达鲁岛建设一个2亿元的‘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项目的谅解备忘录。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连鱼也没有。一位长期担任巴布亚新几内亚（PNG）政府顾问的Jeff Wall这星期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出版物《战略分析家》上撰文表示，‘达鲁小镇是离澳大利亚最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社区，它虽然距离澳洲大陆200公里，但却非常接近我们北部边界的托雷斯（Torres）海峡中的岛屿’。Wall表示，毫无疑问，这份与福建渔业公司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中国政府直接出资的，正如它所宣称的，是‘由中国商务部和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强势大使薛冰支持的，薛冰称，这个投资项目肯定将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综合发展和利用渔业资源的能力’。” 澳大利亚新闻网12月13日也刊登了相关报道，标题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大门口大胆的新捕鱼计划加剧了紧张局势（China’s Bold New Fishing Plan on Australia’s Doorstep Increases Tensions）》。该报道的主题语是，“这是离澳大利亚最近的小镇之一，中国对在那里捕鱼兴趣浓厚，但那里无鱼可捕。那么，真实计划是什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新闻网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中国在缺乏渔业资源的小港口投入如此大的投资，其真实意图是什么？ 二、达鲁岛项目的诡异之处 中国在经济落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投入巨额资金，似乎是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本来值得中国驻该国大使馆庆祝一番的。但是，到笔者写稿时为止，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的网站上却没有一条相关消息，仿佛这巨额投资项目并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大使馆对这个项目要遮遮掩掩呢？很显然，它奉命不要高调宣传，以免引起澳大利亚的反弹。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上述协议的是福建的中鸿渔业公司，此公司是2011年成立的，在福州登记，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大约2千万澳元)。一家只有相当于2千万澳元注册资本的公司，如何有能力在达鲁岛这个小荒岛里，放上十倍于其注册资本的投资？达鲁岛长、宽各为5公里和3.7公里，全岛面积约15平方公里，岛上只有1万多居民，饱受卫生与社会问题困扰。该岛设有一个国际机场，由矿业公司雇佣澳大利亚民航飞机飞往那里，这个机场有一条西北—东南向的跑道，跑道的东南端离该岛唯一的小海湾很近。在这个颇为荒凉、附近海域又没有什么具商业价值的渔业资源的小海湾，一个财力有限的中国渔业公司大手笔地准备投入2亿澳元，这种投资符合正常的商业经营模式吗？其疑点是非常明显的。 11月19日中国的水产门户网（www.bbwfish.com）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福建中鸿渔业公司将在巴新投资建设“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项目》。此报道表示，消息来自中国商务部，此项目的备忘录在11月12日签订。但是，现在这条报道已被删除。看来，中国并不希望这则消息广为传播（本文仍能在搜狐网找到：《福建中鸿渔业公司将在巴新投资建设“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项目》）。 三、北京的恫吓 12月14日，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对外网站《多维新闻》（国内不可访问）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北京可以不战而胜占领领土，中企新项目轰动澳大利亚》。这篇文章的内容暴露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恫吓意图。 该文写道，在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紧张之际，澳大利亚媒体12月13日关注中国企业投资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项目，分析北京此举背后另有目的。此文作者提到，达鲁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对于这样一个地方，价值2亿美元的投资将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多维新闻》的这篇文章所说的巨大影响，真的是渔业发展吗？别忘了，那个岛的周边海域并没有鱼可以捕捞。 《多维新闻》的文章就此所作的说明，是“引用”Jeff Wall的话：达鲁岛附近并没有商业渔场，中国投资项目的目的让人产生怀疑，中国可能想借渔船“占领澳大利亚领土”；中国渔民接受过军事训练，本质上是民兵组织，加上军方的后勤支持，“在占领领土方面可以不战而胜”。然而，笔者仔细阅读了Jeff Wall在《战略分析家》杂志上12月8日的文章《中国要在澳大利亚大门口建2亿元的渔业项目（China to Build $200 Million Fishery Project on Australia’s Doorstep）》，Jeff Wall的原文中并没有任何词句可以被翻译成“占领澳大利亚领土”或“在占领领土方面可以不战而胜”。也就是说，这两句被《多维新闻》用双引号“引用”的所谓Jeff Wall的表述，是《多维新闻》编造的。Jeff Wall本人可能并不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会如此来编造他的话。 为什么《多维新闻》要这样做？中国是否此刻真想“占领澳大利亚领土”？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多维新闻》似乎是想伪托Jeff Wall之语，表达中国当局的某种想法，而这种想法包含着对澳大利亚明确的恫吓。 四、中国要澳大利亚“靠边站”？ 《多维新闻》12月4日的另一篇文章展现出对澳大利亚的公开威胁。这篇题为《中国敲打澳大利亚，“选边站”不如“靠边站”》提到，如果澳大利亚及时改变高调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外交路线，可以相信，两国经贸关系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这句话很明显地说明了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变相经济制裁的真实目的，即经济制裁是为了逼迫澳大利亚向中国低头。我12月1日在SBS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经济威胁》，已经点明了中国的上述目的。 《多维新闻》12月4日的文章表示，中美两国展开了硬碰硬的较量，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并因此收获了“战狼外交”的称号。中国面对美国施压尚且不失强硬，澳大利亚缺少美国的实力与底牌，却采取高调追随美国施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美国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的背景下，尤其显得不合时宜。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之间因为此次漫画事件出现了严重的舆情对立，两国外交矛盾明显有所激化，而这可能正是中方想要看到的结果。当中国亮出几张提醒澳大利亚认清自身分量的底牌予以敲打之后，澳大利亚几乎不能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多维新闻》的这篇文章毫不掩饰其威胁意图，它这样表示：中国通过对澳大利亚的敲打，对其他可能会配合美国围堵施压中国的国家发出了警告。这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过程中的一次立威之举。整体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这场争执，或者说，中国对澳大利亚一方的“反击”或“敲打”，只是近年中美两强相争外溢的结果。中美两国难以避免的“世纪碰撞”过程中，对于像澳大利亚一般体量远远不及的国家而言，“选边站”实则不如“靠边站”。 从这篇文章的说法来看，很显然，中国想用经济制裁来达到外交上无法说出口的目的。 五、谁在“咬喂你的手”？ 12月7日香港的《亚洲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的文章，《什么引致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180度大转弯？（What’s driving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U-turn）。《亚洲时报》是泰国民兴党负责人Sondhi Limthongkul在1999年创办的，基地在香港，有中文和英文版。此文作者Ken Moak退休前在加拿大教书。这篇文章以澳大利亚总理莫理森12月3日对堪培拉的记者发表的讲话为题，认为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应该做一个180度大调头。 莫理森总理在那天的讲话中提到，澳大利亚希望中澳两国“幸福共存”，“我和我的政府的立场是寻求双方的建设性交往”。对莫理森总理的外交表述，Ken Moak做了一个非常不适当的比喻。Ken Moak说，澳大利亚需要中国来支撑自己的经济增长，因为谁也不能咬喂你的手。这种说法把两国关系中的国际准则、普世价值等完全排除，同时又将澳中经济关系庸俗化地解释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施舍。Ken Moak的说法倒是很接近北京的口味。 中澳之间的经贸往来本来是对两国互利的公平贸易，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农矿产品，同时也从中国进口很多制造业产品。Ken Moak的“经济施舍”一说，首先违反了国际贸易的常理，外贸并非对外援助，而是用现金购买货物的等价交换。既然国际贸易不是施舍，就谈不上谁吃亏，谁白占便宜。其次，Ken Moak忽略了澳中经贸关系的基本事实，购买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中国，不同时也在向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吗？如果说，澳大利亚能向中国出口，是中国的“施舍”，那么，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就不算是澳大利亚的“施舍”吗？这种把现代国家经贸关系解读成主仆关系的认知，确实荒谬。 但是，谈到“咬喂你的手”，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过一些例子，而红色大国的作为就是最典型的样本。在人类现代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两次“反噬”行动就是苏联和中国挑起的冷战之举。1973年，Antony C. Sutton在他的书《悄悄的自杀：对苏联的军事援助（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中指出，美国在苏联建国之后直到二战结束的若干年里，为苏联提供了大量军事和技术援助，“我们用自己的工艺技术武装了一个敌人，它今天正以其强大的武装来反对我们”。然后，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最近，又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技术知识。现在，川普总统或许可以这样说了，我们用自己的工艺技术先后武装了两个最大的敌人，然后承受了两场由敌人发起的冷战。 这两段“喂壮红色老虎”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红色大国从来都没改变它们的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同时，它们又是破坏国际规则的老手。中国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于威胁美国的军事用途，就是最新的例子；而中国最近准备在达鲁岛建设的所谓渔业设施，很可能是其海军补给基地的掩护性安排。 六、中国核潜艇的南向潜航水道与达鲁岛 我12月1日在SBS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经济威胁》已经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宣布，在南海国际水域通过建造大量人工岛，构筑了对美发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和“发射阵地。 那么，中国的核潜艇要从这个“深海堡垒”出发，潜航进入浩瀚的中太平洋，以便对美国实行核威胁，有几条水下航道呢？位于南海西南端的马六甲海峡水浅，核潜艇无法通过。中国的核潜艇只有三条可以从南海潜航进入中太平洋的水下航道，我12月1日的文章只分析了其中的两条，即东出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巴士海峡，以及沿东南方向穿过菲律宾群岛，东出印尼与菲律宾之间的苏拉威西海，然后航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北面。目前美军已经开始在这两条潜航水道附近设防。 实际上，中国核潜艇的“深海堡垒”还有一个南出口，如果走这条水下航道，首先向西南绕过分属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然后向南直下印尼的爪哇海，由此一路向东，进入澳洲和巴布亚岛之间的水域；接下来就到了达鲁岛的南方海域，达鲁岛恰好位于扼制澳大利亚东北部领海之外的托雷斯海峡的冲要位置。 如果这样来理解，中国对达鲁岛有浓厚的兴趣，就毫不奇怪了。它在达鲁岛准备兴建的渔港设施，很可能是为其核潜艇提供补给和维修的海外前进基地的一个掩护，那样的海军设施才需要花2亿澳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2月13日的报道提到，中国准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总共援助30亿澳元。我们可以想象，对贫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来说，这笔巨大的援助太诱人了。但是，中国从来不花冤枉钱，它想用巨额援助所交换的，大概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投票，而是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所欲为的空间。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USNI News）和Daily Press报导，12月2日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斯韦特（Kenneth Braithwaite）宣布，为遏制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张的威胁及势力，将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区域成立美国海军第1舰队（U.S.1st Fleet），由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的太平洋舰队管辖，与太平洋舰队已在编的第7舰队共同组成“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核心战力；第1舰队的防守范围为太平洋与印度洋交界地区，做为比第7舰队更敏捷、机动的海上司令部，“这将使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对我们在该地区的承诺感到放心，同时确保任何潜在对手都知道我们致力于守护法治和海洋自由”。 美国海军自1973年以后其第1舰队一直空缺，这次新设的第1舰队确定的防守范围，就是中国核潜艇“深海堡垒”的南向潜航水道途经海域，包括达鲁岛周边海域。布雷斯韦特11月中旬在海军潜艇联盟的年度研讨会上提到，中国的侵略意图越来越明显，美国必须联合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各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相互协助；在印太地区部署新的海军舰队，是因为不能单靠基地在日本的第7舰队来执行任务，而必须寻求盟友，展开合作。 原载澳广SBS网站，2020年12月16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china-s-true-intention-in-pressuring-australia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工作是幸福的源泉
法国刚刚举行了国会改选，被称为保守派的右翼政党赢得了国会多数，再加上五月初法国总统大选时，也是右派获胜，因此法国出现了总统和国会都是右派掌控的新政局。 法国为什麽会发生这麽大的政治改变，很大程度在於，法国人民对左倾的经济等政策严重不满，这次是用选票做出回答。 法国的经济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处於近乎停滞的状态，失业率徘徊在10％左右。和英美等国比较更可看出不同，美国的失业率现为4.5％，英国更低（2.7％）。而法国的失业率则是美国的一倍，英国三倍以上。 法国在福利社会主义思潮主导下，不仅没有像英美这样坚持充分的市场经济，却反其道而行之，几年前还把每周工时减至35小时，等於法国人每周工作不到四天半。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们通常都要每周工作40小时。 法国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代表欧洲的一种趋势，那就是工时越来越少，但付薪假期却越来越长。尤其和美国比较，更可以看出大西洋两岸的不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的工时，比德国人多 22％，比荷兰、挪威人各多25％。即使是英国人，也比美国少10％。 欧洲人的退休年龄，男子是60.5岁，女性更低。平均每个法国人每年付薪假期是37天，德国人39天，意大利人42天，而美国只有16天。欧洲有人说：美国人是“活著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欧洲人是“工作为了生活”（work to live）。 为什麽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对待工作、假期等问题上有这样的不同？已有很多专家指出，这和美国人的信仰、文化传统有相当的关系。早在 1831 前，考察美国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在他的那本名著《美国的民主》中指出这一点。1904年，德国学者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察：正是美国人的基督信仰和伦理道德，使美国人更加勤奋、努力，包括自立、自强等，而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在推动著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当代学者，例如哈佛教授，以两本名为《帝国》的专著正成为新星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 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在《纽约时报》撰文“为什麽美国超过欧洲（线索：上帝的因素）”，再次强调了韦伯的这种结论，认为这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弗格森引述统计说， 48％的欧洲人从没有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来说没有什麽意义。而在美国，91 ％的人相信有上帝，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 6月2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访问学者、Syracuse大学教授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的专论“为工作而快乐”（Happy for the Work），指出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人多有宗教信仰，信奉新教伦理的“勤奋工作有利灵魂”。二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导致人们必须勤奋，怕丢掉饭碗，因美国没有欧洲那麽多的铁饭碗保护政策。 布鲁克斯在文中说，那麽美国人是不是感到被工作捆住了手脚，不快乐？他说，恰恰相反，多数美国人满意自己的工作，有幸福感。根据2002年在全球35个国家做的“大众社会调查”（GSS），89％的美国人满意自己的工作；不满意的才11％。在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普通工人中，十个人有九个满意自己的工作。在自视“工作阶级”（working class）中，满意者也占87％。同时有69％的美国人表示，即使到了退休年龄，有了足够的钱而不必工作，但他们还是愿意保持工作。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工作是人生幸福的最主要来源。”幸福的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包括家务）多於那些不幸福的人。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每天下班之後有更多时间消遣、放松的人，并不比那些下班後很忙的人们幸福。 对全球35国的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人生" 非常幸福" ，而法国才是35％，德国更低，是31％。也就是说，多数美国人有幸福感，而在法国德国，有幸福感的才只有三分之一，虽然他们有那麽多的假期，工作时间又比美国人少很多。 工作著的人是幸福的，不仅因为有收入可以提高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有成就感和尊严感，否则天上掉下来多少钞票也不会给人带来真正而持久的快乐。 2007年6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7-06-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斯里兰卡毁于中国债务陷阱还是绿色农业？
何清涟 7月9日，斯里兰卡人民攻占总统府，总统随后宣布辞职。与斯里兰卡政治动荡紧紧相连的词汇有两个：中国的债务陷阱、绿色农业。比较有趣的是：读中国大陆之外的相关新闻，中文媒体尤其是政治反对色彩较浓的媒体，大多归咎于斯里兰卡的中国债务陷阱；英文媒体则一致归咎于绿色农业，《纽约时报》从去年开始就此做过专题报道，今年3月美国《外交政策》发表长文剖析该国绿色农业带来的危机。 北京为何特别在意“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之说？ 斯里兰卡发生颜色革命之后，全球中文媒体两重天：北京系列及大外宣强烈反驳“中国的债务陷阱”导致斯里兰卡颜色革命之说，不在大外宣系列内的中文媒体则强调起因是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斯里兰卡对外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21日，斯里兰卡的外债共570亿美元，其构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占47%，亚洲开发银行13%，中国10%，日本10%，世界银行9%， 印度2%，其他9%。 那么，中国为什么在意这说法，这是因为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旧债。 斯里兰卡的GDP总量在世界排名第60-70位之间，但近年来在国际媒体上的出镜率远高于不少排名居前的国家。原因无他，只因“印度洋的明珠”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作为“一带一路”的一个关键站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在2017年年底向中国招商局集团正式移交汉班托塔港口70%的股权，并允许中国租用港口及周边土地，租期为99年——斯里兰卡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之说，从此成立。 当时西方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美联社7月29日的报道基本代表西方对此的看法：7月29日，斯里兰卡政府港务局与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在科伦坡签署了相关协议。双方政府高层官员均出席。根据协议，作为中央直管的国企“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将向汉班托塔港投资11.2亿美元，取得这座港口的运营权及在附近地区修建工业区。按照协议，中斯双方将设立两家合资公司——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和汉班托塔国际港口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港口的运营、安全和服务。中方享有99年的租赁期。 美联社指出的要害是两点：1、斯里兰卡转让的股权其实是债转股方式。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在任期间，建造了汉班托塔港，建造工程款是来自中国的贷款。2011年港口开始投入运营。2015年斯里兰卡举行总统大选之前，反对党对该项目提出批评。不久后，斯当局寻求中国的帮助，原因是该港口运营不佳，斯里兰卡无法负担沉重的贷款。据斯里兰卡政府提供的数据，港口每年向中方的偿还额度为5900万美元。到2016年年底，港口已亏损3.04亿美元。 2、协助并资助修建港口是北京”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的一部分。珍珠链战略是一个由印度政界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该国对中国在印度洋施加影响力的意图的猜想，具体指称从中国大陆到非洲之角上苏丹港之间，中国建成或在建的民用和军用设施，以及这些设施与中国重要航道的关系。中国的重要航道经过几个“瓶颈”，包括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龙目海峡，以及沿岸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索马里等国家。由港口和机场项目组成的这些”珍珠”从中国大陆沿海延伸到波斯湾港口。不少印度评论家认为，珍珠链战略和中巴经济走廊，会威胁到印度的国家安全。 北京能够将斯里兰卡纳入珍珠链战略，皆因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严重依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在任期间，中国为斯里兰卡的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发电厂进行大规模投资，令北京成为在该国的最大投资者。《纽约时报》在次年（2018年）6月27日发布一篇《中国如何令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拱手相让》，认为中国政府明知这个港口不可能赢利，但却对前来求借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有求必应，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斯里兰卡还不起债时，可将港口化为己有。 有了这些旧事，中国这次在舆论上预先防范，不管西方媒体究竟有多少在说中国债务陷阱，先行反驳。 本次危机缘起绿色农业 其实，这次美国几家有份量的国际事务分析专刊，还真没往中国的债务陷阱上扯。从去年开始，斯里兰卡的绿色农业危机就已显现，《纽约时报》于2021年12月7日发表《斯里兰卡涉足有机农业带来灾难》（Sri Lanka’s Plunge Into Organic Farming Brings Disaster By Aanya Wipulasena and Mujib Mashal）这篇文章说，化肥是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工具。但科伦坡分析公司 Verité Research 在 2019年7 月份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四分之三的斯里兰卡农民严重依赖化肥，而只有 10% 的农民没有使用化肥。对于大米、橡胶和茶叶等重要经济作物，依赖性达到 90% 或更多。尽管如此，斯里兰卡政府和环保组织认为化肥的过度使用将引起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科学家们发现过量接触硝酸盐会增加患结肠癌、肾癌和胃癌的风险。 现任斯里兰卡总统萨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Gotabaya Rajapaksa）在 2019 年的竞选活动中承诺，将在 10 年内将该国的农民转变为有机农业。2020年 4 月，拉贾帕克萨政府完全无视本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农民也根本未做好准备，急于兑现竞选承诺，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和使用合成肥料和杀虫剂，并命令该国 200 万农民转向有机食品生产，结果引发食品价格飙升和供应短缺。据斯里兰卡央行称，大米产量仅在前六个月就下降了 20%。与一年前相比，大米等一些食品的价格上涨了近三分之一，西红柿和胡萝卜等蔬菜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一年前的五倍。长期以来，大米生产自给自足的斯里兰卡被迫进口价值 4.5 亿美元的大米，该禁令还破坏了该国的茶叶作物、主要出口和外汇来源。 美国《外交政策》政策（Foreign Policy）在今年3月5日发表文章In Sri Lanka, Organic Farming Went Catastrophically Wrong，作者之一Ted Nordhaus 是《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的合著者。另一位Saloni Shah 是食品和农业分析师。该文比纽约时报的挖掘要深得多，作者认为，导致斯里兰卡危机的是提倡者的神奇思维、技术官僚狂妄、意识形态妄想、自我交易和纯粹短视结合的产物，该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所谓的可持续农业的倡导者将其农业政策交给了真正的有机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了将从化肥禁令中受益的企业，禁止进口化肥的虚假经济严重伤害了斯里兰卡人民”。 作者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整个有机农业生产服务于全球收入分配两端的两个人口群。一是全球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约 7 亿人，依靠老式农业自给。可持续农业的支持者将这种农业称为‘农业生态学’。这些人买不起化肥和其他可以提高产量和生产盈余的农业技术，陷入贫困陷阱，无法生产足够的农业盈余以向他人出售食物谋生；而西方最富有的一群人考虑到“个人健康和环境效益的观念以及对农业和自然世界的浪漫化观念”，将消费有机食品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占全球农业产量的不到 1%的有机农业是一个利基市场。 斯里兰卡学者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比如阿西兰·卡迪加马认为，斯里兰卡的主要风险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化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结合。这与埃及的萨米尔·阿明提出中心-边缘论一样，忽视事情的具体过程，将一切不幸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 以上，就是本人就斯里兰卡2022年危机的来龙去脉，凭以往的知识积累，再阅读了数万字最新资料梳理出来的梗概。我始终相信：事实比立场更重要。斯里兰卡要想恢复正常，也得正确认识危机根源。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7月1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14202212411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全民创业”为何又成荒芜之地？
何清涟 100多年前，在观尽中国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之后，梁启超先生对中国社风民情做了极其冷彻的总结：“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但令中国总理李克强深感郁闷的是，他在2014年9月提出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运动”，不幸落在梁任公算中。据媒体报道，大学生创业95%以上陷入失败，剩下的那部分成功者的成功依靠的是“不要脸”，刚出炉的典型例证是宅代洗。 “双创运动”：本为惠民反成殃 中国失业问题严重，在胡温任期内，大学生出现“毕业即失业”现象，其时李克强任副总理，如何为中国人造饭碗一直是他考虑的重心。早在2008年，鼓励大学生创业就成为中国大专院校的口号，在一职难求的情况下，大学生自主创业人数不断增加。据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已从2008届的1%上升到2012届的2%，增加了一倍。 政府引领创业始于总理李克强提出“全民创业”之后。这个主意初步形成于李克强2014年7月在湖南大学学生创业中心视察之时，当时，李克强花106元买下湖南大学学生4个创业产品（手绘风景明信片等），并称赞学生说：“那你是像乔布斯一样，没毕业就创业了”。两个月之后，李克强到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承诺要推出创业引领计划。同年6月，贵州毕节出现一家四位留守儿童喝农药集体自杀事件，为了避免这种家庭悲剧，李克强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以便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 凭心而论，在中国各种政策中，这项创业引领计划算是落实得最好的。两年时间内，中国出台的有利于国民创业的政策包括，一是降低企业注册门槛，例如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10万元和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放开注册场所登记条件；二是政府引导资金到位。据美国彭博社引证咨询公司清科集团编译的数据，2015年，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筹资了1.5万亿元，使其管理总资产增至2.2万亿元，较2014年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翻了三倍。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Preqin表示，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创业基金，几乎是2015年全球其他地区创投基金募资总额的五倍。在全国，有780家类似的基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税收收入或政府支持的贷款。 但创业者95%陷入失败，却是李克强提出“双创”之时未曾料想到的悲催结局。 政府提供资金杠杆，创业者难觅市场需求 政府引领的创投基金为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杠杆，但却没法帮助创业者创造市场需求，不少创业者恰恰就倒在这个坑里。据IT桔子的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后成立的公司死亡数量（已关闭状态）为406家，其中2013年成立的公司死亡量占比为90.6%。媒体盛传“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为80%左右，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而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更高达95%”。新华社为此专门做了一项相关调查，结论是大学生创业失败率超过九成。该调查以最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最高的浙江大学为例说明创业之艰难：浙江大学的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为5%左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据浙江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介绍，综合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大学生创业成功率远低于社会创业平均成功率。大部分“大创牌”企业夭折于初创期，熬不过三年。 所谓“创业”，其实就是开办中小型企业。一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好坏，可由该国的中小企业死亡率来管窥蠡测。中国的中小企业死亡率相当高，1993 年以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中国经济网，4月12日）。2012年的数据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之相比，同样依靠银行贷款和小企业局（SBA）担保贷款创业的美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都在8年以上，因为美国扶持小微企业，不仅仅是提供贷款，还在全国各地设立1000多个小微企业技术辅导中心，无偿为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这无疑反应了中国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状态。中国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的60%和40%左右，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寿命缩短，必然导致中国人就业日益艰困。在中小企业生存变得如此艰困之时，再让毫无经验的大学生去创业，等于让他们自杀。中国媒体不断登载创业失败者的悲伤故事，例如自杀、消失、让担保的家人背上沉重的债务，不少人陷入负债的一贫如洗状态，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状况应了一句老话：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创业成功为何需要行骗？ “双创运动”出现之日，我就知道不可能成功。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些老生常谈：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外部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比如政策、政府作为及社会诚信等；内部则需要创业者的经验，以及企业产品的研发与企业人财物的管理、管理能力及市场营销能力，等等。我只想说点最简单的，那就是创业仅有资金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市场。就算上述条件全部具备，创业也是一个风险极高，没有安全边际的行当。马云、郭广昌等成功者只是极少数，无数失败的故事早就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 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了最近千夫所指的宅代洗故事。报道说，创业公司宅代洗上线4天只有一个订单，于是创始团队想出了剪电线的“高招”，让用户不得不用洗衣app的方法，以此“创造“强需求，订单一天达到1100份，首月盈利60万。 这个故事引出了商业诚信问题。财新网发表《互联网创业恶习养成记》，在回忆了几个著名的创业者造假事件后，作者感慨道：“互联网创业不挣钱或者亏损成为被认可的资本故事后，团队和数据成为单一却也单薄的资产作价标准。实际操作中，看人成了讲故事、拼言论，看数据成了猜诚信、赌风口。市场缺乏对商业运作的基础常识和道德感，互联网盛行‘颠覆’，颠覆常识，以至于最终消解了道德感。”网络上一片哀叹：为什么创业者越来越不要脸？ 中国的道德体系崩溃早成定局。早在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就曾发表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这篇文章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对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我曾概括为四个层面的问题：国家信用（国与国之间的信用）、政府信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商业信用、个人信用都已经溃败。当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法国媒体看到中国沦为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社会后，惊呼“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罗盘”。2015年11月，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通过对15个国家的1500人所做的两份网上抽样调查得出结论，中国人的诚信度最低，而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诚信度最高。 创业在全世界都非易事。创办中小企业（Funders and Founders）发布的调查显示，创业者第一次创业成功率只有12%，第二次创业成功率为20%，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在中国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经商，成功率当然更低。早在6、7年前，中国就有不少民营企业退出市场，认为经营环境恶劣，不投资才是最好的资产保值方式。目前，中国经济危机日益迫近，企业倒闭成潮，市场严重萎缩，连教育这一危机传导的末端都不得不开始裁员，再让初入社会、毫无经营管理企业经验的大学生借债创业，最后的结果必是满地荒芜：创业者绝大多数因失败陷入贫困，极少数依靠行骗获得成功。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20160905/349480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