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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时代的三大关键词之一：腐败
何清涟 中国改革命开放以来的五位中共总书记，除了健在的胡锦涛与现任习近平之外，三位已经作古。但江泽民与胡赵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骥于邓小平时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之下，赵的家族至今还处于受打压状态。因此，江泽民在朝有习近平任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在野有无数只听过江时代传说的年轻一代怀念称颂，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这样一个江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用三个词足以概括：腐败、开放、相对宽松。 腐败让中国陷入“现代化的陷阱” 我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旧体制过程中的种种腐败。江泽民时代的腐败，我其实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尽述，书的章节标题足以概括江泽民时代的腐败与活力——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圈地运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人口.就业与犯罪、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色经济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哪个领域只要放开，腐败与活力立刻随之而来。 这一以权力市场化为特点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国后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权的特质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毛时代是垄断真理）。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市场，官员手中权力无法变现，只能多吃多占，享受级别规定的特权。 邓小平改革之后，开始市场化，官员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代理人（家属、子女与利益关系人）在市场变现。 从中共革命开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为公，党成为全国唯一的资源垄断者与大地主；邓是用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权力及权力关系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将习近平自2015年来打击私企的措施计入内，那就是再用权力缓慢地化私为公（范围局限于企业）。 中国人对腐败容忍开始于江时期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声地为他发“好人卡”，许多人全然忘记江末期舆论急切巴望结束腐败的江时期、迎来胡温新政的迫切感，当然更不记得那时对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权力发大财有多痛恨。更让公众痛恨的是医院、教师、司法界这些公共服务行业开始腐败，红包文化泛滥。 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持“腐败有利论”，最有名的名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油”，“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现代化的陷阱》甫出，引发中国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声，个别人如天则所的张曙光，还组织人讨伐——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时代，总算有人开始省悟到腐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了侵蚀根基的作用，比如原来用“冰棍论”主张瓜分国有资产的人也开始反腐败。冰棍论是什么主张呢？就是说国企资产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会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紧瓜分。 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镕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辟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么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松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系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儿园稚童的评价归类复杂。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2月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0120221306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曹长青：五月花号 400 年与独特美国
今年是《五月花号》（Mayflower）抵达美洲400周年。1620年这船英国移民对美利坚和众国的建立，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今天美国应对疫情灾祸，400年前这条船已预示，美国将再次战胜危机、领衔世界！ 为什麽说《五月花号》对美国这麽重要？因它带来的三样东西奠定了美国的根基和方向：1，圣经和基督教文明（保守主义）；2，个人发财致富的拼搏冒险精神（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3，法治和选举（宪政民主）。 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条船、一群人怀著这样的使命，要在一块人烟稀少的广袤土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把信仰、道德、正义等放在第一位。《五月花号》上41个成人男性签署的公约，代表著后来被《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首先说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开始就从思想和精神层面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及其它地方的崭新家园。 在那里建立神的国度 《五月花号》船上乘客本身就是“例外的”，他们被称为“新教徒”（清教徒）。他们认为欧洲以天主教为主的基督教已经腐败，而他们要追随《圣经》的精髓，到北美“朝圣”。而且当时就决定，这不是旅行一次返回的朝圣，而是永久生活在那里，永远的朝圣，在那里建立神的国度。对于那些背叛了基督教原则的欧洲人来说，这些新教徒就是“例外的”。由例外者建立例外的国家，建立独一无二的美国。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这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奠基。杰弗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几乎把它照搬。洛克的政府契约思想从哪里来的？就是最早得益于五月花契约的启迪。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的巨著《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说 “五月花号契约不同寻常的特殊之处是，订立契约的各方，不是仆人与主人，也不是人民与国王，而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个人，他们结伴去美洲，发誓要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集体人格。” 这种独特的“集体人格”从美国初始建立直到今天都起到关键性作用。按说，那些源源不断涌入的移民，几乎都带著梦想和激情来跑马占荒、发财致富。如果没有《五月花号》的信仰标尺制约，没有精神层面的平衡，那会是怎样一场占山为王、弱肉强食的争夺之战啊！人性的贪婪、自私、占有欲等，会导致一片血肉搏杀。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德国学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评论说，是《五月花号》新移民带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竞争相平衡，才建立了一个有强大道德感的强盛美国。韦伯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 美国开拓者以创造财富为荣 美国人的冒险精神、乐观主义、发财致富意识等，从这船最早的《五月花号》移民中就开始体现。那条船上带来的不仅有《圣经》，还有凯撒的《高卢战记》（The Gallic Wars）等书籍。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在《五月花号》上两者都有。凯撒的《高卢战记》代表著要像战争那样征服北美的不毛荒野。新教徒们不是纯精神主义，而是同时信奉和追求个人自我奋斗、发财致富。船上运来的不仅有床、桌椅，还有狗、山羊、绵羊、家禽，香料、燕麦、干鱼、干肉、萝卜等等。有个教徒带了126双鞋和113双靴子。乘客中有木匠、细工匠、铁匠等等；情景很像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美国的创业者不拒绝金钱，反而以创造财富为荣。美国历史学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其《纽约时报》畅销榜新书《开拓者：把美国理想带入西部的拓荒英雄的故事》（The Pioneers）中描述，当初从美国东部去俄亥俄开拓的第一批48个美国人，领头的就是牧师，他们去那里开发，也要发财致富，因每个拓荒者可获最少8英亩土地。组织开拓公司的这位领头牧师投资的股份可分到土地4,692英亩。有这种可以“淘金”的吸引力，才有大量移民的涌入。最早抵达俄亥俄时不到50人，短短28年后，那里就有了50万人口，那是几百年前的广袤荒芜的美国！ 保罗.约翰逊他的书中感叹，在《五月花号》抵达美洲310年后（1930年），“美国仅占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积的6%，却在出产著全世界70%的石油、将近50%的铜、38%的石墨、各占42%的锌和煤、46%的铁，此外还有54%的棉花和62%的玉米。” 政府基于“被管理者”同意而成立 新教徒给北美大陆带来的不仅是宗教信仰、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更有法治和选举制度（后来形成美国的宪法政治）。《五月花公约》确立了这样伟大的原则（那是400年前啊）：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以法治国。英国思想家洛克17世纪提出的“政府权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社会契约论，对近代民主政治影响巨大，其来源就可能是《五月花公约》。 《五月花号》移民和后来者都选择了自治和法治。就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1931年到美国考察时看到的，美国没有欧洲那种王公贵族的森严等级，美国人最强调平等，因为有法治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麦卡洛在《开拓者》中描述说，当时北美殖民地没有专业司法人员，连拓荒区的法官也是义务的，很多是农民，上午种田，下午作为法官去判案；陪审团也同样由平民组成，他们凭常识、常理判案，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约翰逊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说，“在马里兰创建40年之后，总督们总是抱怨，很多被选为法官或县治安官的人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但新移民们“尊重法律，一般也都遵守法律。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己制定法律。” 当时虽然名义上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地有英王认可的总督，但天高皇帝远，英国基本上不怎麽管理，这被史家称为“有益的疏忽”。殖民地的总督基本都是率船来北美的牧师。牧师不由武力产生，而是信徒信任的结果。北美人民实行的自治，实际上是一种代议制政府，由每个小乡镇派出代表选举总督。1630年率船队来北美的英国清教徒船长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是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首任总督，但当了四年后被当地民众罢免了（副总督接任），那个时候的美国人就实现了“人民做主”。约翰逊说，“它的实现，不是凭借武器的力量，而是依靠辩论和演说，所依据的是法治。” 法治的背后还有教育——在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称帝、清朝正式建立的1636那年，美国建立了哈佛大学（由牧师哈佛创立）。在中国建立强大封建王朝时，美国在建立伟大的大学，中美的不同历史之路，在这里就可分野。 “山上闪亮的城”引导人类 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竞争、法治和民选，再加上兴旺的报纸等新闻言论自由，使美国迅速成为“山上闪亮的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移民。1700年，美洲大陆的产值只有英国总产值的5%；而到美国独立前一年的1775年已经是英国的五分之二。随后每十年的扩张速度大约都在40%左右。当时美国一个普通家庭拥有的土地很少低于60英亩，经常超过100英亩。对欧洲人来说这就是富人了。美国独立之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远超过欧洲：男性每年要吃掉200多磅肉，高蛋白食物使他们长得要比英国同龄人高出两英寸以上。1746年《伦敦杂志》的一位撰稿人认为，美国人“享受的生活让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市民们艳羡不已。” 前面提到的约翰·温思罗普被历史学家誉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他在1630年率船来北美时就确立了建立“神的国度”（山巅之城）的全球意义：“将像一座山上的城一样，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看著我们。”为世界提供样板，引导人类前程。 保罗.约翰逊说，他写这本《美国人民的历史》，就是要研究探讨：《五月花号》所代表的那种“完美社会的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与“人的利欲和野心”（约翰逊认为“没有这些，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建立”）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他的1088页英文巨著结论是肯定的：“美国的独特历史产生了这个世界上最非凡的民族。我爱他们，向他们致敬。”他认为美国“设计的是一个将成为全世界典范的共和国。” 400年后的今天，美国成为全球公认的经济、军事唯一超强，尤其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2020年3月22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4月号 2020-04-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中国为何拒绝接受“GDP 世界第一”？
4月30日，“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成为当日重要新闻。假如世行报告结论为真，这无疑将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因为自1872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以来，这一纪录保持了140多年。 更有意思的是，曾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对这一报告的态度，竟然与对待2011年IMF的报告一样，拒绝接受。当年IMF报告认为，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 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 \“中国GDP世界第一”如何得出？ 当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心里却存有大大的疑问。因为我清楚记得，2013年世界各国GDP排名第一是美国，GDP总量逾16万亿美元；中国第二，总量逾9万亿美元。“第一”与“第二”之间的差距高达7万多亿，如此巨大的差距，一年之内何能超越？ 于是我上世界银行网站，找到了这个4月29日发布的“2011国际比较项目”的“比较世界各经济体真实规模”，终于了解“中国GDP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报告称，这是“根据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做评估”，测算方法与5年前的IMF报告一样，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 谈到购买力平价学说，实在令人有点头痛。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亦称国际比较项目法（ICP），是以某国商品价格与基准国家同种商品价格比率的加权平均值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用来取代汇率，将一国的GDP转换成以某一基准货币或国际货币（例如美元）表示的GDP。它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摆脱质疑与争论。有关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短期偏离、可能高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购买力、比较时选取的规格品的代表性难以保证、价格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过于灵活，……等等。但赞成使用的人认为，作为对真实生活成本的估计，购买力平价是比较各国经济规模的最佳方式，它比经常变化的汇率更为理想，因为汇率很少能反映出商品与服务的真实成本。 这个项目每6年做一次。但因为有上述明显缺陷，中国国家统计局虽然参与了这一报告的写作，却不肯为这个报告背书。美联社在“中国拒绝为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体背书”（China Rejects Sign It May Soon Be No. 1 Economy）中指出，中国人均收入从未进入世界前100名，并引述IHS环球通视（ Global Insight）经济学家杰克森（Brian Jackson）的观点，称报告其实也在提醒外界，中国消费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分之一，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菲律宾、玻利维亚、伊拉克等三国持平。 \中国政府不喜当“第一经济体”\ 中国政府对这一报告的态度很冷淡。这从新华社5月1日发布的“综述：报告称2011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近九成”可看出。该文特别指出：在衡量不同国家经济规模对比时，使用汇率转换计算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常常存在差别。比如，使用市场汇率计算，2012年中国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半。并借新华社对世行高级统计分析师纳达·哈马德的采访特别说明，国际比较项目的结论只针对2011年，并不对未来几年作出推测。 这一切仿佛2011年旧事重演。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 4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份报告中，将中国的GDP排名预测配以惊人结论发表。该报告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 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美国时代”已接近尾声。 其时中国已经结束“和平崛起”的外宣策略，因此不仅对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消息冷处理，对IMF这份报告更是直接予以反驳。2011年3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中引证了2009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表明中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人口的比重过高，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1910 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同年4月29日，中新社更发布一条消息，“中国GDP总量5年超美引争议，算法不同致‘被提前’”，专门请了两位专家来分析IMF这一报告，指出计算汇率时太冒进，购买力平价法的准确性差，与实际市场汇率的差距比较大。 现在，中国对世行报告预测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反应，如同2011年对IMF报告的态度一样，不承认的理由也同样，即购买力平价这一计算方法高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 \GDP世界第一难解经济困局\*** 国际社会有种看法，认为中国谦辞老二、老大，都是出于一种考虑，即不想承担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对应的国际责任，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惯做法是：要争取国家利益时，习惯坐在前排，要求大国地位；要承担责任时，则缩在后排，要求世界将其当作发展中国家，给予各种援助与优惠。 对中国这一习惯做法之总结，倒也没冤枉北京。但中国政府谦辞“老大”地位，却还另有原因。因为现阶段，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处于困难时期。政治上的烦心事，既有高层内部那难以平息的权力斗争余波，这从反腐的艰难推进，周永康虽然被囚却难最终定论可见一斑；更有种种官民矛盾、民族矛盾有如一只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这从习近平视察新疆遇到维族人以自杀式爆炸方式的强烈抗议可以管窥蠡测。 经济上更是困难重重。原来打算借世界银行主持研究的“中国经济改革路线图”，在中国推行以金融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不再走政府刺激经济的老路，遏制地方债务，改变以GDP为指标体系的干部考察体系。结果，这些写在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不到一个月就让位于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主旨的“微刺激”，地方债继续发，土地财政依旧当道，影子银行系统危机不断，生态环境更是全面告急，据说有随时爆发环境危机（空气、水）的可能…… 在民生日益艰困、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世行报告应许的“中国GDP世界第一”，不仅于北京无补，反而只会招致本国民怨再起。微博上到处可见对世行报告的怀疑与讽刺，甚至有人怀疑是中国政府给了好处买来的高帽。 2004年，我就写过一篇长文，指出GDP核算体系本身有许多缺陷，比如它不能衡量有关人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指标，如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环境损耗等，也不能衡量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本效益等。从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及竞争力而言，衡量人民生活质量与技术创新能力更有实际意义 ，希望中国告别GDP崇拜。 中国政府现在不肯接受以“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顶高帽，说明政治高层对自身实力尚有自知之明，毕竟，一个超级房地产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一个巨大的债务泥潭随时可能身陷其中，经济部门的主官可不是宣传部门的裱糊匠，只要造谣、吹牛，让网络水军捣蛋就算“政绩”。 （关于GDP核算体系的缺陷，本人另写文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gdp-heqinglian-20140501/190587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BBC 和《纽约时报》的耻辱
历时8个月的BBC和布莱尔的战争决出胜负：BBC大败，布莱尔获得清白。独立法官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BBC编造了假新闻。 BBC董事会主席、总裁两人已宣布辞职，以示负责。那位直接“肇事者”、编造假消息的记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也已辞职，包庇他的上司、新闻部主任可能也得被解职。 一个强调独立、真实的全球最大的广播电视帝国，怎麽会出现这麽大的丑闻？主要原因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BBC持“反战”立场，走火入魔地反对军事倒萨，让意识形态冲昏了头脑，以至用假新闻煽动民众反战，完全背离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角色。 吉利根作为记者，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为反战竟编造了布莱尔政府剪裁情报以对伊动武的新闻；二是向英当局说出武器专家凯利透露的消息，结果导致凯利自杀。凯利的愤怒和沮丧可想而知，一是被吉利根“出卖”，由此夹在BBC和布莱尔的对峙中间，被揪到全国电视前的听证会。他生性内向腼腆，不堪此辱；二是吉利根夸大甚至编织了他的谈话，导致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完全绝望。 新闻界的重要规矩之一是，记者不能泄漏新闻来源；否则没人再敢给记者信息。最近美国一家法院传讯曾报道“李文和间谍案”的两名美国记者，要求他们说出到底从哪里获得了消息，但遭两记者拒绝，虽然他们可能因“蔑视法庭罪”被判刑。吉利根并没有收到法院传票，就向调查当局写了小纸条，交代了凯利。虽然吉利根後来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但作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不可挽回，也不可原谅的错误。 对於编造凯利的谈话，吉利根在事发之後也认错是“说走了嘴”，但同时自辩说，这种事现场广播难免。新闻允许犯“诚实的错误”，即不是有意，而是由於技术差错等原因出错。但从吉利根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来看，他并非偶然犯错。美国《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3年8月25日在“不光彩的BBC”的一文中说，吉利根在伊拉克前线时，时常发出不实新闻。例如4月3日当美军控制巴格达郊外机场时，吉利根却向BBC（以及该台网站）报道说，“过去90分钟我一直在机场，周围根本没有美军，我们很容易四处开车，机场全部在伊拉克人控制之中。”但当时BBC另一位现场记者报道说，美军已在机场，而吉利根并不在那里。 4月5日，美军已进入巴格达，可吉利根还在继续发布假新闻：“我在巴格达的市中心，这里没什麽变化。美国人说他们已进入市区是编造的，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历史的。”但当时CNN却播出现场画面，美军第三步兵师正穿过巴格达市中心。4月11日，当英美联军占领巴格达已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後，吉利根也只得承认，但他却发出这样的报道：“刚刚获得自由的巴格达人民，正处於从没经历过的恐惧之中”；意思是还不如在萨达姆统治下安全。 吉利根这样一而再地报道不实消息，为什麽BBC不制止、不惩罚？因为BBC的新闻主管也是“吉利根”，完全处於反战的意识形态中。对於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或英军稍有战事不顺，BBC就渲染报道。例如战争初期，英国战机被美军导弹误击，BBC则报道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BBC的新闻主管则要求记者，不得用“解放”（liberate）这个词来描述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谁使用“将是一个错误”。 而更荒唐的是，在美军进入巴格达、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涌向市中心广场推倒萨达姆像时，几乎全世界所有自由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个历史性场面，但BBC当时却换掉镜头，把画面转到印度的微级地震，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英美联军的胜利；“不甘心”独裁者象征就这样被人民推倒。这一切都不遂BBC的愿。 曾出版研究《1984》作者奥维尔的专著《为什麽奥维尔仍重要》（Why Orwell Matters）的英国学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批评说，人们无法再相信BBC，别说内容，他们连英语发音都不正确。因为BBC故意把主张军事倒萨的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的名字发成Vulfervitz，以使它像个犹太人姓氏，煽动听众的反犹情绪。 BBC还曾制作纪录片，编造以色列军队使用“芥子毒气”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新闻，妖魔化以色列，被认为“已到反犹边缘”，结果导致以色列政府冻结了和BBC的任何合作关系。 这种意识形态左右新闻的现象，不仅在BBC，在美国左派媒体中也时常可见。例如CNN也是不仅反对军事倒萨，还在报道巴以问题上偏袒恐怖份子。在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袭击以色列的公共汽车、老人中心等时，CNN却在第一时间现场采访那些所谓“烈士”的家人，渲染那些失去“烈士子女”的父母们多麽可怜。结果那些有意谋杀了老人、孩子、孕妇等平民的恐怖份子，就被CNN渲染成可怜、同情的对象。而那些在公车、在晚宴、在婚礼、在早餐店被谋杀的以色列平民的家人，却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上CNN电视诉说他们的悲痛、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冤屈。在以色列人的群情激愤下，以国政府已决定停止CNN在该国的采访报道权，因为它的行为简直成了恐怖份子的舆论帮凶。 美国的左派旗舰《纽约时报》也同样存在“BBC、CNN综合症”。去年该报出现“大丑闻”，也是由於意识形态做崇。该报老发行人退休後，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这位少壮派发行人把该报非常左倾的社论版主编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为“执行总编辑”，结果该报出现历史以来最严重的假新闻事件：发表了黑人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多达36篇不实报道。一般来说，一个记者出现一两次造假或抄袭行为，尤其是在很强调真实性的《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早就会被解雇（《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做出的更正多达50篇）；而布莱尔却得到这位左倾主编的偏爱和包庇，所以才能一再得逞。因为布莱尔是“黑人”，符合雷恩斯和《纽约时报》热衷的“政治正确”和“种族配额制”。 报社内部对雷恩斯的做法早有不满，但这位总编辑是发行人的“思想盟友”（soul mate），只要这位同样左倾的少壮派发行人掌权，谁也别想动雷恩斯，除非他自己辞职。但最後小苏兹贝格却把雷恩斯“炒了鱿鱼”；因为他父亲出面，要求必须整顿报社。自911事件以来，由於《纽约时报》过於左倾和反战，导致这张全国发行量第三的大报，订报数下降5.3％（一有战争等新闻，报纸发行量都上升，像保守派报纸《纽约邮报》则上升10.2％，成为全美第八大报），《纽约时报》的股票价值也受到影响。看到“钱途”不妙，老发行人只得出马，出席全报社大会，推动改革。 《纽约时报》最近为了平衡左倾言论，还聘用了右派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编辑、新保派政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做专栏作家，每周写两篇文章，从而使该报七名专栏作家中的右派增加到两名（另一名是前尼克松总统演说稿撰写人、知名政论家沙费尔）。 面对报业市场和读者的压力，有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不得不改革。但有82年历史的BBC这次出了大丑闻，会不会改革？两名主管宣布辞职，被媒体同行普遍称赞，认为有负责精神。但BBC却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媒体帝国有制度上的问题，它是政府出资的，不像《纽约时报》是完全私营的。 BBC的资金来自英国政府向拥有电视的家庭强行收取的“执照费”，彩色电视收116英镑（约187美元）；黑白的交38到50英镑。全英国不管穷富、不论城乡，不论男女（只有75岁以上免除），谁家有电视，不管你是否看BBC这个频道，都必须给BBC“进贡”；即使是盲人，也得交半费。英国当局还派出专门小组，用无线电在街上流动侦测，看谁家有电视，如果查出没交电视费，罚款最高达1,600美元。 BBC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帝国，员工多达2万多人（美国之音只有1,200人，不到BBC的十六分之一），每年预算高达48亿美元（俄国1998年全年军费开支才50亿美元；美国之音2003年预算是一亿六千万美元，是BBC的三十分之一）。BBC的庞大预算中90％（43亿美元）来自这种强行收取的“电视执照费”，剩下的10％（对外广播部的经费），则全部由英国政府拨款。只有後来成立的对外电视部，向外国收取转播费。 这种强行收费制度，已越来越受到英国人的反感，因为即使一年看一次电视，或从来不看BBC，也得交费。美国评论家说，这就如同在你家附近盖个电影院，不管你去不去看电影，你都得向它缴纳“电影执照费”一样不合理。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即使在共产中国，媒体现在也不像BBC那样可以旱涝保收，有“铁饭碗”，因为政府不再财政包干。对BBC最有意见的是英国的私营广电媒体，因为显然无法公平竞争。虽然BBC财大气粗，但由於左倾，收视率已在下降。英国工党议员卡夫曼（Gerald Kaufman）2003年7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BBC的灾难”一文中说，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有少量股份的英国数码卫星电视BSkyB，现已有700万订户。原来BBC的有线电视观众率对BSkyB是二比一，2002年已降到三比二。这位工党议员说，“英国人已开始发问：如果他们不选择看BBC，为什麽每年必须交那麽多钱？” 使BBC获得这种资金特权的宪章到2006年是10年一续的审订期，不知道这次BBC的丑闻能不能推动修改“宪章”，使英国的广播电视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迫使BBC像《纽约时报》那样，不得不改革，以减少为了意识形态不惜制造假新闻的丑闻。 2004年2月3 日於纽约（原载多维） 2004-09-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高墙鸡蛋，到底站哪边？
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常被指责说，冲突中加沙丧生的人数更多，以色列“不成比例回击”，是以强欺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是侵略者。 怎样看待巴以冲突问题，不仅涉及逻辑常识，更涉及道德取向。 人类从未停止过战争。巴以冲突，当然也是一场战争。评论战争的标准，不是哪方强，哪方弱，而应是正义与非正义。强不等于错，弱更不等于对。但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太容易被“强弱”的说法误导，尤其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个“高墙鸡蛋”的歪理∶“无论高墙多麽正确、鸡蛋多麽错误，不管那高墙多麽的正当，那鸡蛋多麽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典型地代表了左派虚伪的作秀∶显摆自己“政治正确”——站在弱势一边，说冠冕堂皇的话，而不顾真实，不管对错。其结果往往是助纣为虐。 “高墙鸡蛋论”错在哪里 人们说照顾弱势群体，是指对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尤其是老弱病残。但如涉及犯罪和战争冲突，就绝不能再用“强弱”的标准，而应该用对错、正义与非正义作为衡量原则。 例如警察追击抢匪时，警车性能是一流的，警方配有精良武器，需要时还有直升机配合等。相比之下，犯罪分子的装备相形见绌。那麽在强大警方面前，你能说那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分子就可怜、值得同情吗？强大的警方如同高墙，那个犯罪分子简直像不堪一击的鸡蛋，你难道要像村上春树那样“不管高墙多麽的正当，我总是会站在鸡蛋一边”吗？ 再比如，美国军队击毙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时，更是强弱分明。美国派出的是特种部队，受过特殊训练的精兵强将，更不要说武器设备一流。而本拉登和他的妻子佣人们基本没有什麽武装。面对强大的美国特种部队，更是鸡蛋对高墙。在这种一目了然的“强弱”之间，在高墙与鸡蛋之间，你难道还站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拉登鸡蛋”一边吗？ 至于巴勒斯坦丧生人数多，以色列被指责为“不成比例地回击”，更是不分对错、不分是非的错误观念。我曾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应该谴责吗？”一文中讲过，在第二次大战后期，英国对德国的轰炸，美国对日本的轰炸等，都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亡。更不要说，美国甚至对日本扔了原子弹，瞬间造成10多万丧生。但人类历史记载和评断的是，德国日本这些平民的死亡，不是英国美国故意造成的，而是战争的代价，而这场战争是德国日本法西斯挑起的，他们才应该对本国平民的死亡负责。同理，哈马斯才是导致巴勒斯坦平民死亡的真正罪魁。 “正义与非正义”是根本 所以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才是根本。谁先挑起战争，谁先杀害他人，谁就是非正义者。以色列进攻加沙，因为哈马斯把那里变成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从那里旷日持久地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火箭弹，并挖了几百条地道，进入以色列袭击杀害平民。哈马斯跟希特勒们一样，是首先挑起战争的罪魁，所以才遭到以色列的反击。哈马斯还是全球恐怖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以色列打击哈马斯，不仅是保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也是对全球反恐的重大贡献。 所以中东冲突的关键，不是以色列以强欺弱，而是他们要生存，一次次打败（阻止）侵略者。由于以色列国力先进，组织有效，更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所以每次都把阿拉伯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今天的巴以冲突，哈马斯更不是以色列对手，所以更显示出以色列的强大。 西方左派和阿拉伯世界等专制国家的媒体，总是把巴以冲突的责任归罪于以色列，强调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等。但这种领土纠纷的起源，恰恰是阿拉伯国家首先联手发动战争，要把以色列（这个联合国正式承认的国家）从中东抹掉。 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遭到周边五个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联手入侵，要把这个新生国家消灭在襁褓之中。后来1967年的“六日战争”，也是阿拉伯国家要联手入侵，以色列面对群敌，所以才先发制人。1973年十月战争，是埃及和叙利亚联手进攻以色列。这些战争都是以色列获胜，并乘胜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的约旦河西岸，以及当时在埃及控制下的加沙地带等。 “土地换和平”的成败 但以色列并没把这些“土地”永远并入自己版图，而是提出“用土地换和平”，即你们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让我们在这个地区生存），我们就退还土地。这是非常理性的方案，获得多数以色列人的支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以研究中东问题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获得普利策评论奖。他在该书中引述的民调是∶在以色列，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阿拉伯人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后来埃及承认以色列，以色列就交还了西奈半岛。约旦跟进，也拿回约旦河西岸。对戈兰高地，拉宾当总理时（1995年）就提出以军撤出换取叙利亚承认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国会还以54比30票通过决议，支持从戈兰高地撤军，用土地换和平。但叙利亚就是不肯承认以色列（当然，阿萨德政权对自己的人民都用毒气杀害）。 巴勒斯坦的阿萨德们更加愚蛮。在阿拉法特专权独裁（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年代，无论以色列怎样让步，都无法换来和平。后来以色列强硬派领袖沙龙当总理后，单方面从加沙撤军，把这块土地完全交给了巴勒斯坦人。结果是，土地没有换来和平，阿拉法特的烈士旅（这名字就够恐怖的）和哈马斯们，把加沙变成了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发射火箭炮，挖了几百条地道）。 约旦国王∶道路从这次开始 以色列占领加沙时，该地局势基本稳定，经济也复苏，以色列安全很多。沙龙的妥协让步，使以色列更受威胁。因此沙龙备受批评，左右派都有怨气。以至沙龙因脑溢血昏迷多年后2014年初要去世之际，右翼犹太教拉比拒绝为他的健康祈祷，很多鹰派人士不参加他的葬礼，表达对他单方从加沙撤军政策的强烈不满。 今天更清楚地看出，当对方（巴勒斯坦）没有和平意愿、不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以色列单方面撤军的“土地换和平”方案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挑衅、侵略和对以色列人民安全的严重威胁。 在这次巴以冲突（以色列进攻加沙）中，埃及是调停者，提出停火等方案。就是因为埃及不仅早就承认了以色列（1977年），而且刚当选总统不久的塞西将军，对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持强力打击的政策，主张世俗化，反对政教合一。 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就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道路从这次开始”提出的∶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让它融入这个地区。同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让巴勒斯人民活得有尊严和希望。 巴以冲突，是典型的一个“高墙鸡蛋，到底应该站哪一边？”的例子。强弱不是标准，多数少数也不是标准。正义的价值才是。那什麽是正义非正义的标准？非常简单∶那个首先要剥夺别人生存权利的永远是错的！无论他是强是弱、是多是寡。 被西方左派主导的国际舆论，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味地表现“政治正确”——要麽弱者就永远是对的，要麽大多数就永远是对的。那种“高墙鸡蛋论”就是典型的不问是非，搅乱世界的逻辑。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4年10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阶级斗争的弦别绷那麽紧——回郑义先生（上）
在西方这种多元社会，其左右阵营十分清晰，在思想上有些影响的人基本上都被划分到这两个阵营。人死了，自然有本阵营的人出来赞美一番；而反对阵营的人，重的痛斥一顿，比如中国人熟悉的苏珊．桑塔格去世後，马上有评论家出来痛斥她的极左，借她的话说「她才是西方的癌症」（桑塔格曾说，白人是西方的癌症）。再比如另一个美国家喻户晓的大主播彼得．詹宁斯去世後，右派杂�伊⒖坛隼磁昊魉�报导的左倾、不公正。这些都发生在他们去世後两、三天之内，而一个星期以後，媒体就连提都不提他们了，这就是新闻的残酷性。 刘宾雁去世後，很多人歌颂，当然是很正常的。而我自认为不是刘宾雁阵营的，而且在如何看待共产党和西方左派这种重大政治观点上是站在他的完全对立面上，所以我写篇文章不仅非常正常，更是对自己所捍卫的价值负一份责任。有人指责我「鞭尸」，在美国住了十多年的郑义先生也在上期《开放》搬出什麽「尸骨未寒」之类，我只好耸耸肩。试想，如果我今天再写一篇评李慎之的文章的话，会有几个人看呢？又有哪家杂�以敢夥⒛兀空馐切挛懦Ｊ堵铮� 除了认为我批刘时机不当之外，郑义还费了挺大劲找出不少我引言的「不准确」之处，冠上「失实、断章取义、颠倒原意」等大帽子，更绞尽脑汁地分析了一通曹长青的「动机、目的、使用手法」，咋一看，颇产生一种曹长青为了批倒批臭刘宾雁不惜时机，不择手段之感。我还不知道自己居然「毒」到如此地步。郑义先生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於紧张了吧？ 我写文章的第一个考虑是可读性。长篇引用不仅破坏可读性，更打断我自己评论的连续性和一体性；而且政论刊物的篇幅，也不可能容许作者长篇引用，你只能从他的许多文字中寻找反映他基本观点的东西，这当然还是常识。 郑义首先指责我对刘宾雁《人妖之间》里一句话（34个字）的引用是「自己加工的」。我只不过为了清楚，删掉了一个括弧（因为括弧里面可以是引用者自己的话，引用加括弧很容易引起误解），并为了节省篇幅而删掉了两个形容词。郑义先生居然洋洋洒洒地分析了1700字（其中大段引用刘宾雁原文）。我费了很大劲看完之後，无法不感叹： 我的智商绝对没法和郑义相比——为了展示刘宾雁的新闻写作不够规范，引用一句话，能费尽心机算计到那种地步；即使我有郑义拔高的那麽精明，它值得吗？难道我疯了。《人妖之间》不符合新闻写作原则之处通篇都是，我另选一句就得了呗。事实上我看郑义选的那些引文，统统都比我的更能证明刘宾雁不是在写报告，而是在「说书」，他岂止是「渲染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根本就是在指控王守信用色相交易嘛。 其次，郑义认为，我不应该批评刘宾雁在报告文学中使用心理描写，而且我的批评不够公平。事实上，关於新闻作品里不能使用心理描写，不能随便用「想」，只能是被采访者告诉记者他怎麽想的，这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美国新闻教材上学到的，并在自己写新闻报导性作品时小心地注意著。我今天去追究刘宾雁二十多年前的报告文学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现在他去世了，借他的作品提出一个中文新闻写作的问题而已。而郑义那充满阶级斗争的分析，颇让我倒吸一口冷气。 郑义指出我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一文中对李登辉曾使用过「想」。但郑义先生故意忽略了，我开宗明义，文章是在和李登辉本人有过长时间交谈，并对他进行了专访之後写的，他所有的「想」，不是直接引语，就是引用他书里的话。而我使用的「蒋经国认为」，在该文同一段落，就清楚地表明，是引述来自俄国人拍摄的《蒋经国》影片的文字材料。而刘宾雁笔下那些人物们的「想」，他没有一个字的交代，说他采访了那些「想」事的人，或者读了有关他们的资料，所以人们根本无从了解，那些「想」都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刘宾雁更使用了「人们有些纳闷」这种小说句子。哪些人们？刘宾雁怎麽知道人家纳闷的？ 郑义极力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写法辩护，大概他是支持报告和文学混为一谈的。这个问题谁是谁非，我丝毫无意争辩；相信中国新闻界自会有自己的检讨，我只不过提出来，抛砖引玉（或许别人早就提出来了，我没有看到而已）。 第三，我引用了一个胡绩伟回忆刘宾雁文章中的陈述，郑义指责我曲解胡绩伟。没错，胡绩伟没有批评刘宾雁，但他清楚地提到有很多人指责刘宾雁「虚假报导」。同样是一篇文章，郑义看到的是胡绩伟站在刘宾雁的立场上，认为所有挑战刘宾雁报导真实性问题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是「贪官污吏」。而我看到的是，有很多人指出刘宾雁失实，难道那些人统统都是坏人吗？这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引用了胡绩伟提到的一个现象，一个事实，却没必要一定同意胡绩伟的看法。但在郑义看来，我不同意胡绩伟的看法，就是「歪曲原意」「黑白颠倒」了。那我和刘宾雁面对一个同样的美国，愣是看出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这又是谁在「颠倒黑白」呢？ 郑义先生把刘宾雁和我的东西引来引去，大概因为太过於专注分析我的「阶级斗争」心理，花了五千二百字，却居然没来得及回答最根本的问题：在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上，我的文章有没有歪曲刘宾雁？第一，刘宾雁到底是不是要寻求好的共产党、希望由一个好的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刘宾雁是不是持极左派立场、坚决反对西式资本主义经济？第三，以刘宾雁作品为代表的报告文学这种新闻形式是不是可取的？ 最後，郑义更是不满我因刘宾雁去世而发的一段感叹。我大概也算比较早就产生了反共意识，但同样是反共，我今天的反对共产主义和当年那种作为被压迫者而和强权的抗争已经完全不同。作为个人，我对人生的认识也随著对一系列政治、文化、宗教等问题认识的改变而发生著根本性的改变。或许是由於我一直被新发现的东西而震憾，不断地调节、改变著昨天的自我，因而对老一代共产党人死活不跳出那个圈子而甚为不解。刘宾雁的去世，让我再次想到这个问题。 人们在看一个刚走到尽头的人生的时候，总是要想一想自己的人生，从中吸取点什麽，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我们撰文，更多是为活人，而不是为死人。在美国的这些年，我有机会地读了一些西方名家的东西，他们在文学和哲学观上各有不同，但比较下来，一个最大的感慨是，无论多大的名家，都可能在别人看来很浅显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盲点。每每想来，经常吓出一身冷汗，名家们尚且如此，更何况什麽名堂还没写出来的自己。 在写到「与刘宾雁分道扬镳」的结尾时，我又想起这点，於是有感而发，警示自己：「人的头脑是靠不住的，有时可以错到惊天动地，而自己全然不知；所以任何时候的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都是绝不可取的。」有读者理解成我是评价刘宾雁，这种作者和读者由於心理距离而产生的误解也属正常，但郑义先生说我「是在给刘宾雁盖棺论定了」，这真是过於抬举我了。在我之前，已经有那麽多赞美刘宾雁的文章，我只不过稍发一点异议，哪里轮到我给刘宾雁「盖棺论定」了呢？ 郑义先生的文章给人一种颇动肝火的感觉，於是我赶紧再检查一遍自己评刘宾雁的文章，看是不是我有很不理性的地方惹人家这麽大怒气。或许人总是看著自己的孩子漂亮，我实在没找出什麽不理智的地方。於是猜想，大概是郑义先生（当然万润南同样）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实在气儿不打一处来，底火太大（因为两位都表示了反对我的台湾立场）。如果真是这样，能让朋友们的火气找到一个发泄点，我还是挺替他们和我自己高兴的，起码能暂时躲一躲就台湾问题的直接交锋吧。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2006-04-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三立电视台”讨论曹长青文章∶蔡英文输在哪里？
2012-01-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中共为减轻“美国依赖症”作准备
程晓农 中共的对美经济政策可能正在转向，它准备逐步减轻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而悄悄放弃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似乎就是这一转向的一部分。当前中共打击国内多个行业的经营活动，是为了整顿经济，实现“脱虚向实”，通过维持一个不那么依赖美国市场的制造业，在中美抗衡中坚持下去。 一、中共四面出击，打击国内多个行业的经营活动 最近这大半年来，中共在经济领域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先是叫停了阿里巴巴所属的蚂蚁集团上市；同时不断收紧房地产热点城市的房贷，甚至在一些城市实行房地产最高参考价；今年7月中共进一步采取了多项行动，突然宣布取消刚在美国上市的网约车公司滴滴的网上App使用，卡住了滴滴的脖子；接着又对中国极为流行的校外辅导培训机构痛下杀手；然后又盯上了快餐供餐行业的食品安全和送货员的低薪问题；遭到打击的还有电子游戏行业、医疗美容行业、电子烟、婴儿配方奶粉、生长激素等等。 国内许多行业都开始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所经营的行业是否会成为下一次打击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打击的行业立刻损失惨重。比如，遭政府打击之后，阿里巴巴和腾讯等6家最大的科技公司股票从今年2月的峰值跌落四成。而中共打击了校外培训产业后，这个行业里的多个公司立即开始大规模裁员。中国的校外培训机构多达70多万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年收入高达2.4万亿，一刀下去便重创这个行业。 遭到打击的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基本上是第三产业的服务类公司。中共如此重拳出手，究竟有什么企图？有人认为，是为了打击在美国购买这些公司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其实，有的行业并未在美国上市，也照样遭到了打击。中共基本上是一事一说，每打击一个行业，就针对这个行业的问题提出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各不相关，看起来似乎是零散事件，也与中美关系不相干。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线索。 二、中共不是零敲碎打，而是经济整顿 表面上来看，中共在经济领域采取的这些做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实际上，中共这种大范围的对多个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似乎是一种全面经济整顿，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把方方面面的经济活动调整到中共想要的方向上去。这不是“猴子打乱拳”，而是用“猴子打乱拳”的手法，在掩盖它真正的目的。 如果中共只是单纯地整顿一下经济领域的某些乱象，那它为什么不像以往那样，先发布一套说法，下发一个文件，提出一个明确的调整经济活动方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展全面经济整顿的口号，然后让各级政府照办呢？看来，这次的全面经济整顿，中南海是做得说不得，因此它根本不公开自己的意图，只是闷着头一路干下去。 这个不公开的意图会不会是政治上的呢？这些被打击的行业分散在方方面面，多半是企业自己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并没有明显的党内派系背景。更何况，全面整顿经济会打击中共的经济，至少在几年内会影响到就业和经济增长，看起来对习近平并没好处。但中共这一连串全面整顿经济的行动似乎是义无反顾地一路推行下去，根本不在乎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这就引导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习近平的这套“拳路”是个什么目的？ 三、中共整顿经济，目标是“脱虚向实” 通观这次全面经济整顿的对象，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些行业虽然很热闹，也赚钱不少，但多半处于服务行业，或者是满足某些特殊需求的商品，而它们与中共的经济战略目标关系都不大。前几年中共曾经提出过经济战略上的“脱虚向实”政策，但疫情冲击之后，中共暂停这个说法了。所谓的“脱虚向实”，就是认定制造业才是实体经济，要把经济资源投入到制造业当中去，纠正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 在中共看来，遏制蚂蚁集团，可以控制金融泡沫和小额消费贷款的膨胀；约束房地产炒作，是避免金融资源涌进房地产泡沫，加大金融风险；校外培训行业为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进入好学校服务，吸纳了大量城市家庭的财务资源；快餐配送行业是为懒得自己做饭的人服务，过多地吸收了消费力；电子游戏行业则刺激青年人沉溺其中，如此等等。 这些行业的需求虽然都是民众的需要，但与中共的经济战略目标却没太大关系，中共认为它们属于非必需的经济活动。从这些经济整顿措施当中，还可以看到中共整顿就业结构的企图。这里讲的“就业整顿”，是指中共想用经济手段对青年一代施加压力，要把这部分劳动力引向“脱虚向实”的轨道。这种经济手段不是直接对青年人加以管束，而是对他们的雇主下手，让他们的雇主因为经营不下去而不得不解雇他们，比如校外辅导行业；或者是提高雇主的雇佣成本，比如送餐行业，让雇主被迫提高送餐业务的收费，让快餐提价来压缩客户需求，最终达到减少送餐员雇佣人数的目的。 四、中共试图把“脱实向虚”的青年人挤到制造业去 现在中国青年人当中，对制造业岗位的兴趣很小，特别是来自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年青人；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年青一代不想受工厂管理那严格的约束，宁可去当送餐员，也不愿意去工厂上班。所以，现在经营送餐业务的美团集团雇佣的外卖小哥达到1千万人，在校外培训机构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也超过1千万人。 而另一方面，这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工厂却越来越难找到年青的工人。许多工厂降低用工要求，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就行，工资涨到每月5000到8000元，而且“上不封顶”。即便如此，仍然出现了年青人逃离工厂的现象，他们宁可选择送外卖。而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别的工作，就进入了校外培训行业。人口老龄化导致年龄渐渐大了的中老年工人离开工厂，而愿意到工厂就业的青年工人数量却无法补足中老龄民工自然归乡造成的劳动力短缺。 2020年全国的农民工总数是2.86亿，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26.4%。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人数曾在2016年达到最高点，约8,800万人，而到了2020年就下降到7,800万人，已经减少了1千万，而且还会继续减少。因为2.86亿农民工当中，约7,540万老龄农民工将在2025年之前回乡，因此2025年农民工总数将减少到2.66亿，减少2千万。正因为如此，中共的经济整顿有设法改变年青一代劳动力就业倾向的企图，希望让他们在送餐行业和校外辅导行业站不住脚，不得不转向他们不想去的工厂就业。这也属于为中共的“脱虚向实”目标服务。 五、拯救中国制造业 中共现在特别关注“脱虚向实”这个目标，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工资成本、物料成本和出口成本快速上涨的三重压力，生存越来越艰难。 工资成本的上升，除了劳动力短缺所致，还因为国内的消费物价上涨得很快，不提高工资，就留不住工人。物料成本的上升与国内通货膨胀有关，也和进口的能源和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石价格大幅度上涨有关，今年5月以来，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9%。中国民营企业一般的税后利润率能达到10%就算很不错了，但这个10%，其实也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如果生产成本上涨10%，企业就经营不下去了，会亏损甚至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企业还面临出口成本的上升，主要是海运成本暴涨，今年4月以来国际航线的集装箱运价比前年上涨了5倍。 这三种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共都难以控制，只能眼看着民营制造业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也加剧了中共对制造业未来前景的担忧。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想通过经济整顿，挤压它认为属于务虚的服务业，然后把劳动力逼到制造业工厂去，用这种方法帮助制造业工厂降低工资成本，让它们活下去。 六、中共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 以上都是从中共的国内经济战略来解读的，但中共似乎还有更大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它已开始为减轻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作准备。中共“脱虚向实”的国内经济战略不只是有国内经济背景，还涉及到国际背景。 过去20年来，中共在中美关系中捞足了好处，但同时也形成了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所谓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包括三个方面，就是技术上依赖从美国偷盗，出口上依赖对美国倾销，外汇上依赖美国的金融投资。 2018年川普总统开启了美中经贸谈判，试图用关税对中共施加压力，逼中共停止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府偷盗技术行为。而中共并不打算在这方面让步，而是希望继续它的技术偷盗活动。因此，中共采取了公开从军事上威胁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以此来动摇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的坚定立场。其结果是，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 从那时以来直到最近，中共的着眼点始终是回归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其实质就是保住经济上对美依赖的三个方面。中共相对应的说法就是，“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而美国的金融界、商界、学界的“拥抱熊猫派”也认为，美中双边关系必须改善，不能恶化。但拜登上任半年多以来，中共通过“拥抱熊猫派”疏通也好，通过阿拉斯加会谈和天津会谈政治对抗也好，收效甚微。而更令中共忧心的是，美国国会对新冠病毒来源的调查一步一步接近真相，让中共难以逃避，这个问题再也躲不过去了。一旦相关资讯在美国曝光，美国公众对这场瘟疫的追责将使美中关系长期恶化。 因此，中共开始对返回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格局失去了信心，它看到了悲观的结局，那就是，中美关系可能再也挽救不回来了。在这种国际大格局的判断下，中共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美国依赖症”之危险。 七、中共准备减轻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 中共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涉及到三个方面，即技术、出口和资金，这三方面同时也是美国遏制中共的有效手段，是中共的软肋。冷战双方的一方被对方捏住了软肋，这场冷战里中共将不断受制于美国，处于下风。 中共现在开始担心，今后长期的中美抗衡过程里，中共自己的“美国依赖症”会产生反噬作用；只要经济上的“美国依赖症”继续存在，就可能动摇中国经济。在这种考量下，中共的国内经济战略“脱虚向实”就有了一层国际意义，那就是，只有维持一个不那么依赖美国市场的制造业，它才可能在中美抗衡中坚持下去。 中共现在的做法显示，在推动“脱虚向实”的过程中，即便打击到美国投资者，也在所不惜，因为这属于减轻“美国依赖症”的必要措施。自从滴滴事件以来，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已累计蒸发4千亿美元；而打击校外辅导产业，又加剧了中概股的下跌趋势。但中共丝毫不为所动，并不介意它的“脱虚向实”政策如何严重地冲击了华尔街和美国投资者的信心。也许中共认为，这正是自己减轻“美国依赖症”的开端。 到现在为止，华尔街一直以为，中概股是牵动中共放低身段、继续与美国合作的“杠杆”，它们从没放弃对中共的信心；但中共可能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抉择，哪怕中概股都完了，也要逐步减轻“美国依赖症”，而与美国的经济切割可能就从中概股开始。 从中共要“脱虚向实”、“自保求存”这个角度来理解，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共一直不公开说明它国内经济整顿政策的真正意图。这个意图太大、太深，中共想一直藏下去，只是悄悄地去做。 原载：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大而美法案》：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杠杆
何清涟 《大而美法案》（One Big、Beautiful Bill）于7月4日通过之后，美国主流媒体除了WSJ、彭博等经济类专业媒体愿意从影响产业变动方面分析之外，《纽约时报》等竭力夸大的是弱势群体受损、左派视为至宝的绿能计划受挫、减税将让富人得利，仿佛穷人的末日已经到来。其实，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与消费大国，美国政府通过赤字财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对全世界影响都相当巨大，从客观中道的立场来分析这部法案，有利于认清现实。 《大而美法案》重点在哪？ 这项立法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奥巴马时期到拜登时期的清洁能源投资和社会保障扩张，转向延续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减税、国防开支增加和移民执法强化的政策组合，大幅削减了医疗项目、食品援助和清洁能源项目的资金。 一、为了减少支出，该法案削减了医疗补助、低收入美国人的食品援助以及大学生经济援助的财政预算。 法案对社会安全网项目进行了大幅削减，特别是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未来十年将削减近1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计，到2034年，该法案对医疗补助计划的修改可能导致118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这一点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指责批评的重点，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具体措施包括： 1、为医疗补助接受者增加工作要求，比如要求无子女、无残疾的成人自2026年12月起，每月须工作至少80小时才能获得补助资格；要求受助者将一年一次的注册，改为每六个月重新注册一次，并需要提供更多收入与居住证明。2、限制各州向医疗保健提供者征税以资助该计划的能力；3、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增设新的工作要求；4、要求各州承担SNAP计划更大比例的成本。 CBO估计，SNAP的扩大工作要求将减少约320万人参与该计划。 美国自奥巴马以来，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不去工作却依靠社会福利为生的人越来越多，任意扩大SNAP范围，成为社会弊端。川普此举是促使原来不工作的人去工作，对民主党维持基本盘的选举方略不利，但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种号称公平的措施实则是豢养懒人，对纳税人极不公平。 减少对大学生的资助，其实是让大学生及其家庭更负责任地规划未来。美国近年来教育扩充，主要是以新马克思主义内核的进步主义教育门类，一大批不合资质的学生为了文凭，去学习这种学科，导致的结果是教育投入成本高昂、教育回报率却逐年降低，出现各种“文凭通胀”现象。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目前全美的整体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但是就刚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20-24岁拥有学士位者）而言，失业率要高得多：在截至5月份的过去12个月里为6.6%。不包括疫情期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这大约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也高于一年前同期6%的水平。这些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与整体人口失业率之间的差距达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约35年可比分析历史中的最大值。在过去12个月中，年龄在35至4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的失业率为2.2%，高于一年前同期的1.8%。 图片 投入了大量教育资源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创造的价值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拜登时期为了选票不断许诺免除大学生学贷，更鼓励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大而美法案》减少对学生的资助，看似无情，但却促使学生及其家庭在考虑教育的投资价值时更加理性，更加关注教育的实用性和社会效益，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学历。 二、提高债务上限，增加移民与国防支出 该法案将国家债务上限提高至 5万亿美元，消除了财政部预测可能在没有国会行动的情况下最早在8月中旬出现的市场震荡性支付违约风险。该法案将为军事国防、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增加数千亿美元的新支出（包括：近470亿美元用于美国南部边境墙的建设；450亿美元用于拘留中心）。 提高军事国防支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从俄乌战争以来暴露的短板也非常多，比如美国军火生产供应链高度依赖外包，不少甚至来自中国。这种情况让美国智库人士开始反思美国重振国防工业的紧迫性。4月14日，彭博社发表了一篇《乌克兰战争正在耗尽美国的民主军火库》，2023年《华尔街日报》发表《西方再次认识到战争需要工业》（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Prepared for a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此外还有更详细的一些智库报告，将中美军事力量与国防工业做详细比较分析，最终让华府政圈认识到美国在国防军备上存在的一些弱点，将使自身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优势。2023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通过了近150项政策建议，以《重置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战略》(Reset, Prevent, Build: A Strategy to Win 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为题发表。这份由两党议员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重振美国国防产业。 观察人类历史，战争-战争忧惧症-各国军备竞赛-军火生产与销售（产业链）兴旺，是相继出现的现象，结果必然促使制造业兴盛。美国要想维持美国第一，国防工业的自主自给是完全必需的。增加国防支出，加大政府采购，可以重新提振美国军火工业。民主党议员全员反对《大而美法案》，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党派斗争的需要，否则无法解释一年半以前全员通过重振国防工业的政策建议书，如今却要全员反对。 至于处置2500-3000万非移的问题，这本来就是拜登政府为了构建民主党票仓以保证该党永久执政的毁灭美国之举，川普政府如今要遣返这些非移，自然需要相应的财政支出。但是，这与拜登政府每年使用1000-2000亿资金为非移提供福利、生活费用，还得忍受大量夹杂在非移里面的罪犯对美国人生活安全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较，纳税人承受的痛是短暂有限的。如果象欧洲一样，被数百万难民永久性地改变，对美国来说才是不可承受之灾难。 三、受质疑的方面：未来十年的3.4万亿财政赤字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该立法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 川普政府声称减税和放松管制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关税收入，将有助于抵消法案成本。减税与放松管制肯定带来经济增长，区别只是幅度大小，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计算，法案的减税措施将在四年内将通胀调整后的GDP增速提高至 4.2%至5.2%。被质疑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多位经济学家引用4月以来的关税收入163亿美元预估：关税收入难以覆盖减税成本。由于关税征收还未真正开始，更兼这是一个变数极多的动态调整过程，根据过去一个月的关税收入来确定今后的关税收入，意义不大，只能留待将来有足够的数据后建模分析。 小结： 经过多年全球化与左派政府的绿能及福利扩张，美国的经济结构从生产领域到分配都存在严重问题。《大而美法案》有如一剂猛药，有望成为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杠杆。而且带来的弊端远不象美媒所指责的那样。以最受诟病的打击绿色能源一项来说，该法案通过减税、降低土地和水域使用费等措施鼓励传统能源产业，并大幅削减拜登气候法案的多项绿能补助，规定风力与太阳能计划必须在2027年底前投入劳动，方可享有《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减税优惠。论者的批评看似有理，其实完全无视拜登绿能政府的荒谬与巨大浪费，不少获得拜登巨额补贴的绿能企业，至今都未投入生产。 拜登的绿能项目之浪费，比比皆是。仅以《拜登资助的五个最糟糕的绿色能源项目》一文中，调味品企业卡夫亨氏以“减少番茄酱的碳足迹”获得美国经济与发展部（OCED）高达1.709亿美元的拨款。联邦政府支持的绿色钢铁制造克利夫兰-克利夫斯钢铁公司（Cleveland-Cliffs）以“绿色钢铁”为名获得了美国能源部高达5.75亿美元的拨款，据称在未来几年内还看不到开工的迹象； 福特汽车公司与韩国SK On集团的合资企业BlueOval SK LLC以“为福特汽车公司未来的福特和林肯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为由，从联邦政府获得 96.3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埃克森美孚以“使用氢气替代天然气”为名获得美国经济与发展部（OCED）3.32亿美元的拨款。以上所有这些基本看不到回报，仅仅只是拜登那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投资法案虚掷资金的九牛一毛。 任何法案的执行，需要来自政府、媒体与社会的全面监督。《大而美法案》将成为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杠杆，但最后能有多大成效，还有赖于川普政府部门的监督执行。至于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政府乃至其家庭成员的全方位强力监督，地球人都知道不会缺位。 （原载台湾镜周刊，2025年7月9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9434）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中国人出任罗马教皇？——从意大利选美争议看世界意识
9月9日，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全国选美揭晓，18岁的曼德兹（Denny Mendez）当选上“意大利小姐”。曼德兹的当选引起全国争议，因为她不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而是四年前从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共和国移民到意大利的一个黑人女孩。 在“意大利小姐”进行决赛的前一天，就有两名选美裁判抱怨说，“黑人怎麽能代表意大利？”因为五千六百万人口的意大利，几乎是单一民族，全是白人。一名担任选美裁判的电视台的主播强调说：这就如同中国不会选择一个不是丹凤眼的女子来出任“中国小姐”一样，一个黑女人不能代表意大利的女子之美。这两名裁判的“谈话”被视为“种族歧视”，她们的裁判资格随即被选美组织者吊销。 当曼德兹终於当选为“意大利小姐”时，在100多万给选美现场打电话的观众中，有三分之一支援曼德兹当选。他们认为，曼德兹已加入了意籍，就已是意大利人，她就有资格当选。（曼德兹的母亲四年前与一名意大利人结婚，因此曼德兹和母亲一起入籍意大利。） ●陈静是“叛徒”吗？ 那名女裁判的话令人深思：中国人会选择一名不是丹凤眼的别的种族的女子当“中国小姐”吗？或者更进一步推想，中国大陆会选择一名加入中国籍的黑人出任“中国小姐”吗？回想一下不久前刚结束的百年奥运会上那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就会知道答案了：当原大陆选手、曾获得世界女子单打冠军的陈静代表台湾队出场时，那些中国大陆留学生拉拉队呼喊的是：“叛徒！叛徒！”不仅对她喝倒彩，还辱骂她。而纽约的亲北京的“美国中文电视”在报道另一名原大陆乒乓球运动员、现已加入日本籍的何智丽时，更是语多嘲讽。对自己种族的人加入了别的国家国籍或参加了海峡对岸的球队都辱骂嘲讽，那麽对其他种族的人又会怎样呢？ 选择加入哪一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人的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尊敬。正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上写著的：人不可以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台湾作家柏杨则认为：“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美国队有一半不知来自何处” 今天，电脑、电子信、传真、直播电话等现代科技，已穿越边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交融成一个整体。在这种交融中，对人的自由选择的容忍与尊重，已成为世界趋势。这种趋势在美国已有明显的体现，尤其是在体育方面。例如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是一名原罗马尼亚籍的衣厂工人20多年前个人发起组织的民间比赛，至今已持续了26年。近几年的参赛人数每次都超过三万人。不管参赛者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也不管参赛者有否专业训练，只要报名，就可以来纽约参赛。上届纽约马拉松，三万多名参赛者中竟有一半人是来自全球的99个国家。比赛结果，墨西哥人和肯尼亚人分别获得男女第一名。而且从1982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美国人获得过男女第一。但美国人不在乎这些，纽约马拉松照样向各国开放，为全世界所有敢於向42公里赛程挑战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和自由的跑道。 这种容纳精神在今年奥运的美国队组成上也有体现，美国队中有白人、黑人，亚洲人，各种肤色都有。有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并长大，1993年加入美籍的“篮球美梦三队”的中锋欧拉朱万，有原南斯拉夫的女网球明星莎莉丝，还有1987年移民来美的原中国大陆乒乓球选手叶瑞玲┅┅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奥运村向一群美国运动选手讲话时说：“人们看到这一支美国代表队，其中一半你说不出来自何处，因为他们属於各种不同的种族。我们已确信，我们必须从多元化来增强我们的力量。” ●代表美国“感到光荣” 据纽约《世界日报》报道，32岁的叶瑞玲对记者说：能代表美国国家乒乓球队参加奥运比赛，“我感到光荣。”但她的一些中国大陆队中的老友，听到她这样说，感到惊奇。叶瑞玲说：“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来自中国的人也能代表美国。他们觉得，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这种事。” 欧拉朱万在阿尔及利亚时就是篮球明星，曾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过多次国际比赛。他加入美国NBA篮球联盟，最後又加入美国籍，阿尔及利亚人不仅没有喊他“叛徒”，反而以他们自己国家的人能代表美国而感到自豪。 在美国NBA中有很多外国球员，如被誉为“欧洲的乔丹”的克罗西亚（Croatia）国家队主力球员库科奇现在是四次获得美国NBA冠军的芝加哥公牛队的球员。NBA的另一球队拓荒队的大将波尼斯原是立陶宛国家队的灵魂球员。在不久前的NBA选秀中，就有六名外国球员入选。而美国篮球运动员到其他国家打球，更是常事。例如今年9月10日就有纽约尼克队的前锋瑞德（J. R. Raid）前去法国队打球。在台湾，早已有美国黑人篮球运动员为台湾队打球。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根本想像不到去指责这些人是“叛徒”。 期盼由中国人出任教皇 曾挖掘出尼克松“水门丑闻”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与意大利记者包利提合写的《约翰．保罗二世与我们当代的秘密》的教皇传记本月在伦敦出版。该传记特别强调，现任罗马教皇是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现任教皇是波兰籍）。今年76岁的教皇身体多病，已考虑退休。被认为最有希望接替教皇一职的一位教廷大主教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期盼有一天由中国人出任罗马教皇。”这一期盼虽然与现实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这种超越国籍和种族来思考问题的世界价值意识显然已远远走在了很多中国人的前面。 （载《开放》1996年10月号） 1996-10-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调查葛兰素史克的醉翁之意
中国调查英国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贿赂案，除了将外资在中国的行贿丑行曝光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医药物流行业的黑暗帷幕再度揭开。但中国央视与《环球时报》等官媒的欢呼走岔了路，这些报道否定这类贿赂行为的发生是外资在中国的“入乡随俗”，《环球时报》发文称“跨国药企巨头行贿丑闻遍世界”，意思是外资在哪都腐败，与中国制度环境无关。 上述结论不能成立。因为GSK的行贿手法只是中国医药物流业的一个样本。GSK被查，其实只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政策、保护本土企业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当局真想终结医药物流业的腐败。 \腐败是中国医药物流业的润滑剂\ 综合中国各种报道，GSK行贿案的要件有：借助行贿推销本公司药品；行贿的关键人物是各医院的医生；药价中有一成用于行贿医生。其中，医药代表的入职首训让人看到这个行业的真相：讨好医生的方式早已不止于陪吃陪喝，更多的是以“讲课费”、“餐饮费”等貌似合规、实则违法违规的方式行贿，洗澡、按摩、找小姐甚至女医药代表的色贿非常风行。行贿的金额占药费大概10%左右。 国内一些媒体对此事做的标题竟然是：“葛兰素史克浮出水面，惊现性贿赂”，仿佛医药代表为医生等提供性贿赂，是葛兰素史克的首创，其他中国本土医药行业纯洁如天使，从未进行过这等勾当一样。 20世纪90年代中期适逢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我曾深度追踪过医疗保险，因此对医药物流业的腐败有深入了解。这些年来中国媒体关于医疗物流腐败也有过很多报道。上网用医药代表、腐败等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以下信息，如“医药代表：我的工作就是行贿与性贿赂”，“药品利润20倍，医生分成四成”，“医药代表揭药价黑幕：出厂价3.8元医院卖98元”……等各类消息，不一而足。据说，那些“吃不死、治不好、价格高、回扣多”的药，最受医生欢迎。在各个环节上支付的行贿金，最后都计入药价，由患者承担。 上述信息表明，GSK等外资药企并非中国医药物流业贿赂的独创者，确实是入乡随俗。只有两点特殊，一是它是外资医药公司；二是贿金数额庞大，据说历年献金累积总额高达30亿元。 \ “医药不分”体制成了“以药养医”\ 据公开数据，中国约有70%的药品通过医院销售，因此，各大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必须与最大的“主顾”，即医院相关科室和有处方权的医生建立“关系”，这是将本企业的药推向市场的必经环节，无论外资还是国内药企，无法不循此途。 据《南方周末》7月15日报道，GSK涉案高管梁宏透露，他负责“打交道”的一般是医院主管部门的领导或专家。“一种药品要上市，必须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如果涉及药品的环节少了，腐败也就少了。但从根本 上讲，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才是最大的问题。”湖南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彭亮对GSK的商业贿赂表示忧虑，如果就此全面掀起对整个医疗系统商业贿赂的查处风暴，“究竟有几家医院，多少医生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药费昂贵的病根在哪里，主管部门官员明白，医院明白，医药物流行业人士也门儿清。2012年6月，《千人》发表一篇物流专家谷春光的访谈，标题是“医药物流医药物流：行业亟盼‘医药分家’”，这篇访谈认为中国医药物流方面的专业性门槛不是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医药分家，“国内医药行业整体水平赶不上国外的最大问题在于以药养医的大政策，而国外是完全医药分家的，医院根本不卖药”。“但医院内部情况复杂，药品能否进入医院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医药购买药品的价格也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医院这块市场，市场机制完全失灵。” 谷春光甚至谈到这种医药物流体制导致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影响了药企技术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消耗资源去开发新的物流技术、提高运营效率、极力控制成本，企业效益还是无法提高。而采用不透明手段竞争的公司却能获取更大的市场，久而久之，行业进步如何可想而知。” \为何今年痛查外资药企腐败？\ 这次中国当局声势浩大地查在华外资药企的腐败，确实让其它外资药企惊心。但除了那几家顶级官媒之外，少有媒体认为这是当局要整顿中国医药市场。在GSK贿赂案被查的同时还有华润集团被查的消息传出。由于胡耀邦的女儿李恒与儿子刘湖曾分别任职于这两家企业，因此传言指称，北京选择这两家公司予以打击，目的是向胡耀邦的家人发出信号，要他们在政治上收敛——在今年4月份一个公开学术论坛上，胡德华的发言非常尖锐，既要求政治改革，还批评了习近平。 但我本人认为另一原因才是主要的，即在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央政府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开始考虑保护本国企业。 上述《千人》杂志那篇文章提到，2010年中国药品市场增长率为21.9%，而同期全球医药市场的总体增长率仅为4.2%。行内预测，今后中国医药市场还将以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有极大的扩容空间。 美国著名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公司预测，2020年中国医药市场价值将达到1200亿美元，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医药市场。中国医药市场的巨大潜力，不仅让医药研发、生产行业生机勃发，也给医药流通企业带来极大发展空间。从2009年开始，国内几大医药物流巨头国药、上药、九州通等纷纷上市，加快发展步伐，大手笔的投资屡见不鲜。外资巨头也加大投资研发力度，试图保持一定市场占有率。医药物流行业已经成为国内外资本竞相角逐的大舞台，巨大的市场潜力加上国家政策的助推，医药物流行业将迎来一个“黄金十年”。 中国以前为了吸引外资，用市场换技术，对外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无论从税收还是从市场准入，本国企业都没得到多少政策扶持。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不缺少资本，于是逐步取消外资优惠，中外企业税收并轨。但直到去年，才开始考虑扶植本国企业，扶持的办法比较有“中国特色”，比如今年7月，中国发改委决定对五大外资奶粉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就是提振国产奶粉消费的一大措施。只是这一措施并不受消费者欢迎，因为本国奶粉因三聚氰铵事件，其质量让消费者很不放心。 在经济发展时期，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保护扶持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中国这一政策已经迟到若干年。现在，中国政府使用这种方式削减外资药企在中国市场的影响，为本国企业扩大市场占有率，至少还得做两件事情，一，医药必须分家，从源头上清理，否则医药物流腐败仍将继续，中国人仍将苦于药费的高昂，看不起病的问题依然如旧；第二，政府得认真监督药品质量，中国药企也得认真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否则其市场命运不会比国产奶粉业好多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1711633.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7/gsk/ ）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美国曾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何清涟 有些事情，不管最后的实施结果如何，但当初参与者的初心与热情，总能让人在回想之时被感动。中美关系如今进入这种双方都心有千千结，中方咄咄逼人、美方守住战略忍耐防守线的状态，回顾当年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的初心，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一件让中国知识界非常激动的往事 2000年5月，我作为美国国际访问者首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一共呆了五天，期间曾去NED访问。进入办公楼时，一块红底金字、上书“依法治国（Rule of Law）的牌匾就树在入门的接待处，这不是中国政府的口号么？难道美国认可中国这种人治特点的法治？我带着疑问问了当时接待我的NED高管。他非常认真地解释了美国政府的想法：中国的依法治国是Rule by law（法制），美国想促进的是法治（Rule of Law），同是“依法治国”，但实际内涵完全不同。虽然当时我内心觉得是玩文字游戏，但因对英文半通不通，且兼是客人，只好点头表示“我明白了”，但内心的疑问始终存在。直到20年之后，美国推进中国的法治已成泡影，与鲍彤先生在推上讨论此事，他告诉我，连众人尊敬的“美国通”李慎之先生也真心相信过这二者的差别，方才没再责怪自己的幼稚。 法律援助项目意在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现在可能有数百位维权律师或者专业维权人士，但他们当中部分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群体的诞生受益于前总统克林顿2000 年 10 月 10 日签署《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该法案提到要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特别提到帮助中国建设法治。不过，中国政府将这看作是美国让中国加入WTO的附带条件，北京只在意一件事情：该法案结束此前每年都要由美国国会审批的最惠国待遇（MFN），中美将进入永久正常贸易关系（NTR）状态。 必须一提的是，该法案特别设立了一个国会-行政委员会，以确保中国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法、符合劳工标准并允许宗教自由，并设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禁止进口在劳教所或监狱中制造的中国产品。该法案还包括所谓的“反倾销”措施，旨在防止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入美国，这可能会损害制造相同商品的美国工业。它允许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和限制，“威胁对美国生产类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造成市场干扰”。 这是美国当初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初心，至于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法律援助的所有成果都成了烟云 美国对华法律援助从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除了催生了前面提到的一个维权律师团体与一些专业维权人士之外，还让1000余家外国NGO在中国登陆。维权律师团体诞生后不久就遭遇持续打压，在中国政府逐年加大的野蛮压力之下，2015年709事件之后，这个团体在中国完全没有任何活动空间。 外国NGO遇到的打压则复杂得多，这里涉及到一段历史。为了加入WTO，中国曾接受美国克林顿政府一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当时，美国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此中详情请见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中关系法（2000年）》（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中国当时是江泽民当家，为了达到加入WTO的目标，决定“委屈求全”，在党内提出的说辞是“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但设置了一些限定条件，要求这些NGO在中国注册与活动，只能以政府机构、大学、研究部门为合作伙伴，其所有活动均在国家安全部门严格监管之下。这类外国NGO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还有连续性的运作项目。除了极少量与爱滋病有关的民间组织与外国NGO有合作关系之外，外国NGO带入中国的资金（近几年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上述三类机构。官方开始公开 宣称防颜色革命之时，据称已经有“1000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奠定基础“。（《1000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奠定基础》，中国新闻网， 2006年08月31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8-31/103010882404.shtml） 历经十余年、在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于2005年（胡温第一任期）公开称“外国驻华NGO是美国在华推广颜色革命的工具”。这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声讨中，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于2006年8月刊发的文章《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为代表，及至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外国NGO终于在2013年-2014年全面退出中国——这个过程我有几篇专文叙述。 美国智库不同时期的期望与检讨 如今，美国力主中国加入WTO的所有附加努力——促进中国民主化、促进中国法治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但中国获得的好处却非常实在：2001年 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当年的GDP总量为1.3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18年之后的2019年（2020年中国发生疫情），中国GDP总量为14.2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 16.3%，中国国力的养成从这一数字可清清晰感知。 这一中国国力提升的过程，就是中国从有求于美国、愿意与国际接轨，直到讨厌、排斥“吃饱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指手划脚”的过程。面对中国战狼呲出的狼牙，美国智库人士开始反思。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20年9月发布报告《美国外交政策当中”迷失的一代”：美国影响力的衰退与拯救》，认为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成就急剧下降。在小布什、奥巴马到川普这三任总统任期内，这一代美国人所处的时代特征为外交政策的倒退多于其政策上的进步。根据该报告建立的标准：塑造全球规范，建立国际机构，遏制侵略，减少核冲突风险，激发全球舆论和促进广泛的经济增长。本世纪的历届总统布什（第 43 任）、奥巴马和特朗普各有 5 项这样的成就，远逊于从1945年以来的历届总统。这三位总统被归纳为“美国外交政策中‘迷失的一代’”，但对华政策均不在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清单内，只有川普2018 年开始的与中国打贸易战被归于“影响尚待评估”一项。也就是说，尽管对中国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但在兰德公司的报告评估中，近20年来三任总统在这方面并无值得肯定的成就。比较有趣的是，但即使是拥有八项外交成就的克林顿总统，其成就当中也不包括任何对华政策，这与克林顿政府的自我评价完全不一样，也与中国政府不一样。 我最近正在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其中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最重大的成就有两项（至少当时美国政府是这样认为的），一是支持中国加入WTO，二是对华人权外交。在查找 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法律援助项目的负责人、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保尔.格威茨（Paul Gewirtz）2002年对这个项目充满期待的发言。在这个充满期待与愿景的发言中，他谈到自己一直有个想法：美国的外交政策应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的法律改革。依据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可以得到改善，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可以提高利益：法律改革可以支持经济发展。这想法打动了克林顿总统的团队，于是特别为他在国务院安排 了一个职位，1997 年至 1998 年他在耶鲁法学院暂时离职，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工作，成就当然就是后来在《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当中规定的促进中国建设法治，具体来说，就是从2003年正式开始的对华法律援助项目。尽管这个当初被赋予极大意义、中国人也抱有极高期待的依法治国如今已成泡影，但这篇演讲透露的真诚还是让我感动。 2014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依法治国”史上的“外部势力”身影》，详述了在中共十七年的“依法治国”史上，美国这一“外部势力”曾起过相当重要的领路人作用的故事梗概。今天重温《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兰德2020年报告，再看今天的中美关系，尽管脑海里浮现的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句西谚，但我还是为美国促进中国法治建设曾付出的努力所感动；尽管我深知，在历史长河中，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今后可能不会再被提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6月3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30202110133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用革命结束中共暴政（改良派错在哪里）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中国人关于走“改良”还是“革命”之争，也争了一个多世纪。对于目前的中共专制，最近这些年来，主张改良、渐进改革的声音，在中国文化人中较占上风。“改良派”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改良渐进可以不流血，代价小；其二，辛亥革命没有带来民主自由，而是军阀混战，最后共产党专制；其三，今天中共拥有庞大武力，人民没有推翻它的力量。 但这次温和改良派向中共谏言被重判事件，再次引起改良和革命之争。“革命派”指出，面对这样的暴政，改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不仅自取其辱，还误导民众，无 法创造推翻专制的契机。 那麽这两种意见，到底哪一种更有道理，更有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厢情愿的设想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从世界历史的经验，以及辛亥革命本身的教训中，或许可能得到一些真正的启示。 ●武装革命是“另一种途径”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有限制绝对权力的呼声，早期是用上帝来制约国王，第二阶段是强调自然法、普世价值，最后是今天的议会政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端于十八世纪，当时随著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的兴起，人民要求限制君王权力，呼唤自由、平等。 据美国政治学者华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所著的《西方政治传统》，十八世纪时，从俄国的皇帝，到西班牙、奥地利的统治者，都感受到改革气息，因而做出政策调整和让步，走向开明专制。当时不少欧洲知识份子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想，可以通过开明专制的措施得以实现。” 但“第一个暗示人民必须选择另一途径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事件是美国革命。”美国人民拿起了枪杆子，用武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和当今中国文化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坚信，面对暴政，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有用革命推翻专制的权利。 在欧洲，当时不少知识人对君王的 “开明专制”抱有幻想，但普通民众的“态度逐渐转变成批判式的，最后终于演变成革命的心态”。认识到“除了以革命解决之外，别无他法。”在美国革命的十多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就爆发，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专制王朝。 ●美、法革命为何结局不同？ 有些中国知识人用法国大革命后期出现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恐怖滥杀）来否定“革命”方式。但同样是革命，美国革命不是成gong了吗？这里关键在于，推翻专制王朝之后，以什麽样的理念和原则，建立一个新制度。 对法国大革命有深入研究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其《九三年》这本名著中，对这场革命持这样的看法∶路易十六的王朝是腐败、专制的。拥戴国王的老伯爵，其庄园的“塔楼”代表君权、特权、神权。这块土地洒过太多的鲜血和眼泪、埋有太多的尸骨和罪恶，它孕育反抗和革命的种子；最后“断头台”暴怒地站起来跟 “塔楼”对抗、复仇。雨果虽然非常严厉批判、否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甚至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但他仍然认为，推翻路易十六专制的革命是必要的，只是大革命错在建立了更残暴的统治。《九三年》里的英雄是维护君主制的老伯爵，但雨果本人认同的是共和的理念；用他的话说，需要一种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 同样是“革命”，为什麽美国和法国的结果不同？就在于美国人实现了雨果的梦想，人道主义成为革命的核心价值。美国人革命的目标，是使人成为自由人，保护个人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把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提升到“是上帝给的、是天赋的”这样绝对的地位，以此来保证这些个人权利不被任何力量剥夺。《独立宣言》的精神，体现在11年后制定的《美国宪法》，其宗旨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美国先贤非常敬佩，他说，“美国人特别幸运，因为他们的领袖当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学家，而其他民族似乎都不如他们。”哈耶克说，虽然独立战争时美国在各方面仍极为落后，“但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美国却处于第一流的地位。”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不仅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了若指掌。” 哈耶克所说的“英国思想家的理念”，就是指英国以“辉格党”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谓古典自由主义，按哈耶克的解释，就是把自由，而不是平等或民主，作为主要追求目标。当时美国的建国先贤，清晰、热情而坚定地信奉这种自由主义。哈耶克说，“当时对辉格诸原则的信奉，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连华盛顿的士兵都穿著具有辉格传统的‘蓝色加米黄色’的制服，一如英国议院中的foxites的颜色。” 正是把个人自由作为根本，而不是平等或民主，所以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全篇没有提到“民主”，重点是强调个人权利。随后的《美国宪法》（译成中文一万多字）也通篇没有“民主”两字。这是美国先贤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要防止以“民主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多数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正是对“个人权利”这样极为重视并用法律严格保障，美国才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式的断头台和暴民政治。 法国大革命虽然是受美国革命鼓舞而爆发，当时也制定了《权利法案》，想保护个人权利，但很快法国人就提出“人民主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结果，今天罗伯斯庇尔用 “人民”名义，明天马拉和丹东用“人民”名义，剥夺了一个个具体个人的权利，最后他们自己也被“人民”送上断头台。 哈耶克对此分析指出，“导致整个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这样一种共识∶既然所有的权力都已被人民掌握了，那麽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就变得不再有必要了。”法国人当时的逻辑是，人民怎麽可能滥用权力呢，所以制定监督制约人民的“保障措施”当然就是多此一举了。 所以哈耶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从未达到美国革命的那种成就，即没有制定一部对立法权力施以限制的宪法。” 《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也同感地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行政机构的权力问题”，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保障个人权利。而随后的拿破仑政权，更是强化政府权力，而“较少关注对个人自由的保障”。 ●辛亥革命错在哪里？ 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有同样的问题。面对腐败、专制的清王朝，用革命推翻它是必要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拒绝改革，使康梁等保皇派的改良谏言没有实质效果；戊戌变法完全失败。当时只有革命，才能结束皇朝制度。这场革命的正义性、道义性、必要性，今天来回顾和评估，仍是必须肯定的。问题出在革命之后，国共两党都没有走美式的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的建国之路，因为不仅在中国的政治领袖中，而且在几乎所有知识份子中，都是注重（看重）国家危亡、国家强大、国家利益等这些价值，而很少有人高举出“保护个人权利”的大旗，把实现“个人权利”作为追求国家强大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太多的中国知识人对个人权利意识根本没有概念。在思想理论远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革命最终走向独裁专制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之后八年，中国就爆发五四运动。我在“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和“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这两篇文章中曾详述，五四运动怎样使中国走向法国大革命式的、以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专制之路。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后成为中共总书记）、口号（反帝反封建，实为排外、煽动民族主义和摧毁传统伦理道德价值）、结果（中共兴起）这三方面来看，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而“火烧赵家楼”则是典型的以爱国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烧毁私宅，群殴嗜血）的暴民运动。毛泽东后来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文革红卫兵的打砸抢，和火烧赵家楼的本质是一样的。今天共产党仍以这种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其集权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哈耶克深为感慨美国人的幸运，因为他们的建国先贤是一批头脑清晰的政治哲学家。相比之下，中国当时的主要思想者，基本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提倡者）。鼓吹共产革命的陈独秀不必说（陈晚年肯定英美价值，但晚矣），连被称为自由主义先驱的胡适，当时去了趟苏联，回来就歌颂社会主义（实为群体主义）。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国学者袁伟时曾说，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还是民盟的，“共同理念是∶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是社会不公乃至罪恶的源泉”，几乎清一色主张国有化、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跟美国的个人权利至上完全不同（个人权利的最重要体现之一是个人财产权）。西方所以建立起市场经济，主要是强调和实践了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原则。 在五四和火烧赵家楼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共产党以群体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夺取政权，建立暴政，专制至今。国民党虽有所不同，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最终目标是宪法政治。但这个军政、训政要多少时间？也是模糊的规定，结果三阶段说等于给了独裁者专权的藉口。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军政”到死，父子俩用军事戒严法统治了三十八年，连国民党自己通过的宪法都不实行。 ●用革命结束专制是必要的 今天，回顾世界和中国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用革命的方式结束专制是必要的。美国革命当然是成gong的，即使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俄国革命，都是专制王朝的腐败和残暴导致的必然结果。看过《茨瓦戈医生》的人可能会记得那个俄国青年，他参加的和平示威，被沙皇的马队砍杀、镇压，无数人陈尸街头。他捂着手上的血说，“再不会有和平游行了。”他藏起了枪，参加了革命。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 反对革命的中国知识人，总愿用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为例，强调那场革命就没有流血，没有社会动荡，却使英国走向了议会政治。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英国光荣革命绝不是改良派用下跪、谏言、恳求权力者的方式完成的，而恰恰是用武力进行的。是荷兰军队攻进英国，用枪杆子赶走了暴君。那场革命之所以没有流血，是因为国王詹姆士看到败局已定，仓皇逃走，等于“投降”；而不是他主动开恩、接受谏言，让步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之前，詹姆士国王就曾对改革派进行了严酷镇压。所以英国的这场君主立宪变革，仍被称为“革命”！而赶走暴君之后，英国人首先做的是签订了《人身保护法案》，强调保护个人权利，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国王的权力转到国会）。所以中国人需要再清晰地明确一次∶英国的“光荣革命”同样是靠武力解决了专制强权！ ●高举保护个人权利的大旗 第二，用革命结束专制之后，关键是以什麽原则和理念建立新制度，是保护个人权利，还是继续高举至今无数中国文化人推崇的群体、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旗？只有把保护个人权利放在高于一切群体、“人民”的利益之上，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共和国。 今天，在中国民运组织、异议人士中，没有任何人主张结束中共专制之后，要建立另一个独裁制度。而且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垮台之后，全都建立了民主制度，所以没有理由和根据说，中国人在结束共产暴政之后，就会走跟俄国及东欧国家不同的道路。 改良派可能会说，那怎麽个革命法，可行的道路在哪里？道路在正确的思想精神指导下就会走出来。具体方式，没有谁可以准确制定和预测。但只要传播中共是邪恶，是狼，必须结束它，才有民主政治可言。只要这种理念深入人心，就会有推翻中共暴政的契机出现。而一味谏言请求，用多大的善意，也改变不了独裁者的本性，更不可能创造结束专制的契机。古语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把敌人当敌人，不知敌人本性，怎麽有战胜敌人的可能？那“己”的力量在哪里？在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心中！天下从来没有任何力量，超过人心中追求自由的力量大！这个力量，使全世界多数国家成为了民主国家，中国人绝不会例外！ 当年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们强调必须结束共产暴政时，完全不知道后来是叶利钦站在路障上，振臂高呼，最后有七十年历史的共产帝国，三天就垮台了。他们当年完全不可能预测是这种方式。当年如果有像中国改良派这样的人去质问他们，你给我说说，怎麽结束共产党？他们也一定无法回答，但他们确信∶共产党是邪恶，一切专制独裁都是绝不可忍受的邪恶，对邪恶不可再抱任何幻想，必须用一切手段结束它。坚定、清晰、不断地传播这个信息，让这个信息深入人心，就有推翻专制的契机和奇迹出现。结果，他们成gong了。 ●别再梦想“朝野良性互动” 今天，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来说，不用你“原创”，你只要学习美国先贤的思想精神，“copy”俄国以及东欧知识份子的经验，中国革命就有成gong的可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总是强调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把眼光盯在统治者身上，幻想皇帝能接纳谏言、开明起来，而不是把眼光放到民众身上，靠民众觉醒后产生的力量。不少人一直期待“朝野良性互动”。问题是，在野，就有“上朝”的可能。但共产党承认你“在野”吗？它只知道要拼死保住自己的朝廷。 思想是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在今天中国知识界那极少数要挑战专制者的人中，如果“谏言”“改良”的声音还是主流的话，那麽共产专制在中国的结束就仍是遥遥无期。 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以康梁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结束。百年后今天中国的现状，连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都不如，岂止不如，几乎是没法比。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可以在全国到处结社、出版刊物，领导思想风潮，宣传鼓动维新改革。而今天，在中国没有任何结社的可能，更没有任何出版自由。一个温和的谏言，都绝不可能在任何中国报刊发表出来；一个温和谏言的执笔者，都被投入监狱，中国人还要继续一厢情愿地期待共产党改革吗？难道现在还不到理直气壮地呼吁要用革命结束中共政权的时候吗？ 2010年3月2日于美国 ——原载《观察》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少年中国的活跃力量：毛左与小粉红
何清涟 台湾大选后，中国大陆数千“小粉红”远征蔡英文facebook及其他网站事件，引发了一轮如潮水般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小粉红思想简单僵化；二是当局在背后的支持鼓励；三则是嘲笑讥讽。也有人指出，中国人个个都曾是“小粉红”，他们将来会转变。对这一点，我没那么乐观。 社会化过程对人的影响伴随终生 这些小粉红的武器，早有不少论者指出来自于三本“绝世武功秘籍”：《中学语文课本》、《中学政治课本》与《中学历史课本》。凡不爱读书又喜欢在网吧上发言的人，大抵属于此类。还有人则乐观地认为，这类小粉红以学生及留学生居多，都是闲出来的，等到未来毕业要找工作、背房贷的时候，就知道赵家不会管他们了，会成为“火烧赵家楼”的一群人。 我承认，这批目前20多岁的青年人会改变。以“娱乐至死”为人生目标的人当中，除了极少数家境富裕者之外，大多数则会因沉重的生活压力没法再继续“娱乐”。只会用政治教科书眼光去看世界的人，将来会因黑暗的现实教训而觉得自己上当了。但是，这些人自出生之后到受完高中、大学教育这一“社会化过程”当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观察世界的角度，却几乎难以改变。 所谓“社会化过程”，一是指家庭教育（包含家庭的宗教背景），即从小形成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与角度（思维方式）；二是指学校教育中形成的社会认同。中小学教育不只是知识接收和储存这么简单，学校的奖惩制度及青少年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外部压力，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这段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将影响人的一生。而学校教育当中，教科书的影响非常重要。我曾说过，在当今中国，一本好的教科书与宪政同样重要。针对中国青年目前普遍崇拜政府权力、藐视个人权利，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对待国际社会这种状态，中国很需要一本新的政治学教科书，里面不仅应该包括公民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公民的责任，重点是要厘清自由与法治、个人与群体的边界及关系。这样一本教科书于中国人有多重要？以《经济学》这本教科书影响了数百万或者上千万学子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曾将教科书的作用看得与宪法同样重要：“只要这个国家的大学教科书是我写的，宪法和法律就让其他人去书写吧”。 因此，对那些用中学历史、政治、语文三本教科书武装起来的小粉红们，人们固然可以嘲笑他们的思想贫乏，但如果低估这些教科书的影响，将来肯定会发现自己的判断严重失误。 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后遗症 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称为洗脑教育一点也不为过。这种洗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择其大端，大概有几种： 一、病态的政治理念 中国人的民主内涵与世界公认的标准不同。2013年5月初，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张明澍发表依据社会调查写出的书，书名是《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结论是：“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 上述“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其实就是官方对中共政治的理想版本诠释。因此，在毛左、小粉红的话语系统中，以下话语经常可见： “美国的民主、人权是虚伪的”，“台湾民主不成熟，造成骚乱与陈水扁贪污”、“印度民主导致贫穷饥饿”等等。不仅这轮小粉红远征，使用的语言与上述“经典语言”相似，网评员与不少中国大学生日常政治话语也类似。 中国人上述观念的形成，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政府从中学政治课开始，再通过中国主流媒体用文字、音像、声音日夜灌输，早已将其内化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观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官方的宣传内容增加了一些，比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穷人”，“所有的政府都腐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不公平”，“所有的政府都控制媒体”，等等，这不仅是五毛们在互联网上经常念叨的经文，也是不少中国人耳熟能详、琅琅上口的话语， 二、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中国特色民族主义 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由对内对外两个相悖的部分构成。对外奉行道义准则，持永恒的受害者心态：历史上，英美法日等国家曾经侵略掠夺过中国，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一旦身为侵略者，它们就永远是侵略者，永远亏欠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因此，一谈日本必是上世纪的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一谈美国则是印第安人与贩卖黑奴。 对内标准则奉行实力原则：台湾、香港、西藏、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必须坚持中共对这些地区的领导，凡这些地区想要民主（或独立），那就是分裂中国，背后有境外势力指使。对待香港占中运动，对待台湾反服贸与2016年大选也同样如此。在对待西藏、新疆等复杂的民族矛盾上，也持同样态度，完全与对外坚持的民族主义精神相悖。 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时，则是实力原则与道义原则混用：这些领土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比如某本历史典籍中记载，中国人曾到过某海岛；再用实力恐吓之。 这种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对内无法处理好台湾、香港、藏疆关系；对外无法处理好邻国关系，当然也包括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 三、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斗争精神 我在《中国洗脑教育的遗祸》一文中曾分析过，善于发现敌人并制造敌人，是极权政治的一个特点，这种思维影响到几代中国人”。该文对这点有详细论述，本文只简单指出一个事实：中共将异见者视为敌人，采用的是打压抓捕判刑等政治高压手段；毛左与“小粉红”们采用口诛笔伐，未能将“敌手”致死，主要是手中无权。每逢当局整肃自由知识分子，毛左几乎是一片叫好之声；而毛左偶然受当局打压，自由知识分子如果发言，基本都会引用“我不赞成某人的观点，但我仍然要捍卫他发表观点的权利”。 在这次“小粉红”远征FB事件中，上述三个特点暴露的非常明显。 从“少年中国”可以预知未来中国 梁启超深知青少年精神面貌对一个国家未来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这话可算是至理名言。有论者认为，“我们都是小粉红”，意思是他们将来会转变。但我没有这么乐观，“三岁看小”，育人的关键时期就是人的幼年与少年时期。如果今天的青年主体是毛左与小粉红，只要今后不发生特别大的社会变故，比如五四以后“救亡压倒启蒙”这类社会变故，他们大体上将朝三个方向发展：实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只会有极少部分可能转变为真正接受普世价值的人，这部分人数乐观点估计最多不超过5%。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当局对中国青少年的各种倾向采用不同的方式打击与扶持 ，对于独立思考并质疑现行体制的青少年采用政治打击；对享乐至死放纵不问，将毛左与小粉红视为基本队伍培养，这种“教育”方式将使青少年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5期 2016年1月22日—2月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1729）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采访曹长青∶中共从保钓爱国到“保钓害国”
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就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网站刊登题为《保钓人士登岛是爱国还是害国？》而引发的网民热议一事，日前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中指出，随著钓鱼岛事件的闹大，中国民众从中钓出了真相，钓出了中共曾经出卖钓鱼岛，将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的丑闻，这当然让中共当局难堪，危害了中共的统治。所以中共从“保钓爱国”转为“保钓害国”。以下是本台记者静汝对曹长青先生的采访。 记者∶您认为它这篇文章代表中共立场吗？ 曹长青∶现在网上有争议，有人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已归化为日本人，说他还有日本名字等，所以认为这不代表中共官方立场。但我认为这是中共官方的态度，因为第一，作者身份是《人民日报》驻日本分社社长。至于是否归化为日本人，只是网上传说，没有人提出确切证据。我不知道《人民日报》的规矩，但新华社驻美国的记者，有规定是中国国籍。如果归化成美国人，就不能再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稿，只能被称为“报导员”。所以，既然作者署名是“人民日报驻日本分社社长”，这个级别的中共媒体官员，更难以想像是已归化日本国籍的人。人们都知道，中共对驻外新闻人员的审查和控制是更严格的。第二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篇文章是被《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这个当今中国最活跃、最强烈反美反西方的共产党喉舌转载的，这就更说明文章观点确实是代表中共当局的意思。 记者∶中共从保钓“爱国”到这篇文章的“保钓害国”，您认为为什麽会有这样的转变？ 曹长青∶这说明中共当局也看到了保钓争议是个烫手山芋，它没有能力应付，更谈不上解决。香港那些“爱国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然后审判，递解出境，等于向世界展示，日本拥有钓鱼岛，日本在实际管辖。中共当局对此束手无策，简直是无动于衷，你说它怎麽动，共产党不仅没有派兵去保护它自己声称的领土，更别说在那里逮捕登岛的日本人士，所以钓鱼岛事件闹得越大，中共当局越尴尬，同时也证明共产党的所谓爱国呵，保卫领土完整呵等等，都是骗人的，最后连爱国愤青们，都对共产党愤怒了。所以共产党媒体宣传才提出“保钓”是害国的，其实他们真正想表达、想说的是，现在这样保钓，是害党的，坑害我们共产党的统治，让我们难堪。 记者∶这篇文章说关于钓鱼岛问题，自古以来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但同时也认为，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上几代人留下来的领土争执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那您是怎麽看的？ 曹长青∶中共官方立场所以从保钓爱国现在变成了保钓害国，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自从在中国建立政权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正式条约和文件上说过，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我在以前的文章说过，近代中日两国之间有过几个重要的条约，无论是五十年代日本跟台湾的中华民国签署的条约，还是邓小平掌权时，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中日友好条约，都没有提到有领土纷争，更只字没有提到钓鱼岛。钓鱼岛二战后由美军控制，后交给日本管辖，可是两个中日条约，都没提到钓鱼岛主权有争议，从逻辑常识上，中共当局就等于默认或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了。 而且最近有人又发现中共《人民日报》五十年代曾发表文章，强调说，如果有人说钓鱼岛属于中国，那是调拨离间，破坏中国人民跟日本人民的关系。这等于明确承认，钓鱼岛不是中国领土，而是属于日本。当年《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被揭露出来之后，中共当局，包括人民日报，至今都没有否认。当然了，白纸黑字，他们怎麽否认呵。 另外，有人还找出了1960年中共当局印制出版的《世界地图》，上面也是把钓鱼岛列入日本领土，叫的名字也是日本称呼“尖阁列岛”。这一切都说明、证明，如果说钓鱼岛真的是中国领土，共产党才是卖国的，它从来没有捍卫主权，只是捍卫它的独裁统治，一切以维持它的一党专制为出发点，就像这次从支持保钓到提出“保钓害国”的变化一样。 记者∶这篇文章还指出，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麽？是夺回钓鱼岛吗？显然不是。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您是怎麽看它这番话的？ 曹长青∶过去三十年，中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毛泽东、四人帮时代的阶级斗争和反美排外。你要经济建设，就需要国际合作，包括跟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合作。另外，如果你不合作，不仅影响经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怎麽拿回钓鱼岛，派军队去占领吗，引起中国跟日本，还可能跟美国的军事冲突吗？你冲突得起吗？你有这种实力吗？不要说日本，只是美国航空母舰把马六甲海峡给封锁了，中国从中东等进口的石油，就没法运输进来，中国的战略储备石油非常有限，那全中国的汽车火车飞机和工厂等，就根本无法运转了，你还打什麽钓鱼岛，你自己先倒了。共产党是非常精于计算厉害得失的，它们全部考虑重心都是保住权力，保住权力的关键是保住经济。任何影响它们权力的事都不敢冒险去做，所以北京当局才提出现在重点是发展经济，用这个来避开它根本无法解决的钓鱼岛争议问题。 记者∶我看到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和一片叫骂声。请问您认为为什麽会这样？ 曹长青∶这篇文章所以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争论，甚至声讨，因为中国人突然发现，共产党老是高喊爱国，捍卫主权完整，并用这个理由武力威胁民主台湾，可是面对钓鱼岛问题，它们却像鸵鸟似的，把头缩进去了。而且还说保钓是害国了，这不是出尔反尔，愚弄百姓吗？ 以前的所谓爱国保钓运动，中共一直背后纵容支持，因为可以利用保钓来煽动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给中国人洗脑，让你在爱国，认同中国时，认同中共的统治，也是中共最善于的把中国跟中共等同、混淆到一起的宣传洗脑。现在国际局势不同了，共产主义大势已去，中共成为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玩不起反美日反西方的政治把戏了。而它把头缩回去，就更让中国人看清楚，共产党根本不是爱国，它只是爱政权，爱权力，爱独裁统治。 而且今天又不再是当年人民日报、新华社一统天下，而是电脑手机和互联网时代了，人们通过网络通过翻墙，更多知道了真相，中国的老百姓也像中东的人民一样，统治者唬不住了，人民开始觉醒了。钓鱼岛这个事件，就等于把中国人的独立思考，把人们了解真相的欲望，给钓出来了。中共当局一看大事不妙，赶紧踩刹车，但已来不及了。谎言的气球一旦被戳出了一个洞，剩下就只有漏气，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轰塌、垮台。 2012年9月1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收听∶ http://soundofhope.org/node/282863） 2012-09-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观念的暴政
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至今仍没有警觉自己血液中“共产观念”的知识人在疾呼救中国，其实，首先要救的是自己。“一块砌长城的砖头，却每天谈论著如何改造整座长城。其实，你的责任也雀ヹ O粉碎，自己掉下来，就是一个洞，更多的洞就是缺口，是门，是道路。” 僵持了51天的美国“大卫教派”难局终以悲剧结束，《纽约时报》的电讯这样开头：“怪异的大卫教派今日在地狱般的烈火和浓烟中结束，其梦魇般的可怖景象，跟大卫．克瑞希对他的信徒们所预言的几无异样。”大卫庄园中的95名教徒除9人获救外，全部丧生，其中包括25名儿童和一名五月份将分娩的孕妇。 ●有罪的弥赛亚 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专家学者，几乎一致的舆论认为，克瑞希是一个狂人。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称他为“危险、非理性及可能已疯了的人”。 33岁的克瑞希虽然学业一直不佳，中学辍学，但却有连篇背诵《圣经》、煽情演讲的天才，他曾创造了连续狂热布道17小时的记录。他自称耶稣，但干了所有上帝禁绝的事：虐待儿童，玩弄少女；藏枪械，拒捕。在洛杉矶时，他就有25个妻子，众多子女。他沉迷於女人、啤酒、摇滚乐和世界末日学的宗教。连他自己有时也承认，他是“有罪的弥赛亚”。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大卫．克瑞希这样的人并不奇怪，在北京或纽约的精神病院里，都能看到这种“妄想狂”（megalomania）。奇怪的是，他竟有上百的信徒，除了德州本地外，还有的来自澳洲、新西兰、英格兰、以色列、菲律宾和牙买加。他们视克瑞希为基督，匍匐在地，顶礼膜拜。 克瑞希手里没有军队、警察和监狱，他靠什麽来操纵、统御这些出生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他靠的是“观念的暴政”，用“洗脑”的方式专制所有教徒。在大卫庄园，他居然达到“禁止所有信徒饮酒、吃肉和行房，即使夫妻也不行”，但他自己却百无禁忌。而两对夫妻信徒竟自愿将各自才15岁的女儿献给他做“妻子”。 ●邪恶的极端 观念的暴政并非克瑞希的独创。回顾20世纪，蔓延全球的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观念暴政。马克思主义和大卫教派在本质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大卫．克瑞希认为他发现了真理、天堂、乐园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卡尔．马克思认为他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臆想出共产主义乌托邦。绝对的一元论，魔鬼般无所不能的辩证法，煽动人与人之间仇恨的斗争学说，使这场乌托邦运动和大卫庄园一样充满残酷和血腥。 马克思那种集救世主、说教者和社会预言家於一身的自负、目空一切，与克瑞希有历史性的相似之处。克瑞希以“世界末日来临”，煽动信徒走向死亡的狂热；马克思则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克瑞希的狂热最终煽起的是大卫庄园的熊熊大火，上百无辜的生命在滚滚黑烟中化为灰烬。马克思的乌托邦使地球上十几亿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和灾难中受尽凌辱和摧残。 ●用棍子打向天堂 大卫庄园被焚烧的当晚，美国ABC电视台主播詹宁斯访问曾是克瑞希的“妻子”、和他生有一子、後来脱离大卫教的罗宾．班斯女士。当问及她从这场宗教悲剧中得到什麽教训时，这位前狂热的大卫教徒几乎是一字一顿、发自肺腑深处地说了两点：第一，千万不要让谁把你的脑子挖走；第二，有人总是卤 鸠A天堂时，可能会把你带进地狱。 在共产世界生活过的人，对这两点感受更深。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卤 H进天堂的运动。那美妙的共产主义前景多麽有诱惑力：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竟可“按需分配”；既然“将来”如此光辉灿烂，所以今天如何黑暗都必须忍受。 共产党人以发现天堂者自居，以为既然是“天堂”，用什麽手段将芸芸众生带进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打、鞭抽，以至杀戮那些怀疑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是剥夺了人的选择权利，实行观念的专制。米兰．昆德拉把这场运动形象地比喻为“用棍子把人们打向天堂。”在漫长的不见天堂踪影的棍打、鞭抽的跋涉中，疲惫和怀疑者多了，於是路边出现了一座座“古拉格”。一场向天堂的驱动变成了空前的暴政。 ●脑子被挖走 “古拉格”还只是最後的手段。贯穿共产运动始终的是与大卫教一样的“把你的脑子挖走”。毛泽东一生至少有两件震惊世界的狂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都不是刺刀逼迫的结果，而是亿万人狂热、自愿地投入，有时热情比毛还高：1958年毛提“15年超过英国”时，下面一些省市书记和群众纷纷进言：“主席，能不能把超赶的时间再缩短，订在七、八年？！”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成都会议慷慨疾呼：“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全场对此竟热烈鼓掌。 共产主义的最可怕之处就是这种“把你的脑子挖走”。思想被谋杀，独立性被阉割，亿万中国人就被麻醉在共产党的思维系统中；最後达到大卫教徒状态，让他死，他就自愿去死。奥威尔早在《1984》中描述了这种场景，即让你死的时候，脸上绝不带著恐惧和反抗，而是洋溢著内心泛出的喜悦。而今天在大卫庄园焚毁中，人们又一次看到奥威尔的预言：一个女教徒被救後，仍挣扎著要冲回火海。 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使共产领袖们是否真相信共产主义，都大打折扣。但这是否意味著中国人真的走出了共产主义观念暴政，简 F共产党的思维模式？结论是否定的。 ●走不出党的思维 我们不用说那些仍在共产党膝下逢迎媚俗的，即使在那些向共产主义挑战的知识份子身上，仍可看到党思维的强大惯性：4月18日纽约《世界日报》刊出郭罗基的长文。该报编者按称“郭罗基教授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思想家，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但郭先生在谈到中共时这样写道： “我不赞成反共，反共不等於民主”，“原苏联地区解散共产党的做法是不高明的，我主张，民主运动应当把共产党推上守法的道路”，“应当反对共产党的专权，不应该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只有追求整体效应，支持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制服保守派，把共产党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才是上策”，“特别在中国，必须做现实的考虑，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搞垮了共产党将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长久的社会动荡┅┅” 郭先生在国内时曾因发表政见遭到迫害，他来到美国後，可能想简 澈 軚A想有自己的思想，也相信自己的文章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但是，仍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思维逻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不过郭先生把他修润成“只有共产党改革派才能救中国”；“搞垮了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长久的社会动荡”。 而另一位文化人、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则在去年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搞民主政治，完全不应该推翻中共”。而戴晴女士讲这番话时前，刚刚领取了“自由金笔奖”，该奖是国际组织专门奖给向极权暴政挑战的著名知识份子的。 如果连“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著名知识份子”都被“洗脑”到如此地步，那麽那些一般思想家、一般知识份子及平民百姓又会怎样？ ●波兰启示录 没有共产党，能不能救中国？看看东欧、苏联的变化一目了然：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哪个国家离开了共产党就“长久社会动荡”？包括俄罗斯和十几个分离出而独立的国家，哪一个也没有天下大乱！退一步讲，即使有乱，也是由於共产党专制时间太长，积下恶果太多，而并非由於它的垮台。 仅以波兰为例，早在1993年初，波兰就被美国副总统称赞为“展示的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已成为东欧各国的榜样。”波兰的民主选举顺利进行，50％以上的工人已成为私有企业员工。波兰是东欧以至全球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个推翻共产党专制的。1989年，当中国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恳求中共改革从善时，波兰人民在几年不屈抗争的基础上，一举推翻了波共统治。波兰的今天至少给人两点启示： 第一，共产党被结束的越早，一个国家的真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才可能越早起步。第二，结束波共统治的主要力量不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而是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长期英勇反抗和斗争。 对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来说，也要有区别，究竟是通过改革结束共产党专制；还是通过改革，使共产党变得温和一些，“完善”一点，以使它能更长久地一党独裁下去。但无论哪一种，他们都不可能成为结束共产主义、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主体力量。东欧的变化已活生生地证明了这一点。 ●纳粹和共产党 郭罗基主张让中共存在，把它“推上守法的道路”，使之“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问题在於，如果共产党能守法，变成民主政党，它还叫不叫共产党？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在坚持和强调，这是它的规定性，离开了它，它就不是共产党了。如同纳粹，离开屠杀就不叫纳粹。 在纳粹大屠杀50周年之际，“浩劫博物馆”近日在美国首都建成揭幕。克林顿、戈尔和美国很多政要以及专程赶来的以色列总统，波兰总统瓦文萨等都莅会并致词，众口一词是“绝不能让纳粹重演”。就此，美国各大报发表很多文章，没见一篇主张应该让纳粹存在，让它守法，进而变成民主的纳粹。为什麽？因为纳粹两字本身就是民主、法治、自由、人类尊严的反义词。它和共产党一样，其本质就是对生命的蔑视与践踏，对人类的蹂躏和摧残，其全面的共同动机是操纵人、驱使人、暴虐人，最後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统一规格的机器部件。 一些中国人在专制社会时间久了，来到西方，渴望民主。有时，为了刻意表现自己的民主胸怀，主张也要让中共存在，给它民主。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再存在？配不配享受民主？我们设想，如果希特勒真的像传说中没有死，今天出现在德国，我们允不允野L再享受民主，竞选德国总理？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首先应接受审判。中共建政以来，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推算，可能多达八千万人在专制迫害和人为饥荒中丧生。一个政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它已是一个犯罪集团，它还有资格存在、享受民主吗？ 这就是为什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等，即使一些共产党残余想存在，也只得自动改名字，无法再叫共产党。这也是为什麽在结束了共产专制之後的阿尔巴尼亚，通过政党法，查禁阿共，并将垂帘听政的霍查夫人（地拉那的江青）判刑九年。这也是为什麽在美国这样非常强调民主的国家，却法律规定，“如果侨民在过去十年内的任何时间加入过共产党，都不得成为美国公民。”而在美国驻外使馆留学签证申请表上，明文写著，“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所以，很多进入美国的共产党员都是隐瞒了政治身份。 ●共产党靠暴力成为“唯一”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人像郭罗基那样强调，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没有取代它的组织。这种论调被不少人认同，因此强调为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就不能让共产党垮台。共产党本身更是不断明指、暗示它的不可替代性，它是“唯一”。 共产党目前确实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它这个“唯一”是靠暴力镇压消灭了“唯二”“唯三”等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来维持的；它用剥夺中国人自由选择政党的全部权利来保持自己的“唯一”。如果认同共产党的这种逻辑，那就等於同意让共产党千秋万代永远掌权，永远专制！因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它就绝不会允部妓胪G”、“第三”等任何政治力量出现和形成，更不要说允酗H民自由选择。因此，仅凭这一条，这个党的统治就必须结束！只有铲除了这个“唯一”，中国才可能有多党、多元，大众才有选择的可能，人民才会成为主人，而不是共产党永远的你“民”我“主”。而且所有东欧国家的变迁都证明，那里的“唯一”被结束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天下大乱”，反而都走向民主，人民获得自由，社会更加稳定。 ●走出“大卫庄园” 那种共产党垮台，天下就大乱的担忧，都缘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它通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洗脑”，进入人们的血液，使很多知识份子成了“大卫教徒”还不自知。反过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愚昧和软弱，恰恰是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至今仍没有警觉和审视自己血液中“共产观念”的知识份子们在疾呼救中国，救中国人民的时候，其实，首先要救的是自己。一位诗人对此一针见血：“一块砌长城的砖头，却每天谈论著如何改造整座长城。其实，你的责任也雀ヹ O粉碎，自己掉下来，就是一个洞，更多的洞就是缺口，是门，是道路。” 大卫庄园腾起的熊熊大火无法不令人深思，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何时能真正走出共产主义观念暴政的“大卫庄园”？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5月9日） 曹长青的脸书 1993-05-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桑兰、海明谁更毒？
桑兰跨国索赔案的律师海明是个比桑兰更需要收院治疗的病人，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但一个头脑急需看医生的人，却可以把他的新闻登上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更别提新华社、人民日报和CCTV了。这到底是谁的错呢？当然是了解病人状况的健康人的错，是那个容忍病人到社会上胡闹的群体的错。 引杀妻自杀的诗人顾城的话∶“老外哪懂咱中国人呵。”所以外人报导没责任。 但对这个有严重病症的海明，如果中国人都放任他的无理取闹，就几乎等於容忍一只兽在人群里作恶。而且，像海明这麽漫天撒谎、满脑袋邪门的人，在华人中并不罕见，在中外媒体上两边连唬带骗的也不只海明一个，只是其他人没有海明这麽典型，也没折腾到他这个程度罢了。 桑兰这个高调的跨国索赔亿万美金的诉讼案，在她来美国只有一个多月之后，就溃败得一塌糊涂。最近纽约检方正式通知∶桑兰告刘国生父子性侵案，因缺乏证据，不予立案。至此，曾在国内外中文媒体喧嚣一时的桑兰监护人父子“性侵”桑兰的指控被整个推翻。只是不知那个骗子路平（见我的文章“桑兰的证人路平真敢骗”）声称拥有的五、六公斤“带血纸”的证据怎麽处理。 现在看到桑兰的行情像流星一样滑落深渊，自己又面对被告律师莫虎的惩罚动议，海明要急流勇退了。他公开跟客户决裂，不仅开记者会宣布跟桑兰索要近二万美元律师费，如果30天内不付，要把桑兰告上法庭，并连日在博客上攻击桑兰和经纪人黄健。 海明刚关照桑兰一个多月，就大吐苦水、嫌麻烦、嫌破费了，就公开撕破脸抱怨、漫駡并讨债了。桑兰还没住他家呢，还没需要他推轮椅、抱上抱下、导尿洗澡呢。但你以为此刻他会有一点点良心发现，设想一下当年刘谢一家人照顾桑兰和她母亲10个月的操劳破费、13年的呵护、帮助吗？会对自己促成一桩滥诉而感觉悔意吗？一点都不会！否则不会继续发疯，继续胡作乱闹。 海明跟桑兰反目，是无数人早已预料到的，只不过没想到这麽快，而且方式这麽拙劣阴损。那麽到底桑兰该不该支付海明的律师费？到底是海明该告桑兰，还是桑兰该告海明？换句话说，在这出闹剧中，桑兰和海明，到底谁更坏，谁更毒？ 任何关注桑兰案的人都知道，海明一路在媒体高调宣称，免费为桑兰打官司，而且他在给法庭的文件中也白纸黑字地写着是免费代理桑兰。而且没有时间段，是整个桑兰诉讼案免费打。现在忽然拿出个他跟桑兰签署的合同，每小时收费200美元。你不交，我就把你告上法院，在法律上，我有凭证！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恶棍真毒呵。毒过桑兰了！ 我在“桑兰成了垃圾股”一文中曾说，桑兰拿出当年刘国生写给领馆帮桑兰办签证的信，控告刘谢没按信中所说支付她赴美费用。这就像一个自费留学生，让帮他出经济担保手续的人真的支付他的留学费用，否则把你告上法庭一样缺德。海明则更高明，先跟桑兰把要求付费的法律文件签好，然后再高调“做雷锋”。 原来喊免费，是因为打这个官司能登上媒体的次数是花大价钱做广告都根本得不到的。所以“免费”是太值了。而且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把状子送上去，到一定程度就像当年告CNN十三亿一样撤梯。没想到一切不仅没按他的路子走，反而一步一步把自己逼到角落里。 现在看到桑兰已成过街老鼠，“倒桑”是个一面倒的风潮了，海明就想歪门邪道开溜了。不仅要把残废人扔下不管，还得赚足律师费，更甚的是，他居然也连滚带爬、连哭带嚎地追着要上“倒桑”的风车——调转头来在博客上骂桑兰黄健贪得无厌，更指控桑兰在个人收入上欺骗他。海明不是不懂中文的人，他对桑兰的经济情况一清二楚，连网友们都清清楚楚，桑兰曾有过月薪三万的收入，还养三条大狗。现在海明居然装傻，理直气壮地控诉桑兰欺骗他。海明对桑兰，可真是“以毒攻毒，看谁更毒”。 那桑兰的律师费到底该不该付呢？按合同，必须付。但按海明对媒体无数次的宣告和给法庭的文件，桑兰不付也理由足够。最公平的做法是，桑兰直接把两万美元的支票写给海明指定的公益单位。因为海明清楚地对所有媒体说过，给桑兰免费打官司，如果桑兰硬要付律师费，他就会捐出去给公益事业。 海明一再耍弄媒体，欺骗大众，所以起码在律师费问题上，媒体和大众必须监督他兑现诺言，不可被这个撒谎比撒尿还容易的恶棍律师耍弄。 那麽桑兰走到在大众心目中被彻底毁容这一步，值不值得同情呢？ 我在“桑兰的恶棍律师”一文中已经指出了海明的一堆谎言∶九人联合国律师团、纽约大学教授、给中国赈灾捐三千块、告CNN十三亿（把中美两国媒体骗得一塌糊涂）等等。但海明就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对媒体满口撒谎∶免费为桑兰打官司、纽约黑社会要绑架桑兰、他给时代华纳、特纳、美国体操协会和15名被告网友都发了传票（上述任何人都没拿到传票）等等、等等。 但在这一堆堆的谎言面前，许多人警告桑兰，此官司打不得。我的“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一文也清楚地警示她。但桑兰不仅要打，而且照用这个律师（当然，也不会有第二个律师接这个荒唐案），还在网民的一片骂声中顶风而上∶“口水淹不死我们。”“即使我因为这个事情，名声毁了，也在所不惜。”面对有些网民善意的疑惑∶桑兰是不是上当受骗了？她在抵达纽约后开记者会表示∶我已经是30岁的人了，一切都是我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阻止桑兰跌入深渊的人都束手无策了。事实上，桑兰能和所谓的经纪人黄健成为一伙，已经显露她骨子里到底有些什麽东西。对那个黄健，我曾写过，他在网上骂人的下流程度，是十八层地狱里都绝对找不到的。不是心灵残废的女人，绝不可能接受那麽下作的东西。事实上，“桑兰强调，黄健代表的是她本人。黄健（在网上）讲的话都是她知情的，也是她同意了的。”（海明博客） 所以，桑兰和海明的合作，不是偶然，是必然的绝代佳配，是她和黄健相配的续集。他们三人，加上那个用五、六公斤“血纸”把桑兰涂抹得不成人样的路平，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心灵的残疾部分，一碰即合，共鸣共振。 桑兰是官司的始作俑者，她为打出下半生的生活费，制造出美国一系列机构伤害她、刘谢欠她、薛伟森性侵她这些“毒”主意。这种不惜一切手段、不惜身败名裂、不惜滥伤任何人的行为，报应这麽快就到来，并不奇怪。 海明接这个案子，只有一个目的∶出风头，炒作自己的名声。大家都清楚，自卑感越严重的人，风头欲越强。海明的风头瘾，超过那些吸大麻者的毒瘾，这从他的所谓告米高梅电影公司，告CNN十三亿、告莎朗史东等等，可以清楚看出。都是假告，假使横。由於他的风头瘾太大，见到桑兰要打官司，立刻比瘾君子见到白粉还兴奋。 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这官司即使不谈内容，仅仅时效期这一点就都过了（他在博客和黄健就此有对话）。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准备打一场和“起诉”米高梅、CNN、莎朗史东一样的“官司”。也就是说，他是闹着玩的。他那个写的乱七八糟的诉状，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就是等着法官把案子踢出来，根本不接受。这样他就可以在媒体炒出个大名声之后撒手撤出。 他大概连一秒钟都没想过，这种恶意滥诉，不仅把桑兰的下半生毁了，把平静过日子的刘谢家庭闹个翻天地覆（身心伤害、时间和金钱的损失），把华人媒体搅和个鸡犬不宁，也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怎麽这麽神经病，一会儿告CNN十三亿，一会起诉18亿。没人会知道这只是“一个”恶棍华人律师干的；在美国人那儿，这就是中国人干的。 桑兰之毒，我已在多篇文章中评论。但她再恶，如果没有律师接这个官司，也没机会展示。桑兰不懂美国法律，任何一个哪怕有一点点为她利益着想的律师，也会劝她不要打这个官司。医疗保险部分，且不说本来就可以报销在中国治疗和摔伤有关的条款；即使没有，通过协商（而不是以告人家几个亿的恶妇形象出现），效果可能更好，得到的利益可能更大，毕竟她曾引起过全美国的巨大同情，保险公司也会酌情考虑。但现在，这个滥诉把那点形象家底败坏贻尽，以后保险公司就只剩义务而绝无友好可言了。 起诉刘谢，桑兰曾对国内媒体表示，她一开始也是不情愿的。明显地，如果没有海明的推波助澜，未见得走到起诉这一步。而且，黄健在网上说薛伟森给桑兰洗澡、买文胸，海明立刻在起诉书上加上了告薛性侵。当地缝里又冒出一个骗子路平，说有五、六公斤重的带血证据时，海明更嗅到腥味，让桑兰到警察局报一级强奸。如果没有海明的指点，桑兰怎麽懂得拿13年前没发生过的事儿去警察局报案？而且是一级强奸？现在桑兰的指控被检方推翻后，海明把一切都推到桑兰头上，说报案和他没关系，是桑兰自己报的。真是比桑兰之毒还高一段呵！ 事实上，如果桑兰不告刘谢，不扯性侵，还真不至於丢丑丢到今天这般赤身裸体。案子基本上就到和美国保险公司达成协定结束，海明宣告∶中国明星跟美国种族主义分子打维权官司大获全胜。桑兰高举中国国旗，坐着美国保险公司提供的崭新轮椅，打着胜利手势，凯旋归国。於是中国人民又扬眉吐气一次，海明则成为“为华人争光的民族英雄大律师”。他就真唬成了，就像贺梅案的主角们似的。 那几个华人不就这麽“打赢了”跟美国人的官司吗？一开始法律层面打不赢，输了之后，就找中国领馆，找中文媒体，发动华人闹哄“种族歧视”，有的甚至还给奥巴马和胡锦涛写信，把法律案变成政治案。借助“伟大人民共和国”的无形威力，也真让他们玩成几个。但“赢”绝不等於他们正确。辛普森和凯西不都打赢了杀人案吗？但他们很光荣吗？公众心里没数吗？恶，当然有赢的时候，否则地球就成天堂了。 大家在西方住久了都知道，在一个君子的国家，人们最得罪不起的是∶弱者、失败者、疯子和恶棍。只要“弱者”一闹，君子们赶紧道歉，哪怕完全没有君子的错。君子搭理不起无赖，君子也不稀得搭理无赖，於是就让海明一类的恶棍在西方混下来。海明绝不是唯一，好多领域都有这种混子，以不同的形式，打中国和外国的剪刀差。 可惜这次海明打输了。现在只是开始，最后会输到精光。海明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点，所以这几天像个输了几百万的赌徒一样，不知怎麽发疯才能自慰。上海的脱口秀艺人周立波到纽约度假，和桑兰案的被告莫虎、刘谢夫妇等人吃饭时说了一句“帮助人是要冒风险的”，连桑兰的名字都没提，海明就声称，周伤害桑兰，要告他两个亿。后又说周立波伤害海明自己，已起诉20万。还声称雇侦探公司寻找周立波住的旅馆，出三千块悬赏找到周的人。 但我觉得这次他已经不是为炒作了，而是在案子一路溃败、他和桑兰都被网民骂得狗血喷头、莫虎更誓言要一个一个追究到底的情况下，他病症急剧恶化。发疯的人总能找到发泄目标。别人连他的名字都没提，他就指名道姓破口大駡。骂完反诬告别人。撒完泼之后就在博客上写∶“做人要实实在在的。中国年轻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满嘴谎话，唯利是图，自我中心，只顾眼前。” 网上一篇文字这样写道∶“海明这个维权律师骂完被告骂被告律师，骂完被告律师骂洋人，骂完洋人骂网民，骂完网民骂记者，骂完记者骂极权，骂完极权骂民主，骂完民主駡名人，骂完名人骂客户。晚上骂完，一早醒来又满口‘文明道德’。今天骂，明天就是再生父母。” 一个朋友气到如此地步∶“天哪，我怎麽生在一个有海明这种畜生的民族里，真是太倒楣了。畜生让人害怕，还不让人恨呢。天下怎麽有海明这种让人咬牙切齿的怪兽！” 海明的病症越来越严重，桑兰则成为海明的一个最大、最直接的牺牲品。桑兰本人当然是毁掉自己的直接杀手，但如果没有海明的存在，她不至於惨到今天这种地步。恶的萌芽在很多人心中都有——虽然罕见到桑兰的程度，但如果没有刺激因素，萌芽就可能自消自灭；而如果给它往上浇激素、灌三聚氰胺，它就会迅速冲出心灵最阴暗的角落，一下子从头顶冒出来。如果桑兰遇到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就会大喝一声∶“天哪，毒芽从你头顶冒出来了！”她就会吓得自己把毒芽按回去。可桑兰倒楣遇到海明，面对丑陋的毒芽，他就在那里热烈歌颂∶“多麽美丽茁壮的苗啊！”然后往上浇化肥。於是桑兰的毒萌芽，就这样一步步被海明养成了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毒瘤。 桑兰实在是被海明玩惨了。网上有人说，以后人们遇到桑兰，恐怕都会像躲麻风病人一样躲她了。如果说刘国生、谢晓虹、薛伟森恐怕这辈子都难吞下桑兰这口恶气，桑兰这辈子恐怕也难吞下海明这口恶气。但她和黄健之所以目前很软，两人都对媒体表示，律师费会如数照付，而且不会起诉海明，这明显是由於桑兰把自己的资本全部玩完了，找不到任何新的律师，连个在纽约生活上的帮手都找不到，一筹莫展，还得指望跟海明和好，继续把官司打下去。但明摆着，桑兰黄健即使付足律师费，给海明跪下磕头，海明也会找出理由，就是不再继续代理了。他死活要扔下残废人不管了。桑兰想想吧，比你还毒的人，什麽招儿没有？桑兰被海明治，是最佳报应。反过来，桑兰再治海明（起诉他），效果更佳。 对桑兰的滥诉，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痛斥，但她如果起诉海明，我绝对声援，而且认为她胜诉在握。这是桑兰唯一真正可以赢的案子，因为天下找不到第二个海明这种撒谎、误导、不负责任的律师。桑兰跟海明合作时间越长，被海明“毒”得越狠、栽得越惨。 今天，海明这个丑角之所以在网上还能吸引眼球、娱乐网民，就因为他是个真人，却像是个在文艺作品中被典型化处理过的小丑。马戏团的人耍猴，是拿角色耍，这海明可好，把自己当猴耍。我绞尽脑汁，在读过、看过的文艺作品中寻找一个类似海明的这种“东西”，结果没找到。说他是“牛二+横路敬二”吧，连牛二都没海明这麽泼皮，横路敬二是被人陷害灌药灌傻了，这海明大概是自己吃错药，把自己吃成猴了。 艺术作品中的小丑一般坏不到海明这程度；而又坏又毒的，还真不把自己当猴耍。所以海明是一绝，一个经典。当然，人类也有看小丑继续出丑的瘾。 都说海明疯了、傻了。是没错。但玩起真格的，他又一点都不傻了。一看莫虎真要打他的律师执照，他立马又电话、又写信地告饶，给500块就撤诉，现实得不行。 他跟中国CCTV那儿骂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被痛斥后，一点都不在乎。他非常清楚，美国可以随便骂，白人可以随便骂。骂美国可以在白宫门口，昂首挺胸、鼻子朝天，不受任何惩罚，没有任何后果。而且骂完“种族歧视、国籍歧视”之后，他还可以拍拍老美的肩膀∶“美国人民是热爱桑兰的。” 等他为了战胜莫虎，把莫虎“抹红”，再喊中国是极权国家（以期待法官因讨厌极权而另眼看待被告）被点出后，海明就立刻吓得不敢继续装疯卖傻了。他很清楚∶党国是绝对得罪不起的。不仅他今后还要借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美国混饭吃，桑兰更得靠中国政府活下去。桑兰竟然敢在正式法律文件上“指控”中国是“极权国家”，还点名道姓地“攻击”国家领导人。反了天了！这种话甩出去，再跪下磕头已经来不及了。那个30岁的女人不是小丫头了，肯定在北大根本没好好上中共党史课，所以她不知道，跟共产党想两面通吃的结果是什麽。想到这一层，海明在梦里都吓得尿炕了（他还不用回中国呢），所以半夜爬起来，懵懵登登地往博客上贴∶ “我们支持中国现行制度100年不变。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管着，中国早乱了。中国极权？极权就对了。不极权就是一盘散沙。看来唱红歌非常及时，百姓需要精神食粮。” “民主多少钱一斤？好的领导好过‘民主’，民主就是人人都想做领导，那不是就天下大乱了吗。稳定是福。” “民主到了中国人手上就是笑话了。”“胡锦涛来美我还打着小旗去欢迎呢！” 海明就差跪地磕头喊“胡主席万岁”了。党国像个电棍，一下子就把海明电成李莲英了。胡主席还没张口喊“小海子”，海明已经扑腾跪下喊“扎”了！ 其实纽约的华人律师真应该有人去查查，海明在一边磕头一边喊这一大堆热爱党国口号的时候，办了多少政治庇护的案子？我采访到的一位十多年前就曾跟海明合作搞政治庇护的纽约移民公司的经理披露，现在华人律师办政治庇护，99%都是假材料。这其中有多少是海明送上去的呢？ 海明如果在中国这麽装疯卖傻，早被中国人收拾趴下了；即使中国政府不收拾他，民间也饶不了他。他要真是白种美国人，已经在精神病院住半辈子了。可这海明恰恰打了个“剪刀差”，用中国人的疯劲儿，在美国社会玩，就像一块什麽药水都杀不死的“牛皮癣”。 在现代文明社会，谁也不能用杨志的方法把牛二一刀抹了。所以仔细想想，对付这“牛二+横路敬二”还真得靠莫虎们。我原来一直不懂一个中国的新的表达∶“这人太二了”，写到这儿恍然大悟，原来这“二”是这麽来的∶“牛二+横路敬二”。 桑兰的缺德，已经开始受到报应。但海明缺德至此，他以为会没有报应吗？他以为现在脱手桑兰案，就可以逃脱这几个月的恶行所带来的后果吗？ 桑黄海这类“东西”的存在，实在是华人的奇耻大辱。他们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政治观点，是“非人类”。人做事是要想明天，想后果的。只有兽才不懂得想明天，不知道有后果。那麽要脸、要面的中国人，如果能容忍这种“兽”在这个群体里胡作乱闹，更动不动就上美国人那里露一下他们赤身裸体上最丑陋、最肮脏的部分，真把这个群体的形象糟蹋坏了。 那麽桑兰跟海明，到底谁更坏？谁更毒？我的结论是∶海明跟桑兰打，就是斯大林跟希特勒打，同归於尽是最好结局，也是必然。 人类的恶，最后一定被两种势力战胜。一是小流氓被大流氓办了（此案海明把桑兰黄健办了）；二是正义的力量最终把大小流氓都除掉（此案莫虎、刘谢把桑黄海打趴下）。 所以，这个案子的结局应该是∶莫虎代理刘谢反击，打掉桑黄海这股邪气，才算真正英雄一把。桑、黄、海，加上路平，这几个得到海内外华人共识的坏蛋和笨蛋，给莫虎们制造了一次绝佳的“为民除害”的机会。不做一次英雄，真对不起你们自己这几个月的劳神、劳心，更对不起那些数不清的声援你们的海内外华人。人一辈子，难得碰上几次做英雄的机会。 我认为“桑兰的故事”会成为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而流传下去，因为实在太难找这麽一个极端的案例了。但每一个真正流传的故事，都必须有一个黑白分明的、正义战胜邪恶、好人战胜坏蛋的结局。所以，我们等待着莫、刘、谢完成最后这一战！ 2011年8月14日於美国 2014-04-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张艺谋杀人
美国是在北京奥运开幕式12个小时之後才转播开幕式的。但在这之前，我已经从网上看到了二百多幅开幕式的照片；这个过程中一直感觉一股股寒气袭来。等到看完整场那个在悠扬、柔软的调子下完成的开幕式演出，耳边响起的却是巩俐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结尾喊的那句台词∶杀人啦！杀人啦！ 那股寒气和这句喊声一直萦绕，使我好多天都感觉处於一种无语状态。海外网站登的一些评论和选摘的国内网民评论使我短暂地解脱，以为「恶评如潮」是主流民意的声音。但这两天流览中国国内的报导，那「杀人啦」的喊声又在耳边撕裂。 这台奥运开幕式的确很漂亮。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这千百个人汇成「一体」的每一点挪动、每一个步伐、每一次挥手都完美无缺地整齐，构成一幅幅令人眩晕的绚美。那表现活字印刷的盒子移动，更犹如电脑程式在操控，要不是最後那八百多个大活人一下子钻出来，恐怕很少人能想到那是人的表演。千百个人变成「一体」之後，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实令人叹为观止。 中文报导评论中所有形容美丽的辞汇都被用尽了，各种外文也慷慨地馈赠了很多。 这还都是表面，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激动、惊叹的开幕式；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相信整个世界都被它感动、被它震撼的开幕式；这是一个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的开幕式。这个开幕式真的「很成功」。 几个星期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张艺谋的法西斯美学》的文章。其中把张艺谋和曾帮助纳粹的德国女导演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比较，认为两者颇有相似之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张艺谋毕竟有他的无奈之处，寄独裁者篱下，苦衷难言，经常不得不顺从当局旨意应付一下。但这场奥运开幕式，无可置否地告诉我∶ 只是应付权力者，不会倾注如此心血；只是附和权力者，做不到这麽精致这麽美；只是敷衍权力者，不可能不利用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此优越无比的条件，见缝插针地塞进哪怕一点点「另类」的想法；只是顺应权力者，更不必让小女孩童稚的声音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只是向权力者交差，事後不可能如此自我欣赏、自鸣得意。 还记得《一九八四》中的那个史密斯吗？他在被血腥洗脑後，终於真真实实地把四个手指头看成五个了。张艺谋则是在一步一步、半推半就、名利双收的春风得意中，自然而然地升华到了那个幸福境地∶他真真实实地看见了皇帝身上那件美丽的新装了。他不是那两个骗子裁缝，也不是那个什麽也没看见，但不敢说真话的大臣。他不仅真实地看见了皇帝的新衣，而且是发自内心地极为欣赏新衣的美丽。 这件新衣就是灿烂的群体文明，辉煌的专制中国。正因为欣赏，所以他才能把这台戏做到极致。张艺谋说这是一次行动艺术。没错，他把几千年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精神，用一万五千人的阵势，做了一次精彩的行动艺术展示和表达。 很显然，稍有基本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在那些绚美的画面背後，整台戏毫无灵魂。我最初感觉就是如此。但随後想明白了，这台戏是有灵魂的，这个群体表演的过程和这个群体构成的完美画面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灵魂∶群体才是最美丽的，在群体之中，你才是最美丽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你；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他要的效果，就是让你被这个群体之美所感动， 被这个群体之威所震撼。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麽的渺小呵，只有成为这个绚丽群体的一份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 什麽四大发明、丝绸之路之类，那只不过是借用的道具。这个「群体表演」所表达的「群体」——民族、国家，才是他真正要表现的「灿烂」。他的确达到了目的。真有人感动。很多。中国的报导也不都是假的，你只要去看看那些有名有姓的作家、学者们的感叹，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开幕式在多大程度上感动了多少人。 在被感动的时候，没人提出∶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为几千年前老祖宗的四大发明而骄傲，这到底是恐龙，还是井底之蛙？居然也没人为这种思维而感觉「寒碜」。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只有四大发明就自我陶醉到如醉如痴，怎麽可怜到如此地步？ 不，不仅是可怜，是延续了五千年的价值颠倒∶活字印刷是毕升这一个「个人」发明的，不是中华民族发明的！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不是中华民族发明的！哪个发明都是具体个人的成就。中国把它盗为国有，窃为民族财富。这种思维延续了五千年！还让和这些发明创造毫无干系的祖祖辈辈中国人为那些不是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而骄傲。这是盗窃祖宗、盗窃他人发明，这是无耻！ 发明了留声机、电灯、电话、电报等等对人类今天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爱迪生是美国人。这一个人，仅在美国就有1,093项发明专利。但他的发明是他个人的，美国从没有把它们窃为国有，向全世界招摇，说这些都是美国的发明、美国人民的发明。人民没有发明，是爱迪生个人有发明！ 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发明，不是德国的发明，也不是犹太种族的发明，是这个天才个人的发明！ 正是那种泯灭个体的群体主义价值，才窃个体为国有、族有；才把个体的成就变成民族的骄傲、国家的荣耀。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就是用一场绚丽的群体表演，把这个群体主义价值观，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推到辉煌的顶峰，让它一次再次地深入人心。在这个过程中，张艺谋在技巧上做的越精致、越美，其强化这个概念的效果越大。 为了宣扬这个概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耀，为了展示这个群体、一体的完美，在这个过程中有什麽小女孩唱歌换声作假、什麽三维电脑合成焰火，算得了什麽呢？几十年来不都这麽做的吗？别说换个声音、做个焰火了，就是牺牲几个人又是多大的事儿呢？奥运开幕之前，你们谁知道一个叫刘岩的女舞蹈演员为排练奥运节目而被摔成全身瘫痪了？意外事故当然可能发生，但你们谁见过报导吗？直到今天又有几条呢？ 大家一定都还记得中国体操队那个桑兰。桑兰为什麽引起巨大轰动，连在纽约时代广场那个全美国电视观众瞩目的新年落球仪式都让桑兰按电钮，因为桑兰是摔瘫在美国。对视个体生命价值远大於任何群体价值的美国人来说，一个生命遭到不幸，是一个天大的事件！不管他/她是中国人，还是哪国人，她是我们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一份伤痛。美国媒体上那一片密集报导，唤起的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一个具体生命」的关注，使我们忘记国家、忘记民族！ 如果刘岩是摔瘫在美国，那麽对她的报导不仅在她摔下去的几分钟之後，就会成为全国媒体的最大新闻，将会是奥运开幕式报导的百倍、千倍。因为这是「人」的故事。我们关心「人」；不理睬「种」、不在乎「族」、更不在意「国」！ 刘岩，一个和桑兰一样的女孩子，就因为她摔瘫在中国，所以她的瘫痪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不值得什麽报导。这种「小事」怎麽能和那个使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荣耀的奥运开幕式相比呢？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荣耀，从来都得是建立在无数个人牺牲的基础之上的，这有什麽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她的牺牲是大了点，可那个叫杨沛宜的七岁女孩，声音被用了，不就因为不够漂亮而不被允许上台吗？（在美国，常可以看到广告和电影，为了更表现真实，专门找个满脸雀斑、豁两颗门牙的丑孩子上镜）。 正是这各种程度的刘岩、杨沛宜们的牺牲，换来了展示给全世界看到的「完美图画」、这整个民族的「 群体荣耀」。张艺谋用这绚丽的群体之美、用这民族荣耀的毒品，让你在快乐中、在激动中，在心甘情愿地拥抱这个价值的过程中，把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那最宝贵的部份——个人尊严意识、把你和那个像石板一样的人群分开的个人特色——悄悄地杀死。当你们都微笑著成为那张美丽画片中的一份子的时候，王，就不会有人挑战了。你也根本没有挑战的能力了。 真是难得的「辉煌时代」呵！因为有大大小小、千千万万个张艺谋们，筑起了那保护专制的万里长城！ 有人说，把08年北京奥运和36年柏林奥运相比，太重了；我们中国是「和平崛起」，我们才不会侵犯他人呢。坦率地说，我也一直这样认为。中国人历史以来都比较软，顶多在自己家打来杀去；另外也比较精明，不太愿意打仗送命。但这场奥运开幕式改变了我的看法。如此民族主义煽动教育下去，前景的可怕将难以想像。中国人一直比较软，是因为国家、民族一直不强大，没有足够壮胆的，也从来都没有实力。一旦有国家、民族壮胆，中国人变成什麽「兽」都可能。 相信和日本人接触过的中国人都会感觉，每一个具体的日本个人，也都很软，很善，不仅不粗野，甚至过於不强壮。但在军国主义煽动下，在把一个个具体日本人的个体意识消灭掉之後，在强国、为民族的口号召唤刺激下，他们可以变成凶猛无比的「兽群」。 而中国人从在韩国（以及世界各地）对抗议奥运火炬的人暴力相向，从对纽约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到对一个就西藏问题表达了一点异议的女学生王千源的群体围攻，那个「兽」的影子已见端倪。今天，不是已经有人把北京奥运称做「盛唐奥运会」了吗？甚至说，「如果盛唐的局面能够维持到今天，那麽如今来参加奥运会的很多国际友人就不必再抗著他们的国旗了。」（上网打「盛唐奥运会」 可查到出处）如此沙文心态难道不是在走向「兽群」之路吗？这绝不是少数个别人的想法，而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也有人说，把张艺谋和纳粹德国女导演瑞芬斯丹比较，也太重了。张艺谋的开幕式多悠扬、多柔美呵，怎麽能跟凶巴巴的德国奥运相比呢？我自己也是看完这场奥运开幕式才明白，张艺谋对中国人的「毒化」之重，远超过瑞芬斯丹。他用的是软刀子、不见血的杀人，会是杀的更多，持续时间更长，而且主要是杀中国人。让你在欣赏艺术美的惬意、感动和心甘情愿中被杀。就像瑞芬斯丹帮助希特勒把每一个具体德国人的个体意识都杀了之後，剩下的就只有去杀别人的国家意志了。 张艺谋的杀人，早已从《英雄》的「杀不杀，杀！」开始了。中国人，如果你不想做兽，不想做兽群中的一份子，首先别让张艺谋把你自己杀死！ 2008年8月12日（原载《观察》） 2008-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川普与哈佛之战：美国文化战争中的堡垒战
何清涟 最近在国际社会引发舆论狂潮的川普与哈佛之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开启的文化战争的延续，拜登政府任期虽完，但左派除了在共和党州与联邦政府的DEI被废除之外，在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学术界、媒体界基本毫发未伤。川普要打这场文化战争，从这三个界别得不到任何助力，加上川普本人对Money Talk驾轻就熟，对哈佛的文化战争就这样从对哈佛的资金断流开始。 川普对哈佛开战为什么只能从资金断流开始？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有品牌声誉、社会影响力、思想引领力的精英大学，更是左派文化诸如进步主义、Woke（觉醒文化）的重灾区，势必会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重要战场。自2023年10月以巴战争开始之后，哈佛大学等名校出现反犹挺巴风潮，许多犹太精英震惊之余纷纷关上了他们的捐赠支票本。2023年12月5日，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举行关于反犹主义的听证会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被传召作证，但这些校长除了宾大校长辞职之外，其余都受到本校保护。哈佛校长Gay女士后来去职，是因为其学术剽窃遭遇多起指控，身份政治的挡箭牌难起作用，让校董会辩无可辩不得已要求其辞职。 美国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自治模式，而且在近几十年中，教员们自认为偏左，或者‘自由主义’的比例不断上升，加州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调查显示，自认偏左的教师从1990年的42%，上升到2014年的60%。 《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在 2023 年对哈佛文理学院的调查发现：77%的哈佛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20%的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温和派”，只有不到3%的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 可见美国大学的左倾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川普对哈佛算是先礼后兵，4月中旬给哈佛发了一封信，要求哈佛立即关闭所有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项目、办公室和委员会，停止所有相关政策；终止在教师招聘和学生招生中的所有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政策；通过外部审计确保学生、教师和领导层的观点多样性，废除招生和招聘中的意识形态筛选；改革存在“反犹主义”以及其他左倾偏见的特定项目，并进行外部审计以解决问题； 要求哈佛内部提拔那些与政府政见一样、拥护政府要求的教师，减少激进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影响。4月14日，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政府提出的 90 亿美元研究资金要求，称政府推动的改革超出了其合法权限，侵犯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宪法权利。 面对此局，急性子的川普自然采用他擅长的Money Talk战术。 川普对哈佛开战的政策工具包 自4月14日开始，川普政府对哈佛推出了一系列打击政策，包括： 4月14日冻结了哈佛的联邦拨款与合同（涉及26.5亿美元资金），加剧哈佛的财政压力；5月2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撤销哈佛的免税地位，但这个流程非常复杂，还在研究的过程中；5月23日，众议院刚刚通过了川普《宏大美丽支出法案》，拟对高校捐赠基金分级征税、捐赠基金税率最高可至21%，旨在“扼制左倾学校”。哈佛的捐赠基金高达530多亿美元，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所有这些，没能让哈佛退让，因为哈佛不差钱，除了各种捐赠之外，还有来自全球的高收入高净值家庭子弟前来哈佛就读。川普政府拿出杀手锏，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要撤销哈佛的国际学生认证（SEVP），使得哈佛无法再招收国际学生，且现有学生必须转学。 哈佛有超过四分之一（逾7000人）的学生为国际学生，这一纸禁令，让这所顶尖学府里的数千名留学生一夜间从“天之骄子”沦为“学术难民”。今年初被哈佛录取的国际学生，可能陷入签证作废、无法入境美国的窘境。 哈佛所在的麻省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莉森·巴勒斯（Allison Burroughs）是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她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在举行听证会（5月29日）之前，先“维持现状”，不得对签证采取任何行动。 哈佛大学对全校师生发布公开信，宣称要全力维护国际学生的权益，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的举措是恶毒报复行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破坏哈佛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多元价值”，将导致数千名国际学生被迫离校，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科研及学术生态，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环境造成长远、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如果不溯源，哈佛这诉状看起来很有理。#但如果溯源追因，美国破坏学术自由的始作俑者就是哈佛大学这些精英大学自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真谛，是不仅保护正确的言论，还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左派多年来就是以政治正确为标榜，按左派意愿将言论划分为“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对后者一律采取打击封杀手段。 川普与哈佛之战，其实是文化战争中的价值观之战，但最后形格势禁，只能用这种看似荒谬的方式进行。我概括为用不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后果如何，短期内视法院裁定，但最后还得落实到“以观念战胜观念”的方式上来。 #思想之争：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 在如今的美国，“以观念战胜观念”，说来容易做到难，艰难在哪？ 一、政治正确压力之下，观念对垒缺乏公共平台。 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的每一进步，都是通过不同思想观念激辩而来。哈耶克在1937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特别强调学术讨论有利于观念传播进而影响公众舆论的影响。他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自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先自我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奥巴马时代换成进步主义），先用政治正确这一话术将定义正确的权力抢到自己手中，再用政治正确作为大棒压制甚至消灭不同意见。哈佛大学也是这样做的，只有在面临川普政府的强大压力时，校方才捡起《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武器。 过去这几年，美国媒体根本不给不同声音提供言说平台，就连左派宗师乔姆斯基、享有代表真相”之誉的赫什想表达不同声音，都只能借助自媒体记者采访或者个人博客发表。川普贵为总统，Twitter敢封他的号。 二、大学与研究机构任职的保守派学者在政治正确压力下噤若寒蝉。如今美国的大学，保守派不仅人数少（不到10%），公开声张自己的观点就有失去教职之忧。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因2023年8月发表一篇文章，呼吁恢复20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如婚姻内养育子女、勤奋工作和尊重权威等，文章特别批评了费城内城区黑人文化、工薪阶层白人中的反社会行为，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的“反同化”倾向，被认为是涉及种族主义和冒犯性的言论，被校方停职一年并减薪。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开启了以BLM运动为中心的Woke运动后，不少学者因不正确的政治言论失去教职，作者受到惩罚，最荒唐的事件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巴顿（Greg Patton）在授课时说到中文字词“那个”的发音时，因发音听起来像是Nigger的发音，被黑人学生投诉为对黑人歧视，而遭到校方停职。要想扭转大学的左倾趋势，先得祛政治正确之魅，让保守派学者有学术安全感。 三、学术层面的价值观之争，政治权力不宜介入（教育不在此限）。政治权力要保证的是为双方提供辩论平台，用观念打败观念。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谈到，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对川普与哈佛之战做个小结： 哈佛严重左倾对美国危害甚大，哈佛VS白宫是美国文化战争中的堡垒战，对美国大学有示范效应。川普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但再正确的目标，也得采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达成。川普政府致哈佛的信要求从教育内容与师资方面入手整改，目标正确，方式也正确。但取消哈佛招国际学生的资格则属于用力过猛，好比一个人头部生恶性肿瘤，却砍去这人的双脚。这事，希望在听证会后双方找到可行的方式解决。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5月30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1190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中国政府为何钟情于美国国债？
何清涟 2013年11月25日 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人因此觉得本国吃了大亏，经常在网上要求美国“还钱”，但中国政府却一直钟情于美国国债，8月份减持112亿让国人高兴了一阵，9月份却又增持257亿，总额高达1.2938万亿。不少美国人也觉得欠了中国天大的人情，还不起，前一向脱口秀“吉米鸡毛秀”风波，缘起于主持人问孩子们“美国欠中国的1.3万亿美元该怎么还”。 这些都缘于一个误解：不了解各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其实是种投资行为。 \中国人为何觉得买美国国债是吃亏？\ 国内有一条广为传播的微博【中国上了美国国债的床下不来】，以鸡蛋作比值换算，称8年前借给美国3亿美元，可购买48万亿个鸡蛋；现在鸡蛋从当年的5毛涨至1元，这3亿美元只能买24万亿个鸡蛋，“你还不亏，你傻啊，还是装傻！” 这番似是而非的说法，至少将几个问题混在一锅煮了：一，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性质看作恩惠与人情，而不是投资；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多是短期国债，旧债到期再买新债，以8年期换算本身就有问题；三，将本国通胀带来的问题外部化。 中国政府当然不傻，近年来在外交中展现的中国式智慧，常常让美国等国深感被动。投资方面虽然不算高手，但也绝不是那种给别人白送钱的土财主。 那么，中国为什么非买美国国债不可？这个问题加上“只要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就会搞垮美国”，都是多年以来媒体采访我时谈过的问题。现一一梳理，尽量用一般读者能够明白的语言阐释。 \中国政府为什么非买美国国债不可？\ 美元能够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形成所谓“美元霸权”，是全球认可美国综合国力的结果。美国国债一直被许多国家视为外汇储备投资中最安全、流动性最高的资产，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中占比最大的就是美国国债。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3.66万亿美元，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2938万亿，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强，仍然是全球美国国债的最大单一持有国。 许多中国人不理解的是：既然美国常常批评中国人权，在中国与亚洲邻国的争端中又总是或明或暗地支持那些国家，中国为什么还要借钱给美国人？干脆去买别国国债，不让美国占便宜，让美国熬苦日子去。 其实，购买美国国债是投资行为，决定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因素如下： 中国实行外汇管制，现行的外汇制度导致一个结果：只要银行的“柜台”前出现了美元等外汇，银行就得用人民币收购。这就迫使中国政府必须无限制地，被动地印刷人民币用以收购美元等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些买入的美元等外汇构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但这些外汇储备虽然庞大，却不是中国政府的自有资产，用之于投资经营才能保值增值，获利部分就是中国政府的资产。其中道理且听解说。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巨额外汇储备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富裕与中国的国力。中国人更认为外汇储备是人民的资产，数年前还有人主张拿来分给中国人民。其实，中国的数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大多数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财产，其中含有外国商人来华投资的款项、中国所积欠的外债，还有“热钱”即国际游资、贸易顺差、个人储户的美元存款等等。即使在贸易顺差中，也并非全部是中国人的，其中很一大部分属于跨国企业的资产。关于这点，2010年周其仁曾说过一句“中国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每一分都对应着央行负债”，可惜大多数这句话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既然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只是以负债形式暂时“借来”的资产，规模过大也是压力。中国政府得想法将这些压力释放出去。要释放多少才算合适？不少专业人士测算，认为中国充其量只需约7,800亿美元的储备，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并支付中国所有的短期外债即可。这个标准通常是一个国家需要持有多少储备以防备金融危机的标准尺度。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拥有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最聪明的办法是用于投资。换言之，当代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拥有数万亿外汇储备，却放在自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白白闲置。 投资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分散风险，通俗一点讲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的外汇投资当然也秉持这一原则，即“外汇储备多元化”。除了使用小部分购买黄金，石油，矿产以及各类农产品期货，其中大头必须购买某种国际硬通货，比如美元、英镑、欧元、日元，以及各种债券。 在各种货币与债券之间，中国为什么钟情于美国国债？这是秉持另一投资原则，即寻找收益好、风险小、安全可靠的投资品种。本世纪初，中国政府曾有意识地减持美元储备，增持欧元、日元等。问题是：经验证明，欧元、日元的各类投资都不如美国国债回报高、安全性强。国际金融市场中，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几乎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参考标准，这是中国政府以及各国政府始终青睐美国国债的主要原因。以下数据或可说明这种青睐程度：外国购买者普遍于9月增持了美国国债，环比增长571亿美元，总额达5.65万亿美元。其中日本仅次于中国，现持债规模达1.18万亿美元。这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受到外国投资者的信任。 \减持美国国债，主动权在中国\ 以上分析说明，各国购买美国国债只不过是一种投资行为，并非施恩于美国。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属于投资理性选择。 为什么会造成“中国人借钱给美国政府养活了美国人”这一错误理解？应该是中国当局长期的宣传战略误导所致。出于渲染中国强大的需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最大债主就是证明强大的硬指标。大多中国人的投资知识比较缺乏。他们甚至不会想一下银行放贷原理：银行放贷要寻找有信誉的优质客户，以免贷款打了水漂。如同银行放贷，各国政府买他国债券，作为债权人，它们得寻找能还得起债的债务人，美国就是各国政府眼中的优质客户。由于国人大都不懂这些投资常识，当局的宣传让中国人产生这些想法：为什么自己那么多穷人都照顾不过来，却要大把洒钱去养活美国？为什么这么多钱不投到国内用于生产？于是才有腾讯微博上那条“你还不亏，你傻啊，还是装傻！” 经过好些年关于美国国债的嘴皮闹腾，有些国内专业人士终于弄明白了中国外汇储备与美国国债的基本知识，知道有些说法是胡闹。比如在“我们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要美国还钱”中，专业人士的解说是：“不可以，并且很无耻”，列举了要美国还钱属于违约行为的理由之后，建议“中国随时停止购买美国新发行的国债，出售持有的美国国债”，但“如果对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满腔怒火，请质疑人民政府”。 从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考虑，中国政府当然可以将鸡蛋分放在几个篮子里。《华尔街日报》10月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国债不是最安全资产”，建议投资者考虑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等几国的债券，认为其利率更高，更有投资价值，这条消息国内广为转载。中国也有学者建立治本之策应该是减少外汇储备总量，不过，后一建议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2011年4月“中国释放外汇储备压力为哪般”一文中已做过相关分析。 原文载美国之音网站（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a-bond-treasury-china-enamorment/17968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