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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门文件》造假
六四事件距今已20多年，虽然这个事件的性质人们已清楚，它是一场政府对平民的屠杀，但具体是谁下令，如何决策等内情，由於中国仍是专制，信息封闭，所以外界仍不完全清楚。民间关於六四的书，已有好多本，但当时最有影响，甚至引起轰动的两本书《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和《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为《中国“六四”真相》，今天看来，基本都是杜撰的，甚至可说是“伪书”。 在六四过後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就连载《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後又出单行本，作者为“江之枫”。这本书以一位中南海秘书的口气，对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进行了绘声绘影的描述。那口气和笔法，给人强烈印象，这位“秘书”非常知情，掌握很多内幕。 这本书当时爆红，台湾的情治部门相当重视。八九年底我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的重要情报。 这本书其实是政治三国演义，里面没有文件出处或内幕来源等。後来得知书的作者是吴建民，就更确定，这是一本政治推理作品。我认识吴建民∶当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做副总编辑时，吴建民来报社应徵，是我负责人事考核的。当时他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来深圳闯天下。他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工作几月後，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後来旅居美国。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麽深的关系，知道那麽多内幕，我们报社肯定会继续留用他。 吴建民写政治推理小说 但吴建民没有说他的书是文件或内幕，他只是在一个热点上，写出一本畅销书，是个机灵的人。但台湾的情治部门把它当作“机密”，由此也可看出，为什麽国民党输掉了中国大陆，它的情报部门到八十年代末，还对共产党的情况这麽无知。因为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判断能力，一搭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本政治推理小说。 有报导说，这本书还要出英文版，但後来没了下文。可能是英文出版社首先就会问，这是虚构（fiction），还是非虚构？如是虚构，就没多大出版价值。如果是非虚构，那就要给出资料出处，还有作者的身份是否能获得这种重要信息的考虑等。像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美国出版社首先要证实他是不是毛的医生，否则就很难出版，因为没有了“权威性”。 吴建民後来回广州时，曾被中共以“替台湾搜集情报”罪名拘捕。但最後中共也没拿出证据，他就被释放。数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吴建民，我们随後通过电话和电子信，但他已转行从商。这些年，在媒体上也没再看到吴建民的消息和作品，他那本书就真成了“王牌出尽的桥局”。 新华社内参被说成“报告” 关於六四题材，比《桥局》更轰动的，是後来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随後又出中文）。该书作者“张良”也是笔名。张良到底是谁，至今外界也不知道，只是三个编辑《天安门文件》的美国“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加大河滨分校特聘教授）、夏伟（Orville Schell，加大伯克利新闻学院院长），用他们的公信力做了“担保”。 但这三个中国问题专家到底对张良知道多少，也很难说。《天安门文件》问世这十多年来，张良一直都是“隐身人”，从不露面。这无法不被令人怀疑其身份的“权威性”。 为什麽要隐身？很可能是怕真实身份曝光，导致《天安门文件》的可信性打折扣；因以他的身份地位，很可能拿不到真正的“文件”，由此证实人们的质疑∶书中的所谓“文件”不是真正的“中共文件”，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本人杜撰的。 事实上，即使略过作者身份，仅从书的文本就可看出∶这本书不仅故弄玄虚，甚至弄虚作假。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占95%），根本不是什麽中央文件，而是报社内参、情况反映、动态清样、简报的汇编。但全书却分成“国安部报告”、“各地省委报告”、“新华社内参”和“中共文件”等四大部分。 在国安部报告部分，从口气来看，完全是报社写的内参，例如在北京校园跟学生的对话等，从常识上判断，也不会是国安部人员所为。作者所以把它称之为“报告”，就是想提高它的“分量”，否则全书到处都是报社内参，那个“天安门文件”的头衔就有问题了。 “到截稿为止”露出马脚 所谓“各地省委报告”更是假的，因为口气完全不对，全是第三人称，根本不是以“第一人称”的省委名义和语气写的。“报告”落款有时间，很多竟是下半夜一、两点，甚至凌晨四点发出。省委为什麽不白天工作、发报告？从“报告”内容看，也没有这种紧迫性。而且向中央递交的报告，怎麽可能这麽草率，在半夜草拟发出？ 实际上，对中国宣传机构、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是驻各省会的大报记者，按惯例深夜发的内参稿。因记者站多是设在省会，所以这些“报告”只是写了省会的状况。如是省委报告，应会写全省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发自西安的“省委报告”，文中竟有“到截稿为止” （还有用“据悉”）这种记者惯用语，而根本不是省委报告语言。记者内参会有大量这种“到截稿为止”的新闻用语，“张良”可能费心良苦地做了删除，但没有删乾净，留下了致命伤。 即使是“新华社内参”部分，很多也被写成“上交报告”。作者也是想尽量少提“新华社内参”，以免让读者想到这麽多内容原来只有一个文件资料出处。实际上当时新华社有八种内参，在情况紧急时，每小时地上报。 但即使把记者的“内参”拔高为“报告”，毕竟这些报社内参还是原始存在的。而《天安门文件》更令人质疑之处，是作为 “卖点”的三个“中央文件”∶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私人谈话、中央政治局会议、八老会议。这三个文件，全都没有编号，作者也没有提供文件原本或复印件。这是最令人怀疑之处。因按惯例，中央文件全都有哪年度几号文件的编号等，以确立其权威性、准确性。 杨尚昆“记得”胡平、陈军 那三个卖点“文件”的内容和语言本身，更能让人看出有假∶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与杨尚昆之间那麽带有历史定论性的私人谈话，包括对军队的掌握，对高层核心人员的安全问题等的推心置腹交谈，不可能有秘书记录，更不可能形成文件。邓杨两位老人，更不可能边走边自己记录，那场面太可笑。而且像邓杨这种高位的人，又是八十多岁老人，也不可能说出只有下属们才了解的许多细节。仅从这点，也可以判断，这个“邓杨私人谈话”很可能是张良推理想像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更假了，里面有描述性语言，例如什麽“望著说”之类。政治局会议记录不可能有表情的描述。英文版无法处理，只好把它括起来。 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也明显是假造的，因为杨居然提到纽约的民运人士胡平、陈军等名字。作为国家主席，而且是八十岁老人，按常识逻辑，他怎麽可能记得海外民运的具体人名？只有中共驻外记者写的内参或简报，才可能提到。张良在这里又是把海外“简报”拔高到“文件”。而且由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波士顿民运的具体情况，就更离谱了，其中提到一个北美什麽分会，那会名即使按字面来念，都很长很绕嘴，可杨尚昆居然能脱口而出其全称，太不可信。 张良做“隐身人”的苦衷 至於全书最有卖点的“八老会议”，则死无对证。如果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八老会议”真的存在，那麽避开中共的正常党内作业程序与惯例，在元老家里聚会讨论重大政策，又是决定当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去留问题等，按基本逻辑，邓小平们为了避嫌，也不会愿留下记录，更不会把违反党内纪律的做法形成文件；因为那等於让所有人知道，这是“老人政治”，是以“老”治国。 据出版此书中文版的编辑说，原来书名副题准备就用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但张良不同意。张良知道懂中文的人，会一下子知道这不是“文件”，所以心虚不敢用“文件”两字。但用“造假”的方式，来展示《六四真相》，实为一大讽刺。 如果该书不是记者的内参报道，如果作为卖点的三个文件真实，那麽最起码，“张良”本人不应该一直藏著不敢露面，他起码要经得起读者“验明正身”，起码拿出一个中央文件复印本。否则无法不令人叹息，“天安门文件”是中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 ——原载《开放》2010年6月号 2014-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政府为何钟情于美国国债？
何清涟 2013年11月25日 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人因此觉得本国吃了大亏，经常在网上要求美国“还钱”，但中国政府却一直钟情于美国国债，8月份减持112亿让国人高兴了一阵，9月份却又增持257亿，总额高达1.2938万亿。不少美国人也觉得欠了中国天大的人情，还不起，前一向脱口秀“吉米鸡毛秀”风波，缘起于主持人问孩子们“美国欠中国的1.3万亿美元该怎么还”。 这些都缘于一个误解：不了解各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其实是种投资行为。 \中国人为何觉得买美国国债是吃亏？\ 国内有一条广为传播的微博【中国上了美国国债的床下不来】，以鸡蛋作比值换算，称8年前借给美国3亿美元，可购买48万亿个鸡蛋；现在鸡蛋从当年的5毛涨至1元，这3亿美元只能买24万亿个鸡蛋，“你还不亏，你傻啊，还是装傻！” 这番似是而非的说法，至少将几个问题混在一锅煮了：一，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性质看作恩惠与人情，而不是投资；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多是短期国债，旧债到期再买新债，以8年期换算本身就有问题；三，将本国通胀带来的问题外部化。 中国政府当然不傻，近年来在外交中展现的中国式智慧，常常让美国等国深感被动。投资方面虽然不算高手，但也绝不是那种给别人白送钱的土财主。 那么，中国为什么非买美国国债不可？这个问题加上“只要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就会搞垮美国”，都是多年以来媒体采访我时谈过的问题。现一一梳理，尽量用一般读者能够明白的语言阐释。 \中国政府为什么非买美国国债不可？\ 美元能够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形成所谓“美元霸权”，是全球认可美国综合国力的结果。美国国债一直被许多国家视为外汇储备投资中最安全、流动性最高的资产，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中占比最大的就是美国国债。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3.66万亿美元，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2938万亿，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强，仍然是全球美国国债的最大单一持有国。 许多中国人不理解的是：既然美国常常批评中国人权，在中国与亚洲邻国的争端中又总是或明或暗地支持那些国家，中国为什么还要借钱给美国人？干脆去买别国国债，不让美国占便宜，让美国熬苦日子去。 其实，购买美国国债是投资行为，决定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因素如下： 中国实行外汇管制，现行的外汇制度导致一个结果：只要银行的“柜台”前出现了美元等外汇，银行就得用人民币收购。这就迫使中国政府必须无限制地，被动地印刷人民币用以收购美元等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些买入的美元等外汇构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但这些外汇储备虽然庞大，却不是中国政府的自有资产，用之于投资经营才能保值增值，获利部分就是中国政府的资产。其中道理且听解说。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巨额外汇储备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富裕与中国的国力。中国人更认为外汇储备是人民的资产，数年前还有人主张拿来分给中国人民。其实，中国的数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大多数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财产，其中含有外国商人来华投资的款项、中国所积欠的外债，还有“热钱”即国际游资、贸易顺差、个人储户的美元存款等等。即使在贸易顺差中，也并非全部是中国人的，其中很一大部分属于跨国企业的资产。关于这点，2010年周其仁曾说过一句“中国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每一分都对应着央行负债”，可惜大多数这句话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既然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只是以负债形式暂时“借来”的资产，规模过大也是压力。中国政府得想法将这些压力释放出去。要释放多少才算合适？不少专业人士测算，认为中国充其量只需约7,800亿美元的储备，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并支付中国所有的短期外债即可。这个标准通常是一个国家需要持有多少储备以防备金融危机的标准尺度。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拥有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最聪明的办法是用于投资。换言之，当代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拥有数万亿外汇储备，却放在自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白白闲置。 投资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分散风险，通俗一点讲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的外汇投资当然也秉持这一原则，即“外汇储备多元化”。除了使用小部分购买黄金，石油，矿产以及各类农产品期货，其中大头必须购买某种国际硬通货，比如美元、英镑、欧元、日元，以及各种债券。 在各种货币与债券之间，中国为什么钟情于美国国债？这是秉持另一投资原则，即寻找收益好、风险小、安全可靠的投资品种。本世纪初，中国政府曾有意识地减持美元储备，增持欧元、日元等。问题是：经验证明，欧元、日元的各类投资都不如美国国债回报高、安全性强。国际金融市场中，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几乎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参考标准，这是中国政府以及各国政府始终青睐美国国债的主要原因。以下数据或可说明这种青睐程度：外国购买者普遍于9月增持了美国国债，环比增长571亿美元，总额达5.65万亿美元。其中日本仅次于中国，现持债规模达1.18万亿美元。这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受到外国投资者的信任。 \减持美国国债，主动权在中国\ 以上分析说明，各国购买美国国债只不过是一种投资行为，并非施恩于美国。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属于投资理性选择。 为什么会造成“中国人借钱给美国政府养活了美国人”这一错误理解？应该是中国当局长期的宣传战略误导所致。出于渲染中国强大的需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最大债主就是证明强大的硬指标。大多中国人的投资知识比较缺乏。他们甚至不会想一下银行放贷原理：银行放贷要寻找有信誉的优质客户，以免贷款打了水漂。如同银行放贷，各国政府买他国债券，作为债权人，它们得寻找能还得起债的债务人，美国就是各国政府眼中的优质客户。由于国人大都不懂这些投资常识，当局的宣传让中国人产生这些想法：为什么自己那么多穷人都照顾不过来，却要大把洒钱去养活美国？为什么这么多钱不投到国内用于生产？于是才有腾讯微博上那条“你还不亏，你傻啊，还是装傻！” 经过好些年关于美国国债的嘴皮闹腾，有些国内专业人士终于弄明白了中国外汇储备与美国国债的基本知识，知道有些说法是胡闹。比如在“我们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要美国还钱”中，专业人士的解说是：“不可以，并且很无耻”，列举了要美国还钱属于违约行为的理由之后，建议“中国随时停止购买美国新发行的国债，出售持有的美国国债”，但“如果对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满腔怒火，请质疑人民政府”。 从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考虑，中国政府当然可以将鸡蛋分放在几个篮子里。《华尔街日报》10月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国债不是最安全资产”，建议投资者考虑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等几国的债券，认为其利率更高，更有投资价值，这条消息国内广为转载。中国也有学者建立治本之策应该是减少外汇储备总量，不过，后一建议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2011年4月“中国释放外汇储备压力为哪般”一文中已做过相关分析。 原文载美国之音网站（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a-bond-treasury-china-enamorment/17968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美国回归传统？别太乐观
何清涟 6月29日-30日两天，美国最高法院接连发布三项裁决，包括“亚裔学生告哈佛大学”、“拜登减免学贷违宪”，以及“支持基督教网页设计师拒为同性恋创建网站”。对此，保守派网友一片叫好，都说高院裁决很给力，美国回归传统有望。对此欢呼我持保留态度，自从2020年大选之后，美国高法拒绝受理一连串关于大选舞弊的案子以来，美国人对高法尤其是川普任命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深感失望，因此对这三次判决产生了过度反应，视为美国正在向传统回归的重大事件，却完全忽视了另一个涉及明年选举的高法判决。 三项裁决重要，但涉及的并非根基 保守派欢呼的美国高法三个判决概况如下： 第一个判决，是针对亚裔状告哈佛大学以平权为名歧视亚裔的诉案，本案原告指责哈佛大学多年来通过使用主观标准来衡量个性特征，系统性地歧视亚裔美国人。 美国的法案经常有名称与内容完全相反的情况，所谓“平权法案”就是如此，号称“平权”，实际上是实行按肤色招生，黑人优先，成绩远优于黑人、拉丁裔的亚裔却被以平权的名义排斥在哈佛大学（包括斯坦福等所有常春藤名校）的校门之外。这事行之多年，《纽约时报》在2017年2月3日那篇《美国大学为何不能接受更多亚裔学生》中引用了一项2009年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为获得相同的机会进入顶尖大学，亚裔美国人的SAT分数需要比白人高出140分，比西语裔美国人高出270分，比黑人高出450分。由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加持，这种对亚裔的歧视最近几年从隐含变成公然，终于有部分亚裔家长无法忍受这种歧视，告至最高法院，现在有了结果：美国高法以六比三的多数做出了裁决：哈佛各大学明文优先招收黑人的做法违宪，招生必须以成绩为优先依据，而不是以肤色为优先依据。 首席大法官小约翰·G·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这两个项目“不可避免地以负面方式运用种族因素”，“涉及种族成见”，违反了宪法。与法院意见不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法官（黑人、进步派）总结了她的异议，称这项裁决“进一步加剧了教育领域的种族不平等”。总统拜登公开指责高法这个判决，各大学校纷纷表态会对抗最高法，拒绝执行该判决。 第二，美最高法判决拜登政府免除大学生贷款的做法违宪。这笔贷款累积总额达到四千亿美元，最高法认为美国政府没有这种行政权力免除如此高额的债务。免除了大学生债务，这笔钱事实上就是由全体纳税人买单。并称这是税法层面的事，必须重新立法。 总统拜登对该判决表示失望，宣布启动B方案对抗最高法的判决。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发推文说：“拜登的学生贷款赠送计划被裁定为‘违法’。美国87%未借学生贷款的人，终于不再被强迫为13%的借款人还债了。” 第三个判决，30日高法大法官以六比三的投票，裁定科罗拉多州信仰基督教的网页设计师史密斯（Lorie Smith）可拒绝同性婚礼的客户服务，因为这是其“言论自由”，他有权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LGBTQ群体提供服务，也就是有权拒绝向各种各种的变异性倾向群体提供服务。对此案，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能强迫私营企业或个人违反其宗教信仰、并提供其信仰认为是有罪的产品服务。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写道：“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设想，美国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地方，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思考和发言，而不是按照政府的要求。” ——这个判决其实是终止LGBTQI群体向基督教挑衅，这个群体完全可以找任何非基督教的网站设计，但偏偏要找这个网站，这等于非伊斯兰教徒到一个穆斯林餐馆就餐却要求店主提供猪肉，是对他人信仰的一种亵渎，是在过滥的政治正确加持下、没事找事的一种张狂挑衅。 涉及选举的判决：有利于摇摆州的民主党 2023年6月27日，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驳回了“摩尔诉哈珀案”（Moore v. Harper），判决州立法机构有权决定联邦选举规则和绘制国会地图而不受州法院干预的主张无效。 此案的来龙去脉如下： 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政治分裂的州。共和党掌握立法机构，民主党在州最高法院曾以4比3占据多数席位，并以此优势推翻了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绘制的地图，该地图几乎保证了共和党在该州14个国会选区中拥有10个选区的优势。与此同时，州法院还批准了2022年11月选举使用的地图，该地图将国会代表团平分给民主党和共和党。 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举行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由各州立法机关规定”，据此，包括州众议院议长蒂姆‧摩尔（Tim Moore）在内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领导人就2022年的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此即“摩尔诉哈珀案”（Moore v. Harper），最高法院于12月听取了辩论。 拜登政府、民主党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乔什‧斯坦（Josh Stein）、“北卡罗来纳州保护选民联盟”（North Carolina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和支持民主党的个人选民团体，都敦促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此案。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6月27日发表的6比3多数意见认为，北卡罗来纳州州法院以党派色彩过于浓厚为由，否决了国会的选区重新划分计划，并没有越界。高法的裁决实际上拒绝了保守派援引联邦宪法主张的“独立州立法机构”（Independent State Legislature）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州立法机构的权力应不受州级司法的限制。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提出了异议，称该案应该被驳回，同为保守派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和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加入了该异议意见。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和科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以及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加入了罗伯茨的多数意见。——卡瓦诺与巴雷特两位虽然由川普提名，被视为保守派大法官，但两人进入高法之后的表现完全是摇摆状态，在小事上站在保守派这边，有关选举大事，基本都站在自由派一方。 民主党人和一些选举改革者则松了一口气，他们几个月来一直担心保守倾向的法院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损失。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对共和党希望让州法院退出监督联邦选举的愿望造成了打击。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宪法的联邦选举条款赋予国会检查州立法机关不当行为的唯一权力。 决定白宫主人的力量是摇摆州 美国规定，选区每十年重新划定一次，以反映全国人口普查衡量的人口变化。在大多数州，这种重新划分选区是由执政党完成的。从历史上看，执政期间，两党都会对政治选区进行不公正划分，以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虽然共和党控制着大多数州议会，因此控制着更多的国会地图划分，但民主党控制的州法院也规定州宪法禁止重新划分选区。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共和党人制定的地图，而马里兰州和纽约州法院则驳回了民主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根据州宪法中类似的自由选举条款绘制的国会选区。 从现实看，美国的总统大选既不由蓝州决定，也不由红州决定，而是由几大摇摆州决定。从奥巴马时期开始，民主党多年就实行蓝色浪潮计划，通过向红州大量派送非法移民、设置非移定居点，让红州逐步变蓝，再加上索罗斯大规模资助民主党人竞选州检察长一职，已经对州一级司法生态造成决定性的影响。2020年大选，六大摇摆州当中的几个红州实际上成了政治分裂州，比如宾州、乔治亚、亚历桑那等号称红州的几个州都是大选之夜宣布停止计票并在几小时后恢复计票后出现“拜登曲线”的州，其中亚历桑那州参议院进行法务审计调查后宣布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但并未受到司法制裁。其结果是影响了美国选民对选举诚信的深刻怀疑。根据拉斯穆森5月的民调， 62%的选民认为2020大选存在舞弊，就连民主党选民当中，都有45%的人认为舞弊可能影响了2020总统选举的结果。 综上所述，只要涉及美国国本的民主选举存在舞弊，认为高法三个判决将导引美国回归传统，那是美国保守派选民高兴得太早了。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7月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6745）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向长江谢罪该何人？ ——三峡工程的三本糊涂帐（1）
何清涟 最近，号称“三峡双雄”的三峡集团老总曹广晶、陈飞相继被免职。鉴于中纪委几个月前向外公布今年的反腐重点之一是“打电老虎”，人们齐刷刷地将眼光投向了李鹏家族。 三峡工程这一被中共称之为“宏图伟业”的世纪工程，从项目论证、开工到目前，一直存在三本很大的糊涂帐，依次为：谁是三峡工程的真正决策者？三峡库区气候变化、地质灾害频发、生态恶化究竟与三峡工程有无关系？三峡工程的腐败黑洞到底有多大？但外界也大都明白，三本帐之间藤牵蔓绕，利益瓜葛甚深。只要认真查究当中的任何一本帐，都会掀开巨大的黑幕。 \谁应承担三峡工程上马之责？\ 这个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三峡工程1992年获全国人大批准，1994年正式开工，2003年6月投入使用，至今也就20余年，以目前文档保管之周密，哪些人应对三峡工程上马承担责任，本应是本明白帐，但在中国，却偏偏成了一本糊涂帐。而导致这本糊涂帐产生的原因是：这个工程几乎从上马后开始，在论证过程中被好些专家指出的问题陆续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峡工程可能是个无法挽回的大错。 在三峡工程上马的争论过程中，极力反对上马该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经说过：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像，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著，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这四位依次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陆佑楣及张光斗。 既然这四位人物都被黄万里先生预列为向三峡请罪的铁像，他们在三峡工程的举足轻重地位可想而知。如果三峡是个成功的工程，这四位应当名垂青史。但不幸的是，三峡工程从上马以来就问题不断，这四位重要人物预感到不妙，通过各种机会发表言论，从各自的角度论证自己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并非那么重要。 先说钱正英。钱女士宦海生涯大部分消磨于水电部，其身后功名完全系于“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尤其系于三峡工程。1999年水利部举办50周年庆典，钱正英在庆典上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发表讲话，却表达了她对三峡工程的忧虑：泥沙淤积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以泥沙淤积为例，三峡工程论证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排浑蓄清”措施，在这次讲话中，钱不再提起这一措施是否有效，只提在三峡水库上游再建水库是最有效的办法（此方法后被专家指出只是将泥沙淤积问题延后），还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称“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听起来，钱部长将三峡工程视如一个建筑群，实践检验不行了，可以推倒重来。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之前，根据三峡开发总公司公布，三峡工程100%的工程单元质量合格，近90%的工程单元质量优秀。在当时全国普遍出现豆腐渣工程之时，这一成绩简直优秀得无以复加。但2004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张光斗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采访时说，三峡工程质量不好，施工质量不好，原因是施工技术、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但大坝是倒不了的。虽然张光斗没说多少年内倒不了，但看来这质量只是以倒不了为标准来衡量，因此，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比如大坝开裂）后来经常见诸报道，实在是意料中事，因为在质量方面，原来是坚持中国特色。 陆佑楣因为是三峡工程的实际主持人，也是三峡公司总经理，无论是工程的方案还是质量，其责任均无可推卸，于是开始将三峡变为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2010年8月，陆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其中深意，只有陆佑楣自知。 \李鹏对三峡工程功绩的“谦虚”\ 前总理李鹏喜欢出版系列日记，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等。这在中国的“党与国家领导人”当中显得很特别，一是几十年如一日写日记这种习惯在中国高官中比较罕见；二是李在生前出版这类日记，实有为自己留此存照之意。李鹏从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直至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长达改革30余年的一半，经济改革备受争议，其中三峡工程更是有争议且有严重后患的问题。 《三峡日记》这本书共分8章，以时间为序，以三峡工程建设为中心内容，记录了三峡工程建设从论证、开工、截流到蓄水发电的各个重大历史过程，最重要的是，该日记“全面体现了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按李鹏在前言中所述，在他任期内付诸实现的三峡梦，第一个发梦者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在《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提出 “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第二个则是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萨氏1944年对中国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三峡建坝的“萨凡奇方案”。再以后当然就是毛泽东了。毛对三峡有“更全面的超越前人的设想”，“把防洪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也提出来了”，并在1958年以后把三峡工程交给总理周恩来处理，要求周每年至少过问4次。再以后就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关怀，具体到移民、中坝等，都是由邓小平拍板， “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总之，李鹏将自己在三峡工程中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三峡梦的具体执行者。 三峡工程如果真象李前总理在自度曲《大江曲》中所说的“功在当代利千秋”，我想他绝对不会如此“谦虚”。李鹏与钱正英等人如此作派，一个“谦虚”地表明自己是个帮助前贤实现梦想、历代党魁命令的执行者；一个表示自己看到了三峡问题，都是为了今后不享受铸成铁像，跪立白帝城头的待遇，“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随着三峡周边地区的生态恶化，以及地质灾害频发，三峡工程是祸不是福这点已越来越明显。李鹏为官一生，有几大不可原宥之事，如1989年六四镇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长江三峡工程决策错误等。但仔细考究，“六四”镇压罪在当代，三峡工程则罪在千秋。 （原载何清涟博客，2014年4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three-gorges/18876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唐慧案件与中国底层政治文化
何清涟 《南方周末》8月1日推出“‘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与“什么造就了唐慧”，确实造成了颠覆性效果。但我认为，这些报道与其说是颠覆了唐慧个人形象，不如说是颠覆了近年日渐显化的“底层认同”。于是，痛定思痛者有之，斥骂唐慧者有之，痛骂《南周》堕落的人当然更多。 其实，还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还原唐慧女士的“本生相”，只要所述是事实，可以帮助国人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免于继续沉溺于泛道德的线性思维。 讨论唐慧事件需要祛“团队指使”之魅 我仔细比对了有关唐慧案件的关键文本之后，认为讨论该事件需要剔除一个因素，即唐慧女儿是否自动卖淫，并祛除“背后有某力量指使”之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唐慧一案发生的社会背景，更好地理解唐慧为什么要以（其实是“只能以”）这种方式抗争。只有理解了唐慧案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才可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的社会政治趋势。 纠缠于唐慧女儿乐乐卖淫是否自愿这点，其实并无必要。按美国法律，15岁以下少年男女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不管是否自愿，均视为强奸，因为青少年无行为责任能力。中国其实也有相关规定，只不过还有一条荒谬之极的“嫖宿幼女罪”，让那条保护青少年的法规形同虚设。 一个要祛魅的因素是：唐慧背后有支持团队组织化地运作。这一观点见之于《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廖隆章“对唐慧案拷问下媒体人职业道德的观点”。该文提到唐慧背后有一个“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在支持。作者的原文是：“我甚至认为，唐慧个人本身并不愿意那样不断的扯谎，制造悲情，或许是受其他力量的默许和支持”。前面的“团队支持”还犹可，因为参与的律师与媒体报道都是公开的，但在中国语境下，加上唐慧得到10万美金的帮助、将带女儿来美治病这事，在中共政治文化语境中，这个“其他力量”很可能被人与“境外反动势力”之类联想起来。 我认为，中国的“唐慧们”大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这种人道帮助。中国民众处于无权利、无组织资源的弱势状态，遑论与政府这种拥有一切资源的权力组织抗争，即使是面对乡间邻里的恶霸也束手无策。如何让民众完成自组织化的过程并拥有利益诉求管道，一直是中国民主化起步的第一难关。中共严防力守的也是这一条。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就采取了“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防守政策，对任何组织化萌芽以及聚众行为，包括一些大学生的读书会，都予以坚决打击取缔。唐慧是一位普通农妇，虽然能干执着，但如果没有团队的帮助，几乎不可能坚持七年。对这种团队的存在，只要不是站在当局立场，就应该持支持态度。第三波民主化如果不是有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大力介入，很难完成；就算是阿拉伯之春，无论是埃及还是利比亚，最后都得争取西方世界的支持。 是什么造就了唐慧案件？ 以下再看唐慧案发生的大背景。 唐慧案件发生于七年前，这段时期正是中国政府疯狂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征地拆迁）以发展经济之时，群体性反抗事件从每年5万多起上升至20万起。我就是在2005年左右总结了中国社会政治趋势：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上层精英流氓化，基层社会痞子化几大特征。维稳办在这段时期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常设机构。由于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将是否有民众上访作为考核指标，各地开始实行截访。唐慧案件不属于征地拆迁这种“大路货”案例，但却具有牵动中国人心的因素，幼女开始成为官员、商人、教师群体甚至同属弱势群体的男人们践踏的对象，“嫖宿幼女罪”这种匪夷所思的罪名被列入刑法，使许多官员逃避了强奸幼女罪的惩罚。正因为唐慧案这些特点，得到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的帮助也就顺理成章——2003年以来，中国的维权活动进入高潮时期，维权律师团队隐然成形，他们需要寻找合适的案例进行司法救助。 有唐慧女儿这类遭遇的幼女有许多，但大多数幼女家属出于现实考虑而接受“私了”。唐慧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她具有一般农妇没有的一些禀赋，胆大，不怕事，善于抓住机会甚至为自己创造机会（这些禀赋的贬义说法是“农民式狡猾”）。 其实，唐慧这种富有底层生存智慧的底层妇女，几乎在每个乡镇都可以找到。除了撒谎借2010年永州朱军事件将自己推入公众视野这一“独创”之外，唐慧所做的事情几乎是中国社会底层“聚众闹事”的经典模式。比如“组织几十号人围攻派出所、围攻拘留所，围攻警察、扯警察的衣裤”；到学校闹访；在法庭吵闹干扰审判，饱殴对方律师等等。任何一个有农村生活经历或出身小城镇并与基层社会有接触的人，对这些场景都不会感到陌生。中国农民崇拜力量（包括权力与暴力），每遇与人发生纠纷，大家族或强势家族总是聚集家族成员，依仗人多造成威慑之势，迫使对方屈服。这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色，一旦遇到政治力量引导，就可以形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大赞特赞的“痞子运动”，化成周立波美化的《暴风骤雨》。 应该说，两个“团队”与唐慧的合作是成功的。就媒体报道的关键情节来看，唐慧拒绝接受地方当局十万元私下调解的理由是，“我不能在黑暗中接受你们的钱”，这番话让她显得很有原则，在无数愿意接受钱而牺牲原则的受难者家属中鹤立鸡群；她后悔“没告诉女儿这个世界是丑陋的”，显示了她是一位将一切丑陋拦在门外的爱心母亲。 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将唐慧包装成向权势勇敢抗争的悲情母亲，则是考虑到大众胃口。中国社会近年来官民冲突激烈，社会底层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被压缩，底层青年的社会上升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在官民对立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既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媒体介入事件报道的依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媒体在介入唐慧事件时，大多都将唐慧塑造成忍辱负重、不屈抗争的悲情母亲，这应该是唐慧“光辉形象”的由来。 在唐慧本生相被披露之后，一些媒体人痛心疾首，表示要吸取经验教训，不要再被利用。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预告：被利用是中国媒体无法避免的命运。中国当局对信息的严重过滤，媒体对任何新闻题材都已经养成选择性过滤的习惯。薄熙来、刘志军在位时个个都“高大全”，群誉毕至；一旦倒台，立即成了五毒俱全的坏家伙。既然政治高层都具有神与魔鬼的两面性，唐慧由悲情母亲还原本生相也属正常。更何况，将事件中心人物道德化与领袖人物神化，其实是人类政治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唐慧事件中，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出场的目标，并非只是为了帮助唐慧，而是针对这个包括信访和司法、目标只在“维稳”而不在“公义”的体制本身，唐慧形象的包装当然也会依据这一需要。 我认为，与其谴责唐慧，不如通过此事件了解认识中国的政治文化特点：晚清以来，中国乡土文化本来就开始“痞子化”，经历中共统治期间的无数次运动之后，中国乡村更是成了滋养“痞子精神”的大好土壤。近十多年以来，在上层精英流氓化的同时，伴生着基层社会的痞子化。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其共同特点就是不讲原则，相信权力与暴力，所谓“善的怕恶的，恶的怕赖的，赖的怕不要命的”，不择手段，就是从中国乡土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信条。暴政与“刁民”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唐慧案浓缩了中国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通过这一案例认识中国国情，极富现实意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0期 2013年7月26日—8月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558）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2010 中国人气吞山河的目标（幽默）
●2010中国人气吞山河的目标 给长城贴瓷砖 给太平洋装栏杆 给珠穆朗玛峰安电梯 给月亮镶金边 ●领导富人百姓就是不一样 同样是泡妞，领导叫失足，富人叫包养，百姓叫嫖娼； 同样是出国，领导叫考察，富人叫旅游，百姓叫偷渡； 同样是干活，领导叫带头，富人叫创业，百姓叫打工； 同样是说话，领导叫精神，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废话； 同样是要求，领导叫意见，富人叫提案，百姓叫牢骚； 同样是炒股，领导叫主力，富人叫游资，百姓叫散户； ●再穷也得过元旦！ 中山领导流浪汉；泽东领导穷光蛋； 小平领导小商贩；泽民领导贪污犯； 剩下我们怎麽办？跟著涛哥混口饭， 涛哥说∶“再穷也得过元旦！” ●中国特色的脑筋急转弯 问∶边做假药广告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麽？ 答∶江湖骗子。错！是CCTV。 问∶比上大学还贵的是什麽？ 答∶出国留学。错！是幼稚园。 问∶为什麽有人从几千米高直接跌落到千米以下，却面不改色心不跳？ 答∶是在跳伞。错！是中国股民。 问∶明明口袋里只有30元，却搞一大堆资料证明实际有100元的是什麽人？ 答∶骗子。错! 是统计局。 ●一切都白想了 工资真的要长了，心里更加爱党了， 能给孩子奖赏了，见到老婆敢嚷了， 闲时能逛商场了，遇见美女心痒了， 结果物价又长了，一切都是白想了。 ●笑一笑 北京某高干子弟和山西煤老板儿子吃饭， 高干子弟大声道∶“给老子一百万，在北京没有我办不到的事”。 煤老板儿子听後小声说∶“哥，我给你一个亿，能不能把天安门城楼上那张照片换成我爹的？” 若要一辈子高兴，做事； 若要一阵子高兴，做官； 若要一个人高兴，做梦； 若要一家子高兴，做饭； 若要别人高兴，做东。 ●旧词新用 过去叫痛快，现在叫爽； 过去叫关系密切，现在叫零距离接触； 过去叫瘦弱，现在叫骨感； 过去叫减肥，现在叫瘦身； 过去叫半老徐娘，现在叫资深美女。 挨饿这事，干得好就叫减肥； 掐人这事，干得好就叫按摩； 发呆这事，干得好就叫深沉； 偷懒这事，干得好就叫享受； 死皮赖脸这事，干得好就叫执著。 2010-0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中国工人的力量哪去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武汉钢铁集团工人徐武因与所在单位武钢发生诉讼纠纷被关进精神病院达4年之久，日前成功“越狱”至广州，却被武汉警方抓回。其中曲折，被媒体称之为“中国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的故事”。 看到这份由中国地方政府献给工人阶级的五一节“大礼”，不由得想起一支上世纪50至70年代传唱不衰的红歌“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文革”时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后的雄风，例如工宣队进驻从大学到居委会各单位，工宣队队长成了太上皇、工宣队员们成了御前侍卫；工人每与人发生争执，一拍胸脯吼一嗓子“老子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党最信任我们！”觉得恍如隔世，领导这个国家的党还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国也还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工人阶级的力量哪去了？ 在90年代之后进入工厂的中青年工人可能不会有那段光荣记忆，但老工人就不同了，近20余年的地位失落、下岗与贫穷带来的种种屈辱，只显得毛时代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那份黄金岁月愈加难能可贵。老工人怀念昔日荣光，自然免不了怀念曾经给予他们荣光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毛发动大跃进导致饿死3000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闭关锁国带来的贫穷落后、发动“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严重破坏，这些由毛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被不少老工人刻意遗忘。他们如果有机会向下一代谈论时政，说的必定是这一套，“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就好了，贪官肯定不敢这样胡作非为，厂长经理敢这样搂国有资产？……” 我其实也很关注并同情当代中国工人的境遇，并由衷希望工人兄弟的权利意识迅速觉醒，起而争取权利，使本阶层活得有尊严，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能够摆脱“血汗工厂“的可耻地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阶层、群体的权利都应该通过自己争取，而不是依靠他者赋予。老工人们怀念毛泽东，骨子里还是希望由政治强权人物来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不是自己争取。 如果说欧美工人运动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的，其经验没有可借鉴性；那么与中国同属于亚洲文化圈的韩国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应该具有借鉴作用。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由于当时就业机会稀缺，为了保住工作机会，工人不以超时工作为苦，甚至有工人主动写信给厂方，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80年代以后韩国工人工作条件及社会地位的改善，与他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有关，更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帮助推动有关。 当时韩国的宗教、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这三种势力主动渗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尤其以学生的努力起了关键作用。曾有一批大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这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他们努力唤醒工人的权利意识，加速工人的组织化，提升工人运动的水平，逐渐把工人运动的目标从经济引向政治，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中，出现了以政治目标为主的罢工运动。可以说，韩国工人生活状况的逐渐改善并非资本家主动施与，而是依靠大学生群体等社会力量主动介入，唤醒工人自身的的权利意识，通过艰苦斗争一点一滴逐步改善的。 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 中国媒体曾登载过一篇文章，“一个研究生在工厂的‘潜伏’”，故事的主角赵新华（化名）在看过《韩国工人》这本书后，也想摹仿当年的韩国大学生，深入工人群中，成为“潜伏”工人。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整套方案。但他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镇的打工经历却让他非常失望。厂方违犯《劳动法》的现象常见，比如拖欠工资。赵新华曾尝试鼓动工人以《劳动法》为依据抗争，但没有工人响应，并告诫他说这样做“没有用的”。最后赵只好独自坚持抗争，“一个人战斗”的结果是：应拿工资1000余元，但因被记了3天“旷工”（赵以罢工的形式抗争），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费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令赵沮丧的是，他的抗争没引起其他工人仿效，反而因为这一抗争遭到工友们的疏远。领到工资那天，赵新华到车间转了一圈，还没说几句话，就被组长赶了出去。组长说：“车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厂长看到，被叼的是我”。赵新华的经历表明，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可能还处在觉醒前或者觉醒之初。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劳工权利从来都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工人努力争取而获得。而工人的力量也就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的运动而逐渐强大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中国工人要想真有力量，韩国工人的组织化过程与争取权利的过程值得借鉴。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5月2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power-of-chinese-workers/）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苦难见证着中国的人权状态
――2008年2月13日在记者无疆界（华盛顿）会议上的呼吁 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到的不仅仅是那几十位因言论而身陷狱中的中国写作者与记者，还有无数正在遭受迫害的中国人。 2001年中国政府申办奥运时，曾信誓旦旦地向国际社会保证改善中国人权状态，现在离2008年北京奥运只有不到半年时间，我们看到的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太石村维权英雄郭飞雄被中国当局诬陷入狱，在狱中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的妻子数度向国际社会呼吁求助。从她那一封封的求援信中，我看到一位妻子滴血的心。 多年来帮助凄苦无告的爱滋病人的胡佳，刚刚获得记者无疆界颁发的中国特别奖，就被中国当局扣下“阴谋颠覆政府罪”抓捕入狱，他那初生不久的女儿与产后不久的妻子至今还被当局软禁在家。 与他们同样命运的人，在中国还有许多许多。坐在牢中的人，失去了自由；从牢狱中被释放的人，苦难也远未结束。山西记者高勤荣虽然已经从牢狱中出来，但他的所谓政治问题使他找不到工作，他那风雨与共的妻子身患重病得不到医治，全家正在饥饿线上挣扎…… 中国当局宣称他们是“罪人”。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只不过勇敢地与腐败的基层政权抗争，维护民众的生存权利，譬如郭飞雄；有的只不过是出自良知，关怀被政府、被社会抛弃了的不幸群体，如胡佳；还有的只不过是出自记者的职业良知，揭露地方官员弄虚作假的腐败工程，如高勤荣。这些人的道义担当，表明他们是不畏强权的勇士、是大写的人。中国当局抓捕他们，正好显示了这个政府的卑劣无耻及其专制本性。 在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只不过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最初级的形式。但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只是因为他们通过网路表达了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与批评，仅仅因为这些言论，他们就要承受牢狱之灾。 这，就是中国的人权现状。这些人士正在用他们的苦难见证着中国政府的无信无义与无耻。 今天，在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彻底丧失了国家信用。它不仅与《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肯定基本人权的原则背道而驰，也从不尊重自己已批准并承诺要遵守的21部国际人权公约，只是用谎言与搪塞不断愚弄国际社会与本国民众。比如郭飞雄、杨子力等政治犯与大批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就严重违背了中国政府于1988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根本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它的签约，只是为了骗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以牟取更大的党国利益。 在中国内部，中国的法律体系缺乏制度信用。如果说普通法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以法律限制国家权力，那么中国当局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处心积虑以法律限制公民的权利。这类剥夺人权的法律法规越多，中国人权的改善就越没有希望。所有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与政治犯，都被中国政府假阴谋颠覆政府罪、危害国家安全罪(Security endangerment)之名或栽赃陷害而抓捕。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悲剧与家庭悲剧，而且还在中国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播下暴力和冲突的种子，进而制造出社会与政治动乱的条件。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拥有这一权利并不意味着有了一切，但丧失言论自由则将一无所有。2008年1月1日，中国有14,000多名人士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这一事件表明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此时此刻，到了要求中国政府履行申奥承诺的时候，为了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抗争。 相关链接： http://www.newsunfiltered.com/archives/2008/02/a\dangerous\tim.html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3/rsf/
何清涟2025-11-09 01:14👍 0💬 0香港增税自设陷阱
香港回归中国之後，不仅政治上要走向北京化，要制定23条恶法限制人民自由，而且在经济上则有迹象要走西方左派高税收的灾难之路，最近香港财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讲话就是一例。在上周的一项商业会议上唐英年说，香港如果对商品和服务业收取5％的税，就可增加32到38亿美元的收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香港税收的85％仅由30万公务员承担。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对此专门发表了社论「唐的税收」，批评这位香港财务长官的实际目的就是要给香港人增税。因为他明确表示，「有些人希望我能承诺削减利润税，废除房地产税，降低酒税等，我担心我将不得不让你们失望。」 为什麽美国最大的商业报纸批评唐英年的讲话？因为从自由经济的角度，这种靠增加税收的做法等於是杀鸡取蛋，从根基上损害香港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品质。虽然通过对所有商品和服务业设置5％的税收，可以立即获得三十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最後的结果，将会是影响香港的整体财政收入，因为增税的结果，等於香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5％，将会使人民消费能力降低，购买力下降，香港商品和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被损害。 今天，人类的经济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减税，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只有让人民手里有钱，才能增加消费（在美国大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只有让服务业等企业有更多资金，才能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例如美国所以近年有长达连续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主要在於八十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时实行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减税的经济政策，把个人最高所得税削去40个百分点。而最近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也在於被称为「里根传人」的小布什总统实行大幅减税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根基性的资源。 人类迄今的历史同时也证明，高税收政策就是经济灾难的同义词。欧洲国家近年走高税收的福利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普遍经济滞缓，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美国是5.5％），法德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整个欧洲经济最好的是爱尔兰，而这个国家的税率恰恰是整个欧洲最低的，只有12.5％，而且不是按收入多少制定不同的等级，是单一税率（flat rate）。我在上篇专栏中介绍过俄国的经济过去五年持续增长，这也与普京政府实行以低税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目前俄国个人所得税是除爱尔兰之外整个欧洲最低的，只有13％。 上星期「世界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指出，过去11个月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可达4％。不仅美、日的经济强势复苏，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近年可强劲增长到平均6.1％。即使不算中国、印度、俄国这三个经济大国，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还在5％左右。由於经济增长，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2001年，全球有二亿七千万极端贫困者，按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到2015年，即十年之後，预计这个数字将会降至一千二百万。「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就是「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降低关税，自由竞争。 香港之所以多年来在经济领域一直全球领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充分的市场经济和非常低的税收。因而香港的最後一任总督彭定康在离任之後说，他原来是个左派，但在香港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现在如果香港真的如唐英年所说，要一下子对商品和服务业收取5％的税，那只能是为香港的今後的商业发展自设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1日） 2004-12-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美中经贸谈判的“临门一脚”与外国解读
程晓农 经过长达两年的反复谈判，美中两国的代表1月15日在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上签字。而川普女婿库什纳在谈判成功的过程里所发挥的“临门一脚”作用，折射出北京的无奈。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来就有侵害型和竞争型两类，而中共的崛起战略属于前一种。美中经贸谈判开始改变中共的崛起战略，是美国为世界格局做出的贡献。 一、“人脉游说”：北京从白宫摸底 美中经贸谈判从前年春天开始，双方反复交锋过程里中共曾一再翻盘，不愿做出让步。美国在谈判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两个，首要问题是中共有组织地大规模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并盗窃技术机密，其次是中方营造的不公平贸易体制造成长期巨额贸易逆差。对第一个问题，中共只肯原则上承诺保护知识产权，却不承认多年来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盗窃技术机密的大量事实；与此同时，中方希望尽量把谈判局限在贸易问题范围内，并要求美方取消谈判期间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的所有关税，以此为前提，换取中方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但这次达成的协议却是中方放弃上述前提，在美国的关税依然保留的情况下，同意了美方提出的初步条件。为什么中共作了让步？其中的重要背景被中共的外宣官媒披露。据此官媒介绍，这次谈判过程里，中共一直在谈判桌外设法与白宫沟通摸底，试图影响川普的决策，产生有利于北京的结果。然而，此文章刊出24小时后就“被消失”，无影无踪了。且不管这篇文章是否被北京当局视为“高级黑”，其内容与这次谈判协议的签订有很大关系，值得关注。 二、一则只存在了24小时的官媒消息 近年来中共在北京办了一个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只有境外才能阅看。1月15日北京时间14点44分，它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次谈判重要背景的文章，《揭秘第一阶段协议幕后的中国游说与谈判原则》，作者使用的笔名是“皇金” 。此文是该官媒介绍美中经贸谈判系列文章之第三篇，文中介绍，在这次美中谈判过程里中共一直非常重视“人脉游说”，“始终没有放弃以库什纳为代表的温和派为游说的切入点；但和其它形式的游说不同，中国只是通过特朗普内部人脉关系来了解和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决策”。 库什纳是川普的女婿、白宫顾问，中共通过他与白宫沟通，并非秘闻。但是，由官媒证实这一点，说明了此事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有趣的是，由于国内关于这次的美中协议是“城下之盟”的说法屡屡不绝，24小时之后这篇文章被该官媒删除，同时以另一篇文章仍作为第三篇来代替被删除的文章。该文被删，恰恰会引起读者对其中奥秘的兴趣；而官媒删除此文的同时，换用其它文章来替代，也说明当局希望误导从其它管道获悉被删文章的读者，让他们以为，那些替代文字就是原本贴在那里的内容。 那么，究竟中方与库什纳谈了些什么？正好《华尔街日报》1月14日有文章曝光细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交谈。他告诉库什纳，美国的提议没有取消足够多的关税措施。库什纳回应说，是时候解决分歧了。若分歧得不到解决，特朗普准备在12月15日对中国约1,5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其中包括智能手机和玩具。他建议道，‘不要考虑降低关税的问题，想想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发生什么’。” 很显然，中共从这番谈话中摸到了“底”，那就是，再“硬抗”下去，新关税出台后中共目前脆弱的经济将倍受打击。于是北京幡然变计，于是就有了这次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 三、美国到底是打击中国的崛起，还是遏制中共的侵害？ 目前在中国和欧洲、亚洲各国有一个常见说法，即美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感到压力，因此要刻意打压它。当然，中共很喜欢这些混淆视听的说法，在其媒体上一再渲染。而这样的说法对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有似是而非的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1月15日刊登的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采访。默克尔在采访中说，“不要仅仅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就将其视为威胁。正如德国一样，（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勤奋、创造力和技术技能。”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玉利伸吾去年12月16日发表过一篇文章，《中美为何会打贸易战？》，他引用日本几位学者的书着认为，“成为大国的中国开始在贸易和金融等众多领域给美国造成挑战。面对挑战，特朗普政权发起了贸易战”；（这种）“保护贸易的根源是‘重商主义’”，有历史渊源，其“影响已经波及到欧洲和日本，世界经济开始陷入停滞”。这类说法在欧洲和日本颇有市场。 之所以这种说法属于混淆视听，是因为它故意扭曲了中共崛起战略的实质，把这种崛起窄化为单纯的经济竞争。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来就有侵害型和竞争型两类。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崛起，绝不能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和平崛起混为一谈；同样道理，中共的红色崛起与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崛起不能相提并论。混淆了这两种崛起，就抹杀了其中的是与非。 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可能会出现不公平贸易的状况，也会发生争端，但是，这样的争端通常不会导致非经济层面的严重后果，诸如战争、军事对峙之类。而中共的崛起并非单纯的经济崛起，其经济崛起必然伴随着军事实力的扩张，在地缘政治上有明显的威胁性。纳粹德国以战争实现崛起，与联邦德国的和平崛起截然不同；而大日本帝国的军力崛起，与二战后和平日本的崛起也绝对不是一回事。这样的常识对默克尔和玉利伸吾来说全然陌生吗？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不熟悉德国和日本现代史，或许不甚了了。但是，对默克尔和玉利伸吾来说，那是他们的本国历史，而且是最重要的现代史，说不了解是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的。 四、欧洲和日本为何出现刻意扭曲美国意图的观点？ 从德国和日本现代史当中的教训出发，依此类推，将中共的崛起战略与民主自由国家经济上的自然崛起作对比，分辨其中的差别，真有那么大的难度？默克尔和玉利伸吾当然知道其中的界限。但他们的观点其来有自，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和日本相当多人士的立场。换言之，他们从本国利益的角度去解读美中经贸谈判，就无法客观地评介和理解这一谈判的准确意涵。 首先，中共的崛起战略只以美国为假想敌，而不以欧洲或日本为目标，因此，欧洲多数国家和日本都不担心来自北京的威胁，同时也不愿得罪中共。其次，客观上主要是美国在承受中共崛起的侵害，而欧洲国家与日本却从对华经贸关系中获益多多。这种利益导向的欧、日立场便产生了针对美国新对华战略的种种混淆视听的说法。 实际上，美国调整对华战略，试图阻止中共有组织地侵犯知识产权，并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体制及政策，会自然地产生经济学讲的“外部溢出效应”，即欧洲国家及日本无需费力，就可在对华经贸中受益。然而，当这些国家“笑纳”这些好处时，它们真会对川普有感谢之心吗？似乎未必，“搭便车”者不言谢，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历得太多了。 其实，川普也未必介意这些来自欧洲、日本的“说三道四”，他不是“世界总统”，美国选民才是他服务的对象；美国民众也不会因为德国或日本担心自己贸易顺差的变化，而催促本国总统优先为他国着想。 经济全球化并没取消国界，也不可能取消国界。只要国界尚在，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就会有差别。不同国家对其它国家双边关系的改变有什么想法，其实不必挂上“维护经济全球化”或“反对重商主义”之类的旗号。毕竟，比起那些只为自己“打算盘”的国家，美国为世界所做的贡献实在是太多了。这次美中经贸关系转变带来的后续效应，很可能将被历史证明是美国的又一次贡献。 原载大纪元，2020年1月17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20/1/17/n1179970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欣克利角核电项目搁浅，后果有多严重？
何清涟 最近，英国唐宁街易主，中法联合投资的欣克利核电站协议延期，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立刻就此发表文章，称这将影响中英互信。中国投资遍布全球165个国家与地区，其中麻烦项目非常多，但很少有大使级官员为此发表专文，将项目搁浅上升到影响两国邦交的程度。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笔者因经常追踪中国海外投资信息，知道在中英关系这盘棋上，欣克利角核电项目虽然是一枚重要的棋子，但两国却不会因此最终翻脸，还会继续合作，但中国要想不再遭遇麻烦项目，应该吸取教训。 两国对项目的安全评估各自言说 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对暂停这个项目的原因直言不讳：一是出于安全，二是经济因素。虽然声称是暂不签署协议，只是将之延迟到秋季，以做进一步的研究，但对中国一方来说，这却是中国所有海外投资中最不愿意面对的一次挫折。 欣克利核电项目曾被看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0月访英的重大成果，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他于8月8日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希望英国从中英关系大局出发，继续支持欣克利角核电项目，还特别强调该项目可让英国获得安全、可靠和可持续的能源。在文章中，刘大使着墨最多的是技术安全，认为中国广核集团是合作的优质伙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行业绩和安全水准，工程质量与技术安全均可信任。对梅首相提到的安全，刘大使以中国为例表示，中国的许多核电站都是通过国际合作建成的，中方从不担心外国公司会控制中国的核电站。 但英国的安全担忧中，对技术担忧恰恰不是重点，因为用的是法国EDF的技术，中国只是三分之一的出资人（60亿英镑）。英国的担忧正好是刘大使淡淡解释的外国公司控制的问题。据英国媒体透露，梅在担任内政大臣时期就流露出对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的不满。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在接受英媒专访时也表示，梅曾对中国国企参与英国核能建设表示异议。梅的首相幕僚长尼克·蒂莫西此前也极力反对该项目，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根据政府内外安全专家的意见，中国参与这个项目，便可进入计算机系统，这会给中国人机会，他们将有能力阻碍英国的核能生产。 这种深切的担忧，并非刘大使几句话就能冰释。因为中国企业，尤其是政府掌控的高科技公司这方面的国际口碑不佳，比如华为与美国的纠纷，其中关键词就包含技术窃密与间谍活动等。而刘大使说中国政府不担心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会控制中国的经济之类，并不能稍减外国政府的担忧，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对外资（外部势力）的控制非常严格，外资想捣鬼最后只会将自己折进去；而民主国家是开放性的，到处都是安全漏洞。 中国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曾用“麻烦项目”一词概括中国海外投资中的失败项目，主要囊括前期立项并启动投资，但后期遭到监管机构驳回、部分或全部失败的项目。与那些项目相比，欣克利核电项目消耗的只是十年谈判光阴与谈判费用，但中国政府的反应却特别激烈，这只要分析一下大背景，就会明白北京有此反应，实在有其情由。 第一，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是中国核电产能输出海外的第一个项目，中方认为这个项目对全世界有极强的示范效应：连英国都用咱中国的核电技术，其余的国家还有信不过的吗？ 中国现在有30多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其中排在最前的四大产能过剩行业是铁路、核电、钢铁、水泥。高铁项目已经有多个曾签署协议，却因对方国内各种原因而叫停。钢铁输出已被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课以高关锐而受阻。 中国核电技术的来历与高铁一样，是通过先后引进各国技术而偷师学艺终成“自主开发品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先后引进了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的核电技术，从而山寨了三代核电技术，被国际同行谑称为“万国牌”，据称，中国核电设备生产能力可供年均6－8个核电项目。自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发生后，温家宝总理要求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此后，中国的核电发展停滞，产能严重过剩。 按原来的协议，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建成之后，英国埃塞克斯郡将建设和运营一座完全由中国设计的核电站，对于中国广核集团而言，欣克利项目被视为参与英国核市场的立足项目。而且，中国还与阿根廷签了重水堆、压水堆的核电项目。如今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受阻，势必影响到其他两个项目，因此中国着急。 中英关系棋盘上，欣克利核电站有多重要？ 英国政府已要求中国政府对欣克利事件不要过度反应。事实上，在欣克利引起的不快过去之后，以下事实将为北京重点考虑： 一、认真考虑中英关系的大势，弃小保大。 从2012年开始，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对外投资大国，到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从中国海外投资目标国看，重心已渐从非洲、拉美转至欧洲、北美。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在欧洲投资已超400亿美元，英国成为中国对欧投资第一大接收国，吸引中资总额为160亿美元（德国为84亿，法国为80亿）。品诚梅森（Pinsent Masons）和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联合发表报告《中国投资西方——中国投资能否改革英国基础建设》，预期中国在未来十年中，在英国基础建设行业的投资总额将达1050亿英镑。目前，英国最大的水利公司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的10%股权由中国国有的中国投资公司持有。该报告还预计，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将有8%进入英国市场，其中一半以上流向基础建设和房地产行业。 小不忍则乱大谋，与未来的巨大投资相比，60亿英镑的投资未能成行不算是大事，北京冷静下来，就会想到这点。 二、北京经历的各种海外投资受挫太多，明智一点会反思投资准则，不再只从自身需要出发，而是考虑投资接收国是否真有需要。比如在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上，中方一直宣称，该项目能担负全英7%的电力输出重任、惠及600万英国家庭、完工之后将为当地带来2.5万个就业岗位；核电成本每兆瓦时（即1000度电）虽比油气发电成本高27.5英镑，但比风力发电便宜近20英镑。 但英国对成本的核算完全与中方不同，英方核算后认为，建造该项目的最终成本将达到300亿英镑（法中计算的总投资是180亿英傍），发电成本也远高于预期。法国公司EDF提供的新一代压水反应堆颇为复杂，在建造位于芬兰和法国弗拉芒维尔的第一批反应堆时遭遇了施工难题，并严重超支。EDF内部对本公司因建造这种反应堆而要承担的财务风险，也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 中国海外投资历来是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不太注重经济成本核算，但西方国家不同，这种投资失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中国进入西方国家投资，得调整一下不计经济成本的思维惯性。否则，这些国企投资的失败，最终受损者还是中国的纳税人。 最应该列入中国政府的“国家考虑清单”之上的是国家信誉问题。一个国家、一家企业、一个人要想建立信誉，一般需要积十数年之功，但其崩坏却往往在一瞬间，比如近年丰田、大众汽车公司的遭遇。英国延迟欣克利角核电项目，首要原因就是不信任，国家信誉正好是中国的短板，在未能有良好信誉之前，中国在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最好不要浪费精力，以免产生更多的“麻烦项目”。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8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ian-20160811/3461410.html）
何清涟2025-11-07 05:03👍 0💬 0三鹿奶粉是怎麽“毒”出来的
中国三鹿奶粉出现三聚氰胺有毒物事件，也被海外媒体广泛报导，像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对此做了报导，更不要说和三鹿有合资关系的新西兰当地报纸了。现在这个事件还处於调查阶段，没有结案。但从已公布的资料来看，这个事件绝不是单纯、偶然的食品品质问题，而是有著更复杂的文化、人性、制度等层面的问题，它至少体现在五个环节上∶ 第一个环节是奶农。 事件发生後，无论三鹿公司，还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奶农造假的节目等，都倾向把它说成是奶农往鲜奶中掺假造成。三鹿公司事发後还发表声明说，感谢公安部门夜以继日快速破案，抓获不法奶农，好像它也是受害者。 不法奶农往鲜奶中掺水和尿素（可增加氮成分，而氮是测验牛奶蛋白质高低的主要指标）以获利，这在中国乳制品业中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有业内人士说，这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是普遍的，只要存在向奶农收购牛奶，就普遍存在这类现象，所以三鹿事件的发生就是必然的，而且这次三鹿出了事，全国其他所有乳制品企业都保持沉默，也很说明问题。这位业内人士说，三聚氰胺存在乳制品中根本不算什麽，所有牛奶企业的人都对这个“伪蛋白”熟悉得“像自己家的亲人那样”。 中国的很多食品存在造假问题，这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任人皆知。一位孩子吃了三鹿奶粉、乳尖长出白块的母亲在网上痛斥奶粉造假是要中国人断子绝孙，但她提到，她父母做加工生意，把乾猪皮用猪油炸成成品卖。为了卖相好，那些乾猪皮都被加了甲醛（可致癌的严禁食用化学物）。他父亲清楚其危害，她也知道，但都没当一回事，因为大家都这麽干。通过这次自己孩子吃了毒奶粉事件，她想明白了，给父亲打电话做工作说，“我家做的东西，我家知道自己不吃，人家吃；人家做的东西，人家不吃我家吃；宝宝就是这样才生病的。”最後她父亲也明白了这层道理，说下次进货，不要加甲醛的猪皮了。 可是当周围的人都用加甲醛的干肉皮做生意，不受到严厉查办，你不这样做，你的猪皮品就颜色差，难以卖出去，无法和同行竞争。所以又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几年前香港记者在调查中国大陆用四环素等激素喂养大闸蟹问题时，那些养蟹户就说，别人都这麽做，你不用激素，那你的螃蟹就又小又不凶猛，怎麽卖得出去？ 在共产文化把人的道德摧毁到所剩无几的当今中国，太多的商人、小贩为了钱而不择手段，什麽事都能做出来。全民普遍对“造假”熟视无睹，不那麽当真，太多人持“我家做的食品我家不吃，别人吃了会怎麽样我不想”的道德观，甚至视诚实为傻瓜，把敢掺假发财视为能耐。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下，制定多少法律条文，恐怕都像面对无孔不入的恐怖分子一样，防不胜防。 第二个环节是中间商。 有了上述那种文化心理，自然就有更大胆的造假商人。根据目前警方公布的调查，在河北省的三百多个牛奶收购站中，有41个往鲜奶中掺三聚氰胺。目前警方已查获27名嫌犯，4人被逮捕。三鹿公司和中央电视台都说是“奶农”往鲜奶里掺假，才导致三鹿奶粉出问题。但业内人士解释，往鲜奶里掺三聚氰胺，不是普通奶农能够操作的技术，因三聚氰胺难溶于水，必须和其他化学物质作用下，或在很高温度下，才有可能。目前官方调查显示，那些收集奶农送来的鲜奶收购站，是这种造假中心。有专家说，50公斤的鲜奶，配好三聚氰胺，可以增至“数吨”，一本万利。 第三个环节是三鹿公司。 既然三鹿公司强调说，是奶农往鲜奶中掺假造成的，那麽有毒的牛奶怎麽都能通过检验？那些牛奶收购站往鲜奶里掺进三聚氰胺，怎麽能通过三鹿公司的验收呢？据河北副省长杨祟勇近日公布的资讯，那些牛奶收购站早从2005年就开始掺三聚氰胺。那麽过去三年多，三鹿公司竟没有一个安检人员发现这个问题，这不是很奇怪吗？据媒体报导，河北省的牛奶收购站，三分之一是奶农办的，三分之一是三鹿和当地人合办，剩下是三鹿自办的。这个比例更显示三鹿公司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三鹿在半数以上的牛奶收购站都有合资或主导，三鹿本身怎麽会没有直接责任？而且奶粉在出厂之前，难道三鹿从来都不做品质检查？ 早在8月2日，三鹿公司就知道奶粉中有三聚氰胺，但却没有向大众公布。他们明知道这会导致婴儿肾结石或死亡，但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他们不是立即收回产品，挽救孩子的生命，却是千方百计隐瞒真相，继续欺骗公众，仅凭这一点，就更令人怀疑这个公司有自己往奶粉里掺假的可能，这才应是调查的重点。根据已公布的数位，三鹿公司库存和要收回的有毒奶粉总共有11,086吨，专家根据三鹿奶粉中的有毒物比例推算，三聚氰胺可能多达285吨。这麽多的有毒物质，是河北省公布的已拘留的二十几个不法奶商就能干成的吗？ 很早其实就有人指出三鹿奶粉有问题。据《中国广告网》去年的报导，早在2004年1月，阜阳就有农民指控孩子吃了三鹿奶粉後出现问题，经阜阳市检验部门的化验，查出奶粉有问题。但据《中国广告网》（2007年3月15日）那篇题为“三鹿奶粉∶化危机为契机”的歌颂性报导，在阜阳检出三鹿奶粉有问题之後，中国很多商场都把三鹿奶粉拿下货架。但三鹿公司立即派高层人员赶赴阜阳，找当地高官“协商”，最後达成协定，说是检验人员“工作失误”，检验的是假冒的三鹿奶粉。 三鹿的回报是，向阜阳“捐赠”了4985箱奶粉（有没有私下向阜阳高官“捐赠”什麽，外人就无法得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导说，三鹿没有把追查“冒牌三鹿”“作为重点，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挽回事态方面”。出现这麽大的“损害”三鹿信誉并造成几千万元损失的“冒牌产品”，三鹿为什麽不去追查呢？不抓住劣质冒牌不是明显让它们继续毁坏自己产品的信誉吗？三鹿这种做法，只能令人怀疑∶那个产品根本不是冒牌，就是三鹿生产的。 当年三鹿不仅找到阜阳官员改变了检验结果，还找到中央电视台，使其做出了“纠正报导”，“不但维护了自己的品牌名誉，也巧妙地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三鹿还在“最短的时间内，及时得到中央通知三鹿产品重新上架的指令”，再加上作秀的捐助活动等，“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美誉度”。结果三鹿因祸得福，更“美名”远扬了；因而也就更肆无忌惮了。这种做法，真是只有中国人能想出来的“中国特色”。 第四个环节是中国食品安检部门。 更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是，政府竟然设立了“免检产品”。在西方国家，不会有哪种食品可以不接受专业安全检查，而由国家机构打包票的。因为没有安检，等於人为地制造安全漏洞。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所谓“免检产品”，其实很多都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合夥变相分赃，你提供一笔钱，我给你一个免检证书，两方都得好处，倒霉的是消费者。最近的调查显示，不仅三鹿集团，中国还有其他22家乳制品企业的69批次产品都验出有三聚氰胺。这些毒奶粉的出现，和中国这种“免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等於国家为“有毒食品”开了方便之门，用国家之力背书，欺骗消费者。因此海外媒体批评说，中国食品安检官员发给了三鹿一手收钱、一手残害婴儿生命的“免检”通行证，是三鹿的“共犯”。 第五个环节是中国政府。 但不管怎麽说，这次中国政府好像没有隐瞒真相，开始公开调查了。但这背後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三鹿是和新西兰合资的公司，而新西兰方面早在8月初就发现三鹿奶粉有三聚氰胺，并向中方交涉，要求三鹿公开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绝。有专家分析说，中国方面不立即公开此事，和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有关，中方不想冲了奥运的喜庆气氛。从8月2日中方得到三鹿奶粉有毒的消息，到9月11日夜晚公开承认此事，次日开始收回有毒奶粉，这中间足足有一个月零10天，这40天中，不知有多少婴儿因继续吃三鹿的有毒奶粉而造成疾病。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只是撤换了几个地方官员做秀而已。 而中国政府这次之所以不得不公开调查处理此事，是因为新西兰总理出面向中国政府交涉，导致中方无法继续隐瞒，因为再隐瞒的话，新西兰方面可能自己公开这件事，那样中国政府会更被动。因此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如果没有新西兰方面事先已掌握证据的话（新西兰合资方在三鹿公司有三名董事成员，其中一人会讲中文），完全可能不会这样迅速公开处理。 如果在西方民主国家，出现这麽大的事件（目前已查到六千多婴儿因吃三鹿有毒奶粉而发病），不仅当事的公司，安检部门的官员也会被查办，甚至国家主要官员，都会在舆论压力下辞职。西方最大的监督，来自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更来自四年一度的民主选举，选民和在野党成为政府的最严厉监督者。有重大丑闻并不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遭到选民的淘汰。 但在中国，既没有新闻自由，更无民主选举。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出现三鹿，甚至四鹿、五鹿，都是必然的结果。在整体腐败中，局部的不法就是自然的。倒楣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那些无辜的婴儿。中国实行一胎化，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因为毒奶粉，而落下终生残疾。这真是网民所哀叹的∶是要让中国人断子绝孙！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不解决中共政权的问题，中国人就只有继续吞毒饮鸠，中国的孩子们，更可能因为幼年被毒害，一生都无法避免潜在疾病的危险。正如9月18日《华尔街日报》社论所言，现在北京当局是在作“司法秀”∶撤几个地方官，换个三鹿领导人等等。这完全不解决根本问题，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利益连在一起的时候（三鹿的田文华，既是党委书记，又是董事长、总经理，这叫什麽企业！）腐败不仅绝不可能消失，只有继续恶化。而且明显的是∶岂止三鹿奶粉有毒，数数没毒的有几样吧。而最受害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子们，总不能让他们都绝食吧。 2008年9月18日於美国（原载《观察》） 2008-09-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以力制人与以利诱人――从西藏事件看中共的无德之治
今年3月10以来发生的西藏事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其实都在中国政府意料之中。早在1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已经高调表示要“严控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按照中国当局一贯的政治逻辑，针对印度流亡藏民组织的“再回西藏”运动的“应急预案”应早已准备就绪。 事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动军队控制局势，严密堵绝消息外泄，面对世界各国的民间抗议与少数政治家的谴责，北京“以不变应万变”。如此“冷静应对”，当然得“归功”于1989年六四屠城所获宝贵经验：千招万招，不如“以力制人”这一招。 在中共的执政经验中，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困境无过于1989年屠城之后。当时，国际社会虽然纷纷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但中国当局硬着头皮扛过来了，当年就有日本首相来访，继之各国都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经济制裁。时至今日，各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已千丝万缕，如何制裁？制裁之后到底是中国受损还是西方国家受损？更何况西方各国政府要考虑的“民意”不仅有支持西藏的，还有“沉默的大多数”，那当中包含不少国际财团，这些人影响政治的能量远远大于那些抗议中共暴政的群体与个人――这是多年来中共以利益牵引国际商界的结果，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一策略不妨称之为“以利诱人”。 其实，中共对待西藏，也一直在实施“以利诱人”这一招。王力雄在“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中谈到这点：“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他将西藏人与汉族农民作了个对比，“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与西藏关系最佳的清王朝，历260余年对西藏的“封赏”，按当时价格折算成货币收入，充其量最多与共产党近5年援藏的数量相当。但为什么清朝终其一世，与西藏相安无事，而如今的北京与西藏的关系却危机迭起，巨大的物质援助只换得藏人的怨恨，最后发展成中共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键在于清王朝与中共处理对藏关系的谋略不同。清王朝只是要个宗主国的身份，让西藏完全自治，从不干涉藏区内政。而中共当局的治藏之策，几乎就是毛治理汉人区域那种“天翻地覆”的翻版：打乱整个社会结构、消灭一切“反动阶级”（即有产阶级），扶持底层社会部分成员成为统治者。但比汉人居住区略为“宽容”的是：还允许寺庙与宗教的存在，只是要接受政府控制管理，不象汉区那样强迫和尚尼姑道士等还俗，并将大量其他宗教列入“反动会道门”镇压。于是，在汉区的阶级斗争在西藏就成了颠覆藏传佛教文明的民族兼文明冲突。 但西藏毕竟与汉人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其精神领袖达赖逃出西藏，历经磨难，其理念已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通过他的巨大感召力，让世界广泛同情雪域高原所经受的磨难，“让西藏自由”已成为西方各国随处可见的口号。而毛后的中共当局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治藏之策，只是更多采用物质利益“加抚”，鼓励汉族移民入藏经商。也因此，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种矛盾交汇。最后，中共政府与西藏的矛盾就变成了广义上的藏汉矛盾，每一个汉族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迫裹挟其中。 以力制人与以利诱人，在短时期内都不失为有效策略。但只有道德感召力才能使一个国家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以中共如今这种无德之治，现在就算以武力再度平息了西藏抗议，而种下的仇恨只会越来越深，难以化解。这方面，还是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学习管理波多黎各托管地的经验：每年给波多黎各几百亿美元补贴，但从不干涉其内政。因此，波多黎各人民的烦恼正好与西藏人相反：想成为美国联邦州的正式成员而不得。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3月27日，总第236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2）
何清涟 中国成为引进外资大国之后，逐渐改变了外资政策，先是通过两税合一，取消了外资的税收优惠；继而通过打击一些与中国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扶持本国企业，这种做法在医药行业中比较突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过去是利用在华跨国企业游说母国政府以改变一国外交政策，从2010年代开始，北京将他国对华的经济依赖转化成政治要挟的工具。 韩国萨德导弹系统，中国小试锋芒 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将他国对华经济依赖转化成干预他国政治的工具，是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事件开始。中国通过这次初试锋芒尝到甜头，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一手段。 为了对付金正恩的导弹威胁，韩国接受美国的协助，在国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萨德系统的部署于2016年2月7日开始磋商，到2017年3月6日落实布署，引起中国高度关注及强干预。韩国主张这项军事部署只是应付朝鲜的防御措施，中国则认为部署萨德系统会对其国土安全造成影响，习近平明确告诉南韩总统朴瑾惠总统，中国反对这一军事项目。 习近平表态之后，中国大陆对韩国发出多项反制措施，包括禁制韩国媒体及艺人演出、旅游封锁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据韩国贸易协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韩国对华出口额与进口额比1992年建交时分别增长47倍、23倍；中国在韩国总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分别占25.1%和21.4%，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地；2016年，中国对韩直接投资额为20.49亿美元，是1992年的1940倍。 当时，韩国产业银行对中国的制裁威胁曾撰写一份报告猜测，北京采取强硬措施之后，韩国两个严重依赖中国的关键产业（免税店与旅游业）将受重创。收入将缩减117亿美元，其他产业的损失加起来将达到83亿美元，合计将遭受约2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预测此后成为现实：为安装萨德提供土地的乐天集团受创最重，2017年第二季度，乐天的营业收入同比接近“腰斩”，净利润更是同比猛降95%。该集团面临成本高昂的重组，最后认赔出售在华超市。 韩国国内则发起抵制萨德抗议，数十万民众走向街头，认为安装萨德对韩国没半点好处，要求总统朴瑾惠下台。2017年11月22日，中韩达成成果，即“三不一限”承诺。此后中韩关系逐渐回暖，萨德事件也以“部分部署，不追加”为结果，告一段落。 从此以后，文在寅一直小心翼翼地看北京脸色行事。 澳大利亚对华经济依赖的后果：北京利用民主摧毁民主 澳大利亚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和“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而中国恰好是一个资源需求大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早就被北京很轻松地将其转化为操纵澳洲国内政治的筹码，我曾经写过一篇《王立强疑云背景：中国利用民主摧毁民主》（SBS，2019年11月29日），指出澳大利亚是中国红色渗透的重灾国，也是北京利用各种渗透的力量，用民主摧毁民主的样板。 中国对澳洲内政的成功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作武器。最著名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力拓。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中国铝业公司（国有企业）收购英澳矿业巨头力拓公司(Rio Tinto)18%股份的投标，原因是澳洲政府担心，这笔交易将赋予中国太多的定价权。北京对此的回应，先是通过中国的商业伙伴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压。未达目的之后，2009年7月，力拓公司在中国的首席铁矿石谈判代表、澳籍华人胡士泰与其他三名在中国工作的员工一同被捕，并于次年在一次为期三天的非公开审讯中被定罪。澳大利亚政府虽然知道胡案后面的真实原因，但放弃了胡士泰。力拓公司的CEO艾博年（Tom Albanese）重新反思了“与中国的关系”，2009年11月2日在一次投资交流会上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2010年他个人的工作重点之一将是加强公司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力拓与中国铝业公司之间仍有合作机会。此后，澳洲社会各力量假装忘记了胡士泰。 二是利用煤炭采购施加压力让澳外交部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女士去职。毕晓普2017年在新加坡曾冒北京之大不韪批评南海问题，并表示中国不适合做区域领袖，从此她再也没有被邀请访问中国。2018年她在阿根廷G20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中国方面在会后直言不讳透露内容，表示中方已经告知毕晓普：“由于澳方的原因，中澳关系遇到一些困难。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也受到了影响。这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在这些严厉言辞之后，中国推出给澳洲“一点颜色看看”的“轻微惩罚”计划，即“把钱拿到别的国家去”，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从煤炭、铁矿石、牛肉等进口转移至他国，减少中国赴澳留学生。2018年，阿根廷对中国的牛肉出口几乎翻了一番；非洲的铁矿石出口中国成倍增长；运送澳大利亚煤炭的船只在中国无法停靠，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骤减，遭受最大重创。澳大利亚人终于看到一点：“中国有能力摧毁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学生公寓租赁市场，农业和采矿业。我们对报复中国进行的任何打击都是轻微的。我们通过摧毁我们的工业基础而使自己依赖于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修复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紧接着在2019年2月下旬的一周之内发生怪异的巧合：澳洲输华煤炭被禁导致澳元汇率暴跌，令中国人讨厌的外交部长毕晓普宣布从议会辞职，退出政坛，随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很快修复。 最近中国对澳洲又获得一次胜利。今年4月27日，澳洲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对此次冠状病毒疫情展开全球调查，激怒了中国政府，引致中国驻澳洲大使成竟业的公开威胁。5月1日 ，澳洲总理莫里森说，他没有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澳大利亚人也清楚地知道本国经济因高度对华依赖而陷入困境，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那本《无声的入侵》（Slient Invasion），作者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正通过各种各种手段，企图将澳洲变为傀儡国家，在短短15年间，笼络澳洲前总理鲍勃．霍克（ 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陆克文（Kevin Rudd），将这些政要变成中共的新买办，大量中国资金涌入澳洲的农地、房地产、大学。无声无息间，中国成为澳洲官界、学界、产业的最大金主，也成为澳洲第二大地主。澳大利亚号称自由国度，但这本注定必将得罪中国的书，一连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出版， 但是，澳大利亚国民目前普遍处于希望“熊掌”与“鱼”二者兼得的状态：既希望保持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又希望能够限制中国的红色渗透。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们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5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511202012240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
何清涟 最近，美国白宫推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份对华战略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虚假信息散布活动，以及侵犯人权行为等许多领域的政策做了全面评估与批评，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 这种状态对哪一方有损？当然是中国，这是可见的现实。因为事实上，没有美国在基辛格之后奉行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方针，没有自克林顿以来几任美国总统努力将中国从“经济合作伙伴”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并在前面冠上“重要”的定性词，打开美国大门，任由中国来去，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北京自夸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独独忘记自身依赖谁 我曾写过《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系列文章三篇， 谈中国夸耀世界各国对华经济高度依赖，并成功地将这种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但中国独独忘记自身其实是个对外依存度相当高的资源稀缺国家，尽管中国是不少国家的矿产、农产品、工业制造品的最大买家，是非洲国家的最大投资国，还能四出挥洒金钱购买影响力，比如今年接连三次给WHO开出一张比一张庞大的美元支票，但这豪情挥洒金钱的阔绰，全仗着那巨大的外汇储备。 如果不是数量巨大的中美贸易产生的顺差，以及美国资本如过江之鲫夹着装满美元的皮包来到中国，这外汇储备就不会如此庞大——如果有人看到此处暴跳如雷，还请稍安，请看下面的数据。 在不少人以为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的资产或者中国人民的财产之时，我就解释过，所谓外汇储备，每一分都对应着负债，是中国央行通过外汇管制，从外贸企业、在华外资以及各种美元储户那里“借”来的。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主要来自于中美贸易（中美贸易战之前，90%以上，请记住这个数据）；美国资本也是在华投资位居第一的最大外资，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在疫情之后各国将与中国“脱钩”，其实主要是美国脱钩，其他国家不得不跟着脱钩——从主观愿望来说，那些对华经济高度依赖的国家，没有哪国想主动脱钩，德国现在还在努力维系对华关系，指望汽车行业能够依靠中国续命。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努力培养与吸纳，中国政府当中人才济济，上述这一最清楚明白的事实，却没有人敢向“当今圣上”讲明。遥想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时，习近平金口玉言说出“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国内宣传部门对这段圣旨还配乐朗诵，诵乐之声犹在，就变成要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为敌，完全忘记了中国那3万亿外汇储备仓库的货源主要来自哪国了。 硬数据支撑的中国对美依赖现实 中国对美的经济依赖，就其大者说，有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技术依赖一事可以写出千言万语，这里仅举一例，千人计划网罗的技术偷窃者，90%以上呆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金融体系依赖，中国虽然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另起炉灶，但从成为IMF五大储备货币之后，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升反降（我写过文章，列有各国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的数据及各国互换货币数据变化）。本文仅举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来自哪国为例：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多年来都很庞大，中美贸易战开打前的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2 758亿美元。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打，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19年6月，美国公布数据，2018年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下降1.7%，一共6 168亿美元，为2013年以来首次下降。但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接近4 20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全部贸易逆差的67%以上。从中国来看，当年全部对外贸易顺差2.92万亿元人民币，按央行宣布的全年平均汇率1美元=6.89人民币折算，为4 236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除了可怜的不到40亿美元来自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仍然主要来自于美国。 关于2018年的两国贸易数据，还有一番嘴仗。在美方公布数据之后，为了不再用庞大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刺激美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称，当前美方对中方的贸易逆差数字只有1500多亿美元，根本不是所谓的4100多亿美元（原文如此，有意比美国少说100亿），美方夸大了与中方贸易的逆差。次日，美国对此回应发文反驳，再次确认了自己核算的数据。差距缘何产生？原来，美方计算包括中国通过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贴牌“生产”然后绕道进入美国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打交道多年，美国多少学了一些乖，中国则只算从自家直接出口美国的“中国制造”。 贸易顺逆差之争就不说了。这里只让大家有个概念，中国经济对美依赖程度有多大：中国说1500亿美元，美国说4200亿美元，两者相差2700亿美元之巨。这个数字有多大？有两个数据做参照：2018年芬兰的GDP总量约为2 700亿美元，美日之间的贸易总额为2180亿美元。 失去美国依傍，中国经济颓势渐显 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两年多来，中国经济显现颓势成为事实： 1、外汇储备减少，挣扎于警戒线边缘。 中国为何特别在意外汇储备， 我早在2016年写的那篇《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中谈过。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一般人看到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庞大的数字，都会以为中国哪会有外汇之忧？其实，这庞大的外汇储备当中，六分之五不可随意动用，因为另有主人，借一时可以，久借不行；剩下的六分之一远不敷用。想了解详细情况，可去看程晓农《人民币贬值的背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澳广，2019年12月8日）一文。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什么还能维持在31 000亿左右？原因是中国想了一招，通过较高利率吸引外国投资机构购买中国债券，用掉期操作的方式维持外汇储备总量。川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资本回流约1万亿左右，但因美国国内两党斗争激烈，民主党想方设法用各种理由弹劾总统，有近5000亿美元资金并未投入实业，在股市与债市徘徊，不少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债券规模达21877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与外商投资，当中有3000多亿美元属于这种债券。 2、对外投资势头减弱。据路透社引德国官方数据，中国在去年德国的外资排行榜中跌出前三甲，位列美英瑞士之后为十多年来首见。5月11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下降趋势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2019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平均每个季度是20亿美元，但2020年头三个月，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已经停止，只有两亿美元。但美国公司宣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在华投资项目总额为23亿美元，只比2019年季度平均值略低一点。我在推特上指出，中国在德、美投资减少，实际上是外汇储备紧缩的反应。 3、人民币被九个主要国家踢出货币互换协议。武肺疫情席卷全球，各国因“封国”而在实体经济领域被区隔开来，但这种实体经济“去全球化”现象反而导致对美元需求更强烈，以至于出现“美元荒”。为解决这个问题，3月19日，美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瑞典等央行签订规模分别为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与丹麦,挪威,新西兰央行签署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期限至少为6个月，到2020年9月19日为止。作为IMF列为全球五大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根本不在这个协议网络之中。中国当然也闻出其中危险的味道，４月下旬，中国央行推出数字货币（DCEP），宣称这是全球第一大主权数字货币，将挑战美元霸权——但没有全球金融体系霸主美国背书，这种数字货币算是中国的自我娱乐。 川普曾讲过，美国再造了中国，中国不服气，多方驳斥。但平心静气看历史，美国对华态度确实决定中国能否获得发展机会、以及多大的发展机会，也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深刻检讨在中国的失败，从此，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自力更生”了20多年，连毛泽东都得承认这个中国“一穷二白”，连吃饱饭都困难。直到中美建交之后，中国逐步被导向国际体系，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 中国当局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形势，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在长达两年逐步升级的中美摩擦中，美国将中国依靠的肩膀抽走，中国失去了这一依靠之后还浑然不肯承认事实，终于迎来了经济的严寒。 （原载于大纪元网站，2020年5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5/23/n1213173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谣言侵蚀北京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以清末为例，当时谣言纷传，其中以两大类为主，一类是预言清朝灭亡的谣言，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 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另一类是渲染上层矛盾的谣言，譬如汪精卫1910年在北京以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被谣传为炸弹是载洵、载涛两位皇室成员从伦敦带回交给汪，命其刺杀摄 政王。1910年10月间促成湖北新军哗变（即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的也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这则谣言将新军士兵逼入了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于是乃有10月10日晚上的楚望台起义。 中国不是信息透明的国度，每次权力斗争都会引起流言四布，连中低层官员都乐传这类流言并相信。现阶段处在网络2.0时代，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善于控制信息，却绝无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控制得越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就越离奇。因此，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各种谣言纷传的状态，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之间是种共生关系。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统治乱象，是社会面临大变革、大分裂、大崩溃的预兆。可以说，这些谣言正从根本上侵蚀着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各种谣言的发酵刺激下，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3月2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3/rumors-ruin-power-beijing/#comment-171410）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中国外交部两副面孔交替出场的奥秘
何清涟 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常有惊人之举，除了宣传的极度无耻化之外，中国外交部一干发言人似乎瞬间成了战狼，专司对美批评指责；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成了花瓶、摆设，大多数时候沉默，但在美方反击力度加大之际，又总是出面安抚，让一些美方人士误以为赵立坚称武汉肺炎病毒由美军传播到中国只是个人说法，希望加强高层沟通。 最近这场参战双方身份悬殊的外交口水仗，美国被造谣污蔑，还完全没占据赢面，在于美方完全不了解中国外交部两副面孔出场的奥秘何在。 小蚂蚁挑战大象，无论如何都是赢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在历代王朝，下位者挑战上位者，天然占据道义优势，其批评不管真实与否，都被誉为不惧权贵。上位者如果与之计较，会被批评成风度气量不够。有些试度量大的上位者处置得当，会获得美誉。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流氓化与痞子化，这种挑战越来越堕入末道，特别是从1990年代中国媒体市场化以来，文坛混混经常借一些话题去无端攻击名人，藉此博取知名度，成了文化江湖混名声的“终南捷径”。 这种智慧用在外交场合也有过千古美谈，著名的“将相和”就是经典的教科书例子。据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述，该事件发生于公元前279年。那一年，秦昭襄王想集中力量攻打楚国 ，为解除后顾之忧，主动与赵国交好，约赵惠文王会于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势弱的赵王害怕但又不敢不去，蔺相如陪同赵王前往渑池，席间秦王要求赵王鼓瑟助兴，并让史官记下，以折辱赵王。蔺相如为了使赵国取得对等的地位，据理力争并站在秦王身边以“五步之内，血溅大王”相胁，使秦王不得不击缶（秦国乐器），蔺相如则命赵国史官记其事。稍后，秦向赵要十五座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寸步不让，大声要求秦国用其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机智地保护了赵王的安全并且不被羞辱，史称“渑池之会”。 这个故事中的蔺相如之所以成为世人称颂，就在于他维持了弱赵与强秦之间的国格对等。中国很看重这点，比如统战台湾，去年笼络人气很旺的韩国瑜时，是让香港、澳门两地特首与之会面，而非中央政府某机构出面，以免将中国视之为一省的台湾抬格。 这些，非常平民化的美国并不太讲究，尤其是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更不讲究这些。这次赵立坚出面，通过推特这种私人方式诬称武汉肺炎病毒来自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军，美国的对应，就吃亏在出动了上驷（上等良马）对下驷（下等劣马），比如川普以总统身份发言来怼赵立坚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算痛快说出了“中国病毒”四字，但引来的国内批评就足以抵销那痛快感，而中国方面还可以借机生事。美国想认真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又于3月22日接受美国新闻网站Axios与有线电视台HBO的联合采访，在采访说，由外交官来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这一表态被解读为他不赞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日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军，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的说法。由于崔天凯声称他代表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于是美国舆论认为川普应该与习近平直接沟通，缓和中美关系。 处理外交事务，英国比中国圆熟得多，而且有虚君体制可以利用。政府惹了麻烦，女王出面安抚是其老套路，效果往往不错。因此，这类事情，美国应该则国务院出面对阵，以总统之尊，少直接介入为佳。 美国应该以下驷对下驷 在武汉肺炎疫情以来，为防止更多的病毒携带者进入美国，美国于2月1日宣布对中国断航，宣布撤侨，从美国现在的疫情来看，这些行动于美国安全来说完全必要，可惜做得并不彻底，有很多疏漏。但在2月3日中国外交部网上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却指责美国政府“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这次记者会上，华春莹还透露了一个让中国人非常吃惊愤怒的信息，“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 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中方已经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一共通报30次。” 华春莹始终未说明那30次通报的具体内容。直到最近中美两国外交部发言人隔空开战，争论的焦点是1月3日中共究竟做了啥，人们才知道部分真相。3月17日，美方发言人奥特加斯（Morgan Ortagus）指称中国处理疫情时间表“必须接受世界审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再次甩锅给美国，说1月3日中方就通报疫情给美方；美方发言人奥特加斯则在3月23日的一则推文中，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关于中国未延误发布新冠病毒疫情的说法，其推文详细列举到1月3日之前，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中方做的是下令销毁病毒样本、让武汉医生噤声，以及在网上审查民意。 从两国外交发言人互怼开始，说明美国已经找到对付中国外交部战狼的合适方式，以下驷对下驷，规格相等。据说美国情报机构掌握了大量中国的疫情信息，武器库中不乏兵器，可以相机而行，适时披露一些杀杀中国战狼的戾气。 中国一直想为武汉病毒寻找新娘家 中国想为武汉肺炎病毒寻找新娘家，美国并非唯一的目标，现在成为欧洲疫情危城的意大利也被中国命中。3月21日，党媒《环球时报》发文《意大利专家：中国疫情爆发前 病毒或已在意大利传播》，文章断章取义地引用意大利马里奥·内格里（Mario Negri）药理研究所主任朱塞佩·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对美媒公共广播网（NPR）的说法称：“中国疫情爆发前，病毒或已在意大利传播”，中国国内媒体不少以此作为标题。意大利媒体Il Foglio采访了Remuzzi查询时，3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病毒宣传》(Propaganda virale)的报道，放在该报头版下半版的报导中，其中引述雷穆齐的原话说：＂毫无疑问，这病毒是中国的。这次（事件）是大学会拿来教授的教科书例子，显示出科学资料可以如何因为宣传理由而被操弄。＂雷穆齐针对《环时》对他在另一个访问中所说的话的诠释方法的评价是：＂这是为了对内和对外宣传，而作出完全误导的说法和影射。＂ 习近平究竟想干什么？ 武汉肺炎发生后，习近平那表面上似乎安稳的地位再度陷入政治湍流之中，连武汉市长周先旺也敢在CCTV采访他时推诿责任，国内媒体一度姓习也姓鄂。有关习的政治对手制造了这场瘟疫的说法，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随瘟疫扩散。当习近平派出李文亮专门调查小组、解放军首席生化专家陈薇正式接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撤换了湖北省与武汉市行政首长之后，才算是勉强稳住了局势。 但习近平的应对特别笨拙狠恶，在官媒那颠倒黑白不讲道理的高调宣传赞扬之下，激起的社会不满从未真正消退。那些所谓“世界各国连抄写中国作业都抄不好”、“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无耻宣传，以及美军传播病毒论等无中生有的攻击，终于将中美关系送进了“重症监护室”。3月19日，李文亮调查小组那份虚应故事的调查报告等于向世界宣告，这一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国家监察委专案调查组在武汉近五十天的调查一无所得，没能找出“总想害朕的坏人”。3月22日，一份据说是中国体制内人士撰写的匿名建议书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要求中共高层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功过和去留问题。阳光卫视掌门人陈平承认该建议书是他转发，但表示不知何人首发此文。但他认为，这份建议书反映了许多体制内改革派人士的想法，中共应该回归7年前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份建议书与BBC中文网1月28日发表的那篇《武汉肺炎下的治理溃败：京-汉-闽政治观察》遥相呼应，那篇文章几乎对习近平接掌中共以来在反腐名义下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从2019年底迄今一个月以来武汉肺炎的大规模扩散和治理失败，全面检验了习上台以后的行政体制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组织以革命化为掩护所树立的忠诚体制，证明其应对‘新常态’之外公共风险的低效和僵硬，不仅导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败，也让社会和人民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有人猜测习近平控制不了外交部，该部正效仿国安系统想发动一次对本党总书记的叛变，我不这样认为。国安系统因为线人网络处于单线联系，容易失控，出现郭文贵现象。但外交部是严格的科层机构，组织严密。况且习近平从2013年以来整肃了党务系统、政务系统、军队警察警察国安等刀把子系统，独独对外交部没有怎么触动。外交部目前这种两副面孔交替出现并非失控，而是习及其智囊认为这是化“危”为“机”的“高招”：以美国作为病毒的替罪羊，与多年以来的反美反西方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对接，也符合中共宣传形成的国民想象；对外则可以反守为攻，搅浑一潭池水，让事实模糊化；同时还可以利用这场危机以防疫物资为杠杆大搞“口罩外交”，获取利益。 这种手段虽然笨拙，但对分裂的西方，以及内部政治严重分裂的美国，还是有一些作用。比如著名的左派媒体《纽约时报》与BBC均发表多篇文章，认为这次中国在武汉肺炎疫情争到了领导权与救世主的角色，美国完败——这些左派记者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早就有意识地退出了拿钱当冤大头的世界领袖角色。 世界早就习惯了美国出钱出力还常被受惠国说成“大国沙文主义”、斥为“霸权”的搭便车格局。中国这场瘟疫祸及全球，在无力抵抗瘟疫的情况下，中国的口罩外交的斟别原则，以及大外宣要求世界感谢中国做出牺牲的无耻宣传，让欧洲国家意识到了对北京的依赖所带来的问题。武汉肺炎正在全球大流行，近两百个国家尽皆染毒，尽管中国试图改写病毒传播史，但病毒源自中国这一事实还未被各国公众忘记，有评论认为中国在这种时机寻求利益实在是“厚颜无耻”（Chutzpah）。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3月2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4052 ）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人民币“入篮”春风难化体制坚冰
何清涟 在欢庆人民币“入篮” （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片喧闹声中，中国央行正副行长周小川、易纲的言论相对冷静。这正应了一句中国老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们觉得“入篮”意味着人民币硬挺，中国国势强盛，面子光彩；内行们则知道除了权利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这责任包括金融开放与市场透明，开放与透明则意味着“不安全因素”增多增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央行掌门人周小川将丑话说在前头，于人民币“入篮”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5600余字的长文，标题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其中将近5000字是大谈中国必须构建金融业双向开放新体制，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只在最末第六节“坚持底线思维，实现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送上一块咯牙的骨头，提到“建立国家金融安全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 从字里行间寻找谈话重点，是中国媒体的看家本领，于是一众媒体均以《周小川：完善相关措施有效应对境外金融攻击》之类为题，将周行长对“金融攻击”的担忧充分发挥，听到的人只要不傻也都明白了：人民币“入篮”的条件是实现金融开放与人民币自由兑换，而实现这些承诺，中国金融市场将面临封闭时期没有的风险，比如境外势力的“金融攻击”之类。 针对“金融攻击”一说，专家们做了补充。央行前顾问余永定对《第一财经日报》进行了解读：“一般而言，所有国家都应对来自外部或内外结合的金融攻击保持警惕。……发展中国家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在1993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都受到过这种攻击，既便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也未能幸免。”余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种“金融攻击”并非某境外势力针对特定的国家而发动，是一国金融走向国际开放的必然代价。 中国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 读者也许会想：加入SDR会倒逼中国建立双向开放金融体制，咱中国又害怕外部势力的金融攻击，那咱们要求加入SDR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方面，还是看看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先生怎么说吧。 12月1日，伯南克发表《中国获得的金星（China’s gold star）》，称人民币“入篮”只有象征性意义，就像“小学生出色完成作业，作业本上方会被贴上一颗金色星星作为奖励”一样。伯南克指出，除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做帐，SDR的实际用途其实有限，“人民币加入SDR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额外权力或者特权。”至于中国为何特别看重人民币入篮，伯南克的评述是：“中国政府迫切希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获得认可，非常在意这一象征性意义。” 12月1日上午央行召开关于人民币纳入SDR的吹风会，央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表态更简单明了，不必因人民币纳入SDR而担心人民币贬值，“我们现在有一个在岸市场，还有一个离岸市场，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我都会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但如果这种波动它超过一定幅度，或者说有一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的国际收支发生异动的情况下，或者是国际资本流动发生异动的情况下，那么央行还会果断地进行适当的干预。” 中国央行正副行长的话，结合起来读，意思就全了：人民币加入SDR，面子是有了，但风险也随之而来，大家别净想好事；不过请大家放心，政府对外部势力的金融攻击，该出手时就出手。 IMF的期望与中国政府的权力之手 IMF声称，将人民币纳入SDR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将人民币纳入SDR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位于IMF成员国前列，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符合这一条件。二是货币可自由兑换。为了中国，IMF特别修改了游戏规则，改成“可自由使用”。据路透社消息，这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聪明主意。 在11月30日IMF召开会议之前，中国央行已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赞同IMF对人民币纳入SDR的分析，并做出承诺：“我们满怀期待，并且会尊重执行董事会的决定。未来中国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促进金融对外开放。” 可以预期的是，今后中国封闭的金融体制将面临几大挑战，其中一项就是金融信息透明度增高，所谓“国家机密”将大量外泄。比如随着金融信息的公开化，中国金融系统的真实坏帐率也可能不能再像如今这样当作“国家机密”。今年9-10月间，国际金融业与投行界对中国官方公布的银行坏帐率的真假还进行了一场激辩。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帐率是1.5%，海外分析则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远高于官方数据。法国里昂证券（CLSA）估算为8.1%，高达7.5万亿元，超过中国GDP的十分之一。随着金融信息公开化，中国金融系统“败絮其中”的真面目更难隐藏。 更大的冲击还有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据IMF解释，这次采用的“可自由使用”（FU）标准主要包括两大要素：“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和“在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并建议，衡量“广泛使用”的指标应包括以下几项：该货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二级指标为外汇储备中持有该货币的国家数）、在国际债券证券中的份额、在国际银行体系债务中的份额；衡量“广泛交易”的指标为该货币外汇即期市场的交易规模。 事实上，人民币入篮后，中国不能像加入WTO之后那样玩猫腻，IMF的规则设计没那么多空子好钻。有如我在《人民币“入篮”，是强心针还是镇痛剂》一文中所说，IMF并未规定188个成员国必须按SDR篮子中货币的占比来相应配备外汇储备，假如今后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各国央行就不大可能提升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机构（个人）投资者也不大可能购买作为价值储藏品。中国可以将这个进程拖上两三年，但不可能永远拖下去，拖下去只对人民币的估值产生不利影响。易纲也明白这点，在央行吹风会上说得明白：长远目标是清洁浮动（clean floating），即政府不干预。其言下之意表明，目前还得肮脏浮动（dirty floating），即管理下的浮动。但易纲还特别提醒说，“不要忘记SDR每五年做一次评审，一种货币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可以加入SDR，当它不符合条件的时候也可以退出SDR”，因此要牢记“必须改革开放”。 央行与宣传部的唢呐不同调 可以说，中国的宣传部门职能所系，只注重“面子”光鲜，因此大吹特吹人民币“入篮”是里程碑，将形成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战等等；央行正副行长做的是实事，看到的是“里子”，知道将面临挑战，才会从短期对策与长期发展两方面提出想法，希望IMF修改规则让人民币入篮这股“春风”吹化中国金融体制坚冰，倒逼出一场改革。 但是央行行长只是行业首领，权力太小。只要回忆今年6月以来，中国政府那只巨手干预股市的经过就可以预见未来。世界股市都有涨有跌，但在中国最高领导眼中，中国股市只能涨不能跌，如果有跌，那就是境外势力联合内鬼“做空中国”。经过几个月权力与市场对决，股市提振乏力，钦定的救市三军悉数入狱，系押天牢待勘。今后，中国外汇市场未必不步股市后尘，人民币升值，那是咱人民币信誉好，因而坚挺；小小波动一下，政府也还沉得住气，还不会伸出那只权力巨手。但等到发生“异动”比如人民币汇率贬值成势，大量资金换成美元“外逃”，政府定会“见势不妙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难道IMF总裁还能打波音的跑北京来管教堂堂天朝政府？ 美国企业研究所做了如下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到了2016年9月（即人民币入篮协议生效前夕），中国将被迫收紧资本控制，重度干预货币市场。到时候，人民币能否“自由使用”将是个问题。 我的结论是：中国金融体制弊端丛生，早就该改。但IMF对中国的改革期望与央行的承诺能否成真，还得看中国政府能否管住自己那只权力之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rmb-20151204/308846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纪念柏林墙倒塌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今年11月9日，德国迎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为此举行的纪念活动远远超出德国国界。在中国，纪念柏林墙倒塌也成为持续半个多月之久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政府与民众两造，无论是观察角度还是言说重点都很不一样。因官方垄断一切话语工具，并掌握在网络上消除“不和谐声音”的权力，而民众最多只能在个人博客与少数网站的BBS上发表一些不太尖锐的言论，因此官方声音成了此次中国纸上纪念中的“最强音”。 一、阿Q的自傲：你的头上也长有癞痢！ 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我凭经验，相信早在纪念活动一个月以前，中宣部就开始行动，除下发若干条不准从某个角度谈、应该从某个角度谈的“参考意见”之外，还会组织许多专挑德国头上“癞痢”的重头文章。我的推测没错，果然出现两篇文章，一篇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中国模式见优”，这篇文章首发于看起来象“外媒”（自由媒体）的《亚洲周刊》上；另一篇文章则是《世界新闻报》记者吴灿写的“德东西部隐现柏林墙”。这两篇文章几乎在任何网站上的纪念专辑里都出现，不少纸质媒体也争相转载，因此其基调成了这次中国官方的纪念主诉。 美国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成了《亚洲周刊》文章的全部立论基础。在该文作者看来，“许多极具意义的讯息”是：“有6个国家的多数人民对自由民主的热情降低，有8个国家则对自由经济失去了以前的狂热。在东德人 里，虽有六成三的人认为过去20年里生活有改善，但也有相当可观的比例认为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差。在斯洛伐克，有高达九成七的人认为只有政客商人得利；认为 普通百姓得利的竟低到只有二成一。至于俄国，居然有高达五成八的人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件不幸的事。”作者这种断章取义的引证，只是为了证明一点：相对苏东政治体制改革先行的模式而言，中国采取经济改革先行的方式，经过20年发展，“事实”已证明中国模式优于苏联东欧模式。 吴灿文章则强调东西德之间的生活差距与心理鸿沟，以及“东西部的人对现状都有不满”。文中特别引证了两个数据，一个是“柏林社会研究所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显示 23%的人表示他们自两德统一以来，生活每况愈下。”另一个则是“2006年有数据显示，东部普通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西部家庭收入的83%”。 总之，中国的官方主诉就是：柏林墙倒塌之后20年，东德人民并未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心理鸿沟等使东德民众感到不幸福。对原来渴望的自由民主的热情剧减，评价大幅下降――只差没能用重金收买到一位当年冲过柏林墙的东德逃亡者在CCTV上现身说法，表示“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了。 二、中国当局正在构筑新的“柏林墙” 但是，中国当局（包括部分文人愿意主动配合的）这种“纪念”并无意义，因为可用来证明缺民主、无自由的“中国模式”之恶劣的事实，远比上述两文证明两德“统一恶果”的事实要多得多。比如中国财富的高度集中，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占GDP总量的15，超过国民工资占GDP比例的13%）、统治集团的高度腐败，等等。只不过，种种不满声音正被中共铁腕无情地钳制着，当局努力让世界看到的是中共运用各种手段涂抹出来的“经济奇迹”。 两德统一之后，东德人从言论自由的钳制下解放出来，部分东德人尤其是前东德共产党官员群体的不满从来就未曾消失过。我在2004年的德国之行中充分体认了这一点。但不满归不满，却极少有人希望回到东德的极权体制下生活。况且，这种不满并不专属东德人，西德人也有不满。比如尽管总体上实现了言论自由，但在对两德历史的看法上，西德人也得克制自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教科书对东德历史的解说。在大约300种经许可的中小学历史书中，为了全德意识的缘故，部分书中牺牲了对东德不公正体制、尤其是国家安全部的全面描述。但是，只要有民主政治体制保障的言论自由，所有的不满得以倾诉，不公正现象可以留待未来慢慢改正。因此，控诉极权政治黑暗的电影如《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等影片不断出炉，这些都可被视为德国人通过艺术形式在控诉极权政治的罪恶，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 但德国人在控诉的极权政治，正是中国共产党当局极力想维护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近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宣传 “美国霸权衰落与自由主义式微，导致全球乱象丛生，世界不断沉沦”，“中国模式”正在崛起。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宣称要走“延安道路”开始，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急剧向左转，先是于2005年发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接着又与俄罗斯普京联手防止“颜色革命”，一步一步地向左转，直到2008年公开表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可以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先生”登陆中国以来，它目前在这块土地上遇到的阻力仅次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8年。就在前不久举办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控制言论与出版的事实被揭露并遭到批评之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还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意识形态不应成为交流障碍”。 三、推翻中国的“柏林墙”是人权进步的始点 只要将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现状与中国的真实状况两相对比，就知道柏林墙究竟应不应该推倒。 衡量一种政治模式是否成功应该有几个指标。政治标准关键要看主权是否在民。在中国，权力属于少数精英，普罗大众处于无权状态，至今还无真正的选举权，必须毫无选择地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自己。而德国则是主权在民。西德民众本来就有选举权，东德民众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获得了选举权，来自东德的默克尔总理就是民选总理。她在政治上的脱颖而出是个极好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下的贪官污吏的横行与官黑结合，更是成了社会公害。 社会公正方面，要看贫富悬殊是否过大。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32，在正常范围内；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8，80%的人口的总收入在全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50%，权贵们掠夺社会财富使用的种种暴力手段引发的社会仇恨与社会矛盾，已经使中国已经达到社会动乱的临界点。 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这种成就以严重透支中国环境生态为代价。中国人现在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工作环境都不安全，癌症村遍布全国。中国人现在连最起码的饮水安全与食品安全都成为大问题。 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表明，中国政府早已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两个方面。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的“中国模式”，不仅缺乏自由世界的认同，更缺乏国内民众的认同。所以，对中国来说，纪念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不是满足于挑人家头上几个小疮疤来论证自己满头癞痢的美丽，而是先让本国人民拥有正视并批评自身满头癞痢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推倒中国政府动用一切专制手段构筑的“柏林墙”。只有当这座由贪官污吏、特权阶层动用暴力与“金盾工程”等高科技手段构筑的“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中国人才能够获得起码的人格尊严与人权。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11月20日，总1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美国迟来的醒悟：中国要扮演世界大国
何清涟 4月26日，习近平应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通话后双方立刻行动：中国迅速公布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沟通；泽连斯基则任命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乌克兰驻华大使。自中国在2月提出乌克兰和平建议12点方案以来，美媒已经判定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影响力。消息甫出，《华尔街日报》（WSJ）再次评论：《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再展中国扮演全球和平缔造者雄心》，这比此前认为中国要“扮演世界大国这一角色”更进一步。不过，近两月WSJ与《纽约时报》多篇类似评析读下来，我觉得醒悟太迟，美国如果能够提早十年认识到这点并采取相应行动，世界局势或是另一番光景。 韬光养晦的转折点并非今朝，在十年前 《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WSJ，3/23/2023）一文指出：“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表现得越发大胆，长期以来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发生转变”，除了介入俄乌冲突以及沙特与伊朗的纷争，过去几周，习近平还提出了拓展其对世界愿景的三项新倡议，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和《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但其广泛的理念寻求将中国定位为这样一个国家：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与中国做生意，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可以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文章提出的论据很正确，都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判断的时间点错了，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策略不是在习近平统治时期，而是在外界认为很温和的胡锦涛时期。尽管这种放弃是个渐进的过程，但却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2011年夏威夷APEC峰会，在这次峰会上，北京非常明确地发出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要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要“主导国际规则”。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对于这次碰撞，国际媒体集中报道“Obama to China: ‘Enough’s Enough’”，却忽视了庞森官阶虽然不高，但他的话却并非个人意见，没在意中国国内官媒对庞森答奥巴马的话一片欢呼，《中国外交部强硬宣言：中国无义务遵守他国“准则”》这篇报道充斥各大网站。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美国忽视中国两度要成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声明 此后，中国持续不断发出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信号。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北京将此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当年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北京对中国国际新战略这两次重要的表态，美国并未真正重视，严重低估了中国想改变国际规则的决心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职的8年内，他只在2011年APEC峰会上，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表达过一次强烈不满，但对华战略仍然不变。2015年9月25日，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时仍然致辞：“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这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影响、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的经典表述，美国朝野显然没在意中国在2011与2014年两次APEC峰会上的明确声明，未意识到中国不仅不想被美国“引导进入西方体系”（即“与国际接轨”），还要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在胡锦涛后期已经结束，只是西方社会有意忽视。 迟到的认识与被动的应对 只有到了现阶段，中国明确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拜登政府才开始考虑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媒体的焦虑显然比白宫更甚。《纽约时报》4月21日发表《习近平如何“双管齐下”应对美国》，该文指出中国如今同时使用两种手法对付美国，一方面公开诋毁美国，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还获得了马克龙的的强烈回应——主张欧洲要有战略自主性。巴西总统卢拉对华态度也非常积极，今年3月29日，中巴两国宣布达成双方贸易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介的协议。在4月中旬的访华行程中，卢拉称中国是当今世界政治、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卢拉还表示，巴西致力于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对习近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会见了六位世界各地的领导人，WSJ在4月18日的《习近平寻求以一连串外交活动撼动大西洋两岸的团结》做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正探寻西方共识中的裂痕，并加强与老朋友的关系，寻求抗击他所说的中国遭受的遏制。而马克龙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严重挑拨了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WSJ在《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谋求大国角色的主要动作就是充当国际冲突的调停人。在中东地区，中国显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促成沙特-伊朗这对多年仇敌坐下来谈判，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形成严重挑战，文中引用Mastro（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研究员）评论：这一成果足以让美国感到非常尴尬，中国还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是威胁，美国才是。在《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达成多项能源协议》（WSJ，4月22日）一文中，则分析了中国在中东影响力增强的影响：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成为影响力更大的斡旋者，与中东各方达成的交易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并获得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司也有机会在长期由西方公司所主导的能源行业的多个领域接触到技术专长。 除此之外，中国还踌躇满志的准备促进巴以和谈。4月17日，中国外长秦刚与巴以两国外长通电话时，称中方对当前以巴紧张局势感到担忧，根本出路是恢复和谈，并鼓励以巴双方拿出政治勇气，迈出恢复和谈的步伐，中方愿为此提供便利——为了促进巴以和谈，美国花过无数力气，还颁发过好几届诺贝尔和平奖给以巴两国领导人。 美国现在有了迟到的认识，但却正逢一个大坎：2024年总统大选。鉴于美国国内现在处于价值观严重对立，矛盾尖锐，执政的民主党需要全力应付大选，能否有效应付中国这些咄咄逼人的挑战，有待观察。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4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2720231318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