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曼德拉和南非的“左疯”
非洲最大的国家南非，最近发生政治地震∶在任总统姆贝基被逼迫下台，十多名政府部长跟进辞职，南非股票大跌，政局更加动荡。 14年前白人种族政权被结束后，黑人最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就一直掌权，前党主席姆贝基总统和现任党主席祖马也一直激烈争权。这次姆贝基败下阵来，明年四月的南非总统大选，在黑人占绝对多数，黑人政党主导南非政治的情况下，“非洲民族议会”主席祖马，基本就会是下届南非总统。 美国《华尔街日报》欧洲版社论编辑卡明斯基（Matthew Kaminski）不久前撰文“曼德拉之后”预测，南非今后走向，如不继续多种族共存的民主道路，就会走向命定的腐败和后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可怕的津巴布韦式的大灾难。为什麽南非会有这种可怕前景？这和黑人掌权后，曼德拉等反美、反西方的极左路线有直接关系。 ●组织世界名人“老糊涂帮” 1993年，即将掌权的曼德拉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说∶“南非未来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我们对人权的信仰上。”可他当了总统之后不久，就和民主台湾断交，同时和中共建交。理由是南非要发展经济，需要中国的市场。 当年在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由于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经济困境远比曼德拉执政后的局面严重，但曼德拉当时却一直呼吁国际社会要经济制裁南非，虽然南非的穷人大多是黑人，他们因此生活会更加艰难。但曼德拉高喊，原则高于面包，人权高于市场。可他当了总统，就一切都变了，市场比原则重要了。 我当年就在香港《开放》杂志撰文批评说，曼德拉刚从政治犯变成权力者，人权和面包的位置就颠倒了，可见“权力”这个被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称为“没人性和可恨的现象”对人的腐蚀有多麽厉害。 但曼德拉并不仅仅是被权力腐蚀的，他的基本价值立场早就有问题。他当年唱道德高调，是想赢得西方左派的支持，但他从没把美国等民主国家真正当作朋友，而是把国际上那些反美、反西方的流氓政权头目视为“战友、同志”。 美国《新共和》杂志主编助理柯奇克（James Kirchick）去年8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南非的背叛”一文指出，不幸的是，刚从监狱中被释放不久，曼德拉就去拥抱古巴的独裁者卡斯特罗。1991年在哈瓦那的共产党群众大会上，曼德拉高喊“卡斯特罗同志万岁！” 1997年，在和台湾断交前夕，曼德拉又去朝拜世界上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利比亚的强人卡扎菲，亲切地称他为“我的兄弟领袖”（my brother leader）。 后来又去拥抱连续掌权35年（超过毛泽东的27年）的巴勒斯坦独裁者阿拉法特，把这个曾进行过22年类似宾拉登那种恐怖主义的家伙称为“肩并肩的同志”（a comrade in arms）。 《新共和》的编辑柯奇克感叹说，曼德拉当然知道这些事实∶古巴、利比亚、巴勒斯坦的独裁者，对付他们的反对派，就像当年南非白人种族政权一样；可他对此却“泰然自若”。柯奇克的结论是，这已不仅仅是曼德拉的虚伪，而是背叛了他自己在27年牢狱磨难中强调的原则。 曼德拉卸任总统后，还不甘寂寞，近年又领导一个叫“老人帮”（The Elders）的组织，其成员多是曾有权势的政客，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被美国人称为最愚蠢的总统卡特，以粗鲁出名、被称为“红卫兵”的中国前外长李肇星等。 这个“老人帮”宣称，他们将致力解决世界各地的危机。但自我讽刺的是，曼德拉领导的南非，凶杀、强奸率全球第一，艾滋感染者占人口12%，每年有1,100万人（占人口四分之一）遭抢劫、谋杀、强奸，被称为全球最危险之地，更别提经济一塌糊涂。 而李肇星在美国以粗鲁、蛮横而频频出丑，连个大使都干下去了，别说解决世界危机。 卡特的无能更是世人皆知，现美国正总统大选，提到卡特，就等于是失败的同义词。卡特不仅曾朝拜过卡斯特罗，当年还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吻”，歌颂北韩的暴君金正日“有活力，有智慧”。不久前卡特还去给阿拉法特墓地献花，追悼这个连《纽约时报》左派专栏作家佛瑞德曼（Thomas Friedman）都称为“坏蛋”的独裁者。这麽一个实为“老糊涂帮”的政客们，却高喊要解决世界危机，只能成为美国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的“笑料”。 ●当今自由世界袒护独裁者的领袖 可曼德拉和他的接班人姆贝基总统相比，在反美、反西方上，只是小巫见大巫。姆贝基政府则在“战略上、系统上”倾向建立更广泛的反西方国际阵营。 被称为“非洲珍珠”的津巴布韦，由于穆加贝的独裁（已掌权28年，超过毛泽东），使该国陷入内部屠杀、混乱和经济灾难，年度通货膨胀率超过百分之十万，人均寿命只有34岁！不久前穆加贝还大规模没收白人拥有的农场，推行“黑人种族主义”。但联合国要讨论经济制裁津巴布韦时，却遭到非洲最大国家南非的阻挠。南非的姆贝基总统给穆加贝撑腰，因为他们都自视是反白人种族主义的“黑人解放者”。上述《新共和》编辑柯齐克说，“南非已成为当今自由世界中袒护独裁者的领袖”。 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要通过谴责缅甸军政府的议案（要求他们释放政治犯，结束践踏人权），但南非却伙同俄国、中共，投票不许它通过。而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时，南非的黑人国民议会却是成天喊要制裁、要人权的。对此，连南非的诺奖得主图图大主教都羞惭地说，这样投票是“背叛了我们高贵的过去”。 在伊拉克问题上，南非的反美立场更加明显。当年就反对美国领衔的经济制裁萨达姆政权的努力，并反对英美在伊北部划分空中安全区（保护北部库德人不被萨达姆种族灭绝）。在伊战前夕，南非副外长帕哈德（Aziz Pahad）还前往巴格达，向萨达姆递交南非总统的信，“表达和伊拉克坚定并肩”。就是这个帕哈德，去年初还在叫喊，美国应该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危险和不可预测的环境”负责。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曼德拉们一直力挺阿拉法特和哈马斯们，要求美国和欧洲取消对哈马斯主导的巴勒斯坦的经济制裁。《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之后不久，南非情报部长卡斯瑞尔思（Ronnie Kasrils）还公开赞美这个恐怖组织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在伊朗问题上，上述报导说，南非不断为伊朗发展核子武器的野心辩护，强调无条件支持德黑兰发展民用核子项目。伊朗的回报是提供石油，南非一半的进口石油来自伊朗。德黑兰还曾宣称已把发展核子的铀给了南非，但南非否认。去年初，联合国安理会好不容易达成美、英、中、法、德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给伊朗九十天时间，如不停止核子项目，就考虑制裁。但南非却利用安理会轮值主席机会，试图阻挠这个议案。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说，南非的做法，削弱了国际社会的努力。 ●曼德拉们给卡斯特罗发“人道奖” 南非的黑人曾遭受白人政权的种族歧视，受到国际性同情。但现在他们自己当家作主了，却歧视并迫害和他们同肤色的、来自津巴布韦的黑人难民。伦敦《泰晤士报》驻南非记者强森（R.W. Johnson）在“南非的耻辱”一文中说，由于穆加贝的独裁和屠杀，400万津巴布韦人逃到南非，结果遭到南非黑人的歧视，说抢了他们的饭碗。不久前南非全部九个省都爆发排斥外来黑人的大规模杀抢事件，结果50人被杀害，几千人受伤。该报导说，南非黑人的排外，并不新鲜，在过去两年，就有30名在南非做生意的索马里黑人店主被谋杀。 现在南非只有42%的人有工作。可南非卫生部长（曾说吃甜菜根和大蒜就可治疗艾滋病那位）却说（英国《卫报》引述），南非没有钱买药来对抗艾滋病，因为钱都用在买潜艇，准备防御美国的进攻了。而布希政府却给南非提供了150亿美元抗衡艾滋病。 曼德拉执政后，南非设立了人道主义奖“乌班图奖”，第一届的得主，给了曼德拉自己。今年的这个奖，竟颁给了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说表彰他“在全球争取正义的人道贡献”。而在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据美联社的最新报导，现在还关押219名政治犯；仅2003年，就有75名政治异议人士被判刑（最多判了28年！）曾因政治异议而被关押27年的曼德拉，和至今还镇压政治异议者的独裁者卡斯特罗同得一个奖，本身已荒唐，而这个奖还是曼德拉们发的，真是典型的“政治闹剧”。 ●倒退到“部落加马克思”的时代 但是，现在曼德拉早就不是总统了，他的继任者姆贝基也下台了，那麽未来的南非总统是不是会好些？说来真是悲剧，和明年将出任总统的祖马相比，曼德拉和姆贝基，又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上述《华尔街日报》的“曼德拉之后”文章说，姆贝基当年曾在英国留学和流亡，并在莫斯科的列宁学院读过政治理论，是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份子。但和祖马相比，他则算“绅士”了。祖马是当地的土著，从没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在街头打斗，后跟随“黑人革命军”总司令曼德拉造反，在监狱中，已是成人的祖马才跟曼德拉们学认字。他有四个妻子，18个孩子。他有唱歌般的嗓音，善于在群众集会以及丧礼上做演讲煽情，常在台上连唱带跳，台下的黑人支持者则如醉如痴。 在南非黑人那种“只问肤色，不管是非”的种族狂热中，祖马不仅是土著，皮肤黑，最有“黑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煽动力，更因为他更加左倾，因而当选了“非洲民族议会”主席，并把姆贝基赶下了台。姆贝基虽然也是极左分子，但他当了总统之后，就像巴西的左派总统卢拉一样，不得不修正政策，向市场经济靠近。像祖马一样的南非马克思主义者们，则痛恨姆贝基的“有南非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他们痛駡削减福利是出卖黑人，要回到传统的左派共产主义路线。本来“非洲民族议会”已在国会占绝对多数，还掌控全部九个省及绝大部分乡镇，被称为“一党制的南非”，他们还得到南非共产党、左翼全国总工会的支持，因此姆贝基如不辞职，也会被祖马们控制的国会罢免。祖马的手下黑人青年团，去年底就喊出要“杀掉”姆贝基。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而在南非，那些擅长街头革命的粗野“祖马们”，更是谁都惹不起的主儿。 祖马曾涉嫌军火商贿案被起诉，官司还没结束；但他手下说，即使入狱，他也会当选总统，然后在牢里领导南非。祖马曾涉嫌强奸朋友的已感染艾滋病的女儿，最后他辩解说是双方同意的。 从曼德拉到姆贝基，南非奉行极左路线，一路反美、反西方。而明年如果祖马这样更左的粗野街头革命者上台，西方评论家说，南非可能倒退到“部落加马克思”的时代，这是刚庆祝完90岁生日的曼德拉留给南非的遗产。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10月22期 2013-1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学术泡沫：“儒家资本主义”的破灭
自70年代开始，东南亚五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上巨大的成功使得一个多世纪以来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压的东南亚国家深感骄傲。为了解释奇迹之产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并在将近20年内发展成为一门有一定框架的“理论体系”，并对现代经济现象处处都能加以“解释”的“学说”。 对于“儒家资本主义”这一产生于民族辩护情结的学说，曾有不少人深信不疑。但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面之广，危机程度之严重，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人们开始怀疑，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干预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逻辑，更不存在建立在所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学术伪问题”而已。 穿凿附会的“儒家资本主义”\[注解1\] 曾有一段时期，一些学者专门探讨儒家学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的范围之广，有题为《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能贡献什么》的一篇文章(载于《知识分子》1986年夏季号)为证。因这篇文章的作者处处引用一些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最为牵强与离奇，本文就以其观点为主要代表： “经济发展需要企业人才，把新科技应用到产业上去，又需要各级技术人员，须要勤勉敬业，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儒家对这些人才的培养有助。经济发展须累积资金，吸收投资，儒家的节俭之教可鼓励储蓄；对于吸收外资，运用外资，儒家能贡献什么？外资所造成的后遗症，儒家能否对治？对于市场的拓展，儒家有什么办法？经济发展的路线和模式应该采取什么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以初级产品出口来带动进口替代业或出口替代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发展初期应该平衡发展还是非平衡发展？……财富的均化和福利措施是否必要，会不会妨碍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会，应该如何平衡？……什么样的工会、农会、渔会有助于生产率的增加？同时又有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经济发展中不同路线和政策的选择，要以经济规律来决定，或者也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如道德因素？如果道德因素也要考虑，什么样的道德因素才有助于经济发展？什么样的道德因素会窒息经济活力？儒家的价值观倾向于窒息或增益活力？……” 类似的论述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这类有关儒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像变魔术一样，可以从“新儒学”这个人造的百宝箱里不断地往外拿出法宝，以应付现代化所引起的种种困惑。如在实现社会公正、在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缔结，安全、生态、生活品质的提升、跨国公司引起的问题等方面，都拿着“新儒学”在进行牵强的比附“研究”。由于文化问题不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那样容易证伪，20世纪整个70－80年代，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在华人学者圈内有很大影响。 新儒家学说能否实现社会公平？ 如果要说持新儒家学说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完全隔膜，那也不是事实。问题在于他们想出的解决办法完全南辕北辙。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政治权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了一种可分配资源的资源。谁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发展中国家中新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要改进科技和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是要和官僚维持良好的关系。于是董事长、总经理等负责人，或专门的公共关系人员，抽出可观的时间与精力来培养与官僚及党政首长的良好关系，其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是送厚礼给政要私人，有的聘请退休党、政、军、警高级干部来担任企业的高级顾问，或高级执行人员，以便诱使政府给予特权。一般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企业往往不是效益最高的公司，而是与党政当局维持紧密关系的公司。通常情况下，权贵政要及其子弟最精于此道。结果享受到经济发展政策果实的往往是这些特权分子。 上述问题应该说是发展中国家历史文化价值观所引导的结果，必须要通过政治与社会改革并纯洁价值观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儒家资本主义的提倡者们却认为“各国可以依其国情和文化价值观来寻求解决之道”。他们认为，“各派儒家都声称重视人民福利，我们可以想象儒家会关心平民的利益。然而问题是当平民利益与权贵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儒家会站在哪一边？君子儒会站在平民这一边，是可以预期的。御用儒可能会倾向权贵那一边。封建儒较关心传统礼制习俗，较缺乏对政治经济现代化方法的关心。如何唤起封建儒注视这个问题，如何促使御用儒蜕化，重视平民福利甚于权贵特权，这将是儒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重人治轻法治是儒家的一个弱点，封建儒与御用儒恐怕很难克服这个病根，君子儒似乎可望吸收法治精神，以对付权贵勾结攫取社会财富的现象。” 每一种文化确实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回答环境的挑战中发展其制度资本。为了追求人类定义的“良好、有利、公正”，人类的制度可能获得发展。但亚洲五国（及地区）的问题决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所能解决的——因为这种理论上有利于平民福利的“儒家资本主义”从未在这五国（及地区）存在过。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和集中化的政治秩序都允许“掠夺性的统治者”创造私人的获利机会，而这些机会是超出地方共同体和现存制度的控制范围的。“儒家精神从未能使这些国家的权贵们收敛贪欲。”譬如香港的成功与其说是依赖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是依赖于特殊的殖民政治及其历史条件。 再往更深层次看，亚洲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在于这些国家均存在条件的不平等性。而这种条件的不平等性是社会制度及历史文化的产物。在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制》一书中，曾谈到美国民主制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上帝赐给美国人的特殊和偶然的情况。第二是他们的法律。第三是他们的习惯与习俗。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具生命力的是第三个因素——人民的精神、感情、信念、观念，即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惯。因为最终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是形成人的心灵和思想习惯的观念和情感的总和。而缺乏平等观念正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与西方文化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念正好是两极。事实上，在亚洲国家中，阶级等级制观念（包括对于年龄、身份、级别、教育和财产的尊重，对于权力的顺从）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可以说，这些前殖民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更多的是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即便是形式上实行了选举制的国家，参加选举者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挣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中没有真实的选择，这种“自由选择”并不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而仅仅是使老式的寡头或新式的精英的统治合法化。 亚洲各国现状既是亚洲价值的产物，自然不可能期望被指称为“亚洲价值观核心”的儒家文化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事实上亚洲价值观也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个奇怪的矛盾：这些国家在政策上都声明赞成更大的平等，在计划工作中通常都突出地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宣布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平等。他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自称这个理想实际上正赋予实际政策以活力。但实际情况却是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而这种权力分配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文化根源──亚洲价值观。 选择产业结构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持儒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决定经济发展策略时，文化价值观念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这二者之间，“单是经济因素，可以算出何者在何种社会条件下的效益较高。可是有时候人类的决策，心理因素或文化价值观的因素比经济效益的因素更强有力。如果民族光荣的因素相当有诱惑力，这时假定文化价值观中有相当突出的仁政爱民观和为人民谋求福利的意识，则或许可以平衡民族光荣感的因素。有时如果经济效益差不多，或甚至资本密集型效益略大时，由于有强烈的为民谋利意识及为民制造就业机会的意识，就会左右抉择的方向。” 这完全是作者凭想当然得出的不符合事实的论点。这里仅以发展中国家占主要问题的农业为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位因素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在缪达尔这里绝不只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缪达尔在考察了广大的不发达国家以后，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关不发达国家土地和租借权改革的所有谈论都没有多少结果。这些改革即使被立了法，往往也只是一些小改小革或者纯粹是花架子。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生产者，这些改革通常甚至连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意思也没有。农业人口的绝大部分没有任何剩余收入，甚至没有足够的土地容许他们增加投资；而那些拥有大部分土地和收入的人对于增加资产，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没有兴趣。第二大问题则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些不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人口增长过快，每个国家都有着数量宠大的非常贫困、大多为文盲且常疾病缠身的农业人口。这些严重利用不足的劳动力中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生产者，他们的数量一般不低于农业总劳动力的1／4，通常还要更多一些。由于人口爆炸和其它一些趋于把农业生产者推向乡村等级中较低层的因素，没有土地的生产者通常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拥有很少一点土地的农民也处于差不多的境地，而且他们尤其容易受到那些趋于夺去他们微不足道的土地的外部因素的损害。在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增长本身一直趋于把其中的更大部分推向更加贫困的阶层，使得社会和经济结构更加不平等而僵硬。从农业中逃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会多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并正出现这种情况：从贫困不堪的乡村涌向城市的“逃离者”，在他们所到的新环境里扩大的仅仅只是各种劳动力已经利用不足的“第三产业”。缪达尔指出，这种现象“在文献与发达国家进行的错误类比中却经常被不加鉴别地看作是在发展上取得的进步”，在不发达国家农村里的“改革要么没有真正实现，要么实际上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这一切是与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同时发生的。” 由于上述原因，决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新技术必须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困在农业中的劳动力目前利用不足，而且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几十年里还将迅速增长。这说明采用何种产业结构根本和道德价值观没有直接关系，持“儒家资本主义”之说的人对此的解释完全是附会之说。 儒家的勤劳节俭观是否起作用？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东南亚人民的勤奋当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精神因素，“儒家一向倡导的勤奋、节俭、敬老、秩序礼节、自勉互勉、德智教育等等传统美德应可看成有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战后亚洲的经济奇迹统统产生在受有长期儒家伦理影响的日本与‘亚洲四条龙’呢？” 但实际情况是所谓勤奋精神并不存在。缪达尔考察东南亚国家的实际状况后，得出结论：“‘隐蔽性饥饿’造成了健康被损害的严重危险，并且更普遍地造成了懒散以及主动性的缺乏。”这些贫困人口的劳动态度注定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受到激励来增加劳动投入和劳动强度。 朝鲜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度，但在60年代，朴正熙却列举了朝鲜人与西方人对待爱情、工作、统治者和强暴者的不同态度，认为朝鲜长期在专制君主和外来强国的统治下，形成了“事大主义”、“附庸主义和卑躬屈膝主义”、“奴隶主义”等“依赖他人，屈从以及盲目服从统治者的民族性格”，这些遗毒之一是“懒惰”、“特权思想和不劳而获的欲望”，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不发达国家的领袖承认这一点需要一定勇气。韩国统治者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使国民“经受现代民主精神净化之火的洗礼”，“来一个民族觉醒”。我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直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意识形态却是优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其实也是源于这样一种心态。产生这种心态其实非常自然，因为中国儒家思想从其资格与历史来说，确实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从本质上来说，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产生源于民族文化的辩护情结。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很容易使他们把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阳光大道，并且也容易使他们将学习西方看成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 从去年以来在东南亚国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必须对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尤其是要解决源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危机，放弃经济至上的短视政治。“儒家资本主义”这一学术神话的破灭，至少从两个方面警告了后来的学者：第一，务必对现实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第二，必须将自己从压迫民族的辩护情结中解放出来。西方国家确实并不十全十美，但也不能因一个半世纪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与奴役，就一定要人为地炮制出一些莫须有的东方文化优势来安慰自己。 注解1：本文有关“儒家资本主义”的引文均见萧欣义：《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能贡献什么？》和傅伟勋《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及其解决线索》，两文均载于《知识分子》\[美\]，1986年夏季号。 （原文发表于《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10月10日）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中国汉人为何支持政府对西藏的政策？
3月10日以来，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大事件莫过于中国当局对西藏骚乱的镇压。国际人权组织与媒体对中国一片谴责声，一些西方国家政要也正在加入谴责行列。 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是的，中国国内只飘出了几缕反对镇压西藏反抗活动的声音，公开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共当局镇压西藏。德国之声汇编了国内外华人写给他们的留言，言辞激愤，杀气弥漫。一封署名harlemyin的来信干脆说中国政府封锁新闻就是为了保护藏人，否则汉人知道藏人打砸抢的真相，将“是汉人和藏人全面的对抗，藏民那点人，够死几次？十几亿汉民面前他们不过就是蚂蚁，随便怎么踩。” 为什么中国人在日渐觉醒到本国人权有严重问题的时候，对政府镇压本国少数民族的暴行却持如此态度？择要言之，影响大陆汉人对西藏态度，有以下几个源远流长的因素： 一、“统一”是中共统治合法性基础之一 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将“阶级斗争”做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合法性就建立在发展经济与维护祖国统一上来，并将这一说教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化成社会成员的一种自觉思维。每年一度的春节文艺晚会，都会有身穿各种少数民族服装的演员载歌载舞，歌唱各民族如何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台湾为代表的“海外游子”如何盼望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等歌曲通过春晚传遍世界华人社会。总之，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统一”几乎具有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二、主权高于人权 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这是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话题。“人权高于主权”是当年北约出兵科索沃地区的理由，也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而中共出于对米洛舍维奇与萨达姆惺惺相惜的同类情感，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利用学校教育，反复给中国人灌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念，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权再糟糕也是本国内政，他国不得干涉，维护本国人的统治（西方扶植的民主势力不算在内）高于一切。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理解多年来大陆愤青对“台独”势力一直喊打喊杀的原因何在。 三、绝大多数汉人不了解西藏的前世今生 这是中共长期洗脑的结果。历史教科书中告诉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西藏被中共“解放”以前实行万恶的农奴制，农奴主非常凶残地压迫农奴并随时夺去他们的生命；而西藏的喇嘛则利用宗教这一“精神鸦片”麻痹农奴的斗志，让他们不加抵抗地接受农奴主的罪恶统治。是共产党解放了百万农奴，让他们翻身得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帮助昔日的农奴建设了新西藏。几乎45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记得“革命史诗”《东方红》影片里那“百万农奴翻身把歌唱”的热烈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去看电影“农奴”时，不少同学流了许多眼泪。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有所变化，加强了经济援助，文化管制也略为宽松了一些，但教科书的说法依然没变。几乎凡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人，都知道“援藏”一说，也大都捐过钱帮助西藏扶贫。 至于西藏人对于被“解放”的真实想法以及“解放”过程的残酷，绝大多数汉人不知道――其实，知道了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同情，因为汉人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只要他本人及其家族不是受害者就很难设身处地为别人想。许多人甚至不了解汉人区那残酷的阶级斗争在西藏最后演变成了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剧烈的文化冲突。谈到达赖，更是只知道他是“西藏农奴主的总代表”，成功地骗取了国际社会反华势力的支持。 四、不了解藏传佛教在西藏人生命中的意义 共产党奉行无神论，将所有的神都当作迷信统统扫入“历史垃圾堆”。不信奉宗教且将“经济发展”奉为宝典的汉人既不理解宗教在人生命中的意义，也无法理解对于长期生活于政教合一社会中的西藏人而言，宗教已经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 其实，经过中共半个世纪以上统治的汉人也不理解文化传统于人生之意义。毛领导下的共产党采取与一切传统决裂之姿态，不仅孔子儒学没有任何存身之地，从艺术到居住、从饮食到服装，甚至连汉语形式都被彻底改造。他们从自己的心态出发推想其它民族，以为所有民族都应该与自己的落后传统告别。尤其在面对藏汉关系时，汉人的文化优越感起了作用，很多人这样想：西藏这么落后的农奴制（相当于马克思社会五阶段说中的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阶段），我们帮助你们藏人跨越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你们还要在达赖的策划下阴谋搞分裂，是可忍孰不可忍？ 五、有移民习惯的汉民族不理解弱势民族的自卫心态 据历史记载，从清乾隆时期开始，中国汉人居住区域已人满为患，时人记载为“穷天地之力，犹不足养”，北方各省闯关东，南方之人下南洋，西边之人移居新疆，弱小的少数民族不是在移民的压力下迁入深山自生自灭，就是逐步汉化，只留下几个人口规模大的民族至今还保留自己的传统文明。汉人没涉足西藏，是因藏区地理气候因素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现代科技提供的生存手段使汉人移居西藏有了可能，同时也将共产党治下汉人的种种恶习带上那块土地，比如黄色性产业以及其它的糜烂之习，将拉萨这座藏人心目中的“圣城”变成了与其它汉人城市同样不堪的恶俗之地，西方一些偏好西藏文化的学者对这点深恶痛绝，更不用说重视传统的西藏人了。 上述这些，使汉藏两族在沟通上存在不少障碍。这种混合着种种因素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很容易被中国政府利用。理解了上述几点，对中国汉人一边倒地支持本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也就不会惊讶了。 （原载《看》双周刊，第9期，2008年4月10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打著红旗「挺」红旗的李敖
李敖在北大清华的演讲，引起了海内外网络的众多讨论，在劣评如潮中，也不乏被李敖「唬」住的人。 其实，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李敖的北大演讲完全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梦呓。因为他的讲话不仅通篇没有任何主题、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连续、清晰的概念，而且每一个段落和段落之间都没有联系，甚至每一个段落的每一个上下句之间都没有逻辑关系，都前言不搭後语。但就这种疯人呓语，竟然有人用「精彩」二字来形容。看来一个自恋狂连续几十年把牛皮吹上天的话，总能赢来崇拜者。人居然是那麽容易就被疯子搅昏头脑。 例如，竟有不少人认为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是一场高难度政治技巧的自由主义传播，那麽请问，李敖传播了哪一条自由主义理论？言论自由吗？李敖空喊一句要言论自由，接著就用敢大声说下流话，敢理直气壮要求放黄色电影来证明他在实践他的言论自由。在21世纪的今天，李敖浅薄、卑贱之此，真是比小丑都不如。 而李敖在清华的演讲，更是小丑的小丑，学几句中国人二十多年前就抛弃的语言，什麽「美帝国主义」、「坏份子」之类，还有任何文明人都不可能说出口的「小日本」这种痞话。而他那些谄媚共产党和中共政权的混账话，今天简直连他最崇拜的丁关根都说不出口，连胡锦涛都说不出口。李敖这种时代错位的小丑闹剧，就连最边远地区的农民老爹看了都会说，李小丑，你也太过时了吧。 李敖的演讲，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中国很风行一阵子的李燕杰、曲啸的演讲。同样是迎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演讲，他们俩的演讲都还谈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呵等等，还有些正向价值，但他们在那个年代，都绝对不敢像李敖这麽捧中共，而且仅仅是迎合了一些中共报纸的宣传语言，就在深圳蛇口被年轻人起哄，质问，以至讲不下去，引起一场被媒体报导的风波。而今天李敖这种连政治辅导员的说教都比不上的讲话，在北大清华居然能赢得不少掌声，难怪在美国听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反过来走就对了。 某些赞扬李敖「高明」的人说，看那些异议份子们喊了这麽多年言论自由、自由主义，不是流亡，就是秦城，而人家李敖不仅能登上北大、清华的讲坛，还能得到礼物馈赠、保驾 佑，这才是真正「高明」的玩法。 共产党是能「玩」的吗？是靠精明、狡诈就能玩过的吗？哪个想靠小聪明、小狡猾和共产党玩的反共份子玩过了共产党？李敖高明在哪里？他能跟共产党玩成，就因为他是一个从来不跟共产党这个大流氓异议的小流氓。你们要学李敖吗？他支持共产党领导，支持天安门镇压，支持中共用武力打台湾，支持中共对台湾一国两制，在台湾立法院最坚决反对保护台湾的军购案。在这些中共最关心的议题上，李敖完完全全地符合中共的旨意；尤其是他的反台独言行最大程度地符合了中共对台湾的统战。而反台独是目前中共打得最响、最有效地维持其在中国专制统治的一张牌。 有些对李敖的清华演讲不满意的人，认为李敖是被中共左右了。这实在是太小瞧共产党，太抬高李敖了。共产党哪里犯得上因李敖这个外来人那麽几句不疼不 的话，就要给他打封条，中国的异议作家们那些比他尖刻、深刻一万倍的反共言论都早已广泛流传；就连在官方允许的出版物上，都有数不清的比李敖深刻千百倍的反共、批共言论。李敖那几句话，连隔靴搔痒都搔不到。 和利用李敖的影响力来统战台湾相比，送他北大、清华演讲的小菜，实在是代价小到比零还小。你们说说吧，无论是北大、清华，还是全中国的所有人，有谁从李敖的演讲中，得到了任何关於自由主义的启发？任何反共的启示？李敖不是说了共产党迟早得灭亡吗？没错，可是在中国今天难道还有谁不知道共产党迟早得灭亡吗？当然，说要共产党再统治一千年这种昏话、混账话的，大概全地球上只有李敖一个。 有人说李敖是「打著红旗反红旗」。这真是一个错到瞎子地步的判断。共产党从来都对「反红旗」极为敏感，他们之所以把异议人士关进秦城或 出海外，就是因为他们清楚，那些异议人士是真反红旗。 而对李敖，共产党更清楚，他反红旗是假，打红旗、挺红旗才是真。对李敖这种最善於闹场、搅局、信口胡说的人，共产党能允许他来，实在做过最保守的评估、判断之後，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绝对不会让他在北大清华讲话的。共产党手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他们在小心谨慎地维护这个政权的时候，才没有闲功夫跟李敖这种半疯的混子闹著玩，更不会轻易为了让李敖满足一下虚荣心、风头欲，就给他一个什麽「神州之旅」。让李敖来，必须是只有利用价值，而绝不能有任何损失。 中共对李敖在北大、清华的演讲，不会有过一秒钟的担忧，因为他这些年的言论，他在凤凰卫视的表演，中共一清二楚，李敖只是一个掌中之物，不仅在中国，他在台湾的时候都早已经是了。为什麽共产党会对李敖有绝对的把握？ 第一，从他这些年来在台湾的讲话、文章、作为，清楚地判断出他对共产党的态度。这也是李敖的书自九十年代就可以在中国出版的原因。 第二，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文人中，无论多麽亲共的，都没人敢公开地站出来支持六四镇压，李敖是唯一一个。 第三，他在香港凤凰卫视那些强烈反台独、甚至支持中共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言论，超出了任何人可以说到的顶。 第四，李敖贪财，人所公知；为了钱财，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这次有李敖的金主刘长乐从中做保，更是万无一失。 李敖是小丑，但我不否认他大胆。今天，无论在国内国外、海峡两岸，他是一个特殊的、唯一一个敢「打著红旗挺红旗」的文人。有人可能争辨，曾经那麽激烈地反对过蒋介石专制，曾经宣扬过自由主义的李敖怎麽可能「挺」共产党这面红旗？当然可能，不是可能，而是百分之百肯定。为什麽？ 李敖当然知道共产党是邪恶，是比蒋介石更独裁的专制（今天难道还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但正像很多反共的人一样，在他们眼里，台独是比共产党更恶的。所以在反台独和反共之间，他们宁肯选择反台独。就连共产党的宿敌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不都公开在北大的校园里说要「联共制台独」吗？（这个口号之邪恶，难道亚於「联专制反民主」吗？） 李敖清清楚楚，在今天的台湾，无论是泛蓝，还是泛橘，还是什麽其他颜色的「泛统」，都完全没法阻止台独倾向的绿色。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共产党的红色，才是压住绿色的实力。就连反共反了七十多年的、历来以高贵、正统、正人君子自恃的国民党人，都为了反台独而无耻地去北京朝拜红旗；更何况自称从来都是红色，从来都是流氓的李敖呢。所以李敖反红旗是假，举红旗、挺红旗才是真。 李敖的中国之行，完全是小流氓拜大流氓，一起同「流」合污之旅。李敖说台湾太小了，他和台湾的情已尽。事实是，台湾民主了，抛弃了这个流氓。他现在跑到中国找舞台，但是，他的第一趟所谓「神州之旅」就露出了原形，当众演脱衣秀，把灵魂剥个精光，给胡锦涛们跳「忠字舞」，结果自编自演了一出自阉者的小丑闹剧。 2005年9月2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5-09-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蓝格尔∶你怎麽敢攻击「我的总统」？
台北街头的倒扁红海洋像一次火山喷发，高调、激烈、狂喷了一阵子，留下满地灰烬、烧裂的礁石，什麽也没创造，只是把不少人「烧」出满腔仇恨，甚至精神分裂。 施明德们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走险，先说要「罢工」，结果遭各界反对，於是他们要选择更地痞的行为，准备在双十国庆时，聚众「天下围攻」，不让陈总统进出会场。据说还训练了几千名像当年被称为「街头小霸王」林正杰那样的悍将，以对付执法的警察。 在台湾的宪法和国号没有改变之前，中华民国的国庆庆典，是代表台湾全体国人的尊严，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以及凸显国际地位的象徵。施明德们说要以此给陈总统压力，迫他下台。且不说这种以少数人强行剥夺多数选民的政治选择权是多麽不合法、不合理，单是阻挠国庆大典，在外宾面前羞辱民选总统（实际是羞辱自己的国家）的流氓、无赖举动，就是向法律，尊严，荣誉等价值的挑战。本质上和恐怖份子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在美国看施明德们的政治肥皂剧，更令人感到台湾距离一个真正公民社会、健康的两党政治，仍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形∶最近，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这位反美的左派总统，无论在联大发言，还是在黑人区演讲，都攻击布希总统是「魔鬼」。结果，他的言行遭到美国在野党领袖裴洛西和纽约区联邦黑人众议员蓝格尔的痛斥。裴洛西说，「查维斯每一天都是恶棍」。《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特别称赞这些在野党领袖，能够超越党派之争，维护美国总统的尊严，捍卫国家的荣誉。 裴洛西作为在野党众议院领袖，对布希总统的批评一向毫不留情；而那位民主党黑人议员，更是多次在福克斯电视上谴责布希总统的政策，言词很凶。但这次，他们不约而同站出来，痛斥查维斯。蓝格尔说，你怎麽敢在「我的议员选区」，攻击「我的总统」？虽然蓝格尔作为民主党人，没有把选票投给共和党的布希，但他尊重多数选民的选择，仍把布希称为「我的总统」，并视查维斯攻击布希，就是攻击美国的国家尊严，蔑视多数美国人的政治选择权。这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常识。 而在台湾，民进党出了施明德这样的败类，国民党则走向做共产党的傀儡之路。马英九在《华尔街日报》嘲讽自己国家的总统；苏起在丹佛讲话攻击陈总统和民进党。而连战、宋楚瑜，在胡锦涛面前诋毁台湾和陈总统，那种三孙子般的媚态，简直下贱到李莲英给慈禧按摩的地步。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认同台湾，宁可让台湾被和对岸遥相呼应的红色怒火吞噬。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09月25日「曹长青专栏」 2006-09-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2👍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七章∶最后的时刻
在最后一个救生艇正在向下放时，“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虽然更加慌张了，但激昂轻快的爵士乐的声音，使他们减少了一些恐惧。这种时刻，没有什麽比音乐，这种不分国界、肤色和文化的世界性语言，更能安慰人的心灵了。 神奇的音乐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荡漾，抵抗着那从底舱汹涌而上的海水。 “泰坦尼克号”有两支乐队，一支由五名音乐家组成，他们都是白星轮船公司从其它公司挖来的“乐”林高手。乐队队长华莱士．哈特利是从康纳德轮船公司的“毛瑞塔尼亚号”挖来的。提琴手西奥多．布雷利和低音大提琴手罗杰．布里科斯，两人原来都是“卡帕西亚号”的乐手。正在紧急驶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当然也想到了他们有两个优秀的音乐家在出事的“泰坦尼克号”上。中提琴手弗雷德．克拉克并没有在船上拉过琴，但他在苏格兰音乐界早就负有盛名。第一小提琴手乔克．休姆最善于演奏乘客喜欢的轻松愉快的曲调，听他演奏的乐曲，人们就想跳舞、唱歌、谈情、说爱，它让乘客们更加热爱人生和这个世界。 这个五人音乐队，主要承担船上的例行音乐表演，在喝茶的休息时间，晚宴后的音乐会，和宗教祈祷会等。乐队没有小号和锣鼓。 另一支乐队是三人协奏队，包括一个比利时小提琴手，一个法国低音大提琴手和一个美国钢琴师。这个三人乐队只在船上的“巴黎咖啡馆”和“法国宴会厅”前的接待厅演奏。这是白星轮船公司特别想在英国的航运线上增加一点法国风味的努力。演奏时，三名乐手都身穿浪花般的雪白制服和海水般的湛蓝长裤。每个演奏者都得记住白星轮船公司准备的“乐谱”上的352支曲子，而且还要记住这些乐曲的号码，一旦乘客点到，就能立即演奏。 这两个乐队各有自己的演奏地段和时间，从不交叉混合表演。但在4月14日这个夜晚，他们两支乐队第一次联合“演出”，而且不是在辉煌高雅的法国宴会厅和高悬水晶灯的沙龙，而是在人声鼎沸、脚下海水呼啸的甲板上。 在12点15分，也就是报务长菲利普斯向加拿大纽芬兰“雷斯基地”和“卡帕西亚号”发送了紧急求救电报的时候，两支乐队来到了头等舱休息室演奏，那里有很多乘客等待下救生艇。他们就像平常演出那样，穿着乐队的制服，表情都很严肃，但演奏的曲子却是轻松愉快的爵士乐。那些来回在甲板上奔跑寻找逃生之路的乘客，似乎在随着那曲调进行快速的单线条华尔兹舞。 他们后来又移到救生艇甲板前端，在进入甲板的主要入口处，恰好门廊边有一架小钢琴，乐队就在那里演奏，而且表演得非常认真，就像他们平常演出一样专业。 幸存的乘客杰克．塞耶回忆说，乐队开始演奏的都是轻松激昂的爵士乐，后来演奏了“上帝和我同在”。另一个幸存的乘客迪克太太也记忆犹新，她当时已坐进三号救生艇，正漂摇在水面，听到甲板上飘荡着“上帝和我同在”的乐曲，似乎上帝已来到身边，人们不再恐惧得心里像没了底的船。 但死里逃生的报务员哈罗斯．布赖德到达纽约后，在4月21日《纽约时报》上的访问记中说，在下层的救生艇甲板进水的最后时刻，船上乐队演奏的是圣公会赞美歌“秋天”。作为报务员，布赖德是一名受过训练的观测员，也是最后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人之一，所以他的观察和记忆应会比较准确。 在最后一个小艇徐徐降落水面的时刻，在还有一千多名乘客的甲板上，乐队在演奏“秋天”，它的歌词，给人以最后的安慰∶ 宽容和慈悲的上帝 怜悯我们的痛苦 在巨大的海水上紧搂住我 让我看到世上的万物 第四号可折小艇，也是最后一艘船上能用的救生艇，开始向下面放了。里面坐着女性乘客，座位并没有全满。此刻，“泰坦尼克号”的大部分船员还在甲板上。这只小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幸存的唯一希望，意味着逃生的最后机会，但船员们没有去抢上这个小艇、和乘客们争夺座位，更没有把这个小艇留给自己专用。他们把所有的救生艇，所有的座位都无私地给了乘客，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在那个茫茫的大海中，在男性统治世界的人类历史中，这些船员，几乎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表现了真正的人性，宏大的人道情怀，和男子汉的侠骨柔情。 幸存的二副莱特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个时刻，他和船上的票务员和医生说“永别了”时，看到大部分船员始终留在大船上，而最后一个小艇正在徐徐降落到水面。他是那样钦佩同事们的勇气，被他们高贵的情操所感动。 在官员舱房顶上，莱特勒看到锅炉工亨明，还在一个折叠椅子上工作。亨明曾被安排第六号救生艇的随艇船员，怎麽现在还在这里？莱特勒带着疑问对亨明喊道∶“亨明，你怎麽没有下去？”“哎，你不是也没走嘛！还有时间！”亨明说着继续他手里的活儿。 在甲板的另一端，莱特勒看到一些服务员，穿着浆得笔挺的白色制服，靠在船栏上，望着徐徐下降的小艇。有的在争论这大船还能坚持多久。 在救生艇甲板上，短小精悍的船上体育馆教练麦考利穿着一身白色法兰绒运动装向莱特勒走来。“你怎麽不穿救生衣？”莱特勒问他。“救生衣能使人浮起来，但游的速度不快。这样可以游的快些。”这位船上的体育教练看来从没有想到去和妇女儿童争夺救生艇座位，他想的是自己游水。 如果说“泰坦尼克号”上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也许碰巧这些人都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这条巨轮上有近九百名船员和服务员，九百人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麽大的一个群体都能保持这样的精神境界，实在不是一个“偶然”或“巧合”能够解释的。它只能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是人性达到一种程度的结果。 无艇之后 在报务室中，报务长菲利普斯还埋头在那些电讯中，他焦急地盼望从那些传来的火花中爆出拯救“泰坦尼克号”的希望。但所有的电讯都是令人沮丧的，来救援的船只，都在很遥远的水面，只有“卡帕西亚号”比较近，虽然它在全力向这赶，但也要四个小时才能抵达。 报务员布赖德给忙得头都来不及抬一下的菲利普斯披上了一件大衣，又设法在他身上绑上了一条救生带，然后催促他穿上靴子。菲利普斯这时候才说话∶“听说所有的救生艇都开走了，我们还有必要穿靴子吗？” 他因为一直在报务室忙碌，对外面发生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有必要到外面看看，就把无线电机交给了布赖德，走了出去。他吃惊地看到，情况比想像的还糟糕∶海水已经溢过前井甲板，在起重机、舱门和桅杆四周打着旋涡；蒸气机早就不发出一点声音，让人希望又恐惧的白色信号弹，现在也不发射了，甲板的倾斜越来越厉害，让人几乎难以站稳了。他回到报务室，摇着头对布赖德说∶“大事不妙啊！”但他还是又戴上耳机，想保持电讯线路畅通，但电力越来越弱了，灯光也开始发红了。 2点5分，史密斯船长最后一次走进报务室说∶“各位，你们已经充分尽到了责任，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弃船吧，现在你们可以自己救自己了。”菲利普斯抬头望了一眼船长，这是他最后看到船长，又埋头到无线电机上。史密斯又一次强调说∶“我准许你们离开了，照顾自己吧。”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轻声地说了一句∶“这种时候，只有这种办法了┅┅” 史密斯离开了报务室来到甲板上，对在那里的船员说∶“好了，伙计们，你们可以各自寻找门路了。”然后对身旁的油工怀尔德说∶“好啦，小伙子，我想是到了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啦。” 史密斯走到靠在船栏的一群服务员那里，对服务员布朗说∶“好了，孩子们，为妇女儿童你们已竭尽了全力，现在开始照料你们自己吧。”然后又转过头对官员舱顶上的锅炉工亨明喊道∶“伙计们，你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每个人为自己打算吧。”但他说完这番话，自己却走回了驾驶室。 史密斯船长向船员下令可以弃船逃生的时间是2点5分，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只有15分钟了。也就是说，船长只给了船员15分钟逃难，而且是在可用的救生艇全部载着妇女儿童开走之后。不管最后史密斯船长和那些船员对“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沉没这一事件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但他们作为水手，严格遵守了海上的规矩，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了一种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境界。 有些船员听到船长的话，就开始向船外的大海上跳。夜班面包师沃尔特．贝尔福德，蹩足力气，像跳远运动员那样一个腾越，希望跳得远些，最后如同一个油桶，以坐姿“扑通”一声砸在水面。机油师弗雷德．斯科特，当时在四号锅炉房上，他本想从上面滑到海面，结果没弄好，跌向了大海，像一个面包片一样平落到水面。服务员坎宁安也跳进了大海，和面包师贝尔福德、机油师斯科特一起游向了远处的小艇群。在船上上艇，和现在“游”向小艇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在船上登艇，等于是和妇女儿童争抢位置，既违反了船长的命令和海上的规矩，又放弃了自己作为船员的责任。现在，船长已下令可以逃生，而且那些救生艇中还有空位置。 二副莱特勒负责的四号救生艇，管理最严，一个男乘客也不让上，即使有空位也不允许。当时在四号救生艇甲板有30多位太太，找到船长史密斯，恳求他下令允许她们的丈夫和她们一起上四号救生艇，因为当时还有一些空位置。但史密斯支持莱特勒的政策“妇孺先上”，一点也没有松口。因此现在一些船员跳水游向四号小艇。但大多数船员没有跳水，还是在甲板上忙着各自的工作。 机灵的乘客，也学这种办法。霍伊特看到太太上了四号可折小艇，即最后一个救生艇，他便朝着这个小艇可能经过的海面跳了下去，然后在那儿等待。他判断得很准确，几分钟之后，四号小艇就在他旁边驶过，他被拉进艇里。 但大多数乘客都在甲板上等待，有的早已选择了与船共存亡。斯特劳斯夫妇在甲板藤椅上仍然安静地坐着，亿万富翁阿斯德独自一人站在船栏边。 需要保护的单身女士都上艇了，“护花使节”格雷西上校此刻已没有“花”可“护”了，像一个园工面对着鲜花飘走了的满山遍野的秋天。他在甲板上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此刻脑海中不是现在的困境，而是他走过的人生，那些美好的时光，包括孩童时的一些事也浮现出来。他想到亲人，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他似乎感觉到，他们都在远方一个什麽地方注视着这里，想到自己的遇难会使他们多麽难过和悲伤，格雷西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嗓子乾哑，他使劲地喃喃自语出∶“家中的所有人，再见了！” 在无线电室，报务长菲利普斯还在拼命敲击按键，想发出电讯。这时已是2点10分，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还有10分钟，距离船长史密斯进来告诉他可以“自谋生路”已过去了5分钟。 报务员布赖德也没有走，他在整理一些文件，然后掀开办公桌旁那道绿色的隔帘，走进他的所谓“睡房”，收拾一些零散的钱。他最后好好看了一眼那张乱七八糟的床，他从这张床上起来接班到现在，仅仅不过两个小时，这“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到这张睡了四个夜晚的木床，几分钟后，就会沉入大西洋海底，变成朽木，既感慨又恐惧。他赶紧出来，却看到一个奇怪的景像∶ 一个锅炉工正在悄悄地解开菲利普斯身上的救生带，显然是乘菲利普斯全神贯注在无线电机上，把救生带偷走。布赖德一个箭步扑上去，菲利普斯也猛地站起来，三个人扭打成一团。最后布赖德按住了这个锅炉工的双手，菲利普斯连续挥拳，把他揍昏了过去。 这时海水从门缝流了进来，菲利普斯叫道∶“我们该走了！”和布赖德一起冲出了无线电报务室，奔向救生艇甲板。 这时汹涌翻滚的海水已冲过驾驶室，向他们这边涌来。他们俩从报务室出来就走散了，菲利普斯奔向了船尾，因为船头下沉，人们都往还没被海水淹没的船尾跑。布赖德奔向了官员顶舱上面，那里一些船员在放开拴在那里的折叠小艇。 “泰坦尼克号”一共有16艘救生艇，已全部装载着女性乘客和儿童划走了。另外还有四艘折叠帆布小艇，被储放在甲板吊架上。自从“泰坦尼克号”建成，这四条折叠小艇一直吊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动过它，也没有人知道怎样解开它。在这个紧急的时刻，船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开了三号和四号折叠小艇，并装了女乘客放到了海面。后来一直弄不开一号和二号两艘折叠小艇，此刻，一帮船员都在那做最后的努力。 布赖德看到这个场面抱怨道∶这些造船的，怎麽把小艇安装在这样荒唐的地方。这是布赖德对“泰坦尼克号”唯一的抱怨。 “泰坦尼克号”的船头正在向大海倾斜下去，那些不死心的船员，还在那里拼命解那两个小艇，那是唯一的希望和机会啊！ 二副莱特勒、一副默多克、锅炉工亨明、服务员布朗和机油师赫斯特都在那为解开小艇拼命工作。格雷西上校把自己的一把刀子给了他们，水手麦考利夫也仍上去一把剃刀，还喊道∶“记得回到南安普敦港要还我啊！”到了这种时候，“泰坦尼克号上”还有人相信能回到英国的，恐怕麦考利夫是最后一个了。 2点15分，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还有5分钟，驾驶室已经进水时，那些船员们还在努力卸着那两只小艇。海水沿着救生艇甲板向后面涌来，格雷西上校向船尾奔去，但遇到一大批从统舱涌出来的乘客，一下子被挡住了。满船的人在奔跑呼喊，乱成一团。 这时，乐队指挥哈特利在全神贯注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爵士音乐已结束了，从八位音乐家的指缝间流出的是赞美诗“秋天”的音符，这空灵悠远的曲调，像从上苍飘落的无数天使的手，轻柔地抚摸着那些惊慌、恐惧的心灵，像是从天国流泻下来的一片阳光，从甲板上潺潺地淌过，飘亮在静静的夜色，给那最黑暗的时刻一线永存的光明。 那些在远处救生艇里的夫人小姐们，惊奇地听着，感到一种痛苦的神圣和凄凉的尊严。 世纪末的景像 脚下是汹涌翻滚向上窜升的海水，身旁是接近摄氏零度的刺骨寒风，但服务员布朗却浑身冒汗，他为了解开折叠小艇已累得精疲力尽。当一阵大浪扑来时，他突然醒悟，也许“泰坦尼克号”在沉没时，海水会把小艇浮到水面。于是他赶紧蹲进小艇，但大浪把他一下子冲进了大海。 彼得．达利先生是伦敦海斯公司驻秘鲁首都利马市的商业代表，他看到海水涌进了他站着的甲板，决定跃身跳进大海，但这时一个女人哭着向他说∶“救救我，救救我吧！”达利回答说∶“好太太，自己救自己吧，这个时候，只有上帝能救你了！”说完就准备跳海。这个女人仍不死心，拉着他的衣角说，“帮帮我，让我也跳水。”达利在要跳水的一瞬间，觉得就这样抛弃这个无助而绝望的女人，有点残忍，他迅速拉着她的手，帮她跳了下去。当他自己要跳时，一个大浪从前甲板卷来，把他冲出了大船之外。 当这股巨浪卷来时，二副莱特勒正在官员舱底，他随着逃窜的人群向船尾狂奔，但他想想，觉得这样只是延缓几秒钟死亡而已，于是破釜沉舟，迎面朝向下降的船头，一跃跳进了水中。但一下子被卷到第一个大烟囱前方的通风气孔那里，被吸在通风气窗的铁丝网上。 莱特勒怎麽挣脱，都无济于事。他焦急、愤怒，一遍遍地咒骂着∶“该死的！”“这不是捉弄我吗！该死的！”“狗娘养的！”“狗娘养的！”他使劲地蹬、踢，一次似乎离开了几尺，但又被吸了回去。最后他有点精疲力尽了。他停止了挣扎，开始祈祷，恳求上帝怜悯。他祈祷这张铁丝网千万挺住，因为一旦它掉下来，他就会被吸到通风孔里面，必死无疑。他祈祷着，也不知道这样能支撑多久。 也许是他祈祷见效了，突然从通风气孔里爆发出来一股热气，可能是里面的一个什麽管道爆炸了，把他一下子炸到了水面，他赶紧使出全身力气，从大船游出来。 报务员布赖德和那艘谁也解不下来的小艇一起被这阵大浪冲下了海，但小艇是底朝天，布赖德给扣在了艇底里面。他用头顶住艇的座位，在那里挨着。 格雷西上校虽然身强力壮，但不习水性，他随着一大帮人跳下了海后，也像莱特勒一样，被吸在一个海水旋涡当中，无法抽身。但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知道这样下去，就会被下沉的轮船拖到大西洋海底。他运足了力气，猛然一跃，终于逃脱了那个旋涡，游到水面，然后赶紧游离开大船。 大厨约翰．科林在这个巨浪卷来时，也是束手无策，他比莱特勒和格雷西还困难，因为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一个女人求他帮助带这个孩子，他抱着孩子东跑西找，希望找到救生艇，但他根本不知道，所有的小艇都已经放下了水。在大浪袭来时，他被一下子从船上掀进了海里，手中抱的孩子也给冲掉了。 杰克．塞耶和朗格，在这阵大浪卷来时，正在二号烟囱对面的右舷船栏边上，他们觉得不能随那些人群向船尾逃，应该是时候跳水逃命了。他俩紧紧握手，互相说“珍重”，就分头纵身跳了下去。当杰克．塞耶终于从水面浮出后，他再也没有看到伙伴朗格。 三等舱的乘客大多在船的尾部，当看到船头向下倾斜，前甲板先灌水后，更不想往前面去了。但奥劳斯．艾伯利斯和他的妹夫、表弟却想碰碰运气，他们很早就从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的甲板上。但当他们到达时，所有的救生艇都已放下海了。他们傻傻地呆在那里，手足无措。 当那些船员在卸折叠小艇时，一副默多克想找人帮助，问甲板上站着的人群∶“这里有海员吗？”艾伯利斯一生27年中，有16年在海上，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而且当时放的折叠小艇，还配备船员到艇上，因此艾伯利斯等于有了机会离开大船。加拿大皇家游艇协会的副会长普里钦少校就是这样作为海员被允许上了四号救生艇的。但当时他的妹夫和表弟都求他“不要说出来，我们在一起好了。”艾伯利斯看到两个亲戚那样恳求，就没有作声。 现在，艾伯利斯和他的表弟、妹夫站在四号烟囱旁边，不仅没有海水，反而他们站的地方越翘越高，因为船头在下沉。很多乘客站不稳，就跌进了甲板上的海水里。艾伯利斯和他的亲戚紧紧抓住船上的一条缆绳，吊在那里挺着。他的妹夫建议∶“我们该跳水了，不然会被拖到海底去的。”“不要跳，现在还不是时候。”艾伯利斯以他多年做水手的经验判断说。 只有几分钟，他们的身体就距离海水只有半米高了，三个人手拉着手一起跃进了水中。但艾伯利斯发觉他被一种像缆绳的条子缠住了，只好放开了攥着的亲戚的手，去把那些绳子弄走。当他终于摆脱那些乱条子的纠缠，跃出水面时，发现他的亲戚都被水冲走了。他心里想∶“我也死定了。” 但当艾伯利斯回头看时，他才知道，真正死定了的是那些仍在“泰坦尼克号”高高翘着的船尾上的乘客。他们几百人在越翘越高的船尾，东抓西攀，像一群群蚂蚁，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海水面前，漫无目的地乱爬成一团，有的挂在舱房顶上，有的攀在吊车上，有的搂着通风管，有的钩在船栏上，呼喊声、求救声、绝望的哀嚎声，和那劈劈啪啪的轮船机件断裂声、玻璃碎裂声、那些豪华家具的撞击声，交织成一个世纪末般凄凉悲壮的画面。 无论是曾享受豪华头等舱的百万富翁，还是曾在三等舱穷欢乐的贫民百姓，此刻都“平等”了，他们在倾斜得如同从立起来的平板往锅里下饺子似的甲板上扑通扑通地滚落到海水里。 船上的灯光熄灭了，又亮起，如同回光返照，然后又永远地熄灭了，和它一起熄灭的还有那一直飘荡在夜色中的柔情似光的赞美诗“秋天”的曲调，几个至死演奏的乐手都滚落进海水，他们手中仍紧紧抱着自己的乐器，在碰到海水的一刹那间，琴弦撞击发出的声音，是他们最后的歌唱。 我不能再看下去了 巨大的有两座天安门高的“泰坦尼克号”的大烟囱倒下去了，轰隆一声砸在右舷的海面上，激起一片飞溅的浪花。那是一声巨响，超过了所有的呼喊和嘈杂声，如同流行音乐会上有一枚炸弹爆炸。跌落到海水中正在游动的人们，很多被砸压在这几吨重的钢铁下面，其中就有衣兜里揣着二千五百美元的亿万富翁阿斯德。 但这个倒下来的大烟囱，却救了二副莱特勒和报务员布赖德的命，因为它的巨大冲力，把那个一直解不开的帆布折叠小艇一下子冲到了正在迅速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船身30米之外，他俩和一些人都被冲得远离船身。 巨大的烟囱倒下之后，“泰坦尼克号”的船头完全沉进水中，整个船身倾斜成45度；船头在下，船尾翘起，留在船上的乘客此时全都聚集在这个高高翘出水面的船尾。但最惨的是这里。巨轮忽然断裂成两截，船尾那一截轰的一声，砸到水面，然后直线下降，沉没到大西洋海底。沉船带起巨大的海水漩涡，卷走了那些还没反应过来的、拥挤在船尾的乘客们┅┅ 不远处小艇中的幸存者，此刻都屏住呼吸，目瞪口呆地注视这最后的一幕，恐惧得没有一个人想到说什麽。在三号折叠小艇，白星轮船公司的总经理伊斯米把头低低地俯在桨上，他受不了亲眼看到这条船沉没。 服务员亨利．施滕格尔转过身去说∶“我不能看下去了。” 在四号救生艇，伊丽莎白．尤斯蒂斯小姐用手捂住了眼睛。在五号救生艇，所有的人都是一脸茫然，像一尊尊化石，呆傻在那里。四副皮特曼看了一下表，说道∶“2点20分。” 六万五千吨的人类第一艘最大的巨轮、像一座山脉般的万舱灯火，就这样从大西洋上消失了。海面上平静了，各种撞断的船体零件和物品随着巨轮沉入洋底，也有一些破碎的东西漂浮在海面。 沃尔特．路德在《难忘的一夜》中这样生动地描述了那个场面∶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混合——29个锅炉┅┅波斯诗人莪默伽耶《鲁拜集》一个镶有钻石的版本┅┅800箱带壳胡桃┅┅一万五千瓶啤酒和黑啤酒┅┅巨大的锚链，每一节重79.5公斤┅┅斯波尔丁公司的30箱高尔夫球杆和网球拍┅┅埃莉诺．怀尔德尔的嫁妆箱┅┅数千吨的锅炉用煤┅┅普里钦少校装着20万美元热门债券的铁皮箱┅┅三万个生鸡蛋┅┅几十打盆栽棕榈┅┅五具平台式钢琴┅┅38房舱里的那座小小的壁炉时钟┅┅庞大的银鸭衣柜┅┅翻倒下来的棚架，巴黎咖啡厅里的长春藤花盆和柳条椅┅┅打圆盘游戏的拨杆┅┅50部电话的总机分线插板┅┅两具往复式引擎以及具有革命性的低压涡轮机┅┅寄给唐尼公司的八打网球，寄给蒂法尼珠宝公司的一箱瓷器┅┅马歇尔球场的一箱手套┅┅比利．卡特的一辆崭新的英国汽车┅┅莱尔森一家人的的16个大箱子，由桃木条包装得整齐漂亮┅┅。 在渐渐飘散的烟雾蒸气下的海面，杯盘狼籍地漂浮着木框、甲板藤椅、木塞、木板等杂物。而在这杂物中间，是成百上千的落到水里的人，在海水中挣扎、呼喊、嚎叫。在九号救生艇里的烧火员基米斯回忆说，那声音就像英国足球杯决赛时上万球迷的吼声。 他就是船长史密斯 水面上每个人都东抓西挠，希望获得一块浮动的物体。有的人抓不到什麽，就抓别人的身体，于是两个人扭动在一起。服务员布朗感到有人撕抓他的衣服；那个和亲戚冲散了的三等舱乘客艾伯利斯觉得有个人用胳膊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他使劲一甩，才摆脱那个胳膊，但那个人又冲过来抓他的衣服，他蹬了一脚，才脱身游走。 当时是夜里两点半，空气中的温度是摄氏零上一度，在海水中恐怕更低，莱特勒事后回忆说，那感觉像万箭穿身、针扎般难受，马上就全身发抖，冻得牙关颤抖。多数人很快就挺不住了。只有极少数人，努力保持着清醒的神志，运足体力，寻找游动的方向。 在嘈杂凌乱的海面上，飘动着两个希望，那是在船上怎麽也解不开的两只帆布折叠小艇，现在都从下沉的救生艇甲板浮到了水面。一号小艇几乎灌满了水，二号小艇底朝天。由于倒下来的大烟囱砸出的冲击力，把这两只小艇都冲到远离船身下降的地方，只有体力好、神志清醒的人和距离它很近的人才有可能游到那里。 艾伯利斯毕竟当过16年的水手，他游了20分钟，到了一号小艇。那里已有了五、六个人，没人拒绝他，也没人欢迎他，他只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别把船弄翻了。” 一会儿，又有一些人游了过来，艇上的20多人是个奇怪的组合∶网球明星诺里斯．威廉姆斯竟穿着一件毛皮大衣，也许正是这种大衣把他浮了上来，但他竟能穿着它游到这里，简直不可思议；消防队员约翰．汤普森两只手都烧伤了，也居然游到了这里；一名头等舱的乘客，仅穿着内衣；还有一对瑞典夫妇；服务员爱德华．布朗；三等舱的乘客罗莎．阿博特太太。 这个小艇向外飘荡了出去，游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小艇上没有人说话，默默地在巨大的黑色苍穹和无边的海水之间随风飘零。 二号小艇距离人群近些，游过去的人也多一些。无线电报务员布赖德一直在这个小艇的底下。二副莱特勒游了过来，机油工赫斯特也爬上了艇架，约克城的治安法官巴克渥斯也是穿着毛皮大衣游到了这里。当格雷西上校游到这里时，艇的四周已有了十来个人了。他听到旁边水中还有人喊着∶“救救命吧！救一条命吧！” 大家都爬到了这个底朝天的小艇上，因为无法把它翻过来。布赖德这时也从底下设法爬了出来，上了艇。不一会儿，助理厨师约翰．梅纳德和服务员托玛斯．怀特利都游来上了艇。这时小艇上已拥挤着30多人。 当锅炉工哈里．西尼尔赶来时，艇上的人用桨打他，不让他再上来，因为这30多名大男人已经使这个底朝天的折叠小艇摇摇晃晃了。但西尼尔又绕到艇的另一侧，终于说动艇上的人让他上了艇。 小艇在众人划水下，晃晃悠悠地划向远离人群的水面。看到那些在水中挣扎的人，艇上的人除了给他们打气，说点鼓励的话，别的不能做什麽了，因为再增加几个人，这个小艇就会沉没。 艇上有人对水中的人喊∶“伙计，沉住气，撑住！”但也有在水中的人并不游向小艇，还在旁边打招呼∶“老天保佑，祝你们好运！”一个在水中挣扎的人，还不住地替艇上的人打气，用一种向部属下命令的口气和大嗓门喊着∶“你们不错！好伙计！好哥儿们！” 虽然艇上人已经很多了，但机油工赫斯特觉得这个人挺可怜，也挺特别的，于是把桨伸给他，想把他拉上来。但就在他的桨触到这个人时，赫斯特惊呆了，他看清那人是船长史密斯。但这个人没有抓赫斯特伸过去的桨，而是马上划向了别的地方。 大副怀尔德也葬身了大海；所有船上的工程师都丧生了；“泰坦尼克号”供给部的所有官员和票务长都没有幸存；八名音乐家全部都沉到了大西洋底┅┅乐手的小提琴还在海面漂浮着，像流动的证词，诉说着那些音乐家的勇敢和崇高。 在远方飘零的一号小艇，突然有人打破了沉默，一个水手怯怯地提议∶“你们各位不觉得我们应该祷告吗？”所有人都同意了，虽然他们中有天主教、长老教会等各种教派的信徒。 低吟的祷告声，沿着小艇向静寂的黑夜流去，那把漂浮的小提琴，在海水拍打下发出的琴弦声，像海底的乐手们如平常那样为祈祷伴奏。这交织的声音，起伏飘荡，穿过巨大漆黑的寂静，把一个流动的传说托向了远方┅┅ 2012-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马英九“暗算”金恒炜
专栏作家金恒炜被第一夫人周美青告“诽谤”一案，上周高院二审仍维持原判，要金恒炜赔偿六十万。虽该案仍可上诉，但这种判决，明显不利言论和新闻自由，损害台湾的民主形象。 在西方民主国家，第一夫人被批评、嘲讽，甚至被辱駡、中伤，司空见惯；从没见哪个第一夫人去法院打官司。因为西方用立法形式，保证了批评者不受惩罚。 我在以前的专栏提过，美国最高法院曾就官员和名人打赢诽谤案，制定了著名的三原则（普通人不受此限）∶他们必须证明报导失实；当事人名誉受损；对方有事实恶意（即有意陷害）。确立这样严厉的标准，就是宁可让权力者和名人付出名誉受损的代价，也不要发生批评者轻易被罚而噤声的後果，而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目前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几乎都采用这个“三原则”。 所以在美国，没有第一夫人去打诽谤官司。例如，里根当总统时，就有女作家凯利写书说，第一夫人南茜跟男歌星弗兰克.斯纳卓“有染”。但南茜没去告那个作者，那个歌星也没采取法律行动。这类传闻当然会影响当事人形象，但总统夫人所以不打官司，一是不想造成以势压人的形象，另外因上述的“三原则”也很难打赢。 克林顿做总统时，第一夫人希拉里被报导说，白宫法律顾问、她原来的律师夥伴是她的“蓝粉知己”，两人有私情，最後那个律师自杀身亡。但希拉里也没有去打诽谤官司。 後来，前《纽约时报》记者写出《希拉里真相》一书，说希拉里“私生活堕落，有政治野心”，说她跟克林顿的婚姻只是“幌子”，她拒绝和他同床；但克林顿到百慕大度假时强暴了她，使她怀孕有了女儿。书中还说希拉里搞同性恋，指名道姓她的两个女伴。结果不仅希拉里，连两个被点名的女伴，也都没出来打官司，只是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并批评。 到小布什做总统时，第一夫人劳拉也不能幸免，她被说“吃”女国务卿莱斯的“醋”，因莱斯跟布希“有染”，她跟总统丈夫打闹要离婚等。对这些纯属子虚乌有的中伤，劳拉和莱斯都没有去打诽谤案。 美国制定限制官员和名人的法律三原则，才能保证媒体敢揭短、挖丑闻。例如曾说赖斯是同性恋者的小报《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後来揭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爱德华兹背著患癌症妻子跟女助手鬼混，爱德华兹没去打诽谤官司，结果最後被挖出更多事实，爱德华兹只得承认。标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今年破天荒，提名了这家小报。 金恒炜说周美青偷报纸，并非他本人杜撰，而是引述当年在哈佛图书馆打工的台湾学生张启典的揭露。去年我去波士顿演讲时，还见到这位後在哈佛医学院工作的张启典教授，他再次证明确有此事。几年前金恒炜来美国演讲时，还特地到哈佛向他求证，认真核实过。现在周美青不敢到美国来跟原告发人打官司，而是在总统丈夫的庇护下，在台湾死咬住金恒炜，不仅以权压人，并明显是对一向批判马政府、为台湾前途呼喊的金恒炜进行政治报复。 信奉自由价值的知识份子，应该站出来声援金恒炜，抗议马英九夫妇的恶行。这不仅是支持一个专栏作家，更是支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支持台湾的民主。今天金恒炜因言论被罚，被“暗算”，明天就可能轮到我们每个人！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4月5日“曹长青专栏” 2010-04-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被左右两方曲解的习近平“8.19 讲话”
美国之音网站 热点专题 / 何清涟博客 09.08.2013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的宪政之争很热闹，毛左将习今年以来的崇毛言论当作全面左转的信号，拥宪派（或称“普世派”）则期待今年秋天三中全会中共会将政改提上日程，于是各说 各的，对习近平最近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内媒体称之为“8.19讲话”）的强烈政治信号视而不见，继续按照自己的心愿各作解 读。 \“8.19*讲话”：中共回归邓改革路线的宣言\ “8.19讲话”的政治信号极其明确。但该讲话发表之时，正值审薄前夕，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这场审判吸引过去，少有人去仔细读习近平这篇讲话的内容。一些人士习惯性地注重那些真假难辩的“内部讲话”，反而忽视了这篇“8.19讲话”。 我倒是注意到了，不过不象党内专家们那样刻意寻找其中若干“亮点”。其中一段话是：“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 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同时，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 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熟悉80-90年代政治话语的人，当然都知道上述话句当中不少就是邓小平的“经典语录”。 另外一段更明显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那个“特别是”可不是白说的，连遵循邓氏改革路线的江胡“思想”都一并肯定。 拥宪派将“8.19讲话”讲话当作是对拥宪派的重大打击，实在有点会错了意。须知当局压制拥宪派从未放松，不需要再借助一篇新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题其实 是打击毛左回归毛路线的火热愿望。对这点党内专家们看得更清楚，8月20日《人民论坛》发表红旗出版社原副主编黄苇町“执政党建设仍需‘去苏联特色’”， 特意挑出“习近平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 到深圳重走小平同志南巡路，也是要向国内外宣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可逆转”，意思是不能走毛式道路。 \左派为何比右派更受中共待见？\ 在长达20来年的左右之争中，左派（包括新左派）明显受到当局的宽容与庇护，因此乌有之乡始终不倒；右派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没这么幸运，不仅各时期的代 表人物备受打击，至今连个象话的网上论坛都没有。其间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中共高层觉得毛路线可亲，而是因为从策略方面考虑，他们需要扶持左派对付普世派。 毛执政时期，中共高层（包括跟着毛打江山的元老们）日子都不好过。毛是个人独裁，自己形容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对手下却猜忌心极重，偏巧毛的长处 在打天下不在坐天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力不从心，错误不断，因此毛总担心属下利用自己的错误“篡党夺权”，经常发动各种党内斗争，最严重的当属发动群 众打倒走资派进行党内洗牌的“文革”。从党内高干的遭遇来看，“文革”是毛的核心政治集团与底层百姓的狂欢节，并非其他中共高层干部的平安日。即使薄熙来 在“唱红打黑”之时，其红歌都未包括歌颂“文革”的歌曲。要说中共利益集团的黄金时代，还真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政治局委员以上者，除了 “二陈一薄”因卷入权力斗争或犯大不敬之罪而陷狱，有谁因腐败及家族暴富而入狱？连不少村官都过上了权霸一方的好日子，这种情况下，中共权贵集团脑子又没 病，回归“文革”他们图什么？ 但让毛左存在，中共当局自认是颇有政治智慧之举。毛左们既不讲事实，也不讲道理，完全根据自身需要构造“历史”与“理论”。他们利用工人阶级在改革中失 去主人翁地位并成为利益受损者产生的不满，肆意营造毛时代神话，比如没有腐败、没有特权、人人平等，有免费医疗；在世界上中国有崇高的国际地位，反美反修 反霸反一切敢于欺负中国的反华势力；最近连三年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都被左派教授变戏法变成了250万人“营养性死亡”。 毛左们这种掩盖黑暗的历史谎言很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一是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毛泽东“开国之功”，承认毛就是承认现政权的政统合法；二是中国的左派骨子 里必须依附权力，这是他们与西方左派最大的不同。中国的工农阶层自打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开始，从来就是听中共的话，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斗地主分 田地时人人奋勇当先，反右时奉旨批右派慷慨激昂，“文革”中造反也是奉旨行动，喊得最响的就是“保卫毛主席”。改革以来，左派们反得最多的是本国资本、外 国资本、美国势力，将腐败、贫富差距等一切都算在这些资本势力头上，而不是本国执政集团。 右派就不同了。他们虽然至今也还寄望于中共当局能识时务、明大体，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宪政，但谁都知道，实行民主宪政的结果就是撼动现存利益格 局，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如果真有那一天，权势集团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这才是中共执政集团的心腹大患。自江后期至胡锦涛 执政十年期间，放纵左派，围剿右派，就是中共当局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一着妙棋。当然，左派有时闹出了格，与当局拧着来，比如在薄熙来问题上。对此当局就敲 敲头，关闭一下乌有之乡，以示警告。但总的来说，对左派还是非常宽容的，有了毛左成天嚷嚷，一是可以压制右派，消耗右派精力。其胡言乱语的作用主要不是为 了绕晕右派，而是与右派“争取群众”。毛左闹得凶时，还可以让对底层暴力革命畏之如虎的各路精英心生畏惧，担心“文革”要卷土重来，大家一想，与“文革” 相比，还是现存政治格局好，咱还是支持政府吧。 这就是左派存在的价值。大家如果以为当局会昏了头，发动底层百姓进行“文革“，让自己成为革命对象，那是对当政者智商的严重低估。 但拥宪派也不要因此就乐观地预测习近平将在三中全会开启政改。大家不可忘记习近平今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一段讲话：“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 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 的明天。” 只要习近平坚持认为中共还有“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的可能，这一“可能”不到山穷水尽（即经济上无计可施）之时，他不大可能接受政治改革的任何提议。至于等到山穷水尽之时，历史是否还会给他机会，则是另一回事。 原载美国之音博客（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onstitutionalism-20130908/17457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人权理事会是中国在联合国的缩影
何清涟 早在2020 年 10 月 13 日，世界就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成功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将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三年的任期。按照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在今后可能的六年内，中国将在人权理事会中产生重要作用。 人权理事会：中国能主沉浮 中国对人权理事会的影响，不受其是否具有成员国的身份之影响，有了这位置当然更直接。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一直能够在人权理事会找到代理人，这就是美国的人权状态会被该理事会毫不犹豫地谴责，但人权状态远逊于美国的中国从未受过谴责的原因。 仅以近三年为例，2019年7月，美、英、法、德、澳大利亚等22个西方国家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及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赴新疆进行调查”，但此信如同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回应。2020年6月30日，英国等27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作共同发言，指责中国香港国安法“危害一国两制，对当地人权有明显影响”。但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代理国古巴当天就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相关立法，并表示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力，不是人权问题，不应在人权理事会讨论，要求这些国家停止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接着又有20多国代表分别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 但人权理事会对美国就没那么客气了。2020年 9月2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期间，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白俄罗斯、古巴、叙利亚、津巴布韦、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十国在日内瓦共同举办“单边强制措施对实现发展权的负面影响”视频会议，讨论美国等西方国家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问题，敦促美国等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11月9日，联合国成员国和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人权组织的代表围绕种族歧视、警察施暴、堕胎、移民等问题向美国代表团提出严厉的质询，美国这次非常被动（当然也有美国国内因素）。 中国转守为攻开始于人权委员会时期 提到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强势，必须回顾从人权委员会到人权理事会这一改组过程中，美国是如何被边缘化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于1946年成立，它是最早的两个联合国功能委员会之一（另一个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初，当然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自从1992年改选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中囊括了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以及津巴布韦这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在这些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人权委员会终于堕落成暴政国家践踏人权的俱乐部。这一过程，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日渐变得长袖善舞的结果。该委员会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中国得以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战略同盟，最后成功地保护了众多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不再受到任何批评与谴责。就此，中国人权（纽约）曾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进行专访，在《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这篇采访中，菲丽丝·盖尔对此有非常准确的概括： 第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典型例子是中国曾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中国的方式很直接，就是“购买”影响力。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第二，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第三，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合作性机制”。 暴政国家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最为滑稽的是，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中国掌控的联合国机构不止人权理事会 人权委员会既然已经发生蜕变，在国际社会强烈的要求下，2005年4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只得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部提出改组提议。安南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2006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170票支持、4票反对和3票弃权多数通过成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但是，这个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中，仍然是中国掌握话事权。本文第一段中的情景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常态。与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日益衰减同时出现的，是中国运用金钱力量，积极争取重要国际组织的要职，支持人选并非考量国际社会接受度，而是对北京的配合度，比如WHO的两任干事长陈冯富珍与谭德赛。几年前，中国新闻网曾以《中国人入主国际组织，几乎平均每年一位》，自豪地宣称中国官员正在成为世界各大机构的掌门人。目前，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是由中国人领导的，其中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由此成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领导人最多的国家。 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77年当中，世界经历了冷战、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美国是唯一的世界领导者）、2005年后的中美联合体（Chimerica）两极，再到如今的多极。事到如今，联合国现在只剩下几个主要功能：永久性地非洲扶贫；就耗资巨大的所谓气候变化问题年复一年地扯皮；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地收留战乱国家的难民、贫穷国家的经济移民。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最后发现，通过联合国已经无法推行本国的外交政策，只剩下出会费这个功能。如何应对在联合国中主导权日大的中国，将成为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月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04202211190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由上访制度失灵看中国宪法的缺失
世界上大概很少有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这般言行不一。就在胡锦涛以国家主席与中共总书记这双重身份不断声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且安然领受舆论大赞其“亲民、重民”情怀之时，天子脚下的中央政府各机关，如“两办”——中办、国办，“两高”——高检、高法，“两中”——中纪委、中组部门前，却布满了大批警察、便衣，甚至还有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专门拦挡阻截上访的芸芸众生。这一切表明，中国信访制度的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变，由解决群众疾苦冤情变成了抓捕上访者的陷阱。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上访制度的变味正好与中国的“改革”的变味同步，当一切掠夺民众利益之举假“改革”之名以行时，上访制度也就走到它的反面。一种制度如果走到了与设立之初衷完全相反的地步，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一些论者由于对“上访制度”所依附的政治体制之制度性缺失了解，认为“仰仗清官为民作主的思想，是被儒家文化浸透深植于中国国民骨子里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沿袭至今便是上访鸣冤”。 其实这一评论并不符合事实，并非中国公众出于偏好“选择”了上访制度，而是中国公民缺乏西方国家公民所享有的那种宪法规定的“诉权”保护。这里所谈的诉权并非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申诉权”和“控告权”，而是指广义诉权，包括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再审权、申诉权等。许多现代民主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这项公民权利。笔者曾看到一些网友针对“截访”现象发出疑问：“美国与其他国家是怎样解决民众上访问题的？”这种疑问源于对法治社会的制度隔膜，而这种隔膜完全是中国政府那种“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宣传所导致的。 在中国，信访制度原本是作为威权统治的减压阀而存在，而现代法治社会并不需要信访，因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拥有宪法保护的“诉权”，一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争议都能够提交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救济。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其宪法第3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明确将诉权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美国、法国等国家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诉权，但或可由宪法有关条款推导出来，或由宪法判例等方式确认。 即使与原来并列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俄罗斯，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也做得比中国好得多。俄罗斯宪法第46条除了规定公民的诉权之外，还特别规定：在国内现有的法律手段都已用尽的情况下，公民有权依据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向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机构控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到，俄罗斯公民不仅可以向国内法院提出诉讼，还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诉讼。而中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就没有接受公民个人有向保障国际人权公约的机构申诉的权利之条款。现实生活中，中国公民如果向国际人权组织提供自己或他人受害的资讯，往往会被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与“泄露国家机密罪”逮捕判刑，郑恩宠就是其中一例。 中国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条款，但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必须以公民的诉权为前提。否则，当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后，由于普通法律与宪法均无明确、适当的救济途径，结果导致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形同虚设。近两年因为拆迁而导致财产权受到严重侵犯的事例在中国相当普遍，但因为没有公民诉权加以补救，在缺乏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因拆迁导致利益受损者只能选择“上访”一途。只此一项，即可明白，诉权是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的载体。 从理论上讲，设立宪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制约国家权力，二是保障公民权利，而保障公民权利又为立宪的核心目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之举已经成了社会生活常态，更严重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救济。中国在第三次修宪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因宪法中对公民诉权无明确规定，使得公民在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特别是在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根本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上访制度失灵，只是威权统治下公民权利严重缺失的一个缩影而已。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在中国至少还有三大步要走，第一，基本权利必须先在宪法中予以保障，比如诉权；第二，宪法规定的权利还必须被法律具体化，比如财产权利与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必须改变党与领袖高于法律的局面，建立法律至上、法律之上无更高权威的宪政制度。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9月30期，总5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民意动员型”微博时代的终结
何清涟 如果暴政俱乐部成员国想驯服社交平台这台“网络怪兽”，一定要向中共政府请教。 中国从有了微博这物事，网民们开始“微博问政”以来，中国当局“与时俱进”，在“摧毁”（关闭）与“占领”之间选择了后者，先后采取了三套措施：一，让各地政府开“政务微博”引导舆论，抢夺微博这块新舆论阵地的制高点；二，审查与打击并行，在日常审查从未放松的同时，“深度修理”了一些大V，出台“传播谣言罪”，震慑之下，总算是在微博上宏扬了主旋律；三，在关注度高的个案上，巧妙地让微博为政治服务，在打击某些政治势力时，用其作为政治工具，起到很好的民意动员作用。 最后这一方法，最近才小试锋芒，对中共当局而言，效果不错。试举两例： “传播谣言罪”为何不保护“公主CEO”？ 李鹏家族成员与其他红色贵族的家庭成员一样，一直是“国家一级保护”对象。这些家族如何积聚财富，对平民一直是不宣之秘。我用“太子党”三字作为关键字用国内百度搜索，查到的都是他国太子党的消息，连美国太子党的消息都有，独缺中国太子党。 即使有了微博，类似消息也被封锁得痕迹全无。2012年温家宝家族财富故事不幸被《纽约时报》两度曝光，不仅国内网站讨论区不见这类消息，就连难于控制的微博上，这类消息也是见光死。我曾看到一条“温总理正在数27亿颗星星”的微博，十来分钟后就消失不见。温公子发表要追究《纽约时报》的法律责任这类声明，也得在香港媒体上。因为当局知道这事在国内“说不得”，哪怕是澄清，都会起“反向传播效应”，《纽约时报》为此还遭受黑客攻击的报复。 李家过去也同样享受这种“一级保护”。比如其兄弟李小勇与新国大集资事件的关系，国内报道切割得干干净净；华能国际变成其家族产业的报导刚出炉，几天后作家就进监狱。但这次情势显然不同。首先，张宏伟在美国诉赵闳这个在美国不受关注的小案子，却有人去指点《英国电讯报》关注并提供一份法庭庭审文件；其次，这边一见报，国内微博上立刻疯传，网管却对此视而不见。就在李小琳这位“公主CEO”涉及内幕交易的消息在微博疯传之时，浙江余姚发生百年一遇的洪灾，尽管官方媒体也在报道水灾，却有两位女子因“传播水灾谣言”被抓，可见网管没有打盹，他们很清楚谁该抓谁不该抓。 既然网管部门不抓“网络谣言”，李小琳只好不靠组织靠自己了。中国电力10月11日晚间发布官方微博，称受公司董事长李小琳的委托发布一份声明，称“李小琳未与任何保险公司有个人往来，也不认识什么保险公司的人；网上关于其涉及什么保险交易的谣言，纯属恶意卑劣的中伤；其本人保留追究造谣者、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国内媒体及网站立刻给予大幅版面予以报道，“李小琳回应‘涉保险交易’：纯属恶意卑劣的中伤”，但百度上关于其夫君任新华人寿总经理助理的简介却仍然保留。如此“辟谣”，正好起了传播学中所讲的“反向传播”作用。香港的喉舌媒体如《大公报》等也没闲着，纷纷帮助辟谣。 身为“公主CEO”的李小琳这时真该用脑子想想，就在8月下旬，《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被刑拘，她这“前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公主身份有如“国家一级保护”物种，比马正其这“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要高。党既然不帮助她抓捕“网络谣言”，只能说组织上要“挫磨挫磨”她了。再想想以下时势，论党内地位身份，陈云家地位高于李鹏家，陈元已从国开行总裁位置上荣休；论时局，中石化总裁蒋洁敏可以入狱，官方媒体经常发表“落马国企高管盘点：多执掌肥差 过半涉受贿”，国企高层正在大洗牌，是不是该下船了？总书记都没搞终身制，国企CEO上当然也不能搞终身制，这道理还不明白？ “微博民意”有时成倒持剑柄 微博上对李小琳的民意，正好为当局所用。无论党与人民如何隔膜，在反腐败这一点上，当局的口号总与民意高度重合，只是民意总觉得当局在反腐上雷声大、雨点小。反腐后面那些利益考量，民意既不清楚，也不认为合理。 但微博上的“民意”来源多元化，有时候并不总有利于“民”。比如沈阳小贩夏俊峰案，因为其子夏健强临摹画作被指抄袭，导致民意发生指向性变化。 持续了数年的夏俊峰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与讨论，主要因素在于中国人对城管体制及当局执法过程中草菅人命的强烈不满。在夏执行死刑前后又加入了一个新因素，即网民对当局保护公权力，赋予自家人免死的法律特权深感不公。 对公权力的保护，是指法庭在量刑时根本不考虑夏俊峰杀城管是在遭受城管殴打后的防卫过当，免死法律特权是指毒杀海伍德的薄谷开来只判死缓。网民将夏案与谷案比较后，认为谷开来预谋杀人获死缓，夏俊峰杀城管一案既非预谋杀人，又有可宥情节，不应该判死刑，因此，网民指责官方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谎言。 以上是夏案讨论意义所在，考虑到国际社会多年呼吁中国废除死刑的努力，最后只有贪官与特权者享受到这一“人权进步”果实，中国确实需要这种讨论。但几乎随之而来的其子强强画作抄袭的事情，不仅让张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还改变了夏案讨论的方向。 强强的绘画作品之所以能够出画册，与其说是因其画作有天份，还不如说是人们在帮助夏俊峰时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打动人心的诉求点。张晶并非行内人士，缺乏相关知识，并不知道临摹画作加以修改不能算自己的创作。帮助出画册的人也可能没看过几米的作品，总之是疏忽之下出此纰误，有可谅解之处。几米此时维权，外人当然没办法就其时机的选择加以质疑，但一些人确实“四两拨千斤”，借机成功地转变夏案讨论的方向。 夏案讨论转向，出自“民意”还是“官意”已经不重要。但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政府管控下的微博，在表达公众意志上，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有时普通公众想用，却成了倒持剑柄。 中共要在微博上体现意识形态霸权 面对严苛的审查，以及大V被抓后产生的寒蝉效应，国内人士已经意识到，中国微博作为一个“民意动员型平台”的时代已经结束。 刘亚洲最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称“意识形态较量的实质是制话语权。谁拥有了制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民众”，“谁掌控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要争夺制话语权，就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和手段。否则，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那就非常危险了”。 其实刘亚洲完全不用担心，习书记不是胡书记。中国政府现在是新办法会用，硬办法敢用。目前的微博，在中共不计成本的巨额资金投入之下，已经渐被驯服，正在逐渐构建中共的意识形态霸权。海外的Twitter，从其政治生态及推友构成的多元化来说，暂时还不能起到与国内微博同样的作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567）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南辕北辙的中国外资政策
由于国际资本还未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中国的投资宝地，中国的外资政策备受关注。9月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谈话，承诺进一步向外资敞开大门，“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坚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这番谈话宣示的政策方向与近一年多以来的外资政策正好呈南辕北辙之势。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对外国汽车公司、制药公司和技术供应商等的调查，引起外资种种担忧，结果是中国吸引外资额下降，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7月吸引外资额同比下降16.95% \在华外企的黄金时代已经消逝\ 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双管齐下，调查外企行贿与反垄断并行。北京反垄断调查涉及的外企、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的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仅8月份，前有美国微软公司受到反倾销调查，后有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德国大众-奥迪接受反垄断调查。 微软等外企正在评估反垄断可能带来的影响。30年前，外企进入中国之初，大型企业的老板常会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并称他们是“中国的朋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邓小平》就反映了当年这一状况。 微软、通用汽车、波音等美国公司与中国政府的交情更是非同一般，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每年为中国在美国国会游说最惠国待遇；为了让中国成功加入WTO，这几家公司共同集资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轮游说，并为中国入世成功在美国举行了盛大庆典。2008年开始，因为两税合一制度的实施，取消了外资的税收优惠。不少外企纷纷撤出，但上述几家企业对自己的“好朋友”地位仍然保持十足信心。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数十家外资奶粉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其中美赞臣、恒天然6家企业共上缴6.68亿元巨额罚款。与此同时，北京开始对外企在华的行贿进行调查，国际医药行业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首先中枪，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随后法国巨头赛诺菲，以及丹麦诺和诺德等跨国药企纷纷被曝遭调查。接受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委托调查“举报者”的英国人汉弗莱夫妻，于今年8月中旬被中国当局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刑。罚款，在华外企对此心生畏惧。 微软、通用、大众-奥迪等企业暂时不想退出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市场。面对北京政府的调查，不仅不敢表示不满，还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通用汽车表示，2012年以来，上海通用汽车一直“积极回应”中国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要求，并协助对汽车产业的调查和研究。奥迪中国公司近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调查发现奥迪经销商网络违反国家反垄断法，奥迪对调查密切合作，将接受处罚。据说，对奥迪的罚单或达18亿元人民币，创中国反垄断罚金纪录。 \反垄断意在挤压外资企业\ 随着汽车、IT、医药等行业多家跨国巨头纷纷“中枪”，这场“反垄断风暴”引起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对北京调查的目标众说纷纭。彭博社对此的评价是“中国反垄断严打发出监管进入新时代的信号，也意味着从奥迪轿车到星巴克拿铁咖啡等产品在北京比在伦敦、纽约产生更多利润的日子可能要终结了”。但事实远比彭博的估计要严峻。中国政府采取反垄断挤压外资，是因为中国国内产业及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近年来“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各种手法（包括侵犯知识产权），让本国企业技术实力大为增强，国内一些行业形成了规模经济，“日本制造”的衰落与中国在制造业的兴起几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切身之痛，日媒大都认为这是“中国利用打击外资来保护本国企业”，《每日新闻》称，中国政府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对象，多是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外资企业，比如奶粉行业就是中国本土企业“苦苦奋战”的领域。 外资奶粉企业在中国备受打击，中国本土消费者对本国奶粉不放心，结果是催生了一个专为中国人服务的奶粉代购行业，也导致一些华人身陷法网。 \外商面对“保护主义”的无奈\***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8月11日刊文称，中国商业领域的思维在变化，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西方企业必须制定有效战略维护自身权益。文章还说，在中国法律体系下，不可能做出不利于政府的判决，所以最有效的防御就是发起强力攻势。倘若北京的反垄断行动毫无道理，那么西方企业就应游说本国政府对中国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 我不知道外资看了《财富》杂志这篇文章有何感想，但可以断言没有任何政府会为了本国在华企业的利益与北京翻脸。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在决策与行动上远不如专制国家强硬有力，政府与国会要达成统一意见亦相当困难。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美国白宫与国会几乎不可能在保护美国在华企业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就以7月份刚尘埃落定的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案为例，这个案子虽然有关美国国家安全，但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上诉法庭仍然作出裁决，判中国企业三一集团胜诉。这一例证既证明了美国的司法独立，又说明了民主国家与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打经济仗可能处于弱势。 在华外企多半会委屈求全，继续对北京弯腰叩头，以求在中国市场继续生存。这是许多外企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的做法，即使面对中国执法部门的突查搜证与高额罚金，面对媒体，外企却表示中国政府的处罚有道理。如果委屈也不能求全，大概就只有撤走了事。但真正的问题是，世界资本市场资金严重过剩，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投行界，都还未发现一个可替代中国的市场。而中国已非当年那资金短缺的吴下阿蒙，早已成为资本输出国。 因此，尽管中国针对外资的反垄断越来越强势，但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跨国公司仍然在观望，希望这只是一场很快过去的“保护主义运动”。 中国声称要通过调整外资政策，“把结构调整作为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的主攻方向”，以便“高质量地利用外资”，但结果却显示了南辕北辙的效果。中国商务部8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作为传统的投资来源地，日本对华投资28.3亿美元，同比下降45.4%；美国对华投资18.1亿美元，同比下降17.4%；欧盟28国对华投资38.3亿美元，同比下降17.5%。与台湾、南韩等劳密型资本相比，这些国家的资本都是优质资本，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有利。因此，如何高质量地利用外资，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政策考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9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913/244896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谁是美国最愚蠢的总统？
美国前总统卡特12日抵哈瓦那，成为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之後，首次访问古巴的美国重要人物。 对双“卡”会面，美国媒体以及迈阿密的古巴流亡社区议论纷纷。以卡斯特罗的专制本性、卡特以往的愚笨表现，这次古巴之行，除了使一心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位美国前总统有了政治秀机会，同时给那个苟延的共产政权增添合法性之外，不会有什厶真正的成果。1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卡特到了古巴，又能怎样”为题评价说，“绝大多数美国的古巴问题专家都认为，卡特访古，不会改变美国和古巴的任何实质性关系。”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拉美问题专家约翰逊（Stephen Johnson）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是沉沦的卡斯特罗政权内政、外交最困难的时刻：去年，古巴对到期的5亿美元贷款耍赖不还。今年3月，荷兰政府在靠近海牙的水面拦截并没收了一艘古巴货轮，以抵偿欠荷兰的部份贷款。911事件之後，古巴岛国的旅馆，三分之一的房间关闭了，因为没有游客。 在外交方面，卡斯特罗的日子更难过。4月19日不仅联合国人权会议连续11年来第10次通过谴责古巴人权案，而且提案国竟是拉美国家乌拉圭。53国的人权委员会有11个拉美国家，7个投票谴责了古巴（古巴和委内瑞拉投反对票，另两国弃权）。 作为共产古巴的难兄难弟，中共看到势头不妙，临时动议要求搁置谴责古巴人权案，结果被以24对23票击败。 美国由於去年被秘密投票“投”出人权委员会，因此今年无法提案谴责古巴，但由乌拉圭提出，使卡斯特罗无法像以往那样对古巴人解释说是美国“霸权”。 所以气恼的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和乌拉圭断交，并向支持这个提案的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发难，公布他俩的私人电话记录，进行报复。 在内部稳定上，目前也是古巴最动荡的时刻，最近有11,020名古巴人联署公开信，要求卡斯特罗兑现古巴现行宪法，扩大自由。 因而约翰逊说，卡斯特罗这个时候主动邀请卡特，是耍“小伎俩”，想增加这个摇摇欲坠的共产政权的合法性；而卡特是个理想的“上当者”。 卡特在政治上的糊涂是出名的。据约翰逊的文章，在卡特当总统时，竟然夸赞南斯拉夫的共产领袖铁托是“一个崇尚人权的男子汉”。 1989年巴拿马的独裁者诺瑞加在选举中大量欺骗、贿票，前往监督的卡特则说“大选正常”。 美国政论家鲁迪（Christopher Ruddy）13日在网络刊物《NewsMax》发表文章“卡特的灾难记录”指出，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时，卡特竟通过五角大楼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级军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维的将军们听从了卡特的“意见”，结果霍梅尼掌权後，第一批处决的就是这些军官；然後建立了最反美反西方的宗教专制政权。 据《时代》周刊1994年10月3日报道，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美国领导全球34国联军准备打击萨达姆政权之际，卡特却给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写信，请求法国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投票杯葛美国的军事行动。在舆论批评下，卡特後来也承认，“这事可能做的不合适。” 1990年底，海地结束专制，首次民选总统，牧师阿里斯蒂德以近90％的高票当选；但第二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在3年军政权统治下，1,000多平民被杀害，平均每天杀一个。在内外舆论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决定派军干预。但在美军攻击前几小时，卡特自告奋勇，前去海地“调解”，结果那些政变“将军们”带著细软和打手，前往了拉美其他国家，卡特保证他们永不受追究和惩罚。 一千多被杀害的无辜生命，就算白死了；而卡特成了“和平使者”，为争获诺奖又增了一个资本。反正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名单上已有北越杀人头目、纵容用自杀炸弹杀平民的阿拉法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执行者克拉克，还有权谋大师基辛格等，再多一个政客又何妨？ 卡特当总统时，就对卡斯特罗“情有独锺”，在哈瓦那建立办事处，准备两国复交，并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政策。但对卡特的这种一相情愿，卡斯特罗的回报是，打开国门，让12万5千难民乘船涌向美国海岸，其中有从监狱中特意放出的杀人犯，以及精神病患者等。 因此约翰逊说，他要祈祷上帝，千万别让卡特在卡斯特罗面前谴责美国的禁运政策，为了他的疯狂幻想，而谄媚那个独裁者。 老布什总统的拉美政策顾问、前驻巴拿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也发表文章毫不客气地说，“卡特的古巴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并指出卡特访问古巴，只能使卡斯特罗这样的孤家寡人感到鼓舞，甚至自我陶醉和膨胀；在国际社会几乎都不理卡斯特罗的时候，等於给这个独裁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连卡斯特罗的私生女费尔南德斯（Alina Fernández）也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台抨击哈瓦那政权，谴责她的父亲毁了古巴。这位1993年出逃的总统私生女说，“卡斯特罗正是我逃往美国的原因，很多古巴流亡者和我一样。” 今年75岁的卡斯特罗，从1959年发动革命建立了专制政权，至今已当了43年“伟大领袖”，从无选举（在此期间美国有过10位总统）；全球除了卡斯特罗，另一个领袖年头最长的是阿拉法特，从1969年当巴解主席，至今当了33年，也是从无真正的选举。 但卡特这次古巴行，也不会一点收获没有，卡斯特罗总要给他一点“面子”，允许他各处走走，在哈瓦那大学做20分钟演讲，和“异议人士”见见面，可能去“检查”古巴的生化武器工厂，反正共产党在玩装饰、“安排”这种事情上有绝对的本事。 但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政策不会因为卡特访古而改变。13日《迈阿密先驱报》披露，布什总统计划在5月20日对古巴的新政策发表演讲，知情人说，内容是要对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团体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对哈瓦那的立场更强硬。 卡特抵达哈瓦那时，亲自到机场迎侯的卡斯特罗把他称为“尊贵的陛下”。5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卡斯特罗以前就赞美卡特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受到独裁者这样的评价，不知对卡特是增分，还是嘲讽。 但今年77岁的卡特可能不会在乎。反正在美国政客中不乏这类人：有婚礼，要当新娘；有葬礼，要当尸体。只要被人们注意、出了风头，就算“赢”了。 2002年5月13日 2002-05-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外资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陈修文报道)自1979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来，至今已经二十六年了。２００４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林丹】一直以来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中流行着这么两种观点,一是“外资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二是“外资會迫使中國按照國際的遊戲規則行事,进而减少中國的貪污腐敗”.一些欧美财团用这些美丽的说词，游说他们的政府开放对中国的投资；不要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少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经济广角》栏目中，我们就请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和我们谈一谈,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看外资究竟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何清涟】我覺得這個影響應該從兩方面來評價。第一呢，就是它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就是給中國政府提供了巨大的稅收，是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稅基，還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很多白領在那裏接觸到歐美的管理制度。 還有一點就是給中國解決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歐美企業解決的是白領職位；港臺資本解決的是低素質勞動力的藍領職位。在外資企業做白領的工作，據説是已經達到兩百萬個。那麽就是等於有兩百萬個家庭受益，這些人實際上就是目前支撐中國高消費的一個主要群體。 還有一點呢我覺得就是外國的這些投資者，因爲在中國有太大的利益，所以反過頭來他們在自己本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遊説團體，説服本國政府和中國搞好關係，所以為中國政府大大減輕了外交方面的壓力。 利益VS.理念 【何清涟】隨著這個投資的增加，外國資本越來越傾向于不再關注中國的人權、中國的專制、還有專制引起的種種問題。德國的一些中国问题專家們乾脆就建議本國政府要和中國政府搞好關係，不要批評中國政府，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美國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面歷來就有一個紅隊和藍隊之說，藍隊主題思想就是強調意識形態的差別，強調人權等等。紅隊就是主張忽視這些差別，就是和中國交往，就是看經濟利益。克林頓時期是紅隊佔上風；那麽在布什時期藍隊已經開始擡頭，但是由於伊拉克戰爭的問題，需要防恐，需要聯合中國，要得到中國的支持，所以藍隊的勢力還是沒有擡頭得太厲害。 還有一點呢，也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想到的，就是外國人的行賄方式。外國資本的行賄方式就是移民、辦綠卡、幫這些貪官污吏的家屬提供定居海外的方便，給中國的貪官污吏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政治退出機制。這種另類的退出機制對中國並不好，因爲這些貪官污吏可以完全不計算自己的貪污腐敗的後果。為什麽呢？因爲他有一個底綫，撈得差不多的時候他在海外有一個基地，可以安全的撤出來。中國不是以前講政府和民衆的關係，有一個水舟理論嘛，就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就是你對老百姓不要盤剝得太厲害，要不然你會受到報應的。那麽中國官員們現在基本上可以不再考慮這個舟水理論，就是因爲有這種政治退出機制.所以他們可以不和中國人民共享被污染的政治生態環境，也可以不和中國人民共享被他們的貪污腐敗政治黑暗，折騰得千孔百瘡的中國社會。 两个神话的破灭 【何清涟】對外資進入中國，中國政府是一種期待，中國的知識界又是一種期待。應該說中國政府的期待已經差不多了，因爲它成了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半壁江山，對GDP的貢獻率都達到百分之四十，政府的稅收好多都靠這個。 另外一個期待呢，就是當時有一個神話說的是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將會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再進而推動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從這一點來看這點期待是落空了。 記得我跟一個朋友在美國之音上面辯論了一次，他認爲外國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至少會對中國的貪污腐敗有所改善。他說，因爲國際跨國公司會迫使中國按照國際的遊戲規則做事，然後就會減少腐敗我當時就駁斥了他。我說不對，這個沒有事實根據，得不到來自世界各國的經驗支持。我說像印度也好，墨西哥也好，巴西也好，都是WTO成員國，爲什麽跨國公司到他們那裏去不能改變他們的貪污腐敗，減少它們的貪污腐敗？這是沒有國際經驗支持。 第二個本國的經驗也不支持這個。像中國，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不是它們改變了中國腐敗的遊戲規則，而是他們順應了中國的制度環境。他就跟我講，那個時候的外資主要是港臺資本，因爲港臺資本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天生有腐敗的傾向。我不同意。 今年有一篇文章特有意思，講的就是外國在中國行賄的問題。它說有一個數據，就是説中國過去十年内調查了五十萬件腐敗案件，其中百分之六十都和外資企業有關係。比如法國的設計師安德魯承包了中國的國家大劇院工程，這個工程在中國國内也是倍受指責。又有他自己公司裏的人檢舉他在中國，用了很不正當的行賄手段取得這個項目和部分工程。 在這些外資企業行賄中間，最出色的就是電訊產業。摩托羅拉做得特別成功。我記得有一本书《誰失去了新中國》（WHO LOST NEW CHINA），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個公关公司的高級主管，他談了自己在中國的一些經歷，提到摩托羅拉公司的高級主管跟他谈过该公司在中國是如何行賄打開市場的。行賄成本是多少呢？根據他們披露的數字，一般的是一個合同金縂金額的百分之十。 是“入乡随俗”还是“同流合污” 【何清涟】中國一直進行了很成功的宣傳，把中國宣傳成一個外國資本到那裏來淘金的天堂。但是我認爲應該這麽樣說，它是依法經營者的地獄，犯罪經營者的天堂。要想在中國賺錢，如果你要想不貪污賄賂連那個市場都進入不了。 其實呢，外商到中國需要通過行賄，才能在中國打開市場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幾年也不斷的有這樣的事例曝光，沃爾瑪（WARMARK）就是因爲牽涉到了向當地官員行賄而曝光。雲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廳廳長，他的妻子就代表他出面收受沃爾瑪給他的賄賂。 今年四月八號美國的電信業巨頭朗讯宣佈解雇他的四名高級主管。指稱他的四名主管是在中國有不適當的行賄行爲。其實呢這個事情出來以後中國的報紙很多都在質疑這個事情。說朗讯這一举动等於是自己斷臂，從此以後在中國你到底是行賄還是不行賄？不行賄，你肯定沒市場。但是你行賄，你又處理你的高級主管。那麽這就讓繼任的高級主管無法做。 像美國就有一個“反海外腐敗法”，賄賂就是違背了美國的法律。有些歐洲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是他們後來又發現，他們如果不行賄不展開這種“寻租”活動，他們就和別的企業站在一個並不平等的競爭起點上，有很多機會他們得不到。所以呢，最開始就是這些具有東亞文化血緣的這些國家，比如日本、南韓，他們就認同這個腐敗的規則。然後歐美資本就在一些所謂中國通的勸説曉諭下，也慢慢認識到這一條。 有一種人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最喜歡聘請的人，就是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一些留學生，尤其是高幹子弟，是他們最喜歡雇用的高級白領。雇用了他們以後就讓他們回到中國給他們开拓市場.這些人有优势，第一，了解中國的制度環境；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廣泛的人脈關係，知道怎麽樣利用他的人脈去行賄；怎麽樣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因爲這些行賄成本最後要打入他們產品的利潤，最後還是消費者承當，企業呢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懂得這個遊戲規則，叫作“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給予的是給私人，取的是從公的那一塊取回來。但是這些成本都轉到我們消費者頭上來了，所以中國的手機通話費是世界上最貴的雙向收費。久而久之，投资者都已經學會了這一套，而且他們也不認爲在良心上有多大的虧欠，因爲他覺得你們中國人自己都認同了這一套規則，那麽我們有什麽必要來改變你呢。 我記得在芝加哥的時候，有一個中國留學生他跟我講了一个事。他說他覺得他自己受到外國人的侮辱。我问爲什麽？他說：“我去考驾驶执照，第一次考试沒考過，一個美國同學就跟我說：你們中國人不是善於行賄嗎，你們可以去收買那個考官嗎。我就覺得他在污辱我”。我对她说，也不能完全説是侮辱。因爲中國人確實給人家的印象就是善於腐敗，這一點可能通過到中國投資的外商回來跟他們的親朋好友談到這些，形成了這麽一個印象。但是這確實是事實。所以呢，我們與其說別人侮辱我們，還不如我們自己來改善我們自己的形象，從我們自己做起，我們不做這些壞事。 現在外商普遍的認同了中國的遊戲規則。而且他們的行賄手法已經比當年的港臺資本高明得多。港臺資本因爲只能提供錢啦，還有香港臺灣旅游啦，送紅包，就是這些手法。但是现在外商行賄的手法是提供綠卡，幫助這些貪官污吏的子女家屬移民外國，而且他們行賄的級別更高，很多都是中央部長一級的大官。 中國現在是一個黨國一體的社會，所有的現代化科技手段都被共產黨用來強化它的統治。就像大家原來以爲中國加入WTO以後，國際大的跨国集團會迫使中國政府按照國際慣例辦，然後就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政府行爲方式。但是現在大家已經明白了，不是國際的商業集團改變中國政府的行爲，而是他們到中國去要賺錢，就必須順應中國這種腐敗的制度環境，就是學會怎麽樣賄賂官員。 助纣为虐的金盾工程 【何清涟】另外一個神話就是講高科技網路的應用會促使信息自由傳播，然後就促使中國新聞體制改革然後就導致政治民主化，這個神話也破滅了。中國政府開始是很恐懼，但是後來他們發現他們完全可以利用投資來控制網路，所以他們開始是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防火墻，現在又和國際上一些很大的公司合作，購買他們的軟件就是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央監控系統，叫作“金盾工程”。這個系統能看、能聼、能思維。能看，就是它有攝像系統；能聼，就是聲控系統，還有在網路上跟蹤任何一個用戶。現在在網上面發言的人，爲什麽他們都能夠抓捕到？就是因为这一系統已經部分啓動。這個系統全部完成是2008年，我相信這個系統建成以後，中國將成爲世界上最龐大的警察國家。 這個監控網路所需要的技術是靠什麽人提供呢？海外很多著名的高科技公司比如美國的CISCO，還有就是加拿大的昇陽，全世界的那些跨國大公司都參與了合作。幫他們提供技術，包括免費贈送他們病毒，還有網上過濾的技術。 其實外國資本到中國去的時候，都說的是要幫助中國發展經濟，通過經濟市場化，來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网路开发商表示要到中國帮助建成一條不受政府控制的信息交流通道。但他們到中國后，都背棄了他們的諾言。其結果是他們幫助中國建设了一個龐大的網路监视系统。他們很清楚中國政府買的技術，不是去用於什麽促進中國的民主啊，發展啊，而是用來監視人民。有人質問他們：爲什麽要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振振有詞地說：我們不做，那別的公司也會做。每個公司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并用这种说辞為自己開脫。 但是也有到中國去，看不慣這些事情的人。比如GordenCHANG（章家敦），他寫了一本《中國即將崩潰》；還有葛德曼，他寫了一本《WHO LOST NEW CHINA》。葛德曼的这本書，寫了一個很典型的怀抱理想主义的西方青年，到中國去投資的一些經歷。作者說他最初懷抱著要促進中國經濟市場化，然後再促進中國政治自由化这一理想目标去中國，想幫助中國人民做點事。結果他到那裏才發現，和他想象的完全相反。外國資本用他们的所作所为，幫助中國限制民主，這是少部分有良知的人的反省。但是大多數人是入鄉隨俗。所以我個人認爲“外資進入中國，将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再進而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这一神话，基本上是破灭了。 【林丹】美国互联网独立研究专家格里格•渥尔顿，早在２００１年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金盾工程》的研究报告。 他在《报告》批评了某些西方跨国公司的不道德的行径。这些公司用他们的技术帮助中国政府控制人民，扼杀自由。他们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帮凶。 渥尔顿先列举了北京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利用西方的监视技术，实施大搜捕的事实。由西门子.普力子(Siemens Plessey)公司制造，世界银行负责支付安装费用的摄影机，记录了1989年几个月里,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每一件事，成了“六四”后大搜捕的重要依据。渥尔顿先生警告说：“政府必须认识清楚，科技不是中立的，它是变色龙，会随着环境改变颜色。” 最近，大名鼎鼎的思科公司在美国被起诉，无论审判的结果如何，它无疑是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对任何一个国家人民自由的危害，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东莞扫黄映射中国社会无出路
何清涟 最近东莞扫黄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奇特。认识到这次事件反映了民众与政权的对抗是一回事，但考虑到“东莞模式”的粪坑实质，以及这一模式在中国的普遍性，这次扫黄引起的社会反响其实反映了中国的社会无出路之绝境。 “东莞挺住”：被挤到粪坑后的草泥马式反抗 央视播放了东莞扫黄的消息之后，微博上顿时热闹非常，“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几乎一度刷屏。网友纷纷发言：“出卖灵魂的远没有出卖肉体的干净”，“拆迁不是罪，贪污不是罪，出卖自身的肉体才是罪？” 在各种总结中，以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总结最为深刻到位。他在《论东莞事件：改革进程正在遭遇转型逻辑》中指出，东莞事件实际上是两个隐喻性象征的遭遇。这两个象征，一个是央视，代表着权力或体制。一个是失足少女，隐喻着底层或社会。前者，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而后者，在主流的道德观念中，则一直是道德堕落的象征。因此，“人们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弱者的同情，不如说是对公权力的反感；与其说是掉进道德的陷阱，不如说是被挤到粪坑里后所进行‘草泥马’式的反抗。” 但是，面对东莞扫黄的民意反抗，除了上述这些，人们还能再深想下去么？恐怕不能，因为东莞模式是血腥的丛林化生存模式，工厂是血汗工厂；娱乐业是女性的皮肉生意。除了权力、纵欲、腐败、弱肉强食之外，那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说影片《大鸿米店》透露的人性之恶让人深感绝望，那么东莞的现实让人感到人的沉沦与没有任何出路。 因此，“东莞挺住”这句口号其实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无出路状态：当局的扫黄，注定是扫过之后，黄色产业又卷土重来，因为全国600-700万性工作者无业可就，由她们供养或提供经济支持的2000多万人将失去重要的生计来源；网民的“东莞挺住”，如果限于为性工作者主张基本权利，这种反抗有意义；如果是挺东莞模式这种粪坑式生存，实在无由揄扬。 由于东莞模式在中国绝非只东莞一处，对东莞扫黄的更进一步思考应该是：东莞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要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无出路状态？ 东莞模式：丛林化生存 我曾在深圳生活过十余年。那时，东莞既被称为“鞋都”，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象征；又因性产业的发达闻名于全国，得名“性都”。我曾在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一年，每周两次往返广深之间，为坐得舒服一些，常常宁可多花20多元钱、多等半小时，也不愿乘坐在东莞停车上客的列车。东莞那种混乱，渗透了社会各阶层，从政界到企业与商界；从官员、本地住民到社会边缘人，都是“丛林化生存”。 一，东莞是中国“血汗工厂”的缩影。台商是东莞的投资者主体，对工厂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工时长，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差，劳动纪律严苛。我与其中两家工厂打过交道（一家据说是规模最大的台资鞋厂），一次是处理某厂工人遭受残酷体罚，事由是该工人中午吃饭时排队越过了厂方划设的白线，惩罚的方式是脖子上挂一块重达三十多斤的木牌，站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因天气炎热，站在太阳下面曝晒三小时之后晕倒在地。受这惩罚的据说一年间有30余人。另一次是有位熟人的侄儿从安徽被招工到东莞某厂工作，因无法适应恶劣的工作条件与长时间加班，要求辞职，结果被饱以拳脚，身份证被扣，而且不许出厂。后来这位青年找机会给其叔叔打电话求助，其叔找我帮忙，我托朋友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疏通后，厂方勉强同意我们去接人。这两次“下厂”经历让我体会到地方权力与厂商勾结后，工厂就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无法无天之地。那两次进了工厂大门之后，没有当地警方负责人居中斡旋，连我们这些所谓“解救者”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东莞被我视若虎狼之地，不可轻赴。 二，东莞“厂妹”（当地对女工的称呼）当中，不少以做工开始，以进入“皮肉生涯”告终，因为这两个行当的“投入与产出”相差太大，最后让厂妹们做了这一“职业选择”。其实，“厂妹”们还有一种居中的半皮肉生涯。我那篇“灰色女性及其他”发表之后，一朋友说我对女性在广东的灰色生存模式之了解远未到位，于是我从他口中听说了东莞及龙岗等地“厂妹”的故事。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深圳这些地方的中产男人因恐惧性病，又不想养昂贵的二奶，于是开始“包厂妹”，经人介绍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厂妹，以“情人关系”相处，休息日约出来开房，事后给三两百元，有时附送点廉价小礼品。据说厂妹认为这是很上档次的事情，可以在同厂女工当中炫耀，因为“男友”是白领小老板，显得很有身价。为什么被人廉价包养还很有面子？因为在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厂中，长相略差的女工，只能与其他女工分享男职工的“爱情”，如果找的是无业人员，这些女工为了维持“爱情”，还得补贴那些男人。这些故事，过去媒体上很少讲述，直到最近东莞扫黄，才介绍了东莞厂妹的一夫多妻生活方式。 三、东莞的刑事犯罪案件多发且残酷，令人恐惧。三陪女因钱多且无自保能力，很容易遭遇杀人劫财之祸。这也是她们要供养一个“男友”傍身的原因。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消失不会有人关注，其家人既渴求其钱，又嫌其所操之业过贱，只将其当作提款机。她们消失之后，家人多半不会费力寻找。我记忆中只有几件恶性杀人事件告破，如在深圳至广州的列车上曾发现一个丢弃的行李包，里面装有女性人体躯干，作为杀人弃尸案被广州公安局列为重大刑事案件，几个月后才告侦破，该女子就是东莞的一位风尘女，被同租屋的另一妓女及其男伴谋财害命，碎尸后分别丢弃。 四、东莞社会高度丛林化。我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曾预测过，中国最坏的前景是意大利模式（南部），即黑社会与警察共同管理社会。这一模式在东莞早就成为现实，酒店按时给警察与黑社会分别上贡，以获得黑白两道的保护。这次扫黄声势浩大，也免了东莞公安局长之职，但却不意味着当地警方就此斩断与黄色产业的利益瓜葛。卢桦在《东莞：工人、小姐与乞丐》一文中提到，东莞业内仍然认为，“虎门、新世界酒店被点名扫黄以及查封，显然是后台不够硬”，一位“客户部长”说，“我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他们去年才开始营业，属于后起之秀，其他从业酒店因为竞争等原因，也会想办法通过警方关系对其打压，因此新世界酒店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也不出奇。” 东莞的黑社会势力均由本地人组成，盘根错节，网上文章《东莞四大黑社会龙头老大身份大揭秘》，只是简单揭示了黑社会在东莞的势力分布，其中东坑镇卢灼华——外号白毛鸡的靠山延伸至香港义父，其保护关系上至中央、中至省级、下至市级。这个地方的黑社会势力并非中共政府下派一位市委书记就能够整治得了的。这就是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2006年上任之初，曾希望有所作为，为东莞洗去“性都”恶名，但最后却不得不与草木同朽的缘故。 对东莞扫黄之我见 东莞扫黄引起的社会反响，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无出路状态。 至今，世界各国形成了四大性产业管理模式：瑞典罚嫖、澳洲除罪（不合法也不非法）、美国废娼（只在内华达州可以合法经营妓院）、荷兰德国则将娼妓合法化。每种模式都经过该国公众漫长的论战之后才算形成。公众一般都以为性工作法令主要牵涉道德问题，禁止就是承认性工作不道德；合法就是认为性工作可接受。其实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怎么做才能防止性产业衍生的各种犯罪行为，如剥削性工作者、强迫卖淫、人口买卖、性病泛滥。我在《大而不能倒：性产业对中国GDP、就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由于中国现有600万左右的性工作者，牵涉2000-3000万人的生计，在就业机会稀缺的今天，让性产业非罪化是尊重现实的避害方式，可以减少警察与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双重盘剥；让性工作者获得必要的的生存安全保证；定期体检，减少性病的传播。 底层人民被逼到粪坑里挣扎求生后的绝望反抗，不是为了证明粪坑里的生活是正常的，而是要求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先将被迫生活在粪坑里的最底层，即“小姐”这类性工作者当作人对待，接下来政府就应该致力于发展经济、改良政治，为底层人民提供正常工作机会，渐渐缩小“粪坑”的规模。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4期 2014年2月7日—2月20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775）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薄谷开来”案件的三大看点
在中国到处悬挂“誓死保卫十八大”的横幅标语之时，官方宣布“薄谷开来”案将于近日开审。此举无疑表明中南海高层想尽快了结此案，胡锦涛想借此告诉那些明里暗里的政治对手：薄谷开来一案是刑事案，最多只株连到那个“薄”；政治对手们虽然也早在5月初京西宾馆会议胡的讲话中明瞭这一点，但恐夜长梦多，希望尽快结案。 这次审判薄谷开来案件，有几个看点： 看点之一：谷开来案件与薄有涉，但这涉及有多深？ 最让薄熙来政治对手痛快的当然是“杀人共谋”，这样也就断了“薄熙来归来”之路。但现在看来以此罪加于薄身有点困难，因此特意在谷开来前冠上“薄”姓，表示薄谷二人关系，薄督最高可能是事后知情包庇之罪，最低也需要负家主御妻不严之责。 如果要将中共此事上的恶劣政治影响降至最低，负家主之责也许最为合适。这样可以用“不知情”将薄谷二人切割，政治上的回旋余地稍大。这种切割是否可行？在别国也许不行，但在中国却行得通，当年在处理毛泽东与江青之事时，江青成了毛后时代中共清洗“文革”罪恶的污水桶，是最大的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毛虽然是中国头号反革命家属，但照样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连家主之御妻不严之责都无需承担。 问题是：那些威胁十八大、迫使全党全军要“誓死保卫十八大”的势力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这个结果。尽管最高当局刻意将薄谷开来刑事犯罪案件当作孤立事件，但本案的“政治特色”却是浃骨沦肌，无法去除。不管是什么结果，本案既关系到薄氏家族的政治运道，也关系到十八大的暗盘斗争。对薄谷开来如何定罪，甚至关系到现任领导人家属经商致富的同类行为如何定性。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比较在意，从中共建政以来，只有“文革“时期红卫兵曾亮出“誓死保卫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只是昙花一现，但从未有过“誓死保卫”某届党中央全会，即使是毛泽东在“九大”上要与副统帅林彪决战，也未说过“誓死保卫九大”。所以，是什么可怕的势力在威胁十八大？还真是让外界颇费心思琢磨。 看点之二：当局如何将高官家属利用权力的谋利行为与高官切割。 自改革以来，中国官商结合当中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政治家族中的“一家两制”。高官家属并非人人都是善贾之人，但其家主拥有的权力却是可以用来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在中国，由于中国是半市场化、半行政权力干预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其特点是权力市场化，一端是权力，另一端是市场。“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只有将权力与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才能迅速致富。这种结合，最好的办法是一家两制，即家主在官场，妻儿兄弟在商海，这种血缘、亲缘的羁绊比之朋友、同乡、同学、知心朋友更可靠。凭心而论，中国高官家庭基本是这种“一家两制”模式。近年来，英国的《金融时报》、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大媒体对红色家族经商之事有不少指名道姓、事实清楚的报道。为了让我的同胞相信，我这里引用《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 年第4期的报道“中国新富家族”，该文公开承认红色富豪为中国新富人主体。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没有权力的支撑，何来“红色家族”之说？ 这种切割在民主国家不大容易做到，因为那些国家有自由媒体，众口汹汹。但在中国，因为党管着媒体，所有就有切割这一可能。有以下几种已经用过的方法可供参考，一是如同一些热爱温相的网友所说，温夫人张培莉及其公子温云松经商的事情，是下面的人为了讨好温相而促成的，温相本人并不知情。最近王储习近平姐姐姐夫家产被美国彭博社曝光后，习储也得到同样谅解，一些人说其姐家庭经商的事情与习近平无关，另外一些人干脆说是彭博社造谣。二是象李鹏前总理的女公子、著名的“公主CEO”李小琳那样，公开声称她的成长是靠自己努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辛苦上升，最后才达到现在的地位，她的名言是“能力之外的资本都等于零”。如果谷开来肩膀硬一点，完全可以说是她擅自打着薄督的招牌在外招摇撞骗，其夫并不知情，结果是薄督只需要负失察及约束不严的家主之责。 看点之三：薄谷开来经手转出去的60亿如何追回 在所有问题中，这才是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大多数高官家庭在海外均有数额不等的存款。薄谷开来的60亿美元巨额资产在审判后必然面临被追回的问题。阿拉伯之春从2011年1月开始，2011年2月1日正逢瑞士《独裁者资产法》（2010年10月通过）生效，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这些独裁者的资产，因此不幸被冻结并在若干年内返还给他们曾统治过的国家。 不过，薄谷开来的钱如果存放在瑞士，可免被追回之虞。据我获悉的可靠消息（来源保密），瑞士认为中国不是个独裁国家，是集体领导制，政治局九常委都不是独裁者。身为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当然更不是独裁者，因此可免予追回。但美欧银行建有“公众人物数据库”，对中国政治局一级高官的财产可能早就登记在册。不过，中国是腐败共谋等级制，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向外转移资产，存放方式花样百出，美欧银行即便算无遗策，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它们如何对待北京追回非独裁者财产的要求，以前并无先例，这次处理薄谷开来的财产，对国内高官们来说，倒是一次难得的观摩学习机会。 当然，因为北京至今未正式宣布薄谷开来通过英法友人转出去多少资产，外媒通过内部人放风得到的转出600亿美元之说，还有可能缩水成6亿甚至600万。毕竟，九常委都同在宦海浮沉，有些事情还得考虑同朝官员的共同利益。只是谋杀外国人这事稀罕，也许是薄谷开来的独家产品，犯不着为她护短了。 一件将中国政坛搅得风云变色，让国际媒体写了千言万语、甚至威胁到十八大的政治事件，最后如果成了一件某同志对其妻违法犯罪行为失察的违纪问题，不知该如何载入中共那辉煌的党史？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7月30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7/120730\cr\gukailai.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进入《汉语词典》的二奶
由於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再加上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双轨经济，即专制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垄断的混合经济，结果为权力者的贪污腐败提供了巨大机会。在当今中国，几乎无官不贪。官员信条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所以以权谋私，已不是哪个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早有人形容说，如果把中国处级以上官员全都拉出来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一定有漏网的；说明贪腐的普遍性，严重性。 在这种无官不贪的官场中，主要以男性为主，结果以权谋“性”成为普遍现象，甚至达到“顺理成‘脏’”，成为腐败文化中的一个特“色”。 最近，台湾《看》杂志（http://www.watchinese.com）就此问题作了专题报导，其中引述的具体事例和分析等，令人触目惊心。该刊引述中国法制学者巫昌祯的统计说，中国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60%以上的领导干部的腐败案都与“包二奶”有关。因而网上流传说，“贪官将情妇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情妇将贪官从台上培养成阶下囚”。 《中共高干情妇档案》一书的作者方延鸿说，当今的中国是红（权力）、黑（腐败）、黄（色情）混在一起的“腐臭的酱色”，一个高官背後就会有数个、数十个二奶。 最近中国爆红的电视连续剧《蜗居》，就是写有权有势的中共市委秘书怎样“包二奶”的故事，引起全国关注。由於包二奶现象太普遍，人人皆知，连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也在最新的第五版中，专列了“二奶”词条，解释是∶“有配偶的男人暗地里非法包养的女人”。 词条上说是“非法”，但在当今中国笑贫不笑娼的现实社会中，几乎有权有势有钱的，都在包二奶，人们不仅见怪不怪，甚至很多女性还羡慕“二奶”被包被养的养尊处优生活。而更多的男性，不仅没有羞耻感，更以包多少二奶而自豪。 《看》杂志引述说，中共大连市委开会时，有人说自己有两个二奶都感到抬不起头来，说这证明自己的魅力不够。结果一圈发言下来，平均每人有六个二奶。 像最近被揭出的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做过16年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就有上百个情妇。到重庆的电影女星、歌星等，很多都被他包养包用，甚至重庆公安局刑侦总队女队长、被评为“中国十大女杰”的中共十七大代表陈光明，也是他的情妇。 即使中国官方媒体上，也有很多这种报导。例如在文强之前，就被揭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长张小川包养70多个情妇；深圳中级法院的副院长有六个女法官情妇，碰到那些有油水（可以进贡、受贿）的案子，这个副院长就“拨”给情妇法官，让她们发财。 而在这之前，因情妇联手上告而落马的中共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被揭出至少包养了五个情妇。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调查出包养了两名情妇。中共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被称为“五毒书记”，因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情妇多达107个。 北京《检察日报》的文章引述说，中国网路上，有对贪官放荡生活的嘲讽排行榜，也被称为“全国二奶大赛”名单∶中共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情妇146人，获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包养17名未婚女大学生，获“素质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撰写性爱日记95本、保存性爱物证236份，获“学术奖”；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杨枫，运用MBA知识管理7名情妇，获“管理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召集他的22名情妇举办群芳宴并选出最美者，获“团结奖”。 中国官场的包二奶，名扬中外。香港《星岛网》的投票民调显示，95%相信“中国官场的情妇现象普遍”。常言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一个相助的女人”。但这句格言，在中国被改为∶“每个贪官的背後总有一堆情妇”。据中共官方媒体报导，1998—2008这十年间接受调查的41名中共省级官员，其中36人包养情妇。 在当今中国，甚至连广告，都毫不掩饰地宣传“二奶有理”。《看》杂志引述说，最近在浙江台州新建的“万家华庭城市公寓”的广告图上，写的一句广告标语竟是“如果你给不了她一个名分，那就送她一套房子”。甚至在大学校园，也出现招聘二奶的广告。最近中央戏剧学院校园内，就有“诚招二奶”的广告，开价是∶每天2,000元。去年在江苏无锡江南影视艺术学院大门对面的公车站，则有“急聘二奶”的启事∶“试用期一个月，月薪5,000元；转正後月薪15,000元；满一年後奖金15万元。”招聘者是温州一家资产二千多万元的大型企业CEO。 中国的二奶文化引起国内外关注，甚至被经济学家认为，对中国的“奢侈品”销售产生重要影响。《看》杂志引述说，香港滙丰银行的分析师在近期一份报告中预测，在今年的全球奢侈品成长中，中国所占比例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一。在广州，英国产的最新款手机，加上关税，售价达7万英镑（约50多万人民币）；各种世界名牌店在中国各大城市生意火热，价格超过10万英镑的手包供不应求。英国《经济学人》说，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被男性统治的奢侈品市场，而情妇现象推动了奢侈品的消费。 《纽约时报》3月30日在“中国海南的暴发”的报导中说，海口市的高尔夫球场，打一场要180美元。当地五星级酒店，今年春节时，要价每晚1500美元，即使住在酒店外的帐篷，每晚还要80美元。当地一家80个成员的游艇俱乐部，仅仅是私人快艇的停泊费，就要92,000美元。 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不是真正的是市场经济，而是“盗窃经济”；是权力变金钱的经济。权力，就是打开国库的钥匙。而“二奶”，则是这场大盗窃中，那些用瓜分到的“零头”而哄抬起来的一种特殊商品。虽然“富贵思淫欲”在哪里都不奇怪，但如此“壮观”的包二奶大潮，只能发生在中国特色的“暴发户怪胎”中。而只要一党专制仍在，盗窃经济就不会停止，由瓜分国库而产生的“二奶”现象，也只能愈加繁荣“娼”盛。 2010年4月1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4-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1984》产业：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当人们在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增长点而发愁之时，中国已拓展出一个领先世界的舆情监控产业。据一些分析人士预测，该产业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就业机会很多，再考虑到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国的独裁政府均有此需要，中国这一产业很有希望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假以时日，可以取代房地产成为新龙头产业。 我在网上搜索了相关资料，基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网络监控已成规模化新兴产业\ 中国的舆情监控已经成为一项有核心产业及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新兴产业。据《舆情监测 应对互联网新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介绍，“网络舆情服务是一项跨学科、复合型产业，产品及服务涵盖了包括技术支持、口碑（声誉）修复、风险管理、危机应对等在内诸多内容”， 产值规模估算为“舆情信息服务业100亿元”，其余只列有“舆情软件市场10亿元”，有关职业培训、硬件需求等数据不详。必须指出，这一估算与新华网2013年10月3日那篇《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严重不符。该文估算，这个拥有200万从业者、专为政府提供监控服务的行业，仅工薪就需2400亿元。这100亿的产值规模的统计口径是什么，让人困惑。 来自于政府的监控需求不断增加，因而产业前景无限广阔。百度相关辞条解释：“网络监控是非常规的暴力手段，要求监控舆情的来源网站及发布者的一举一动，进行行为与内容的审计甄别，一旦发生危害社会的情况立即报警，快速取证，封锁机器，恢复数据和攻击痕迹，进行删帖，然后跟踪肇事者以及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控制舆情走向，随时可以布控抓人”。监控舆情如此重要，因此该“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媒体、教育科研、软件和商业公关等五大背景的行业格局”，也就是说，党政事业机构是舆情监控行业的主要客户。目前，来自政府的需求正在强劲增长，习总8月份提出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广电总局约谈互联网七大牌照商，表达“广电必然掌控新兴媒体”的决心；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党委在《求是》杂志上率先表态，誓言收紧对师生意识形态控制。 \网络监控业将提供庞大的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舆情监控产业的出现，给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了曙光。2013年10月新华网那篇称网络舆情分析师从业者达200万的数据发表之后，我在《网络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VOA，2013年10月）一文中，对这个产业的成长速度、工资已有详细分析，指出其就业规模与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皮具业、电子商务行业相当，均是200万人。但从就业机会增长速度而言，这三大行业就逊色得多，《略论我国网络舆情监测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路径》（《 人民论坛 》2013年第26期）的预测让失业者感到兴奋，“据相关机构调查，中国专业舆情人才缺口现已超过120万”。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行业，能够新增120万个就业岗位？难怪全世界都在赞美中国经济奇迹，期望中国充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这120万人才的培训费用也非常可观。按照政府的要求，“一名合格的网络舆情分析师，除了要有舆论学、传播学、统计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很强的新闻敏感性、舆情分析研判和危机管理能力，熟悉网络舆情抽样、统计、分析工具和模型，对社会心理与网络语言文化有长期观察研究。”这种人才可不是找个落魄的码字分子就可以承担的，要经过专业培训，于是北京大学、人民日报还有各级党委宣传机构都开展了培训业务，收费6000至1万元不等，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大学与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兼职收入，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增长，如高级时装业、皮包业、珠宝业等均可实现销售增长——这比“一个鸡蛋的家当”里那种鸡蛋孵出小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那种需要生物周期的缓慢增长快得多，指日可待。 \舆情监控行业正在重构中国社会结构\*** 中国现在处于各种矛盾高发期，有层出不穷的官民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防止颜色革命而产生的与海外反华势力的矛盾，还有香港要求真普选与北京御赐普选的矛盾、新疆与西藏的民族矛盾，……为了将一切反对活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舆情监控行业成为政府维稳产业的关键一环，需求快速增长。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兴产业的出现，正在重构中国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剥夺剥夺者”，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天下穷人是一家，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为推翻压迫者翻身求解放，无产者与穷人会共同努力。但五毛作为社会底层成员，每天却因为微薄的收入而发表各种出卖灵魂的言论，维护压迫者的利益，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如今，中国舆情监控产业正在重构中国社会结构，这一事实不仅将进一步颠覆马克思与毛泽东的阶级理论，还将对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构成严重挑战。 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是指社会成员将按照经济收入、职业的社会声望、政治地位构成不同的阶层，集体行动理论的要旨是，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往往是根据其所处阶层的地位与集体诉求而形成。但舆情监控行业使得社会成员的分类不再按照传统标准，而是按照政府维稳的需要分成两大类，即监控者与被监控者。 官民矛盾中，是民需要被监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当中，是双方都会被对方监控；中国政府与西方反华势力的矛盾，是一切与西方社会有政治文化往来的人需要被监控；与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矛盾，则是这三地的居民有不少将成为被监控对象。因此，被监控对象当中，包括官员、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及各种社会名流与普通社会成员。 监控者当中，也包含上述各种阶层。据《略论我国网络舆情监测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路径》一文介绍，舆情监测行业的四大支柱依次为：由软件公司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联合成立的舆情监测软件企业，以方正电子、拓尔思、军犬为代表；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即舆情监测行业的媒体派，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由高校或学术机构创办的舆情研究所。如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由舆情监测软件机构和高校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合作成立的舆情实验室，如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清华—优讯舆情实验室。除了这些精英之外，当然还有五毛这类草根附于这个产业的骥尾。 如果再加上各地政府雇佣的线人、国保临时工，以及军队、武警、警察等从业人员，中国今后只存在两大类人，一类是政府供养的监控维稳人员，另一类则是被监控对象。 这种网络时代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其荒诞已远远超过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景象。可以想象，当中共政权寿终正寝之后，如何重建深陷于精神污染与生态污染的中国，是炎黄子孙五千年以来从未面临的严重难题。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9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902/24365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撼动中国经济的隐身者
程晓农 2013年8月12日 我在《纵览中国》网站上，于8月5日和9日，分别刊登了“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月钱荒的背后”和“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这两篇文章。在文中，我分析了中国热钱的动向和它的金主—中国的假外商。本文是这一话题的最后一篇，分析假外商们为什么具有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能量。 一、“热钱”动力学 中国这些隐身在外资外衣下的假外商们，并不总是在扮演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积极力量”。他们随时窥测风向，操纵着资金的进进出出，进而撼动着中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的媒体往往把热钱流动归咎于美国联储会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讲当然政治上保险，而且也提升了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却掩盖了占中国引进外资近七成的“假外资”真面目；同时也误导了经济政策的制定。 操纵大笔见不得光的热钱时而涌入中国，时而又突围而去，再转身返回，隐身的金主们是没事瞎折腾吗？当然不是，贪官们操纵资金进出，其实与美国联储会的政策未必有多大关系，却可能与国内的政治经济风向息息相关。国内松动银根、保八，假外资就会大举登陆；国内反贪风紧，或者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加大，假外资便溜之乎也，于是，钱荒出现了，外汇占款下降了，银行存款流失了。那在短短一两个月里左冲右突的数千亿人民币，当然不是几百、几千个贪官能操纵得了的；借用现代经济学的入门用语来说，那是成千上万只“看不见的手”的集体所为。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组织化”的合作，而是各自灵敏的嗅觉在支配着本能的行动。 二、宏观调控在中国：假外商们调控央行 中国的热钱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性，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最近，中国政府正在酝酿金融改革，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不要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西方的金融机构也总是从正常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出发，来理解“外国”热钱流动在中国造成的冲击。但是，假外商们只是一股“市场的力量”吗？他们是“外国投资者”，还是中国的“内部人”？再进一步追问一句，他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还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如果是后者，那么，央行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体制内假外商们，央行在明处，假外商们在暗处，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到底在谁手里？ 既然成千上万的假外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数千亿人民币的热钱，进出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就随时可能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颠覆得底朝上。比如，央行要松银根，若假外商们判断政治风紧，或者经济形势不妙，决定溜之乎也，那就会出现热钱大举逃离，外汇占款下降，银根反而变紧了；央行要紧银根，如果假外商们同时把几千亿热钱转进国内，央行紧银根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央行和假外商们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那就是，央行的政策目标符合假外商们的利益。假外商们的利益何在？他们自然是希望中国危险的房地产泡沫越大越好，那样才能在中国有利可图。如果假外商们和央行同样认为，经济泡沫过大，那么，双方的动作方向可能是相似的，都要抽出资金；但假外商们决不会坐等央行的紧银根政策执行完了之后再行动，那他们就亏大了；他们一定会得风气之先，率先调动资金开溜；于是，假外商们会对收缩中的中国经济落井下石，比如，央行本来可能只打算让经济泡沫稍稍泄点气，假外商们的一走了之会一下子把泡沫的裂口撕大，或者干脆把经济泡沫戳破。 如果说，央行和发改委的政策旨在稳定经济，同时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那么，很可能，他们的政策还未出台，假外商们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央行和发改委最先需要“稳定”的，其实是假外商们的信心，别让假外商们钻了空子、搅了局。然而，要琢磨清楚假外商们的动向，谈何容易。 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当中，央行会迫不得已地与成千上万的假外商们赌心思。在这样的格局里，究竟谁更有成算？不要忘了，假外商们当中，不少人本身就在各级政府的经济部门，自然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有一定的影响能力；或者，他们虽不是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却具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管道和能力，若非如此，他们怎能自如地操纵大笔热钱？当“国际投资者”与“内部人”两位一体的时候，是谁在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答案大约是一目了然的。那成千上万的假外商、“内部人”，根据他们私人利益的需要，从中国经济中渔利，又随时出手打击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央行能有效地调控假外商们的热钱流动，还不如说，假外商们调控着央行。 三、隐身者们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力量 假外资的来源是贪官们的“活动所得”。把这些资金变身成外资，是他们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虽然费点事，对他们来说，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中纪委，还是监察部，都不能直接派工作组远赴海外，去调查外国公司的资金来源和经营记录。只要中国坚持开放，就不能封锁外资；而对外资进行全面清查，辨别其真假，区别对待，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任务。且不说清查假外资在国内和港澳是否可行，至少那些离岸金融中心恐怕不会“高度配合”。因为那些充当离岸金融中心的小岛国早已患上“热钱依赖症”，现在，有钱要在当地开公司的中国人成了衣食父母；至少，在他们那里，来自中国的美元是真外资，不见得违反当地法律。 在中国，只要假外资金主的贪腐活动继续下去，他们的“活动所得”就如同长流水般源源不断；何况，他们的队伍会迅速“成长壮大”。毫无疑问，长此以往，热钱在中国的流动规模将越来越大，于是，假外商们撼动中国经济的能力也与日俱增，着实可畏。因为他们的资金是当作热钱来用的，所以，他们对国内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关注；如果把假外商们看成是惊弓之鸟，也许不算过分。风声稍紧，热钱就准备开溜；风声一过，热钱又蜂拥而入。十八大前后，似乎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形。迄今为止，热钱的单月流入流出规模是几千亿人民币，突破万亿的记录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热钱在中国兴风作浪，它可以造成钱荒，也可以造成台湾90年代初所说的“钱淹脚目”。每当经济遭到冲击，央行只能被动地跟在假外商们后面拾掇残局。热钱流出、钱荒逼人，央行得立即补发货币，就象2013年6月底那样；热钱涌入，房价暴涨，央行得收紧银根，发改委要调整房市准购政策，但是，说不定政策文件刚宣布，热钱又一窝蜂出走了。 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需要尽快研究，那就是，弄清楚热钱流出流入的规律；换句话说，必须了解每次大规模热钱流入或流出的动机，才谈得上有备无患。但这个课题是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很难掌握实情。通常用的问卷调查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象一个研究者不能指望让官员们填问卷回答，“你是如何参与违法贪腐活动的”，热钱动向调查也不能指望金主说出，“我是因为担心某政治风向或经济政策而安排资金逃离”；何况，谁是热钱的金主，没人会主动承认的。问卷调查行不通，蹲点调查也同样不灵，剩下的方法只能是暗中监控了，可这样一来，不又打草惊蛇了吗？ 四、中国特色的经济体系：热钱依赖症 腐败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了，热钱流动在世界各国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当代中国，热钱流动有其独到的中国特色。 首先，在其他国家，热钱是临时性的外国资金，即便撤走了，也不至于根本动摇本国经济的基础。而中国的热钱本来就是中国经济产生的一块重要财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决定了中国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权贵集团手中。在老百姓的“内需不足”已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权贵们手中的资金就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但是，无论是房产限购政策，房产信息系统的联网，还是反腐败的压力，都让权贵们直接购买大量房地产时面临麻烦和风险。于是，把钱财送到国外“漂白”之后，再“投资”到国内，通过财富基金来间接投资房地产，不仅仅是金主们的最佳选择，也构成了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否则，如果权贵们把财富全都转移到境外，一去不回头，中国的经济就失去了成长的势头。所以，热钱对中国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居然帮助中国本来已经失去平衡的经济，又恢复了某种暂时的所谓“平衡”。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例。 其次，中国热钱的金主大部分既是“外国投资者”，又是体制内能影响政策制定的“内部人”。所以，热钱在中国的流入流出与其它国家的情形不同。在别的国家，热钱的外国金主无法影响热钱流入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单纯的市场操作与热钱流入国的中央银行公开较劲；而中国的热钱金主却具有掌握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信息和影响央行决策的能力。结果，很可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央行未动他先动。 再次，流到其它国家的热钱一般都是在金融市场上活动，可能引起金融危机，却不至于直接造成热钱流入国制造业的震荡；而中国的假外资通过房地产炒作介入国内经济之深，在国际上恐怕是前所未见的。正因为假外资的金主们是“内部人”，有条件为自己的资金找到大赚快钱的地方（当前主要是房地产），又有把握随时可以安全撤退，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支柱房地产业本身以及它的上游行业，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热钱可以让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家具、运输等诸多行业繁荣兴旺，也可以一下子把它们推入深渊。对房地产业的下游行业（如广告业、媒体）来说，少了热钱的大力顶托，立刻就会陷入萧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热钱依赖症”。不仅如此，当前各地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卖地筹钱来养政府，如果打击热钱动摇了房地产业的根基，不就断了地方政府的活路吗？ 一谈到热钱的猖獗，人们可能就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热钱为祸甚大，为什么不设法杜绝它的跨境流动，一举歼灭之？可惜，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且不说运作热钱的假外商们深喑辗转运移资金的手法，拥有各种管道，通常会把热钱合理合法地包装起来，要找出隐身的金主们和资金流动的真实目的，何其难也，只中国经济的“热钱依赖症”这一条，就决定了大规模打击热钱难以实施。既然中国政府把经济的稳定视为头等大事，而经济的稳定又有赖于热钱的支撑，打击热钱就等于打击中国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假外商们不光是调控着央行，也“绑架”了各级政府。对中国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外商们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力量不仅来自于他们日益增长的庞大财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内部人”身份让他们能呼风唤雨，还因为，任何试图剥去他们隐身者状态的企图，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热钱逃离；于是，谁打击隐身者，他便不得不承担破坏中国经济前景的政治责任。 以往谈论腐败、热钱、房地产泡沫等等现象的种种议论，往往只是分别关注这些现象。以上分析把这些问题串联起来，于是就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中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公、老百姓的内需不足以及贪官的资本外逃，本来注定会持续地伤害中国经济；但是，由于贪官们找到了热钱回流、炒作房地产的捷径，贪官们的财富又回流国内，投注在房地产行业的投机上，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上了“热钱依赖症”和“房地产依赖症”的歧途。在这样的轨道上，中国经济的成与败均系于热钱的流动；这也意味着，热钱的金主们成了支配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关键势力。明白了这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反腐败在中国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因为，撼动了热钱金主们，他们就会撼动整个中国经济。同样，为什么中产阶层总感觉到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不牢靠，因为中产阶层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热钱金主们的手里；只要热钱金主们一起开溜，中产阶层就可能因房产贬值而成为无产阶级或负资产阶级。 中国经济走到了这一步，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了“阿斯匹林”，吃不死人，也治不了病。除非热钱金主们为了“爱国”，愿与中国经济共存亡，不然，什么时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撤走资金，从而把中国经济拽入泥坑。中国能够把未来寄托在热钱金主们的爱国主义上吗？要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拥有别国的身份了（包括萨摩亚和汤加这样的国家）；面对财富保值，他们会爱哪个国，谁能回答？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2306）
何清涟2025-11-09 01:19👍 0💬 02015 年中国经济关键词：失业
何清涟 2015年行将进入历史，如果要找一个词概括年度经济，“失业”一词最能总括全局。本年度发生的企业破产潮、外资继续外迁、3亿失业新工人（农民工）无处可去，政府强令面临停产裁员的国企接收退伍军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等，都指向一个关键词：失业。 煤矿业、钢铁业纷纷破产歇业 煤炭业钢铁业都是中国容纳就业人口极多的行业，煤炭行业拥有着580余万的从业群体，钢铁行业从业人数为331.8万人，这两个行业破产歇业，必然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2015年8月24日，国务院安委办发布《关于集中开展煤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情况的通报》，提到当前中国共有4947处停产停建矿井，占矿井总数的48%，其中停产停建1年以上的有3346处。也就是说，中国煤矿将近一半停产。陕西、山西、内蒙等煤炭大省目前已经是一片哀歌。 煤矿业的萧条从前年开始，许多企业勉强撑到今年，再也撑不下去。8月份，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决定对61处经营困难的煤矿实施停产、停建。而在全国最大煤炭储地内蒙古地区有一半煤矿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据说失业人员超过10万人。10月20日，潞安集团正式下发《停薪留职》与《内部休假》管理办法，让员工长期“休假”（实际上就是失业）。（《煤炭业冰点：近半矿井停产停建 鼓励员工休假停薪》，《华夏时报》2015年10月29日）中国东北部最大的煤矿公司龙煤集团也没能挺过这轮行业严冬。早在今年9月就已经宣布，计划裁掉10万名员工。在位于四个城市的42座煤矿削减40%的劳动力。 钢铁业的情况与煤炭业相仿佛，产能严重过剩，全行业都是微利运行。据说各类钢材库存特多，行内人估计5年都用不完。，8月初一度下挫到1800元/吨，每斤钢材的价格是0.9元，真是贱过白菜。河北钢铁业是主业，2012年全省钢铁产业产值占财政收入11.6%，近61万人在钢铁业就业谋生。今年，钢铁业工人“被放假”、分流和裁员，部分钢厂裁员1/3以上。唐山部分主导钢厂裁员25%。包钢、武钢也相继裁员，整个钢铁行业人心惶惶。 行内人士一致认为，钢铁行业的低迷是长期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结果。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不景气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工业品需求不振的缩影。据说目前钢铁业的不景气还只是深秋，未到严冬。目前中国有钢铁企业2460家，未来将减少到300家，面临被并购与重组的企业数量高达80%以上。未来三年内钢铁行业必将出现的淘汰重组，那才算到了严冬。 世界工厂转移到了越南等国 近几年关于东莞企业破产的消息不断传来。作为世界工厂主车间的东莞，其衰落的转折点是2008年。从2008年至2012年，东莞有7.2万家企业被关闭。2014年，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2015年10月份，2000多家台资企业大举撤离东莞，500万工人被逼离开。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少厂商选择将工厂迁至越南、印度等东南亚一带，期望维持原有的利润率。东莞号称“鞋都”，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近年约有1/3订单从中国往东南亚转移。如果拟一份转移清单，这些撤离的企业还包括英特尔、LG、松下和微软在内的众多科技公司，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比如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等数十家外企。这些企业当中，大批转移到越南及东南亚地区，2015年10月，《华尔街日报》曾评述说，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花费30年时间做成的事情，越南花费10年就够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赌注押在这个国家。” 2014年，进入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24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增加近25%。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商之一韩国三星电气计划在隆安省加大投资，生产电子产品。 作为制造业终端产品的印刷包装业是测量制造业兴 衰的晴雨计。全国印刷企业总数10.5万家，从业人员341.5万人。随着制造业衰退，印刷包装业的订单也逐渐减少，失业逐渐增多。印刷包装业作为广东省的一个主要行业，从2010年以来，订单持续减少的局面，全行业从业人员由2010年的110多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81万人。浙江温州印刷包装业主要生产鞋盒包装等，受皮鞋出口牵连订单减少，不少工人失业。 习近平的反腐，迫使各地政府限制“三公消费”，对各个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除了挂历、贺卡的印制之外，月饼、海鲜大礼包和滋补品等高档礼品，以及手提袋、酒盒、首饰盒、茶叶盒等精品包装一类的劳动密集型包装企业的订单骤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号称彩印之乡，聚集了大大小小400多家包装印刷企业，仅仅因月饼供给减少，这个彩印之乡就陷入困境。 失业人口与社会流民化 外资撤离中国的原因，多年来各种分析都有，涉及政府行为、经营环境与制度环境、比较成本上升，甚至包括新一代农民工不如其前辈好使用，本文只分析外商撤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以下三组数据相互比照，大概接近中国的失业总数。 201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指出，中国有4500万人的就业机会来自外资企业。如果算上为这些外资企业提供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外资提供的就业机会数以亿计。这正好与林毅夫2015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提到的数据相符。林毅夫称，2015年中国整个制造业外移，将流失1.24亿个工作岗位。 此前中国亦存在庞大的失业人口。2010年3月22日，前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在会见美方主要代表时说：“我知道美国有200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国就业人口压力有2亿。” 中文报道比中国官方的China Daily的《Wen upbeat on US relations despite strains》简单得多，英文报道中不仅说了数字，还特意解释了为什么不是官方提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4%，而是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提到的9.4%，因为后者包括农村劳动力。 研究中国新工人（即农民工）的吕途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中国有3亿新工人，加上父母孩子，共有5亿，这5亿人的生活状况，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换成官方话语，就是这5亿人的生活状态将影响中国社会安定。 失业人数庞大，中国将成流民社会 中国经济现在进入 L 型状态，何时走出低谷是未知数。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举的2016年5项任务当中，失业被转换成第五项任务中的“就业”，说了一堆套话，比如“要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但是，中国既无技术优势，也无资源优势与人力资本优势（低素质劳动力不是优质人力资本），因此，中国社会得做好长期忍受失业之痛的准备。 失业者过多，将导致流民阶层出现。中共应该不会忘记，庞大的流民阶层是中国20世纪共产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权力、资本与劳工三者关系之间，劳工失业的数量标志着他们存在性质的转换。一个工厂如果只解雇了工人的10%，社会评价是这些被解雇者不适应工作岗位；如果50%的企业都在裁员，那是市场不景气；但如果象目前这样，资本退场（大批企业倒闭或者转移），失业者高达数亿，那是一国经济进入大萧条的开始。这时候，失业问题已经不是失业者的问题，而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全中国毛粉数量日增，当局眼中只看到众毛粉对极权的狂热拥护，却“遗忘”了红色话语中对结果平等的追求。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ws-unemployment-tide-20151229/31232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