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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淇昆∶与凌俐女士商榷—续评柴玲对远志明的指控
看到凌俐女士对我文章的批驳，口气之凌厉，令我颇为吃惊。我原来也曾料想，我对柴玲的质疑或许难以得到一些女士的认同。但凌女士态度的激烈，仍令人咋舌。 在讨论“柴、远事件”之前，斗胆向凌女士提议∶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避免作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避免作任何有辱他人的情绪喧泄，好吗？对柴玲女士对远先生的指控有所怀疑，就是对柴玲的“汚蔑、侮辱、践踏”吗？因此质疑者就成了“低级、下流、无耻的中国男人”吗？于是就“有那麽多中国男人，非要那麽下流，非要燃起让女人痛恨他们的感觉吗？” 仅仅因为对“柴、远事件”有不同看法，凌女士就对中国男人如此深恶痛绝、大骂下流，您不觉得这有欠公允吗？反躬自问，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上流”的作风或态度吗？ 凌女士那种激愤的、怒气冲天的态度，我原以为是她看到了一些和我类似的评论或质疑。可是我今天上中文网站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网民的主体（因此也是中国男人的主体）其实基本上接受了柴对远的指控，没有什麽人认为远先生是清白的。真正对柴玲提出了“有分量的”质疑的，“非要那麽下流，非要燃起让女人痛恨他们的感觉”的，仅鄙人一人而已（就我在网上所看到的）。这就更让我诧异了。为了个别男人的不同意见，凌女士何至于把全体中国男人都骂进去，以至于“要告诉所有的中国女人，都应该像柴玲那样去嫁外国人”？我毫不怀疑，凌女士和柴女士一样，都幸福地生活在外国男人的怀抱里。呼吁所有的中国女人都献身“老外”，诚然是对凌女士深恶痛绝的中国男人最好的惩罚。 凌女士在文章中还直接指斥我“侮辱柴玲的口气很低俗”。扪心自问，我在文章中不曾以任何形式侮辱过柴玲。因此还要请凌女士拨冗开示，指出我的侮辱之所在，以教愚钝，以戒未来。 下面先回答凌女士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凭什麽不相信做过测谎的柴玲”？这一方面是因为测谎器并非完全可以信赖（无论测谎的结果是“通过”还是“失败”）；更因为柴玲的自述中，我认为疑点重重。我‘凭’的就是那些疑点，并且我明白指出了那些疑点。为什麽我“反而相信不肯做测谎的远志明”？远志明完全拒绝作测谎吗？此事现在不是还在交涉之中吗？其实，根本谈不到我“相信”远志明。我没有看到他对此事的任何表态，未闻片言，未见只字，哪里有什麽相信不相信！ 凌女士，通观您的全文，我感觉我们对“强奸”的定义不同，理解有异，这是我们分歧的关键所在。性攻击、性侵犯、性暴力、性剥削、性骚扰、性羞辱、性窥视、性讹诈、性发泄、性交易、强暴、奸污、施暴、猥亵、调戏、凌辱、诱奸、骗奸、顺奸、宿奸、意奸、通奸、迷奸、逼奸、强奸┅┅两性之间的这些行为、冲突，种类繁多，情况复杂，性质各异。笼而统之地评论，是说不清楚的。尊驾文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我相信绝不是单纯对“强奸”一项的统计，而是包含了上述形形色色的、非正常的性行为。不同的统计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或许可以解释您列举的统计数字，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 我们现在想弄清楚的问题是∶远志明是否真正强奸了柴玲。所谓强奸（我们这里只讨论男性对女性的强奸）是指男方完全违背女方的意愿，完全凭借暴力或其它强制手段（比如用药迷昏、用绳捆绑、持刀威胁等等，使女方不能或不敢反抗）而完成的性交行为。 所谓“不敢反抗”，是指女方实在害怕、无法承受反抗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丧命（自己或家人）、毁容等等。但是这里的“不敢反抗”，不包括凌女士提到的一些原因或动机，比如“不敢喊叫让邻居知道”、“实在不想把熟人送进监狱”、“连损害一点那些男人们的声誉也不想”等。凌女士提到的这些不反抗的原因，与其说是“不敢反抗”，不如说是“不愿反抗”、“不便反抗”、“不忍反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强奸”、“非强奸”的分水岭。对此后面将有进一步的说明。 前文我说过∶“在女方神智清醒、体能正常的情况下，强奸是个‘高难度动作’”。这个说法可以进一步完善为∶在女方神智清醒、体能正常、能够自由反抗，因而用尽一切反抗的手段，誓死不从，而且是“一对一”，施暴者没有帮手，男女之间体能上也没有巨大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奸是个“超高难度动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我不便在这里深入地论述、举证；这其实是常识。 “柴、远事件”看来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发生的，除了没有誓死不从的反抗之外。柴女士当时神智清醒，能够自由反抗。远志明只身一人，未使用任何极端的暴力、恐吓手段（若有，请柴女士揭发），而远志明居然如愿以偿。远志明有多大神力，可以制服年富力强、身体未受任何束缚的柴玲？如果柴玲反抗意志坚决，从始至终奋力搏斗，宁死不从，远志明能得手吗？ 凌女士在文章一开始宣布∶“作为一个女性，我对刘先生整篇文章的所有观点都绝对不能认同”。“高难度动作”论是我整篇文章中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我置疑柴女士对远先生指控的核心部分，可是凌女士并没有置疑、挑战我的这个论点。给我的印像是，她默认了远志明行为的超高难度（physically）。凌女士另辟蹊径，解释了“超高难度动作”何以能够顺利完成。 凌女士宣称∶“那些男人能得逞，就因为女人是熟人，她们没有像对陌生人、对街上的流氓那样奋力反抗，也不敢喊叫让邻居知道┅┅就因为是被熟人强暴的！她们实在不想把熟人送进监狱，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们，自己受了委屈，受了伤害，连损害一点那些男人们的声誉也不想，就自己忍了”。这些女人真是菩萨心肠呵！甘愿牺牲自己，成全、保护别人。不仅不想让强行占有她们的男人受到法律惩罚，经受牢狱之灾，连男人们的声誉都要尽力维护。面对她们并不情愿的性要求，她们没有奋力反抗，始而推拒，终于顺从，让男人得遂所愿。我要问∶这叫强奸吗？是不是“顺奸”才名副其实？ 我无法理解，为什麽一个女人被熟人强暴时，不能“像对陌生人、对街上的流氓那样奋力反抗”。依我之见，女人对企图强暴她的熟人的奋力反抗，比对街上的流氓那样做，危险性要小得多，成gong率要高得多。对街上的流氓，女人完全不了解他们可能会凶暴到什麽程度；因为是陌生人，他就是杀人、毁容，都可以逃之夭夭。而对女人了解的熟人，誓死不从的反抗，危险性明显要小得多得多。在能够奋力反抗的时候，不去奋力反抗，还是实实在在的强奸吗？ 凌女士另一个对“超高难度动作”能够顺利完成的解释是∶“不敢喊叫让邻居知道┅┅她们怎麽敢让左邻右舍都知道”。在下愚钝，面对这种解释真是目瞪囗呆。只有通奸才需遮人耳目，怎麽被人欺负也见不得人？凌女士生活在美国，“柴、远事件”也发生在美国。美国社会非常重视保护妇女；莫说呼救，就是夫妻吵架，都可能有邻居报警。按照正常逻辑，女人面对强暴威胁，自然会声嘶力竭地呼喊求救，期望有人伸出援手，使自己“死里逃生”。一个女人面对失身丧节的威胁，面对绝难忍受的奇耻大辱，不思解脱获救，反而担心“邻居知道”，成何道理？在男人强烈的性要求下，女人能求援而不求援，能摆脱而不设法摆脱，还是实实在在的强奸吗？ 或曰∶女人担心邻居知道，会影响自己的名誉。这种担心毫无道理可言。妇女作为强暴事件的受害者，只会使人同情，只会得到安慰、关怀、帮助，岂会被人指责？这种事情在美国尤其不会发生。有些女人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被人企图刼色，说明自己有姿色，对异性有吸引力。对这些女人而言，这种名声并不是她们企图回避的坏名声。 凌女士对“那些男人能得逞”作出的诸多解释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们实在不想把熟人送进监狱┅┅自己受了委屈，受了伤害，连损害一点那些男人们的声誉也不想，就自己忍了”。请问，这是女人对待强奸犯的正常态度吗？社会上，如果母亲知道孩子犯了罪，即使罪恶深重，即使对母亲有所伤害，她们也不想让孩子为此入狱，甚至不想让孩子的声誉受损。这是母亲对孩子的态度。现在凌女士告诉我们，善良的女人对强暴她们的男人，竟然也和母亲对孩子的态度，没什麽两样。 中国人形容男人最大的仇恨是所谓“杀父夺妻之仇”。女人最大的仇恨，无成语可遵循，我以为应该是“强奸毁节之仇”。强奸妇女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是对女人可能造成的最大伤害。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旧时妇女若受辱，是羞于活在世上的。女人对强奸者，应该有“食其肉，寝其皮”的仇恨。但是在凌女士笔下，“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们”对她们的性侵犯者简直关爱如慈母，既不希望这些男人有牢狱之灾，也不希望他们的声誉受损。如此体谅、关切，舍小我而成大义，还有什麽强奸可言！ 笔者在这里想斗胆探索一下凌女士的精神境界。尊驾把“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们”说得那麽隐忍、高尚、富于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无疑，尊驾自认为是她们当中的一员。可是对“柴、远事件”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尊驾却毫无包容之心，表现出来的是满腔仇恨，大骂他们是“低级、下流、无耻的中国男人”。我怎麽也无法把这两种心态、两种情怀归结到同一个人身上。对性施暴者，“自己忍了”；对持异议者，视如寇仇。凌女士身上成gong地创造了“冰炭同炉”的奇迹。 最后几句话。强奸是禽兽行为，是严重罪行；一旦定罪会受到严厉惩罚。一个男人敢公然“强奸”熟识的女人，女方在能够自由反抗的情况下未奋力反抗，事后也不报警。以我观之，这很难算强奸（尽管女方在开始时可能并不情愿）。法律不是我的专业，我谈的是常识。 2015年1月14日于温哥华 2015-0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新老“资本论”的五点相同（3 之 3）
《资本论》作者马克思如果今天复活，可能没什麽人热捧，因为他的反资本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早被证明是错的，并带来灾难性后果。可是一本名为《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新资本论”最近问世，却在西方被热捧，居然登上《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络书店的畅销榜。 该书作者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是法国经济学家。一本700页的学术砖头能登上畅销榜，又被媒体报道、学界争议，比较罕见。 所谓学界争论，当然是泾渭分明的。右派斥这本书仍是马克思那一套；而左派则赞美这本书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 虽然作者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承认，他延续的是“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连书名都连结《资本论》。从卡尔.马克思到托马斯.皮克迪，从书的内容和相关评论来看，这两马起码有五点相像∶ 第一，都渲染资本主义贫富不均。 马克思的《资本论》全篇论的是资本，认为资本带来利润，利润代表剥削，由此推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 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则找到新支点，强调当今社会“投资回报率高于薪酬”，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同样推论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 马克思谴责“利润”当然违背最基本常识。如果没有利润，或不考虑利润，谁还会建厂经商？哪还有市场和经济发展？恩格斯又从哪里得到钱资助马克思呢？ 皮克迪批评“投资回报率高过薪酬”导致贫富差距更大，同样是不顾最基本常识。投资的回报当然会高于薪酬。可这有什麽错呢！如果它拉开贫富差距，那这种“拉开”不仅是正常的，更是应该的。投资不仅是投入金钱，更是投入智慧学识。投资能赚钱，投资同样会有风险。关键是“投资机会”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研究股市，成为“巴菲特第二”！ 三亿人口的美国，现已超过一半家庭投资股票，说明投资回报率高，是无数人看到，并乐意投入的。皮克迪拿这个渲染贫富不均，跟马克思拿“利润”说事一样，都意在攻击资本主义。所以美国网刊《The Week》专栏作家库珀（Ryan Cooper）把皮克迪的理论称为“软性马克思主义”（The soft Marxism）。 第二，都提出乌托邦式解决方案。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提出共产主义方案∶取缔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贫富差别的共产社会。但这乌托邦灾难已人所共知。 皮克迪针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也提出乌托邦方案∶全球增税。由于今天经济全球化（人们可跨国经商买股票等），皮克迪呼吁组成国际机构，全球追缴富人的税。标准是50万美元以上就要征收80%的资本税！且不说这种公开抢劫个人财富是多麽野蛮，只是这个全球性收税，怎麽能行得通？连作者本人也承认这是乌托邦。 第三，都醉翁之意不在酒。 马克思写《资本论》为的不是学术，而是要建构一种意识形态，推动全球共产革命。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抨击西方左派的名著《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中设有“马克思”专章，题目就是“马克思∶批上科学外衣的诗人革命家”，指出马克思本意不在经济和科学，他写的是“不懂资本主义的《资本论》”，目的要把“共产主义幽灵”徘徊到世界。 今天皮克迪写《21世纪资本论》也不是全然做学问，他也是活动家，要煽动仇富、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纽约时报》报道说，皮克迪跟奥巴马团队很熟，他不仅做客白宫，还奔走于MSNBC和NPR（都是左派媒体）之间。奥巴马政府的均贫富调子的联邦预算报告，就引用皮克迪的数据和理论。 今年42岁的皮克迪出自左派家庭，他父母曾参加巴黎学生要模仿中国红卫兵的1968年法国“红五月造反运动”。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皮克迪就是政治活动家，曾出任法国最左政党总统候选人的顾问。《纽约时报》报道说，2012年法国大选前，皮克迪起草了联署书，跟42名同道学者呼吁支持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 马克思被视为共产主义“造反有理”的滥觞。皮克迪则被称为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精神领袖。皮克迪曾对媒体说，华尔街“占领有理”，因资本主义运作不良。从“造反有理”到“占领有理”，他们都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一致性。 所以“纽约基金”（New York Fund）经理舒茨曼（Daniel Shuchma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皮克迪是21世纪复活的马克思”中说，《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匪夷所思的意识形态冗长说教超过了经济分析研究”，并建议这位法国教授应该去读奥维尔的《动物农场》和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那意思是，去了解共产主义带来怎样的灾难。 第四，数据资料上都有虚假。 由于“主题先行”、意识形态挂帅，自然在资料数据上，有目的大于真实的倾向。马克思的《资本论》已被证明，很多数据是虚假的。当年就有两名剑桥学者发表报告，指出马克思在使用数据上“有一种近乎犯罪的鲁莽”，只是在《资本论》关键的第八章，就“犯了四项造假之罪”。在上述《知识分子》中，保罗.约翰逊更是严厉谴责马克思在使用数据上“带有偏见地扭曲和明显的不诚实┅┅编起谎来胆大妄为”，“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表现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是说是轻蔑。” 今天这部《21世纪资本论》也同样存在数据不实问题。英国中央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就指出，“这本书的关键弱点在于，精心组装的数据并不能支持皮克迪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言辞。” 英国《金融时报》两名经济编辑（Chris Giles和Ferdinando Giugliano）合写了一篇调查报道，指出皮克迪的数据有四大类问题（不是四个！），包括来源混乱，张冠李戴，计算错误，不给出处等。该调查报道认为∶“这些有缺陷的数据为皮克迪的结论提供了虚假支持”。 皮克迪对此的回应模 两可，说他将来会“完善”（数据）。但强调这不会影响他的书的结论。但原始数据有问题，怎麽能不影响立论呢？ 第五，都是言行不一的伪善。 马克思著书立说，一生谴责资本主义剥削，可他自己却一直剥削亲朋好友。据《知识分子》一书，马克思总是纠缠父母要钱。“马克思因金钱跟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晚年抑郁而终”。他父亲死前在信中还抱怨马克思不关心家人，只是要钱。后来马克思又纠缠母亲要钱，气得“母亲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她痛苦地希望‘马克思能攒点资本，而不是只会写关于资本的文章’”。 马克思常年剥削恩格斯更是公开的秘密。他几乎终生被这位商人战友养活（恩格斯收入的一半给了马克思）。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中说，“两人之间完全是马克思这边在剥削的不对等关系”。但最惨的是琳蘅，她22岁到马克思家做保姆，一直做到67岁去世，45年间从没得到一分钱薪酬。保罗.约翰逊感叹说，马克思批判资本家剥削工人，但那只属于薪酬不足，可他家里的佣人则分文皆无。马克思连一分钱薪酬都不付，可谓世上最黑心的雇主。更甚的是，马克思还偷偷占有了这个女佣，生出私生子。为掩盖丑闻，马克思说孩子是恩格斯的，但恩格斯临死时说出真相。 （关于马克思的丑闻细节，可阅读该书的台湾译本《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国江苏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时，把马克思这章全部删除。没看过英文原书的中国读者，根本不知道该书有马克思这一章。而且该译本还把书中不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字眼进行了删削，同样没做任何说明。该译本主编、南京大学教授杨正润在前言中大谈知识分子的诚实正直，却只字不提那麽重要一章的删节，哪怕婉转的表达、歉意都没有。）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克迪也有马克思隔代遗传的言行不一。他呼吁平等，强调人权，可他却家暴，殴打同居女友。当地警察局记录，这个女友曾报案，在警局呆到下半夜，并在医院验伤。皮克迪的这位前女友可不是什麽女佣，她（奥蕾丽•费利佩蒂）是现任法国文化和新闻部部长。当年打她的男友现在出了大名，但这位前女友还是不原谅。费利佩蒂的发言人说，皮克迪承认曾家暴并因此被捕，但费利佩蒂没有继续起诉，因为不想她的幼女由此身心受伤。只好自己忍了。 但这样的马克思传人，却受到西方，主要是美国左派的热捧。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写过多篇文章，称皮克迪的书今后十年都重要。耶鲁大学教授哈克（Jacob Hacker）和加大伯克莱教授皮尔逊（Paul Pierson）不约而同，甚至把皮克迪捧为“当代的托克维尔”，说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指出我们的优点，当今法国学者皮克迪写出美国的弊端。但这两名美国教授可能根本没有看懂，托克维尔在书中恰恰是提出“以私人慈善而非政府来协助贫穷人口的主张”，等于强调市场，而反对今天皮克迪推崇的、由政府（高税收）来达到平等的手段。 照现在西方左派的热捧劲头，《21世纪资本论》很可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推波助澜，左倾的瑞典评委们大概很乐意给马克思的隔代传人带上桂冠。 在右派对皮克迪的批评中，以我有限阅读看到的比较有力度的文章，是法国知名经济学家、保守派学者索尔孟（Guy Sorman，也译索尔曼）写的题为“美国左派和皮克迪的荒唐热恋”（The Irony of the American Left’s Love Affair with Thomas Piketty）一文。索尔孟介绍说，皮克迪的书在法国及欧洲的反响都不大，因高税收已使德国、法国、西班牙等资金外流，皮克迪此刻提倡重税，连欧洲的左派政府都难有热情。但该书在哈佛出了英文版，却被美国左派热捧起来。 为什麽美国左派热捧这本书？因资本主义在全球横扫般的胜利，让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们有一种绝望感。奥巴马的支持者们想利用这本书大造声势，起码在舆论上扳回一局。 作为法国重量级公共知识分子，索尔孟著述甚丰，也写过关于中国的专著《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2011年台湾允晨出了中译本）。他的其他专著《印度制造》、《伊斯兰制造》、《经济学不会撒谎》、《金融海啸后的世界影》等也都有中译本。他对中国有第一手观察（曾去实地考察），对北京政权有严厉批评。他多次到台演讲，力挺台湾，支持中国民主化。 在这篇书评中，索尔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皮克迪的左倾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虽然皮克迪被左派们视为“弥赛亚”，但“作为空想家的皮克迪，没有为马克思宗教提供任何新的东西。”“皮克迪在美国被热捧，根本不是看中他的学问，而是美国左派们要抓一根稻草，结果看中了法国的皮克迪。”即使对法国的左派，都是一个反讽。如果年底皮克迪真得到诺贝尔奖，那这个反讽就更有趣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胜，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死魂灵却复活得到桂冠。看西方左派是怎样闹世界的吧。 2014年7月22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7-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反服贸是反中共并吞
台湾五十万人上街抗议马英九政府跟中国签署的《两岸服务业贸易协议》，再加上学生因此占领立法院，服贸协议争论演变成台湾的宪政危机。 面对这个局面，有香港读者来信问我，台湾学生是不是左倾，是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位香港读者说读过我的不少文章，很赞同我的自由经济理念。 我的回答是，台湾民众这次强烈反对服贸协议，本质上并不是反自由经济，而是反对中共对台湾的经济统战和并吞。 为什麽这麽说，因为台湾跟新西兰、新加坡等几个国家签署经济协议，台湾民众无论蓝绿都没有反对，更没有像这次这样提出“逐条审查”，可以说是完全赞成，一帆风顺。 更早些时候，台湾申请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时，虽然在北京当局的打压下，无法以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名义加入，只能称“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但仍是得到台湾各界民众，包括民进党、台联等全力支持。 而马英九政府跟美国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台湾也是蓝绿民众都无反对，甚至很多人还认为谈得太慢，希望尽快签成。本月四日“台美第八届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会议在美国华府举行，也没有台湾民众反对。 那麽为何跟中国签署“服贸协议”就出了问题？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很多台湾民众感到这个协议不对等，不合理。因按照这个协议，台湾企业到中国投资，像广告和印刷等行业，只能是跟中方合资，中方还要占主要股份；而中国企业到台湾却可独资，自己说了算。这明显是不平等，不公平。 另外，中国只是开放福建、广东两个省，而台湾则是全境对中国开放，也是不对等，不平等。更不要说，中国的大公司几乎都是国营的，这种党营事业涌入台湾，明显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构成威胁。 台湾总统马英九强调说，他的政府已就实施服贸协议准备了982亿（台币）的补助款（备援金）。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像马政府信誓旦旦所说，对台湾绝对“利大于弊”，那为什麽要准备这麽多“补助金”？这个32亿美元的庞大补助金额本身就说明，这个协议实施之后，台湾的服务业将可能有重大损失。 另外，根据马英九政府的数字，服贸协议实施后，台湾十年内可获利120亿台币（平均每年12亿）。可是马英九政府准备的台湾服务业的损失（补助金）却是980亿。也就是说，服贸协议实施后，近期的损失额就将是（今后十年）获利额的八倍多！仅仅从这个数字就可清楚地看出协议对台湾的利弊。 这980亿从哪里来？当然是台湾人民的纳税款。结果中共国营大企业涌入而造成的台湾服务业损失，却要台湾民众来买单。那些到中国投资的台商大财团（如鸿海集团的郭台铭们）赚了钱归自己，而台湾的损失却是本地老百姓承受。这简直是“劫贫济富”般不合理！ 支持国民党的人士说，这是民进党支持的学生反服贸，意思这是党争。但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就能明白，这到底是党争，还是台湾人民（尤其中小企业）的确对北京当局有严重的恐惧。 目前强烈批评马政府签署服贸协议的台湾知名的“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老板郝明义，不是绿营的，更没支持民进党，他是马英九当总统后聘任的“国策顾问”。在台湾出版界，能当上马政府“国策顾问”的可能只有郝明义，可见他跟国民党、跟马英九的关系之亲密。郝明义不仅被视为亲蓝，甚至亲北京。有人曾推荐我的书在大块出版，但知情人说，郝明义绝对不会通过，因为我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被视为“亲绿”。 但这次郝明义为什麽强烈反服贸协议，并在立法院的服贸公听会上痛斥马政府，还当众辞去国策顾问？他不是深明大义（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而是深明他的钱包，他的企业，他的出版社，如果服贸协议实施，他的大块文化就会被蜂拥而入的中国国营大出版社宰杀，只能关门。郝明义是在为自己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权而呼吁，而呐喊。他曾撰文批评马政府“对台湾本土中小企业欠缺怜悯”。 我在“阻止马英九把台湾变马航”一文中提过，台湾有7000多家出版社，中国有近600家。因为台湾的出版社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像郝明义的“大块”，编辑只有几个人。另外更有众多只有一个编辑、出版人的出版社。这样的中小企业怎麽面对中国那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国营出版社和印刷厂？而且这些中国国营们到了台湾，可以独资；而台湾的“大块”们到中国投资，按服贸协议，则不能独资，必须跟中国的出版社合资，而且中方还要占多数股，也就是说，郝明义们不管到中国投资多少，中方还是老大。 所以这个服贸协议，仅仅从经济角度，就明摆著对台湾不公平、不对等；而在政治层面，则更是专制政权否定民主体制。 台湾立法院的朝野党团原已达成“逐条审查”的协议，本来国民党立委在国会占三分之二，不管怎样“逐条”，最后他们仍会以“多数”取胜。但为什麽不走这样的民主程序，而只用30秒就宣布“通过”（被称为“包裹式”）？国民党的陆委会主委赖幸媛不小心露出“底牌”，她对民进党立委田秋堇说，之所以不能逐条审查，因为“中国不肯啊！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台湾不可以有国会，如果两岸协议在国会审查，只要被修改了一个字，也就证明了台湾有国会的存在，是不可以的事。” 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马英九政府之所以这样匆忙，以“蛮横，霸道，粗野”方式通过服贸协议，就是为了不触怒对岸的共产党，或者说是要遵从北京的“最高指示”。 这就是台湾人民更恐惧的原因，服贸协议的签署，不仅对台湾经济造成冲击，甚至重创，更会在政治层面极大地推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和并吞步伐；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台湾就再也挡不住对岸的红流，最后绿、蓝都被淹没，而成为红色的一部分。 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按这个协议，只要在台投资900万台币（30万美元），中国就可派16个人进台。据台湾评论家说，其实“只要贴给会计师两、三万块利息，从头到尾都不用其它资金，他们就能帮你代垫办出一张900万资本额的营业执照。” 按这个比例，如果北京当局投入40亿美元（这只是中国近4万亿外汇存底的千分之一），就可运进台湾21万人。如果有十万中国公司进入台湾，就是160万人。他们可在当地结婚，入籍（现大陆新娘是在台6年就可入籍，国民党正准备修法缩为2年），然后有投票权。国民党得到中国的“投票部队”，就会像克里米亚一样（俄国人越境投票）被强权制造的“合法”而轻而易举地吞并。 共产党以这种人海战术大量移民内蒙、新疆和西藏成效显著。五十年前汉人在新疆只占人口5%，现已近50%。再过几年，汉人在新疆将成为多数。而在内蒙，这个目标早已达到，内蒙人口跟台湾差不多，是2400万，但汉人现已占79%，蒙古人只占17%。这种情况也正在西藏发生，目前西藏三区（卫藏、康区、安多）的汉人数量（七百万）已超过藏人（六百万）。 为什麽很多汉人愿到高原气候的西藏？因为共产党给予优惠（工资加倍等）。如果北京当局也按这种方式鼓励到台湾投资，当然会有更多中国人愿到台湾，不仅因文化饮食习惯等相似、社会生活环境更优越、而且保护企业的法律也更健全等等，他们对赴台很可能比到西藏更积极。 所以，“服贸协议”等于炸开一个突破口，共产党不必用天安门屠杀的坦克大炮，只用“人海战术”就可轻易染指台湾。 马英九们难道不清楚中共的意图？当然清楚，非常清楚。但这样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就可保住国民党的永久统治（有中国涌入的投票部队）。对马英九们来说，宁可做中国的“区长”，也不肯让其他政党进入总统府。对国民党来说，他们要在台湾一直掌权，这点远比保住台湾的民主制度更重要。大家记住，这才是国民党全力推动服贸协议的关键、核心！ 这次有台湾黑道（竹联帮）出来跟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对阵，从网上可查到，竹联帮的头子陈启礼（到美国杀害台湾作家江南）就曾说过，“宁让共产党领导台湾，也不让台独统治”。马政府强行通过服贸协议，就要走向这条路。所以彭博社的专栏作家皮赛克（William Pesek）一针见血地指出∶“马英九似乎忘了他带领的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共产党辖下的一个特区。”并提醒马英九“不是在做区长”！ 但马英九绝不是耳朵里有了鹿茸、耳塞目盲，他清清楚楚自己在做什麽。台湾的学生和市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宁可被镇暴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要出来抗争，他们要保住台湾民主，捍卫自己家园，不愿被共产势力统治，正如皮赛克看懂的∶“台湾年轻人不准备放弃在中国只是一个梦的自由和权利”。这才是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深层原因。 2014年4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4-04-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中国高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三个迷思
By Xiaonong Cheng，20 AUG 2018 – 4:37 PM 中美经济冲突的实质是两国在侵犯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假如今后中国没法再象以前那样“拿”技术，它能够独立自主地实现高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吗？ 美国之音8月18日报道，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将于8月下旬赴美，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峰会做准备，以期届时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管中美双方下一步的贸易谈判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中美之间始终存在一个谈不拢的话题，那就是，中国把“中国制造2025”计划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而美国的担心是，这个计划意味着用从西方国家“拿”来的技术压垮美国经济。 自从中兴公司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话题之后，中国政府和民间关于加大政府投入、解决国产芯片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个思路其实是重走过去几十年中国军工领域技术开发的传统道路。中国曾经在军用装备方面部分实现了“弯道超车”，但同样的路数能在民用领域里畅通无阻吗？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科技精英陷入了迷思，以为政府的扶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政府则深知财力和科技实力不足，为了“超车”，就往往依赖种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拿来”手法。西班牙《国家报》8月17日发表的《美中：战争背后的战争》一文，点出了这种“拿来”手法的后果，即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其实是双方在科技领域内爆发的“战争”。也就是说，中美经济冲突的实质是两国在侵犯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假如今后中国没法再象以前那样“拿”技术，它能够独立自主地实现高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吗？ 迷思之一：毛泽东时代的“弯道超车”第一波 中共在军用装备方面的“弯道超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苏联提供的156个工业项目大部分服务于军用目的，为中共建设军用飞机、兵器和军用舰艇工业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中断了技术援助。此后，中共在原子弹、导弹、卫星等领域的突破，既有苏联援助的基础，也靠中国专家自己的研发。文革时期当中国为自己拥有了完整的军工体系而骄傲时，一种信念也变成了社会共识，那就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同样可以成为军事强国。这种信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今年中兴事件发生后，很多国人的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只要国家重视，不靠美国的芯片，我们也照样可以自主创新。今天之所以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弯道超车”第一波，就因为上个世纪种下的这一印象经久不衰。 但在这个通过宣传而造成的印象当中存在着一个迷思，这第一波“弯道超车”真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吗？当然不是，中国当初能建成初步的军事工业体系，并不全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关键的是，苏联不仅提供了技术、图纸、设备、样品，还派出了大量专家，手把手地教中国人。苏联人撤走后，这些技术、设备、图纸、样品基本上都留在中国，中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就是这样用苏联模板，依样画葫芦，开始大量生产军事装备，再援助到越南、北朝鲜、阿尔巴尼亚。 这一波“弯道超车”让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具有军工体系的大国。但是，因为中苏交恶，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不再继续无偿提供技术，中国军工体系的技术进步也停滞了。比如，一直到80年代，中国的歼击机仍然是苏联的米格式翻版。这说明，一次性的苏联技术援助并不能保证中国军事工业不断升级。当然，在“两弹一星”的研发过程中，苏联人有所保留，中国专家自己的研发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能用到所有技术发展领域吗？恰恰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人陷入了第二个迷思。 迷思之二：“国家攻关万能论” 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可以被概括为，中央重视、国家攻关、全国支援、重点突破。所谓的“国家攻关”，靠的是集中政府财力和全国的技术人才和实验条件，不惜工本，以达成项目目标。这是集权国家的体制优势，只有在集权国家才可能做到。毋庸置疑，这种模式可以针对有限的重点项目实施攻关，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当然也有可能遇到瓶颈而搁浅。 “国家攻关”的优势是不计工本，缺陷也是不计工本。因为不计工本，凡是能得到“中央重视、全国支援、重点突破”的项目，就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进展，对此中国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深有体会。所以，如何将各研究机构的计划中项目列入中央的“攻关”范畴，是军工科研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项目总成本，军工科研部门则往往不太关注，只要立了项，就成了“钓鱼工程”，以后再和中央政府慢慢讨价还价，不愁要不来资金、外汇。这种科研开发模式可以适用于军工领域，因为军用装备的开发只有中央政府一个“买家”，开发靠中央，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民用产品的研发，如果也走“国家攻关”这条路，那就未必行得通。且不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无穷的资源可以包办所有行业的技术研发需要，更关键的是，民用产品的用户是千家万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有没有商业价值，要看用户是否买账。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闭关锁国，老百姓只能买国产品，哪怕质次价高，大家也只能掏腰包；但经济改革之后，进口商品开始挑战国产品，落后的国产品就失去市场了；一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外国消费者只看设计、性能、可靠性和价格，而国产品的研发如果不计工本，根本就没有商业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过不了价格竞争这一关。“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填补国内市场民用产品的空白，而是要到国际市场上争夺外国消费者，这种情况下，一种中国产品是否有商业价值，中国政府的评价毫无意义，一切取决于国际市场竞争。 当中国谈引进外资时，强调的是“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但一谈到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高科技研发，马上就“切换”到“国家攻关万能论”，强调不计工本的“长项”。这种思维混乱，源自对民用产品技术开发的无知。在民用产品领域，“国家攻关”并非“万能”，因为政府的决策官员和科技专家不了解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也没有成本和市场消费承受力的概念；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或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家攻关”模式不计工本的国内优势，实际上会变成国际劣势，因为中国产品的外国竞争对手不仅更了解国际市场用户的需要，而且拥有成本优势，外国公司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除了产品性能优良外，主要还靠“节约工本”。 那么，在民用产品领域，谁应该是技术开发的主角呢？当然不是政府来组织科研攻关，而是企业自主研发。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济界又存在着第三个迷思。 迷思之三：“背靠政府企业强” 背靠政府、依赖政府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当中有哪些优势、弱势？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很少讨论的；相反，当下许多中国的企业喜欢公开强调自己的政府背景和政府支持。这种“中国模式”的思维，关起门来讲，似乎是优势，打开窗子来看，却很可能是劣势，因为背靠政府、依赖政府的企业，其实是把政府体制的劣势引进了自己的外部竞争环境，使自己失去了自主创新所必须的动力和压力。 中国经济学界经常谈论国有、民营企业的活力，这在原则上并没有错。确实，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控制，只有一只眼睛看着市场变化，另一只眼睛总看着政府的需要；同时，在技术研发和国际竞争中，又总想借助政府的国际影响力“弯道超车”。这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部门的牵制，虽然可能获取政策便利，却也被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紧紧束缚着。政府可以帮助它们免除部分竞争风险，但政府的通例是不接受失败，所以这类企业的风险承受力非常之低。具体来说，一个中央政府的处长批准给某国企一些政策优惠，但绝不会冒失去自己乌纱帽的风险，去承担国际竞争当中的失败；国企的老总们也同样如此。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管其独立性如何），可能风险意识比国企要强一些，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企往往也沾染了国企的“背靠政府企业强”这个毛病。 在民用产品领域，人人都会谈创新、风险两个词，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创新指的是对具体技术的发展前景和市场供求作出判断，然后下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去开发。风险指的是，创新的结果一般都是广种薄收，既可能是技术研发碰壁，也可能是市场不接受；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一旦失败，唯一的买单者是企业所有者和外部投资者（包括股东和风险投资人），在这方面，市场不相信眼泪。在国际市场上，技术创新的唯一检验标准不是政府评价，而是市场价值，即市场认可、消费者认可；而通过技术创新取得市场成功的，永远是创新者当中的少数，大多数创新者都会经历反复的失败和痛苦。许多国人只看见美国高科技公司竞争胜利者的荣耀和骄傲，却毫不在意竞争失败者的眼泪和委屈，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每个公司的老总都会成为比尔·盖茨。实际上，在技术研发的征途上，平均而言，失败的可能性高达七成到九成。 在西方国家，市场竞争的成功者靠知识产权费来回收研发成本，而失败者打了水漂的投资靠投资者默默地消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总被侵犯的原因；否则，局面就会变成，美国的成功技术被剽窃，研发投资收不回，而失败企业的成本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力。“中国制造2025”计划里设想了种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成就，却独独忘记了，准备让多少中国企业充当失败、破产的牺牲者。这恰恰说明，一心只想实现“弯道超车”的中国政府，并不真懂民用技术研发的风险和巨大代价，它既想“超车”，又不愿意让国有企业或准国有企业为了“超车”而在研发中破产，最后，很自然地又回到了“补贴”国产品去挤占国际市场的“不计工本”模式。这正是中美贸易战的另一个主要话题。 在中国目前的技术研发环境下，搞军用项目，不计工本，只求成功，大体上马马虎虎，做不到一流，二三流是可能的；但在民用技术研发方面，这种模式就不太灵了，要么是企业依赖政府支持而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力，要么是企业只搞短平快的“快速来钱”技术。民营企业通常舍不得长期大投资扶持基础研究，而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垫底，应用技术的开发便只能靠抄袭模仿。如今中美贸易战敲响了警钟，侵犯外国知识产权很难再成为“弯道超车”的重要助力，于是，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自主创新又回到了自己的老问题，目前这种政府控制企业、企业依赖政府的体制，真能帮着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吗？ 发表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网站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08/20/guan-dian-zhong-guo-gao-ke-ji-ling-yu-wan-dao-chao-che-de-san-ge-mi-si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COP26 遭遇数国抵制的尴尬
何清涟 本次COP26被欧美大重置势力视为关键出发点：绿色能源的最大障碍川普已不在白宫，拜登高呼“美国回来了”，带着金钱与微笑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演说开场时，东道国主人英国首相约翰逊借用詹姆斯·邦德电影作为隐喻，将当前的世界形势比作一颗“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而COP26大会必须是拆除那颗炸弹的开始。他称，“在现场，我们已经有一个拆弹小组”。这番“幽默”却遭遇了“无情的冷场”（stony silence），《卫报》辛辣地讽刺说，尽管约翰逊在抖完“包袱”后停下，试图等待设计好的笑声响起，但尴尬的是，“笑声从未出现过”。 各有利益关切的国家难以达成协议 在场者笑不出来的原因，皆因中俄印澳巴西等几大碳排放国都用自己的方式对这次大会定出的高目标进行了软抵制，美国、英国和欧盟相继宣布到2050年时将实现碳中和，即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净零排放”。中国和沙特分别将这一年限设定到2060年，印度则定在2070年——全球化从1990年代开始潮流浩浩荡荡，一度被欢呼“世界是平的”，成了“地球村”，2010年代中期就遭遇危机，期间不过20多年，定在40年之后的目标，只有上帝能够见证了。 中国主席习近平还在书面发言中还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支持。贫穷国家也抱怨“世界绿色计委”——COP未能给予应许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 中国是世界最大碳排放国。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仅中国一国上升，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1\]](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1)习近平在今年9月与拜登通话后曾试过限电减排，结果国内怨声四起，许多工厂停产，民用电也严重不足。加之拜登政府内部有人反对用气候减排与中国做交易，中国因此未按美英法三国要求做新的承诺，只是重申2020年9月份的承诺：将于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印度是仅次于中美的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国际社会一直施加压力，要求其制定碳中和时间表。不过该国环境部官员公开拒绝这一提议，称印度是全球变暖的“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拒绝承诺碳排放淨零目标，称更重要的是“制定减少碳排放的途径，避免全球气温的危险上升”。印度环境部长亚达夫在会上则表示，印度有望实现2015年巴黎会议设定的目标，即在2030年前将其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33%到35%。 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印度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这两国的特点是中低收入者占人口60%-70%，对于这两国来说，他们自己定的目标可能更容易实现，要实现COP26的目标，两国经济将大受影响。 澳大利亚也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从澳大利亚的国情出发，该国政府其实已经尽了很大力量来推动减排。由于不想被迫答应进一步减少碳排放，但最终还是在多国压力下不得不改变态度。没想到澳大利亚在碳排放上妥协了，美欧还有一项甲烷排放协议等着该国。 据悉，甲烷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开采天然气、煤炭，养殖牛羊等都会产生大量甲烷。今年9月份，美国与欧盟曾联合承诺到2030年前减少排放约三分之一的甲烷，并计划在COP26大会上提出该项倡议，而煤炭、牛肉生产大国澳大利亚正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本次会议的东道国主席英国首相约翰逊有点象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将大会发言机会当作小红花奖给表现好的小朋友。但中国方面不在意这朵“小红花”，大会前夕，约翰逊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打电话给习近平，后者毫不含糊地拒绝做出新承诺。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也拒绝了这朵“小红花”，面对国际压力发表声明，澳大利亚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在某些国际峰会上获得发言席位“。“我对我的政府政策唯一寻求的是澳大利亚人民的认可。我在这个地方唯一要回答的人就是澳大利亚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为澳大利亚人民服务的。”[\[2\]](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2) 约翰逊手中的“小红花”没能送出去，绿能-减排的牌桌支好了，除了庄家，大客户都不上桌，面对无人购买的筹码，即使约翰逊努力逗笑，COP26的代表们仍然笑不出来。 欧盟扩大碳排放市场的想法落空 为何会形成欧盟等少数发达国家强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碳减排这种状态？这得从1997年的《京都协议》说起。 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第17主题规定，碳排放交易是一个可交易的配额制度，以议定书附件B所列承诺的减排和限排承诺计算的配额为基础计算，配额没用完的国家可以将多余的配额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给配额不足的国家。这意味着率先使用绿色能源的国家如德国、英国等将有碳排放配额出售。 从此，碳排放权在理论上成为一种可交易商品，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碳减排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截至2021年1月31日，全球共有24个正在运行的碳交易体系，根据路透社数据， 2020年，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达2290亿欧元，同比上涨18％，碳交易总量创纪录新高，达103亿吨。其中，欧洲碳交易占据全球碳交易总额近90％，其次为美国加州，约7%左右。绿能先锋德国及欧盟一些国家，早就成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主体。 世界前 20 位最大的污染者占全球排放量的五分之四。其中约有一半制定了气候目标，规定未来十年的排放量会增加——所有这些都是新兴经济体。但这些国家的理由正是环保主义者自己提出的“气候公正”：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一直排放大量的碳，是世界碳排放的主体。只是到后来，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才成为碳排放大国。这种只算当下，不计历史的算法，似乎有违“气候公正”。 德国等在2003年开始推出绿能计划时，曾希望碳排放配额交易能够成为德国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他实行绿能政策的国家当然也有类似设想，没想到只注意当下的“气候公正”，被发展中国家拉回到历史上曾有过的“气候不公正”。这次COP26还有一个美欧意想不到的结果：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支持从2030年开始富裕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的要求，其中包括非洲国家及中国、印度和印尼。 西方国家内部对绿能\-碳排放计划的质疑 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对欧盟的激进绿能计划发出质疑。 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Gal Luft）在11月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COP26颇多批评，认为这次会议向化石能源宣战，把赌注都压在试验性技术上，是一种缺乏严肃讨论的赌博。少数发达国家异口同声要求99%的人类放弃发展，来拯救其余1%人口的栖息地。同时，发展中地区的几十亿人缺少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他们在格拉斯哥发不出声音。富裕国家的领导人无耻地胁迫穷国放弃发展，然后转身登上豪车和私人飞机离开，而穷国出于软弱或者涣散无法坚持立场。他痛斥“格拉斯哥会议的内容是伪善、犬儒、肤浅的精英主义，还有一种环境末日论的冲动。这只能导致一种新帝国主义。”[\[3\]](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3) 《经济学人》杂志早在2021年8月7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经济学人》研究小组从气候行动追踪器中提取了数据加以分析，指出各国在未来的实际碳排放量，不管是根据与未来污染强度相关的相对承诺衡量，还是根据没有任何减少的情景进行衡量，碳排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以巴西为例，到 2030 年比 2005 年的水平减少 43%。但是对其碳核算方式的调整结果显示：2005 年登记的排放量水平相当于 21 亿吨二氧化碳，2030年会增加到 28 亿吨，增加了约三分之一。如果巴西的排放量按照其承诺增加，而美国不履行其目标，那么到 2030 年，美国人的平均碳足迹仍将是巴西人的两倍。因此，《经济学人》的结论是：撇开调整数据展示的绿色前景，各国表达绿色野心并继续污染是当前的流行方式。[\[4\]](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4)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1年10月11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cop26-comment） [\[1\]](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ref1) 周小松，《2021年全球及主要国家碳排放市场现状及分析 全球减排仅一国增长》，2021年07月13日，来源： 前瞻产业研究院（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107131996164123.html） [\[2\]](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ref2) 《气候峰会失发言权 Scott Morrison称排放政策只为澳洲利益》，（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20/12/11/48021/） [\[3\]](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ednref3) Gal Luft, Time for plan B for the planet, 04 Nov. 2021 (http://www.ensec.or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view=article&id=613:time-for-plan-b-for-the-planet&catid=126:kr&Itemid=395) [\[4\]](https://heqinglian.net/2021/10/11/cop26-was-boycotted-by-several-countries/#_ednref4) How climate targets compare against a common baseline（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1/08/07/how-climate-targets-compare-against-a-common-baseline）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1年10月11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cop26-comment）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2016 美国大选：庶民的胜利
何清涟 11月8日，美国大选在全球关注下落幕，川普这个被美媒塑造出来的科西嘉怪物终于走完通往白宫的最后一级台阶，成为第45任白宫主人。纵观这次大选背后的美国政治社会背景，可以说，是美国中产阶级、自食其力的蓝领阶层用自己的选票与坚定的支持，为他铺就了进入白宫之路。 川普的支持者究竟是哪些人？ 关于川普的支持者，由于媒体刻意误导，说其绝大多数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失意蓝领，许多评论者未经核查就经常这样引用，久而久之，三人成市虎，“经济困难、收入低、未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就成了川普支持者的经典标签，《纽约时报》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些作者就经常这样说。但《纽约时报》在最近出炉的一份调查“Election 2016: Exit Polls”中否定了这种习惯性说法。民主党的支持者确实是我过去概括的“无（低收入）知（知识群体）少（少数族裔）女（女性）”，但在收入构成上，川普支持者的收入普遍高于希拉里支持者。该调查将收入划分为6档：年收入3万以下者，希拉里支持者占比53%，川普为41%；3万-5万者，支持希拉里的为51%， 支持川普的为42%；5-10万的，希拉里支持者占比46%，川普支持者占比为50%；在10-20万、20-25万、25万以上收入者中，支持川普的都比支持希拉里高1-2个百分点。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共和党支持者普遍高于民主党支持者。 因此，这是美国中产阶级与蓝领阶层对奥巴马政府统治8年的一种否定与反抗。这种反抗还体现在民主党不仅失去了白宫，也未夺回参众两院，全国50个州当中，共和党州长高达34位。至于奥巴马自己极为看重的政治遗产，因为失去了希拉里这位传人，很快就会化为乌有。民主党在媒体中的铁杆盟友《纽约时报》也忍不住发表了一篇文章：《从2008到2016，狂欢之后的苦闷深渊》，认为“2008年和2016年的选举：是两个紧密相联、难以切割的政治时刻，是一场地震和一场余震，让美国人为之震惊，从而打开了一个有着巨大矛盾的时代。眼下，一位越来越受到欢迎的即将卸任的总统，领导着一个在大多数选民看来偏离了正确方向的国家”——当然，奥巴马越来越受到欢迎，只是这位作者的看法，重要的是他在文中也承认这8年被视为“让国家偏离了正确方向”；希拉里之所以败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出于要取得政治支持的需要（邮件门与克林顿基金会），表示要“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因而让那些不想继续生活在奥巴马时代的选民抛弃了她。 2016大选：精英同盟VS草根的松散联盟 民主党的支持者是政治、经济、知识与媒体精英与广大福利依赖底层群体（人数约有一亿，有人将他们称为投票机器）的结合，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主张自食其力、希望政府多关注本国事务的中产阶层及蓝领的松散结合。这从希拉里、川普二人的捐款来源也可看出。 川普竞选资金的筹集开始于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通过今年7月一次电邮和直邮相结合的活动，川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筹集到了6400万美元（约合4.2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是小额捐款，川普因此成为首位竞选资金主要来自每人捐10美元或25美元草根支持者的共和党提名人。希拉里的筹资主要依靠华尔街与富人，据《华盛顿邮报》10月23日的报道，在希拉里今年竞选筹集的11.4亿美元资金中，超过五分之一的捐款来自于100个富人和工会，其中许多金主都是希拉里的长期支持者。 尽管川普的支持者被污名化，很多人只在最后关头用选票支持。但是，其中，我们还是看到不少人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比如移民局工会的5000多员工，还有小布什同学会的50多位前政府官员。川普的一位支持者在《纽约时报》编辑留言中说：“川普胜利是因为普通、中产阶层的美国人投票反对华盛顿的建制派，而并非我们都喜欢川普。他的胜利是针对职业政治人物、游说团体、大公司、华尔街、大政府和腐败现象的反叛。” 中产与草根平时并没有什么影响政治的管道与能力，即使充满愤怒，也只是无数个零，但到了大选年，有了一位他们认为能够代表自己发声的总统候选人，就等于有了一个“1”，千万个零加上了这个“1”，就有了2016年美国大选这一被民主党精英同盟及支持者看来令人意外的结果。 美国中产与蓝领为何要支持川普？ 美国民主党精英已经忘记了一条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即权力必须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在民主国家，就是政府要对选民与纳税人负责。 从川普成为美国大选的一道风景以来，我与众多观察者最大的不同是： 不关注川普本人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主要关注“川普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在今年5月那篇《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 》一文中，我指出以下事实：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多层次脱离普通美国人的要求，现在还有必要简单重申： 第一层次的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 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比尔·克林顿执政初年，中产阶级人口尚有56%；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第二层次的脱离：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 自二战以来，美国肩负世界领导者的重任，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本国人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在繁荣时期，美国人愿意承担这些国际义务，但随着中产家庭收入减少，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皮尤调查在今年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好地证明了川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根据该报告，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 奥巴马执政八年，还出现一个奇特现象：无证移民的福利高于本国穷人。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无证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户长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总支出超过1030亿元。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这类福利，而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仅30%享有此福利。 第三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 2015年8月，美国拉斯穆森国家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有6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在美国民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之时，川普的“美国优先”，少管国外事务的竞选方针，显然符合民意。前不久，VOA在《美国选民反对扩大美军海外角色》一文中引证的调查表明，只有25%的美国人希望下届总统扩大美军海外角色，表明美国选民对卷入新的海外干预（尤其是在中东）抱有戒心。 上述这三个层次的脱离，就是权力不再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之表现。在美国大选中，美国好几家主流媒体与英国《金融时报》连篇累牍地谈世界各国政府如何不欢迎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令世界迷惑”一文采集了好几家媒体与专家们的观点，谈的就是一点：今后美国将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川普以“美国优先”这一竞选纲领获胜，非洲需要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如果说非洲需要开始考虑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时间到了。” 美国作为北约防务主体，对欧洲尽大哥义务，却至今都没能像欧洲国家那样为本国人民提供全民健保与免费大学教育，以及长期稳定的失业救济。底层穷人的救济虽然有，但与法国人一生400多种福利、德国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因此，欧洲国家对川普当选深表不满的实质是：咱们国家的人民需要高福利供养，咱们的政府在难民问题上要彰显人道，但保护本国安全，你美国却得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永无止境。问题的核心实质在这一点，但却用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共同进步，以及全球秩序等“政治正确”的话语做外包装。 问题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美国人才有资格选美国总统，他国政府还是想想如何为本国人民提供国家安全吧。 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 考虑到以下事实：这次美国乡村社会的中产是支持川普的主力，从各种采访来看，美国乡村社会其实希望回归“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国秩序；而旧金山、纽约等国际化城市在选后还继续游行反对川普成为总统。这次大选确实代表了美国反全球化的民意回归，是对比尔·克林顿时期开始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的否定，当然也是对“奥巴马政治遗产”的否定。共和党不仅入主白宫， 还成功守住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在全国产生了34位共和党州长，这都是民意的力量。如果说布什总统与罗姆尼等共和党精英与川普主动和好是政治姿态，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话就表明他真有触动。他表示，川普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国民众，他能倾听到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他与人们接触的方式是我们其他人没有的。他将美国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 整个大选期间，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番话。 如果要对本次大选做一总结，那就是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在与政治、经济、媒体三大权力对垒之时，在民主党及媒体对川普高度污名化的攻势之下，仍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全球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为美国的未来成功地扳了一次道岔。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5期 2016年10月28日—11月10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2016mei-guo-da-xuan-shu-min-de-sheng-li）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拒绝俄罗斯的诱惑
随著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知识份子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於，要明白美国的标准是什麽，它的根本价值在哪里；然後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全民大炼钢铁、群体极权主义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四千亿美元，比全球其他十大国的总和还多。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最重要（而不是国家）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麽说，就是强调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而美国的一切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於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像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文化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国家、政府的力量；而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事实上，没有众多分岔、支流的“小河”汇集，哪有“大河”的波涛滚滚？ 所以，如果不了解美国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根本价值，只是一味做强国梦，甚至强调和美国价值相反的群体主义，中国不仅无法超美，还会“超”到岔路上。随著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而不是重个人自由）的富国强兵，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甚至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也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 和今天很多中国知识份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政治不同，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份子们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之际。这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份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份子开的“药方”都错了，结果把俄国带入深渊，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麽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後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後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後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於是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性质”，俄国知识份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出生，後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人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连列宁都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於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後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份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徵、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後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俄国另一作家果戈理，则发表反西方、反自由的小册子，说他的地主身份是不可改变的，不是他要统治，而是地主身份生来具有，改变，就受到上帝惩罚；因世上任何权威，都是上帝授予的。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俄国的两大派知识份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一致，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於一切，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拯救世界。 即使後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出生俄国，後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到俄国後，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这位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份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图人害命的“巫医”。别林斯基虽然在中国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别氏“默默无闻”。不要说对别林斯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俄国知识份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份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麽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 今天，中国知识份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根本之路，是应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经验，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样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原载《开放》2010年1月号 2013-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一：皇帝的新衣：《灵山》
高行健获得中国人期盼已久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按理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但由於中共当局因高行健是流亡作家而在他获奖後禁止其作品在中国出版，导致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难以看到和评论使他获奖的两部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 《灵山》英文版去年12月在美国上市後，《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发表了三篇评论，但都比较肤浅，甚至没有一篇把作品梗概讲清楚，而首先介绍作品梗概是多数文学评论的习惯做法。美国评论家们忍不住抱怨英文翻译质量差。 和许多人一样，在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时，我没有看过《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但当时想这两部作品都是高行健离开中国之後写的，既然它们是获奖的主要依据，一定在艺术上有相当的建树，毕竟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建立百年来，首次颁给汉语作家。瑞典文学院虽然也有过失误，但他们的评判权威仍是公认的，所以我并没有急於去看高行健的作品。 後来有作家朋友看了这两本书，认为写得非常糟糕，并督促我看一下。於是我把这两部书买来。虽已有心理准备读两部令人失望的书，但没有想到的是，读这两本书的感觉远不止失望。 中文版《灵山》我认真读了两遍。第一遍几乎是以从未有过的耐心读到最後一页。而读第二遍的感觉则只有「愤怒」。这麽糟糕的一本书和诺贝尔文学奖连在一起的荒诞感，还从来没有过。 ●《灵山》的梗概 首先《灵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小说，换句话说，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不是它的作者宣称的「现代派小说」。 《灵山》写的是一个作家在中国西南地区寻找「灵山」（最後没有找到）的经历。从高行健1991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所做的演讲，我们得知《灵山》是自传体作品。这部书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名字，而是用「我」「你」「她」「他」来代替。至於这些人称所代表的意义，作者已在演讲和书的第52章中告诉了读者：「我」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於太寂寞，於是想像出一个「你」来跟我对话，「你」是「我」的化身，在想像中神游。「你」又制造出一个「她」来陪伴「你」。 「再随後，她之化解又导致我之异化为他之出现」，高行健在上述演讲中高深莫测地说。读者请绝不要费脑筋研究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你很快会发现这只是毫无逻辑的故弄玄虚。 书就沿著「我」和「你」的旅行这两条线索分别往下走。 「我」在旅游中，一路捡了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地�摇⒚褚ィ�古迹文物介绍，道听途说等等，从几百年以前的到文革後的。然後把它们全部塞到「我」的各个章节里，成为书的最主要内容。例如： 羌族人念咒语施巫术（第2章），土匪抢女人的传闻（4章），巫婆算卦（14章），毒蛇怎麽可以咬死人（30章），苗寨祭师和一堆民歌（41章），文管所的文物介绍（51章），在神农架和一个科长闲聊，从野人、古猿人、元代红巾军到国民党土匪（57章）┅┅ 这些民俗传说全部都没头没尾，夹杂著三言两语作者遇到的人或事片断，这些占了「我」的游历章节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馀是「我」在旅途中的各种感想议论，从古到今，从生到死，但都非常浅薄。例如：「生命大抵是一团解不开的结，难道还有别的意义」；「我早已厌倦了这人世间所谓的斗争┅┅」等等。 在「你」的游荡章节里，可以分为三个部份： 一部份是和「你」同行的代表不同女人的「她」不断重复地讲最落俗套的那一类被别的男人勾引的经历。在没完没了地抱怨男人光要性没有情的同时，「她」自己又很放荡，主动要性, 於是两人做爱。然後「她」又自我沉重，寻死觅活。 另一部份是「你」给「她」无穷无尽地讲那些俗不可耐的乡下传闻。例如，巫婆的故事（13章），他太爷的太爷的太爷的故事（15章），乡下女人偷汉子的故事（31章），和尚庙的故事（36章），地主儿子和革委会女儿殉情的故事（38章）┅┅这些故事同样没头没尾、支离破碎到惊人地步。我毫不怀疑，即使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或者有精神障碍的女人，也无法忍受「你」讲的这些无聊至极的烂故事。 以上这两个部份占了「你」的游历章节的百分之八十，剩下的又是和「我」的那些章节里类似的见闻和浅薄的感叹。例如：「不要去摸索灵魂，不要去找寻因果，不要去搜索意义，全都在混沌之中。」「人就是这麽个东西，难缠而烦恼」等等。 ●垃圾堆起了《灵山》 无论高行健在演讲或在书中怎麽故弄玄虚「我」和「你」的不同，但读者读出的都是完全相似的旅途，只不过「你」中加了一个解性闷的「她」而已。其实在「我」中也有主动送上门来的女人（45章），所以即使这点区别，也小了很多。 作者表示「你」是「神游」，走的是精神之旅，而事实上「你」的旅途恰恰只有肉欲，除了一些肤浅的感叹之外，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探索，更没有心路历程。 除了「我」和「你」之外，「他」只在《灵山》的两个章节出现过。当作者担心读者不能容忍他的写作手法和不能读懂书的主题时，觉得必须在书中直接解释一番，同时又觉得用「我」和「你」不太妥当，於是用了「他」。一处是谈论《灵山》到底是不是小说（72章），另一处是全书接近尾声时告诉读者这灵山是找不到的（76章）。高行健所谓的「她之化解又导致我之异化为他之出现」，纯是文理不通的文字游戏。 事实上，如果把「我」「你」「他」三个人称全部用「我」取代，对其要表达的内容毫无影响，因为作者反反复复解释的「我你他」之不同、之演变，在书中是没有的。也许正因为没有，作者才急需解释；但不管怎麽解释，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把「我你他」全用「我」取代，唯一不同的是，那层故弄玄虚的雾气就不仅减弱，而是没有了。於是读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雾气里究竟堆的是什麽。 概括起来，这个神秘的笼罩在雾气里面的《灵山》是由一大一小两堆垃圾堆起来的，百分之八十那一大堆是上述那些历史掌故、道听途说、民俗传说；百分之二十那一小堆是作者浅薄、且没有文采的泛泛议论与感叹。 ●废墟是模糊的 面对这麽两堆繁杂、繁琐、烦人的内容，我才明白上述那三位美国评论家为什麽没法写出《灵山》的梗概。因为英文版更是一团浆糊，不仅「我你他她」等人称在英文里多处混淆，无法分清谁是谁，而且那些支离破碎的民间传闻未加注释地变成英文後，简直就比梦呓还荒唐。 西方也有很多难读的作品，但即使被公认最难读之一的《尤利西斯》，它的故事梗概和人物结构等都不难概括。那麽为什麽《灵山》这麽难概括呢？我又反来复去翻阅这本书之後才恍然大悟：当你面对一栋高楼大厦，无论它是何种建筑风格，属於哪种艺术流派，有多麽复杂的结构，你都可以大致描绘出它的形象和基本特徵；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堆废墟，这儿是半堵残墙，那儿是几块破砖，残墙旁倒著散架的家俱，破砖下压著散发著酶烂之气的文物，那麽无论你怎样努力都很难把它勾画清楚。 但是为什麽人们不容易看清《灵山》是垃圾和废墟呢？作者的聪明就在这里：首先他不给人物起名字，用「我你他她」等人称变化给作品套上了「现代派」写作手法的光环，而由於很多读者对西方现代派不是很了解，就被他的「玄」给唬住了，以为这是现代派的抽象和深奥；其次，他给《灵山》解释出了「哲学」意境。而现在《灵山》则被耀眼的诺贝尔奖光环包围，更刺得人无法睁开眼睛看清楚。 ●伪现代派作品 那麽到底什麽是现代派？它并不是高深莫测到一般读者无法弄懂的程度。现代派小说主要涌现在20世纪初到中叶，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高行健提到的乔伊斯、托马斯．曼和卡夫卡等；後期则有同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的布莱希特和贝克特等。现代派小说最明显的特徵是它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即著重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潜意识，而由於人的潜意识往往是零乱的，缺乏现实中的逻辑，所以意识流小说显得艰涩难懂。 但在上述现代派代表人物的作品中，除了乔伊斯和贝克特的某些作品之外，其他作家的都有传统小说所表现的鲜明的人物、清晰的故事情节等，只是对心理刻划的篇幅和深度超过传统小说，并明显地表现作者的哲学思考。其中托马斯．曼的作品几乎可以像读传统小说那样读；而布莱希特则是一位说故事高手，他主要写短篇，其作品的一大特色是结构严谨清晰；他强调不故作高深，并认为自己的作品首先是要有教育意义，其次是娱乐。 由於《灵山》中几乎没有任何细腻的心理刻划，里面没有意识的流动，却胡乱滚动著一堆和主人公脑子里想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的民俗、地�摇⒕拔锏韧庠谑挛铮�而那种深入到潜意识层次的心理、意识活动描写则连影子都没有（这点我在谈高行健的模仿一文中会继续探讨），所以说《灵山》根本就没有现代派作品表现手法上的最主要特色，他所用的人称变换，只是一个极为外在的障眼手法而已，根本没有实际内容。 至於现代派作品的另一大特色，哲学思考，《灵山》里也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至於那个所谓找不到「灵山」、「人生目的是虚无的」这一早被存在主义说烂了的「哲学意义」也是靠高行健硬解释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描述让读者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作者在第76章中用老者和「他」的对话直白地明示读者这灵山是找不到的。《灵山》的瑞典文翻译、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接受我采访时解释的《灵山》主题是，主人公想逃避群体，但又受不了孤独，渴望人间温暖。英文版的前言（译者陈顺妍写的）也是这样解释的。而这点在书的内容里就更没有表现出来，唯一和这个主题接近的是，主人公需要有女人发泄性欲，却又深恐背上任何责任。马悦然还解释说，《灵山》还表现了高行健找不到灵山，但找到了他自己；可读者读出的《灵山》恰恰是他失去了自己，完全失去了自己。他发现了人生的目标其实是虚无的，没意义的，那麽怎麽办呢？任何办法也没有。除了找个女人及时行乐其他全没意思。 且不说「人生无意义」和「渴望与人交往，又无法忍受他人」这两个不同的哲学观点任人皆知是存在主义者早就说过了的，不是高行健的原创，即使模仿，就算高行健在书中表现出了他自己或马悦然或陈顺妍解释出的主题，他也是在非常皮毛地理解存在主义，或者说根本没有弄清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什麽，因为他只「表现了」（他实在是什麽也没表现）或解释了存在主义的前半部。而存在主义的後半部，或者说存在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根本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去承担责任。而高行健要表达的却是人生皆无意义，最好逃开一切责任。 所以说，《灵山》无论从表现手法和所谓的哲学探讨上都不是现代派的或西方的，但他的现代派标签却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布的公报里说，高行健把自己列入阿陶德、布莱希特、贝克特和坎托尔一类的作家里。其实高行健和他们之间除了都既写剧本又写小说这个表面的相似之外，唯一的联系大概就是高行健是他们作品的拙劣模仿者。 ●不是传统小说 《灵山》当然也不是传统小说，这点谁都看得出来，它简直是一部破碎到捡不起来的纪实杂烩。如果就这样把民间传说、掌故、地方�摇⒌捞�途说堆砌起来，用抽象人称穿插一下，就叫「小说」的话，任何有一定汉语写作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以中国幅员之广阔，历史之悠久，地方�抑�繁杂、民俗传说之多，这种书可以写出成千上万本！诺贝尔文学奖每个月都发给中国人，也会应「发」不暇。 一本小说糟之不能再糟就是要把一个国家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都容纳进去。因为这是一个毫无可能做到的事，所以作者只能支离破碎地东一片瓦、西一块砖地拼凑这部所谓的小说。 当写一本书如果不必考虑整体构思，前後呼应，衔接，人物刻划，情节和细节描写等基本要求的时候，那麽这本书就应该很容易写。但读《灵山》却可以强烈感到高行健写作时的艰难，他说写了七年应该不是夸张，因为不是写切身感受的确很难。然而没有哪一部优秀文学作品不是靠心灵流出的鲜血才滴出美丽的。 ●「中国文化」成为卖点 高行健在用西方「现代派」唬住了中国人的同时，又用表现「中国文化」和「东方神秘主义」唬住了那些的确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人。虽然高行健在瑞典召开的题为「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家研讨会的论文《为什麽写作》里说自己「不去贩卖我在中国就已经由衷讨厌的所谓文化遗产，」但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的题目却是「文学与玄学．关於《灵山》」，说他的作品是表现中国历史上的三种文化：道教与佛教文化；民间文化；以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和禅学为代表的纯粹东方精神的文化。且不说这道教佛教文化怎麽和纯粹东方精神的文化是并列的，也且不细究上述到底是多少文化，就看看要在一本小说里表现中国几千年的三种文化是多麽荒唐、狂妄的想法，难道把各个朝代的传说民俗之类搬一点过来就是表现了那些文化吗？如果文化那麽容易表现的话，今天西方早就不会对中国那麽无知了。当然向西方兜售所谓的中国文化是最漂亮的卖点，在这点上高行健是绝对精明的。 高行健在《灵山》中既要表现中国的三种文化，又要表现「追求目标是无意义的」，还要表现「要逃避人群又渴望人间温暖」，在一本小说里表现三个完全不同的主题，连现代派的鼻祖，极尽创新努力的乔伊斯也没敢尝试过。高行健尝试了，什麽也没表现出来，但却得到了诺贝尔奖的首肯，不能不说是极为成功的尝试。 其实，没有什麽比「皇帝的新衣」更能准确地比喻《灵山》是什麽东西了。由於非常巧合的因素的「编织」，它成了足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丽服装」。 那麽这服装是怎麽编织成的呢（其实它还在继续被编织著）？读者在我後面的文章和采访中或许可略见一斑。我非常希望读者，尤其是关心文学的读者，先认真（耐心）地去读一读《灵山》，看它到底是一本多麽「无与伦比」的书，否则，瑞典文学院跟中国人开了这麽大一个玩笑，而中国人自己不去看这本用汉字写成的书，也跟著描述那衣服之漂亮，之新奇（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开始炫耀他们看见了那件衣服有多麽美丽，证明他们的审美已经达到了诺贝尔评委水准），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当然了，读者完全有理由怀疑我的判断，如果比尔．盖茨出於要表现和中国友好的愿望，慷慨地认定一个中国算盘为全世界最好的电脑之一，那麽谁要挑战盖茨的判断，都得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傻瓜。 虽然这世界上总是发生一些完全超出人们想像的事情，但我绝对没料到今生今世可以见到一次「皇帝新衣」故事的绝顶美妙的体现。 人家丹麦当年举国欢呼安徒生，而今天香港、台湾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安徒生笔下那刚穿上「新装」的皇帝，我的天哪，以後谁还敢再写童话了？ 2001-0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9👍 0💬 0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为何会在中国走红？
最近中国有一部话剧走红，剧名叫做《这是最后的斗争》。与当年《切•格瓦拉》一样，这部话剧在话语系统上属于左派谱系，但表现形式却与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为知识分子与小知识分子创作的戏剧，其表现手法颇为“后现代”，使用各种舞台手段调动观众视觉与听觉，并使之与舞台上的演员相呼应；《最后的斗争》设定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据介绍，这部话剧由军队剧作家孟冰编剧、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吴晓江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展示了发生在老红军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心灵较量：除夕之夜，脾气火爆的老红军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后重新相认的大女儿、非法集资行将败露的小儿子、古灵精怪的80后孙女点点、神秘人物周小剑，……各色人等暗怀心事，轮番登场。据评论，该剧鞭挞了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大胆触及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矛盾、特权阶级等敏感题材，批判了官场的腐败现象与滥用职权等现象。由于所涉主题敏感尖锐，曾经多次修改，剧名也曾改为《大过年》在小范围演出。 据说，在戏剧表现手法日趋法多元化的今天，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纯粹是靠着“狠”劲拼出来的，所谓“狠”主要表现为“台词够狠”，譬如“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就是理发，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这些台词多年前在网络上窜红，但用于话剧台词还是第一次。因此，该剧于今年5月连演10场，场场爆满，现在又二度连续公演，观众大呼过瘾而媒体不敢多加报道。 身处美国，我无法亲眼观看这部能高度调动国人情感并让观众为之激动的戏剧。但由此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一个时代与时代所孕育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这部话剧到底阐述了什么？它与十余年前使北京城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激动的《切•格瓦拉》一剧，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与政治倾向？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艺术与现实（尤其是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种“结盟”关系。只是这一“结盟”分为两类：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 在现代以前，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的形式比较单调，主要表现为以颂圣为主的诗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确定了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关系，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开始了胜利的政治与文学一体化，形成了所谓“国家文学”，即文学艺术受政治权力的全面规范和支配，这是在共产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的结盟，则往往表现对黑暗的揭露、对权力的鞭挞。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讽咏时弊、关心民瘼、揭露黑暗、抒发作者家国情怀。这类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结盟的作品往往具有感动人心的生命力，流传久远，能经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就成为人类文化瑰宝。例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承载的就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亡国之恨，晚清四大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当时失败的政治所催生的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文革”时期出现的“地下文学”也属于这一类型。每个时代都存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文学，成为对抗胜利的政治与国家文学的一种力量。 《切•格瓦拉》与《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两部剧本，其实都着力于阐释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种内在的、深刻而又紧张的社会关系。《切•格瓦拉》一剧试图阐释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贫富分化的两极结构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即人们通常说的“南北对峙”，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共鸣局限在新左及小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这是最后的斗争》阐释的却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两极结构。中国社会时下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种种社会不公，在该剧中以切近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以触目惊心的形式展现出来。不少剧评认为这部被称作“中国反腐第一剧”的话剧，无论就其表现的内容，还是发出的声音，属于左派，因此表明左派登上舞台。 毫无疑问，在专制极权社会中，民众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正常管道，也没有公共表达的自由，文学作品与戏剧往往承载着民众的愿望，普通人借传播与观看文学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消费”着政治。12年前笔者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以及三四年前曾流行一时的反腐小说与反腐电视剧、电影，就是社会的“两极结构”在学术研究与文学艺术上的投射。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禁止，但一有机会就破土而出。《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剧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就是一例。特别是到了现阶段，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解旧秩序与重建新秩序的双重力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变得极其复杂，官方已难以达到全面控制。最近河北保定“官二代”李启铭（李一帆）校园飙车撞人后出语“我爸是李刚”，导致以“我爸是李刚”一语为主题创作的各类段子迅速红遍网络。 《这是最后的斗争》使用的话语属于左派系统，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共产党政治与左派同源，使用左的语言系统抒发家国情怀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起了一种政治保护作用；第二，在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传播领域里，共产意识形态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传播过程中使用这类语言，使演出者与受众间易于形成互动并产生强烈共鸣。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0年10月2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0/play/）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八章∶《纽约时报》的半夜电讯
4月14日的夜晚，当“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上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距离它几百海哩的纽约市一片平静。虽然纽约是个有着丰富夜生活的城市，但这天是星期天，人们玩了一个周末，多数都累了，此刻已进入梦乡，为第二天的紧张工作积蓄精力。 纽约所以被视为世界最大城市之一，不仅因为这里是金融中心，还由于它是新闻通讯中心，这里有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和数十家报纸，竞争非常激烈。 此刻，座落在纽约市曼哈顿43街的《纽约时报》编辑部，已不是像白天那样人声鼎沸、电讯川流了，过了半夜12点，第一版的要闻也已下稿，可以说是编辑们一天最轻松的时间了。当然，人们说，干新闻的没有星期天，因为“新闻”没有休息日，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报社永远要有人值班，记者永远要处于消防队员的状态，随时准备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他的“水笼头”——话筒和笔，奔赴“出事”地点，采写报道，挖掘独家新闻。记者其实是撰写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最早知道新闻，最快挖掘出丑闻，最迅速了解重大的灾难和危机。 此刻，《纽约时报》编辑部执行总编辑卡尔．范．安达就遇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 创办了一百多年的《纽约时报》，当时虽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美国新闻界的龙头老大，但已在纽约的报纸之林中举足轻重。当年美国正进行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罗斯福挑战当任总统塔夫脱，成为媒体关注报道的重点。在最后截稿时间，总编辑安达把罗斯福和塔夫脱的竞选报道安排在了第一版，作为星期一见报的头版头条新闻，然后就发排印刷厂了。星期一的报纸一般来说比较容易编发，因为版面比平时少。对报社来说，最重要的是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的报纸，尤其是星期天这期。因为星期天的报纸最为读者需要，发行最好。人们工作了一周，星期天一般都要看看报纸，找找新闻，或者看看娱乐版的消息，去观赏戏剧或听音乐会。星期天的报纸销量远比平时多。即使今天也是这样，《纽约时报》平时发行量90万份，星期天的发行量达160万份，几乎翻了一番；平时一般有90版，而星期天那期达到400版，一大叠子。而星期一版面最少，一般只有50多个版。八十六年前，《纽约时报》也基本是这样的版面安排，所以执行总编安达很容易就把星期一的报纸版面发排完了。 《纽约时报》的新闻传递装置和今天相比当然是太原始了。当时没有传真机，没有电脑，只靠无线电传递电讯。而无线电才发明了不到20年。1901年，无线电发明家马科尼在加拿大纽芬兰建立了“雷斯角无线电基地”，才能比较长距离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位于《纽约时报》11层大楼第8层的无线电讯室，收到电讯后，要把它装在一个木头盒子里，然后用绳子吊着，通过楼层之间的一个升降井，把它吊落到编辑部。如果是重要的电讯，电讯室的值班员就使劲摇晃绳子，使这个装电讯的木头盒子撞击升降井的金属壁，发出类似“报警”的信号。 安达的新闻敏感 半夜12点，编辑部一片寂静。在1点20分的时候，突然那个木头盒子从八楼的升降井落下来，同时是剧烈的盒子撞击金属壁的声音。值班的新闻处理员一个箭步冲过去，把电讯迅速读了一遍，然后马上把它送给了值班的总编辑范．安达。这是一则从加拿大纽芬兰“雷斯角无线电基地”发来的美联社消息，电讯内容是∶ 美联社4月14日星期天晚电讯∶今晚10点25分（纽约时间），白星轮船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客轮向雷斯角无线电基地发出求救信号，说该船撞了冰山，急需救援。 安达立即给白星轮船公司打了电话，了解进一步的信息，同时又和《纽约时报》驻加拿大哈里法克斯和蒙特利尔的记者联系，要求他们迅速了解新的情况。通过各路回来的信息，安达了解到，在这之前，加拿大阿兰航运局就收到了同样的电讯，转给了它所属的客轮“维吉尼亚号”。“维吉尼亚号”正从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开往英国的利物浦，临时改变了航线，驶向“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西经50度14分，北纬41度46分。 “泰坦尼克号”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和白星轮船公司的另一条船“波罗的海号”，也都收到了这样的电讯，正赶往出事海面。“维吉尼亚号”最后一次收到“泰坦尼克号”的呼叫是在12点27分，可能这是它接收到的最后一个从“泰坦尼克号”发出的讯号，因为纽芬兰的“雷斯角无线电基地”再就没有得到“维吉尼亚号”的电讯，因为它已驶到了“雷斯角”无法接收到电讯的遥远海面。 安达仔细研读这些电讯，反复思考要不要撤换版面，刊发这些消息。因为印刷厂马上就要开机印刷明早的报纸，他已没有时间再核实等待新的电讯。他迅速地评估判断“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可能性和结果。反复衡量，最后下了决心，立即把头版的罗斯福和塔夫脱竞选总统的新闻撤换到内页，在头版刊发“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消息。支持他做出这样新闻判断的根据是∶ 第一，他从气像和航海信息知道，由于这个冬天比较温暖，导致丹麦附近的冰山破裂，变成一座座小冰山沿着北大西洋海面向南部漂流，零零散散地漂浮在纽芬兰附近的“格兰德班克客轮航线”一带。在星期天晚上，刚刚抵达纽约的康纳德公司的客轮“喀玛尼亚号”报告说，它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躲过几乎堵塞了“格兰德班克客轮航线”的一座座冰山。另一艘客轮“尼瓜拉号”，在开来纽约时撞了冰山，船底被撞出两个洞，但它摇摇晃晃地坚持开到了纽约。 第二，近年来，已有多起轮船撞冰山的事故发生。1879年就有著名的“亚利桑那号”事件；1899年唐纳森轮船公司的“康克地亚号”汽轮撞了冰山；1907年有“克隆波瑞兹威亥姆号”事件。在1911年，也就是一年前，行驶在北大西洋上的“哥伦比亚号”汽轮，船身被冰山撞得翘了起来。但这些轮船都没有被撞沉，都维持着驶回了港口。但在马科尼发明无线电之前，有些轮船在大西洋上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谁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也许就是撞了冰山，但因为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无法让陆地的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麽事情。著名的是1856年在大西洋上消失的格林轮船公司的“太平洋号”汽轮，无人知道它的下落。最后在海岸线发现了一个从大海漂来的瓶子，里面有个纸条写着∶ 写在从英国利物浦开往纽约的“太平洋号”汽轮的甲板上——这条船正在下沉。船上一片混乱。船的四周都是冰山。我知道我无法逃了。我写这个纸条，是想告诉那些挂念的亲人，我们遇难的原因。发现这个纸条的人，请把它发表。WM．格雷厄姆 在当时全世界所有媒体都一面倒地夸赞“泰坦尼克号”是“上帝自己也无法使它下沉”的“永不沉没的”巨轮时，要发表这样一篇斩钉截铁地确定“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正在沉没的消息，对任何一个报纸的编辑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范．安达以他的新闻敏感和分析判断力，毅然决定，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四行黑体大标题刊出∶ 新客轮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 船身在半夜时分下沉； 女人已上救生艇； 零点27分接到最后一个无线电讯。 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记者和老道的编辑，安达还在通栏报道的后面加上了“泰坦尼克号”乘客中的名人介绍，这些名人有∶总统塔夫脱的侍从武官和密友阿奇．巴特少校；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夫妇；著名慈善家和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银行世家、国际管道公司总裁本杰明．古根海姆；画家、罗马统一艺术学院院长富兰克．米利特；大干线铁路公司总裁查尔斯．海斯；白星轮船公司总经理和国际航运公司总裁布鲁斯．伊斯米。 在额外另增加的版面上，还刊登出一般乘客的名单。安达设想，这个消息和这些乘客的名字，一定会在早晨成为整个美国所有家庭饭桌上的话题。 在《纽约时报》早晨版发出几个小时之后，安达坐在办公室里抽著雪茄，盘算着怎样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无线电讯信息。他通知报社的资料室，马上收集整理所有和“泰坦尼克号”有关的统计数字和船上乘客的资料，尤其是近年来所有撞了冰山的轮船的资料，要一气把这个新闻做足。 事后证明，范．安达的新闻敏感，使《纽约时报》脱颖而出，从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开始，揭开了《纽约时报》位居美国近两千家报纸群龙之首的领衔地位的序幕。正如美国作家温克雷格．韦德在他的书《泰坦尼克号∶梦想的结束》中所说∶“范．安达的新闻处理从此给了《纽约时报》在整个20世纪国际新闻业中的领先地位。” 乐观的白星公司 15日早晨，《纽约时报》第一版一上报摊，简直像是一枚炸弹，把美国所有城市都“炸”开了锅，正如安达预料的那样，这条消息成了几乎所有美国人谈论的话题。每个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上帝自己都不能使它沉没”的人类第一艘最大的轮船，怎麽会沉没？它是真的吗？ 其它报纸的编辑们也存在这样的疑问，所以他们虽同样收到了发自“美联社”的电讯通稿，但下笔都非常谨慎。纽约的另一张大报《纽约先驱报》的大标题是∶新客轮泰坦尼克号撞冰山呼救；各船驶去救援 在当天《纽约时报》的最后一版，该报更是非常肯定地报道说，“泰坦尼克号已经沉没。”但整个美国没有任何一家报纸的编辑敢跟随安达这样报道。 早晨八点，各报记者云集位于曼哈顿百老汇九号的“白星轮船公司”办事处和“国际航运公司”总部，但“国际航运公司”副总裁和执行总经理查尔斯．富兰克林非常乐观，他回答记者说，即使“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也会在水面上漂浮好几天，绝不可能沉没。那些报道说“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的无线电讯号，可能是由于线路问题出现的偏差或“气候的干扰”导致的信号误传。 富兰克林信心十足地对记者保证∶白星和国际航运公司“绝对地满意”泰坦尼克号巨轮的质量，没有任何理由现在对船上乘客的安全发出警报。结束时他再次强调∶泰坦尼克号是一条“实用的永不沉没的轮船”。这话和“泰坦尼克号”启航时英国的《造船者》杂志的赞美之词一模一样。 无数的问询电话打进“白星公司办事处”。到了中午的时候，一批批乘客家属和朋友亲自跑来“白星公司办事处”打听消息。他们中有本杰明．古根海姆的太太，阿斯德太太的父亲福斯，摩根的儿子，他不知道父亲因为感冒没有搭这艘轮船。还有几百或上千的没有人知道的无名的面孔。他们都焦急地想得到亲人的消息。但他们得到的是富兰克林那张永恒的笑脸和他早晨时告诉新闻记者的那些话∶“泰坦尼克号”绝对不会沉没，乘客的安全更是不用担忧。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他特别强调，那些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都是传言，现在有很多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可能是他们打错电码发生的误差。 很快，《纽约时报》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陆续来的电讯说，“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但没有任何问题，正驶回纽约。当时无线电在美国还是一个新玩意，很多人都想玩玩它。美国当时也不像英国那样有规定，必须注册才可以使用，所以谁都可以发送无线电电讯。 在中午时分，通过加拿大蒙特利尔转来的纽芬兰“雷斯角无线电基地”发出的电讯说∶所有的乘客都是安全的；“维吉尼亚号”正拖着“泰坦尼克号”到哈里法克斯港。白星轮船公司为了表示他们一向的服务乘客的精神，特意宣布，将租用一列特快列车，从纽约赶去哈里法克斯港，迎接安全归来的“泰坦尼克号”乘客。这个列车立即就出发了，上面还有一些著名乘客的家属，如慈善家、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的女儿，国会议员休斯，他的女儿在“泰坦尼克号”上。同时，白星公司还发电给加拿大政府航运部，租用他们的汽轮“劳里斯女士号”去接应“泰坦尼克号”，并帮助它驶进哈里法克斯港。 纽约保守的晚报《纽约太阳报》刊登出大字标题的报道∶所有“泰坦尼克号”乘客都已获救；巨轮正被拖往哈里法克斯港。 这家《纽约时报》的死对头，同时还刊登出文章，指责《纽约时报》报道说“泰坦尼克号沉没”是不负责任。美国的其它几家大报，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和《沃赛斯特晚间新闻报》的头版大标题，都和《纽约太阳报》差不多，一片乐观。《华尔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盛赞“泰坦尼克号”所体现的人类不可战胜的科技发明和创造精神∶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轮船受到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沉没。它的水密舱是真正的不透水舱。这艘船的船首部分一定已经进水了，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只是船头下沉，还保持在水面上漂浮，即便最镇静的人，也会被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所震惊。人类是地球上最脆弱、也是最不可征服的创造物。人类的身体保护和进攻能力都在发展，但人类有着非凡精神的大脑。人类用智慧战胜了大自然的障碍，这种智慧是最伟大的力量，整个宇宙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比拟。” 下午2点，从大西洋中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从救援的“卡帕西亚号”转来的。这个消息更令人乐观∶所有的“泰坦尼克号”乘客都获救，并被转到“巴黎人号”客轮。海面已经平静。“泰坦尼克号”正被阿兰公司的“维吉尼亚号”拖向港口。由于“维吉尼亚号”和“巴黎人号”都是开往纽约，那就意味着“泰坦尼克号”的乘客不是去了哈里法克斯，而是回到纽约，因此那辆正紧急开往哈里法克斯的特快列车也掉头往回开了。 英国和欧洲大陆，当时主要依靠美国这边的无线电基地发出的电讯获得消息。这些好消息，使开始非常慌乱的英国也平静了很多。股票市场也开始回升。 在《纽约时报》早晨刊登出“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沉没”的消息后，在纽约的股票市场，“泰坦尼克号”上运载货物的保险费率，一下子狂涨50％，然后又涨到60％。随着这些乐观的消息不断出现，工商界又有了信心，伦敦股票市场的货物保险费率跌了50％，然后又下滑到45┅┅30┅┅最后以25％收盘。 “国际航运公司”的股票在早晨大跌了一阵子后，现在也开始回升。而发明了无线电的专家马科尼的无线电股一路飞涨，两天之中从55点一路升攀到225点。 愤怒的乘客家属 纽约的百货商店大亨约翰．沃纳梅克为了推销商品，在他的纽约和费城的商店都安装了当时被视为非常时髦的收音机，他还宣布要安装无线电，让两个商店在不同城市用无线电联系，顾客不出他的商店，就能和他的另一个商店联系上。沃纳梅克雇了21岁的戴维．萨尔诺夫做商店的无线电报务员，在安装那天，还特意让萨尔诺夫表演给顾客看。在这一天的下午4点35分，充满活力的萨尔诺夫突然从微弱的电波中侦测到一个信号，是从距离纽约1400海哩远的大西洋上航行的“奥林匹克号”发来的，这个电讯非常简洁、细致并具有权威性，电讯内容是∶ 在纽约时间凌点47分，发现“泰坦尼克号”沉没。有675人获救，正由“卡帕西亚号”运往纽约。 这个电讯把整个美国都震惊得呆傻了！一个“上帝自己都无法使它沉没”的巨轮，现在居然真沉没了，船上有近两千名乘客和船员都淹死了，这是人类从没有过的巨大海上灾难！ 《泰坦尼克号∶梦想的结束》的作者韦德感叹道∶“接近两千名乘客和水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水上灾难。这是那些无辜的乘客无法想像的一场『批发性』的大屠杀。多少年之后，即使20世纪的任何战争，也不能和泰坦尼克号船难造成的全球震惊的广度和悲情的深度完全等同。” 接收到这个电讯的《纽约时报》报务员萨尔诺夫后来说∶“很多人问我当时接到这样的电讯是怎样的感觉。我怀疑我在接到这个电讯之后的72个小时还有感觉。我把这个电讯给了新闻机构和报纸，然后那就像打开了所有的精神病院大门。所有的电话键盘都在旋转，另外的电话上在哭泣。巨大的人群围住了报社贴出的每一个消息板┅┅” 这时白星公司的办事处正被全美国各地打来的潮水般电话轰炸，还有全世界发来的电报。一群群的乘客家属和朋友从四面八方赶向白星公司办事处。至死乐观的富兰克林解释说，“卡帕西亚号”可能装运了一些获救人员驶回纽约，但至今还没有从“巴黎人号”得到任何它发来的电讯。言外之意，可能“巴黎人号”上还有更多获救的人。 到了晚上7点钟的时候，富兰克林挺不住了，他喃喃地对记者说∶“那些说所有乘客全部获救的报道可能不准确。”半夜的时候，富兰克林结结巴巴地对仍然等候的的记者们承认说∶“我深感痛苦地告诉你们，泰坦尼克号已沉没，生命损失惊人。我先前所以那样对你们说，是建立在一流专家的分析判断上，我无法明白现在的一切。” 在半夜一点钟时，在《纽约时报》大楼外的消息告示板前，围着四千多人。虽然其它一些报纸也贴出了消息板，但《纽约时报》已用它早晨的报道证明这是唯一让公众信任的报纸。美国《时代》周刊曾称《纽约时报》是“人类最后一张伟大的报纸”（本书作者注∶这个说法值得探讨）。而《纽约时报》的升起，正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之际。 在白星轮船公司纽约办事处门口，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大，一片哭声。亿万富翁阿斯德的弟弟文森特．阿斯德走进了白星办事处，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他双手捂着脸，抽泣着离去。霍伊德先生也来到白星办事处，他的兄弟和兄弟媳妇都在“泰坦尼克号”上。他出来后，向外面聚集的人群哭喊着∶“我的上帝，我们被毁了，他们都死了！” 当一名记者打电话给阿斯德妻子的父亲福斯，告诉他这个消息时，这位老人在电话中哭着喊道∶“啊，我的天啊！别告诉我这个，不管你在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它都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 愤怒的人群包围了白星公司办事处，大批警察也赶到这里，防止发生意外。无法遏住悲愤之情的人群，对着白星公司办事处大门高喊∶“你们对我们撒了谎！”“为什麽要骗我们！” 谴责的潮水 著名美国小说家、《嘉丽姐妹》和《珍妮姑娘》的作者西奥多．德莱塞原来准备乘坐“泰坦尼克号”从英国返回美国。临行前他改变了主意，决定乘坐比较便宜的红星轮船公司的“科隆兰德号”客轮。当他在正行驶在大西洋上的“科隆兰德号”上听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他写道∶“大家都去了船尾，注视着前方那一片无际的黑暗。人们能听到那嗖嗖响着的海水，那断断续续的轮船号角的深沉鸣响┅┅我回到房舱，想到两千被淹死的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幸存，心里感到绞痛。” 美国总统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下令海军派遣两艘最快的巡逻舰从维吉尼亚出发，全面搜寻“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的海面。同时迅速和“卡帕西亚号”联系。塔夫脱这样积极，不仅是出于人道情怀，还因为“泰坦尼克号”上有他的侍从武官阿奇．巴特少校。巴特不仅是白宫的高参，还是他的助手和密友。 由于拿不到进一步的准确消息，各报就刊登航海专家、学者的评论和造船工程师的分析。这些专家的评论几乎都是尖刻的批评。航海工程师斯坦利．鲍德勒把“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死亡说成是“为堕落的奢侈做的牺牲”。他说，这个被誉为在海上漂浮的皇宫的“泰坦尼克号”，“在规模上，是堕落；在为她迷狂上，是愚昧；在速度上，是犯罪。” 《华盛顿邮报》引述海军元帅杜威的话说∶“从此以后，无论是哪个乘客过大西洋，每次都要提心吊胆地把命攥在手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宁可绕地球一圈儿坐最好设备的交通工具，也不会坐横渡大西洋的轮船。” 海军造船师罗勃特．斯托克研究了“泰坦尼克号”的结构，和她在海上漂浮的时间，然后做了最刺激大众的评估∶“泰坦尼克号一定是全速前进正面撞到了冰山上，她的水密舱一定从船首一直被撞瘪到船尾。” 当一个消息说船长史密斯身亡之后，美国大小报纸都是史密斯的照片。几年前，史密斯船长曾在接受纽约一家报纸采访时说，他的航海生涯都是一帆风顺，没有出过任何意外，连一次别人的船难也没有见过。史密斯曾打趣地对记者说∶“你看，我是一个没有好的素材供报纸报道的人。”现在，史密斯成了所有报纸报道的对像，成了最好的“素材”。 在其它报纸大挖史密斯的资料渲染报道时，《纽约时报》又独树一帜，安达挖掘出“泰坦尼克号”的大部分乘客没有获救的原因∶船上只有供一半人用的救生艇。这下子舆论大哗，人们纷纷谴责白星轮船公司草菅人命。但白星公司解释说，英国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是，一万吨以上的客轮配备16艘救生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比规定的数量还多。但白星公司忘了提的是，“泰坦尼克号”是六万五千吨，是规定的一万吨的六倍多。 美国的报纸几乎一面倒批评英国的这种救生艇政策。《费城北美报》激烈地指责白星轮船公司为了利润不顾乘客死活，是“谋杀者”∶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最黑暗的几个小时里，甲板上展开了一场人权和利润的冲突。严重的代价付出了，但除非整个国家禁止那些特权阶层用男人和女人的生命来计算他们的经济利益，否则代价就要一直付下去。这是那些被谋杀的男人女人们在海底深处给我们的沉默的告诫。” 《旧金山探询报》把英国贸易委员会骂成是“杂种”，说这种救生艇政策是“对现代文明的嘲讽。”海军造船工程师雨果．菲利尔在报上撰文指出∶“如果泰坦尼克号是在美国政府监管下，它的拥有者会被要求给这条船至少配备42条救生艇。这42条救生艇可以承载2237人。英国的这种规定，完全是落伍的，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改进。” 人们不放心本身的缺陷 经过早期的乐观报道，现在看到事情是这样，整个英国都惊呆了。英国国会议员亚历山大看到报纸上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大标题，向身后一仰居然死了。尤其是南安普敦港，“泰坦尼克号”的大部分船员来自这个港口城市，更是被巨大的悲痛淹没。到了下午，在英国的报纸版面上，愤怒取代了悲痛。《编年报》激愤地写道∶为什麽开始是那样乐观的消息，“一定是美国有些人就在那里不负责任地制造电讯。”这张报纸呼吁∶“再也不要发生这种事！”另外一个编辑写道∶“是谁制造了这个假新闻？什麽动机？这里是不是有些马虎的美国记者在那儿把一半传说、一半想像的东西，写成煽情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商人为了影响保险费率而故意编织假消息？” 美国司法部下令调查是谁发出了“泰坦尼克号全部乘客获救”的假消息。尽管管理无线电的官员怀疑这种可能性，但司法部认为，可能是有人想利用这种假消息，拖延时间，以使“泰坦尼克号”运载的货物的保险费保值，或从中获利。 当美国的报纸在谴责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大人物”玩忽职守、草菅人命、制订那样荒唐的救生艇政策时，英国的报纸指责美国的“小人物”——那些乱发电讯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和乱发报道的新闻记者。 但不管大西洋两岸的报纸怎样互相抱怨指责，但双方的报纸都承认，以大西洋摄氏零度的气候，落进海里的乘客幸存的机会微乎其微。同时两地的报纸也承认，损失是巨大的，除了近两千条生命，经济损失也是空前的。 “泰坦尼克号”建造时，激烈地反对建造这艘船的英国《经济学人》月刊的编辑早就警告过∶“这种魔鬼般的巨船，将会使世界上众多的富豪和名人高度集中在一个船舱，它超过了当今世界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据保守的估计，它的经济损失就有1200万美元。仅船上的珠宝，就买了500万美元的保险。华尔街股票市场一片暗淡，十几种被视为美国经济中流砥柱的股票都骤然降到一位数。 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华尔街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打击了人们对科技的信心和生命的信念。《芝加哥论坛报》做了这样的结论∶“在大洋上旅行绝对安全已成神话。”《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文章说∶“尽管人类做了所有努力，危险仍然存在。在大自然的野性力量面前，人类经常像无助的婴儿。” 在随后的几天中，从美国到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每个国家的人都在谈论一个话题∶“泰坦尼克号，这艘被所有的造船工程师和航海专家都一致认为绝不可能沉的巨船，竟在几个小时内沉没到大西洋底。如果这样高超的科技成就，竟是如此脆弱、转瞬即逝，那别的东西又会怎样？如果在一个晚上，人的财富和生命转眼皆空，那麽人的生命时光又有多少意义？什麽是人生存的价值？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使人们更加醒悟的是，人们不放心的并不仅是物质成就和对科技的可信赖程度，而是人本身的缺陷。不是挑战大自然、追求科技成就而导致的灾难，而是人为的一系列失误┅┅ 2012-04-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黄梁梦醒：中国并非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
何清涟 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总算集体“看衰”了，这一“看衰”，与原来的“看好”相比，那真是有万里之遥，比如索罗斯说“中国经济衰退会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新西兰财长则表达了中新经济连体婴儿般地担忧：“若中国经济硬着陆新西兰衰退风险加大”。只是看衰的原因莫衷一是，有认为是反腐导致政局不稳从而造成经济衰退，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直接导致经济危机。 这些评论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国经济的体质注定其繁荣难以持久，中国从来就不是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 欧美拉非同一梦：中国政府松开钱袋 不少中国人在本国失业者持续增加、中低阶层生活日益艰困，都在嘲笑本国领导人鼓吹的“中国梦”虚幻缥渺之时，都没有想到国际社会正在做另外一个“中国梦”，希望“中国政府松开钱袋”，前来投资，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并拉升就业。 这梦说来疑幻但亦真：“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故事——持续30年，年均10%的国民收入增长，数以亿计中国人民脱贫，从不名一文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过程，贡献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5%、全球GDP增长的25%。”当然，不少国家的当政者念兹在兹的是：中国那堪称全球之冠的4万多亿外汇储备，能掰给咱国家一只小角那就好了。 中国政府确实也在松开钱袋的扎绳，大规模海外投资正在“进行时”。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3年底，共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18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的3383亿和日本的1357亿。从2005年到2014年上半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累计达5153亿美元，工程投资累计达3551亿美元。投行界普遍公认，2014年中国的海外投资有很大可能接近甚至超越日本，很快将突破1万亿美元。 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富国与穷国倒也一视同仁，这从投资行业的分布可见。无论是累计金额达5153亿美元的直接投。还是累计金额达3551亿美元的工程项目，能源行业占据了将近50%的比重，金属矿产类行业也是直接投资主要目标，而海外工程项目的另一重点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交通行业。这些都是洒向发展中国家的雨露，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比较优势”，引进中国投资既能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又能增加就业。 美、英、德成为近年中国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2007年至2013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了14倍。目前在美国50个州当中，有35个州有中国投资，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三个州。中国投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能源﹑房地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信息﹑电子﹑生物科技、绿地项目等多个领域，并为美国创造了8万多个就业岗位。 德国也成为中国投资的热土：2012年德国独占中国对欧洲FDI项目的38%，远超英法两国之和，后两者的份额分别为22%和5%。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在德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高达139个，仅次于美国和瑞士，成为在德投资项目数量第三大的国家。据德国Das Statistik-Portalke Next网站引用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德国开办2500家公司，为德国创造了1.2万个职位。 投行界从中国市场收获也不小， 2014年，投行在中国市场的总收入达创纪录的60亿美元。虽然远低于美国与欧盟国家，但除了中国，再到哪去找这么一块“成长的大饼”？更何况，希望之光在前方闪烁：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境投资者，中国的全球离岸资产将增至现有水平的3倍，即从目前的6.4万亿美元增至近20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投资者，并有望成为未来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中国经济衰退让全世界心情变糟糕，就因为对中国这位拯救者寄望太高。 不是北京不想救，有心无力才是真 按照中国政府的本愿，确实极想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有时天不从人愿，尤其是习李二位的福气远不如胡温，接手江山之时，已经是土地、江河湖海、天空立体污染，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近30年的三驾马车齐齐死火，有着将近七亿日消费2美元以下的人口（亚投行曾将日消费2美元定义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习李二位有心无力。这些，我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2012年10月）已经有过详细分析。 那些判断21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的分析人士，始终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一个国家要想经济持续发展，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是必须在资源上占有极大优势、政府与国民有很好的资源节约意识，还有领先的产业系统，比如美国加拿大；二是技术领先优势，比如现在的美国，二战以前的英国。英国与中国虽然都被冠之以“世界工厂”之名，但英国的世界工厂依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支撑；中国这“世界工厂”，从功能上来看，只能算是世界工厂的一个组装车间而已，与英国昔日的世界工厂不能同日而语。一旦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再低廉，国际资本将另觅成本洼地。2009年只是国际资本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开始。自那以后，中国经济的颓势已不可挽回，中国政府依靠四万亿救市，扶持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只是暂缓衰退之势，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 上述这些观点，是我多年以来在《世界工厂的劳工现状》、《“奥运狂奔”未竟，中国经济危机毕显》、《2009年：中国经济衰退“狼来了”》等文里反复强调的。 如今只重复一点：中国世界工厂的辉煌，完全是依靠比较成本优势，即廉价土地与劳动力。为了支撑“经济发展”，中国不计后果地掠夺性消耗本国资源：水源、土地、空气这些人的基本生活资源受到严重污染；矿产耗尽。根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共有资源枯竭型城市118个，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18%，总人口1.54亿。除此之外，在中国西部与西北部省份，早在2005年就已经产生了1.8亿生态难民（潘岳对传媒公开的数据）。 中国之所以有钱到海外投资，在于中国敢于开动印钞机，并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印钞国。2013年1月，中国21世纪网数据部对来自全球主要央行的2008-2012年M2数据进行统计，得出结论：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21世纪网这一统计与其他估算相吻合。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2003-2013年的10 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主要来自于新增货币投放。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只占1.1%，说明中国货币的含金量太过微小。 中国用来投资海外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可以设想，如果IMF今年愚蠢到让中国加入一篮子货币计划，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硬通货，各国在欢迎中国投资的同时，大概也得承担中国滥发钞票的外溢后果。 现在对这些经常挂念中国那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中国观察者来说，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那令人艳羡的外汇储备正在下降，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元，已降至今年7月的3.65万亿。 中国经济滑入长期衰退只是开始 中国对外开放近40年，2008年以前，发达国家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的投资宝地与最大的商品市场，结果发现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而相继撤走，与此同时，中国的劣质商品销遍全球，引起不少国家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丧失信任；2008年以后，世界各国经过金融危机的打击，都希望中国出面“拯救世界经济”。这些满怀希望的人士，有意忽视了等待“拯救”的国家如欧盟、新西兰、南非等国人民远比中国大多数人过得富裕，却指望一个尚有8亿多日均消费2美元以下人口（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曾将日均消费2美元定义为中产阶级中的低阶人口）、水陆空重度污染、人民基本无福利的国家来“拯救”世界经济。这个荒唐的梦想以《中国廉价资本或将涌向全球》为代表：“我们需要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Three)，这一次让中国提供资本，并再次让美国吸收其中的大部分，从而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华尔街日报》，2015年1月22日）。 所谓“金砖四国”、新兴经济体国家、G2（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来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等概念层出不穷，既承载着国际社会不断冒出的希望泡沫，又见证着国际社会接踵而来的失望。也正是在2009年以后，巴西、土耳其、南非、俄罗斯等国与中国加速发展经济关系，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列车，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预言人类悲剧的人注定不得人心。但我做这种“不得人心”的事情已经太多了，不在意再增加一次。指望中国这一穷国来拯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富国，可能在几年内会产生短期效益，但结果却是中国会产生更多穷人与生态难民。对那些曾希望中国成为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的人来说，有关中国的未来，最悲惨的不是中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最好是cross fingers（攥拇指求老天爷保佑），让中国不要成为步中东非洲之后的难民输出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economy-20150827/293581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中国时报》：理性的歧途？曹长青抨击马悦然
【中国时报 记者陈希林／台北报导】谁是真正的知识份子？旅美的中国大陆作家、异议份子曹长青昨天与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合作推出《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一书。曹长青强调敢言、直言对知识份子的重要，也说知识份子的路相当难走，一不小心就会为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曹长青说自己因为支持台独、藏独的立场，在大陆「独就是『毒』」，所以他的作品都不能在大陆发表。他说，上个世纪战争无数，万千无辜生灵受害，原因都是知识份子的意识型态在作祟，导致人类巨大的灾难。 在《理性的歧途》一书中他直言批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华人得主高行健、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马悦然两人。曹长青说，高行健的作品在西方主要国家劣评如潮，他的获奖是瑞典学院的「善举」。至於马悦然，曹长青说，对西方文学「无知到近乎白痴的程度」，且「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相当有限。」 曹长青说他曾经「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以两个月时间读完大部分高行健的作品，之後感到非常愤怒。他说高行健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劣质到无法读的程度。」 而马悦然所扮演的，曹长青认为，就是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当中那个老臣的角色,「指鹿为马，结果世人看到了一部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 除了抨击马悦然、中国知识份子及文坛之外，《理性的歧途》还介绍了西方的左翼、右翼知识份子，以及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沙卡洛夫（萨哈洛夫）、哈维尔等中部欧洲以及东欧的知识份子。 （2005/11/10） 2005-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人都冻死了，还全球过暖呢
全球190多个国家刚刚在哥本哈根开完怎麽对付“全球过暖”的会议，世界就进入近年最寒冷的冬天，暴风雪袭击世界各地，冰冻、严寒，死亡，人类像进入冰窟时代！ 俗称大苹果的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现在整个城市像个大冰箱，冰天雪地，很多人冻得不敢出门，导致这个世界繁华的商业中心，不少商家提前关门，因没有顾客。报导说，整个美国东北和中西部，都被暴风雪袭击，很多地方的积雪超过一尺厚。美国南端的佛罗里达州，向来被称为退休老人的天堂，因为四季如夏，阳光灿烂，棕榈树常青。但这次气温最低也降到快接近结冰（华氏32度）。整个美国，除了孤零零飘在太平洋的夏威夷之外，几乎都处于寒风刺骨之中。 不仅美国，世界很多地方都被冰雪肆虐，南韩首都首尔，遇到近百年来最大的暴风雪，积雪超过26公分，创下最大降雪量。报导说，首尔的陆空交通一片混乱，所有露天停车场全部被积雪吞噬。 英国在大风雪、甚至冰雹的威胁下，很多学校停课，交通严重受阻。气象报导说，这是英国15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气温创下最低纪录。报导说，有一群民众在酒馆里被风雪困了三天。 人口超过十亿的印度，情况更糟糕，Google上的最新消息说，印度北部和东部因受寒流侵袭，迄今已冻死100多人。 在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首都北京也被暴风雪笼罩，京津地区，以及整个华北地区，降雪量均打破自1951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元旦之后的北京气温，超过1986年以来的最低值。由于华东、华中等地区也都出现雨雪冰冻，所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取暖用电量都大幅升高。报导说，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份普遍出现了电煤短缺局面。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局部时段已出现拉闸限电情况。 不知此刻会有多少人感叹，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不是说“全球过暖”、北极圈要融化，海水上涨，2014年就要淹没世界吗？这些高喊全球过暖的人，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当然，戈尔不会像印度穷人那样被冻著，他住的是豪宅，暖气十足，大概还“过暖”，因据当地田纳西州电力局记录，戈尔家前年的用电量，是美国平均家庭的20倍！他家还有电控的大门，电力恒温的巨型游泳池。可能现在戈尔先生正躺在恒温中，构思下一本防止地球热爆炸了的书呢。 对全球过暖说的质疑，大概会随著这场严冬和暴风雪而升温。在全球风雪之际，在美国大学教物理的方励之教授写了篇文章，也来讨论全球气候过暖问题，题目是“全球变暖中的物理和非物理”，强调全球气候研究，应属物理学领域，但现在却被扯入政治纷争。该文批评戈尔用全球过暖煽情，说再有7年就是世界末日（戈尔是2007年这样说的，等于再有5年大家就会看到，世界到底是不是“末日”）。 作为物理学家，方励之提供了物理学界的一些情形∶两个月前，美国物理学会起草了一份新的“气候变迁”的政策说明，在内部徵求意见。方教授说，这个“新版本的调子略微向反对派倾斜”，因为有这样的“关键句”∶“现有的气候模型，看起来还没有足够可靠地说明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对过往气候变迁的贡献”。等于是说，所谓全球气候过暖是人类释放气体所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美国物理学会在全球物理界具有权威的地位，这样的政策更说明∶所谓全球过暖及其原因，至今在科学界还没有定论。但全球最高喊气候过暖、并因此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却拒绝对此辩论，说“辩论已经结束，现在需要的是行动”。但是，当基本的数据还有问题、科学界还有争论、连美国物理学会这样权威的机构都支持“证据不足”，怎麽可以说“辩论已经结束”呢？ 即使不从物理学的复杂专业角度，只是从常识来看，所谓气候过暖是人类排放气体所致，也是令人质疑的。首先，有科学家指出，所谓全球气候过暖的数据，只是来自地球的陆地气温。而众所周知，地球表层七分是海洋，三分是陆地，这“少数”的陆地，怎麽就能代表整个地球的气温？其二，全球六千多个气象站，绝大多数都建在城市或乡镇附近。城市明显在全球广袤的陆地中处于“少数”，甚至“零星”状态，这个“零星”的城市气温，怎麽就能代表全部陆地？更别说整个全球！另外还有研究指出，很多的气象站，都存在靠近停车场（受汽车排气影响，测温数据可能不确），或室内暖气通风口对著测温百叶箱等各种问题。这样里外里一算，这个所谓的全球气候过暖的证据，还有几分科学性？因而有人质疑，“究竟是都市暖化还是全球暖化？” 另外，更明显的常识是，地球有40亿年历史，过去整整100年，全球气温才升高了摄氏0.74度。100年和40亿年相比，比眨一下眼还短暂，值得人类大惊小怪，甚至不惜限制经济发展、影响或降低人类的生活品质，而人为地“计划地球、改变生态”吗？ 在全球政治领袖中，跟戈尔的地球过暖说针锋相对，并要求辩论的是捷克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们“只是假装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实质上“他们野心勃勃，试图从根本上重组和改变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的行为和价值观。”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保护环境之名，要抵制资本主义，对抗市场经济，反对人类的自由发展，要像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样来“计划环境”，“计划地球”，最后“计划个人的生活”，在本质上，具有集权企图，是“一揽子改造世界的乌托邦”。 在全球冰雪严寒之际，但愿这股“冷空气”能冷却一下戈尔们的狂热头脑，同时也使世人的思考回到冷静的常识，而不是过热的意识形态。 曹长青的推特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4-02-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美国退群，只因不想当冤大头
何清涟 美国终于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完成了2006年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的前世）关张时的愿望。对于西方盟友们来说，既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加上川普拦截非法移民态度比较坚决，于是各种声浪四起，历数川普入主白宫以来退出的那些“群”（网上对国际组织的戏称），认为美国真要放弃世界领导责任了。 美国是真的厌倦当老大，还是想当个聪明的老大而不是只会出钱当呆瓜的老大？这得仔细分析美国近年状况。 美国退群各有因由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这一由奥巴马极力促成并在其卸任前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全面开放美国市场，让TPP成员国的数万种商品免税进入美国。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反对，无论是川普还是希拉里，在竞选时都承诺当选后一定退出。川普总统上任后，于2017年1月23日废除。 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底签订的这份协定规定，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助，帮助减排。其中美国需要承担750亿美元，占总资金的四分之三。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6月1日在白宫宣布，美国退出该协定，并将重新开启谈判，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声明退出，称退出原因是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1984年，美国政府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腐败和管理混乱等问题为由宣布退出，2003年又重新加入。2011年，美国曾以国内法律限制为由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费，当年即砍掉了8000万美元的会费，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22%。 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同时，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这个机构名不副实，“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通过提升和保护侵犯人权者并参与针对民主国家的诽谤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其自身、其成员及其建立之初的使命都是一种嘲弄”。副总统彭斯的说话更清楚明白：“多年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恶毒的反美国及反以色列的谩骂”。 上面的清单说明，美国充当世界带头大哥需要付出代价，多出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伊朗核协议其实是几个发达国家向伊朗花钱买稳定，当然也是美国出力最多，欧洲得益最大。 但这带头大哥，早就只能出钱当冤大头，却难享“大哥”的尊荣，还经常被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与欧洲盟国算计。2001年，美国在盟国法国纠合中国等独裁国家，被逐出人权委员会就是一例。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鹰派人物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当时在小布什政府中出任美国国务次卿，目睹了这屈辱一幕，他后来成为联合国的坚定批评者。 美国为何厌倦被人掏荷包？ 美国退群，不仅是因为出了钱还被众多国家反对批评，更因为美国国势已现颓势，囊中羞涩： 1、国内债台高筑，国力衰落；截至2017年7月3日，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为19.8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4%，相当于美国公民人均负债约6万美元。国会预算局的报告指出，川普政府2018财年（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财政预算不足以支持实现预算平衡，预测到2027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将达7200亿美元，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17年的76.7%升至2027年的79.8%。 美国从二战之后，一直承担世界一号领导者的角色，并为全球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领导西方盟友赢得了冷战，但这背后是超强国力在支撑。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耗资巨大，8年间积累国债近5万亿美元，国债总体规模超10万亿。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债务新增10万亿左右，债务与GDP之比曾达到106%，远超60%的国际警戒线。 2、美国国内人民日子不好过，中产阶级萎缩，收入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比尔·克林顿执政初年，中产阶级人口尚有56%；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3、美国对贫困移民增多深感困扰。美国一直是联合国难民署安排难民的首要目标国。2015年欧洲难民潮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美国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但拉美移民通过美国与墨西哥防范疏漏的边境，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总数远多于进入欧洲的移民。2017年，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发表题为《非法移民对美国纳税人的财务负担》的报告，这份68页报告称，全美1250万非法移民及其420万公民子女（其中不少是未成年通过国际人口走私集团送进美国），每年花费美国联邦与州政府1350亿美元，相当于从他们那里得到税收的7倍（税收仅190亿美元）。 奥巴马执政八年，还出现一个奇特现象：非法移民的福利高于本国穷人。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非法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户长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总支出超过1030亿元。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这类福利，而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仅30%享有此福利。 改变现在移民政策，是2016年大选中川普做出的承诺，与希拉里·克林顿承诺要全面开放边境、欢迎一切外来者形成鲜明对照，成为川普胜选的重要因素。 由于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2015年8月，美国拉斯穆森国家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有6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皮尤调查在2016年年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 美国独行，国际社会无奈 上述调查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立场不一致。 美国开始退群后，有英国外交官警告说：没有美国的联合国，将什么都不是。因为只有美国参与的项目，才有执行力，没有美国承担资金的主要部分，什么事也做不成，比如《巴黎气候协议》如今成了废纸。 美国退群，仍然是世界的No.1，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但其他附在美国骥尾上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严重下降。美国主流媒体偏左，早在美国大选中，美国好几家主流媒体与英国《金融时报》连篇累牍地谈世界各国政府如何不欢迎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令世界迷惑”一文采集了好几家媒体与专家们的观点，谈的就是一点：今后美国将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川普以“美国优先”这一竞选纲领获胜，非洲需要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如果说非洲需要开始考虑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时间到了。” 2017年3月，川普向访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德国欠美国军费3750亿美元之后，德国尽管极力否认，但不得不开始准备自力更生。今年2月，德国防长冯德莱恩表示，德国将增加军费。加强欧盟国家合作进程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简称PESCO），该合作将允许欧盟成员国家共同发展军事实力、投资合作项目以及加强各国武装力量。6月，欧盟德法等九国的国防部长星期一预计在卢森堡签署意向书，建立欧洲危机干预部队，建立共同防务体系。 联合国难民署也面临难民安置困难。6月25日，难民署发布《2019年全球重新安置需求预测报告》，称全球需要被安置到第三国的难民人数在2019年将增至140万，但2017年只有7.5万名难民被重新安置。按照目前的速度，全世界现有的难民需要18年才能安置完毕。在欧洲向中东难民打开大门之前，美国多年来是全世界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每年美国允许8.5万名难民入境，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接收难民的总和。如今，没有美国的积极配合，联合国的难民安置遇到了麻烦。 今年3月22日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罗伯特·博尔顿（John R. Bolton），是位坚定的美国主义者，反对全球化。2000年他在《芝加哥国际法杂志》（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一辑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全球治理吗?》（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是其代表作。这位美国主义者与主张美国优先的总统川普合作，美国恐怕得先“独行”一段。但美国也未放弃其国际责任，比如川普总统正在与朝鲜金正恩积极接触，希望解决朝核问题，但明确要求日本支付朝鲜高昂的去核费用。这一姿态表明：美国可以利用声望、实力帮助国际社会解决难题，但受益国别想再让美国出力之时再出钱。说白了，美国全球老大照当不误，只是不想再当冤大头了。 如果希望美国继续象奥巴马那样当世界总统，将各国人民的福利放置于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国内政治翻盘，先让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利，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或者至少一院，让川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再在2020年大选中夺回白宫。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6月29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3490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台湾“全民公投，台湾发声”论坛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到圆山饭店来讲话，上次在这里讲完话後被暴力围攻的经历仍历历在目，那些人用暴力的方式，威胁你，不让你讲话，想封住你的嘴。对於这种行为，我的回答是更多地讲话，更大声地发出声音，说真话，说心里话，说台湾人民想说的话！ 320那天，台湾大选的同时，还要举行第一次全民公投，这次公投对台湾的意义十分重大，它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320公投是完全合理、合法，合情的。有人反对公投，说它违法。但我看了台湾公投法第17条内容，它规定的很清楚，在国家遭受外力威胁，主权有改变之虞的时候，总统就可以依法发动防御性公投。现在台湾面临中共的496枚飞弹，怎麽不是面临威胁？台湾的主权岂止是受到威胁，台湾的主权都快被剥夺没了。当全世界193个国家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拥有二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居然连当观察员都进不去；国际社会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台湾连旁听一下的资格都没有，这不是主权受到威胁是什麽？ 第二，公投是一个向全世界人民见证台湾人民心声的重要形式。有人说，公投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公投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必要举行那个形式。但我认为，这个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形式。 这就像两个人结婚，需要举行婚礼。比如基督徒要上教堂，把亲朋好友叫来，牧师当著大家的面，问新郎，你是不是爱这个女人？是不是要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新郎要说“I do”（意思是：是的，我爱她，我愿意娶她）；同样，牧师也会问新娘，你是不是爱这个男人，是不是想要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新娘也要回答：“I do”（是的，我爱他，我愿意嫁他）。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两个人当然是因为相爱，才想娶、想嫁，这麽问一遍不是废话吗？绝对不是。婚礼的关键就在这里，要让新郎、新娘当著大家的面，在牧师、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在上帝和人间的见证下，说“I do”。这个结婚仪式是一个见证两人相爱的机会，这个形式本身是一个要求世人承认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没有人喜欢飞弹瞄准自己，这是谁都知道的，还用说吗？当然用说，大家必须说出来，向全世界见证， I do，我们台湾要和平；I do，我们台湾拒绝飞弹威胁；I do，我们台湾要保卫自己的家园。三二零公投，就是台湾人民向全世界大声说出“I do” 的机会，凭什麽要放弃？ 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公投主要是就国家内部的大事做出一个决定，表现给世界看的意味很小。但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处於一个极不正常的状态中，你明明拥有全部主权独立国家的一切条件，你是事实上主权独立的，但却因为霸权中国的打压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用公投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民意，是赢得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 第三，公投是一个强调族裔团结，用和平方式保护台湾的重要步骤。公投是228所强调的“手牵手，护台湾”的法律性体现，它是“族裔大团结，公投护台湾”。 可是台湾却有人不仅极力反对公投，公开宣称要拒领公投票，并宣称“感谢上帝，我是纯种中国人”。这种明显种族优越感的语言，不仅是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同时也等於否认自己属於这片土地。今天台湾要的不是任何纯种，而是多色彩、多种族的团结一致，只有通过公投，才能用和平的方式真正保护台湾。 第四，公投和大选在一起，有更大的实效性。有人指责执政党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是为了自己的竞选利益。但事实是，许多国家都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美国就是这样。因为，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首先能节省金钱和人力，不必再另花许多财力等进行这麽大规模的组织运作；其次是方便，人们在大选的同时投个公投票，省了另外找时间的麻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因为很多民众虽然关心总统选举，但未必对公投感兴趣，要让他另外再去投一次公投票，他可能就省了那个麻烦，而和选总统在一起，顺便就投了。这样自然能促使更多公民用公投方式参与国家事务。 第五，公投是直接反映民意，体现主权、体现人民是主人的标志。台湾从来没有过公投，从来没有过一个就国家大事，让人民直接说话、直接表达民意的机会，这次终於有了一个机会，任何一个真正热爱台湾、热爱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的人们都应该是热烈欢迎公投，坚决支持公投。但是却有声称爱台湾的人，不是用支持公投，而是用趴在地下做亲吻土地秀，来证明自己爱台湾。这种秀做得不仅太不含蓄，而且没有丝毫可信的价值。 爱这片土地的行动不是用嘴巴啃几块泥巴，而是用为这片土地争主权的行动，证明你的心灵是和这块土地连在一起的。主权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最基本的条件，一个要搁置台湾主权的人，谁能相信他真爱台湾？ 真爱台湾的人，不会提出“换总统，救台湾”的口号，而应该是“反飞弹，救台湾” “靠公投，救台湾”。有496颗飞弹瞄准你，你不把它反掉，换一百个总统，也不能救台湾，这难道不是瞎子都看到的事实吗！？ 但是那些提出“换总统，救台湾”的人，从来就不喊一句“反飞弹，救台湾”？我们大家应该高声质问他们一句，飞弹瞄准我们，你怎麽救台湾？他们把目标集中在一个现任民选总统身上，好像台湾的民选总统比飞弹还可怕，这不是明显的谎言吗？总统做不好，人民可以四年以後选掉他，可那些只高喊“换总统，救台湾”的人，靠什麽拿掉那真正威胁台湾的飞弹？不管现任总统有多少不足，但是，是台湾的民选总统威胁台湾，还是对岸那496颗飞弹威胁台湾？是台湾的民选总统是希特勒，还是对岸的独裁霸权政府是希特勒，这难道不也是瞎子都能看到的事实吗？ 今天飞弹和手里握著飞弹的流氓政权，是剥夺台湾主权的最主要原因。为什麽有些人对飞弹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在乎台湾的主权，要“搁置主权”。搁置主权就是放弃主权，哪一个真心爱台湾的人会情愿放弃主权？ 这就像对一个男人来说，你说你爱你老婆，可别人也说拥有你老婆，那你就不和别人争了，谁拥有你老婆的事儿先搁置吧；你趴到地上吻几下人家的脚指头，就说我爱你，但是谁愿意强奸你就强奸你吧。这是爱吗？谁相信这种爱呵？！爱的表现首先是绝不容许流氓用496颗飞弹来强奸你的爱。 为什麽有人对自己国家的民选总统的愤怒，超过对放置飞弹的流氓国家？因为事实是，有些人自己就是已经落在台湾的飞弹，是他们在唱衰台湾，在炸衰台湾，所以才使对岸那些放飞弹的独裁者有了统战的希望。 一个人如果爱台湾，首先是让这个国家站起来。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下跪、不是趴下，而是站起来！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舌头和嘴巴，而是心；是和台湾的命运、台湾的前途一起跳动的心脏！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任何纯种，而是多色彩的种族大团结！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换总统，救台湾”，因为只要飞弹在，台湾就没有救。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求真实，护台湾”，因为任何虚假都在摧残台湾。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争主权，护台湾”，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台湾。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要尊严，护台湾”，因为没有尊严，台湾人民就不是主人。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反飞弹，护台湾”，因为没有和平，台湾的一切都没有保障。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用公投，护台湾”，因为没有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湾就没有明天，没有前途。 这次公投完全是合法、合理、合情。所以我坚信，智慧的台湾人民一定是要真实、要主权、要尊严、要民主自由的价值、要做这块土地的主人！为了这一切，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台湾人都应该在这个关系到台湾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刻，珍惜你手中那神圣的一票，行使你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和责任，一定要在320那天去公投。上帝保佑台湾！谢谢大家！ （2004年3月14日在群策会主办的“公投论坛”会议上的发言） 2004-03-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郭台铭投资印度这步棋失算在哪？
何清涟 Terry Gou注定是个话题人物，台湾这边还在继续炒卖他将于7月23日宣布联署参选台湾下届总统，大陆那边却多少带点幸灾乐祸意味在讲述郭台铭富士康集团兵败印度的故事，只因还希望富士康继续在大陆发展，缓解就业难题，不算大骂，只算小修理。 那么，郭台铭投资印度究竟失算在哪里？印度外资究竟面临什么问题？ 移师印度的底气：富士康养活了中国人 郭台铭的发迹是在大陆。携1600万新台币去深圳发展终成拥有净资产76亿美元的巨富，个人能力当然赤金足色。这能力主要体现在善于把握机会，一是知道政府公关技巧，要与工厂所在地的政府搞好关系；二是对大陆员工有一套管理方式，再加上后来傍上苹果公司这棵电子产品业界大树，郭台铭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时代，成了“万亿代工帝国”。因为这个帝国太大，带来的就业机会多，就算2010年发生了工人十三连跳这种恶性事件，郭台铭也安然度过，中国不少内陆省份非常欢迎他去建厂。在这种情况下，郭台铭说出了那句饱受大陆人诟病的“大陆离不开富士康”。 郭台铭对大陆的二心萌芽于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郭台铭最大的“东家”苹果公司看到了中美交恶的风险，开始重组供应链。老板有命，郭台铭不能不从。苹果公司CEO库克为什么看好印度？据报道，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提供高达项目成本50%的财政支持，以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将印度建成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最终，这项100亿美元激励计划共收到3份建厂申请。它们分别来自韦丹塔-富士康合资公司、跨国财团ISMC公司（该财团把塔尔半导体公司视为技术伙伴），以及总部位于新加坡的IGSS风险投资公司。 其中两个进展不顺，英特尔2022年收购Tower半导体，ISMC的30亿美元项目陷入停滞。IGSS想重新提交申请，30亿美元计划也暂时停止。只有郭台铭的富士康投资继续进行。当时大陆盛传，郭台铭决定解雇32万大陆员工，将生产中心向印度转移，并称富士康要转走3000亿产能赴印建厂。大陆舆论一片骂声，说富士康依中国而富，现在却要投靠印度，忘恩负义。但很多人没注意到这条消息：郭台铭在满足苹果公司要求去印度建厂的同时，拿出30亿在河南郑州建新厂，为自己留了条后路。 在过去三年里，富士康大力推动印度制造，然而结果却证明印度制造并未能如愿推进。在“富士康养活中国人”的良好自我感觉中，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也许是不想知道）印度的工会势力有多强大，印度工人不可欺，因此，印度工厂不小心出现员工食物中毒、员工抗议加班太多却给太少的工资等问题之时，他没料到会导致印度工厂停摆。再加上印度工厂产品的合格率只有50%，最终iPhone的产能靠中国大陆的工厂支撑。 从今年初开始，传出郭台铭将退出印度，这消息传了半年，终于成真。7月10日，富士康发布声明，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Vedanta）价值195亿美元（约合141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合资公司。随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发布声明表示，后续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 高盛彩笔描就印度灿烂前景 说完了郭台铭“兵败”印度并从那撤军的首尾，接下来还得为他辩护一下，因为在印度有此遭遇的，绝非郭一人，比如苹果库克也算是企业精英中的翘楚，人家就特别看好印度。这当然与西方投行界翘楚高盛（Goldman Sachs）这些年对印度的持续看好有关。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在2001年到2010年担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大宗商品和策略研究主管期间，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他也没想到BRIC扩展得很快，加进了South Africa，成为BRICS之后，发展成地球南方国家的代表。2014年莫迪大选获胜后成为印度总理，奥尼尔还预测2015年后印度将发生重大的政策改进，经济增速将达到7.5%，比中国更快。尽管印度经济增长率并不稳定，2020年还呈-6.6%，但由于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下滑，2019年之后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跨国资本为了避险，印度确实成了跨国资本包括中国资本的投资宝地，2022年，印度GDP增长6.7％，高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3%；按美元计算的2022年名义GDP达到约3.38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接近日本的8成。 这种情况下，看好印度是国际投行界的潮流。今年7月上旬，美国高盛干脆发表一个研究报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将下降为第三名。届时，印度的GDP总量将达到52.5万亿美元，比同期美国的GDP总量高出一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是印度经济学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他在这份报告中说，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优势之外，资本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屈指一算，这位桑塔努·森古普塔先生预测的是52年以后的世界经济愿景，届时听到这预测的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谁也没办法证伪。 印度的前景虽然灿烂，此刻还是跨国公司的坟场 那么，印度的现实又如何呢？很不幸，目前，印度还是被称为“跨国公司的坟场”。 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撤离的公司包括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和美国汽车公司福特等。由于外企在印度频频遭遇打压，印度也被称作“跨国公司的坟场”。据专家分析，外资企业在印度遭受的各种调查、处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个字来概括：“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 据专家分析，高标准立法并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术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达到的标准非常高。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体就有近30章500条，基本每一条后面都跟着罚金、监禁等违法后果，而印度的执法部门一般不会主动通知企业更正其不合规行为，一旦违法行为被行政执法部门发现，其就会从违规第一日起开始计算罚金。 种种因素堆叠下，印度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依旧被认为是 “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在印度投资失败的企业不止郭台铭，仅中国公司就有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能手机制造商。这些企业都被罚以巨款。据印度《经济时报》13日报道，印度政府要求中国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能手机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如果认为这只是对中国公司的特殊关照，那就请看看微软、三星等的遭遇：在严格监管外资企业这件事上，印度倒也算同等对待。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给微软开了张70亿卢比的“罚单”，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当地监管部门要求补交535.7亿卢布欠税税款，折合8.66亿美元。据称，印度监管部门认为IBM谎报了2009财年的营收。 三星电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处罚。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罚税2亿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税收情报局指控三星对远程无线电头错误分类，试图规避172.8亿卢比进口关税，约合2.12亿美元。 郭台铭左顾右望均茫然 郭台铭目前正站一个十字路口上：左顾是竞选台湾总统，右顾是继续经商。从政对他是个挑战，但对一生喜欢冒险的郭台铭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台湾选民支持他的人实在不算多，估计除了发生奇迹，大概率他还得继续经商。去哪里呢？印度撤出了，美国也尝试过了。这些地方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之高还是工会势力之强大，都是他在驰骋中国大陆时没遇到过的，可能还是回归大陆最为轻车熟路。当年郭台铭曾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建厂是为了给大陆人一口饭吃，这话引起痛诟。不过这不成为障碍，因为郭本来就在大陆留了根，最多被大陆人反嘲几句“还是富士康离不开中国”，这些言论，秘书不传递就等于不存在。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7月1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7440）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普京为何能轻松连任
今後10天，俄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大选，并且都是第三次全民直选总统：俄国是这个星期天（14日）选，台湾是下周六（20日）选。台湾的选情相当激烈，陈水扁和连战两组候选人，比分接近，可谓难解难分。但在俄国，各种民调和迹象都显示，现任总统普京将会在几乎没有什麽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轻松松地胜选连任。 为什麽俄国的现任总统有这样的人气，在一个自由竞选、言论开放的社会，能有如此高的声望，可以轻松地连选连任？ 这很大程度上在於俄国过去几年，在普京领导下，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自由市场道路，并实行联美亲欧的现实外交，致使俄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国际地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俄国人对普京更有信心。 在普京执政的过去四年中，俄国不仅继续叶尔钦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走向民主的进程，并且深化改革，使俄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例如，在外交方面，普京政府和美国改善关系，双方签署了大幅削减核武数量的条约，俄国还和北约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意北约东扩，增加七个原东欧国家，从而使北约成为26个成员的全球最大军事体。 在反恐上，俄国强力支持美国，在911事件发生时，第一个给布什总统打电话慰问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俄国还对美国铲除塔列班的阿富汗战争给予支持，包括开放周边基地和领空等，供美军使用。虽然对伊拉克战争俄国有异议，但也没有实质性杯葛美国，克里姆林宫仍强调和华盛顿发展良好关系。 普京执政後，大幅削减军费。俄国的军费开支高峰时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2％，现在则减到仅占5％。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现在则削减至不到100万。俄国的军费开支不到中国的一半。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教育投资超过了军费开支。 在经济上，则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实行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讥笑和批评的“震荡疗法”，即一次到位，全面私有。前俄国政府经济改革顾问、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赛克斯说，这就像跳壕沟，必须鼓足力气，一个箭步冲过去，如果分两步，一定会掉到沟里。俄国的全面私有化，带来良果： 十年前，俄国的产品只有5%来自私营企业，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70%！九十年代中期，俄国石油年产600万桶，现在超过900万桶，仅次於全球首位的沙特阿拉伯。俄国的石油出口现已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 列宁斯大林时代被国有化的土地，则通过私有化被归还人民，俄国通过议案把相当於四个法国的俄国土地全部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从而使苏维埃集体农庄完全成为历史。 俄国前年初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实行了单一税率，而不像美国等有税率等级。俄国的个人税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的税收比以前增加了50%，因减税刺激了经济，个人收入增加了。 1988年，苏联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每年收入不到90美元。2003年，俄国人均收入增加到3200美元，是中国（人均880美元）的三倍多。现在俄国52%的家庭有私人汽车（中国每百人0.6辆）。 2003年，俄国经济增长高达7．3%，失业率从三年前的两位数降至6%。2月28日《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报道世界富豪榜，全球总共有587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纽约这个城市最多，占名单总数的6%，有35人，其次就是莫斯科，占4%，有23人。 正是俄国的经济真正走向自由市场，实行私有化，才会人民真正富起来，出现这麽多的亿万富翁。因而《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题为“俄国的复兴”的社论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正是俄国出现这样的变化和进展，多数人民才会满意；才会用选票和信任，准备再次让普京坐总统的位置，当“公仆”继续服务人民。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3月11日） 2004-03-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19👍 0💬 0国企“改革”：时光倒流 30 年
何清涟 最近，关于中国的大新闻应该是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国企改革方面的严重分歧。可惜的是，国外分析多着眼于权力斗争，以及李克强可能将不再任中国总理，却很少去分析所谓习氏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 关于国企改革的习李分歧 早在7月1日，中国媒体就发现，中国上市国企章程纷纷增设党建条款，规定党委将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7月4日，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发出南辕北辙的指示和批示：习近平指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李克强的批示强调，需要对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在国企改革中要“遵循市场规律”。两相比较，习氏“国企改革”实际上是退回到80年代中期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时提倡政企分开，党组织退出企业经营管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之前；李克强的方针则是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却始终踟蹰难行的市场化方向，这一方向服务于“与国际接轨”这一长远目标。 两位领导人方向相反的指示，让执行层难以抉择。从多年经济工作经验出发，他们知道李克强提出的方向是对的；从政治风险角度来看，他们深知习近平的意志是不能违拗的。执行层犹豫、挣扎了一番之后，通过美国《华尔街日报》，批评习近平包揽太多而导致李克强无法有效治国理政，剥夺了李克强和其他更能胜任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应有的权力，结果是有关当局驳斥了《华尔街日报》的说法与猜测。 向来对政策少有尖锐批评的经济学家盛洪接受中评网（总部设香港）的采访，谈《我为什么否定这次“国企改革”》，认为将国企做大做强是错的，真正的改革应该破除国企垄断，针对国企垄断权、国企免费和低价使用国有资源、不上交利润、国企内部没有限制分配的问题等进行改革。他甚至说了本来只有体制外的人才愿意发出的批评之语：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 这些批评无法阻止习近平将国企做大做强的步伐，勉尽人事而已。 为何说习氏“国企改革”是时光倒流30年？ 45岁以下的人可能不熟悉，习氏国企改革的方向，正好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企经营方式相同。 做大做强这个方向并非习近平首创，是李荣融2003年出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以后提出的国企改革方针。李的“做大做强”，其实就是依托政治权力介入资源分配，让国企免费拿到尽可能多的资源、争取国有银行尽可能多的金融支持，做大做强，当然，李也提到做强做大之后，国企应该尽社会责任。在温家宝主理国务院期间，李荣融这一做大做强政策的结果，是导致国进民退，这方面的抱怨批评很多，后果也很严重。 但是，习氏“国企改革”，比李荣融更进一步，党管企业一项，明确地回到了朱镕基国企改革之前的状态。从已经发布的国企章程来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新增党委和纪委，并明确其七大职权。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公司党委对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除了否决权之外，一切都回归朱镕基改革之前。 朱镕基当年为何要推进国企改革？ 中共建政之后，从1950年代开始，通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此后20余年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存在的弊端，中国的国企一样也不少，亏损严重。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提出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同年中国政府决定，立即全面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实质上是不公开承认的私有化）。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出自两点考虑： 第一，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着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这里的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一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有的企业。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李小琳等百余位红二代，就是通过这种MBO的方式化公为私，成为巨富。 “做大做强”国企是没有前途的事业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推进市场化，中国人忍受了一次化公为私的掠夺。但自胡锦涛晚期开始的国进民退，国企实际上又回到了朱镕基国企改革前的状态：占有大量优质资源，享受了政府赐予的各种优惠政策，最后还是成了大量吞食巨额公共资源却效益低下的怪物。至于政府为何要维持这种国有企业，我已经在《中国银行、国企与职工深陷“囚徒困境”》（VOA，2016年4月4日）一文中谈得很清楚：主要是基于国企承担的政治功能：一、国企是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通过垄断资源和垄断行业，可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政府；二、国企成为非正常政治活动的小金库，大量非正常的政治费用需要通过国企的平台转移和支付，可隐藏统治集团特殊的统治成本。 习氏“国企改革”现在被称作“第二次国企改革”，以区别于朱镕基1997年开始的第一次国企改革。从其方向与内容上来看，无非是回到30年前政企不分那种状态。也就是说，这30年围绕国企的所有折腾，无非是富了一批党官、国企厂长经理与红二代之外，中国人什么都没得到，连一个曾经许诺的“市场化方向”都失去了。 有趣的是，这两次方向相反的改革都被称之为“国企改革”，这充分证明，我14年前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里说过的话，在中共政府那里，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所有动作都被冠上改革之名，终于使改革徒剩虚名。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8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state-owned-enterprise-20160802/344670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政府垄断反腐凸显中国制度落后
何清涟 《羊城晚报》记者刘虎2013年因网络反腐被捕，最近被诉以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三罪。这三项控罪是否成立，国内司法界正在讨论。但刘虎当初确实是因网络反腐陷狱，考虑到中国司法经常为政治服务，我认为刘虎案件再次凸显中国政府垄断反腐这一特点：从腐败线索的举报到立案，政府都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 政府垄断反腐，恰好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极其落后。 \官员公示财产：中国自外于文明世界\ 政府垄断反腐，只可能出自一个目的，即便于选择性反腐，让反腐败为权力斗争服务。中国政治高度腐败，官场几乎容不下干净人，这就注定反腐只能由政府垄断，垄断之下才便于掌权者挑选反腐对象，不会“误伤”同一利益链条上的“战友”，引起政治混乱。 由政府垄断反腐，正好彰显了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不仅落后于民主国家，还落后于中国封建王朝。我这样说，有充分事实根据。 先说在官员实行财产公示之事。最近，中国政府将许志永等人判刑，罪由之一是因为他们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此举正好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反政治文明的“风采”。因为就在圣诞前夕，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报告会，会议主题是“反腐败需要大声响亮地说出来”（Speak Up against Corruption）。世行行长金墉指出，打击腐败必须实行官员财务公开，不仅应该要求官员申报资产，还应该公开政府的财政预算、合同招投标与政府采购等情况，让公民掌握反腐败的工具和信息，使他们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以更加有效和负责的态度反腐败。 为了帮助各国民众反腐，世界银行于2012年年底建立“财务信息披露法律图书馆”（Financial Disclosure Law Library），该数据库搜集了全世界176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有关财务公开的1000多部法律。中国毗邻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21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政府官员财务公开的法律，其中13个国家制订了向公众公开的条款。越南在2005年制定的《反腐败法》第1章第6节中规定，公民有侦查与谴责腐败行为的权力。 中国在越南面前历来以泱泱大国自居，但在反腐败上面却远不如越南文明进步。 \在记者反腐上，中国违背国际通例\ 现代民主国家的新闻行业，特点之一是“扒粪”，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公众，都不会认为记者反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如果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各国政要家属及富人离岸金融资料是以扒他国的粪为主，2010年揭开加州贝尔丑闻的就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两位记者。 贝尔市（Bell City）距洛杉矶市以南16公里，人口约4万，人均年收入不到2.5万美元，是全美25个最小的城市之一，也是洛杉矶县所辖88个城市中几个最穷的城市之一。该市17%的居民属于贫困户，90%的人口是拉丁裔。然而这个小城市，市府官员的年薪竟然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鲁宾·韦斯（Ruben Vives）和杰夫·高特里（Jeff Gottlieb）得知这情况后进行调查，于2010年7月15日在该报头版刊登了调查性报道“一个城市经理值80万吗？”披露该市城市经理雷卓（Robert Rizzo）年薪高达 78.7万美元，相当于总统奥巴马薪水的两倍；助理城市经理斯贝丝（Angela Spaccia）年薪37.6万美元，是加州州长薪水的两倍；警察局长亚当斯（Randy Adams）年薪45.7万美元，比洛杉矶市警察局长贝克高出50%以上。 文章刊出后，洛杉矶全县官民深感震惊。愤怒的贝尔市民涌向市议会，质问市议员。此事旋即成为CNN、A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美联社等大媒体热播的新闻。这一轮“扒粪”，不仅使这些涉案的贝尔市官员及议员们受到相应的惩处，其中薪水最离谱的雷卓最后面临挪用公款、违背公众利益等53项指控；还产生了“贝尔效应”，加州人受到贝尔事件的鼓舞，纷纷行使公民权，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加入调查的行列，询问自己所在城市市府公务员的薪资。一时间，各市府为表示自身的清廉，纷纷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公务员的薪资。 要说中国记者反腐都进了班房，也不尽然。此时此刻，《财经》杂志原副总编罗昌平的《打铁记》正在网上热传。但从文中自述来看，无论如何，罗的反腐有点“奉旨反腐”之嫌。如果中国记者只有奉旨反腐才能安全，说明记者只是在政府垄断反腐体制下被利用的一枚棋子。 \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中共比封建王朝落后\ 中国从毛泽东建立一党专政体制以来，不仅拒绝学习世界现代文明，还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精华抛弃殆尽。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之说，但在朝廷却设有史官、言官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但中共从毛以来，篡改历史成为家常便饭。 “言官”制度当然也被彻底抛弃。言官制度在秦汉时代已经成型，历代官职名称或有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这一职位专司发表言论，就朝廷施政、官员德行、政绩等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不追查责任。虽然言官时常沦为朝廷权力斗争的工具，但也使贪官害怕。晚清素有贪名的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就深恨言官制度。 中共不设言官，因此自毛执政以来，无论官民，只能上书言事，因言罹祸的最著名案例有彭德怀元帅因大跃进害民所上的《万言书》，有张志新对“文革”不理解给上级党委写的信。政府既不鼓励上书言事，还要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官员没有制度性的建言途径，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从这点来看，比封建王朝还要落后。 习近平上台后名言之一是“三个自信”，其中的“制度自信”寓有中国政治制的优越性超过西方政治制度之意。但是，政府垄断反腐却展现了中国的制度落后，因为这种服务于权力斗争目标的反腐只预示一点：腐败不是罪，站错队才是罪，于反腐并无实际助益。美国法律鼓励举报腐败，即使举报不实，也不追查举报者责任。这一制度虽然被极少数居心不良者利用，浪费司法资源，但实有可取之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在保护举报者与甄别信息上就做得很不错。举报人可以采取邮寄、电邮、网络举报、面谈等各种方式，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最后汇总到举报线索评估委员会。无论以什么方式举报，公众的举报线索都会得到公正处理，并且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制度自信”不能依靠自我吹捧，要通过比较、鉴别才能显示。以上比较，说明中国政府垄断反腐，正好彰显了制度落后。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2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orruption-china-20140206/184627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大西洋两岸──吵不散的“婚姻”
11月21和22日两天，“北约首脑高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北约19国首脑和国防部长都与会。这是911以来，全球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西方国家军政首脑的首次聚会，对于确定北约的新角色、新目标，解决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和摩擦，加强美欧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实际上就在发生变化，主要在于苏联崩溃，欧洲不再有直接的安全威胁，对美国核保护伞的需求意识降低，同时增加了区域整体性意识：不愿接受美国作为霸主的主导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要发出更大声音，在全球事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欧洲有和美国潜在争夺影响力的趋势，从而导致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有疏远和分离的倾向。 911事件的突发，在短期内有把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欧洲国家也认知到，这种恐怖袭击下次可能目标就是法国、德国或英国。法国总统希哈克对911表态说“下次可能就是我们”。但很快就有五点因素导致这种“团结”气氛开始消散： 1917年后的“欧洲”已死 第一，恐怖份子至今没有袭击欧洲，欧洲对911的体验没有身临其境的美国人那么强烈，同时欧洲人对恐怖份子邪恶和残忍性的认知，也没有美国人那么直接和敏感。因此在谁是恐怖份子，如何对付恐怖份子上，存在心理和现实距离； 第二，美国的军事反恐没有需要北约出兵，而是单独进行。这给了欧洲人更强烈的美国要利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唯一超强地位，实行单边主义，而撇开欧洲，自行其事。欧洲有边缘感、疏远感和主导全球主要事务的无力感。 第三，美国反恐进入第二阶段把军事打击伊拉克作为目标，引起欧洲更大的反弹，因为这和中东问题将纠缠到一起；由于欧洲主要大国都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法国和德国各有300万，英国和意大利各有100万，比利时50万……），他们担忧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政策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第四，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蒙．赛法悌（Simon Serfaty）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的，欧洲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们所熟悉的那个1917年后的欧洲实际上已经死了，出现了一个“新欧洲”。欧洲模型发生了四点变化：欧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个单独国家构成，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主要国家（15国）组成了“欧盟”；欧洲建立了统一的货币，这种金融政策形成了它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北约的19个成员国，除美国之外，全部在欧洲，由此形成了欧洲的整体性防御力量；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民主、对世界更有影响力。 第五，北约的地位下降，不像冷战中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北约在1949年成立时仅有12个成员，在冷战中扩大到16个，到1999年时发展到19个（增加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这次北约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将再吸收7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从而使北约扩大到26个成员，达到建立53年以来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成员太多，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美国更愿意和北约的成员形成单独的双边关系。而且18个北约成员国的全部军费开支才是美国这一个国家的一半，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间的军力鸿沟相当大。这也是美国对阿富汗战争没有需要北约参与的原因之一。 在冷战时代，西方是一个整体，面对一个敌人，形成一个联盟，一个战区，一个霸主般的领导者，即美国的单边主义加上欧洲的配合。现在，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北约发展到是20（加俄国），还是26（再增7国），北约都无法再扮演原来在冷战中那种角色。 实力外交，欧洲跟进 从布什政府上台一年半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欧洲的政策来看，美国并没有采取单边主义，而是在坚持保护美国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尽力和欧洲进行沟通。但在“沟通”和“美国原则”发生矛盾而无法协调时，美国基本采取了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没有妥协，例如拒绝签署《全球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了防止全球过热的《京都条约》，拒绝参加国际法庭，拒绝签署禁止地雷条约等等，都显示了美国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时，基本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拒绝做出让步。 这既有美国为了自身原则而无法让步的原因，也有美国利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强地位，推行实力外交的因素。这从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和苏联签署的限制部署导弹防御的《反导弹条约》就可以看出，虽然美国退出前遭到欧洲几乎一致的反对，认为这会导致新的全球军备竞赛，俄国和中共还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等，但一旦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强力推行，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那些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消散，并没有形成像欧洲国家原来预测的那样严重的后遗征等。 因此，美国的实力外交的成功，也在促使美国更倾向于为了原则和国家利益而不惜和欧洲出现分歧，单边做出决定。这次美国准备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也是这样，一旦布什政府下定决心推行这个政策，最后欧洲国家仍可能跟进，而不是杯葛到底。 欧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欧洲所以最后会选择“跟进”，而不是杯葛美国到底，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毕竟在根本价值观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并有合作的历史、基础和架构； 其次，如果欧洲真的想抗衡美国的话，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实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整个欧盟15国的社会生产力加起来才比美国多一点。据去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引述的数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是99,630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 另外，正因为美国有强大的经济，才有实力保持强大的军力。虽然北约19个成员国有18个在欧洲，但这18国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52％。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员迈克．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最近发表的论文，欧洲投入军力项目的能力和从本土调动军队的运输与行动能力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欧盟国家的全部军队有250万人，正好是美国的一倍，但军费开支却是美国的一半；而且在2003年，将会少于一半（美国将接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是1,500亿美元） 最后，从波斯尼亚、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虽然北约在欧洲的18个成员国的任何一国的军事实力都大于南斯拉夫，但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英国、法国或德国）对波斯尼亚、科索沃采取行动，直到美国进行干预，他们才跟进。没有美国的领导角色，欧洲难以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高峰会，美国将摊牌 虽然美国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前优势，但由于反恐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传统战争，它涉及的范围广泛，需要全球国家的合作，美国无法疏远欧洲、自己单独进行而取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布什总统亲自参加北约高峰会议，仍是在寻求平衡外交，争取欧洲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六月下旬，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德国柏林的“政治军事研究所”（PMG）联合召开了探讨美国和欧洲关系的研讨会，与会发言的九位美国、英国、德国的知名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鸿沟和分歧。欧洲应该认识到这种鸿沟对世界安全不利，必须采取措施弥补。其中以德国学者阿斯玛思（Ronald D. Asmus）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目前把军事反恐列为政策优先和全球战略目标，欧洲必须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应该成为欧洲的目标。因为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欧洲，恐怖主义不仅对美国，也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是现实的、紧迫的，致命的。欧洲应该和美国联手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就像冷战时联手对付斯大林一样。欧洲如果把反恐视为美国自己的事情，那是短视的。北约成员国应提高军费，加入美国的全球反恐联盟之中；使北约走出欧洲，成为美国执行“世界警察”角色、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行动中的并肩伙伴。 从欧洲的反应来看，欧洲对这种角色的认知不是那么清晰，对扮演这种角色也不是那么情愿。主要原因在于，除了欧洲并不像美国那样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强烈感觉和深刻认知，另外说不出口的理由是，欧洲主要国家想保存实力，不愿增加军费，而把保护世界安全的责任推给美国独立承担。在不愿当“参与者”的同时，还想扮演“仲裁者”，来获得道德高地。 这次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以及今年底将召开的欧盟年会，实际上将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一次“摊牌”：要么欧洲像冷战时配合美国对抗共产主义一样，成为战略伙伴；要么就是美国独立承担，欧洲“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因为从阿富汗战争来看，美国根本不需要欧洲或北约出兵，自己完全可单独完成。 上述美国和德国研究所的讨论会，基本调子是强调欧洲要破除本位主义和私心，破除对恐怖主义和伊拉克萨达姆等邪恶势力的浪漫情怀，和美国再次真正联手，建立大西洋两岸安全关系的新架构。 北约高峰会议，以及年底的欧盟年会，可能会有助于缓解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紧张关系，为促使欧盟和美国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但由于上述大西洋两岸疏远的五个因素的存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今后仍将存在相当的变数，双方都可能要踩钢丝，在凝聚和分歧中，平衡、谨慎地向前走；在争吵中继续保持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婚姻”。 2002-1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