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争取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与要求公权力的民主化运动
继美国布什总统接见中国三位异议人士之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又于5月25日通过几项和中国有关的决议案，包括谴责中国宗教迫害活动加剧与中国政府未经授权自行任命天主教主教，以及纪念天安门事件发生17周年。而中国则于5月中上旬加紧宣传反对美国的“转型外交”与防止“颜色革命”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防止维权者争取权利的活动演化为要求权力的运动。 争取权利（Rights）与要求权力（Power）的运动究竟有何不同？二者又有何联系？这得从这两个词的区别说起――在西方政治学中这两个词代表的内涵属于基础常识，但在中国却一直混用不清，至今在中国的媒体上还可以看到不断有人撰文陈述辨析其中差别。 为了方便本文叙述，对上述两词的区别简述如下：权力是特定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之内拥有的对社会或者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而其中国家权力（亦称公共权力）是现代权力的主要形式和典型形式，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的具有公法意义的国家权力，其突出特征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行使时具有确定力、强制力和执行力。 与公权力相对应的则是私权利，又称私法权利、民事权利，是指私法主体――通常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私权利通常不牵涉公权力的运行，其特点主要在于权利主体的自治。 私权利是消极的，具有内敛性与防御性特点，其边界是只求别人不要侵犯。如自由权利就是这样一种权利。但公权力的本质则是扩张的，富于攻击性、侵略性的，是积极的作为。权力的要义在于运用，即中国官场上说的“权力不用，等于作废”。 目前中国的所谓“维权”活动，要点就是维护公民的私权利，比如土地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其它生存权利。但因侵犯公民私权利的主体往往借助于公权力，这就使得维权活动不可避免地变成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以弱博强的艰苦斗争。 为了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压迫，在维权活动当中，维权者们有意表示“维权活动不介入政治”――其他一些争取宗教自由的活动也有类似表述，其目的在于向统治精英集团表明：我们这些争取生存权与信仰自由权利的活动之终极目标不是争取权力，而只是保护私权利。在诸多下岗工人与农民维护土地权的抗争中，许多抗争者都表明自己“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这种表态就更明显。不管抗争者是否知道私权利受到剥夺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制度（即公权力之根基），这种表态可以视为一种策略考量。 但中国当局却清楚地知道争取权利与争取权力的斗争之间，其实并无明显的分野。且不谈当初中共争取政权过程中巧妙地将争取权利的斗争演化为夺取政治权力这一自身历史经验，台湾国民党失去政权的经验就一直让中共视为不远之殷鉴。国民党最初开放言禁，只是想让民众拥有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等私权利，以减少社会摩擦。但其结果却是台湾各界人士利用报纸、杂志等言论工具谠论时政，集结成一个个小社团，形成了政党政治，最后走向要求权力的道路。而印度甘地领导的不合作非暴力抵抗运动与南非曼德拉领导的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起初要求的也只是种族平等的权利，但最后都走向了要求权力的道路。 基于上述“经验”，中国政府要求“防微杜渐”，目的就是防止维权者利用要求权利的维权活动走向要求权力的道路。而中央政府在对付维权活动时，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经验：在地方政府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先由地方政府全权处理。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将事情摆平，中央政府自然沉默以对。只有当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后，中央政府再以最高仲裁者的身份出面，惩罚一两个官吏敷衍国际舆论，收拾领头的维权人士以儆效尤。 但是堵绝争取私权利的活动通向要求公权力的道路这种做法，最多收功于一时，却难获成效于永远，只是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通向民主政治道路的社会成本，如社会动荡、经济破坏乃至生命的大量付出。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6月1日，总142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刑事罪取代政治罪的玄机
何清涟 由于政治犯标识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落后，中国政府一直想方设法从形式上清除“政治犯”的痕迹。近两年以来，以前用于异议人士的三大罪名，即“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渐渐弃而不用，以今年相继入狱的几十名异见人士为例，没有一例是因为政治罪名入狱。 政治犯都成了刑事犯 据人权观察最近发布的消息，从今年2月开始，中国当局拘留了55位维权人士、监禁了多名网上意见领袖。但据我观察，这些人士当中，至今没有一位是因政治罪名入狱，所有温和的政治活动人士都被当局扣上刑事犯罪的罪名。 以与政治无关的3·31事件为例就是如此。今年3月31日下午，北京袁冬、张宝成、马新立和侯欣等四人在西单文化广场先后拉出几条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本来，官员公示财产是许多民主国家的通例，这几位人士无非是希望中国能够仿效这一通例而已，其中最“激进”的一条无非是“要求七常委率先公布财产和国籍”。但是，这四位人士被警方以“非法集会”罪拘押。 紧接着是摄影记者杜斌被拘。他的罪名一变再变，传唤时是“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拘时变成“涉嫌寻衅滋事”，但被讯问时，问的却是在港台出书的事。杜斌出版过的书籍甚多，今年的新作是揭露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及在香港出版的《天安门屠杀》一书。7月16日，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被北京市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正式刑拘，此前据说已有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被拘或被捕。8月8日，曾经被诬入狱的郭飞雄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 上述人士的“罪”源于政治，事实易辨，倒也无法对当事人污名化。但有些微博大V，被拘捕之时正逢北京当局整治微博，但因被抓时身处风月场所，自辨余地不大，国际组织想声援都难以找到理由，只好作罢。 必须说明的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是江泽民时代发明的打击政治犯与良心犯的方式，我曾在“江泽民的政治遗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http://yangl3.sg-host.com/2013/09/04/jiangzemin-politics/）一文里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方式的由来及采用这一方式的政治背景。只是这招过于阴毒，官方从不公开承认，但却不断将这一政治遗产“发扬光大”，直至今天这一非常无耻的地步。 北京为何要避用政治罪名？ 对于政府来说，以刑事罪取代政治罪的好处很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如下： 首先，整治政治犯时更加得心应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采用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整治政治反对者。最初，国际社会还很认真地去考察哪些资料属于国家机密，花了很大的精力想弄明白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持有才不算犯法。但到后来总算弄清真相，这几个罪名只是用来代替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的政治罪，什么是“国家机密”并不重要，因为当局可以视需要临时加密，可以随意改变文件密级，被诬陷对象往往百口莫辩。随着国际社会将这三大罪名视为政治罪批评裁量，加上国内经济形势变化，来自社会底层的维权人士增多，这些人也无从接触所谓“国家机密”，当然更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于是中国当局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方式，寻找缝隙，对那些兴办公司及各种机构的，动辄加以逃税与偷漏税罪名；喜好流连风月场所的，则张网以待；于以上数项全沾不边的，则冠以“扰乱公共秩序”等各种罪名。 我查了一下“扰乱公共秩序罪”，发现这项罪名涵盖范围极广，可以套到政治反对人士、维权人士头上的罪名至少有十几项：因为征地、拆迁、保护环境发动维权，可以说你“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将国内口口相传的政治小道消息传播至境外，可以说你“非法散布国家绝密、机密”；发生某类大事件时，想邀约几个同道展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既可以说你“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还可以说你“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如果想与前来“执法”的警察说理，则会加上一条“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也就是说，时下中国，民众几乎动辄得咎，为民众密织的法网随时张网以待，任意释法更使人无法逃遁。 其次，刑事罪可以矮化甚至污名化政治反对者。支持政治反对者斗争下去的勇气来自于他们对自身人格的肯定，用非政治化的刑事罪名，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可以成功地矮化甚至污名化反对者，降低他们积累不易的社会声誉。 第三，中国政府可以大言不惭地在国际社会宣称“中国没有政治犯”，粉饰门面。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并非小事，因为在国际社会，政治犯的有无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好注脚，现阶段，政治犯良心犯只存在于专制独裁国家之中，中国政府想成为世界领导者，需要尽力将“独裁专制”的特质掩藏起来。 中国政府在人权理念的颠倒错乱 世界发展到今天，人权理念已进入第三代。第一代是公民政治权利，第二代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的内容正在扩充，社会保障权、食物权、健康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住房权、用水和卫生设施权、受教育权等不断被囊括进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在公开场合都得承认，一国政府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谋求人权的发展与进步。 一个国家只要存在政治犯与良心犯，就标志这个国度在政治上高度不自由，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未获得最基本的人权，即公民的政治权利。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及选举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政治权利恰好是保障第二代人权与第三代人权的出发点。中国政府不肯承认第一代人权，是为了保证中共的执政权长久传递下去，愿意承认第二代人权当中的一部分以及第三代人权，则是出于政治合法性考虑。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垄断权力与资源的政府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权利恩赐者，这完全是对人权理念的颠倒错乱。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将政治犯变成刑事犯的做法，这是促使中国政府还权于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2期，2013年8月23日—9月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439）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陈光诚是怎麽逃的呢？
在美国看过的电影中，有两个关于逃亡的印像最深，一个是描写二战时盟军战俘通过一场足球赛“胜利大逃亡”。据说是根据真事——球员休息室下挖了通道，在球赛半场时，抵抗战士从那里接应他们。但他们拒绝逃走，坚持要踢赢纳粹球队。虽在纳粹球员故意撒野伤人、裁判百般偏向下，但盟军队在全场观众的震天支持声中，打败了纳粹球队，最后在欢呼人潮的簇拥下，冲垮了纳粹的警卫线，胜利大逃亡。 另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写一个被冤枉的囚徒，最后挖地道逃亡。这是一个经典影片，在电影频道不断播放。 近日中国盲人陈光诚的逃亡经历，可谓一曲中国式的“胜利大逃亡”，如拍成电影，也一定会很感人。已有人建议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ET》和《辛德勒的名单》等名片的导演）来拍导。 陈光诚仍在中国，不便谈逃亡经过。营救他的女侠何培蓉为保护他人，也不谈完整细节。但从已有的资讯，仍可大致勾画出这个故事—— 据何培蓉说，陈光诚是4月19日晚上出逃的（为迷惑当局，当时都说成是22日出逃），26日进入美使馆。这个“六天”之差，是陈光诚逃成的关键！ 为什麽“六天”之久看守都没发现？奥秘就在这里，这是陈光诚的智慧。几个星期前，他就一直卧床，更不出去活动。海外一度传闻，陈光诚生命垂危。后来利用看守取水的前后短暂瞬间，陈光诚逃离房间。但是，取水回来的看守怎麽没看到床上无人呢？原有传言是看守良心发现，帮了陈光诚。但据营救陈光诚的何培蓉说，没有这回事。她的消息来自陈光诚，应是准确的。 那麽这唯一的可能，就是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迅速和陈光诚做了替换，躺到床上，看守才没发现人走床空。直到六天后北京公安部通知临沂，他们才知道陈光诚逃了。陈的侄子所以被当地政法人员殴打并抓走，可能就是迁怒于他“扮演”陈光诚，骗了看守们。 一个盲人能从重重防守中逃出来，有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什麽都看不见，怎麽认路呢？哪里是河，哪里是墙，哪里是方向，怎麽跟外部联系等等，都是常人无法想像的。 但陈光诚能够逃成，大概有这几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今年41岁的陈光诚多年在这个村落生活，会相当默记周边的环境。据说盲人的默记和辨认能力超过常人。第二，他是在夜间逃亡，盲人没有昼夜之分，对他们来说，世界都是没有阳光的，所以他们在夜间行动照样灵敏。当年曾采访过陈光诚的《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采访主任潘公凯（Philip Pan）近日撰文说，当年到北京上访告状的陈光诚就在他眼前被当局抓走，他还记得陈光诚被警察按在地上时的喊叫。陈光诚曾对潘公凯说，他在夜间行动非常灵敏。 陈光诚在逃亡时，翻过几道墙，还涉过一条河。之所以翻越村民的院墙，应是为了不走村里的道路，以免被保安们发现。陈的妻子没一起逃，则是为了防止看守迅速发现（袁伟静不在了）而封路搜索。 没有妻子或他人领路，陈光诚的逃亡要克服巨大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主要是对方向和周围环境的辨认。 从何培蓉的简单描述来看，陈光诚迅速逃出了本村，到邻村时曾敲门求救，但看到是陈光诚，村民很惊恐，没有给予援救，但也没有告发。陈光诚曾在一个猪圈躲藏。 陈光诚是在夜间逃亡的，由于盲人的听觉系统特别灵敏，所以他听到任何动静，就卧地不动。白天则躲在田野，夜晚才行动。由于翻墙时踝骨摔折，所以才有他后来说的，摔倒二百多次，只得爬行。前后有17个小时！ 在闯过来最初的难关后，陈光诚设法跟山东临沂的朋友联络上了。安排了陈藏身的临沂朋友两天后给何培蓉发了电邮，用的是暗语∶“鸟已离笼，我们该怎麽办？” 何培蓉当时在北京，看到电邮后就明白是陈光诚逃出，于是马上驱车去山东临沂。但不巧在路上她的车爆胎，还一度找错路等，在凌晨才抵达陈光诚的藏身处。他已在那里藏匿了三天。 然后他们驱车直奔北京。在北京陈光诚明显和异议人士胡佳联络上，不仅因为陈光诚进入“北京最安全的地方”的消息是胡佳发出来的，而且那个被送上youtube的陈光诚的视频讲话的背景窗帘布，跟网上的胡佳和陈光诚在一起拍照的窗帘是一样的。 胡佳可能又是通过美国朋友联系到美国大使馆。据《纽约时报》的消息，当时力主营救陈光诚的美国官员，不是骆家辉（因他当时正在印尼巴厘岛度假），而是正巧在北京的美国国务院韩裔法律顾问高洪柱（Harold Hongju Koh），他请示了国务卿最高领导（显然是希拉里）后，陈光诚被用外交车辆带进美国使馆。这件事国务院通报了“国家安全议会”（NSC）。但奥巴马总统当时并不知情。 在这场成gong逃亡事件中，最大的gong臣是陈光诚本人！他有多天“卧床”、他人置换来做掩护的智慧，面对无人指路的困境，夜行昼止、连摔带跌、最后爬行的勇敢，这份智慧和勇敢，换来了自由！ 最主要的营救者是何培蓉。她的行动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从网上查到的文章来看，去年她曾一人驾车多次去临沂看望陈光诚，结果被当地保安所阻，车被砸，人被辱；有一次还遭当地保安殴打，钱和手机被抢，人被扔在远处野地。她还因此被南京派出所扣留，被安排睡在派出所会议室的桌子上，由两名男保安看守。胡佳当时呼吁和抗议，说这不仅是践踏法律，也是践踏起码的公序良俗。 但即使遭受如此羞辱和殴打等，何培蓉还是坚持声援陈光诚。这次去救陈光诚时，她的车子爆胎。她原是英文老师，因声援陈光诚而丢了工作。据她的文章，第一次去看望陈光诚时，车子开进山区，手机无法上网，她到附近网吧发消息，还跟网吧讨价还价∶不是一小时一块五吗？怎麽要两块？最后她只用半小时，交了一块钱。在当今中国，为了五角钱还要计较的人，可能非常非常少了，这说明她根本不是一个富人。但她当时怀揣1500元钱，准备救济陈光诚。 这样一个普通的英文老师，替一个最无助的盲人打抱不平，一次次去探望他，一次次被阻、被辱骂，甚至被殴打，劳命伤财伤身，最后成gong地营救了他，从此改变了陈光诚及全家的命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英雄！ 何培蓉做这些，有自己的哲学，她的推特上有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名言∶“敢想而不敢做者，会一直困在牢笼”。她敢想敢为，通过国际媒体对陈光诚事件的铺天盖地报道，世人也认识了这位女中豪杰，她提升了中国女性在世界的形像！ 从当年邓玉娇勇敢拿起修脚刀，反抗强暴她的中共官员，到今天何培蓉飞车救盲人，这些中国女性不再是当局装饰用的所谓“半边天”，而是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 英雄应该得到回报！今天陈光诚以英雄式的逃亡，赢得了世界的关注，都可以到自由的美国了。何培蓉同样有这种资格。海外那些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人权、民运组织等，应该邀请这位女英雄到美国来旅游休息一趟，应该帮她买辆新车，下次她再营救谁，就不再爆胎了。真正的英雄应得到掌声和奖励。奖励应给何培蓉这样真正做事的，而不是海外那些善于钻营各种奖项的“领袖们”。只有更多的勇敢者出现，中国才会有希望！ 2012年5月9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05-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双面中国 ――致读者
与古罗马门神雅努斯有着两张脸一样，在世界眼中古老而又新鲜的中国也有两张脸。只是雅努斯的那两张脸分别面向过去与未来，而中国的两张脸却是富裕与贫穷。 雅努斯同时向世界展示他的两张脸，而中国总喜欢遮掩住其中一张脸。大多数时候，中国政府只愿意展示那张显示富裕与强大的脸；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比如要履行国际责任时，中国政府才愿意强调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 于是观察中国就成了各取所需的行当。有人看到了中国富裕强大的一面，比如多年以来GDP高速增长的神话让有些人惊呼：中国很快要赶超美国、欧盟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各国人看紧了荷包，而中国却成了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大国，据说很快就要问鼎第一的宝座。于是中国在不少人眼中成了将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一些外国人被上海北京的冒险家生活所吸引，自愿成为中国的外宣专家。被中国媒体高调介绍并被称为“新一代的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制作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宣传品，如《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三十年》等。通过库恩的宣传，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繁荣与中国领导人的伟大。 但中国那恶劣的人权状态与几亿贫困人口的存在，却时不时地让世界看到了它的落后与丑陋。世界看到了中国那动辄贪污数千万上亿的腐败官员与他们那移民海外的亲属子女，看到了中国官员那不堪入目的情色日记，看到了中国的黑窑奴工，看到了富士康的十二连跳事件，看到了中国庞大的性产业中的可怜女子。在北京呆过的外国记者们也都知道“访民”这一中国特色的产物，……所有这些，被官方宣传粉饰成发展中必须支付的代价，是一片大光明中的小阴影。供职于《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杜斌凭良知制作的《上访者 》、《上海 骷髅地》与《北京的鬼》则记录了这个时代社会底层人士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压的悲惨故事。 总之，贫与富，贵与贱、权势者的嚣张与无权者的卑微，一掷万金的奢侈品消费与无钱埋葬亲人被迫弃尸的穷苦无告，构成了今天中国极端对立的两张面孔，时时在刺激着世人，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 现实证明，与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技术进步，还不如说仍然依靠最原始的资源――土地、矿产与廉价劳动力。2010年，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潮、频繁发生的生态灾害与中国GDP总量排名第二接踵而来，一块硬币的两面――以牺牲劳工生命福利与透支生态环境作基础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让中国人再也无法回避，GDP神话似乎已接近终结。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0年9月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09/hello-world-2/）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2016 年：民主与专制政治的隔空较量
何清涟 人类政治史上，像2016年这样的年份实在不多见，美国是大选年，两党候选人公开角力，声势惊天动地；中国正为领导层换届，暗箱作业，静水深流。这些国家虽然都在各忙各的，但眼角都瞅着另一方，时不时批评一下对方：美英媒体竞猜中国习近平将破规矩寻求超过两届的连任、批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之时，北京也非常惬意地看着美国大选那满天飞的丑闻，时不时地来上一篇“选举闹剧让美国政治失去吸引力”。 2016美国大选：中国看到了什么？ 社交媒体上关于美国大选有很多评价。BBC中国总编辑凯瑞（Carrie Gracie）采写的《丑陋的美国竞选是中国民主的糟糕示范》一文，引述了中国各阶层的看法。 该文引述的中国官方媒体评论有：“竞相秀底线的竞选将使人们重新思考民主的价值”，美国总统竞选已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笑话”。 一名中国女学生向凯瑞陈述了自己对美国选举不感冒的原因：“我认为，这场竞选只会强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它有一种分裂而非团结的效果。我不认为这种制度有用。” 央视节目主持人杨锐则表示，用投票箱来决定一切是错误的，“因为你必须假设每个选民都是理性和理智的”。在他看来，美国竞选活动是贬义的民粹主义的例子，它有把分歧和微不足道之事固化的危险：“人们似乎忘记了重要的议题。他们谈论性，更衣室对话，男人和糟糕的行为。辩论越来越讨厌，破坏了西方民主的力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则趁机赞扬了一下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制”，认为“中国协商制度的力量在于党内本身闭门进行的激烈审议”。 凯瑞本人认为：“由于今年有毒的总统竞选，美国政治制度声誉受到了真正的损害。” 选票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体现 必须承认，在那些向往民主的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一直是无可替代的“灯塔之国”。美国2016年大选的污泥战，确实伤透了这些人士（包括本人）的心。但是，如果要以这点来否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管之见。 凯瑞采访的那些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看法，其实忽视了一个根本 的问题，即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人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权利。民主国家的大选是权力更替过程，但与专制体制下权力更替时的黑箱操作相比，完全是本质不同的精英遴选过程。专制权力下的最高权力更替，几乎都是黑箱作业，除了政变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指定接班人，比如北韩金家王朝的父死子继、古巴卡斯特罗的兄终弟及，以及中国的最高权威指定接班人模式。 天朝权力更替，自毛及今已历毛、华、胡、赵、江、胡、习七位，每次选拔时，是高层领导个人或者最高权力小圈子密谋钦定，最后以人民的名义授权。比如此时此刻的中国十八届六中全会，外媒竞猜习近平将打破中共近20年来每任总书记只做两任十年的旧规，谋求第三任期。如此大事，中国人对此既不能与闻，也不能评说，当然也就没有美国大选那种互相晾晒竞争对手的丑闻的特点，“干净”得很。 美国的总统选举，本身就是个激烈的竞争过程。为了打击政治对手，一般情况下都是将对手的情况兜底翻。如果有什么不能见光的事情，当然是穷追猛打。即使只是风闻，也会被先拿出来扩散一番造成负面影响再说。是否干净，取决于参加竞选的人有多干净。今年的特殊性在于两党候选人以往的人生经历，都有若干见不得光的事，川普主要是私德不淑，希拉里则是公德欠佳。因此三场辩论当中，至少有两场半的时间花在相互猛揭丑闻上，只有极少时间花在讨论事关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政策、经济、非法移民、国家安全、就业等上面。这种辩论让人看了三观尽毁，很不是滋味。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不断有人发文章表示“选举乱象折射美国衰落悲剧”，还有人对选举结果作了预判：“不管这两位谁赢，但美国彻底输了”。 对中国的权势者而言，在美国大选与本国的黑箱操作这两种权力更替模式中，当然是宁选前者而不要后者。因此中国媒体那些说法，比如“竞相秀底线的竞选将使人们重新思考民主的价值”，倒也算表达了中国执政者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但对无权无势的中国民众而言，如果真以为名为“协商民主”，实为一党专制的现行体制优于美国民主，那只能是说他们对民主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民主制下，人民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美国大选倒也带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民主制下，人民得对自己的选择后果负责，今天的现状，是选民选出的领导者带领人民走到今天的结果。 民主制在通常形式下，只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选举，选出国家元首比如总统（美国、法国），或者是政党（比如德国），再选出国会议员，以达成权力制衡的精英统治，实际上是种代理人委托制。但在委托期限内，政府有权做出各种安排，民众就算是不满，也得等任期满了再做选择。因此，人民有权在几年一次的大选中，比较总统候选人的能力、品格（私德、公德），再决定是否购买其中一位（即将自己的票投给这位候选人），换言之，购买过程中，选民本身在意什么，就会中意那位候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与经济政策，比如有工作的人会注重税收增减，穷人会注重福利政策的许诺。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政策的长期后果是专家们研究的问题，选民没办法考虑这些，因此没法负责。这话只对了一半，大多选民也许对国家大势缺乏研判能力，但是，却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委内瑞拉人民多年前选择了颇有革命英雄主义兼浪漫情怀的查韦斯，查韦斯也兑现了他的诺言：用国家最大的资源——石油收入满足了人民的要求，建成了远超美国、可与欧洲国家比肩的福利制度，管制物价，深受本国人民拥戴。他的后继者尼古拉斯·马杜罗自称是“查韦斯之子”，在社会政策上亦步亦趋追随查韦斯，但他却没有查韦斯的运气，上任两年之后就赶上国际能源格局大调整，石油价格严重下滑，用于生产福利资金的金鹅不再下蛋，从此委内瑞拉进入饥饿与物质匮乏时代，电力紧缺、街头骚乱、政局动荡、通货膨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民痛恨马杜罗，认为是他搞垮了经济，逼他下台，却甚少去想本国依靠石油的单一经济要支持他们喜欢的福利体制有多脆弱。 目前，全世界唯一由选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大概是小国寡民的瑞士。这里的政府只是个执行机构，大事小事都通过公投，凡有提案，比如全面实行绿色经济、增加法定退休金，以及是否同意国家为了反恐而加强监听等等，全交由公民投票表决。而瑞士公民总是能够从大局出发做出明智的决定，比如反对实行全面绿色经济（认为会加重能源费用负担），也反对增加福利（因为会增加税收），同意国家监听（隐私与反恐相比，反恐更重要）。 上述事例证明：民主政治比专制优越之处，在于人民有权参与政治，可以用选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民主政治的守护与维系，也有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要求与监督。有远见不宥于私利的瑞士国民能够很好地守护本国的民主制度，而委内瑞拉人民喜欢免费午餐，让国家缺乏发展资金，人民整体缺乏竞争动力，最终自食其果。 美国今年的大选，不少选民其实明白关系到美国未来四年甚至八年的方向问题。但因选情太特殊，真正的议题被掩盖在无穷无尽的丑闻之下，以至于不少选民纠结于对两位候选人的个人好恶感觉之中，甚少考虑所谓方向问题。10月26日，《纽约时报》在《今年的大选让美国人好心焦》 一文中，指出，一些精神健康治疗师反映，他们的病人中有3/4提到自己有明显的与竞选相关的焦虑。美国心理学会一项研究也发现，这场竞选令一半以上美国人感到有压力或非常有压力。 我觉得这种焦虑来自于选民对后果的担忧：如果这次的选择错了，美国迟早会受到报复。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2016-democracy-politics-20161026/35675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的耻辱
整个国际媒体和大众关注的陈光诚事件，以美国使馆把他交给中国政府而结束。美方发表的希拉里国务卿的声明说，陈光诚离开美使馆是他“自己的意愿”，并说是因为“陈光诚与中国政府达成一些共识，包括追求更好的教育和安全环境”。中共新华社发的通稿说，陈光诚自行离开美国使馆。 真的是陈光诚本人的意愿，不愿意全家来美国，获得自由吗？从各方消息来看，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和中共的说辞都是谎言！ 第一，美国在华使馆，代表美国这个国家。任何人都懂这个基本常识，进入美国使馆，就是要寻求政治庇护。否则进领馆干什麽？当初陈光诚选择进入美国使馆，从常理上，当然包含这个愿望。而且这明显不是一个临时突兀的决定，而是他跟在北京的异议人士商讨后，最终做出的选择。 第二，有人说陈光诚不愿离开中国。最初这个消息来自德州华人教会傅希秋牧师，他在跟陈本人或是当时营救他的人通话时得到这个信息。但这是傅提出用他当年帮高智晟的妻女（经泰国）逃离中国的方式，安排陈（本人）逃离。陈光诚显然不愿把妻儿丢在中国而自己逃亡，所以才说不愿离开中国。陈的想法很可能是，如果能全家一起去美国，他会愿意。这在他到北京朝阳医院验病时打给北京异议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的电话里已得到证实。曾金燕在微博上披露∶陈光诚对她说，他们全家愿意去美国。注意，这里说的是“全家”，而不是陈自己。 第三，这次陈光诚所以接受中国政府（当然更有美方）的安排，离开美国使馆，进入中国政府提供的北京住处，显然是美国大使馆没有安排他们全家去美国，或者是连他本人去美国，美方也没有一个积极、坚定地支持态度，才导致陈光诚没有别的选择，只得被迫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方案。等于是中美两国政府做了一个可耻的交易，牺牲了陈光诚。 曾金燕跟陈光诚通话后在微博上写道∶光诚不愿意离开大使馆，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不离开，袁伟静会马上送回山东。袁伟静说∶金燕，我害怕啊┅┅ 陈光诚在电话中对曾金燕绝望地说，“金燕妹妹，你要帮助我。”陈光诚想找美国人权议员史密斯，但没有达成。可想而知，美国大使馆怎麽可能让他跟美国议员联系上。美国国会知道底细，奥巴马政府跟中共政权的交易就可能失败。 第四，美国国务院网页声明说这是“陈本人的意愿”。但陈光诚以及他妻子在北京跟中国异议人士朋友的通话，却是另外的事实。当两种信息截然不同时，我们是相信陈本人跟朋友通话时表达的意愿，还是相信美国官方的声明？事实上，美国大使馆只要做出种种不情愿安排陈光诚全家到美国的姿态，陈就可能被迫接受北京的方案。就像你到一个朋友家想借宿，对方不说拒绝，但强调房子小，洗浴设备不足，是否做别的安排等等，最后傻子也能听明白，他们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你。你只能选择离开。然后他们对外说，这是来客本人的意愿。而且陈光诚已在监狱度过四年，释放后一直被控制，又是盲人，阅读不便，他对外界的信息等的了解可能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使馆如果误导和变相劝阻，他就很难辨清和拒绝美国的提议。 而且从《美联社》最新发出的报道来看，5月2日晚上，陈光诚在医院透过电话颤抖着对美联社记者表示∶“有美国官员告诉他，如果他不离开美国大使馆的话, 他的家人就要被送回老家。”这更明显地说明，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参与了中共威胁恐吓陈光诚离开美国使馆的可耻交易！中美两国官僚们，利用陈光诚对自己妻子孩子安全的顾虑和担忧，而哄骗他接受中美达成的所谓协议。两国的官僚们，合伙欺负一个盲人，历史绝不会饶恕他们！ 第五，中国政府会兑现他们对陈光诚和美国使馆的“承诺”吗？看看中共的历史就知道了，这个政权什麽时候有过信誉？言而无信是共产党的本性。不要说未来，即使在美国国务卿仍在北京期间，即使陈光诚去北京医院验病那个瞬间（还是在美国大使骆家辉陪同下），中共人员见到陈光诚，还在威胁他。北京异议人士滕彪曾把跟陈光诚（在朝阳医院验病时）通话内容发在微博上∶我问光诚∶有消息说你受到了威胁？他说∶对，非常对。今天下午在朝阳医院，外交部的人威胁说，如果你不离开美国使馆，袁伟静和孩子就要送回山东。陈光诚说，送袁伟静来的山东官员就在附近，还没回去。 曾金燕在微博上说，陈的妻子袁伟静在电话中说∶当地官方已经在他们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并住入他们家，拿着棍子等着她。如果光诚不同意离开使馆，她和孩子马上会被送回家（山东）。 跟美方的交涉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共就已开始控制、威胁陈光诚的家人。而在陈的家乡，就在现在，英国《卫报》记者前去采访陈光诚的哥嫂等，仍遭刁难阻止。别说当地那些虐待、毒打陈光诚的党官们仍逍遥法外，他们至今仍在迫害陈的家人。因陈光诚逃亡而被抓走的陈的侄子陈克贵，至今下落不明。帮助陈光诚逃亡的何培蓉被警察带走后音信全无。这种种情况，都预示了陈光诚被迫离开美国使馆后的日子。滕彪跟陈光诚通话后在微博上担忧地写道∶根本不存在光诚在中国获得自由的可能性。┅┅而美国政府在谈判桌上听信了中国政府的郑重承诺“绝对保障陈光诚的安全”云云，最后光诚走出使馆，那麽后果不堪设想。┅┅一定凶多吉少。 第六，那麽谁应该对这种结局负责？主要责任在奥巴马政府，具体说是希拉里和奥巴马本人！中共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会尽一切努力把陈光诚弄回来，只要到他们手里，他们就可随心所欲了。开始可能会装装样子，后来就会露出原形。难道奥巴马政府对中共的这种本性完全不了解吗？问题就在这里。奥巴马是自卡特以来对共产邪恶最无知的美国总统。青少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时的老师就是共产党员，奥巴马的父亲是左疯加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奥巴马两个孩子的教父，则是著名的反美牧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又接受左翼思潮，奥巴马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希拉里则是在大学毕业时，给曾在北越做过胡志明助手的极端亲共分子当法律助理。这样两个人的合作，怎麽可能保护中国的异议人士？奥巴马上台后，对中国的人权状态连装模作样的谴责都没有，他首次访问上海演讲时，全篇连“人权”两个字都没提。（他访问北京后，刘晓波就被判重刑。中共明白了奥巴马是怎麽回事，他们可为所欲为了） 这次面对陈光诚事件，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坚持一点点原则立场，希拉里就完全有可能把陈光诚全家带到美国。因为这个事件已得到全球媒体的密集报道，更别说美国舆论对陈的遭遇给予了巨大的同情。仅仅是《华尔街日报》就发过两篇社论，呼吁奥巴马政府帮助陈光诚一家获得安全和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奥巴马想帮陈光诚，他完全有美国舆论和美国人民的支持。 另外，中国政府在这个事件中完全不得人心。陈光诚不是罪犯，严格意义上也不是民运人士，他当年只是帮助被强迫堕胎的村民写诉状、提供法律咨询而已，就被判四年零三个月。刑满才释放，然后又一直被剥夺自由，控制在家里，还不断遭当地政法人员毒打迫害。一个政府这样残忍地对待一个双目失明的残障人，人类历史罕见！任何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心酸，都会愤怒！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完全有理由，向进入美国使馆的陈光诚提供到美国的“境外就医”。中共如果不同意，那美方就让陈光诚暂在美国使馆，而这个事件只要不解决，陈光诚全家不能离开中国到美国，国际媒体的不断报道，只能使中共丢分，因为等于一直提醒世人，共产党在迫害盲人，当今中国有多黑暗。最后中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国际形像（他们不是还到曼哈顿时代广场树广告牌，想改变自己形像吗），最后只能被迫选择让陈光诚一家离开中国。 这样的逻辑和道理，美国国务院的那些官僚们，包括中国通们，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要听希拉里的，而希拉里要听奥巴马的。 奥巴马这项决定，将成为他永久的耻辱！并给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旗手，带来一大污点。这个当年拜共产党员为师、请反美牧师做孩子教父、在哥大读书时吸毒品（哥大至今拒绝公布他的学习成绩，可能因太糟糕）、上台后跟委内瑞拉的反美狂人查韦斯握手言欢，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向那些脑满肠肥的王公贵族撅屁股鞠躬、狂热信仰社会主义、推行大政府乌托邦的极左总统，在白宫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今年11月6日，美国人民一定会用选票，淘汰这个对共产邪恶无知、葬送了陈光诚一家获得自由机会的可耻总统。从而也结束美国的耻辱——把无能、无知、无耻的政客，赶出白宫！ 2012年5月2日下午于美国 2012-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日本是中美台的榜样
胡适曾提出“全盘西化”，希望中国全方位学西方。但胡适没明白，西方有两个∶左派的西方和右派的西方，两种不同价值一直在争夺和撕裂著西方。到底应该学哪个？作为美国左翼哲学家杜威的弟子，胡适虽然没有明显左倾，却压根没弄明白西方左右派问题，他的全部文章都没有涉及这个话题。 今天，中国要借鉴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探讨学哪个西方的问题。是要效仿西左？还是追随人类的传统价值？尤其是在左派意识形态肆虐美国、甚至要颠覆传统美利坚之际，哪个方向更应该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状态？ 其实榜样就在眼前，那就是日本！两年前在东京樱电视的一个讨论节目中，我提出中国应该首先成为日本（即学习日本），然后再成为美国。意思是，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中日都有更接近的地方，所以中国应该首先学习和借鉴日本。所谓“再成为美国”，就是要用已建立起来的日本式保守派传统价值，来防范美国左派意识形态的毒素传染给中国和台湾（事实上台湾已中“左毒”很深）。 看美国过去一年来“黑命贵”的打砸抢烧，甚至把用枪顶著孕妇肚子抢劫的毒品惯犯佛洛德树为“样板”、顶礼膜拜（连拜登、佩洛西们都下跪），就可知道美国已被左派糟践到什麽程度。拥有全世界最强大军队和员警的美国，为什麽对付不了街头暴乱、胡作非为的“黑命贵们”？就因为暴徒们得到从政坛到媒体等各路左派的默部B纵容，甚至金钱支持。 比打砸抢烧更严重的是，高科技大企业掌控的社交平台，几乎清一色都开始了控制美国的言论自由，尤其扼杀捍卫传统价值的言论。而美国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早已开始了左倾意识形态洗脑教育。支撑伟大美国和西方文明根基的价值正被严重摧毁。 战后七十年，保守主义政党主导日本 纵观全球民主国家，除了曾遭共产蹂躏的东欧，几乎所有国家，尤其西欧，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左倾脑毒感染。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期阶段）的左倾政党不断拿到政权，一再把那些国家推向共产地狱方向。只有日本一枝独秀，左派势力一直被控制在狭小的政治空间，左派政党几乎没有上台机会。 从1955年保守派政党自民党成立到今天的66年中，日本左派政党掌权的时间只有六年，其它时间都是保守派政党胜选组阁。而在美国，从三十年代左派罗斯福执政以来，在参众两院左派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时间长，在白宫掌权的年头也超过保守派共和党。在全球最大民主国家（按人口）的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左派掌权时间更是远远超过保守派。 这个简单对比就可看出日本是多麽与众不同。为什麽左派政治势力在日本无法春风得意？难道是他们太笨蛋、太无能？根本原因，日本是一个传统价值占主导的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倾向保守派、倾向传统价值、倾向用常识常理思考（而不是左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哪个社会常识、常理占上风，哪个社会就是更趋向正常的社会，也会是保守派政治力量主导的健康社会。日本就是迄今为止最典型、最优秀的、在正向传统价值下运作的社会的榜样！ 由于保守派占主导，日本就没有像印度那样，由左疯的尼赫鲁父女掌权长达32年，推行社会主义，把印度变成像毛的中国那种一穷二白的赤贫国家。日本从二战后就推崇和实施市场经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日本成为经济繁荣的大国，曾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也是排在美国中国之后的第三大）。日本人民的生活平稳，巨富和贫困两者各都只占5% 以下的极小部分，中产阶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日本的保守派自民党之所以能长期掌权，就是看重常识常理的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选择和力挺结果。这是一个正向的回圈、健康的双向选择！ 除了自由经济之外，日本的保守派力量选择了正确的外交国防之路∶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结盟，对付和防范专制中国和共产北韩，维持和保障亚太区域的安全。当然这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的官邸遭30万左派支持者包围，反对日本和美国签署《安保条约》，但坚定保守派的岸信介在官邸里喝著葡萄酒，胜似闲庭信步，绝不妥协后退。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安全和亚太稳定的保障。这条日美联盟的外交和军事之路，是战后日本保守派的睿智选择，也是对日本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 “菊花文化”的芬芳 在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学者Ruth Benedict应五角大楼之邀，写了一本介绍日本的著作《菊花与剑》，此书被视为研究日本的经典之作。该书主要观点是，日本是由两种价值和性格主导的∶菊花的温柔，刀剑的刚毅。但什麽时候是刀剑，什麽时候会是菊花？哪些人倾向菊花，哪些人崇拜刀剑？这本专著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审视日本社会，在民主制度下，没有狂热武士道式的军人掌权，绝大多数日本人更是菊花型的，也就是不具有对外侵略的特质；而是重秩序、道德、规范、礼仪，也就是常识常理。而且在民主制度下，日本人把“刀剑精神”融进敬业、专注、一丝不苟的工作之中。今天日本社会的“菊花与剑”仍在，但却成了礼貌和敬业的结合，最美的一种。所以日本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安倍首相写了本题为《走向美丽之国》的书，就是指日本这种“菊花和刀剑”的美丽结合。 任何人到日本都能感觉到“菊花文化”∶日本的服务是世界一流的，独一无二。无论在商场，在拟\]，在酒店，在医院，在老人院等等等等，那种亲切、体贴、温柔、礼貌、极为尊重人的服务，让消费者真正感觉到“顾客是上帝”。 在日本人之间，很多传统更是散发“菊花文化”的芬芳∶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的感受，尽量不麻烦人家，即使送礼物，都会顾忌到不要给人负担，不要让人为了还礼而费心思、甚至烦恼。尽量不打扰别人、总是为对方著想，是了不起的文化，是更高的人性。前些年日本遭海啸地震灾难时，从电视画面，当事人回忆描述中，更看到日本人这种“菊花文化”之美∶即使在危难时刻，日本人仍是井然有序地排起长队在公共电话亭给家人报平安，没有喧哗，没有抱怨，更没有争先恐后的拥挤和冲突。那种优雅画面给人强烈震撼。这是日本的软实力，真正的实力——高度文明的实力！ 日本人那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甚至体现在老人的独居和死亡上。近年有报导说，有些日本老人不与家人和朋友联系，自己独居一处，最后静静地死亡。日本有专门机构处理这种以自己方式“安乐死”的老人。他们有的留下点钱财，让有关机构处理自己后事，有的干脆就默默而去，“挥一挥手，不带有一片云彩”。这种方式就是尽量不给亲人、他人带来麻烦，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样体现“菊花”的另一面。 有中国学者批评说，日本人太牺牲自己的个性，服从社会和国家，是群体主义的恶果。其实不尽然，恰恰是日本菊花文化的这种遵守规矩的自律、关心他人感受的善意，谦恭待人的礼貌，才奠定和营造出日本这样一个秩序的、安全的（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祥和的社会。日本人的自律行为，不是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是克制自己的非理性冲动、收敛妨碍他人的不良举动、压抑内在的任何不法企图；这才成就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法治、伦理道德的境地。 而在美国，尤其是去年“黑命贵”的打砸抢烧，就是彻底放纵自己的贪婪和野蛮；别说顾忌他人的感受，连他人的私有财产、甚至生命都随意践踏。日本人是克制自己，成全了整个社会；而黑命贵和美国左翼是放纵自己，践踏和摧毁人类传统价值。像目前美国左派热衷的变性、男女厕不分、吸毒合法化等等，在日本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因保守派长期执政，更因多数国民信奉保守（传统）主义价值，坚持常理和常识。所以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不是扼杀个性，而是体现了人性和文明。 武士刀剑融化在民主制度下 “菊花与剑”文化中的刀剑，也就是武士道和军刀的刚毅、冷静、英勇等，在今天的民主日本则体现在（转化成）他们的守时、敬业、对工作的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等。日本人的守时世界闻名，连千帆竞发般急速运行的东京地铁，都能保持分秒不差的准时。日本人的敬业更是世界首屈一指！每个行业的人都兢兢业业，好像不是干一份活儿，而是在信奉和实践一种宗教，那份虔诚和认真，像服从命令的武士道勇士。 日本的干净更所有访客都赞不绝口的特色。这也可以说是“刀剑文化”的产物∶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大街小巷，甚至都没有垃圾桶，但却没有垃圾满地，而是干干净净！不仅仅是城市的门面之地，即使日本人家里，也是非常注重干净整洁。别说与中国相比，即使在富裕的美国，也永远是“中国城”最脏乱差，“小东京”最洁净、整齐、悦目。 无论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还是菊花和刀剑文化的长处，日本都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榜样，是台湾的榜样（台湾和日本有很大距离），而且也是美国及全球的榜样。当然，日本社会因为太注重秩序、稳健等，也带来不敢冒险、谨慎保守、因循守旧的一面。这需要另一篇文章论述。本文只简述日本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面。都说美国是“例外论”产物，现在由于左派的折腾，美国的独特性在遭到严重摧残，日本就成了硕果仅存的保守主义价值占主导的国家。其实，日本才是一个很例外的独特国家，其特色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8月号 2021-08-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2017 年中国重头戏（2）：经济维稳
何清涟 一般情况下，中国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往往发生于每年“两会”期间，但今年不同于往年 ，早在元旦之前，维稳战略就已经发生重大战略性转变，从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促成这一战略转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而以往的债务、房地产、去产能等重大经济任务，现在都列于经济维稳的二级项目，让位于货币维稳。 美国与国内的压力均由政治转为经济 川普还未正式接任，但他的施政思路却让全世界做出提前反应，被美英主流媒体嘲讽备至的“推特施政”更是反应热烈。鉴于川普对外政策大思路，以及川普提前预告的不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方面提前调整了战略。 川普早就公开宣布，他的施政思想是两个中心、四项原则。两个中心是：对内，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之争，不干预。四项原则是：减税、吸引外资、再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两中心四原则全为一个目标服务：提高美国的就业率。不管华府的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哓哓不休地反对，质疑“把钱花在美国”这种想法的正确性，从川普的“推特施政”来看，除了遇到特别大的国际国内事件，否则会步伐坚定地走下去。 中国当然仔细研究过了应对策略。既然美国以后不会再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和平演变，那就在商言商好了。所以趁早调整战略，将贸易战、货币战等诸般因素全部考虑进去，政治维稳且放到第二位，经济维稳优先，还适时地通过曾担任过世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向川普献策，盛赞川普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建议川普发挥世界领袖作用，和富有基建经验的中国联起手来，支持他提出的《全球基本建设倡议》（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在朝的反对力量与在野的持不同意见者都已经清除。习近平成为中南海主人已快五年，在统治集团内部，习近平已通过反腐将各大山头扫平，建立了个人领导权威；在清除社会反对力量方面，更是通过抓捕、禁言、限制外国NGO等方式消灭了大部分反对力量，建立了全面布控的维稳机制。 因应美国政治及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加之如今中国经济已大难临头，北京高层决策者必须根据时势之需做出战略调整，将执政重心放到与民生有关的经济维稳上来，关键战役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的外汇储备保卫战。 以货币维稳为核心的外汇市场维稳将延续多长时间？政府现在给定的时间表是今年9月，选在这时，是因为那时正值十八大结束、十九大开始的党代会召开，是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的开始，这个时候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期。 经济维稳的三个重点 经济维稳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内容，但这些维稳故事真正掰开来说，就如同癌症病人，放弃治疗必死，治强如不治。以下是维稳清单上的重要内容： 一、是用化减债务的方式消解债务危机 关于中国债务总额，中外分歧不大。2016年中时，官方承认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人民币，与国外投行界估算的26.6万亿美元（约180万亿人民币）相差不大。差别在于对巨额债务是否会引发危机的看法不同。中国内部从官员到媒体都认为，政府债务处在可控范围内。而外部观察者却忧心忡忡，认为会爆发危机，并连累世界，中国人熟知的索罗斯就公开表示过这担忧。 政府的办法是债转股，即将左手的烂鸡蛋换到右手握一下，刷层亮色换个名号变成“有机鸡蛋”，然后就说这鸡蛋如何好。详细分析请见拙文《债转股：中国股市“生力军”之考查》。 国内人士对债务的态度是“帐上有债，心中无债”，意指帐面债务总额不能否认，但却在战略上藐视债务，认为巨大债务不会带来危机，理由大约有三种：一种看法是：2015年全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41.5%、地方政府债务率89.2%，两项指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第二种则认为债务是一种信用，有债务才有资本运作。在现代社会，信用是一种度的把握，是能力，也是规范，所以，国家承债，无可厚非。中国的债务仍然在可承受范围内，财政状况总体稳定，发展前景和态势也堪称良好，所谓债务危机是“别人总在为我们的债务咸吃萝卜淡操心”。第三种更直接：债务主体不是别人，是国企与地方政府，天塌下来有老爹中央政府顶着，不用怕。 债务危机从2015年的一线地位退居二线，全因有更大的危机即汇市危机，汇市失守将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货币维稳成了重中之重。政府与官方专家深知，只要金融系统不崩溃，政府就留住了青山。所以如今的要务是别让外企、内企与中产，你一锄我一铲地挖山不止，将数万亿外汇储备挖空，剩下的事情就好说。 二、政府加持房地产泡沫，让其维持稳定 这是20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方针，那句颇有习氏风格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在此次会议后广为流传，“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就是要维持有价无市的状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中国至少迟来了七、八年。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早已严重过剩，远超居住需要。官方数据是户均1.2套住房，另外还有总库存约100亿平方米。无房户极少，而且穷人也根本买不起这么昂贵的住房。 房地产发展至今，全因中国经济患上了严重的房地产依赖症：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60%左右，房地产业占到GDP的6.6%和1/4投资，直接相关产业达60个，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数据显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高达24.1%，对于关联产业的拉动效应约为2倍。从居民家庭财富来看，房地产占比约在68%左右。对政府来说，中国的房地产早就如同美国的华尔街一样，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每逢危机来临，政府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全力拯救。 中国的房地产还有一个功能，即中国央行的货币储水池，用信贷支撑房地产市场，早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经济维稳之道。中国政府早就发明了一整套控制市场的方法，比如限购、限售、限价，想用哪种就用哪种。从20世纪以来，全世界共发生过一百多次房地产危机，但中国政府的控制方式却是唯一的种类，政府兼做庄家、卖家和裁判者。房地产维稳的意义在于保持市场信心，而不在于实质，只要泡沫没穿，房地产业欠银行的债就能挂在帐上，不成为坏帐，银行帐目就可保持表面光鲜；居民家庭财产在帐面上就不会缩水，也因此不会产生强烈的恐慌感。 三是去产能，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当局在去产能方面，几乎到了黔驴技穷的程度，却不得不继续做。原因很简单，全球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铝、造船，其主要基地都在中国，中国钢铁倾销，让全球贸易战硝烟弥漫。2015年，中国的钢铁产品在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国都被课以反倾销关税。不仅如此，中国还因此在入世15周年时未获美欧日等国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候任总统川普也就此放出狠话，声言要惩罚中国。无论是出于为银行的安全考虑，还是为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考虑，中国都得将“去产能”放在经济维稳的菜单里。 因为压力过大，北京对去产能不力的省部级高官予以惩罚。过去这类情况基本是调职了事，但最近却采取更严厉的手段，2016年12月，由于江苏、河北两省在钢铁行业“去产能”不力，中央政府责成两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并给予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行政记过、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行政警告处分。 很多人并不明白由“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意味着什么。本文概括一下：中国经济进入维稳阶段之后，就不是什么短期行为伤及长期健康繁荣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必须熬过今天才有明天的问题。经济维稳的关键是货币维稳，货币维稳的核心是外汇维稳。目前的外汇储备保卫战，是中国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役，只能赢不能输。去年全球有蒙古、委内瑞拉与印度三个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危机，灾难成因虽然不同，但起始点都是货币（汇率）失守。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中国政府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让本国陷入委内瑞拉式困境，中国人民则只能期盼政府不要学习印度总理莫迪，通过废钞令、没收黄金与某些不以本人名义购买的住房来剥夺本国人民的财产。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1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a/36672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永远在路上》究竟传达了什么？
何清涟 自中纪委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开播始，我就非常认真地逐集观看，目的是想了解中国最高权力层怎样定位中国政治腐败的性质，以及解决的方向与手段。看完五集之后，观感是： 一、明显回避了“制度性腐败”这一本质问题，将腐败产生的根源置换成官员对自身要求不严、放松思想改造 我在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陷阱》中就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源于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从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产等自然资源，直到寺庙、文物、旅游景点等文化资源，再到行业准入门槛、各种资源开发权审批等软性资源，全由政府掌管。因此，政府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一家两制，通过妻子儿女亲属等代理人与商人结合，将手中权力变现为金钱，达成利益交换。片中先后出现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基本是这个模式，没有出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人其实也是这种模式。 但这真不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源自制度的权力安排，既然官员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大权，又实行党内监督（同体监督），这种问题无可避免。至于说到党的教育，贪腐官员们的“廉政语录”，中国人已经听得耳朵都起几层老茧。不说也罢。 但中共不能承认同体监督无效，更不能承认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异体监督有效。承认这两点，就等于承认三权分立优于一党专政。在中共眼中，这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二、腐败官员的腐败金额、程度范围都严重缩水 过去经常见诸于报道的亿元级腐败官员在片中基本没出现，露脸者被认定的腐败数额大都限定在二、三千万元左右。拥有几十套、上百套豪宅的腐败官员都未被该片收录。曾主管过北京寸土寸金的金融街项目、后来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吕锡文用内部价格购得五套房，价格与市价相差2000多万。此案用来重点解析，意在告诉世人，这就是中国的腐败大案、要案。 最搞笑的腐败是“舌尖上的腐败”。吃吃喝喝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算腐败，这是我在国内时就知道的“官场共识”。但在这部片子中却出现了几个不惜以身试法的吃货官员，而且都发生在习近平立意反腐的十八大之后。其中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玉，2015年违规吃请40多次；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喜欢到高档场所消费；天津医药集团总经理张建津嗜喝茅台嗜食海鲜，为此专门在公司内部设餐厅，其中的细节实在令人感叹：如此创造力花在政务与业务上，何愁中国不治？ 中国官员的腐败普遍涉及酒色财。这三者当中，酒（吃喝）真是最轻微的细枝末节，几乎所有落马官员都有淫乱丑闻，但本片将这部分重要内容“遗忘”得干干净净。比如没有提及万庆良的别墅、情妇与私生子、以及那1亿多赃款，吃仿佛成了万庆良最重的腐败行为，估计这是为党的形象考虑。如果将媒体上报道过的那些无奇不有的官员情妇故事（破百之数都有好几位）及官员如何用MBA知识管理一众情妇，并将无数的房爷、房叔、房婶们的豪宅都拿出来展览，中国老百姓看了肯定会气得胸痛。要知道，85%以上的中国人积全家毕生之力买一套房都有困难，当官的从科级到国级，几乎都是一家数套，如实拍成录相，中共实在不好意思再挂上“人民政府”的牌子了。 三、官员基本栽倒在“交友不慎”这道坎 官商交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主旋律。商人个个想学胡雪岩，要上交权贵、下结江湖，官员的配偶与子女成了商人与官员的最好链接点。官员的配偶与子女虽然可以使用爹妈的权力，但不会经商，必须得有白手套。白恩培的妻子张慧清成了代理人，在丈夫的辖地，“没有张姐办不了的事情”；周本顺也知道时常为儿子挣钱得去站台，让外界知道该商人上面有人，就容易办事，不敢欺负；李春城也是如此，放纵妻子权钱交易；苏荣家是妻子、儿子、女儿全家一齐实现致富大跃进。 这些官员总结原因时，千篇一律地说，这都是他们对结交商人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北京市副市长吕锡文夫妻周围的朋友圈包括网球圈、养生圈、品酒圈。据吕锡文称，原来认为都是朋友，“但其实很多人在观察你，希望你有爱好、希望你有所求，他来迎合你拉近关系”，最后当然就是受了“朋友”之害。 其实，官员的权力如果与资源配置无关，商人懒得奉承你。官员们对官商“友谊”的本质自始至终认识得清清楚楚，进了监狱后才装出一脸无辜相，后悔自己误交损友。 四、制度很先进，抵御外部诱惑的重点在于“正己” 片中一再强调“我们的制度”很好，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反腐了。官员主要是出于对家人的爱，加之受到外部影响，尤其是商人的不良诱惑。怎么办？法宝就是“正己”，即加强官员的思想修养。谈到修身养性，中国传统文化不缺箴言，于是从《周书·毕命》开始，一直谈到唐太宗治吏，教导官员要与企业家保持“亲清”，即人要亲近，关系要清白。 恐怕从制片人到导演，以及参与片子讲道的人（包括纪检办案人员在内），内心 深处不会觉得这些“正己”箴言对官员有效。但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一原因，中国从周朝以来的贵族教育，以及儒家思想中统治者对国家负责的精英教育，都是围绕一条，即权力世袭的家天下来建立的。权力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既然是家天下，皇帝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做皇帝，爱民、亲民、抚民以求长治久安是教育内容之一。每个皇帝都从老师那里知道：天子拥有四海，不用蓄积私财。而中国现在是最高领导权力之大有如皇权，但总书记既未受过如何做皇帝的精英教育，也不拥有将江山传递给子女世袭的权力，因此几代常委的家属子弟都拼命利用权力捞钱，个个都是法王路易十五那个劲头，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部片子当然也没提震惊世界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巴拿马文件》，以及近年美媒披露的最高层家族腐败问题。裸官问题严重，但在已看过的五集里没有触及，希望在后面几集里看到相关内容。 这部片子想传导的要点是什么？ 1、十八大以前的腐败基本翻过去了，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要追查。 十八大以后受到处置的官员，不少是为“吃”而翻船的。比如给单位职工发月饼两盒（315元）的海南卫生局负责人、儿子结婚强邀同事参加婚礼得两万多礼金的局级巡视员、让企业安排去巴西看足球赛的政府官员，……这算是既安抚又警告：对十八大以前贪污腐败的高层以示安抚，只要不捣乱，不抓你了。对官场全体则是警告：以前不在意的腐败，现在都得管住，逮住了不客气。 2、反腐有成效，过去的共产党又回来了。 片子表达了这种意思：凡有权力的地方莫不腐败。但并非只有三权分立的制度才能有效治理腐败。片子也大略介绍了一下西方反腐的一些理论，但是最后让中外专家们表达的却是中国反腐卓有成效。实质上想强调的就是一条：杀猪宰鸭，各有一法，治理腐败，中国也自有高招，同体监督不比你西方那异体监督差。 片子罗列了茅台酒经营转向平民路线、豪华酒楼的衰落等，展示了反腐的成效，并让群众演员表达了对反腐工作的礼赞，真正超亮的亮点就是这句“过去的共产党又回来了”。但说话者似乎只有60余岁，成长于文革期间，“过去的共产党”是什么样，恐怕没亲身经历。下次挑一个80岁左右的老土改根子或者老国企工人，从他们嘴里蹦出这句台词，也许效果更好。 3、中纪委的职能转变。 早在前年，中纪委就宣布过将转变职能，并带动工作方式的转变。片中展示了中纪委现在的工作重点：经常性的提醒、约谈乃至轻处分为主要工作。片子介绍了被反应有问题的官员，在查究时，根据情节严重与否，移送司法处理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党纪政纪处分；对情节轻微的，以劝诫为主，并以比例展示了惩罚的金字塔结构，意即官员大多数是好的与比较好的，只有极少数是坏的，需要受到司法惩治。 如果说展示这条有什么微言大义，就是王歧山书记借此委婉表示：他的机构不再具有前几年那种煊赫权力，回归平常。 片子没提到中国反腐运动的一项重要成就，即外媒经常报道的核心内容：总书记习近平通过反腐扫除了他所有的政治对手，消除了一些政治隐患。当然，从维持统治大计来说，对高层同僚，习近平只能依据是否有碍于“政治稳定”这条标准来办理：以十八大为线，按照圣人教导“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的原则来处理了。至于腐败的产生，读书颇丰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也知道只能边走边看，片名《永远在路上》的玄机就在这里。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writers-notebook-qinglian-he-20161024/356343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中国时报》和《人民日报》
人们常批评说，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只有一样真的：出版日期。因为它根本不是「Newspaper」，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纸」。台湾在蒋介石统治下，国民党报纸的本质也是如此。 今天，在台湾有了新闻自由之後，媒体理应走向真实、客观，即英美的新闻专业化方向，但遗憾的是，有些媒体却朝向对岸，越来越「人民日报化」，为了意识形态，不惜编造假新闻，其中《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就是典型代表。 最近这两大报都报导说，马英九访日期间与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见了面晤谈。但安倍本人出来否认，日本《产经新闻》也报导说，安倍「对此毫无事实的报导感到困扰」。 我在美国看到《中国时报》绘声绘影的报导时，就感到不可信，因为以安倍的身份和日本人的礼仪等，他怎麽可能当著来访的外国在野党主席的面，批评那个国家的执政党，并还贬低这个国家的前任（一手推动了台湾民主的）总统，说什麽日本人「受李登辉影响」，误判了台湾政情这种话？安倍的政治常识和修养怎麽可能差到如此地步？ 经日本的报导及安倍本人的澄清才弄清楚，毫无政治常识和基本修养的不是安倍，而是《中时》和《联合报》的记者，尤其是《中时》的编辑，因为这种消息都不用核实，凭常识就会想到，堂堂的日本高阶官员，怎麽可能说出这种毫无外交常识和礼节的昏话？ 《中国时报》记者、编辑更胆大妄为的是，不仅编造这样的「谈话内容」，还敢像对岸共产党报纸那样，凭空编出来一个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马安会面」。 新闻允许犯「诚实的错误」，即不是有意，而是由於技术差错等原因出错。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报导，不像是「诚实犯错」，而是给人一种为了偏爱国民党而到了不顾新闻「常识」的感觉。 西方注重新闻专业化的媒体，对假新闻都严肃处理。像伊战时，英国BBC记者吉利根因编造假新闻而被解职。《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也是因杜撰消息被开除，该报执行总编辑也因此被解职。美国CBS电视新闻主播丹拉瑟因报导不实消息，被迫提前「退休」。更早些，美国《新共和》杂�业男滦歉窭�斯因编造报导而被开除。曾获普立兹奖的《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史密斯因杜撰四个「引言」就被解雇。 被人连在一起称为《联合中国》的台湾这两大报，迄今对这样明显的重大编造假新闻事件没有任何处理。难道这两大报真的要走对岸《人民日报》的路，有一天变成「只有出版日期是真的」？但到时候可能还不如《人民日报》吧，因为《联合中国》上的那个「民国」多少年，也没有几分真了。 原载《自由时报》2006年8月7日「曹长青专栏」 2006-08-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Hoping for a Gorbachev in Today’s China
By He Qinglian Created: February 6, 2013 Last Updated: February 6, 2013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2/opinion/hoping-for-a-gorbachev-in-today-s-china-344767.html#.URKT3nR2pkY.twitter At a recent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anti-corruption efforts need to target both “flies” and “tigers,” referring to lower and senior level officials.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real political reform in mind, though. (Ed Jones-Pool/Getty images) Observers have long concluded from the new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our to the south” late last year that “Xi Jinping is following Deng Xiaoping’s heritage.” However, the official media report on Xi’s “southern tour” speech was abridged. Xi’s complete speech surfaced online recently, and disappointed many reformists. One noteworthy comment that Xi made regard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Xi said, “In the end, Gorbachev whispered a few word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A huge Party was gone, just like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d more Party members than 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no one was a real man to take a stand and fight.” The phrase “no one was a real man” was coined by Lady Huarui, a poet and concubine of an emperor who lost his empire after the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A.D. 907-960). When Xi Jinping used this phrase to describ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an “annihilated nation,” he clearly sensed the weight on his shoulders. I, however, a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by Xi’s complete southern tour speech. In my article titled “Xi Jinping: The Guardian of a Red Regime,” I already concluded that Xi is not a person with an ambiguous attitude. What he talks about is exactly what he wants to do. Whether it can be accomplished is another matter. Xi always ha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is role. Moreover, the veteran cadr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ould not have chosen Xi as the person to safeguard the “red regim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is already in such a degenerated state that the only possible outcome is total collapse. Even if all seven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ere “real men,” nobody can prevent the inevitable collapse of the regime. The fate of either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or the CCP is not determined by any single Party leader, but by the general public. Now, the Chinese regime is simply refusing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it has thrown away its good name, replaced trust between people with suspicion, and given up all its own trustworthiness. This is also known as the “The Five Ends.” On Dec. 25, 2011, CCP mouthpiece Xinhua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Reasons for and Revelati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hich shows the CCP’s view on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Wan Chengcai, raised eight questions. Apart from a neutral question on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all other questions were rai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CP’s single-Party rule. For example: Who benefited and who lost out from the collapse?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n the world from the collapse? What should China learn from the collapse? How should one evaluate Mikhail Gorbachev, who initiated the political reform? Vladimir Putin already gave a two-folded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He said, “anyone who doesn’t regret the passing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no heart; anyone who wants it restored has no brains.” On the one hand, Putin was sad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went from a superpower to a second-tier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Putin considered it the right move to end the dictatorship in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the Chinese media intentionally paraphrased this so all Putin purportedly said was that he felt sad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fact, the root causes behi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ve long been attributed to three factors. First, corruption by the political elite had contributed to the growing social division and unrest, alienating the common people and intellectuals, who lost faith in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Just before the collapse, workers organized a nationwide strike to protest bureaucratic embezzlement. Second, to maintain its status as a superpower,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engaged in an arms ra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aused a financial crisis. Third,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nitiated a series of “new thoughts” reforms, that resulted in an end to the dictatorship in socialist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Let’s compare the CCP’s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20 years ago. Let’s start by look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mpared with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the CCP is undoubtedly luckier. In the 1980s, the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Soviet Eastern Europe had “angered both men and gods.”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led the war to end communism, uphold justice, and safeguard beliefs. President Reagan’s famous speech to “Tear Down This Wall” was broadcast worldwide, and moved me to tears. The then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simply followed the desires of the people and accepted democracy. The Velvet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Eastern Europe, opened the doors for democracy, and brought an end to the Cold War. Mikhail Gorbachev became the 20th century’s hero of great wisdom, and he will forever be admired by freedom-loving people. The world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since then. While China was rising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Europe was decli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was merely a weak attempt at restoring the glory of Germany and France as world superpowers. Another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was financially handcuffed by the war on terrorism, the war in Iraq,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ith debts reaching up to the stratosphere and widespread disgruntlement from citizens with U.S. participation in any kind of war. When the Jasmine Revolution struck North-East Afric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arely offer any assistance, not to mention resolving chaos in Syria.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keeping an eye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in China was merely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for the U.S. and European nations. They do not have the will nor the resources to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democracy as they did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ll not decrease the domestic pressure Xi Jinping is facing. Apart from vowing “not to become Gorbachev,” Xi is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First, the corruption amid the elite circle of the CCP is much worse than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Mobutu, and Gaddafi. This can easily be seen from reports by the regime’s own media, let alone reports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loomberg. The embezzlement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by a village-level official is not rare. Chinese Internet portal QQ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Corruption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70s,” which exposed the corrup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t i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corruption of the CCP officials. The so-called “special supply” for the Soviet officials was just importing goods, such as wine, clothes, cameras, and perfume, from the U.S. and European nations. Meanwhile, the CCP officials had reached the state of “luxury goods coming from bribery and no need to spend salary” as early as the 1990s. What the Soviet officials cannot even imagine i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CP officials. Millions of Party members have become “naked officials” by mov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abroad. The only “special supply” they need is clean water, clean air, and safe food. Second,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had abundant domestic resources and a low unemployment rate. But today’s China is plagued by a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a high unemployment rate. Over 100 million farmers do not have land. Tens of millions of city dwellers are unemployed. The profits from the economic reform have been depleted during the 10-year rule of Hu and Wen. Just as I wrote in my 2004 articl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tate of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re are four basic requirements for a society to sustain itself: the ecological system as the basis; the moral system as the median among different social entities; basic living rights measured by the unemployment rate;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maintains the normal operations of a society. Currently, the ecological system, moral system, and the basic living rights have already collapsed or are close to collapse. The only thing left is the political dictatorship.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only the CCP’s political gangsters would reject political reform. Even the intellectuals, who fear violence the most, are wishing for reform to abandon the one-Party system and avoid a violent revolution. The person who acts as China’s Gorbachev will become the “good man,”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the entire world. 中文原文：纵是擎天柱，难挽溃败局-闻习总“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感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香港走加拿大还是美澳之路？
最近加拿大总理马丁的北京之行受到反对党的普遍指责，认为他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原则。马丁在北京不仅没敢提出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竟然还指责本国的保守党议员去赵紫阳家吊唁。最後马丁也没从北京带回明显经贸成果，连最期待的让更多中国人到加国旅游的「协议」也没签成。 马丁所以这样视经济高於人权，是因为加国经济近年一直不那麽景气。加拿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才三千二百万，是中国的40分之一，但国土却比中国多38万平方公里；加拿大的文盲率近乎零，农业和工业都相当发达，而且是全球工业大国中唯一与拥有最强大消费市场的美国接壤，加国出口产品的84％是到美国。 虽然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过去十多年来，加拿大都是迷信政府力量、主张高税收的左派自由党执政，其左翼经济政策导致加拿大经济发展受限，比美国落後很多。 在个人富有的程度上，美国的人均所得是37,800美元，加拿大是29,800美元。加国过去十年来人均所得增长11.5％，平均每年个人所得才增加1％。在整体经济水平上，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4.4％，加拿大是2.7％。而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3％，加拿大是1.7％。该年度第三季美国经济增长八点二，而加国该季仅增长一点一。 在就业市场上，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3％，加拿大是7.1％。而前年加拿大的失业率达7.8％（香港失业率现为6.5％）。欧洲实行类似加拿大经济政策的法德两国也是失业率很高，法国是9.7％；德国是9.9％。 美国之所以比加拿大、法德等国经济好，很大原因是执政的保守派布什政府实行减税，控制福利，充分市场经济的政策。布什在第一任总统时就实行大幅减税政策，目前美国平均个人税率已降至35.6％，而加拿大则比美国多九个百分点，达44.7％。法国最高税率超过50％，德国则高达65％。 美国由於近年反恐战争而军费增加，财政赤字达四千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没有直接参加反恐战争的加拿大，其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已高达二点七兆（万亿）加元，等於加拿大平均每人背负国债18万元。 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理念，导致不同的结果。加拿大倾向北欧那种福利社会主义，而美国走的是原本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经济理念导致的不同还可从近年澳大利亚的变化看出。悉尼《澳大利亚人报》言论版主编斯威策（Tom Switzer）2月2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澳大利亚已连续14年经济增长，现在的失业率降至5.1％，是过去28年来最低的（1992年是11％）。通货膨胀率从九十年代初至今一直稳定在2-3％。澳洲经济不仅被英国《经济学人》称赞，连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现每周给《纽约时报》写专栏的极左翼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承认是「经济奇迹」。 澳洲经济所以出现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多年来该国实行了削低关税，减税，降低工会力量，控制通货膨胀，废除限制经济发展的陈规陋习，把国企私有化等政策，走了一条限制政府规模，扩大市场作用的真正自由经济的道路。尤其是现任澳大利亚总理、保守党领袖霍华德是执著的市场经济主义者，并坚定地支持美国倒萨的伊拉克战争，因而在去年10月赢得了第三次连任，成为澳大利亚独立103年来第二位任期最长的总理（第一位也是保守派，在五、六十年代曾连续执政16年），而且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过去24年首次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因而《澳大利亚人报》的社论版主编说，霍华德可能会像美国总统里根那样被列入推行自由经济的世界「英雄」行列。 香港多年来一直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之首，主要是它走市场经济之路，有著低税率、小政府、自由经济的优势。但近年来香港经济不景气，但愿能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北欧的不同经济模式中得到启示。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23日） 2005-0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薄案庭审细节存疑：王立军篇
何清涟 薄案庭审长达四天，应该说，给外界看到的庭审实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部部分“实录”，关键情节被屏蔽不少。 \我对《庭审实录》的总体印象\ 我仔细阅读这些庭审实录，发现第一天的实录有数处不衔接，比如薄熙来指责唐肖林证词矛盾时，有薄的自辩却无唐肖林的原证词。第二天庭审干脆多由新闻人代述庭审过程，公诉人的内容较详细，对薄的自辩则一语带过。与此同时，官媒还万炮齐轰地对薄的自辩行为加上“无赖狡诈”等批语，完全忘记被告有自辩的权利。第三天有关与王立军的当庭质辩及500万元贪污则比较详细，但因为庭审编号混乱，也不能据此就说已经公布了全部。第四天庭审过程短，对外公布的信息更加简略。 尽管如此，只要仔细爬梳，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细节。魔鬼往往就在细节之中，它至少可以让观察者更接近真相。 薄熙来这几天坚持庭辩，我个人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是他的权利，他自己要根据目前处境做出最优选择。但薄熙来显然受限于几点： 一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比如，他在庭审时完全不了解，谷开来杀人案的证词表明，王立军不仅在2011年11月12日为谷开来提供了毒药，参与了此事，还有意偷录了谷开来述说此事的讲话。无论是法庭还是他的代理律师，都未向薄提供这条信息，王立军本人当然也不会在庭上讲出来；否则薄可能指称王不诚实。在西方，证人不诚实，其证言就不会再被法庭采信。 二是由于深感被妻子及曾经深深受惠于自己的亲信们叛卖（包括寒微时结交的朋友唐肖林），伤心之下，在庭上用了许多批评对方人格的词。其实，这时候用事实细节说话更有力。不过，这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特点，两代为中共权贵的薄熙来不可能改掉这一从小就浸染的政治文化。就他的个性来说，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已经算很克制了。 \王立军的“不安全感”究竟来自何处？\ 让薄熙来迅速成为阶下囚的直接事件当然是他与王立军反目，“导致”王立军出奔成都美领馆所致。其中反目的原因，据王立军所言，是他不想帮“五哥”谷开来隐瞒杀害海伍德的事情，找薄熙来谈此事，惹怒薄，最后招致一拳（薄说是一掌），王立军感到，“当时很危险，首先我受到暴力，我身边工作人员和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见“王立军与薄熙来当庭对质 讲述叛逃缘由(实录)”）。 但是王立军的证词显然不真实。有几件事情可供将来真相还原参考。 在薄案庭审中，王立军作证说，他是2011年11月14日中午才知道谷开来杀人的（2012年1月28日王找薄谈谷开来与海伍德死亡有涉也是这样说的）。但根据王立军在合肥谷案审判中的供述，他11月12日下午帮谷拆装毒药，13日指使徐明安排人诬告尼尔贩毒并实施监控，13日晚送谷上车去宾馆见尼尔，然后故意不接谷的电话，直至14日中午谷详述杀人经过，他用手机偷偷录了音。（见“谷开来案激辩暴露19大疑问”，新浪网，2013年03月08日） 如果在美国、日本，薄熙来的的律师绝对不可能放过这点，一定会用这一条证明王立军不诚实，其证言不足采信，让案子峰回路转。但薄的律师没有抓住这点，在与薄熙来的四次见面中，显然也未提及此点，以至于薄本人根本不知道王立军在谷案庭审时有这份证词。对于这点，我只好这样想，并非律师无能，而是律师被中国当局“接受”的前提是配合当局顺利完成庭审大戏。 这个细节极为重要。至少可以据此判断，在谷开来准备杀海伍德时，王立军已经开始着手在抓薄熙来的把柄。这个动作说明，王立军此时已经有严重的“不安全感”了，这是他为自保而采取的措施。但这不安全感并非来自薄熙来这一方，因为此时薄夫妻对王立军的信任未减，还是视为“忠仆”对待。谷开来仍然让“王立军负责瓜瓜在美国的安全”，并且越过丈夫找王立军帮忙杀人，这等于将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王立军。这种情况下，王立军的不安全应该不是来自薄熙来，而来自于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这种判断既有他自己的，也可能会有别人提点的）。 从重庆开始，薄、王二人早就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谁比王立军自己更清楚这一点。王立军离开辽宁时，在其任过职的铁岭、盘锦都留下一大堆冤案，当地早就冤声动地。薄有望入常，王立军那些事情就不会有人挑出来说事；但如果薄熙来政治前途遇到危机，王立军在辽宁与重庆任上许多胡作非为之事，就会成为获罪之由。因此薄王的利益同盟是否稳固，以及王对薄的忠心，都建立在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之上。如果薄一露出失势现象，一旦有比薄更大的政治势力对其游说，并许诺只要有立功表现，可免死罪，王立军 上述有意抓把柄行为就可以解释了。 我曾在薄熙来案的重重疑云一文里排列了一个时间表：2011年11月15日英商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谈谷开来与海伍德之死有关；2月2日王立军被解职，转任重庆市副市长；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诉美国外交官有关海伍德的谋杀案。 \王立军的真实角色：海伍德死亡案嫌疑人兼薄案推手？\ 在2011年11.15海伍德死亡案到2012年1月28日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王立军为什么既要促成谷开来杀人，又要在11月14日刻意留下谷开来自述杀人经过以存证？根据媒体上后来透露的消息，辽宁其实早就在查王立军制造的冤案。他临离开盘锦时指示要办成涉黑大案的张俐众案，已经于2011年1月11 日由锦州市古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判定“涉黑”罪名不成立。王同时也知道，他在铁岭制造的冤案也在重新调查。富有政治经验的王立军从中嗅出靠山不稳的信息。但他此时还不敢作出选择。 由薄主导的重庆模式宣传到2011年9月之后就基本停止了。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一直被外界冠上左右路线之争的薄熙来与粤督汪洋握手言欢，彼此祝贺对方主政区域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渝粤合作，十分愉悦”。2012年1月11日，薄熙来在香港对记者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我曾就此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戏剧”，认为薄已经受到巨大压力，因此主动降调收敛，终止问鼎之举，以求保全。 但至今仍然不清楚的是，这段时期内，王立军对形势的判断，是否受到其他人“谈话”的影响。外界只知道，这段时期，薄家进入多事之秋，先是谷开来多年老友海伍德突然现身，索要1400万英镑中介费（对这点我将在有关谷开来的分析中谈自己的看法），说要威胁瓜瓜安全；谷开来不找瓜爹商量，而是找王立军商量，并且让王准备了毒药去杀人，还被王悄悄录了音。王立军持证据两个月，未曾举报，但在自家主子2012年1月11日宣布我们从未搞过重庆模式中看出了主子将要失势的信号，于是去找主子通报主母的杀人罪，为自己后来反水做准备。 他去美国驻成都领馆到底是自选动作还是高人指点，这只有留待时间来查证了。也许永远是个谜。 薄熙来在庭审时的一段话说明，薄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很准确。据薄说：“自己听王立军讲谷开来杀人，突然来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个人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有种别的什么想法，甚至觉得这里面他有个人目的；因此我当时确实心情不好，进了办公室，就是我那个1号楼。以后我就质问了王立军。” 薄希望妻子与王立军到庭，就是想看看这两人是否“良心”发现。VOA记者安华在8月24日文章中有段文字颇值参考：“仔细观察，薄熙来一直盯着王立军看，眼中并无仇恨和怒气，倒是有些长辈的慈祥。王立军尽量避免和薄熙来有 目光接触，但是不多的几次目光对视中，王立军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 从私交层面说，王立军显然有愧于恩主，卖主以换自己安全，他充分利用了谷开来的愚蠢及信任。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wang-lijun-bo-xilai/173669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切断了中美科技通道
何清涟 2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以下简称《备忘录》），重点针对中国对美的各种投资，要点是美国优先、限制中国并在重要经济领域对抗中国。可以说，#这是从川普1.0以来延续至今对中美投资关系限制的集大成。这对在高新技术上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的中国来说，当然是个沉重打击。 《备忘录》堵绝中国获取美国技术资金的通道 备忘录第 1 部分《原则和目标》直接点名中国，自从2019年开打贸易战、世界产业链重组以来中国采取的所有变通方式全在限制之内：“某些外国对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系统地指导和促进对美国公司和资产的投资，以获取尖端技术、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的影响力。PRC 以各种方式推行这些战略，既有明显的，也有隐蔽的，而且往往是通过第三国的合作公司或投资基金。其中包括：发起针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不公平许可及知识产权政策的301条款调查；宣布司法部中国计划，以识别和起诉商业机密窃取、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 其中提到与中国的投资对等原则：“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PRC 不允许美国公司接管其关键基础设施，美国也不应该允许 PRC 接管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与 PRC 有关联的投资者瞄准的是美国技术、食品供应、农田、矿产、自然资源、港口和航运码头等王牌资产。” 对中国投资美国的限制几乎无所不包：“美国将使用所有必要的法律手段，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限制与中国有关联的人士投资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原材料或其他战略部门。” 值得关注的是，备忘录不仅限制中国对美投资，还可能通过环境审查等措施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难度，这将减少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如纳斯达克）的融资机会。 就以本总统令提到的“保护美国敏感设施附近的农田与房地产”来说，约在十余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注意这一较特殊的中国投资方向并采取措施加以限制。我曾在《中国“寻找粮食”与美国“农地安全”的碰撞》（RFA，February 15, 2023）一文中分析过美国为何将中国大量购买农地上升到国家安全这个层面来认识。此后这种审查日趋严厉，据《华尔街日报》2024年11月2日的报道《美国扩大对军事基地附近房地产交易的国安审查》，美国财政部从当年7月开始对此进行审查，并于11月初宣布新规定，将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审查在40个指定设施1英里范围内以及其他27个设施100英里范围内的房地产销售。截止到2024年12月中旬，40个州出台了215个议案，要限制外国实体在美国拥有土地，其中164个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公民购买或拥有某种形式的地产。 严格限制美国资本对华投资 《备忘录》第一节重点是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第二节“政策”的 J条款中则对美国对华投资进行限制：“此次审查将以 2020 年和 2021 年采取的措施为基础，并考虑对美国在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高超音速、航空航天、先进制造、定向能等领域的投资实施新的或扩大的限制，以及中国国家军民融合战略所涉及的其他领域”。美国资本习惯性地绕道投资中国被该条款预先堵死：“作为审查的一部分，本政府将考虑对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绿地投资、企业扩张和公开交易证券投资等投资类型实施限制，投资来源包括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其他有限合伙人投资者。美国大学早就应该停止通过投资决策支持外国对手，就像它们也应该停止向恐怖主义支持者提供大学入学资格一样。” ——也就是说，美国所有类型的资本，如果今后要去中国投资，基本都在限制之列，至于投资的行业限制，则在J条款中说得很清楚了。 美中两国间直接投资形势雪上加霜 自1980年代开始至2019年，美中经济关系40年内建立了三个层面的关系：互为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互为投资第一或第二大国、金融领域多层次合作。金融领域因为中国拒绝全面开放，只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办有限的业务，从来是有限合作；美中贸易与相互投资自2019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均呈下降趋势，但贸易领域因为双方各有依赖与利益关切，下降较少，直到2024年，美国还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居东盟与欧盟之后，但双方贸易总量下降不多，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335.2亿美元、中国顺差为3233.3亿美元；202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882.8亿美元、中国顺差为3610亿美元——中国1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中，约有三分之一强来自美国。 但中美互相的直接投资急剧萎缩。据Statista的数据，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已从2019年的388亿美元高峰开始逐年下降，到2023年已降至280亿美元，当年外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2270亿美元，中国投资仅占12.3%。 美国对华投资也在下降。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87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国在华直接投资1630亿美元的5.3%。2023 年，流入中国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891.3 亿美元，仅有1.8%的大约34 亿美元来自美国，与2019年的140亿美元相比，下降了75.7%。 《备忘录》出台之后，两国间直接投资将会急剧下降。 《备忘录》切断了中国获取美国尖端技术的渠道 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这份《备忘录》，将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缺乏外部技术输入可能减缓中国在高端制造业和前沿科技的进展。美国是全球科技研发的领导者，特朗普备忘录针对的领域，如技术、医疗保健、能源等，正是中国近年来通过海外投资快速升级的关键产业。限制中国资本进入将减少中国研究人员接触尖端技术的机会，导致中国企业面临技术瓶颈。目前，中国在半导体、AI算法和高精度制造设备等领域，均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备忘录》的相关规定，其实就是切断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或直接投资获取美国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管道，延缓了中国借道而达成的技术创新，在这些领域内的短期创新受挫。中国当然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这种外部压力可能促使国家和企业集中资源，加速“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但加大研发的成本投入却是必定的。 #其次，美国的做法会起示范效应。《备忘录》将中国描述为“系统性指导和促进对美国资产投资以获取技术”的国家，这必然强化欧盟、日本、南韩等国对中国的警惕情绪。如果它们效仿美国，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则将进一步减少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机会，其结果是延缓中国产业升级，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美国现在负债将近35万亿美元，在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中上任的川普总统必须以解决内务为优先事项，《备忘录》展示的就是这四年中美关系的基调：有限合作、高度防范、关键领域竞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公开发言说明了美国的现实考量：中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华盛顿必须与北京建立关系；但美国不会活在一个依赖中国的世界，以及由中国主宰的印太——这些，符合我在大选前对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对华政策的预判。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2月2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5/02/24/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china-impact/ ）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两会代表观刑：被囚之虎与打虎路线图
何清涟 2014年的两会，注定没有前几年那样轻松“和谐”。女代表大概没有心思再秀高级时装与貂皮大衣，陈光标大概也不会再免费派送罐装“新鲜空气”。因为本次两会有一重头戏，即朝廷让代表群观“老虎”受刑，并预告新的“打虎路线图”，附送“苍蝇”数百只。面对未能再现身两会的本届代表的灰色身影，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成员们有的感慨万千，有的则兔死狐悲。 \两会前夕国内媒体竞爆“打虎”猛料\ 新华网3月1日发出的节目预告是：“2014全国两会十大热点：深化改革反腐治霾受关注”，反腐列为“热点三”。文曰：“反腐败持续发力……过去一年，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省部级高官接连落马，……2014年，如何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还会有哪些“大老虎”被揪出，……人们无比期待。” 财新网同日发表重头文章《周滨家乡成“康居乡村”先进典型》，各网站立即转载，旋即都被删除，估计是为了给两会代表观刑时用。财新网这篇发而又删的文章内容其实就是昭告天下：“周老虎”得意之时在家乡衣锦昼行，家人皆仰仗“得道”老虎“升天”致富。如今，老虎窝已经被端，周滨已于去年12月初从自己在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中被警察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包括他43岁的妻子、持美国护照的黄婉，其岳父黄渝生也同时失去联系，周滨的三叔周元青、三婶周玲英和堂弟周峰去年12月被带往北京。国内虽然打不开这篇文章，但国外多个网站已转载此文。 至此，习近平让王歧山主管的“打虎”大业让人刮目：有条不紊，颇有章法与节奏感。财新网在舞台上充当了主要的“打虎将”表演打虎：拖着一只被拔去牙齿与利爪的周老虎，今天抛到空中，横腰一棒；明天摔到地上，当头一棍，变着花样击打。其他的媒体在旁助兴，齐声追问“虎父究竟是谁”？这一过程，颇让旁观的那些超级大“老虎”们心惊。 \未来“打虎路线图”轮廓初现\ 两会前夕，北京未来的“打虎路线图”已由最高检察院与国内媒体“联手”昭告天下。准确地说，是最高检用官样文字画出轮廓，几家媒体浓墨重彩勾勒部分画面。 2月27日，广州的《时代周报》（第274期）突出奇兵，发表两篇让人意外的文章：《三峡堵“漏”：巡视组公布腐败问题，三峡办公室搬迁应对》、《独家还原三峡集团利益输送链：被指集资建设“福利房”招投标 涉嫌沦为腐败温床》，文章前所未有地尖锐指出：“三峡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才叫人痛心疾首”，“根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到达失控的地步”，“巡查已引起集团内部大地震。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目前集团上下人心惶惶，随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 地球人都知道，三峡工程过去这些年算是谤满天下，无论从环境生态影响、移民、以及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质量问题、腐败问题，都给中华民族留下创痛巨深的伤口，但因为水电系统是某政治大佬的势力范围，没人敢惹，每次媒体上一出现批评声音，立刻就会有政府主管部门出面让媒体噤声。因此，业界都知道，《时代周报》敢发表这两篇文章，背后是“有关方面”借了胆子给它，否则，谁敢说“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 长期在政治高压下中生存的中国媒体立刻嗅出其中味道，打蛇随棍上。紧接着，各大门户网站都登出：《南方某媒体追问：插手三峡的退休领导姓甚名谁》在人们心中萦绕已久的一些话语，终于堂而皇之地在这些文章中出现：“三峡集团每年招标的工程总规模至少在100个亿以上。2014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招标，说暗箱操作是客气了，实际上全是‘明箱操作’”， “哪些工程是哪些领导的亲戚在经营、控制”、“谁是谁的人”、“哪些领域是哪些领导的势力范围”……语带神秘，口耳相传，领导级别也从小到大。” 如果说《时代周报》只是“市场化媒体”，在中国政治中，其政治权威似乎不足，但新华社这一官媒龙头出来为这消息板上钉钉。3月1日，新华网刊出《最高检：今年重点查办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腐败案》，引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詹复亮的话，称今年，检察机关将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重点是利用组织人事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等实施犯罪的案件，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国土资源管理以及水利、环保、节能减排、金融证券等国家重点投资领域、资金密集行业特别是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垄断行业的案件。 金融、石油、电讯行业当中，卸任高层家族染指者众多，但电力集团除了“国字号”之外，几乎是李鹏家族专属领域，这在国际社会都是公开的秘密。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是中国国内主要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1980年代初著有《论三峡工程》一书，并多次上书高层指出，将来三峡工程完工，库尾洪水位剧升，必然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他还引用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话说，今后要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一样立三个铁人请罪，其中就有“退休老领导”李鹏。 曾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不好惹。2001年11月24日，中国《证券市场周刊》第93期刊发《“神奇”的华能国际》（作者是武警部队作家马海林）一文，揭露李鹏家族掌控的华能国际利用特权赋予的发债方式，敛聚60亿巨额资产。李鹏对此反应强烈，除了利用官媒辟谣之外，秘密逮捕作者马海林，至今外界不知其死活。该刊总编虽然也属于红二代，被迫作深刻检讨。 “电力一姐”、“红色公主CEO”李小琳每年盛装出现在两会上，面对记者采访“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能力之外的资本都等于零’”。经过这些持续不断的“公关宣传”，中国人都知道，“完全依靠个人能力”获得财富、名声、地位的李小琳家族与电力系统的鱼水关系，了解到三峡与电力系统是谁的势力范围。但想到老总理的树大根深，以及传说中他与开国元老周恩来的养父子关系，都以为其家族的财富帝国坚如磐石，难以撼动。没想到2014年“两会”前夕，突然由南方媒体发动对三峡工程的追问，再由最高检出来宣布2014年反腐的查办重点，这个过程让前朝大佬们很受煎熬，谁也不知道中纪委手中待查的那些个传说中的“X号专案”有多少，其中都有哪些人。 因为有了三峡与电力系统的腐败猛料，国内媒体前后脚相跟发布的消息，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的《中组部通报3起行贿买官案》、新京报发表的《出逃贪官经济领域扎堆 部分官员外逃前已是裸官》，已经吸引不了围观者眼球。人们除了等待着“周老虎”案件最后揭盅之外，还等待公示或者暗示新的“大老虎”是谁。两会代表中那些心中有病的人，在观刑之余心中未免忐忑，不知自己与明年的两会是否有缘？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nti-corruption-20140302/18625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中国为何当不了“亚洲的太阳”
何清涟 1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掠夺缅甸资源的报道歪曲事实，“恶意挑拨中国同有关国家睦邻友好关系”。联想到2015达沃斯会议曾讨论过亚洲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互不信任，需要“重建亚洲互信”，觉得有必要以缅甸为例，探讨一下中国想当“亚洲的太阳”（区域领导权）这一愿望为何被邻国坚拒。 \中国与邻国关系紧张缘于争夺资源\ 以缅甸为例，反对中国人掠夺资源的冲突几乎不断。缅甸的玉石、翡翠、鸦片、森林、矿产，都是中国抢掠性开采的目标。 《纽约时报》一直在刊发这方面的信息，这次中国外交部反驳的是该报1月25日刊发的文章《停止中国对缅甸的资源掠夺》，此前陆续刊发的文章有《缅甸禁区，中国商人非法生意猖獗》、《缅甸再陷鸦片种植泥沼》、《缅甸村民抗议中资铜矿被枪杀》等。《缅甸翡翠的诅咒》由记者实地采访，描写了缅甸翡翠行业的“中国之手”。这只“中国之手”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伸入，所产生的财富被少数人控制，这“少数人”包括缅甸军方精英，为了自主权与军方作战的叛乱头目，以及双方都与之勾结的中国商人，三方沆瀣一气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宝石走私到中国。中国则心安理得地从缅甸玉石行业严重的混乱中获益。这种猖獗的腐败，不仅偷走了缅甸政府在数十年军事统治后进行重建所需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还为血腥的种族冲突提供了资金，并在从事玉石开采的克钦少数民族中造成了海洛因滥用及艾滋病毒感染的流行。 观察人士总结说，“缅甸的内战为从事木材、玉石、黄金和毒品走私的中国人创造了安全港湾。”缅甸的珍稀动物也倒了霉，因为“中国对虎豹身体部位、熊胆和穿山甲的巨大需求，已将靠近中国边境的城镇勐拉（Mong La）转变成了一个动物走私、卖淫和赌博的破败中心。据多数估计，缅甸的老虎少于70只”。 英文世界中关于中国劫掠缅甸资源的报道有很多，《金融时报》就曾有过一篇《缅甸将成中国“西海岸”》（02/01/2013年），人权与环保组织的批评就更尖锐了。中国在缅甸投资项目近年频频受挫，就是缅甸人民激烈反抗的结果。这种对邻国资源的掠夺还发生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的红木就被大量盗伐。 \非法移民压力及领土争端\ 中国让亚洲邻国深感不安的还有不断外泄的人口压力及领土争端。 世界人口70亿，其中42亿（60%）都生活在亚洲。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是位居世界第四的移民输出大国。据中国国务院侨办研究课题估算的数据，海外华人约5000万，73%以上分布在亚洲，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泰国华侨华人约700万，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总数约645万，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总数约353.5万人，缅甸华侨华人数量估计为250万。上述数量显然不包括非法入境的中国移民，相信中国及各国政府也弄不清楚这一数字。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活动屡屡发生。近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日渐强势，象印尼、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的那种极端的排华事件没再发生，但各国反对华人移民的倾向仍然存在，比如华人占人口总数逾半的新加坡，近年来反移民集会日渐增多，报道称，“中国人被视为头号公敌”。 除了抢掠资源、移民压力之外，中国与邻国多有领土纠纷。《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月15日）曾发表一篇《中国海洋国土近一半存在争议》，外交部也承认中国与8个邻国存在海域争议。如果说领土争端双方各有理由，并不全是中国的错，那么掠夺他国资源，非法移民不断涌入他国，乱砍乱伐，从事各种非法行当，中国未必就占多少理由。本文开头引述外交部华春莹发言比较有技巧，她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反对非法伐木、采矿和野生动植物贸易，致力于同包括缅甸在内的邻国加强合作，共同严厉打击这类非法活动，保护自然资源，也一贯要求赴海外开展经贸合作的企业和个人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保护环境，造福当地民众”，这话的意思是：中国政府尽了责任“阻止”，“非法活动”是那些中国移民的个人行为。 作为一位中国人，只要对中国几十个资源枯竭城市的悲惨状况稍有了解，再想想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共犯结构下将大地、江湖河海与天空污染殆尽的结果，就能体验缅甸及周边邻国与中国这位强邻为伍的痛苦。 \多年追求，区域领导权仍如镜花水月\ “软实力”的要点，就是让一些国家因为某国的文化价值感召力与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自愿承认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美国911之后调整全球战略，将重点放在反恐，以中东亚地区为反恐重点。中国认为有机会取代美国，获得亚太地区的区域领导权，成为“亚洲的太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中国努力推行“周边外交”战略，想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展开经济援助，同时输出文化价值观，以赢得区域领导权。2005年中国宣布“和平崛起”，“中国模式”一度升温，中国甚至开始考虑发行“亚元”的时间表。 但好景不长，周边国家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诸多方面都无法与中国“和平共处”，大至领土争端，小至中国在上游筑坝引起东南亚河流生态恶化，鱼类灭绝，数百万渔民失业，……于是又吁请美国重返太平洋。从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到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重返太平洋，其间也就四年左右。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重返太平洋这一事实，为此痛骂美国霸权，并在各种场合声明中国要加入制订国际规则，重塑世界格局。直到2013年习近平内部整军初见成效之后，才改口宣布“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在最近的2015达沃斯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目前世界“远非太平”，地区局部冲突以及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二战后形成的国家秩序和国际准则必须得到维护”。所谓“二战后形成的国家秩序与国际准则”，就是美国主导、出钱出力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国不高兴时经常因此将美国贬称为“世界警察”。 暂时不争取区域霸权，于中国只是权宜考虑。中国的亚洲邻国有个共同意愿，国际社会早就精辟地加以概括：即政治（领土）安全靠美国，经济利益靠中国。美国身处亚洲国家与中国之间，虽然被中国说成是“干预者”，实际上只是个居间调停者，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美国国内政治，都不愿意美国过多介入。中国的这些邻国，只是希望背后站个“大个个”壮胆，让中国有所顾忌。这些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多有抱怨，另一方面又多方结纳中国。以缅甸为例，该国当权者深知，只有周旋于东西方之间方能获得利益最大化，就连昂山素季这位美国的好朋友也深谙其中的战略意义。她曾直言：“你不能忘记，中国是缅甸邻国，而美国相当遥远。”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争端缘于生存资源之争，只要中国不停止对周边国家的殖民与资源掠夺，中国休想被邻国拱卫成“亚洲的太阳”，亚洲国家之间“重建互信关系”，也有如镜花水月一样虚幻。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128/2617847.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俄罗斯双头鹰的头将朝向何方？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游移于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典范堪称俄罗斯。这种摇摆不定的姿态正好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国徽双头鹰的寓意相符。近20余年以来，这只“双头鹰”的头一会儿全朝向西方，希望民主化；一会儿又将两只头全掉向东方，反对任何形式的“颜色革命”。 但最近的分裂发生在俄罗斯的政治双头之间。在2010年12月27日召开的俄联邦国务会议上，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总理普京两人在民族问题上抬杠，目前二人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由于离下任总统选举只有一年，而普京为自己二度竞选总统修改宪法更为世人皆知。如今这场权力斗争正求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在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禁区——清算前共产主义罪恶的系列活动最近接连举办。 总统梅德韦杰夫从3月份以来一连射出了几支箭，每支箭都射向普京的软肋——前克格勃特务身份及其刻意掩盖的前苏联共产党罪恶。 第一支箭于2011年3月2日射出。这一天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欢度80岁生日。梅德韦杰夫于这天宣布颁给戈尔巴乔夫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俄罗斯民间亦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活动，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共的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此前，俄罗斯一度将苏联失去大国地位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不愿意承认他对苏东共产党国家解体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第二支箭是俄罗斯萨哈罗夫中心和纪念碑人权组织、捷克文化中心于3月在莫斯科联合举办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圆桌讨论会。会议的参加者有来自捷克、波兰、德国、俄罗斯的学者、人权人士和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与会者围绕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以及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三支箭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秘密警察如何监视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的图片展。这个展览于3月份在莫斯科开幕，展出了秘密警察当年偷拍的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那种典型的“1984”场景——老大哥在看着你。 这个会议与展览明显是针对现任总理普京而来。普京作为克格勃成员当年常驻东德，从来没有对当年所从事的工作怀抱任何愧疚之心，反而公开宣称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因为克格勃特工出身的普京上台执政，选拔了大量前苏联安全部门的官员进入执政集团，使得除垢与任何批评清算前苏联东欧国家秘密警察的行动在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出现。 除了从意识形态方面发起进攻之外，总统首席经济助理杜沃克维奇于3月30日向外界透露，梅德韦杰夫计划在近期撤掉在国有企业任职的数名政府高官的职位，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石油公司担任主席的俄罗斯副总理伊格尔•谢钦（Igor Sechin）。谢钦自上世纪90年代一直跟随普京，并曾担任要职。媒体猜测，此举意味着梅德韦杰夫试图卸掉普京的“左膀右臂”。 目前表面上还看不到普京有何反击之举。但特工出身的普京的惯技是策划各种阴谋活动，因此，俄罗斯这场双头之争的前景如何，外界尚难断言。 北京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目前发生的变化。由于普京偏好专制且反西方民主，北京一直视其为同道，对其反颜色革命的各种高招不仅津津乐道并奉之为师，如用“主权民主”抵制“美式民主”；以利益做纽带严防政治精英分裂，避免从政权内部产生反对派；整顿各种在中国活动的外国NGO，严防颜色革命，等等。 西方国家对这些变化持审慎观察态度。因为俄罗斯这只双头鹰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由于以上因素，西方世界既无法判断俄罗斯双头之争的最后赢家是谁，也无法判断总统梅德杰韦夫的一系列行动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是出于其厌恶专制的价值偏好——此前梅德韦杰夫从未表现出这种倾向。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4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4/russia-direc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蒙特内哥罗独立的启示
「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也译黑山）报上的这个大标题，说出了当地人民的心声。两天前的该国「公投」，多数人选择「独立」，因而使她脱离「南斯拉夫联盟」，而成为一个新国家。 过去近20年，欧洲有两次大解体，一是苏联解体成15个国家；再一个就是南斯拉夫联盟，解体成6个国家。两次大解体，都体现了尊重人民自决权的民主原则。 虽然「南联盟」解体之初，出现武力冲突，但克罗地亚、波士尼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都先後分离出来，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次蒙国独立之後，「南联盟」仅剩塞尔维亚，就无法再叫「南斯拉夫」，这个国名因此寿终正寝。 这次蒙特内哥罗的分离，应该说是最平和、最尊重人民选择权的一次。首先，它不是「南联盟」内所有人「共同决定」，而是蒙特内哥罗的人民自己公投。塞尔维亚面积是蒙国8倍，人口是蒙国11倍，如共同决定，就等於以大欺小，剥夺蒙国人民的选择权。这就像近年的东蒂汶、斯洛伐克一样，都是当地人民自决，而不是和外部人「共同决定」。过去魁北克的几次独立公投，也都是当地人自决，而不是加拿大全体人民「共同决定」，也是体现了这种尊重当地人民自决的民主原则。 其次，蒙特内哥罗独立成功，还由於塞尔维亚已是一个民主国家，它不仅没有用武力威胁蒙国的独立要求，而且早在三年前，就同意蒙特内哥罗可通过公投决定和「联盟」关系，并尊重公投结果。这和几年前斯洛伐克和捷克分手一样，同样是和平分离，主要也是由於捷克多数人民，尤其是当时担任总统的哈维尔，视人民选择权为最高价值。 其三，蒙国内部的统派，虽然强烈反对「蒙独」，但他们信奉民主原则，不仅同意就「统独」公投，把「独立」作为选项，也不对公投设立刁难的「高门坎」，而是同意欧盟提出的只要投票率达五成、有五成五以上民众赞成，就可「独立」的标准。因而蒙国独立成功，也是内部统派理性、尊重人民选择权的结果。 蒙特内哥罗独立之後，原为南斯拉夫所属、现自治的科索沃，很快也会由人民自决而成为正式独立国家。欧洲失去了苏联、南斯拉夫两个国名，却由於分离潮而新增23个国家。它说明尊重民族自决权，已成为历史潮流。 蒙特内哥罗曾是独立国家，一战後被武力并入南斯拉夫。虽然有独立的历史，但由於共产统治洗脑，「大南斯拉夫」情结导致很多人开始并不赞成独立，虽然当地人占人口近七成。直到近年民主之风劲吹，民族意识才复苏。这次公投结果说明，只要有真正的民主，最後一定是人民自由选择的价值成为主流。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5月24日 2006-05-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美国之音∶曹长青 陈奎德谈纽约时报继揭温家宝家人巨富
2012-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