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一位波兰记者对米奇尼克的评价
波兰团结工会的重要参与者、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的主编米奇尼克，最近到北京访问，跟一些中国知识人座谈，并上网回答问题。围绕著米奇尼克对中国现状的判断和建议等，在海内外的一些知识份子中间引起了争论。 支持者认为，米奇尼克是“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灵魂人物”。他在波兰的经验，尤其是他给中国知识精英的建议（跟共产党抗衡要讲究策略，注重妥协等），对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但批评者认为，米奇尼克提出中国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只要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就会激起政府暴力，最後的结果是内战。”“现在我们需要等待，等待共产党人意识的变化”。“面对专制要采取革命的话，那必然是实施专制的革命者”等等，不仅和中国现实脱节，更等於是让中国人做顺民。在共产党严酷镇压异议声音的当今中国，反抗和镇压的力量完全不对等的现状下，根本谈不到什麽跟中共妥协、合作、讨价还价；反而是应该启迪和呼唤更多的中国人觉醒，认识到共产党是邪恶这一真实，才可能有机会结束共产统治。 双方的争论逐步升级，最後支持米奇尼克的人提出，海外的流亡人士不如米奇尼克“懂中国”。而批评者则指出，国内的一些知识精英，由於资讯无法完全自由等，可能也不真正了解米奇尼克和波兰。 在双方争论之际，波兰驻台湾的记者沈汉娜（Hanna Shen），在网上读到我的文章“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之後，来信表示，她完全认同我的观点。沈汉娜在共产波兰出生、成长，後留学美国，近年则常住台湾。她为波兰的报刊写稿，也不时在中文报刊和她的博客http://hannashen.tripod.com上发表关於波兰、台湾和欧美等问题的文章。最近在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谈米兰．昆德拉被揭出当年曾做共产党线民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个网址看到。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oct/19/today-o6.htm 跟波兰知识界有密切来往，对当今波兰情况非常了解的沈汉娜来信说，米奇尼克非常左倾，希望中国人不要听米奇尼克的建议。她又撰文表示，米奇尼克也给波兰开错了药方。我把她这篇英文短文译成中文，希望中国人也了解一下波兰人怎样看米奇尼克。下面是译文∶ 自1989年起，作为《选举日报》的主编，米奇尼克尝试在波兰社会左右舆论、建构标准。他一度曾被称为波兰的政治正确之父。但在最近几年，他的影响力消失，他的报纸的销售量也骤减。为什麽那麽多的波兰人，包括一些波兰知识份子听不进去米奇尼克的话？回答很简单∶米奇尼克给共产主义垮台後的波兰开的药方没有效果。他开的是什麽药方呢？ 第一，反对“除垢法”（除垢法是限制前共产党人，尤其是曾给共产党打小报告的秘密警察或线人，谋求政治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位置）。除垢法在德国和捷克都做得很成功。但在波兰，米奇尼克领导的报纸指控除垢法的支持者有独裁者倾向。那些主张司法追究前共产党高官责任的人们，也受到米奇尼克的指责。米奇尼克和他的报纸非常虚伪，他们的报纸甚至雇用了前共产党的秘密警察。 第二，跟共产党人密切合作，持续试图描绘共产党人是管理国家的专家们。自1989年起，米奇尼克和许多共产官僚成为朋友，比方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雅鲁泽尔斯基曾在1981年实施军管，但米奇尼克强烈反对追究雅鲁泽尔斯基的责任。发表在《选举日报》1990年5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表示，波兰共产党的财产不应退回给人民，後共产党人有拥有那些财产的权利！由於这份资源，前共产党精英得以继续主导波兰的银行、工业和媒体。 1989年之後，有一个对波兰共产党人实行的“爱的政策”，米奇尼克是创建者之一。由於这个政策，导致波兰在转型过程中缺乏司法正义的追求，此举阻止了我们重新构建信任社会、修复被摧毁的司法制度、以及促进各方和解。 现在，波兰人民开始懂得，米奇尼克给我们开的药方是错误的。但我们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这一点。 附∶沈汉娜的英文原文∶ Starting from 1989 Adam Michnik as the editor of Gazeta Wyborcza tried to create opinions and standards among Polish public. He was once called the father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Poland. In the last few years, however, his influences vanished and his paper has faced a sudden drop in sale. Why did many of Poles, including some of the Polish intellectuals are deaf to what Michnik is saying- The answer is simple the medicine he prescribed to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did not work out. What was this medicine? First, anti-lustration. Lustration (excluding of participation of former communists, and especially informants of the communist secret police, in political and civil service positions) has been succesfully done in Germany and in Czech. In Poland the newspaper led by Michnik accused supporters of the lustration of dictatorial inclinations! Those who advocated the idea of bringing to justice the former communists high rank officials were condemned by Michnik. He and his newspaper were so hypocritical that they even employed in the paper former informats of communist secret police.(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oct/19/today-o6.htm) Secon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communists and constant attempts to describe communists as experts in running the country ! From 1989 Michnik befriended many communist apparatchiks for example 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 Michnik strongly opposed the prosecution of Jaruzelski who in 1981 proclaimed martial law in Poland. In the article written in his newspaper on May1st 1990 Michnik claimed that the assets of the Polish Communist Party should not b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post-communist had the right to the assets! With this support communist party nomenklatura continued to dominate Polish banks, industry and media. After 1989 Michnik was one of the creators of the the “love policy” towards Polish communist. As the result of this strategy Poland has suffered from lack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at has prevented us from rebuilding social trust, repairing a fractured justice system and promoting reconciliation. Nowadays, Polish people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medicine Michnik prescribed for us was wrong. However, it took us almost 20 years to realize it. Hanna Shen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桑兰打水一场空
桑兰的跨国索赔案有了新进展，7月11日桑兰在纽约和其律师海明召开记者会，宣布他们对美国体操协会、三家美国保险公司“撤诉”，因他们达成“和解协议”∶保险公司向桑兰道歉，并给予金钱赔偿（但钱数保密），纠正原来的保险政策，对桑兰在中国的医疗费也予负责。美国体操协会则对当年桑兰摔伤做出新的结论，不是桑兰“失误”。桑兰对这个结果满意，因为她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既讨到了说法（摔伤不是桑兰的错），又得到金钱赔偿的实惠。 每天在博客发文、炒作桑兰案的海明，把这个“和解协议”消息传给中国大陆及英文媒体，宣告他们取得重大胜利。中共侨办下属的美国《侨报》率先报导，大标题是桑兰“想要的都得到了”，中国《人民日报》所属“人民网”也刊出同样标题，也是强调桑兰案获重大进展，得到赔偿。 英文媒体中，只有美联社记者（Larry Neumeister）写了篇报导，说保险公司和桑兰和解，并引用桑兰律师海明的话说，“保险公司将为30岁的桑兰（终生）提供可达一千万美元的现金和医疗费用。”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均是转载这篇美联社文字，没有自己的独立报导。包括英国BBC中文网，也是转译这篇美联社报导，但没有按新闻规矩给予注明。海明在其博客宣布，北京中央电视台到他的律师楼对此做了采访。 通过这新一轮的新闻炒作，桑兰和海明的巨额“索赔案”似乎大获全胜。但真的是这麽回事吗？ 由於桑兰和她的律师曾多次撒谎，而且热衷炒作，使此案早已成网上肥皂剧。所以对他们在记者会上的含糊其辞的宣称，以及相应报导，第一个反应就是质疑其真实性。於是向保险公司（TIG）和美国体操协会求证。 保险公司律师部主管（Head Lawyer）理查. 费边（Richard Fabian）在电话中答复说，保险公司确曾跟桑兰签了一个保密协议（是他手下的律师Anthony R. Gambardella去谈判签的）。因是保密协议，他们要遵守承诺，内容不会泄漏。在经过长时间电话交涉之後，最後费边先生还是解答了一些问题∶ 第一，“保险公司过去一直执行保险条款，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所以不存在道歉，也没有（对桑兰）道歉。” 第二，“保险公司（对桑兰）的政策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也没有新增条款。” 第三，对美联社引用桑兰律师海明的话，说这个协议 “提供可达一千万美元的现金和医疗费用”的质疑，费边表示这是保密协议，具体内容他不会说，但是他强调，“保险条款没有变，还是原来的”。既然保险公司没有做错事，保险条款也是原来的，那为什麽还需要“和解协议”（settlement）呢？settle（达成协议）总要有实质内容吧？对此，费边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如果有人告我，索赔十块钱，我也可以不付一分钱，就跟对方达成和解协议。 第四，对中文媒体和美联社等的报导，费边说，“我知道关於这个保密协议现在有很多不实报导”。 第五，对桑兰跟保险公司签“保密协议”後立即开记者会一事，费边说，他知道有人违反了保密协议，因为他们的谈判律师刚走出海明办公室，就看到很多记者在等待。保险公司是否会采取惩罚动作？暂时不会，“因为我们对这个协议非常满意”。 美国体操协会新闻部副总裁莱斯利.金（Leslie King）则在回答电子信和电话的询问时表示∶“美国体操协会从未接到过起诉书和传票，案子现已撤诉。这个事情已经通过保险公司解决了。”她没有回答到底是谁导致了桑兰摔伤一事。 对於桑兰的声称∶美国体操协会认定桑兰在1998年友好运动会上发生的这件意外不是她自己的错，“我打官司就是想得到一个说法，这麽多年了，还我一个公道。今天他们终於承认。”莱斯利.金沉默，说没法回答。 在7月11日和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之後，美国法院刊出了代表三家保险公司和美国体操协会的Anthony R. Gambardella律师和桑兰律师海明联合签署的“永远放弃”今後诉讼的“撤诉状。” 至此，桑兰赴美打21亿美元索赔案的五家美方（时代华纳、美国体操协会、三家美国保险公司）、一个美国人（泰德.特纳）全部撤诉。 由於美国体操协会和三家保险公司的律师都严守协议保密的规定，所以媒体只听海明一面之词，也就是说，桑兰大获全胜，既讨到了说法（摔伤不是桑兰的错），又得到金钱赔偿的实惠。 而事实明显不是那麽回事。桑兰的“两项重大成果”都是谎言。第一项∶桑兰没有讨到任何说法。因为∶ 首先，从桑兰摔伤迄今，有谁指控她“学艺不精”、摔下来，都怪她自己不好？从美国到中国，大家都对她抱著巨大的同情。最基本常理也是∶谁还会来指责和追究这是她自己的过错呢？指责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呢？事实上，是桑兰自己制造一个“讨说法”的说法，来掩饰她要巨额索赔的贪婪。 其次，如果美国体操协会证实，桑兰不是由於自己的原因而意外摔伤，那麽就是别人的原因，那个人是谁？在事故中，强调是别人的责任，是为了索赔。桑兰为什麽不向那个她声称的“事故制造者”索赔？道理一清二楚∶没有事故制造者！ 桑兰的第二项重点成果，虽然他们用模糊的语言和“保密”等理由试图给大众造成他们得到巨额赔偿的印象，但事实上，这仍是还没成立就可轻而易举被戳穿的谎言。 第一，在7月11日的记者会上，海明自己也承认，那一千万，就是原来保险的最高额度；桑兰附和了海明的说法；黄健也强调了一遍，就是原来的那一千万。 第二，美国保险公司律师反复强调，保险条款没变。当年保额最上限才是一千万，而如果支付一千万现金，则是整个policy（保单）的变化。即使律师没强调，常理也明摆著，不可能如此。 第三，海明7月13日又开记者会。在他公布的“成果”中，只有增加了桑兰在中国每周做三次康复的费用保险公司支付这一项。 第四，海明试图用桑兰要在中国开帐号收美国保险公司的钱这个说法，来模糊表示桑兰要接受巨额现金赔偿了。但明摆著，帐户是用来接收桑兰做康复的报销费用。 既然桑兰海明违反保密协议而开记者会，而且严重误导媒体，那美国保险公司和体操协会为什麽硬是不吱声，而且到目前为止也不准备采取任何措施呢？因为首先，从保险公司律师主管“非常满意”的口气中清楚地可听出，他们没有给予桑兰“赔偿”，没花什麽钱和精力，却把这个官司永久取消了，他们很得意。保险公司是面临最多官司的机构，即使在庭上完全可以打赢的很多案子，也费时耗力。对桑兰这个案子，他们既没有什麽金钱损失，又可以迅速结束，很快甩掉了，他们得到了“里子”，没人再纠缠他们，就很高兴了。他们大可不必介意桑兰海明们为了“面子”而在媒体上瞎咋呼。 而对美国体操协会来说，他们也不愿被官司缠身，尤其是跟一个残障人。他们既不会随便指控是其他人的责任导致桑兰摔伤，同时也没有必要否定桑兰的“不是她自己的责任”的说法，图什麽呢？只要你不指控是我们的责任，就和我无关。所以，美国体操协会者同样得到了桑兰永远不再诉讼的“里子”。至於“面子”，你桑兰自己要去吧。 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既然都没有错，官司也都过了诉讼期限，为什麽不跟海明打到庭上，却迅速和解了呢？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美国人是君子，遇到了牛二，根本就不懂牛二是怎麽回事。他们更想不到海明那一大堆谎言的问题。加上桑兰的摔伤当年曾牵动美国，引起巨大同情。所以他们更愿意息事宁人。如果真得面临支付“黄金白银”的巨额款项的话，那他们可就绝不会跟桑兰们嘻嘻呵呵、乐融融了。美国人从来把“里子”看得比面子重要。而中国人是“打死也要面子”。所以桑兰海明们，宁可破费也得死挺住虚假的“脸面”，要在“祖国人民”面前有面子。 可惜，官司才打一半，他们已成了马戏团小丑。在记者会上，海明桑兰们还为海明的博客点击率直线上升而得意洋洋。他们居然不知道，有人耍猴的话，是会引来围观的。猴耍完了，人群就不见影儿了。最要脸面的人，结果在把“里子”都丢了之後，就只剩下一场“真人秀”的丑角面具了。 桑兰这出戏，亿万赔款梦落空，已失去在中国的“软资本”——形象，以後谋生的路子将远比打这个官司之前艰难。而在美国，不仅在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那里，在任何了解这个案子、看过桑兰起诉书的人那里，桑兰海明都不仅把自己的脸丢尽了，也丢了所有中国人的脸。人家不会说什麽，对桑兰也还会客气礼遇，只是再感觉一次什麽叫“不可理喻”罢了。 桑兰律师海明和经纪人黄健都表示，他们原来以为很快会和华人被告和解，而美国人那边难打，结果正相反。为什麽呢？就因为，牛二遇到的莫虎、刘国生是杨志，他们懂得海明桑兰们是怎麽回事。同种文化的过来人，杨志遇到牛二，处理方式当然不可能和天真的西方人一样了。 2011年7月13日於美国 2011-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中国民意調査のホントと噓ー人民論壇の調査の挫折に思う
程暁農氏 4/16/2013 日本語全文概訳／@Minya\_J Takeuchi Jun 2013/4/18 http://twishort.com/2Hjdc 2013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伝部にはまことにイタい一日となった。この日、共産党の一番の宣伝手段である『人民日報』に属する『人民論壇』が共産党の指導する”中国的特色のある社会主義制度”に「広汎な人民が極めて強い信頼と希望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を証明しようと行った民意アンケート調査が全く正反対の結果になったからだ。 調査結果は約８割のネット投票者が中共指導者とその制度にはっきりと否定し、政府の立場に賛意を表したのは”ほんの一握り”（約10%）だったのだ。 （結果は→heqinglian.net/2013/04/17/liestruth/ 参照） この民意調査結果をどう読み解くか？ 中国社会を比較的深く理解している人は「民衆の真意はかくの如し」というだろう。確かにネット利用者の中では中共に批判的な人は結構大きな比率になる。しかし、新聞しか読まないとかテレビしかみない中高年ならこの比率は随分低くなるだろう。これらの人々はネットの非政府系ニュースをしらないから、政府の洗脳に対する防御力が劣るからだ。 だが、さらに一歩進めてみると、さらにふたつの検討に値する問題がある。一つには、なぜテレビのインタビュー取材では政府を褒める人が大多数を占めるのか？新聞の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はいつも政府に都合のいい数字なのか？第二に、なぜ国内に十数万人もいる「ネット評議員」（五毛＝爺注；金をもらって政府に都合の良いツィートする連中）が頑張って投票し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もし彼らがそうしたらこ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の”反共産党”の結果も逆転できたろうに、という疑問。 第一の問題は中国の民意調査では本当の話と噓の話があるというテーマだ。共産党国家の強度のプレッシャーの元では、人々は「公開の場では噓をつき、私的な場合だけ本当のことを言う」（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という状態にある。一昨年、Wikiリークスが発表した米国駐中国大使館が国務省に送ったレポートに、李克强が自国の地方経済報告の数字を水増しで、自分で現地をみるまで信用していない、と米国外交官に話した、というのがあった。 これが非公式なら本当の話をする、の典型だ。一人一人のホントと噓の比率は色々だが、私的な話で噓を言ったり、公開の場で本当の気持ちを離すひとはあまりいない。司馬南（爺注；学者から売り出したメディアの寵児、共産党員。2011年、艾未未に携帯と住所を暴露された。2012年渡米後帰国。）みたいな連中だって例外ではない。公開の場で口では米国を非難し、まさか米国に潜り込む方法を考えているとは誰も思わなかった。クリントンが北京大学を訪問した時、理路整然と米国大統領を非難し西側制度に反発する強烈な愛国心を発揮した北大の女子学生は、そのあとすぐ米国ビザを申請して結婚して米国人国籍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西側の人々はこの種の人格分裂的行為を理解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中国人なら十分わかるのだ。中国人がなぜ公開では噓をつくのかというと公開の場合は同僚や大衆が聴く。そして彼らは政府やボスに告げ口しかねないからである。 かって私は「誰がソ連を解体したか」（「書屋2000年12月号）で指摘したが、人間は本来真実や誠を尊ぶ。しかし共産党体制では毎日顔に仮面をつけて仕事をし、帰宅後やっとホントの事が話せるのだ。同時に子供を教育するときも、一面では誠実で道徳的であれ、といいつつそれとは別に、政治的な話では上手に噓をつくように教え当局と上手に対応し、かといって当局の政治宣伝を本気にしないように、と教育するのは家長にとって実にアタマの痛い家庭教育だったのだ。 ソ連の専政は「台所政治文化」を産んだ。人々は仕事場では噓をつきながら、夜、台所で（ソ連の一般家庭には客間がないので）友人と集まって、政治を批判したり、普段口にできない内心の話をした。ただ子供に聞かせない様にしないといけなかった。盗み聞いた子供が影響を受けるからだ。全く疑問の余地なく中国で民意アンケート調査が公開で、例えば職場でとか、テレビ映像で撮影されてたりしたら、対象者は噓をつくだろう。せいぜい一番良い結果でも真偽ごちゃまぜだろう。無論、非政治的な話ならあるいは本当の答えを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が。 今回の人民論壇ネット上の４つの問題は中国では政治上の高度に”敏感な”問題であり、もしテレビ局が、或は直接面接法でやったなら、得られた回答はおそらく役所が満足するような、しかし半分は噓だったであろう。 だが、ネット上の民意アンケートは匿名だ。投票者は自分の本当の姿を暴露することはない。つまりついに人々は”私的空間”に似たものをゲットしたからこそこの種の調査において、胸の内のつかえを吐き出し本当の話をしても懲罰を受ける心配が無かったのだ。これは滅多に無い機会だといえるし、「当局者」に自分達庶民の本当の声を聞かせてやれる。その結果、この人民論壇アンケートは中共の社会的信任とその制度選択のネット民意調査が中央宣伝部にとって甚だ手痛い結果になった。最後には人民論壇は短い時間で大慌ててこのサイト上の頁を削除するはめになったが、当然「人民日報」はこれについての如何なる報道も不可能であった。 今回の中共の統治にノーと答えた民意調査の結果は歴史に残す価値がある。中共の統治史上このような記録は極めて珍しい。ネット出現以前は民意調査は公開で行われたから、そお結果はやはり噓ばかりで、分析しようにもどうにもならなかった。ネットができてから、国内のネット民意調査が高度な政治的”敏感な”問題について行われることはほとんど無く、中国ネット民の中共に対する態度での真実を知る機会はいくらも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勿論人民日報や中央テレビが普段、いくら万民が我が与の春を謳い揚げ、共産党を推戴している、などと言っても、今回の人民論壇の民意調査が明らかにした真実の民意が表した政治動向を否定する術もない。最後に、なぜウンカの如く数多い五毛諸氏がこの民意アンケート調査で大活躍しなかったのか？私は２つの可能性があるとおもう。一つは五毛達は本来”利益の為に魂を売った”わけで、ネット上で匿名の調査に党の要求通り答えても何の報酬にもありつけないから、やる気をなくしたという可能性。 第二の可能性は一部の五毛は調査には回答したが、誰も自分達を監督する人間がいないので大多数のネット民と同様に本音の方を選択した。彼らの心中の中国の政治への本音と、普段公開のネット空間でネット名で話していることは実は反対だった。つまり、利益のために噓の公開演技する場合以外、彼らも心の中では”中国的特色の道”にはもううんざり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終） 拙訳御免。原文は；heqinglian.net/2013/04/17/liestruth/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中国金融系统拆弹与金融难民的产生
何清涟 自6月初以来，中国约有150家在线借贷平台“爆雷”。所谓“爆雷”，是P2P行业（网络借贷业）的惯用说法，一般指P2P平台因未能偿付投资人本金利息而出现的平台停业、清盘、法人跑路、平台失联、倒闭等问题。仅7月18日这一天停业的问题平台就达23家，其中有十余家是百亿资产的平台，最大的是阜兴集团下面三家私募，总值270亿元。因网贷平台爆雷而利益受损的人群，被冠名为“金融难民”。 银监会主席亲口发出警告 令投资者深感不安的是，150家远非“爆雷”终点，2014年这种在线借贷平台共有260多家爆雷。这次P2P借贷平台成为政府拆拆弹的定向爆破点，事先就有警示。银监会主席郭树清6月中旬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其内容可以用12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最醒目的警示是称：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10%，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我当时发了推文，提醒一些做投资的推友：政府准备让一些金融平台倒账。 郭树清提到的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爆雷。炸弹这么多，拆解得逐项来。P2P被选中做第一个定向爆破点，政府应该是出于两重考量：一是总量小， 1.3万亿人民币总规模的中国P2P行业，相对于中国252万亿元的银行业总资产而言，仅占千分之五的比例，于大局影响较小，因此先拆。二是这个借贷平台造成的“金融难民”数量虽多达数百万甚至逾千万，但受损失程度大都没有严重到要与政府死嗑的程度。政府非常清楚，这些P2P投资者多为中产，大多数人的投资额度也就在1-5万之间，在爆雷之初可能会想着维权，但不会拼老命，时间一久，那愤怒就慢慢淡化成怨恨。 政府的重心在于债务，今年到期的22万亿债务出现违约潮，压力很大。 中国投资者为何认为政府应该负责？ 许多借贷平台已经消失，中国的金融难民血本无归，他们都将平台倒闭的责任归咎于政府，要求政府对此负责。这种情况也算“中国特色”，在美国不会出现。这与中美两国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承担的角色有关。 美国是私有制为基础，政府并不直接控制各种经济资源，政府主要是市场的守夜人，调控经济的方式主要是货币政策，以及国会立法，比如反垄断、规范资本市场、限制或者放开某经济领域。因此，美国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个人负责，即使是投资公司行骗，也只会受到法律惩罚，政府并不需要代替投资公司负责赔偿，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人有93%的人财富缩水，将近一半人损失40%的财产，但投资者并未向政府索赔，因为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并不曾为各种投资银行及投资公司的信誉背书。 中共政府垄断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权力，是全能政府；经济上，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土地、矿产、森林、江河湖海等主要资源全归国有。政府既是资源的掌控者，也是分配者；国有企业控制了所有与国家安全、经济命脉有关的重要领域，因此政府又成了下场踢球的参赛者；党管司法，因而又成了所有利益纠纷的裁判者。近几十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所有经济类抗争，其矛头最后都指向政府，其政治逻辑就是全能政府统治的国度，政府就是所有事情的最后责任人。 P2P网贷平台在吸引投资者时，经常也强调自己的官方背景。比如在7月中旬爆雷的杭州“火钱理财”，其宣传口号就是“国资背景”。在爆雷发生的几天前，火钱理财还宣称自己获得由“国家商务部信用办公室监制”、“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颁发的“企业信用AAA级信用企业”的奖章。 中国政府为何要负责任？ 中国政府在网贷金融平台爆雷上，要负两重责任： 一是政府监管严重缺位。中国于2007年开始进行所谓“金融创新”改革，产生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P2P网贷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影子银行系统从产生之日开始，就存在严重问题。据官方“传播大数据”称，泛亚、MMM、卓达等大型借贷机构利用准入门槛低、缺乏监管等条件，推出名目繁杂的理财产品，依托互联网平台，频频打出“金融创新”的旗号，以远远高于银行存储利率的利息来吸引投资者，使网络平台成为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温床。这些平台往往因资金链条断裂，不断出现金融公司爆雷事件。民间的“非新闻”网站（已被官方关闭）分析，欠薪、商业欺诈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15年统计到的事件总数的一半。 中共政府从2015年起，年年进行P2P网路借贷风险专项整治，从要求P2P回归网路借贷信息中介，到“备案制”，再到“备案延期”。由于政府监管缺位，政府官员与金融系统的共谋，中国影子银行系统一直处于边整顿、边开放的状态，一方面有不少金融平台爆雷，另一方面有许多有背景、有资源的企业陆续进入P2P行业。 中国政府如此管理经济，就如同我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所说，这个管理者在管理经济的同时，又成了麻烦制造者，最后还不得不成为解决麻烦的拆弹部队，经常需要拆除各种自己埋下的各种炸弹，开展各种极不到位的整治。 二是中国政府近30年以来的货币大放水，让中国人时时担心财富迅速贬值。我在中文Twitter 上曾发表一条“与货币赛跑的中国人”：1990-2017年这27年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长123倍：199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是1.39万亿，2017年12月末，广义货币余额167.68万亿元。1990年，中国GDP总量折合美元为3608.58亿2017年为12.24万亿，增长不到40倍，不及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三分之一。 货币供应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其结果就是严重的通胀。在这27年里，一个人的财富增速只有达到123倍，才能与货币增速打个平手。中国人之所以 感觉不到通胀的高压力，是因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明了“池子论”，用股市与房地产做为货币储水池，圈住流动性。 因此，富人抢地抢资产并变现转移国外，中上层与中产就只好囤房，中国的房地产成了中国天量货币的储水池。但近五年以来，大城市的住房动辄三四万元一平方米，中小城市的住房价格也迅速上升，没有几百万现金，根本不具备买房资格。许多中低阶层手中有点余钱，担心贬值，就只好投资P2P平台，这种理财产品的利率并不高，年化收益率最高是14.2%，也有不少是7%或8%。因此，与其说是P2P投资者贪利，不如说是希望在中国央行货币不断大放水的情况下，让自己的财产保值。 拆弹者不会永远幸运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是依靠对资源的过度抽取，经济增长依赖哪几个领域，哪几个领域的社会反抗就非常激烈。但是，政府与民争利导致社会矛盾直线上升只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模式完全是饮鸩止渴，在某个领域获得短期利益的同时，就会埋下定时或不定时炸弹。 郭树清的报告中提到的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就是政策不当而埋下的炸弹。这些炸弹有大有小，都处于随时会爆炸的状态。中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的货币维稳（第一仗就是外汇储备保卫战），就是陆续拆除金融系统的各种炸弹。 天底下没有不破的经济泡沫，中国经济的高度泡沫化史无前例。中共政府采取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措施，努力延缓泡沫破裂到来的时间，希望以时间换空间，最后换来经济软着陆。2018年，中国政府的拆弹重点本来定在地方债务，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完全打乱了中国政府的原定部署，加剧了拆弹的困难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台湾上报，2018年7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5361）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芬华已逝，余芳长存 ——悼念好友李江琳女史
何清涟 历史学家、杰出的当代西藏史学家李江琳女士辞世，作为她生命中最后十余年的密友，心中伤痛，无以言表。 A person holding a can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1956年前出生的中国人，几乎算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代，这个共和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几乎都化为我们这代人的苦难与创伤。人类历史上，有的人是将他们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他们的富足化为哲学。我与江琳虽然出身截然不同，她来自红色家庭，我出生于中医世家，但在文革之后都经历了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也都是通过文革后恢复高考改变了人生命运。当我们在20多岁之时进入大学之时，社会化过程已经完成，因此注定都只能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尽管专业不同，但在学术求真上却并无二致。 江琳与我相识多年，但真正的交往却是从她搬到宾州后开始，其时，她思想上转为保守主义，现实中经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认识了与她相守人生后半段、相依为命的丁一夫先生。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厚积薄发，进入了学术研究的井喷时期，#佳作#迭出，包括《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2010年）、《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2012年）、《藏区秘行》（2014年）、《重生的观音：第三个西藏的故事》（2017年）、《智慧之海，达赖喇嘛与当代科学家的对话》（2018年，与丁一夫合著）、《一生三世：格尔登仁波切回忆录》（2021年）。 中国曾有一段西藏热，但多是游记类著作，极满足了汉地读者对西藏景地、人文的好奇心。也有一些官方著作与回忆录谈及1959年“西藏平叛”这段历史，但因为立场先行，只能算是官方表述。与之相比，江琳的书分量颇为厚重。这厚重感，一是源于历史本身的悲惨与沉重；二是缘于书写者的艰辛付出。自2004年她在法拉盛图书馆主持汉西藏文化交流会之后，她就立志要研究这段被沉埋的历史。其时，亲历1959之后西藏痛史的各阶层人士还有人健在，为了不错过这个宝贵的时间窗口，2007年以后的十余年中，她几乎每年都要走访印度达兰萨拉。期间她在夫君老丁的陪伴之下，走访了色拉寺和尼泊尔流亡藏人居住地，采访300多人。积攒了大量一手资料后，为了有足够的研究时间，在自己手无余钱的情况下，于2009年辞去在图书馆的稳定工作，专心从事西藏史的研究写作，为国际西藏史学界贡献了数本功力扎实、直面历史真实的著作。 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能列入良史的著作要求有三，史识、史德、史才。江琳所著#《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When the Iron Bird Flies China’s Secret War in Tibet）这两本，足称“良史”。在西藏史研究领域当中，只要涉及这段历史，将成为两本无法绕过的界碑式著作。作为一位学者，一生能够留下这类著作，当无遗憾。这两本书，已经分别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片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0, 2016 图片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 2022 西藏史我在国内就已经有所涉猎，无论是官史还是达兰萨拉版本，都曾读过，读后总觉得是同一事件两种述说，难称信史。我认真研读过江琳这两本著作，仅从史料方面来说，她已经做到这个领域前人所未达之境界：既有她数年“抢救”的历史记忆，又有中共翔实的文献资料，还有世界西藏史研究方面的记载。同一事件的述说，她比对过多种版本之后，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只要不带偏见，在读过她的书之后，很自然地就会被她的书说服。如果说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是将西藏问题带入中文世界，那么李江琳的《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为世界呈现的则这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明白了西藏问题的冤孽结究竟如何结成。 在研究方法上，我与她足称知音。她曾说过，“我研究西藏，发现我们的研究方法相同，都是先从资料的全面搜集入手，比对后，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出结论，这与我们两人都有过历史专业训练有关”。我想了一下，确实如此，因为我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也是先重在资料的全面搜集，哪怕是对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这么一个不容易出歧见的问题，我也会参考中美两国相关数据，在文中做出说明，其余复杂一点的数据比对，当然更是不嫌劳烦。也正因此，我们相互能够理解对方研究的价值何在。 近年来，在西藏史研究告一段落之后，鉴于对美国左祸横行之害，她开始阅读大量“1968人”的回忆录与著作，并做了不少笔记，希望将“体制内新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这一过程梳理清楚，在此基础上做分析研究，对美国左祸形成溯源。我着重于研究近十余年的美国左祸，因此，颇多共同语言，在推上就美国进步主义危害的互动，为部分推友所熟知。不过，这只是她的一个阶段性研究目标，更长远的研究是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她搜集到不少资料，准备在十年之内慢慢研究。 江琳是位追求生活质量的人，特别愿意与朋友分享一切美好物事。当她离开纽约的喧嚣搬到宾州的Arlington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的小花园。交换花草及养植心得，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两家的种植区分别是Zone 6的A区与B区，适宜种植的物种有很多相同，互赠的结果是两家不少花草相同，比如芍药、蓝木槿、腊梅、玫瑰、丁香、薰衣草等，区别是她重“色”，园中花团锦簇，煞是好看；我重香味，无香的花不种。我家新居是从无到有，种下两株红梅，她家已经无地种树，近几年红梅花开，如果她正巧在开花时节来我家，少不得折梅而归。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远离城市，在郊区半隐，做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闲来养花弄草，烹制美食，丰富生活，逢节假日相聚，以飨亲友。她用芍药花瓣做的糕点，精致美观，品后齿颊留香。 可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江琳从2023年8月初迁居千里之外的乔治亚州，为搬家整整劳累了几个月，待收拾完新居的树林与花草，已经精疲力竭，终于在12月份开始生病，经医生确诊是癌症且是晚期。2024年这一年，是她与老丁人生最艰难的一年。我基本每周与她通信，一道经历希望、失望、再求治、再看到希望的情绪波折。11月25日接到她的来信，谈及病情之后附上这句“此生还算圆满幸运精彩，有爱我的丈夫，有亲密的朋友，无悔无憾”。闻听此语，顿觉她可能病情恶化，我打算抽出时间在节日期间去看她。12月4日，她在来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最后见面时我的样子，所以，我们今生不会再见了。你和晓农一定要好好生活，适当的时候完全退休，不要太关注时事世事”。最后这句简单的话，内蕴实在太过丰富。由于美国进步主义左祸横行，世界巨变，在美国的华人家庭，宛如再经历一次中国文革时期的观点分裂。我们这辈人经历过中国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与高压政治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奋斗，安身立命之余，晚年但求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侍花弄草的一份闲适，但时代波涛汹涌，惊云密布，只要真正关心美国国运及世界未来，心情轻松者实在不多。12月24日平安夜终于传来她离世的消息，我与晓农、北明郑义伉俪及纽约张菁等几位老友，只能远行千里为她送别。回到家中，处处见她多年来馈赠的盆栽及各种物品，睹物思人，难免伤情。 江琳，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过客，愿你还归道山，从此了无牵挂。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1月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5/01/02/hql-dao-nian-li-jiang-lin/ ）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曹长青矽谷演讲∶唱衰台湾经济 是想唱衰台湾民主
【大纪元1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刘天育桑尼维尔报导)1月5日晚，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矽谷支盟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办年会，邀请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演讲。曹长青认为，中共拼命唱衰台湾的经济，是想唱衰台湾的民主。 台湾不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 曹长青表示，在台湾2008年总统大选前夕，中共拼命抹黑台湾，唱衰台湾的经济，是想唱衰台湾的民主。中共想欺骗老百姓说，要民主，就是台湾的动乱，经济不好。 曹长青说，观察台湾，一定要透过中共媒体看台湾的真实。他认为台湾不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有四点原因∶一，台湾人均收入1万6千美元，是中国的16陪；二，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资料库资料，在141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排列中，台湾的贫困人口为0.9%，是最低的，远远少於中国的10%；三，台湾经济发展率在2008年预期为5.45%，已经是很不错了；四，台湾的外汇存储相当多，为全世界第四。 中国是一个越来越两极分化的社会 曹长青表示，中国才是一个越来越两极分化的社会。少数的太子党、官员利用权力获得更多的资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盗窃经济，太子党、官员们乘机把国家财产盗到自己的腰包。有钱人三十几岁就给自己买风水好的墓地，而中国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有2亿人，每天收入只有2美元的有6亿人。 曹长青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各种抗议事件。据中国官方资料，2006年，全国有8万7千件骚乱抗议事件。中共总是把稳定作为基本国策，这说明中国并不稳定。 台海问题在於中共 谈到台海问题，曹长青认为，中国不民主，台海就不和平。台湾大选前夕，中共通过美国向台湾施压，反对台湾入联公投，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中共造成的。 曹长青的演讲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2008-03-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温家宝家族巨富是真的吗？
《纽约时报》独家揭密，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有巨额财产，多达27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迅速遮屏了这个报道网页，但国内的朋友说，网民已私下“大面积”传送。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恐怕家里不论有多少宝，多大财力和权力，都无法封住信息了。 在中共十八大之际，纽约时报发表这样的揭秘报道，有些人认为是温的政敌提供，有政治动机，所以“不可信”，甚至是“假新闻”。那麽对《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应该怎样看待？ 首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说，这是给中国“抹黑”。这跟“假新闻”之说在一种思维轨道。你提出这是“抹黑”，这是“假”，但你没有指出假在哪里，哪个证据是假，没有提供你认为的“真实”。只是这样泛泛指控《纽约时报》，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几乎等于承认，《纽约时报》的报道是真实的，因为你无法用具体事实来反驳。 第二，在西方阅读和了解《纽约时报》的读者，会倾向相信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因为《纽约时报》是美国、也是世界最知名的报纸之一，虽然其社论和多数言论（评论版文章）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属于左翼，但在新闻真实性和专业性上是相当有信誉的，尤其在调查性新闻报道方面，《纽约时报》的成就鲜少有媒体可匹比。其对“真实性”的审核之严格，是和专制国家媒体有天壤之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用对中国媒体的看法去判断《纽约时报》的报道，则是很荒唐的。 这次就温家宝事件，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新闻专业形像，《纽约时报》也绝不可能草率报道。我在美国看了二十多年《纽约时报》，从未见过有对中国高层领导家族敛财问题有如此长篇详细报道（译成中文约九千字）。按照这种大报的惯例，对这样一篇报道，最高层会亲自参与编辑会议；在发表之前，也一定会经过律师审核，逐句逐段研究，以防万一有“失实”之处而遭诽谤官司。《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曾被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状告，也有输掉官司的。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就曾状告《纽约时报》所属（当时是跟《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诽谤”而胜诉（当然官司是在李光耀的新加坡法庭打的）。 第三，至于是什麽人、中国哪个政治派别的“动机”问题，根本不会在《纽约时报》的考虑之内。就中国总理的家族问题，任何人提供材料，只要经过核实和调查，有事实根据，无论谁主掌《纽约时报》都会报道。因为这首先是媒体的最大职责，其次这是赢得新闻权威性的最佳途径之一（这次关于温家宝家族暴富的故事得到美国各大电视和欧洲媒体的转载或报道）。这就像如果《纽约时报》当时拿到了王立军送到美国成都使馆的关于薄熙来妻子涉嫌杀人的“材料”，经过调查判断等，认为基本属实，就一定会发表，而不会考虑这对薄熙来有什麽影响，也不会考虑王立军是什麽动机。换句话说，中共官员的内部斗争完全不在《纽约时报》的考虑范围。独立媒体要考虑的是∶对读者负责，保护大众的知情权。否则，这个媒体自己就垮台。 第四，中国政府的做法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篇报道的内容基本属实。中国政府先是派出驻纽约总领事，后又派驻美大使，到《纽约时报》总部，试图施压阻止这篇报道见报。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是独立的，不属于政府，怎麽可能因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压力就不发表他们认为的真实调查呢？事先新闻检查和阻止发表，是最恶劣的方式，等于不让大众有知情和选择的机会，事先就由权力者消声了，这是独裁国家的做法。而在新闻报道发表后，民主政府也不可能像中国政府那样通过撤总编，或关闭报纸来惩罚媒体。所以在西方，无论是官员还是名人，对付媒体基本上只能是通过事后打官司，追究 “泄密罪”或“诽谤罪”。 中国外交官事先阻止新闻见报的做法不灵之后，他们就通过国家力量，封锁了这篇报道——遮屏、封网。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中国新浪微博等官方网站，不仅封掉了这篇文章，甚至任何可能涉及这个事件的“词汇”都被过滤查封，像“财富，资产，家族，总理，温的家产，温家族，温皇帝，温爷爷，最佳演员”等词都被查封了。温家宝家人的名字，像温母杨志云，温妻张蓓莉，温子温云松等，也被封了，连“珠宝皇后、温夫人、温王子”也被封了，甚至连“27亿”这个词，以及“纽约时报、扭腰时报”等，也都被封了。一位美国华人记者愤怒地说，“他们全封（疯）了！” 从中国政府这种“封锁”本身，也可看出他们的恐惧。如果《纽约时报》的文章不是事实的话，他们会这麽封（疯）吗？他们可以动用有巨大能量的官方媒体，用事实来逐条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而封锁新闻的做法，则是最清楚不过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告示。 第五，从温家宝家人的反应，更可看出这篇报道属实。如果温的家人认为报道失实，他们至少可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到美国的法院打官司（在中国打，不能服人，因为法院是共产党开的）。像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印尼总统苏哈托等，都曾到美国打官司（告《时代》周刊“诽谤”）。通过法庭公开审理，来“还温家宝家人的清白”，如果他们确实是无辜的。但温家宝家人迄今尚未敢宣布起诉纽约时报。“保留法律诉讼权利”一说，是所有不敢打官司的人被剥光了衣服时，不知是捂脸，还是捂下身的最尴尬表态。 为什麽不敢打官司？就是因为他们清清楚楚，自己有没有经济问题。例如温家宝夫人张蓓莉的好友、身价数亿美元的天津泰鸿公司女老板段伟红说∶“温夫人根本不做珠宝生意，她根本不是个生意人”，如在美国开庭，法官就可传讯曾跟张蓓莉做过珠宝生意的美国商人出庭，他们就会展示到中国跟张蓓莉谈判、签署过珠宝合同等证据，温家宝家人朋友的谎言，就会一下子被戳破。再如《纽约时报》已拿到的温家宝90岁母亲杨志云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一点二亿美元股权下的签字（还有身份证副本）等。经美国法庭字迹鉴定，就可认定是否温母所写。仅从常识来看，在中国谁敢冒充国家总理母亲的签字？更何况涉及金额高达八亿人民币！ 即使不敢到美国打官司，温家宝家人也还有另一个方式可澄清自己∶公布自己的财产，允许有关部门清查他们的股权等。这一条还是在温家宝掌权的中国进行（也就是说，他们有涂改、编造材料的能量），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敢做。原因很可能是《纽约时报》已拿到温家宝家族的持股证据。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尽管中国政治系统不是非常透明，但是公众往往容易得到企业及财务方面的信息。”从去年底，《纽约时报》就从中国工商税务等部门查询企业报告（纽约时报说，一份约付100-200美元），总共“获取了数千家中国公司的信息”。从这些公司报告中，查到温家宝家族占有股权等资料，包括温母的（股权）签字。从网上公布的该签字（照片）来看，温母的首批投资就是5500万人民币，九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在温母获暴利之前，就拥有这种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天文数字的巨款。一个现在90岁的教师，她是通过什麽途径赚到了那麽多钱？中国的任何一个白痴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吧！ 第六，上述两项正常措施温家宝家人都没采取，而是通过北京两名律师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温家族拥有巨额资产。但这个调子软到令人吃惊地步的声明，简直等于是给《纽约时报》的报道背书。这个声明说，“温家宝家人中部分成员没有从事商业活动”，“温家宝其他亲属以及这些亲属的朋友和同事每个人对其自己的商业活动负责。”那意思是温家宝对此不知情，也不负责。且不说“温家宝是不是知情”，这个声明本身，就是承认了温有亲属从事了敛财的商业活动。另外，这个声明也没直接提到温的妻子张蓓莉是否参与商业活动，只是用“家人”的说法笼统否认。其中较具体的只有一点，否认温母有巨额股权，说她“除了符合规定的工资和退休金外，没有任何收入或产业”。但面对《纽约时报》出示的温母在巨额股权名下的签字和身份证等证据，该声明则完全回避，甚至不敢说那个签名是假的。 温家的另一个行为，也可以佐证《纽约时报》报道的可信性。据《纽约时报》的后续报道，温家宝家人请的这两个律师发的声明信，并没有给《纽约时报》，而是直接给了香港亲北京的《南华早报》和《星岛日报》发表。而且代为发声明的北京律师所的两名律师，不接听《纽约时报》的问询电话，不回电子信。这显然不是真的要跟《纽约时报》争真相，而是想通过香港舆论来欺骗中国内地民众。这种通过律师在媒体发声明信的做法，只能唬弄外行人。专业一点的做法，温家的律师首先应该给《纽约时报》发警告信。事实上，很多人发律师信也都只是恐吓一下。温家真正想“较真”的话，应该立刻雇律师跟《纽约时报》打诽谤官司。 而且，按美国法律（中国可能也如此），如果在媒体发表声明，必须当事人签字发出，才具法律效用。当事人签字的声明，如果不实，法官会追究其责任。而律师代替温家发声明，一个姿态而已，根本不具法律意义。 温家人的律师声明否认温母持有股权，但天津泰鸿公司老板、温夫人好友段伟红已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中承认“温母”是“股权代持人”。但段伟红的解释不合最基本的情理。她说，是因为她的股份太多，意思是财大招风，所以才找些朋友代为持股，不知怎麽就把温家宝的家人列进去了。在中国，谁敢把总理家人随便写入自己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名单？这不是骗鬼吗？ 有人说，《纽约时报》怎麽能拿到这麽多信息，一定是有内情人提供，意在打击温家宝。但事实上，关于温家宝家人经商敛财的信息，在中文网络上很多，稍加搜索，就可找到。包括温家宝太太张蓓莉做珠宝生意等，更完全不是秘密。她到台湾买对儿耳坠就花了27.5万美元。西方珠宝商称她为“珠宝皇后”，到中国做这方面生意，都要找温总理夫人。 《纽约时报》做的，就是花气力（也花钱）查询到那些公司的财务报告（采大撒网方式查到数千家），从中找到了温家宝家人拥有股权的证据。当然，如果这中间有人提供材料，最有可能是两类人∶一种是温家宝的政敌，希望这些丑闻曝光，击败温势力；另一种可能性更大∶就是共产党高官和亲属们都贪腐，但温家宝家族更严重（温妻，儿子儿媳，亲家，90岁老母，温的两个弟弟，两个小舅子，一个小姨子等都经商发财），但温家宝本人却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动不动唱点高调，什麽反贪、清廉，还说什麽高层干部要申报财产等等；有人对温家宝这种“做婊子却立牌坊”非常不满，才提供材料，揭露温家的敛财巨富真相。而且从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从中国得到的报告（cable），温家宝对自己家人敛财早就知情，甚至一度想跟其妻子离婚。另外从常识角度，家人富到那种程度（尤其是妻子），做丈夫的说不知情，也只能骗鬼了。 但不管是什麽动机，对中国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温家巨富，是不是事实。无官不贪，这是中国的现实，专制制度的必然。温家宝从担任副总理至今，掌权14年！他的妻子、儿子、弟弟、小舅子、小姨子等等家人，个个都是千万、亿万富翁。《纽约时报》没有说温家宝有不法行为，甚至都没有说温的家族不法敛财，只是指出这个“巨富”的事实。但他们凭什麽那麽富有？凭什麽拥有27亿美元（170亿人民币）？这个财是怎麽发的？不管中共政权怎样封网，都阻止不了老百姓知道这个信息，并在知道了信息之后提出这些问题。尤其在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之际，更令中国人思考，没有选票的制约，没有民主制度的制约，没有独立媒体的监督，任何高官都可能是贪官，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薄熙来、胡锦涛、习近平、江泽民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西方这句哲言，在中国完全应验。 2012年10月3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10-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两种制度的理想：中国梦与美国梦
2013年中国“两会”之后，中外“习粉”终于盼来了“习李新政”的主题词，即“中国梦”。其关键词仍是“国家繁荣，军力强大，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质含义是让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制定规则权力的“强国”），“美丽中国”的肥皂泡又被黄埔江上漂浮的逾万头死猪无情戳破，因此中国政府的宣传重点就放在习近平对中国梦的重视，如习在就职宣言中“九提中国梦”，“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等空话上。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深感失望，因为他们知道，习近平阐述的“中国梦”，只是中国权贵的梦，是政治利益集团的梦，与民生并无关系。 “中国梦”：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 可以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内涵了无新意，仍然是从毛时代开始，历中共四代领导人而不衰的“富国强兵”方略，于重建改革共识毫无益处。 胡锦涛在其第二任期内，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改革共识”破产。以邓小平“先富带后富”为主诉的“改革共识”之所以破产，一是北京当局只忙于“富国强兵”，不考虑民众的任何权利，包括生存权。二是从红色家族到基层恶吏都在疯狂掠夺公共财及民众生存资源；三是自2009年以来，北京政权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增长这一虚假繁荣，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使用通货膨胀这一巧取豪夺手段掠夺民财。这一局面曾被胡锦涛的体制内批评者称之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富国强兵”这一梦想，上承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强国梦，在邓小平改革初期，几乎被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也因此，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与GDP总量的攀升，中国政府放在首位的是军事的现代化与国家地位的提高，而不是民众总体福利的增长。 应该说，仅就“富国”来说，这一目标已经达到——在中国，政府是国家的全权代表，因此，“富国”就是让政府变得富裕，早在2009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占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至于“强兵”一项则需要两说，从军费开支来说，中国已高居全球第二，据专家预测可能在十年内超过美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报告预测，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武器出口飙升162%，在世界排名第五。但军队的战斗力则需要实战检验，因为已有数位高级将领公开谈到严重的军中腐败对军队战斗力的不利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政府真的“站起来了”。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任何重大的决策都难以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通过。大量援外是中国获得“非洲兄弟”声援并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手段。依靠这些本身人权纪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支持，中国“领导”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先是成 功地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继而又使联合国改组人权理事会的目标流产，并使联合国无法形成任何批评中国人权的议案，包括谴责中共“文革”的罪行。 但中国政府“站起来”，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也能“站起来”。国家的强大并未改变中国人民的国内生存处境。中国人发现，他们的人生际遇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既是“拼爹时代”的标志性产物，也是中国逐渐向“身份型社会”回归的标志。“红色家族”那令人炫目的财富神话，高官动辄数以亿计的“灰色收入”，以及以邻为壑的丛林法则让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彻底丧失信任。胡温十年还未谢幕，中国人面临的痛苦已经不仅是征地、拆迁、失业、通胀、贫富差距过大等类，无论贫富贵贱，社会各阶层都笼罩于环境污染、有毒食品与饮水安全的恐慌之中，人们愤怒，人们悲叹：食物、空气、水都被污染，中国人的生命尊严在哪里？ 可以断言，习近平没有他的前任胡锦涛幸运，他铿锵有力地引述毛泽东诗词向世界描述他的“中国梦”之时，正是无数中国人在全球抢购奶粉并遭到限购抵制之日。黄浦江上那“不尽死猪滚滚来”的丑恶现实，更让沮丧的中国人认识到，所谓“美丽中国”比“民主中国”距离中国人更遥远。 美国梦：自由、民主的伟大结晶 对“美国梦”最物质化的解释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套住房，一辆车。我知道“美国梦”的存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从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名著《财富与贫困》中读到这一通俗的解释之时，很感震憾：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其国民的理想竟是如此平淡，只浓缩为民生的诉求？ 随着阅读的增加，我终于知晓“美国梦”的由来，以及它有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两大内容。美国自1776年立国以来，一直追求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度。美国民主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宪政民主，“美国梦”的含义也以人的自由与富裕为主诉。不管是立国之初以每人得到大块土地为主诉的“美国梦”，还是后来以一份好工作、一套住房与一辆车为主诉的“美国梦”，其精神永恒不变，即指在起点公平的情况下，运用个人能力，通过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为每个人的发展和繁荣提供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梦还保证每个孩子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以便他们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机会均等。 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完成的《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使“美国梦”一词家喻户晓。这部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30多年以后的“民权运动”，使美国从制度上彻底消除了阶级、种族的歧视。可以说，“美国梦”在精神层面上意味着一种可供个人选择的机会平等，无数美国人（包括移民）在这块美丽自由平等的土地上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巴菲特在总结一生投资生涯时说的那句话世界闻名：“我最大的成功，是在正确的时间（1930年），生于一个正确的国家，即美国”，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索罗斯与google创始人之一的布林，都是外国移民。 罔顾民权的“中国梦”注定是一枕黄粱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梦”与“美国梦”分别代表当今世界上政治文化的两极，体现了人民与国家之间两类完全不同的关系： 美国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人民的权利通过各种制度得到充分保障，在这一社会制度下诞生的“美国梦”，是美国人民为实现人之价值而设定的人生梦想。 “中国梦”以国家主义为主诉，为加强动员力而披上了一件“民族主义”外衣。中共政治骨子里仍是极权专制，中共最高领导层仍然奉行“朕即国家”，视自己为国家、人民、民族的当然代表，从“中国梦”的主题，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一切全是党说了算。因此，罔顾民生与民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中国梦”，既不是“民族的梦”，更不是“中国人民的梦”，它只是中共执政集团为自己打造政治合法性而吹胀的一个七彩肥皂泡，其延续时间不会比一枕黄梁更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0期，2013年3月8日—3月2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5796）
何清涟2025-11-09 01:03👍 0💬 0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风险
程晓农 经济全球化1.0版的重心放在中国，由此产生了两个巨大的中国陷阱。其一是以中国销售市场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跨国公司容易自掘“屈从中国”的陷阱；其二是全球商品供应链陷入对中国高度依赖的陷阱。除了缺乏这两种陷阱意识之外，全世界也基本上没人预见到中国“崛起”及其对外扩张可能给经济全球化造成政治风险，没想到中国的人权迫害也可能构成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冲击，而各国企业更未对意外风险会威胁全球供应链作未雨绸缪之备。现在，反思这一切的时刻到了。 一、经济全球化被忘却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全球化被看作人类经济发展不断进步的标志和结果，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形成，恰恰就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特点。中国也紧紧抓住这个旗号，反复宣传要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背后的心里话是，好不容易，机会难得，总算轮到我来主宰地球命运了。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到中国去依托“世界工厂”来组建自己的产业链和制造业产品的供应链？从经济发展史看， 全球产业链布局大致有分散化和集中化两种，分散化是因为各个国家都要发展本国的经济，而集中化是因为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往成本低的地区转移。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产业链曾经先后在美国、日本和中国集中过，这些国家因此先后被称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的重要中心。“世界工厂”之所以会在这几个国家，首先是都具备基本的工业基础，其次是对工商业活动的限制比较少，再次是出口和内销都比较方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转移到中国，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随着海运的便利和许多发达国家去除了关税，企业的跨国经营越来越方便；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秩序比较安定，美苏冷战结束了，中共还很弱，没有多少对外野心，除了中东地区还有一些战乱，欧洲和东亚地区都长期和平，因此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开始往当时工资低的中国转移，同时也迷恋中国的市场。 这个时期的经济全球化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英国公司到美国经营和美国公司到日本经营，产品和技术比较简单，可以在新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完成。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引用，各国的产品设计、原材料使用和技术应用越来越复杂，而发达国家的专利法规也越来越完备，企业的设计、技术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当发达国家的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时，开始将经营过程中的制造加工过程与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售后服务分离开来，只有加工过程在中国进行；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和电子零部件的复杂性和高技术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都在中国制造，只能到具备这方面能力的国家去制造，于是，在中国的加工过程就成为外来设计、外来原材料、外来零部件的组装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广东的“三来一补”就是这种来料加工式制造业结构。 对跨国公司来说，许多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如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和营销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企业按照技术能力分工，分别承担原材料、零部件的设计、制造，而最后组装这个劳动密集型环节则在中国的工厂完成。这种全球化的经营模式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的成本，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国也大为受益，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去年的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制造业产出的一半来自亚洲，亚洲的制造业三大支柱分别是中国（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日本（1万亿美元，15%）和韩国（5千亿美元，6%）。 二、在商言商，便能维系与中国的长期稳定之经济往来？ 各国商界有一些人经常讲，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不能损坏与中共的关系。其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们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这些话语貌似颇有道理，但其中好像忘掉了重要的东西。 首先，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商人们能完全左右的吗？还是相反，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左右商人们的决策？答案不言自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左右外商的命运。中国政府与其他大国不同，它有谋求区域性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野心，因此，可能利用商业手段来达到其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的目的。特别是中国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它开始展现其控制印太地区的战略企图，某个国家只要成为它的战略慑控目标，就会感受到它的威胁。去年澳大利亚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商言商，在风平浪静的年代当然如此，交往双方没有冲突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民主国家之间，虽然可能出现贸易上的摩擦，但彼此的民主制度相同，也都遵守国际规则，这样的贸易分歧是可以解决的，不会引起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间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有人会说，和中国的经济交往持续多年，一向平和，为什么要惹纠纷、出麻烦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极权国家虽然有对外扩张野心，却可能长期“韬光养晦”，直到它觉得时机成熟，才会“亮剑”。那时，期待与其继续维持稳定经济关系的国家便面临难题了。 一旦中国的贸易对象国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国家安全遭到冲击，想要继续维持贸易关系，就只能在政治、国防等方面作出让步；而这种局面开启之后，若中国步步逼近，予取予求，则被威胁的国家就陷入了全面被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二战爆发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用绥靖主义政策敷衍纳粹德国，最终仍然被迫与之交战；大日本帝国对泰国施加压力，最后泰国只能臣服。若想与极权国家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交往，只可能发生在它尚未对外扩张之前，而无法奢望于它开始扩张之后。在风波迭起的年代，企业还能天真地光讲在商言商吗？ 三、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的风险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媒体和大学课堂里，只讲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好处，但很少有专家具体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各种风险到底会有多大的后果。究竟经济全球化有哪几大类风险？ 首先，全世界基本上没人预见到中国“崛起”可能给经济全球化造成政治风险，以致于现在中国的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已经毫不遮掩地展示出来了，各国才感到突兀不满。其实，这种对经济全球化遭遇政治风险而无所防备的心态，是目光短浅的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当局国际野心一无所知的产物。中国的扩军备战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和商家始终心存侥幸，以为和平长存，中国就象动物园的熊猫，不会构成对印太地区的威胁。 其次，即便有人谈到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也往往局限于纯经济或金融层面的局部事件。比如，德国的Dr. Thieß Petersen于2018年7月以《全球经济的7个风险（7 Risks for the Global Economy）》为题，提到了经济全球化的7个风险：1、全球流动性过剩；2、债务增长；3、保护主义抬头；4、地缘政治冲突升级；5、社会不稳定性增加；6、美国的利率上升；7、技术进步减少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的第4点并未专门考虑中国因素。这样的分析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视角，避重就轻，他完全没有考虑全球化供应链的可能面临的风险。 再次，意外风险对经济全球化供应链的威胁，基本上也没人讨论，更没有企业未雨绸缪。国际社会里高调鼓吹经济全球化的专家太多了，而冷静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能面临的意外风险的人却太少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风险，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意外风险，却没有哪种意外风险能完全避免。最近这一年里，国际社会里接连发生了许多意外事件。从中国疫情危害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到全球集装箱循环乱套导致各国商品涨价，再到全球芯片危机冲击许多产业，还有苏伊士运河堵船卡住全球部分海运，这些事件都是各跨国公司事先想不到、而后果又非常严重的。 四、人权迫害可以造成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风险 中国在国际上公然藐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在国内坚持实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做法，随着中美冷战的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最近爆发了国际纺织服装行业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出于国际道义而与中国当局对抗，因而发生的另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风险。 2019年7月澳广ABC调查节目《四角方圆》披露，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抓捕并被强迫在新疆的纺织厂工作。随后，Cotton On集团和Target的澳大利亚分公司宣布不再使用新疆棉花。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苹果、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等83个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的原料供应链与中国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有关。 去年9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个问题随后引起了更多的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30日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提到，“在新疆发生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除了把“超过1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送入法外关押营外，“还有2百万人受到只在白天进行的‘再教育’培训”。 日内瓦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它是个供应链联盟，会员包括国际知名服装纺织品零售品牌、原料供应商和棉纱加工商、棉花种植者组织、为棉花供应链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等。BCI能影响全球棉花供应链、定价权和棉花质量标准评定，它安排的棉花供应量占全球的三成，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去年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棉花许可证；去年10月21日BCI决定停止在新疆的所有实地活动。中国因此遭遇到新疆棉花最大客户的买方制裁。今年3月22日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宣布，就新疆维吾尔族裔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宣布支持这一制裁措施。 国际商界对新疆棉花的抵制活动，对中国经济和全球服装纺织品供应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费国，也是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全球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一在中国，而新疆的棉花占中国产量的87%。中国的纺织服装业一年的出口额接近1,900亿美元，占总产量约一半%。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九成要用外商品牌才能卖到国外，品牌外商开始抵制新疆棉花后，中国的纺织服装业无法贴上外国品牌，将失去一半销路，也因此失去大量就业机会。 据奥纬咨询发布的报告，去年中国就因为国际商界对新疆棉花的抵制活动，失去了大约4,000亿元人民币的服装和纺织品出口。中国无力应对纺织品国际市场买主的抵制，因此从今年3月24日开始展开了对外国品牌服装的批判和抵制，但这种做法对挽救中国服装和纺织品产业的政治困境，毫无用处。但哪些长期用中国产品充填货架的跨国公司，如今也必须考虑重新组建新的供应链。 五、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陷阱 经济全球化的重心放在中国，至少还有两个巨大的中国陷阱。第一是以中国销售市场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跨国公司把母国带入屈从中国威胁的陷阱；第二是全球商品供应链陷入对中国高度依赖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无需多说明，其道理显而易见。跨国公司如果形成了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一旦母国遭到中国的威胁，它们就会要求本国政府不要与中国对抗。这些自私的公司就可能企图削弱母国的抵抗意志，让母国民众承受中国压力和渗透的严重后果。目前美国、日本、韩国都有这样的公司在呼吁本国政府要对中国的威胁尽量妥协。 我对第二个陷阱稍加说明。跨国公司采用全球化经营模式时，为了方便制造过程，逐渐把复杂的技术转移到中国，甚至为了降低成本，关掉了本国的工厂，完全依赖中国企业的制造。这样的跨国公司就变成了“无厂经营”，它只负责市场调查、产品设计、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不再有制造业功能。由此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这些“无厂经营”的跨国公司与“世界工厂”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种跨国协作好像确实“花好月圆”；然而，它们与中国的“世界工厂”之跨国协作却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跨国公司的顺利经营必须依赖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必须保持“蜜月”状态。中国已经扩军备战多年，然后在去年上半年点燃了中美冷战，于是突然之间跨国公司高度依赖的“世界工厂”与美国之间安定的国际环境消失了。当这些跨国公司试图淡化中国威胁，以保住自己的商品供应链时，它们有时可能为了利润而扮演中国的“第五纵队”角色。 现在，国际大环境已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中美关系处于实际上的冷战状态，双方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敌对关系。不管跨国公司喜欢不喜欢，也不管美国总统如何定义双边关系，中美“蜜月”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已经患上“中国依赖症”的跨国公司不可能扭转这一局面，只能痛苦地面对这个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还会继续下去，但各国供应链对“世界工厂”的过度依赖将不得不终止。 一直以来，经济全球化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和最高境界。其实，经济全球化落入“中国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没有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经济体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政治经济上的不良后果早晚会出现。西方各国企业界硬要把老虎当成猫，把狼当成羊，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提供全球产业链，其实是把自己国家命运的绞索往中国当局手中送。 川普总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危险，看到了中共的野心，及时采取了反制措施。而最近美国开始重建芯片产业链，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制造2纳米等尖端产品，就是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先进部分全球重新布局的一个环节。这是中美冷战进入第二年以来可以看得到的产业布局方面一个认知上的突破，台积电赴美建厂，代表着经济全球化2.0版高端产品新布局的开篇。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china-brings-risks-to-globaliza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中国人正在失去家园 ——《2013 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解读（2）
《人权白皮书》写得最乌龙的两节莫过于环境权利与少数民族权利，因为对于汉人来说，如今不仅净土净水与新鲜空气难求，还得时时面对各种突发的环境灾难。对于维吾尔族与藏族来说，除了正在逼近的生态恶化之外，家园上空弥漫着政治恐慌，军管成了北京对这两地的日常治理手段。 \纸面“环境权利”VS现实环境灾难 “环境权利”一节开篇称：“2013年，中国针对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继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增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力度，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严肃查处惩戒污染环境的违法和犯罪行为，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 但残酷的环境灾难，正由中国人每天用他们的眼鼻等各种感官在体验。即使从国家环保总署每年有所保留的《环境状况公报》中也可看到，已经是海（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立体化污染”。《白皮书》照例不提造成环境灾难的责任主体是谁，只提政府治理之功。比如该节第一句“中国针对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看下文，这个“中国”当然指的是中国政府；但“高速发展”是谁推进的呢？尤其是制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策略、以及负责高污染项目审批、监管的主体是谁呢？《白皮书》虽然没提，但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就是说，污染环境的违法和犯罪主体当中就有政府，“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其实就是政府与污染企业共谋所造成。 \“环保成就”都有啥？\ 政府保护环境取得多大“成就”呢？《白皮书》称：“发布国家环保标准135项，使现行有效国家环保标准达1499项。” 要达到环保标准，必须依靠法律约束。与其将制定环保标准列为“成就”，还不如吹嘘中国环保部门立法多。早在2006年，各级政府的环保立法就突破1600多项，居中国政府各部门之首。只是这些法律绝大多数流于虚文，在国家环保总局未升格为环保总署时，副局长潘岳就说过好几次：“我国环境立法虽多，但管用的少。”这一名言后来又有了“升级版”：“在各部门中环保的法律是最多的，但是管用的不多。” 在中国，保护环境的重点不在于立法多，而在于如何让法律“管用”，其中关键是切断政府监管部门与环境污染主体成为利益共谋的利益连接点。由于官员政绩考核及财政预算体系这两大体制性因素，中国污染企业很容易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犯结构。这一点我曾在《中国环境污染的共犯结构 – 中国2013“经济改革”焦点 》里谈过，首先，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出于升迁的利益考量，必然在经济发展（GDP增速）与环保当中，将GDP作为第一考虑。这种考量与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有关，只要提高GDP增长率，增加官员被提拔晋升的机会。但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能促进GDP的增长，于官员的晋升并无助益，甚至存在负面影响。其次，基层环保局成了吸附在污染企业身上的寄生机构。许多地方的污染企业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意志不但导致环保审批制度失灵，更导致监管成了虚应故事，基层环保部门早就陷入“收钱养人，养人收钱”怪圈——“学术”一点的说法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共犯结构。 习李不是没注意到这点，今年两会前后发布政府文件，要求改变官员考核体系，但积弊已成势，非几纸文件可除，今年以来在广东等地爆发的数起环境维权事件说明停建污染企业相当困难。 《白皮书》列出的另一项环保“成就”是建立了612个PM 2.5监测点。如果将此是当作中国人环境知情权提高的“成就”，倒也相宜。因为2012年当潘石屹转发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测量数据时，曾引发中国外交部抗议，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之举。如今，中国政府总算让国民知道自己呼吸的是什么空气了。 \藏、维两族的纸面权利与现实中的悲壮反抗\*** 汉族人并无共同信奉的宗教信仰。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衍圣公于1949年迁往台湾，如今的汉人失去的主要是物质意义的家园。但藏族与新疆维吾尔族却正在为他们的双重丧失（他们表述为被侵略及文化灭绝）而控诉反抗。由于西藏与新疆都受到北京当局超强的政治控制，这种控诉只能见之于境外。藏维两族在境外的表达控诉与北京《白皮书》声称的“少数民族权利”取得的成就，二者差别形同地狱与天堂。同一族群对其生存状态的自诉，与凌驾其上的统治者的他诉之间分裂如此，傻子都会明白二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形同水火。 西藏与新疆两地“稳定”与否，确实成了令北京十分头痛的事情。为了让国际社会与汉族地区的中国人了解北京对这两地的关怀与爱护，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写作班子，为这两个少数民族发表专题白皮书。西藏计有两次《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2006年在人民网重新刊登），《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在这两份《白皮书》中，1959年以前的“旧西藏”是“具有中世纪性质”的“封建农奴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中共照例扮演“解放者”，将藏族人民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并给予了西藏人民新的现代生活与人权。《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2010年）的写作手法差不多，但因为没有办法将新疆描写成落后的农奴制，所以只能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教育科技、人民生活与科技水平等的进步上多做文章。 问题在于，北京政府可以动用国力肆意改写历史、文饰藏维两族人民的生活与幸福，但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自2009年2月开始，藏区发生的连环自焚事件是截至2013年12月，已有约至少129名经报道的喇嘛、女尼或包括农牧民在内的藏人自焚。这一连环自焚事件被藏族女作家唯色称之为“近代史上最伟大最惨烈的政治抗议浪潮。新疆维族人从去年来发动的数起爆炸事件，虽然被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但只要愿意睁开眼睛的人都会明白，这其实是维族人在用极端方式反抗中共对他们的统治。北京甚至无法对外解释：藏族人民为什么宁可接受“落后的政教合一政治”，也不愿意沐浴中共的“社会主义阳光”？北京也无法解释，新疆那些使用“冷兵器”的“恐怖分子”，为什么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警，明知必死并且将背上“恐怖分子”恶名还要一次次发动“恐怖袭击”？ 墨写的谎言遮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无论《人权白皮书》将中国人民及藏维两族人民的生活装点得多么美好，事实却是他们都在经历失去家园之痛。在中共入主北京之前，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只要山河犹在，社会就有重建资源，中国人就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如今面对污水雾霾与被严重污染的土地，即使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也无法象以前那样“从头再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531/192691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蔡英文的方向能力令人担忧
进入虎年第一天，国、民两党主席都有致词。马英九的元旦祝词，正如《自由时报》社论所说，是「睁眼说瞎话」，谎话连篇。但蔡英文的元旦文章，则是空话连篇。两个党主席，一个用谎话，一个用空话，迎接虎年（唬年？）。 蔡英文在自由时报发表的元旦文章，空洞无物到令人吃惊。今天，任何了解台湾现状的人都清楚，台湾正面临严重的危机，马政府全面推行「两岸一中，走向统一」政策，国共联手要决定台湾前途，台湾的命运岌岌可危！ 可是蔡英文以「党主席」发表的这封给民进党公开信，对这场危机竟无一字提及，更没有明确指出，面对台湾存亡的严峻局面，作为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到底要采取什麽措施来保住台湾？在蔡英文的文章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空洞词句的堆砌，什麽「做一个公开、透明、清楚、称职的反对党，用理性、务实、稳健、有效率的路线来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什麽「把路线坚定的走出来，把整个党的性格勇敢确立下来。」然後用高中女生作文的水准，说什麽「我敢夸口，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会给台湾人民再一次的民主惊奇。」 民进党主席为什麽说这些空洞的话？至少是因为她对国民党是怎麽回事，并不根本清楚。据自由时报前两天的报导，「蔡英文直言，过去一年多来，国民党施政乱无章法，找不到方向」。天哪，国民党「找不到方向」？马政府的方向清清楚楚！自从马上台，就一路马不停蹄往中国方向奔。今天台湾的全部危机，症结都在这里！现实是∶不是国民党找不到方向，而是民进党没有方向！你连国民党在做什麽，要达到什麽目的，都不清楚。这样迷迷糊糊的民进党高层，还怎麽领导台湾人民抵抗国民党卖台？ 面对无能、傲慢、嚣张的马政府，蔡英文却在文中告诫绿营人士「不要当为反对而反对的刺猬」，等於说不要跟马政府对抗。在马英九如此明显的亲中媚共，甚至把共产党特使一再恭迎来台湾，国共公开联手的情况下，蔡英文的党中央，在中共特使抵台後，没有组织一场大型抗议活动，只有那些誓死不做「中国奴隶」的勇敢台湾人，孤军奋战，抗议江陈会，难道这是「为反对而反对」？面对多名抗议民众被粗暴的警方以手铐抓走，民进党中央低调；但对抓人的警员从车上掉下，却高调替抗议民众「道歉」。难怪气得玉山电视台执行长鱼夫痛斥「蔡英文是统派的童养媳」！因为他们老是看国民党脸色，看泛蓝媒体反应，而不怕伤了绿营民众的心！ 今年的五都选举、後年的总统大选，如国民党胜选，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就可能从这个地球消失了！在此国家存亡之际，民进党必须有一位对危机有清楚认知，并有胆量和能力领导整个绿营对抗国共的强势领导人。今年五月的党主席选举，就是一个机会。如果民进党党员，尤其绿营的意见领袖，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或以中国文化的「和事老」态度都不吭声，那台湾的明天就属於独裁的中国。一位欧洲学者年前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台湾人就是一种「连国将亡也不在乎的经济动物」。可他没有说的是，在台湾，还有「连国将亡」都没有敏感反应的政治动物。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月4日曹长青专栏 2010-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麻州再次打响美国革命第一枪！
美国东海岸的麻萨诸塞州，在历史上具有先驱地位。美国建国前三年的1773年，在波士顿，美国民众把英属轮船的茶叶扔进大海，掀起了对英国当局的抗税运动，参加抗议者被称为“茶党”，等於打响了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美国革命的第一枪！ 昨天（1月19日）麻州的这场联邦参议员补选，其结果被美国评论家认为，是麻州再次打响了美国革命的第一枪！ 一个参议员选举，怎麽会有这麽大的意义？因为它将立即改变两党参议院竞争格局，影响年底的国会改选，并直接冲击奥巴马的倾向社会主义政策，等於吹起美国人抗税、反对大政府的革命号角！ 民主党震惊，大本营失守 麻州参议员补选，是因爱德华•肯尼迪去世。本来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由州长指派人选，不需重选；麻州原来也是这样的法律，但在2004年却临时改了，因当时麻州联邦参议员克里（凯瑞）出来代表民主党选总统，当时州长是共和党籍的罗姆尼（2008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民主党不希望见到罗姆尼任命共和党人，所以事先由民主党占多数的州议会修改了法律∶不由州长任命，而是重选。民主党的颜色是蓝色，麻州被称为“蓝中之蓝”，选民多数偏蓝，所以选举结果，当然又是民主党人胜选，补了克里的遗缺。 爱德华•肯尼迪患病时，民主党又想把法律改回来，因现在州长已是民主党人；爱德华一旦过世，由州长指定人选，当然这一席绝对是民主党的。但这个想法没被采纳，一是因为这样再改回来，明显玩政治，太不公平。另外，肯尼迪名气那麽大，是民主党的偶像，补他的遗缺，又是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麻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注册比例是3.5比1），民主党绝对会赢，不需再改法律、玩猫腻。从七十年代，麻州就没出过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而且竞选这个遗缺的民主党候选人，又是排在州长、副州长之後的第三号人物、州总检察长玛莎•科克利，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州议员斯科特•布朗。 但选举结果，让民主党人傻眼，布朗以52％的得票率，击败了科克利（47％），不仅改写了麻州的历史，而且其影响，更冲击到全国政治∶ 拒绝政府包揽医疗保险 第一，使共和党有了阻止奥巴马议案的手段。按美国参议院规定，多数党要通过议案，少数党可用“冗长发言”（filibuster）的议事规则杯葛、阻止；以此迫使党派协商，而非简单多数就可强行通过。但如果多数党的席位达到60席，这个“冗长发言”手段就自动失效。 在麻州选前，民主党阵营在参院是60席（共和党40席）。所以，对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险案等，尽管共和党反对，但却无法阻止。现在布朗当选，反对党增到41席，就可用“冗长发言”来阻止奥巴马的议案。布朗在竞选时表示，他坚决反对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因此，由於这一席的变化，奥巴马的医疗保险和其他议案的通过等，都有了变数，直接影响到奥巴马施政和全国政治。 第二，将冲击年底的选情。今年11月，参众两院将进行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改选全部的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中的三分之一。麻州的选举结果对年底选情将有影响。前麻州州长罗姆尼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说，这是选民对奥巴马政策的一次公投，结果是否决。十多名在总统大选时投给奥巴马的麻州选民参加福克斯电视节目时说，他们这次则投给了布朗，主要是反对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 奥巴马当选总统後，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接连失败。在维吉尼亚州，共和党赢了州长、副州长、州检察长；在新泽西州，当任的民主党州长败选下台。新州是民主党地盘，共和党夺回，具有指标意义。这次，共和党又使民主党大本营的麻州翻盘，选情专家认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那麽年底的国会改选，民主党将会是输家。 不满奥巴马走社会主义 第三，对奥巴马的施政将产生影响。在麻州，独立选民占51％，民主党36％，共和党11％。民调显示，这次多数独立选民投给了布朗，甚至很多民主党注册选民，这次也转了向。前阿拉斯加州长佩林说，这是美国人民对奥巴马的高赤字、大政府的政策说“不”，是一场革命的开始。但立场偏向民主党的有线电视MSNBC的评论却认为，这只是一次选举，没那麽重要；并把败选原因归於科克利轻敌，说她 诞节还去度假，没有打好选战。 但很多评论家却认为，共和党在麻州获胜，不是选民不喜欢科克利，而是对奥巴马施政不满。Rasmussen的民调说，投给布朗的人中，有76％说他们不是反对科克利；而是不满奥巴马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政策。 按常理，科克利应铁定当选。一是麻州为民主党地盘，民主党掌控州参众两院，选民多支持民主党。二又是补选肯尼迪的席位。肯尼迪家族不仅在麻州，在全美都是最有权势的政治世家。爱德华的两个哥哥，一个曾做总统，一个曾做司法部长，都在任上被暗杀。爱德华的儿子现为联邦众议员。爱德华本人，从1962年当选参议员，一直做到死，连续做了47年！他的名气、地位、人脉等，在整个美国政坛都是没人可比的。科克利补选这个遗缺，又得到肯尼迪遗孀的背书，更不要说被对手布朗称为“选举机器”的麻州以及整个民主党的力挺，选前还有前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奥巴马来站台助选，其阵势、财力、气势等，都是没什麽名气的州议员布朗没法比的。 美国人再次抗税革命 科克利本人也是女强人，她是州检察总长，在党内初选时，她击败其他三个竞争者，脱颖而出。她的演讲能力，个人形象，举止言谈等，都很得体，并不比布朗逊色。而且她也没有任何可供对手攻击的“丑闻”。一切都正常，大背景又极其有利，但她输了。而今年才50岁的布朗，并没有奥巴马那样的演讲天才，从政前当过马州国民兵的陆军中校和律师，他的胜选演说，不仅过长，也有些凌乱，看不出有特别的才能，但他赢了。这一反一正，更可以说明，这不是选民否定科克利，而是对奥巴马的大政府政策的强烈不满！ 而且这次麻州投票人数超过220万，达到2006年州长选举的水准。对於非选举年的一次参议员补选，麻州选民表现了空前的热情，也更反映民意走向。奥巴马当选後，从席卷美国各地的反对大政府、高税收、高赤字的“新茶党”运动，到这次民主党大本营的翻盘，美国人再一次抵抗政府强权的抗税革命，可能又从麻萨诸塞州开始了！ 2010年1月2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拿小丑般的骗子怎麽办呢—冰凌的空手道和王蒙的聪明误
我的“王蒙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骗局”一文发表後，作为当事人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冰 ，不仅在“美国之音”节目上宣称他的组织有提名权，近日还给多维网传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回信等，并公开撰文说他的“提名委员会”明年不仅继续提名，还要增加名额，而不是每年都独属王蒙。 诚实者的做法各有不同，撒谎者的手段则总是如出一辙。冰 的举动，令人不期然想到吴征杨澜，因为他们的手法相像到惊人，都是在骗局被揭穿後，不仅不道歉，而是编织新一轮谎言，试图圆下前面的谎。 冰 现在给多维网传去的瑞典文学院的回信和杨澜当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用网络传去吴征的“巴灵顿博士”证书一样，用“伪证”继续骗人。吴征当年从网络提供的证书，英文非常模糊，根本看不清内容。最後我买来放大镜，才勉强看清它根本不是博士文凭证书，而是一封信件。 冰 现在通过网络传给多维的几件瑞典回信副本，也是这样，无论用多少倍的放大镜，也无法看清其文字内容。只有其中一件可看清有“收到推荐”的字样，但上面没有抬头，也不知道是给谁的。冰 提供的瑞典信封倒是可辨认的，但上面的冰 收信地址，好像是冰 自己贴的，因为明显是他自己印的label（印刷地址签），上面直呼其名Weimin Jiang（冰 的原名姜卫民），前面连西方正常在名字前加上Mr.（先生）的尊称都没有（见：http://www.chinesemedianet.com/archive/Bing-ling2.jpg）。而且回信日期都是2001年及之前的，没有一件是近年的，更没有什麽有关第四次提名王蒙之类。如果有，冰 们绝不会不拿出来。 退一步说，瑞典文学院也可能给冰 这种人回信。处於西方各种机构的正常礼貌做法，对收到的信函给个回执是很正常的。你现在给布希总统写封信，过一段就会收到布希签名的回信，这只是民选政治家的必须礼节，什麽问题也不能说明；但以前就有中国人拿克林顿总统签名的回信唬中国人。那个瑞典文学院又不是调查委员会，他们怎麽可能知道冰 的底细呢？再说，真正从事文学工作的，都是知识人，有几个降格胡闹的（除了那个以耍流氓为荣的李敖之外）？但是，正如被外国人称为“天使”的杀人犯顾城的绝句：“他们老外哪懂咱中国人呢。” 所以，且不说冰 的“瑞典回信”中有明显的伪造嫌疑，即使全部都是真的，也绝不能说明他的提名有任何意义。我在上篇文章以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清楚地说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有资格要求的，在瑞典文学院的网页上（http://www.nobel.se/literature/nomination/index.html）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四种人有提名资格：文学院院士；语言和文学教授；诺奖得主；各国作协主席。但冰 硬说 “我们就算第三种情况，作家团体来提名。”不要说冰 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协主席，他自命为“主席”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更是拉大旗做虎皮、蒙人的，因为仅有的两位“副会长”沈世光、 文璧是在美国康州开日本料理的餐馆老板夫妇。冰 曾在这个餐馆打工，三人突发奇想，於是就出现了 “全美作家联谊会”。後来又花样翻新，有了什麽“全美诺奖提名委员会”、“主席团”、“新闻中心”之类名头。而他们成立的所谓“中国作家之家”，就是这对开餐馆夫妇的家，“作家之家”之主就是女老板 文璧。一个打餐馆的，两个开餐馆的，在吃饱了日本料理之後，每年就要宣布提名中国作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还那麽理直气壮，难道这日本料理有什麽特殊作用？ 据知情人说，沈世光、 文璧是从上海来美国的留学生，在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时，学会了做日本寿司，後来弃学，在耶鲁大学城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取名“武士”。（这老板大概不知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烦死日本的武士道了。）曾在沈、 夫妇家里住过半宿的“中国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曾撰文说，所谓“中国作家之家”，只是沈、 夫妇的一座两层的私人住宅，他们三人去做客时，有一人只好住在地毯上，因为没有更多的房间。主人开餐馆到半夜才收工回家，次日清早，还自己剪那有一英亩的草坪（一般家庭都会雇人做这种事）。但在冰 “主席”的笔下，这就是在美国的“著名实业家”了。 开餐馆的人，多愿结交名流，拍照留影，然後挂在餐厅，这是一种商业方式。王炳根的文章说，沈、 “他们交四方名士，而这个‘武士’餐馆则成了他们结交天下好友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在二楼，收银台後就挂著许多沈先生、 女士与各路英雄的合影。”而中国作家到沈、 家里时，都履行两个仪式：拍照合影；在签到簿上留言。曾几次在沈、 夫妇家里白吃白住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的留言是：“2001年11月1日住在这里，重温了几年前美好记忆，也体会到了家的安宁快乐，感谢沈、 先生。” 王蒙的回报方式是，在中国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时，把开餐馆的女老板 文璧，和打餐馆的男侍冰 ，都作为“海外特别贵宾”请到了北京与会。有了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殊荣”，冰 的胆子和胃口都更大了。他的“全美作家联谊会”又摇身一变，成了“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冰先生又是自命“主席”，不过这次增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海龙做“共同主席”。但据哥大网页上列出的王海龙职称（http://www.columbia.edu/cu/ealac/），他只是lecturer（讲师），也不具有瑞典文学院要求的“文学或语言学教授”的提名资格。哥大东亚系知情者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王海龙曾在哥大东亚系就读，但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後在东亚系教中文。王海龙和冰 不同，毕竟在美国受过教育，懂英文。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当了“共同主席”提名好几年了，从不看看瑞典文学院网页上的提名资格规定？ 冰 本人倒满像是“有资格”的，如果把他名片上，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网页上列出他的头衔都当真、当回事儿的话： 1，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 2，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 3，美中经贸科技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4，美国福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5，美东福建同乡会顾问 6，中国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名誉院长 7，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论坛特邀主笔 8，《美国文摘》杂志总编辑顾问 9，华美娱乐美国制作有限公司顾问 10，美国东方文化基金会副主任 11，美国环球传播集团顾问 12，强磊出版社总编辑 这些头衔哪些是实的？从冰 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只有他和开餐馆老板等三人，就可知道这些头衔有多少水份。例如冰 担任“顾问”的“美国环球传媒集团”主办的《东方》月刊，在其网页上连个美国地址都没有（http://www.joraypublications.com/Page/zhenggao.htm），仅有的一个通讯处是：“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39号B座美国《东方》杂志社驻中国办事处”。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文学教授夏志清先生在美国之音节目上感叹地说，在纽约出现的一些华文杂志，竟然都是在中国大陆印刷的，而且作者投稿不仅不给稿费，还要自己出钱登文章。知情人说，这类杂志打出“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旗号，才会骗到那些想打向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的广告。 我在上篇文章中就说过，像冰 这种中国人到处都是，海内外文化圈也绝不乏其人，文坛都快成骗子垃圾坛了。但能得到精明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合作，就有点令人刮目了。虽然曾“贵”为文化部长的王蒙根本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但不管怎麽说，王蒙的确写了不少东西，在中国文坛还是颇有些地位的，他怎麽能因为来美国有日本料理白吃，有餐馆老板的客房白住，加上有冰 跑前跑後当司机和“全陪”，就掉价将就了冰 这类人的虚荣心，让他提名？王蒙才不至於“愚腐”到如此地步呢，他大概是在继续自己的精明劲儿： 通过连续四年被提名诺奖候选人，舆论炒作，书自然好卖。这次又获冰 “提名”後，《中国青年报》、《南京快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又给予报道，王蒙还摆出“躲”到北戴河，避免记者追踪采访的姿态，於是这诺奖提名就更重要和真实了。《中国青年报》7月22日在报道王蒙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加紧编辑《王蒙文存》23卷本。”没有冰 们的提名骗局，王蒙的全集哪值得这麽快马加鞭，又怎麽能保障畅销效果呢？ 公开炒作正是冰 最想做的，他得虚荣，王蒙得实惠。且不说冰 根本没有任何提名资格，即使有，他也公然无视瑞典文学院对提名要求五十年保密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炒作；虽然有些诺贝尔奖候选人被公开，那是因为他们一直享有盛名，一直是头几名候选者，一直被媒体追踪。而像冰 这种公开炒作，现在就宣布明年还要再提两个，真是理直气壮地无耻。 看到“王蒙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骗局”後，有位朋友发来电子信说，这种破事也值得你破费时间？确实是破事，所以看了几年冰 一个人又是“主席团”又是“新闻中心”地开记者会、发布诺奖提名消息，闹心、烦人，但也没吱声。可他越闹越欢了，闹成了全国作协大会贵宾，闹到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加上“强国论坛”），闹得前中共文化部长都被“聪明误”了，你说拿这种小丑般的骗子该怎麽办呢？ 2003年8月12日於纽约 2003-08-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以色列错在哪里？
巴以一发生冲突就成为世界新闻，支持以色列一方强调哈玛斯是恐怖分子，是他们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反击是正当防卫。支持哈玛斯一方强调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是殖民者，哈玛斯代表弱者，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他们站鸡蛋一边。在美国，共和党人多支持以色列，左派民主党多支持巴勒斯坦。 巴以冲突涉及历史，地缘政治，恐怖主义，及西方的左右派分野对峙等。它不是由哪方强、哪方弱来判断，而是由“对和错、是与非”来决定。 首先，冲突的根源在于以色列1948年按联合国决议案建国的第二天，遭到周边五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及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联合入侵，这五国人口是以色列的70倍！他们要将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扼杀在襁褓之中，就像后来伊朗总统内贾德宣称的，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以色列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击溃了入侵者，保住了家园；并乘胜占领了周边入侵国的土地。以色列占领土地，是这些入侵者造成的，是他们军事入侵它国的代价！假设以色列没有那麽顽强，就可能被这些阿拉伯国家灭掉，所以不论以色列乘胜占有多少土地，错都在那些首先入侵者。他们是祸源！ 阿拉法特和哈玛斯们是祸源 其次，如果以色列就此永远不退还这些占领的土地，都是有其道德理由的，因为是阿拉伯国家联手以大欺小、公然入侵经联合国决议案同意而建立的主权国家。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联合入侵，就应该付出代价，因为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在这场保家卫国战中丧生。但是以色列提出“以土地换和平”，即周边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允野H色列生存，他们就把占领的土地交还。这是一个多麽低微的要求（请求）。世界怎麽可以容忍一夥人，要联手把一个主权国家从地球上抹掉？ 埃及率先给予了外交承认，以色列就把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约旦跟进，以色列也退还了约旦河西岸；以色列说如果叙利亚也同样做，他们就把占领的戈兰高地退还。但遭叙利亚拒绝，所以戈兰高地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这个高地对以色列安全具重要意义，如果叙利亚不承诺，以色列单方退还，未来叙利亚再次入侵就获战略优势。所以，以色列不退还一些土地，是当初入侵者至今不承认以色列有存在权利的结果。这个责任在那些阿拉伯国家，不在以色列。 至于巴勒斯坦，1947年联合国决议不仅同意以色列建国，也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但它不建，忙于和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入侵以色列。所以巴勒斯坦没有建国，责任在它自己。随后巴勒斯坦游击队又多次配合阿拉伯国家入侵、或准备入侵以色列（被以国先发制人阻止）；它没有建国，属下的一些土地因入侵等原因，就被以色列获得并管理，那里的居民比例也发生变化。从1947年联合国决议至今已70多年，那些土地的居民状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让以色列把1947年、70年前划定的土地全部再还给巴勒斯坦（进行建国），是不可操作的，也难以做到的。有人会说这不合理，但这个不合理，责任主要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它的恐怖头子阿拉法特，他当政时，主要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甚至策划谋杀了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残忍至极。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境地，主要责任在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属下有“烈士旅”专事恐怖活动），在哈玛斯，他们是战争祸源！ 民主和专制的较量，你选择哪一边？ 第三，显而易见，也常被左派及阿拉伯媒体回避的是，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实行多党制（上次大选有30个政党参加）。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长期是专制统治；在半个多世纪中，阿拉伯联盟的22个成员国全是独裁制度，直至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洗礼下，才有些国家走向民选。以色列是民主制度，有在野党，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所以执政党的任何行为和政策，都受到监督和制约。包括对入侵者的正当防卫、军力抵抗等。这给了哈玛斯等恐怖分子可乘之机。设想，如果以色列也是专制国家，哈玛斯们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对方会用它们的方式，不择手段的暴烈攻击报复。以色列的精兵强将会把哈玛斯们打得落花流水、杀个片甲不留。今天以色列这个仗所以难打，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顾忌很多，不愿造成更多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民主，就像君子，有所不为；专制，就是小人加恶棍，为所欲为。所以评价巴以冲突，必须看哪边是专制、哪边是民主。在专制和民主较量之中，应该站在哪一边？就像台海发生冲突，是站在民主台湾一边，还是默阴M制中国的武力犯台？答案不言而喻。 以色列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第四，哈玛斯只有两万多人，而以色列有强大军力。所以无论哈玛斯怎麽先攻击以色列，用自杀炸弹袭击平民，只要以色列一反击，就被西方左派和伊斯兰世界污蔑为“以强欺弱”，尤其在反击时造成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更被左媒和阿拉伯世界的独裁媒体渲染报导。但左媒不提的是，哈玛斯把火箭弹安排到巴勒斯坦居民区发射。以色列总理说，我们是人民的铜墙铁壁，保卫人民；哈玛斯则是躲在自己的人民后面，人民成了他们的挡箭牌和“身墙肉壁”。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哪边是人道，哪边是兽道。 如前所述，如果以色列是专制国家，也像哈玛斯那麽不择手段，这个仗就太容易打了；可以无所顾忌、放手反击，对方哈玛斯会不堪一击，被炸得丢盔卸甲。而且西方左派也不会拿此大作文章，因为他们不敢得罪独裁者。例如两伊战争（两边都是专制国家∶伊朗和伊拉克）打了八年，死伤无数，相当惨烈，但西方左派置之不理，更不用它大做文章，因两边都是恶，左派既不敢得罪，也难以站道德高地、没法做“圣母婊”。而面对民主的以色列，他们就可以高唱“我们站在弱者一边，我们支持鸡蛋对付高墙”的道德高调、做政治秀。作秀、伪善，是左派最努力奋斗的恶行，也是最重要标志。 实际上没有西方左派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哈玛斯们绝不敢那麽嚣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战，白左就会游行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抗议以色列。他们不仅获得西方左派的舆论声援，甚至获得美国左派政府的军事援助，奥巴马执政时就向哈玛斯提供大量美元援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中，如果说以色列有错，从反讽的角度说，就是因为以色列选择了民主道路，是民选国家；如果以色列也像多数阿拉伯国家那样实行专制、不择手段，大鳄吞小恶，他们早把哈玛斯们斩草除根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2021年5月19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6月号 2021-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夺回美国，必须先夺回 2020 大选
何清涟 离2021年1月6日国会认证当选总统不到十天，双方叫牌基本完成，目前只剩下国土安全局网安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声称的“外国势力干预大选”证据有待公布。民主党一系仗着媒体的护航、法院系统的不作为，满心希望这次窃选能够成功。但支持川普的7500万选民希望“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的意志不曾减退。这一个多月以来，“拜登政府”的施政纲领、开放国境欲接纳1500万非移、推行大麻在全美合法化、罔顾民意优先他国人民的财政预算、亲北京的西政咨询正待成为拜登内阁成员，凡此种种，让更多人看清了民主党当政，是带领美国往发展中国家狂奔的节奏。 美国人要夺回宪政法治 夺回美国分几个层面，第一是要夺回美国曾自傲于世界的宪政法治。 目前川普的困难不在于没有证据，证据非常实在，关键是美国社会变了，对腐败、舞弊、选举欺诈容忍度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拜登家族的腐败、选举大规模欺诈，如果是奥巴马以前的美国，早就追究了。如今，主流媒体指鹿为马，司法权政治偏倚，几家州法院比如加州州州法院判州长启用紧急令让全州邮寄选票违宪，下不为例，但不改变大选结果；宾州法院判邮寄选票违宪，却被州联邦法院以“过了时限”予以否定。威斯康辛州舞弊证据确凿，法院判词为“总统的论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合理的拖延，总统现在是希望反对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程序”，各种理由牵强的奇特判决不一而足，最后大家将希望寄托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身上。德州诉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乔治亚和威斯康星等四州的总统选举违反宪法，获得十七州检察官与上百位议员支持，却被高法在12月21日决定“拒绝受理”，理由竟是认为孤星州缺乏能够起诉的宪法地位。该命令中写道：“在其它州进行选举的问题上，德克萨斯州没有证明其司法上认可的利益。所有其它未决动议均视为没有意义而不予考虑。” 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仅有汤马斯、阿利托两名同意受理该案，低于4人同意受理起诉案的门槛，其他七位大法官没能成为宪政的最后守护人，让极左阵营再次得到鼓励，让保守派美国人非常失望。我曾希望高法成为美国宪政的最后一道守护墙，但高法在奥巴马时代以来发生的变化，以及金丝伯格大法官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总让我有不祥的预感。2020年11月13日，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联邦党人学会年度大会”致辞，直觉告诉我，他是在对其他几位同僚喊话。我曾在推特上反复推过他在致辞结尾那段话：“自由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在人心中的自由已经死去，那么任何宪法，法律，法庭都无法使之复活。对所有美国人来说，站起来捍卫宪法和自己的自由是你们前面的艰巨任务。” 美国人要夺回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美国近几十年，大选作弊的事情常有发生，从2017年开始，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建立了一个选举欺诈数据库，目前已经搜集到1 285个选民欺诈案例，基本是民主党所为。Heritage数据库的建立者称，该数据库旨在演示选举系统中的漏洞以及实施欺诈的多种方式，它不包括所有选民欺诈案件，基本是调查后查实或起诉的举报实例。但只有2020年这次集各种舞弊之大成的大选欺诈，才真正让美国人感到一人一票制度面临深重危机，终于喊出了one citizen one vote（一位公民一张选票）。 2020大选舞弊已经有摇摆州数次听证会为证，其中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与案例，被两份近来问世的调查收录。这两份调查，一份以视觉作品的形式问世，它是大紀元、 新唐人联合调查团队制作的重磅纪录片《#2020美国大选调查——谁在盗窃美国？》调查记者Joshua Phillip在美国几大摇摆州实地采访多位吹哨人、大数据专家以及选举专家，揭露了隐藏在大选背后的各种可疑问题。作为关心美国大选的研究者，我认为这部纪录片将成为揭露大选舞弊纪录片的扛鼎之作。眼下，这部纪录片能让普通受众切实地感受到这次舞弊的严重性，看到民主党蛀虫们如何肆无忌惮地破坏美国宪政。 另一份调查是美国经济学家、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所做的一项调查，以文本形式呈现 。相关报告题为《完美欺诈：选举违规的六个关键领域》（The Immaculate Deception: Six Key Dimensions of Election Irregularities），共计36页，报告对2020年的总统选举提供了详尽的调查与分析，解析6个关键战场州的违规行为。迄今为止，该报告是目前川普阵营公开的最详细的选举调查报告。纳瓦罗指出，在6个摇摆州，违规行为显然采取一致的战略，共计有6项，其中包括全面选民欺诈、违规处理选票、规章违规、违反选民平等条例、投票机违规以及重大选票统计异常。 这部纪录片与这份调查报告真实地记录了这次大选中被美国主流媒体刻意“遗忘”的真实，只要人们想回顾研究美国2020大选，这两部调查都是不可绕过的经典文本。它们揭露的事实表明，美国2020年大选堪称世界选举史上集高科技手段与传统舞弊手法之大成，超过曾被美国多方批评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任何一场选举。 美国人要夺回曾经自骄傲于世界的软实力 19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奈斯比提出风靡一时的“软实力”（soft power）学说，认为美国做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不仅依赖超强的军事与经济等硬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具有让他国追随服从自己的软实力——价值观的感召力。自从奥巴马上任以来，推出毒品除罪化、身份政治、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政策、过滥的LGBTQ权利，对黑人采取轻罪不罚的纵容政策，并在民主党主政的州搞选举舞弊以来，美国的价值观日渐锈蚀，美国大学教育与K12也以重新解释美国历史、否定美国的价值观为己任。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以世界民主的推动者自傲，中国曾是美国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改变的目标国。但是从2001年左右开始这段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红色渗透却在公然进行，最后发展到能够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共谋，全方位干预美国2020大选。尽管我早在2018年就公开表示担忧，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未成，最后自身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目标，但它变成现实时，我仍然无法不为此悲痛。 面对欧洲的社会主义化，美国也一直以美国独行自傲。但是，无论是欧洲中心的法国还是英国，没有一个国家有28%-30%的人对本国文明的源头如此仇视，必欲毁之而后快。2020年5月以来，美国的BLM运动出现的暴力抢劫与受到的赞美，清除历史中极左派对美国立国以来的价值的暴力否定、对开国先贤们表现出来的仇恨。“取消文化”表明，青年一代左派对言论自由抱持仇视之态。 美国一向以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立国基础。但这一立国基础在2020年受到前所未有地冲击。BLM认为参加抢劫是夺回自己的那一份还罢 了，更出奇的是还出现了为抢劫正名的著作。居住在费城的女作家维姬·欧斯特威尔（Vicky Osterweil）出版了一本《捍卫战利品：不文明的暴乱历史》（In Defense Of Looting’, 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就在BLM的抢劫与骚乱席卷全美数百座城市之时，她适时出版了这本书，声称抢劫是实现社会真正持久变革的有力工具。因其观点新奇，被美国左派媒体NPR（公共电视台）、《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大加介绍。 2024年还会给美国机会吗？ 2020年大选被偷窃，是控制美国的民主党政治精英、华尔街及硅谷的跨国资本集团以及媒体共同谋划组织的结果，司法界的默许承认为其背书。这个过程暴露的一切，不是让美国这座自由灯塔蒙尘，而是轰然倒塌。总有人向川普总统建议，这次算了，2024年再来。我想，凡持此看法的人忽视了一点：这次如果纵容通过舞弊欺诈窃选的政府上台，美国今后再也没有真正的民选。既然选票可以通过各种欺诈手段产生，选民的真实意愿就不再被重视，政府的合法性也不来自于民意。这就是11月3日之后“拜登政府”各种施政无须考虑民意的原因。 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在今年5月以后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呼喊“Take Back America”，如今在经历了11月以来发生的一切之后，部分清醒的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要夺回美国，前提就是夺回2020年的大选。美国民兵组织在致川普公开信中表达了这种认识：“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时刻与华盛顿将军在1776年面临的危险一样大，甚至更大。 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生存岌岌可危。 我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来拯救它。” 2021年1月6日国会认证大选结果之前，是向共和党、民主党双方议员展示外国势力干预大选的铁证的最佳时机。届时应该派专家出场讲解，同时向美国公众展示这些证据，两党的民意代表应该据此作出选择，美国选民更应该据此作出选择。 这确实是拯救美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让通过幽灵选民、Dominion系统、邮寄选票收割的“选民”选出来的总统领导美国，恐怕美国将进入汤马斯·索维尔在2020年7月13日所说的“No Point of Return”。 （原载大纪元，2020年12月2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28/n1264901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国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 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任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这里的“不崩”指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1月9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analysis/2012/01/120109\chinacolumn\chinadilemma\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电影《归来》：历尽劫波余生在
张艺谋导演的《归来》上映后，国内影评如潮，不少影评纠结于电影与原作的不同，比如舍弃了书中主角陆焉识在监狱中经历的苦难，只取了书中最后部分的内容，即回家和失忆的妻子团聚后的经历；比如陆焉识对自身的苦难经历只是平静忍受，缺乏控诉与批评。因以上种种，有批评称这部电影是“消费文革”而非“反思文革”。 \有种平静是心灵之死\ 看过这部影片之后，我认为这是张、陈两位成长于忧患，经历过辉煌，最后参透人生百味的中国影人对一位历尽劫波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的诠释。在中国目前的话语环境中，只有40、50两代知识人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接近无声的诉说。6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主角的平静很难理解，但我作为导演、主演者的同时代人，因为也算是饱经忧患，因此非常理解这部影片。 很多年前，曾听一位老人谈论过为文之道：品文犹如鉴赏瓷器，瓷器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是褪火（冷却），这道工序完成得好，瓷器方能成为上品。一个人的经历越丰富，其文字的跋扬踔厉之气就越少，上乘境界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胸中纵有万丈波涛，文字却能平静如水。如果张艺谋与陈道明没有经历过60余年的人生风雨，这部影片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电影《归来》中有个场景，陆帮女儿用平板车拉着行李回家时，女儿终于对父亲说出“爸，当年是我告发的你”。面对这件在女儿心里经历过万千曲折并深深痛悔的事，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邓指早就告诉我了。”主演陈道明将此理解成“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过去历史的大度”。但我知道，这大度背后实隐藏着万千难以倾诉的伤痛，因为我见过不少在文革中因亲人告密而家破人亡的家庭，有的至今还不能互相原谅。 有种平静代表着不能诉说之痛，因为诉说也不能够减轻伤痛。《狼烟北平》里徐金戈为了让心爱的女人不再受那残酷之极的折磨，而不得不开枪射死杨秋萍，那种痛实在无法言喻，更无法对他人诉说。陆焉识一位无罪之人，在政权鼎革之后、无端经历了政权、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种种压迫摧残，只剩下一位守望多年的失忆妻子与蜗牛壳里的生活，那种无奈与痛楚实在难以诉说。. \“陆焉识”们并没有控诉资格\ 影片主角陆焉识（包括现实中的同类人）为什么不控诉？这里实有大历史隐藏其间，即毛时代的政治贱民，从未被政府甚至政治上的优等阶层视为人。这种政治贱民就是地富反坏右这所谓“黑五类”。 从陈道明的表演来看，我认为陈道明对角色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理解均很到位。伤痕文学兴起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差不多有三四年鼎盛时期。这类作品的主角主要是两类，一类是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即早期投奔革命的大学生中学生等知识青年。一类是革命青年出身的作家与专业工作者。这类主角的主调是反思：当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美好的，但为什么却会遭遇政治压迫？党是母亲，但母亲为何会对亲儿女如此残酷？这种反思最深刻的表述是“革命吞噬亲儿女”，极限是“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80一代及以后的青年人可能不会理解我在这里谈什么，我谈的其实是以下历史事实：在上世纪80年代，反思“革命”过程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需要有“资格”的，这资格就是反思者必须是“革命队伍”成员。 但电影《归来》的主角自1949年之后就是思想改造对象，从来不属于革命队伍成员。陆焉识是留美博士，而且是毛泽东眼中一无是处的文科——毫无利用价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那所谓“世家身份”， 只可能成为各种政治运动整肃的对象——关于毛对理工科的留洋博士抱着几分重视，深切鄙视文 科出身的知识分子，许多研究者都谈到。这类人经过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淘洗，大多数被彻底驯化，对人对事的态度早如惊弓之鸟。少数人即使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点独立思考，那也只能让所有想法默默地腐烂在心里，因为中共鼓励亲人、朋友、同事、邻里间的告密，那些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革命领袖的真实想法只要外泄，必将带来灭顶之灾。至今，中国人对“右派”林昭的悼念，还要受到监控与打压，我们又怎能期望陆焉识悲愤呼喊“我控诉”？ 陈道明的父亲、我的父亲都属于这类非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这类人士到1978年后文革时期，极少数幸存者如果有能力反思，那也不是革命吞噬亲儿女之类的反思，只会从共产制度的恶及灭绝人性这一角度反思，而这种反思的社会条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因为所在苦难的制造者中共决不允许这种反思存在。电影中陆焉识的平静，其实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思想与肉体双重改造的流放生涯之后，一种生之疲惫的状态而已。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尽劫波，却没有资格追问自身的不幸缘何造成。在党的眼里，他能够摘掉右派帽子回家与亲人团聚，已经是莫大恩典。 陆焉识劫后“归来”之时，已经不是重新开始的年龄。他们这类历次运动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没有尊严，也没有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权利。一切都被剥夺得那样彻底，唯一值得牵挂的就是家。电影这样展示陆焉识“归来”后的生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每个月的5号这天，推着失忆的妻子去火车站接她永远也等不到的“伊人”。这种缩在家庭这个蜗牛壳里的“活着”，其实不是伤口“愈合”，而是一种极为疲惫的“活着”。这种疲惫，类于电影《苏菲的抉择》（ Sophie’s Choice）中苏菲被迫作出让女儿死亡让儿子活着的“选择”之后眼枯泪尽的生之疲惫。 这种生之疲惫，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绝难理解。只有经历过那一切的人，才能够理解“陆焉识”们为什么受尽人间磨难，却没有追问制度之恶的心力。 \在媚权与媚俗间生存的中国文艺\*** 中国古代传统就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历史等文字作品的教化作用，但这是传统士大夫的一种道义担当，并非政治权力强迫，所以柳永那种“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有生存之地。到中共奉毛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创作宝典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则成了一种必须遵循的律条，不服从者不得食。改革以来，这一律条有所松动，当局除了规定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外，倒也网开一面，允许媚俗，于是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商业化浪潮中，文学艺术及电影电视都围绕食、色、官场沉浮，开办一轮又一轮的感官盛宴，将中国电影电视折腾得惨不忍睹。 张艺谋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当然未能免俗。他执导的电影可以分成三大类型，其时间轴与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变化紧紧相关。80至90年代前期，因乡土文化兴起，他导演的影片有“民俗乡土”类，比如《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进入九十年代，他开始触碰现实与现代历史，比如《活着》、《秋菊打官司》等；到了本世纪，中国进入低俗的商业化时代，张艺谋拍了一部又一部媚俗影片，比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直至惨不忍睹的《三枪》。如今这部《归来》，正好与张20年前的作品《活着》遥相呼应，标志着张艺谋“魂兮归来”——经历过精神迷失之后的归来。 张艺谋及他的同代人有不少优秀的导演与演员。中国现阶段更不缺丰富的影视题材，所缺的，就是自由创作的社会环境。猫爪子下的夜莺，唱不出好听的歌。这是张艺谋们的悲哀所在，也是我们所有中国文化人的悲哀所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6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pro-and-con-20140606-zhang-yimous-homecoming-why-is-it-so-controversial/193100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官方基尼系数为何引发质疑潮？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人对以下几个经济学专业名词GDP、基尼系数、寻租、通货膨胀耳熟能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都准确地知道其含义。最近，已经多年未曾公布基尼系数的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近十年的数据，称2008年0.491是最高点，然后逐步回落，2012年为0.474。 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甫出，就引发一片质疑声音。 不相信官方数据，缘于政府公信力严重透支 胡温执政的十年，不仅严重透支了生态环境、透支了国力（地方大量举债），更严重的是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尤其让中国公众不满意的是：这十年内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但原有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甚至还有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沦落为新底层。 在这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向下滑落已成趋势之时，尽管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但中国人还是能从媒体偶然透露的数据中知道，中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从2010年开始，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国家财政部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他们还知道，中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数量很大，合计占总人数的64.30%。如果使用联合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即每天生活费在1.25美元及以下，早在2005年，中国人口中约有19%，即2.54亿人可被认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按照中共政府的宣传，美国是世界上财富最为集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但中国人却从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看到了这一事实：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将基尼系数当作不宣之秘，连续十年不予公布，但其它国际国内研究机构并没闲着，不断地公布相关研究成果。中国人现在能够阅读英文文献的人不少，于是联合国估算的数据被中国媒体广泛引用：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预期突破0.52，世界第4；2011年将突破0.55，仍居第四。在联合国的190多个国家当中，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国家约有150个国家，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到10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全部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位于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是比南非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要好一点。 中国人对联合国这一数据深信不疑，但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12月公布的基尼系数简直让中国人绝望。这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说，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显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上少见”。 大概是为了消除这个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基尼系数0.61的“不良影响”，国家统计局只好发表了近十年的基尼系数，但由于官方统计结果与民间统计差距太大，结果引发了一波群情汹涌的质疑，有人讽刺说，“改不了贫富差距，就改变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计算基尼系数的盲点：灰色收入 计算基尼系数是个技术性非常强的活，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学名词“科普”，不少中国人知道两点：第一，基尼系数0.4为“警戒线”，超过这一标准就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第二，中国的社会财富以“灰色收入”的形式在分配。拉大收入差距的，往往是看不见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官员及富人极易获得巨额“灰色收入”，而普通人则很少有这种机会。但因为“灰色收入”隐秘，不见阳光，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基尼系数”基本未考虑乘以“腐败系数”，因而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大？恐怕这是一个无解之秘。2012年5月中国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可做参考：中国30年来共有420万党政人员涉及腐败，其中有 90名省部官员被查处。中国人从当局以保守态度公布的腐败案件中知道，贪官贪污的数额动辄超过几千万、上亿，最高数额的腐败案件是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的28亿美元。他们也知道贪官拥有的住房动辄超过十几套，几十套。最近中国河南郑州出现一位拥有31处房产的“房妹”。经查，其父翟振锋是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局长。 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 除此之外，大多数中国人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国家机密”，即中国红色家族利用权势积累的巨额财富。对这些家族的致富之道、财富规模及藏宝之地，那更是一般人无法知晓的禁区。 也因此，中国官媒才能够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发表全世界独裁者的财富故事并大加斥责。 但2012年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给世界带来了了解中国高层如何敛财的机会。由于中国高层权斗剑拔弩张，双方都将自己掌握的绝密资料透露给外媒，以此打击对方。《纽约时报》、彭博（Bloomingberg）等媒体记者利用这些资料，使用当年跟踪美国水门事件的两名记者——伍 德沃德和伯恩斯坦（Woodward-and-Bernstein）曾采用的方式，跟踪资金流动，终于为世界掀开了中国红色家族财富的冰山一角。（请见本人VOA博文：一张中国财富秘密流动的路线图 ） 这些消息在中国被完全屏蔽，但仍然以各种管道在中国人当中口耳相传。 基尼系数越高，说明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由于大学生失业现象非常严重，社会上升通道梗阻，中国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一个社会如果充斥着越来越多且看不到未来的穷人，只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仇恨，而且难以化解。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1/gini-coefficient/） Numbers About China’s Social Inequality Don’t Add Up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蒙面女都投票了 中国还要不要脸
昨天（4月5日）阿富汗进行了第三次总统大选。前两届都是卡尔扎伊当选，按宪法他不可再连任，所以这次“换人做”，是该国自2001年塔利班被摧毁后首次政权和平转移的选举。 西方宪政学者强调，民主的关键是“第二次选举”。像希特勒、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总统）等，虽靠选票上台，但没到改选，就把国家引向灾难，甚至再无选举。所以第二次选举被视为民主的重要指标。 阿富汗的选举不仅是人类民主进程的里程碑，也是反驳一切专制国家以什麽“底子薄、教育水平低、贫穷落后、人均收入少”等做借口拒绝民主的最有力的实例。 在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是全球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65万平方公里国土（世界第40名）却只有32英里的道路，其它都是烂泥地； 三千万人口只有90万孩子入学（没有一个女生），念过书的女性只有4%！全国平均寿命才40岁；年度经济额仅20亿美元，直到2010年（推翻塔利班9年后）人均收入还不到600美元。一个把千年佛像等所有非伊斯兰雕像都凿毁的国家，其疯狂落后到不如中世纪程度。 但在这样的国家，人民有了自由后，不仅接受民主制度，而且非常踊跃参加选举，用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这次大选中，那个毛驴驮运选票箱的画面（偏远山区交通不便，选委会动用3000毛驴），向世界展示了阿富汗人民克服任何困难也要实行民主的决心！ 阿富汗的选举并不平和，是在塔利班的威胁下进行的，但选民勇敢地出来投票，创下了58%的高投票率！虽然由于条件落后，选票结果统计出来尚需一段时间，但选举是顺利进行的。 上次（2009年）阿富汗大选，有500万人出来投票，这次是700万，投票率58%，展示选民对权利的珍惜。跟其它国家对比，更能看出阿富汗投票率的意义。结束共产统治的波兰，过去两届总统大选，平均投票率是51%。美国过去九届总统选举平均投票率是54%，自1968年以来美国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是奥巴马当选的2008年大选，才是58.2%。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按人口）的印度，过去六次全国大选，平均投票率是58%。 在塔利班的武力威胁下，阿富汗选民仍踊跃出来投票的情形令人动容。法新社报道说，一名阿富汗家庭妇女投票后表示∶“我想用自己的选票来扇塔利班的耳光！” 这句话传递了勇敢的阿富汗选民的心声。另一位抢到第一名投票的29岁男性选民说，他凌晨就去排队， “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热爱民主”！ 这次阿富汗选举的另一引人瞩目之处是，女性参选人数大幅增加。这次也改选省议会，有超过300名妇女参选（包括一名副总统候选人），创下了阿国的历史纪录。 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在很多女性还蒙面（投票）的宗教文化下，有这麽多女性参选，标志阿富汗的社会进步。不要说普通人，媒体报道说，即使阿富汗卸任总统卡尔扎伊，都一直不允许他的曾做妇科医生的妻子公开露面。阿富汗的传统是，没有得到丈夫允许，妻子不得外出。2004年首次选举时，卡尔扎伊的妻子去登记投票是私下进行的。 在这种社会现状下，有300多名女性不仅露脸，还公开参选，对这个国家来说是破天荒的。《纽约时报》说，全部八名总统候选人都关注妇女权利问题，还有一位总统候选人特意选了女性做搭档。不仅是观念发生了变化，即使为选票，他们也得关心、重视迫切需要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是民选制度在改变这个穆斯林国家。 虽然这次总统候选人有八名（上届40人），但其实三人最有实力∶一位是最大反对党（民主阵线）主席、眼科医生（前外长）阿卜杜拉；另一位是前财政部长、经济学家加尼，还有卸任总统卡尔扎伊的心腹（前外长）拉苏尔。 上届总统大选卡尔扎伊的得票率48.3%，第二高的阿卜杜拉是31.5%。虽然拉苏尔被卡尔扎伊属意，但很多民众对卡尔扎伊的两届总统表现不满，再加上他涉嫌选举舞弊（阿卜杜拉因此上次退出第二轮选举），所以“恨”屋及乌，拉苏尔的选情不佳。 加尼上次参选总统得票率不到3%，但这次因拉苏尔不被看好，他是阿富汗最大族裔普图人（占人口40%，而阿卜杜拉是塔吉克族），因族裔和宗派关系，可能大幅翻盘。如果初选无人得票过半，将第二轮再选，可能是在阿卜杜拉与加尼之间竞争。但最后不管谁是输家，阿富汗的民主已是赢家。 中国官方媒体常渲染阿富汗局势混乱，选举时死多少人等等。事实上，在这次的投票日，有3180万人口的阿富汗，因塔利班袭击只有2人丧生。而近年其它国家的选举，死亡人数更多。 例如今年初孟加拉选举，投票日因冲突有21人死亡，之前愈百人丧生。印度上次大选（2009）因暴力冲突导致17名选民和选务官员死亡。菲律宾的情况更严重，因反政府武装袭击，2012年选举日60人死亡；2007年那次则多达121人丧生。 相比之下，阿富汗的选举是相当平和、非常顺利，根本不是中国官方媒体歪曲的情形。北京当然太恐惧阿富汗的民主选举，它明显是一面照妖镜，反射出中南海里那些红色恐龙的丑陋。 今天，阿富汗那些仍蒙面的女性可以高举沾著墨迹的手指，骄傲地展示他们不再是强权的奴隶，他们是可以选择国家领袖的主人。而表面富丽堂皇，墙内百姓却闻民主之声即不寒而栗的中国，实在是把脸丢到北韩去了；但即使14亿人都吃成金正恩，又有几个能获得宠物地位呢？就别提做人了。面对阿富汗的投票蒙面女性，中国人的脸面在哪儿呢？ 2014年4月6日于美国 2014-04-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