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曹长青∶为什麽更多欧洲人拒绝大一统
全球最大群体的民主选举是13亿人口的印度，前几天该国大选开票，亲美国、强力推行市场经济的莫迪总理的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莫迪的人民党加上盟友，赢得国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创了记录！第二多人数的选举是欧洲议会，因有欧盟28个成员国的4亿人投票，5月26日大选开票。 欧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欧洲议会，有751个席位，按欧盟成员国家人口分配席位，然後由各国的政党，根据选举得票多少分配席位。 欧洲议会每五年改选一次，上次（2014）就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左右派两大政党主导欧洲议会的局面被打破，反建制派，疑欧派（对欧盟持怀疑态度，反对大一统的政党）崛起，在欧洲议会获得席位。 这次选举结果，反建制派，疑欧派，更增加席位。传统的左、右派政党席位都下降，质疑欧盟的疑欧派，还有强调环保的绿党，成为最大赢家，席位都很大增加。什麽叫疑欧派，主要特点、主张是∶ 1，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统一。像英国是最典型的，举行了脱欧公投，多数英国人选择告别欧盟。这次，反对大一统的政党，他们的席位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增加，它更显示，大一统不是潮流，乌托邦不是潮流；独立是潮流，人民自决权是潮流。 2，强烈主张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很多国家在野党、疑欧派政党赢得最多选票，超过执政党。像法国，由右派理念非常坚定的女主席玛琳.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得票率第一，超过了执政的马克龙总统的政党，标�曳ü�的反建制派，法国的真正右派，有强大的民意支持。 再一个就是英国。英国保守党主席特蕾莎.梅刚宣布辞职，新首相还没产生，所以很多人重视英国这次投票，预测未来首相的人选。结果特蕾莎.梅的软绵绵的保守党大败，左派工党更是惨败，而强烈主张脱离欧盟的英国脱欧党得票率第一名（赢得的席位超过保守党和工党的总和）！说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拒绝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捍卫自己国家主权。 3，欧洲的疑欧派、反建制派，都跟美国川普总统关系密切，因理念比较一致。像已做第四个任期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领导的保守党，这次更大赢，得票率52%，对手左派党得票率16%，右派是左派得票率三倍以上。奥尔班总理前几天访美，跟川普总统会谈，两人默契。全球另一个跟川普总统理念一致的就是巴西新当选的总统，他被称为 「美洲的川普」。还有波兰，也是与美国接近，是坚定的保守派执政。这次波兰也是保守派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赢。 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显示整个欧洲向右转，强烈反对非法移民，拒绝政治正确，强调常识，强调保守主义价值的政党得到民意的支持，这个支持还在持续上升。这种民意声音的增高，对川普总统有利，等於呼应了美国的反建制派，呼应了美国一路推崇的主权独立、个人权利至上的宪法原则，而不是欧盟的那种追求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早就说过，建立大一统的欧盟，可能是人类最愚蠢的决定。现在看，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呼应伟大的女性政治家柴契尔夫人的先见之明。 2019年5月26日於美国 ——原载《民报》 2019-05-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美国人为什麽逃离纽约？
纽约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是金融、商业、贸易和文化中心。但为什麽很多美国人要离开这个“中心”？《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从2000到2008年，这个被称为“帝国州”（empire state）的纽约，就有150万人搬离，数量之多，为全美之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纽约市区，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搬走。据统计，搬离纽约的美国人，平均年薪是93,264美元。 为什麽中产阶级和富人要搬走？因为纽约的税越来越重，人们不堪重负。《华尔街日报》说，纽约的税率之高是“臭名昭著的”。从1997到2008年，纽约的州税和地方税之高，都是全美排名第一或第二！ 人口流失，导致纽约州的人口地位在全美大幅下降。1950年时，纽约州人口占全美的19％，2000年时降至只占7％。这还是在很多移民涌入纽约的情况下。搬离纽约的高峰期是2005年，纽约走了25万人，因那一年税率被调高。那些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搬走，导致纽约的税入减少，单是2006年，纽约就因此减少了43亿美元；过去八年中，纽约总共损失了近300亿美元。 逃离纽约的人去了哪里？很多都去了税率低的地方，像北卡州，宾州；完全没有州税的佛罗里达州，更是纽约人的最爱之一。 加州是美国的法兰西 跟纽约遥相对应的西海岸加州，情况也同样，很多人搬离，也是因为税赋太重，而且州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已近破产边缘。生意人要用脚投票，逃出加州。 洛杉矶是排在纽约之後，美国的第二大城市，人口近四百万。但加州的企业税之高，排在全美第三名；投资环境倒数第三。但政府开支和福利等却不断扩大，导致加州入不敷出，经济陷入困境。 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5万美元，但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平均年薪是6.7万美元，加州则更高了，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政府雇员就超过17,000人。研究加州经济的学者施拉格（Peter Schrag）在其《加州∶美国高风险的实验》的专著中指出，加州的官僚机构多不胜数，职能重复、交叉的机构多达七千多个。但加州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却远高於普通人，最高的每年达49.9万美元！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学者米歇尔（Dan Mitchell）说，“加州是美国的法兰西”，意指像法国那样走向经济衰败。 美国七个州不徵个人税 美国保守派月刊《评论》今年十月号发表的詹妮弗.鲁宾（Jennifer Rubin）分析加州经济危机的文章指出，自1990至2009年，加州的政府开支增加了181％，等於连续19年平均每年递增5.91％；州政府雇员增加了40％。在左派工会等压力下，加州政府人员的退休年龄，被提前到50岁，养老金是年薪的90％，并可一直拿到死。 该文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字说，从1990到2000年，有二百万人搬离了加州，等於平均每年20万人离开。其中46万人去了内华达州，其他很多去了德克萨斯州。因这两个州，都没有州税。美国共有七个州没有州税，除内华达和德州外，还有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南达科塔、怀俄明和华盛顿州。德州是税赋最低的州之一，也是美国经济最好的州之一。在德州，即使对企业税，也网开一面，是根据公司的纳税资本和利润来决定，对一些制造业甚至还完全免税。由於税赋轻，美国《财富》评出的五百大公司，有64个总部设在德州。德州过去连续八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州。这次美国中期改选，德州的州长很轻松地就击败了民主党的挑战对手而连任，主要是德州的经济好，失业率低於全美平均值两个百分点。由於大量人口涌入，德州的最大城市休斯顿，现已取代了芝加哥而成为全美第三大城市。 国家当然需要基本的税收以维持运作，但高税收（强行抢夺个人财富），大政府（官僚主义和放手花销），本质是走向社会主义。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作为群体主义的变种，是违反人的自由天性和基本权利的，是行不通的。连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都留不住人，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们用脚投票，流向低税收、更自由的地方，创造自己的“钱”程和幸福。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12月 2010-1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中美关系迈向危险区：金融战的前哨战
何清涟 中美双方磋商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贸易协议临近签署，北京突然发难，全盘否定此前曾步步为营敲定的协议，华盛顿的恼怒可想而知。目前除了加征关税之外，双方关系正向危险区域推进。据福布斯消息，华盛顿准备和中国掀桌子，一是准备用增加关税应对中国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币贬值是为了扩大出口），二是声称将向明晟（MSCI）和彭博巴克莱全球综指施压迫，将中国A股踢出指数。这两条标识中美关系正向危险区域挪动脚步。 2018年中国遇到美国“贵人”相助 一国货币贬值与另一国增加关税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有太多环节，需要对相关数据建模分析，那是专业性极强、耗时极大的活儿。本文重点分析第二点。 2018年6月，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明晟指数（MSCI）与富时罗素将中国A股纳入指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随之宣布，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将被纳入该综合指数。这几家公司的决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外资流入，缓解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困境。今年3月25日，我在Twitter发表一条推文：“2018年全球对中国经济看衰之时，中国遇到了‘贵人’。这‘贵人’一是时刻准备弹劾川普并赢回众议院的民主党，二是全球指数编制公司老大老二等。老大明晟（MSCI）正式将中国A股纳入MSCI指数，老二富时罗素正式将中国A股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2019年4月1日，彭博如期宣布正式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被纳入指数的债券是中国国债和三家政策性银行债券。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彭博这一宣布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是习近平推翻谈判协议的底气来源之一。在此之前，国际三大计价债券分别是美元、欧元和日元，如今，彭博的背书让人民币债券成为第四大国际计价货币债券。 这三大机构的承认，等于为中国国内投资者视若畏途的A股，以及不被看好的中国国债进行信誉背书，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往中国。外界预测，仅彭博4月1日这一宣示，将吸引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外资流入中国规模达13万亿美元的债市。 全球资本市场的“上帝之手” 有关金融评级机构（包括指数编制公司）的威力，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于1996年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中如此阐述：“全球资本市场对主权国家政府的牵制越来越多，而主权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却日渐削弱。”该书宣告：“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权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脉。试问：当今世界，谁掌控着全球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呢？答案是：那就是以穆迪、标准普尔为代表的美国信用评级机构。” 这本书问世不久，亚洲发生了1997年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政治顾问卡维尔（James Carville）不无调侃地形容：“过去我总以为，如果能转世的话，下一次我将选择做总统、教皇或棒球打击王。但现在我觉得，下一辈子，我要操作债券。身在债券市场，你可以任意威吓他人。当然，如果能够像评级机构主管那样，对债券价格颐指气使，就更神气了。”多年以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如此描绘这些机构：“以我之见，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时，谁也说不准这两者谁更厉害。” 正因如此，这些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信用评级上调或下降，牵动着北京的喜与怒。得到好的评级，北京有如拿到上方宝剑；一俟评级下调，北京如坐针毡，例如2017年三大机构一道将中国信用评级下调，北京得罪不起这么多机构，只能硬生生忍受。今年5月7日，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研报，将工农中建四大行评级从增持下调至持股观望，引发四大行当中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价不同幅度下跌，北京就坐不住了，各种批驳纷至沓来。 标普、穆迪掌握各国信用评级，明晟、彭博则掌握将各国股市纳入编制的钥匙，在资本市场都具有呼风唤雨的权力。有了这些“贵人”相助，中国资本市场表现不俗：2018年中国债券市场外资净流入规模约1000亿美元，占新兴市场流入外资规模的80%。2019年第一季度，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流入中国股市的资金净额超过186亿美元，约为2018年同期的三倍。4月10日，中国银行在境外成功完成等值38亿美元的“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发行定价，包括美元、欧元、澳元、人民币和港币5个币种。在投资者结构上，欧元债券品种欧洲投资者占比为83%，为历次发行最高，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投资者占比达45%。 《纽约时报》至今还在为欧盟各国叫屈，称它们被华盛顿逼着选边站队。其实，欧盟诸国早就站了队。美国既不可能象当年与日本打贸易战时那样，让盟国一道出手逼迫北京签署《广场协议》，甚至不能让本国的国际评级机构暂缓对中国的评级。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拥有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压力。 川普出拳的力度有多强？ 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求、借、偷”的把戏玩了近30年。克林顿推动的全球化需要中国市场，911事件迫使小布什出于反恐需要与中国修好，奥巴马当政时期更是给了中国大量窃取知识产权的机会，如今到了美国算这笔总账的时候了。只是美国这弯转得太急，让所有长期搭美国便车的乘客（包括欧盟等盟国）都对川普总统生出怨怼之心。 如果川普总统能够向MSCI和彭博巴克莱全球综指施压，将中国A股踢出全球股市指数编制，确实对中国能够形成不小的打击，打击对方资本市场的吸金能力，就是展开金融战的前哨战。反观中国官媒放风的“稀土反制”策略，很可能是一响空炮。美国国防部承认，稀土是美国用以保障国家安全众多武器系统的必需元素，包括激光（镭射）、雷达、声纳、夜视系统、飞弹制导、喷气发动机，以及装甲战车用合金等等。但据《纽约时报》在《稀土，中国的贸易战反击“王牌”？》（2019年5月24日）一文所引数据，美国本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已经非常低。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采购的稀土仅占中国出口量的3.8%。中国从去年开始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进口国，美国也是中国重稀土的最大供应国之一。 但美国的打击存在障碍。川普虽然贵为美国总统，却只能向本国金融评级公司“情商”兼略施压力，如果公司不听他的，在中国未正式成为敌国之前，川普并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公司的“专业决定”——走笔至此，笔者得重提一件“全球超级经济权力机构”不给“全球超级政治权力中心”美国政府面子的陈年旧事：2011年8月5日晚上，标准普尔公司突然对外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一级至“AA+”，还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定为“负面”，发出未来有可能继续降级的警告。美国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主权债务最高信用级别首次被改写。穆迪当时虽然未将美国信用降级，但也警告会调降美国信用级别。 而中国的体制却能保证一切公司乖乖听命于党中央号令，没有哪家公司胆敢在中共总书记领导的贸易战时期“资敌”。 目前，中美双方推进“战争”升级的动作还是隔空喊话，只是出战方等级不同：美国方面是白宫主人的推特喊话及高层官员表态，中国方面主要是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及任正非等利益相关人士，中南海主人及高官们则神秘地保持沉默，外界只能沿用“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演化而来的“中南海占星术”猜测：习近平视察江西稀土矿，被解读成他在释放用“稀土战略”反制美国的信号；习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献花篮并发表讲话呼吁民众“重新再出发，因为现在是新长征”，被解读成他在表达将中美贸易战继续下去的决心。 但我认为，习近平有他认为的足够的信息坚持“以拖待变”策略（另文阐述），期望明年美国大选结果是“川普败选”，中美关系回到民主党主政时期。川普对这一中方策略现在也心知肚明，只能表示不急于结束贸易战了。在美国2020大选终战之前，双方即使再回到谈判桌前，也不会有结果。在这段时期内，双方会一直处在向“危险区域”缓缓推进之态势。 （原发表于大纪元，2019年5月31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5/30/n1129086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9👍 0💬 0有道对无道：西方的人权理念遇上了中国的黑道
这个月中国发生的几起人权受侵害的案件表明，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趋势正在成为这个古老国家改进人权的最大障碍。 中国人在国内被压迫得无处申诉――政府是党的机构，媒体是党的喉舌，能够生存且在政府那里说得上话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工会、妇联等，也无非是“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机构”罢了。于是中国人就只能指望在国际社会关注下，中国政府出于“面子”考虑稍稍收敛其政治暴行，从而使中国人多少获得一点活动空间，“和平理性地与政府对话”，以求人权获得“寸积铢累”的进步。 应该说，国际社会从去年开始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这一变化始于欧洲政局的变化，自德国新政府主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后，关注中国人权总算又提上了欧盟的议事日程。从5月份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中国三位异议人士以来，近两个月一些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陆续会见中国的异议人士。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还公开宣布，欧盟将通过一个达1.42亿欧元预算的项目（约1.6亿美元），用于帮助那些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 而中国政府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2006年6月8日，三峡移民维权人士付先财因为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而受到当地警方传唤，在传唤结束后回家的路上遭到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被殴成重伤，现肩部以下瘫痪，且未得到及时救治。而且据付先财讲述，此前一年多时间里，付先财曾多次遭此类骚扰和威胁，有时候警察亦直接介入此类暴行――妙就妙在暴徒的“身份不明”，与近几年异议人士屡次遭受“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的情况如出一辙。 指使“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异议人士，对中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如下两点好处： 第一，中国当局除了承诺将追查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之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就算舆论猜疑这些暴徒受到政府指使，证据何在？国际社会就算群情汹汹，总不能逼迫中国政府为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承担法律责任吧？而且这种承诺只限于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例里，如付先财案例；如果只有本国人士关注的案例，政府连这种承诺也干脆免了，比如郭飞雄在太石村维权中数度被殴打，政府什么时候承诺过要“追查凶手”呢？ 第二，借助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可以极大地造成对异议人士的心理压力。对于异议人士来说，支撑他们奋斗抗争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治使命感，对于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知道施暴方是谁，而且也知道政府出于自尊，必须要设置一道底线，否则就彻底堕落为萨达姆之流。而黑社会势力的行动却无需考虑底线，什么手段能够增加受害者的恐惧感，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什么手段。异议人士中的勇者可以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但一旦牵涉到家人安危，勇者也会踌躇再三。 这种做法较之萨达姆、金正日要高明得多。萨达姆政权动辄对批评者施以割舌之刑，弄得自己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而正在标榜自己颇具“大国风范”、日益文明进步的中国政府，至少目前还不想国际社会将其视为萨达姆同类。但只要将政府暴力转变为“不明身份的暴徒”的私人暴力，中国政府就可以象这次处理付先财事件一样，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官式语言，以塞国际舆论悠悠之口。而对于付先财本人的医治、惩治凶手之类，那就要看本政府高不高兴落到实处了。而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再有能耐，也不会愚痴到用道义标准去挞伐另一个国家的“不明身份的暴徒”。至于用经济制裁对付黑社会组织，更是闻所未闻。 笔者在2003年发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几大趋势。在此情形下，用国际通行的人权、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去规范越来越乐于用黑道手法管理社会的中国当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爱护共产党与中国前途的人士应该想到，以黑社会方式治国，实非人间正道。除了激发矛盾、毒化社会之外，不会有其他的长远影响。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6月22日，总14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康尼：曹长青为什麽支持台湾独立（代序）
【按语∶在台湾立法院选举正如火如荼之际，我的两本新书（《独立的价值》和《美国价值》）在台湾出版。借到台湾参加新书发表会之际，目睹选情，更有一番特殊的感觉和意义。本文是我的妻子康尼为《独立的价值》一书所写的序。她对我的了解、理解，并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和我的共识，令我深感幸运，更感激不尽 ——曹长青】 在台中的一个演讲会上，长青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麽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你为什麽能支持我们台湾的自决和独立？”他踌躇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麽回答，我太太康尼最了解我，让她来替我回答吧。”于是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他推上台回答这个既简单，却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 其实，长青已经在多次演讲会上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但每次他的回答都不尽人意，太简单。有时他不知道该怎麽回答，就开玩笑说，“我是命中注定得支持绿色，我的名字叫长青嘛！”我曾挑剔说，“你对不少很难的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为什麽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就答不好？”他则应付说，“这有什麽好回答的，自然就该是这样的。”然后不再多花一秒钟想这个问题。 这次他灵机一动∶你不是说我回答得不好吗，那你来答吧。可惜我急中似乎也没有生多少“智”，匆匆谈了几点，虽然长青认为答得很好，但我却觉得很不完整，所以借他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再稍微充分一点地回答一下这个或许还有人关心、并且和这本书很有关系的问题。当然，我决定花点时间写这篇文章，是期待能有一些读者通过了解长青的“为什麽”而认同他所推崇的价值。 从中国到美国，我一路注视著他的思想历程。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在清晰而坚定的理念支撑下的必然。虽然从东方到西方，从共产社会到资本主义世界，他在人生观上受到了各种冲击，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认知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许多价值的追求上，他却始终纹丝不动地保持在一个轨道上；而在这个轨道上行进的结果，迈出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这一步，的确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他走到这一步，是他所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在他身上综合反应而体现出的一个结果。这些主要的理念和价值是∶ ● 毫不妥协地反抗共产主义 今天，反共在哪里都不稀奇，尤其是在经受过共产奴役的中国人中。但长青不仅仅是从一个受压迫者的角度，来反抗一个给他带来痛苦的政权，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从本质上去认识那个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如果仅仅是一个受压迫者的反抗，而不是对那个制度的邪恶本质有清晰认知的话，那麽当他远离那个政权，不必直接体验那个制度的残酷的时候，或者当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概念（例如国家、土地、民族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反共就可能妥协、打折扣，或者把反共让位于民族主义情绪。 正是由于长青通过生命的体验和多年来在自由信息下对知识的寻求，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政权本质的邪恶，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没有一丝一毫妥协的余地，不可以让位给任何理由。在面临台湾独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你到底经过了哪些转折点，才做出支持台湾的决定的。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过转折点，也没有过任何犹豫，就站在了台湾一边。因为他认为，只要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她就是反抗共产主义的一部份。 长青对世界的划分和选择绝不是按区域和领土，而是按独裁世界和自由世界。他深为自己属于自由世界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他在美国最喜欢用的口头语是“我们美国”，他在台湾演讲时也多次说“我们台湾”，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和台湾都属于他所认同的自由世界这个整体，是“我们”的价值的一部份。他使用“我们台湾”遭到很多中国人抨击，但是我想，长青一定会坚持等到中国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份的时候，才会自豪地说“我们中国”。 对长青来说，独立是追求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不是邪恶；而独裁则恰恰是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那是绝对的邪恶。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强调，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标准和原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所以，无论台湾是独立，还是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他都不反对，只要是二千三百万人民在自由意志下所做的选择。他常说，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它剥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今天，作为一个坚定反共的人，他有什麽理由、他怎麽可以不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呢？ ● 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 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份子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欣赏鲁迅对中国文化劣质部份的抨击。长青也属于这个潮流中的一员。但许多中国文化人来到海外以后，又开始怀恋中国文化；国内许多知识人近年也开始否定当年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尤其是批判曾被他们推崇过的鲁迅。 但长青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不仅没有因为来到西方而改变，反而由于对西方文化有了真正切身的体验，而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更深一层，并对鲁迅当年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孤军奋战，痛斥中国文化“吃人”的精神更加敬佩。长青当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但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西方文化里都有；而西方文明里面那些更充满人性、并能促成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个人主义、个人尊严、生命的意义、人类意识、人权、法治、爱，宽恕等等，在中国文化中要麽缺乏，要麽根本就没有。 正由于长青对中国文化主体价值的否定态度，导致他没有任何大中国情结。而对于没有大中国情结的中国人来说，看待台湾问题时就会很容易地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 ● 推崇西方文明 也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多数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都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非常向往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民主制度。长青当然也是这其中最推崇西化者之一。但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无数的中国文化人来到了西方，见识了西方，看到了西方的很多问题，于是开始怀疑西方，否认西方主体价值，或者认为西方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东方。 但一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没有改变，长青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也由于在西方生活的具体体验而更十倍、百倍地加强了。虽然长青对西方左派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他对西方的主体价值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他曾写过许多热烈赞美西方文明的文章，他一再强调，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最灿烂的文化。今天，由于美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体现文明的主体价值，所以长青深爱美国，他是我所见过和读过的中国人中最亲西方、最热爱美国的一个。 今天向中国推销西化，大概不仅已经很不时髦，还可能会令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长青仍在极尽全力地讴歌西方文明，他渴望那块他曾生长过的土地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份。但是中国今天仍在专制统治下，迈向西方文明的每一步都步履艰难。 而对于台湾来说，她不仅是一个海洋国家，更是一个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她离独裁国家越远，离专制文化越远，接受西方文明的条件越好。也正是由于长青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他更关切的，不是台湾属于哪块土地，而是她属于哪一种文明。他在台湾的演讲中也多次强调，希望台湾这片有中华文化背景的自由土地能先走一步，在完善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同时，更好地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去稀疏、抵销中国文化中的毒素；为中国走向民主和改变文化结构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样板。 ● 珍惜生命的价值 作为一个十分推崇西方文明的人，长青本人当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接触这个文化的过程中，给他最大震憾的是西方文明中的生命意识。我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长青读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他给我讲了好几遍书中以色列的第三任（女）总理（Golda Meir）的话，她说，许多以色列士兵打完仗回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不说话，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得不杀人而痛苦不堪。长青十分感慨地说，“他们杀的是战场上的敌人，但杀完却痛苦。而那些阿拉伯人用恐怖手段杀害平民，杀完是欢呼。这是多麽不同的生命观。” 长青喜欢看电影，而他最喜欢看的，反反复复看过许多遍的，是那些根据真事改编的美军在越战救伤员和中东救人质的故事。有一年他读到中国的报纸上讨论，如果一个大学教授为救一个掉到河里的农民而淹死了值不值；好像多数人认为不值得。长青叹息道，人家可以冒著牺牲十个、二十个人的危险去救一个伤兵、一个人质，而我们还在讨论农民和大学教授谁的命更值钱。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生命哲学。 正是基于对西方文明中生命价值的认同，长青认为，无论在任何理由下，中共武力犯台都是绝不能容忍的邪恶。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不是一个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对中国人来说同样，他们在被奴役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刚刚能吃上口饱饭，为什麽要在屠杀台湾人民的同时丧失自己的生命？ 支持中共武力犯台的人曾和长青辩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统一而打的。但他们无视的是，林肯所打的，是一场摧毁南方奴隶制的战争，所以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没有任何非议。而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则性质完全不同。任何一个独裁专制试图侵吞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是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的，这根本无须争辨。 还有人撰文指责长青，为什麽反对台海战争，却支持伊拉克战争。没错，长青大概是写了最多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出兵的中国人之一。而这种支持恰恰是出于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维护。911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正式宣战。由于今天美国是这个价值的代表和最强有力的捍卫者，所以恐怖主义必定把目标对准美国。911和各种自杀炸弹所代表的，就是整个恐怖主义的使命∶他们不惜毁灭整个世界，和你同归于尽。对于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自由世界别无选择，只有摧毁他。 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萨达姆政府奖赏自杀炸弹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美军抵达后发现的多处万人坑更证明，萨达姆本人就是大众毁灭性武器。那些反对美国出兵的人喊的最响亮的口号是要避免伊拉克平民伤亡。那麽在他们的眼里，那些被萨达姆屠杀的人民难道都不是生命吗？ 911那天，长青盯著电视屏幕整整20个小时；我无法形容他的表情，就如同他无法形容自己的愤怒。在人类全部血腥的历史上，有过战场的撕杀，有过田园的决斗，有过不守规矩的明枪暗箭；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在最残酷征战中，人类依然保持了一些最基本的底线∶不有意屠杀平民，两军开战不杀使者，不攻击使馆等等。但今天的恐怖主义者用自杀炸弹，用劫持民航飞机撞击商业大厦的行为，炸毁了人类的全部底线，炸碎了他们作为人的概念。今天，面对一起又一起的人质遭砍头的恐怖行为，那些曾狂热高喊反战的阵营则一片静悄悄。他们全部所能做的，就是对民主的美国说不，而对残暴的恐怖主义沉默。 那些绑架人质的恐怖份子，不仅使用砍头这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无辜，更要求那些人质在电视上乞求性命。这种对生命的残忍，对尊严的侮辱是任何文明人都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长青才写了一篇又一篇痛斥恐怖主义的文章，所以长青才坚决支持美国打一场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的战争。正如二战和冷战，美国再次以巨大的代价承担起人类的责任，而无论面临怎样的障碍，美国都必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因为西方文明的火炬，注定要靠美国这支巨手高高地举起，那是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而台海的情形，则完完全全是另一幅画面。台湾不仅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且，无论是台湾政府还是台湾人民都根本没有任何攻击中国的意图，更不给中国人带来任何威胁。她带给中国的只是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和中国将来走向民主道路的一个样板。中国凭什麽打台湾？中国人凭什麽要为那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剥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独裁政权去死，去杀害生活在自由中的台湾人民？ 那些把中共武力犯台和林肯的南北战争，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混为一谈的人们，还没有明白什麽是生命的价值，什麽是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才不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长青选择另一种文明。 ● 视是非高于种族 大概一、二年前，在美国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夫妇和美国家庭争夺孩子的官司，成为网上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少中国人就因为是同种族就站在中国夫妇一边的时候，长青在认真阅读了背景资料之后，认为美国夫妇更有道理一点。于是他花了不少精力，写了几篇长文论述该事件，强调是非大于种族。为此他也遭到不少中国人的谩骂。 我这里只是举一个小例子。在遍地都是移民的美国经常可以见到或读到有关族裔冲突的问题，长青历来都秉持是非高于种族的态度。他多次在文章、演讲以及和别人的辩论中强调∶这个世界的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等等，从来都不是以血缘、人种、出生地来划分的。所以，没有比用血缘和种族做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愚蠢的了；这就像奥威尔《动物农场》中那些猪的逻辑，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共产党的出身论也是这种逻辑。正如许多人不理解长青，他也完全不可思议，为什麽那麽多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会接受以种族为标准的是非判断。 最近在和朋友谈到美国大选时，长青还举前总统里根的两个儿子为例说，血缘关系没有什麽意义。里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领养的，一个是亲生的；结果那个领养的儿子完全认同他的人生价值观，并追随了他的政治理念；而那个亲生的儿子则全方位地背叛了他的理念。 所以长青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绝不从血缘和族裔立场。他只认价值，不认国土，不认种族，不认祖先。他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人类这个总体是他的同类；在这个群体中，他寻求思想的朋友、心灵的亲情。 毫无疑问，在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基于他一贯以来的“是非高于种族”的原则，他根本不可能从自己是哪国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关注哪边更有道理。所以当几度被人追问“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他觉得十分荒唐可笑。 在我看来，长青在种族上是中国人，在思想上是美国人，在心灵上是地球村人。 ● 追求真实，拒绝谎言和虚幻 作为经历过被共产专制奴役的人，长青对谎言制度对人的摧残和毒害深恶痛绝。许多中国人对自己被专制宣传机器洗过脑不以为然，或者感觉不强烈，或者以为在信息流动的今天，他们已经什麽真相都知道了。长青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被谎言的毒素浸泡过，所以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是非判断的时候，他都尽量不让自己的先入之见来左右思维，而是努力去寻求真实。 例如十年前我们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当时还几乎没有中国人采访过他。为了尽量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背景介绍，我们去读了一些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在中国所了解的有关西藏的信息和眼前读到的大相径庭，我们被灌输的西藏历史和现状都与真实相去甚远。所以在采访结束后，长青根据读到的资料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长文。因为他认为根据西藏的真实历史背景和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他们完全有追求独立的权利。长青了解了真实，就服从真实。 台湾的真实则更是在眼前的。长青多次说过，台湾那个囊括中国和蒙古的秋海棠大地图他不能接受；那个和今天台湾现实完全脱节的中华民国宪法他不能接受；那个名存实亡的国号他不能接受；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台海两岸的无法否认的真实是一边一国。另外更重要的是，今天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愿意和中国统一，如果没有对岸的武力威胁，90％的台湾人民都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因而对长青来说，今天支持台湾正名、制宪、建国等，是他拒绝谎言和虚幻，追求真实价值的一部份。 ● 台湾独立，对中国发展利大于弊 我上面谈的这几点都主要是从理念方面解释，长青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为什麽会支持台湾。从实际利害层面上来讲，或者说，这时候只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长青也认为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好邻居，无论是对台湾还是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其益处远远大于两家合在一起。 《圣经》创世纪里的一个主要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后来成了埃及首相，结果在大荒年的时候，他不计前嫌，拯救了来埃及寻求粮食的哥哥们和全家。这个故事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分离未见得是坏事。 这里且不谈从历史上来看，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有相当多可争议之处；即使台湾曾经是中国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她目前的独立现状和将来的继续选择独立，都会像约瑟一样，给中国这个家族带来更大的好处。 毫无疑问，中国能有今天这般的经济发展，最主要是由于香港和台湾最初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启动，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投资。今天俄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差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香港和台湾”，没有那麽多“海外俄人”。今天香港回归了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只是概念上又多了一块土地，但香港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利益（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降低。它除了使六百万香港人的政治自由度、经济水准和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都全方位地降低了以外，给13亿中国人带来了什麽具体的好处呢？ 台湾同样。如果台湾变成一个广东省或海南岛，她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立刻就降低。香港就是例子。今天的台湾和回归前的香港，就因为她们不属于中国，又和中国有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才对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在对中国经济上，即使在抽象的儒家文化概念上，台湾和香港的存在，尤其是两地出色的经济发展，台湾的民主政治等，都提升了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形象。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腾飞和作为一盏亚洲的民主之灯在闪亮的话，难道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地位会比今天更高吗？为什麽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拉到和广东、福建、海南岛一样的水准上去呢？这难道对中国、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利益吗？ 当年美国和英国打了一仗，独立出来，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关系不仅没有交恶，反而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坚固的联盟；其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二战、冷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都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以台湾的历史，现状和人心所向，别说武力统一，即使和平统一（事实上，两者都没有可能性）也很难处好关系。而如果台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她将来一定会和民主的中国成为亚洲最亲密的伙伴、最坚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 所以，即使抛开那些作为独立知识人的理念，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对中国的现实和将来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幻、虚荣的大中国概念）来看，长青也认为应该支持台湾走独立建国的道路。 我列出的上述这些长青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理念，在他过去这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更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他的个人网站（caochangqing.com）去查阅。除了价值观念层面的因素之外，我觉得至少还有两个个人因素导致长青可以清晰而坚定地支持台湾。 ● 首先，他个人强大，既不需要大中国撑腰，也不需要大多数壮胆。 长青明确地表达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态度，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抨击，他网站的信箱更是不断收到谩骂的邮件。大概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太少，他就成了一个明显的受攻击对象。但实际上，私下还是有不少和长青持同样台湾观点、却不愿意公开表达的人。而长青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也完全不是偶然的。 长青许多年以来一直追求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这不仅在理论上使他对个体生命的价值有了充分的认知，同时对他个人心灵的强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在生活中做某种决定的时候，很少是因为“别人都这麽做”（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过）；而是根据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一旦想法明确了，他就会充满自信地去做，而不考虑别人会怎麽看他，甚至结果会怎样。 比如十年前写《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可能会因此遭到攻击或孤立（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之前从未有过中国知识份子这麽明确地表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但长青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去做了，他甚至没有想到需要一个群体为他壮胆。 再比如，在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被港台媒体一片盲目吹捧的时候，长青在认真读了作品之后，对其质量之差甚为震惊，认为那简直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被诺贝尔的光环刺伤了眼睛，很认真地以为自己看不懂中文了。还有些人私下认同长青的观点，但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那些大臣们，唯恐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会被认为不称职；他们不敢挑战诺贝尔的权威，不想被人认为水平太低，看不出《灵山》的高大。 但长青在反复阅读作品并和许多外国同类作品比较之后，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一口气发表了15篇长长的评论，痛斥高行健作品的劣质和诺贝尔奖的荒诞。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会怎麽看他、评论他。他迫不及待要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真实表达出去。 在高行健得奖还不到五年的今天，《灵山》已经被尘土覆盖，鲜有人迹再去涉猎。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麽短时间就被完全遗弃的“名著”，更没有过无人问津的“伟大文学作品”。时间不仅将越来越证明长青的正确，更将凸显他的勇气的可贵。 长青这种不迎合、不随从群体思维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他有意要这麽做，而是多数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太强，才显得他比较特别。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他走的步伐比别人快了几步。但他不会因为行进的途中比较孤单就转向人群拥挤的另一条路。 在和台湾朋友的聚会上，长青曾被问道，你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中国人中是不是会很孤独，他回答说，我有妻子一个人的支持就足够了。当然，有妻子一个人支持的男人或许有迎战千军万马的胆量；但我更相信，在个人主义价值的支撑下，他一个人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世界。 ● 除了个人心灵强大之外，他还是一个单纯的人 许多年前，有一位和长青打笔仗的人指责他说，“曹长青你这个人就是头脑简单！”事后我评论道，“他这句话说的太对了。”长青很不悦，因为我从来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怎麽这次可以认同他对手的话呢？我接著说道∶“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一点！”他马上孩子般地高兴了∶“欣赏就好。”然后立刻忘记了别人指责他头脑简单这回事。他自己当然体会不到这一点。你告诉他，他也没感觉。 中国文化悠久，有其内容丰富的优越，同时也有促使人头脑复杂的巨大负面作用。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最不缺乏的就是那种颇有城府和工于心计的人；而那类人在中国各个朝代的各个阶层都是很得势的。但我一直庆幸长青是那种简单而不会得势的人，只有这样，他才离一个真正的人更近一点。 就像他的文章都是清晰的，黑白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的，长青为人做事也同样。作为朋友，和他相处很容易，因为他率直、简单，既不做作，更无心机；作为敌人，攻击他不需要智谋，因为他是站在阳光下的靶子。 一个思维中混沌的东西比较少的人，在表达某种想法或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经常不会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所以，对长青来说，他有上述那些政治理念，再加上这些个人性格特色，能够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实在是太自然而然，太理所当然了；这只是他一贯的价值追求、思维和做法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已，完全不是一个什麽很特别的行为。所以当人们问起他怎麽会是这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麽回答，因为他实在是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有什麽“为什麽”呢？的确，如果你问《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你怎麽能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呢？”那个孩子一定会觉得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对长青的文章和演讲，热情的台湾朋友给了很多赞扬∶“思维敏锐、观点清晰、论述深刻”等等。这些我全都赞成，还可以列出更多。但在我眼里，长青的最可贵之处，或者说导致他能看见真实、并因接受真实而产生深刻思考的原因，是他的单纯。 在台中那个演讲会上，为长青做引言人的出版界朋友廖立文先生引用了一位在英国的台湾留学生对长青的评价，说“他有一双婴儿看世界的眼睛。”我觉得，再不会有比这更高的赞誉了。 2004年11月1日于纽约 2005-0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顾彬批莫言实在到位
莫言获奖后，在西方学者的批评中，最批到点子上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他对“德国之声”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思想，形式老旧，语言也差，他的东西“能把人烦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顾彬也批评过另一个诺奖得主高行健，认为高的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对其作品相当熟悉。 几年前，顾彬还尖锐批评过一些中国的当红作家，指出那些所谓“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丈夫）所写的《狼图腾》，顾彬批评说，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49年后中国没有伟大作家 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质量做了这样的划分∶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多是“垃圾”。 他的说法遭到中国官方作家和评论家的抨击后，顾彬把其调整为∶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现在是二锅头。 那麽顾彬是不是有资格批评那麽多中国作家、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总体的评价？从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来看，他可能是西方汉学界中最有资格的一位。 首先，顾彬跟马悦然不同。马悦然的专业是中国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国古籍《公羊传》《左传》等，是古文字专家。众所周知，古文和文学评论是两个领域。所以中国古汉语专家王力等不会被邀请去做“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更不会是唯一评委）。而顾彬主攻中国文学，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主编和翻译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 还出版过中国散文史、诗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评述。他研究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 顾彬非常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对中国目前当红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语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说，“其他人有权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莫言的东西“烦死我了” 这次对莫言获奖，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sensational）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顾彬说∶莫言的小说不是集中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写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东西“烦死我了”，琐碎得难以读下去。这跟人们读高行健的《灵山》一样，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评论说，高行健的作品应该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训练器。现在又多了个莫言，一左一右，测试耐力、毅力，不被烦死不罢休的心力。 对于为什麽是莫言获奖，顾彬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译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rewrite，等于是编译。中国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来的中文。顾彬说，这也是不少中文小说是从英文版译成德文的。估计其它语言版本也多译自英文。 广东《南方周末》刊登的葛浩文专访（2008年3月26日∶葛浩文谈中国文学）说，“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因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麽译，莫言对葛浩文多次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麽弄就怎麽弄。” 葛浩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他（莫言）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 这里葛浩文无意泄漏一个天机∶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个不懂写作的人写的东西。 这种情形跟当年马悦然翻译高行健的书一样。高行健也是这种态度，你随便译，怎麽删改、增加都可以。这是典型的伪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给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随便怎麽改我的意思都没关系。 把中国文学的脸丢尽了 任何一个真正拿自己当回事儿的严肃作家都绝不可能这麽做。昆德拉经常被翻译者乱译他的东西气得昏天黑地，最后自己去用法语写了。纳博科夫更是对他的早期俄语作品的英译亲自校对，回答记者提问必须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必须懂被翻译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没用，更何况不在乎。高行健会法语，他那几本书的法文版是怎麽被“美化”的，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灵山》那麽伪的话。 在网上查到一篇国内的硕士论文∶“论译者文化身份对葛浩文翻译的影响”，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这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全面传达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删减、增加、修改和归化等策略┅┅因此成gong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 顾彬认为，在中国，比莫言写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们得不到葛浩文的这种美化翻译，甚至找不到英文译者，自然就很难有莫言这种（得奖）机会。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该文是批评葛浩文翻译得不好，他以为中国名作家们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译好多了！许多西方评论家、读者对高行健作品的评论完全类似∶翻译翻得烂透了。他们同样以为能得诺贝尔奖的原文一定比英译好多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为了写评论，用了一生看书经验中都没有过的忍耐度，看了《灵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个烂翻译实在烂，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亏99.9%的老外们蒙在鼓里，否则中国作家得一个奖，一个裸体中国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国文学的脸都丢尽了。 他不批评制度本身 除了文学以外，莫言得奖后，很多批评是针对莫言担任中国官方作协副主席、在法兰克福书展跟文化官员集体退场（因同台有异议作家）、抄写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有人为莫言辩护，说其小说也针砭时弊，并特别举例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就是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但顾彬的批评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评了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批评制度本身。” 顾彬看得很准确，莫言批评计划生育，但他绝口不提背后的“共产制度”问题。没有共产党专制，哪会有强制一胎化？哪会有那麽多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击制度本身，就不会惹麻烦，也不会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评一些社会黑暗面，还会赢得大众欢呼。这其实是许多所谓批评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国文化人里太不缺此类的精明！那个靠欺骗和别人代笔而一度大红大紫（也骗到了国际上的）韩寒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谈到制度吗，还得靠共产党领导。 以“骂社会不公”著称的韩寒，都以“韩三篇”来维护制度，作为官方作协副主席的莫言，抄写毛泽东扼杀写作自由的讲话，而且不后悔，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所以顾彬在回答“这次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是什麽样的影响”时，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负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2012年10月17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10-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挺韩公知们，请帮韩寒一把！
如果我是韩寒，现在我一定很寒心。当我的声望如日中天时，当我被中国网民潮水般的网络票选，推成《时代》周刊的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时，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在我的光环上再涂一笔金。那时候，你们是站在“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一边，因为我不仅有千百万大众粉丝，“站在发出呼声最多的派系里”，连政府都不打压我，顶多遮屏几个他们看不顺眼的博客而已，连“被喝茶”都没有过；我还可给众多商家代言，是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可以接受的最受欢迎偶像人物。所以，赞美我，不需要勇气；歌颂我，你和正义在一起。 但今天，我被这麽多人严重质疑，他们中不仅有以打假著名的人物，还有记者、编辑、作家、学者、教授等等一大堆真名真姓的人们，出来写了把我脑袋都看炸了的那麽多文章。更严重的是，我还被数不清的网民们穷追不舍，他们像福尔摩斯般把我过去13年的作品和影视节目都拿到放大镜下面检查。于是造假、有代笔、骗子等等大帽子扣上来。那些人的质疑被贴到千百个网站、博客上，已经基本上给我盖棺论定了。而我的粉丝们，除了跟人家叫骂（给我的阵营降格）之外，一篇有力的东西都拿不出来。在关键时刻我才发现，拥有五亿博客点击量的我，除了官媒和一堆政协委员，还有些“伪公知”，竟然没有多少人公开站出来给我说几句话！这更使我确信我的韩三篇的正确性∶中国人就是素质差，怎麽配民主？要给这样一群人自由，这个国家还不乱了套。真名实姓帮我的，除了党的利益集团的，就是我的商业集团的，像我的书商路金波和他的签约作家饶雪漫就会骂人，女人也骂，“愿世上所有的疯狗都安息”，跟我自己骂质疑者是“你们朝天泼粪，只会掉到你们自己脸上”同一个档次，统统只给我帮倒忙。 我真的很不忿，也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真的，如果你们觉得我仍在正义一边，为什麽在我危难之际不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用你们的名望、你们理性的声音、你们思辨的能力、你们有力的文笔，来助我一臂之力！你们现在的表现太让我伤心。我说过要杀戮权贵、杀戮群众，还真没敢说过要杀戮公知，你们就不可以在如此关键时刻show一下公共良知吗？难道你们只有结伙杀戮我对手老婆的本事吗？ 我上面这三段，绝对无意调侃韩寒。有网友搜集了过去这几年一大堆文化人赞美、推崇韩寒的言论（其中也包括我本人的），所以我认为，由于大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用自己的信誉给韩寒背书，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地都给韩寒做了广告，增加了他的公信力。就像我们大家都给一个什麽奶粉做了广告宣传一样，哪怕只是给邻家刚育婴的年轻夫妇推荐了一下，那麽今天在韩寒的诚信问题备受质疑之际（等于很多顾客怀疑奶粉有假），曾经给韩寒背书的公知们，是不是应该有勇气做出一点对自己以前的言论负责任的举动？曾给奶粉做广告者，比别人更有一份责任促使专家对奶粉尽快检验。 我已经从给奶粉背书，变成严重质疑，所以写了七、八篇文章表达这种质疑，以此否定之前的判断。回想我自己对韩寒的美言，当时是不够负责任的，如果我不只是看海外网站转载的那有限的几篇，而是真的去了韩寒博客看一眼（确实没觉得他有分量到值得过去看一下），如果看到那些流氓痞子式的东西，尤其是那篇“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X”（以及其后续），即使今天没有韩寒涉嫌造假的事情，没有韩三篇，我也绝不会捧韩寒一个字。因为那种东西不仅仅是文字极端下流，其思维方式，辩论方式都是流氓式的。中国文坛再烂，靠那种地痞流氓式的东西都绝不可能给它带来一点点正向的东西。 韩寒已经被质疑两个月，“凤凰网”和“雅虎焦点关注”的民调显示，“倒韩”网民人数已经超过“挺韩”。所以，到现在为止仍然相信韩寒、继续支持韩寒的文化人，最应该公开站出来，帮助韩寒接受专家和公众的检验。这样第一可以驳倒那些质疑者，还韩寒的清白，别让韩寒父子继续受炼狱；第二可以证明自己以前给韩寒背书、现在仍然挺韩的正确性。这不仅是还韩寒的信誉，也是确认你们自己的判断力、公信力的机会。 真正相信韩寒的，真正挺韩的，应该是最希望韩寒出来接受检验的。否则就等于目睹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青年意见领袖被网络质疑的潮水吞没而无动于衷，这起码是对自己所支持的东西缺乏勇气和道义感。挺韩、倒韩都不会有政治危险，却是一个检验文化人价值取向、辨别真假能力、承担精神的机会。 韩寒本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出来接受检验的方式有失自己的尊严，甚至有受侮辱的感觉。但是，如果他是真的，应该考虑一下，到底是这样躲起来拒不接受检验损失大、受侮辱大，还是站出来洗清自己损失大？毫无疑问，接受检验好处太多了∶ 第一，还自己清白。韩寒承认，这种对他的质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那麽面对毁灭性的打击，出来接受检验的委屈和不出来被认定作假相比，那真是星星和太阳般的差别。谁会为了保星星瞬间一闪的小面子，而丢掉永恒的太阳的光芒呢？ 第二，让挺你的官方文化红人们，《萌芽》的赵长天、李其纲们，易中天、萧瀚、张鸣、叶兆言、冯骥才、葛剑雄，葛红兵，梁晓声，谭盾，尤其是新浪网、南方周末等力保你的媒体们真正扬眉吐气一把，证明他们挺你的正确性。 第三，给那一、二百个为了挺你而不惜掉价、牺牲自己名誉去“追杀”你对手老婆的联名学人们找回一点点脸面。 第四，给那些一个多月来刀枪不入、用义和团精神誓死保卫你的韩粉们一个惊喜。魔手套摘下来，秀一秀真正的魔手！韩寒不会忍心让那些带给他13年的春风得意和多少千万人民币的粉丝们伤心、失望吧？ 第五，重创那些质疑你的人们。让他们哑口无言，不得不道歉。（中国人做错了事儿，没有道歉的习惯。什麽吴征杨澜呵，唐骏之类，被证明造假后从无一个字儿的道歉。不过在中国越错越不用道歉，越不道歉过得越好。但在美国不行，无论什麽人，错了就得低头认错。所以，如果韩寒能证明自己的确是署名“韩寒”的文章、小说、博客等的作者，我个人肯定公开撰文，为我前面那些严重质疑韩寒的文章道歉）。 我觉得除了那些曾在媒体上给韩寒背书的文化人之外，像下列这些人最应该行动起来，帮韩寒一把，促成韩寒上一个有公众参与的直播电视节目∶ 《萌芽》主编赵长天，《萌芽》副主编李其纲，新概念作文选的评委叶兆言，方方，《三重门》的编辑袁敏，给《三重门》写序的北大教授曹文轩，当年新概念作文的两位高级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前文化部长王蒙等等。 还有在视频节目中跟韩寒对过话的王朔、陈丹青、何东等。你们明显是真诚地相信过韩寒，所以在和韩寒的对话中，对韩寒的谈话、回答问题，你们经常显得有些发愣，可能脑子里想的只是韩寒的“特”和“酷”，所以一点都没有挑战他。面对今天这麽多质疑，你们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再跟韩寒对一次话。如果继续相信韩寒，就应帮韩寒一把，更帮助读者们认清一下，到底韩寒有多麽“天才”。如果不信了，是否有责任指出“三鹿奶粉”有毒呢？如果你们也像韩寒一样“闷着”的话，观众脑子里就留下一个你们被耍猴的印象。一直沉默，不等于过去给韩寒的背书还有效吗？ 韩寒在2007年对《南方人物周刊》说，“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比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我不看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啊”。那麽也请你们给韩寒一个机会展示他自身的文学史般的知识和技能。 如果曾经赞美过韩寒的公知们都不肯出来帮助韩寒证明自己，那就等于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也认为韩寒造假，只是不肯负责任地出来表一下态而已。同时，韩寒本人的沉默（连高调的起诉都从法院撤了，没再往上交），同样也是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他是假的。因为∶ 第一，笔头上，韩寒没有就被质疑的那一堆问题拿出任何可信、有力的反驳文章。 第二，真人秀上，迄今为止的所有视频节目，都成为判断韩寒的终审节目，都证明韩寒是个文学白痴、政治白痴。所以，不回答，已有的那些视频节目就是答案，是结论。 我在“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一文中已经列出了一大堆韩寒像白痴的表现。最近土豆网登出视频“中文网采访韩寒视频实录”（用括号里的字就可搜到），其中有一段是韩寒接听一个电话，被无意录下，有人认为该电话透露韩寒有代笔。这点是否准确还待考。但通过这个视频，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在长达100分钟的时间里，韩寒的水平连一般初中学生都不如，完全回答不了任何问题。网友们提的问题都很正常，很有水平，都是关于文学、写作和政治方面的，和韩寒的作品、博客密切相关的问题。但韩寒的回答——天哪，他连一个靠自己能力当上娱乐明星的人都不如！任何一个对自己、对读者负责任的、曾给韩寒背书的文化人，都应该“浪费”100分钟，看一看他们曾赞美的中国的“青年意见领袖”是何等水平！ 视频节目中的韩寒是个礼貌、谦恭、不骂人、也不说脏话、满招人喜欢的小伙子，只是他的智能发展明显缓慢，其说话口气、内容、神态都像个未成年的中学生，和他的实际年龄有相当的距离，和文字中那个一会儿老成持重，一会儿狂傲不羁，一会儿又撒野骂人的韩寒更完全是两个人。那麽到底哪个是韩寒？哪个是“替身”？哪个是“本尊”？ 一个14岁写《小镇生活》，16岁写《杯中窥人》，17岁出版《三重门》的作者，30岁的时候，其思想、成熟程度连上述作品作者的一半还不如。以前从没听说过智商可以随着年龄增长而负成长的，难道30岁的韩寒已经得了阿兹海默尔症？ 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全世界无论有多少作家被怀疑抄袭、剽窃，或者有代笔，但没有一个人（！）被质疑到今天的韩寒这种程度！ 如果韩寒被证实是造假，那麽“韩寒”这个名字必定将成为中国历史上造假的最典型代名词，它将远比“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更具代表性，因为那些是党造出来的低档次的假。如果韩寒是被造，那麽所有挺韩公知都成为协助造假的一部分。 如果韩寒不是被造，那麽任何一个真正爱护韩寒，对公众负责的“公知”，难道不应该此时用真正有效的方式帮韩寒证明一下自己吗？ 2012年3月11日于美国 2012-03-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媒体舆论、政府意见与利润：资本最听谁的话？ ——2022 年外商投资中国增长分析
何清涟 最近，围绕德国大公司到中国投资，以及德国政府批准售卖汉堡港两件事情，总理肖尔茨与政界及媒体发生分裂，企业界与政界、媒体意见不一。目前，因俄乌战争以来的能源危机而焦头烂额的德国总理，甚至连美国的号令也不再服从，今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美国芯片出口中国的管制，但德国反其道而行之，德国《商报》（Handelsblatt）说，德国经济部正在审查将埃尔默斯（Elmos）的芯片工厂出售给其竞争对手Silex事宜，并说预计未来几周获得批准。据路透社介绍，Silex是中国赛微电子集团的瑞典子公司。[\[1\]](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1) 德国政商媒体对中国态度的双重分裂 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由于中国不表态支持西方反对俄罗斯，对中国究竟应该继续友好还是疏远、脱钩就成了德国媒体的一个重要话题，各种评论不绝于媒体，极盛时期“脱钩论”占了上风，认为脱钩不现实的企业家言论成为舆论痛诋的标靶，这一情况直到6月才有所缓解，朝野增鲜默认与中国立刻脱钩不现实，但政府与几家商业巨头承诺将此作为长期目标与努力方向。但最近德国总理肖尔茨批准中资公司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再度引发德国舆论热议。柏林《世界报》以”肖尔茨正成为安全隐患”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中远集团已经在鹿特丹、安特卫普、泽布吕赫、毕尔巴鄂、瓦伦西亚、瓦多、比雷埃夫斯、伊斯坦布尔等欧洲港口以及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码头入股。该公司还计划入股杜伊斯堡港。汉堡港则不仅仅是进入德国的大门，还是通往相对封闭的波罗的海的枢纽。董事会里坐着中共干部的中远集团，凭借汉堡港就能完成对欧洲海岸线的包围圈”，”谁要是以为，中国只是在追求纯粹商业利益，就不仅仅是过于天真。……中国大肆收购欧洲港口，是为了离间欧美关系。”《汉堡晨邮报》认为，不再仅关注经济增长、而是着眼于降低长期对华依赖，也是德国“时代转折”应有之义。[\[2\]](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2) 在舆论压力下，德国联邦政府批准中资入股汉堡港妥协方案：收购股份的比例从原定的35%降低到24.9%，中远集团因此将不获得董事会否决权，无法影响汉堡港战略决策。这一改变令中远收购兴趣大减。[\[3\]](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3) 德企增加对华投资并非秘密 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引起关注，只因这个案例涉及盟友关系与经济安全。事实上，德国企业早就在媒体批评声中加大对华投资。9月份，投资研究机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少数已经在华投资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德国企业加大了在华投资力度。根据该报告，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VOWG\p.DE）、宝马（BMWG.DE）和戴姆勒（MBGn.DE），以及化工集团巴斯夫（BASF . de），占了2018年至2021年欧洲对华投资的三分之一。[\[4\]](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4) 路透这条消息发表几天后，中国欧盟商会于9月21日发布《欧盟企业在华建议书2022/2023》，希望欧盟继续积极主动与中国互动，并反对经济脱钩。此前，中国商务部公布了一系列各国投资数据，从来源地看，韩国、德国、日本、英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8.9%、30.3%、26.8%和17.2%（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据德国《商报》9月21日报道，根据德国中央银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市场的直接投资达101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62亿欧元。这一数字也创造了德国投资中国的历史新高。在对德国中央银行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德国企业在2022年上半年进行的投资中，有一半以上是德国企业中国子公司利润的再投资。[\[5\]](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5) 早在今年7月底，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第13版《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其中提到，在华日资企业2021年度的业绩有明显恢复，不仅超出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约五成企业将在华累计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或“一半左右”用作投资本金，用于增强在中国境内的生产和销售等能力。[\[6\]](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6) 中国英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每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数量基本接近。这表明英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一直有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源源不断的机会。其中，在IT和电信行业，有75%的英国企业将中国列为第一首选市场，在教育行业，有80%的企业将中国列为前三大首选市场，医疗保健企业（69%）、零售和消费品企业（68%），以及酒店和旅游观光企业（68%）同样将中国市场列入前三大首选市场。[\[7\]](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7) 西方政界、媒体与资本对华态度严重分裂 西方资本偏好在中国投资，这不奇怪。值得探究的是西方在华投资增加的同时，西方各国对中国的看法正在迅速变坏。今年6月29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对19国民众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平均68%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这些负面看法主要与中国的人权政策有关。该报告作者之一西尔弗在接受VOA采访时说，这种情况在他们过去发布的三次民调都是如此，而且“很少有地方对中国的看法变得积极”。[\[8\]](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8) 美国、德国与日本民众对华观感变差，这与媒体报道有关。比如中国，习近平结束邓小平时期的集体领导、“团灭“团派都是发生于 2017年中共十七大开始之前，见本人近作《集体领导终结、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9\]](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9) 这么重要的变化，为何那时未获西方媒体关注？皆因那时，西方各国出于反川普的需要，著名媒体相继发表文章，力促中国力扛全球化大旗，最著名的就是《纽约时报》在2017年1月18日（川普宣誓就职前夕）发表的那篇《川普时代，习近平扛起“经济全球化”大旗》。[\[10\]](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10) 英国《金融时报》从2016年美国大选落幕之后，就开始发表各种文章，呼唤或证明“中国将引领全球化“。中国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并不关心。直到2020年，从西方左派心仪的美国左派政党民主党上台之后，加上covid-19疫情从中国开始流行，中国在西方世界的风评快速恶化，各种质疑中国政治倒退、人权恶化的报道频繁出现，今年俄乌战争开始后，中国拒绝站在西方阵营，因而视中国为仅次于俄罗斯的敌人，于是，西方媒体突然发现：二十大成了中国政治倒退的标记。10月24日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发表一篇署名为Chun Han Wong的文章《中国自由派旗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会》，不仅为胡春华戴上一顶子虚乌有的“中国自由派旗手”的桂冠，还将胡春华仕途蹉跌的时间后推了六年整。 这样严重脱离中国政治实际的媒体舆论，自然影响不了本国的资本。在媒体舆论、政府意见与利润导向三者之间，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有利哪安家。 [\[1\]](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1) 《柏林计划批准中国收购德国芯片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7/10/2022（https://rfi.my/8r8y.T） [\[2\]](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2) 《德语媒体：短期牺牲经济 长期独立自主》，德国之声，22.10.2022（https://p.dw.com/p/4IYFY） [\[3\]](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3) 《是否完成汉堡港收购？中远:“无法保证”》，德国之声，2022年 10月27日（https://p.dw.com/p/4Il3G） [\[4\]](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4) European investment in China concentrates more on handful of large firms -report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europe/european-investment-china concentrates-more-handful-large-firms-report-2022-09-14/） [\[5\]](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5) 《2022年1-8月全国吸收外资892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4%》，中国商务部网， 2022年9月19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209/20220903349110.shtml） [\[6\]](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6) 《中国経済と日本企業 2022年白書》（http://www.cjcci.org/cj\pdf/2022bs/%E7%99%BD%E6%9B%B8%E3%83%97%E3%83%AC%E3%82%B9%E7%99%BA%E8%A1%A8%E7%94%A8%E8%B3%87%E6%96%99%E4%B8%AD%E6%96%87.pdf ） [\[7\]](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7) 中国英国商会《在华英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2021–2022年度》（https://www.britishchamber.cn/wp-content/uploads/2021/12/British-Business-in-China-Sentiment-Survey-2021-2022\Chinese.pdf） [\[8\]](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8) 《皮尤民调：人权问题太糟糕 国际对中国负面看法仍处历史最高》，VOA，2022年6月30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pew-survey-shows-negative-views-on-china-at-historic-high-20220629/6638485.html ） [\[9\]](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dnref9) 何清涟，《集体领导终结、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0月27日（https://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0262022133706.html ） [\[10\]](https://heqinglian.net/2022/10/31/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_ednref10) PETER S. GOODMAN，《川普时代，习近平扛起“经济全球化”大旗》，《纽约时报》2017年1月18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70118/world-economic-forum-davos-china-xi-globalization/zh-hant/）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10月3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analysis-of-the-growth-of-foreign-investment-in-china/er3tsbfqk）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文革”杀人案开审与追索国家之罪
2013年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公开审理八旬老汉邱某于“文革”时期故意杀害洪某一案，顿时在网络上激起舆论千重浪。有人认为不应该只追究一个普通凶手；有人则认为这这是带有风向标性质的审判；还有人则认为这是国家责任，认为只有公开历史真相，才能进行公正的审判。 我认为，对于“文革”杀人罪行的追索，不仅必要，还应该与“文革”这一重大国家罪错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对“文革”中数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亡灵的抚慰，还是一个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有助于民族集体反省。 “文革”中死亡人数成谜 先得说清楚“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我曾查阅无数资料，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死亡数据是共计为172万8千人死亡；这些死亡者的死因都被笼统归之于一个官方给定的模糊解释——非正常死亡。 “文革”中的杀人罪行有哪几类？ 死亡人数不确定，但“文革”中涉及杀人的罪行却可以归类。 第一类杀人罪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所有怀疑、批评意识形态的人、包括对领袖有微辞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列出的数据是13万5千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其中为公众熟知的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他们生前被关在国家的监狱里，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侮辱，最后被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杀，其中钟海源还被活杀取肾。可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除了宣布原先的判决是错误的之外，从未为这些罪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二类杀人罪，是一些地区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有史可考的就有湖南道县（1967年）、湖南邵阳县（1968年）、湖南、广东、广西三省（1967-1968）、北京大兴县（1966年）。政府方面一直将这解释为“贫下中农”的自发“革命行动”。但据已有研究，这种杀人行为是有地方行政机构命令的，比如邵阳县大屠杀的命令来自于该县武装部部长、革委会主任柴春泽；大兴县是奉当地公安局命令行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曾查阅逾千种县志与大量内部档案，估算出“文革”时期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大量就死于这种集体专杀。这类罪行，至今官方不仅未见检讨，还蓄意销毁资料。由于中共阶级斗争教育的作用，在当年的杀人者眼中，“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本就被视为政治贱民，活着只配受侮辱与损害，死了也未足惜。据说，在屠杀发生之地，仍然是少数幸存者害怕杀人者。我在少年时期曾亲历1968年邵阳县的“黑杀风”，对这种屠杀的血腥与非正义有着旁观者不能比拟的生命痛感。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集团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 “文革”中的第三类杀人犯罪，是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曾于1978年6月至1979年8月，经过调查复核相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这一数字与《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列出的“武斗死亡23万7000人”接近。 这些大规模武斗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各“造反派”组织要争正统，即要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争宠，但实质是“造反派”受中央文革的鼓励从“走资派”手中夺得权力后重新分配权力的斗争。这种争夺权力让毛泽东感到造反派不听话，尾大不掉，不利于他要进行的“革命大业”，于是将其抛弃。因此，武斗杀人在“文革”中及“文革”后都受到惩处，浙江瑞安邱某的罪行可归于此类。 追索国家之罪是为了中国的未来 “文革”与“反右”“六四”一样，都是国家之罪，其产生与实施均与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及各级政权的鼓动有关，不是自然人的刑事犯罪。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必须追究，这种追究不仅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中国的今天与明天。 我一直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习惯用“向前看”来抚慰自己虚弱的心灵，除了中共领导人至今还坚持“不能用后30年（改革）否定前30年”之外，我还见过许多“文革”的施虐者轻飘飘地将自己的罪行诿之于“那是时代原因”。殊不知，这种对自身与本民族恶行毫无原则的宽宥，正是中国今天陷入腐败堕落、连生存环境安全与食物安全都得不到起码保证的根源，也是政府发展成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无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无止境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的根源。 一个对自身在和平时期屠杀本国人民之国家罪错毫无悔罪之意并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的政权，人们怎么能指望它担当起将国家导向光明的责任？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习近平：红色政权的守护者
不少人持之以恒地释放习近平可能或者必须政改的念想，1月13日香港《明报》刊登的那篇题为“遭冒名出书谈政改，空军上将刘亚洲拟究责”的报道，应该可以让这些一厢情愿的观察者们稍稍降低热情了。 这篇报道的大意是：一本名为《刘亚洲国家思考录》出版，该书编者“王易”声称辑录了空军上将刘亚洲发表过的言论。部分内容提及中国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改一役，而政改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中共党内民主化。据称，该书正文部分由2005年以前在网上流传的“刘亚洲讲话”辑录而成。但据说只有一篇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证实为刘本人的作品，其余均未经证实。《明报》消息称，该书未经刘亚洲授权，刘正考虑追究责任。 这类托名于“刘亚洲将军”的时政论文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近十年，所谓《刘亚洲文集》都出过若干本，网上曾有消息称，成都军区曾将其做为学习材料下发。但以前刘亚洲从未声明过这些文章是托名之作，为何在此时此刻却要声明？其中自有原因在。 先看事实。自从2003年以来，中文互联网上不断流传号称“刘亚洲将军”的作品。不少文章涉及中国现状、外交及政治体制改革等话题。当时不少颇有名声的人曾撰文盛赞这些文章的开明、睿智与深刻，并从中引伸出“中共高层改革派隐然成势”的评断，让不少人对党内改革派、军内少壮派充满美好希望。当这传说开始时，我并未在意，直到后来发现我的长篇论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被人冠以“少将刘亚洲”之名并被反复引用，以证明党内改革派如何开明之时，我才关心此事，其间虽然作过澄清但效果不彰。直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将此文作为其对太子党开明这一立论出发点时，我才认真写了一篇《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陈述了这段纠葛。但刘将军并未就此置辞。原因我只能猜想：一，是他人将我的文章冠以他的大名，与他无关；二，当时形势未明，谈政治体制改革并非高危行当。 因此，这本《刘亚洲国家思考录》的命运之所以有异于它的几本“前世”之作，被刘亚洲本人声明究责，只能说，时移势异，在高层已经反复强调“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视民主政治为邪路之时，他必须划清自己与“邪路”的界限。我想，对习近平等人究竟想干什么，接近权力核心的刘亚洲心里当然比外围这些一厢情愿的观察者更清楚。 回顾习近平近几个月来的发言，他反复强调的就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统治。对于党内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已隐然成势且导致“薄熙来事件”的毛、邓路线之争，他并不想让其延续下去。对此他采取了折衷方式：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思想之后，立刻又“南巡”以表示继承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当毛左与既得利益集团都认为习近平偏向自己并互相攻讦之时，习在1月5日中央党校的中央委员、侯补委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两个三十年”有前后继承关系，不能用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后三十年否定毛泽东的前三十年，这等于宣示他连“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革”都不否定。对这一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精心解读为“前后三十年，一条复兴路”。 观看中国政局，尤其是许多上不了台盘、且其详情不为外人所知的权力斗争时，虽然要用上“中南海占星术”（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同义），但在权力交接已经完成，权力格局基本确定的情况下，中共高层反复宣示的，其实就是他们今后想要走的政治道路。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反复表示，习近平一定会政改呢？我认为这是人们主观愿望投射的结果。 对西方等国家来说，中国的“制度信用”一直是交往中的障碍。无论是外交还是经济往来，尤其是国际大事件中，他们经常痛感到中国特色的制度障碍，因此希望中国尽快走上民主化道路。这种期望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先将其称之为“和平演变”，后来改为“西方的颜色革命阴谋”。尽管现在西方观察者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内行多了，但仍然会有一些让人解颐的评论冒出，比如《华尔街日报》就曾刊登过一篇文章，认为习有位光芒四射的歌星夫人、女儿在哈佛读书、习在美国呆过数周、其父开明的遗传基因，所有这些将是促成习近平政改的重要因素。 中国知识层与中产阶级盼望政改，是因为舍自上而下促成政改这条道路之外，并无任何可行的途径。社会底层的仇恨情绪，并非针对体制及中央高层，更多地是针对贪官污吏、商界精英及知识文化精英。看到“革命”的戾气在蔓延，知识层与中产层只好不断地发起政改呼吁，敦请中共高层尽快改革。近来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与南周事件引发的社会声援，都可看作这种诉求的急切反应。 其实中共高层视政改为畏途，还可从王歧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看出。我曾写过“‘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一文，特别指出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对统治集团 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诉我们，“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大家千呼万唤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由中共立场观之，无论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仇恨情绪，还是“阿拉伯之春”后各国统治者覆亡的经验，都让中共认定：放弃一党专制是自取灭亡之道。基于此，中共挑选大管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可靠。从北京的立场与利益看，习近平确实是在与其资格相近的高官中接替胡锦涛做党魁的最佳人选，第一，无论是与中共政权的家世渊源还是本人思想，都绝对可靠，决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二、与其前任胡锦涛相比，习敢于任事。与同是太子党出身且手腕果断的薄熙来相比，习近平行事张驰有度，在各种矛盾关系中较能收敛，不至于使党内高层矛盾激化。因有以上长处，他便被挑选来为中共掌舵。可以说，习近平是中国红色政权的守护者，如果指望他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那是缘木求鱼。 唯一的变数是经济。如果中国经济争气，能够再撑十年，习近平就不会改革。但如果经济状况恶化，并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巨大的压力下，习近平或许会半心半意地开始改革——只是这个“或许”，至少得在第二个任期之内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1/china-politics-2/）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川普对伊朗战争的分寸
何清涟 6月21日，美军发动“午夜重锤行动”（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对伊朗福尔多（Fordo）、纳坦兹（Natanz）和伊斯法罕（Esfahan）三处核设施实行轰炸，全世界为之沸腾。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是美国直接下场参战助以色列。但是，在川普与支持他的MAGA来看，这是“有限度参与”，并没突破川普设定的红线——不派遣地面部队参战，是将伊朗逼上谈判桌的极限施压。在沸腾中，世界也都在观察，伊朗拒不投降并乖乖走上谈判桌，美国的“有限度参与”会不会变成“无上限参与”？ 川普总统的“有限度参与” 川普总统非常满意“午夜重锤行动”的效果。对伊朗的行动很符合川普外交特点：1、战略不确定（这是财长贝森特为关税战多变做的辩护，但其实是川普的通用外交战略）；2、横冲直撞，没人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这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大师米尔斯海默最近对川普外交特点的概括 ——巧的是，他自己也在6月18日说了一句“没人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长话短说，这次川普这次出动美国空军打击伊朗，采取的是有限度参与。据CBS 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轰炸之前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伊朗表示，打击伊朗核设施是“美方全部计划”，美方不打算推动伊朗政权更迭。 之所以这样，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忧利比亚乱局重演。据《纽约邮报》6月19日报道引述三位与川普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川普总统之所以小心翼翼处理轰炸伊朗议题，部分原因是担心伊朗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倒台后成为“另一个利比亚”。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川普似乎最倾向下令对伊朗采取有限度空袭，用3万磅碉堡克星（bunker buster）炸弹炸掉伊朗位于福尔多和纳坦兹的核设施。川普认为，如果采取有限度参与，一旦伊朗政权垮台，这笔帐也不会算到自己头上，因为那并非他的“有限度打击”预定的目标。另一个考量是哈梅内尼若下台，伊朗换上的新领导人可能更糟糕——这点，他在真相传媒上发帖说明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将川普送进白宫的基本盘MAGA群反对美国参战。 美国国内反战声音很响亮 美国现在有反战、支持介入战争两大派，支持者又分两类，一类是赞成空中打击，一类认为美国应该全面介入。 反战派主要由民主党构成。 6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几个关键委员会的民主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猛批川普处理伊朗问题“缺乏准备、战略和明确目标”，并强调国会尚未授权对伊军事行动，不会“盖章批准”可能使美国陷入风险的干预行为，“美国不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再次梦游般陷入第三场战争”。此外还有由国会众议院部分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反战联盟，这个组合比较奇特，由共和党资深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肯塔基州）联手民主党激进派代表桑德斯、AOC、奥马尔等人，在众议院提出《战争权力法案》修正决议，明确禁止总统未经国会授权，擅自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目前，联署者已经增加至44位，但只有马西一人是共和党籍。午夜重锤行动之后，AOC提出川普未经国会授权发动对外战争，要求弹劾川普。22日，川普专门在真相传媒上发帖痛骂马西是“象瘟疫一样的”“可悲的失败者”。 支持介入派主要为共和党上层。部分人属于Yes Man，川普不管做什么都会支持，包括在朝的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塞格斯在内。 MAGA主体的态度 川普需要说服的是本党内MAGA成员中的80%那部分，这部分要求川普履行竞选承诺，放弃干涉主义，不再介入对外战争。 介入中东地区的战争已经引起MAGA内部的分裂，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女士因3月在国会众议院做证时称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拥有核武器，两度被川普公开指其犯错并加以羞辱；原福克斯著名主播、现在拥有数百万订户的视频博主塔克·卡尔森因反对美国参战而被川普点名批评；共和党议员中最坚定的MAGA南成员玛乔丽·泰勒·格林（Rep. 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川普称卡尔森为“Kooky TuckerCarlson”之后约一小时，发表一条长推文力挺卡尔森。这些信息，立刻成为美媒那几天的头条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对共和党青年领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争取。1993年出生的查理·柯克是一位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右翼民粹主义媒体名人，保守派学生组织“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TPUSA），在2024年大选中他为共和党争取到了数百万青年选民，成为共和党青年选民的领袖。在以色列准备攻击伊朗之际，柯克对其支持者（他称为Base）做了一项民调，询问美国是否应该介入，近90%的人表示不应该。《华尔街日报》于6月19日发表一篇《MAGA联盟在川普伊朗表态及移民问题上出现裂痕》，其中提到时白宫方面正悄然联络MAGA运动意见领袖以平息反对声浪，特别提到查理·柯克。柯克在“午夜重锤行动之前的19日与之后的22日都反复发推，强调他支持川普总统不以改变政权为目标的有限干预行动。他以美国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证明，干预主义不仅给被干预国带来灾难，还让美国严重受损。因此每个国家的革命都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自发革命，而不是被精心策划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并强调川普支持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川普的后续行动必将考量的几大因素 美国在伊朗的“午夜重锤行动”，除获得伊朗的战争对手以色列的高度赞扬之外，其余多是批评。仅以中东反应为例，送上欢呼声的只有美国的中东盟友、伊朗的世仇沙特阿拉伯，表示“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以及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埃及谴责美国空袭导致紧张“升级”，并在该地区造成“危险影响”。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阿曼，卡塔尔，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 正与美国日行日远的欧洲盟友，赞成打击伊朗核设施，但反对升级事态。6月22日，马克龙呼吁所有人都不要让事态升级，并称任何靠军事力量做出的回应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午夜重锤行动之后，战争参与三方的态度又如何呢？ 对这次行动的效果，美国、伊朗与以色列各有评估。美国总统川普称6月21日晚的“午夜重锤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但独立分析不同于他的说法，均认为有严重打击，但离彻底摧毁有距离。 “午夜重锤行动”的最大受益者是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就认为福尔多没有被完全摧毁，只是”严重破坏”。 以色列官员还表示，伊朗似乎已经将包括铀在内的设备搬离了现场。这显然是为让美国将来下场把活儿做得更彻底留了伏笔。 伊朗除了在22日继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外，进行国内动员时特别强调以色列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基地”，将集中精力对付以色列，为此计划了为期六个月的战争；伊朗议会赞成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决定权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手中。美国则要求中国出面说服伊朗不要关闭海峡，认为关闭的后果很严重。 川普想通过炸毁伊朗核设施之举将伊朗逼上谈判桌，这一目的是否能达到，还得看今后半个月的事态发展。以目前美国的反战压力来看，剩余的事情最好由以色列单独完成，这样于川普政府、美国未来政治发展都有利。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6月24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625-6962000）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ZT 锺祖康∶习近平博士论文剽窃铁证
我在早前发表的《是她为习总代写博士论文吗?》一文里，率全球之先，揭露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下称《研究》），里面有多处重大破绽，并由此推论，为习总代写博士论文的极有可能就是他出任福建省省长时的一个小下属——刘慧宇博士。 这个发现，马上传遍全球多个华人网上社区，引起广泛回响。我非常期待懂中文并要忍受习近平无能统治的香港传媒界或学术界会按著我这发现，深挖下去，但令我非常失望的是，香港传媒界或学术界，在习总涉嫌学历造假一案上，完全显得无能为力。要是习总的博士论文是以英语写成，肯定早就被英美的媒体和学术界解剖验尸。 为什麽我要令习总在全世界的目光下那样难堪，甚至令习总的政敌多了一个攻击他的把柄，主要原因，是习总上台後收紧了中国的资讯自由，如严厉收紧反动刊物进入中国，以及荒废香港事务，完全纵容梁振英在香港胡天胡帝，这些，与他提倡的反人类文明的「七不讲」也相当吻合。 梁振英自上任以来，对在假选举时许下的承诺一一反悔、对自己的僭建问题装聋扮哑、协助中共外围组织打压香港的信仰自由（也由此触发林慧思老师臭骂香港公安事件）、绞尽脑汁将学生洗脑、利用惩治机关打压异己、无赖拖延免费电视发牌等等，任何一条都是死罪，但习总竟然任由梁振英继续乱港。所以，我觉得有需要对习总荒废香港事务，施以必要惩罚。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重点不再是谁为习总代写这篇博士论文，而是习总或其代笔怎样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不经注明的，几乎原文照抄的，剽窃一些在《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呈交日期前（即2001年12月）出版的书籍或文献。这里我会举出《研究》里面三处剽窃其他著作的地方。 【例子一】 《研究》原文前言第1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框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启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 以上一段文字乃剽窃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於1998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有关被剽窃原文如下∶「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根本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 【例子二】 《研究》原文第60页∶「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农业是孕育工业的温床，是哺育工业养料的基本来源，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本，都要靠农业来提供。特别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馀积累决定著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虽然工业随著独立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步减少对农业的依赖，并逐步取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无论工业怎样进步，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养料，就不能割断工业对农业的依存关系。」 以上一段文字乃剽窃自罗德明的《中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第61页，此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有关被剽窃原文如下∶「工业对农业的依存关系，农业是孕育工业的温床，是哺育工业养料的基本来源。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馀产品多少决定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农业经济活动的区位内在地决定工业经济活动的区位，尤其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活动的区位，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随著工业化的进步，工业独立发展的能力渐趋增强，对农业的依赖逐步减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逐步让位工业。但是，不论工业怎样进步，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养料，工业就不能割断工业对农业的依存关系。」 【例子三】 《研究》原文第154-156页列出了26个英语参考文献，但我发现，这些所谓英语参考文献中许多是从不同作家的学术论文所附的英语参考文献中乱点鸳鸯谱的挑三四五个用滑鼠复制过来贴上而已,，目的自然是用以装腔作势，如习总或其代笔於论文的结论里面说∶「搜集、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掌握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对农村（业）市场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努力站在理论前沿开展研究工作。在论文撰写前和撰写期间，作者共搜集、查阅了国内外参考文献123 部（篇），其中有中文参考文献97 部（篇），英文参考文献26 部（篇）；引用参考文献108 处。」 在剽窃学中，这叫做注引剽窃（ citation plagiarism）。 其中一个被习总或其代笔剽窃注引的文献，是一篇题为〈中国的农业调整∶问题与机会〉、於2000年发表在学刊《江淮论坛》的学术论文中译本，原作者是已故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大师 D. Gale Johnson教授。为什麽我那样肯定这是剽窃？那不仅是因为《研究》与〈中国的农业调整∶问题与机会〉两文在列出其中几个文献时所用的文字与格式一模一样，更是因为这几个同时出现在两文的英语参考文献也竟然错得一模一样, 从书名、大小写，到打字排位的错法，都100%错得一模一样。 这几个在《研究》一文的英语参考文献中分别编号为100、106、108与121的注引原文如下∶ \[100\] Gimpel， Jean（1997）， The Medieval Machi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iddle Ag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本注错处∶正确书名是The Medieval Machi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106\] Hayami， Yujiro and vernon W.Ruttan（1986），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ev.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本注错处∶vernon 应大写为Vernon】 \[108\] Boserup， Ester（1965）， The Conditions of Arg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Chicago: Aldine. 【本注错处∶Argicultural应是Agricultural】 \[121\] Lin ， Justin Yifu（1988） ，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36，pp.199-224. 【本注错处∶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s:应写成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但习总或其代笔从〈中国的农业调整∶问题与机会〉一文中剽窃得最胡闹最富灾难性的参考文献要算是第103个，在《研究》中原文如下∶ \[103\] Martin， Will and Devashish Mitra（1993），"Technical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Mimeo. World Bank. Ministry of Agriculture（MA 1992）， 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 Beijing: Agri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这编号103的参考文献其实包含著两个参考文献，分别是Martin，Will and Devashish Mitra（1993），"Technical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Mimeo. World Bank. 和 Ministry of Agriculture（MA 1992）， 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 Beijing: Agri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在D. Gale Johnson教授的原文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里面也是属於第13和14个参考书目。 但由於中译者在把英语原文的参考文献移到中译本时，粗心大意，把两个参考文献当成一个，而习总或其代笔在剽窃这个参考文献时，也同样发挥中国人的「差不多精神」，把这弥天大错也原封不动地抄过来。因此，习总或其代笔在论文结语时才会写道「共搜集、查阅了国内外参考文献123 部（篇）┅┅，英文参考文献26 部（篇）」，其实是27部呀！或者说，剽窃了27个参考文献。 习总，你即使不像文明国家领袖那样仓皇下野，也总要出来给个说法呀！清华大学，贵校也得回收这篇山寨博士论文呀！ ［如欲联系作者，请电邮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2013-9-2 ——原载《主场的新闻》 2013-09-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建立西部大开发自身的增长点
今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成了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中国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终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关注，今后几年内中央政府会设法通过借债而集中上千亿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投资项目。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况由来以久，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呼吁要关心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里也每年照例都有要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承诺，但十几年来，这些承诺多半落空了，实际上只是在重复空洞的口号，而无实际的行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前半期沿海地区盲目开发房地产的热潮中，沿海的房地产投机活动从西部地区又套走了巨额资金，造成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失血”，而中央政府对此却未加过问，更未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今年以来之所以西部开发成为新的政策热点，其实也不是重新检讨过去十几年里政策上忽视西部发展的结果，而是掺杂着对短期性功利目标的追求。这个短期的功利性目标是，在东部地区投资空间饱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在西部地区投入巨额资金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复苏。换句话说，今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是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宏观策略的一部分。按照这样的政策目标，这上千亿的投资只要能带动全国经济的增长率提高一至两个百分点，似乎就算成功了，至于西部地区为什么落后面貌长久不变、这上千亿投资在西部地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投资效果，却常常不是西部大开发宣传报道的重点。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应该是真正促进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彻底改变，而不是单纯借在西部地区施工的项目来为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创造需求，否则，等这上千亿元的项目经费花完后，可能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依然照旧。这样来看，在西部大开发的宣传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显然被忽视了，那就是，西部大开发能在西部地区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又必须分析西部地区的落后现状，西部的落后仅仅是因为缺少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吗? 从六十年代开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呈现出明显的城乡隔离模式，农村经济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而城市经济则以国有重工业企业为主，私营经济或外商投资始终只占很小的比例，以国有工业为基础形成的社区与农村彼此基本上没有交流、合作，而地方政府所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在国有企业里安插子女，或从国有企业那里挤点钱出来维持地方公益事业。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发展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农产品价格的不断回落和农业投入品价格的持续上升，使农民的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水平难有提高。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西部地区的国有重工业企业普遍陷入了萎缩、破产的境地，职工下岗日益普遍，企业缺乏前途，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地方精英的出路就都集中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于是，一方面西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连必要的农村教师的薪水和农村校舍的维修资金都拿不出来；另一方面，地方的行政事业单位里的冗员却日益膨胀，而且奢华之风日盛。这样，地方政府就必然要不断增加对残破的国有企业和贫困的农民的摊派，而地方政府本身的庞大开支已经构成了阻碍西部地区发展的沉重包袱。 很明显，要真正地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必须从有效地改造国有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改造地方政府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减少当地发展的包袱，创造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否则，光靠几百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不能根本改变当地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可以想象得到，许多地方官员会把这次西部大开发看成几十年一遇的发财良机，将千方百计地插手工程项目、捞取回扣、中饱私囊。要改变西部地区的社会精英靠“吃”政府、“吃”财政过日子的政治经济结构，显然不能指望他们自我节制，而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比如，可通过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来改变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缩小其规模、减少摊派数额，建立对农民比较负责、而不是靠“吃”农民过日子的政府。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发西部地区的投资项目才能确实扎根到基层、面向当地老百姓的需要，产生真正的持续的渗透效果。否则，正象不少学者所担心的，在目前的体制下，西部大开发很可能变成一场抢投资、乱上项目、发项目财的新“大跃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所满足的实际上只是地方官员和围绕着官员的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西部地区民众迫切需要、但对官员们来说“油水”不足的项目，则可能落空。再过三五年，中国是不是又要讨论，在西部大开发中付了多少“学费”呢? 2000年5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我 19 年前就痛批过胡平的要跟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
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 曹长青 胡平围绕著“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一“八字诀”做了好几年的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评价八九民运的成败得失。在上期《北京之春》上，他继续撰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策略失当，没有“见好就收”，同时批评郑义和我对他这一说法的异议。 但实际上胡平的“八字诀”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式的八股文字游戏，如同“一国两制”般根本无法操作。如果依这种八字八股指导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仅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人们纠缠于所谓策略，而不去分清应该在什麽样的原则下制定策略，尤其是忽视中国现实最需要的“指出皇帝赤身裸体，面对暴政勇敢反抗”的原则精神。 而且，以“八字诀”策略来批评学生，实际上是在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否认“知识人”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上的浅薄和反抗上的怯懦。 一、在批评魏京生不懂策略的背后 近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好几位民运精英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公开指出邓小平独裁的做法是“激进”、“不策略”。胡平公开撰文这样说，现为纽约“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跟著附和，而郭罗基则在香港《争鸣》上撰文指责∶“魏京生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他开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1995年9月号） 魏京生在狱中，以及出狱以后，从来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指责别人当年“太温和”，不勇敢。为什麽这些民运精英们却不约而同地主动批评起魏京生来？我一直不得其解。近来才想明白，原来在他们批评的背后，是想传递这样的意思∶当年我们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但我们懂得策略，不直接指出罢了。 胡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把它说得很露骨∶“在民主墙时期，我和很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 且不说这种攀比和不服气有多麽自负和俗气，真的比较起来，他们确实比魏京生逊色。例如胡平当年所写的《论言论自由》，立论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迫，必须采取的策略所能解释的，因为它最初不是发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张贴在“民主墙”上的。 同样张贴在“民主墙”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没有局限在官方理论的框架。而郭罗基当年最“出格”的言论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刘青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编辑，这本刊物的宗旨之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些人都属于当年较早的觉醒者，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没有人想去否认，我几年前就曾在《中国之春》上撰文对胡平当时能写出《论言论自由》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他们今天硬是声称他们当时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只是出于策略，才不直言说出。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如果这种理由成立，那麽谁都可以声称，我几十年前就比哈维尔和昆德拉想得还深刻，但我就是不说。这显而易见是无法服人的。 虽然魏京生的文章在理论上并非十分系统和缜密，但他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看清的真实。发现一个简单的真实的能力是远比解说哲人已有的理论更需要智慧，也更深刻。魏京生不仅指出了邓小平正走向独裁，也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当时公开质疑了邓小平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同时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这一要求，本身就已涵盖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刘宾雁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反思的，199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会议”上指出∶“197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迟迟难以摆脱对于中共的幻想，不能设想除同政权保持某种合作关系以外的其他一种关系，┅┅这是中国人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开发落后于东中欧某些国家足足一个时代的根本原因。这往往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的问题。” 到底是什麽问题呢？刘宾雁没有直接回答，人们已感觉到他的言外之意是，问题出在知识分子的智慧上，他们没能认识到公开指出“皇帝赤身裸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共产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 缺乏胆识公开谴责专制者，而喋喋不休于“策略”的现象，在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中有悠久的历史。在皇朝时期，儒生们两千年来苦思冥想的都是“策略”，即怎样谏言，才能使皇帝听得进去，从而使昏君变成好皇帝，而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有智慧质疑皇帝制度的合法性。知识人们处心积虑琢磨的是，寻找统治者能够听得进去的“进谏”策略，而从不把精力用来思考“皇帝新衣到底有没有”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根本就对原则不清楚，所以才反来复去围绕著策略打转转儿。 这种现象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知识人中仍很普遍。很多改革派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不管开放到什麽程度，都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更不要说号召人民推翻这种暴政。一些当事者对此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为保住再“说话的权力”。但保持说话的权力，和说真话的权力是不能比的，说了多少假话，都不能和说一句真话相比。讲究策略的理由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真实缺乏发现的能力。 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时至今天还在撰文期望与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对于这种幻想，我在“学生与天安门”一文中已予以批评（《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而自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郭罗基，时至今天还在大谈民运人士要“守共产党的法”，理由是“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是誓不两立、推倒重来。”“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引文同上）但他至今还没有明白一个常识，共产党的统治，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共产党不是美国的民主党。 时至今天，这些人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水平还是这个样子，而十五年前他们的深刻程度怎麽可能不比魏京生逊色呢？ 而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像中国知识人这样热衷于策略，他们从一开始就说真话，捍卫原则。例如早在1957年的《新阶级》中就否定了共产党的吉拉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说∶“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共产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就写出“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哈维尔1978年发表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世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因此哈维尔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按照中国某些理论家的标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人当年的举动都属于“激进”，“不策略”。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没能保住“以后再说话”的权力，而且当时也很少有民众呼应。但为什麽恰恰在这些“不策略”的知识分子所在的国家，共产党被推翻了，而在知识人讲究策略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存在呢？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明确的回答∶ 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于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面上看是单枪匹马，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在播种到人心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民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结束整个“新衣皇帝”制度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这种勇敢者的深刻和宝贵之处在于，他为人民重新审视皇帝提供了一个“视角”，使人们猛然领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一真实。正如哈维尔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的，“在共产谎言中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就很难有发现谎言的视角。” 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时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因为正是这样的“体制外”的独立思考，和单枪匹马的勇气，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魏京生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单枪匹马与独裁者的直面抗争，当时没有呼应，已应羞惭，但人们可以理解；今天不像哈维尔那样给予高度赞赏，人们也可以保持沉默；那麽他们反而还要主动批评这种中国人中罕见的智慧和勇敢，并指责为“激进”“不策略”，愚顽至此，没人出来痛击才是怪事！（关于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已发表在12月号的香港《前哨》月刊上，这里不再多重复。） 二、“见好就收”是八股文字游戏 抛开上面讲的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勇气，退一步讲，即使从策略的角度，“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是一个无法操作的“策略”。因为什麽叫“好”、什麽叫“坏”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它有点像共产制度中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一样，带有先天的随意性。 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今天夸他是“好人”，明天这个人又被定性为“坏人”，因为以“好”与“坏”这样的词作为衡量标准太抽象，缺乏具体的测定尺度，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统治者的喜恶成了标准。 胡平的八字诀理论也有这种随意性，例如他列出八九民运中有六次“好”的机会，而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特别强调了第六次的“大好”，即5月18日报端发表了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学生停止绝食的讲话。设想人们真的按照胡平的理论，见到第一次“好”时就“收”了，那不是错过了后来的五个“好”，尤其是胡平认定的第六次的“大好”了吗？可见胡平的“见好就收”的“好”的标准带有多大的随意性。 这种以抽象的词汇作为策略标准的方式，只能给理论发明者居高临下随意仲裁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上却是纸上谈兵。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为什麽见到胡平所认定的“好”而就是不“收”的原因，因为人们心中的目标，不是胡平那种随意性的“好”，而是当局收回完全违背事实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这是人们在社论发表后一直十分明确的目标。对这样一个低得不能再低了的要求，当局不仅没有答应，反而下了戒严令，调动军队摆出镇压的阵势。在这样的蛮横面前，人民怎麽可能“收”呢？ 胡平在《争鸣》和《北京之春》上两次不厌其烦地全文抄录赵紫阳的讲话，以此证明这就是“好”，因为共产党让步了。但任人皆知的事实是，在当今共产党的权力中心，说了算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赵紫阳的讲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撤回“四·二六”社论，更没有说他的讲话是邓小平的意见。而中国人清楚的是，“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旨意写的，而掌握大权的邓小平始终没有表示要改变这个定性。这就是人们不“收”的根本原因。而胡平事隔七年之后，还搬出当年赵紫阳的讲话来证明共产党已让步，会守诺，但赵紫阳最后连自己的乌纱帽都没有保住这一事实，比什麽都更能证明这种“诺言”的无效性。一个发出诺言的人已被朝廷罢免，人们还要以他的诺言来证明朝廷是可信的，这不是荒唐的逻辑吗？ 同样是民主运动，原苏联的情况就不是以“见好就收”这种模 两可的理论指导的。例如当时“八人帮”政变被挫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被拘禁地回到莫斯科，他表示要严惩政变者，全面改革共产党并保持苏联不解体。按照胡平的理论，这是比赵紫阳的讲话要好得多少倍的“大好”，苏联人就应该“收”了，谋求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的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了。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即使见到戈尔巴乔夫许诺（实际上也已实现了很多）这麽多的好，但就是“不收”，而是一鼓作气推翻了共产帝国，获得了自由。他们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们心中没有那种随意不定的“好”，而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我们再看最近世界媒体广泛报导的南韩的例子。在全斗焕当总统期间发生了“光州事件”，屠杀了几百平民。但事件发生之后，南韩逐步有了民主选举，而金泳三当选总统后，实行“阳光法案”，厉行制裁贪污和腐败，使南韩成为亚洲民主富强的国家之一。但人们在电视上，报纸上，仍然不断看到南韩学生与警方激烈冲突，他们可不是像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那样温和，而是拿起铁棍和石头与警察搏斗，几年来冲突流血不断，引起世界瞩目。有些中国人不解，南韩已经那样富有而民主了，为什麽韩国人就不懂得“策略”，不知“见好就收”呢？因为韩国人的心中也没有那种模 两可的“好”，而是认准一个目标，那就是只要不制裁“光州事件”的主要凶手，就不能“收”。正是这种坚持原则的抗争，才使屠杀平民的主要责任者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最近都被逮捕，等待审判。 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所以是“八股文字游戏”，除了它的随意性之外，另一个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根本无法操作。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最多时在北京就达百万以上，胡平根本忽略了这场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人民争民主要自由运动的自发性特点。我们可以想像如果胡平当年从纽约回到北京，站在百万游行队伍面前疾呼“见好就收”而无人理睬的尴尬场面。不要说胡平，任何人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都没有能力改变百万人民的自由意志。而胡平的“见坏就上”更是完全无法操作。我不知道在“六四”屠杀之夜，胡平用什麽智慧能使民众迎�@枪口往上冲？ 退一步讲，胡平的这种理论不要说在有百万民众的天安门运动中无法实行，即使在只有几百人的海外民运中也操作不了。例如，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胡平都在其中扮主要角色。 在1989年初的第一次分裂中，胡平正任职“民联”主席。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主要创办人王炳章的民联常委职务。主要是因为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将被上海公安局释放的民运学生杨巍捎带私人信件和资料，此举被认为是杨巍被推迟释放两小时的原因。王炳章最后同意请假（自请停职）一年以缓和冲突，避免分裂。按照胡平的理论说，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王炳章的错误并不是他赞成共产党或是中共特务这类性质的问题，但胡平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弹劾了王炳章。后来又开除了他的盟籍。此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组织。当时我刚来到美国，看到华人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报导。稍后北京就开始八九民运，而“民联”却由于内斗，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发生于1993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刚从国内出来不久的王若望已报名竞选主席，因不满徐邦泰会前许诺当他的副手，但在会上临时又变卦竞选主席，并有用“假代表”拉票现象，而当场宣布退出竞选，引起会场骚乱。当时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已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合并变成了取消，对海外民运命运攸关。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在这种“坏”的局面下，已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见坏就上”，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于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也退出竞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愤然退场，合并会开成了分裂会。 这场分裂给海外民运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恢复。如果说王若望刚到海外，对民运可能因此分裂的严重后果还不是很了解，他的退出竞选还情有可原的话，而胡平作为已来到美国多年，又担任两届民联主席，而且十分了解与王炳章的分裂对民运造成的严重损失，并是专门研究民运“策略”，提出“见坏就上”理论的主要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严格地说，使海外民运从根本上伤了元气的两次重大分裂，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胡平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在第一次他就没有“见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没有“见坏就上”。但时至今天，胡平对这两次他身在现场、深深涉入的民运分裂事件应负的责任没有一个字的反省，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不遗余力地指责有百万民众之多的天安门运动如何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胡平的八字理论，在这样几百人的海外民运活动中都无法操作，甚至连这种理论的发明提倡者本人都不能实行，这种理论不是八股文字游戏又是什麽呢？ 三、八九民运的真正经验教训是什麽 但是这种“见好就收”的理论是批评不得的，因为只要一批评，就被胡平指责为“全盘否定策略的意义”，似乎胡平的“八字诀”涵盖了一切策略。其实，没有人要否定策略的意义，人们要质疑的是胡平这种无法测定标准的策略的随意性和不现实性。 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有没有策略不当的问题，有的。但这个“策略失当”不是胡平一直强调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而恰恰是知识分子们没有明确而坚定地站在学生和市民这一边，更没有发出人民只有与专制政权抗争到底才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信号，因而导致“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只剩下了力量单薄的几千学生。设想，如果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直能保持百万人的规模，如果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有胆识地联合起来，投身天安门运动，站在抗争暴政的前列，以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力量唤醒更多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并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底，八九民运很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 为什麽没有发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原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长期不断地向人民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向人民指出共产党是邪恶，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专制的思想，因而在当时的北京，人们既没有意识到只有坚持抗争才能夺回一点权利，更没有认识到应该提出结束共产党统治的诉求。所以八九民运以人民流血，专制没有结束而收场。 当年叶尔钦在路障上振臂一呼，不到三天，有70年历史的苏共帝国就崩溃了。这不是叶尔钦个人有多大魔力，也没有什麽民运组织的精密策略，而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思想先驱者长期向人民传播的“共产主义是邪恶”的真实在人民心中扎了根。所以当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们就揭竿而起，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所以我认为，天安门屠杀的责任完全在于共产政权，而学生没有任何责任，根本不存在因学生不撤离广场才导致屠杀的策略失当问题。我在上篇文章中说∶“任何对学生不撤离广场导致屠杀的指责都等于是为共产党的残忍开脱和找理由，不论你怎样强调我首先否定共产党杀人，但是，如果学生┅┅。这里没有“但是”，因为不管学生‘激进’到什麽程度，有枪的就不能打没枪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规矩！”胡平把这段话指责为“共产党语言”。而胡平这种在无法有力地反驳别人时，就指责别人是“共产党语言”的手法才更像共产党的论理方式∶他没理可讲的时候就说对方“态度不好”，而回避问题的要害，转移人们探究是非的注意力。 胡平对这句所谓“共产党语言”举例批评说∶“我对你说，如果你不是下车没锁车门，窃贼就不会把你的车偷走。你却勃然大怒，说不论我锁门不锁门，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做人的规矩。对于这种不切题的回答，别人还能说什麽呢？” 而实际上胡平的这个看似颇有道理的比喻才是根本性质上的不切题。因为天安门运动的情景不是车主疏忽使车被偷的问题，而是一群强盗公开抢劫了居民的财产。因为小偷既是被动的，又是理屈的；而强盗既是主动的，又是理直气壮的。被抢的人中有人跑到强盗门前游行，要求索回财产，但却被强盗施以暴行。 胡平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居民的责任是在与强盗对恃时没能在施暴前“见好就收”，因此失掉了与强盗形成“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我认为这种“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强盗和被害者之间没有“朝野”关系。强盗之所以敢于施暴，恰恰是因为敢于在强盗门前坚持抗争到底的居民太少。为什麽坚持抗争到底的人太少，就是因为居民当中那些有文化的人，没有智慧发现强盗是绝不会把财产还回来的本质，因而也谈不到把这个真相告诉人民，更谈不到号召所有的居民起来推翻强盗制度。所以对那些坚持抗争到底的人，不仅不应指责，而应高度赞扬，因为正是这种抗争，体现了人的尊严和精神。 因此我做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改了它就不叫共产党。”这是胡平从我的文章中挑出的第二处所谓“共产党语言”，他认为这是“绝对化的武断”（有不绝对化的武断吗？），并嘲讽地说∶“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有不少也改了名字）之后的今天，曹长青为什麽还要讲出这种话？”这点正是我和胡平观点的根本分歧。 胡平和我都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和东欧的变化。胡平认为这种变化是“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而我认为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弦更张过，而是人民起来推翻了在共产主义理论上以共产党性质建立的全部政权。迫使那些不管今天还叫“共产党”或改了名字的原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不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专制、公有、垄断新闻和军队、剥夺人民政治权利的共产党本质。 例如我们看到原波兰共产党人在最近的大选中虽然取代了瓦文萨而当选总统，但他不仅公开谴责共产党说“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埋葬”，而且政治主张与瓦文萨一模一样。在任何其他国家，那些原共产党人，要想再得到政权，也必须在有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实行民主自由、通过选举执政。这一点本身已证明，这些组织从本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那种“本质”已被结束。换句话说，具有原共产党本质的共产党已经死亡。 同时，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张”，而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个共产国家政权被推翻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有“改弦更张”，前提条件是共产政权被推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这个区别意味著，绝不能寄希望于在共产党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著权力的时候，它就能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这样“改弦更张”的例子，怎麽中共就是个例外呢？根据在哪里？ 胡平以“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来反驳我的“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之说，这等于是在向中国人发出错误的信号∶共产党在不被推翻之前，就有可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正是胡平的这种原则不清，而导致他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种模 两可、目标不清晰的所谓“策略”；也正是这种原则不清，导致胡平提出与共产政权“朝野双方良性互动”这样荒唐的政治诉求。而这种原则不清的最大危害是∶它误导中国人继续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结果只能是延长共产政权的寿命，而由此延长人民失去自由的痛苦，这显然与胡平所期待和努力的目标正相反。 在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被人民推翻至今已经有五、六年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要为“共产党的本质会不会改变”这样的常识而争辩，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民运的悲哀。 1995年11月30日于纽约 ——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长青论坛∶杨澜撒谎不比吴征少！杨澜是吴征行骗牟利的最佳拍档！
2017-10-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从“网络颠覆论”看中共失去权力的恐惧症
前几年中国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投入巨资，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贡献”了一个偏门――即监控技术，并公然否定中国没有“网络警察”这个警种。如今中国政府已经没有这个顾忌。一篇首发于《解放军报》、又被新华网、人民网等迅速转载的文章“网络颠覆：不容小觑的安全威胁”，终于使网络监控这剥夺公民自由的鬼域伎俩，披上了“保护国家安全”的金色外衣闪亮登场。 一、政府网管与网民的“游击战” 毫无疑问，21世纪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但如果要为这场战争找到一个永不退场的主角，那只有中国政府当之无愧：在国内，中国政府永不疲倦地与为数众多的网友进行车轮式作战，虽然投入巨资建立了“金盾工程”，但太阳都还有照射不到的角落，中共自认“固若金汤”的金盾工程的防守也总有漏洞，于是网络成了升斗小民与政府官员角力的战场，而中国恰好又是一个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冒出大事件的“新闻记者的天堂”，搜寻真相与掩盖真相就成了网民与中国当局之间永不停息的攻防战。 中国政治处于监督缺位的状态，这才使得中国成了权势集团为所欲为的天堂。但网络舆论的低门槛，造成了人人可以成为发言人的局面。国内的博客与网络社区尽管有版主管着，网警盯着，但由于发言人太多，每当某一事件成为热门话题之后，版主删贴就有点删不胜删。尽管各地政府经常以“诽谤政府罪”（中国刑法上并无此罪）将一些批评本地官员的网民抓捕，但无奈网络论坛人多嘴杂，抓不胜抓，甲地官员对乙地刁民还有个管辖权归属问题，派遣警察赴异地抓人动静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出更多事端。 对这种现象，《南都周刊》曾于今年7月22日发表一篇“暗战网民：中国官员2.0危机”予以概括。该文认为“以‘周老虎事件’为标志，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的官员迎来了2.0危机，一张帖子在受到网友狂热的点击、回复与转帖之后，足以改写一名权焰炙人的官员的命运。”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委书记董锋等人，就是陷入“网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难以自拔的数位典型。这篇文章未予列举的还有那些因发表不当言论而陷入困境的官员，如质问记者“你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而中国亿万富翁当中有91%是高干子弟的一篇文章通过网上广为流传，迫使人民日报不得不写出文章“辟谣”，称“91%亿元富豪是高干子女”是假新闻，但这一“辟谣”被民众视为当局掩耳盗铃之举――这些都是网络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现在成了中国无权者手中掌握的唯一利器。 二、中国与西方对国际网络战“敌人”的定位之区别 在国际“战场”，表面上，似乎是以美中之间在打网络战。但仔细考察，却发现交战双方对敌人的定位完全不同。 美英两国已经先后正式宣布要与俄、中两国打网络攻防战。今年6月24日，美国五角大楼宣布成立网络战司令部，负责监督和保护美军的电脑和网络系统，最晚将于10月进入工作阶段。英国首相布朗紧跟着于次日宣布一项新的国家网络安全计划。从美英两国宣布的内容来看，其网络战的目标主要是加强打击主要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网络间谍攻击活动，着眼点主要在军事方面的防谍。 美英的网络战宣言被中国渲染成外来势力试图“网络颠覆”中国之说。其实中国方面点名并视为大敌的那篇《关于美国获得和使用网络攻击能力的技术、政策、法律与道德问题》（Technology, Policy, Law, and Ethics Regarding U.S. Acquisition and Use of Cyberattack Capabilities \[April 2009\]），只是美国鉴于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政府网络系统受到攻击之后，由一个对总统负责的委员会组织政府各部门专家研究美国在网络防御方面的弱点的报告而已，这份报告给“网络攻击”下的定义是“改变、干扰、误导、削弱或摧毁计算机系统的蓄意行动”。该报告与其说是一份成熟的网络战研究报告，还不如说是美国对涉及技术、政策、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网络攻击的第一次全面审视。 这份报告充满连作者都深知的缺点与遗憾。作者们无法确定，美国政府到底让哪个部门负责协调网络攻击或颁布相关政策（如果有什么政策的话）。另外，美国国会也没有负责监督这项政府工作的委员会。报告指明，假如美国政府要发动网络攻击，那么它可能缺乏相关的责任制度。作者们认为，保密做法阻碍了围绕网络攻击性质和影响的大范围讨论，特别是国防部门在网络战领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绝密的。参与编写工作的前副国务卿肯尼思·达姆说，这份耗时两年半完成的报告认定，发动网络战的政策和规定“缺乏对情况的了解，不完善且极不确定”。 换言之，美国这一公开发表的报告根本就不以“颠覆中共政权”为其任务，其主要目标是防止俄、中两国的间谍（尤其是军事方面的间谍）侵入。但对被抓住尾巴的“间谍”一事，中国闭口不谈，却抓住并不存在的“网络颠覆”做文章。中国方面甚至不肯对本国国民公开这一信息：至今为止，所有反封锁软件如动态网、自由门、无界浏览等，均是精通电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无偿开发奉献，美国官方对此未曾赞助过一美分。 三、中国当局真正的担忧 中国的战略目标与美国不同。尽管“网络颠覆：不容小觑的安全威胁”这篇文章在战略上将“网络战”视之为“第六代战争”予以高度重视，但因为知道“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拥有对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加上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上的极端垄断地位，西 方国家已牢牢掌握了国际互联网的控制权”，其真实目标不是要在这场“网络战争”中与美国打正面攻防战，而是要“守土”，即守住中共在中国的统治权。真实目标如此，说着说着就漏了马脚：“我党”的战略目标还是在于“控制有害信息的传播”。 何谓“有害信息”？该文列了三类：“一是色情信息，会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危害。二 是宣传邪教的信息，会对民众的身心造成危害。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策反、离间宣传，会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另外，分裂势力、恐怖势力也会利 用互联网进行串联，从事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秘密活动。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权对本国的网络实施必要监管，最大限度地避免网络带来的不良影 响”。这些所谓“有害信息”当中，尽管色情信息被列为第一类有害信息，但只要浏览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网站上，就知道中国负责网络监控的部门对色情信息其实是“宽大为怀”。要过滤的“有害信息”其实只是法轮功、藏独、疆独以及一切被中国政府视为异端的言论，而按照中国当局的标准，属于“异端”的范围越来越广，防止“颠覆”的任务也就越来越繁重。 概言之，“网络颠覆”的“外部敌人”属于假想敌，内部敌人则都是中共自己制造的。目前破除中共网络封锁的真正敌人并非技术领先的美国（美国一些网络公司往往成为向中共提供封锁技术的同盟），而是法轮功学员。中国向外宣称防范“网络颠覆”，与其说是向美英表示要打“网络战”的宣战书，还不如说是希望外部势力不要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告白，习近平今年2月11日在墨西哥所讲的那番“硬气”话无非是表示，“我们关起门来折腾本国的老百姓，又不向外输出革命折腾你们，你们就别管我们的人权是好是坏了吧”。 防止外来政治观念与价值观念影响本国国民，是中国这一专制极权政府的艰巨任务。只要中国当局不打算改变现有政治体制，这一任务就得继续下去。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与现代化，中共当局这一舆论攻防战的目标也会越来越繁杂。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8月27日，第44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以色列新总理的老问题
2月10日，以色列举行全国大选，产生新的总理。但不管谁来组阁（以色列是内阁制），都将面对老问题，那就是以色列的生存和自己人民的安全问题。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过去那种想通过让步、谈判，或单方面撤军，来和对手换取和平的一厢情愿政策，显然可能得改变。 妥协政策所以不灵，和以色列的独特历史，以及中东的地缘政治有直接的关系∶从1948年以色列（在联合国决议下）建国，至今60年来，作为中东的唯一民主国家（在萨达姆被推翻，伊拉克民选之前），一直遭到周边阿拉伯专制国家的敌视。曾发生的几次主要中东战争，都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联手，以多欺少，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灭掉。以色列不是被迫迎战，就是先发制人，阻止再次被打。而所谓以色列占领了阿拉伯国家的土地，都是以色列打赢这些战争後乘胜获得的（後来这些阿拉伯国家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这些土地就被交还）。而所谓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主要是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的战争造成的。所以有人用「土地」、「难民」这两大问题来谴责以色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今天，无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以及和伊朗的对抗，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根本问题是这些阿拉伯专制政权，不允许以色列这个民主国家在中东生存。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一味地想用和对手妥协来换取和平，显然不大可能奏效。因为当对方不承认你这个国家，不让你在这个地区生存（伊朗总统公开宣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妥协就是没有出路的。以色列的处境一直艰难，也和以色列领导人（尤其是左翼）有时采用一厢情愿的政策有一定关系。 ●实质以色列是在和伊朗作战 除了这种历史背景之外，更有三个现实问题，使以色列更难用政治浪漫幻想来对待。一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交手，其实是在和伊朗交手，哈马斯只是战争代理人。德黑兰在背後出钱、出武器、出训练人员，支持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这是公开的秘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实质都是和中东最反美、反西方、反民主的伊朗毛拉政权在较量。德黑兰不仅被视为全球恐怖分子的庇护地（拉登很可能就藏身在伊朗），并在全力发展核子武器。以色列的新总理，很快就得做出决定，在美国的左翼总统奥巴马拒绝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特拉维夫要自己采取行动，像当年炸毁伊拉克萨达姆的核子工厂一样，炸毁伊朗的核武基地。因为伊朗如果有了核子武器，就可能被哈马斯拿到手，这不仅威胁到整个以色列的生存，也威胁到美国和欧洲等全球安全。 二是巴勒斯坦人长期被恐怖主义和暴力宣传洗脑，很难有和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常识和愿望。美国《华尔街日报》2007年曾发表题为「阿拉法特的孩子」（Arafat’s Children）的社论说，阿拉法特曾进行过二十年恐怖活动。1970年，阿拉法特就曾阴谋推翻约旦（亲西方）政府，後来又要在黎巴嫩这样干。1973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恐怖分子杀害。近年公开的电视资料片展示，阿拉法特当年听到以色列选手被杀害时，兴高彩烈。前罗马尼亚共产政权的情报官员佩斯巴（Ion Mihai Pacepa）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我知道阿拉法特是被克格勃支持後从没有改变的恐怖份子」的文章回忆说，当年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宴请阿拉法特时，这位巴解头子说到高兴处，炫耀说，那些行动（指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等）我们干得「非常小心」。 ●用恐怖和暴力喂大的孩子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1973年美国国家安全署（NSA）窃听到，阿拉法特在电话中指示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暗杀美国驻苏丹大使诺埃尔（Cleo Noel）和他的副手莫尔（George Curtis Moore）。虽然阿拉法特後来宣布放弃恐怖主义，并在1993年被请到白宫，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但在这同一年，英国国家反犯罪情报署（BNCIS）的报告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其资金来自「敲诈，赎金，武器偷运，贩卖毒品，洗钱和贪污」。而且阿拉法特一直暗中支持哈马斯，公开赞美、号召巴勒斯坦人做「烈士」（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华尔街日报》社论的结语是，如果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获得自身利益，没有人会吃惊，因为这是阿拉法特40年独裁统治、用恐怖主义灌输巴勒斯坦人的苦果。 上述《华尔街日报》社论还提到，一个巴勒斯坦孕妇，用到以色列医院检查为名，试图进入以色列，结果被发现身上绑了自杀炸弹。她不顾自己的生命，还要把自己未来孩子的命也一齐搭上。据2006年英国《星期日邮报》报导，一对住在伦敦的年轻穆斯林夫妇，竟把液体炸药和牛奶混在一起，藏在婴儿奶瓶中，打算用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掩护」，炸民航飞机。 巴勒斯坦人为什麽在有了投票机会时，却会选择哈马斯，让恐怖分子掌权？就是因为他们已在长期毒化宣传下，形成了一种崇尚暴力的精神状态（mentality）。对於巴勒斯坦这样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任何一厢情愿的幻想和愿望，不仅於事无补，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奥巴马给加沙（哈马斯）拨款 三是以色列新总理如采取新政策，可能要准备接受来自欧洲、甚至美国的压力。欧洲的左派们，在巴以问题上，不讲是非、对错，而是以所谓强弱，来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以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不讲是非，哪来的道德？）。而美国新政府，更可能对以色列的强硬政策设限。1996年，内塔尼亚胡担任以色列总理时，就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有摩擦，因为这位左翼民主党总统一向热衷和阿拉法特「和解」，对法塔赫的烈士旅、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的邪恶性，根本没有认识。现在，克林顿的夫人当了美国国务卿，总统又是比克林顿更左倾的奥巴马，以色列要实行强硬外交，和美国的摩擦可能更会不断。上届以色列政府，选在美国新总统就职前进攻加沙，可能就是担心奥巴马政府的阻挠。面对哈马斯用火箭弹不断攻击（三年来发射了6000多枚），以色列被迫还击，进攻加沙，这个行动得到欧洲、美国等主要舆论的支持。但和克林顿、奥巴马同属民主党的前美国总统卡特，却在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8日）撰文，题目就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An Unnecessary War），还是指责以色列，并颠倒黑白，说是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才造成以巴冲突。而事实是，哈马斯一直往以色列平民区发射火箭弹。而且这场冲突，更不是卡特说的「以巴冲突」，而是「以哈冲突」，是以色列打击全世界都知道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但奥巴马比卡特还要左倾，他主掌白宫期间，以色列将面对更艰难的局面。奥巴马上台不到十天，就在美国经济的严重困境下，给加沙拨款两千万美元；名义上是支持被炸毁地区的重建，事实上钱都会到统治加沙的哈马斯手里。面对这种态度的这届美国政府，就看特拉维夫的领导人，有没有内塔尼亚胡当年那种勇气。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曾这样描述该国的政党轮替∶「以色列的政治就像一个车轮，有时你会在它的上面，有时你会在它的下面，而车轮是不会停止转动的。」以色列有了新总理，虽然「车轮」不会停止转动，但行驶到什麽方向，却和驾驶人有直接的关系，更涉及以色列的安全和前途，人们拭目以待。 ——原载台北《看》双周刊2009年2月12日 2009-02-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里根助布什连任
美国前总统里根患病多年，後期已无法辨识亲人，连妻子南希都不认得，因此美国各大媒体早就准备好讣告式的专题报道和节目等，以备「万一」。CNN网页有次被骇客侵入，预制的悼念里根节目曝光，导致CNN很尴尬，不得不向里根家庭和大众致歉。 但里根在「诺曼第登陆」60周年庆典活动之前十多个小时辞世，对於美国保守派来说，等於在全球领袖聚会的庆典上突出了里根去世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世人二战和冷战的对等性，从而凸显里根领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击败共产苏联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人类在赢得了二战、冷战之後，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反恐战争。和二战冷战时相同，仍是美国领衔出征；仍和二战，尤其是和冷战相似，不仅绥靖主义此起彼伏，而且反战声浪主要来自西方左派，在美国是左翼民主党。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平分秋色，布什险胜。因而今年在野的民主党志在卷土重来，而共和党则不仅要坚守白宫，还想通过多赢选票来证明布什的人气和当之无愧。因而虽然距投票日还有四个半月，但两党的选战几乎快到了「诺曼第登陆」的激烈程度。 下届美国总统由哪个党的候选人出任，不仅影响今後四年美国的内外政策，也对全球有重大影响，因它涉及到美国是否继续共和党强调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政策，是否继续削减福利和税收，走强大国防的道路；在国际方面，是否继续强势反恐，打赢比冷战更复杂的反恐战争，保证世界和平等。 同时更深层的选择是，是否继续复苏和高扬保守主义价值，促使七十年代开始降潮的左派思潮进一步衰落，使美国在保守主义理念导引下，继续承担自由世界的领袖责任。 美国内部的左右派之争，在二十世纪後半叶更加激烈。共产主义在欧洲兴起之後，美国的左派势力也开始抬头，反对资本主义，向往苏联的共产制度。後来在古拉格内幕被揭示出来之後，左派们无法理直气壮地支持苏联，转而反对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进行“反——反共”。这种左派思潮在越战时达到高潮，他们发动一场接一场的反越战游行示威，结果，一场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越战，最後硬是在左派的杯葛下失败。曾打败强大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的美国，凭什麽不能战胜土匪民兵式武装的越共？今天回首看得更清楚，越战完全是被西方左派这个共产主义同盟军打败的。 到了八十年代，随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晚期，加上坚定反共、坚守保守主义价值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执政两届八年，导致左派思潮开始衰退。尤其是苏联帝国解体，整个东欧的共产政权全部垮台，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更导致左派的声音减弱。在这种背景下，911事件发生，三千人生命的代价，成为落到左派头上的“炸弹”，因为它更激发了美国民众自八十年代开始上升的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操。 反恐战争之初，布什政府赢得了70％以上的支持率，但由於伊拉克战後不稳定，加上美军虐囚案等因素，影响了布什和美国的声望，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和布什接近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里根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共和党元老和保守派领袖去世，通过长达一个星期的媒体报导，尤其是有线电视24小时不间断地对里根的政策、理念、成就的报道和评论（其密集程度和新闻价值份量，几乎可与911事件时相比），等於空前地宣扬了里根所坚信的保守主义价值，等於帮助布什造势。因为布什一直宣称，也被视为“里根的传人”，他坚持大幅减税，小政府，强大国防，对外强势政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等，都和里根相像。 再加上美国为里根举行了过去30多年来首次的隆重“国葬”，国际领袖们，甚至左翼主流媒体都对里根高度评价，促使美国掀起一股“保守主义”旋风，这种舆论环境，明显对布什连任有帮助作用，等於从一个侧面帮助布什“潜在地竞选”。 因而里根的逝世，不是简单的一个前总统的死亡，而是通过里根的保守主义理念的宣扬和凸显，展示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向更高一个阶段攀升；它不仅是在反恐战争的艰难时刻，助布什一臂之力，而且对未来偌干年美国整体舆论和价值走向，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而里根在美国大选前如此关键的时刻仙逝，很可能是上帝的意图，让里根用他的离世，最後再给他所热爱的、永远领衔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一个礼物。这是“上帝保佑美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16日） 2004-06-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微刺激：经济泡沫与投机继续膨胀
最近，中国经济“微刺激”一词正式登场，这意味着“克强经济学”的三大要旨“政府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已告放弃。 \为何再祭“政府刺激”旧法宝？\ 中国经济政策将重回政府刺激的老路，其实在今年2月初就有征兆。估计碍于“克强经济学”的要点之一是政府不出台刺激措施，因此，所谓“刺激”就成了宜做不宜说之事。就算出台，也得重新包装，所谓“微刺激”说法就是新包装。 应该承认，李克强总理确实不想走政府刺激这条后遗症严重的老路，但中国经济已经养成“政府投资依赖症”，要想改变这一惯性，其难度如同让一位依靠吗啡、大麻等度日的瘾君子放弃对兴奋剂的依赖。这点，我去年7月就在 “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一文中谈过，算是不幸而言中。 今年2月份，央行聘请马骏任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近几年中国地方债务过大，不少人深感担忧，但马骏却是少数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总体可控的乐观者，因此，他的当选意味着政府将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马骏解决存量债务的建议，是加速地方政府发债的条规建设，同时继续发债，2014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需从2013年的3500亿元提高到5000亿元以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4月份在一次国际金融会议上借记者采访之机对外公开宣布，将制定相关法律，给予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更多预算自由。 如此调整经济政策，是基于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从去年底开始，影子银行的信托业务危机不断，民间借贷噩耗连连，资金链断裂导致中小企业破产的事情屡屡发生。实体经济情况也不见好。3月份，全国财收1.01万亿，同比增5.2%；企业所得税881亿，同比降7%，其中工业企业同比降28.8%。地方财政仍然高度依赖卖地：一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金1.08万亿，同比增40.3%，地方财收1.95万亿。卖地与地方财收比1：1.7。如果说今年一季度以前，政府出手救经济还是不救尚在两难之间，到了此时，救未必立竿见影，不救必然衰竭。 \微刺激：地方政府久旱逢“甘霖”\ 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微刺激”方案出台。4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三项经济推进措施，实施开发性金融政策，支持对棚户区的改造；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对此，国际投行界一致叫好，认为“微刺激”较“规模刺激”有优势，主要是这“一揽子稳增长措施”总体规模小，仅相当于GDP的0.21%，不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不会引发新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会留下物价上涨隐忧。国际投行界叫好乃是本行业利益驱动，因为只有继续将中国看作投资热地，他们的业务才会兴旺。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微刺激”稳增长措施的积极响应者，纷纷推出早已蓄势待发的地方版稳增长措施。据报道，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等省公布本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投资额分别为36658亿元、17950亿元、8231亿元、6000亿元、2499亿元，总计投资总额超过7万亿元。其中环保与交通成为重点。原定2014年的六大经济任务当中那条“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不再起约束作用。 目前，各省的环保项目尚无很清晰内容可备查考，但交通与新城镇建设过去一直都是地方政府的主攻经济领域。以铁路为例，建了铁路是否就能产生经济效益是个问题，最好的例证就是中铁总公司总负债突破3万亿元，但这轮地方版稳增长措施中，不少省份都有修建铁路的计划。以江西省安排的首批重点项目中，交通项目有43项。今年内将建成5条高速公路、续建6条高速公路、计划新开工高速公路13条，建成4条铁路的江西段。整个计划听起来与大跃进速度相似。 各省的新城镇建设也不可乐观。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2013年调查12个省、区的156个地级市和161个县级市，发现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最疯狂的例子是某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中国现在到处都出现无人居住的“鬼城”、“睡城”、“死城”， 可以想象，今年的所谓新城镇化建设，仍然是只创造GDP、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却使经济结构更加恶化的老路。这些增发的货币带动的投资，确实让地方政府如饮甘露；但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却是饮鸩止渴。 \中国金融安全的真正威胁来自哪里？\*** 习近平最近强调十一项国家安全，其中包括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实际上，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的不是其他因素，就是中国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基本上依赖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刺激，而政府投资说穿了就是依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即印钞票）来制造所谓经济繁荣。远的不说，就以近十年为例，就是是通过不断增印钞票与发行地方债券、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其结果世界也都看到：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中国经济高度泡沫化，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面临危机，无论是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即不再继续增发钞票与地方债。 事过一月，微刺激方案出台，充分说明中央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计穷力竭。过去十多年，修高铁、建大学城、发展房地产等政府强刺激招术频频发力，尚且无法推动经济增长，还留下了巨额债务以及病入膏肓的经济结构。如今重回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老路，说明调整经济结构完全无望。 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付出代价，尤其是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2008年是外资撤出中国的转折点，房价当时也不象2009年以后那样虚高。我曾撰文谈过，那可能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最后一个时机。但当时中国高层面临换届，当政者不愿意承受政治风险，采用了政府投资刺激的短视方法。虽然在短短一两年间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在世界经济遇到时 困难时还能够一枝独秀，却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错过最后机会。 2009年以后的巨额投资，大部分进了房市与股市，只有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赚了大钱，2009年至2013年这5年间，这类央企在房地产行业赚取的净利润达2000多亿元，其他政府投资的行当则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与2009年相比没有大的不同，仍然缺乏新投资领域，“微刺激”方案增加的货币供应将与以前一样，仍然是流向房市（新城镇建设）与股市，有关部门已于4月上旬开通了 “沪港通”，香港和内地的投资者不用去对方市场开户，就可以直接进入对方市场投资。从这点来看，当局很明白下一步的“经济热点”就是投机。 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的多变无常，是以月为时间单位：从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称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方针），到微刺激（实则就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相差一个月左右。政策不听方针使唤，充分说明中国经济依赖政府投资，有如吸毒者依赖毒品生存一样。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25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425/190153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