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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访谈】∶取悦权势、取笑弱势的春晚——中国观众为何吐槽？
据报道，2015年羊年春晚收视率再创新低。很多网民认为今年春晚政治意味更浓，甚至批评为“四个半小时的新闻联播”。为什麽中国观众要吐槽（不满）？这种中共体制下特有的“举国”晚会，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什麽样的影响？应不应该继续？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静汝就此采访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主持人∶ 曹老师，您好！有报道指，春晚被观众吐槽是近年的常态，今年更加严重。您怎麽看？ 曹长青∶这里起码有几个原因∶第一，一台节目无法做到所有人满意，而且是亿万观众，有不满才是正常的。 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一个国家在一个最重要的节假日期间，由国家电视台主办一台节目，全中国亿万观众同时在节日看一台官方节目，每年如此，每年垄断，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连北朝鲜都没有，共产古巴都没有，强人普京统治的俄罗斯也没有。这种国家垄断，没有真正的竞争，当然不可能有优秀的节目，当然观众就会吐槽、不满。 这种情形在美国就完全没有可能，连那个被世界瞩目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也是民间的电影协会主办的。那个典礼过程中有很多娱乐节目，但也由于越来越政治化，节目质量差，收视率在过去六年来每年都下降，今年下降了16%。这是正常的，整个国家的人同时都看一台节目，喜欢一台节目，那不成了机器人了吗？全中国大年三十晚上只看一台节目，这其实是接受国家垄断媒体的后遗症。现在各省都有电视台，可以各省自己做节目，跟中央台竞争嘛。只要竞争，好节目就会出来，赛过中央台并不难，只是绝大多数人有被垄断惯性，缺乏尝试自己做的勇气。 现在这种越来越多人吐槽的现象很好，迟早会刺激新的节目，新的挑战出来。 主持人∶今年春晚收视率创新低。很多人说因为今年春晚的政治化非常浓，你怎麽认为？ 曹长青∶春晚近年的一大特点，可用八个字概括∶取悦权势，取笑弱势。你提到“今年春晚政治化很浓”，就是取悦权势、谄媚权力者，宣传当局意识形态的一个表现。我刚才说，连美国的奥斯卡都因为越来越政治化而创收视率新低。 美国奥斯卡的政治化是左倾，让老百姓反感。中国的春晚则是取悦当权者，让老百姓反感。其实春晚不仅是取悦当局，而是直接受中宣部的审查安排。据报道，春晚之前，中宣部长到现场审查，砍掉好些个节目，认为政治不合格。香港的评论说，愣是将一台春晚变成了一台歌gong颂德的政治仪式。网上观众留言∶“这是我看过的最长政治宣教片，超长版的新闻联播！以后会放弃看春晚！”“感觉看完被洗脑了！” 中共当局把春晚政治化，做得很露骨。有报道披露，中宣部内部通知，要求媒体加大宣传力度、督促党员官员“自觉收看”，把它当作一场“全民政治教育”。大年三十晚上，让亿万中国人在全家团聚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接受“政治教育”，中宣部们实在是让中国人倒胃口，简直是制造有毒晚宴，毒化中国人。所以中国春晚的政治化，是这种春晚结构，更准确说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没有独立的电视台，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脱离政治宣传。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春晚不仅取悦权势，还取笑弱势。这是指节目中的歧视问题吗？ 曹长青∶是的。过去多年的春晚，都在取悦权势的同时，还有很多节目有取笑弱势者、取笑讲方言者的内容等，以前尤其是赵本山们的小品，不仅嘲弄弱势群体，拿身体有缺陷的人开玩笑，嘲讽女性，挖苦底层人等等，还教人学坏。今年春晚有人统计出，多达44处内容有歧视，包括用“剩女”这种词歧视大龄未婚女性等。 中国的春晚只敢嘲笑最缺乏能力的人，最弱势的人，嘲笑弱者；就是不敢嘲笑权势者。在美国正相反，电视节目基本都是取笑权势，取悦弱势。在美国娱乐节目全都是拿嘲讽总统、政治家们取乐，哪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媒体，无论是严肃节目，还是娱乐节目，它的主要职能就应该是修理权势人物。中国只要制度不改变，无论其新闻还是娱乐，都只能是宣传，而既不能是第四权，也不能是真正的娱乐。 主持人∶有人说近年春晚不再有赵本山那种低俗表演是个进步，你怎麽看？ 曹长青∶春晚被人总结有“三下降”∶收视率下降，观众认同率下降，国家晚会的严肃性下降。今年的收视率创下新低，说明中国大众用遥控器做出选择，在淘汰春晚。虽然这几年赵本山不见了，但他那种痞气和俗气，在春晚照样存在。它不是幽默，没有美感，而是耍贫嘴，炫耀俗气，甚至烂俗、低俗的大杂烩。低俗、宣传，加政治化，再加上现代科技的艳丽灯光等混合到一起，这就是中国的春晚。 主持人∶面对网民的批评声浪，连《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出来为春晚辩护。你怎麽看官方媒体的辩护？ 曹长青∶官方媒体捍卫春晚，本质是捍卫中国的新闻体制。因为没有那种国家垄断的制度，就不会有春晚的存在，连《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这种国家媒体，都会被淘汰。所以他们捍卫春晚，是在捍卫自己。中央电视台捍卫春晚，更是在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据报道，一台春晚的开销是一千万元人民币，但广告收入是六个亿，统统是国家垄断，简直是一本万利。投资一千万，赚进六个亿，是1比60，利润60倍。折合美金，等于投资200万，进账一亿美元。天底下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巨额利润的晚会节目，而且年年如此的赚钱买卖吗？官媒们当然要捍卫春晚了，他们是捍卫自己的钱包和收入。 另一个，谁能上春晚，等于谁就能在全国一夜成名，所以很多人削尖脑袋往春晚舞台上钻。这背后的金钱交换，女色交易等潜规则等，媒体早有报道。所以春晚上的节目反腐败，是可笑的，是自我讽刺。因为春晚这台节目存在本身，就是腐败的一个产物，一个象征。中央电视台要是真心想反腐败，首先应该取消春晚，但这怎麽可能？ 主持人∶可是有人说中国观众一边吐槽春晚，一边还是收看，怎麽解释这个现像？ 曹长青∶明摆着的，没有别的选择呵。全国就这麽一台节目，年年如此，中国老百姓也是无奈。如果各省的地方台能组织一台自己的“春晚”，跟央视的打擂台，观众就多一个选择，也逼迫央视春晚改进提高。但如果真那样，也许中宣部会下令，不许各地办自己的春晚，以此来保持央视的垄断地位，这样当局就更好控制，更容易把它政治化。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如果中国人有真正的选择自由，不要说“春晚”，连共产党都会被淘汰。所以争取自由，不仅是争取政治自由，也是争取娱乐自由。 2015年2月26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收听∶http://www.soundofhope.org/node/609112 2015-02-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习近平的“时与势”究竟指什么？
何清涟 经历过天翻地覆的2020年，习近平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省部级第一把手讲习班上的讲话，踌躇满志地宣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接着又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意即机会在他统治的中国一边。对此各有解读。 习近平的“势”涵盖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 国际大事太多，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华府的1月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没太关注习近平说了什么。中文世界仍然是两极，一是官媒照例地大声赞好；二是批评者照例认为习近平自大吹牛，中国危机深重，接近崩溃。但是，这次习近平真不是吹牛，而是有所依凭，这依凭当然是他的时运太好。 习近平所谈的“时与势”，“时”指时机；“势”在此不是指“形势”，而是“天下大势”。从2019年开始风靡世界的所谓“大重置”，说者纷纷攘攘，其实核心点就那么几条： 政治上，要重新全面检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建立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主张大政府和为了大众利益缩小个人自由。 改革 / 革除资本主义制度，扩大政府控制管理经济的权限，用政治正确标准审查社会言论——按照这些标准，中国非常符合：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超大政府、全能政府，政府管控土地、森林、河流等重要资源；在管控经济的范围与能力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能出其右。 意识形态方面：世界从全球化到大重置，社会主义思潮已经逐渐占居主流地位——如果说在英美这些国家，信奉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集中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中国连华丽转身都不需要，中共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第一，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二，老一代中毛左不少，年轻一代普遍粉红。全球大重置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就算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争论，那也是同一阵营的正宗与旁支之争，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至于中国是否是民主制度，在2020年之后已经不太重要，中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不会成为争论重点。 经济上，加速全球融合。自美国大选以来的两个多月，东南亚邻国与西方国家都向中国示好，纷纷签订盟约。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 我分析过中国抓住美国大选这个时间窗口中，加强推进对外经济合作，签了两个多年未能达成的协议，成果之一是让酝酿了长达八年的的RCEP-15正式签署，并将不臣服的“叛离之岛”台湾排除在外，达成整合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产业链的目标，让各国对中国产生更深的经济依赖，延续并加强以往形成的政治控制。成果之二是经过七年的谈判，欧盟和中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投资协议。该协议承诺向欧洲企业开放新的中国市场。拜登政府行将正式上任，习近平很有把握，川普时期的中美经济脱钩论应该从此销声匿迹，很快可以恢复前川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因此，新华社在1月15日特地报道了习近平日前写信给美国星巴克公司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希望他帮助修复美中关系，后者作了非常积极的反应。 谁也不能否认，大重置进程中，美、中、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三足鼎立状态已经形成。因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结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衰落”过时了。他说“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则是根据从2019年在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公开亮明大旗的“大重置”的基本内容，以及目前正在西方发生的变化所做的判断。 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有独特的控制力 中国政府为什么写信给星巴克CEO，而不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这是经过精密算计的。别看美国这几家高科技公司介入美国大选，封杀川普及支持者帐号，英法德澳各国政府由惧而产生不满，刚刚想到立法限制；墨西哥总统López Obrador表示，他将在下一次G20会议上提出企划，形成国际联盟，应对科技大公司的言论审查。 但中国早就收伏了西方包括美国的各大科技公司。说起来也简单，北京的法宝就是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美国几大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与其他国家都是顺风顺水，独占市场鳌头，就算各国有不满，最多启动反垄断法修理一下，罚点款了事，不敢有大动作。但中国政府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体，立法服从于政府需要，便捷快速。如果想即刻就做什么限制，可以由政府部门快速出台法规。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并扩大市场占有率，曾实施“以技术换市场”战略，转让给中国许多技术专利，希望中国降低各种门槛，但始终不能如愿。回过头又在美国抱怨说中国政府迫使它们转让技术，让政府出面找补好处。 Google曾因反对中国政府限制言论于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但受到投资人的压力，为返回中国市场，想尽办法与中国方面勾兑，终于在三年之后，以风险投资的名义获得与中国企业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愿景基金合资的机会，再度进入中国市场。此番苦心终于得到回报，到2016年底，Google终于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排名第五，到2017年12月，得以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人工智能实验室。2020年，中国的搜索引擎广告收入高达1557亿元，Google虽然对外不公布其中国市场收入，但外界估计至少占了10%左右。最近在简体中文圈里的Google翻译出现以下乌龙：在翻译器输入英文：Trump breaks promise，China breaks promise，出来中文如下：特朗普违背诺言，中国信守诺言。还有人尝试过其他句子的翻译，也得出类似结论。 其他的高科技公司莫不如此，脸书总裁扎克伯格为进入中国市场认真摆出学毛选的姿势，Facebook审核用户发帖也很有名，据Fox主持人Tucker Carlson连线记者Sohrab Ahmari 在2020年10月下旬一次报导中说，“ FB至少有6名持有H-1B签证的中国公民，负责开发算法，审查用户在Facebook上发布的内容。” 至于Twitter的管理方法，越来越接近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方式，删除政治不正确言论，给特定人物打蓝标并取消帐号，几乎是中国政府管理微信的翻版。 “大重置”计划当中，由高科技公司掌握全球互联网，控制言论，以超政府地位发挥政治影响，在美国实现了部分，英法德俄澳等在Twitter封禁川普总统帐号后，意识到必须立法限制其作用，但在中国这里却想都别想，中国将坚持政府越越一切之上，掌控一切。 以上数项，当然会让习近平觉得“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作为大重置的两个轴心国家之一，其合作意愿与合作程度相当重要。 （下篇将分析《新冠病毒为中国造成的时与势》）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21年1月1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19202109301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码农卖白菜，中国经济一叶知秋
程晓农 中共每年年底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下一年的经济工作，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官样文章，没有新闻含量。今年则不然，官媒的相关报道中诸多线索一一曝光，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事关中共经济命运的变化。《淮南子·说山训》里有句话，一叶知秋，后来成了成语，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比喻通过个别的细微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与结果。现在从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码农卖白菜”，亦可一叶知秋，看出中共面临的经济困境。 一、财政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已告失败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三驾马车”，靠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匹“马”来拉。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因为疫情猖獗，所有经济活动都处于半停顿状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是，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下降3.2%，这种局面在预料之中，这两个数据只会少报，不会多报；三季度经济活动开始复苏，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经济增长4.9%，这个数据只会多报，不会少报。今年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7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0.6个百分点。如果只看消费和出口，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2.3%，但当局采用了经济刺激方案，通过政府投资来强行拉动经济，造成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了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一半多是靠政府投资制造出来的。 当局用政府投资强行拉动经济，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扩大中央财政赤字1万亿；二，发行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三，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专项债发行数量额外增加了1.6万亿元至3.8万亿元。三项合计，2020年用来强行拉动经济的财政投资达到3.6万亿至5.8万亿元，占GDP大约3-5%。然而，用占GDP大约3-5%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过是2个百分点而已，明显是得不偿失。明年当局已经不愿再这样做了，因为会造成更大的财政困难和潜在的金融危机。 政府花了3.6万亿至5.8万亿元投资，通过各种渠道分散到各行各业中，最后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投资主要是三大方向，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2020年1月到9月制造业投资下降6.5%，基础设施投资只增加0.2%，而房地产投资却增加3.8%。这首先说明，由于民众收入减少、失业大增，因此消费疲软，哪怕政府大力鼓励制造业投资，这3.6万亿至5.8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基本上没能用在制造业投资上；其次，尽管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项债券，但这些钱多半用于还旧债，并没启动多少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再次，中央和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巨额投资放出去后，最后绝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公司，改善了房地产公司因为住宅卖不动而非常紧张的资金链，也让它们增加了一些房地产投资。 中南海意识到财政投资拉动经济政策的失败，所以在2021年将收紧财政开支，也不再允许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从今年的经济动向看，明年的经济可能比今年还糟：消费疲软会加剧，这将进一步导致制造业萎缩；虽然今年年底前出口一度走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买家担心中国疫情复发而采取了提前补货的紧急措施，明年的出口依然困难；而投资又失去了方向，今后不能投资房地产了，也就不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而制造业在相对萎缩的情况下无意增加产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匹“马”都趴下了。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目光“远大” 12月18日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这是当局布置下一年经济工作方针的例行会议。会前在北京的《多维新闻》在12月7日的文章《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四大看点值得关注》中承认，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消费恢复明显滞后。因此该文预测，这次会议可能会关注如何促进消费。但这个预测似乎错了，实际上中南海的目光好像颇为“远大”，它当前更关注科技攻坚和产业升级。 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都将财政、货币政策作为首要内容，而此次会议列举2021年的重点任务时首先强调的是科技和产业自主。为此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盯住战略性需求导向，把高端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喷气式发动机、关键原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作为重点创新方向。 中国经济真的高枕无忧，到了一门心思追求“高大上”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刻了？其实，中共高层之所以如此考虑，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有关。据《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服下两颗“定心丸”》介绍，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重点放到战略产业的突破上，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而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遏制”。 三、走出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提到，尽管中共内部有观点认为，若拜登就任总统，美国的对华遏制和科技封锁将有所缓和，但中南海的战略研判没那么乐观，其考量是，美国的对华遏制具战略性、整体性，不会随总统更替而变化。为了避免被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重要科研院所及高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实行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这个思路与上世纪毛时代军工科研和军工产业的“攻关”模式基本相同。 当然，中共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地从美国盗取科技知识和军工机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科研基础，其实力与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套举国体制自身的无效率和浪费，已经反复被前苏联和中共建政后的现实所证明；倘若举国体制真能带来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中共也就不会对美国的科技封锁那么担忧了。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把中共盗取科技知识和军工机密的“门窗”稍微“关小了”一些，中共就立刻面临“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 中共的“国家队”都是张着双手向“国家”无止境地索要资金和外汇的单位，只要给它们下达国家任务，它们的“伸手派”“张嘴派”嘴脸就马上暴露无疑。而中共其实并没有金山银山供它们挥霍，于是，当局也把眼光投射到那些多金的民营企业身上，希望它们能配合政府，慷慨解囊，为发展政府想要的重点产业投资送钱。 事实上，中共对自主技术开发的前景并不乐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部署颇有“卧薪尝胆”的意味。 四、“断链”的“世界工厂”没有明天？ 自从中共爱上了“世界工厂”这顶桂冠，其媒体经常强调，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系统的产业链，地球离不开它。然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道出了当局目下之尴尬。据《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介绍，中国政府认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中国必须具有更加坚实和可靠的产业供应能力和对关键核心产业的掌控。 那么，这个多年来“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如何在一年间就失去了“安全稳定”呢？其原因是中共不愿承认的。过去几年来，出口产业链当中具中枢地位的外企和中国企业为了避免美国提高关税带来的压力，纷纷出走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或撤回本国。不仅仅是下游的组装企业带走了订单，而且还带走了一些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那些上游企业如果不跟着下游客户迁移出国，就只有倒闭一途。以致于现在越南的外国移民中突然出现了几十万“中干”（来自中国的干部），即为了保住饭碗而跟着东家转移到越南就业的原在华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这些企业的出走，就是“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链突然失去“安全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原来“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突然失去了若干重要环节，实际上就成了无法顺利运转的“断链”，剩下的上游厂家自然就成了“无水之鱼”、“无土之木”，只能纷纷裁员关厂。于是广东多地的工业园区出现了大范围厂房空关，甚至拆厂房盖住宅。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补齐各种产业链的短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甚至提到，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承受可能的失败，“忍受可能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投入产出的倒挂”；还要“顶住国际产业巨头的产品冲击和价格打压与诱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为了救活“产业断链”，中共将不惜成本，投入大量资金去研发技术和设备，对产业链上原来依靠外企采购的关键零部件实行“进口替代”，以便修补各种“断链”；而挽救“世界工厂”可能需要“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那些出走厂家早已把产品送到了美国的商场货架上，而修补后的中国产业链即便可以出货，也可能式样落后、质次价高，缺乏竞争力。即便如此，中南海也下定决心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断链”的“世界工厂”就没有明天了。 五、互联网巨头“卖白菜” 正当中共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修补“断链”的“世界工厂”挠头之时，它却发现，那些坐拥巨资的互联网大公司变得越来越“不务正业”。最近一些互联网企业相继投入大量资源，进入生鲜食品社区团购行业，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海量数据、先进算法和雄厚资本，掌控生鲜团购，也就是批量卖菜。 互联网企业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现在把经营重点放到卖菜上，放弃了高科技的发展，虽然来钱快，却可能挤垮原来的网购生鲜食品企业，还可能形成日用食品销售业新的垄断。微信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社区团购”争议背后，是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科技创新的更多期待》，此文引述习近平的原话，“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随即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查办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投资公司等三家企业，各开出50万元罚单。 中共为何对大民营企业如此不满？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新的经营做法触犯了当局的“奶酪”，而是因为，当局看到经济局势恶化的危险，希望这些有钱的企业为挽救经济出力，把资金投入高科技突破或产业链修补这个政府急需的方向上去，而不是避难就易，热衷于“卖大白菜”。那么，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不约而同地都想“卖大白菜”，它们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的码农，难道只会做“卖菜”这种生意吗？ 其实，互联网巨头们过去这两年对开发新的业务市场和运用投资创造回报，已经动足了脑筋。它们在企业服务平台、物流公司或面向消费者的文娱传媒公司方面的投资，去年仅号称互联网巨头的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和TMD（今日头条、美团、滴滴）这7家公司就有67个项目，金额达217亿。但是，随着民众的荷包渐渐收紧，这些投资的回报越来越少。不是这些大公司无能，而是经济环境的恶化令它们十分无奈，于是就看上了为十几亿人口吃饭服务的食品供应行业。在这个最传统的行业里，社区团购关系到4万亿生鲜食品的经营和批发零售，是老百姓吃饭的来源，也是整体经济萧条之后中国经济最后还相对稳定的商业领域。高科技大公司用“码农卖白菜”，是因为只剩下“白菜”可以卖了。 六、中国经济局势恶化，企业走投无路 其实，早在2018年底，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就发表报告称，中国的新型经济（指与高科技相关的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且新兴行业的财务健康状况自2017年开始迅速恶化；相对规模的停滞不前和企业财务健康的恶化都表明，中国新型经济的光芒似乎愈来愈黯淡；收入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正在侵蚀企业的财务健康，加上消费和家庭收入放缓，为中国是否可以依靠新经济来推动经济升级划了问号。 该行对中国内地传统和新兴行业的3,000家上市企业进行分析，并对比它们2014年以来的财务健康情况，发现了两个事实。首先，新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在新经济行业，国内上市企业的份额略有缩小，而全球同业企业的相对份额更高并仍在上升。第二，新兴行业的财务健康情况自2017年起迅速恶化，毛利缩水，偿债能力恶化。 该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新经济的投资已经骤减，因为新兴行业的收入增长率由2017年的25%降至2019上半年的-8%，甚至低于传统行业。这表明，在整体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新兴行业既不能削减成本，也无法提高收入，其投资回报率已经降至低于传统行业的水准，未来前景不乐观。 法国外贸银行2018年底的这份研究报告其实给出了中国经济大致的未来前景。新型经济虽然是中共高层寄予极大期望的经济升级动力，但这些行业本身受制于经济下滑、居民收入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不可能有成长空间。中共指望通过发展新型经济来拉动经济，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中国经济的颓势，岂是互联网巨头们可能扭转的？中南海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是，高科技公司想“卖白菜”，正是中国经济苦无出路的真实写照。但是，生为中国企业，这些民营大公司并不能真正地在商言商，它们必须为党国“尽忠”，至于会不会投资“打水漂”，就只能明知不可为也得勉力为之了。民营大公司如此，党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原载RFA，2020年12月2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22320201221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无就业，“新城镇化”＝制造流民 ——“新城镇化”的难点（二）
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扩展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其中就业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本文分析中国“新城镇化”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而来？ 无就业机会，“新城镇化”只是“拆村运动”的延续 过去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留下的货币堰塞湖，其实只是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之一。以下诸多问题影响到城市居住的质量与安全，如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口（北京的雾霾已算是一个警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尤其是新城区的教育与交通设施落后，对居民形成极大的不便；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全国城市下水管道建设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问题虽然严重，且麻烦多多，不断折磨着中国人，但都不如以下问题迫切，即大量被强迫“上楼”的农民无业可就。过去五年来，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强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称为“拆村运动”或者“灭村运动”）当中，有数千万农民沦为城镇游民。 按正常情况，城市化有如此之多的遗留问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停下脚步，改善、弥补上述缺陷，再考虑推进“新城镇化”。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容质疑的中国特色，过去这些问题属于过去，并不影响“新城镇化”的推行。最近，国家住建部官员在纸上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吸引力的蓝图：新城镇化作为“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发动机”，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2.6个百分 点，约占GDP增长值的37.15%。 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就是“无就业增长”。有人利用弧弹性的计算方法，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就业约0.3个百分点；但自90年代以来，就猛降为0.1个百 分点。通俗一点说，就是每年GDP增速很高，却无法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机会。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无法就业，失去土地、没有专业技能的中老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正在秣兵厉马的新城镇化，不管增加了什么内容，比如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增加土地补偿款、甚至可以在当地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等，只要没解决被城镇化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是过去五年来拆村运动的继续，就等于制造新的流民。 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这一农村人口逐步迁徙至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与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前提。 中国近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激增导致的“伪城市化”。其特点是：在未形成新的产业之时，政府出于地方财政的需要，利用行政权力在农村强征农民土地、在城市拆迁大量民房，强行制造了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合谋赚取了超额利润。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算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却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成了新的城镇游民。在拆村运动发生之前，这些失地农民就已经高达1.2亿。（见本人文章：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尽管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早已开发过度，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早已经熄火，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所以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就成了政府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的主要任务。现在有关“新城镇化”好处的论述、以及“新城镇化”与过去的城市化如何不同的文章有不少，有人甚至虚拟出新城镇化后将产生的新消费与服务业的增长，但都回避一个问题，即就业机会如何营造？如果没有就业，消费、服务业就等于无源之水，农民们的土地补偿款用光了之后，他们将如何获得后续消费能力？又哪里有钱支付服务费用？ 因此，在天花乱坠的专家论述新城镇化好处之时，一份非专家的民间语文推出了一个专题：《城镇化勿强推，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标题中的“自由”，显然是借鉴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即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却了土地，因此也失去了土地的羁绊，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成为流浪汉。 一个正在扩张的流民中国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来中国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各地政府手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上方宝剑，打着“城乡统筹”、“旧村改造”、 “小城镇化”旗号，用“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作诱饵，逼迫农民上楼，导致不少自焚、与拆迁者同归于尽等人间惨剧，无数农民被剥夺了房子与土地。中国媒体在过去几年，没少报道过这类人间悲剧，但因为举世皆知“新城镇化”已成为新总理李克强认可的新经济增长点，大都不敢再触霉头，在其履新之际指出“新城镇化”与原有的城市化乃是换汤不换药。 今后的“新城镇化”如果仍然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合作围绕土地牟利，土地收益还是在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之间分割，农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增长的“新城镇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比如制造一个流民中国。 流民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这有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为证，那些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体就是失地农民。 专制政治历来有“官逼民反”的基因。尽管如今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远远超出前代王朝，流民们的武装却无法追比前辈，连菜刀都要实名购买。但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虽无反的能力，却有乱的能力。他们虽然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警，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却绰绰有余。中国现在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其中就有一份政府大规模抢地的“功劳”。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柴玲丈夫谈妻子被强暴事件
对待性强暴的正确态度 鲍勃.马锦（Bob Maginn） 11/26/2014 大约40年前，当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时，我还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年级新生。那时我参加了一个每周的查经班。在那个新年的前夜悲剧发生了，我们查经班里的一位年轻女孩被强奸并杀死了，她的尸体被扔在离校园不远的树丛里。我至今还能记起她那张像天使一样纯洁的面孔。她的男朋友也在我们的查经班。他看起来痛苦不已。 几天后，联邦调查局来我们的宿舍问话。他们问起她的男朋友。我跟联邦调查局的人担保，她的男朋友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每个礼拜都和我们在一起聚会祷告。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个男朋友在试图绑架强奸另一位女孩子的时候被抓住了。我深深地感到我上当了。我对联邦调查局的担保差点让另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受害，这使我深感罪疚。我的担保是建立在我们每周都在一起读经祷告上的。那一年，我学到了一个永生不忘的课程。 那个时代我们不经常听闻校园里的性侵犯，我们就以为查经班所发生的这样不幸的事是极端的不多见的悲剧。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今年11月19日，我在哈佛大学与年高90岁的吉米卡特前总统见面并谈话。卡特前总统是应哈佛神学院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妇女、性侵犯和暴力的演讲，这也是以他最近出版图书的主题做演讲的。在哈佛的纪念教堂里，坐满了1000多名来听演讲的人。卡特前总统给出一个众所周知的统计数字∶在校园里有1/5的妇女遭受性骚扰，1/10的妇女遭强奸。但是鲜有人知的数据是这些侵犯和强暴是被仅仅4%的男人干的。平均是每个强奸犯侵犯5个受害者。我们沉默的时代结束了。然而，说出真相的代价是很高的。 在教会、军队、校园与社会上，大量的性侵犯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十几年前最初是零星的几个新闻已经成为了日益增长的源源不断的故事。但是对个人而言，说出真相的代价还是很高的，感恩的是越多的人挺身而出说出真相，越鼓励其他受害者讲出真相。年轻男女和年幼的孩子是最容易受攻击侵犯的对像。像40年前学的难忘的一课一样，我们必须停止以庇护施暴者的方法来保护神圣机构的名声，尤其是教会的名声。耶稣警告过我们∶“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耶稣是真理，他要的是真相。 天主教教会曾经考虑处理过去50年里涉及3000个神父的性虐待的案例。这个行动是直到2002年后才开始。是在Boston的媒体报道出这样的丑闻时，当这些可怕的罪案在公众面前曝光后才推动了天主教教会的行动。1991年，Tailhook丑闻使公众意识到军队里存在的性侵犯，但是直到1996和2003年新的丑闻出现时该类案件才得到严肃的处置。 2012年，一份来自军队的调查表揭露了大约有26,000起性侵犯个案，但是其中仅有3374起是之前被报告的。早在1992年乔治.布什总统把校园性侵犯受害者的权益的条款写成法律，但是直到20年后，校园的负责人才开始面对在校园里很普遍的性侵犯的事实。最近，深受美国人喜爱的喜剧演员也被12位以上的妇女指控为性侵犯者。 在教会、军队、校园里，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了都面临著一个事实∶性侵犯只属于真正问题的冰山一角。通常，受害者被责备或者不允许讲话，“有权者”要在牺牲公义怜悯的基础上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被牺牲的经常是那些被侵犯的妇女、儿童。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女孩子们勇敢地站出来说真相，通过真相来终止施暴者试图肆虐整整下一代的孩子们。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我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也曾在20多年前在大学里被性强暴的女性的丈夫，她，即我的妻子正在考虑是否公开还是私下公布她曾遭遇到的真相。 在过去的3年里，我的妻子遵循了马太福音18:15-17的方式来面对她的施暴者。对于对方承认是基督徒的情况，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来处理。她曾把自己受性强暴的事情汇报给了4个牧师和那个在公开成为基督徒前强暴过她的人。但是这人不断地否认使得她不得不采取谎言测试。测试的结果很清楚地证明她是在说真话——这个现在很有名的中国牧师在24年前的确强暴了她。 在过去的3年里，玲不得不面对来自3个牧师的不同程度的冷若冰霜的拒绝，他们建议她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来保护这位“牧师”的名声和事工。当这位牧师否认时，他们也拒绝相信他们这位很有名的主内弟兄会犯强奸罪。但是当此人在两位牧师的见证下拒绝做谎言测试时，11月9日，玲去做了测试，她的见证被证明是真实的。她最近还听到一到两个妇女有类似对这位中国牧师的性侵犯的指控。 今天，我的妻子凭著爱、公义、和怜悯的原则，再次勇敢地踏入公众的视线。她知道她可能会面对比3年前更大的阻力。这样的选择，她以前也做过的。她在2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领导为自由民主的绝食运动，使她两次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者；她在她的回忆录《一心一意向自由》的书中，分享了自己痛苦的堕胎经历，希望能给这个伤害妇女、孩子的敏感领域带来关注；她又创办了女童之声——以耶稣的名，单单地爱她，来帮助母亲，营救女婴，来制止一胎化政策，制止因重男轻女而对女婴的虐杀。在过去的4年里，上帝通过这个事工和这些勇敢地同工们，和那些积极通过人力，资金和祷告来支持事工的朋友们营救了成千个女婴和她们的母亲。现在，她又站出来公开她自己受强奸和性侵犯的事实，来鼓励其他的妇女和女孩子们有勇气来说出她们的故事。 不管是谁犯罪，无论是总统还是神父，是军官还是宿舍里的学生，在受害者妇女凭著勇气要寻求公开自己所受的强暴的经历时，她们都可以听到为我们牺牲自己生命的好牧人耶稣基督的声音，“不要怕，我会跟你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只有公开这些案列，这小部分的男性施暴者才会被处理和制止。只有他们被制止而且真心地认罪他们才会有进入神国得永生的希望。所以，来呼召这些男人从他们自我毁灭和毁灭她人的路途中及时回转，是一件需要巨大爱心和勇气的事。 当我们都公开说出真相时，我们知道那个在我的查经班里有天使面孔的女孩子和其他有类似遭遇的女孩就没有白白受死和受苦。当我们凭著真理、爱心和信息向前迈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和灵交托给爱我们的耶稣。 现在玲需要你们的祷告，支持和友情。任何妇女，孩子，任何人都不该在这个旅途中孤独而行。你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并伸手帮助我们吗？ 感恩节蒙恩！ 鲍勃.马锦是Jenzabar公司的总裁。柴玲的丈夫。 下面是原文。 The Right Response to Rape by Bob Maginn 11/26/2014 Almost four decades ago, with Jimmy Carter running for President, I was a freshman in college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 was part of a weekly campus ministry Bible study. Tragedy struck on New Year’s Eve of that year when another student in our Bible study was found raped and murdered in woods not far from campus. I can still see her face like the face of an angel. Her boyfriend who was also in our Bible study looked devastated. The FBI called to interview me in my dorm room. They asked about her boyfriend. I assured the FBI that he was a Christian who met and prayed with us every week. A few months later this boyfriend was caught trying to rape and abduct another young woman. I felt duped and somewhat guilty that another woman might have been raped and murdered too by someone for whom I had given the FBI my assurance. An assurance based on his being in our Bible study and praying with us every week. I learned a lifelong lesson that year. At that time decades ago we did not hear about sexual assault on campus very often. We assumed it was the rare and dramatic tragedy that our Bible study group had witnessed. But now we know this was not and is not the case. On November 19, 2014 I met and talked with forme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who at the age of 90 came to Harvard University. He was ther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to give a major speech about Women, sexual assault and Violence, the subject of his latest book. With over 1000 people in Harvard’s Memorial Church, President Carter reported the now well-known statistics: one in five women suffer sexual assault on campus and one in ten is forcefully raped. Less well-known is the statistic that these assaults and rapes of women are committed by just 4% of the men. That is an average of 5 victims per perpetrator. The time to keep silent is over. But the cost to speak out is high. In the Church, in the military, on the campus and in our society at large sexual assault has been with us a long time. What began as a trickle of news stories a few decades ago has now become a flood of stories growing by the day. Still the personal cost to speak out is high, but thankfully as more people venture forth others are encouraged to tell their stories too. Young women and young men, girls and boys are those most frequently attacked. We have learned hard lessons just as I did four decades ago. We must stop protecting the perpetrators to defend the reputations of our hallowed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the Church. Jesus Christ warned that many will come, saying Lord, Lord did I not do all these great things in your name and He will say depart from me you workers of iniquity. Jesus wants the truth because He is the truth. The Catholic Church considered sexual abuse claims against about 3000 priests dating back 50 years but it was only after 2002 that media reports in Boston brought these horrible crimes to public light. Ten years before in 1991, the Tailhook scandal brought to public attention the problem of sexual assault in the military but it took new scandals in 1996 and 2003 in the military before serious action was taken. Even in 2012, of approximately 26,000 cases of sexual assault uncovered in a survey in the military only 3374 were reported. In 1992 President George Bush signed into law the Campus Sexual Assault Victims’ Bill of Rights but it took 20 years b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ready to confront the truth about widespread sexual assault on their campuses. Now even America’s favorite comedian is being accused by over a dozen women. In the Church, in the military, on the campus and everywhere we turn we are now confronted by the truth: Sexual Assault is an iceberg of a problem. Often, the victims are blamed or silenced. The “powers that be” protect other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and mercy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attacked, often women and girls. Thankfully, these women and girls are now coming out in large numbers, in power and in truth to tell their stories. They seek to stop sexual assault before it claims yet another generation. And so it is that I find myself a husband of a wife who was raped while in graduate school two decades ago now forced to face this very question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disclosure. For the last 3 years, my wife has followed the teachings of Jesus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8:15-17. Here Jesus gave fair due process to follow regarding an accused party claiming to be a believer in Christ. She has told that horrible rape story in detail first privately to 4 pastors and to the now Christian man who raped her prior to his public conversion. But his continual denial finally forced her to do a polygraph test. The test provided clear proof of the veracity of her story as her test showed that she was absolutely telling the truth. A now prominent Chinese Christian pastor had committed the rape 24 years ago. In the past 3 years, Ling had to face the cold and painful rejection that came from 3 of these Chinese pastors who advised her to remain publicly silent to protect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ominent pastor. They had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their famous brother in Christ could have been guilty of such an act as rape when he denied it. But after this man’s refusal to take a polygraph test in the witness of two pastors, last week, Ling went forward and took that polygraph test herself that proves her testimony is true. She also recently heard about some additional allegations of rape of one and maybe two women made against this same Chinese pastor. Today, my wife has once again decided to bravely step into the public arena in an act of love, justice and mercy knowing she may face even more opposition than she has endured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She did it 25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leading a hunger strik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for which she received two Nobel Peace Prize nominations. She did it again when she published her memories A Heart for Freedom. She shared about her own painful abortions in love to bring light to this sensitive area that traumatizes women and babies. She founded All Girls Allowed---in Jesus’ name simply love her, to help women, to rescue baby girls and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brutal One Child Policy and against male gender preference. In the past 4 years, God has rescued thousands of girls and mothers through this ministry and the brave men and women who work, pray and financially support this ministry. Now she steps out again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so other women and girls may find the courage to tell their stories too. No matter who committed the crime, from a President to a priest to a commanding officer to a student in your dorm, women can hear the voice of Jesus, the good shepherd who laid down his life for his sheep, saying “be not afraid for I am with you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as they press forward into the light. Only by going public can the small percentage of mostly men be confronted and stopped. And only if they are stopped and truly repent can they hope for life eternal in the kingdom of God. So it is an act of great love and courage to call these men to turn from their path to destruction and be redeemed before it is too late for them and their victims. When we speak out, then we know that the angel-faced young woman in my Bible study many years ago and others like her did not suffer or die in vain. Unto thee Lord we commend our spirits as we move forth in truth, in love and in confidence. Now Ling needs your prayer, support and fellowship. No women, no child, no one should ever have to walk this journey alone. Will you stand with us and give us your hand? Have a very blessed Thanksgiving! ——本文首发於《女童之声》（http://www.nvtongzhisheng.org/blog） 2015-0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马歇尔。弗兰克∶奥巴马是共产党吗？
曹长青网站编者注∶ 马歇尔.弗兰克（Marshall Frank）于纽约出生，五岁时跟随父母到了佛罗里达居住，六十年代获得司法学位后，加盟佛州Dade镇的警察局，后升任负责周边250个警察所的队长（captain）。 退休后，他根据自己三十多年的警察局工作经验（曾领导调查一千多个谋杀案等）而从事写作，现已出版了九本书（五本小说，四本非虚构作品）。 他的最新一部小说《The Upside to Murder》于2013年1月获得“Space Coast Writers Guild”颁发的“Don Argo Award”。 除了小说写作，弗兰克也是政论作家，已在美国杂志报刊发表超过一千篇政论文章。其中对奥巴马的政治倾向和企图有严厉的批评和质疑。 弗兰克的更多文章，请见其网页∶http://www.marshallfrank.com/ 本网选刊的这两篇弗兰克的文章译文，来自网络，译者不详。谨在此向译者致谢！ 下面是弗兰克的文章译文—— 奥巴马是共产党吗？ by 马歇尔•弗兰克 奥巴马是共产党吗？我不清楚。但这五件事我是知道的。 1、奥巴马政府花费160万美元，来修复颂扬共产分子杀人犯格瓦拉（Che Guevara，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战友）和卡斯特罗的涂鸦作品。 2、拉丁文化节的时候，奥巴马政府的环保局给雇员发的邮件中颂扬了共产主义杀人犯格瓦拉。 3、奥巴马聘请自诩为共产主义者的琼斯（Van Jones）担任他的环境问题顾问。 4、奥巴马政府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邓恩（Anita Dunn），曾经说过她最崇拜的政治家之一就是毛泽东。 5、奥巴马总统向洛雷斯.许尔塔（Dolores Huerta）颁发了给予平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许尔塔曾高度赞扬查韦斯，而查韦斯是个共产主义独裁者，经常动用武力从私人所有者手里夺取粮食。查韦斯还因为牛肉供应不足将肉商逮捕关押在军营里进行彻底的搜查。他关闭了一家批评他的电视台，他对卫生纸征收“奢侈税”。从农民的手中将土地抢走后，他还说道∶“土地不是私人的，这是国家财产”。他从私人手中没收了很多超市，但在政府管理下超市的货架常常缺货。因为国有化石油公司方面的失策，虽然委内瑞拉作用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备之一，但仍需从国外进口汽油。查韦斯的没收政策给钢铁、水泥、建筑、通信和电力行业都造成了重大损害。他还造成了人才流失，很多才华横溢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在逃离这个国家。 瓦文萨（也译 华勒沙，波兰首位民选总统）是在东欧击败共产主义的主要参与者∶他曾是工会的积极活动者，多次因公开表达波兰铁幕下的共产主义压迫的不满和藐视苏联而被捕。瓦文萨只是一名电气工人，而且学历不高，但他领导了20世纪最大的自由运动——波兰团结工会。后来他担任波兰总统立志改革，在国内清除苏联因素，建设一个享有市场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国家。 但奥巴马从未邀请瓦文萨来白宫访问。 奥巴马给那些希望美国复制共产主义独裁者查韦斯的政治统治方式的人颁发平民最高荣誉。但他却拒绝邀请反共英雄到访白宫。 更多弗兰克的文章请见其网页∶http://www.marshallfrank.com/articles/ 一幅马赛克——奥巴马、伊斯兰，共产主义 作者∶马歇尔•弗兰克（Marshall Frank） 我就开门见山吧。我认为奥巴马就是个巨大的谎言，他真正的使命——无论是在当上任前还是在任期内——都比大多数人想像的要阴险得多。 对奥巴马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大多都在一些小事儿上纠缠不休，人们往往不会退后一步，从宏观上看看奥巴马都做了什麽。我们总是纠结于牧师赖特、比尔•埃尔斯、或者是社会主义，奥巴马的出生证明是否可疑这样的问题上。左翼骂右派手段下流，右派骂左翼不爱国。 想要知道在那张正派的面孔下到底是怎样一个，就必须要了解他人生中的每一个片段，把他当成一幅马赛克画来看。马赛克艺术就是将无数块瓷砖拼接在一起，每一块都有各自的形状和颜色，但它本身并不能单独当一个图案来看。事实上，我们正是在这些瓷砖上浪费了太多时间，而忽视了整幅图画。但为了了解到真相，我们必须将所有的瓷砖尽收眼底，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一块块颜色和形状，而是奥巴马的真实嘴脸了。 那麽，就让我们逐一浏览他人生中的各个片段，把这幅拼图完成吧。 1、奥巴马的母亲先与一位来自肯尼亚的男人私通，随后与之结婚。此人也是一名穆斯林。 2、有大量资料显示，奥巴马的父亲在与其母亲交往期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3、奥巴马的母亲后来与他的父亲离婚，随后嫁给了一位印尼穆斯林。 4、巴拉克•奥巴马在伊斯兰的影响下度过了十岁前的大部分童年时光。 5、在他在印尼学校上学时，他在宗教一栏填写的是“伊斯兰”。再加上他的穆斯林父亲和继父，有理由相信奥巴马曾接受过伊斯兰的教育和学说。 6、在他被继父收养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名字一直是“巴里•苏托罗”。 7、十岁后，他的母亲离开了他的继父，巴里•苏托罗回到了夏威夷，由姥爷姥姥照料。 8、奥巴马的姥姥姥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倾向。 9、高中时期，奥巴马与一位名叫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的老师特别要好，此人是美国共产党内的积极分子。 10、在奥巴马进入奥克西登塔尔学院大学后的头两年，他的几位舍友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11、1981年，奥巴马与他的穆斯林伙伴前往巴基斯坦度假，当时巴基斯坦正陷入动乱中，大部分美国签证都已无效。（他的计划是去印尼看他妈妈，顺带去巴基斯坦玩一趟）问题就来了，他当时是拿著什麽护照去的巴基斯坦呢？（很有可能不是美国护照） 12、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巴拉克•奥巴马是以合法手段把他的名字从巴里•苏托罗改成了现在这个 13、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巴里•苏托罗——如今也被称作巴拉克•奥巴马——曾将自己的国籍从印尼改为美国。也没有证据表明奥巴马是以美国国籍进入大学和外出旅游的。 14、从奥克西登塔尔学院大学毕业后，奥巴马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随后进入哈佛大学。这位“清白”的总统一直拒绝公布自己在校期间的档案，无论是注册、财源、护照、出生记录、论文、作文还是成绩，一概都是没有。直到今天，奥巴马也未就此做出解释。 15、尽管许多当年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同样学科的学生都曾接受采访，但没有一个人记得当时有奥巴马这号人物。 16、曼哈顿前区长萨顿，一位优秀的律师（已故），在2008年揭露了一件事，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奥巴马曾由一名臭名昭著的激进穆斯林分子Khalid Al-Mansour所支持，并充当奥巴马与瓦利德•本•塔拉勒•阿勒沙特之间的中间人。在奥巴马升入哈佛的过程中，这位富有的沙特人发挥了很大助力。萨顿本人就曾应瓦利德•本•塔拉勒•阿勒沙特的要求，为奥巴马写信保举其进入哈佛。 （译注∶瓦利德•本•塔拉勒•阿勒沙特，通常称瓦利德王子，沙特阿拉伯皇室成员（不在继承序列中），企业家、投资家，被誉为阿拉伯的“沃伦•巴菲特”，有“中东股神”的称号。） 17、奥巴马由无神论者和穆斯林养大，而非基督徒。奇怪的是，奥巴马后来却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与1988年加入了由牧师赖特这位反美狂人、马克思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所领导的三一教会。奥巴马不仅与这个教会来往了20年，他还是教会各项活动的重要成员。 18、1992年，赖特牧师主持了奥巴马与米歇尔的婚礼。然而，奥巴马此前完全没有婚姻记录，米歇尔似乎是他的第一个妻子。他过去似乎也没有女友。（译注∶1992年奥巴马31岁） 19、奥巴马随后打入了芝加哥政坛，并在一开始就发动黑人为自己投票。 20、1991年，奥巴马从法学院毕业，开始写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此书随后在1995年出版。但是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麽呢？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尚未建立显赫事业的年轻人，为何要在这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版自传？ 21、1995年华盛顿发生了“百万人大游行”，而奥巴马曾帮助其组织者——反犹穆斯林民族组织领导人法拉肯（Louis Farrahkan）策划了这一事件。 22、虽然奥巴马当时还只是个年轻的、缺乏工作经验的执业律师，但他毅然投身到了州参议院中，并被州参议员爱丽丝•帕尔默选中，在爱丽丝为竞选国会的时候接替了她的位置。爱丽丝曾为一份共产党报纸《People’s Daily World》撰文，还曾前往苏联参加1986年的苏共27届代表大会。 23、1995年，在艾尔斯（William Ayres）和著名反美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分子，前恐怖分子Bernadine Dorn的家中，爱丽丝•帕尔默将自己在伊利诺斯州的事业托付给了奥巴马。奥巴马还和艾尔斯在老虎伍兹基金董事会方面有著密切合作。 24在他担任州参议员的7年间，奥巴马曾投“出席”票129次，从而避免了左右站队的问题。 25、奥巴马还勾搭上了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的Rashid Khalidi教授，此人来自巴勒斯坦，是信奉伊斯兰的激进分子，随后两人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2000年，当奥巴马想要竞选国会议员，却苦于找不到愿意为自己投资押宝的金主时，是Rashid Khalidi出面为奥巴马提供了一笔资金。 26、奥巴马于2004年竞选参议员议席并当选。然而奥巴马似乎并未满足于这份成就，席位刚一到手，他就斗志昂扬地迈向了下一个副本——冰封王座。 27、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身兼多名激进组织的资助，美国共产党、巴基斯坦在中东建立的电话银行也曾为他的选战注资。卡扎菲还曾说奥巴马是一名穆斯林。 28、奥巴马同父异母兄弟Obongo “Roy” Obama是个卢奥活动家，还是个穆斯林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译注∶卢奥族，肯尼亚第三大部族，人口约占肯尼亚总人口的13%，主要聚居于肯尼亚西部大湖地区。现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父亲即肯尼亚卢奥族人。） 29、奥巴马曾动用他的政治力量支持的他在肯尼亚亲戚奥廷加上位。奥廷加是一个早已公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穆斯林激进分子，致力于在肯尼亚构建伊斯兰教法法庭。 30、埃及外长盖特曾在选举之后说，奥巴马曾在私下告诉他，“其实，我是一名穆斯林。”（此事曾由《今日以色列》于2010年5月份报道） 31、在他首次以总统身份出访中东时，奥巴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曾对著随同的埃及人大谈自己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所读过的那些青春岁月┅┅他还说，伊斯兰将永远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32、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奥巴马一度失言∶“约翰•麦凯恩还没有拿我的穆斯林信仰搞我。”一边的乔治•斯特凡诺普勒斯赶紧纠正他，“你说的是你的基督教信仰吧。”（咱们一般情况下会犯这种错误吗？） 33、在奥巴马的鹰犬之中，至少曾有一人是忠实的共产分子，那就是现已辞职的范•琼斯。其他许多人也有可疑之处。他手下的38名权贵并非由国会审核评定而出，但却取代了内阁中的诸多职能。 34、奥巴马曾将数名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伊斯兰虔诚教徒安插进总统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这些人得以进入我们政府的内部，并得到高级别的机密信息。国务卿希拉里的首席助手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女性，她的家庭还和穆斯林兄弟会和姐妹会有联系。 35、奥巴马（和埃里克•霍尔德）都不允许人们把伊斯兰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对于联邦官员们来说，在恐怖分子训练的话题里提到伊斯兰，是不可以的。而在胡德堡基地的报告中，虽然有41人遭到了枪击，可凶手尼达尔•马利克•哈桑上校却未见诸于报告之中，连带著“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也一字未提。就算国会去问询埃里克•霍尔德，此人也是不会承认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存在的。美国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特在讲话时也尽力避免使用诸如“反恐战争”、“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样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人为的灾难”。 36、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和爆发期间，奥巴马的每一项举动和决定实际上都帮助了臭名昭著的穆斯林兄弟会。美国除掉了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突尼斯的领导人，现在还在努力除掉叙利亚的阿萨德，但这些行为客观上都有利于穆兄会。如今，在上述所有地方，兄弟会都在逐渐做大，有掌权之势。有趣的是，当伊朗人民在2009年和2011年走上街头进行散步是，奥巴马却不曾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政权更迭”。后来执法机构披露了不少穆斯林兄弟会的构成文件和秘密宣言，其中模糊地暗示道，他们的目标是光复哈里发帝国，恢复伊斯兰教教法，通过欺骗和渗透，从内到外征服西方世界。对于那些一直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这些还只是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已经尽量精简了。如果您想要进一步认清奥巴马，认清他身上那些可怕的真相，有许多书目都可以作为参考。试列举部分如下∶ 1 满洲总统（The Manchurian President），亚伦•克莱因 2 首席激进分子（Radical-in-Chief），斯坦利•柯兹特 3 穆斯林黑手党（Muslim Mafia），P•大卫•高巴茨 4 腐败的文化（Culture Of Corruption），米歇尔•麦尔 这些书中都是经过了调查，有出处有依据的资料，并非是某些人所说的“右翼胡编乱造的东西”。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选择不提奥巴马夺得总统职位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因为本文的重点是理清奥巴马的人生轨迹以便宏观地认识此人，纠结于合法性这个问题容易带著读者跑题。何况这个问题本身到目前为止也是有争议的，不仅仅是出生证明一事，还有许多事情都存有疑点。 那麽，纵观奥巴马的一生，我们重点要把握住一个事实∶奥巴马背负著一个重大任务，此重任凌驾于其他使命之上，那就是秘密地进行一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此外，奥巴马很强烈的倾向于伊斯兰的事业，他本人或许就是一个未公开的穆斯林。 如果有谁还想在11月的大选中投他的票，我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是想毁了美国吗？ 2012年2月7日 http://www.marshallfrank.com/articles/2012/02/a-mosaic-obama-islam-communism/ 更多有关奥巴马和共产党关系的评论，请见这个网站∶ http://www.keywiki.org/index.php/Barack\Obama\and\the\Communist\_Party） 下面是弗兰克两篇文章的英文原文∶ Is Barack Obama a communist? I don’t know. But here are five things I do know. 1)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pent $1.6 million to restore graffiti that glorified communist murderers Che Guevara and Fidel Castro. 2) During Hispanic Heritage Mon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onored communist mass murderer Che Guevara when it emailed the following picture to its employees: 3) Obama nominated Van Jones, a self described communist, to behis green czar. 4) Anita Dunn, Obama’s White House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said that one of her favorit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was Mao Tse-tu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dictator who murdered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 5) President Obama gave Dolores Huerta the Medal of Freedom, the highest honor that can be given to a civilian. Huerta has praised Hugo Chavez, the Venezuelan communist dictator who has repeatedly used the military to seize food from private owners. Chavez also had butchers arrested, held at a military base, and strip searched for running out of beef. In addition, he shut down a TV station that criticized him. Chavez placed a “luxury tax” on toilet paper. After Chavez seized farmland from farmers, he stated, “The land is not private. It is the property of the state.” He has seized many supermarkets from their owners, and under government ownership, the shelves in these supermarkets are often empty. Chavez’s mis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ized oil industry is so severe thatthe country has actually had to import gasoline, despite having some of the hugest oil reserves in the world. Chavez’s take over shave also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steel industry, the cement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telephone industry, and the electric industry. He has also caused a brain drain, with many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well educated people fleeing the country. Meanwhile, Lech Walesa was a major participant in the defeat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National Review wrote: Lech Walesa was once a trade-union activist. He was of ten arrested for speaking his mind against Communist oppression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in Poland and for defying the Soviet Union. He was an electrician who, with no higher education, led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 freedom movem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 Solidarity. He became president of Poland and swept in reforms, pushing the Soviet Union out of his homeland and moving the country toward a free-market economy and individual liberty. But President Obama wouldn’t even let Walesa in the White House. Obama gave the highest civilian award to someone who wants theU.S. to copy the policies of communist dictator Hugo Chavez. And at the sametime, Obama refused to let an anti-communist hero into the White House. A MOSAIC: OBAMA, ISLAM, COMMUNISM By Marshall Frank on February 7, 2012 in Politics & Government, Radical Islam I’ve made it no secret. I believe Barack Obama is a colossal fraud and that his true mission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his reign as president, is far more sinister than most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lieve. Arguing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Barack Obama always gets mired in minutia — single issues ˉ because people don’t stand back and look at the big picture. We argue Reverend Wright, or Bill Ayres, or socialism or the suspicious birth certificate, and so on. The left accuses the right of dirty politics. The right accuses the left of protecting a non-patriot. To understand the real person behind that endearing facade is to know every segment of his life and look at him in a mosaic. Mosaic art is made of many tiles fitted together. Each tile has shapes and colors but no form. It’s those formless tiles that we waste time arguing about because none of them show the big picture. But in order to know the truth we must see all the tiles in place, for then they are no longer just shapes and colors, they show the entire mural of who and what Barack Obama really is. So let’s start with one tile after another and put them together like a jigsaw puzzle. 1) Obama’s mother had an affair with and married an African-Kenyan, a Muslim. 2) There is also plethora of literature to suggest that Obama’s father was a committed communist at the time he and Obama’s mother were involved in their relationship. 3) Obama’s mother divorced his father, and then remarried to another man who was also a Muslim and citizen of Indonesia. 4) Barack Obama lived mostly in environments dominated by Islam until he was ten years old. 5) Obama’s religion was listed in his Indonesian school as “Islam.” With an Islamic father and stepfather, and registered as an Islamic,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he was subjected to Islamic indoctrination and teachings. 6) He went by the name Barry Soetoro during the years he was adopted by his stepfather. 7) After age ten, his mother left the stepfather and Barry Soetoro returned to Hawaii where he was cared for by his maternal grandparents. 8) Obama’s grandparents were known to have strong political/socialist leanings. 9) Obama’s close mentor during his high school years was Frank Marshall Davis, an ardent member of the CPUSA (Communist Party) 10) Obama’s roommates during his first two years at Occidental College, California, were Muslims from Pakistan. 11) In 1981, Obama traveled with his Muslim friends to Pakistan on vacation, when Pakistan was in political turmoil and most American visas were not accepted. (This was in addition to a leg of his journey to see his mother in Indonesia) This leaves open the yet unanswered question of what passport he traveled with. (Unlikely it was American) 12) I hav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Barack Obama ever legally changed his name back from Barry Soetoro 13)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Barry Soetoro, AKA Barack Obama, changed his citizenship back from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that he traveled and/or entered college with an American passport and/or I.D. 14) Following Occidental College, he enrolled in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later Harvard. To this day, Obama does not explain why he — this “transparent” president — refuses to release any college/university records regarding his registration, finances, passports, birth records, school papers, writings, grades — nothing. 15) Despite many Columbia U. enrollees interviewed from that period, same major (political science), including George Stephanopolous, no one remembers Obama on campus or in class. 16)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Manhattan Borough, Percy Sutton, a prominent attorney, (now deceased) revealed in 2008 that in the 1980′s, Obama was being supported and promoted by notorious radical Muslim cleric Dr. Khalid Al-Mansour who acted as an in-between for a wealthy Saudi named Al Waleed Bin Talal. The Saudi was interested in helping Obama get into Harvard. Sutton wrote a letter at the Al-Mansour’s request to help the Saudi, Bin Talal, get Obama into Harvard. 17) Raised by atheists and Muslims, never a Christian, Obama strangely becomes a Christian and joins the Trinity Christian Church headed by anti-American, Marxist, racist, Rev. Jeremiah Wright, in 1988. Obama not only attended this church for 20 years,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its activities. Note: Being labeled as a “Christian” strongly helps achieving political power, certainly more than atheist or Muslim. 18) 1992, Wright presided over the marriage of Barack and Michelle Obama. However, there is no record that can be found of a prior relationship Obama had with any other women, until Michelle. No past girl friends. 19) Obama becomes deeply involved in Chicago politics, primarily mustering blacks to register to vote. 20) In 1991, Obama graduated law school and began writing his biography, “Dreams Of My Father”, an autobiography which is published in 1995. But why? Curiously, he’s a young man who has yet to accomplish much of anything significant, but he writes and publishes an autobiography? 21) Obama was instrumental in assisting the Jew-hating leader of the Nation of Islam, Louis Farrahkan, in formulating the Million-Man March on Washington in 1995. 22) With very little, or no experience as a practicing attorney, Obama decides to run for state senate. He is hand-picked by then state senator, Alice Palmer, D ˉ Ill., to succeed her as she runs for the U.S. congress. Palmer wrot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newspaper, “People’s Daily World” and had appeared in the Soviet Union to attend the 27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86. 23) 1995, Obama’s political career for the Illinois State Senate was launched by communist advocate Alice Palmer at the home of William Ayres and Bernadine Dorn, known anti-American Marxists/Activists, and past terrorists. Obama also shares a table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terrorist Ayre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Woods Foundation 24) During his seven-year tenure as a state senator, Obama voted “Present” 129 times, thereby avoiding a left/right stand on selected issues. 25) Obama develop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adical Islamic professor, Palestinian, Rashid Khalidi, who he associated with at the U. Of Chicago. In 2000, Khalidi held a fund raiser for Obama during his failed bid for the U.S. Congress. 26) Obama runs for and wins U.S. Senate seat in 2004. Almost immediately, he hits the ground running for president. 27) During the campaign, Obama is endorsed by many radic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while Palestinians in the Middle-East form phone banks to raise money for his election. Gaddafi refers to Obama as a Muslim. 28) Obama’s half brother Obongo “Roy” Obama is a Luo activist, militant Muslim and Marxist. 29) Obama’s Kenyan cousin, Odinga, whom Obama later supported in his 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is an avowed Marxist and militant Islamist dedicated toward establishing Sharia (Islamist) courts in Kenya. 30) After his election, Egyptian Foreign Minister Ahmed Aboul Gheit says that Obama privately told him in confidence, “I am a Muslim.” (As reported in Israel Today, May 2010) 31) During his first trip as president to the Middle East, Obama speaks passionately to the Egyptian assembly, lauding his early life in a Muslim land┅.claiming that Islam has always been a great par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 32) During an interview on TV, Obama misspeaks: “John McCain has not made an issue of my Muslim faith.” To which George Stephanopolous corrects him, “You mean, your Christian faith.” (How many of us have made such a slip?) 33) Obama has hired one at least one devoted communist to be a part of his Czar team, Van Jones, who has since resigned. Many others are questionable. His 38 czars are not vetted by congress and supercede many of the functions normally within the purview of cabinet posts. 34) Obama has employed devout Muslims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his White House staff and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se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inner workings of our government and the highest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he top aide to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is a devout Islamic woman with family connections t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isterhood. 35) Obama ( and Eric Holder) do not permit the mentioning of Islam in any references to terrorism. Mentioning Islam in terrorist training for federal officers, is banned. The military’s Fort Hood massacre report — where 41 people were shot — does not mention Islam, or terror, or the Muslim shooter, Nidal Hassan, anywhere in the report, despite the obvious motivations. Eric Holder, when questioned in congress, will not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Islamic terrorism. Janet Napolitano is under orders to avoid the use of terms like “war on terror” or “Islamic terrorism” and instead, call it “Man-Caused Disasters” 36) Every act/decision of Barack Obama before and during the so-called Arab Spring has been to the advantage and support of the notorious Muslim Brotherhood, including the removal of Mubarak of Egypt, Gadaffi of Libya, the leader of Tunisia and now the effort toward removing Assad of Syria. In all these place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s now rising to power. Interestingly enough, Obama did not call for regime change in Iran when their citizens took to the streets to demonstrate in 2009 and 2011.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formative documents, and their many secret manifestos recovered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ince, show — unambiguously — that their goals are to spread Islamic caliphates, and Sharia law,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to conquer from within, using deception and infiltration. This is a known fact to those who endeavor to pay attention. Get the picture? These are but the highlights, to keep it short. A more detailed list of horrors regarding Barack Obama could be found in any number of books, including: 1\. The Manchurian President, by Aaron Klein 2\. Radical-in-Chief, by Stanley Kurtz 3\. Muslim Mafia, by P. David Gaubatz 4\. Culture Of Corruption, by Michelle Malkin These books are crammed with researched and documented facts, not off-hand right-wing opinions as some might claim. See for yourself. In this article, I chose to omit any references to Obama’s legitimacy for holding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in order to avoid distractions from the focus of this mosaic. There remains cause for many doubts in that areas as well, not limited to just the birth certificate. The focus of this mosaic is simple: Obama’s highest of priorities are tied to a surreptitious socialist/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his strong leanings toward Islamist causes, and perhaps, he is a non-acknowledging Muslim himself. To those who are inclined to vote for this person in November, I ask: Is he worth the risk to America? I could list dozens of links to support all the items listed above, but that would consume another two pages or more. People reading this who want to know, are welcome to use Google just like I do. But, to highlight┅here’s a few: Click here: Archived-Articles: Obama’s Man-Caused Disaster Click here: Eric Holder Deep in Denial about Islamic Terrorists ˉ YouTube Click here: Fort Hood Report: No Mention of Islam, Hasan Not Named ˉ TIME Click here: Gaddafi Insists Barack Obama Is A Muslim Sweetness & Light Click here: “I am a Muslim,” Obama Tells Egyptian Foreign Minister Click here: Obama: “My Muslim Faith” ˉ YouTube Click here: Archived Blog: Obama’s Good Friend Rashid Khalidi Click here: Percy Sutton approached by Khalid A-Mansour ˉ YouTube Click here: Barack Obama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FrontPage Magazine Click here: Socialism, Marxism, Communism & Obama 2013-10-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清末立宪：一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十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十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戌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 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平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2月18日，第275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奥巴马热衷阶级斗争 打土豪分田地
编者按∶来自中国大陆的罂粟先生和来自台湾的Sara Wu女士，近日分别来信，谈他们对美国大选的担忧。因为他们居住美国，了解奥巴马执政後，其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危害。罂粟先生根据自身在中国的经验，深知这种毛泽东式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思维，将把美国带向破产。他还把以往写的两篇文章顺便传来，这里一并发表，从中可看出他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的认知过程。 Sara Wu女士的来信，也可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看到，美国左派媒体在这次总统大选（其实每次如此）中，为左翼总统推波助澜、鸣“左”开道的啦啦队作用。她认为这跟台湾支持马英九的泛蓝媒体一样，都是要把劣质品进行包装，欺骗选民。 这些来信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华人，关心美国政治，关注美国大选，对美国前途的担忧。 曹先生∶ 最近看了您写的有关美国大选的文章，很有感受！我不会写文章，但是我也写了这几句，谈了我对当前美国政局的看法。美国人可能对於奥巴马搞的阶级斗争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太知道这种做法的结果。我在美国算是低收入阶层，我太太为了挣30美元，可以在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冬天站一个上午。同样，我们楼里有靠吃食品券，靠政府补贴房租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自在。人的天性就是想占便宜，美国民主党的政策就是鼓励这些人。 我们家平均收入是低的，我虽然也缴税，但是民主党的税收政策对我一点没有影响。我是反对奥巴马的那种鼓励穷人眼睛盯上富人钱包的做法。作为总统，他应该倡导公民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鼓励公民去依靠政府， 更不应该在穷人中散布“仇富”言论。拜登的几次竞选演讲听起来和我们以前看苏联电影里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一样。 罗姆尼所说的47%也许有数据上的差别，但是我相信，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这种人肯定还会增加。 如果真的是47%， 这个国家还是有救。 难道奥巴马希望这个国家有更多人都想通过政府向有钱人那里“分田地”？这就是他的改革、希望和Forward 吗？ 罂粟 《三角裤和邮票》 看起来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Jim是我在IPRC的老板，我当年被迫离开夏威夷他也脱不了干系。有一件小事，我始终不能忘记。 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他刚刚把一张支票放进一张邮资已付的信封里。这是一封来自慈善机构的邮件。他封口後，随手又贴上一张邮票。 “这信封不是邮资已付？你还干嘛多此一举，贴张邮票？” “这是一个非盈利慈善机构，我不贴邮票，邮局就会向他们要邮资。” 我知道Jim个共和党人，在这个民主党天下的夏威夷，特别是大学里，他是绝少数。从这麽一件小事，我还是能看出，他的真诚。既然捐钱，就捐得上台面。 克林顿总统，他曾经也是民主党领袖，为了少缴税却把自己用过的三角裤都列出在捐献单子里。他不是也口口声声要富人多交税吗？ 一个是共和党里的无名小卒，一个是呼风唤雨的民主党领袖。这虽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样本空间，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什麽是真正的慷慨，什麽是伪君子？ 《 改革和希望 》 四年前，美国人民满怀热情把奥巴马推上了总统宝座。奥巴马的改革和希望口号打动了他们。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到了16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国债是奥巴马四年执政期间积累的。美国的失业率从7.8%上升到8.2%。 面临今年11月初的大选，奥巴马靠什麽再次赢得选民？靠阶级斗争，靠当年中国的“打土豪，分田地”来赢得他的支持者。当然，他还号称“改革需要时间，希望还是存在。” 奥巴马是打著资本主义的幌子搞社会主义，他的所谓改革就是社会公正。这当然听起来很体面。我不知道他鼓励穷人把眼睛盯上富人的钱包是不是能促进穷人要靠自己努力去翻身。 改革确实需要时间，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才把社会主义改造朝向资本主义。美国要从资本主义改革成社会主义也需要时间，需要多少还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没等改革成，美国就会破产了！ 2012年9月25日 曹先生∶您好！ 刚刚阅读了您网站上名为Sandy的读友给您的信，信里有提到Fox电视台，我就很想再写信给您。 我们因为经济因素，家中没有装cable，所以电视新闻都只能收看三大台∶ ABC，NBC，CBS。以前比较不明显，但是这次的选举，这些主流媒体，加上纽约、纽泽西这些自由派的报纸，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维护欧巴马，替他歌gong颂德擦脂抹粉遮掩过错，而对於Romney则不是根本不报导就是极尽攻讦羞辱之能事。我本来以为只有台湾跟中国的媒体才会这样堕落，没想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也不遑多让！让人越看越反感越厌恶。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自行上Foxnews.com看选举新闻。 今天又有报导说，在佛州，Romney的民调明显落後好几个百分点，让我心情越来越忧郁；难道美国人也这麽容易被媒体洗脑吗？我相信与我们一样无法看有线电视的人不少，而Romney在主流媒体这方面明显居於大劣势，他的竞选团队又无法作出比欧巴马更狠毒更抹黑的广告，所以让我每天都为共和党担忧。这就好像看到无能无耻的马英九在媒体全面的包装下又卫冕成gong台湾很快就沉沦一样。若欧巴马当选，美国一定也会就此没落，加速沉沦。我想，到了美国也成为衰国时，美国的主流媒体一定都会很过瘾很痛快吧。 希望您若有空，能专门写一篇文章，提醒华人读者注意主流媒体极左倾的陷阱，让本来不知道或没注意的美国华人重视此事。感谢您! 我只能每天为美国的将来祈祷，希望十一月能选出带领美国走出黑暗期的领导人！ 敬祝您阖家中秋节愉快!! Sara Wu敬上 2012-09-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6👍 0💬 0中国民众真成了“国家的敌人”？
最近，从“改革”以来一直开风气之先（当然包括腐败行为与腐败方式的创新在内）的深圳市宣布，已经成功地将高科技用于监控民众，比如装置能够迅速辨认嫌犯的警用监控摄影机、从8月份起实验发行令人无所遁形的电脑晶片居留证等等。而且更让深圳市骄傲的是：这一监控系统一俟试验成功，将在全中国660座城市推广。 这条消息让人想到一本书与一部电影：乔治·奥威尔的《1984》与美国电影《国家的敌人》（1998年上映）。《1984》里面那无所不在的“老大哥”（OldBrother）已经成了英语世界中妇孺皆知的一个词汇，至今这本书还是美国中学生一本参考读物；而《国家的敌人》这部影片让人产生极深印象的，就是那让人无所遁形且让被监控者浑然不知的高科技监视手段。不过，中国当局现在拥有的手段却是“老大哥”与高科技手段的高级结合：“老大哥”的灵魂为体，高科技手段为用。这一完美的监视体系用纳税人的巨额钱浇铸而成，可保中国政府拥有一项今后再也难有国家超越的吉尼斯纪录。笔者认为，这应该属于“金盾工程”中那部分“能看”的视频系统。它与此前陆续完工的“能听”（电话语音监测）的系统合成一体，再加上庞大的数据处理中心（能思维的“大脑”），构成了一张让人无所逃遁的天罗地网。 中国政府并未打算隐瞒这点。从前年开始，中国媒体陆续披露的消息，让中国人从中了解到自己已经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先说被严密监控的程度，这方面还得以深圳市公布的详细信息为例。《深圳商报》曾于2006年3月9日发布一条消息详细介绍这个防控系统，一是“三道防线防控”，包括市际出入口、区际出入口与各街道之间结合地带防控；二是社会面防控，包括国道、省道、城区主次干道、地铁等在内，实现道路视频双向覆盖，以及各类专业市场与公共复杂场所防控、交通动态防控。三是内部防控，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电台电视台、监所、收容救助站、安全文明小区和居民住宅小区防控，包括住宅区内部、内外道路、出入口等，几乎已经无所不包，为了防止遗漏，最后还加上一句“其他应当安装技术防范设施的单位、部位和场所”――而这些“应当安装技术防范的设施的单位、部位和场所”，当然包括当局认为应该监管的对象，比如笔者在国内时，家中就被安上监控系统，隔邻再住上若干国家人员轮流值班。 再说监控的范围。有关报导说深圳在安装视频监视系统方面率先垂范，其实并不准确。早在2006年开始，沈阳、成都、北京、上海等地都已相继宣布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电子眼）。尽管“电子眼”披着“安全防护”的外衣，但中国民众还是感到“电子眼”干扰了正常生活。只是中国公众没有言论自由、游行集会自由等保护各种权利的基本权利，这种不满只能通过讨论“公共秩序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宣泄出来。尽管绝大多数人认为“个人隐私权”不应该让位于“公共秩序权”，但这种看法最多也就是在博客上发表，并无正常申诉管道。 如果顺着中国当局给定的“安全防卫”思路辩论下去，当局肯定会用有了该系统之后刑事犯罪破案率提高多少为自己找到理由。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应当坚持的理由是国家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以中国当局视为头号对手的美国为例，美国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就极为审慎防范，美国人的政治理念当中，一直视公权为个人自由的最大敌人，无论是宪法还是其它立法，都力图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国家的敌人》这部电影中以极其生动的形式展示了这一思想：掌握国家权力的当权者，若把某一公民设定为“国家的敌人”，任你三头六臂，也难逃国家力量的打击，因此，必须防止国家权力肆无忌惮地扩张。 一个不以民众权利为念的极权国家从来就缺乏安全感，并以各种方式不断为自己制造敌人。“金盾工程”这一庞大电子监控系统的完成，标志中国当局终于将中国人民定位为“国家的敌人”，只有时时刻刻将人民置于监视之下，才能让统治者稍感安全。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8月14日，总205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台湾对外出口的经济版图正在变化
何清涟 自5·20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之后，大陆对台湾的压力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双管齐下。5月31日，中国宣布中止第2批134项对台部分产品关税减让，不到半年内总计140多项产品受到影响。如果说大陆军演在台湾引起的只是疲惫感（没有台媒评论将“军演”当成攻台信号），但对中止关税减让却比较在意。台湾政府抗议称这是“典型经济胁迫”，民间讨论则莫衷一是，有认为打击很大的，也有认为打击有限，端看论者政治立场。 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度到底有多大？ 所谓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主要是指两岸贸易依存度，包括贸易总额依存度、出口与进口依存度，其中以出口依存度即所占比重这一指标最为重要且经常被使用。 从学界、媒体舆论来看，早在马英九时期，无论是蓝绿两营，都认为台湾对大陆经济依存度过高，只是得出的结论不同，蓝营的结论是既然台湾经济对大陆如此依赖，那就应该与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稳定台湾经济；绿营的结论是为了让大陆不能以此要挟台湾，必须降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因此，蔡英文就任总统以来，提出“新南向政策”，希望降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 据台湾海关统计，2013年，两岸贸易总额为1194.6亿美元，占台湾贸易总额5567.3亿美元的21.5%。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770.1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2872.6亿美元的26.8%；台湾从大陆进口额为424.6亿美元，占台湾进口总额2694.6亿美元的15.8%。但那时台湾媒体讨论，基本认定台湾对大陆经济或贸易依存度是40%——必须说明，这是把大陆与香港的贸易依存度加总计算得出来的。2013年，台湾对香港出口比重为12.1%，加上对大陆出口比重26.8%，两岸合计占了台湾出口比重的38.9%。 如今十年过去，据台湾财政部公布的历年数据，到2022年为止，台湾出口对于中国大陆的依存度一直保持在40％左右，在中国大陆经济减速明显的2023年，全年占比高于35％。进入2024年，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下降幅度较大，据台湾财政部5月8日公布，1～4月面向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的出口额同比减少3.7％，至453亿美元，占到出口额总体的30.7％，创下2002年（30.5％）以来的同期新低。 这一降低与其说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不如说是搭上美中竞争的便车，在2019-2023年这5年里，美国及盟友日韩、欧洲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正在下降，各自在中国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0.1～2.5个百分点。据美国商务部2月7日公布的2023年贸易统计数据，在美国的进口国中，中国17年来首次从榜首跌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与美日韩和欧盟(EU)的贸易总额合计达到2万亿美元，份额占整体的35%。可以说，台湾对华出口下降的时间迟于美日韩，幅度也低于这些国家。 台湾正在调整出口的经济版图 中国相当看重两岸经济来往，因为 “以商促统”与“经济介选”均建立在这种经济纽带之上。这方面的最大手笔是马英九任总统时期与北京拟签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内容可被视为“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后一块铺路石，但因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功败垂成。从此以后，民进党东山再起，重塑两岸关系。 自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经济打击的武器，就是用停止进口台湾某项产品作为威胁，例如中方在2022年6月对台湾实施石斑鱼禁令，称其检出禁用药物、土霉素超标；但到12月22日，中国政府又宣布恢复台湾特定企业的石斑鱼输入，并称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那时美欧都有与中国经济脱钩论兴起，绿营那些极力希望与中国供应链保持距离的人也受此影响，但台湾决策者深知台湾选民极为看重经济议题，主张“脱钩”不切实际。数据摆在那里，即便在疫情阻隔了三年后，台湾出口份额中，中国依然占了35%之多，而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占GDP的6成至7成。 自石斑鱼风波之后，2023年经济数据显示，台湾与中国大陆虽然没有“脱钩”的可能，但台湾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点： 1、台湾为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免受其施加的经济压力，正在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自2016年初有可比数据以来，美国首次取代中国大陆成为今年第一季度台湾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台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4月的台湾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6％，至1478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和东盟（ASEAN）的出口大幅增长填补了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低迷，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64％，至347亿美元，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5％，至288亿美元，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23.5％和19.5％。而1-3月向中国大陆出口的商品价值为 224 亿美元。台湾经济部亦称，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已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23年同比下降近40%（约为30亿美元），与此同时，台湾对美国的投资猛增九倍高达 96 亿美元。 2、台湾来自大陆的贸易顺差减少，但从美国、东盟得到弥补。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2年两岸贸易额为3196.7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2380.92亿美元，向台湾出口815.87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1500多亿美元。这一情况在2023年发生很大变化：台湾对外贸易获得的顺差总额并未减少，仍然是1500多亿美元，但来源有变化，其中对中国顺差805.5亿美元，对美国和东盟都在350多亿美元，后两者相加高达700多亿。 如果分行业看，2022年美国首次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农产品的最大买家。根据标普全球（S&P Global）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台积电63%的收入来自美国，高于2018年同期的54%。目前，台积电仅有12%的收入来自中国买家，远低于2018年第二季度的22%。 经济版图变化伴随着台湾内部产业调整 最后再说这次关税减究竟波及台湾哪类企业。5月31日中国公布的ECFA关税减让共涉及134项产品，范围遍及石化、机械、纺织及运输工具等四大产业。加上去年公布的12项，迄今大陆中止ECFA关税减让的项目已达146项，占整体早收清单产品项目28%。其中台塑受到的冲击堪称为最。岛内工商团体例如台湾工业总会（工总）、台湾机械工会、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公会、工商协进会等。纷纷发声，指出涉及的都是台湾传统产业阶层，对大陆市场依赖度较高，若ECFA优惠项目中止继续扩大，台湾传统产业将面临关厂危机，岛内失业率将迅速攀升。其中，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镒接受台媒《中天新闻网》采访表示，ECFA这次停止134项项目，加计过往的停止项目，恐怕超过200项，ECFA的项目总共567项，将近一半的项目中止，后果将很严重。因此，希望台官方尽早与大陆展开磋商。 如今全球正由单极世界变为两极，国际社会频频使用经济制裁成为政治竞争手段。尽管这种制裁杀敌1000自伤800的功效，但经济实力强的国家经常使用且不计后果。赖清德在5月就任总统之后，内遇立法院提出“国会改革法案”，外遭北京军事经济双重压力，担负极其困难的政权运作和经济决策。11月，赖清德倚为干城的美国将迎来总统选举，选举结果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将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所有这些都必须列入考虑事项。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6月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062024181320.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粉红色大象”在美国崛起
美国中期选举（国会改选）共和党大胜，其中一个现象尤其令人瞩目∶共和党女性候选人之多，前所未有，创造了记录。 美国两大党，民主党的标志是骡子，颜色是蓝色；共和党的标�沂谴笙螅�颜色是红色。这次参选的共和党女性候选人，被称为“粉红色大象”（pink elephant）；另外由於是前阿拉斯加女州长佩林领军，所以又被称为“棕熊妈妈军团”（mama grizzlies）。这是佩林喊出的口号，意指要像大棕熊保护小熊一样，保护孩子和美国的未来。 自1920年美国女性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之後，无论在女性候选人中，还是在当选的女议员中，民主党籍的都远超过共和党的。因为两党的女性理念有相当的差别，民主党较强调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并支持女性堕胎权利（pro-choice）；而共和党强调家庭价值，传统女性多在家里相夫教子，并强调尊重生命，反对堕胎（pro-life）。但今年这次中期选举则不同，共和党的女性参选人和当选人数都首次超过了民主党的。 据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美国女性和政治中心”的统计研究，1994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大赢众议院（赢了54席），当时有104名本党女性参选。这次则有144名。 选情专家说，这次共和党之所以能组成“粉红色大象军团”，佩林的感召力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佩林曾创造过三项之最∶她是阿拉斯加州最年轻的州长；也是阿拉斯加第一个女州长；并在2008年成为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候选人。目前佩林是整个美国保守派阵营中人气最旺的政治明星，并是全美轰轰烈烈兴起、强烈主张小政府、减税等限制政府权力理念的茶党（Tea Party）的领军人物。佩林并不是单身女性，她有丈夫，并有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生下来就有残障。可想而知她的家庭责任之大。但是，佩林的个人故事，向其他保守派理念的女性展示出，在兼顾家庭的情况下，女性仍可以从政，并获得成功。佩林的榜样作用，极大地刺激、感染和推动了更多的保守派女性出来竞选公职，步佩林从政的後尘，组成了蔚然大观的“粉红色军团”。 这批“棕熊妈妈”在这次中期选举中，有14人竞选州长，3人的当选，创造了历史记录∶ 苏珊娜．马丁内斯（Susana Martinez）当选了新墨西哥州的州长，不仅是该州的第一位女州长，而且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西裔女性州长（除波多黎各之外）；玛丽．法林丝（Mary Fallin）当选了奥克拉荷马州州长，也是该州首位女州长；妮可．黑利（Nikki Haley）当选了南卡州州长，不仅是该州首位女州长，也是印度裔女性首次在美国当选州长。 再加上亚利桑那州、康州的州长连任，以及原有的夏威夷女州长，共和党现已有六位女性州长（民主党有三个女州长）。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女性席位增至17个（民主党输掉9个女性席位），还在参议院赢得一名女性席位。《华盛顿探询报》专栏作家弗雷德索（David Freddoso）认为，“2010年是共和党女性在国会取代民主党女性之年”。 这个现象，不仅会影响美国两党政治，并对女性参政，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由於美国女性迟到二十世纪初才获得跟男性同等的投票权，所以女性参政起步较晚。目前美国的100名联邦参议员中，只有17名女性。从1789年建立参议院至今这二百多年来，前後总共才有过38个女性参议员。1922年才有第一个女性进入联邦参议院。 参议院的17名女议员中，民主党13名，共和党4名。在众议院的435名议员中，女性76名，跟参院的比例差不多，也是约17%；其中59名民主党，17名共和党籍。虽然共和党女议员仍少於民主党，但比上届国会，增加了40%。 女性从政的特点是，她们对理念的坚持比男性更强。反而不像男政客们那麽容易为了权力而圆滑和妥协理念。女性的这个特点在自由派、保守派中都同样。所以女性从政对两党来说，都会更促进和强化其各自的理念。 一般保守派女性从政，往往视英国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榜样。说来也巧，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一天（11月1日），英国的最新民调评选出台，被誉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被评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这是一项对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女性所做的评选。进入前十名的，没有一个是当红的摇滚乐手、影坛巨星、超级模特等。英国《卫报》说，这个评选结果展示，人们更看重的，不是外在形象，而是内在智慧、独立性，以及人生的榜样力量。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11月25日 2010-11-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宋祖英台湾演唱会 曹长青透视台媒冷淡
【大纪元2011年05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5月8日，中共海政文工团副团长宋祖英在台北小巨蛋体育馆举行耗费钜资的演唱会，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的统战演出。有学者分析，宋祖英被称为“中共国母”名声不佳，从台湾媒体反馈来看反应相当冷淡，台湾总统马英九等高官也避嫌未到现场捧场。更有民众对此事件表达他们的担忧，希望台湾政府认清中共实质。 ●宋祖英演唱会 大陆高调 台湾冷淡 大陆中国新闻网报导宋祖英演唱会在台湾大受欢迎，令台湾媒体舆论的政治味逐渐变淡，歌声里的柔性魅力赢得越来越多关注，并大量引用《海峡导报》的内容。据相关资料显示，《海峡导报》为厦门特区的日报，是目前大陆唯一以对台宣传为主的综合性市民生活报。 专栏作家、著名的政论家曹长青先生指出，宋祖英虽然大张旗鼓地到台湾演出，但台湾的绿营媒体，几乎是拒绝给予报导。像台湾发行量最大的《自由时报》，在宋的演唱会结束之後第二天，报纸上连一条消息都没有，完全忽略，完全蔑视。可能他们清楚，宋来演唱，是来统战。他们拒绝“被统”。亲蓝的报纸等，也不是密集报导，可能也是清楚，宋祖英被中国人视为“中共国母”，名声不佳，也不情愿跟“国母”走得太近，显得自己掉价。 他还说∶“宋祖英演唱会虽然广发国民党党政军的门票，但马英九等高层都没有去看演出，可能是担心被跟什麽‘国母’扯到一起，本来就有什麽‘双英会’的说法（宋祖英，马英九），这会更提高宋祖英的‘身价’”。 ●演出形式不单纯 拿纳税人的钱摆阔 曹长青表示，根据台湾媒体报导，这是台北最大体育馆小巨蛋建成使用之後，最大、最豪华、花销最大的一次舞台设计等，阵势最大。台湾的哪个演出团体都花不起，只有宋祖英。因为她是拿中国大陆纳税人的钱，到台湾撒，既为统战，更是为她个人出风头。她演出时穿的服装做了六套，台湾媒体说，每套造价都在三百万台币（九万美元）以上。再加上几千万元的场地布置（最现代的灯光音响等，要展示大气派）等，这麽奢华，在一般台湾老百姓中，观感不好；认为是中国大陆名人到台湾摆阔，装“皇后”。 曹长青先生指出，宋祖英的演唱会从演出形式来看，也明显不是单纯演出。他分析说∶“因为几千张门票全是白送的，宋祖英也不收一分钱报酬。这样一场演出，台湾媒体报导说，光场地和服装费等，就七千万台币，相当一千多万人民币。更不要说宋祖英还从中国大陆带去打鼓队等等。这麽庞大的花销，演出一份钱收入都没有，这明显不合逻辑！这钱都是谁出的呢？明显是共产党出钱统战，国民党出钱接待。共产党做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花这点小钱，来横扫（统战）台湾人心。” 宋祖英演出会，赵本山专程赶到去捧场。曹长青介绍说∶“他们两个对眼相看的画面，传遍网路。赵的表情，很像是李莲英在谄媚皇后，令人作呕。” ●中共意图扩大对台湾军方的统战 曹长青认为，中共当局派宋祖英前往台湾搞演唱会起码有两个意图∶“第一，进行统战。宋祖英到台湾演出，很强调她是苗族，说就像台湾的高山族一样。这样就用什麽各族人民跟党走的逻辑，把台湾列入所谓中央政府（中共）领导之下，宣扬什麽一国两制，其实就是一国‘共’制，最後由共产党说了算。” “第二，是打破中共现役军人不能进入台湾的限制。宋祖英是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是师级现役军人，还是少将级别，她能进入台湾，就打破了台湾的限制。以後中共其他军人，都可用‘演员’、体育选手等名堂进入台湾，从而扩大对台湾军方的统战。” 并且曹长青指出宋祖英身份特殊，他说∶“可能主要是因为她跟中共高层有密切关系。‘国母’之说在中国民间，包括北京等演艺圈流传很广。虽然没有实质性证据，但起码说明，人们对宋的窜升和风头正劲很反感，她有很多官方头衔，什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青联委员等等。而这些头衔，没有她的歌颂中共，做御用歌手，尤其是跟中南海的密切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问题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对共产党来说）没有政治上极为可靠、在高层极为得宠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的。” ●民众担忧中共渗透 步步丢失阵营 浙江民主当筹委会成员戚惠民先生认为∶“宋祖英这麽个歌妓有少将军衔且有最高层的政治人物作为背景，理所当然的成了中共对外的象徵，被派到台湾搞统战。中共在统战领域的花费是从来不计成本的，更何况宋祖英是‘国母’呀（国内老百姓揶揄她是江泽民的情妇）。而马英九的国民党团队在中共面前如此软弱，真的令大陆的民主人士大跌眼镜。” 大陆自由撰稿人伫鸟也告诉记者说∶“其实，我们对宋本人根本看不上什麽，她是靠江出名的，她只是一个木偶，她的人品大陆人自有评价，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不过一高级玩偶而已，所以她实在不算什麽。” 他认为这场演唱会是军事以外的统一台湾步骤。他说∶“最初从经济方面统战，发展到文化方面，最後渗透到思想方面，让台湾不战而屈之。关键的是马英九，上台前承诺平反64是条件，上台後陷入中共的圈套。台湾很多民众认为如果这样下去，台湾的民主就有可能完结，因此可能影响下次的大选。” 曹长青认为∶“宋祖英在台湾只演唱一场，但却逗留很长时间，很可能是进行幕後统战。跟台湾各界人士拉关系等，这更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台湾的一些政客不仅给北京磕头，现在居然要讨好、谄媚在共产党高官那里‘受宠的女人’，真是自我作践，到了宦官的地步了！” 他还说∶“从中共国台办的芝麻官陈云林几次到台湾，到这次解放军少将宋祖英抵台，共产党是软硬兼施，全面渗透台湾，统战台湾。如果这样下去，台湾人民还不警觉和抵抗的话，共产党真会不费一枪一弹，在鲜花和拥抱中潇洒地接收台湾了。” ——转自“大纪元网”2011年5月10日 2011-05-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曹长青访谈∶周永康“泄”了什麽“密”？
中共新华社12月5日公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周永康立案、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消息，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各大媒体的关注。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根据中共政治局公告，周永康案有多严重？什麽性质？ 曹长青∶第一，这可能是四人帮倒台以来，中共最高官员落马。周永康做过两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并是常委，是负责政法方面的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政法王”，权倾一时。周的落马，预示中共权力斗争更加激烈。第二，当年作为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的薄熙来被控三项罪名∶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现在周永康是六项，多了一倍，说明中共给他的定性更加严重。 记者∶去年薄熙来被判刑后，就传出周永康将被查处。今年七月中纪委立案调查，为什麽拖了一年，才移送司法？ 曹长青∶这个案子拖了这麽久，不是因为案情复杂，而是由于党内斗争激烈导致的。现在周被移送司法，说明“倒周派”获得胜利。周跟他背后的支持力量败阵。周案被移送司法，并不是法治的展示，而是中共权力斗争、黑箱作业的一个结果。 记者∶跟薄案相比，周永康案会是什麽结局？ 曹长青∶薄熙来因三项罪名被分别定罪∶受贿两千万，判无期徒刑；贪污罪判15年；滥用职权判7年。薄熙来只是受贿两千万就判无期，那周永康的贪污受贿金额，从已报道的来看，远超过薄熙来，所以仅这两项，他的刑期就应该超过薄熙来。薄是无期，周永康应判死刑。但按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很可能是“死缓”。 中共制度下，毫无法治，只有人治、党治，甚至党的最高领袖决定。所以周的刑期，其实像薄熙来一样，早就在政治局定了，所谓审判只是走过场而已。 记者∶对薄熙来曾有开庭审理、微博直播。这次对周永康会不会也这样做？ 曹长青∶是否开庭，要不要直播，都不取决于司法公正，而是根据党的需要。如果当局认为这样有利于中共宣传，就可能采取。那麽周永康会不会像薄熙来那样当场“翻案”呢？可能性不大。因为周永康是负责政法的，深知共产党的残忍整治手段，临到他自己，只能就范。就像古代著名的“请君入瓮”典故，唐朝的“政法王”用各种酷刑逼供信，找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叫嫌犯入瓮，结果只得招。当他本人被拿下后，听到要用此刑，马上全招了。周永康也会如此（顺从当局摆布）。 记者∶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对中共党内是不是会造成震撼？ 曹长青∶当然会造成震撼，毕竟周是“大老虎”，当过两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因贪腐罪名被起诉的最高官员。像成克杰、陈希同、铁道部长刘志军等人，都没坐到政治局常委的高位。做过“政法王”的人都被抓了，当然会对其他官员有一定威慑作用。 但处理周永康也不会起根本性作用。因为中国的贪腐是制度性问题。不从制度层面入手，靠杀一儆百，只是隔靴搔痒。但周永康被法办，起码会有两个效果∶一是其他官员会更加谨慎、更加隐秘地贪腐。第二点更重要，他们会寻找更有力的政治靠山。高层官员更会投靠习近平。周案对习近平全面掌控政法，更加集权，具有实质意义。 记者∶习近平此刻办周永康，有什麽意图？ 曹长青∶习近平明显想获得三个好处∶一是建立个人威信。因他上台后，没什麽政绩。那个文艺座谈会，让人看到习的水平相当北韩的金正恩，他被称为“习正恩”。现在他拿民愤很大的周永康开刀，有利于他自己建立威信。当然最主要的是第二点，习近平可以乘机打击政敌，迫使高官投靠习阵营，增加习的权势。三是收买人心，迎合百姓的肃贪心理，通过党的宣传机器，制造习政府反贪，党是正确的等假像。 记者∶把位高权重的周永康移送司法，是否意味著习近平决心解决官场贪腐问题？ 曹长青∶无论习近平是否真反贪腐，无论他下多少决心，也不会有实质的、根本的效果。这是一清二白的制度问题。换句话说，是中共一党专制的问题。只要党天下，任何一个党的官员都会产生贪腐。但是，习近平会下决心政治改革、实行多党民主选举制度吗？完全没有任何迹像。反而人们看得很清楚的是，习近平上台后，镇压中国民主力量的残酷程度，甚至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 更何况习近平整肃周永康，出发点不是反贪，而是夺权。法办周永康，习近平就可以全面接收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法系统”，他本身就成了“政法王”，一统天下。 记者∶ 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那如何解决中国的贪腐问题？ 曹长青∶西方民主国家已提供清晰的样板，由制度保障∶一是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监督制约，二是定期民主选举的淘汰劣质官员、以至所属的整个政党。像中国这样，去年把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送去监狱，今年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法办，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共产党”移送法办，不是判死缓，而是判死刑，立即执行！整个东欧等走向民主，就是因为把整个共产党移送司法，判了政治死刑。 周永康有一项罪名是“泄密”。他“泄”了共产党什麽“秘”？这个秘密就是，周案教育中国人，尤其海外民运，什麽“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正确口号，什麽“我们没有敌人”的矫情政治秀，什麽“朝野良性互动”的愚蠢，还有什麽共产党“渐进改良”的自欺欺人，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认清中国共产党的薄熙来、周永康等贪老虎数不清（更打不完）的制度本质，强调中国人勇敢起来反抗，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中国的贪腐才可能被制约，中国才会真正有希望！ 2014年12月6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中国时报》：马悦然不悦 不想听曹长青胡扯
正在台湾访问的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昨天对於旅美中国大陆作者曹长青的《理性的歧途》表示不悦。 马悦然昨日下午在台北市参与「第一届福报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风度翩翩的马悦然在会场吸引所有人目光，许多人都抢著要和他合照留念。 马悦然看了《理性的歧途》当中所记，「马悦然和高行健合制『皇帝的新衣』」後，先是浅浅笑了一下说∶「我没读过（这部作品），不好讲。」接著他正色说∶「曹长青读过高行健的作品没有？」 曹长青提出高行健很快就被读者放弃，且高行健的获奖是马悦然在後支持，高行健意外获得等等见解。马悦然很不高兴地说∶「他（曹）乱说！」 至於许多大陆作家认为高行健的创作水准不如世上其他作家，例如奈波尔等。马悦然脸色严肃地说∶「那他（曹）写啊！叫他写啊！」 马悦然在书中接受曹长青的访问时也曾经强调，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我们不是选世界最好的作家」。马悦然表示，18位院士不受外力干扰，独立行使职权，「是我们决定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2005/11/10 2005-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日本投降日，中共撒谎时
8月15日，是日本二战投降日，今年正好是一个甲子（60周年）。每年到这个时刻，中共都大作文章，宣扬什麽共产党领导抗日，才赢得抗战胜利。但历史真实是，国际上，是因为美国参战，打败了德日意轴心国，尤其是向广岛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才迫使日本投降，从而使中国人提前赢得了抗战胜利。在国内，则主要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抵抗日军，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共产党。 这从近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史料和书籍引用的数据上，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到底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领（师级以上）阵亡206人，而共产党仅有左权将军一人。连北京的版本也说，抗战时国军少将以上将军阵亡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即使按这个数字，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将军阵亡比例也是100：1。 在歼灭敌军将领上，即使按中国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中的统计数字，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另有3名是死於跟八路军的作战，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国共两党军队击毙的日军将领比例也超过40：1。 到底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还可从国共两党军队的伤亡数字看出：据学者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双方的比例也接近6：1。 到底谁在正面抵抗日寇，更可从歼敌数量看出：据史料，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38万多次小规模战斗，消灭日军累计233万人（国民政府公布数58万人）。仅国军组织的“长沙会战”，第一次歼敌3万3千，第二次会战歼敌4万8千，第三次击毙日军5万6千人。仅这三次长沙会战，就消灭近14万日军。 而共产党自我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而已。中共以前一直宣传说“平型关大捷歼敌一万多”，近年才悄悄改为一千多人。而日本军史记载，此战日军仅伤亡二百多人，损失运输车140多辆。而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共军实力，违背了中共当时制定的“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 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麽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 共产党不仅不是中流砥柱，还一向残害“中流砥柱”。206名国民党将领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很多幸存的、同样勇敢抵抗外敌的国军将领，却被共产党作为“战犯”长期关押、摧残。根据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史料，仅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包括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廖耀湘等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将领。而且他们的待遇都不如当时那些被关押的日本战犯。 中共曾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就被宣判免於起诉、送回日本；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全部被释放回国。而那些国民党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劳动改造，最後脑袋都被改造得完全坏掉了，见人就是歌颂共产党。他们曾集体给毛泽东写信，开头是“敬爱的毛主席”，中间是“我们谨向您庄严的保证，永远跟著共产党走”，结尾是“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完全变成了共产党的腔调。 曾勇敢抗日、反共的杜聿明将军，最後被洗脑成政治白痴。据最近公布的史料，1960年周恩来在北京宴请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要杜作陪。当时蒙元帅问杜，你们国民党“百万大军哪里去了？”杜指指旁边的中共将领陈毅说∶“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停顿一下回答说∶“就剩我一个。”周恩来在旁插话∶“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面对杜的回答，对共产邪恶缺乏了解、蒙在鼓里的蒙大元帅则说，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由衷佩服。由於杜聿明“回答得体”，不久就当上中共政协委员。那个当年曾领导千军万马抵抗日寇的杜大将军，通过在独裁者面前唯唯诺诺、逢迎奉承，最後成为那个专制机器的一部份。 日本投降60年了，但中共的谎言宣传却远没结束。今年中共下达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指示，还是强调，要“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但这个通过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伪造的“中流砥柱”，现在已经摇摇欲坠，在历史真相之风的劲吹下，正在风化、解体，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8月12日） 2005-08-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拜登美式大跃进有个“拦路虎”
何清涟 拜登上任不到三个月，这位从政40余年、一向以温和形象出现的老牌政客，如今的革命理想十分膨胀。且不谈他颁发近60道总统令实现民主党多年梦想的性别多元化、大麻合法化、绿色能源计划、打开国门迎非移、黑人赔偿计划这些改天换地的社会工程，仅最近陆续推出三项超级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就共逾6万亿。这一政府通过大撒币对经济实行超强刺激，其狂想劲头堪比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更让2009年撒币5万亿人民币的北京自愧弗如。 拜登“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 拜登称他的计划给美国带来了百年一遇的机会，包括三个分期推出的计划：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 （American Rescue Plan），钱大部分流向民主党各州、包括不少对外援助；一个是刚公布的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长达8年，核心是修缮公路和桥梁、扩大宽带网络接入和增加研发资金，包括6210亿美元基建重建，如公路、桥梁、高速公路和港口，以及对电动车市场的1740亿美元投资、在2030年前建设全国充电网络。除此之外，拜登还将于4月发布另一项经济提案，使刺激总规模再增加2万亿美元。钱从哪里来？拜登的方法很直接：将企业税从现在的21%提高至28%，以负担巨额政府支出。 民主党与世界各国左派政府一样，掌权就是为了痛快花钱，享受分蛋糕那种上帝式快感，但从不想钱从何来——就算想，也就三条路：加税、印钞、举债。 加税计划让支持拜登的商界烦忧愤怒 据各媒体报道，拜登的计划中，企业税税率将由21%提高至28%、为期15年，并对跨国企业获利课征最低税率。 民主党的进步派议员为这个计划热血沸腾，AOC高度赞扬拜登的刺激经济计划，说希望拿出更多的钱，做得更多；共和党很不满，包括麦康纳在内表示反对；曾全力支持拜登竞选的跨国企业、包括在2020大选日之前一周主动找到捍卫民主联盟（Protect Democracy）要求一道发表支持拜登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都坐立不安，准备开展强力游说。 一向力挺拜登与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4月1日发表《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企业为拜登提议的加税而战》，彭博社则于3月31日刊载《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受到国会各方的挤压》，提到各种反对加税的声音。 印钞、发债双管齐下 2020年遭遇新冠疫情，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印钞、举债以度难关，美联储疯狂印钞3万亿美元——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估算，2020年美国货币增量约为11万亿美元，这一年美国印钞量就占美元总量的34%。现在，拜登要推出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共需6.2万亿（三个方案依次为1.9万亿+2.3万亿+2万亿），最后都只能依靠印钞、举债解决，美元想不贬值也难。 印钞疯狂有风险，所以美国政府还得想法子发行国债。所谓国债，就是美国财政部代表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国债中约三分之一的公共债务由外国政府持有，其余部分由投资者、州和地方政府、共同基金、美联储等持有。 美国国债的吸引力下降 截至2021年3月1日，美国国债规模超过28万亿美元，高出GDP约30％，平均每个家庭将负担约28万美元，每人将负担约8.5万美元。住在纽约的读者了解美国国债的即期变化有优势，只要去纽约曼哈顿的第六大道看那块标有“Our National Debt”字样的巨大数字时钟，就可知道美国国债的最新规模。已经有专家估计，拜登四年任期结束，新增国债至少为7万亿，超过奥巴马的5万亿。 美债的吸引力开始退潮。据美国财政部2021年2月16日公布的报告，在过去33个月内，全球央行有25个月在大幅净抛售约1万亿美元的美债，这是全球央行抛美债的创纪录水平。与此同时，包括日本、德国、印度、俄罗斯、英国、法国、加拿大等29个美债持有者均不同程度地减持。其中俄罗斯为减持之最，已将手中超过90%的美国国债抛掉了。旧债在抛售，新债认领不积极，最新总额达1000亿美元的10年期和2年期美债拍卖已出现认购滞销趋势，美财长耶伦女士在2月23日称，尽管市场对百年期国债兴趣不大，但不排除重新考虑。她甚至还想改变债务衡量标准，提出用债务利息支付比衡量一国债务，可能比债务对GDP之比更好。 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历来是全球风险资产的定价锚，就算是那些认为全球化风险极低的积极拥护者，也将美国国债收益率偏高认定为全球化最大风险。不幸的是，近几个月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等于美联储变相加息），3月下旬已经逼近1.7%。而美国多数资产评估机构为十年期国债收益设置的临界点为1.5%，花旗略高，设为1.7%，而摩根大通则调整为2%。 外国购买者却步，美国国债已进入内循环 以下这组数据说明美债对外国购买者吸引力下降。当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总和已高达7.34万亿美元，但早在2020年12月16日，美联储持有的美债（除公司债、MBS等之外）为4.6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联储持有的美债已超过海外主要官方持有人持有数量的总和——这一数据表明，美债已经进入“内循环与内债化”，而不是象以往那样，全球购买，分散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美国国债内循环和内债化趋势日益加剧的现实，必将强化“美国金融市场地位不断弱化”的疑问，引发“美元霸权还能撑多久”的疑问。 民主党的进步派都有毛泽东当年发动“大跃进”的气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来花钱不手软，总以为国会是万能的，通过一个议案、批准一个计划，钱就滚滚而来。对拜登这总额高达6.2万亿美元的投资，南希·波洛西等人正在考虑如何在程序上想办法，将项目拆分包装，分项批准，独独没想到耶伦财长筹钱的烦恼：在美债不断扩大的“内循环和内债化”趋势下，如何说服外部买家入场购买是当务之急。如果外部买家不会大规模入场，那就得想法应付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 总之，拜登的理想很宏大，民主党进步派想花钱的愿望更是非常强烈。但他们认为阻碍拜登实现其自称“百年一遇”的伟大梦想的是共和党，却完全错了。拜登实现梦想的“拦路虎”不是共和党，也不是那些曾经支持过他但现在反对加税的商界人士，而是钱，是美国那无与伦比的高大债台，更何况，在美国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这种超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场国运的豪赌。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1年4月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n1285443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Twitter 记实：推友共忆胡温时代
何清涟 这篇文章要记录的，是推特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是数百位推主根据自身对胡温时代的认知描画十年前的中国。看似琐碎，只有十数条概括全局的总结，但却完成了一幅时代拼图，其中涉及信息时代的认知裂沟，以及信息管制下的信息不完全、信息海量下的读者自我筛选三个层面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认知裂沟展示的不同视角。 社会地位决定阶层间的认知裂沟 一位自述胡温时期还在读小学的推主陈炎连☭ @520CHINA025于6月19日发表了一条推文，“有没有老哥愿意聊一下胡温时期的中国，从2003年到2013年，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美好开放值得回忆的十年吗？” 开始我没在意，但后来发现有人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将胡温年代描写得非常好，一时好奇，去看了一下600余条留言，几十条Quote，才发现自媒体时代，人类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真正进入了“一千个哈姆雷特”时代。 蔡慎坤 @cskun1989：“胡温时期是过去40年相对开明的时期，言论尺度较为宽松，绝大多数人拥有迁徒自由，出国留学出国旅行人数均创纪录，市场经济更为活跃，普通人也积累了一点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不折腾给绝大部份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官员除了腐败多少还有敬畏有底线，现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思云 @frank20170808：“胡温时代言论远没有江时代自由，经济是由于加入世贸高速发展，但是胡温十年是权贵的十年，所有的利益都被权势阶层掠夺，刘汉那种为财公然杀人的事情，在全国都屡见不鲜，当官的明抢的都有，社会治安也是差的一塌糊涂，很多警察就是当地黑社会保护伞，只是现在习这两年搞的太烂“。 上述三条合在一起，大致是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状态的90%面貌，蔡慎坤的阶层应该是中上层；思云则属于普通中产，因此二人对于官场腐败的评价完全不同，本人并不同意蔡慎坤的官员除了腐败还有敬畏有底线。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人都不自觉地将胡温与习近平时代做了比较 。只是言论自由，蔡慎坤只比较了习时代的严厉控制，未与江时代相对宽松做比较。我在此补充两点：反对颜色革命，清理外国在华NGO、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均是胡温时代的事情。从中共内部而言，胡温时代是九龙治水，九常委地位相对平等，更象是同僚；习近平时代两届常委，与其他六人的关系更象是半个皇上与军机处的关系。 正因为胡温时代的纪检、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猫鼠一家亲，薄熙来才有了唱红打黑为自己积累声望、藉以入常之政治行动，也正因他的重庆反腐打黑，才被有决定权的高层抛弃。 这是社会阶层地位决定的认知裂沟，不管任何社会、任何时代，这种裂沟都会存在。 普遍认为胡温时代社会空间较习时代宽松 肖仲华 @XiaozhPhD04 的推文对胡温时代持这番说法： “最腐败无能的十年，利益集团瓜分资源洗劫国民财富最可怕的十年，西方洗脑中国人最严重的十年，当然也是公知民逗最活跃的十年。” 前两句的判断，与思云相同。后两句涉及一个大时代话题。胡温十年，是2003-2012年，当时中国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举办奥运，美国从1980年代成型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一阶段正处于合作、影响，并尝试改变的时期，在中国共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数是环保、卫健，极少数是促进公民权利，中国当局将这些NGO视之为西方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即肖仲华说的西方洗脑）的工具。在外力推动下，中国进入公共知识分子与民主、维权人士非常活跃的时候。 肖仲华是贬意，但不少推主对那个时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表示肯定。@David\_comedly在留言中说：“在那个年代，开始出现了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律师，记者和传媒从业者，作家和一些企业家。他们开始关注环保、雾霾，揭露地沟油、黑煤窑、假疫苗、毒奶粉，质疑中国的劳教、盲流遣送制度，揭露无人性的计划生育制度。 那是个民意觉醒的时代，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是个人，不是国家奴隶。” 锤子镰刀快分家@JMGwpCCLjbS3oUd留言说：“邓玉娇案就是那个时候，虽然也有不公，但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集会声援邓玉娇，集会的人却没有遭到镇压。” 也有网友看得更深些，例如 @JHolden77262914的看法是：“开放是表象，实际上是因为社交媒体飞速发展（论坛、博客、Q群、视频网站），政府的审查没有跟上。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社会事件很多（三鹿、70码、药家鑫、钱云会、汶川、孙志刚、唐福珍、杨佳、夏俊峰、乌坎、绿坝等等），但是人民群众参与公共讨论的热情也带来希望。” 胡温时代：好坏并存，活力与腐朽共生的时代 Oscar @Oscar39109003的留言是：“胡温时代是高档餐厅夜店最红火的时代，是高端烟酒茶保健品最火的年代，是公职人员一周七天不回家吃饭的时代，也是很多商人觉得生意最好做的时代，更是各种巨额海外投资血亏洗钱的年代，也是很多官员商人全家润出去的年代！还是网上说爱国要被社死（社会性死亡）的年代。我总结的都是眼见的。” ——这一条推文说了中共系统性放纵腐败、官商结合共牟利、资本外逃等三大现象，习时代的猎狐基本断绝了外逃，腐败丑闻直到现在仍然时有所闻而且案值相当巨大。 石头脑壳@yizhengwang2的总结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1、经济确实飞速发展，但依赖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拉动的结构已基本形成，很难改变；2、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公 ，而且贪污腐败成风；3，政治改革无所作为，社会管控和言论的钳制已初具雏形… 但相比现在地狱般的情况，那就是天堂。” 我行我素 @wangchenglong98说：“再补充一点，那10年可以说是国内资本壮大的时期，很多现在的大老板，特别是房地产和互联网企业。所说的高房价就是当时温（家宝）以房地产为中心的结果，同时大量医院学校开始承包、私有化，什么血汗工厂很多，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到2012年南方系为代表的反G（共）公知群体，就差上街了。当年南周推墙文都发出来了。” ROMA@NewsHhr则怀念那个时代老百姓可以调侃中央领导：“是个野蛮生长、比较开放的年代。胡温初期，中国移动周末会给用户发轻松一刻的短信。我还记得一条，把所有领导人调侃了一遍：毛主席真伟大就是没有大哥大…邓小平有远见香港回归没看见，江泽民挥挥手下岗职工满街走，朱镕基吹牛皮银行存款没利息，……胡锦涛有一套当个主席戴口罩。” 不少推主都谈到了各种食品安全，盲山（拐卖妇女）盲井（拐卖奴工），三鹿奶粉，地沟油，柴静关于环境污染的纪录片。也知道大家感觉那个时候很乱，是因为言论环境相对宽松，这些事件能够见诸报端。有推主总结：“说实话，这些事情，到今天一个都没解决，只不过你更不知道而已！现在不过是在当初那么乱的基础上更没有言论自由。”对此，LGZZMH @liuguanzhang14的总结有代表性：“NO，那个时代也是各种崩溃，毒牛奶大头娃娃，动车出轨，各种金钱腐败，但老百姓起码还能在其中分一杯羹，还能在网络上骂几句政府和领导。现在呢？老百姓连这些也没有了，胡温时代虽然也不咋地，但习包子完全是要复辟走回头路！” 中国的美好时代永远在过去？ 我经历过毛时代前期、毛文革、邓改革开放年代（胡赵时期）、江时代，对胡温与习时代也密切关注，当然知道上述众推主对胡温时代与习时代的感受接近真实。但我未引述的推文当中，有的青年完全不了解胡温时代，当然更不了解毛时代，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言论被严苛管制下的一条社会认知规律：美好时代永远在过去；连最黑暗的毛时代都被毛粉极度美化成一个公平公正没有腐败也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年代。这事在胡温末期也发生过，年轻人讨厌胡锦涛的不苟言笑，放大N倍理解江泽民的“亲民”风格，认为“蟆蛤时代”有点温暖也有点可爱。 记忆确实存在很强的过滤功能，中国民间的“明君期盼”情结一直存在，只是呈递减规律：江朱晚期，异议江湖天天骂这两位，盼望胡温接班，实施二人从未许诺过的“胡温新政”这种期盼伴随着胡温第一任期；胡温第二任期，人们发现期盼落空，于是盼二人早点下车；习上任第一年，人们叫好之声不断，直到反腐动了不少人的奶酪，官商发现“猫鼠一家亲”的风光不再；严厉管制言论与压缩社会空间（打压外国NGO及本土合作者），政治反对者发现再也没有社会空间，朝野对习近平均不存幻想，于是出现了今年以来的换习不换党的“习下李上”政变论——这现象可视为极度高压之下的一种变相的明君期盼。 我无意评说这种明君期盼情结是否合理。但“美好的时代在过去”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当下越过越糟。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实际上是东西方一道进入比烂时代，一个国家只要少折腾、烂的速度慢点，比较之下，会给人以“升”的错觉——希望所有国家的为政者心里对此要有数。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7月2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252022141012.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一、精英集团的利益形成机制 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现状 三、当前社会结构演变中的若干特徵 【注释】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学术界对社会结构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这一定义，可用一些结构性参数定量地描述社会结构。所谓的结构性参数就是社会成员的属性，它包括两大类。其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反映的是横向的不同社会位置；其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反映的则是垂直的不同社会位置。若同时使用这两类参数，就可以描述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1\] 这样的定义把社会结构的概念从制度和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者作深入考察。 要分析社会结构，就需要先了解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社会分层、精英选择的重要准则是血统（出身）。而目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按大类来划分，可以说，中国社会现在分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而构成这些集团分野的条件各不相同。在精英选择的过程中，虽然“血统原则”仍然存在，但“财产原则”和“成就原则”也开始发挥作用。这样的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社会中出现了不同于原有的政治利益集团的新利益集团，某些新利益集团甚至拥有成熟的组织形式和利益诉求管道；其次，依宪法规定居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和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第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使得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与过去大不相同。中国一旦加入了世贸组织，随着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演变，利益集团将会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一、精英集团的利益形成机制 1\. 资源分配不公平──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改革以前，中国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三个权力中心高度重叠，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且置于整个社会之上。那时，整个社会的绝大部份资源──包括土地、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等，全部由执政党及其政府所垄断，民间基本上不能独立地掌握可利用的资源。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国家─民众”这样的二层结构。除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等少量生活资料外，民众没有其他财产；城市居民的就业完全仰赖政府的人事或劳动部门，收入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分配系统按规定的级别工资发放；而农民则在人民公社体系的严格控制下，按照大体平均计算的工分获得生活必需品。在政治高度一元化和资源的大一统占有的体制里，社会上的价值判断也呈一元化状态。显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无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 改革开放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利益调整而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正如笔者在已发表的书着中一再强调的，中国改革中资源占有状态的改变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其最显著的特徵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公平，这种起点上的不公平是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来看，正如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八十年代的出国、八十年代中期的官倒、八十年代末的第三梯队、九十年代初的下海、九十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份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2\] 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是通过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曾详细描述了权力资本化成为改革中私人财富积累起点的这一过程。但现在时隔成书已有几年，腐败的形式已有新的变化。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即为典型。而到了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化行为发展。所谓的组织化腐败的特徵可概括如下：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的邓斌案即体现了这种“组织化腐败”的特点。在湛江市的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其它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所暴露的问题，都是最好的例证。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份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各地出现的卖官鬻爵就是制度化腐败的典型现象\[3\]。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个乡村流氓就利用抓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把柄，最后控制了瑞安市的部份政治经济活动及官员人事安排。\[4\] “中国特色”的腐败其实与南美及南亚国家极其相似，尽管表面上中国与那些国家的制度不同。在中国，因腐败致富的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都处于社会的顶端，但他们的财富来源不明，因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这些人财富的正当性都持怀疑的态度，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1997年及1998年上半年，国内报纸上曾出现过所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部份理论家对此颇为青睐，试图藉此把中国现存的社会秩序合理化。但这些人只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那种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表面状态，却忽视了今天似乎相近的社会结构有其不同的社会成因：五十年代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状态是在以往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而目前的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形成的，因此经不起社会伦理的检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之所以未成为一种理论“时髦”，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形成基点的不同也许是原因之一。 2\. 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三者占有的资源各不相同。本节先分析前两类精英的状况。政治精英集团特指执政集团，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另外一些人则是改革后在官员的技术官僚化过程中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中央的党政高中级官员、地方上的高中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可算是政治精英队伍的成员。若观察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精英更替模式，可以发现，在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党政干部里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失去了权力，因而其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干部都通过原来拥有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相当便利地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获取了机会和利益。 经济精英集团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由于中国的市场化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所以，在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成功地将自己改变成有产阶级的成员。换言之，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成了私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改革前相比，目前政治和经济精英主体的成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而已，即由计划体制下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许多实例表明，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相当多的干部就开始学会怎样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也因此而愈发“热爱市场”了。 大中型私有企业主这类经济精英的背景往往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的人，他们通过“一家两制”（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因为这种亲属关系更便于寻租活动。其二是通过各种途径生长出来的民间人士，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得不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这种方式。这两种情况的发展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类经济精英与权力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通过制度通道，而是通过个人关系建立的。他们与官员之间建立这种个人关系以谋求利益，往往以制度的破坏为代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第三种背景是，一些人主要利用市场机会获得了成功，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垄断物质资源，也包括垄断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场所和领域。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资源自由流动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一批民间人士凭借自己对市场的敏感和对机会的把握而脱颖而出。七十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出现，但此后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极大地依赖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党和政府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不断变化，基本上表现为四个阶段。最早提出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下来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令这种关于经济体制的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难以维持其主要纳税者的地位，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背景下，私营企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其法律地位也逐渐提升。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素质也逐步提高，早期是以被国家的就业体制排斥在外、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后来，却渐渐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水平的阶层，到1998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已提高到20％左右。 现在，经济精英约有700万人左右，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5\] 这个阶层的突起反映出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型，即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等重要资源不再由政府垄断，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是，资本积累发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并受到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利润、投资机制的推动。中国现在虽然也出现了资本积累过程，但同时却并未具备一般市民社会的特徵，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社团组织的严格控制使得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中介组织）无法正常地发育成长，因此也就没有代表这些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团体在社会活动中发生作用，唯一的例外是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全国工商联。 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国工商联开始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据1996年的一项报导，被选为或推荐为县以上人民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已达5,400多人（其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8人），同级的政协委员达8,500多人，还有许多人进入了各级工商联的领导班子。\[6\] 最让经济精英欢欣鼓舞的是，自1998年开始，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宪”话题终于浮出水面。在这一讨论中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观念，在思想和政治理论上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这场讨论厘清了许多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问题，使政府的决策层与社会各界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从而为1999年的修宪做了充份的理论准备。 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生活方式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却十分相似。例如，生活节奏较快，闲暇时间较少，生活消费水平普遍较高，娱乐消费及性消费方式极其相似等。这两个集团的娱乐消费与性消费方式的相似有一个主要原因，即政治精英集团主要通过权钱交换，从经济精英们手里获得了这种“消费文化覆盖”的机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里，正在形成这类人的集中居住地。随着精英集团阶层意识的逐渐觉醒与形成，以及适应该阶层生活需要的城市微型社区的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3\. 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改革以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知识精英阶层的产生与循环和政治及经济精英的路径完全不同，在八、九十年代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徵。本节侧重分析在社会资源（政治、经济、舆论）占有状态中居于较高层次、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中国目前的“新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因篇幅所限，本文将不分析其他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的专业技术人员。 改革前，受到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得到“重视”。改革之初，一篇“科学的春天”的文章使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改革的美好前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经济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知识分子，而党内保守派势力则集中于官僚体系内部。在社会上，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诗人、作家等）则较受尊重。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这一情形已逐渐改变。知识分子本身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价值，他们中的一部份人能与新兴的利益集团结合，而另一部份人却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市场化，因而知识分子阶层中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了与利益集团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份知识分子不但未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社会经济地位还相对下降了。因此，知识分子不再无条件地支持变革，他们对改革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由利益导向所支配。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人将这种现象戏称为“罢黜百家，独尊经济学”。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中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这部份知识精英非常成功地把自己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他们运用社会关系网在中国这种寻租社会中活动，常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有一部份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拥有的优厚文化资本为经济精英们服务，并凭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第一轮竞赛中大获全胜，但同时也逐渐偏离其支持政治变革的原有理念和价值观。这些知识精英是经济精英的重要同盟者，因为经济精英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可与之合作的其他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尤其是媒体的合作，以巩固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上述知识精英恰恰具备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从前几年关于发展轿车生产和开发房地产的政策讨论中，就可明显地看出，部份知识精英们与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积极进行“事前寻租”活动，从舆论与决策这两个层面影响政府政策。不久前国内有人在网上撰文，披露某著名经济学家的家族成员的经商问题。笔者以为，其实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并不在于经济学家的亲属能否经商，而在于当学者与金钱结盟后，前者常常把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理论”或“学术观点”包裹在为全社会谋福利的外衣里，对社会的价值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误导作用。 这部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也与改革前有很大的不同。今年初，留美学者程晓农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剖析了目前中国知识精英的分化\[7\]，该文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相结合的状态，将知识精英分成“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与“保守派”，基本上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该文作者还认为，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们因其相似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不象上一代政治精英那样与知识分子之间有那么大的理念隔阂，他们的政治理念除了受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外，也会受部份知识精英看法的影响；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作者认为，这正是部份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深的原因之一。 其实，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整体，在当前社会利益急剧分化之时出现上述情况也是在所必然的。问题在于，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们混淆了政治与学术这两者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政治的游戏规则是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并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而社会良心往往不会成为政治家们考虑问题时的主要出发点；而学术研究则以求真为目标，在追求真的过程中，社会良知是学者研究问题的内生需要。目前与决策圈接近的知识精英将两套游戏规则混在一起，把一些面向某些利益团体或部门的利益诉求主张包装为“新理论”，确实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误导作用。而“清流派”知识分子中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社会问题往往处于隔膜状态，这就使他们对社会的批评经常激进有余而问题意识不足。“平民派”知识分子与前两类知识精英相比，在理论修养方面相对较弱，他们中的不少人受过去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很深，许多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看法还无法超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从“平民派”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之理论来源来看，比较接近中国的“左派”（亦即程文中所说的“保守派”），与近年崛起的“新左派”并不相同。 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迅速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会越来越明显，一些昔日的同道很可能在今后几年中会成为政治社会理念上的论敌。在发展中国家里，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命题。从拉美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旦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将会出现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这种情况将严重伤害国家与民族的尊严，那种向发达国家说几句“你们也有腐败问题，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的辩解，实际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的观感和评价。 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现状 1\. 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 这里所讲的中间阶层主要是用两个指标衡量，一是职业的社会声望，二是收入水平。这与西方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范畴相似，在八十年代，美国这一阶层占从业人口的比重是33％，日本是28.7％。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在从业人口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比例。同时，由于中国的中介组织极不发达，这一阶层无法通过制度化的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还看不到他们对社会的明显影响。 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政策缝隙给许多社会下层成员提供了机遇，知识阶层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而机关干部、服务业员工的声望和地位却相对上升。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知识分子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高。目前，处于中国的中间阶层上半部份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等，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份的是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及集体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等，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8\] 在中间阶层里，除了部份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国有中小型企业经理、个体工商业者及国家垄断行业的部份职工外，大都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 2\. 工人阶层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本文所讲的工人阶层不是中国宪法中所说的政治意义上的所谓的“工人阶级”，而是按职业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定义的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的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这两类职工与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机构、与经营者或资方及其代理人的劳动关系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 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里，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执政党从不声称自己是某个特殊社会群体的代表。而中国的工人阶层与国家的关系却十分特殊。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府官员自称为人民的“公仆”，知识分子则被称为脑力劳动者、归入“工人阶级”这一范畴。这种划分混淆了最起码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在社会现实中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不同阶层利益从未一致过。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自建国伊始，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化国家的利益与知识分子及工人的利益就明显地不一致。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劳动力可以被区分为核心与边缘两大部份，前者是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后者是城乡集体企业的正式工和临时工，仅占工业劳动力中很小的一部份。在这一时期，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尽管共产党的理论不承认工人与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但实际上工人与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双方的利益冲突主要不是针对劳动制度，而是源于严苛的政治专制下的全面控制。在党支部与党员的严密监督下，普通职工没有个人生活空间，甚至私下里说的话也可成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依据。1976年在北京发生的“四五运动”中，就有大量工人参加，这是当时工人中的觉悟者反对政治控制的表现。此外，在提职、提薪、分配住房等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工人与管理层之间也有摩擦。但在生产过程中，工厂管理层对工人的控制相当松散，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所谓的“国有企业无效率”指的就是这种状态。改革以前虽然没有中产阶级，但国营企业工人却实际上处于“类中产阶级”的地位，其主体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和党政事业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当时建立的严格的具社会排他性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设置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由此产生了中产阶级的替代──“类中产阶级”。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层这个“领导阶级”正经历着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目前，除了西方国家外资企业的白领员工之外，其余的几类工人群体均因利益减少或受损害而处在不安之中，全国到处发生小规模的抗议甚至骚动。虽然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开放了，国家对个人空间的控制逐步弱化，职工现在可以私下批评政府，不必再担心为此坐牢（在公开场合的批评除外），但国营企业工人的地位大大下降，日益丧失了其原有的“类中产阶级”的地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大大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迅速膨胀，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在改革过程中，过去那种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已经改变。现在，在国家和职工之间楔入了一系列中介因素，即官僚机构、地方权力层与资本。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不同类型企业中工人的境遇也大相径庭。 第一是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涉及到70％左右的职工，约1.2亿人。这些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企业内部关系的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却没有必要的权力。由于意识形态上认定管理人员（包括经理厂长）和工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因此管理人员与工人享有同等的参加工会的权利，而厂长本人也成了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这种内部机制赋予厂长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从近几年集体劳动合同履约的情况来看，在不少企业里集体合同有如纸上谈兵，有的完全是形式化的东西，有的甚至有虚假成份。更有一些企业经营者将劳动合同视为一纸虚文，根本不按合同条文办事，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事，在实践中却可以反其道行之。例如，长春某企业的集体合同中规定，对职工实行行政处份时，要请工会参与核实、签署意见，工会的意见是最后裁决。但当该企业领导人处份一位职工时，工会主席提出了不同意见，该领导不但不听，反而免除了工会主席的职务。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因此，大多数工会主席对行政违约行为不得不“谨慎”对待，用他们的话来说：“集体合同的确是带有法律性的契约，但涉及行政责任问题谁敢去对质？还要不要饭碗？”\[9\]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里，国营企业主管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工人要求维持或增加物质分配的压力，并未把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作为其首要任务。进入九十年代后，在市场的压力下，国有企业设备陈旧、资金短缺的弊病日益严重，产品缺乏销路、因贪污腐败而使资金流向非国有企业或经营者小集团的个人腰包。再加上中央政府财力萎缩，无力补助国有企业，于是出现了一种企业发展上的恶性循环，失业（中国称之为“下岗”）工人逐渐增多。到1999年，下岗的阴影已笼罩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头上。虽然政府公布的失业数据始终徘徊在1,200多万，但实际上失业工人的总数远远超出这一数目。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指出，失业的规模远高于官方数据，例如，李路路认为，国有企业的失业人数达到3,000万，占其职工总数的30％\[10\]。随着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的进一步扩大，失业总数可能还在不断上升。甚至连工人中的“贵族”──全国劳动模范的处境也十分困难。部份劳模已经下岗，一些离退休的劳模收入偏低，甚至拿不到退休工资；部份劳模看病难、得不到诊治；他们的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也很差，全国劳模总数中2.7％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11\] 第二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合资或独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和企业总数并不大，全部欧美资本仅占中国外资总额的10％左右，其雇用人数也有限。这类企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看成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中介，能为中方管理人员提供出国培训的资金，或在大城市建立的外国管理学校里向中方管理者传授新的管理知识。这些努力无疑将产生一定的效果。在这类企业中，无论是外资方还是中方都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双方协商式的、可以成功地凝聚工人向心力的最好的管理方法。这类企业因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所以，这类企业的工人常常是其他国有企业员工羡慕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工会、党支部和中方经理结成了统一战线，将外资合伙人视为提供福利之源，这种看法与国营企业经理对国家的看法差不多，而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实际上，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不是针对外国雇主，而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第三是亚洲国家（或地区）“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12\]，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此有淋漓尽致的经典性批判。在这些企业里，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限定为3至4分钟、且有次数限制；工人的工作条件既差又不安全，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没有任何防毒设备，工伤事故频繁；甚至因没有消防系统或消防系统太差而导致失火，使数十人死亡。此类事件已曝光多起，在台资和韩国的三资企业里此种情形尤其突出。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深圳、东莞、南海等地的三资企业里，劳资冲突的发生率相当高。广东省劳动厅虽然发布过劳动保护法，但外商却从不认真落实这些法规。 如何处理这类劳资关系，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中国号称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大多迁就外商；还有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外商保持友好的私人关系。在诸种利益的牵引下，他们尽管非常了解三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从不干预。即使有大胆的媒体闻讯采访报导，他们也多半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干扰记者追踪真相。当严重的事态（如大火烧死了工人）发生后，事后的追查往往发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根本未按规定督促外商装置消防设施。可是，在“不打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借口下，地方政府往往对这类问题置若罔闻。 在工人阶层中，这类企业的工人是最无助的阶层。他们远离家乡与亲人，一般都求告无门。1999年8月，笔者就职的报纸曾登载记者采写的一件久而未决的劳资纠纷，该报导事实准确，但报社还是接到了该厂一位白领受命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不谈事实准确与否，只一味威胁说，“你们这样打击投资者的热情，立场到哪里去了？”在长达半小时的电话中，这位白领雇员对同为雇员的“打工仔”根本没有任何同情心，令笔者十分寒心。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劳资关系中新问题的出现，政府应当通过立法限制企业在这方面的不当行径。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关于保护劳工权益的法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法规落到实处。这就需要让企业内的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组织，这绝不是目前流行的“加强工会权力”之类的空洞口号所能做到的。1999年11月1日，《工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中国工会组织代表的长篇发言。该文中有“工会与党完全一致的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说法，但这被视为“严重政治错误”。第二天，该报不得不公开承认报导“严重失实”，再次发行了修正版，将尉健行的上述说法删掉。嗣后，《工人日报》社长翟祖庚和主编张弘遵还被指为失职而遭到撤职处份。从这一事件中不难看出工会在社会中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能有什么作用。 3\. 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之初是受益者，获得了经济自由，也提高了收入。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后，一些研究“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学者就一再指出，中国的农业已变成一个没有盈余的产业，同时农民面临着三大问题：第一是负担过重，这首先与基层政府设置的“七所八办”等一系列臃肿的机构有关，征收的农业税根本无法养活这些机构的人员，这些机构就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工程摊派有关，许多干部为了表现“政绩”或中饱私囊，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而大兴公共工程，其费用均由农民承担，农民不堪其苦。一个最恶劣的例子是，广东某村竟兴建了一百多座完全用不着的公共厕所。第二是农民收入偏低，在落后的耕作方式下农产量已基本上达到了极限，人多地少，农民的收入将长期无法提高。第三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与农民的利益间存在着尖锐矛盾，每年收粮派款、推行计划生育都要诱发不少摩擦事件。农民的民主权力得不到保证，村民选举多流于形式，村务公开的只是少数，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有贪污腐败行为。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农村基层政权已落入地方恶势力之手，农民饱受乡村流氓的欺压。\[13\] 4\. 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 上述的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14\] 但他们基本上还算是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且难以适应社会变化的这些社会群体来说，能在剧烈的结构性磨擦时期暂时性地保住“饭碗”，已算是较好的处境了，他们甚至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下的已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之中。据估计，中国现有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的困难户有1亿左右\[15\]，占从业人数的14％左右。换言之，把工人和农民阶层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的困难户合并计算，现有人口的80％以上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从1988年以来，每年的刑事发案率逐年上升，自1996年开始进入了犯罪的第五次高峰。\[16\] 国营企业工人的下岗问题显然不是暂时性现象。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设备落后、死气沉沉的国营企业必然被逐步淘汰。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投入的外资将带来1,000万个就业机会，可缓解目前的这种痛苦的失业压力。这一预测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即使那1,000万个就业机会能够兑现，所需要的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却无助于缓解目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这种结构性失业与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密切相关。目前，农村里有数亿没有机会得到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无法进入新兴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同时，城市里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的就业前景也不乐观，他们的中学时代适逢文革，文化知识学得很少，如今年届中年，转行困难，却被他们一向依靠的国有企业遗弃。如果不是长期地拖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企业就不至于大批濒临倒闭，同时把数千万职工甩到社会上。 不少传媒谈到下岗工人的处境时，往往认为，下岗工人再就业难，与他们太娇气、对职业挑肥拣瘦有关。这种情况显然存在，但并非所有的下岗工人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专家则站在一旁，冷峻地论证说，社会转型期需要一些群体付出代价，下岗工人应该为国家的改革作出牺牲。这些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却有明显的片面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国营企业工人的下岗问题其实是几十年来经济体制内所积蓄的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而这些下岗职工实际上是充当了历史的牺牲品。当那些充当“智囊”的专家们号召下岗工人们为国家“牺牲”时，他们却故意回避了企业（亦即国家）对职工的历史负债。造成制度性失败和国有企业破产的并不是这些下岗工人，难道负有直接责任的精英阶层不应当为此承担部份实际责任吗？ 要想稳定社会，减少结构性失业造成的社会摩擦，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分担责任，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缓解失业的痛苦，而不能让下岗工人这个庞大群体无助地承担所有的后果。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结构性失业的痛苦阶段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只有当人口进入了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阶段，而成长于文革时期、目前处于中年阶段的这一代职工又退出了历史，也许才可能有所缓解。目前，这一代下岗职工的困难还不仅仅是失业、无收入，他们在艰难地维持家庭生计的同时，还普遍地面临着子女升学就业的压力。现在，随着教育收费的门坎逐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都感到难以支付日益提高的学杂费。那么，已被边缘化了下岗职工就更无法应付，而这两个社会群体又恰恰是多胎率较高的生育群体。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还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减轻这些人的后代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 通过来自一些地区的调查报告，可以了解到目前下岗职工群体与社会秩序不安定之间的关系。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1991年以来发生的197起待岗\[17\]职工犯罪的调查表明，待岗职工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来源，必须引起社会的高度注意。该文作者总结出待岗职工犯罪的五大特点：第一，犯罪类型主要侧重于恶意谋财型犯罪，与下岗后失去经济来源有直接关系（在197起犯罪案件中，盗窃60起、抢劫24起、诈骗12起、敲诈勒索9起、贩毒5起、强买强卖的流氓犯罪26起、强迫、容留、组织、协助他人卖淫9起，占70.2％）；第二，下岗后1至2年内是犯罪高峰期，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第三，犯罪主体以男性青工为主（在此项调查中，35岁以下的青工的犯罪人数为162人，占80.7％，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第四，下岗前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第五，参与团伙作案的比重高，由于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联性，下岗工人比农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团伙（在这197起案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介入了团伙犯罪，并有十多名为首犯）。\[18\] 四川省劳教局1997年的一份报告则说明，随着城市失业现象的增多，城市犯罪人口增加了。该省收押的犯人中，1994至1995年间，来自农村的占75％左右，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但是，1996年1至10月间来自农村的劳教人员的比例下降了20.7％，而来自城镇的劳教人员的比例三年来却上升了23％左右。\[19\] 现在，大量游荡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农民中也有大量的犯罪活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犯罪人员中，外来的“三无”人员高达75％至90％。广东省劳改部门的一份报告说明，该省收押的外省犯人中，来自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罪犯占半数以上，其中来自农村的犯人占90％以上；犯案中财产犯罪占88％以上（盗窃罪48％、抢劫罪占40％）；案犯的文化层次偏低，60％的人只上了一二年学。\[20\] 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湖南毗邻广东，贵州、广西是贫困地区，这些地方的外流人口多，是不难理解的。 一些调查者对这个犯罪群体做过深入的局部调查，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详细资料。例如，江苏省句容监狱的一位管教干部调查了其管下的202名犯人，分析了当前农民犯罪的人员构成、犯行和心理特点。他指出，犯罪人员的构成有“三多”现象，即未婚犯人多（64.5％），有技术的犯人多（59％），“二进宫”\[21\]的犯人多（16.5％）。其犯罪特点是，由伪装隐蔽转向公开化，由窃盗向匪帮转化，由单独作案向团伙作案转化（其中以盗窃、抢劫、流氓团伙的人数为众，这些团伙大多形成了组织，有活动计划、人员分工、任务指标、销赃地点、分赃标准等），由特长便利转向智能化（这已成为农民犯罪的一大新特点）。\[22\] 该干部还专门分析了农民犯罪的心理特点，认为犯罪者已由心理失衡转向代偿化。前些年中，许多心理失衡的农村犯人在犯罪活动往往有心理发泄的特点，但一般尚能自我约束，避免过份地触犯刑律；但1996年以后入狱的农村犯人中，许多人犯罪时的种种代偿行为已冲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且往往是故意为之。有的犯人说，别人活得潇洒有意思，我却潦倒寂寞，所以要找一些有刺激的东西玩玩，即使犯罪了，也好换一种形式体验人生。这位有长期管教工作经验的干部认为：“众多深受贫穷之苦、渴望发财的农村青年，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非理性色彩，把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追求曲解并定位于金钱和享受方面。一旦价值观错位，就极易形成颠倒的是非观，贪婪占有的‘幸福’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低级下流的寻乐观。这些价值观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支配着犯罪行为。”\[23\] 河南省监狱局的一位研究人员也在其调查报告中指出了相似的现象。\[24\] 现在，在中国的流动人口中已经形成了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的无业人员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庞大的后备队伍。其中主要是地缘型黑社会组织，此外，也出现了血缘型（按成员间的血统关系而组成）与业缘型（在成员间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的基础上形成）黑社会组织。\[25\] 地缘型黑社会组织一般依原籍的省、市、县、乡组成，比较有名而已被取缔的有上海的“新疆帮”、广东的“北京帮”与“白鲨帮”、江西的“赣州帮”、山西的“狼帮”等。这些地缘型黑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员是企业职工、待业青年或农民，一般均为朋友关系，但也有部份黑社会组织已形成了较严密的仿直线制组织结构，并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之间等级较明显，常以虚拟的血缘关系作为维系组织的纽带。目前，黑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并已在一些地区与社会底层成员中成为一种“公共权威”，并与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有相互勾结、利用。\[26\] 三、当前社会结构演变中的若干特徵 1\. 中介组织的初步发育与畸形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徵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由于社会中间层处于便于协调社会上、下层之间关系的地位，因此，社会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社会的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中介组织。除了体制上对社会中介组织的限制以外，目前社会中间层的弱小也决定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薄弱。现有的社团组织当中，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自发要求而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政府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文革”前中国有100多个全国性社团和6,000多个地方性社团，均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文革”期间这些社团全都陷入瘫痪状态。改革开放后各类社团组织又复活了。到1996年6月，登记在册的全国性社团已有1,800多个，地方性社团则接近20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类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一类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比较活跃的是各种名目的研究会、校友会、行业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除了校友会的民间联谊色彩较强、基本上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包括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在内）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以“半官半民”的身份活动，其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这些社团组织往往有两张面孔，在政府面前它们代表企业，而在民间他们却代表政府，恰似“一身而二任焉”。 从1976年到1988年，政府对社会团体实行的是混乱的多头管理，没有统一、专责的社团登记和管理机构。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将社团管理归口到民政部门。1989年春天以后，政府认识到了社团管理的重要性，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建立了社团的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要求所有的社团组织必须接受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1998年又颁布新的条例（名字相同），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团体的管理。\[27\] 中国的社会团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三师”协会，即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审计师协会，从这几个协会的状态可以了解到目前中介组织的一些特点。律师的职业伦理本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从业者不应该与政府的司法部门串通合流。但是，中国的许多律师却偏偏与法官相互勾结。结果，涉讼双方的官司输赢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和法律，而是看哪一方当事人的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深、手腕高明、在法院“玩得转”。所以，中国的律师行内有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不少律师承揽业务时夸口展现的“实力”，竟然是自己与某法官很熟。由于律师与法官勾结办案之情屡屡发生，甚至还有的律师居然身兼一案的原告与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因此，目前律师这一行业在社会声誉极差。 会计师协会和审计师协会因职能重叠而于1997年合并。会计师协会本应代表专业从业者的公信力，但中国的会计师行业的活跃，并非出自企业改进内部管理的自发需要，而是因为许多企业需要注册会计师配合、提供假财务报告。由于政府规定，企业的年度审计、经理厂长的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及股票上市均需有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或验资报告，所以企业不得不在形式上通过审计这一关，以应付政府的主管单位。当这些企业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财务时，他们需要的恰好不是会计师的敬业精神，而是会计师违背职业道德的灵活性。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满足企业的“特殊”要求，就会失去业务。这样，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业务竞争压力下，就只能出具虚假不实的财务报告，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仅1998年全国就有478家会计师协会分别受到撤销、警告、整顿、暂停执业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其中103家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5,300多名兼职、挂名人员被清理。\[28\] 由于会计师行业违法被查出的机率高于律师业，而会计师出具假证明和假财务报告之情又屡被披露，会计中介机构面临着信誉危机，以至于当中国大陆的公司或企业到境外上市时，国际上拒绝接受由中国大陆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及审计报告。在这种强烈的信誉危机的压力下，这一行业已开始自省。但是，如果会计师面临的那种“逼良为娼”的制度环境不能改变，这样的自省未必能有效地改进会计师行业的职业道德。 尽管社团组织的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也不能捍卫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基本上无法参与社会的公共决策过程，更不具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这些社团还是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从未有过的、社会与政府都认可的“交叉地带”，为公民提供了一个非强制性的、自愿参与的公共活动领域。只要这些地带继续存在，并且不受到人为的抑制，它在未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2\. 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不少知识精英的期望是，通过改革，中国将会进入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社会，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是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时，可缓和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同时，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念一般是比较温和的，当这样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就很难在社会上产生足以动摇社会稳定的影响力；此外，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和消费方式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稳定的国内市场。或许是出于这种信念，许多知识精英对私有经济的发展、瓜分国有资产以及近年来的股份制改造等过程，都满怀着这样的期望。有些知识精英认为，中国的腐败有利于消除旧体制，大约也与这种认识有关。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重要途径，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通过教育接受居于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规范。但中国现在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份，现存的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也无法保障中产阶级的迅速形成。恐怕最令人失望的是，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市场化为起点的，结果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反而形成了与南美、泰国、菲律宾等国十分相似的贫富悬殊极大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目前的中国社会象一个金字塔结构，社会上层的人数极少（约1％），中产阶级（即中间偏上阶层和中间偏下阶层）的人数十分有限（约15.4％），而社会的下等阶层（约69％左右）和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约14％左右）却过于庞大，占人口的80％以上。中国的改革尚未完成，社会却已严重分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的大中城市里戒备森严的、可与发达国家比美的高级住宅区和城郊低矮破烂的棚屋（且不说农村的数千万食不果腹的贫困户），比较一下大城市里专供富人购物的各种高档精品店和专供穷人消费的地摊等消费分层现象，谁都难以否认这一点。 这种两极化的社会之所以面临高风险，是因为少数社会精英的地位和财富无法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承认。由于政治和经济精英们赢得财富的主要手段是权力的市场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的代际替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中下层社会成员有明显的被掠夺感。最典型的情形是，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后，数千万无辜的工人被迫下岗、生活无着，但那些对企业破产负有直接经营责任的厂长经理或负有间接管理责任的政府主管官员们，却无一人因此而沦落到工人的那种贫穷程度。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将企业破产、转卖掉的经理，居然还被破产企业的购买者请去继续担任经理职务。这些购买者绝不是看中了这些已破产企业原经营者的“经营能力”，而是因为这些经理厂长们与破产企业的购买者相互勾结，帮助后者侵吞国有资产，所以后者要给这些原经营者报答。许多中下层社会成员在这种相对剥夺感的驱使下，反社会秩序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城市中不断出现的恐怖活动、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人身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内出现的破坏生产的活动，都是这种阶层冲突的表现。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杀人碎尸等恶性案件的经常发生中，就能管窥蠡测社会的紧张程度。可以断言，一种制度如果纵容5％的人利用权力抢钱，其他95％的被掠夺者中，总会有部份人要使用暴力将钱抢回来。 3\. 倾斜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腐败的根源是体制问题，甚至可以说，腐败是对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制度的一种负面的“回馈”。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未建立公正合理的选拔干部机制，既没有全面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缺乏民主和监督，干部的任命仍停留在神秘化的封闭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上级对下级作政治酬报的结果。因此，选拔干部的基本模式至今仍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培养”人才，甚至是“一把手”个人选“接班人”。这种模式必然滋生任人唯亲、跑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因为传媒不能自由报导，所以已经披露出来的层出不穷的贪污案件和各种鱼肉百姓的基层干部，仅仅只是现实中已经发生了的案例的很小一部份。 任何国家的权力精英除应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外，还应有既为本阶层的利益着想、又关心其他阶层利益的基本素质，这样来把握利益分配格局才能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从目前中国的权力精英的作为来看，其整体素质非常差，许多人不但不考虑其他阶层的利益，甚至都毫不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们唯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些人信奉的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哪怕其官位只有一点使用价值或“含金量”，也要通过贪污腐败把这点使用价值变成个人财富。他们明知如此下去中国必无前途，但他们并不在乎，因为其心态是“我走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所以，许多官员一面高喊着“社会主义中国好”，一面却通过各种途径将子女亲属和掠夺来的财产送往国外。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还出现了一个以往二十年中所没有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因与部份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始终难以真正解决。而一些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直接冲突的政策，却不断出笼。例如，轿车生产明明已经严重过剩，城市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也难以根本改善，但是鼓励轿车生产的政策却始终未加改变。又如，全国的房地产已严重过剩，造成银行的大量贷款成为呆帐，但对房地产的投资却年复一年地追加下去。明知商品房的售价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购买力，导致住宅楼滞销，但因降价会触及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一直拖延下去，降价之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再如，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或者不愿真正出台，即使出台了也多半在各衙门的公文旅行中消失了；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上半年利用政策和官方舆论在证券市场上“造市”，这一举措的实际结果是便利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抛出，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同样地，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明明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的举措，但因其具有减轻政府负担的功用，故而出台十分迅速果断。那些饮鸩止渴、不利于国家发展和稳定的政策能行之于世，反映出参与决策的政治及知识精英相当短视，甚至有时都缺乏为国家的未来真正负起责任的信心。 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了的部份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往往不是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其着眼点大多是能否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自己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以及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一小部份知识精英则正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这些事实表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在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多数民众的利益之间，它其实已作出了选择，那就是倾向于主要依靠、照顾前者，而置后者于不顾。不少掌权的“精英”们今日之所为，实际上是共同努力将中国这条“船”掏空挖坏，他们并不担心后果，因为他们早已为自己和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就到国外舒舒服服地当寓公。 4\. 新闻媒体的功能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经营制度有所松动，扩大了报纸的自主经营权，出现了媒体政经分离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至今所有的传媒仍然基本上受政府的控制，私人或私营机构还不能涉足传媒业。现在政府让部份报纸自筹资金办报、“到市场经济中闯荡”的做法，被报刊业称为“又要捆住手脚、又要一脚将你踢下海”。不过，这也逼得不少媒体必须在不触怒政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面向大众，增大自己在读者市场中的份额。这些报纸过去“吃皇粮”的时候，在编辑方针、报导内容上都不敢创新，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报纸主要靠市场而存活，就必须成为以通俗化与娱乐化为主的大众化报纸。在大众化报纸中，虽然也有少数敢刊发一些比较大胆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但基本上仍受到严格的监控，经常被“黄牌警告”。 媒体是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在台湾转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就是先开放报禁，这必然导致开放党禁，将国民党置于社会监督之下。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下岗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今年1月广东《南方周末》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又一例证。中共中央宣传部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推行报刊业整顿，目的是削弱非官方媒体的力量。但结果却与预期的目的有差距，极有可能带来报刊业的新一轮资源重组。科技进步是对政府控制传媒的一个挑战。随着英特网在中青年中的普及，政府监控传媒的手段正受到严重挑战。近几年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少经济实体暗地里收购一些报刊杂志。这种收购行动不被政府部门认可，有相当的风险，收购后只能按照报刊杂志的原主管部门与收购者私下在合同中约定的办。 5\.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一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笔者赞成加入WTO，因为这确实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机会，当然比没有“机会”的僵局要好。目前，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口号下，部份利益集团反对加入WTO，因为外国同行的进入会瓜分并动摇他们的垄断利益，这些垄断性部门正是专制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一部份与利益集团无关的知识精英对此也持反对态度，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现状缺乏细致深入的了解。加入WTO是否会象某些知识精英所期待的，给中国带来促进政治改革、消除腐败的机会呢?中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极为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后，进入中国的外国大公司将会迫使中国接受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这会有助于消除中国的腐败。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重要的经验事实，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是WTO的成员国，但也都是贪污腐败盛行之地，在一些南美国家还形成了政治寡头、经济寡头与外国资本三者对弱势群体的联合统治。其实，外国企业到一个国家投资时都会入乡随俗，如果中国的土壤盛行“寻租”，外商也会设法跟进。例如，中国的有些行业一直不让民营资本进入，但外国资本却通过其代理人在中国的上层特殊关系开展“寻租”活动，结果取得了经营特许权，以致于有人愤怒地说，这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今后，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上述的“南美模式”的一个“后来者”。要达到促进政治改革、消除腐败这两个目标，不能因为自己无力而指望外资的协助，唯有通过国内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实现中国内生的变化，才能取得进展。 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加入WTO后，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机会。那些既拥有知识这种人力资本、又拥有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人如鱼得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位势。不过，已经形成的三个精英集团的应对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政治精英集团会很快地找到一条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最优化”道路。知识精英中则会进一步出现更剧烈的分化，一部份人会更新自己的服务对象。经济精英们的前途则取决于他们所工作的行业。对外商来说没有合作价值的行业会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落败，有的行业（如电讯业）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尚有一定市场份额且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信誉的厂家大多会与外资合作，而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技术和服务较差、只是靠高额回扣维持一定市场份额的乡镇企业，则极可能成为中国加入WTO以后首先被淘汰出局的企业。出于同样的道理，加入WTO将会扩大中国现在的地区差距，因为发达地区拥有更好的把握机会所必须的条件，而贫困地区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无疑会使社会分化更加定型。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是一种把“老权贵带入新结构”的渐变方式，在演变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与改革前截然不同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仅占人口百分之一的新富阶层通过权力市场化而高踞“金字塔”的顶端；中产阶层弱小且多靠“吃皇粮”，因而其人数和地位并不稳定；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生活勉强过得去的社会下层或生活十分艰难、已被社会边缘化了的群体，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的地位恐怕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社会中下层所面临的是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三者的联合统治。显然，这样的社会结构并不具备“自稳定”特性，相反，它可能动摇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途。要改变这种充满风险的状况，就必须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的全方位变革的新社会运动，通过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的深度反思，在自我调控中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方面，尤其需要中国的“大脑”──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们担当思维的重任。 【注释】 ——————————————- \[1\] 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2\]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3\] 如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河南省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杨善修，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曾锦城，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朱振江等，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见《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 \[4\] 杨海鹏，“权倾一市的乡村巫师”，《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16日。 \[5\] 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6\] 胡岳岷、朱雅，“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长白论丛》（长春），1996年第6期，第38至40页。 \[7\] 程晓农（笔名方国良），“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见《读者网络－万维论坛－精华版www.creaders.org》，2000年1月。 \[8\] 出处同注\[5\]。 \[9\] 《工人日报》，1997年2月24日。 \[10\] 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 \[11\] 全国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全国劳动模范现状调查”，《中国工人》，1997年5月9-12日。 \[12\] 本段依据下列资料写成：长平、余刘文，“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第一版；赵云胜、刘如民，“我国职业灾害的概况和对策”，《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第1期；肖希康，“来自煤城染血的劳动安全法制报告”，《江西劳动》，1995年第2期；河南郏县劳动人事局姬文生、李俊闯，“浅谈私营企业雇工权益被侵害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对策”，《劳动内参》，1997年第4期；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劳动保护》，1997年第6期；唐灿，“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刘渊源，“展翊厂黑幕重重，打工仔危机重重”，《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28日；“强令七女工脱裤验身，一台资企业侵害职工人身权益”，《上海法制报》，1998年7月22日；“王法何在，公理何在”，《报刊文摘》，1998年7月27日。 \[13\] 笔者在拙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对这种情况已有详细分析。近两年来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了。 \[14\] 出处同注\[5\]。 \[15\] 此数据不包括无业可就的人员，因为从未就业者不在此统计口径之内。 \[16\] 曹风，《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 \[17\] 中国不肯承认失业，于是创造出了待岗、下岗这一类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 \[18\] 刘中伏、张清鸿，“对197起待岗职工犯罪案件浅析”，《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5期。 \[19\] 四川省劳教局，“四川省近三年来劳教人员的调查与分析”，《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9期。 \[20\] 尹华飞，“广东省对外省籍罪犯改造工作实践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8期。 \[21\] 指刑满释放后再次犯案入狱者。 \[22\] 此类犯罪的案例包括，借开中巴熟悉沿线情况的便利多次施盗、用修理摩托车的技术特长偷窃、倒换他人摩托车的要件、藉走村串户修配钥匙之机开锁入室行窃等。参见史修贵的“关于‘严打’新收押犯中农村青年罪犯情况的调查”，《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3期。 \[23\] 出处同上。 \[24\] 张南燕，“农民罪犯的构成思想特点及改造对策”，《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7期。 \[25\] 出处同注\[4\]。 \[26\] 雷冬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27\] 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 \[28\] “全国百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整顿‘经济警察’”，《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1998年8月14日。 （原载于《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The KMT is a master at silencing dissidents
By Cao Changqing 曹长青 Taipei Times, Feb 18, 2009 Ever since President Ma Ying-jeou’s (马英九) government came into powe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has irritated the public by using the judiciary as a tool to assaul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pan-green camp supporters. This has caused strong protest within Taiwan and prompted Western academics to release three open letters criticizing the un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way in which human rights have regressed under Ma’s rule. Even those who criticized the Ma government and emphasized Chen’s rights have come under attack and been defamed by pro-KMT media.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detention to threaten the public and scare people so that nobody will dare voice differing opinions. However, squelching difference of opinion domestically is not enough for the Ma government, which recently set out on a mission to eliminate pro-greens stationed in Taiwanese embassies overseas. In a column dated Feb. 13, China Times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 Norman Fu (傅建中) wrote that not long after coming into office, Taiwan’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S, Jason Yuan (袁健生),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by transferring two advisers who had been stationed in the US for less than one year to Greece and Switzerland. Fu said both advisers were pro-green and had received training at the Ketagalan Institute,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Chen in March 2003. Yuan was reportedly uneasy about their political views and made a request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have them transferred from the sensitive diplomatic battlefield that is Washington. Getting rid of diplomats based on their political affiliations is still not enough for the Ma administration. It is now meddling with academia in the US and trying to get rid of foreign supporters of Taiwan. One example is John Tkacik, a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ho cosigned all three of the abovementioned open letters. Fu’s report tells us that Tkacik was forced to “retire” after the Ma administration pressured the foundation. Tkacik, Fu said, had been particularly close to the pan-green camp during Chen’s eight-year rule and was well liked b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owever, during that time, the KMT viewed Tkacik as a serious hindrance. Therefore, after gaining power, the KMT insisted that Tkacik leave his post. The KMT even invited foundation president Edwin Feulner to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S to convince him, during face to face talks, that Tkacik should be removed from his post. In the end, Tkacik did “retire.” But why should a renowned US think tank yield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Foundation insiders have said that Taiwan’s foreign ministry donat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US dollars to the organization each year. That being so, did Ma’s government use public funds in the name of sponsorship to force Tkacik to retire? Fu is known for his sources and ha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KMT’s internal affairs. His latest report proves that the Ma administration is aligning itself with its allies and pushing its foes out of the picture. It also shows that the KMT is so despicable that it would even attack pro-Taiwan academics in the US. If we do not condemn and stop the KMT from employing these tricks, the KMT could very well use the foreign ministry’s funds to eliminate all pro-green academics in the US rather than using them to exp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The KMT’s arrogance and bullying are reaching intolerable levels. Cao Changqing is a writer based in the US.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9/02/18/2003436435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2009-02-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