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欧关系：欧方谁主沉浮？
何清涟 最近，中欧关系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重点。不过，如果将欧盟国家看作一个步调一致的整体，在对华政策上大体一致，那是误解。目前对华态度，不仅欧盟各国态度不一致，欧盟高层内部与德国政府内部均不一致。更有趣的是，欧美政界多对马克龙的对中美两国的战略考量不以为然，但民调却显示，欧盟11个主要国家的民众却高度认同。欧洲政治舞台上，马克龙正放开嗓子喊话并自由起舞，美国拜登政府却因左派阵营基本盘陷入以哈战争导致的严重分裂，无暇关注马克龙跳得正欢的政治辣舞。 德国朔尔茨执政三年，努力掰开对华政、经外交 朔尔茨于2021年12月就任德国政府总理，领导一个红黄绿三党组成的交通灯政府。就在他准备大展鸿图之时，赶上了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自那之后，朔尔茨对外要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被迫放弃“能源依靠俄国，市场依赖中国”这一保障德国经济发展近30年的经济战略；对内既要照顾人权派与自由派摆脱对华经济依赖的情感与呼声，又得考虑德国企业（其实也是德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朔尔茨的对华政策有如高空踩钢丝：在美中关系紧张时，要高调批评中国并表示要“去中国化”，减少对华经济依赖；一旦美国表态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时，立刻又如释重负，表示在对华政策上去风险化，不脱钩。在这种摇摆中过了三年多，如今早就流年暗换，将2021年摆脱对华经济依赖的承诺悄悄变成向北京提出平等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 德国企业界一直认为德国经济“去中国化”不现实，朔尔茨对华外交显然受德国企业主导，他曾两度率领本国大企业组团访华，据说不少德国企业为挤进这个豪华访华团费尽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就是德国企业2023年在中国投资了10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800亿元），在华投资几乎没有减弱的迹象。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大举投资，梅赛德斯-奔驰首席执行官康松林(Ola Källenius)在接受德国公共广播公司ARD采访时表示。“退出这么大的市场是不可想象的，相反，我们正在扩大我们在这里的地位。”德国汽车行业的代表指出，德国有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依赖于中国市场产生的收入；德国汽车制造商在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研发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团队，欧洲在这些领域并不先进。 这种需要是双向的，随着美日等国在与中国的往来中采取更尖锐的立场，德国的电子产品和电子技术，以及机械和化学品对中国尤显重要。 不过，朔尔茨政府内部显然有不同声音。5月5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接受“7.30”新闻的采访，称过去德国未能意识到对俄的高度经济依赖会造成严重后果，现在已彻底改变了对华战略方针，以避免重蹈覆辙。 法国对华外交迅速升温 德国对华政策刻意保持经热政冷，法国则是全面升温。马克龙多次明言，面对中美两国，法国有自己的战略利益考量，不想再做美国的跟班。 马克龙最早对媒体系统披露这一想法，是在2020年11月20日接受法国期刊“Le Grand Continent”的访谈之时。马克龙详细谈了自己对欧中关系、拜登胜选后欧美关系走势的看法，其时，正值德国国防部长在“Politico”上发表署名文章《欧洲永远都需要美国》，呼吁强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马克龙表示，“只有在欧洲对自身严肃以待的时候，美国才会尊重欧洲这个盟友”。这次访谈中，马克龙强调了法国与美国价值观的细微区别，法国在社会民主，平等，文化等领域，和美国也有很大的不同，法国更重视平等。另外，法国拥有和美国不同的地缘政治需求，与非洲、近东中东及俄罗斯等的关系和美国与这些国家区域也不同，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评价之高，在西方大国领导人当中罕见，他称“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地缘政治概念，这是事实，它见证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它的灵魂”。他认为欧洲的奋斗领域很广，挑战覆盖教育，卫生，数字，和绿色四大版块，需要大规模投资，……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欧洲成功，将带动全球，中美会被我们的计划吸引，而这背后蕴含着的是与全世界和谐共存的理念”。其时充满暗箱操作的美国大选刚落幕，全世界都在瞩目美国2020大选风波，马克龙这番全面的外交政策宣言，几乎没被注意到。 此后几年，马克龙多次谈到欧洲战略自主，外界当他是嘴炮没太在意，只有2023年马克龙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后，在返航专机上接受美媒Politico访问时表示，法国必须加强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不要卷入台海纷争，并敦促欧洲人不要自认是美国的“追随者”。这次将欧美惹毛了，一顿声讨胖揍，迫使马克龙暂时收敛，几个月后故态复萌。这次习近平访华期间，马克龙不仅高规格接待，还特别安排到自己的外婆家比利牛斯省巴涅尔德比戈尔访问，以示亲密——这与当年小布什在自家庄园接待朱镕基与江泽民一个套路。 经济来往的升温，仅从法国对华投资短期内猛涨就可说明问题：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法国对华直接投资达13.4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77%；今年前两个月法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85.8%。从飞机、卫星、核电站到葡萄酒、奶酪、化妆品，中法合作既有“高精尖”，也有衣食住行，例如法国肉制品企业正在积极参与“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机制，将推动更多高品质的法国肉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欧盟成员国对华各行其是，欧盟仍将中国定为制度性对手 2023年10月以前，导致美国与世界多数国家分裂的以巴战争还未爆发，西方国家对俄乌战争还抱有必胜意愿，象马克龙那样将中国称为“战略和全球伙伴”而非对手会遭到严厉批评。但2023年4月公布的一项广泛的欧盟成员国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倾向于同意马克龙等人的观点。 为了解欧盟成员国人民怎样看待欧中关系，2023年4月马克龙访华发言之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11个欧盟成员国的6000多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北京正在向莫斯科靠拢，尽管乌克兰发生了战争，但大多数欧洲人仍将中国主要视为“一个必要的合作伙伴”。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两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所有11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支持美国对抗中国，而是希望保持中立。与此同时，俄罗斯越来越被视为敌手或对手，约64%的受访者持这一观点，而在2021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 欧盟成员国从法、德到希腊、匈牙利，都分别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比如双边互访、扩大经贸联系、文化交流等。尤其是匈牙利与中国交流密切，现已成为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近日习近平访匈，将两国关系升格为“新时代全方位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法德两国虽然是欧洲大国，有很大的话事权，但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却使两国的外交政策不能成为欧盟的外交政策。 欧盟外交层面上，自2019年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触发中欧多方面政治冲突。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不满则通过冯德莱恩代表的欧盟“唱红脸”与中国交涉，比如俄乌战争中的中国站边俄罗斯、台湾问题，以及针对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从2023年的情况来看，欧洲对华“去风险”范围实际上超越了经贸领域，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等除呼吁欧洲企业在关键原材料和投资市场等方面降低对华“依赖”，从法律角度推动欧盟制订“供应链法（草案）”“反胁迫工具法”等之外，欧盟和部分成员国还在高科技和高等教育合作及人员交流方面对华施限。因此，“去风险”政策不仅已嵌入中欧经贸领域，更延伸到了非经贸领域。 鉴于上述复杂的内部因素，对于德法两国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习近平最近访问欧洲三国，欧洲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在利用欧盟内部的分歧，但远未达到让欧盟国家疏远美国的程度，美国仍然被认定为欧盟最可靠的盟友。不过，中国方大概也没幼稚到认为自己可以取代美国，目的只是争取中欧关系的宽松化。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应该算是达成了。 （原载澳大利亚国际广播电台，2024年5月13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perspectives-on-sino-european-relations/ey5lzljps）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
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怎麽可能？但这就真的发生了！在昨天（2013年11月5日）的美国选举日中（多个州选州长及市长），纽约市长的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以73%的高票大赢了共和党对手洛塔（Joe Lhota），成为全世界最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纽约市的市长。 白思豪在纽约的获胜，对这个倍受瞩目的大都会，甚至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灾难。因为白思豪是个像奥巴马那样的左倾分子，甚至是狂热的共产分子。他的历史中不仅有向往共产苏联、朝拜共产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红色政权的“亮点”，而且在竞选纲领中，他都毫不掩饰地明确表明，要在纽约搞阶级分化，要均贫富，反商反富，压制警方——等于为犯罪分子松绑。这些做法的结果，必定会使纽约的治安、经济等遭受沉重灾难。媒体评论说，纽约要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糟糕）之中了。 纽约历来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最重要阵地——媒体、知识分子、穷人和伪善的左派大富豪联手为“社会主义美国”鼓与呼的大本营。但自1989年以来的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都是共和党执政，虽然前共和党籍的市长布隆伯格（也译彭博）第三届以独立派参选。导致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原因，主要是前民主党籍的市长丁勤时把纽约的经济和社会治安搞得一塌糊涂。 这次和白思豪竞争的共和党对手洛塔，虽然曾为朱利安尼时的副市长，目前担任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董事长，是个实干家，但却是那种不善煽情演讲、缺乏个人魅力的人物。有评论说，白思豪的竞选像是“演出”，而洛塔是“日常生活”。结果实干家败给耍嘴皮子的，跟罗姆尼败给奥巴马如出一辙。 今年52岁的白思豪在纽约出生，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意大利后裔。还在纽约大学（NYU）读书时，白思豪就对共产苏联产生了兴趣，八十年代初曾去苏联旅行。那是冷战严峻、美苏严重对立的时代，除了共产分子，没有什麽美国人愿意到苏联去。因当时苏联正入侵阿富汗，美国即使是左倾的卡特政府，也决定杯葛“莫斯科奥运会”，抗议苏联。随后苏联又用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来报复美国。白思豪去苏联那年，正是美国总统里根公开说出“苏联是邪恶帝国”之际，可想而知白思豪对共产苏联的朝拜欲望是多麽强烈。 从苏联回来后，白思豪又去了尼加拉瓜，因那里发生革命，亲苏联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NLF）推翻了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权。白思豪到那里去帮助桑地诺的革命政府做义工（弄捐款）。当时美国反对桑地诺革命政府，如同反对同样得到苏联支持的智利阿连德政府一样（不同的是，热衷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最后被皮诺切特将军推翻，智利才避免了共产专制）。 亲苏联的桑地诺政府在尼加拉瓜实行血腥统治，根据俄裔美国学者葛拉佐夫（Jamie Glazov）的研究，桑地诺们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整个拉丁美洲（除古巴外）最践踏人权的政府，在掌权头三年，就处决了约8000名政治犯，无以计数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失踪，监狱关押了二万名政治犯。被称为“邪恶而暴力”的圈地运动，导致20万农民被桑地诺们赶出家园，拒绝者遭到政府军的射杀。 连一向左倾的《纽约时报》在报导白思豪的竞选时，都无法回避这些历史，称白思豪早年是个胡子拉碴、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左派愤青。但时至今天，白思豪仍然称赞桑地诺们是在进行“民主社会主义” ，不仅对自己曾支持那麽残忍的政府毫无悔意，反而为自己在尼加拉瓜的经历“感到自豪”。 共和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洛塔曾愤怒地质问∶“我问一下所有人∶能否找到任何一个人像白思豪那样拥护（拥抱）马克思和共产主义、那样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吗？” 但是洛塔的质问和呼吁不起什麽作用，因为左派媒体们不报导这些。多数普通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即使到了共产苏联已经垮台之后的九十年代中期，白思豪还把自己的婚礼蜜月安排在共产古巴。 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白思豪的妻子是位比他大七岁、公开的黑人女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结婚、在哈瓦那度蜜月，看看白思豪疯到什麽程度吧。媒体评论说，虽然白思豪在竞选中大打阶级牌，强调他站在穷人一边，但他的结婚蜜月，却是在卡斯特罗专门给外国人盖的豪华渡假村度过的。美国、欧洲、亚洲，全世界有多少美丽的旅游地，白思豪都不去，却专门选择了共产古巴，这跟他去红色苏联朝圣是同样的心理，只不过这次他的随行中有了位高调同性恋的新娘。明摆著，这种婚姻本身就是一场“秀”。左疯的人，作秀是他们的第一本能需要，比配偶的性倾向更重要。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左倾，哪怕同情、赞同过共产主义，也都有情可原。但白思豪活到半百也没从赤色疯狂中清醒过来。直到2002年，他仍对独裁者一往情深。据《纽约邮报》报导，白思豪当时在纽约市议会（他是议员）跟一些黑人、西裔议员，簇拥着给非洲那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颁奖。白思豪跟他的黑人议员哥们，赞美穆加贝敢于对抗白人，推翻白人政府。 虽然今天白思豪承认当年给穆加贝颁奖是“一个错误”，但是，那种煽动种族对立的思路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这次竞选纽约市长，他就继续大打这张“种族牌”——煽动黑人/西裔与警方对立，以拉这两个群体的选票。 他反对前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还有更前任的朱利安尼等支持警方有效维持治安、对可疑犯罪者“拦下盘查”的政策，说这是歧视黑人和西裔，因被搜查的人中，黑人比例超过白人。当然会超过，因为黑人的犯罪比例远超过白人，在美国，黑人犯罪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一半的黑人成人男子都曾犯罪、蹲过监狱！这是一个多麽惊人的比例！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其他族裔的一半成年男子都会有刑事犯罪，那这社会环境还能居住吗？ 在朱利安尼当选市长授权警方实行这种搜查政策之前，纽约的治安非常糟糕，尤其在首位黑人市长丁勤时当政时，《时代周刊》描述说，纽约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像火箭般飞升；一百多万人领取救济金（纽约人口当时七百多万）；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被颜料涂鸦；汽车被盗被撬是常事，很多车窗上都写着∶No Radio（里面没有收音机设备。意指不要撬车）。纽约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城市。 检察官出身，被称为“酷吏”的共和党籍朱利安尼当选市长后，严厉打击犯罪，才使纽约的治安好转。在朱利安尼两届市长结束时，《纽约时报》报导的数字是，纽约的凶杀率下降70%，强奸率下降40%，抢劫率下降68%。汽车被盗率降低74%，枪击受害者减少71%。连续六年，纽约被FBI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但现在，白思豪还没上任，就要全面“废黜”朱利安尼建立、布隆伯格延续的支持警方全面维持治安、保证纽约人安全的政策。白思豪说，他当选后就要罢免那个鼎力支持并实施这项政策的纽约警察局长。白思豪当选之日，就是五万名纽约警察士气最低落、最不知所措之日；更是罪犯们欢呼雀跃之日，也将是纽约治安的灾难开始之日。 种族牌，是左派们为在全世界推广社会主义而打的第二大金字招牌。第一大金字招牌是穷人牌。这张被马克思主义者打了一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之牌，在资本主义带来全球经济繁荣、肥胖已成为“穷人”主要病症的今天，白思豪这些左派们，仍然理直气壮（毫不知耻）地高举着这张用苏联人、中国人、古巴人、越南人、柬埔寨人、朝鲜人的尸骨堆起来的“穷人牌”。 白思豪仍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下，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煽动阶级对抗。他把纽约分成两个世界——穷人Vs.富人。用他的说话，纽约在上演《双城记》，是十九世纪狄更斯的小说里的贫富悬殊、贫富对立的世界。所以他要领导“穷人”对抗富人。他的竞选纲领是，上台后，就要对收入50万美元的富人征更多的税，然后用这个钱办学龄前幼儿园，免费提供给穷人。 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籍的洛塔批评说，白思豪这种阶级对抗理论，这种均贫富的共产学说，在哪个洲际大陆都没有赢过。怎麽能选这种人来管理纽约？ 但是，洛塔的声音没有强大的回音壁，因为白思豪得到各种力量的支持。首先来自放大版的白思豪——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他们同一理念，可谓心有灵犀不点通。在选前奥巴马高调给白思豪发支持信，说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白思豪“将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的伟大市长”。白思豪在民主党内初选时，就得到纽约“奥巴马后援会”的支持，他们早就嗅出了白思豪跟奥巴马是“黑白一致”，内心都有走向红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白思豪还得到纽约“教师工会”的支持，因为白思豪反对学生可以带著政府补助卷转学到私立学校（即共和党支持的学校私有化，以削弱旱涝保收的工会，改变教师做懒汉、不称职、损害教育质量的现状）。白思豪反对公立学校改革，实质就是反对市场化，反对公平竞争，反对高质量的教育。这跟他早年向往共产苏联（所谓全民教育），朝拜共产古巴（向往全民健保）等共产主义制度，在同一条思想轨道里。 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助手、现纽约副市长沃夫森（Howard Wolfson）作为同党，深知白思豪的理念，他对《纽约时报》说，白思豪“有很强的让纽约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理想，如果你认为这个理想存在过的话，他（白思豪）就是这种人”。 纽约以至整个美国，左派最高潮，反富、均贫富的阶级火药味最浓、社会骚动最严重的时代，是六、七十年代。那时左派还热衷反越战，等于变相支持北越共产党。他们不敢直接说亲共，但拼命“反—反共”，谁反共，他们就反对谁。 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在当时左派民主党市长林赛（John Lindsay）的八年执政下（1966-1973），成了“罢工城市”（Strike City），经济萧条，失业率高升，民怨沸腾，工会势力庞大，罢工不断，城市骚乱。那个时代，美国左派最扬眉吐气，因为整个美国的脉搏被左媒掌控。尼克松水门丑闻，越战失败，共产主义蔓延，左派（白思豪们）的理想在全球，包括尼加拉瓜等美洲，都在“实现”，他们高兴死了；所谓“穷人”要战胜富人，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左派们的乌托邦理念要在全球胜利了。 可是左派们的好景不长，七十年代后，左派势力就在美国走下坡路，随后是里根8年、老布什父子前后12年，共和党20年执政，保守派在美国回潮。但人类的悲剧从来都是，伤疤还没好，就早把痛扔天边去了。 跟白思豪同样左倾，同样迷恋社会主义（并同样有向往共产主义经历）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左翼势力又在美国回潮，而且势头汹涌澎湃。在这个时刻，可想而知白思豪们的兴奋，他们公开梦想回到六、七十年代，回到左派辉煌的时代，在美国继续那个在苏联和中国已经彻底失败的社会主义梦想。 在去年左疯们要“占领华尔街”、反富、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的疯狂活动时，白思豪也去了“占领华尔街”现场演讲，支持“占领华尔街”们的口号，什麽1%的富人占有美国多少财富，收入不平等，煽动“穷人们”起来抗争。这跟列宁攻打冬宫、建立革命政权时的口号一模一样。奥巴马就是靠这种贫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纽约时报》、MSNBC这些左派媒体啦啦队的全力支持下，打败了靠自我奋斗经商有成的罗姆尼，这次，白思豪同样复制成了。 美国左翼专栏作家贝那特（Peter Beinart）沾沾自喜地预测，白思豪的压倒性胜选“预示著整个美国将向左倾斜”（shift to the left）。那意思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要在美国实现了。白思豪们再不用去朝拜红色苏联了（也找不到那个已从地球上消失的邪恶帝国了），那种赤色理想，他们认为可以在美国实现了。 白思豪的“灵魂伙伴”奥巴马上台才五年，其大政府、大赤字、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已恶果累累∶美国联邦政府已膨胀到历史最大规模；政府债务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每个美国家庭（以四口计算）要均摊20万美元国债；当年共和党籍里根总统把个人最高税率从70%砍到28%，奥巴马又把它增至39.6%（美国企业税39.2%，全球最高）；五年前美国有2700万人领取福利，奥巴马执政至今已增至5000万，几乎翻番┅┅ 美国的经济底座在被掏空，即使有红色苏联存在，也不需它“入侵”了，美国已经在被内部的“敌人”摧毁。正如美国思想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曾所断言的，“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没有什麽比内部敌人的破坏力更大——没错，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敌人！ 奥巴马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当然会波及大都市纽约。现在又有个“奥巴马二世”当市长，纽约这个“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之都，地狱的地盘将会更大。仅仅是“高税收”这一项，就得把很多富人和中产阶级吓走。我曾在“纽约人为什麽逃离”一文中提到，从2000到2008年，纽约就有150万人搬离，数量之多，为全美之最！搬离者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其平均年薪93,264美元），因为纽约的高税收是“不可承受之重”。《华尔街日报》说，纽约的重税是“臭名昭著的”。 在这种情况下，白思豪还要喊增税，那就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逃离，纽约就会走向底特律的方向——那个汽车城的破产，就是从白人、富人、中产阶级纷纷“逃离”开始的。他们不仅逃离高税收（底特律过去40年都是热衷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党执政），也逃离底特律的黑人骚乱（曾暴动袭击白人）。 昨天底特律虽然在过去30年来首次选出白人市长，但这个新市长跟白思豪一样，也是个主张均贫富的左翼民主党。所以美国的根本问题不是黑白肤色，而是左右理念的区别！像牛奶一样白的白思豪跟他的黑人同性恋妻子合作得亲密无间，最能证明“理念”——绝不是肤色——是全部问题的根源。如果肤色是问题，如果“白种人”像左疯白人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是美国的癌症”，那麽白思豪、桑塔格们应该首先自杀，以挽救人类。事实上，那些左疯们的伪善理念，才是已经瘟疫世界，并要继续毁灭人类的真正癌症！ 奥巴马在阔步领导整个美国向左转，要把美国“法国化”、“希腊化”，甚至委内瑞拉化、古巴化。白思豪在这种时候出任纽约市长，正跟奥巴马合拍。知名的保守派政论家格林贝克（Glenn Beck）评论说，白思豪热衷煽动人们相互斗争，这完全是“占领华尔街”那种行为。“这种人当选，将把纽约装上共产主义列车，驶向地狱。这对纽约来说，绝对是梦魇。” 为什麽在共产主义全球崩溃、欧洲社会主义也明显危机四伏的今天，奥巴马、白思豪等左派们还能在美国胜选？我曾在“无知少女支持奥巴马”一文中谈过，因为他们得到了无产者、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女性等的支持——所谓的无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有相对的低收入者）永远占社会多数，其嫉妒和反富倾向是天然的；知识分子向来左倾，热衷占据道德高地、唱道德高调、煽动贫富对立；少数族裔多数被“受害者心态”毒害，遇到任何不平，都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归罪白人、富人；女人则天性容易感情用事、多数理性不足。这些“无/知/少/女”们，高举着“平等”的美丽旗帜，打败理性和常识，把美国和全世界继续推向乌托邦地狱的力量仍是巨大的。 “平等”的理念，是无知少女的春药。共产主义滥觞从俄国开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俄国掌权，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的“均贫富”社会主义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当年无论是信上帝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无神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巴古宁、赫尔岑等，都是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都向往并鼓吹社会主义。他们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 更不必说，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同样是均贫富，要平等，最后革命到“断头台”。俄国十月革命输入中国后也同样，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国共两党都抵制自由经济，都要国家垄断，都强调平等，于是海峡两岸都建立了独裁专制。 过去两百多年来，虽然经过了洛克的个人权利论，杰弗逊和麦迪逊起草的、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再加上后来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论（实质是捍卫个体选择），以及安.兰德旗帜鲜明宣扬的个人主义精神（individualism），诺奇克的“权利高于善”的自由观┅┅等等这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促使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样板，并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认知并接受，但与此同时，左派的均贫富、平等的“迷幻药”仍“药性”不散，还在一代代地迷幻、迷惑、迷死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马克思当年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在欧洲徘徊”，其实这个幽灵一直在全世界那些理性不足、心灵不强大、个人主义精神缺乏（群体主义意识浓厚）的人们心中“徘徊”。这是美国今天发生奥巴马、白思豪们“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有一本重要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新星出版社），即美国《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并获得普利策奖的《古拉格∶苏联集中营的历史》。这位致力研究红色苏联和东欧共产历史的美国学者，在该书结尾说，她写这本专著（英文版736页），“不想陈词滥调地提醒人们，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而是想告诉世人，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位坚定反共的专栏作家大概预感到了，左派的“幽灵”仍在世人心中徘徊，用她的话说，“罪恶其实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如果不反复敲响“警钟”、跟那个幽灵全力战斗，共产主义的再次重演，绝不是不可想像，而是在眼见的将来。 2013年11月6日于美国 2013-1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谁在做空中国？-兼谈中国的房地产
最近两个月以来，中国突然出现一种说法，即外资在做空中国，房地产首当其冲。这种说法又为“外国阴谋论”找到一个实例。 玩怪罪游戏（blame game）是北京的老把戏。这种怪罪如果真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比如这次乱找替罪羊，下次学乖了，不再重蹈覆辙，也算是值了。问题是怪罪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却老没长进。 我这里试以在中国声誉尚好的《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1日刊载的文章“外资做空诡计：房地产首当其冲”为例分析，该文有图表，有数据，似乎很有根据。但整篇分析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该文未提该表列举的外资炒房资金到底占欧美资本多少比例，造成的印象是欧美资本似乎大都投资房地产，这应该不是事实。在该文“外资撤退路径调查”一节中，提到外商撤资波及金融业，但是却没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年外商投资中国金融行业做“战略投资者”，一般都有期限约定，期限到了外资是可以撤资的。因此，这种“做空”本来就应该在中国政府金融主管部门预计当中，因为外资来中国不是做慈善事业，也非为“中美友好”而来，是奔利润来的。趋利是其本性，有利则留，无利则去。因此，为其到期撤资预作方案是金融主管部门工作当中应有之义。 第二，该文只字未提近三年进入中国的新增外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近三年以来，中国媒体不断报道台港资本外迁东南亚等地寻找“成本洼地”的故事，美国中国商会与欧盟中国商会近三年的调查报告更是反复提到外商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日益严苛，美国一些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美资回流的事实。但中国商务部颁布的《2011年1-9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却表明，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在增长：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 我一直很关注，这些新增加的外资从何而来？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假外资，即中国人或公司将资金转至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的名义回流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 在2006年6月19日登过柴青山“外资税收漏洞”一文，其中提到，据中国政府部门总结，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回国创办“外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在中国非常普遍，不仅实行低税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空壳公司的宝地，英属维京群岛、开曼岛、萨摩亚等地也分别成为中国引进外资（FDI）的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 全部外商投资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 25%；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这一比例在逐年加大，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数据计算，来自于港、澳、毛里求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萨摩亚等地的资本，2007年占外资总量的69%；2008年占71%。2011年公布的资料当中，仍注明有大量来自于上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商务部在当年声称的“资本外逃中转站” 应该说，真正“做空中国”的资金来自于这些经过漂白的假外资，“做空中国”一文中列举的外商入房市资金不算是大头。这些假外资才是这些年来在中国房市、股市上如幽灵般出没的资金。文章还提到炒房地产的私募基金，我再多句嘴，中国的私募基金业的巨鳄是哪些人，海外早有报道，就是中国那大大小小的太子党。（见《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1日：“中国‘太子党’与私募基金” China’s ‘Princelings’ and the PE；英《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 我认为追究谁在做空中国有意义，但最好落到实处。抓住其中少数外资并不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大头。不让这些假外资来去自如，成为做空中国的热钱才能解决问题。只是这办法是要堵住腐败资金外逃，有点象要制订政策与负责监管的官员们自残手足一样。 第三，关于中国的房地产。该文（当然还有不少报道）为外资从房地产业撤退导致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破产风险惋惜不已。我觉得这种惋惜大可不必，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饱受房地产之累——根子上是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之累，且不说1.2亿失去了土地的失地农民与300万户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故事，就说那房产价格，就已将中国经济拖入高风险的高泡沫化状态。美国咨询机构Demographia今年对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爱尔兰、新西兰、英国以及美国这七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个大城市的居民房屋购买力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房价高达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1.4倍，在调查中最高；澳大利亚的主要大城市房价为其平均家庭年收入的6.1倍；而美国这一比例为3.3倍，在这七个国家及地区中最低。该机构认为，当房价收入比达到5.1以上就属于严重偏离购买力（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前房价收入比达到5）。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高达8.76，而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高，北京、上海、深圳更高达15倍以上，让城市居民无法承受。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堕落成这样一个行业：入市者几乎绝大部分是炒房者，受益者只是地方政府、与土地有关的官员、以及开发商及炒房者，这样一个极度畸形的房地产业，中国消费者要它何用？挤去泡沫，让房价回归正常，中国人不至于成为愁白了头的“房奴”，才是人间正道。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2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2/china-real-estate/）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举国体制”的资源错置与社会不公
北京奥运盛宴结束，中国终于用金山银海堆出了“金牌第一大国”，这很让中国政府受到鼓舞，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坚持体育的“举国体制”。因此，我想讨论一下举国体制的两大弊端：资源严重错置与社会不公。 资源错置：教育、公共福利与奥运金牌孰轻孰重？ 先列举一组数据说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 即使按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430亿美元（另一个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计700多亿美元），这一投入也远远超出事关中国“百年大计”的教育支出，更是超过全国卫生支出――2007年，中国教育支出为157亿美元，卫生医疗支出为97亿美元。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早就被中国人谑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中的两座（另一座为购买住房支出）。 这两座山有多重？以教育为例，2006年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在“两会”上提交的调查表明，西部贫困农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要透支35年的家庭收入。另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10户陕西合阳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所有家庭都负债累累，从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此类情况不独发生在青海与陕西，是全中国中下阶层的共同恶梦。 政府的卫生公共投入减少，使中国医疗体制的公益性严重缺失。欧洲国家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约占整个国家医疗卫生投入的75％左右；东欧等转型国家约占70％左右；印度近年来在53％－57％之间。中国的卫生公共投入远远低于上述国家，近年来徘徊于45％左右（政府投入只占18％左右，其余为社会投入），公众个人投入占国家卫生总投入55％左右，负担很重。因此有病不敢就医者，在城市约有五六成；在农村则有七成以上。而因病返贫的家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 到底是支撑面子的奥运金牌工程重要？还是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有关民生的公共投入重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中国政府放弃了民生，选择了面子工程，这种资源严重错置，只会发生于缺乏纳税人博奕机制的政治制度之下。 社会不公：举国体制养育了体育利益集团 中国人对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始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夕。当时中国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在雅典奥运会中国鸣金收兵之后，另一篇“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问世，引发了国内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热烈讨论，参与者认为，教育与民生比金牌体育重要，国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用在刀刃上。《南方周末》当时发表了一篇对北京2008年奥组委执委和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的采访，魏认为雅典奥运组办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是，希腊政府把体育场馆建设放在了后边，而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 2004年的讨论还触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问题，即重奖举国体制培养的金牌运动员究竟合不合适。我今天想讨论如何解决举国体制产生的这种社会不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培养出这些金牌运动员，金牌投资者“全国人民”应当分享金牌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全国人民”此时却成了一个名义上分享金牌荣誉的集体名词，而非实体，甚至没有代理人。倒是“全国人民”投资养活的体育界，不仅享受公务员待遇，还围绕着金牌运动员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包括运动员、国家体委、运动员所在的队及“培养”其出道的家乡体委在内，均可分享“奥运金牌工厂”产出的一切利润，而真正的投资者“全国人民”在利润分成时却处于缺位状态。 我认为，“全国人民”至少应当参与利润分成，用来建立一个基金会，为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预作准备。无论如何，这种资源错置、漠视民生的制度安排不应当再延续下去。 原载BBC，2008年9月2日，透视中国栏目，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7590000/newsid\7591600/7591621.stm。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曹长青∶被社会主义害惨的国家
每到美国大选，都离不开一个辩论主题∶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尤其七大工业国家选举时的共同现象。西方的左派、右派有很多标志，经济政策（背後更是哲学理念）就是最重要的识别标准。 社会主义，就意味著更多的国家控制，更大的政府，更庞大的开销，更泛滥的社会福利，即政府要从摇篮管到坟墓。在这个政府包乾的过程中，个体权利、个人自由、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受到限制，都会萎缩。而没有了个人权利，最後就没有了个人。社会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现实版，就是共产苏联，毛时代的中国，今天的北朝鲜。 资本主义，则是推崇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供求自然调节）来主导，而不是政府；同时拒绝政府用高税收均贫富（等於政府抢夺个人财产进行二次分配）。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潜力、保护个人权利，在这个前提下，才带来社会的繁荣。 我们且不说当年共产苏联和毛时代中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果，也不提美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就（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只举几个其它国家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两种主义和政策带来的不同结局∶ 委内瑞拉∶通膨率一千万% 当今世界关注焦点之一是委内瑞拉。上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是整个南美洲最好的，结果崇拜毛泽东的查韦斯拿到总统权力後，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政府包揽一切，完全毁了这个国家。查韦斯的口号是∶「21世纪属於社会主义」。「富有是坏事」。他制造贫富对立，煽动穷人革命，实行全面国有化（包括石油公司），国家控制商品价格，广泛提供福利补助的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委内瑞拉成为这种乌托邦的试验地和牺牲品。 查韦斯死了，留下一个烂摊子∶委内瑞拉物价飞涨，货币暴跌，目前通膨率政府承认170万%，国际货币基金预测高达1千万%！3200万人口的委内瑞拉，现已有300万人逃离，占总人口近10%！成为严重的政治和人道危机！ 曼德拉们毁掉了南非 另一个很典型的国家是南非。它曾是整个非洲唯一发达国家，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因从1965至1982年的17年里年均经济成长率达15.2%。当时南非的高速公路里程一度仅次於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 但是，在崇拜毛泽东的黑人领袖曼德拉掌权後，他的国大党至今执政24年，一直推行社会主义，结果把南非带入灾难∶南非早年的经济腾飞迅速变成走向萧条，经济多年停滞不前。据世界银行数据，从2014年至今，南非的经济增长率接近零！南非失业率过去多年在20%以上，目前是27.1%，全球第二高（第一是委内瑞拉，34%）。 南非除了失业率高、经济成长率低之外，还有三个惊人记录∶爱滋病、强奸率、凶杀率都是全球第一。每天有大约50起故意杀人，100起强奸，700起盗窃和500起其它暴力袭击犯罪被官方记录在案。南非超过700万成人（占人口14%）感染了爱滋病。 曼德拉2013年底去世後，我在《曼德拉不是英雄》（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12/201312091654.shtml）一文中质问∶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女学生有艾滋病，三分之一的孕妇是艾滋病患者，每26秒就有一起强暴，每四个成年男子里就一个有过强奸行为，甚至不断发生轮奸婴幼儿的暴行，凶杀率居世界前列，人均寿命大幅降低，失业率高攀，经济滞缓，腐败遍地，如此这般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没有过的！难道这就是被称为「道德圣人」的曼德拉和他的继承人给南非留下的「伟大遗产」和「道德启示」吗？ 阿根廷，要为她哭泣 与南非的例子比较接近的还有美洲的阿根廷。南非是非洲大国，阿根廷领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全球排第8位（前7位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阿根廷是拉美第三大经济体（仅次於墨西哥和巴西）。二战前，阿根廷排在世界富有前列。1914 年时，阿根廷的人均 GDP就已超过德国、法国、意大利；之前已连续 43 年经济成长率超过 6％（这个纪录至今没有其它国家打破）。有评论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富有的外国人的形象，基本全是阿根廷人。 结果，这样一个富有的阿根廷，就被社会主义给迅速毁掉了！因为一个热衷均贫富、政府垄断、国有化的陆军上校胡安.庇隆在四十年代获得权力、当上了总统，他的社会主义想法和民粹主义後来被称为「庇隆主义」。庇隆主义没有给阿根廷带来庇护，更没有带来兴隆，而是贫困，经济灾难，社会动荡。 庇隆的第二任夫人艾薇塔也是狂热社会主义者，美国左倾的好莱坞曾拍出电影《艾薇塔》歌颂她，其主题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感动过无数乌托邦梦幻者。其实，阿根廷人民需要哭泣，为过去支持庇隆、艾薇塔搞垮了经济、造成社会灾难而哭泣和忏悔。 阿根廷直到2015年才发生真正变化，就是重视商业、走市场经济的企业家马克里当选了总统，开始终结「庇隆主义正义党左派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导致阿根廷经济停滞的情况」，结束四高（高关税、高腐败、高福利、高通胀），走出庇隆主义的阴影，迈向资本主义——重视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不再国有化和反美反西方，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今年阿根廷将举行总统大选，曾做过两届总统的庇隆主义信奉者、左倾的克里斯蒂娜要卷土重来，看阿根廷人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智利∶挽救国家的政变将军 拉美地区与阿根廷类似的智利，也是没有非洲裔人口，种族以欧洲白人、混血族群居多。1970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当选总统，立即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像当年毛泽东推行「土改」和「工商改造」那样，强行没收私人土地，把企业全面国有化。结果迅速把智利带入灾难∶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当时高达1000％。 在全国怨声载道之际，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阻止了智利的赤化。随後皮诺切特去找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自由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拿到的「药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大幅削税，减少国家控制，给企业松绑，降低政府开支，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等。结果在皮诺切特掌权的17年中，智利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到皮诺切特卸职的 1990年，智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0％，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 但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政变，广受西方左派的痛恨和谴责，因为他结束了左派们心仪向往的社会主义。事实是，这位勇敢的将军挽救了智利。在军政府下，智利被阻止了走向社会主义，更拒绝了古巴化和苏联化。皮诺切特之後，智利虽有过三次左派执政，但他们无法完全推翻自由市场的经济底座。後来又有两次右派执政，现在就是保守派的皮涅拉当总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目前智利的人均收入已达1万6千美元，是整个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得利於弗里德曼告诉皮诺切特的秘方，他兑现了∶实行市场经济，拒绝社会主义！ 最拒绝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是美国。当然美国左派也是热衷社会主义，但受到右派的强烈反弹和制约。川普总统不久前在迈阿密演讲誓言∶美国绝不走社会主义。1820年时，美国经济只占全球2％，而今天，美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占全球24%（近1/4），而美国人口只占全球4%。这一切，都来自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是灾难！而市场经济是通向自由之路，资本主义的背後，是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理念和实践，才可能带来个人的富有、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真正公平和稳定。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9年6月号 2020-01-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中国这次会不会跟著俄国跑？
俄国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今天（3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但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的是，在普京到北大演讲之前，北大论坛就有帖子：“中国需要普京式的领导人！”“要学习普京身上所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 北大学生发出这样的呼声，让人不期然地想到十三年前，也是在俄国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时，北京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戈尔巴乔夫你好！”的横幅。 中国学生对俄国领导人的敬意，表达出他们对俄国过去十多年走的“新思维”政治改革道路的羡慕，同时传递出对中国统治者拒绝政治改革的沮丧和愤怒。从当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到今天发出“中国需要普京式的领导人”，反映出中国人，至少是青年学生们对中俄政治变化的比较和取向。 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中国进程最大的是俄国（另一个是日本，日军侵略给了共产党发展机会）。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暴力革命的样板。当时中国的两个主要政党，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建立成列宁主义式政党。别说中共，连孙中山的国民党，也是提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专制性纲领。而且孙中山本人相当向往列宁的苏联，衷情共产党，他当时的政策是“联苏，联共，扶助工农”。 在中共发展及夺权的进程中，从外部至少得到过四个人的帮助，按时间顺序说，是孙中山，张学良，日本天皇，斯大林。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的专著，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同时指出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为“边缘人”（marginal man），愿玩弄权宜之计，不择手段。例如为获得日本支持，孙中山曾承诺把东北三省给日本作为交换条件。 张学良是继孙中山之後，对中共最有“恩”的人。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给了共产党军队喘息的机会，并借助後来的抗日而发展壮大。11月25日广东《南方周末》刊出张友坤（吕正操秘书）的文章“吕正操纽约秘晤张学良”，详细记述了张学良1991年首次从台湾来美国那年，中共派吕正操到纽约和张学良三次秘密会晤的情形和谈话内容。两人的第三次谈话是在6月4日晚在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的别墅进行。当天是“6．4”屠杀两周年，在中共领馆高楼对面，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组织有悼念六四遇难者集会，而张学良则在中共高官的别墅里密商如何用“治眼楮”的名义回大陆，并回忆他当年如何帮助的共产党等。 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天皇，也是共产党的“恩人”。毛泽东曾在接见“日本友人”时曾毫不掩饰地说，感谢“皇军”的侵略；没有日军入侵给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机会，溃逃到陕北的红军当时已近被蒋介石的军队剿灭。 帮助中共坐大、给了“临门一脚”的是斯大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之後，把东北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并提供援助，使中共在东北站稳，进而利用北方重工业之力，击溃了蒋介石的军队，进而占领了整个中国。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俄国这亡个国家，中国很可能就不会被共产党夺取天下，就不可能有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发生。共产党人那种所谓“历史必然性”说法完全是它洗脑宣传的一部份，为的是强调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必然性。 如果没有俄国，今天中国的土地面积也不会这亡小。历史上俄国通过七个不平等条约，夺去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想想中国现在总共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00多万是多大）。去年江泽民又和普京签约（永久割让这些土地给俄国），使中国人今後世代都没有“法律根据”再追究和索回这些领土。 中国人以俄国为师，使中国走进《1984》那样的世界。但当俄国想偏离共产主义的轨道，回到人的世界时，中国则拒绝学习这个“榜样”了。当年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个人专制，使苏联出现“解冻”现象时，毛泽东们不仅拒绝“学习”苏联，反而发起批判“修正主义”的运动，攻击赫鲁晓夫；然後发动文革，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不仅拒绝“解冻”，而且还要雪上加霜，使整个中国成了“大冰窟”。 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要改革共产主义的时候，中国再次拒绝走俄国的道路。在北京的大学生们喊出“戈尔巴乔夫你好”不久，解放军就把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用屠杀来回答中国人对政治改革的渴望。 这次俄国总统普京到北大演讲，让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再次看到一个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民主领导人（和江泽民等独裁者）的不同；普京和去年在清华大学演讲的美国总统布什一样，都不是靠“你办事我放心”式的条子上台，更不是用中共16大式黑箱作业而获得的权力。目前布什的民众支持率为66％（11月5日中期选举民调）；普京的民众支持率（8月28日莫斯科民调）高达76％。在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可以任意批评、挖苦、嘲讽国家领导人的社会显示出的民意支持率才是真实的。 虽然中共领导人拒绝俄国式的政治改革，江泽民拒绝把普京作为“老师”，仍在效仿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那种独裁者，但北大学生发出的“中国需要普京式的领导人”的呼声传递出的信息是：不管江泽民怎亡把自己写进“党章”、写进“政治报告”、写满《人民日报》，他都将作为普京的“对照物”而被中国人在心里厌恶、以至否定；而且不论他怎样玩弄16大式的权术，包揽大权，个人独裁，都无法阻止中国人心底对俄国式政治改革的向往，对普京式领导人的呼唤。 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再一次给中国做出了“样板”。中国曾学了俄式的坏样板，会不会再学一次好样板呢？中国人常说“俄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愿这次能再次成真。 2002年12月3日於纽约 2002-12-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永不“缠足”的美国女足
我不是足球迷，但对这次女足世界杯决赛，却早早决定要看。美国对哪国不重要，主要是四年前输给日本，有点冤枉，因之前的比赛统计，都是美国实力超过日本。在那场比赛，美国队一直领先，却在终场前被日本打平，加时赛美国队领先，结果又平手。最后点球时输给了日本。 这次决赛前，媒体纷纷报道，说美国姑娘们要“报仇”。但美国女足队长说，我们没有复仇心理，只是要展示我们的最好水平，然后是夸赞日本女足的优秀。展示的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 决赛一开场，美国队就跟上次完全不同，（抛开当年纳粹的侵略性质）简直令人想到德国坦克军团二战初的那种闪电战，中国那句成语也传神∶势如破竹！或者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美国女足竟在开场16分钟内踢进4球，平均四分钟进一个，这在足球场上简直太难以想像了！ 尤其是第一个进球，美国队员发角球，平常多是高空飞球，利用美国球员身材较高顶球（进网），但美国这次角球，却是贴地面的滚球，球到禁区，人在远处的美国球员劳埃德（Carli Lloyd）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急奔而来，快得简直像闪电，然后准确地截住这个球（足球术语叫“定位球”），再飞脚直射，那个球的速度、角度、力度，像一道闪电，一颗子弹般飞进球网。 第二个球，又是劳埃德攻入，在禁区内的混战中，起脚弹入。这时决赛才开场5分钟！ 更奇迹的是第四个球，又是劳埃德，在距日本球门50米远的中线附近，机智地控制住球之后，腾空飞起一脚，居然把球直踢进网，太难以置信了！惊讶的媒体赞颂说，这是“一记惊世骇俗的吊射”。的确是太惊心动魄了，几度回想都觉得太不可思议，尤其这是发生在女子比赛中。 女性的体力、冲撞力和爆发力跟男性的差别，在NBA球场上的灌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劳埃德这个50米飞脚射门，却完全不输给马拉多纳们。从媒体采访劳埃德的近距离画面看，这位32岁的美国姑娘并不是很强壮的样子，她胳膊上的肌肉，甚至比不过美国福克斯电视上那位女法官主播的块头。但她的超凡之艺却在女足历史上定格成永恒的记忆。 这场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队创造了几项历史记录∶ 一是赢得最多冠军。赛前美国跟德国都赢过两次世界杯，日本一次。这次美国是第三次称雄，成为夺冠之冠。 二是开场16分钟就攻进4球，这在世界杯决赛史上从未有过，包括男足。上次世界杯半决赛，德国以7∶1的悬殊比分打败巴西，德国队在18分内踢进4球，被称为“桑巴军团遭德国坦克无情碾碎”，但他们的速度比美国女足慢了2分钟。 三是全场进5球，不仅在女足世界杯决赛中是首次，且与男足的最高纪录（1958年世界杯决赛）打平。 有些人不愿看足球，就是因为老半天也看不到进球，甚至全场90分钟下来还是0∶0，觉得看著没劲，不像NBA那样几乎分分钟有进球，有积分，有看头。但这次美国女足的战绩，足以吸引新一轮足球迷。 四是决赛中一个球员独进3球，在男足中也只有过一次。劳埃德平了足球历史记录，创了女足之最。 媒体纷纷赞誉劳埃德演出“帽子戏法”（hat-trick）；这个体育名词，指在一场比赛里（尤其球类）中三次进球。这是由当年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同时耍弄三顶帽子（交叉、轮流、滚动式戴在头上）演变而来。劳埃德在决赛中独进三球，不仅是前无古人，即使后有来者，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美国是推崇个体主义英雄的国度，这次女足创造历史，引来无数人欢呼、赞叹、敬佩。不仅加拿大比赛现场支持美国队的大量观众（场内五万多人）欢声如雷，更有在美国各地电视前的普通观众，不只是球迷，都被女足的亮丽成就而振奋！尤其美国刚过了“独立日”（国庆节），那种热爱、感恩这个伟大国家的火热情感仍在燃烧之际，看到夺冠的美国球员披戴星条旗的激动场面，每个热爱美国的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西裔，还是亚裔等哪个族群，都发自内心感到自豪，感到兴奋，感到幸福，那是一种情感共振——是那面星条旗带来的自由、机会、鼓舞和奋斗精神，促使这种成绩，这个成就！ 但从美国女足获胜后的反应来看，也可看出美国的问题∶左派媒体和奥巴马们，就没有美国普通人的这种兴奋和自豪。我当时很留意地浏览了一下做即时新闻报道的三大有线新闻台CNN，MSNBC和FOX（福克斯），只有保守派的福克斯电视立即打断常规节目，马上插播美国女足胜利的消息，并用了很长时段报道现场的欢庆场面，回首比赛的精彩瞬间，以及颁奖仪式等。而左翼的CNN和MSNBC，根本没对女足的胜利做即时报道，而是按部就班播原定的节目——两家都在播罪犯的故事，且不说它们都不是突发新闻，甚至连新闻都谈不上。MSNBC尤其糟，报道题目是“拉斯维加斯的性奴”，说妓女多麽可怜，命运如何悲惨等等，却不提她们多是懒惰，靠卖身赚钱，哪来的悲惨？而对美国女性真正靠发奋努力而赢得的战绩，他们硬是装做看不见。 左派媒体总是倾向宽容人的弱点、缺点，甚至容忍、同情犯罪分子。但对美国人的成就，尤其是在世界舞台上的胜利，不仅不愿多谈了，类似美国女足这种创造多项历史记录的成绩，美国的左媒们竟连及时报道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他们中不少人跟左疯的奥巴马一样，内心深处充斥著对美国的不满，有的甚至痛恨美国。痛恨可以，但却死赖在美国，打死也不搬去他们歌颂的古巴等地。 幸亏美国自1996年以来有了福克斯电视台，有了一个推崇美国价值、美国精神的媒体。这次对美国女足夺冠，福克斯电视不仅及时插播报道，而且整场比赛，也是福克斯体育台现场转播的。 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更不像话了。对美国女足取得的创历史成绩，他没说一句祝贺的话。但对任何关于黑人的事情，哪怕黑人犯罪，他也要讲话，不是以追究对错为中心，而总是先打种族牌，强调种族歧视。这个主要是被白人推到总统位置上的人，好像根本不想做全体美国人的总统，就是要做黑人领袖，热衷制造黑白对立。女足夺冠次日，奥巴马召开记者会，谈他对付ISIS（伊斯兰国）的政策，只字不提美国女足夺冠，更别说祝贺。以奥巴马的历史，此举无法不令人设想，一是因为女足里没有黑人，二是他就对美国的战绩不感冒——无论是战场上还是运动场上。 当然，奥巴马对美国女足成就的冷漠是可想而知的，他和家人不仅对美国缺乏那种普通美国人感恩戴德的情感，他们甚至还加入了极端反美的牧师主导的教会，和反美的美国白人恐怖分子成为朋友。直到奥巴马选总统时，他太太才说，她第一次感到做美国人的骄傲。换句话说，如果她丈夫没机会选总统，他们就没有做美国人的自豪感。 美国女足的这次胜利，再次展示和证明了，女性的能量，女性的智慧，女性的勇气，即使在体育这个跟体能很有关的领域，她们也不比男性逊色。正是这种解放思想、自由自主的精神，促使美国女性冲破一切束缚，包括男权主义，成为自己。她们的精神不再“缠足”，不自我窒息，而是像降落伞，开放著，准备著每一次占领半边天的辉煌降落！ 2015年7月6日（女足夺冠次日）写于美国 2015-07-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美国之音∶应该承认同性恋婚姻吗？（曹长青 陈破空 刘屏 臧国华 辩论）
2015-04-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中美贸易战的深远影响：全球产业链重置
何清涟 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在9月24日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后，中国政府当日晚间宣布，将在同一日对6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对此，川普总统回应称，将考虑对另外25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 对中国来说，关税只是表面创伤，深度伤害是两条：一是关税的威慑效应让外资撤离中国；二是WTO将顺应美国要求，修改规则。本文只分析全球产业供应链重置对中国经济的伤害。 外资撤出中国，全球产业链重置 中国商务部在9月2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涉及机电、轻工和纺织服装等六大品类，受影响企业中，外企占比达到50%。美国此举不仅伤害了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还伤害了全球产业链安全。 中国政府说话一向半真半假，但这次说的却是真话。其中，物价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比较次要，估计中美两国的消费者都不会因此采取行动。但外资正在撤出或者准备撤出，却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早在今年8月份，美国宣布对中国第二批商品实行惩罚性关税之后，在华外企已经知道贸易战无可幸免，开始考虑外迁。 9月13日，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公布一项对430多家在华美国企业的的问卷调查，在中美双方已实施的500亿美元产品关税中，63.6%受访者表示受美国关税影响，62.5%受访者表示受中国关税影响。近一半的美国公司预计，或许即将到来的美国两千亿美元的关税会给它们带来“很强”的负面影响。此次调查还显示，为应对贸易战，35%的受访企业已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或者正在考虑这么做，31.1%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正考虑延后或取消在中国的投资。约30%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正在调整供应链，寻求在美国以外市场获得零部件和/或进行组装；另外还有大概30%的企业试图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获得零部件和/或进行组装。 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与美国行业团体对华府政治一向具有极大影响力，但在与川普总统的斗争中却连连败北。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曾誓言要排干沼泽，禁止退休高官加入K街游说集团，他现在正在兑现自己的承诺。 在华外资都在调整供应链或外迁 毫无疑问，中美贸易战将对在华各国外企产生极大影响，有的能够熬过这一劫，有的不能。 日本企业积多年海外投资之经验，早已建立了跨越国境的复杂供应链，但还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强烈冲击。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海外现地法人调查显示，日企海外法人2017年度的销售额中，面向除当地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国的销售额约为2,180亿美元。其中仅面向中国就占到260亿美元，中国支撑着日企的供应链。考虑到贸易战短期内不会结束，日本企业开始通过改变产地等措施来规避影响。 日本化学厂商旭化成用树脂原料生产齿轮等汽车零部件并对美国出口。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旭化成事先就品质等事宜获得了顾客方面的认可，在美国公布制裁关税清单大约1个月后就完成了生产地的调整，将中国工厂生产的零部件转移至日本的水岛制造所（冈山县仓敷市）。机械制造商小松在美国生产的液压挖掘机上使用了中国生产的焊接零部件等，现正将部分在华零部件生产转移到美国、日本和墨西哥等国。 由于很少有企业能在短期内转移生产，因此，一些日本企业在推进向美方申请关税豁免的手续等，通过各种手段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台商在中国大陆开设约10万家工厂企业，中国对美国出口前10名都是外资企业，其中8家为台资：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成都两分公司、达功计算机、昌硕科技、名硕计算机、仁宝信息技术等。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百大企业中外资占七成，其中台资占四成，陆资仅占3成。2017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出口总值达1302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量的41%，其中约有七成是零组件与半成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之后，再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方。 在美中相互开征关税令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一些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因担忧受到影响考虑将工厂搬回台湾。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近日表示，已有20多家业者表达回台投资意愿。想回流台湾的主要是一些电子资讯，还有少数纺织和自行车制造业者。多数电子资讯业者在台湾仍有生产基地或厂房，只要重开或扩建即可，但有部分台商回流要重新购地。 香港商人没有日商、台商的实力与后院，因此受伤惨重。根据港府调查，已有53%港商遭到美国买家砍单、压价。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预测，若贸易战持续，则香港位在珠三角现有2万多家厂家到明年春节前（2019年2、3月间）可能约有半数倒闭。 一场知道故事开头却难预知结尾的经济冷战 中美贸易战已经形成经济冷战，WTO正拟修改中国一直在利用的规则，对中国的影响需要视规则修订结果来判定，但持续对中国商品进行惩罚性关税的效果却已经导致全球产业链重组。 《连线》(Wired)杂志今年3月曾发表文章称，iPhone的诞生让整个世界围绕着智能手机“重组”了一遍。自从史蒂夫·乔布斯2007年推出第一代iPhone以来，它的销量已突破12亿部。与此同时，它还为应用开发者和配件厂商创造了巨大商机，并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今，数百万用户将iPhone作为他们的唯一计算设备，以及他们唯一的照相机、GPS设备、音乐播放器、通信设备、行程规划工具、约会工具和支付工具等。总之，它把整个世界装进我们的衣兜里。正因为iPhone，以及开发者为iPhone开发的各种应用软件，整个世界已经围绕着智能手机“重组”了一遍，并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围绕iPhone，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相关产品的黄金供应链，中国在其中拥有重要的位置。 从削减成本的角度来看，iPhone的供应链被公认经过最为缜密地设计，号称是“黄金比例”。现在，这条黄金供应链正被中美贸易战撼动。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调查，iPhone的价格中，在中国进行组装的人工费比率不到2%，而日本和台湾等地生产的电子零部件和材料的成本总计占20%左右。因此，供应链的变动对日本企业的影响或许将远超中国。 日本已经看到，中国供应链的最佳“黄金比例”会受政治状况等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中美摩擦的一大原因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其贸易逆差的一半（另一大原因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美国逆差额最高的品类就是“电气设备和机械”。在这一品类所产生的数千亿日元的逆差额中就包含在中国进行最终组装的智能手机“iPhone”等。目前智能手机尚未被列入制裁关税对象，但川普政府已经表达过对中国的全部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意愿。就在9月份，川普总统发表推文，要求苹果回美国生产。苹果公司则发表声明，指川普向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建议徵收25%关税，將影响Apple Watch、AirPods及Beats耳机、智能喇叭HomePod、电脑Mac Mini及其他產品配件，令美国企业竞爭力受到严重打击，使消费品价格上升。如今加征关税成真，美国苹果公司一边加入游说白宫的行列，一边在准备应对这一变化。 东京大学与丰田汽车最近正在研究运营IT技术的“不堵车高速公路”。主要研究负责人东京大学的西成活裕教授表示，将按照高速公路不堵车的“3比7”比例用之于供应链管理”，有意识地将“中央管制”控制在3成左右一样，在日本直接管理的产品和零部件占整体的3成，其余7成的管理交给销售产品和在当地生产产品的海外公司。这样一来，发生灾害和突发事件事故时，全球范围内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将大幅减少。 受影响的全球产业链当然不止iPhone，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的产品都将受到影响。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管各国是否愿意，白宫的政策将影响全球资本流向。2017年底，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测算指出，近一半的全球直接投资存量将受到美国税制改革的影响，该法案的实施将导致美国跨国公司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资本回流美国，直接导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大幅减少。如今，中美贸易战更是影响到全球产业链重置。 这场经济冷战，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故事的开头，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党争激烈，各种国际因素也变幻莫测，故事的结尾，还得再等段时间才能显现。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9月2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605）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五毛是中共“文治”的一面镜子
何清涟 近十天以来埋头分析经济数据，未曾关心北京召开了“2014版延安文艺座谈会”这等大事。16日上了凤凰网，看了《环球今日评：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才知道中国文坛发生了惹来文坛群英嫉妒的大事。 \周小平：具有戈培尔潜质的好苗子\ 读过《环球今日评》之后，方才知道在此次座谈会上刚上演一场“五毛成了白衣卿相”，并得到“面圣”这等光宗耀祖惊天荣宠。按照“周小平同志”自述，其身份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网权力+文化冷战九大绝招概念提出者”，代表作品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你的中国你的党》，《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等。看标题就知道，这样的作品属于“第六病室”成员制造，正常世界的人要想写出这种文章都很困难。 周小平的光辉“语录”很牛皮，试引两条。【翁涛WB】介绍说：“周小平说， ‘全世界比朝鲜更悲惨的所谓民主国家……比比皆是，而被美国认定为独裁国家的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也没见得有多差”。李悔之介绍了另外三条： “法国总统一人的饭钱就高达9600万欧元”；“美国总统奥巴马全家聚餐一顿就花了400万美元”、 “一个手机就值2700万美金”。这三条新闻出自哪里？由于“周小平同志”没明说，李悔之只得自己上百度查询，数据出自“周小平同志”；再用谷歌、雅虎、搜狗用遍，数据仍然出自“周小平同志”。 看了这两条，我才豁然开朗。这人能够指鹿为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绝对有戈培尔潜质，是极权政府宣传部长的不二人选。习总赐予其面圣之荣，自有道理，从现在开始培养，说不定哪天就能登上中宣部部长之位。 \习总接见周小平的“伟大意义”\ 习总接见周小平同志，其恩泽早就超出周小平一人。以下试述之： 第一、为广大五毛行业从业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共政治文化秉承儒家重教化的光荣传统并有所创新，比如将树立典型人物让全体人民学习，当作教化群氓的手段之一。除雷锋这样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之外，各行各业都有代表人物，当年毛泽东接见龙冬花、刘少奇接见时传祥，让农民与掏粪工人成为新中国非常有前途的光荣行业。如今习总书记接见周、花这种网络写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终于让逾百万五毛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提高了五毛的职业声誉，鼓舞了五毛们的信心。 第二，让众多五毛向周小平学习，可以提高业务水平。我快速浏览了“周小平同志”的一篇代表作，虽然阅读过的人都对周的文章风格有很多不佳考语，但我还是得强调周的文字在同类中有出类拔萃之处，即语言还算干净，没出现五毛常用的那些脏话、痞话。话说这个五毛行业，虽然工资不高，按件计酬，但劳动态度却有很大差别。象“周小平同志”这样兢兢业业从事工作，虽然也常使用多个惊叹号与问号加强语气，但毕竟没有使用脏话。中共好歹也执政了60多年，已经将当年在井岗山与延安时期的讲粗话骂娘风气矫正过来，如今养了这么个庞大的五毛行当，让其操国骂为业，实在有损执政党的“光辉形象”。因此习总看中周小平同志是有道理的，树立两个行业榜样，让全体五毛学习，以提高帖子质量。 第三，为五毛行业在新兴职业中登堂入室清除思想障碍。五毛这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大多数从业者并未将其当作终生职业，也不太愿意以真身示人。“有恒产者有恒心”，既然五毛这行当已经成了“党国支柱”，听命于政府维持舆论正能量，就必须为其正名。“圣上”接见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为这个行当正名的最佳方法。时机成熟之时，再成立一个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与作家协会同等规格，列为正部级单位，再将五毛纳入公务员考试，这行业就成了中国一大新生职业，今后再选拔出几位领国务院津贴的“五毛专家”。中国的200万舆情分析师已经成为一个收入颇丰的正式职业，五毛从事的工作性质相同，技术含量虽然差点，但最高领导层出于公平考虑，还是要照顾情绪，以调动工作积极性。 以上是我对习总接见周小平“伟大意义”的深度解读。顺便说一声，逾百万五毛之数，是根据官方公布全国网络舆情分析师达200万推算来的，五毛的从业者或许比逾百万更多，以官方公布数字为准。 \谁嫉妒周小平？\ 《环球今日评》说，习总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是指有人嫉妒周小平。其实，这种嫉妒感是需要资格的，那些早就被党当作“敌对势力”或散布“负能量”的人，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一般平民也与这种嫉妒无缘。所以，产生嫉妒感的人群基本上是周小平的“同志们”，比如《环球 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据公开消息，胡主编虽然住在北京，离习总书记的地理距离很近，但至今未蒙历届圣上丹陛召见，看到这条消息，咸酸苦辣诸般滋味顿时涌上心头，否则怎写得出这么形象的标题？ 由于受胡环球“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的启示，网上各种猜测都有，微信上轰传一段“四行诗”，【据说，看了周带鱼发的微博照片后……甘三桶以头抢地，余含泪仰天长叹……】，列举了好些精英的别名。 但五味瓶除了“酸”之外，还有苦与辣。我猜想与“周小平同志”一同忝列“2014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界精英算是品尝了这种滋味。虽然“文无第一”，但他们各自在专业领域里至少都算是有成就、有脸面的体面人物；而“周带鱼”与他们同席，还被圣上点名亲召，终于让他们看清了自己在党心目中的地位：以倡优蓄之。所谓学问、艺业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看门狗的作用与忠诚度。以这点而言，他们在主子眼中，与周小平、花千芳等值。 \五毛是中共文治的映像\* 不少国人认为，“习近平居然接见这种网络写手，此等跳梁小丑竟冠冕堂皇出席文化交流会，这不但是文化界的耻辱，更是丢尽了泱泱大国之脸 。”还有人感叹，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水平低如周小平的宣传家，比如毛时代的郭沫若，无耻虽然近似周小平，但那水平却与其有云泥之别。 我想，这主要是批评者没有想到，专制体制下，君臣从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明君才能用贤臣诤臣能臣，昏君的朝堂之上只有庸臣与奸臣。万历成年后看到自己恩师张居正就难受、害怕，那是因为万历不上进，在学富五车、治国有方的老师张居正面前感到坐立不安。毛时代有郭沫若，那是毛本人水平决定的。毛出生于晚清末年，成长于清末民初，旧学根抵加上悟性，对中国古籍中的经史子集，钟情于史及诸子百家。因君臣奏对的需要，近臣当中必须有史学方家，郭沫若与范文澜均是史学大家，且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曾一度蒙宠。到文革时期，范辞世，郭被闲置，毛只能给侍女孟锦云取名“孟夫子”彰显古学了，那份寂寞与老来颓唐，唯他自知。 今日中国早已经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五毛”这个物种的出现，完全是因应中共互联网时代 的政治需要。五毛从业者的水平由党的教育事业之水平所决定。毛的特点是他要读史（还特别为他印制大字号版的），江青要看美国影片，毛家后人要读书，但百姓不许读这些封资修的作品。因此，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就缺乏人文教育。目前除了少数奉命当网评员的专家之外，大多数五毛就是中共教育的制式产品，相比之下，周小平同志就算是五毛极品了。 为权力服务的文化，其高度就是统治者的高度。五毛就是今天中共“文治”的一面镜子，借用一句唐代诗词，“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中共从五毛这面镜子中，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还可以看到中共打造“文化大国”的前途。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0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017/248791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
目前世界人口70亿，亚洲人口超过41亿，占世界总人 口的60.3%；中国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控制人口总规模的增长非常重要。但由于目前的计划生育方法不仅日趋暴力化，还成了基层官员腐败寻租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加以改变，改变的方向，应该是从以贯彻政府意志的计划生育向民众自我约束的社会节育转变。 中国计划生育缘何失败？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核心是独生子女，执行此政策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很重的经济处罚，二是暴力计生。最近陕西安康孕妇 冯建梅的故事几乎呈现了计划生育的所有负面因素：计生腐败（计生干部索要金钱）；残害生命（胎儿已成形并活着引产）；缺乏人道（将胎儿放在身心备受摧残的母亲身边）。这个在农村计划生育当中的普通故事，通过网络传播刺激着人们的感官，计划生育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汹涌而至的批评。 计划生育尤其是暴力计生，是将国家意志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加诸于本国人民，确实应该加以改变。但从中华民族的现状及将来考虑，这种改变应该是从计划生育向社会节育转型，而不是漫无节制地生育。 计划生育确实只有中国在实行。从实施效果来说，中国这种以强迫为主的计划生育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最后将计划生育用作寻租手段之后，这一政策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目前真正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的人，只有依赖体制生存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是二胎甚至多胎（多生的方式则是八仙过海）。至于有钱的可以通过缴罚款超生，有权有势的人更好办，有有走后门拿医院证明多生的，还有通过未生育过的情妇多生的，不一而足。这种生育权的事实不平等也是引起城市中产阶层们愤怒的重要原因。 是不是除了暴力计生无路可走？不是，在亚洲众多实行社会节育的国家与地区中，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的香港，就在社会节育方面获得了成功经验。我挑选香港加以介绍，是基于以下原因：一，香港人多来自广东，与广东本来同属于崇尚多生多育的粤文化。二、从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包括外地人口迁入这种“机械增长”），本地的人口转变过程早于经济起飞，这些都可以为同为华人文化的中国提供借鉴。 香港的社会节育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成立于1936年，前身为“香港优生学会”。其成员以医务人员为主。 1950年正式改组并改名为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 1952年成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八个创会成员之一。最初家计会以个别接触方式开展工作，传递家庭计划的讯息，后来增设诊所服务。 1956年成立了首间生育指导所。 1955年香港政府开始资助家计会的活动。1964年，家计会获得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资助。 1967年，家计会进行全港首次“香港家庭计划知识、态度及实行调查”并开展性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政府医务卫生署慢慢接办家计会的节育指导所。 长达80余年的节制生育辅导与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再配合一些节制生育的口号与宣传海报，比如“一个娇，两个妙”“一双子女凑个好”、“宝宝唔使多，最多生两个” 是指一至两个子女是家计的最好目标；“三个断担挑”、“四个要上吊”是告诉人们，子女多了负担重——这比中国那些“少生孩子多养猪”、“不给国家添负担”之类的口号文明多了，也容易让受众接受。 因为宣传得当，更重要的是随着港人受教育水准渐渐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渐渐改变。在计算家庭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幸福成长的物质条件后，香港人不再崇尚多子多孙，大多以两个为标准。 鉴于中国的独生子女实际上只在城市人口当中有效，中国可以考虑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部分人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也会如同香港人一样计算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受教育的基本费用，不会毫无节制地生育。更何况这部分人比较重视子女教育，也相对有教育能力，实际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应当在社会节育方面做些什么？ 中国现行的计生政策与港台等地区的社会节育不同。计生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经济处罚为手段，完全忽视当事人意志的一种国家暴力。香港、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的社会节育，则是以NGO为行动主体，政府支持，通过辅导等软性教育劝说人们接受节制生育的观念，至于是否接受、作为生育主体的人最后的生育数量、性别选择，并无任何政府暴力介入。 中国的暴力计生既无效果又引起民愤，中国政府不妨学习香港新加坡经验，从社会政策方面构建社会节育意识。其中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是关键，可以从中学开始开设课程，用比较生动的方式讲解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大学取消政治经济学与毛邓三科，开设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地理。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漫长（至少得需要一代新人的成长年限），但收效却很长远。此外还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把人口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所得税、大学教育、住房方面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优惠，例如《所得税法》规定，节育者可以减免所得税，子女上 学和升学可得到优待和津贴；《住房法》规定，取消多子女家庭分配公共住房的优先权，允许只有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租用一套3一41司的公寓。 与此同时，还必须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准，因为“教育使人们易于管理，却不易愚弄和奴役”。香港的社会节育得以成功，其前提有二，一是因为香港居民是自由人，不是专制体制下的臣民；二是因为香港居民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大陆平均水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2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one-child-policy/）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写在美国国庆节
来美国这十多年中，多数的美国国庆节都是在纽约渡过的，主要是看曼哈顿“梅西百货公司”（Macy's）放焰火，有时是挤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欢呼、直接感受人们对美国的热烈情怀；有时是在家里看电视，随著和焰火一起绽出的音乐，重温一遍到美国後很久都无法相信的、那种终於来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之後的心境。今年则由於去美国之音做节目，首次在华盛顿度过美国的国庆节。 7月4日傍晚，华盛顿的气温高达99度，几乎要平了历史记录（1919年国庆节那天华盛顿气温达100度），但我在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及附近的航空博物馆足足站了五个小时，看了两场露天音乐会及晚上的焰火。从音乐会上的热浪到人们挥舞的星条旗的海洋，我无法不被美国人那种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所强烈感染。 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中，有个中国听众打来电话问，美国政府在国庆日组织什麽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他说，像中国过国庆时，政府会组织升旗仪式，阅兵式等，对老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告诉他，在美国生活这十多年中，我还没有看到过一次美国政府组织阅兵式。美国是当今世界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年度军费预算超过四千亿美元，不仅全球第一，而且是第2到第19位的18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北约26个成员国中，其他全部国家的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52％。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20倍以上。但我不仅从没看到过、听说过有大阅兵，也只见过美军在波斯湾战争胜利後在纽约举行的庆祝游行；还有在军人节时，美国历次战争中的退伍军人上街游行纪念，把二战时的老旧坦克、装甲车开到大街上，其简陋、笨重比当今的儿童玩具还不如。 全球还在用大阅兵显耀武力和国力的恐怕只有北朝鲜、中国，还有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阿富汗塔列班政权，在它被铲除之前还组织阅兵式，虽然他们总共只有4万5千人的民兵式武装，7架直升飞机。 美国不仅在国庆节不举办阅兵式，政府也不出面组织“群众性庆祝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纽约市每年的国庆节都是放焰火，但这既不是布什内阁出钱，也不是纽约市政府组织的，而是私营的、座落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出资举办的。 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永远的名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是著名的慈善家，还因为他们双双在9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事件中遇难。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有人向这位67岁的著名富翁提出，“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时，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走之前上救生艇。”由於他的63岁的太太艾达坚决不肯离开丈夫，於是这对老夫妇挽著手臂，坐在甲板的藤椅上，平静、高贵地迎来了生命的最後时刻。梅西百货公司每年出资组办国庆节焰火、感恩节游行，都是在继承施特劳斯夫妇的那种慈善、热爱美国的情怀。 我不清楚华盛顿的焰火是谁组织的，但两场音乐会都是民间举办的。一场是由美国航空博物馆邀请的美国空军管弦乐队，在博物馆门口台阶上演出的，演奏者与合唱团的人加起来不到40人，台阶下有几百名观众。而後来那场被电视转播的大型演唱会也是民间组织，现场有几万观众。两个音乐会上，都是唱到“上帝保佑美国”这支歌时，全场激昂共振成一个整体，人们自发地喷涌出的那种对美国的感恩和感激，令人感慨万千！ 不仅是传统的美国人，外来的移民也同样对美国充满感情，发自内心热爱这个国家。7月4日在一家中餐馆午餐时，见到餐馆的经理打著美国国旗的领带，和他交谈了解到，他是当年逃到美国的越南华侨；谈到美国，他滔滔不绝地表达对这个自由国家的感激。 911之後几天，我曾开车到纽约的“第二中国城”法拉盛转了几圈，看到那里约70％以上的汽车和住宅、中国人开的餐馆和店铺等，都张贴或悬挂了美国国旗。当然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组织和要求他们必须这麽做，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表达热爱美国、和美国共命运的心情。 长期居住纽约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曾说，“美国是情人，不，是丈夫，我对他永远忠诚。”这种比喻意味著，双方关系是平等的，是选择的结果，它包含著不选择或放弃选择（离婚或分手）；而不是绝对服从或顺从的关系。但像某些独裁国家，则把国家、或政府、或领袖说成是父亲，这种关系首先就决定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因为父亲就高你一等，你就得绝对地孝敬，这种关系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命定的。 在共产国家，领袖常自封为人民的“父亲”，党则是“母亲”，要求人民热爱。斯大林就宣称他是全体苏联人民的父亲，而且是“伟大的父亲”。记忆中曾读过郭沫若写的赞美斯大林的颂诗，称斯大林也是中国人的父亲。 北朝鲜的金日成自封为朝鲜人的父亲，更是人们熟知的。当年中国风靡的“卖花姑娘”等北朝鲜电影，都可以听到这种台词。金日成死了，他的儿子则接著当朝鲜人的“父亲”。今天除了金正日，还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宣称是古巴人的父亲；再一个是阿拉法特，说他是巴勒斯坦人的“父亲”。 据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说，国庆节那天从中国大陆打过来的电话比以往都多。有点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打来电话的人，只要谈到美国国庆这个话题，一面倒地都是表示对美国国庆的祝贺和祝福，并关切美国的安全，而且相当客气、友好、真诚，很令我感动。而在以往我参加的电视节目中，各种观点都有，尤其是谈到中东和阿拉法特这个话题时，绝大多数从中国打来电话的人，都不同意我对阿拉法特的批评。 从中国观众听众对美国国庆节的关切和祝愿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美国价值的认同，对自由、尊严的美国人民的羡慕。我毫不怀疑，有一天，在自由的中国的土地上，人们也会自愿地、发自内心地、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2002年7月9日纽约 2010-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星期专论∶台湾的诽谤法必须改革
最近，加拿大最高法院关於诽谤案的一项裁决，使“媒体和记者将享有更大的法律保护”。加国最大报纸《环球邮报》的社论说，这是“言论自由的里程碑”，加国进入新时代！ 这个案子发生在九一一事件时，当时渥太华的警官库森带著爱犬到纽约世贸现场搜寻幸存者。《渥太华公民报》在报导此事时，引据纽约警方的消息说，库森伪称自己是皇家骑警；而且他的爱犬并未受过适当训练，可能影响救援行动。於是库森面临警方的纪律处分。 库森以“污蔑、诽谤”罪名，把《公民报》和三名报导记者告上法庭。在安大略省的上诉法庭，陪审团裁定《公民报》需支付库森十二万五千元的赔偿费。 有时报导失实，也不算诽谤 但加拿大最高法院却否决了安省法庭的裁决，要求重新审理此案，并对“污蔑、诽谤案”做出新的阐述，指出过去的“诽谤辩护过於严格和受限，有违《权利及自由宪章》的言论自由保障”。 主审法官指出∶从现实角度出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在法庭上得以证实。由於媒体可能因某种原因无法证明自己报导的东西是事实，比如说，提供消息的人已搬家，或无法出庭作证等，结果使得许多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故事被打入冷宫，或即使发表，故事中的重要情节要被删去。 对《公民报》作出有利裁决的大法官强调，法律的重点如果放在不让假话、不实消息在市面流行，最终结果“将是真理被压制”。因为只有让不同的意见和思想自由地传播和交锋，最後才能 “寻求到真理”；在信息流通中，“误解和错误将被揭穿”，真实最後一定占上风。 加国大法官甚至说，“有些情况下，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对有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不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公民报》的律师解释说∶如果记者对其报导的内容已经进行了核实，但最後仍出现错误或失实，那麽记者和媒体就不会被判污蔑或诽谤。这个判例的精神，和美国的“给记者和媒体诚实犯错的空间”是一样的。就此，《环球邮报》社论欢呼说，“从现在开始，加拿大的言论更加自由，人们对问题的公开辩论将比以往更加开放。” 金恒炜 周玉蔻，言者无罪 美国对诽谤案具有全世界最保护新闻自由、最有利媒体的法律，现在加拿大跟进。但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台湾，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不仅远远落後，而是已经到了阻碍民主进程的地步。我们看几个案例。首先是评论家金恒炜被判诽谤总统夫人周美青一案。周美青被指在哈佛时偷报刊一说，早见《马经》一书。金恒炜到美国演讲时，还去波士顿向披露此事的哈佛医学院教授核实。这位教授也曾抵台开记者会，并愿出庭作证。这样的案子，在加拿大，在美国，有第一夫人权势地位的周美青，绝不会打赢。因西方对诽谤案的裁决，多基於这样的原则∶即使消息可能不准确，但对政治人物、公众人物的监督更重要；宁可让他们名誉有受损的可能，也不要轻易给媒体定罪，而导致言论自由受限，损害大众知情权和公共利益。 更早些时候，电视节目主持人周玉蔻被判诽谤连战一案，也同样离谱。二千年总统大选时，周玉蔻在政评节目中和来宾温绅评论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连战去被视为洗钱之都的瑞士卢加诺旅游一事。此事缘自温绅所写的书，其中“怀疑连战将部分家产寄存在瑞士”。结果被连战控告是“影射、诽谤”。连战官至副总统，又是总统候选人，对这样权势人物的怀疑和评论，就如此轻易被定罪，那其他人怎麽还敢议论、评论权力者？周玉蔻拒绝登报道歉，连战居然声请法院查封她的住宅。权力影响力至此，这在加拿大、美国等，简直完全不可想像。 诽谤除罪化，民主有保障 而政论家李筱峰被判诽谤国民党立委蔡正元案，则更离谱。因法院的判决，不是因事实有错，而是说李筱峰批蔡时使用了“厚颜无知、政客的居心之恶毒与阴狠、卑鄙”等“字眼”（卑鄙一词，还是李引用蔡的同党人士批蔡之语）。那麽法官是否应出版一本“字眼法典”，告诉天下评论家，哪些形容词可用，哪些属诽谤？诽谤是指事实指控，而不是抽象的主观评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专栏作家的评论，对那些权力者，怎麽痛駡、贬损，使用什麽形容词，都没看到因此定罪的案子，连被起诉的情形都罕见。蔡是立委，还曾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当过两届泛蓝总统竞选总部发言人，权倾一时。如果政治评论对这样的权力者使用什麽词，都要追罪判刑，哪还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可言？ 至於台湾的诽谤案，至今仍列入刑事犯罪，更是荒谬。在西方，诽谤案属民事纠纷，即使定罪，也只是罚款，而不必蹲监狱。把诽谤作为刑事犯罪，不仅更恐吓媒体和评论者自我设限或闭嘴，更是国家公权力用“刑事诉讼”方式介入民事纠纷，为党派斗争和政治清算等，提供了机会。 诽谤案的标准和审理原则不改革，不走向美国和加拿大的方向，台湾就不会有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台湾的民主也就缺乏有力的监督和保障。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10年1月24日星期专论 2010-01-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我们是美国人，但生错了地方——祝美国生日快乐
做一个美国人，是血缘、出生地决定，还是个人的选择？什麽叫“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在匈牙利出生，现为美国Ashland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施拉姆（Peter W. Schramm）最近出版回忆录《基於原则》（On Principle），讲述了他“选择”做“美国人”的心路历程。加州“克莱蒙研究所”出版的2007年秋季号《书评》，发表了该书片断。在美国独立日前夕，施拉姆在《旗帜周刊》上撰文，讲述他为什麽称自己是“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编者按 以下是译文： 这个星期，我从移民局接受了一个叫“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的奖。这奖的名称非常有意义。它当然是被用来表扬杰出的、归化的美国公民。但自愿成为一个美国人（being an American by choice）的想法却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一个美国人并不只是一个快乐的偶然。美国人，不管是自然的或是归化的，必须被训练——他们必须被塑造（made）——并且这些日子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於把那些“偶然出生这里的人”塑造成“美国人”。 五十年前，当我还未过我的十岁生日，在抗俄（共产主义）革命刚失败後，我家逃出了匈牙利。我家的故事就像是许多其他共产主义难民一样，包括亲戚被拘捕，财产被没收，和夜间快速奔向自由。在当时逃脱是一项容易做出（虽然不那麽容易操作）的决定。但我明确的记得当时问了父亲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哪里？”的确，我们能留在欧洲——因为当时德国人会由於我们的德国姓氏而将我们当德国人（Volk deutsche）般的欢迎我们——但那并不是我的父亲的计画。“我们要去美国，”他说。“为什麽是美国？”我问。“因为，儿子啊，我们是美国人，但生错了地方。” 生错地方的美国人？我用了过去五十年大部分的时间想要更加了解这句话的含意。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你可以不受干扰而追求繁荣与自由的一个好地方。但当他说，我们是“生为美国人，但在错误地方”时，我父亲，用他的方式，说明了他了解“美国”除了是个地方，也是一个概念。根本上，美国是一个如果我们能证明我们分享了同样的价值观，就会拥抱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心一意要证明它。 由於美国不只是个地方，当一个美国公民跟当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同。不像其他国家，我们美国人不以血缘或历史当作成为公民的连接。相反的，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认同的原则。这种认同——正如林肯在提到《独立宣言》时所指的“电缆”——将我们跟签署宣言的先贤们像“血中血，肉中肉”般地紧密连结在一起。 由於我们的链结（bond）是原则而不是血液，真正的美国公民是被塑造而不是被生出的。这就是为什麽，也许听来奇怪，我们，不管是出生在这里，或那些根据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学会当美国人的真正意义。很遗憾地，我们就传递这知识给未来世代的这点做的很糟。举例来看，由“教育进展的全国评估”的最近测验显示，12年级生有73％ 的公民科目不及格，八年级学生的78％，四年级学生有76％。 换句话说，78％ 的八年级学生不能解释独立宣言的历史目的。 这些无知是个悲剧，不仅仅因为它显示了我们教育系统的失效，更因为它牺牲掉的是我们的国民身分认同。正因如此，我发现在我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五十年後，花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来教育我们大学生和高中老师“什麽是当美国人的意义”，是一件虽讽刺，但却适当不过的工作了。 最近几星期，有很多人谈论移民，但却很少有意义的，关於什麽是美国人（如何塑造美国人）的讨论。是的，我们需要一项合理的政策来接受新移民，并且那政策保证那些来这里的人士是透过合法管道的。但问题是一旦他们到达这里，然後呢？我听见许多关於同化和吸收，包括合法移民在内的失败的例子。那并不是新鲜事。新鲜的是，美国自己的自然公民越来越忘记了美国到底意味著什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还有很多人接受了多元文化思想体系，并且开始厌恶自已的价值体系，以致於他们再也认不出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恒久原则上的伟大国家。如果我们不再了解或相信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价值，那麽同化整合又有什麽实质意义呢？ 我们终将成为许多分享一个地方的、不同的人民罢了（即“拼盘”），而不是E Pluribus Unum（的“熔炉”）。 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是美国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美国人坚持且重视自由和正义、勇气和中道间的关联性。我们认为，平等和自由有其道德和政治涵义，并且，如同我们在我们的历史过程中一再显示的，我们愿意为了人类的自由而战斗到死。我们需要传递这些原则给未来的世代。 我们美国人合理地要求别人对我们权利的尊重，但，要得到那尊敬，我们必须继续显示出我们仍然与它名副其实。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智力来继续发展我们的公民理解，以便我们能保存我们的自由和将它未衰减地传递给下一代。如果“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要能持久，它的持久只会来自被塑造出来的美国人（不管这里出生，或外国出生）的献身。 【彼得．施拉姆是偶然出生在错误地方的美国人；并为“John.M.Ashbrook Center”公共事务的执行主任，Ashland大学美国历史和政府研究所的主席。】 ——原载《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中译neocon，译文原载《向右转，向前走》，http://blog.yam.com/neocon/article/10731490 以下为英文原文： American by Choice We must all learn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by Peter W. Schramm The Weekly Standard 06/28/2007 THIS WEEK, I am being hon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as an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 This strikes me as an interesting name for an award. It is meant, of course, to recognize selected citizens who were not born in America. But the idea of being an American by choice points to an important, and perhaps unintended truth: being American is not simply reducible to the happy accident of birth. Americans, both natural and naturalized, must be trained--they must be made--and much of my time these days is devoted to making Americans out of people who just happened to have been born here. Over fifty years ago, when I was just shy of my tenth birthday, my family fled Hungary during the failed revolution against the Russian Communists. Our family's story was like so many of the refugees from communism, complete with relatives arrested, property seized, and a nighttime dash to freedom. The decision to escape was an easy one to make (although not so easy to execute), but the question I had--the one I distinctly recall asking my father--was "where are we going." We could have stayed in Europe--and indeed, the Germans would have welcomed us as Volk deutsche because of our German surname--but this was not my father's plan. "We are going to America," he said. "Why America?" I prodded. "Because, son. We were born Americans, but in the wrong place." Born Americans, but in the wrong place? I've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the last fifty years working to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se words. Mind you, everyone understood America to be a free and good place where one might prosper unmolested. But in saying that we were "born Americans, but in the wrong place," Dad, in his way, was saying that he understood America to be both a place and an idea at the same time. Fundamentally, it is a place that would embrace us if we could prove that we shared in the idea. We meant to prove it. Because America is more than just a place, being an American citizen is different than being the citizen of any other country on earth. We Americans do not look to the ties of common blood and history for connection as people the way the citizens of other countries do. Rather, our common bond is a shared principle. This is what Lincoln meant when he referred to the "electric cord"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at links all of us together, as though we were "blood of the blood, and flesh of the flesh, of the men who wrote that Declaration." Because ours is a bond of principle and not of blood, true American citizens are made and not born. This is why, odd as it may seem, we must all learn--those who are born here, and those who come here by choice--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Regrettably, we are doing a poor job of passing this knowledge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Looking to just one practical indicator,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shows that 73 percent of twelfth-graders scored below the proficient level in civics, as did 78 percent of eighth-graders, and 76 percent of fourth-graders. To put this into perspective, 72 percent of eighth graders could not explain the historical purpos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is ignorance is tragic not merely because it indicates a deficiency in our educational system, but because with it comes a loss of our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 I find it somewhat ironic and yet very fitting that fifty years after coming to this great country, I spend my days at an institution where my job is to teach college students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In recent weeks, there has been much talk about immigration, but very little informed discussion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about what is necessary to make Americans. Yes, there needs to be a sensible policy for accepting new citizens, and for ensuring that those who come here do so legally. But what happens once they are here? I hear frequent conversations about failures in inte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even among recent legal immigrants. This is not new. What is new is that America's own natural citizens increasingly have forgotten what it means to be American. Some do not know the basics principles of this country, and still others have embraced the ideolog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self-loathing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recognize, let alone proclaim, that ours is a great nation built on lasting principles. If we no longer understand or believe in that which makes us Americans, then there is nothing substantive to assimilate into. We become many and diverse people who share a common place, rather than E Pluribus Unum. We cannot forget who we are. We are Americans. This is a great nation. We Americans insist on holding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justice, courage and moderation. We think that equality and liberty have eth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as we have shown time-and-again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e are willing to fight and to die to make men free. We need to impart these principles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We Americans correctly demand respect for our rights but, in getting that respect, we must continue to demonstrate that we continue to deserve it. We have to exercise our intelligence and develop our civic understanding so that we may preserve our liberty and pass it on, undiminish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f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is to endure, its endurance can only come from the devotion of Americans--born here and away--who have been so made. Peter W. Schramm is an American who happened to have been born in the wrong place. He is also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John M. Ashbrook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and the chair of the Master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Government program at Ashland University. 2007-07-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川普入主白宫周年的优秀“成绩单”
何清涟 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一周年之际，美国媒体与民主党都没闲着，《纽约时报》等的指责分贝较平常更高更尖利；民主党在通过预算案时，要将解决80万自小来美的非法移民（DACA）加进预算案中，否则情愿让政府关门。而川普采取的方式几乎是钢与铁的对撞：1月18日颁布了一个他提名的“假新闻”奖，“最大赢家”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 媒体与川普的战争，公众指出谁是输家 两件事情现在都有了答案。 美国政府关门才两天，正在媒体兴奋地报道关门消息之时，民主党在共和党同意关注这些非法移民（并未做出具体承诺）之后，通过了预算案。毕竟为了非法移民的权益让政府关门，舆论对民主党不太有利。 《纽约时报》称，川普对所谓“假新闻”的攻击正腐蚀美国民众乃至世界对美国媒体的信任。但是，盖洛普的最新民调结果否定了《纽约时报》的批评。该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不信任度近年来大幅上升，66% 的美国人认为多数媒体报道是在模糊事实和观点之间的界限，其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假新闻”才是对民主的威胁。 《纽约时报》为了证明全是川普的错，发表了一篇范文《谎言、下流行为、种族主义：川普的第一年》，估计台湾会有不少中文作者将重复该文观点。 川普“成绩单“上都有啥？ 美国媒体80%都高度拥护民主党的福利与外交政策，赞成无限制接收非法移民，拥护奥巴马的毒品无罪化、男女同厕的厕所令，以及各种希奇古怪的关于性别自我认定的总统命令，因此，指望这些媒体承认川普政府的成绩几乎没有可能。但除了《纽约时报》、CNN等媒体之外，美国毕竟还有少数无党派媒体。覆盖美国国会，白宫和联邦竞选等话题的The Hill（《国会山报》）号称无党派，但其第一任主编马丁·托尔钦，曾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也毫不吝啬对川普的批评，但在1月中旬，《国会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列举了川普在第一年取得的十大成就。 这十大成就当中，争议最少的是四项：减税法案、戈苏奇（Neil Gorsuch）接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重塑联邦司法机构（2017年川普提名12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均为保守派）、减少对于小型企业的限制并推动废除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与伊斯兰国作战并削弱他们——前三项对推动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许多大公司纷纷表示，他们从减税法案中受益良多。 引发阿拉伯国家愤怒的有两大成就：实施对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美国人深感国土安全受益于第一条。 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让联合国深感不满，但美国从此省下不少为其他国家承担的开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保护了美国不少就业机会，让美国制造业受益，制造业协会与卡车协会都觉得此举是正确决定。 奥巴马政府推出网路中立性规定，当时就引起不少争议。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投票决定废除这一规定，民主党、消费者团体和科技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主张减少政府监督的团体则欢呼胜利。 取消奥巴马的部服古巴政策，算是否定了奥巴马的外交成就，奥巴马本来想学习尼克松的破冰之旅。 应该说，川普履行了他在竞选期间的不少承诺，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可圈可点。1月1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经济学家：川普上任一年来对经济增长、就业和股市有贡献》一文，介绍该报于1月5日-9日进行的一项调查，共有68名学术界、商界和金融界经济学家接受调查，在应要求对川普迄今实行的政策和行动进行评估时，大多数受调者表示，川普对就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股市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对美国长期增长轨迹是中性或积极的，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则基本被认为是中性的；去年12月签署的减税法案至少会在未来几年里提振经济增长。商业界更是明显感觉到川普在税收和监管方面的行动已经营造了一个更有利于增长的运营环境。专业预测人士还预计，2018年经济将稳步增长，失业率将继续下降。 中西部地区对川普重建农村深感欣慰，这些政策包括川普今年1月签署的1.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放宽针对农场土地的清洁水环境规定、在农村地区建立宽带服务等。过去五任总统对美国农村的衰落基本不闻不问，只有川普表示，“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都要让美国引以为自豪的农业添砖加瓦”。 一些媒体对批川风的反省 从川普宣布参加大选开始，主流西方媒体几乎一直抨击川普，有些批评近乎胡闹，乐此不疲。现在终于有左派阵营的媒体人出来发声，希望左派战友们反省一下自身的做法。 德国之声主编依纳丝•珀尔（Ines Pohl）女士于1月20日发表《川普元年结束 让我们就事论事》，劝告同一战壕的左派战友： 川普的批评者们因盲目仇恨而结成联合阵线，对他只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多可怕，多糟糕，多恐怖”，“看看眼下的美国，与过去数百年不同的是，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不再是对于更美好生活的憧憬。如果说还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绪，那就是对于另一个政治阵营的仇恨”，“这种做法很愚蠢，许多自由派媒体也因此而让其可信度受损”。 这位总编认为，川普的不少做法没有错，“比如，要求欧洲必须制定出一致而强大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何错之有？一位美国总统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德国在北约组织中承担更多财政义务？”“美国中近东政策的失败，也要部分归咎于奥巴马所创造的新教条”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奥巴马在叙利亚，以及在整个中近东地区的失败，真心不能怪到川普政府的头上。一句美国俚语说的很好：”Get over it”（意思是”接受现实”），现在正是大好时机，让围绕川普的讨论更加具体现实。别再关心他的头发和气色，而是就事论事、仔细权衡他的政策。不再因为他的随便一条推特暴跳如雷，而是认真剖析，他的政治诉求中哪些是错误的，以及哪些确实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在当今世界承担政治责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考虑到珀尔女士 之前曾在左中之左的taz任主编，通过她的反省，可以测度两年多来西方左媒批川的无理性。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专栏作家及福克斯新闻撰稿人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1月6日发表评论，指出经济繁荣是美国选民们选举川普当总统后得到的最明显好处。川普从竞选到任职总统一直在为减税法案努力，最后实现承诺，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增添新的层面，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为数百万美国人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喜爱创造传奇剧似乎是川普总统的基本特点” ，“实际上，随着川普总统的成就不断增加，仅仅是想到希拉里·柯林顿入主白宫后，会加倍推行奥巴马的失败政策，我对美国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的疑虑就会一扫而光”，“这确实是一场变革性的选举，川普总统带来的改变是深远而又必要的。”他还指出，川普总统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那些批评川普收紧移民的政策破坏人权、一切都以美国优先的政策是错误的人士，应该想到这一政治基本点：美国人选本国总统，首先是要让这位总统为本国人民负责，照顾他国穷人与难民，毕竟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美国的国际义务，并非美国人选本国总统时的第一考量。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1月28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4271）
何清涟2025-11-09 00:57👍 0💬 0过山车般的美国关税战带来的自伤
何清涟 美国对世界多国的关税战，从4月2日宣布解放日关税以来，世界各国仿佛坐在剧烈颠簸的过山车上，看着白宫不停地调整关税政策。这个仓促剧烈的调整过程，其实就是川普作为强势谈判者信誉受损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几大盟国如英国日本南韩从最初积极洽谈，到如今的慢慢商谈，以及存在于川普发言中的北京回应。 川普关税战的过山车行程 导致川普总统改变心意的因素是两轮美国资本市场股债汇三杀，第一轮股债汇三杀的结果，让白宫于7日宣布暂缓对75国开征对等关税，但单独把对华商品关税提高到125%，总计为145%； 12日-22日，世界则经历了美国要孤立中国到川普总统宣布美国要对中国友善并降低关税，原因则是21日川普再度抨击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并要求他辞职，还呼吁他立即降息，引发美国资产再度涌现卖压，股债汇市三杀，美股当天收盘尽墨，道琼指数狂泻近1000点。如此情况，导致川普政府再度改变心意，先是财长贝森特在摩根大通 (JPM.N) 4月22日主办的一场私人投资者峰会中说：与中国的关税僵局不可持续，局势正在缓和。与中国的谈判尚未开始，但有可能达成协议。紧接着是川普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因为145%关税太高了，但也不会降至为零。 这次美国关税战的最大特点，是政策变化得按天计算。4月2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川普政府制定简化贸易谈判的路线图》算是关税谈判政策的最新变化。该文引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计划采用一种新的模板来进行分阶段的贸易谈判，该模板为许多谈判设定了通用条款，并列出了广泛的谈判类别：关税和配额；非关税贸易壁垒，例如对美国商品的监管规定；数字贸易；产品原产地规则（取代此前孤立中国的四个要求）；以及经济安全和其他商业问题。美国打算在未来两个月内，根据这一新框架与约18个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滚动式谈判，每周六个，重复进行，直到美国政府自行设定的7月8日最后期限。届时，未能达成协议的国家将受到对等关税的打击，除非川普进一步延长他实施90天的暂停期。 中美关税谈判竟然演成了“罗生门” 有了多次反复的经验，美中关税战竟然留下了一个梗：川普总统一直公开表达，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他打电话；美国媒体经常当面追问川普的主要问题竟然成了“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通话了没有？”川普往往答称与中国一直保持联系。到了4月24日，中国外交部与商业部都正式宣布：中国从未与美方就关税问题进行接触。但川普总统却表示，习近平已经与他通过电话了。4月25日《时代》周刊独家：《美国总统川普“百日访谈”完整记录》主要是川普总统表述百日业绩，其中披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他打了电话，具体时间、时长及通话内容不详，记者追问日期，川普回说以后你们会知道的。4月26日，川普此说再次遭遇中国外交部否定。 从以上情况可以做出判断，在经历过两轮股债汇市三杀的动荡之后，川普总统已将中国关税问题当作调节美国资本市场的工具了，其目的是赢得时间，与其他国家签下按美国意愿的关税协议。 战略构想在于只考虑了美国利益，完全未考虑他国利益 这轮关税战的过山车行程，不仅没达到让世界畏惧美国的目的，反而让美国折损甚多，尤其是川普本人作为强势交易者的形象严重受损。我对川普关税战的评价是：希望通过加征关税重新定位美国与各国的贸易关系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战略构想与操作方式全错了。 川普关税战有三个重要顾问，战略构想由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lan）提出，蓝本就是他为川普拟定#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4月7日米兰发表讲话，概述了川普政府的关税战略，白宫公布了其讲话的官方记录。 这位哈佛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思路如下： 1、强势美元会削弱美国出口的竞争力，降低进口的成本，不利于投资者在美国投资建厂。他呼吁签署一项类似于1985年由美英法德和日本签署的《广场协议》，允许对当时被高估的美元进行有控制的贬值，从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认为，“可以轻松地预见，在一系列惩罚性关税之后，欧洲和中国等贸易伙伴会更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货币协议，以换取降低关税。” 2、为了降低美元价值，美国的合作伙伴可以出售其持有的美元。 3、将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通常是几年期的借款），换成100年期债券。这样做的好处是美国无需定期偿还这些债券。 4、建议对持有美国国债的外国官方持有者征收“使用费”，以此补充美国政府金库。 从美国一方来说，米兰的建议可谓考虑周全，但独独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只对美国有利的条件，其他国家会顺从吗？关税战虽然号称War，但毕竟只算是国家级商战，不是血与铁的碰撞，无论多边还是单边，都需要对方自愿签协议，弱势一方多少也会获得一些利益。米兰方案与其说是关税建议，还不如说更象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索赔，尤其是百年无息国债，无异于让其他国家送钱给美国。尽管米兰声称（当然这也是川普的意见），美国提供了两大“全球公共产品”：一是由美国军方监管的“安全保护伞”；二是美元和美国国债，它们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这两项服务对我们来说成本都很高。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再容忍其他国家搭便车”，“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负担分担，……如果其他国家想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金融保护伞中受益，那么他们就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支付公平的份额”。 平心而论，世界确实得承认，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确实是美国提供的公共品。如今美国不想负担的同时还想让受益者回吐，固然有道理但得讲策略，比如针对不同的国家实行分级制度，并且分时段进行，这样才不会形成一片声的反对之势，便于关税国策的推行。 战术上：不分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 美国想改变承担国际义务过重、贸易逆差过大这种想法完全合理。但国际事务毕竟不同于内政，内政上采用马斯克的DOGE，大刀阔斧裁撤机构，不需要反复磋商，因为联邦政府的权威在，这是总统的事权。但国际事务中，无论大小国，理论上都是一个权利对等的政治实体，联合国一国一票就是依据这种理论。除了前述战略失误之外，川普关税战的战术上也有严重问题，那就是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果是想解决搭便车问题，要洽谈的对象是欧盟，而非其他国家；洽谈的方式也不应该是用关税惩罚，应该是盟友之间的开诚布公会谈。米兰的战略构想完全没考虑欧盟因俄乌谈判问题被排挤在谈判桌外的怨恨，将欧盟放置于与中国这一准敌国相侔的受惩罚地位，必然会引发剧烈反弹。 如果是想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那也得将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分等级对待，完全放弃对等关税，实行普征，然后再对几大对美贸易顺差国分级加征，引发的矛盾与对立就不会这么普遍，谈判也会顺利得多。 如果是希望藉关税战削弱中国，那就围绕中国，先做出详细评估，己方与对方的优劣势何在，经过沙盘推演，准备充分再单独开打，孤立中国的方略虽然对，但操作起来却除了威胁与中国有经济联系的国家之外，能够拿出来交换的利益只是少征关税，这对这些国家并无吸引力，因为这些国家觉得关税本来就不应该征。 西方左倾非常严重，只因美国选民的左倾程度远低于欧加澳，2024年还能从温水中奋起一跳，为美国赢来了一次回归常识的机会。由于川普政府内外不分、轻重不分，过于操切，川普“百日新政”的风评远低于川普的自我评估。以4月25日刚出炉的《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的民意调查为例，66% 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混乱”一词非常适合描述川普2.0的百日执政，而 59% 的人认为“可怕”一词恰如其分。47%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总统重新执政的头三个月是“混乱的”，75% 的独立选民也持相同看法。如果考虑绝大多数MAGA选民尽管损失惨重，但不肯承认他们对川普上任的头100天有多失望这一因素，可以推想情况之严重。 （原载台湾镜报，2025年4月29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870）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热恋美国的法拉奇
我自认为自己很热爱美国，也被不少人指责为极端亲美，但最近读到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长文“愤怒和自豪”（Anger and Pride），才感到自己对美国的情怀和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法拉奇，这位身患癌症、今年72岁的老太太，对美国那一往深情完全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那份柔情、那份炽烈、那份真诚，让人强烈地感到她的爱之真，情之切。读她这封长长的关於美国的“情书”，相信任何对美国没有先入之见的人都会深受感染。 法拉奇这篇书信体文章在911事件後第18天，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发了4个整版。在西方的严肃大报上，言论占一个整版都相当罕见，而占整整四个版面的事情，则大概也像911事件一样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意大利媒体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该文在我的电脑上是26页。美国加州一位法拉奇的崇拜者把它译成了英文，读者可以在这个网站（http://www.dennisprager.com/articles\_radioshow/fallaci.htm）读到英译本全文。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我只读到过三个人对美国热爱到崇拜的地步： 第一个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这位法国学者在160多年前到美国实地考察，然後写出了至今仍为很多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必读书之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可以说是和法国艺术家当年赠送纽约的那座矗立在曼哈顿南端爱丽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一样，成为法国知识份子热爱美国的象征，同时更是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 在书中，这位当年26岁的法国青年热烈地赞美说：“在美国，个人财产受到的保护大於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里，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於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国那样分掌在如此众多的人们之手。” “美国的宪法，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 “美国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於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江苏人民出版社已出中译本）的作者、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自序的最後一句话是：“美国这块土地产生了出色的人民，我爱他们，向他们致敬。” 在全书的最後一段，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总结说：“美国这条国家之船向前航行，她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第三个就是这位曾采访过多名世界风云人物、著名采访录《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的作者、意大利人法拉奇。在这篇“愤怒和自豪”中，她说，“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会永远忠诚。” 三个都不是美国人，但他们都通过对美国历史、美国制度、美国人民的深刻了解，凝成了对美国的热爱；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认定。 在法拉奇的这篇文章中，这位全球新闻界知名的女记者在热烈赞颂美国的同时，以自己在穆斯林独裁国家采访的亲身经历，毫不客气地、充满个人感情色彩地强烈谴责了那些国家的专制制度和落後的文化。她还毫不留情地痛斥了自己深爱的祖国意大利。 多年来法拉奇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她早就可以加入美国籍，但对母国的深情，使她只持美国绿卡，而没有放弃意大利国籍。但是，在这篇长文中，她用了大量篇幅抨击意大利政府、意大利社会、意大利人。她处处把意大利和美国相比，那种处处不如人、恨铁不成钢、爱之深、痛之切给人深刻的感染力。我在法拉奇对意大利的痛斥中所强烈感觉到的，所唯一感觉到的，是她对意大利那血肉相连、永远无法割舍的深情。 法拉奇从新闻界退休之後，过去10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这次是由於一位朋友的劝说，出来写这篇关於911和美国价值的长文。法拉奇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你让我说几句话，让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许多年来选择这种沉默是为了避免和那些饶舌的虫子们打交道。我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为我听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欢呼：‘胜利！胜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欢呼的人称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话。他们说：‘太好了，该收拾一下美国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我的愤怒是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这种愤怒促使我回应，同时唾弃他们。非裔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说：‘愤怒吧，愤怒是有益的，是健康的。’你的要求触发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弹药。” 法拉奇接著描述了911当天她在自己的曼哈顿寓所目睹世贸大厦倒塌时的震惊，尤其是看到有人从八、九十层楼上往下跳时的目瞪口呆。然後法拉奇谴责巴勒斯坦人对美国遭攻击的庆祝，痛斥她通过几次亲自采访而深刻了解、并极为厌恶的阿拉法特。她说，“我不原谅阿拉法特的任何事情。”然後她对比独裁国家和民主社会： “一个越民主、越开放的社会，越容易遭恐怖份子袭击。一个越自由的国家，一个不是被警察控制的国家，越有被劫持飞机而遭杀害的危险，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 但是在那些警察国家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从来都感觉安全，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我只担心被抓起来，因为我写过骂恐怖主义的文章。但在美国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却感到紧张，在纽约就加倍紧张┅┅ 美国的脆弱恰恰是由於美国的强大、富有和现代化。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慷慨大方，心胸宽广，尊重她的公民和客人。如果一个‘穆罕默德’什厶的从阿富汗来探望他的叔叔，没有人会说他不可以到飞行学校学开757客机；没有人不允许他到大学里学化学和生物：这两项可以导致生化战争的科学；没有人；即使政府担心这个阿拉的儿子可能劫持757客机，或往水库扔一个装满细菌的小瓶，引发一场灾难。” 对於那些独裁国家的举国旗者，和911之後美国城乡的星条旗海洋，这位老记者对比分析说： “一个全国都热爱星条旗的国家，和那些人们只在体育馆挥舞国旗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们个人化的幸福。而共产国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达自己的情感，禁止发财致富。正如我的父亲常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政权，是一种旧的君主制，因为他们把男人都阉了。被阉的男人就不再是男人了┅┅ 这场伊斯兰的所谓‘圣战’，可能要的不是我们的土地，而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要使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消失；要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怎厶活、怎厶死、祈祷不祈祷、信教不信教；要摧毁我们吃、穿、住、行和娱乐的存在形式。如果我们不抵抗他们，如果我们不捍卫自己，如果我们不起来战斗，他们就会赢这场‘圣战’。结果就将是摧毁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无论它是否完美，但我们正在改善、正在提高的这个世界；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愉悦┅┅天哪！” 法拉奇沉痛地继续写到，早在20年前，她通过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实地采访和考察，就已发现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她说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时，她在那里采访，看到当地的那些阿拉的儿子们把苏军战俘砍断腿，或剁了胳膊。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她亲眼看到在一个体育场公开处决12个被指控性行为不够检点的青年，是在12,000名穆斯林观众“阿拉，阿拉！”的欢声雷动中，用刺刀戳进这些年轻人的肚子或胸膛。 法拉奇激愤地说，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这位前恐怖主义组织的头子强调阿拉伯文化比西方高级很多倍，因为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数学。法拉奇直率地为西方文明辩护，她说： “数字和数学是包括希腊、印度、中国、埃及等很多民族和国家同时发现的，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而且如果真的和伊斯兰文化对比，西方文化更丰富，对人类更有贡献。西方有古希腊民主，有文艺复兴，有霍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达．芬奇、米盖朗其罗的绘画，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离开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存，但在他们的文化，或所谓的文化中，这些音乐却被禁止。最後，我们有科学，感谢上帝！正是科学使我们可以消除疾病，使我至今仍活著，感谢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们’。正是科学，使我们发明了那些惊奇的机器：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飞上了月球。正是科学带来了电，收音机，电话，电视，这一切改变了这个地球的表面。现在是那个致命的提问：在另外那种文化的後面有什厶？ 我们面对的是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比骆驼还不值钱的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的经历，我为采访霍梅尼而去办理去德黑兰的签证，因为我的手指甲染成了红色，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妓女那样恨不得把我立即烧了，对他们来说，一个红指甲就是不道德的标�摇Ｋ�们竟命令我立即把红指甲弄掉。我当时恨不得把他们全都宰了┅┅" 法拉奇接著讲到她到德黑兰的遭遇，在采访霍梅尼之前，她被要求必须穿伊斯兰服装。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她准备在送她来采访的汽车里换去她的牛仔裤，但她在当地雇用的男翻译坚决反对，说她是疯了，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这样做就是死罪，要被当场射杀。 後来翻译带她到附近一个不用的宫殿，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同情地让他们进去。但正在换衣服时，不巧管理这个宫殿的毛拉（伊斯兰教学者）走了进来，他大声尖叫“可耻，可耻，罪过，罪过！”按照伊斯兰教义，男女不可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独处；如果这样，他们必须结婚，否则就要处以死刑。那个毛拉随後拿来结婚证书，他有给予四个月临时证书的权力。 法拉奇痛苦地回忆，那位男翻译有妻子，是西班牙人。虽然《可兰经》允许穆斯林男子有四个老婆，但这位翻译的妻子绝不接受。而法拉奇当时更没有想到要和一个刚见面的翻译、已有妻室的穆斯林男人结婚，做他的二姨太。但不这样做，她就要被处决，而采访霍梅尼的事则更是完全泡汤。法拉奇说，她当时处於绝对的两难境地。她写道，“我的朋友，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会笑我，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个笑话。” 从法拉奇的话来看，以及最後她成功地采访了霍梅尼来推测，她当时可能屈服了，因为她不想失去那个采访霍梅尼的机会，更不想就那厶被处决。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她的羞辱，对她的刺激，对她认识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作用，那长远的作用。 在比较了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化之後，法拉奇激昂地写道： “当整个西方的命运、当我们的文明处於危机之中时，不管我们是意大利人，是法国人，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是澳大利亚人，是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人，是捷克人，是比利时人，是西班牙人，是希腊人，是葡萄牙人，我们都是纽约，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美国倒下了，欧洲就会倒下，整个西方就会倒下，我们都会倒下。 美国是块特别的土地，是个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国家。不是因为她富有，而是因为她的独特：她是为那些需要的灵魂、那些需要家园的人、那些具有高贵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者说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结合到一起——的人而诞生的。” 正是产生这样高贵思想的土地，这样提供灵魂家园的国家，被法拉奇，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人，包括无数的流亡者，视为精神的“情人”，视为心灵的“丈夫”，视为人类的希望┅┅ （载《争鸣》2002年7月号） 2006-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中国因素”正在改变国际社会
何清涟 中国政府总是担心国家不够强大，希望迅速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其实，“中国因素”已经开始改变国际社会，只不过中国政府不愿提及这种改变。7月8日，美国证监会重提美国的五大会计事务所中国分支机构涉嫌财务欺诈案，此事再度提醒世界，“中国因素”对国际社会的渗透，不仅仅是“中国制造”等廉价商品带来的问题，中国企业（人）的行为方式、中国式腐败的蔓延、做假与欺诈的扩散，正迫使一些国家修改容易被中国人钻空子的原有制度和规则。 \美国面对“中国因素”的无奈\ 美国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BDO等五大会计事务所自2001年进入中国，直到2012年因其中国业务涉嫌财务欺诈被美国证监会起诉。有关该事件始末，我在“信誉：‘五大’在中国淘金的质押品”一文中曾做过评述，指出它们淘金得益于自身多年积累的职业信誉，但在得到大量中国业务时，却不得不质押其职业信誉。中国政府以法规形式赐予“五大”补充审计特许权，其目的就是让“五大”为中国企业做信誉背书，这种背书为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打开了通道，却让“五大”集体卷入明显违反职业道德的财务欺诈旋涡。 更讽刺的是，“五大”拒绝向美国监管者提供相关的审计资料，使美国证监会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欺诈调查无法顺利进行，而“五大”所持的理由居然是“中国的法律禁止将审计报告提供给它国”。对于“五大”来说，若提供这些资料，可能会证实自己的财务欺诈行为，不如用中国法律做挡箭牌。但对美国来说，美国股市的司法规则却被中国的“法律”改变了，美国投资者因购买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蒙受巨额损失，但涉嫌欺诈的中国公司一溜了之，躲过了惩处。 美国深感无奈的当然不止这一件事。近年来，不少美国大公司因触犯美国《反海外贿赂法》而受惩，其贿赂行为有不少就发生于它们与中国国企的商业来往中，沃尔玛、阿尔卡特—朗讯、IBM、德普等都曾卷入涉华商业贿赂案件。向中国官员与国企行贿的，当然不止美国跨国公司，西门子、力拓等也曾卷入类似丑闻。以柏林为基地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11年11月公布报告，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进行贿赂的频率，远远高于几乎任何其他地方的公司。在透明国际调查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贿赂频率仅比俄罗斯略好，列倒数第二。 中国还改变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行为模式。这些高科技公司在美国都大力鼓吹互联网促进信息革命与新闻自由，但在中国，它们却不得不按照政府要求，过滤信息并控制网上言论。思科等高科技公司甚至还帮助中国政府建造金盾工程，促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监控系统。 美国对“中国因素”的无奈表现在：既希望经济上获益，又厌恶与这些好处一并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在相关的利益游说之下，往往修正并调整游戏规则迁就中国。 \“兄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正在起变化\ 美国是法治国家，惩治欺诈者也要讲究证据、程序，这是中国企业钻空子屡屡得手的原因。但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却屡屡失利。中国早已是一个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大国，“资源外交”中的目标国主要是非洲、中东与拉美国家。中国企业在国内惯于通过寻租建立“官商结合”的金权同盟，也将此视为企业攻占海外市场的“制胜之道”，喜欢通过贿赂政治上层以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以为这是汲取该国资源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这种模式很容易受到投资目标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影响。近邻缅甸与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国内政治需要，随意改变与中国的合作规则。2011年9月，中国最大的海外水电投资项目缅甸密松水坝面临搁浅。据说该水坝修建背后隐藏的积怨由来已久，当初中国公司投资之时，“搞惦”了其时当权的缅甸军政府，无视民众与反政府武装对这个工程的强烈反对态度。缅甸华人的头面人物事后小心翼翼地向中方指出，在中方看来，密松水坝是经济问题，在缅甸却是政治矛盾。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目前受到各种批评。非洲人权组织认为，中国开出的支票助长了非洲的腐败和专制，矿产等的开发对当地生态破坏甚大，加上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当地市场，使当地人失业。种种积怨之下，冲突时有发生。今年5月，西非国家加纳以总统令形式，发起针对中国采金者的“清理非法采金“的全国动员，前后有169名中国非法移民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纳警方拘捕。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个人层面与加纳的矛盾，中石化在非洲遇到的危机却牵涉到大笔投资。继Obangue油田开采权被剥夺之后，中石化子公司阿达克斯石油（Addax Petroleum）在加蓬运营的另一座主要油田Tsiengui的开采权也有可能被当地政府收回。据报道，除加蓬以外，目前已经有好几个非洲国家宣布对石油投资者的经营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打击转移定价等行为，其真正目的是迫使外国跨国公司提供更好的条款，或收回石油开采权。这些外国跨国公司主要指中国企业。2009年，中石化集团以当时创纪录的76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阿达克斯公司的股份，成为阿达克斯的全资母公司。而阿达克斯公司的资产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加蓬以及喀麦隆。 这些国家虽然也号称“法治”，但中国知道它们与中国的法治状态在伯仲之间，所以，中国的企业想通过当地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绝非易事。 \民间交往中的“中国因素”之影响\ “中国因素”并非只表现在政府与大型国企之间，中国民间的对外交流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应。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各国为了这个“第一大客户”而不断调整其移民政策。 加拿大原本将鼓励移民作为“基本国策”，每年都有配额。但在中国移民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先是渐渐关上投资移民的门，2012又做了一次大的政策调整，公布了全面更新的“三线”技术移民制度，要点是，提高语言要求、海外学历必须经过认证、年龄47岁以上计分为0。很多了解加拿大技术移民政策的人都知道，新政策明显倾向于非中国地区，尤其倾向于欧洲语系移民，必将造成中国移民的大幅削减。 新加坡华人人口占70%以上，一直深受年龄较大的中国富人青睐。但近年来反对中国移民的倾向有所抬头。今年2月，新加坡4000民众抗议移民新政，中国移民成其“头号公敌”。日本2012年曝光的到大阪依亲的华人违规冒领日本国民的生活救济金案件，也在日本造成极坏影响。至于各国旅游业为中国游客头痛不已的报导，更是频见报端。 “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不可忽视的一种影响，但总的来说，负面因素正逐渐大于正面因素。今年5月，BBC发布一个民调：在法、美、日、韩等国，超过6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几个国家恰好是中国政府与民间近年来交往最多的国家。一些国家正在各方面修改规则，可视为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一种反应。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factors-20130711/1700125.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7/china-factors-world/）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伊利夏提：中国人和伊斯兰教（兼驳曹长青）
巴黎恐怖袭击，大概是9.11之后，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次恐怖袭击案。 巴黎恐怖袭击案一经报道，全世界都处于震惊；震惊之余，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表态，表达对法国人民得支持，对恐怖主义的强烈谴责。 大多数人，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将个人头像换成法国三色旗作背景；有些人，则以长篇大论形式，发表感慨、发表观点；表达对无辜死难者的哀悼，表达对恐怖分子滥杀无辜的愤怒和强烈谴责；同时，大家都在，问为什麽？ 很快，伴随恐怖袭击之细节、恐怖分子之冷酷及其背景的浮出；伊斯兰，又一次成为了众矢之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特别是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敌视和排斥；尽管没有任何西方政府指责说穆斯林应该为此血腥屠杀负责，但‘极端伊斯兰’、‘伊斯兰恐怖主义’、‘极端穆斯林’、‘穆斯林恐怖分子’等，已经是大多数媒体描述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常用语、代名词！这，使很多没有主见、随大流的媒体受众，未经任何思考地将伊斯兰、穆斯林和恐怖主义画了等号！ 中文媒体也不甘落后；很多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大老，国内的公知，也纷纷奋笔疾书，假借指斥恐怖主义之名，貌似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实是对伊斯兰信仰、穆斯林大众大加挞伐；有的公然、赤裸裸地指斥、谩骂伊斯兰信仰；有的则是拐弯抹角、暗挖墙角，犹抱pi琶半遮面、欲言又止；看起来，长期处于中共内外合力打压下，心情烦闷的海内外民运大老，总算捡到了一个捏软鸡蛋、出口恶气的机会。 这也包括了我一直非常敬重的曹长青先生。曹先生的评论文章极其精辟、一针见血，指点主题；而且，曹先生的文章，立场极其鲜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不拖泥带水、和稀泥！我一直非常喜欢曹先生的文章；只要有曹先生的文章，我是见到一篇读一篇，从不错过；而且，我也一直积极推荐曹先生的文章给我的好朋友们。 大概是周六，妻子对我说∶“你看看曹长青今天的文章。”我说∶“是有关巴黎恐怖袭击的吧？”“是的”“不用看，我知道曹长青尽管不经常谈论伊斯兰，但他不喜欢伊斯兰，也不喜欢穆斯林。”但说完，还是忍不住打开博讯网，看完了曹长青的文章；曹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是一如既往，笔锋犀利、观点鲜明，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似乎把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必然连系分析的非常透彻。 我无意完全否定曹先生有关伊斯兰的全部看法；但作为一个穆斯林，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过自己信仰的一个、在现代教育下生长的，一生如曹先生一样，矢志不渝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穆斯林，又不得不说，曹先生的文章过于以偏概全。 曹先生的文章，使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马来西亚时，和一位马来人及一位华人穆斯林之间发生的，一次极有意思对话。 交谈中，马来朋友对我说∶“你们维吾尔人与其要求从中国独立，不如利用你们和他们被捆绑，生活在一起的优势，向中国人宣扬伊斯兰教，使中国人成为穆斯林呢？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人口，他们基本没有信仰，精神一片空白；听说大量基督教传教士在那里传教，而且非常成gong；与其让基督教填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为什麽，你们维吾尔人不利用你们的优势，向中国人宣教，使他们变成穆斯林！” 听完马来朋友的宏论，我笑了笑；立即、未加思索地告诉他∶“绝大多数的中国汉人，有可能变成基督徒，但绝不会变成穆斯林！向中国汉人宣传伊斯兰教，成gong的机会几乎为零；中国汉人只会在走投无路、被逼无路时，才会变成穆斯林！” 马来朋友有点惊讶，他问我∶“为什麽？似乎你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说∶“说来话长，一时半会儿无法给你说完、说全；我只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观点∶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基督教文明，是仰视的；对伊斯兰文明，是鄙视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作为基督教文明代表的西方，曾经几次打败过中国，将中国人打趴下了！至于伊斯兰文明，尽管和中国及中国人没有过较大规模的直接冲突；但中国人知道，穆斯林世界也曾被西方打败过，打趴下过。 被西方打败后产生的屈辱、自卑，使中国人既恨又仰视西方。” 我继续到∶“拥有欺软怕硬文化习性的中国人，对被西方打败过，自己又在镇压中国伊斯兰化身的回民起义，及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起义时，自己也打败过的伊斯兰世界，始终抱的是一种强盗蹂躏猎物时所拥有的极端自大心理下的鄙视和排斥。 中国人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初了解，实际上，是通过中国人认为背叛了其祖宗文化的回族人开始的。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中国文化是最至高无上的，是世界文化的精华，同样也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皆准’；偏偏，回族人，按中国人的看法，作为龙的传人，却背信弃义，信仰了一个无法和儒释道相融合的宗教；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且，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又正好是伊斯兰文明开始步入衰落期是开始，所以没有像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那样，以武力作后盾；这更是中国人认为伊斯兰太小儿科！？ 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国历史上几次气势宏大、影响深远的回民起义、维吾尔人起义给中国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每次的起义，统治者为尽快镇压起义、防止蔓延，不择手段使用恶毒阴谋诡计、有意挑拨离间，使作为统治者民族的汉人，和穆斯林回民、维吾尔人之间的隔阂、仇视日益加深。 因而，对于被中国人仰视的西方打败过的伊斯兰世界；当然，也是被中国自己打败过的伊斯兰民族及其信仰伊斯兰教；中国人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极其鄙视；甚至，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研究伊斯兰及伊斯兰文明，是在浪费时间。” “对伊斯兰、伊斯兰文明，中国人没有兴趣；只有当政治、或者工作需要时，被迫无奈时，他们才会急急忙忙地走马观花、快速的浏览一些文章、简易读本，以寻找答案。 现在，更干脆，很多中国专家、学者；当需要时，基本上是，上网络搜集一些无名氏们写得，即无处出、又不全面，完全是拼凑来的有关伊斯兰教材料，进行研究，发表长篇大论、发表专著；且，选取的材料，基本上是敌视或排斥伊斯兰的一家之言。” “在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里，研究伊斯兰、伊斯兰文明的专家、学者；也大多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需要而去从事伊斯兰研究的，并非自愿选择！所以，其研究结果不仅只是触及皮毛、极其肤浅；而且因为共产党的无神论指导思想；使得这些研究人员一开始就带有极端的倾向性。我在国内的时候，读过很多这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伊斯兰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书；当时，还觉得这些书知识性很强，但到国外后，再和国外研究伊斯兰极其复兴运动的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没有可比性；中国学者的研究，要麽是挑挑拣拣式的翻译，要麽是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歪曲宣传！” “所以，”我继续说到∶“在这样一种鄙视伊斯兰环境中长大的任何中国人，自小就形成了对伊斯兰信仰的鄙视、以及对穆斯林大众的歧视心理，所以，很难指望中国人在现有环境下，能够改变观点，接受伊斯兰。” “普通中国人对伊斯兰的了解，非常有限；只局限于穆斯林不吃猪肉，行割礼，以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穆斯林不吃猪肉的意淫故事；现在，还可以再加上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的极肤浅的理解。以我之见，中国人不会接受伊斯兰宣教，更别指望中国人会变成穆斯林！” 马来人疑惑的看著我说∶“伊利夏提，你很了解中国人啊！” 我回答∶“很了解说不上，知道一点吧！毕竟，作为一个和汉人在一起学习、生活了大半生的异族，一个和汉人不仅长得不一样，而且连语言、文化、传统也不一样的维吾尔人，一个因信仰连饭都和汉人吃不到一起的穆斯林；因自己的天真和幼稚，还真的以为自己是中共宣传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带著幼时的憧憬和美好的梦想，进入到了中国汉人的中华世界，学习中华文明。 但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被无知的汉人老师、同学歧视、排挤、侮辱的15年大中小学期之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被无知的汉人领导、同事歧视、排挤、侮辱的15年工作期之后；当然，也包括中国军警、暴力机关的无数次的威胁利诱、凌辱之后；在理想彻底破灭、梦想彻底破碎之后，才真正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中华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成为中华一部分；最后，带著满身的伤痛，深沉的反思，毅然地走出了独尊汉文化、排斥一切‘异己’的中华世界；回归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中。” “走出来之后，回头再看自己走过的‘中华’之路大半生，这才发现，中国的汉文化不仅是一个极端排外的、非宽容的文化，而且还是一个极其虚伪、极端自卑的文化，这文化的排外、不宽容以及虚伪、自卑，非常典型地表现在中国汉人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极端两样态度上” 马来人似乎被我说服了，他再没有提问。但我自己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想起上学、工作期间，那些无知汉人同学、同事不知趣地、不厌其烦、一再以穆斯林不吃猪肉为题材的、歧视性的自娱自乐，意淫式的笑话故事。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礼貌地告诉他们，这是些无稽之谈；有时，我愤怒反击，驳斥其无知，因而不欢而散。 在国外这几年，我观察到了另一种现象有关信仰的现象是；新改宗者，我主要是指伊斯兰教徒改宗基督教的，或基督教徒改宗伊斯兰教的，都比较容易走向极端！ 在马来西亚时，我和很多由佛教、或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很多改宗基督教的中国汉人交朋友，进行过非常坦诚的交流；通常，这些新改宗者，大多数，很快就成为了向新来者宣教的积极分子，而且极为虔诚！这些新改宗的信仰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显然要比那些由父母而继承信仰的教徒要保守的多，起码比我要虔诚得多。 在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工作期间，我和很多由不同宗教、不同民族改宗伊斯兰的新穆斯林，有过极其密切的接触，坦诚的交流；说得准确点，这些新改宗者大多是马来西亚华人，我发现，新改宗者极为虔诚，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 在马来西亚，向华人及其他非穆斯林，宣传伊斯兰教最积极、最卖力的，还是这些新改宗的华人穆斯林；他们当中很多人，牺牲周末休息时间，自费车马费，走到马来西亚乡村、偏僻小岛进行伊斯兰宣教。 后来，我也参加了几次马来西亚华人基督徒的传教、宣教活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参加两位来自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非常著名华人基督徒传教士的传教演讲；他们俩激情的英汉双语演讲，不仅令我惊叹其双语的驾驭能力，而且，他们的宣教成果更是令我惊讶，现场就有很多华人宣布接受基督教，当场受洗。 带我去参加传教演讲的是个来自中国辽宁大连的、新改宗基督徒；我观察到他再整个演讲过程中，在不停地搽拭眼泪，非常激动、极其投入。演讲结束，他问我的体会；我以玩笑口气告诉他∶我大概是受共产党无神论洗脑教育太深，对什麽都抱怀疑态度；似乎，也过了能像他一样全身心投入上帝怀抱的时代！ 在马来西亚，全身心投入基督教传教的，几乎也都是新改宗的基督徒！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任何宗教，新改宗者要比传统教徒虔诚、更保守！ 同时，我也碰到过几位，新改宗而变得极为极端的新教徒，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其中一位是新改宗伊斯兰的印度人，我没有去问他过去的信仰是什麽；但他的极端思想很快使我和他发生了冲突；它否定除《古兰经》之外的一切伊斯兰传统。 当我问这位新改宗印度人是否懂阿拉伯语时，他告诉我他不懂；我问他，那他怎麽理解伊斯兰，怎麽理解《古兰经》时；他告诉，他读英语的《古兰经》；当我告诉他，我读中文的《古兰经》并没有发现他所宣讲的观点时；他反驳我说，中文《古兰经》不可靠；我问他，英语和中文都是非伊斯兰语言，怎麽中文就不可靠，而英语就可靠？他开始胡搅蛮缠，总之他是唯一掌握了伊斯兰真谛的人。 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身后居然跟了一大群人，包括几个在马来西亚学习的维吾尔人，这些跟随者们对他，可以说是五体投地的崇拜。我记得，一个开斋节，因为他的宣讲，跟随他的一大群人，包括那几位维吾尔人，就没有和我们在同一天庆祝开斋节！当我告诉他们，马来西亚是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跟随马来西亚政府确定的开斋节日期过节时，他们觉得我的话非常可笑根本不值当一回儿事。 当时，我就感觉到了这种新改宗者，因对新改宗教的极端热情，而非常容易走向极端。他们不仅对新改宗宗教极端虔诚、热烈；而且，对自身过去信仰过的宗教又极端否定、将其描绘得黑暗一片、一无是处！ 话说回来，无论任何宗教、任何信仰，总有一部分人，喜欢走极端；然而，好在大多数时候，走极端者总是少数；伊斯兰教如此，基督教如此，佛教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例外。 有人武断地说只有伊斯兰教徒滥杀无辜，其他宗教没有；这不仅不符合事实，可以说是胡说八道、歪曲事实、睁眼说瞎话。 在此，我再次声明，我无意为任何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辩护，无论其打著伊斯兰教、还是其他什麽宗教的旗号，只要是滥杀无辜者，我以为，就应该遭到人类众口一词的谴责，而且应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应该成为人类不容置疑的文明底线！ 然而，纵观、横看历史；滥杀无辜，不仅基督教极端分子干过，佛教极端分子干过，法西斯分子干过，共产主义分子也干过；而且，共产主义分子在今天，还在继续，在中国以及处于其统治下的图博特、东突厥斯坦、南蒙古还在继续滥杀无辜；当然，滥杀无辜者名单，还应该包括北朝鲜、越南、古巴等共产极端主义统治国家！ 远的不说，基督教极端分子在美国枪杀锡克教徒、黑人教徒的事最近还发生过，佛教徒屠杀无辜的事，几年前在印度发生过，最近在缅甸也发生过，至于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的滥杀无辜，可以说就在眼前，还在继续，其罪行罄竹难书！ 至于有人说《古兰经》宣讲滥杀无辜，宣讲仇恨；那只是一部分走向极端者对《古兰经》经文的教条认识，更是局外者对《古兰经》的简单字面理解。 对《古兰经》的解读、理解，需要了解伊斯兰传统知识、教法，需要了解伊斯兰历史、典故，需要了解《圣训》及其背景、传述者历史等等。并不是任何人只要懂得阿拉伯语就可以讲解的，也不是任何人拿起一本《古兰经》翻译本就可以理解、讲解的。 作为结束语，我以基督教《圣经》中的三段耶稣之语宣示大家，在任何时候，不能对任何宗教的经文简单断章取义、以字面意思去理解其真义。 《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第三十五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第三十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我无意冒犯任何基督徒，引用这段经文，只是想告诉人们，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不同信仰的人，读这段《圣经》经文，肯定，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肯定不能因某一个人对此段经文的字面理解，而断定基督教是宣讲仇恨的！？ 2015年12月25日 ——读者推荐。原载《博讯》 作者伊利夏提（Ilshat Hassan）为流亡在美国的维吾尔作家，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副主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 2016-0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绿色能源话题为何成了温吞水？
何清涟 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宣称聚焦经贸、科技、气候、能源等全球宏观迫切事项，但真正的焦点却成了阿根廷新科总统米莱对西方国家热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尽管德勤全球咨询主办了一场晚餐讨论会，探讨该公司的德勤《绿色转型融资》，外界对与绿色有关的话题却集中在1000 多架私人飞机的碳影响：峰会当周，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四倍。几年前炙手可热的绿色经济话题为何成了温吞水？原因无他，“绿能先锋”德国已经大规模恢复煤矿开采，并使用法国提供的核能；美国拜登政府的“绿色能源计划”早就半途夭折，2022年之后更是大规模恢复石油开采。 美国经济保持繁荣，首功竟是石油开采 拜登为了提振自己低迷的支持率（历届总统中最低），必须亮出漂亮的经济成绩单：2023年底，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约为3%，实现了2.6%的增长，失业率保持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3.7%——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低失业率通常不会与通胀的下降同时出现。不过，美国的真实经济状况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本文要讨论的是美国为何放弃了绿色能源？ 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这些行业将美国从通胀、衰退和失业中拯救出来》一文，直接承认，石油开采行业、芯片制造与房地产这三大行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将美国从通胀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1)如果人们不健忘，就会记得拜登在竞选与执政第一年，所谓“拜登经济学”主打的就是大规模推行绿色能源计划，为此关闭不少石油开采项目。才短短两年之间，石油开采缘何又成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这事说来话长，在绿色能源计划的推进上，拜登政府不是决心不够，而是现实无情，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悄悄改弦易辙。他的前任川普总统一直是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行业的支持者，为了获得气候活动人士、环境正义运动领袖的强力支持，拜登承诺他当总统之后，将下令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立即恢复川普政府推翻的几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监管规定，限制放慢或停止联邦土地上的石油租赁，全面推行绿色能源计划。拜登履任之后也确实这样做了，他提出一项规模2万亿美元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改革计划，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滑坡。 但是，拜登这种大跃进式的经济政策引发了各种不良后果：各种政府支出猛增，国债迅速飚升，美国通胀率达到40多年来最高水平 8.6%，特别是汽油的价格，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四个月同比上涨了62%，媒体齐称“加油站的痛苦正在伤害拜登的支持率”。为了让民主党不失去众议院的掌控权，拜登只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油价，比如释放美国的战略储备油，自2022年3月30日推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紧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从其战略石油储备中提取了1.8亿桶石油，截至当年12月30日，战略石油储备中大约还剩下3.724亿桶，是39年来的最低水平。 大量释放战备石油储备无法抑制油价飚升，同年11月，拜登政府又放松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希望帮助该国重建石油工业，让其生产的原油重新流向全球市场，包括流向委内瑞拉石油的第一大买家美国。可惜委内瑞拉的产能有限，满足不了欧洲与美国的巨大需求。拜登只好不事声张地恢复了石油开采。 2023年3月13日，拜登政府批准了代号“柳树（Willow）”的的阿拉斯加州石油开采项目，该项目预计耗资80亿美元，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8万桶，占美国当前产量的1.6%。但美国内政部公开表示，该项目未来30年可能产生约2.4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一项目在美国极具争议，2018年，康菲石油申请开发“柳树”项目，2020年获川普政府批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在2021年8月驳回这一批准，理由是认为其最初的环境审查存在缺陷，且开发方未充分分析开发项目的气候后果。如今拜登政府又再度批准，不少环保人士因此质疑拜登政府贯彻减排计划的诚意。 绿能先锋欧洲各国早就恢复了煤炭开采、扩大核能供应 欧洲化石资源贫瘠，天然气、原油、煤炭对外依存度高，长期以来不得不将清洁能源转型作为保障能源安全、对冲地缘经济风险的重要方向，因此，欧洲一直在努力推行绿色计划，并且早早开启了碳排放指标交易，德国号称“绿能先锋”。俄乌战争开启之后，全欧洲参与的“绿能计划”终于折戟沉沙，德国的工业大受损伤。 为什么德国成为最大受损国？该国号称“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是因为从1990年代开始，德国及时地抓住了全球化初期世界没有意识形态区隔的那段时期，为本国设定了新工业化计划，即“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这个计划使德国工业迅速发展，一跃成为欧洲最强经济大国，还取得了对欧盟的领导权。由于自知本国经济奠基于“资源-市场”双重依赖外国的基础上不太牢靠，德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大力推行“能源转型”（Energiewende），计划从以煤炭、石油和核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能源结构，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低碳和无核经济过度，先在欧洲、继而通过联合国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国推广绿色能源计划。但俄乌战争导致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破产，为了执行美国发起的对俄经济制裁，德国政府拒购俄罗斯天然气与能源，因此形成巨大的能源短缺、价格飚升，导致德国企业纷纷破产。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报道，据德国信用机构Creditreform估计，到2022年年底，德国约有1.47万家公司进入破产法庭，[\[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2)2023年1-10月，德国地方法院共报告14751起企业破产案，同比增长24.1%。[\[i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3) 面对企业破产与大规模失业，德国不得不开始“洗绿”，将原来列为非清洁能源的煤、木材、核电重新列为清洁能源，欧洲各国当然跟进。这一点，我曾写过一篇《俄乌战争后果：西方绿能计划悄然“洗绿”》 （原载SBS，2022年7月5日），详细介绍了这一情况。路透社于2022年7月5日发布一篇题为《法律草案显示德国计划修改能源部门的关键排放目标》（Draft law shows Germany plans to revise key emissions target for energy sector），该文指出，德国执政联盟拟修改一项法律草案，取消其中涉及的“在2035年之前，能源行业实现碳中和”的气候目标，而且没有为达成这一目标设定新的日期。[\[iv\]](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4) 法国作为欧洲“核联盟”的发起国，是全球最早应用核电的国家之一，早在1989年，核电在法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就已达75%。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宣布重启核电计划，将发展核电推升至捍卫经济主权的高度，坚持不能依赖其他国家来保障能源供应。对欧洲而言，实现能源领域的战略自主至关重要。2023年7月，欧洲“核联盟”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为欧洲核能发展拟订“路线图”，预计到2050年将欧盟核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100吉瓦提高至150吉瓦，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核电在欧洲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核电覆盖全欧洲，将有助于欧洲加强能源主权、加速去碳化和实现气候目标。 绿色能源计划由欧美倡导并通过联合国力推，如今这两大经济体对绿色能源计划已经做了极大修改，这就是2024年WEF达沃斯年会上，绿色能源议题成了温吞水的原因。真正在意绿色能源计划的大国，目前主要是中国，因为中国多年来为适应西方绿能计划而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目前已成为世界光伏产业第一大国，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因此，美欧的绿色能源计划调整，直接导致中国光伏产品滞销，许多企业破产。 [\[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1) 《这些行业将美国从通胀、衰退和失业中拯救出来》，2024年1月15日（https://cn.wsj.com/amp/articles/%E5%93%AA%E4%BA%9B%E8%A1%8C%E4%B8%9A%E5%8A%A9%E5%8A%9B%E7%BE%8E%E5%9B%BD%E5%AE%9E%E7%8E%B0%E9%80%9A%E8%83%80-%E8%A1%B0%E9%80%80%E5%92%8C%E5%A4%B1%E4%B8%9A%E7%8E%87-%E4%B8%80%E7%AE%AD%E4%B8%89%E9%9B%95-e2f8489c） [\[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2) 《德国2022年企业破产数量大幅增加》，《欧洲时报》，2022年12朋14日（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europe/GER/2022-12-14/1052620273246932992.html） [\[i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3) 《2023年12月份，德國企業破產申請案件增加12.3%》，2024/01/12，經濟部國際貿易署（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2023%E5%B9%B412%E6%9C%88%E4%BB%BD-%E5%BE%B7%E5%9C%8B%E4%BC%81%E6%A5%AD%E7%A0%B4%E7%94%A2%E7%94%B3%E8%AB%8B%E6%A1%88%E4%BB%B6%E5%A2%9E%E5%8A%A012-3-2692653.html） [\[iv\]](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4) Draft law shows Germany plans to revise key emissions target for energy sector, Reuters, July 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draft-law-shows-germany-plans-revise-key-emissions-target-energy-sector-2022-07-05/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4年1月29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green-energy/kwwumqrcd ）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