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多佛惨案”再现，只缘制度利差
何清涟 自10月23日以来，39位偷渡客惨死冻死在卡车之内的消息刷屏。由于最初传说全部是中国人，英国人再度回忆起2000年英国多佛惨案。两次事件惊人相似：同样是来自亚洲的偷渡客，目的地同样是英国，区别是：人数不同，多佛惨案共59人，这次少了20人；多佛惨案死者是因闷热而死，本次是则是被冻死。 无论卡车死者来自哪个发展中国家，吸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原因是西方福利国家与本国的制度利差。正是这种制度利差吸引着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偷渡到西方国家。 全球化必然产生制度利差寻觅者 多佛惨案发生的2000年，中国正在向加入WTO冲刺，当年的GDP规模约1.21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六，因为穷，中国人要偷渡；2018年，中国的GDP总量飚升到13.61万亿美元，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富翁总数居世界第一，政府每年援外资金数百亿美元，中国人还是要偷渡。原因何在？只有一个答案：在中国与偷渡目标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 世界上的国家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制度、路径依赖不一样，决定了社会分配体制与福利制度有极大差异，二者之间形成极大的制度利差。加之美国与欧盟国家讲究人权，从发展中国家来到这些国家的移民与非法移民，只要进入这些国家的分配体制，可获得比母国相对好得多的经济条件。这就是中东、非洲各种移民与难民历尽艰难也要前往欧洲，美墨边境国每月有十万余非法移民偷越国界的原因。 自全球化开始，西方国家对非法移民更是实行人道主义原则，政策日益优渥。有足够才智、学习能力强的人，大都可以通过留学获得学历，寻找工作，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伴随着西方社会对普世价值、人权的标准越来越高，对某些宗教还采取特别优待的政策，客观上鼓励了寻找制度利差的移民与难民数量猛增。联合国难民署曾总结并赞扬德国为何能够成为难民最向往的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难民法，免费住宿，每月352欧元生活费、免费的工作培训与培训合格后获得的体面工作，经常被媒体报道的格次亚的故事说明西方对难民极其优待。叙述亚难民格次亚有一个庞大的家庭——4个妻子和23个孩子，其中22个孩子（12个女儿、10个儿子，分别是1~22岁）都来到德国，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德国按照法律规定的福利条件计算，每月为这个27口之家支付1万欧元——这种不错的福利补贴，就是制度利差。 美国明尼苏达州穆斯林女议员奥尔马，全家就是依靠美国的福利生活，她本人就是一位极其成功的制度利差寻觅者：受了大学教育，并进入美国政界，对美国社会制度还享有不受限制的批评权。 中国福建为什么盛产偷渡者？ 有句古语描述福建的经济地理条件：“八闽多山，地狭人稠”，从明清以来就喜欢向外移民，台湾、南洋、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福建移民的踪迹。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卖猪仔”到海外做奴工（比如到美国修西部铁路），基本都是福建、广东两地人为主。自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人因拥有海外关系的优势，通过合法与非法途径移民海外蔚为风潮，就连当地政府也与人口走私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福建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偷渡客。 这当然也是寻求制度利差，就算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这种制度利差仍然存在。《南方周末》曾于2011年1月10日发表一篇《福建小村移民史：50年来3000多村民成美国人》，讲述福建长乐曹朱村村民持续半个世纪的偷渡移民故事，血泪和财富同时呈现在同一段故事里。 这个故事记载：1960年代，第一批曹朱人跳船登陆美国，当时只有三五人。中国当时刚从三年大饥荒中走出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里，偷渡成了人们从现实中解脱的最好办法。改革开放之后，当地偷渡的方式有所改变，由十分危险的“跳船”偷渡变成以旅游之名义偷渡，蛇头的身份也一变而为“旅游顾问”，偷渡者付了足够 的钱之后，开始环球旅行，线路是从瑙鲁（到那里买国籍身份）到新加坡，再经过菲律宾、丹麦，捷克、荷兰，最后由加拿大入境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村民不在纽约，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 制度利差是巨大的：当地人携带着海外汇来的滚滚财富陆续离开村子，去邻近的福州和长乐市区购房，过起了安逸的生活。而幸福指向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纽约。尽管死亡是源源不断移民过程中的惨烈代价，但这没能阻止人们出发的脚步。那些早年就移民美国的人留下令人向往的传说：绿卡、高收入、失业保险、低收入救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村子的人气在衰败，财富却在累积。为了保护村庄的老人和小孩，村子里凑钱组建了一支治安巡逻队，每个人每月发给600块钱。村民的排场总让那些四川打工者看得目瞪口呆，“以前美元值钱的时候，麻将桌上放的都是百元美钞”。每逢村子里有老人去世，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从主人那里分一个数百元的红包。村里居民基本上都被村里的美国人“养”了起来，每家每户都聘请一个保姆，保姆月工资1800元左右。而村民们大部分时候只是晒太阳，攒下来力气搓麻将，定期接收一下美国政府寄给他们孙子孙女的奶粉。 福建类似情况的村庄不少，成为美国人的村民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村与村之间互相攀比谁更富有。 西方的制度利差能够永续吗？ 西方社会前些年的富有来得太过轻易，全球化为这些国家带来滚滚财富，一大批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国际主义者对本国的贫穷与中产的日益衰败并不关心，反而关心起中国的洋留守儿童，为福建偷渡者送回中国抚养的子女再度回美时融入的困难在操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月20日刊登题为《对中国某省的考验——如何教育大量拥入的美国出生孩子 》，非常关心2万名拥有美国国籍的洋留守儿童。 2015年欧洲难民潮，用喜迎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话来说“永远改变了德国”，自那以后，西方社会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发生了一点变化，但舆论上还是同情支持。比如美国今年在美墨边境拦截了百万非法移民，法国媒体还是要用贬斥的口吻批评美国此举，尽管法国早已经不再欢迎非法移民了。更有媒体观察到，尽管“默克尔还是‘默克尔妈妈’，但德国已不是那个德国了，正在动员难民回到母国，同时养活接收难民数量。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2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刚起步，福建人为寻求制度利差冒险偷渡；如今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福建人还是要冒险偷渡，到西方国家寻求制度利差。中国的肉食者应该思考：中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让中国人总是以他乡为故乡？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10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eqinglian-1028201906242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大西洋两岸──吵不散的“婚姻”
11月21和22日两天，“北约首脑高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北约19国首脑和国防部长都与会。这是911以来，全球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西方国家军政首脑的首次聚会，对于确定北约的新角色、新目标，解决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和摩擦，加强美欧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实际上就在发生变化，主要在于苏联崩溃，欧洲不再有直接的安全威胁，对美国核保护伞的需求意识降低，同时增加了区域整体性意识：不愿接受美国作为霸主的主导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要发出更大声音，在全球事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欧洲有和美国潜在争夺影响力的趋势，从而导致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有疏远和分离的倾向。 911事件的突发，在短期内有把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欧洲国家也认知到，这种恐怖袭击下次可能目标就是法国、德国或英国。法国总统希哈克对911表态说“下次可能就是我们”。但很快就有五点因素导致这种“团结”气氛开始消散： 1917年后的“欧洲”已死 第一，恐怖份子至今没有袭击欧洲，欧洲对911的体验没有身临其境的美国人那么强烈，同时欧洲人对恐怖份子邪恶和残忍性的认知，也没有美国人那么直接和敏感。因此在谁是恐怖份子，如何对付恐怖份子上，存在心理和现实距离； 第二，美国的军事反恐没有需要北约出兵，而是单独进行。这给了欧洲人更强烈的美国要利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唯一超强地位，实行单边主义，而撇开欧洲，自行其事。欧洲有边缘感、疏远感和主导全球主要事务的无力感。 第三，美国反恐进入第二阶段把军事打击伊拉克作为目标，引起欧洲更大的反弹，因为这和中东问题将纠缠到一起；由于欧洲主要大国都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法国和德国各有300万，英国和意大利各有100万，比利时50万……），他们担忧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政策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第四，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蒙．赛法悌（Simon Serfaty）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的，欧洲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们所熟悉的那个1917年后的欧洲实际上已经死了，出现了一个“新欧洲”。欧洲模型发生了四点变化：欧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个单独国家构成，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主要国家（15国）组成了“欧盟”；欧洲建立了统一的货币，这种金融政策形成了它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北约的19个成员国，除美国之外，全部在欧洲，由此形成了欧洲的整体性防御力量；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民主、对世界更有影响力。 第五，北约的地位下降，不像冷战中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北约在1949年成立时仅有12个成员，在冷战中扩大到16个，到1999年时发展到19个（增加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这次北约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将再吸收7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从而使北约扩大到26个成员，达到建立53年以来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成员太多，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美国更愿意和北约的成员形成单独的双边关系。而且18个北约成员国的全部军费开支才是美国这一个国家的一半，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间的军力鸿沟相当大。这也是美国对阿富汗战争没有需要北约参与的原因之一。 在冷战时代，西方是一个整体，面对一个敌人，形成一个联盟，一个战区，一个霸主般的领导者，即美国的单边主义加上欧洲的配合。现在，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北约发展到是20（加俄国），还是26（再增7国），北约都无法再扮演原来在冷战中那种角色。 实力外交，欧洲跟进 从布什政府上台一年半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欧洲的政策来看，美国并没有采取单边主义，而是在坚持保护美国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尽力和欧洲进行沟通。但在“沟通”和“美国原则”发生矛盾而无法协调时，美国基本采取了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没有妥协，例如拒绝签署《全球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了防止全球过热的《京都条约》，拒绝参加国际法庭，拒绝签署禁止地雷条约等等，都显示了美国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时，基本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拒绝做出让步。 这既有美国为了自身原则而无法让步的原因，也有美国利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强地位，推行实力外交的因素。这从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和苏联签署的限制部署导弹防御的《反导弹条约》就可以看出，虽然美国退出前遭到欧洲几乎一致的反对，认为这会导致新的全球军备竞赛，俄国和中共还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等，但一旦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强力推行，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那些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消散，并没有形成像欧洲国家原来预测的那样严重的后遗征等。 因此，美国的实力外交的成功，也在促使美国更倾向于为了原则和国家利益而不惜和欧洲出现分歧，单边做出决定。这次美国准备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也是这样，一旦布什政府下定决心推行这个政策，最后欧洲国家仍可能跟进，而不是杯葛到底。 欧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欧洲所以最后会选择“跟进”，而不是杯葛美国到底，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毕竟在根本价值观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并有合作的历史、基础和架构； 其次，如果欧洲真的想抗衡美国的话，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实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整个欧盟15国的社会生产力加起来才比美国多一点。据去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引述的数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是99,630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 另外，正因为美国有强大的经济，才有实力保持强大的军力。虽然北约19个成员国有18个在欧洲，但这18国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52％。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员迈克．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最近发表的论文，欧洲投入军力项目的能力和从本土调动军队的运输与行动能力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欧盟国家的全部军队有250万人，正好是美国的一倍，但军费开支却是美国的一半；而且在2003年，将会少于一半（美国将接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是1,500亿美元） 最后，从波斯尼亚、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虽然北约在欧洲的18个成员国的任何一国的军事实力都大于南斯拉夫，但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英国、法国或德国）对波斯尼亚、科索沃采取行动，直到美国进行干预，他们才跟进。没有美国的领导角色，欧洲难以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高峰会，美国将摊牌 虽然美国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前优势，但由于反恐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传统战争，它涉及的范围广泛，需要全球国家的合作，美国无法疏远欧洲、自己单独进行而取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布什总统亲自参加北约高峰会议，仍是在寻求平衡外交，争取欧洲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六月下旬，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德国柏林的“政治军事研究所”（PMG）联合召开了探讨美国和欧洲关系的研讨会，与会发言的九位美国、英国、德国的知名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鸿沟和分歧。欧洲应该认识到这种鸿沟对世界安全不利，必须采取措施弥补。其中以德国学者阿斯玛思（Ronald D. Asmus）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目前把军事反恐列为政策优先和全球战略目标，欧洲必须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应该成为欧洲的目标。因为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欧洲，恐怖主义不仅对美国，也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是现实的、紧迫的，致命的。欧洲应该和美国联手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就像冷战时联手对付斯大林一样。欧洲如果把反恐视为美国自己的事情，那是短视的。北约成员国应提高军费，加入美国的全球反恐联盟之中；使北约走出欧洲，成为美国执行“世界警察”角色、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行动中的并肩伙伴。 从欧洲的反应来看，欧洲对这种角色的认知不是那么清晰，对扮演这种角色也不是那么情愿。主要原因在于，除了欧洲并不像美国那样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强烈感觉和深刻认知，另外说不出口的理由是，欧洲主要国家想保存实力，不愿增加军费，而把保护世界安全的责任推给美国独立承担。在不愿当“参与者”的同时，还想扮演“仲裁者”，来获得道德高地。 这次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以及今年底将召开的欧盟年会，实际上将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一次“摊牌”：要么欧洲像冷战时配合美国对抗共产主义一样，成为战略伙伴；要么就是美国独立承担，欧洲“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因为从阿富汗战争来看，美国根本不需要欧洲或北约出兵，自己完全可单独完成。 上述美国和德国研究所的讨论会，基本调子是强调欧洲要破除本位主义和私心，破除对恐怖主义和伊拉克萨达姆等邪恶势力的浪漫情怀，和美国再次真正联手，建立大西洋两岸安全关系的新架构。 北约高峰会议，以及年底的欧盟年会，可能会有助于缓解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紧张关系，为促使欧盟和美国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但由于上述大西洋两岸疏远的五个因素的存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今后仍将存在相当的变数，双方都可能要踩钢丝，在凝聚和分歧中，平衡、谨慎地向前走；在争吵中继续保持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婚姻”。 2002-1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埃及革命使美国乱了套
历时已两周的埃及民众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抗议运动，引起全球关注。但跟以往对乌克兰 “橘色革命”等的反应不同，这次美国舆论却意见分歧，连左、右派内部都差点“针锋相对”了。 在美国保守派内部，全美收听率最高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被视为右翼舆论领军人物的林博（Rush Limbaugh），强烈批评上街民众，认为这将导致极端伊斯兰势力“穆斯林兄弟会”乘机上台。近年崛起的保守派媒体新星格林贝克（Glenn Beck）跟林博大同小异，甚至更强烈；布什政府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经常上电视做国际评论的保守派大将博尔顿（John Bolton），以及《华盛顿邮报》著名右翼专栏作家、福克斯电视新闻评论员查理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为代表的很多右翼评论员，基本都是这种观点。 恐惧伊斯兰，低估了世俗化 但目前在保守派中人气最高的前阿州女州长佩林，还有保守派大将、前副总统切尼，以及保守派主要刊物之一的《标准周刊》主编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 等，却都主张支持上街游行的民众，促穆巴拉克下台，在埃及实行真正民主选举；他们也批评奥巴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软弱。在美国保守派内部，很少出现林博、贝克等跟佩林、切尼观点相左的现象。 在左派内部，也是严重分裂。一向支持奥巴马的左翼大报《纽约时报》这次则明确支持埃及街头的民众，批评奥巴马态度暧昧，没有敦促穆巴拉克下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评论说，埃及事件在性质上更像原东欧革命，而不是当年霍梅尼的伊朗革命。他认为那些恐惧埃及革命的人，高估了穆斯林兄弟会，而低估了埃及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以及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在当年中国天安门事件时，纪思道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目睹并报导了八九民运，後来写出《中国觉醒》（China Wakes）一书。也许正因为这种中国经历，使他对埃及的民主运动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 目前奥巴马政府，美国的保守派，还有以色列，都是出於对“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崛起、埃及变成伊朗第二的担心，而不愿看到亲美（也跟以色列保持稳定关系）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由此出现美国内部左右派交叉、严重分歧的政治景观。 不要再有“雅尔达”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前副总理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观点则相当引人注目；他支持埃及上街民众，认为穆巴拉克政权不具合法性。《华尔街日报》记者近日就埃及事件采访了夏兰斯基。这位前以国政要的观点所以被重视，不仅因为他与以色列政府观点相左，更在於他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专制社会有深入了解。 夏兰斯基早年曾是萨哈罗夫的助手、人权活动家，在苏联古拉格被关押九年（有过长达200天的绝食）！後在美国总统里根的营救下，作为犹太人移民专案到了以色列，出任过副总理等职务。几年前，他写出一本畅销书《民主论∶战胜暴政与恐怖的自由力量》。 在书中，夏兰斯基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在全世界，不管是哪里的人民，什麽文化背景，都愿意生活在自由之中；第二，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世界安全；第三，西方国家能够、并应该影响（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自由。 夏兰斯基把全球国家分成两类∶恐惧社会；自由社会。他提出“城镇广场测试”（town square test）理论∶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市中心广场可以自由发表政治演讲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反之就是“恐惧社会”。 美国布什总统在任时致力向全球推广民主，他曾说，如果你想知道我怎麽看待民主，就去看夏兰斯基的这本书。2007年，夏兰斯基在布拉格主持了“全球异议人士大会”，布什总统到会并发表了著名的“不再有雅尔达”（即不再跟邪恶妥协）的讲话。 穆巴拉克不下台局面更糟 虽然布什总统致力全球推广民主，但对埃及却“网开一面”。《华尔街日报》近日社论“埃及的选择和我们的选择”披露，早在2005年，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莱斯曾想在埃及推动公民社会，但遭国务院中东专家和官员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民主幼稚症，会导致像哈马斯在加沙通过“选举”掌权的後果。尤其当时美国驻埃及大使瑞西爱尔顿（Frank Ricciardone）是穆巴拉克的崇拜者，更是不赞成。埃及反对派领袖当时曾公开批评美国支持“阿拉伯的独裁者”。 奥巴马上台後，美国的对外政策更从布什的推广民主全面後退。一年多前伊朗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时，奥巴马政府不仅没给予支持，反而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伊朗的政权改变”，要跟伊朗保持“交往”（engagement）。 奥巴马政府，还有一些美国右翼，包括以色列等，担心穆巴拉克现在下台，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乘机掌权，局面将会更糟。但夏兰斯基认为，如果穆巴拉克继续掌权，那等於为穆斯林兄弟会提供强化的条件，将来会“更更糟”。他的理由有三∶ 埃及是“反犹”中心之一 第一，穆巴拉克的专权统治导致民怨日增，一旦将来大爆发，那个时候由於政府已扼杀一切公民团体，结果只剩下穆斯林兄弟会最有组织运作能力，它会乘虚而入，占领政治真空，因它是“唯一”。如果现在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会还没那麽强大，其他公民团体及政党迅速建立、崛起，就可以将来通过政治竞争，平衡或抵消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 对於哈马斯通过选举在加沙掌权，夏兰斯基认为，这恰恰是阿拉法特的专制造成的。在那个独裁者长达35年的统治下，巴勒斯坦变成了一个“黑社会”。所有公民团体都无法存在，只剩哈马斯“一枝独霸”；一有选举，哈马斯当然就有机会填充真空。夏兰斯基说，连加沙的基督教村庄都投票给哈马斯，因哈马斯像“黑社会”中的“保护人”，只有它有组织力量。 第二，穆巴拉克在利用“穆斯林兄弟会”威胁美国不要推动埃及民主，以确保他一直掌权。穆巴拉克最近还对奥巴马说，“你不了解埃及文化以及我现在辞职将会发生什麽事。”那意思很清楚，如果我下台，穆斯林兄弟会就会掌权，对美国和以色列更不利；为了埃及“稳定”，就得支持我继续铁腕统治。夏兰斯基认为，美国如果为了眼前的所谓埃及稳定，将来会得到埃及更大不稳定的恶果。 第三，夏兰斯基说，穆巴拉克政府虽然跟以色列签有《和平条约》，双方关系表面稳定，但埃及是穆巴拉克掌权後、过去三十年来全球“反犹中心”之一。因为任何独裁者都需要渲染“外部敌人”，以转移内部不满，激发极端民族主义，保持其专制统治。穆巴拉克虽然表面不反以色列，但却纵容和支持“反犹”。如果穆巴拉克下台，埃及跟以色列失去这种条约会怎麽样？这位前副总理引证说，以色列跟叙利亚没有签这种条约，但两国关系过去三十多年一直稳定，主要因为以色列有威慑力量，人们更看重的是实力。 用恐惧统治，寿命有限 夏兰斯基指出，面对埃及革命，美国的“中东问题专家”就像当年的“苏联问题专家”一样，也是没有预料到，因他们不了解专制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一点，也很像美国的那些“中国通”，他们习惯用中国官方资料做研究，热衷找中国政权内的改革派跟保守派的矛盾等，而不是重视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每一天都在酝酿和积攒著的不满和反抗力量。他们感受不到“岩浆”的热度，更把握不了最终喷发的时刻。 这位《民主论∶战胜暴政与恐怖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对埃及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埃及正发生的一切再次证明∶用恐惧来进行统治，寿命是有限的。不论哪一种文化或宗教背景，人们都会渴望自由。这是最有力量的普世信息！在当年东欧和苏联等共产铁幕垮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 2011年2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1-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为何东欧国家支持美国打伊拉克
今天（2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克，北约高峰会开幕。北约19国军政首脑和美国总统布什都参加了会议。这是911以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後，首次西方主要国家首脑聚会，因而相当引人注目。 这次北约高峰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全球反恐；另一个是北约扩大。北约53年前成立时，有12个成员，冷战中扩大到16个，1999年吸收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而达19国。这次再度扩大，增加了立陶宛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七国，从而使北约达到26国的历史最大规模，成为全球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 北约1949年成立时主要战略目标是遏阻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向欧洲以至全球的蔓延。在冷战时代，北约成了欧洲以至整个自由世界安全的保障，并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在後冷战时代 北约出兵军事干预南斯拉夫，制止了该国强人米洛舍维奇对穆斯林人的“种族清洗”政策，最终使南斯拉夫走向了民主。 但这样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却被中国官方媒体长期攻击和丑化，尤其是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误炸那里的中国使馆之後，北约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简直成了罪恶的同义词，而对北约维护世界和平、抗击苏联共产邪恶的历史，完全不提或刻意歪曲。 但仅从一个事实就可看出北约的性质，那就是共产政权在东欧及苏联垮台後，那些东欧、中欧国家对北约的态度，他们都争先恐後地要求加入北约。如果北约像中国官方媒体所描绘的那样罪恶，为什麽有了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有了民意自由表达的捷克、波兰、匈牙利都会申请并最终加入北约？由中国知识份子比较熟悉和敬佩的前知名异议作家哈维尔担任总统的捷克，不仅自己加入北约，而且哈维尔强烈支持北约扩大，吸收更多的原东欧共产国家。这次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三国等七个原共产国家选择加入北约，再次证明了北约长期维护世界和平的性质和它的吸引力。 这次美国总统布什专程到布拉格出席北约高峰会，主要是争取欧洲和北约对美国可能军事打击伊拉克政策的支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欧洲除了英国之外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有分歧或一定的抵触，但过去两次新加入北约的10个国家，几乎全部都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捷克总统哈维尔表示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都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为什麽这些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西方专家认为，因为这些原共产国家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他们深刻了解什麽是邪恶，并懂得怎麽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邪恶。 这次北约一下子吸收了七个国家，增加到26国的规模，对美国最有利，因为这些新加入的国家都倾向支持美国的对外强势政策，倾向和美国联手，从而扩大了美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和主导力。 不久前，俄国也改变了对北约的态度，与北约合作，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关呈远於本月10日和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举行了会谈，中国提出要和北约“对话”。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北约成立53年以来第一次听到中国发出这样的声音。这说明中国对北约的态度也在改变，在走向现实主义。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11月21日） 2002-1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李勇∶张学良生前谈“西安事变”
半个世纪来，争议不断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十月十四日晚上八时五十分在檀香山逝世，享寿一百零一岁。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均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简述十年前笔者与他所作三个小时倾谈的经过∶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下午，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带了几位东北同乡到曼哈顿中城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所有的公寓去拜见他们景仰的乡长张学良叙乡情，在东北老乡的心目中，张学良不仅是乡长，也是重要历史人物。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举世瞩目、影响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西安事变”。 与张学良见面的东北老乡中最受注意的应该是刚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两位中国名记者刘宾雁、曹长青，另外还有纽约当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我因与徐松林会长交情不错，虽非东北人，也获邀陪同刘宾雁、曹长青去谒见张学良。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当然希望有机会见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听听他对“西安事变”的说法。因为过去半个世纪来，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这个人有太多的揣测之词，当然也有不少谣言与流言，假如在谒见他时听他亲自解说，这岂不就是历史学家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口述历史”？ 当我们按约定时间抵达张学良临时寓所，他的夫人──赵四小姐不在，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饭厅圆桌一隅，经过简短介绍，张学良逐一与到访者握手，然后大家围圆桌坐下。 张学良一开始就问每一个人的家乡地名，当问我的时候，我正想说我是广东人，徐松林会长看了我一眼，深怕我说出新闻记者的身份影响张学良叙乡情的兴趣，于是我随便说了一个地名──“黑龙江”。 我之所以说黑龙江，是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定期汇钱寄粮包去黑龙江宝清县一个农场，给在那里接受劳改的妹妹，因此对黑龙江这个地方十分熟悉。张学良听我说了地名，颇有疑虑，再追问∶“黑龙江什麽地方？”我立即很自然地说出宝清县，然后加上一句∶“那是北大荒，靠近中苏边界”，这时张学良才释去疑虑。后来猜想可能我的口音露出破绽。 张学良那年是九十岁，但毫无老态，他耳聪目明，反映灵敏，一开始他就说耳朵不太好，请大家说话大声一点，后来我发现，当大家所说的话题不敏感，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如果话题敏感他不想回答，就说听不清楚，请提问者再说一次，或者顾左而言他。 刘宾雁坐在张学良的左侧，曹长青坐在张学良的右侧，徐松林会长一开始就问张学良∶“有没有回去家乡看看的念头？” 张学良说，他非常想念家乡，而家乡的人也不止一次出来劝他回去，但是此刻他不会回去，因为牵扯的关系太多不方便。 刘宾雁与曹长青两人立即说∶“那些来劝你回去的人都是中共派来统战你的，你千万不要被他们统战回去，那就中了中共的诡计。” 张学良回应刘、曹两人的劝告说∶“我不会回去，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想被政治左右，更不想被别人利用。” 张学良承认，中共方面派过不少人来看他，并劝他回去看看，他知道中共的目的，由于他对“政争”没有兴趣，所以避免被人利用。 刘宾雁说∶从前他在中国大陆做记者，的确很希望张学良回去，但现在他改变想法，不希望张学良被中共利用。张学良立即表示，他完全同意刘宾雁的说法。 谈到中共统战，我立即追问张学良∶“假如时光倒流，你已知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几十年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浩劫灾难，你是不是还会反对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去发动‘西安事变’，强迫老蒋与中共合作抗日？” 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还是不能同意蒋先生当时‘安内攘外’政策！” 我再问∶“为什麽？” “很简单，”张学良说∶“那时候的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井然、军力强大，岂易瓦解歼灭，我的东北军两个精锐师与中共对阵，结果兵败被杀，中共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逃亡（中共称长征）仍然保持实力，毫无垮亡的迹象，这样善战的中共军，既不能消灭他，就只有跟他合作一同抗日！”我对张的回答反感，疾言厉声说∶“你难道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导致中共坐大，打下江山，使中国人被整死逾亿，锦绣河山变得一片落后破败，这种祸患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 张学良摇摇头说∶“我不同意把日本鬼子与中共政权比，他们的做法不相同。” “怎麽不同？”我说∶“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政治斗争不绝，残民运动不断，中国人如非死于人祸就是死于天灾，六O年代的大饥荒，三年就饿死四千五百万人，这种浩劫灾难，你难道不知道？” 张学良很注意听我的话，但却轻描淡写地说∶“你说的话我都听过，家乡来的人也曾经告诉我。” 我告诉张学良∶“假如你留在中国大陆不去台湾，很可能在文革浩劫中丧生！” 张学良说∶“那不一定！” 我说∶“你的弟弟张学思不就是在文革浩劫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你？” 张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张学思与他的好友吕正操在一起，后来吕正操来美国与我见面，告诉我整件事的经过。当然张学思比较激动暴躁，跟斗争他的红卫兵干了起来，结果被红卫兵打死。吕正操比较温和，所以保住了性命，这只能怪张学思自己不好！” 张学良的谈话避免对中共在政治上的表现批评，他动不动就说他不谈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甚至他弟弟惨死他也只归罪于红卫兵，他不指责毛，相反吹捧周恩来，形容他是“大政治家”，是“大gong臣”（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用拼音代替，下同）、“能屈能伸”、“说话简洁”、“反应快速”，是他最难忘的“老朋友”，因此周死后，他一直与周的“爱人”邓颖超保持联络，互相通信。 经常以“大丈夫”自许的张学良，当谈到中共政权在大陆种种倒行逆施，他如非沉默无言就是婉转辩解，被迫问太紧，他立即以“不谈政治”回应，既闪烁又忌讳，毫无大丈夫敢言的气概。 笔者向他说到中共在大陆上展开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并把自己家人亲友遭遇作佐证，但张学良一律不予置评，也不搭腔。 当时我告诉张学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共从夺权统治大陆的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死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的中国人有五千七百万人，加上后来的六O年代大饥荒、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逾亿中国人非正常死在中共的苛政下。” 张学良沉思片刻说∶“一个新政权建立总要杀一些人的，这没有什麽奇怪！” 我说∶“在夺权战争中有人牺牲，那不奇怪，问题是中共已有效统治中国大陆四十多年，为什麽还关起门来杀害自己同胞，别的不说，仅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屠杀，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见，不知张先生有没有看电视？知不知道此事？” 张学良回答说，他没有看电视，只知道有此消息，但详情不太清楚！于是在座诸人纷纷向他描述六四屠城经过。张学良认真听讲，但不置一词。 我有点气愤问张学良∶做人应有良知，应掌握大是大非的分寸，请张先生告诉我们应该怎麽做人才算正确？ 张学良冷静地说∶你只要做好自己份内事就可以，不必理会别人做什麽事，不惹麻烦就可以。 “那麽中共滥杀中国人我们也可以视而不见？”我问∶“一九四九年底，广州沦共，中共立即逮捕了六位香港派驻广州的记者，经游街示众后枪毙。先父也是新闻记者，如果不是及时逃去香港，也可能被杀，因为中共发出通缉我父亲的布告中，把我父亲形容为反动文人。假如一九四九年我留在大陆应该怎麽做？忍辱挨整还是挺身反抗？” 张学良对我的愤怒追问冷静以对，他又说∶“你只要在自己位置上，自己岗位上把份内事做好就够了，管别人干什麽？” 我对张学良的答覆很不满意，本想再加重语气追问，坐在我旁边的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立即以脚碰我向我示意，并以其他问题岔开这个话题，而这时陪同张学良住在寓所内的老部属宁承恩从后面房间出来，对我怒目而视，似乎怨责我不应用那种口气来质问张学良。 我不知道宁承恩是何许人，后来从徐松林口中知道，他一九二四年廿三岁那年得到张学良资助，去英国的牛津大学经济系深造，二八年学成回东北在张家的边业银行做事，后到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任秘书长，受张学良知遇重用，因此一生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对蒋介石幽禁张学良半个世纪不满，经常发表挞伐蒋介石的文章（笔者按∶宁承恩已于2000年2月15日在美国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又十一个月）。 张学良虽避免谈“西安事变”，但却有问必答说出他对“西安事变”的悔意，他形容那是他对蒋介石的“背叛”，自称“鲁莽操切，胆大妄为”，他在回答问题中，澄清了来自中共及其同路人所制造的谣言及谰言。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未能全力抗击导致东北沦陷，张学良背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但中共所拍的“西安事变”电视剧则说张学良是奉了蒋介石之命不抵抗，从此以后，中共宣传机器与海外亲共史学家则据此丑化蒋介石，并窜改抗日战史，编造蒋介石不抗日，抗日战争是中共打的，日本投降蒋介石则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独享抗战胜利果实。 当大陆记者曹长青以此问张学良时，张学良说∶“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 中共宣传机器与海外亲共历史学者，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蒋联共抗日的表现加以表扬，形容他是“民族英雄”，然后藉此攻击蒋幽禁张学良几十年，夸大张学良对蒋介石之不满。张学良对此也有相反的说法，他并不感激中共推崇他是“世纪大gong臣”，更不同意中共及其同路人对蒋的丑化。 张学良说∶我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世纪gong臣”或是“千古罪人”，当年我要送蒋介石回南京，蒋周围的人要杀我，是蒋一直保护我。 我问张∶假如他不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中共会不会把他当作张学思杀掉？会不会活到九十岁？张学良不想回答，但见大家望著他等候他答覆，只好硬著头皮说∶“我不知道会有什麽后果，我想不至于被整死吧！” 张学良显然不同意中共与同路人对蒋介石的丑化，也不同意他们歪曲蒋介石与他之间的关系，他对被蒋幽禁几十年也没有怨恨。他说∶蒋先生与他情同骨肉，一向对他呵护备至，所以蒋去世时，他送的挽帐写著∶“关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见相争，宛如仇雠”。 张学良说∶失去自由四十年是他应该接受的惩罚，没用什麽好怨，当时他陪蒋去南京，是抱著必死的决心。“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张学良！” 说到枪毙，张学良对与他一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被杀表示痛惜，他说∶“那是我一生最痛苦、难过的回忆。” 张学良说∶“我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张作霖，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但他们两个不同。我父亲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无雄才，如果他们携手合作，中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最使我难以接受的是张学良对中共政权的老狐狸周恩来的推崇。我向张学良说∶“毛共发动的两个残民运动——反右与文革，周是帮凶角色，一般人评价，毛是真小人，周恩来是伪君子，这种人不配称为大政治家。” 张对我的说法不置可否，也不正面回应，只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 张学良自知发动“西安事变”是闯祸，是做错事，他说，那是东北人鲁莽、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不过，他也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麽？”“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这大概是张学良闯祸、捅漏子后，还坚持认为，蒋介石当年的“安内攘外”是不对的理由！ 经过三小时的倾谈，张学良的谈兴正浓，估计再说下去“西安事变”的真相可能脱口说出，不料此时门铃响起，宁承恩离座开门，谈话停止，大家注目外望，只见联合报大老板王惕吾的次女王友兰女士为张学良送炖汤来，并奉他父亲之命向张伯伯问好。这时大家才觉察到疲累，结束谈话后起来拍照留念，然后辞别下楼告别这位争议不止的历史老人。（按∶王惕吾与王友兰父女均于年前去世） 2001年10月27日于纽约 ——原载《北京之春》2001年12月号 （编者注∶李勇曾在纽约参与开办台北《联合报系》所属《世界日报》，为该报元老，资深报人；并曾任纽约《东方新闻报》主编。）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纪委“七号文件”为何又成哑炮？
最近几个月，中国当局反腐败的调门非常高，其中一只曲子就是中纪委于5月29日下达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即媒体简称的“七号文件”。该文件称，凡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只要在6月29日前主动说清问题，可考虑从宽处理。 但各地官员却并未与党充分配合上演“我们党是有希望的”这一久演不疲的戏剧。截至6月29日这一“大限”，只有河南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山西省则没有一人去主动说明问题。其他各省市则均表示，官员交代情况属机密，不能透露。不过从河南省的情况来看，平均一人的违纪款不到一万元――官场如此清廉，恐怕连中共自己都无法相信这张成绩单的真实性。不说别的，仅官员们在官场阶梯上一级一级辛苦往上爬时付出的巨额买官费用与不菲的日常维持费用，早就超出了他们的工资所得。高官们自己大都是这么爬上去的，而低阶官员们正在为往上爬付出这些费用，他们全都清楚：这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可能产生于官员们以权谋私的渎职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那么，这一结果中纪委是否早预料到呢？如果早知结果如此，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上演这么一场反腐戏呢？ 中纪委的人员每天接触这类贪腐案子，贪腐案发生的重重黑幕，他们自然比外界更清楚。他们当然也很清楚能够在宦海里浮沉多年的官员绝非智障人士，都了解中国多年政治运动中“坦白从严”的真正规则，一个“七号文件”并不能就将这些官员们呼喝出来主动说明问题。既然如此，中纪委为什么还要下发这个“七号文件”？答案也很简单，中纪委作为一个党的监察机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必须不时闹腾点动静出来，向世界也是向中国公众表明，中纪委工作很努力，党中央有治贪决心，中国共产党是有希望的（亦即是有资格继续执政的）。这与每年国家审计局公布部分审计结果的功能雷同，政治作秀功能远远高于反腐败功能。 中国的贪腐之严重，不在于缺少这些由官员本人自查自纠的党纪，也不在于缺少由中共当局实施同体监督的法律，如果将近30年内这类党的文件汇集起来，完全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书，其中最近几年颁布的就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等。中纪委七号文件中列举的各种行为，无一不早就在这些党纪与国法禁止范围之内。 那么，既是党纪国法明令禁止的事情――用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的话来说，“《规定》所列的行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所严格禁止的”，那么这些明文禁止的腐败行为为何又在中国官场又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政治早就烂到了根子上，权力的授受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买卖过程――中国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中列举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买官卖官早已成了中国官场通行的潜规则。而一旦买官卖官这一利益链条将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政治保护关系，清查贪腐就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败露，将牵扯出利益链条上的无数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关的上级官员也会尽力相保，这就是目前许多腐败行迹败露者尽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书、乡长乡党委书记或者中小国企负责人之类，但无论检举者怎样不辞劳苦上告，贪腐者照样能够逍遥法外。因为检举者无法撼动那根纠结得很紧很紧的利益链条。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要想依靠同体监督，即中共自己来纠查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哪怕中纪委每天下达一个惩贪文件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负责分配国家资源，管理经济以充分自利的权力格局。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7月7日，第199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9👍 0💬 0美国媒体被谁控制？
自从人类有了报纸等之後，大众传媒就一直伴随著被控制的命运，而且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那麽在美国是谁在控制著媒体？是政府，法规，财团，新闻专业人士，还是大众口味？这里我们从下面六个方面进行概略的考察： 第一，政府对媒体的控制： 从新闻历史来看，对媒体的最严厉控制来自於政府，而最利害的手段是政府直接拥有全部报纸、广播、电视等。什麽东西只要是属於自己的，那就最有条件控制和支配。在前苏联，包括《真理报》、《消息报》等所有报纸、电视、电台等都是政府出资办的，属於政府的财产，编辑记者属於领取政府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从制度上成为政府的一部份。从某个角度说，报纸应该反映出钱的老板的理念和意志。但苏联的问题是，政府禁止其他任何人办报，在垄断报业的同时，等於消灭了报业市场而形成了舆论垄断。 但美国的政府没有这麽幸运，它在二百多年前建立时，就面对一个私有制的社会，当时的各种报纸属於不同的团体和商人，是私有企业的一部份，政府就像无法把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一样，也无法把报纸国营化。当一种东西不是自己拥有的，想进行控制就不是那麽容易了。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他的观察说：美国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和异教徒在一片荒芜广袤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国家，那里没有民族英雄、没有强人、贵族和像欧洲那样盘根错节的上层建筑，因此，想建立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化国家，在那片土地上无法操作。托克维尔在他的书里欣喜地写到，即使在被视为非常落後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们在全体还过著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报纸。我还把这份独特的报纸带回法国几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4页）而那是1831年，比中国的918事变，还早100年。 而且从美国开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那句论述报纸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认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无报纸），也可看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没有想把报纸收回国有的意思，而且对报纸独立性的意义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二，法律对媒体的限制： 但美国政府仍是尝试对报纸进行控制，主要的手段是通过立法，限制新闻自由。例如关於诽谤的法律，关於间谍的法律等，都使记者的行为受限。在美国历史上，记者被以诽谤、间谍或泄密等罪名告上法庭的不乏其例。看美国早期的新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报纸争新闻自由和政府想控制媒体的搏斗史。 在当今世界，在不是政府以拥有报纸的方式来控制媒体的地方，基本都是政府企图利用法律来限制新闻自由。美国的这种情况得到里程碑般的改变，主要在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个著名新闻案例。 中国是条文法，而美国主要是案例法，以法院对具体案子的审理为今後同类案例提供司法原则和判案标准。七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两起对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影响深远的案例，一个是阿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告《纽约时报》诽谤案，另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都是有利於新闻自由，并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 在裁决上述诽谤案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判决诽谤成立的“三原则”：原告如果是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一般平民不受这个限制），必须提出这三种证据，1，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2，对当事人名誉构成损害；3，报纸有“事实恶意”，即报社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诋毁当事人。显然即使当事人能够提出前两种证据，第三种也极为（！）困难，因为怎麽来证明报纸事先就有预谋？ 同时更重要的是，後来最高法院还裁决，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这是一项巨大的有利於新闻媒体的决定，因为如果某人告报纸，说媒体诽谤他参加了文革大批判组写过整人文章，那麽要由原告提出他没有参加的证据，而不是由报纸出示他参加过的证据。因为谁负责举证，谁更困难。如果法院要求作为被告的媒体来做举证这个最困难的部份，那就加大了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被判有错的可能。 对上述泄密案的判决也是完全有利於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在审理五角大楼状告《纽约时报》刊登越战文件是“泄密”一案时，最高法院也是首次提出泄密案成立的“三原则”：不管报纸刊登的是从哪里获得的机密，报纸都有权利（和权力）向公众提供这种信息；只有这种机密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时，才可考虑裁决为泄密。 政府利用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诽谤”和“泄密”，当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精神进行了有利於新闻自由的阐述和判决之後，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就等於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从此之後，美国政府想管制新闻的余地更加缩小，几乎无计可施了。而且想再利用法律限制媒体也更加困难。 第三，财团对媒体的掌控： 因此今天人们批评美国，很少有人指责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而多是强调美国是大财团办媒体，报纸等要服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等，言外之意，美国的报纸仍不是独立的，而是被少数富人控制和支配。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因为当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报纸不属於政府所有，那麽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是属於财团所有，被私有企业掌控。 但美国的媒体即使被财团控制，它们也是被各种不同的财团控制，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五百家。不同的财团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理念和倾向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而像前苏联的媒体全部被国家拥有，国家其实等於一个大财团，那麽它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它是一元的；而西方多种财团办的报纸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是多元的，给读者听众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和观点。 而且美国财团的拥有者也不是少数的个人，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和拥有者之一。据今年初的统计数字，51％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在美国，虽然有数不清的财团，但其政治理念并没有数不清。就像美国政府主要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一样，财团主要也是两种政治倾向：左派和右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体现在经济领域，左派强调大政府、高福利、向富人多征税（然後通过福利制度再分给穷人），重视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调节管理作用，其基本理念是强调社会平等。右派则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重市场经济，其基本哲学是强调自由（竞争），在竞争中获得相对的平等，重视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经济以外的主要区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右派更多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左派强调人权外交；右派更重视军事，主张强大国防，左派则强调裁军。 美国建立两百多年来，基本由这样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体现右翼理念的保守派共和党，和反映左派观点的自由派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更多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憧憬，它的主要基础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知识份子、好莱坞，以及穷人。右翼共和党则更多代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它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富人和商界。这也是前者更多强调平等和政府干预经济（分配财富给穷人，均贫富），後者更多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削减福利、逼迫穷人劳作致富）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传播者和两种不同群体的代表者。美国目前有1509家日报，主要大报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它们的读者自然以上述左派群体为压倒多数；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基本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和专业人士，以及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完全市场经济的知识份子。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FOX，是一左一右，相互激烈竞争。 在全国性报纸和电视上，左派媒体占绝对优势。美国新闻评论界的专业杂�摇度莼恪罚˙rill’s Content）2000年3月号刊出一份对822名美国民众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7％的民众认为，媒体比他们更左，20％认为比他们保守，只有17％认为和他们理念正相同。四年前一项问卷结果是，有五成的美国编辑记者认为自己是左派，二成是右派，三成是独立派。 但在广播电台上，则是右派的声音绝对占上风。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绝大多数是保守派，而且听众数量惊人（美国人均拥有车辆世界第一，开车途中听广播非常普遍）。《纽约时报》畅销榜的书（虚构和非虚构类都算上），也经常是内容偏右的居多。两种理念的媒体的对抗和平衡，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领域的基本历史，而且好像会一直这麽相互对峙下去。 由於美国政府和媒体都有左右两大派，所以上述两个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自然地成为它的严厉的监督者和批评者。比如，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右翼媒体则更多是左派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者；而现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左派媒体则用放大镜挑布什政府的毛病。 不仅在美国，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如英国的《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就是左派报纸；英国的老牌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世界报》等，都是右派报纸。连实行了民主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日本的主要大报也基本形成了这种趋势，比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偏左，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则右倾。 除了西方比较强调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媒体要成为监督政府和权力者的“第四权”之外，这种两党两种理念、媒体分为两派两种倾向的政治现实，也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影响全部媒体，尤其是和这届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同的那种媒体力量。 第四，专业管理人员对媒体的导向： 美国的大财团拥有者倾向於把企业交给专业者、专门家来办，而不是自己的家族直接管理，近年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这本专著而引人注目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随後出的第二本著作是《信任》，在该书中他以港台的家族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较，结论是专业人才管理的企业比家族企业具有更大的商业竞争优势。 美国的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作为企业的一部份，由於是专业人才管理，更多依赖的是专业知识和本行业的专业规范，而不是财团拥有者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促使美国媒体更走向专业化的原因之一。 第五，新闻记者对媒体的影响： 另一个制约美国媒体走向的重要因素，是编辑记者的专业训练和理想精神。在美国，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和所有其他行业本科生比较，起薪是最低的。据2000年的统计，他们第一年的平均工资才是年薪一万八，而金融业、律师、中学教师等，包括纽约的公共汽车司机等，起薪都达三万美元以上。新闻毕业生起薪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想做记者的人太多，市场以降薪来调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想做记者的人，多不是把它作为赚钱之道，而是作为实现一种理念的渠道和机会。 另外美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多是从市县地方报纸一点点做起，逐步被选到大报，以新闻工作能力升迁。美国根本没有所谓“通讯员”投稿制度，而且报纸杂�业男挛疟ǖ阑�本都不接受外稿，而由自己的采编人员撰写，以保持负责任的、真实度更强的专业化报道。这种媒体的主体力量（新闻人员）更加专业化、更具理想精神的条件，也是美国媒体趋向专业化、注重客观真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六，大众口味对媒体的左右： 从市场角度来说，报纸等媒体也是商品，要被消费者选择。只要产品进入市场，就存在一个竞争、争夺消费者的问题，而市场的基本规律是优胜劣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逼迫作为商品形式出现的报纸等媒体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种市场竞争和读者口味的要求，自然地决定著媒体无法成为政府的喉舌，因为做这种选择，就等於在市场竞争中选择自杀。 美国媒体现在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来自大众口味的无声“控制”。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大众，而有把新闻娱乐化，走向“小报”的倾向。英文媒体评论界使用的“小报”（tabloid），是指品味低，哗众取宠，不严肃的大众媒体。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像《星报》、《问询报》等，都是典型的小报，以报道和挖掘明星和名流隐私为主，读者对象是家庭主妇。另外还有一些报纸，虽然声称是严肃媒体，但娱乐性新闻占的比重较大，也被新闻评论者视为小报，或娱乐报。例如美国印数最大的全国性日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发行210万份），就由於影视和体育等娱乐新闻比重过大，而被新闻院校的教授基本视为娱乐报。 即使传统的严肃媒体，例如老牌的《时代》周刊近年也向娱乐化倾斜。据上述《容汇》1998年1月引述的统计数字，在1977年时，国际事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占21.2％；而到1997年，则下降到只有5.8％。而娱乐性报道作“封面故事”，1977年仅占7.7％，而1997年则上升到15.4％。从这20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变化，可以看到大众口味对媒体的影响作用。 但美国的主要大报，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则没太受到这种大众口味的影响，不仅因为它们都是精英们看的报纸，也在於编辑人员坚持新闻原则和理念。例如五年前英王妃戴安娜车祸遇难时，《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事後说，他咬了咬牙，才决定把这个全世界主要报纸都放在头版显著夸张处理的新闻，只放在了该报第一版下角的位置。他说，按严肃新闻的价值，它都不能上第一版。 每年颁发标�颐拦�最高新闻荣誉“普利策奖”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们刚入学，院长就强调，报纸不仅是向大众提供他们想知道的，而且更应该提供他们应该知道的，即强调媒体的提升大众口味的专业责任。但虽然新闻院校都这麽强调，但美国媒体的小报化倾向仍越来越明显，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美国人认为没有了外忧，更不太关心世界大事。而美国的政治永远是两党轮流执政，没有政变、骚乱、大危机，生活平稳，使人们对政治越来越冷淡，大众更倾向关心娱乐和享受，对严肃的新闻缺乏兴趣。据上述《容汇》1999年5月号刊载的一项数字：1977年，有77.6％的美国成人每天看报；而199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58.7％。这一点不仅在美国，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更为严重（英国媒体的小报化倾向超过美国，法国则比英国还严重）。因此，不论是左派还是右翼的报纸等，现在都有为了争取读者，向大众化、世俗化口味妥协让步的趋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相当大地冲击了一下美国媒体，刺激了更多民众关心美国之外的世界，关心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的穆斯林世界和国际政治。这种民情的改变，等於是给媒体的小报化踩了一下煞车，刊载严肃新闻的媒体销量上升。同时，也给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派媒体一个重大打击，右翼报纸的销量大幅增高。据今年四月统计，右翼报纸《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过去半年销量增加了16％，达到日销56万多份，跻身全美第10大日报。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2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降，而创办了才六年的右翼电视福克斯（FOX）的收视率今年初则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911事件也同时给政府控制媒体提供了机会，政府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要求新闻媒体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往的新闻自由。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的平衡历来是个难题，这次九一一事件则提供了向国家安全倾斜的机会。因此在美国媒体中提出“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先报警”的争论，以前媒体遇到这种情况，强调新闻采访和大众知情权第一，现在则基本倾向“先报警”抓获拉登，保证人民安全第一。 但911事件到底对美国媒体有多大多远的冲击波，美国媒体的小报倾向能在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内被踩煞车；美国政府强调国家安全第一对媒体的自由度有多大影响，都是未知数。但可知的是，不管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国的媒体分成左、右两派相互平衡制约，并共同作为第四权监督政府权力的根本职能都不会变化，前景仍是，美国媒体受多元因素控制，又相对非常独立。 2002年9月3日於纽约 2002-09-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法广采访曹长青∶从韩寒事件看真实的价值高於意识形态
法国广播电台记者（小青）∶ 韩寒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直言不讳，笔锋犀利，调侃当局，嘲讽世俗的年轻作家，得到不少人的追捧。最近围绕韩寒是否作假的问题在中国分成挺韩派和倒韩派。旅美学者曹长青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质疑韩寒作品非其本人所写。此前曹长青也曾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认为与中共对抗的异议作家高行健的作品给予不少批评。对於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我们是否应该质疑他的作品，真实性重要还是意识形态重要。在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请曹长青先生谈谈他的观点。 记者∶最近国内围绕对作家韩寒的争议，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年轻又敢於直言的作家如此苛刻，因为当今的中国，这类作家不多。而且对韩寒的打击将会让其他那些趋炎附势的作家颇为得意，你怎麽认为呢？ 曹长青∶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韩寒涉及的是造假，他的得奖作文和小说，还有博客等等，如果都是别人代写的，那这就是一个欺诈的问题。在如何看待真假这个问题时，韩寒的其他观点，以及批评了韩寒是否会让中国那些趋炎附势的作家得意等等，都不应该放在考虑之内。人们要考虑的主要是韩寒是人造的，还是真的“文学天才”。如果他整个人都是靠谎言堆起来的，也就是他当年的获奖作文和小说什麽的都是他父亲代笔的，这就明显是欺骗大众，是一种商业欺诈。因为他的书也是商品。这跟那种有毒的假奶粉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伤害身体，一个毒化灵魂。 我在看待这类问题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真实的价值高於任何意识形态，不管什麽政治立场，都要让位给真实、真相。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谎言。 第二个层次，韩寒被质疑造假，韩寒要倒掉了，中国的那些官方作家不见得“颇为得意”，因为韩寒去年曾发表了论革命民主自由的所谓“韩三篇”，在这些博客文章中，韩寒清晰明确的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还说什麽中国“和平革命的条件也不成熟”，甚至还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已经“庞大到了”“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韩寒的这种素质论，党就是国家，党就是人民的说法，完全和共产党的专制宣传一样。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民主，那不就等於直说，要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去吗？所以中共主要喉舌《环球时报》马上发文章支持“韩三篇”，赞美韩寒。整个中宣部的力量可能都没有韩寒起的作用大，因为韩寒是名人，又原来以嘲讽时政着称，博客有五亿的点击量，所以韩寒的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民主的论调，就更能起到对青年人洗脑的作用。 所以看到今天韩寒被质疑造假，韩寒的文学天才、青年领袖的地位和形象岌岌可危，甚至要垮掉，那些中宣部呵、《环球时报》呵，还有那些对当局趋炎附势的作家等等，不会“颇为得意”，反而可能会相当沮丧、不高兴。这从官方媒体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质疑批评韩寒的有点分量的文章，在官方媒体上几乎都发不出来。倒是歌颂赞美偏袒韩寒的文章，在官方媒体上还是主体，说明中国官方在保韩寒。其实只是从官方保韩寒这一条，就可以明白韩寒是怎麽回事。但是已经被证明多次的一个结局是，共产党是挺谁谁倒，这次韩寒可能也不会例外。 记者∶当年你对高行健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高行健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文作家，也是遭中国当局封杀的作家，对他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帮了中国政府的忙。你怎麽看？ 曹长青∶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曾写过十多篇系列批评高行健作品的文学评论。认为高行健的作品不仅非常次劣，甚至他属於“伪作家”，因为他的两本主要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文字粗劣，毫无文学价值，思想性也极差。但当时中国政府也在批高行健，但中国当局的批判，是从政治角度，主要因为高行健得诺贝尔奖，被看成是西方对中国的阴谋。其实高行健和韩寒的性质有相像性，都有一个真伪的问题。涉及到真假的问题时，高行健和韩寒的政治立场是不是反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具有文学和思想价值，是不是伪作家；韩寒是不是人造的，是不是欺诈。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我当年批评高行健的作品伪劣，不是帮了中国政府的忙。而是共产党以意识形态高於一切的思维和做法，禁止高行健的作品进入中国，结果却是帮了高行健的忙。如果高行健的那些小说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出版发行，他的作品之糟就会被更多的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去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救”了高行健。 记者∶如果高行健的作品这麽差，为什麽诺奖委员会颁奖给高行健，这是什麽原因呢？ 曹长青∶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诺奖百年，没有中国作家获奖，对诺奖评委会是个压力。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人历来很看重文学，也有悠久的文学史，在诺奖百年之际，评委会想找个中文作家，有这层考虑。第二个原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只有一个人懂中文，就是汉学家马悦然。但他是个古汉语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古籍《左传》《公羊传》什麽的，曾把这些书中的“其”字列表进行语意分析。大家都知道，古文研究和文学评论（包括鉴赏）是两个专业，是两回事。我曾采访过马悦然一个半小时，发现他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了解和把握都非常有限，文学知识贫乏，同时他又很自负。所以当高行健等海外中国作家到他那里游说、讲解吹嘘自己的作品多麽伟大时，这位古文专家就被“一叶障目”了。其他评委都不懂中文，当然就主要得靠马悦然介绍和评价。各种偶然因素，碰出这样一个结局。 记者∶有人说昆德拉的作品比高行健的深刻多了，但是昆德拉没获奖，这说明什麽呢？ 曹长青∶当然了，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昆德拉的作品有原创性，其思想深刻程度远远超过高行健，更不要说艺术性了。高行健的作品在思想性上毫无原创，连copy都达不到，更不要说艺术品质之劣。在昆德拉仍健在时，诺贝尔文学奖给了高行健，而没给昆德拉，这不仅毫无公平可言，简直是对文学的亵渎，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记者∶中国鲜有真实可信，或者说有价值有水平的文学批评，你认为这同中国文化有关还是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有关，意识形态划分常常阻碍对作品真正的评价？ 曹长青∶我觉得这首先跟中国仍是共产党国家有关，因为中国仍是文化专制。这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只要文化专制，就是一言堂的，一种声音和标准的，从根本上必须服从当局的意识形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因为文学批评就包括对思想价值的评断，对真实价值的肯定，对文化专制的批判，对中共所代表的那种虚假和媚俗，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那种Kitsch的否定。 另一个层面这也跟中国文化有关，因为中国无论是几千年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缺乏对个人、个性的推崇，缺乏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的重视，基本是强调群体主义的，是扼杀和摧残个体的。这就极大地局限了高扬人性、高扬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产生。鲜见优秀作品，怎麽出优秀的评论家呢？ 中国作品难以打向世界主要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太少，探讨人性的作品太少；主要都是些描述人际关系的东西，而且描写人心阴暗面的东西太多。用中文写作的，好不容易有个高行健获奖了，结果无论他的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一塌糊涂。简直是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一件事。 记者∶你曾经说，对事不对人，但是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人这个圈子里，这似乎行不通，是不是？ 曹长青∶不管是不是能够行得通，都应该提倡这种价值，坚持这种理念。那就是不因人废言，不跟人而跟理念，跟“对错是非”的价值。中国人总是强调面子，而不是道理；强调人情世故，而不是大是大非，如果知识人都是这样一种取向，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就会浑浑噩噩。 这次在质疑“人造韩寒”这个事件上，再次显露出来，很多知名的所谓公共知识份子，还有像《南方周末》等这种比较开放的媒体，仍然是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即使面对那麽多对韩寒造假的揭露、分析文章，还是力挺韩寒。他们不看真假，只看立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倾向，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但只要不择手段，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跟自己的错误一起同归於尽。 ——原载法国广播电台（RFI）2012年3月3日 听该广播采访稿请点击∶ 法国广播电台中文网 2012-03-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桑兰案∶网路骂人该当何罪？
桑兰来美国打巨额索赔官司，被国内媒体广泛报导。但这个索赔案的炒作性质越来越明显，所以无论是国内的网民，还是海外华人，批评桑兰的声音越来越多。在网路上，不仅有很多嘲讽、痛斥，也有辱駡桑兰的言论。 中共《侨报》副主编乔磊就此写了篇文章“从桑兰案看网路诽谤罪”，警告这些网民，网路诽谤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并例举了一些美国的判例。但他举的那些案例，全都没有列出英文出处，也没给当事人的英文名字，使人根本无法查核那些案例的真实性；另外，更重要的是，该文刻意回避了美国在审理网路诽谤案时，绝不是以定罪为主，而更多的是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给言论空间。虽然网路是新兴事物，但美国对网路诽谤案的审理，基本是延续传统法律，坚持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原则。它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事实和评论区别的原则。 美国在审理诽谤案时，非常注重把“事实指控”和“评论”严格区分开来。属於评论的部分，不管怎样严厉、尖刻，甚至过分，一般都不会被定为诽谤罪。即便使用像坏蛋、婊子、疯子，傻蛋等诋毁字眼，基本都被列入评论范畴，不作诽谤处理，从而尽量保护言论的自由表达。 例如2009年的著名案例，27岁美国女生波特（Rosemary Port）在其谷歌“个人博客”匿名抨击加拿大模特科恩（Liskula Cohen）是“纽约市的婊子”，“有精神病、撒谎、烂货一个”。科恩控告波特诽谤。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决谷歌公布这个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但没有裁定波特“诽谤罪”。 对於波特使用“婊子”“烂货”“精神病”等用语，是不是就等於“诽谤”，在网上有相当争议。有网民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诽谤”。因为如果把诽谤定义得非常狭窄的话，那麽以後大家在网上也不敢随便骂别人是“asshole”（蠢蛋）了。“婊子”“烂货”等词，当然属人身攻击用语，但它和指控别人“偷东西、杀人、强奸”等有实际内容的诽谤完全不一样；它是抽像的人格贬损、斥责。这里有一个抽像和具体的区别。 对法庭裁决谷歌公布她的姓名，波特不服，要把这个案子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并坚持向谷歌索赔1500万美元。但迄今尚未听到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的消息。 纽约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确立了两项原则∶对网路的激烈攻击言辞等，持相当宽的裁决尺度，不是轻易定“诽谤罪”而影响网路评论、大众信息的自由流通。另外，法院可要求谷歌公布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强调了言论的责任和透明性。 第二，对普通人和名人区别对待的原则。 美国另一个审理诽谤的著名原则，是对普通人和名人（public figure）及政府官员有不同标准。对普通人，不可随便诽谤，但是对名人、官员等，对他们打诽谤官司，则设有著名的“三原则”∶1，当事人必须证明，报导内容失实；2，当事人的名誉受到实质性损害；3，对方有事实恶意，即明知不是事实，故意陷害。显然这第三条最难证明（事先有诽谤陷害对方的动机的证据），所以名人和政府官员很难打赢诽谤官司。 为什麽对官员和名人设立这麽严苛的标准？对官员，当然是从监督权力者的角度；对名人，因他们是公众人物，其言行也潜在影响和塑造公共政策，等於是“软权力者”，所以他们也应受到监督。如果让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会窒息监督的声音，影响大众的知情权。 但是，他们名誉受损怎麽办？大法官认为，因他们是名人，就有机会在媒体上为自己澄清；虽然他们的形象可能还是蒙上阴影，但宁可让他们付出这个“代价”，也不要使言论自由或公共议题的讨论等受损。 什麽样的人才算“公众人物”？最高法院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但前些年一个判例是，一个在几千人的小镇中参加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退休警察，状告媒体“诽谤”，最後被法院认定他是“公众人物”而败诉。 美国最高法院後来又把“三原则”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於大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 从对名人、官员等设立严格标准，到把“三原则”扩展到卷入大众关注的“公众事务漩涡”中的普通人，显示美国的司法更朝向保护更多言论（和批评）的自由流通，而不是轻易定罪。 第三，对嘲讽甚至极端无礼的不划线原则。 既然不轻易定罪，那麽言论的底线划在哪里？尤其对名人和官员的嘲讽、痛斥，甚至辱駡，是不是有个界限？大法官没有明确定义，但通过案例，仍提供了线索∶ 最出名的是1983年基督教布道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控告《皮条客》（Hustler）杂志诽谤一案，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精神是保护模仿、嘲弄公众人物的权利，即使这种嘲弄举动是“极端无礼的”，甚至给遭到嘲弄的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福尔韦尔牧师的控告是相当有“理由”的∶第一，那家杂志刊出一篇整个是编造的对他本人的采访，他根本没有接受过采访。第二，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性生活的“第一次”是喝醉後跟自己的母亲。采访是假的，这个乱伦之说，当然也完全是编造的。福尔韦尔牧师认为，这是对他“蓄意造成精神痛苦”，在地方法院他胜诉，获赔15万美元。 但美国最高法院最後判决福尔韦尔牧师“败诉”。理由是，这篇“采访记”是刊登在这本杂志的喝甜酒的系列广告中，是一种模仿嘲弄。福尔韦尔牧师提出这家杂志应对这种“极端无礼”的讽刺负责，但最高法院认为“是否极端无礼”，在法律上难以定出可区别的原则标准，怎麽定，都会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不定。 大法官强调，纵观整个美国历史，“图文描述和讽刺性漫画，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即使发言人的意见冒犯了他人”，但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政府在理念市场中必须保持中立。”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出面惩罚“言论”，而应保持“思想市场”的开放和自由流通。这个案子在美国影响巨大，後被拍成电影《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获得相当好评。 对政治人物和名人的“极端无礼”的批评或嘲讽，最高法院不愿“划线”限制，那麽可以“极端无礼”到什麽程度？在美国的刊物上，曾有过这样的漫画，裸体的尼克松总统跟自己的女儿在“做爱”（尼克松父女头像被移植到赤裸的男女身上）。这不仅是“极端无礼”，而且是“有意侮辱”。但尼克松没有去打官司。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三原则”角度，他知道打不赢。另外，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就强调过，在有报纸无政府、有政府无报纸之间选择，他宁可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美国政治人物基本都秉持这种传统，“进厨房就不怨油烟”，对批评和嘲讽持容忍和认可的态度。当然，制作发表尼克松父女“做爱”这种画面是非常粗鄙、不雅，甚至恶俗、流氓气的，但应该由媒体评论来检讨和批评，而不能用刑法来处罚。 第四，对涉及公众事务的言论更为放宽的原则。 美国在审理诽谤案时，如果言论涉及“公共关心事务”（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尺度也会放宽。例如今年三月，美国最高法院就一群教会人员在伊拉克阵亡美军的葬礼旁举牌抗议辱駡，是否构成诽谤，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悬殊比例裁决，士兵家属败诉，教会无罪。主要理由是∶他们牌子上写的内容涉及公共事务。 虽然他们在人家葬礼之际举牌辱駡，发表“同性恋该死”等“极端无礼”的言论，但大法官认为，军中同性恋问题，是公众话题；不能因他们在葬礼旁的抗议行动令人不快，而用刑法惩罚，窒息公共议题的辩论空间。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的裁决书中特别强调∶“言论是相当有力量的┅┅像这个案子，给阵亡士兵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不能是惩罚言论者。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保护那些在公众议题上甚至有伤害性的言论，来确保对议题的公开辩论不被窒息。” 当然，在普通人之间如果有诽谤（包括网路），审理的标准有不同，也有被定罪的。但是，从上述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立法的基本精神，是尽量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也是建国之父们把它列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因∶ 言论也是个市场，应该让大众自由选择，要相信多数人的鉴别能力，最後一定是优胜劣败。对错误的言论，低级的言论，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来自然淘汰。而不是由法律定罪和禁止，这样才能更大限度地保护言论自由，而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民主的重要根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7月25日 2011-07-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海啸和共产灾难
这次东南亚的海啸冲淡了全球迎接新年的喜悦，其重大的生命损失的确令今天这个现代化的信息世界难以接受。天灾往往意味著人力无法对抗，但这次海啸造成大规模丧生，却不是和人为错误没有关系，因为显见的事实是，海啸发生之前，无论是震中附近的八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地震海啸专家，包括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没有一个做出任何预测，更别说发出预警。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地震发生时（美国西部时间下午2点59分），座落在夏威夷的联合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PTWC）竟没有一个人上班（可能都去过圣诞节）。即使有人上班也没用，这个地震研究中心的主任说，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规定，这个中心只负责太平洋的海啸，不管印度洋的事。 表面来看，这位地震专家说得没错，这个研究中心是在阿拉斯加、加州、夏威夷以及太平洋附近国家遭海啸之灾後才建立的，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资助，重点是监测太平洋。但问题是，既然太平洋曾发生海啸，为什麽就不考虑印度洋会发生同样的灾难？那位地震专家的解释是，印度洋从没有发生过，因此没想到它会发生。作为普通老百姓可以“不会想到”，可是作为被老百姓纳税款和联合国机构养活的地震海啸“专家们”，他们有专业责任应该想到。 那些地震专家对此的解释是，在印度洋铺设海底侦测仪器要花很多钱，一个仪器就要25万美元。但这次大灾难仅全球承诺捐款已达80亿美元，是“25万”的三万多倍，这还不说重建那些地区需多少亿（重建费预估140亿），更重要的是，谁能计算一条人命多少钱，而那是16万个生命！ 负责全球地震海啸研究监测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为什麽只在太平洋设置监测器，而从来不考虑在印度洋设置？可能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科教文组织是联合国内最腐败、最无效率、最官僚的机构之一。1984年，共和党籍总统里根决定，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查费尔（Brett Schaefer）曾发表论文批评说，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官僚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该组织中40％的人员都无法通过他们自己制定的资格条件，许多是通过“後门”进入的。 除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地震海啸专家们的官僚因素之外，还和受到海啸袭击的当事国的官僚有直接的关系。媒体已报道说，印尼得到海啸消息後，竟不许公布，担心影响它的旅游业。而在印度，刚刚卷土重来的左派国大党政府，更是以官僚著称，它的海军得知其印度洋的一个军事岛屿基地被海啸吞噬後，竟没有把报警及时发给负责部门，而错误地发到了前气象局长那里，错过了最初那几个小时最宝贵的时间向沿海居民报警。事後专家们说，即使有一个小时的准备，也会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看印度洋海啸过程中由於政府官僚腐败而延误拯救生命的报道，无法不令人想起中国唐山1976年那场大地震。这次和海啸有关的10个国家的死亡人数约16万，而当年中国唐山地震，仅那一个城市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4万2千人。中国那场地震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和这次海啸也有相似处，那就是事先也是毫无预警。即使在距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唐山被从地球上抹掉後两个小时，中国国家地震总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堂堂中国地震总局的局长、专家们在干什麽？几年前《中国地震报》记者钱钢出版了《唐山大地震》一书（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修订版），根据该书，当时国家地震局正在忙於“批邓反右”，阶级斗争。当发现北京的房子在摇晃，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地震局一片慌乱，根本弄不清震中在哪里，最後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派出地震勘察队，去北京外的四个方向查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才得知“唐山全平了”。再加上北京电信局的消息说，往唐上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才确定“震中”是唐山。这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两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 而得知“震中”是唐山之後，根据钱钢的书记载，中共政治局开会後，一位政治局委员却提出，首先要确保北京，要求国家地震总局局长不得去震中的唐山，留在北京时刻等待政治局的命令。 直到那几位唐山地震幸存者，开著救护车一路狂奔到北京，在中南海的政治局会议上哭诉了唐山的惨状之後，中共当局才决定向唐山派出救援军队。而开进去的军队，却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机等必要的大型机器救援设备，那些被压在石板下的幸存者，很多就眼睁睁地最後死亡。 钱钢的书详细描绘了一位名叫丰承渤的20岁女护士，“她的下半身被夹压在巨大的楼板和铁床架之间，上半身却完好无损。”因为救援部队只带了锹、镐等，没有办法把她抢救出来。曾想过截肢，但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靠救援者给这个女孩子喂饭、给水，这个姑娘就这样挺了一天一夜（这麽长时间都没有起重机来！而唐山离北京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路！）在生命垂危之际，她最後一个要求是，给她梳梳头。她生前曾被批判“爱美”，因她“爱用香皂洗脸”，还有“刘海”。当时连把梳子也找不到，她的一位女友用十指做梳，给她梳平了散乱的长发，之後，这位青春刚开始的女孩子，就在救援者的注视和无奈下，在石板的夹缝中停止了呼吸。 根据钱钢的书，唐山地震十天（！）之後，才调进去吊车，切割机等救援设备。在这地震後十天的长达240个小时之内，不知有多少像那位女孩子一样的幸存者，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活活地“等”死了。 在唐山地震前，中国已发生过邢台地震等，救援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中共当局显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 还有更荒唐的事情，派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有的不去救人，却去“抢救”倒塌在金库里的“国家财产”。据当时《解放军报》报道，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有91万5千1百59元零9分钱被埋在废墟中，去救援的军队不去救人，却全力挖钱，不仅最後找到全部纸币，还找到绝大部份硬币。最後只差5元3角9分钱没找到，连银行的人都说，5元数目不大，不用再找了，但那些军人却坚持说，“别说5元，就是5厘也得扒出来”。又经过三个小时，最後只差5分钱没找到。按规定，银行允许误差万分之一，5分已属这个限度，不需再找了。但那些战士仍不罢休，坚持再找，最後又找到3分钱，仅差2分钱了，还是要找，“在渐浓的夜色中，拧开手电寻找”，“扒开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摸索”，最後终於摸到了那枚2分硬币。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直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但在中国当时的报纸上，几乎到处可见这种荒唐：“一位幸存者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 “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 “一位缠著绷带的诗人面对废墟，激动地连连感叹，这都是诗啊！这都是诗啊！不顾妻子女儿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 在震後废墟上，就召开了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政治夜校在震後三天就恢复上课。废墟上的标语是：“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中国人似乎和大地比赛，看谁更疯。 看到今天印度洋海啸之後，全世界伸出援手，不仅救援款已达几十亿美元，还有美国军队、航空母舰等多国军队和救援人员，进入印尼、斯里兰卡等主要受灾国家救援，更是既感慨又感伤。因为当时中国唐山地震时，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观，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救援者。根据当时的外电，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当时的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通过後，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这些外国援助，一律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中共中央慰问灾区团到唐山，中共领导人说，“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著别人插手，用不著别人支援我们！”那些听众们热烈鼓掌，欢呼，流泪┅┅ 天灾不可避免，但疯狂政府所带来的人祸远比天灾更荒唐，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远比天灾更惨重。 2005年1月1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5-0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白宫上访潮”并非国际玩笑
何清涟 沉寂19年的“朱令铊中毒案”带头闯入了美国白宫网站we the people，开启了中国网民的“白宫上访潮”。尽管朱令案重查还看不到希望，但通过白宫请愿让其成为世界级新闻却意义重大：既让无告的朱令双亲一吐多年心中冤抑，也掀开了中国司法的黑暗一角。 民意对美国“软实力”的信任投票 因了朱令案闯入白宫网站，中国人终于知道这一“据说”：在we the people网站上，一项请愿只要在一个月内收集到10万个签名表示支持，奥巴马政府就会审议相关请求，并作出回应。于是各种有关中国问题的请求纷至沓来，我在5月11日浏览we the people，发现几乎被来自中国的各种请愿书刷屏。其中有严肃的，如敦促美国公布中国官员子弟在美财产；也有将严肃愿望以搞笑方式表达的，如请求奥巴马出兵解放中国大陆与香港；还有搅浑水的，比如希望白宫关注中国豆腐脑的味道的。 我相信，除了极少数人认为白宫可以介入中国内政之外，大多数中国网友其实只是借此表达一种愿望，一种权利请求。但如果将“白宫上访潮”看作国际玩笑，那是完全忽视了其中蕴含的重要信息。这次“白宫上访潮“至少有两大意义：第一，它破除了中国政府加于反对者身上的“勾结海外敌对势力”符咒；第二，它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民间声音。这两点都不可忽视。 破除“勾结海外敌对势力”的政治符咒 “海外敌对势力”一直是中国政府强加给中国反对者的紧箍咒。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三项罪名，被中国当局屡屡用来惩治反对者与异议人士，其中“勾结海外敌对势力”就是这三项罪名成立的主要理由。至于这“海外敌对势力”，尽管这些年来越来越集中于台湾及“海外反动组织”，但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官方宣传，宣称“海外敌对势力”存在之时，莫不将其“总头子”视为美国政府。当然，这并不妨碍外交用语上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也因为这一道符咒存在，许多异议人士及反对者被捕后，其家属都被警察、国保告诫：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不得与海外机构联系，否则将会因为与海外敌对势力勾结予以重判。许多家属因害怕及担心亲人安全，往往被迫保持沉默。不少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也自觉保持这条底线，不与海外敏感人士发生联系。即使是最需要海外声援的一些国内行动人士也为自己设定了底线：不碰六四，不拿海外机构的资助，等等。直到国内空间日益逼仄，这情况才慢慢起了变化。2012年王立军与陈光诚这两位政治色彩完全不同的人士先后出奔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寻求保护之后，中国人又惊讶地发现：正是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在利用国际媒体放风，并制造有利于己方的权力斗争“气场”，“海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意涵终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今年这轮“白宫上访潮”可说是对中共政府强加的政治符咒大祛魅。 白宫可以做些什么？ 从中国网友上传到we the people上的各种信息来看，说明即使在官方宣传不遗余力鼓动反美情绪的中国，美国的“软实力”也被民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认可。有人曾在新浪微博上开设了“信访办公室主任奥巴马”的微博号。新浪微博和Twitter上都流传着一张经过改变的图片，图中的白宫变成了信访办公室，奥巴马则在审阅请愿书。 那么，面对如此纷繁的中国网民请愿书，尤其是大多数请愿书都涉及中国内政（比如希望奥巴马干预昆明的PX项目，关于朱令中毒缘由调查等），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美国政府事实上并无立场干预。那么，中国网民的“白宫上访潮”是不是应该被视为国际玩笑？ 我觉得，那些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美国政府确实没有立场干预，但奥巴马政府完全可以将此视为来自中国的一种未经过滤的声音，拓展其了解中国的视野。更何况，其中有些请愿书涉及的内容并非与美国完全无关。比如5月9日上传的那份“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公布中国官员子女在美国的财产状况”请愿书，其中内容其实关系到中国人民甚至国际社会将来的切身利益。 在敦促瑞士银行改变以前那种保护独裁者资产的做法方面，美国政府做了很多，也因此，瑞士被迫出台《独裁者资产法》（2011年2月生效）。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独裁者通过腐败积聚的资产得以归还这些国家的人民，用以社会重建。但是，中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不太相同，第一，中国的腐败是不规则矩形，通过腐败聚敛财富者几乎涉及各个层级的官吏，据已曝光的情况，贪污逾亿的村长都有好几位。与高层一样，这些中低层官吏的财产不少通过家属移民携带出境，定居美国、加拿大等国。但这些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被美欧加等国掌握。中国政府对官员腐败持纵容态度，最近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十余位人士被抓捕就足以证明政府对腐败的包庇纵容甚至同谋犯罪。第二，中国的实体财富（环境资产）这些年受到极大破坏，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清洁的饮水、食物与干净的空气，破坏环境聚敛的财富，很大部分化为贪官污吏的财产。因此，将来中国民主化之后的社会重建，仅仅归还高层家族的财产是不够的。更何况，中国高层在阿拉伯之春后，已经看到瑞士、欧美等国银行作为“财富保险箱”已经不再那么安全可靠，为了不步卡扎菲、本阿里等家族后尘，对自家的巨额财富存放已开始另辟蹊径。 由于全球化的关系，中国发生的任何大事，都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国际社会。北京雾霾随风飘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只是一个小例子。中共如果继续维持一党专制，社会矛盾将会极端尖锐化，无论“革命”还是“暴乱”，将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美国政府即使出于减轻国际社会将来援助中国重建负担之考量，也应该考虑中国网友这封请愿书，对中国贪官子弟在美国的财产实行摸底调查，就算暂时不公布，事先掌握其财产状况也是未雨绸缪之举。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5月12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30511/1659375.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5/white-house-petition-zhuling/）
何清涟2025-11-09 01:04👍 0💬 0中国再临接班人之争？
程晓农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即将到来的中共成立纪念日被高度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完成两个任期，他是否会继续连任？中共接班人的更替是否出现了困局？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届党代会将于明年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完成两个任期，在位满十年了。中国国内和海外关于习近平接班人的议论开始多起来。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中国能按照集体领导之下高层达成的共识，维持“十年就换人”的规矩。其实，共产党政权的领导模式有一个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摆动的“钟摆规律”，数年前中国的这个“钟摆”已经摆到个人专权模式，“十年就换人”的那条规矩事实上已经作废了。 共产党国家的接班人困局 共产党国家不时会发生接班人困局，毛泽东有过这个难题，斯大林也有。在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接班过程往往就是多年来高层权力斗争积怨交火的触发点，这是苏联模式的一个致命弱点。华国锋是毛泽东鉴于时势不得已而选择的接班人，以便平衡各派势力，力求自己死后不要政治大翻盘，但他死前并不知道，身后会是什么局面。结果他死后果然马上发生了政治大翻盘，毛泽东败在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手里；而华国锋又败在中共一批反对文革的元老手里。 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经常因此发生改变。斯大林死后，接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在苏联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残暴和个人崇拜的批判；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陈云等也同样发动了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苏联模式之所以会存在无可避免的接班危机，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为领袖的个人专权服务的；而领袖独裁往往是这种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控制手段，一个是秘密警察指挥下的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另一个是党的宣传机器指挥下的全民洗脑机制。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是自上而下的，即便身居党内高干的地位，也仍然被随时监控，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都如此。整个政治监控机器由最高统治者个人操纵掌握，如果他做不到这点，就会被同事干掉；谁彻底控制住政治监控网络，谁就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对全民的有效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因为一旦民众接受并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这时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 由于专制独裁者活着的时候绝不能放弃对全党、全国的政治监控（否则他的下属就有了推翻他的机会），而个人崇拜也不能从一个活着的专制独裁者身上自然地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除非象北朝鲜那样，把个人崇拜转移到儿子身上），所以专制独裁者几乎都是终身制。但专制独裁者总要死亡，他们的死亡造成了在长期的领袖独裁下形成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威的部分真空。新的接班人虽然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地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独裁者的这架监控机器；同时，对新上台的接班人来说，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更危险的是，死去的独裁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中不但掌握各种权力，而且也掌握着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致命的把柄，搞得不好，高层政变就会发生。这就是共产党国家接班危机的根源。 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 接班人困局只是红色政权政治统治的一个特点，而另一个很少引起注意的特点是其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所谓“钟摆规律”指共产党国家的高层权力格局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领导模式会在两者之间摆动。这种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只要从政治、经济的全方位角度去分析，而不是只关注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会发现这个“钟摆规律”。 在苏联和中国，“钟摆规律”都呈现四个阶段，这个“钟摆”的两端分别是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共产党的高层权力结构就在这两端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个人集权。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第二阶段，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这样巩固了个人威权，以此取代了集体领导。第三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又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第四阶段，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钟摆”的“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即政治压力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许腐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此类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这是集体领导模式的致命弱点。“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改革，或者倒逼集权。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止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改革受阻，就改变领导模式，实行总统制；习近平因为高层权力斗争爆发，为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所以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温家宝时代其实不可比，因为处在“钟摆规律”的不同阶段。 中国的高层权力控制方式 很多人会想象，不满个人专权的高层人物们是否能发动类似华国锋做过的秘密逮捕之类的行动，或者集体劝退现任最高领导人。回答这个假设时，需要了解中国的高层权力控制方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是掌控军队，而日常的权力控制则通过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的警卫、机要和保健部门来监控其他高层人员。 毛泽东时代的中央办公厅管三大部分业务：第一部分是秘书机要业务，包括秘书局、机要通信局、机要交通局、档案局，涉及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来信来访等事物；第二部分是高层领导人的生活服务，其中保健局负责高层人员的健康和医疗；第三部分是高层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住地警卫。 机要交通局负责传送机要文件；机要通信局负责高层的两个电话系统，一是保密电话系统，因使用红色外壳的电话被称为红机电话，主要安装在部长以上的办公室里，有单独的四位数电话号码，与外线不联通。另一个电话系统直到80年代一直被称为“39”局，该局电话的六位数电话号码的前两位是39，主要安装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处。机要通信局对所有红机系统和39局系统的电话都监听，因此高层官员无法用保密电话互相沟通而不被发现。 毛泽东曾通过亲信汪东兴这个中办主任替其掌管中央办公厅的机要、保健、警卫这三个部门，它们其实就是中国高层权力控制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邓小平掌握大权后，把原来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警卫、机要和保健部门改划中央军委，由他直接掌握。因为当时胡耀邦是总书记，所以邓小平把直接控制其他高层人员的中央办公厅的这三个部门都放到他控制的中央军委名下，如此则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这些高层人员的个人活动就完全由邓小平掌握了。 中央办公厅的警卫、机要和保健部门这三个部门由谁控制，不仅反映出最高权力在谁手里，也反映出中央办公厅处于实权还是虚权状态。这三个部门不归中央办公厅管，中央办公厅就是虚权，如胡赵时代；这三个部门回归中央办公厅，便意味着中央办公厅又成了实权。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以及后来的最高领导人把上述三个部门回归中央办公厅。不管中国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上任时中央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此事，然后清洗掉曹清，换上了习近平信任的人。 在这种高层权力控制制度之下，除非习近平本人想退隐，否则，没有人能抢班夺权。 习近平的军队管控 习近平上任后，除照例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外，还直接抓住了军队的具体指挥和控制权。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是否稳固，军队管控是重中之重。 历史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的军队体制是以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由这两个人具体指挥和控制整个军队系统。总参谋部负责军令业务，总政治部负责政工和人事，国防部实际上是虚设的。这种军令和和军政合一的军队体制是苏联模式，与美、英、日等国军令、军政分离的军队管理体制完全不同。 习近平上台后发现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在胡锦涛时代已自成体系，自己掌握不住，所以决心先拿军队系统开刀，重建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他先以腐败罪由，抓了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换掉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同时取消了原来已自成体系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个相对独立的军种，把这支部队拆散。 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又进一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军队管理体制，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分拆成16个部，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备部里面的二级部，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职务也取消了；在这16个部之上，习近平设立了“军委联合指挥部”，自己以“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担任了实际上的军令、军政一把抓的最高军队司令官，现在军队系统这16个部都直接对习近平报告。 中共过去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任命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依靠这两个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局面几乎恢复到了毛泽东对军队直接掌控的状态，是历任集体领导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模式。 “十年必换人”？ 据法广报道，澳大利亞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和美國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却牺牲了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定期与和平移交权力。这样一来，他把中国推向了潜在的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判断。他们误把“十年就换人”这条高层内定的规矩看作是政治改革。“十年就换人”是中国高层内部的禅让，这个过程其实同样会产生继任危机。当年薄熙来被捕，就于此有关。如果说，中国高层内部商量换个最高领导人，就算是政治改革，那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也可以算是“政治改革”了？ 习近平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政治高压越来越紧，当然有很多人恨他。其中一类人在中国官场，许多人贪污的手脚被捆住了，转移到国外的钱财摸不着了，拿到了外国绿卡也不能溜出去，他们心里恨习近平，毫不奇怪。另一类人是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他们认为，在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很难发生民主化，再等下去就没机会了，因为年青一代都变得越来越犬儒主义。 习近平会不会主动终止个人专权呢？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接任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不仅造成贪官遍地，而且使得上万亿美金的外汇被转移到外国藏起来了。习近平接任的那个中国有点象一个到处漏水的大木桶，习近平拼命堵漏，怕这个大木桶里的水全部漏光。掏空中国的资源，本是中国集体领导模式必然的产物。习近平为挽救其执政党的统治，必然会转向个人专权。如果简单地用政治高压的松紧程度来研判中国的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哪个好、哪个坏，是毫无道理的。很明显，两个都不好，它们都是极权主义统治的领导模式。 实际上，中国一旦进入个人专权的领导模式之后，从内外环境来看，都很难主动摆脱；也就是说，个人专权的最高领导人，不管他个人是否恋栈权力，都无法不掀起政治风浪而平稳转移权力。从其国内环境来看，通常个人专权模式是在某种困难情势之下出现的，个人专权或许可以拉长极权主义政权的寿命，但无法根本上改善其内部困难。就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言，中美冷战被中国点燃之后，军事上的紧张情势会时起时伏，但冷战的基本态势不会自然消解，双方将持续扩军备战，不断形成新的热点，然后在热点地区展开一番较量；休整一段以后，新的热点又会冒出来。就目前局势看，台湾是一个热点，而南海将是下一个不可避免的热点。这种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的个人专权领导模式不可能顺利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也就是说，钟摆摆到个人独裁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摆回去了。冷战的结果将决定中国执政党的结局。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will-china-change-its-leader-soon
何清涟2025-11-06 06:48👍 0💬 0中印比较是本厚重的书
自从黄亚生等人前几年开拓了“中印比较”这一研究领域后，人们突然发现，两国昔日都曾有文明古国的辉煌，如今却同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之多难分轩轾，目前又都被列为“金砖四国”成员。于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曾大大地红火了一阵，急急出炉的专著与文章不少。不过至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深层掘进有限。 对于中国来说，最不喜欢被拿来比较的是两国的制度之“异”，即印度承袭了英式制度，中国则紧紧抱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偏巧实行了民主制的印度也是个腐败高发的国家，于是中国最喜欢用来用来说事的就是印度的民主政治未能扼制腐败，并就此断言：中国的专制未必就输于民主，所以中国有足够理由保持现有政治制度。 这种结论其实很不严肃。因为： 第一，当今世界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无论从腐败的性质还是范围来看，都远比中国轻微得多。即使是外铄型民主国家，如东亚地区的新加坡，以及与中国同一文化血脉的台湾，也比中国好得多。即使被视为腐败典型的陈水扁，其腐败数额能够很轻易地被中国大陆一县处级官员超越。因此，不考察印度腐败文化的“路径依赖”，只用印度的腐败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反腐功能不比专制强，除了自欺之外，欺人都未必有什么效果。 第二，经济上，中国由国家的代表现政权垄断一切资源，所有领域都发生腐败，即使是私营经济部门，也因必须从政府部门手里批租土地、获得经营许可及税收优惠等，必须向多如牛毛的政府部门（官员）行贿。印度在尼赫鲁时期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计划经济，但从未消灭私营经济。以土地制度为例，中国的土地制度在世上堪称独一无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政府掠夺农民耕地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导致1亿2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其间发生的腐败案之多可用“贪官90%都与土地有关”这句纪检官员的名言佐证。中国的教育、医疗部门与司法都成为腐败重灾区。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印度在教育医疗土地管理部门发生的腐败案件远不如中国多。中国人至少应该研究一下自家的腐败灾情为何远比人家严重，才算对得起自己吧？ 第三，新闻管制上，中国远比印度严苛。以最近的网络反腐事件为例，印度人创立了反腐网站，至今在印度仍安然无恙地生存，而中国效法印度的10多家民间反腐网站却纷纷被当局关停。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两国的新闻体制的异同以及媒体在反腐败上所起作用的比较分析。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新闻媒体当然属于自由媒体。《印度新闻概览》一书指出：新闻界不由国家控制和审查，对新闻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个人或组织手里，印度中央政府或邦政府不出版任何属于政府的日报，只有个别邦政府出版月报或周报。印度报纸虽时有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等社会痼疾的批评，以及对官吏违法、失职的批评。为什么印度拥有新闻自由，媒体却未能很好地起到阻遏腐败的作用，这一点应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做出“新闻自由既然不能阻止腐败的出现，因此控制媒体也是必要的”。 曾任印度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贾斯旺星（Jaswant Singh）曾写过一篇文章“印度的腐败诅咒”，谈到印度腐败蔓延的几个原因，一、牢牢控制着印度大部分政治的“王朝制”在腐败滋生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二、印度处理人民投诉的机制已经变得异常呆滞，印度人民正抛弃标志着印度早年奋斗历史的团结精神。三、印度已经忘记了如何容纳异议，非主流观点完全被忽视了。结果，政府将反对的声音视为“帮倒忙”、是一种必须镇压的叛变行为，“政府对待反对派的意见采取了傲慢和拒绝的态度。反对派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对反对态度表示尊重和容纳被视认为是示弱”。他的结论是，印度现在恰好是“完全没有代议制民主应有的精神”，“没有全体公民的基本团结精神，代议制民主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我们尊重这位印度内部人的观察与经验，就应该承认中国流行的所谓“印度的民主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这一说法非常荒谬，因为这位前印度高官所谈的事实是：印度承受的不是民主化之苦，而是民主化严重不足之苦。 中国现在不拿自己与文化历史地缘及社会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欧美相比，愿意与同处亚洲的印度相比，算是将对自身实力的认知从云端里拉回到地面上了。但印度与中国一样，是本厚厚的大书，这种比较要花工夫。仅仅出于政治需要、想当然地按如下三段式得出推论：假设：民主制比专制优越之处在于能扼制腐败；印度是民主制，但它也有严重的腐败；结论：因此，民主制与专制相比，并无优越性。 ——这种粗糙的比较，除了说明中国人是阿Q的子孙之外，什么收获也没有。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2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china-india-comparison-reviews/）
何清涟2025-11-09 01:06👍 0💬 0中国土地市场为何屡整不灵？
8月2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清理整顿开发区的审核原则和标准》，目的是想遏制省级及省级以下开发区“开而不发”的现象。“标准”一出，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政府文件管用吗？因为近10余年整顿土地市场的历史，只记录着中央政府号令不灵的败绩。 90年代初期的第一轮“圈地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在1995年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凡两年不开发的土地必须无偿收回。尽管颁布了法律，囤积在开发商手里的土地还是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只得在1999年出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再次设定这条规定。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不断下发各种文件重复强调同一内容，从2003年7月至今，中国政府至少下发过4次内容雷同的文件。 然而，地方政府出于本身利益考量，仍然从本地财政收入出发制定土地供应和土地定价政策，使其辖区内房地产市场保持涨势。这就导致宏观调控中，中央和地方在房地产市场上各唱一曲的现象。就在今年5月，7部委稳定房价的意见出台后，一些地方政府还在为房地产商们吃“定心丸”，各地以地方政府为后台的强掠民财的征地与拆迁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怨已成鼎沸之势。 是什么使得地方政府刻意违背中央政令？只有两个字：利益。这“利益”，既包含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当然还包含官员们的个人私利。 只要去过中国的大中城市的人，对中国各地政府“经营城市”的热情都会印象深刻。从表面上看，经营城市似乎是各地政府的政绩观在起作用，但实质上，所谓“经营城市”的实质就是政府炒地，以地生财。这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中国特色”，始作俑者就是中央政府。在城镇土地制度改革中，中央政府除了赋予各级政府制定各类政策措施的权力，并给地方政府以事实上的土地所有权，其资产性收益和大部分税费也归地方所有，实现“土地收益”顺理成章地成了地方政府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法宝。 下列数字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上获得的利益。2001－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9,100亿元。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的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事实上，在许多省区，土地收入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而据国家审计署透露，问题高官当中至少有80％以上与土地有关。 时至今日，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在这个利益集团中，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商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利益同盟：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商那里得到高额的地价回报和政绩；银行获得了回收速度相对较快、投资回报相对稳定的优质贷款；房地产商获得了20％以上的收益率。在“铁三角”的价格共谋下，尽管中央政府再三发文强调调控房地产市场，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却依然保持上涨势头，房地产利益同盟泡制“地荒论”，制造房价还将上涨的舆论。但国土资源部今年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开发商手里囤积的逾期未开发的土地将近40万亩。 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坐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无可奈何。从这种无可奈何当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后极权社会行将崩解的征兆：尽管中国政府对民众的控制还相当强有力，但其统治集团内部的控制机能却已严重衰退。尽管出于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利害考量，统治精英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可以结成针对社会弱者的“神圣同盟”，但除了利益之外，它们已经再也找不到任何集体行动的理由与动员口令。这也是近年来“圈地运动”虽然已经引发了无数社会反抗，中央政府三令五申整顿“土地市场”，而地方政府为主角的“铁三角”利益集团仍然置若罔闻。 可以断言，发改委最近下达的这一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标准”，最后将如中央政府在前几年相继下达的几个文件一样无疾而终。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9月1日，总10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以邻为壑”成了中国人的生存法则？
近几天从嘉兴漂浮至黄浦江的数千头死猪，再次证明中国已经形成以邻为壑的恶劣生存方式。尽管许多证据已经表明这些猪是嘉兴新丰镇竹林村1至2月间死去的18000余头猪的一部分（《嘉兴日报》3月6日曾有报道），但该村党支部书记陈云华坚决否认。 不管国人愿不愿意反省，这次恶劣的事件足以彰明恶劣的国民性特征之一，即“只要自己过得好，哪在意他人死活”。 互相残害已成中国生存方式 这种以邻为壑的恶性事件，在中国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找出一大堆来。 先说让中国人很愤怒的有毒食品生产，早就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从我16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其危害性以来越演越烈。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我又写过一篇“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中国的有毒食品是如何炼成的？”指出无论是食品原料提供者、食品加工者，包括中国有底层情结的人认为道德优越的“神圣底层”——农户、个体生产者在内，都参与了有毒食品的制作。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一株毒果树。它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很不健康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治理注定无法奏效。这株毒果的消失，有赖于滋养它的土壤改良，这土壤就是中国的民族性。 黄浦江死猪事件是上游地区嘉兴的众多养殖散户不想负担处理死猪的成本，罔顾“邻里”安全将河流当作死猪掩埋场引发的水污染事件。这类以邻为壑的水污染纠纷近年很多， 我在“公地的悲剧”：以邻为壑的“水战争” 一文中已经列举过多种类型，包括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争抢水资源、界河采砂、筑坝拦水等，其中最恶劣的水事纠纷是各地以邻为壑排放污水，严重者甚至引发大规模械斗。只在用“排污，以邻为壑”去搜索，就会发现不少类似事件，如“以邻为壑投毒液——排放多晶硅废料追踪”，讲的是湖北省钟祥市开发区往外偷排四氯化硅；“自家工地要创文明，竟以邻为壑凿墙排污”讲的是江苏南通的事情。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也经常发生将本地污染源运往外地的事件，三个月前刚发生过顺德污水处理厂将垃圾肥料运往番禺种菜。 互害社会缘何形成？ 上述以邻为壑排污及倾倒有毒垃圾事件全国各地均有发生。以嘉兴为例，一直是鱼米之乡，除美景之外，人文隽雅，乡绅文化深厚，礼乐教化全国有名，在明代已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明清两代江浙共出进士2000多人，其中嘉兴就有600多人；唐代著名诗人顾况、刘禹锡，中国十大名相之一陆贽，晚清大儒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坛巨匠茅盾，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漫画家丰子皑和张乐平，物理学家黄昆，数学家陈省身等均为嘉兴人氏。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在“人人害我，我害人人”这种互害氛围中逐渐堕落的。据查，2001年11月，嘉兴北部地区3000多农民因苦于吴江县盛泽镇的工业污水之祸害， 曾于自发组织民间环保行动，沉船筑坝，拒绝污水入境。此次行动得到嘉兴地方政府支持，被称为民间环保的“零点行动”，2011年，浙江在线还以“环保觉醒，嘉兴民间‘零点行动’十年变迁回望”，盛赞嘉兴民间环保意识的觉醒。 但当年为免受邻居之害而发动“零点行动”的嘉兴人，如今却行此恶劣之举，而且还屡屡作案——据《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3日报道，嘉兴有17人涉嫌用病死的猪肉千余吨加工成香肠等谋利而被判刑。几十年间堕败如此，其间原因，固然应该首推制度，其次还得追问这种互害文化的参与者，即民众自身。 好山好水还得靠好人 根据各国移民署和出 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仅2011年中国有近1万人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移民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因为中国社会环境从毒奶粉，教育产业链直至大学毕业后的拼爹，都不利于孩子成长；二是为了健康，国内空气、水、土地都受到严重污染，食品也不安全，人的基本生存要素已经被严重破坏。 但是，投资移民的富人与官二代、富二代却并不喜欢在西方各国居住。投资者大都办了绿卡后仍然生活在国内，“二代”们出了国的也有人选择回国（例如文强的儿子与李天一），据说是因为他们普遍感到在国内“好脏好乱好快活”，在国外“好山好水好无聊”。 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国内的“好快活”，除了精英们那种在国内前呼后拥的成功感、有关系好办事的如鱼得水感，还包括可以不受法律道德约束的随意感，惹出事端后可以对警察嚷嚷“你知道我是谁？”的炫耀感。可以说，中国的“好脏好乱”，就是国人追求“好快活”，即不受法律、道德约束，只要于自己有利、方便就干而造成。 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好山好水”，则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遵守各种法律，他律与自律共同涵育而成。不少中国人到美国之后，对美国考驾照之前的笔试（需要熟记各种交通规则）颇有怨言，曾有人对我说，“我在中国不会开车找熟人就拿到驾照，美国太不方便了”。我也不怕得罪人，告诉这位熟人，这种方便就是造成中国“马路杀手”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眼里，逃税、违章驾驶、赖帐（不付帐单）、小偷小摸（包括恶作剧损坏公物如公共垃圾桶）、生产有害食品、贿赂教师希望拿个好分数等都是“小事”，但在美国都不是小事，一旦被发现，后果会超出国人想象的严重程度。无论如何，不要抱着“可能不会被发现”、“这是可以原谅的小事”的心思去做这类事情——如果中国人移民国外，因为这些自律而感到无聊，就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文明人。 中国政府仍然在自欺欺人地标榜自己是对人民负责的好政府，有底层情结的人也继续在坚持“底层神圣论”。但十几亿人可以在政府的欺骗与这种自欺中继续生存下去吗？无论如何，一个国家要保持“好山好水”，首先要依靠一个诚实的政府严格依法管理，二是依靠居住者道德自律。我敢断言，如果此事最高当局再以照顾两地关系、法不责众等为由稀里糊涂地了结，这类以邻为壑的恶行将会以更恶劣的形式出现，中国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残民族。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mutual-mutilation-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世界悼念卡斯特罗凸显的左右鸿沟
何清涟 “古巴的革命总指挥”卡斯特罗于11月25日辞世，除了“古巴人都在哭泣”之外，拉美左派国家联盟及中俄等专制国家表达深切的哀思在预料之中，但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致哀之时对这位“硬汉英雄领袖”奉上的溢美之辞，却让人觉得时间作用于人类历史，最后产生了一种是非错置的魔幻效果：整个90年代被世界视为异类的社会主义硕果的古巴独裁者，今天成为一个生荣死哀的伟大英雄。 左派联盟痛失榜样与座标 卡斯特罗不仅生逢其时，青年时期赶上了社会主义大潮席卷亚非拉美等受西方压迫剥削之地，还罕见地死逢其时：世界在“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后发生了几大变化：独裁政权纷纷还阳、左倾思潮席卷全球并拥有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正在回潮，但被媒体与舆论痛批。因此，各国领导人表达对卡斯特罗的悼念之情，无需担心是否政治正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对卡斯特罗充满了溢美之词。他当天向卡斯特罗的弟弟、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致唁电说，卡斯特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并称赞其建立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刘玉琴27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标题曰“一代伟人走完不屈一生”。这当然是赞扬卡斯特罗在美帝国主义（后来是霸权主义）面前不弯腰的铮铮铁骨风范。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卡斯特罗形容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俄罗斯真诚可靠的朋友。 金正恩在唁电中称，卡斯特罗是以自己毕生精力致力于古巴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卓越领导人，是“首次在西半球建立了以人民为真正主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拉美左派同盟国家领导人的哀悼又是一番风情。萨尔瓦多总统塞伦在推特上写道：“菲德尔将永远活在那些为了公正、尊严和博爱而奋斗的团结民众的心中。”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写道：“菲德尔已经走上了那些终生斗争不止的先烈们的永生之路，走向了最终的胜利。”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表示：“一个伟人离开了我们。菲德尔去世了。古巴万岁。拉美万岁。” 民主国家只有少数人将卡斯特罗称为独裁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悼念含蓄委婉。他在26日公开说，希望历史将记录并评判卡斯特罗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美国在这一时刻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作为民主灯塔之国的领导人，对一位独裁者的盖棺论定如此含蓄，其实已经算是一种半肯定的表态。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荣克在推特上写道：“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世界失去了一位对很多人来说曾是一位英雄的男人。” 德国左翼党主席及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瓦根克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和巴尔驰（Dietmar Bartsch）11月25日在柏林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和古巴人民、拉美人民和全世界对古巴革命有着情感共鸣的所有地方的人民一道，我们抱着批判的态度对这位革命者的伟大功绩进行追思”。 最为奇葩的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他发表一份声明，称“代表所有加拿大人，对这位英雄式传奇领袖的去世表示哀悼”。他在声明中说：“卡斯特罗先生是一位英雄式的传奇领袖，为古巴人民服务了近半个世纪”，并称“我知道我的父亲非常骄傲可以称他为朋友”。 在如潮的悼念赞词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又成为少数派。他在声明中将卡斯特罗称作压迫自己人民近60年的“残暴独裁者”，其“遗产是行刑队、盗贼、无法想象的苦难、贫困和对基本人权的剥夺。”与他持同样看法的只有居住在美国迈阿密“小哈瓦那”的古巴流亡者。《迈阿密先驱报》发布的网络视频展示了如下景象：这些古巴流亡人士在街上挥舞着古巴旗帜，喊着“他死了，他死了”的口号，开着汽车排成队列鸣笛穿越大街小巷。 别样的挽歌：清廉没有特权的古巴是社会主义楷模 与卡斯特罗属于同时代的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如果地下有知，一定老泪纵横，深感历史评价太不公平了。遥想齐奥塞斯库当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英雄，领导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古巴相比较，国内政治压迫程度也不如古巴严重，在外交方面保持独立自主（即与苏联保持距离）未遑多让，在外交方面成就比卡斯特罗更是斐然：与中国友好，曾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会晤，并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还谴责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上更是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大力发展外贸，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比古巴人民要好得多。齐奥塞斯库夫人确实干政并担任重要政治职务，但比卡斯特罗兄终弟及的权力授受还低一个等级。结果在1989年国内革命时与其妻子一道被处决，不要说没任何哀荣，就连死后尊严都没有，连最铁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送上一句悼念之辞。 但齐奥塞斯库有什么好说呢？只能怨自己死非其时。罗马尼亚后来以废除死刑来表达对齐氏夫妇施以非刑后悔，也许多少能够安慰这对夫妇的亡魂。 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因其终生战斗不息的战士、思想家形象，成为世界左派青年永生的偶像，那么，卡斯特罗究竟为世界留下了什么遗产？ 2016年4月19日，古巴共产党七大闭幕式上卡斯特罗登上主席台发表的讲话，曾以“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一语让世界左派激动不已，他说的“理想不朽”，就是演说中提到的“古巴共产主义者们的理想信念会保持不变，我们需要为此继续不停奋斗。” 中国一位记者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卡斯特罗为什么没有被美国推翻》，其中提到，“古巴能在美国排山倒海的压力下生存下来，其中却有着坚实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治理的因素”，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民众对特权腐败的强烈不满和长期存在的反对派。而这两个因素在古巴不存在，古巴国内没有像样的反对派，有实力的反对派大多生活在美国，有些鞭长莫及；而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层，在很容易引发民愤的廉洁和特权方面很注意约束自己，并没有留下多少不堪的口实”，古巴“收入差距不大，干部清廉不搞特权和腐败，再加上较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社会福利，正是这些比较彻底的社会主义举措，才拯救了卡斯特罗和古巴现行体制的命运。事实上，与那些夺人眼球的言行相比，这可能才是卡斯特罗政治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篇文章有感于中国现实情境所发表的言论，想宣示的是：没有特权、实现了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存在价值。 左右鸿沟将再次撕裂世界 卡斯特罗的悼念之潮，如此清晰地展示了目前这个被撕裂成左右两半的世界。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压迫让所有左派不能为之辩护，社会主义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如今过了27年，时间再次显示出它是历史魔术师这一特点，不仅是中俄等国的社会主义亲历者们忘记了当年在社会主义这座动物庄园里的痛苦，还将所有的独裁者们幻化成了民族英雄、反美斗士。 有评论说，卡斯特罗去世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静观相关的悼念及悼念承载的政治诉求，我认为卡斯特罗的去世只是为苏联开启的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划上一个句号，世界的左倾之祸远未终结。专制国家领导人痛悼卡斯特罗，是出于对专制独裁的共同爱好与维护；西方左派悼念卡斯特罗，是对左派同门的惺惺相惜；生活于专制中国的中国人悼念卡斯特罗，一部分出于取媚于本国当权者的需要，一部分是洗脑教育的成果。 世界青年面临失业潮因而普遍左倾，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青年代表着未来，因此，世界必将迎来又一轮左右分裂互搏的局面，西方左派的发源地及大本营欧洲（即欧盟）的命运将再一次成为世界转折点的界标。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1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omments-world-reaction-castro-20161127/361407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方舟子把曹长青骂倒了吗？
从我一月底写了“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之后，陆续有读者、朋友来信来电对我“加入方舟子倒韩阵营”不解、不满，甚至愤怒。其中有些纯是因为很不喜欢方舟子这个人，认为他打假当然很好，但他做人不地道，甚至有泄私愤的东西。在我几天前写了“156名学人《联名信》劣在哪里？”痛斥了一百多学人集体联名对付方舟子妻子这件事之后，更有朋友干脆把10年前方舟子骂我的文章传了过来，提醒我，方舟子是个很糟糕的人，不值得我替他说话。 事实上，（迄今为止）我写了六、七篇质疑韩寒的文章，既不是“加入方舟子倒韩阵营”，也不是“替方舟子说话”，我对“打倒某人、挺某人”毫无兴趣，只是想求一点真实。至于另一个（一些）同样想寻求真实的人，他是谁，是否骂过我、找过我的茬，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一个人心胸狭窄到那种地步，迟早把自己憋死。我还想心中充满阳光地好好活着呢。 方舟子骂我的文章（附本文后），10年前我就看过了，其中有相当严重的问题∶ 1，态度不对∶企图用攻击我的政治观点来迷惑一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为了扭曲我这个人，不惜讨好亲共愤青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跟这次一些挺韩人士在一个路子上。方舟子的悲哀。 2，严重违背事实∶他说“曹长青早被网民们揭露过有为了宣传西藏独立捏造证据的不良纪录”。在哪里？谁说的？也许他自己是他说的那个网民，发在他自己网站。我不是西藏人，想捏造，有资格吗？如果有“捏造证据”这种远比抄袭之类更严重的事情，方舟子还不一口气挖下去，一剑捅死我？一个打假的人，不惜编造一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来攻击一个人。方舟子的悲哀。 3，行文口气很低档。 4，以为别人都在跟他抢打假的gong劳，反映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 但是，对这样一篇低劣、完全站不住脚的东西，我一句嘴都没回，一个字都没写。他网站还发表更恶毒的假名文章，编造更荒唐的东西攻击我。我当时可以一口气写30多篇质疑吴征杨澜的文章，难道没有能力回方舟子一篇吗？为什麽不做？因为我坚信，谁写那种不负责任、站不住脚的东西，谁就是自取其辱。只是今天再被人提起，我就借机说几句。我是不是方舟子指控的“网坛剽客”，几千篇文章晒在网上，任人评判。能像韩寒父子所说，被几个人“臆想、构陷”一下，就一脑袋扎地上起不来了吗？ 所以，被方舟子骂过的，大可不必像他那样记仇。真有错，改正比硬挺要容易得多，更对自己有益；没错，也没必要满腔复仇怒火，他打不倒你。我对读者大众“常识”的“正向性”一直充满信心，绝不怀疑！（这也是我坚信一人一票选举制度的根本原因。对哪里的人民来说，靠大众常识的投票，都远比任何“精英”统治要好。） 在这次韩寒事件中，有不少人（我自己就知道很多）即使认为韩寒很可能是假的，也不情愿加入质疑大军，就因为方舟子是主要质疑者之一；或者说，方由于被韩寒起诉而成为质疑者的代表，“倒韩”就成了“挺方”。于是一些人宁可沉默，甚至宁可面对真实闭上眼睛，也不愿意让方舟子得意。 但我不认同这种东西。“选人站边”跟“因噎废食”是一回事。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多次强调过，判断问题，要“重是非，不重人；跟理念，不跟人”。不能因为一件事是哪个人、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干的，我就接受或不接受，而是应看对不对，好不好。否则你自己是最大受害者。今天哪个中国人会因为计算机是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美国人发明的，他就硬抱着老祖宗的算盘去跟人家拼天文数字，以此表示爱国呢？这例子好像有点夸张，事实上，这次面对韩寒事件，真有不少人死抱着算盘呢；怎麽也拼不过，就硬挺着，还不出大气地嘟囔（喊不出口）∶瞧着吧，我们算盘的能耐在后面呢，等着四月一号愚人节吧，一千页手稿拿出来，砸死你们！ 话又说过来，在遍地是假，却鲜见有人出来跟假战斗的中国，方舟子唐吉珂德般地打假，非常难得，立下了汗马gong劳。但为什麽仍有那麽多人不喜欢方舟子呢？被他“打”到头上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应该构不成这麽大的（在韩寒事件之前就有的）“方黑”势力。那方舟子是否的确有需要检讨之处呢？是否有太随意的指控，或者自己的心态有需要调整之处呢？ 就像方舟子下面这篇对我的指控。当时的情形很像这次韩寒事件，最早一个署名“罗向真”的网友开始质疑吴征的学历（像这次麦田之举），随后方舟子还有许多网友（主要在海外）加入了质疑大军，我则根据网上资料经过自己的核查写了篇评论。该文第一段就指出是综合网友质疑，并在文尾列出了出处，只是没有特别提一句方舟子，他就火冒三丈，给我扣一顶“网坛剽客”的帽子。他自己表示，因为看到北京《中华读书报》转载了我的文章（大概没转他的），所以不忿。这实在有点小女人之心了（抱歉此句政治不正确）。我是写评论的，主要根据现有资料做分析评论，而且主要写政治评论，谁想过跟“方大侠”去争什麽“神探”的位置呢？ 我的很多文章被转载，要麽作者名字被删掉，要麽文章内容被肢解，要麽句子被删改得前言不搭后语，更有挺著名的自由派学者，还有我的朋友，大段大段地“挪用”我文章中的内容（不是资料，而是我原创的评论），一个字的credit都没给。但我理解国内不得不遮屏或删除一些敏感词的无奈，所以对填上作者名字的很感谢，对把名字删掉的也没怨言，在我这里，能使我所推崇的价值、观点传播出去是最最重要的。转我引我文章的，不都是认同我观点的吗，那些观点得以传播，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正常的国家之后，才会减少抄来抄去的不规矩做法，作者的劳动才会有正常的回报。哪一码更重要分不清的话，其实是个很不小的问题。 就像这次韩寒事件，最早麦田那篇东西是下了很大gong夫的，而且原创的价值是无以估量的，后来又有国内外教授学者作家编辑们写了很多文章，更有无数网民的贡献，才构成今天这麽大的质疑韩寒的声势，但现在不都是说“方韩大战”吗，把credit都给了方舟子，有谁去跟他争呢？我引过别人的，别人也引过我的，更有众多匿名网友的精心调查、精彩分析，大家都相互引来引去，感觉“同一战壕战友”的欣慰还来不及呢，有谁开始想“摘桃子”了呢？这就像我曾讽刺某人，中国民主八字还没一撇呢，就琢磨要做第一届民选总统了。这种心态实在很害人，就是害自己。 我相信方舟子先生今天已跟10年前有很大变化。但是最近在处理他妻子刘菊花被质疑事件时的“态度”实在不给他加分。刘菊花女士如果要做平民“小蚂蚁”（她自己的话）就压根不吱声，把private person做到底，直到社科院查起来再做答复。但如果作为公众人物方舟子之妻出来说话了，那就应该说清楚，不要犹抱pi琶半遮面，一边说自己成绩多麽好，一边就是不晒毕业证。有的话就应该晒出来嘛。 在今天网络这麽发达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小萝卜头的嫡子嫡孙只要被网民抓住什麽要查起来的话，他家老鼠洞里藏几斤粮食也能给翻出来。像方舟子这麽“唯一”的打假大侠，迟早是得从头到脚都被用放大镜查个遍的。你的亲人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完全private是根本不可能的。她总得有同事、同学、朋友、亲人吧，自己走过的历史怎麽可能藏得住呢？与其让网友翻个底朝天，不如自己坦坦荡荡亮出来。这样不仅对方舟子夫妇都好，也给质疑韩寒阵营加分吧。方舟子夫妇目前的做法很转移大家对韩寒的视线呢。 另外，虽然我痛批了联名状告刘菊花的一百多学人，但对方先生那种要报复联名者的做法我只能摇头。继续打他们当中的人的假没错，但报复心态实不可取。还是那句话，别害自己。干什麽事情，摆正心态是最重要的，心中多一份阳光，精神多一份健康，其结果也有益于公共平台的正气占上风，更有助于方先生和我们大家都关注的打假事业。（caochangqing.com) 2012年3月8日美国 （为了避免方舟子指控我不出示他的东西，只自己一面之词批评，所以把他当年的文章附在后面） 方舟子∶“吴征事件”小插曲∶网坛剽客曹长青 新浪网联席主席吴征的学历真假，经众多网民的质疑、调查和分析之后（光是新语丝网站就刊登了四十多篇有关文章，新语丝论坛的相关讨论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已是真相大白。于是就有投机分子要来摘桃子，把众多网民的劳动占为己有。四、五天前，对此一事件置若罔闻的多维网突出开始连载曹长青的“专稿”《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即是这种表演。多维网在中文网络臭名昭著，被称为“多僞网”，以造谣、剽窃闻名；曹长青做为“民运分子”、“藏独分子”，在美国华人社区中也是臭名昭著，属于典型的“妓者”，信誉极低。所以对他们的表演，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但是看到今天（2001年12月12日）的《中华读书报》也刊载了曹长青的这篇文章，不能不说几句。 曹长青的文章（据《中华读书报》）一开始就说∶“本文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提出六点质疑”，既已“核实”，何来“质疑”？自打嘴巴且不说，光看他的口气，好像这六点质疑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俨然成了神探。大概看到网上有许多人骂他剽窃别人的工作无耻（有个帖子这麽说∶“曹开始在多维用广大网友的质疑，包括新语丝的文章批吴征，但是也不说明出处。好象他一下就成了神探似的, 真是无耻”。）【曹长青注∶这是方舟子自己的贴子。他自己贴，自己引，然后说“很多人”。根本没有任何其他人指控我剽窃。】今天才匆匆忙忙发了个帖子加注说∶“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主要信息和网址最初多是从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的质疑文章中获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事实上，第一，他的“开篇”从来就没有说他的“主要信息和网址最初多是从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的质疑文章中获得”；第二，他在文后列的网址，全都是原始信息的网址，没有一个是网民文章的网址，在他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到过任何其他质疑者或文章；第三，他从别人的文章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他列的这些信息和网址的全部（不是“主要”和“多”）他的文章中的每一点质疑，每一条理由，每一个论点，也无一不是从别人的文章中拿来的。曹长青如果不服，可以声明哪一点是他的首创，我马上可以从新语丝的网站或论坛翻出原始张贴来堵他的嘴。 曹文中唯一的新东西，是他号称采访过几个有关人士，并记录了对话。这种没有旁证的对话你知我知，其记录是否可靠，完全要看记者的人品是否可靠。不幸的事，曹长青早被网民们揭露过有为了宣传西藏独立捏造证据的不良纪录，所以他的这些对话的可靠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曹长青说“由于网络论坛上的文字是自由输入，作者又多不署真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报道和分析的新闻公信力”，颇以自己的文字不是“自由输入”，又署“真名”为荣，却不知他的“真名”臭名昭著，还不如用个化名更可让人相信。 文坛剽客古已有之，网坛剽客却是个新现象。对此我们已揭露过多起，比如不久前我就揭露过国内一位叫张立勤的记者剽窃网民（包括原封不动抄袭了我的一段话）评论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文章凑出一篇《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淡漠》登在《南风窗》上，他还到处喊冤，说抄了几句话不算是抄，其厚顔无耻，连“不署真名”的网民也要自叹不如。 网文缺乏版权保护，更容易成为剽客的碗中肉，对这种网坛剽客的最好惩罚，就是在网上将其“曝光”、“封杀”。2001.12.12. 2012-03-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川普内阁成员对华态度：原则与灵活兼备
何清涟 最近随着川普逐步公布内阁名单，西方盟友与媒体正在软化对川普的姿态，但不约而同地希望川普政府强力打击中国，想表达的是：你要对付北京习近平，总得让咱们这些盟友帮些“人场”吧？我们仍然想跟在美国后面，以二等（甚至三等）国力坐头等车厢，领导世界。但川普政府面临的局势远比盟友与媒体评论者想象的复杂，对盟友的态度也非常复杂。不过，这个内阁中负责对华政策的阁员，从国务卿卢比奥到驻华大使珀度都是对华强硬派，这点盟国没看走眼。 卢比奥：对华竞争是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 最近一篇题为《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必须刀刃向内》的译文在中国国内流传，因为没注明日期，阅读者多以为是卢比奥被提名国务卿后在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上的讲话。其实这是卢比奥集多年各类演讲之精华，2023年3月2日以《不是资本主义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为题，在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上的专题演讲，系统地陈述了他关于中美竞争的想法。这次演讲的最重要之处是美国政界第一次公开指出，造成美国今天困境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克林顿以来历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我们必须记住，这里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本身。是几十年来根深蒂固于我们经济和政治的两党共识。这一共识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带来财富、自由与和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二战后前50年，西方国家实际上没有全球市场，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由民主盟友、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未来优先事项的国家组成的市场，美国的一些产业转移到欧洲某国或者日本，其后在某些领域对美国发起挑战，但至少这种结果的受益者不是苏联或某些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是另一个民主国家，“是我们在对抗共产主义时的一个盟友”。但冷战结束后，“我们的领导人变得狂妄自大”，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全球化理论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化总会带来政治自由。如果让一个国家充斥资本主义，这个国家不仅会变得富有，还会变成我们或我们的某个民主盟友。为了进行这一史无前例的赌博，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了各种贸易协议、条约和规则。我们邀请了各种非民主国家、不认同我们价值观、对世界没有与我们相同长期目标的国家加入。事实上，他们的长期目标与我们的是不相容的。在已达成的所有协议中，没有一项比本世纪第一年做出的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影响更大。” 这个演讲集卢比奥多年对美中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认识之大成，最有价值的在于反求诸己，认识到帮助中国坐大的力量在美国内部。其他部分，比如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中国利用偷盗美国知识产权壮大发展，……这些是美国多年以来就存在的声音，自川普当政的2017年以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杯葛点之一。 川普选中政治盟友帕度担任驻华大使 需要直接与中国打交道的重要职位，除国务卿之外则属美国驻华大使。12月5日，美国候任总统川普宣布前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戴维·帕度（David Perdue）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称赞他的商业经验让他成为驻中国大使的合适人选。现年74岁的帕度是企业主管与政治人物，他在2015年到2021年担任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于任内关切美国军力，聚集北京军事扩张及美国潜艇规模是否足以匹敌对手，外界均将其定位为“友台反华”一派。 台湾的外交部对此提名表示欢迎，称赞帕度立场友台。作为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长期关注台美安全合作议题，并列举了他的各种友台行为，例如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时投票支持通过法案；2018年6月曾首度以联邦参议员身份访问台湾；帕度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等等。 美国媒体则关心帕度从政前的经历，即2015年至2021年担任佐治亚州参议员之前的经历。川普公布提名珀度为大使时曾提到，珀度职业生涯大部分在亚洲及中国工作。这一点恰好成为民主党强烈反对的理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快速反应主任亚历克斯·弗洛伊德 (Alex Floyd) 发表了以下声明： “川普正在奖励又一位通过出卖美国人民而发家致富的极端 MAGA 忠诚分子。决不能相信大卫·珀杜会为美国工人挺身而出——他只是为了推动川普极端的 2025 项目议程，这将使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并伤害中产阶级家庭。”在他这份声明中列出许多媒体对珀度的批评，位列第一的是2020年12月30日《华盛顿邮报》一篇报道，题为《珀杜通过将工作外包给亚洲而致富，但如今与宣称‘结束对中国依赖’的川普站在一起》 这类报道的起因是，2020年大选之后，不少共和党高层比如副总统彭斯等都纷纷离开川普，但珀度却坚定地与川普站在一起，帕度支持他对2020年总统大选存在舞弊情事的指控。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曾建议因此起诉帕度，但因地区检察官最终拒绝对他提控而作罢。《华盛顿邮报》对此极度不满，写文章“揭露”珀杜早年曾任锐步亚洲公司副总裁等各企业高管的经历，过去强烈支持将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到亚洲，以节省制造成本，认为珀杜这种依靠外包获利的职业经历与川普要求制造业从中国回流至美国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脱节”。 那么川普为什么要任用珀度作为驻华大使？这段话是关键，“在实施我的战略以维护地区和平、同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方面，他将发挥重要作用。” “帕度一直是一位忠实的支持者与朋友，我期待在他担任新职时与他共事。” ——也就是说，川普看中的是珀度的中国经验与处事灵活，也有政治原则。 关税战是目的还是手段？ 各国商界人士现在亟盼川普早日公布针对一些国家的具体关税税率，以便决定资本重新布局。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对关税战的错误理解，认为关税征收是川普2.0时期的战略目标，不是战略手段。他们显然忽视了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对美国的关税政策的系统性理论（Fox，Nov.15,2024 ），在该文中，贝森特声称关税战争将来是川普掌控与调节美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工具，理由如下：关税有三大功能，既是一种增加收入的工具，也是一种保护美国战略重要产业的方式，还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无论是让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向美国出口开放国外市场、确保在结束非法移民和拦截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以及阻止军事侵略，关税都可以发挥核心作用。 这段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作为未来美国经济、财政重要的监管者与执行者，贝森特的理念是：关税服务于总统的外交政策，由美国与有经贸来往的国家单边协商，尤其是中国与几大盟友之间的关税征收标准如何定，全看美国与该国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情势，不会预先公告一个固定的标准。 中国对这两位人士有充分的认识。早在卢比奥担任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之后，中国方面就已经注意到他了。《环球时报》曾于2018年2月28日发表文章，标题曰《这个人或许你今天还不认识，但未来他可能对中国非常危险》，该文历数了卢比奥对台湾的支持，比如积极推动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以“中国特工部门可能窃听”为由禁止国家和政府机构采购中国中兴和华为的设备、支持藏独、就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提交草案、谴责中国并要求美国应帮助菲律宾防卫中国、提出捍卫香港“人权和民主”的法案，等等。该文还挖掘了卢比奥的古巴背景导致他仇视共产主义，“逢华必反”，断言“这是一个未来对中国来说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需要格外留意。” #川普2.0内阁对华成员的配置，其实已经明确昭告天下：中国将作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内为中国游说的力量将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将采取更灵活的方式与中国相处，竞争是主调，合作是需要，这种需要会随时根据美国利益调整。这一过程中，军事威慑、制裁威慑不可或缺。拜登时期的“对华战略模糊”，实质上是模糊“中国是友是敌”这个关键点，川普2.0的对华政策与之相比，清晰度就高在这一点上。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12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19075）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下）
以前我一直有个印象，男人们喜欢自吹自擂，以显得我们重要。这次从杨澜和周励的书中我才发现，有些女性在这方面的才能不仅高於男性，而且更具“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周励的部份已是旧闻，我一直没法理解为什厶国内读者能风靡她那种近乎病态的自恋自夸，洪水般汹涌的虚荣心和见缝插针地对别人从生理到能力的贬损。当然，杨澜还是比周励含蓄不少的： 和吴征“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列文科第一”“博士论文得了奖”一样，杨澜也是一直很优秀：“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 大学时，“我二十一岁┅┅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得过最佳女主角的称号┅┅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美国留学时，“我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到前百分之五，最高的成绩是四分，我平均成绩是三点八。” 工作时，“《杨澜工作室》连续制作出一系列高质量、高品味、高水准的人物专访纪录片，深受国内及海外华人的关注和欢迎。”“《杨澜视线》┅┅赢得好几个第一：内地记者中，她第一个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第一个亲身采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0日） 另外，杨澜从“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说法也遍撒在杨澜简历、书和报道中。但据《凭海临风》里的描写，和杨澜一起应试的约有五十多人。就算还有十波其他应试者（已经很夸张了），也不过五百多人。当然，“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说法也很难否认，反正国内的信息我们海外的人也没法去查。 再有，1996年的时候，杨澜是凭什厶资历被选入《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的呢？据杨澜自己的书，“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一对父女同时被英国的名人录青睐，这在中国大概也是极少见的。 关於“杨澜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最年轻的校董”一说，已经被哥大学生学者联谊会在给杨澜的公开信中否定。由於有网友贴出文章说杨澜吴征可能给哥大捐了大约150万美元等，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内容。 经过跟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校友办公室（Office of Alumni Relations）的里德尔小姐（Nancy Riedl）和戴尔先生（Rodrick Dial）查核，杨澜的确只是院长顾问团的成员。任何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学生只要关注该学院的事务，或在工作中做出一定成绩，就可以在院长的建议下成为这个顾问团的成员；是否向学院提供经济资助并不是成为顾问团成员的条件，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对该学院有捐款。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他们只是向院长提出一些有关教学或活动项目的建议。这个顾问团成员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据戴尔先生介绍，杨澜对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参与的确超过一般毕业生。去年院长安德森（Lisa Anderson）访问中国、学生事务教务长路易斯（Robin Lewis）访问香港的时候，都得到杨澜的多方关照，他们由杨澜陪同见到许多中国的各界人士，所以非常感激。杨澜（和“吴征博士”）的照片也几度登上学院的杂�遥⊿IPA News），成为在该杂�移毓饴首罡叩谋弦瞪�。 至於杨澜吴征给哥大关系学院的捐款则完全不是150万美元。虽然哥大由於受税务局要求的限制，不能给出杨澜吴征捐款的具体数额，但戴尔先生清楚地表示，杨澜吴征只赞助了一个学生。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费一年约两万多美元，生活费低於学费。课程是两年，但第一年一般不给资助，多数学生靠贷款。从这个数字中读者应该可以基本推断出杨澜给哥大捐款的数额。 虽然杨澜并没有直接说过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倒说过她是个顾问团成员，但她同时一点也没有否定 “杨澜成为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和随後一系列“哥大校董”的说法。这个句子的奥秘可能不在“校董”而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因为“顾问团成员”根本不是个正式的头衔或职位，没有人正经八百地冠上什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种定语。只有真正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或取得重大成就才可能被人加这类定语，所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必是真正的校董位置无疑。而“有史以来最年轻”只有杨澜本人知道，总不能又是中国记者们编造吧。别说哥大不可能去记录历史上拥有过这个非正式职位的人都几岁，即使真有人知道杨澜是最年轻的，他们又是在什厶机会告诉中国媒体的呢？ 吴征杨澜做点什厶事都设法加上“第一”、“开先河”、“最年轻”之类拔高事情重要性的形容词。把这些东西都撒进简历或报导中，这人物一下子就非常了不起了。且不说目前为止他们这些“第一”之类不是假的，就是虚的，即使都是真的，照他们这种做法，恐怕每个留学生都能列出几个第一、开先河、最年轻、或最怎厶之类。如此下去中国人注定可以赢得牛皮吹破天的世界金牌。 作为传奇故事中的女超人，杨澜和周励在个人生活的重大事件上也颇有相似之处：杨澜和周励都在来美国一年多之後解除了国内的婚姻而改嫁他人。周励1985年夏来美，1986年底和麦克．伏赫勒结婚；杨澜1994年初来美，1995年10月和吴征结婚。在这里我丝毫无意评论人家的私生活（更何况她们俩的第二次婚姻都很幸福），只是列出她们相似的一个事实。应该说多数成功者都有比较美满的婚姻，因此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媒体也都最喜欢凸显这个事实，所以这里列出来应该不为过。 如果更耐心一点儿的话，关於杨澜和周励的相似之处还能找到不少，但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这篇文章的长度也超过了读者的耐心，所以再列最後一个相似之处：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年8月在国内出版後引起轰动。一个月以後在纽约熟悉周励的华人们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指责周励伪造在美经历、无端贬损他人。随後几个月内，国内十几家报纸转载了纽约记者会上的内容。当时在上海的周励也开了记者会，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书面发言。在这篇散文诗式的“控诉”中，没有回答华人们指责的问题，用的是这类语言： “把金色的池堂搞混，只需倒一杯污泥即可。然而，水在流动，污泥总会被冲走┅┅”“曾经沧海难为水。坎坷、挫折、磨难，一切都经历过了。这点小小的风波，根本算不了什厶。”“太阳依然在照耀，鲜花仍然开遍大地，不管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存在，生活仍然是美好的。” 杨澜吴征的不逊色大家已经熟悉，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所用语言的相似：“你奔著目标往前走，突然有人从街道旁边一个黑咕隆咚的门里泼出一盆赃水，泼到你身上了，而且这个人还不敢露面。”“自古以来，邪终不压正”“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期望与你们携手共创和谐、美好之未来。” 当纽约的华人继续追究周励书中的不实之词时，周励通过纽约的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给几个主要指责她的人分别发了“警告信”，信中句子包括：“你恶意地散布关於麦克．伏赫勒博士的谣言┅┅你恶意地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周励┅┅你不断地制造恶意污蔑诽谤言论┅┅如果你不立即终止你的全部的诽谤中伤活动，我将代表他们对你进行民事起诉和惩罚性质起诉。” 但是，近十年过去了，周励到现在还没有起诉呢。 杨澜吴征也同样通过纽约律师发了同样内容的信：“你们┅┅制造诽谤吴博士和澜女士的言词┅┅要求你们立即停止那种不正当的、可能被起诉的行为┅┅你们要为所有其他共谋者的不正当行为负法律责任┅┅不放弃任何用法律或者其他手段追究的权利，其中包括要求赔偿因（你们）过去和将来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金钱损失。” 十多天过去了，杨澜吴征也还没有起诉呢。写的人还在写，写的人越来越多。 周励在造声势要起诉的同时，又“作为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祖国人民的海外游子”揭发指责她的人“到美国後就参加了某个政治组织┅┅在纽约唐人街‘中华民国’小报上┅┅捏造事实”（周励的“我控诉”）；还有“同由台湾国民党支持的刊物《中国之春》勾结┅┅以攻击中国大陆为残延苟喘（这是什厶句子？）┅┅居然为《中国之春》写文章，搞翻译，从中拿到几个可怜的‘卖良心’钱。”（引自周励给政府有关人士信） 事实上，在谴责周励撒谎的人中，除了周励书中涉及的商人之外，还有和中国官方关系不错的作家、记者、编辑。有一位周励的朋友因会英语，曾被《中国之春》的一个编辑邀请帮助翻译点东西，但还没有做过。目前那位编辑和这位被邀请的人都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也有人指出：“六四期间，有多少人在烛光晚会中见到周励头绑白带，上书‘打倒中共，还我中华’┅┅ 现在摇身一变，又祭起爱国主义的招牌┅┅”（《美东时报》1993年4月17日） 杨澜的“海外反动人士”说法和吴征当年在密苏里给美国执法机构写信指控起诉他的留学生们是受共产党毒害的做法读者们也熟悉了。政治真是一张很好玩的牌。 他们的做法是不是雷同到近乎复制品的程度了？共产党也真是没有白培养周励、杨澜和吴征。在犯了众怒，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他们都马上想到了谴责“反动人士”以谋求“组织上”的政治帮助。但即使在近十年前“党和政府”都没能帮上周励的忙，今天能帮上吴征和杨澜的忙吗？ 关於所谓“杨澜传奇”准备就此告一段落，因为“传奇”的神秘和美丽早已被杨澜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文字涂抹得丑陋不堪，无论再用彩笔或墨笔，谁都很难改变杨澜自己的手笔。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2日） 2002-01-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
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怎麽可能？但这就真的发生了！在昨天（2013年11月5日）的美国选举日中（多个州选州长及市长），纽约市长的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以73%的高票大赢了共和党对手洛塔（Joe Lhota），成为全世界最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纽约市的市长。 白思豪在纽约的获胜，对这个倍受瞩目的大都会，甚至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灾难。因为白思豪是个像奥巴马那样的左倾分子，甚至是狂热的共产分子。他的历史中不仅有向往共产苏联、朝拜共产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红色政权的“亮点”，而且在竞选纲领中，他都毫不掩饰地明确表明，要在纽约搞阶级分化，要均贫富，反商反富，压制警方——等于为犯罪分子松绑。这些做法的结果，必定会使纽约的治安、经济等遭受沉重灾难。媒体评论说，纽约要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糟糕）之中了。 纽约历来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最重要阵地——媒体、知识分子、穷人和伪善的左派大富豪联手为“社会主义美国”鼓与呼的大本营。但自1989年以来的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都是共和党执政，虽然前共和党籍的市长布隆伯格（也译彭博）第三届以独立派参选。导致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原因，主要是前民主党籍的市长丁勤时把纽约的经济和社会治安搞得一塌糊涂。 这次和白思豪竞争的共和党对手洛塔，虽然曾为朱利安尼时的副市长，目前担任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董事长，是个实干家，但却是那种不善煽情演讲、缺乏个人魅力的人物。有评论说，白思豪的竞选像是“演出”，而洛塔是“日常生活”。结果实干家败给耍嘴皮子的，跟罗姆尼败给奥巴马如出一辙。 今年52岁的白思豪在纽约出生，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意大利后裔。还在纽约大学（NYU）读书时，白思豪就对共产苏联产生了兴趣，八十年代初曾去苏联旅行。那是冷战严峻、美苏严重对立的时代，除了共产分子，没有什麽美国人愿意到苏联去。因当时苏联正入侵阿富汗，美国即使是左倾的卡特政府，也决定杯葛“莫斯科奥运会”，抗议苏联。随后苏联又用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来报复美国。白思豪去苏联那年，正是美国总统里根公开说出“苏联是邪恶帝国”之际，可想而知白思豪对共产苏联的朝拜欲望是多麽强烈。 从苏联回来后，白思豪又去了尼加拉瓜，因那里发生革命，亲苏联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NLF）推翻了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权。白思豪到那里去帮助桑地诺的革命政府做义工（弄捐款）。当时美国反对桑地诺革命政府，如同反对同样得到苏联支持的智利阿连德政府一样（不同的是，热衷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最后被皮诺切特将军推翻，智利才避免了共产专制）。 亲苏联的桑地诺政府在尼加拉瓜实行血腥统治，根据俄裔美国学者葛拉佐夫（Jamie Glazov）的研究，桑地诺们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整个拉丁美洲（除古巴外）最践踏人权的政府，在掌权头三年，就处决了约8000名政治犯，无以计数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失踪，监狱关押了二万名政治犯。被称为“邪恶而暴力”的圈地运动，导致20万农民被桑地诺们赶出家园，拒绝者遭到政府军的射杀。 连一向左倾的《纽约时报》在报导白思豪的竞选时，都无法回避这些历史，称白思豪早年是个胡子拉碴、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左派愤青。但时至今天，白思豪仍然称赞桑地诺们是在进行“民主社会主义” ，不仅对自己曾支持那麽残忍的政府毫无悔意，反而为自己在尼加拉瓜的经历“感到自豪”。 共和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洛塔曾愤怒地质问∶“我问一下所有人∶能否找到任何一个人像白思豪那样拥护（拥抱）马克思和共产主义、那样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吗？” 但是洛塔的质问和呼吁不起什麽作用，因为左派媒体们不报导这些。多数普通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即使到了共产苏联已经垮台之后的九十年代中期，白思豪还把自己的婚礼蜜月安排在共产古巴。 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白思豪的妻子是位比他大七岁、公开的黑人女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结婚、在哈瓦那度蜜月，看看白思豪疯到什麽程度吧。媒体评论说，虽然白思豪在竞选中大打阶级牌，强调他站在穷人一边，但他的结婚蜜月，却是在卡斯特罗专门给外国人盖的豪华渡假村度过的。美国、欧洲、亚洲，全世界有多少美丽的旅游地，白思豪都不去，却专门选择了共产古巴，这跟他去红色苏联朝圣是同样的心理，只不过这次他的随行中有了位高调同性恋的新娘。明摆著，这种婚姻本身就是一场“秀”。左疯的人，作秀是他们的第一本能需要，比配偶的性倾向更重要。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左倾，哪怕同情、赞同过共产主义，也都有情可原。但白思豪活到半百也没从赤色疯狂中清醒过来。直到2002年，他仍对独裁者一往情深。据《纽约邮报》报导，白思豪当时在纽约市议会（他是议员）跟一些黑人、西裔议员，簇拥着给非洲那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颁奖。白思豪跟他的黑人议员哥们，赞美穆加贝敢于对抗白人，推翻白人政府。 虽然今天白思豪承认当年给穆加贝颁奖是“一个错误”，但是，那种煽动种族对立的思路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这次竞选纽约市长，他就继续大打这张“种族牌”——煽动黑人/西裔与警方对立，以拉这两个群体的选票。 他反对前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还有更前任的朱利安尼等支持警方有效维持治安、对可疑犯罪者“拦下盘查”的政策，说这是歧视黑人和西裔，因被搜查的人中，黑人比例超过白人。当然会超过，因为黑人的犯罪比例远超过白人，在美国，黑人犯罪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一半的黑人成人男子都曾犯罪、蹲过监狱！这是一个多麽惊人的比例！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其他族裔的一半成年男子都会有刑事犯罪，那这社会环境还能居住吗？ 在朱利安尼当选市长授权警方实行这种搜查政策之前，纽约的治安非常糟糕，尤其在首位黑人市长丁勤时当政时，《时代周刊》描述说，纽约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像火箭般飞升；一百多万人领取救济金（纽约人口当时七百多万）；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被颜料涂鸦；汽车被盗被撬是常事，很多车窗上都写着∶No Radio（里面没有收音机设备。意指不要撬车）。纽约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城市。 检察官出身，被称为“酷吏”的共和党籍朱利安尼当选市长后，严厉打击犯罪，才使纽约的治安好转。在朱利安尼两届市长结束时，《纽约时报》报导的数字是，纽约的凶杀率下降70%，强奸率下降40%，抢劫率下降68%。汽车被盗率降低74%，枪击受害者减少71%。连续六年，纽约被FBI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但现在，白思豪还没上任，就要全面“废黜”朱利安尼建立、布隆伯格延续的支持警方全面维持治安、保证纽约人安全的政策。白思豪说，他当选后就要罢免那个鼎力支持并实施这项政策的纽约警察局长。白思豪当选之日，就是五万名纽约警察士气最低落、最不知所措之日；更是罪犯们欢呼雀跃之日，也将是纽约治安的灾难开始之日。 种族牌，是左派们为在全世界推广社会主义而打的第二大金字招牌。第一大金字招牌是穷人牌。这张被马克思主义者打了一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之牌，在资本主义带来全球经济繁荣、肥胖已成为“穷人”主要病症的今天，白思豪这些左派们，仍然理直气壮（毫不知耻）地高举着这张用苏联人、中国人、古巴人、越南人、柬埔寨人、朝鲜人的尸骨堆起来的“穷人牌”。 白思豪仍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下，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煽动阶级对抗。他把纽约分成两个世界——穷人Vs.富人。用他的说话，纽约在上演《双城记》，是十九世纪狄更斯的小说里的贫富悬殊、贫富对立的世界。所以他要领导“穷人”对抗富人。他的竞选纲领是，上台后，就要对收入50万美元的富人征更多的税，然后用这个钱办学龄前幼儿园，免费提供给穷人。 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籍的洛塔批评说，白思豪这种阶级对抗理论，这种均贫富的共产学说，在哪个洲际大陆都没有赢过。怎麽能选这种人来管理纽约？ 但是，洛塔的声音没有强大的回音壁，因为白思豪得到各种力量的支持。首先来自放大版的白思豪——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他们同一理念，可谓心有灵犀不点通。在选前奥巴马高调给白思豪发支持信，说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白思豪“将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的伟大市长”。白思豪在民主党内初选时，就得到纽约“奥巴马后援会”的支持，他们早就嗅出了白思豪跟奥巴马是“黑白一致”，内心都有走向红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白思豪还得到纽约“教师工会”的支持，因为白思豪反对学生可以带著政府补助卷转学到私立学校（即共和党支持的学校私有化，以削弱旱涝保收的工会，改变教师做懒汉、不称职、损害教育质量的现状）。白思豪反对公立学校改革，实质就是反对市场化，反对公平竞争，反对高质量的教育。这跟他早年向往共产苏联（所谓全民教育），朝拜共产古巴（向往全民健保）等共产主义制度，在同一条思想轨道里。 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助手、现纽约副市长沃夫森（Howard Wolfson）作为同党，深知白思豪的理念，他对《纽约时报》说，白思豪“有很强的让纽约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理想，如果你认为这个理想存在过的话，他（白思豪）就是这种人”。 纽约以至整个美国，左派最高潮，反富、均贫富的阶级火药味最浓、社会骚动最严重的时代，是六、七十年代。那时左派还热衷反越战，等于变相支持北越共产党。他们不敢直接说亲共，但拼命“反—反共”，谁反共，他们就反对谁。 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在当时左派民主党市长林赛（John Lindsay）的八年执政下（1966-1973），成了“罢工城市”（Strike City），经济萧条，失业率高升，民怨沸腾，工会势力庞大，罢工不断，城市骚乱。那个时代，美国左派最扬眉吐气，因为整个美国的脉搏被左媒掌控。尼克松水门丑闻，越战失败，共产主义蔓延，左派（白思豪们）的理想在全球，包括尼加拉瓜等美洲，都在“实现”，他们高兴死了；所谓“穷人”要战胜富人，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左派们的乌托邦理念要在全球胜利了。 可是左派们的好景不长，七十年代后，左派势力就在美国走下坡路，随后是里根8年、老布什父子前后12年，共和党20年执政，保守派在美国回潮。但人类的悲剧从来都是，伤疤还没好，就早把痛扔天边去了。 跟白思豪同样左倾，同样迷恋社会主义（并同样有向往共产主义经历）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左翼势力又在美国回潮，而且势头汹涌澎湃。在这个时刻，可想而知白思豪们的兴奋，他们公开梦想回到六、七十年代，回到左派辉煌的时代，在美国继续那个在苏联和中国已经彻底失败的社会主义梦想。 在去年左疯们要“占领华尔街”、反富、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的疯狂活动时，白思豪也去了“占领华尔街”现场演讲，支持“占领华尔街”们的口号，什麽1%的富人占有美国多少财富，收入不平等，煽动“穷人们”起来抗争。这跟列宁攻打冬宫、建立革命政权时的口号一模一样。奥巴马就是靠这种贫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纽约时报》、MSNBC这些左派媒体啦啦队的全力支持下，打败了靠自我奋斗经商有成的罗姆尼，这次，白思豪同样复制成了。 美国左翼专栏作家贝那特（Peter Beinart）沾沾自喜地预测，白思豪的压倒性胜选“预示著整个美国将向左倾斜”（shift to the left）。那意思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要在美国实现了。白思豪们再不用去朝拜红色苏联了（也找不到那个已从地球上消失的邪恶帝国了），那种赤色理想，他们认为可以在美国实现了。 白思豪的“灵魂伙伴”奥巴马上台才五年，其大政府、大赤字、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已恶果累累∶美国联邦政府已膨胀到历史最大规模；政府债务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每个美国家庭（以四口计算）要均摊20万美元国债；当年共和党籍里根总统把个人最高税率从70%砍到28%，奥巴马又把它增至39.6%（美国企业税39.2%，全球最高）；五年前美国有2700万人领取福利，奥巴马执政至今已增至5000万，几乎翻番┅┅ 美国的经济底座在被掏空，即使有红色苏联存在，也不需它“入侵”了，美国已经在被内部的“敌人”摧毁。正如美国思想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曾所断言的，“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没有什麽比内部敌人的破坏力更大——没错，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敌人！ 奥巴马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当然会波及大都市纽约。现在又有个“奥巴马二世”当市长，纽约这个“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之都，地狱的地盘将会更大。仅仅是“高税收”这一项，就得把很多富人和中产阶级吓走。我曾在“纽约人为什麽逃离”一文中提到，从2000到2008年，纽约就有150万人搬离，数量之多，为全美之最！搬离者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其平均年薪93,264美元），因为纽约的高税收是“不可承受之重”。《华尔街日报》说，纽约的重税是“臭名昭著的”。 在这种情况下，白思豪还要喊增税，那就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逃离，纽约就会走向底特律的方向——那个汽车城的破产，就是从白人、富人、中产阶级纷纷“逃离”开始的。他们不仅逃离高税收（底特律过去40年都是热衷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党执政），也逃离底特律的黑人骚乱（曾暴动袭击白人）。 昨天底特律虽然在过去30年来首次选出白人市长，但这个新市长跟白思豪一样，也是个主张均贫富的左翼民主党。所以美国的根本问题不是黑白肤色，而是左右理念的区别！像牛奶一样白的白思豪跟他的黑人同性恋妻子合作得亲密无间，最能证明“理念”——绝不是肤色——是全部问题的根源。如果肤色是问题，如果“白种人”像左疯白人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是美国的癌症”，那麽白思豪、桑塔格们应该首先自杀，以挽救人类。事实上，那些左疯们的伪善理念，才是已经瘟疫世界，并要继续毁灭人类的真正癌症！ 奥巴马在阔步领导整个美国向左转，要把美国“法国化”、“希腊化”，甚至委内瑞拉化、古巴化。白思豪在这种时候出任纽约市长，正跟奥巴马合拍。知名的保守派政论家格林贝克（Glenn Beck）评论说，白思豪热衷煽动人们相互斗争，这完全是“占领华尔街”那种行为。“这种人当选，将把纽约装上共产主义列车，驶向地狱。这对纽约来说，绝对是梦魇。” 为什麽在共产主义全球崩溃、欧洲社会主义也明显危机四伏的今天，奥巴马、白思豪等左派们还能在美国胜选？我曾在“无知少女支持奥巴马”一文中谈过，因为他们得到了无产者、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女性等的支持——所谓的无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有相对的低收入者）永远占社会多数，其嫉妒和反富倾向是天然的；知识分子向来左倾，热衷占据道德高地、唱道德高调、煽动贫富对立；少数族裔多数被“受害者心态”毒害，遇到任何不平，都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归罪白人、富人；女人则天性容易感情用事、多数理性不足。这些“无/知/少/女”们，高举着“平等”的美丽旗帜，打败理性和常识，把美国和全世界继续推向乌托邦地狱的力量仍是巨大的。 “平等”的理念，是无知少女的春药。共产主义滥觞从俄国开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俄国掌权，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的“均贫富”社会主义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当年无论是信上帝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无神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巴古宁、赫尔岑等，都是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都向往并鼓吹社会主义。他们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 更不必说，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同样是均贫富，要平等，最后革命到“断头台”。俄国十月革命输入中国后也同样，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国共两党都抵制自由经济，都要国家垄断，都强调平等，于是海峡两岸都建立了独裁专制。 过去两百多年来，虽然经过了洛克的个人权利论，杰弗逊和麦迪逊起草的、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再加上后来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论（实质是捍卫个体选择），以及安.兰德旗帜鲜明宣扬的个人主义精神（individualism），诺奇克的“权利高于善”的自由观┅┅等等这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促使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样板，并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认知并接受，但与此同时，左派的均贫富、平等的“迷幻药”仍“药性”不散，还在一代代地迷幻、迷惑、迷死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马克思当年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在欧洲徘徊”，其实这个幽灵一直在全世界那些理性不足、心灵不强大、个人主义精神缺乏（群体主义意识浓厚）的人们心中“徘徊”。这是美国今天发生奥巴马、白思豪们“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有一本重要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新星出版社），即美国《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并获得普利策奖的《古拉格∶苏联集中营的历史》。这位致力研究红色苏联和东欧共产历史的美国学者，在该书结尾说，她写这本专著（英文版736页），“不想陈词滥调地提醒人们，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而是想告诉世人，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位坚定反共的专栏作家大概预感到了，左派的“幽灵”仍在世人心中徘徊，用她的话说，“罪恶其实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如果不反复敲响“警钟”、跟那个幽灵全力战斗，共产主义的再次重演，绝不是不可想像，而是在眼见的将来。 2013年11月6日于美国 2013-1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