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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日本「明治维新」的对与错
日本天皇表示他要退位，预示可能结束天皇制度。天皇权威的极大确立，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860年後历时20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对近代日本具有重大影响∶一是结束了旧体制，长达六百多年的地方武士割据（幕府制度）被终止，经过近千年的虚君，天皇重获绝对权威，建立了日本近代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二是提出了新思想「脱亚入欧」，脱离以中国儒家为核心的亚洲守旧体系，进入欧洲的创新改革之路，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从而使日本成为现代化国家。 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中，政治家伊藤博文（首位日本首相）和思想家福泽谕吉都起到重要作用，他们都主张变革，促使日本走出亚洲，成为工业强国。 伊藤博文支持中国改革 作为日本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起草了宪法，被称为宪法之父。日本宪法第一条就规定天皇统治日本，从而结束地方军阀（武士）割据状态，使日本成为统一管理的国家。第四条则规定「天皇要根据宪法履行权力」，等於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伊藤博文不仅在日本极力促进变革，也支持中国（清朝）发生这种变化。他曾去北京面见光绪皇帝，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革新派。他的主要想法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成为现代国家；用他的话说，由原来的茅草屋，变成石头房。而中国仍是茅草房，一旦失火，会殃及日本。所以他希望中国也改革，成为石头房。但他面见光绪的第二天，慈禧太後就囚禁了光绪，并追捕康、梁们。可能是慈禧太后听到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见了光绪，越发担心日本革新力量与中国的光绪、康梁们联手，清王朝的旧势力更会受到威胁。 当时梁启超等逃到了北京的驻日使馆，但使馆没有得到东京的指示，不知怎样处理。当时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机立断，主张营救，并明言，梁启超「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由此才有梁启超逃亡日本，躲过一劫。而其他改革六君子等，则被慈禧们斩首处决。 福泽谕吉的「远交近攻」 跟伊藤博文同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同样认知到儒家文化的陈旧，西方文明的先进。他创办了私立庆应大学（跟早稻田大学并列），提出「脱亚入欧」，即日本应脱离亚洲体系，告别中国儒家文化，包括佛教等，走向西方。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知识分子疾呼拒绝儒家和佛教，坚决到要拆毁佛教寺庙、遣散和尚的地步。福泽渝吉甚至提出「绝交论」，即跟中华文化绝交，跟西方文明接轨。 福泽谕吉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他尊崇到这种程度∶把他的头像印在了面值一万元的日币上。题外话∶中国人民币上印的是毛泽东，台湾是蒋介石等。日本人更看重思想，而华人则仰望权力者。 福泽谕吉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日本，对中国人也有启迪。在他提出「脱亚入欧」半个世纪後，中国的思想家鲁迅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反人性（线装书字缝里写著两个字∶吃人），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胡适则提出「全盘西化」。一个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一个强烈主张中国要学习西方。但这种认知比福泽渝吉晚了五十年！这也是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晚，并至今在社会制度、道德水准和整体经济水平等多方面落後於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找错「老师」的代价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对有错。「脱亚」是对的，「入欧」却错了；错在把德国、法国的思想模式和体制当作了样板，找错了老师。日本後来发生侵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跟纳粹德国等结盟成轴心国的情形，跟明治维新找错样板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是明治维新中错误的一面，孕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後果。因为日本当年找的老师德国和法国，其思想领域、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而不是英美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是把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视为最高价值。 当时德国的帝国主义心态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颇被日本知识精英们接受，把它当作是欧洲文明。而日本又正在那个时代把天皇推崇到绝对权威的地位，再加上宣扬武士道精神（群体主义意识，和狂热宗教情怀结合），就给後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化氛围。 拿中国做例子，更可看出德、法两国群体主义思维的危害；他们的思想先毒化了俄国和日本，最後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损害中国的是日本和俄国。中国八年抗战（抵抗日本侵略）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结果惨重，导致共产党势力坐大，在中国建立共产政权，至今半个多世纪，导致无可估量的生命和个人幸福的损失。在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今天，中国仍是共产专制，这是日本当年侵华造成的最大後遗症。追其源头，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了德国和法国，而不是英国和美国。 法国开近代暴力的先河 众所周知，法国是近代暴力的滥觞。法国大革命以群体名义滥杀无辜，并发明了被托尔斯泰称之最丑陋残忍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和随後拿破仑的武力征伐杀戮，是现代共产暴力的先河（样板）。列宁就曾说，苏维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 而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可见在德意志传统中，有深厚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狂热等基因。不要忘记，希特勒是靠选举上台的，他曾受到德国人的万众欢呼，被当作弥赛亚一样崇拜。 法国和德国的这种传统，都跟两国知识分子有关。法国的卢梭们，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们的理论，都促使和强化了群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跟英国的洛克（提出个人三大权利）、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之父），美国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说）等相比，是群体主义/国家主义意识与人类自由权利思想的两端。 於是，深受法、德影响的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明治维新时代，种下了後来军国主义（反个人主义思想的极端）的恶果。 共产苏联的全面「入侵」 跟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祸害相比，俄国更是从思想到文化全面「入侵」、彻底占领，而且至今还继续在中国作恶。日本入侵给中共提供的是坐大的机会，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产思想，基本都是从俄国来的。所谓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俄国的共产思想，主要源头还是法国和德国。 在列宁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贫富、平等至上（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盲目赞美农民等倾向。当时俄国的两大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和亲西方派）大同小异。守旧派强调斯拉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其实质是民族主义），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本质是剥夺个人权利）。这两大派的代表性人物们，很多都会法语和德语，这是当时俄国知识人的时尚，於是他们从法国和德国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体主义思维，为後来的共产革命提供了思想温床。 日本为明治维新找错老师导致的军国主义付出了惨败的巨大代价。但在被美国打败、接管、指导下，坏事变好事，日本顺利地走了一条健康的民主体制的道路，带来了70多年的和平、自由、繁荣和整个社会的理性。 今天的日本，在民主体制、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个人道德等诸多方面都是亚洲国家的样板。所以，对华人世界来说，无论是已经民主的台湾，还是专制的中国，今後的方向，应该从日本那里得到教训和经验，朝向英美的方向，把保护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为思想理论的基石。在这个前提下，真正的民主体制才可能产生。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6年11月号 2020-0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绿色能源话题为何成了温吞水？
何清涟 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宣称聚焦经贸、科技、气候、能源等全球宏观迫切事项，但真正的焦点却成了阿根廷新科总统米莱对西方国家热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尽管德勤全球咨询主办了一场晚餐讨论会，探讨该公司的德勤《绿色转型融资》，外界对与绿色有关的话题却集中在1000 多架私人飞机的碳影响：峰会当周，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四倍。几年前炙手可热的绿色经济话题为何成了温吞水？原因无他，“绿能先锋”德国已经大规模恢复煤矿开采，并使用法国提供的核能；美国拜登政府的“绿色能源计划”早就半途夭折，2022年之后更是大规模恢复石油开采。 美国经济保持繁荣，首功竟是石油开采 拜登为了提振自己低迷的支持率（历届总统中最低），必须亮出漂亮的经济成绩单：2023年底，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约为3%，实现了2.6%的增长，失业率保持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3.7%——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低失业率通常不会与通胀的下降同时出现。不过，美国的真实经济状况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本文要讨论的是美国为何放弃了绿色能源？ 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这些行业将美国从通胀、衰退和失业中拯救出来》一文，直接承认，石油开采行业、芯片制造与房地产这三大行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将美国从通胀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1)如果人们不健忘，就会记得拜登在竞选与执政第一年，所谓“拜登经济学”主打的就是大规模推行绿色能源计划，为此关闭不少石油开采项目。才短短两年之间，石油开采缘何又成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这事说来话长，在绿色能源计划的推进上，拜登政府不是决心不够，而是现实无情，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悄悄改弦易辙。他的前任川普总统一直是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行业的支持者，为了获得气候活动人士、环境正义运动领袖的强力支持，拜登承诺他当总统之后，将下令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立即恢复川普政府推翻的几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监管规定，限制放慢或停止联邦土地上的石油租赁，全面推行绿色能源计划。拜登履任之后也确实这样做了，他提出一项规模2万亿美元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改革计划，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滑坡。 但是，拜登这种大跃进式的经济政策引发了各种不良后果：各种政府支出猛增，国债迅速飚升，美国通胀率达到40多年来最高水平 8.6%，特别是汽油的价格，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四个月同比上涨了62%，媒体齐称“加油站的痛苦正在伤害拜登的支持率”。为了让民主党不失去众议院的掌控权，拜登只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油价，比如释放美国的战略储备油，自2022年3月30日推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紧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从其战略石油储备中提取了1.8亿桶石油，截至当年12月30日，战略石油储备中大约还剩下3.724亿桶，是39年来的最低水平。 大量释放战备石油储备无法抑制油价飚升，同年11月，拜登政府又放松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希望帮助该国重建石油工业，让其生产的原油重新流向全球市场，包括流向委内瑞拉石油的第一大买家美国。可惜委内瑞拉的产能有限，满足不了欧洲与美国的巨大需求。拜登只好不事声张地恢复了石油开采。 2023年3月13日，拜登政府批准了代号“柳树（Willow）”的的阿拉斯加州石油开采项目，该项目预计耗资80亿美元，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8万桶，占美国当前产量的1.6%。但美国内政部公开表示，该项目未来30年可能产生约2.4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一项目在美国极具争议，2018年，康菲石油申请开发“柳树”项目，2020年获川普政府批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在2021年8月驳回这一批准，理由是认为其最初的环境审查存在缺陷，且开发方未充分分析开发项目的气候后果。如今拜登政府又再度批准，不少环保人士因此质疑拜登政府贯彻减排计划的诚意。 绿能先锋欧洲各国早就恢复了煤炭开采、扩大核能供应 欧洲化石资源贫瘠，天然气、原油、煤炭对外依存度高，长期以来不得不将清洁能源转型作为保障能源安全、对冲地缘经济风险的重要方向，因此，欧洲一直在努力推行绿色计划，并且早早开启了碳排放指标交易，德国号称“绿能先锋”。俄乌战争开启之后，全欧洲参与的“绿能计划”终于折戟沉沙，德国的工业大受损伤。 为什么德国成为最大受损国？该国号称“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是因为从1990年代开始，德国及时地抓住了全球化初期世界没有意识形态区隔的那段时期，为本国设定了新工业化计划，即“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这个计划使德国工业迅速发展，一跃成为欧洲最强经济大国，还取得了对欧盟的领导权。由于自知本国经济奠基于“资源-市场”双重依赖外国的基础上不太牢靠，德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大力推行“能源转型”（Energiewende），计划从以煤炭、石油和核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能源结构，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低碳和无核经济过度，先在欧洲、继而通过联合国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国推广绿色能源计划。但俄乌战争导致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破产，为了执行美国发起的对俄经济制裁，德国政府拒购俄罗斯天然气与能源，因此形成巨大的能源短缺、价格飚升，导致德国企业纷纷破产。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报道，据德国信用机构Creditreform估计，到2022年年底，德国约有1.47万家公司进入破产法庭，[\[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2)2023年1-10月，德国地方法院共报告14751起企业破产案，同比增长24.1%。[\[i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3) 面对企业破产与大规模失业，德国不得不开始“洗绿”，将原来列为非清洁能源的煤、木材、核电重新列为清洁能源，欧洲各国当然跟进。这一点，我曾写过一篇《俄乌战争后果：西方绿能计划悄然“洗绿”》 （原载SBS，2022年7月5日），详细介绍了这一情况。路透社于2022年7月5日发布一篇题为《法律草案显示德国计划修改能源部门的关键排放目标》（Draft law shows Germany plans to revise key emissions target for energy sector），该文指出，德国执政联盟拟修改一项法律草案，取消其中涉及的“在2035年之前，能源行业实现碳中和”的气候目标，而且没有为达成这一目标设定新的日期。[\[iv\]](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4) 法国作为欧洲“核联盟”的发起国，是全球最早应用核电的国家之一，早在1989年，核电在法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就已达75%。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宣布重启核电计划，将发展核电推升至捍卫经济主权的高度，坚持不能依赖其他国家来保障能源供应。对欧洲而言，实现能源领域的战略自主至关重要。2023年7月，欧洲“核联盟”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为欧洲核能发展拟订“路线图”，预计到2050年将欧盟核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100吉瓦提高至150吉瓦，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核电在欧洲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核电覆盖全欧洲，将有助于欧洲加强能源主权、加速去碳化和实现气候目标。 绿色能源计划由欧美倡导并通过联合国力推，如今这两大经济体对绿色能源计划已经做了极大修改，这就是2024年WEF达沃斯年会上，绿色能源议题成了温吞水的原因。真正在意绿色能源计划的大国，目前主要是中国，因为中国多年来为适应西方绿能计划而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目前已成为世界光伏产业第一大国，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因此，美欧的绿色能源计划调整，直接导致中国光伏产品滞销，许多企业破产。 [\[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1) 《这些行业将美国从通胀、衰退和失业中拯救出来》，2024年1月15日（https://cn.wsj.com/amp/articles/%E5%93%AA%E4%BA%9B%E8%A1%8C%E4%B8%9A%E5%8A%A9%E5%8A%9B%E7%BE%8E%E5%9B%BD%E5%AE%9E%E7%8E%B0%E9%80%9A%E8%83%80-%E8%A1%B0%E9%80%80%E5%92%8C%E5%A4%B1%E4%B8%9A%E7%8E%87-%E4%B8%80%E7%AE%AD%E4%B8%89%E9%9B%95-e2f8489c） [\[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2) 《德国2022年企业破产数量大幅增加》，《欧洲时报》，2022年12朋14日（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europe/GER/2022-12-14/1052620273246932992.html） [\[iii\]](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3) 《2023年12月份，德國企業破產申請案件增加12.3%》，2024/01/12，經濟部國際貿易署（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2023%E5%B9%B412%E6%9C%88%E4%BB%BD-%E5%BE%B7%E5%9C%8B%E4%BC%81%E6%A5%AD%E7%A0%B4%E7%94%A2%E7%94%B3%E8%AB%8B%E6%A1%88%E4%BB%B6%E5%A2%9E%E5%8A%A012-3-2692653.html） [\[iv\]](https://heqinglian.net/2024/01/29/why-green-energy-is-no-longer-a-hot-topic-at-the-2024-wef/#ednref4) Draft law shows Germany plans to revise key emissions target for energy sector, Reuters, July 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draft-law-shows-germany-plans-revise-key-emissions-target-energy-sector-2022-07-05/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4年1月29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green-energy/kwwumqrcd ）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七大国∶资本主义 Vs.社会主义
在七大工业国中，目前除美国、日本是左翼执政外，其他五大国（英、法、德、意、加）都是右翼保守派执政。保守派的经济理念是减税、控制政府开支、限制福利，而不是左派热衷的更多国家干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目前形成这样一种景观∶七大国中的多数国家致力强化资本主义，而曾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却（在左翼奥巴马政府领导下）大步迈向社会主义。 全球竞争，法国不再穿拖鞋 七大国的政治变化，最早发生在法国。法国多年以来都是个相当左倾的国家，在九十年代希拉克总统掌权时，更热衷扩大福利、增税，倾向社会主义，甚至每周工时缩至35小时，导致法国企业家抱怨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赛跑中，法国穿了拖鞋，我们没个赢。因为仅是工时，法国就比其他工业国家每周少五小时产值，更不要说法国人全年有长达七个星期的付薪假期，更阻碍法国的全球竞争力。法国人曾以浪漫著称，现在又加上了懒散。羊毛出在羊身上，法国人自己成为牺牲品——高失业率，高物价，经济陷入困境。 2007年法国人终於造反，在大选中把希拉克们赶下了台，右翼的萨科齐当选总统，由此开启了法国的经济改革——减税、限制福利、废除限制企业发展的规章等。经过两年改革，法国经济就开始走出蔗部A市场经济的“药方”见效；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1.5％，超过预期。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前一季度增长1％，是2006年第二季度以来的单季最高增幅；其中制造业的产值增长3.4％，为过去30年来最高。专家认为，这是法国经济迈向强劲复苏的迹象。 欧元区的另一最大经济体德国，其经济复苏的劲头比法国还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的GDP增长1.5％，超过法国的1％，强有力地推动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复苏。 德国的经济复苏，也跟政坛变化有直接关系，因为2005年底，保守派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全国大选中获胜，默克尔出任了德国总理，开始了经济改革，改变原来左派总理施罗德的大政府、高税收的经济政策。虽然默克尔领导的是联合政府（基民联盟虽是国会最大党，但席位没有过半），但仍克服阻力，坚定地往市场经济方向走。在2009年大选中，德国保守派大胜，默克尔连任，并组成多数政府，更致力削减赤字，控制预算，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用巨额政府资金救助因严重亏损而难以支撑的企业。 默克尔使用的“资本主义药方”在德国同样见效。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德国统一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在德、法两个火车头的经济增长带动下，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取得超出预期的经济增长，增幅创过去三年半来最高水准。 “资本主义药方”抢救英国 和德、法相比，英国在左派工党政府的长期（13年）掌权下，巨额政府开支，已是债台高筑，陷入经济危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去年英国大选前夕发表“英国经济的‘病’有多重？”一文中说，“英国政府财政亏空达到这样的程度∶政府每支出4英镑，就有1英镑是借来的。财政赤字的规模，是以往任何和平时期都没见过的。”左翼工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按GDP比例在七大工业国中第一高，还有三兆多的公共社会福利基金等亏空，由此导致经济滞缓，失业率攀高，民怨沸腾。 去年五月，英国人也造反了，在全国大选中淘汰了工党政府，只有43岁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成为英国过去二百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他上任後就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学人》杂�揖�叹，英国进入“足以令人停止呼吸的震撼性改革漩涡之中”，其改革幅度之深广，可与英国二战後邱吉尔、撒切尔两位伟大首相领导的变革相比，被称为当代英国的“第三次革命”。 虽然英国经济在今年的头三个月只增长了0.5％，低於法国、德国，但是跟去年英国经济0.5％的负增长相比，专家认为是“英国经济恢复过来的迹象”。卡梅伦的“资本主义药方”也是立竿见影。 “天下左派一般红” 和英、法、德相比，美国近邻加拿大的变化，更是令美国人瞩目。加拿大也一直是一个偏左的国家，在过去50年中，左派政党执政了32年，推行的也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政府试图包揽一切，国营化，高税收，高福利，政府巨额开销等等，如同“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左派一般红”，都热衷社会主义。 2006年，加拿大发生重大变化，保守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但保守党在国会的席位没有过半，所以靠联合其他党组成政府。2008年加拿大再次选举，保守党连任，但仍未在国会过半。这次大选之前，左派声势很大，明确表示他们如当选，会照顾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义，更注重环境保护。其实就是要提高税收，扩大政府开支，走美国奥巴马总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而保守党在哈珀总理的领导下，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进一步降低税收，控制政府开支，实现财政平衡，更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方向迈进。双方势均力敌。美国《华尔街日报》在选举前夕发表文章说，这场选举实质上是加拿大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全民公投”。 结果，哈珀第三次连任，并在过去三次大选中，保守党首次在国会席位冲过半数，而且超过十多席，成为完全的多数党政府。左派的老牌政党自由党输得非常惨，自1867年加拿大建国以来第一次沦为第三大党，连其党魁，都输掉了他在自己选区的议员席位，成为政治耻辱。而另一个更左的新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同样左翼的魁北克党，则由原来的49席输到只剩4席。但所有左派政党的席位加起来也没有哈珀的保守党多，所以是保守党大胜。 加拿大成了美国的样板 加拿大选民为什麽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从2006年执政以来，降低税收，控制政府开支等，对加拿大的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选民看到了经济变化。 例如跟美国做个比较，更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上台後，一直扩大政府开支，目前美国政府的总负债额已占美国GDP的98％！2010年美国政府开支已占GDP的39.97％。而加拿大却一直减低政府开支，从1992年高峰期占GDP的53％，一路削减到目前的39.7％。虽然只比美国低一点，但加拿大是从高点一路下降，而美国是从低点一路攀高，2004年布什总统执政时，虽有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驻军）的庞大军费开支等，但美国的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还低於20％，比现在少一半！ 在税率方面，两国更是走两个方向。加拿大的企业所得税从28％一路被削减，2008年被减到19.5％。2010年再减至18％，今年初又减至16.5％。2012年初要被减至15％。而美国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现在是35％（七大工业国中第二高，第一是日本39.5％），是加拿大的一倍以上；而且奥巴马还准备增税。在个人税率方面，加拿大最高个人所得税是29％，而美国是35％。同时加拿大的失业率一直稳步下降，目前是7.9％，也低於美国的8.8％。由於经济强劲复苏，所以加币升值，现在1加币可兑1.05美元。 加拿大的这些变化，跟英、法、德等国一样，直接原因是左派政党下台，保守派执政，实行了减税、控制政府开支、充分市场经济的政策，信奉资本主义。在西方自由世界中，美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旗手”，但奥巴马执政後，阔步走向社会主义，反而让英、法、德、加成了美国的经济样板。明年总统大选，看美国人民会做智慧还是愚蠢的选择吧。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5月 2011-05-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怎能容忍他们这麽污蔑中国人？
李敖在中国几所大学的演讲之烂，是不会超出任何对李敖作品和为人了解的人的。但无法不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某些港台媒体对李敖在中国三场演讲的吹捧，其夸张程度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都是李敖亲口带出的学生。 对李敖那种不仅毫无内容，更是神魂颠倒，语无伦次的演讲，港台某些媒体居然说李敖的演讲「震惊了中华」。看看他们用的这些词句： 「李敖震荡神州，以智慧挑战威权」「大陆网上一片惊呼，讨论热烈，震荡效应迅速发酵」。（香港《亚洲周刊》） 「有本事为全世界带来如此盛大的娱乐，李敖创造了历史。」 （香港《亚洲周刊》） 「台湾文化界人士能够一次连续在北大、清华与复旦演讲，应该是前无古人，而且目前还看不到後来者。」（台湾《中国时报》） 「李敖开讲谈自由主义┅┅赞同全盘西化。」（香港《亚洲周刊》）。 「李敖现象就不再是李敖的个人秀，而是反射了大陆社会与思想变迁的序曲。」（台湾《中国时报》） 「网络上好评如潮，网民一片欢呼」 （香港《亚洲周刊》） 「李敖妙语如珠，席卷了大陆的青年学子」「幽默及『不正经』背後，是他沉重的历史感。」 （香港《亚洲周刊》） 「他的演讲将在北大师生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李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挑战中共尺度，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种种言论让校方心惊，却让学生大为赞赏，大大得到鼓励。」（台湾《联合报》） 李敖「让各方跌破眼镜，语惊四座，让党政官员一脸错愕。」（《亚洲周刊》） 等等等等。上述报刊还都渲染夸张李敖怎麽告诉了中国人民，共产党有一天会垮台，实在太了不起了。俨然一副大家应该叩谢李敖把民主之风带进了中国的口气。 面对这些和李敖一样的混话、疯话，我无法使用文明的词汇，只能说，这简直是「放屁！」这是对中国人的巨大侮辱，好像今天的中国人还活在比北韩人民更蒙昧的状况中，好像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自由主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知道共产党居然有一天会垮台，还要等一个早被台湾人民唾弃的流氓李敖来告诉大家。而且对李敖的精神病患者的呓语，竟然说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从来没有听过那麽「精彩」的演讲。 我不知道那些极为敏感、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中国人们，这时怎麽能容忍这种对中国人的侮辱，怎麽不出来为中国人说句话。难道你们真的从李敖的北大演讲中得到了关於言论自由、自由主义的启迪吗？难道你们真的没听过比李敖更像样一点的演讲吗？ 上述那些港台媒体，当年他们极尽谄媚地报导高行健就把我恶心得够呛，今天他们又给李敖当孙子，拜流氓为大师，更让人呕吐都来不及。反共的高行健和亲共的李敖，除了都高声呼喊要性解放这个自由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说法」大於内容。高行健的《灵山》一堆垃圾，却被解释成什麽朝圣之旅（实为下地狱之旅）；李敖的演讲一堆粪便，被解释成争取言论自由的「高明」之举。而这些「说法」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全都是「裁缝」自己解释出来，放出风去，然後那些衣服和裸体分不清的「大臣们」齐声迎合。 更令人吃惊和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异议人士竟然也认为李敖巧妙地批判了共产党。竟然也连裸体和衣服分不清了。如果李敖骨子里真反共，真想过在北大传播自由思想，他怎麽可能在随後的清华和复旦演讲中，一转脸就变成比丁关根还丁关根的中共中央宣传员？怎麽可能直接否定香港人民要求民主的行动，怎麽可能坦然直言，他就是亲共的？ 李敖在台湾指名道姓骂了无数人，可你们想想看，他在中国骂了哪个欺压中国人民的恶霸？一个都没骂，连死了的恶魔毛泽东他都一口一个「毛主席「地恭维。看他在北京上海那一副哈巴狗的样子，今天连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小官僚都做不出来。李敖在说了一百句赞扬共产党的话，一千句嘲骂民主台湾的话之後，一句假猩猩的「要言论自由」就值得你们赞扬了？李敖的行为就像一个恶棍在大街上喊了一万句践踏女性的流氓话，忽然伸手做出一个要给女人开车门的动作，你们就高喊：看人家多绅士、对女性多礼貌。说什麽呢！ 李敖在上海用养猴子老头的故事，明确表示他在中国就是耍猴子玩。那些学生、老师，包括共产党，包括刘长乐，所有人在他眼里，都不过是被他耍在手里玩的猴子。让你们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他只是随心所欲耍著玩。 不知那些赞扬李敖那几句假猩猩的「要言论自由」的骗人鬼话的异议人士们想过没有，对李敖这种流氓、滑头行为的赞扬、欣赏，是对你们自己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用真实、勇敢、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唤醒中国百姓的行为的践踏！因为这就等於承认，你们的价值、你们传播自由主义的力量竟然不如流氓李敖。 李敖说了一句政府开枪不对，你们就向他致敬；但他的前提和结果是，学生逼政府开的枪。这个意思他已经在香港台湾表达过无数次，他对学生的指责完全超过对中共政府，而学生的错和政府的错是同样的性质吗？！更重要的是，在独裁当道的土地上，是指责学生和民众的时候吗？他的话说给谁听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听不出来吗？ 某些港台媒体之所以吹捧李敖，人家绝不是糊涂，他们有和共产党要利用李敖一模一样的原因：为了反台独。李敖本来在台湾已经臭不可闻，泛蓝的人也都像躲灾星似地躲著他。但现在就因为他们要利用李敖的口反台独，就大肆吹捧他。 港台媒体不知道共产党邪恶吗？当然知道。他们愿意共产党统治吗？当然不愿意。但是为了压住台独，他们一方面要借中共的手打压台独，但又都不敢像李敖那麽露骨、那麽情愿地吹捧中共。现在有李敖这个脑子坏掉的小丑来替他们做，实在是求之不得。所以他们得捧李敖，无论他们怎麽厌恶李敖。 今天港台的统派媒体是处於一个比中国媒体更不正常、更不健康的状态下，因为在中国，记者们没有新闻自由，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但是明明享有新闻自由的港台媒体，却为了反台独的需要，来吹捧李敖。李敖一百句、一千句吹捧共产党的话，他们根本不报，却千方百计搜刮出李敖不疼不痒地旁敲一句共产党的话大肆渲染。 这就是港台的统派媒体，反台独反到如此病态，他们宁肯借助邪恶的共产党之手，宁肯借助一个流氓之口，来压制台独。 国民党要联共制台独，痛骂国民党的李敖也要联共制台独，港台统派媒体也要联共制台独。而共产党最想做的就是变「专制与民主之战」为「统独之战」，转移人民痛恨的目标以维持其统治。 今天整个中国媒体，绝大多数的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文世界，都在跟著中共这个脚步走。 胡锦涛们的确应该举杯庆贺：联共制台独，已经成为不必中宣部下文的全球华文媒体的同一口径。难怪李敖说，共产党千千岁。 （原载《观察》） 2005-10-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薄熙来案的重重疑云 ——写于薄熙来案件开审之际
何清涟 8月22日，薄熙来案终于在山东济南开审，这一充满了各种悬念与疑问的政治大案就此拉上帷幕。对这一预定罪名、预演审判过程的审判戏剧本身我并不感兴趣。无论薄熙来以何种罪名获刑，该案留下的重重疑云难以散去。 一、薄案无法摆脱“权斗”阴影 薄案的罪名自始至终呈高开低走之势：它以路线斗争、贪污腐败与刑事犯罪这三个预留的罪名开局，最后却以去政治化的“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3宗罪定谳，完全抹去了权力斗争的痕迹。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从2012年3月直至9月末，即薄熙来陷狱到中纪委发布《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那段时期，有关薄熙来的消息满天飞，内部人向各种外媒放风，从大连人体塑化公司的尸体加工、人体器官买卖，上百位情妇，海外洗钱，以及种种非常损害谷开来形象的传说，足以将薄谷塑造成中共历史上最丑恶的高官权贵夫妻。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的诸项恶行，最后在预定的罪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受杯葛的“唱红打黑”更是只字未提，此变化足以说明，围绕薄案所做的一切舆论工作都是为了祛除权斗阴影。而薄熙来真正的罪，如“唱红打黑”等因涉及党内路线纷争，一概予以回避。道理很简单：如果否定“唱红”，习近平就会让自己掉入薄2007年主政重庆后就设计好的意识形态陷阱，背上反毛恶名。涉及“打黑”，则会开启一个先例，被地方政府设计抢劫陷害的民营企业家将纷纷呼冤上诉。 只要权力斗争的阴影无法祛除，薄熙来是否有罪，是否罪当其罚就会成为一个争议话题，影响到中共内部的“安定团结”。 二、“唱红打黑”是场政治豪赌还是出于政治信仰？ 薄案信息之多如水奔涌，以至于国际大媒体一致认为薄熙来是倒在通向最高权力之路的最后几级阶梯上。但据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尤其是2007年习近平与薄熙来两人分别获得的职位安排，以及薄在省部级位置上蹉跎多年的经历，认为他的“唱红打黑”及“重庆模式”，均是他在入常无望后的一次政治豪赌。 我曾在“中国权力传承模式：血缘+党内程序”，以及“中共太子党离权力到底有多远”等文中专门分析过，习、薄两人的“太子党”身份，在中共政治文化中，确实是种优质非制度化资源，使他们享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特权。但邓小平规定的干部知识化与基层历练，也成为太子党们必须完成的升迁程式，这一点决定了优越感很强的太子们必须在历练过程中处理好与基层官员的关系，薄在这一点上并不成功，在辽宁省省长任上未处理好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只得转任商务部长。至2007年，薄、习二人角逐最高权位的政治长跑分出优劣：薄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 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薄在辽宁只得转任习近平2007年由浙江省委书记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对中国官场升迁规则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薄的新职务政治前途不明，习的职务是储君之位，尤其是中央党校校长一职，是为储君养望之备。这一外部观察者都了然于心的规则，薄熙来等人自然不会不知。 如果薄入常有望，也就不会在重庆发动后来那场极其犯忌的问鼎之举。因为哪怕就算入常后只做个政法委书记，薄也可以徐图大计。问题在于，胡温习三人都对薄张扬跋扈不甘人后的个性深有了解。如果让薄入常，他与习将如何相处？胡温时期政治局常委当中并无薄这种跋扈之人，还弄成一个“九龙治水”的局面，有了薄熙来，新一届常委必然形成派系，内斗连连。出于各种考虑，阻止薄入常让胡温习三人达成共识。 至于推崇毛及红色文化，于薄熙来纯是政治需要。到重庆履任之前，薄从来没表现出自己对毛及红色文化的兴趣，反而是努力展示自己的西方文化修养。不相信自己宣称的崇高信仰是共产政治文化的特征，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 1990年移居美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勃列日涅夫“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曾告诉其弟：“什么共产主义， 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薄熙来为什么要选“唱红打黑”作为其问鼎戏剧的序曲？这与支持他的势力中有不少是红二代有关，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此处不题。 三、海伍德之死的真相蒙上疑云 中国法院判定，杀害海伍德的凶手是谷开来。但就在2012年9月谷案开审后，参与该案法医工作的最高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雪梅却发表博文，对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公开质疑：“作为当今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在任法医，我对涉及尼尔·海伍德死亡事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最终所认定的事实与结果深表遗憾”，认为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与科学依据。依据是谷开来用来毒杀海伍德的“致命毒药”是否真的致命。 王雪梅女士这一声明令谷案蒙上了厚重的疑云。时过将近一年，在薄案开审前三天（8月19日），大学生马跃地铁内触电身亡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王雪梅发表声明，称该案此前的鉴定荒谬，因此将退出中国法医学会。马跃一案发生于2010年，王雪梅既然不同意该案的鉴定结论，何以早不发表这一看法，偏偏选在薄案开审前三天，她究竟想向外界传递什么信息？ 四、薄王反目真相是什么？ 薄倒台的关键原因是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王立军为何要出逃？最戏剧化的版本是薄熙来因王立军向其摊牌，陈明谷开来毒杀海伍德真相，终致翻脸。媒体有报道曰：“薄熙来一个耳光把个王立军扇进了美国领馆”。 但是，真要排个日程表，其间疑云颇多。以下是我的疑问： 2011年11月15日英商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月28日王立军以掌握谷开来杀害海伍德的证据和薄熙来谈判，获薄赏赐一耳光；2月2日王立军被解职，转任重庆市副市长；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诉美国外交官有关海伍德的谋杀案。 从海伍德死亡到王立军与薄摊牌，其间逾两个半月之久。这段时期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王立军突然要向自己的恩主薄熙来讲真相？ 绝大多数媒体忽视了一点：这段时期内，薄熙来的政治处境明显恶化，“主动”终止问鼎之举。2012年1月11日，薄熙来在香港对记者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此前一个月，即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一直被外界冠上左右路线之争的薄熙来与粤督汪洋握手言欢，彼此祝贺对方主政区域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渝粤合作，十分愉悦”。 我曾就此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戏剧”（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chongqing-model/），认为薄已经受到巨大压力，因此主动降调收敛以求保全。 但这种收敛信号对其下属来说意味着政治危机。王立军本来就是个逐利的政治动物，肯定从中嗅出了强烈的危机信号，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此情此境之下，只要受到合理诱导，就会演变为对原主子的背叛。找薄摊牌使二人交恶，最后进入成都美领馆要求避难，这一连串戏码是出自王立军的灵感还是别人提供的脚本，目前只能存疑。 目前薄受控的罪名，我相信并非编造（实际贪污受贿数目只可能大于此数）。真正的问题是：刘志军的378套房子可以在审判中不翼而飞，那案值绝对比薄受控的贪污受贿数量大得多，党都能够宽大为怀加以原谅，可见贪污受贿并非薄获罪的真正缘由，真正的缘由在于薄藐视党内游戏规则公然犯上的问鼎之举。 薄熙来案件再次证明，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1期，2013年8月9日—8月22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065）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吉拉斯和赵紫阳的不同
（引言：前南斯拉夫副总统、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为什麽和中国的赵紫阳、胡耀邦们不同，为什麽前东欧和苏联的异议知识份子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人不同？找到这种不同，就找到了为什麽今天中国共产党还存活的原因。尤其在海内外中国人一片歌颂赵紫阳的时刻，这个问题更值得深思。） 「他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纽约时报》在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德热拉斯）去世时曾这样评价。 这位写出《新阶级》和《与斯大林的对话》的共产主义叛逆者的最後一本著作《新阶级的衰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The Fall of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最近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得到《纽约时报书评》的高度评价，因为它不仅是《新阶级》一书的延深，更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 吉拉斯的《新阶级的衰落》和他的前两本著作一样，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 我来到美国後，一直想找机会去南斯拉夫采访吉拉斯，并向他当面致谢，因为正是当年在中国偷偷读到他的《新阶级》，才使我对共产邪恶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成为反叛者。但1995年4月20日吉拉斯的病逝，使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在心里，我一直对他充满了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放弃权力和荣华富贵 吉拉斯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是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是仅次於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党。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共产高层的唯一叛逆者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那麽高层的官位，那麽巨大的权力，那麽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别说官至共产党的「二把手」，历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至少也有上千名，但至今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八九民运时被百万学生、民众怀念的胡耀邦，根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现在被海外一些异议人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赵紫阳，最近向中共高层的上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清晰的思考，只不过对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而已。吉拉斯四十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共产党更腐败贪婪残忍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三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三年牢。出狱後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起职务，开除出党。 两年後，「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抑�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 ●在三千张厕纸上写作 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 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 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天安门广场上的可耻角色 吉拉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邪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今天，不要说中共高官中还根本没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还有异议知识份子撰文宣称他们对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後悔，希冀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而寄望共产党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这种愚昧，从九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的包遵信，1996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其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绝大多数参予八九民运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统战部的「志愿人员」，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党和政府」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听政府的话。他们不是像吉拉斯那样否定共产党，站在共产政权的对面，无条件地支持学生和人民，而是在共产政权和挑战者之间做「协调人」，并为能充当这样可耻的角色而自豪。北京的学者许良英在为包遵信的书写的附录中说，说他们「是北京黑手，言过其实。」他们「是被统战部找去做调解工作才介入学潮的。」 近年海外所谓民运理论家不断批评天安门学生，认为是「激进」的学生才导致运动失败。但事实正相反，正是中国知识份子整体上对共产党认识的弱智和怯懦，才导致八九民运没有成功。正如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的「前言」所说：「当1950年代表党外知识份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时，1957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而在八九民运中，当知识份子在天安门广场争做政府的说客和「协调人」时，这场运动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第三，洞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吉拉斯在他这本《新阶级的衰落》，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 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在倡导新权威主义；有的在歌颂邓小平的改革；有的在吹捧江泽民的开放；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著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的梦。如此种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正是全球共产主义都崩溃了，而中国共产党还活著的重要原因。 ●自由高於民族和国界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在波士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士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遇到像西藏、台湾之类的问题，马上和北京一个调子，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那里的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於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後，导致共产党能把中共混同中国，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没有警察，世界会陷入灾难 第五，向往西方文明。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耽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後退，这意味著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 吉拉斯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麽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恐怕伊拉克的萨达姆还占领著科威特，海地还是军人统治，波士尼亚被种族屠杀，北朝鲜会挥兵占领南韩，中共会武力攻占台湾┅┅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於权力。希特勒坐过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资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後，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但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新书再次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著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Ulam）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7月26日，发表时的题目是「吉拉斯：共产世界的异数） 2005-0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中国灰色的商业环境再度受质疑
尽管中国在“力拓案”中暂时取得了“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在商业信誉上面却大打折扣。9月1日，德国《焦点》杂志发表文章，称中国大陆交易环境比印度糟糕，中国的商业诚信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中国：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 9 月1日德国焦点杂志德国《焦点》杂志转载了道琼斯通讯社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据德国科法斯集团的调查，目前与中国和印度做生意的欧洲公司的数量在逐步增多，但亏欠账款的风险系数也有所提高。延迟付款的现象在中国尤其普遍，在印度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印度的公司交易环境比较稳定，有一系列的法律索款措施。因此，在科法斯集团的“交易环境等级评分”中，印度被评为A4级，而中国只得了个B级 。 A4的含义是：虽然政府和经济的恶化会影响原本就不很规律的付款行为，但是拖欠发生的可能性仍在可接近的水平之内。 B的含义则是：不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会加重那些原本就经常是糟糕的付款行为。 中国政府制造的“力拓间谍案”将价格谈判的矛盾高度政治化，尔后与FMG谈下的所谓“中国价格”，被知情者揭了“老底”，原来是中国方面用60亿美元融资和下年度长协价优先谈判权跟FMG换来的。这两者都可以佐证中国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既不稳定，也很不透明。也正因此，曾一度进退失据的力拓与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最后悟出，与其被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灰色伎俩牵着鼻子走，还不如自己内部团结起来，结成价格联盟。9月2日，三大矿先后表示，不接受“中国价格”。 欧盟：中国的商业环境应更透明 无独有偶，中国欧盟商会也于9月2日发布第九版年度白皮书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以下简称《建议书》），总结了过去一年欧盟企业在华经营状况的变化，指出了欧盟企业在华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场准入、立法和 执法透明度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并向中欧双方的决策者提出了相关建议约500余条。 《建议书》认为，在公共采购过程中，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明显受到了不对等待遇，众多欧盟企业在经济刺激计划第一阶段招投标中被淘汰；在民航业方面，希望能按照相同标准，对国内外所有航空公司征收机场费，允许航空公司直接向乘客收取客运服务费，在中国航空燃料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等；在旅游业方面，希望制定一个允许欧盟旅游经营商在中国开展出境游业务的法律框架，并允许在中国境内使用外国计算机订票系统；房地产业方面，希望简化中国建设行业的项目审批程序和外资企业的成立程序，允许国外全额投资，包括境外贷款；在法律方面，欧盟商会希望能及时发布涵盖《反垄断法》其他方面（比如并购案中金融机构营业额的计算，本体性和程序性问题)的全面指导意见。 总之，该建议书希望中国的商业环境能够透明一些。 外资在中国的被迫行贿 紧随“力拓间谍案”牵出“商业贿赂”问题之后，美国的艾利·丹尼森公司与控制组件公司（CCI）在华行贿案相继曝光。其中生产不干胶标签材料的艾利·丹尼森公司因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而被美国证交会（SEC）要求返还其高达27.3万美元的行贿获利，此外还要支付4.5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加上地方法院已经实施的20万美元罚款，针对艾利·丹尼森公司的实际罚金几乎两倍于其行贿图谋利益。 但外国在华的商界人士对此却有难言苦衷，他们认为某些跨国企业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获得订单，只得另择他路。所以中国应改善商业环境，提高市场环境的透明度，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其实，外商在华腐败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这次曝光的美国CCI公司其实只是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的120家公司之一。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加大对该国公司涉嫌海外贿赂的起诉力度，迫使企业花费高昂成本来为审查案进行辩护。 据美国司法部官员透露，目前至少有120家公司正在接受海外贿赂行为调查，而2008年年底为100家。 为什么只有美国海外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件被曝光？这倒并非只有美国公司偏好贿赂，而是美国对本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查处得比较严厉。早在1977年底，美国就制订了《反海外贿赂法》（又称《反海外腐败法》），旨在限制美国公司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的行为，并对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财会制度做出了相关规定。2003年12月，43个国家在墨西哥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6条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此后，一些国家相继制订了相关法律，但执行得远不如美国严格。（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腐败行为，请参见本人的文章“对外开放30年：外资神话的幻灭”） 中国投资环境的不透明以及制度性腐败，外商早已经体验到了。比如欧盟商会曾多次对在华投资环境提出疑问，不过，也仅仅限于提出疑问而已，欧盟舍不得丢弃中国的市场与其它商业机会，查处本国企业的海外贿赂行为也半心半意。来自中国欧盟商会的资料显示，欧盟对华出口占欧盟GDP的0.7%；中国对欧盟出口占到中国GDP的7%。这对经济疲弱已达多年的欧盟来说，中国的商业机会很重要。因此，针对力拓间谍案，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表示，这是一个个案，并无任何一家欧盟企业因为该案件而改变在中国的投资意愿。 原载《看》双周刊（台湾）第46期 ⁄ 2009年9月24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曹长青∶小说的衰落和狄更斯的顿悟
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教授博顿（Joseph Bottum）的英文新书《衰落的小说》（The Decline of the Novel）引起反响，因他提出∶当今小说在衰败，20世纪，尤其1950年后，基本没有臻品，多是平庸之作。什麽原因？他认为现代小说缺乏三要素∶weight, gravity, seriousness（分量，吸引力，严肃性）。 博顿认为，小说是西方文明的艺术形式，18世纪兴旺，19世纪达到艺术顶峰，成为西方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的艺术形式，特别强调了其内在的宗教精神。美国保守派月刊《评论》（Commentary ）资深评论家Joseph Epstein在该刊今年5月号撰文“小说出了什麽问题”中用一个词epiphany（主显节）来形容今天小说所缺乏的要件。主显节指耶稣显灵的纪念节日，也译为“顿悟”，即耶稣显灵、人性展现。而当今小说则丧失了18、19世纪那种基督教伦理道德精神、那种英雄主义光芒。众多当代小说都是写颓废、病态、平庸、无聊、琐碎，甚至反英雄主义等。 19世纪小说高峰期的代表作家是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是我的排列），其中狄更斯的艺术成就最高，可谓传神地表达出epiphany——对耶稣基督精神的“顿悟”。狄更斯怎样达到这个境界？他至少有五个得天独厚∶ 第一，受莎士比亚“剧情”影响，重视小说人物和情节。 莎士比亚被视为西方文学重要鼻祖，他的作品主要是剧，而剧，就要有“剧情”，即“情节”很重要。没有吸引人的情节（故事，人物），“舞台剧”就很难演下去，观众可能睡著了。所以一般剧本，都要有比较强的吸引人的剧情。狄更斯“师从”莎士比亚，薰陶、造就了他的编故事能力和喜好，而不是“说教”。狄更斯的小说，故事性都很强，故事一环套一环，如悬念、包袱、人物间内在关系等，总能达到“无巧不成书”的纯青地步。而这个“炉火”，与受莎士比亚影响，或说他有意从莎翁那里吸取文学（手法）营养有直接关系。 第二，展示（show），而不是说教（tell）。 莎士比亚的作品主要写人性、世间冷暖∶嫉妒，虚荣，崇高，卑琐，背叛，忠诚，爱情，滥情等等。这些都是永恒的主题。人们所以感兴趣，因为这就是人生、人类的过程、周边发生的事，所谓“社会百态”。狄更斯细看莎士比亚，不仅薰陶出编故事倾向和能力，也更吸引他对人性的关注，所以狄更斯的作品，总是能通过展示（show）故事而达到讲（tell）道理的效果。以他的代表作《双城记》为例∶崇高，用替情敌而死的卡顿展示；残忍，是革命编织女的形象；忠诚，是银行老员工；纯真，是马内特医生的女儿等。 同样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雨果，也是一位很会用show（展示）来完成思想表达的伟大作家；但他在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思想性最高的）《九三年》中，还是忍不住用老伯爵和青年革命将领的辩论，来大段地Tell 他的想法（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在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作品中，纯说教就更显著了；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居然安排了主角长篇演讲（长达60页）！ 即作者迫不及待、无法忍住跳出来直接宣扬自己的理念和人生哲学。而狄更斯则用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更娴熟、自然地传递了他的人生哲学；让读者更能自然体味感受出。这是更难、艺术性也更高的，即古人所说的“寓教于乐”。 第三，近水楼台的“直通车”。 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作品语言是英文，这又使狄更斯“近水楼台”，获得“直通车”的便利。其他语种作家要靠翻译才能接触到莎士比亚，而翻译后的作品不仅严重损失了原著的语言美，其思想和文化内涵也被折扣；对东方语种的作家来说，从翻译作品中折损的语言和思想文化更严重，导致无法准确理解作品原意。例如雨果的《九三年》，是中国的翻译名家郑永慧译的，却把全书最画龙点睛之笔完全翻译错了，展示译者根本没弄懂原著精神∶在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对错、理想的坚持与否等重大问题后，青年革命将领把抓到的保皇党对手老伯爵偷偷放了，宁可自己被惩罚上断头台。老伯爵走出监禁地后，对天长叹一句“My faith!” 郑永慧译成了“真有这回事！”即使直译，也应是“我的信仰！”，“我的信念！”；意译应为“我的上帝显灵了”，或者“我信对了！”等，因是他的基督信仰战胜了意识形态。 而狄更斯直接从母语的精湛艺术里吸取营养，直接继承了母国的文学传统，等于是乘“直通车”且没有因“转车”或“转机”而跑错机舱门的差错。每个作家都首先受本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巨大、伴随一生的。而狄更斯在这点上太幸运了，他一生都坐著“直通”快车。 第四，人生的独特起点。 狄更斯的另一幸运是，他不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是13岁就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去做童工。童工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最初人生体验，使他了解社会底层和人生百态。但如果他一直做苦力工，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狄更斯”。他16岁时，做了法院的速记员，这又是一个机遇，训练了他的速记本领；这点对作家来说很重要∶有人形容灵感像手里的沙子，不马上抓住（写下来）就会从手里流掉。速记把稍纵即逝的想法、灵感等迅速变成文字。中国古人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这个道理；看到好东西不马上记下来就等于白看了。狄更斯的“速记”能力给了他超过其他作家的“跑鞋”。 除技术层面外，法院速记员接触到很多案例。官司是更聚焦反映人生百态的舞台，是更浓缩的极端化人生的展现。狄更斯近水楼台，他的很多作品都跟官司、破案有关。所以，当一回法院速记员，对艺术天分极高的狄更斯，从语言技巧上、故事上、人生观察和思想上都得到了独特的收获。 结束法院速记员之后，狄更斯开始做记者，继续训练了写作和观察社会的敏锐能力。从童工、速记员到报社记者，这三种职业为他的作家之路提供了最好的铺垫。 第五，与上帝的距离最近。 但前面这一切，都还只是表层，使狄更斯成为最闪亮的文学灯塔之一的根本，是他本人是一个“great man”(伟大的人)。而这个great man的造就，是他出生、生活在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从《圣经》里接受了爱、怜悯、慈悲，尤其是救赎等价值。这些思想精髓贯穿狄更斯的所有作品，可谓他的精神指南。而东方作家的作品里极少见到这些东西，尤其罕见救赎（redemption）。救赎不仅带来人性的闪光，更带来人类永远的希望。 没有耶稣基督的榜样力量和价值资源，难以想像狄更斯会写出《双城记》中最后那个情节∶替情敌而死！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也不会有全书结尾最画龙点睛的台词∶替情敌走向断头台的伟大志士说，我一生做过的所有事，这件（替情敌而死）是更好、更好的；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所知的更好、更好的归宿（一定会进天堂的崇高）。这是狄更斯的思想境地，而这个境地，只能是一个信仰者的理想境地。 从狄更斯，到雨果，再到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四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都是熟读《圣经》的基督徒。而在没有基督文化历史的东方，几乎找不到闪烁伟大人道主义光芒的作品。即使后来有悟性成基督徒的作家，或以宗教背景写作，也难以领会西方基督文明的精髓。例如日本的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结尾竟然是一个基督徒为了活命和食物等生活，踩踏耶稣画像，放弃了基督信仰。基督徒远藤周作表达的东西，竟然与狄更斯们正相反。 狄更斯的作品，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人光明和希望。人类的理想精神永远获胜！这种乐观主义、希望之光、人性美丽必定战胜黑暗和邪恶的信念是他的作品拥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而在当代小说中，很难找到狄更斯作品中这种基督精神和英雄主义光芒。所以，博顿教授在他的《衰落的小说》一书中感慨道，"The novel didn’t fail us, we failed the novel."（小说没有对不起我们，是我们的小说失败了）。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0年8月号 2020-09-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粉红军团：中共批量生产的义和团 2.0
何清涟 最近，我为了撰写《武肺疫祸为“中国制造”开出病危通知书》一文查阅不少资料，写作过程中，在中文Twitter上介绍了一些国际投资研究机构的数据分析。由于最近两个月中共通过购买大Ｖ与活跃推号/收购历年老推号/注册新推号，来占领这块唯一不受中共控制的中文社交媒体，我的推号成了粉红军团重点关注之地，藉此直接观察到小粉红对世界形势与中国现状的表达，其言行堪与120年前的义和团媲美。 “中国永远是世界中心” 粉红们无视中国经济对外高度依赖这一现实，反而以为世界离开了中国制造难以存活。 自3月以来，美国投资研究机构布雷顿森林研究所、科尔尼咨询公司，彭博社依据资本转移的最新资料，对“中国制造”的现状及前景做了不少分析，共同结论是中国制造的时代已经终结。自武汉肺炎疫祸殃及全球之后，投资者遴选投资之地，从30年前的成本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的关税风险考虑，变成如何才能应付系统性风险。因此，外资正在纷纷撤离中国，另谋他就。 在我推文后面不少小粉红留言，这种留言显示他们坐井观天的视角、无知者无畏的勇气。例如：“什么投资咨询机构，都是盲人摸象”，“美资想撤回美国，除了美国人想买100美元一条的毛巾，继续到超市抢昂贵的卫生纸”，“美国人想为日用品付出比现在高十几二十倍的价格，就撤离中国，否则还是乖乖地呆在中国”——这话与前一向美欧出现口罩荒时，小粉红们说的“中国不给你们口罩，就只有等着病毒找上你”一样。 这些话，让我想起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朝高官们一些著名的“敌情分析“。清朝军队在洋枪洋炮面前溃不成军，一些著名的能臣（名字我就不讲了）居然上奏朝廷献策：臣听说洋鬼子腿是直的，不能弯曲，战时伏兵于路侧，用竹竿捅倒就站不起来，此时可趁机一涌而上“斩杀之”；洋鬼子的洋炮洋枪最忌污物，用大粪、经血等秽物浇之就不灵了；…… 如今，160年过去，国还是那国，民当中不少人还是那民。粉红们也许连本国的财经媒体都不看，以至于不了解近些年外商撤资的信息。外商从中国撤资的过程可回溯至10余年前，最开始转移的是服装、制鞋等低端产业的港台中小资本；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日资与台资的电子产业也纷纷撤资，苏州、无锡等地的科技工业园成了空城；到今年武汉肺炎祸及全球之后，就在小粉红为美国、欧洲严重的疫情幸灾乐祸之时，所有来自外国的订单都消失了，只剩下口罩等防疫物资订单，工厂纷纷关门，工人大批失业。但小粉红们仍然坚信世界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是外资的损失。 “放眼全球，哪国都不如中国好” 前述美国投资研究机构根据资料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告别中国制造成了全球科技业的大趋势。中国制造必将严重衰退，但谁将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与美国相邻的墨西哥被看好。 在我那条介绍相关预测的推文后面，不少留言质疑墨西哥有没有这个能力，比如墨西哥人又懒又笨、墨西哥是贩毒制毒天堂、贩毒集团成了割据军阀、社会治安极其混乱，电力供应不足（估计是将电视剧《毒枭》里介绍的哥伦比亚当成墨西哥了）……，总之，墨西哥万事都没有天朝好，美资舍中就墨算蠢到家了。 这些留言者几乎都不知道以下事实：川普与墨西哥、加拿大两国政府辛苦谈判将近三年，终于达成《美墨加协定》，以取代运行25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们当然更不清楚，就连奉行“凡是川普赞成的就要反对”的美国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与全美工会主席，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双赢的协议。 小粉红当然不知道，在过去20多年里，美日欧一些公司沿着从圣地亚哥到得克萨斯的布朗斯韦尔2000多英里长的美墨边境线上办起了2000多家装配工厂，雇佣了50多万墨西哥人。美国是边境工厂的主要元件供应地，已向这些工厂运去了价值1700亿美元的零部件由墨西哥人组装成机后运往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对美墨经济关系懵然未知的情况下，小粉红们竟然觉得自己智商、能力远超过国际投资研究机构，人家就相信国内党媒宣传：对“外资撤离中国论”不必恐慌，“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正成为全球资本最为青睐的投资场所，外资没有理由撤离。”认为离开中国这个“投资天堂”，外资就是死路一条。 千禧一代再过十年就成为社会中坚。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就看这个国家拥有一代什么样的青年。习近平培养这样的粉红军团做自己的网络近卫军，在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营造一种“唯中国伟大”的气氛哄自己开心，倒也算逞一时之快；但如果为国家未来谋，培养出这样一代愚昧、粗鄙无文、坐井观天、无知无畏、狂妄自大、与国际主流文明扦格难入的义和团2.0，只会毁掉中国的未来，这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犯罪。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20年4月16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416/WF56A6OKNW42DEKL4RLF7FQUC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从 2013“两会”话题的兴衰看社会脉动
察中国历年“两会”话题之兴衰，可观其后隐藏的政治脉动。假如某议案被重点讨论，就说明中共算承认自身患了此病，而且病得不轻；如果曾被热议的某议案忽然消失，不是此病治愈，而是此病成了政治集团的“公共病”，治不了，也不想治，因此该话题就从“两会”消失。 今年两会上，红火话题是“环境污染”，被冷藏的话题是“痛治裸官”。这两个问题其实有着极其微妙的紧密联系。 环境恐慌笼罩，“幸福中国”消失 中国的环境污染，早就将部分地区的国人逼入绝境，全国数百个癌症村村民就是这一类不幸者。环境污染的部分数据，如全国地下水污染已达97%，癌症患者急剧增加等，出于政治需要在中央政府换届之前得以披露。在雾霾笼罩全国多个城市上空之时，钟南山院士又告诉公众，雾霾可导致癌症，四、五年之后进入高发期。此消息顿时让中国人无分贫富贵贱，笼罩在一片环境恐慌之中。因为权贵的食品、饮水可以特供，但空气却只能“与民同乐”。人们期盼着执政者为了让自己呼吸干净空气，立即开始整治环境污染。 在环境恐慌中召开的2013年“两会”，代表与媒体都有忧患感。不少代表都开始关心环境，呼吁政府与企业及时披露环境信息。相信国产奶粉质量安全可靠的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大概出于对自身生命的深切担忧，对空气也表示不放心，针对有关部门提出到2030年主要城市实现或者达到空气质量国家标准日程表问题，吕新华表示要等待18年有点太长了，希望能够缩短。 大概是想到2011年的“两会”主题是“幸福中国”，来自“幸福广东”的钟南山先生放言了一回 ：“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的，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行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只好指出：“要采取切实的防治污染措施，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但他并未提及环境污染在他任总理期间到底恶化了多少。 不过，希望归希望，行动起来并不容易。代表们大都是有车一族，如果要他们从此以后弃专车用公交，相信会有难度，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排放污染获利的企业主及其政府代理人了。比如山西是个污染大省，为了经济“发展”不惜掏空本省地底（超过10%），官员们一直坚持“经济发展优于环境保护”。即使面对两会代表的“环境恐慌”，来自山西的政协委员上官永清女士还是很镇定地说，“雾霾天气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治污还需通盘考虑，综合治理。”——据说北京的房子，购房者有很多来自山西。 一个被冷藏的话题：“痛治裸官” 2011年“两会”曾火爆的话题“痛治裸官”仍被冷藏。如同2012年一样，仍然有记者追问国家监察部长马馼，“裸官”的数量究竟是多少？面对记者的再次提问，马馼依旧表示“提供不出来”，并推诿说，“裸官”是一个涉及到干部管理层面的问题，中国的“裸官”具体有多少应该向组织部门了解。 中共组织系统历史悠久，职能强大，中共作为“革命党”时，就已经能够完整纪录属下成员谁是叛徒，谁曾脱党。如今做为执政党长达70多年，难道功能还会退化，统计一个“裸官”数据都会费数年之功竟统计不出来？当然不是，从技术上来说要做此事毫无困难。只要回顾一下“裸官”话题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真正症结何在。 中共政府对待“裸官”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口头表示要治理到完全放任的变化过程。政治形势远比现在要好的2010年就是口头痛治裸官年。2010年2月2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被提出。3月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公开向媒体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 这个“裸官”数字流传开后，中国互联网象炸了锅。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施行。广东、湖南、深圳等地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类似规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不许再在机构中担任一把手之类。 我相信，林女士这118万裸官之说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来源于内部资料。至今距2005年已经8年，中国又经历了富人移民大潮，裸官之数应该早已经超过118万。2012年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分报告《“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而且级别越高（即越有能力让配偶子女出国定居的）官员，对“裸官”的认同度越高，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因素是，中共官员对未来很不看好，其中包含对环境生态恶化的担忧。 环境恐慌将使与“裸官”剧增 中国官员之所趋之若鹜地做“裸官”，当然是出于狡兔三窟的避险考虑。如果说以前主要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官员们想做“裸官”还有一项更接近生存底线的考虑，即希望子女能够在安全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多项移民调查报告谈到富人选择移民有此项考虑，官员应该也如此。 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国生态系统是否能够恢复？我知道很难，作为局中人的官员当然更知道：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还与中国资源与人口关系日趋紧张有关，限于篇幅，本文只分析政治经济这两大原因。 中国的资源造成如此状态，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场“公地的悲剧”。中共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力之大，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但同时又是无责任政治。中国的封建帝制还有帝王做为最终责任人，明代的崇祯在煤山上吊殉国，就算是尽政治责任。但中共的极权专制之下，最高统治者（集团）几乎无需对自身的任何恶行承担政治后果。以生态环境而论，中国的所有资源号称全体人民拥有，并由“人民的代表”中共政府负责管理支配。各级政府（官员）作为公共资源的实际拥有者，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又无须负责任，从而造成资源枯竭，污染遍地。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的官员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前一向，多位网民邀请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有的环保局长认为当地河流污染不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其实并非推诿之辞，因为地方环保部门的环境评估与监管，几乎完全是遵照当地党政一把手命令行事。 既然中国这艘巨船无法躲避沉没的命运，官员们都很“明智”，都想在这艘船沉没之前再劫掠一把，让妻儿亲人先行在外筑巢就成了官场的“集体行动”。中纪委官员李某说过，“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反腐败也要亡党亡国”，就是看到了“裸官”这一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 可以说，环境恐慌与痛治裸官这两个话题在今年“两会”上的一兴一衰，为中国指示了未来的国运。中国人的真正悲剧在于：生态崩溃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挽救的厄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9期， 2013年2月22日—3月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5383）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战初析
程晓农 自从中国对澳大利亚发动贸易战以来，如何看待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前景，始终是澳中关系里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会如何处理中澳贸易，尤其是中国会不会减少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这方面的判断，要以了解中国铁矿石储备的实况为前提。笔者就此做一些初步分析。 一、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战的实质 据中国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今年7月23日报道，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自2018年开始发生摩擦，当时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建设5G网络，之后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牵头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于是两国关系在2020年迅速恶化；作为回应，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性贸易行动，打击了澳大利亚的煤炭、大麦、龙虾和葡萄酒等大宗商品的对华出口。 彭博社今年7月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Dan Tehan在华盛顿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澳大利亚准备为捍卫主权而承受中国的贸易措施带来的经济冲击，同时他寻求努力以开启与北京对等级别官员的对话。他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对于价值观的维护是高于一切的……如果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经济代价，那我们会为此做好准备”。2021年1月他曾给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发送一封长信，列出“我们可以合作的方式以及我们需要讨论的领域”，但至今没收到中国的回复。 最近，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9月/10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大战略如何利用美国的力量（Beijing’s American Hustle, 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对过去多年来美中关系的实况作了系统分析，这篇文章有相当的深度，其中谈到了中国经济制裁澳大利亚的实质。 博明提到，“在1995年访问北京期间，美国民主活动家廖大文（Dimon Liu）会见了一位同情民主改革的前中国官员。他向刘女士提供了一个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对美中关系的见解：‘如果竞争是基于利益，暴政就会赢。如果竞争是基于价值观的，民主就会赢’。”博明指出，“北京最近试图胁迫澳大利亚遵守中国政策的失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人赌的是，澳大利亚企业在遭受有针对性的贸易禁运后，会游说其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政治让步。但澳大利亚人民、包括商业领袖和出口商都明白，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屈从于一个危险的新秩序。澳大利亚企业吸收了损失，经受住了禁运，并找到了新的市场。澳大利亚人决定，他们的主权比龙虾销售更重要；毫无疑问，这让那些认为堪培拉会把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置于其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北京感到困惑。中共打出这张牌后，只要民主国家保持对利害关系的警惕，就不可能在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再次有效地打出这张牌。” 二、铁矿石出口继续支撑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 《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22日的报道《铁矿石价格飙升，削弱中国对澳贸易施压战术》认为，国际市场上的铁矿石价格飙升至十年来的高点，削弱了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施压战术。 该报道指出，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政府并没把它列为贸易制裁的对象，而铁矿石价格的飙升给占全球铁矿石出口一半以上的澳大利亚增加了收入。去年春季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每吨不到100美元，但今年4月20日上涨到每吨188美元。因此澳大利亚的贸易顺差上升，而铁矿石公司缴纳更多的税款。今年5月，由于中国的钢铁公司对铁矿石的需求非常旺盛，而第二大铁矿砂出口国巴西却受到疫情和恶劣天气的影响，出口严重受阻，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上升到每吨233美元。 《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回忆，铁矿石价格上一次处于这样的高位还是在2011年，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铁矿石供应不足，刺激了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地的矿商扩大业务。2011年2月铁矿石价格最高冲到每吨193美元。 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必和必拓(BHP Group Limited)最近表示，该公司的矿场出现了创纪录的产量提振，年度铁矿石产量可能位于2.45亿至2.55亿吨这一高端。据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港务局(Pilbara Ports Authority)的数据，3月份从全球最大铁矿石出口中心、澳大利亚北部的黑德兰港运出的3,810万吨铁矿石的目的地是中国，占总发货量的80%以上。澳大利亚政府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称，强劲的铁矿石价格推动截至6月的财政年度的铁矿石出口收入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超过1,360亿澳元；而历史上的这一记录是2020年财政年度的1,040亿。 但是，不久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开始回落，到今年8月下旬，已从5月份的每吨233美元下跌了43个百分点。据中国的《多维新闻》分析，铁矿石价格跌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关对策。 三、中国的铁矿石压价战略 中国的《多维新闻》今年8月23日刊登了报道《剑指澳大利亚铁矿石依赖症，中国政府再出重手》，介绍了中国政府的铁矿石压价策略。这个策略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合并钢铁公司，减少中国公司之间的抬价竞争。其实，中国各地的钢铁公司合并早就开始了。目前最大的钢铁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2016年由上海的宝山钢铁公司和武汗钢铁公司合并而成；2019年“宝武钢铁集团”又控股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公司；中国开始施压澳大利亚后，“宝武钢铁集团”对同行的并购进度加快，2020年8月控股山西的太原钢铁公司，同年9月控股重庆钢铁公司，10月托管从事矿山开发的中钢集团，11月对新疆八一钢铁公司实行托管，今年2月接管昆明钢铁公司。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无霸级的钢铁业集团。此外，中国今年4月把原来由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和四川省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合并而成的钢铁集团，与本溪钢铁公司合并成新鞍山钢铁公司。这样中国就形成了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影响价格的几个巨无霸级买家，2020年全球十大钢铁公司里中国占七个。中国公开表示，上述合并的目的就是想以量谋价，增加在铁矿石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其次，到非洲投资铁矿山，减少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目前已经在塞拉利昂的唐克里里铁矿和几内亚的西杜芒铁矿投资经营，还进入南非投资铁矿山。 再次，通过取消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遏制钢铁企业的出口数量，达到抑制铁矿石进口需求的目的。今年4月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取消了146个钢铁品类的出口退税，7月又取消了23种同类产品的出口退税，使得所有钢铁企业再也不能靠出口退税来出口赚钱。 最后，让钢铁工业多用废钢作原料，以减少铁矿石进口需求。据国际回收局（BIR）2018年的数据，中国炼钢过程中使用废钢的比例仅为20%，这个比例会逐步提高。 以上政策只是为了压低铁矿石进口价格并减少进口量，至于中国未来多大程度上需要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还应当考虑中国铁矿石开采量这个因素。 四、中国的铁矿储备实况 我在SBS网站上6月4日的文章《中国的南太平洋战略布局》曾提到中国钢铁工业的铁矿困局，这里再进一步介绍具体情况。 全球铁矿石储量最多的四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巴西、俄国和中国，合起来占全球铁矿资源量的七成，而中国的铁矿储量占全世界的11%。但是，如果按铁矿石当中的含铁量计算，中国铁矿石储备的含铁量只占全球的8%，因为中国的铁矿石含铁品位（铁占矿石的比重）平均只有35%，比澳大利亚低13个百分点，比巴西低9个百分点。 中国虽然现在是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占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以上，但国产铁矿石资源不足，而且贫矿多、富矿少、开采成本高，不得不大量进口。笔者在中国参加1978年高考前，曾在安徽省地质局的327地质队工作几年，负责管理地质部在安徽省庐江县组织的庐江枞阳富铁矿勘探会战的安徽各单位的钻探施工统计。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目前中国开采条件最好的储备铁矿是上述铁矿勘探会战的副产品。我在327地质队的时候，地质部集中了安徽省和江西省地质局多个地质队的50台千米钻机勘探罗河铁矿。此后，327地质队的技术人员根据勘探罗河铁矿的找矿经验，在附近又发现了泥河铁矿。泥河铁矿的含铁品位只有36%，却是中国铁矿储备当中品位最高的，其矿床埋深8百米以下，只能井下开采。 日前查阅中国地质调查局最近的《中国铁矿资源调查报告》，发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地质部门并没发现多少新的富铁矿。在主要的两个新发现的铁矿当中，泥河铁矿的8百米埋深算是相对比较浅的；比泥河铁矿品位略低的另一个新发现的铁矿是辽宁省本溪的大台沟铁矿，矿床埋深1千几百米，开采难度更大。 泥河铁矿的8百米埋深意味着什么？这可以用上面提到的罗河铁矿的实例来说明。罗河铁矿的勘探报告虽然早在1978年就已提交地质部，但负责矿井设计的冶金部门却拖了很久，直到2007年才开始建设矿井，2015年刚正式开采，供应上面提到的宝武钢铁集团所属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罗河铁矿的开采之所以一拖30年，就是因为矿床埋深在9百米上下，井下的自然地温超过40度，矿井通风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现在罗河铁矿虽然投产了，但矿石杂质多、品位低、大埋深、矿井建设费用高、矿石上运成本大。如果今后泥河铁矿或大台沟铁矿进入建井设计阶段，罗河铁矿的这些问题一个不差地全会出现。 既然中国今后没有其他富铁矿储备，也没有可以露天低成本开采的铁矿，那中国未来的国产铁矿石供应就只能倚靠深井开采，其成本必然相当昂贵。因此，中国低质高价的国产铁矿石无法与高质低价的进口铁矿石竞争。无论从铁矿石的质量来看，还是按开采成本评估，中国的钢铁工业今后仍然离不开澳大利亚的富铁矿；澳大利亚铁矿石不需要经过选矿就可入炉炼铁，其露天开采成本即使加上远洋运输费用，也远远低于中国现有和未来的铁矿石开采成本。中国虽然试图压低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价格，但它没办法降低国产低品位铁矿石的开采成本；而且，随着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幅度加大，其铁矿开采成本上升会进一步诱使中国的钢铁企业多进口优质铁矿石。 看来，中国不打算改变它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施压，于是澳中经贸关系里铁矿石将成为主要的外贸货品，恰恰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au-china-trade-relations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国的 4 万亿救市钱从哪里变出来？
作者跋： 自从中国政府承诺拿出4万亿挽救经济以来，不少人都以为那4万亿就在政府国库中存放，只是如何分配下去并通过涓滴效应让民众受益。比如我在自由亚洲民主沙龙节目做嘉宾时，来电听众的担心是这笔钱会被贪官污吏截留。还有人干脆说由政府直接发钱给百姓增加购买力，持这些想法的人均未去想这4万亿从何而来？ 正如我在“挽救经济颓势，中国政府难有新招”一文里所谈，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无非两途，一是增税，比如现在要全面增加增值税。增值税是商品的价外征税，是由消费者负担的税收。甲公司向乙公司购进货物10件，金额为1,000元，但甲公司实际上要付给乙公司的货款并不是1,000元，而是1,000+1,000 × 15%（假设增值税率为15%）=1,150元。如今要加税了，假定政府比较“仁慈”，只增加3％。那么消费者购买同样的商品，原来每件是115元，现在则要付118元了。 二是发债，而债券的购买者也是社会公众，本文谈的就是地方政府行将发行债券之事。 简言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假定政府不大量增发钞票，那么在政府陆续投放4万亿之前，它得先从公众手里通过各种途径如增税、发行债券将钱敛上来。 当某些金融业者与评论者翘首盼望中国挺身而出挽救世界经济之时，中国政府却正为舒解地方财政困局焦虑不已。导致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艰难时世，土地这一“财富之母”已不能再为地方财政生产“金蛋”。 土地交易量急剧下滑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红火了十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是需求急剧减少。由于中国房地产价格高度泡沫化，中国各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在15倍－20倍之间，北京北京四环内的房价收入比是27.8倍――按国际标准，房价收入比（即住房价格是家庭年收入的倍数）的合理区间是5倍到7倍，在此情况下，普通民众购买不起房屋是普遍现象。目前房价下跌，一些有消费力的购房消费者也选择了观望。 二是地产商现金流紧张，只好将囤积的地推向市场，那些昔日活跃在土地二级市场上的地皮炒家，已经从为地产公司牵线“买地”，转为帮地产公司“卖地”。 在需要减少和流动性紧缩的倒逼之下，以政府为唯一卖家的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日渐惨淡。据国土资源部下属全国地价监测中心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流标、流拍的土地达到出让总数的10%。从5月至9月这5个月间，全国各城市的土地流拍数量呈激增态势。20个大中城市至今已有超过120幅土地流拍、流标或未成交。 而长江三角洲的情况显得尤为严重。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1月1日，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土地出让通过招拍挂成交金额约128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据约为420亿元。西南重镇重庆的情况也令人悲观：截至今年上半年，重庆各类土地出让金总计约为82亿元――2007年，重庆的土地出让金约为370亿元。其他省会城市的滑坡也很严重，今年上半年，广州土地出让金仅相当于去年的1/4。 卖地难导致政府财源急剧萎缩 土地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只要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就可知道。土地出让收益以及相关税收，前者列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后者列为预算内收入。 先说列入预算内那部分与土地相关的税收。这部分主要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这些都是地方税种。因此，近十余年来，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作为推动GDP增长与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带来的税收，早已成为 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 但政府财政中更丰厚的土地收益，是来自于预算外。 政府征收土地出让金始 于1989年。当时规定，在进行必要扣除后，土地出让金实行中央与地方四六分成。但由于无法核实土地开发的成本，中央所得很少。从1994年至 今，地方政府以建设城市为由，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从此，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被称为各地的“第二财政”。此期间，中央多次打算分润这块肥肉，但遭遇到地方政府的集体软抵抗而未成功。 由于土地的收益“大头”长久以来都属于预算外收入的范畴，在每年地方政府提交“两会”（人大政协会议）审议的政府预算中，并未纳入其中，所以这块收入占政府所有收入的比例始终隐匿在冰山之下。大致估算的统计数字如下：2002－2006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金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47%左右。但实际上，这一数字远低于实际数字，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北京、上海等市在一些年度的土地出让金曾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最近《南方周末》记者曾获得一份“关于2005年度（浙江省）东阳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人是东阳市审计局长。据这份内部审计报告所列数据，土地出让金占当地政府所有收入的六成左右。 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交易萎缩的态势之下，以往依靠土地收益作为财政预算主要来源的地方财政，已遭遇较大的资金缺口。 一些对房地产依赖不那么高的省份如山西省，长期依赖以煤矿、焦炭和铁矿构成的“黑三角”经济，但由于中国钢厂1/3被关闭停产，剩下的2/3 也都开工不足，焦炭需求直线下降，导致山西省焦炭企业大面积亏损，民营煤矿举步维艰。其结果是山西省财政收入骤减，近百万人面临失业。 地方政府的新招：发行地方债券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厉害，直接威胁到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保障等刚性支出， 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还需要大量补贴。面对瘪下去的钱袋，地方政府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依靠发行地方债券。 中国现行《预算法》第28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不列赤字，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各级地方政府早就负债累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各级地方债务做过粗略摸底统计，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其中，地方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此外，地方政府在《预算法》约束下的“隐蔽融资”早已暗流涌动。2004年初，财政部驻山东省监察专员办在异地专项调查中发现，成都市青羊区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间违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亿元。 面对嗷嗷待哺的地方财政，中央政府当然不会从自己的碗里分出一块。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意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到国务院等待批复。 （原载《看》\[台湾\]杂志第25期 ⁄ 2008年11月19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美国《今日基督教》头条报导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2月27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著名华人基督徒指控另一名基督徒强暴》（Prominent Chinese Christian Convert Accuses Another of Rape）的文章，就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做了比较详细的报导。 该刊记者采访了当事人柴玲，但说远志明和他所属的《神州传播协会》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不予回应。 该报导也采访了柴玲所在教会的一名长老，他说∶“结束这件事的方式应该是远志明牧师去做测谎。如果他通过了，这事就结束了；如果他测谎失败了，他就应该认罪悔改。” “我们只是表示对柴玲的支持。远志明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牧师，我们不是想毁掉他。但这个世界都在看，我们教会内部是有公义，还是让事情就那麽过去。” 这位长老对《今日基督教》记者说，新的指控（18位牧师的调查报告）清楚地展示远志明的伤害人的行为模式（harmful pattern）。“远的（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虽然抗议调查结果被公布的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宣布远志明是无辜的。” 该刊引述说，远志明所属的《神州传播协会》已声明∶“2015年为远志明牧师的安息年，没有外出讲道，也谢绝新的邀请。”显示远志明牧师对涉嫌强暴柴玲事件采取继续回避、不予回应的态度。 《今日基督教》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杂志，创办於1956年；其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福音派布道师葛培理（Billy Graham）。其撰稿人包括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的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耶鲁法学教授史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和监狱团契（Prison Fellowship）的查尔斯·卡尔森（Charles Colson）等名家。1994年该刊有了网络版，发展迅猛，成为“美国在线”的十大内容来源之一。 文章网址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5/february-web-only/convert-chai-ling-accuses-yuan-zhiming-rape-china-soul-aga.html 2015-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索尔仁尼琴为什麽成了王小石（李慎明）的“同路人”
编者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用“王小石”的假名在中共新华网发表文章，说中国如走苏联的共产制度被结束之路，下场会更惨。该文甚至编造假数字，攻击俄罗斯的民主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王小石（李慎明）在攻击俄罗斯的民主变化时，多处引用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的同样思维逻辑的批评。为什麽中共的御用文人和党棍（党组副书记）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否定和攻击俄罗斯民主变化上走到一起，成了“同路人”？“斯拉夫主义害死了索尔仁尼琴”一文，提供了一些思考线索。 斯拉夫主义害死索尔仁尼琴 曹长青 我曾写过推崇索尔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写过“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索尔仁尼琴的理性阴影”等批评文章。但随著对索尔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甚至对他当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初衷等，也有所质疑。 索尔仁尼琴反抗共产主义的勇气是公认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当年苏联第一个揭露劳改营黑暗的小说。作品展示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贬低、摧残到像随便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面对无边的黑暗，小说的主人公伊凡坚守著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心底仍紧搂著一线光明。这“生命中的一天”成为人类善和恶永恒搏斗的一个缩影。 索尔仁尼琴后来写出的《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真相。“古拉格”并不是真有的一个地名，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字母缩写，发音成“古拉格”。索尔仁尼琴比喻说，如果整个苏联是一个海洋，那麽到处可见的劳改营（古拉格）已形成“群岛”；劳改制度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这本书被译成40种文字，全球卖了三千万册。“古拉格”从此成为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可想而知，苏共当局怎麽能允许“另一个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虑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于西方舆论压力，最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从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后，《纽约时报》的讣文说，他“熬过了”共产党。以研究苏联劳改营的专著《古拉格》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标题则是“强壮过古拉格”。因索尔仁尼琴亲眼看到了共产苏联的终结。 当1994年75岁的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从美国启程返回莫斯科时，俄国的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可见对他的敬仰和拥戴。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却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开机只印了五千册，还卖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岛》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时，印了一百万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说，“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他回国后在电视上主持“和索尔仁尼琴见面”的谈话节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视率太低。有评论说，他在电视上完全是自言自语、发泄怒气和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鲜有媒体关注。 他在美国流亡期间完成的研究布尔什维克历史的长篇巨著《红轮》出版后，更令他失望，因为青年读者根本不感兴趣。《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报道说，“这里的知识精英认为他的书像礼拜堂的空洞说教，他的时代已过去，他的目标也不清晰。”去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北京《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诚，“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著，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为什麽这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这麽快就被他的同胞离弃？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话让人们越来越倒胃口。他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简直像是从当年他厌恶的苏共《真理报》上抄来的。面对共产专制被结束，俄国人获得自由，索尔仁尼琴没有强烈的欣喜，而是到处说教∶俄国没有道德，没有民主，必须恢复“俄罗斯精神”；并抨击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摇滚乐文化视为“堕落”，强调俄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下带来的一些负面、表面现象（或者说无法避免的副产品），当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体而全盘否定，这是索尔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无法再升华的原因之一（仅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讨厌摇滚乐，但别人有喜欢摇滚乐、热衷摇滚乐的自由！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自由”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好恶。之所以有我厌恶，你喜欢，就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这种“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选择”的概念，就源于西方个体主义精神价值。 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中当然也有优、有劣，几千年来，在各种力量的抗衡、较量中一路走来。但其一步一步、极为艰难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价值，却是其他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没有的∶那就是个体主义精神，是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原则；是这样一种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个人自由；而绝不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正因为这种以保护个人财产、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并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尔仁尼琴对这个源于西方的最重要价值毫无认识。所以连相当推崇索尔仁尼琴的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也说，“他的声望所以下跌，除了苏联宣传把他描绘成一个怪物和极端者之外，还和他自己的失败有关，他没有信奉自由民主，从没有真正喜欢西方，从未接受过自由市场或摇滚乐文化。”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之后，对西方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他把北约东扩视为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把“世界货币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渗透；对于大苏联的解体，尤其愤愤不平，认为在分离出去的其他十几个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他质问说，“为什麽俄罗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数民族支配？”他呼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那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但他没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其核心正是国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义推行群体主义；而这种群体主义，正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根基！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俄罗斯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当年给苏共领导人写的公开信中他就说，“20世纪的俄罗斯有太多的暴力，无论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还是其后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都是对民族的摧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摧残。他没有把暴政对“个人自由”的剥夺视为关键。在索尔仁尼琴的眼里，俄罗斯民族的兴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这样明确写道∶“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只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才是宝贵财富。”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认为共产主义损害了“俄罗斯精神”；他不赞成西方民主，是因为认为“俄罗斯精神”高于西方。他强调“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这种看法和当年有神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神论的别林斯基等俄国知识分子拒绝西方、强调只有伟大的俄罗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在俄国出生、成长，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并写出《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学派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坚信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斯拉夫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 毫无疑问，这种“俄罗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义，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在一个思维轨道，都是一种推崇群体主义的种族主义。因为当把一个民族视为“至上”，就一定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贬低、歧视和敌对。事实上，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对这点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有“文化”才有优劣之分。 索尔仁尼琴强调“俄罗斯精神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什麽？对俄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研究的英国作家威尔逊（A.N. Wilson）在《托尔斯泰传》的开篇总论中就指出，沙皇时代，俄国主要有三种传统交织∶农奴制，贵族世袭，国家主导教会，或者说教会服从政府。苏联的历史无论有多长，基本都是这种专制的传统。而今天在俄国进行的投票选举，新闻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正萌芽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都来自西方，没有一样是俄国自身传统的产物。 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时，可能出于个人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但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国生活之后，那种个人被摧残的环境不存在了，他对这一点的感受大概就不那麽直接和强烈了。再加上他声望的提高，更由于他强烈、近乎偏执的东正教信仰等，使他热衷扮演托尔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他那种试图代表整个俄罗斯讲话的“先知”劲头，有用所谓“俄罗斯精神”加“绝对东正教”改造整个俄国、统一俄国人思想的强烈企图。因此他才不再关注个体的自由，而是重视国家民族的兴衰，更看重群体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认知和强调的，“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这正是前苏联时期各种黑暗帝国的成因；任意剥夺个体权利的冲动形成了人类机体之癌。”索尔仁尼琴热衷的俄罗斯精神、国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的“整体名义”要求“个体服从”，这和他所反对的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思想方向。 这点从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戈尔巴乔夫在任时，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但遭他拒绝。他说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他不能接受苏联当局的奖（但他从美国启程回莫斯科时，却向记者炫耀他的那本苏联护照，沾沾自喜他还是苏联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最后导致大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但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推动了共产统治的终结，他才得以结束流亡，返回俄国。而且在三位领导人中，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评价最高。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当天，戈尔巴乔夫还对媒体说，“索尔仁尼琴的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和独特的生命故事将永存于俄国历史。” 对于有勇气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领导人民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俄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样拒绝了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并矫情十足地说，“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怎麽是叶利钦的民主政府给俄罗斯带来了苦难？）真实的原因是，他认为叶利钦没有捍卫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从大苏联独立出去的“外国少数民族”面前，表现得太软弱。 但对去年普京总统颁奖，他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非常认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复“强大俄罗斯”的努力。普京在颁奖时强调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俄罗斯命运联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没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岛》对揭露共产黑暗的重要意义，只是避重就轻地提到他编过《语言扩展词典》，对发展民族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身体衰弱而无法出席的索尔仁尼琴，对这种等同“贬低”他价值的说法不仅没有异议，却在视讯致辞时同样强调“我们国家”、“我们祖国”、“俄罗斯历史”等，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我们”，显示他和普京总统目标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 普京听完索尔仁尼琴的视讯感言很动情，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媒体报道说，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对总统的意外到访“非常激动”，为自己坐著迎接普京道歉，并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麽能脱身来到我这儿。”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普京后来披露，他们主要谈了“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的世界地位”等。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个人自由。 有记者在采访索尔仁尼琴时不客气地提到，“普京曾担任安全服务局的局长，这个机构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索尔仁尼琴的回答竟是∶“普京总统是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为俄罗斯国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产政权，也不仅应原谅，甚至还可赞美为“一件光彩的事”。这个曾抵抗共产主义的巨人，最后竟成为如此一个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饱尝斯大林专制肆虐的作家，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生活经历的描写，居然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的成就，并对斯大林去世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赞扬斯大林发动的是“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一个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者，在“俄罗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后竟然称赞这个独裁者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曾推行工业化，给苏联带来了“国家强大”。但在这个“帝国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岛”被摧残、被埋葬，亲身经历并记录过这一切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记了。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曾向普京建言，“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共产主义没有能摧毁索尔仁尼琴，但斯拉夫主义却最后蒙住了这位作家的双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见“自由”；成了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情结，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强烈关心国家前途的倾向。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后来被赫尔岑称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被以赛亚．柏林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的赫尔岑本人，都崇拜农民，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因此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热衷所谓“俄罗斯精神”。但他们都给自己的国家开了“错误的药方”。后来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席卷俄国，和这些知识分子信奉并长期传播的均贫富的平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已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无意地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而正是俄国的革命，输出到中国和世界，造成全球一亿多人遇难的人类最大悲剧。 但当年俄国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毕竟他们既没看到、更没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残暴，也没有体验过走向成熟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是在农奴制社会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条自由和复兴之路。他们中间，只有索尔仁尼琴，既经历了古拉格的共产暴政，又来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国住了十八年，亲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倒过头来还是热衷以俄罗斯精神为幌子的斯拉夫主义、宣扬民族至上，丝毫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精神。可以说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顽固、也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 2008年8月6日于美国 ——原载《观察》 2013-08-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台大教授李永炽评曹长青新书：先要有个人，才会有社会
《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这本书给我的感想非常多。曹先生明显界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只是「知识人，知识分子要有为有守，不是随当政者或主流起舞，必须具备有为有守的勇气，而且要把自己的意见明确表达出来。曹先生对於各种议题，都很明显表达他的立场。 《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新书座谈会 时 间∶2005年11月9日下午2点； 地点∶台北市金石堂大安店 出席者∶ 廖志峰（允晨文化发行人） 金恒炜（《当代》杂志总编辑） 李永炽（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卜大中（《苹果日报》总主笔） 徐永明（中央研究院教授） 曹长青（中国异议作家，《理性的歧途》作者） 记 录∶周汝婷 整 理∶钟芳品 廖志峰∶很荣幸有机会可以出版曹长青先生的《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这本书很清楚的勾勒出知识分子，在谈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想想，台湾到底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什麽，我们特别请《当代》杂�业淖鼙嗉�金恒炜先生，来为我们主持这场讨论会。 金恒炜∶关於知识分子的议题，《当代》已有很多讨论，我想台湾从戒严时期，或是更早上接中国，一路下来，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多，今天的主角曹长青先生写的《理性的歧途》，把知识分子分成左派右派，到底他这样的分法背後有什麽样的意义，最重要的，曹先生自己是在中国出生、成长，然後离开，对於生活在专制独裁政权里头，他是亲历者、也是目击者及见证者。他可以解释，从早期的俄国、苏联，一直到後来的中国，为什麽能够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变成笨蛋，为什麽？到底中共跟俄共他们有什麽手法，能够建构一个虚伪的乌托邦，然後让萨特啦，让记者啦，这些人通通受到笼罩？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从右边开始，第一位是《苹果日报》卜大中卜总主笔；第二位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国策顾问李永炽教授；第三位是《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这本书的作者曹长青先生；最後一位是中央研究院徐永明教授。那麽依齿序发言，我们从李教授开始。 李永炽∶这本书给我的感想非常多。曹先生，明显界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只是「知识人」。总归一句话，知识分子要有为有守，不是随当政者或是随主流起舞就可以，必须具备有为有守的勇气，而且也要把自己的意见明确地表达出来。曹先生对於各种议题，都很明显表达他的立场。书中曾经提到「价值中立」，事实上，value free不能翻成「价值中立」，而是「价值自由」，也就是要有立场，要很清楚的表明立场在哪里，让对方能了解，然後再去处理问题，陈述事情的是或非。曹先生在书中，很明显的表达了他的立场，不像有些台湾人是游离的，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卜先生写的书序里面，用暗讽的方式提到这些台湾大师，用一句话来说这些大师，就是暧昧大师，如同卜先生所说，很遗憾曹长青没写到，应该让大家看看台湾的「知识分子」。台湾有很多大师 ，包括在《中国时报》写文章的，因为没有立场，所以他们的立场怪异。说什麽反美，又不批判中国帝国主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知识分子本身要有很明显的立场，要有是非观。除了立场，除了敢说是非，敢於表达意见，非常重要的，这本书强调了说真话，要是「人」，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所以他强调先要是「人」，所以，是不是「人」，是一个问题。 金恒炜∶在过去，台湾知识分子有共同的理念，为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政党轮替以後，这些人开始改变。民进党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这些人改变了，他们拉了中国，来打击民进党。当初坚持的自由民主人权，现在拉著目前少数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人权的独裁国家之一的中国，要怎麽解释？所以我们说台湾的转型，从专制独裁到民主，是很长的路，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但是为什麽当初号召民主、自由人权，包括所谓企业人士、中研院的院士，当台湾迈向民主，变成自由以後，他们不承认了。连战、宋楚瑜跑到中国去，跟一个大独裁者握手、卑躬屈膝，这个符合当初民主自由知识分子的想法吗？台湾知识分子的选择是，要自由民主人权的台湾，还是把台湾送给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的中国。 李永炽∶刚才大家谈的是和台湾相关的一些议题，但我是今天来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想谈谈这本书，当然每个人意见不一定会完全一样，但它给我们一些启示。第一个，看到他这本书的书名《理性的歧途》，马上就让我想起来在20世纪同样类型的书有两本，都是出自於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一般人都知道卢卡契写过《理性的破坏》，另外一本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所写，日本人译为《理性的崩溃》或《理性的消退》，这两人都在陈述理性在非人性化後所形成的重要局面，这是从左派立场观察，譬如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虽有批判，却注意到理性非人化的局面。西方从神话进入理性社会，又回到神话的情境，这就是理性崩溃後，变成神话，变成乌托邦，而後从乌托邦形成另外一种非理性的局面，纳粹或毛泽东、或种种20世纪的神话怪物出现，所以从左派，延伸出许多对近代理性发展出的非人化局面做出很大的批评。曹先生这本书的立场，可以说非常清楚，他看到20世纪，他刚才也说过，是战争的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我认为20世纪，不只是两次，而是三次世界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冷战比热战也许更可怕；在冷战阶段，是让非人性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肆虐的机会，斯大林杀人在什麽时候，毛泽东杀人在什麽时候，还有其他第三世界的杀人在什麽时候，几乎都集中在冷战时期，热战时期大家都明确知道这是人杀人；冷战时期，则是偷偷在杀人，甚至变成很正义的杀人，一个非正义，一个变得很正义，冷战可以说是比热战还可怕。 曹先生都在倾诉这种非人化的局面，我们可以判断，他是要回归到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他书里不时提到这一点──「古典」是什麽，「自由主义」是什麽，「人」是什麽，他强调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然後人权。个人价值跟尊严是人权的基本要件，是「人化」社会的基础。我觉得，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他所有论述的一贯基础。而集体主义时代，这些基本人权或个人价值，个人尊严或人，都遭到否定，变成曹先生所批评的概念比人重要，基本上人应比概念重要，却反过来概念比人重要，这是他论述中非常清楚的基点。他批评知识分子的相对主义，因为他重视基本价值，基本价值在他来说是绝对性的。我想，追求民主这点也是绝对性的，至於什麽是社会主义，如果从人的基本价值出发，社会主义对弱者的同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如果把对弱者的同情转化为对独裁的认同，这就变成要命的东西了。20世纪後期我们所看出来的就是这种局面，曹先生这本书，把第三世界批评得一蹋糊涂，我们可以认同他的批评，而那些支持第三世界的人，好像很同情、很怜悯他们，其实这是坐在冷气房里，同情在外面工作的人，这还算好。如果支持那些控制或统治这些工作的人的独裁者，就须加以严厉批判，这是曹先生最重要的基本论点。我念一段他书里面很有趣的话∶「知识分子，因为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的，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发展的，大众呢？只不过是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牺牲品罢了。」这句话，我看了非常震撼，事实上就是这样，那些口中支持群众的人，事实上在支持同情独裁者，好像大独裁者就可以把这个变好┅┅，毛泽东如此，斯大林如此，蒋介石何尝又不是如此？现在很多人要回归到蒋介石的时代，这不是荒唐、可耻吗？ 现在，台湾就充满了这种矛盾，我觉得曹先生想依他的绝对价值，去建构一个新的有人性的社会。他不否定我们生存其间的这个社会，但这个社会一定是要有人性的，要有个人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非常重要的目标。刚才曹先生说，台湾人要不要独立，这是台湾人的权利，其实我们许多人都在追求这个目标。 这本书里，还有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论述，和中国有关的那些篇章最震撼我！他对中国和那些大知识分子，连胡适之他也批评。他对梁启超的「新民说」批评得非常厉害，似乎现在的中国仍有这样的观念，为什麽呢，因为「新民说」就先要把人民先改革了，制度才能改，这让我想起了日本明治时代。明治维新後，曾经有一个这种辩论，就是先要有国会，还是要先训练人民；换言之，须先经过训政才召开国会，还是只要行宪召开国会就好？反对即时召开国会的人说，民智还没有到可以召开国会的地步，这说法跟「新民说」非常相似。人民还没有到那地步，就不可以把权力交给人民，如果交给人民，这世界一定混乱。另一派的人如大井宪次郎说，马上召开国会，人民或者个人可以在选举或国会中自我训练，在这过程也许会有我们目前的国会乱像，人民对国会的混乱会有失望、会有绝望或者会有不满，但经过这些内在的情绪蕴积而逐渐清醒、理性，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可以认同的对象，所以大井宪次郎曾说，我们要让每个人成长，意思是说，个人要成长，就要经过政治上的自我训练，或各方面的训练，这是後来日本民权论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说，要有人，才会有民，才会有政治的人民，如果没有人，人民都是假的；也就是说先要有个人，才会有社会。 这是我在群策会和几位朋友合写的《建构台湾的主体性》所强调的，必须先要有个人，社会或人民才会存在。个人尊严或价值获得尊重，社会、人民，才能真正获得尊敬。 我认为，曹先生的观念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出发，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总之，凡是非人化的社会都是曹先生批判的对象，从第一篇对第三世界的论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对萨特的批判，也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以前都听过萨特，存在主义的大师，但是说谎话就是错。萨特对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没有说出真话，反而说了谎话，就应该加以批判。这也可以用到目前的台湾。在台湾的民主转型时期，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种种并没有说真话，只报喜不报忧，只有景仰般的陈述，对其非人性的一面则略而不述。如果从人的立场景仰中国，犹有可说；若不从人的立场去景仰，是弱智。但景仰中国的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却常从「非人」的立场来论述台湾的种种，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个人价值第一，这是人权概念，很多生活制度都要先从人的人化开始，台湾如果已人化，我们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我们自己的制度，并由此重新建构，正名、制宪，理所当然，这是从人化开始的论述，如果不从人化来论，单从中国民族主义来论，会是怎麽一回事！建议各位，最後一篇，中国的那一篇非看不可，这一篇很叫人震撼，不震撼，非人也。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2月号） 2006-03-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可悲的桑塔格
美国女作家和评论家苏姗．桑塔格的去世，引起美国舆论两极反应，被称为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不仅在头版转内页发表了长达一个半版的讣文，还配发三张桑塔格照片，其中一张大得超过当时印度洋海啸救援图片。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也发表长篇讣文，配发的照片之大，被人讽刺为「毛泽东的尺寸」；在这些颂文中，桑塔格被赞美为「偶像」，「会走动的丰碑」。 但美国保守派媒体，有的对桑塔格根本不予置评，认为批评都是抬举她；而已发的文章，则是劣评如潮，如作家斯德姆（K.A. Strom）总结的那样，「後人将长久记住桑塔格的是：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自我吹捧、仇恨白人和西方文明的犹太人。人们短期记得的是，她是一个寄生在自由社会的癌细胞。」 在美国知识界，像桑塔格这样被两极评价的不多，如果再有的话，可能就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反美派、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桑塔格和乔姆斯基，再加上不久前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译萨伊德），都不是因他们本身专业成功而出名。桑塔格虽出版过几本小说和评论集，但除了左派主导的媒体吹捧外，并不受大众欢迎。其中几年前的「国家图书奖」则是因桑塔格多年和癌症搏斗，在生命晚期而获得的安慰奖，而并非因为书本身的文学成绩。赛义德在自己的比较文学专业上，也没有任何突出的成就。而乔姆斯基出名，更不是由於语言研究。他们三人的最重大「功绩」就是强烈、激烈地反美、反西方。於是在左派媒体的哄抬下，在西方，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专制国家知识界中爆了「大名」。 桑塔格一生都「反对西方文明」，仇恨白人和美国。她把白人说成是「纯粹的邪恶」（pure evil），认为是白人这个种族和白人创造的文明，造成了人类全部的灾难，她甚至说，「即使西方出了莫扎特，莎士比亚，康德，牛顿，议会政治，巴罗克风格的教堂，芭蕾舞，以及对女性的解放，也不能抵销这种文明对世界的破坏。白人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哪里有带著其意识形态和发明创造的白人文明，哪里的真正文明就会被消灭。白人文明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威胁我们的生存。」 这个以血液和族群划分人类的典型种族主义份子桑塔格，她攻击白人是人类的癌症，但作为白人的她本人，既没有像黑人歌星杰克逊那样去换皮肤，也没有选择自杀（切除自己这个癌细胞），而且她还结交了很多白人朋友，包括和她一样左疯的犹太导演伍迪艾伦等。她去世後，美国三大报上的颂文，几乎都是她的犹太白人朋友写的。 正如西方左派一贯的虚伪，桑塔格攻击西方文明，她却绝不搬去第三世界，更不会去住看不见白皮肤的黑人区，而是住在大厦林立的纽约曼哈顿中城，享受西方最先进的物质和文明，喝法国葡萄酒，看百老汇歌剧。而对於住在曼哈顿，桑塔格说是因为那里外来移民多。这不仅是赤裸的胡说，更是矫情到令人恶心。桑塔格居住的环境，哪有几个移民？那里最多的，不仅是白人，更是像桑塔格这种因了西方文明才赖以生存的、享受著人类最自由的社会和最繁荣物质的西方仇视者和伪善者。 在桑塔格强烈厌恶、诋毁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同时，她同情和赞美共产世界。1970年去哈瓦那之後，她歌颂「整个古巴正在良性的高度运转」，古巴经济「处於有大量活力的层次」。至於那里遭到古拉格摧残的人民，她却视而不见。 六十年代桑塔格不仅反越战，还去河内朝拜，歌颂在北越「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那里的人民和一党制的关系，不该被说成是非人道的。」越战结束时，桑塔格说，东亚人民终於从「美国的屠杀机器中被解放出来」。「人们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胜利而高兴，但也有点悲哀，因为（越战结束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就会失去势头。」反战者却因为战争结束而悲哀，简直毫不掩饰其借反战而反美的本质。 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Srdja Trifkovic）撰文表示，「桑塔格并不关心真理，也没有思想能力，她只狂热意识形态。她撒谎，不诚实，缺乏道德感，自我欺骗。」桑塔格等左派们痛恨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是个癌症社会，有著洪水般大量物质，有过剩的活力，野心过於膨胀┅┅」他们反感物质文明，同时又厌恶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向往均贫富的共产乌托邦，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文明，怎麽看都不顺眼。 对人类的重大问题，桑塔格们为什麽会这麽糊涂？《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曾说，「有些非常错误的想法，只有那些非常高智商的人才会相信。」桑塔格拿过两个硕士，读了博士（没写论文），看了不少书，她的藏书据说有一万五千册。但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所指出的「如果任何人能证明，缺乏最基本常识的高智商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桑塔格。」。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向往共产苏联制度的，许多是像桑塔格这样的犹太知识份子。即使今天支持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略的右派「新保守主义」中的主要人物，当年也多是支持托洛斯基的犹太知识份子。好在他们後来终於开始从本质上认识人类的的邪恶。 八十年代初，桑塔格也有了些新认识，说她忽视了共产制度的残暴，忽视了真实，承认共产主义是带了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但桑塔格从来没有从本质上去理解共产主义到底邪恶在哪里，所以她攻击美国主体价值的立场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找到了新的「理想」，那就是穆斯林世界和阿拉法特们。在她那里，穆斯林就是好的；基督文明世界该遭到诅咒。科索沃战争时，她呼吁美国军事干涉（这时候完全不反战了），支持用B52轰炸南斯拉夫，并跑到波士尼亚拍穆斯林人的电影。而到了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她又绝对「反战」了，因为她认为这是「屠杀」穆斯林。在恐怖份子劫持飞机撞毁世贸大厦时，她不哀悼丧生的无辜平民，不惋惜自己所住城市的巨大损失，却批评美国罪有应得，写文章同情恐怖份子，说「他们不是懦夫」。 勇敢，是指做正确的事情而不畏惧。但在桑塔格那里，没有道德要求，只要敢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勇敢。按这种逻辑，纳粹的毒气室，哈马斯的自杀炸弹，都可算作勇敢，因为他们都敢实现自己的目标。 按这种逻辑，桑塔格也是「勇敢」的，她不仅反美，反白人，反基督文明；十七岁时和一位犹太老师见面八天就结了婚，生活八年有一个儿子离婚後，四十岁时又成为同性恋者，和一个女犹太摄影家保持了三十年的同性关系。晚年写的历史小说《在美国》敢在十二处抄袭别人的成果（多达四页）。 桑塔格得了三种癌症，她三十多年来和疾病顽强搏斗的精神值得敬佩。但她斥责白人是人类的癌症。针对这种说法，上述评论家斯德姆则盖棺论定道，桑塔格本人才是美国社会的癌症。癌细胞外表上很像正常细胞，它们寄生在人体里，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伤害身体；它不仅绝不感谢身体，更不报答身体的价值。这种细菌多了，就会把人杀死。因此必须对癌细胞进行控制，不能让它们繁殖太快。 桑塔格这类病菌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即使对明显错误的言论，也不会禁止。但桑塔格们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结果伤害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影响了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桑塔格、乔姆斯基和赛义德们另一个重大伤害是，他们的反美、反白人言论，被那些第三世界的专制政府，共产政权，以及御用文人们当作「武器」来攻击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 桑塔格是个典型的「伪知识份子」，她所代表的是美国人民和历史潮流正在扬弃的价值。今天桑塔格和《纽约时报》所代表的反常识的「知识份子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九一一後美国高扬的基督文明的传统价值，这次总统大选所传递的「道德」关注，都展示了美国社会对癌细胞的「遏制」，健康的细胞仍占主体，这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幸运。而桑塔格，正如上述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所说，「她用自身的样板，让美国人蔑视知识份子。」 1月22日於纽约（载《开放》2005年2月号） 2005-0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鲁迅的另一面（兼评曹长青的《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
（抱歉本网简体版无法显示作者名字徐山 的最后一字，应为两个百百字，发音bi。） 曹长青先生的新作《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是我看到的评论鲁迅最深刻的文章，是一篇别有见地，独树一格的评论。拿东北话说，是我近年读到的最解渴的一篇佳作。 我也仔细读了杨恒均、喻智官两位先生对“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的评论文字，令我惊讶的是这两位先生与我的看法竟有这麽多的共鸣之处，甚至语言上也有好多相同（不约而同）。与一些先进人士能同声同气，我很欣慰，也很鼓舞。“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刚一公开露面，就得到如此强烈的反响，足徵吾道不孤，人心所向。 关于鲁迅，也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长期以来，鲁迅被渲染为是从“共产党的同路人”进步到“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由一个“进化论者”的“民主革命家”转变到“辩证唯物论者”的“共产主义者”；他又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旗手”，“中国的高尔基”┅┅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崇高的徽号，只不过是一些“纸糊的假冠”，是一些心怀好意或恶意，甚至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鲁迅的，鲁迅自己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些头衔。长期的党化教育，反复的灌输，使很多人都深以为是这麽回事，特别是毛泽东对鲁迅的那一段“经典的”评价，更不容怀疑，也不敢怀疑。鲁迅确实呼唤过革命，并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又毕生致力于推倒阻断光明、窒息人性的封建独裁统治的墙。可是鲁迅从来没有宣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宣扬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鲁迅是清醒的，他终于止步于“民主革命”的求索，没有再进一步。无疑，这让许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无限惋惜。但鲁迅就是鲁迅，他只按自己的判断行事，绝不为乌鸦或喜鹊的聒噪而晕头转向。鲁迅和共产党的合作完全出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其行动就是无条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请注意民族二字）。毛泽东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是要进班房的，胡适则说会要砍头的。他们都说对了，因为鲁迅不是共产党。 二、鲁迅早年留学日本，这对他一生影响巨大。而且鲁迅也真的喜爱日本，这一点在後来成了一些人攻击鲁迅的借口，加他以“亲日派”“汉奸”的罪名，直到今天还有人这麽叫嚷。其实鲁迅留日的主要影响在于通过日文和日本当年比中国更开放的环境，大量阅读日文和俄国的书籍，开阔了眼界，充实了自己。 日本是一个哲学思想比较贫乏的国家，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跨越时代，走出国界、洲界的大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孙武子；西欧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亚有耶稣。他们的思想都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日本什麽也没有。近代西欧的思想家更是层出不穷，日本也出不了一个能和康德、黑格尔、罗素比肩的人物。在鲁迅那个时代，日本人学外语，除了英语，主要就是德语。特别是医科大学，开设的第一外国语就是德语。这点郭沫若的早年回忆可以作为佐证。日本医学院的德语教材往往是些著名的文学作品，这是个很高明的选择，大大提高了学员的外语能力。鲁迅留日的遭际和郭沫若一样。鲁迅学日语只不过使他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得到一把钥匙，给他打开了欧洲现代文明的思想宝库。 鲁迅尽管学会了日语，却完全没有接受日本的思想文化，当日本教师带他们中国留学生去“御茶之水”（？）参拜孔子时他非常吃惊。不正是因为尊孔的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他们才来外国求救国之道的吗？确实，源自中国文化的日本文化还有什麽可学的呢？事实上，对日本文化的神道教、武士道、军国主义，什麽花道、茶道，鲁迅是完全不屑于“拿来”的，对其中某些甚至是厌恶排斥的。 三、鲁迅在医学院学习的德语对他的影响往往被忽略。鲁迅对德语不说精通，起码也是熟练的，他的很多翻译作品都出自德文。鲁迅学德文不仅是学语言，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远超日本。我们知道德意志是一个爱思考，也善于思考的民族，德国是近代哲学的故乡，在那里诞生了多少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鲁迅大量阅读德国的书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吗？当然，这些大家的作品也有是非善恶，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素。比如希特勒推崇的尼采，叔本华，鲁迅作品中也常提及并引用。一些左得可爱的激进人士甚至骂鲁迅为“法西斯余孽”，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德国思想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客观事实，不必回避。这个问题留待专门的学者去研究，我只是浅浅地涉足试探一下，不足为据。（德国人爱思考的习性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突然中断，全民族几乎都变成脑残，不会思考了，他们把独立思考的权利全都交给了元首，自己只消盲目追随，直到犯下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才开始醒悟过来。这正是独裁体制扼杀思想自由造成的恶果。） 鲁迅也学习过俄文，我相信那是在苏俄十月革命之後，关注苏俄革命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鲁迅也难以置身事外。这麽大的年岁，从头学一门新外语是困难的，看来鲁迅学俄文并不成gong，苏俄的革命文化还是从别的途径获得的。鲁迅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是学俄文之前的事。整个十九世纪是俄罗斯文学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以其深邃的思考，深沉的痛苦，悲悯的情怀和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苦难深重的中国的无数读者。可以说在写实主义的文学中，俄罗斯文学独领风骚。鲁迅的小说深受其影响。这一点凡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会感受得到。 四、鲁迅受中国、日本、德国和苏俄群体哲学思想的影响很深，重视家族、民族、国家，轻视个人，这在其作品中也时有流露。比如《理水》中的大禹和他身後那一群。当然，群体意识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这和西欧英美尊重个人的意志，维护个人自由的个体哲学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常常慨叹惋惜鲁迅没有留学英美，对欧美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的文化认识上有缺欠。甚至对英美的文化颇有抵触，对欧美的“海归”们不时给与讥讽，也包括胡博士。这是他一生五十多年都生活在帝国主义严重侵华阶段，长期形成的习惯意识。 我们这样看待鲁迅，是否就能得其正，就没有偏颇呢？仔细想来，鲁迅的一生可谓是特立独行的一生，他并不是群体主义的俘虏，相反，他是非常重视个性的解放，反对压制扼杀人性的。他一身的“反骨”，不就是起于对群体意识非常强烈的封建礼教，对专制独裁的政治的反抗吗？他对暴民运动极端反感，当一个人被群指为“汉奸”时，连他的孩子都受到牵连，不能上学，他不能沉默，著文予以批评。这暴民运动发展到後来就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统治者最善于玩弄“民粹”，每假借人民的名义，宣布某人为“人民公敌”，以打击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些把戏鲁迅是看得很清楚的。群体意识恶性发展到极端，就会产生“驯服工具”、“螺丝钉”、“毛附于皮”的歪理。很难设想，鲁迅如果能活到这样的时代，他会抛弃自己的个性，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甘当“一颗螺丝钉”吗？以鲁迅一贯的思想和行事来看，这是绝无可能的。 鲁迅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只能是来自西欧美国，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到美国的独立宣言。这才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与其说鲁迅对欧美文化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洋的“海归”们的反感。看不惯他们那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在鲁迅看来活像新《儒林外史》，也反感他们高高在上，鄙视东洋的“海归”们的态度。当年政府派公费留学生以留日的最多，政府出于经费的考虑，留日确实是廉价而又快速的培养人才的优选。而留学西洋的公费生很少，自费的不是官家子弟就是出自非常殷实的人家，自然就有一种优越感。东西洋之争只是意气之争，不是意识形态政治路线之争。事实上鲁迅是很佩服胡适的，他说在《新青年》的同仁中，他最佩服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好友中也有林语堂这位西洋“海归”。他们之间的分歧，与“所操之术各异”也有一定的关系。 顺便说一声，鲁迅其实也学过英语，也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只不过不如使用日语、德语的熟练罢了。“一•二八”事变，鲁迅避难到英租界时，和英国警官交谈，用的是英语。这件事他的杂文中有记载。在《两地书》中他劝许广平一定要学好英语，要能够作翻译。还有和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说鲁迅不懂英语是不确的。 五、鲁迅历来被“正人君子”所厌恶，也常为同一阵线的“战友”所不喜，是因为他那尖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和他那对邪恶势力的不能容忍，对敌手“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态度。他在笔战中，挡者无不披靡，就像一个顶尖的武林高手。但这种高手招致的并不都是钦佩和崇敬，却往往是嫉妒和仇恨。在这方面，武夫和文士的差异就出现了，一般说来，武德优于文德。所以长时期以来，鲁迅往往被指为“尖酸刻薄”，冷峻峭刻，好斗成性，“动不动就┅┅”。“有时看上去老爷还像是一个战士”（《奔月》）。一般说来，鲁迅是不招人喜欢的，就因为他一生都在战斗，难得有消停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面对强敌环伺，他不能不接招，自卫，反抗，当然，有时也会主动出击。其中自然也难免有意气之争，但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鲁迅就是一位“战士”或“好斗的公鸡”吗？记得几年前，我对某事表现出没原则，不恰当的“宽容”，我的老友、写出“鲁迅与毛泽东的歧途”、“辛亥革命，重识阿Q”等大作（收入《回归五四∶苦难的历程》一书）的姜弘兄看到了，很生气，指责我“读那麽多鲁迅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我感到很委屈，回信说“我心目中那个鲁迅，和你们心目中那个鲁迅不是一样的”。我认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鲁迅的形象就是留著“隶书一字”样的胡须，横眉冷对千夫，手持“投枪和匕首”在文坛上冲锋陷阵的斗士。而在我心中却是另一样的。我很早就读过鲁迅的作品，还在49年前读小学的时候，如《风筝》、《一件小事》等等。到了读中学时开始大量阅读，由于还是少年时期，对《社戏》、《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等写他少年时代的文字感到特别亲切，印像也最深。我的家庭出身和鲁迅有些相似，只不过没有败落罢了。特别是他和那些少年朋友的交往，他们的感情、言谈、行事和我们小时候几乎完全一样。在我心目中鲁迅就是一个少年的同伴，亲切，友好，不分彼此，相处极为愉快。在鲁迅作品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成年的鲁迅仍然在我心目中有著良好的形像，他和闰土，和柔石、白莽，和瞿秋白之间的深厚友谊，都令我赞叹感动。鲁迅对我来说只感到亲切，不是那个嫉恶如仇，不停战斗的形像。很快就接到姜弘兄的回信，说“你心目中那个鲁迅，也就是我心目中那个鲁迅”。我这才释怀。我们都看到鲁迅温馨的一面，人性的一面，这是真鲁迅。 说到这里，我禁不住怀念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我非常喜爱的一部书《鲁迅的少年时代》。这是一部连环图画，共上下两册。全书是精美的钢笔画，所配的文字全是引用鲁迅作品中的语言，没有一句编者的话，就像是鲁迅的自述。它几乎把鲁迅有关童年的一切文字都摘录了，成为一部完整的传记。编辑是很成gong的。不仅家中孩子们喜欢看，就连外祖母也喜欢看。外祖母没有读过书，却以自修而粗通文字，可以读长篇小说。这一点和鲁老太太很相似。她也是张恨水小说的忠实读者，甚至还读过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在《鲁迅的少年时代》中，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如过去的风俗民情，像小儿周岁时的银制挂件，她还给与指点解释。49年後还有一件事值得称道，就是大量出版了“小人书”，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对普及历史文学知识有良好的作用。文革期间连环图书也遭到禁绝，再也看不到少年儿童围聚的小人书摊。文革后再也没有恢复当年的盛况。但人们的怀旧心情促使出版界重新复印过去的优秀作品，《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出了新版，装帧精美，供人收藏。可是《鲁迅的少年时代》这样的好书却再也没有重新出版，实在令人不解。我希望能够重新出版。 那些认为鲁迅尖刻、偏激，一味好斗，冷酷无情的人，应该好好读一读鲁迅的书，并多动脑筋想一想，鲁迅为什麽要写阿Q？为什麽写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和闰土？人们常说鲁迅对这些不幸的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仅仅是这样吗？那是没有真正读懂鲁迅，只看到表面现像。设想一下，即使阿Q们起来了，斗争了，胜利了又会怎麽样？不过是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进土谷祠，对女人“想要谁就是谁”┅┅无非变成一伙痞子强盗，唤醒了又有什麽意义。当初鲁迅因为看到一个“同胞”被砍头，另一群“同胞”围著看热闹，痛感学医的无用，转而弃医学文，以图唤醒同胞的灵魂。现在看来这样的灵魂，如不加以改造，唤醒了也无用。应该狠狠地鞭挞他们，打掉他们身上的麻木、愚昧、奴性和痞性，这比那些假惺惺的温情要切实有用得多。 鲁迅确实厌恶并痛恨这种深深植入这个民族体内的病毒，或者基因，不惜痛下狠手，以期改造他们的灵魂。鲁迅并不是要把他们捺入水中淹死。虽然阿Q最后是给枪毙了，但那是一桩冤假错案，也不是鲁迅审判的，何况他还阴魂不散。回过头来再想想鲁迅为什麽写阿Q这类人，那是为了改造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活得像个人。谁都看得出来，鲁迅是怀著巨大的痛苦，并以深沉的悲悯写这些故事和人物的。这是出于真正的仁爱之心。 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鲁迅一生都在呐喊，为了中国不再有“吃人”的文化，为了中国不再有被吃掉的阿Q。今天在评论鲁迅时，我最大的希望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有权、有利、有教养、有尊严。 2015年9月24日于破万书房（哈尔滨） （——原载《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50925129246.html 2015-09-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曹长青接受《时报周刊》专访谈王丹
Q（提问）∶首先，想要请问曹先生25日在脸书上所分享《台湾e新闻》三篇，有关这次王丹所引发争议的文章，目的是什麽？这些内容是曹先生所撰写，或可以代表您的想法？台湾的网友认为这是「反共义士间的内哄」和「路线之争」，请问您怎麽看？ 回答∶《台湾e新闻》上的三篇，其中那篇「读者投书」是我写的，是看到该网站的那两篇之後，有同感，於是作为读者投书一篇。之前没看过王丹脸书，也根本不知道王丹要大家帮助他回台一事。我的投书没署名，不是怕什麽，我曾发表过多篇批评名人的文章（包括反共的胡平、高行健、刘晓波、余杰等），当时只是考虑署名文章批评王丹，有点太重了，所以仅用读者投书名义，在我的脸书转一下，如果王丹能看到，会猜到或看出是我的文字，他自己对此事有点反省就行了。我没觉得这是什麽大事，因为《台湾e新闻》和我的个人脸书，都是小众而已。根本没有想到我的脸书转发被《自由时报》《苹果日报》等报导。这篇读者投书当然是我的看法。但其他两篇，则是该网站自己编发的东西，是他们的观点。 所谓「反共义士间的内讧」「路线之争」等，在我这里都不存在。我跟任何民运人士都没有什麽内讧，因为我多年来一直都是个人独立写作，跟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之争。跟王丹，在反对中共专制、支持台湾民主方面，大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也不存在什麽路线之争。而且我更专注研究美国，也不在台湾生活，所以更无利害冲突。但是，在我这里没有什麽「内外」，只有「对错」。我认为最坏的事情之一，就是用所谓「一致对外（中共专制）」，来容忍反共阵营里的种种问题、劣行，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反共阵营。 Q∶曹先生您也是从中国流亡到美国，当初您是否曾有遇到类似王丹这样的情况（有绿卡，无护照），在您要出国时，又如何解决？而且，王丹强调，他的情况是特例，是否真的属实？ 回答∶我跟王丹的情况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处∶我俩都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合法进入美国。我当年是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拿到绿卡，王丹应该也同样。我的中国护照到期後，去纽约中国领馆延期，被正式吊销。王丹的中国护照到期後是否去延期，是否被吊销，我不知道，也没看到报道。 不同处∶我持绿卡在美住满五年後立即加入了美国籍，并在入籍宣誓次日，就用加快当天办了美国护照（因当时马上要去欧洲），从此不存在身份证问题。而王丹持绿卡应该早已超过五年，他没有入籍美国。 某些有政治抱负的人士，为了将来回中国从政而不加入美国籍，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做了这种选择之後，就要自己承担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不便和困境，而不应拿出一副「我为民主牺牲，受了多大委屈，你们都得帮我」的劲头。搞民主也好，不入美国籍也好，都是自己的选择，不能用这种选择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的「特别」照顾和保护。 我不非议别人的政治雄心，但像民运组织中国民联创办人王炳章那样，就因为没有加入美国或加拿大籍，导致被中共逮捕後，西方国家就没法用对待自己的公民方式救援。王丹今天的身份证困境，在「大、小」两方面，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大」是没有入籍美国，「小」是在先前的证件到期之前，没有及时办理回美证。他自己的「错误」却呼吁大众来「买单」，来给台湾政府施压，实在像被惯坏的孩子，要通过哭闹来要糖吃、要关注。 Q∶以王丹的状况（需要量血压、做脑部检查），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大概需要多少钱？否则，从王丹在脸书的内容推测，他在美国应有置产，加上又有台湾教职，收入应算不错，怎麽会无力负担？曹先生您自己又是如何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安排？ 回答∶美国的医疗保险很复杂，简单地说，贫困线以下的穷人，政府全包了。富人当然不在乎花多少钱买保险，真正苦的是中产阶级偏下的。他们虽然能买得起，但因负担太重，有些人就不买了。但今年开始实施欧巴马健保，不买医疗保险就违法，会被罚款，所以大家都得买，但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能得到一部分国家补贴，还可以买便宜的「意外险/灾难险」（catastrophic insurance），也就是只管大病手术住院等的费用，身体检查只支付很小一部分。以王丹在台湾教职的收入，应该有能力购买欧巴马保险，起码是「意外险」。 王丹回台风波发生後，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他时，问他为何不买欧巴马健保，他回答说，因他人在台湾，无法返美，所以错过了今年3月31日的欧巴马健保截止期，要等今年10月那个第二阶段启动时再买。但这个说法不够实在。因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欧巴马政府新建的健保网站购买（只有极少数完全不懂英文的人才去福利机构填表等），所以才导致欧巴马的健保网站因不完善而倍遭批评。 王丹当时又不是在月球上，而是在网络极为发达的台湾，说因人不在美国而无法买医疗保险实在太唬人。当然他不买美国保险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有台湾健保，就想省了这笔钱。直说就是了，大家都可理解，可他又弄出什麽「人不在美国没买成」的说法。 Q∶王丹的状况，台湾政府将在29日进行研议，若届时台湾政府以人道考量，允许他在未持有回美证的情况下来台，您认为这样是否合理？或者也应该对所有需要人道协助的大陆人士比照办理？而且，若台湾政府可以这样做协助，美国政府难道不可以加快核发给王丹回美证吗？台湾有民众认为，王丹要求台湾为他开绿灯的行为是「关说」，但王丹却认为是「求助」，您怎麽看？ 回答∶如前所述，王丹没有办好《回美证》，无法入台，责任在自身。他请求台湾移民署给予人道救援考虑，写信请求帮助，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台湾移民署是基於人道理由破例照顾王丹，还是坚持法律原则，不特殊对待任何人，都是移民署的法权。不给，也不至於上升到蔑视人道、人权（因为王丹的「脑瘤」之说，到目前为止只是他自己的声称，并无医生诊断结论）。给了，也不是值得批评的特惠，因为这种进入海关的优惠、照顾、提供特殊方便之类，基於各种原因，在哪个国家都有很多，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但问题在王丹这里。这种事情，自己私下请求一下台湾政府的帮助，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错都出在他自己身上。但他用在脸书公布此事，渲染什麽脑肿瘤之类（他1998年已经「得」过一次脑瘤了。那时为逃离中国，可以理解。但这次为进台湾又「得」一次脑瘤，就有点┅┅）。还说那种大手术做起来人会瘦很多等，好像他已经被医生确诊了似的，明摆著是要煽动舆论，把他自己的一个错误，反而转变成一个引起大众深刻同情的砝码。 俗语说「法不责众」，现在王丹这种做法，等於是要「众来压法」，用舆论、群情激昂等等，来逼迫执法单位破例，给王丹开绿灯。王丹用这种方式，再次展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是特殊人物。他还拿自己跟中共国台办的张志军在台湾的待遇比，一是不伦不类，二是已经把自己当作「国家领导人」了。因突发事件爆得大名的人，能有正常心态很不容易，但六四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还没跳出当年的明星心态，倒的确是需要治疗调整的。 王丹在等待台湾移民署是否给他「特惠」的时候对记者表示，预计两个小时，台湾政府就会宣布有关他入境申请的安排。後来又在要求美国给「特惠」的隔天宣布「我前天向美国移民署提出以人道考量加快办理回美证的申请，今天已经以最快速度获得批准。」这些东西不是太过於明显地在「秀」∶我内部有人，我是特殊人物，我很容易得到特殊关照。就像中国人最爱炫耀的∶「我有後门」。 有志於将来回中国从政的王丹，在还没有任何权力的时候，就这麽热衷「特惠」，炫耀「特惠」，怎能不促人想一下，如果将来他真有了权力，会怎样呢？ Q∶王丹引发争议後，都会在脸书上对所有不利於他的言论进行做回应，唯独对您脸书上的质疑只字未提，您认为他为何回避？ 回答∶我太忙，上脸书只是去贴自己的文章，不像王丹那麽有时间，每天花五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见《壹周刊》专访∶http://www.hkhkhk.com/64/messages/16201.html）。我没看过王丹在脸书对读者的回应，他的话，都是从媒体报导上看到的。 但我认为，王丹的脸书不是媒体公器，只是发表、交流他自己言论的空间，他有权利删除自己不喜欢的文字。这就如同，你可以在别的地方随便骂我，但到我家里来骂我，我就有权利把你赶出去一样。这不能像某些网友那样，上纲上线到「压制言论自由」、「不容许异己声音」等。王丹不是政府，只是一个个人，他压制不了任何人的声音。你们谁都可以在自己的脸书/推特上批他、骂他。就像我在自己的脸书上批他一样。 但王丹的问题是，他把那些批评都说成是中共五毛，或是因他支持太阳花学运，国民党支持者乘机报复。但这种说法明显不尽真实。我认为很多台湾读者是满欣赏支持王丹的，只是不认同他此次事件的做法。王丹之所以没有对著我来，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我长期以来支持绿营的态度，导致他不能指控我是国民党支持者；第二，他恐怕更没法说我是中共的「五毛」吧。而且我那篇《读者投书》中提出的问题，什麽在美国量个血压要1750美元，大脑检查要二、三万美元等，明摆著都是他随口胡说。怎麽回应呢？只有一条，承认自己是随便乱说。但从王丹迄今为止的反应来看，他是自己一点错都没有，都是「坏蛋」在整他。王丹还没权，已经像那些被惯坏了的权势人物、明星人物那样，一切都是别人的错、别人陷害、污蔑，自己就是一点错都没有。这种东西在我眼里很可怕。其实，当今民主国家的权势人物也不敢像王丹那麽放肆。从王丹说话的口气来看，他从来都没忘记自己是明星，诸如宣称自己是六四偶像。但他不是歌星、球星，如果是政治明星，那麽大众对他说话的口气、使用的语言就会有相当的要求。再过五年，王丹就年过半百了，如果说话经常不像成人的话，是很不利於他将来从政的，也影响反共阵容的形象。所以我才认为，有人喝几棒子，只有好处。批不得的人，都是最可怕、也是最倒霉的。 Q∶曹先生分享的文章中，对王丹做了许多的批判，包括自我制造新闻等，但今年三月台湾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太阳花学运，其中，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陈为廷，就是王丹在清大的学生，王丹也一路支持，并提供自己的经验，获得不少年轻人认同，在这次争议中，他也认为自己「在台湾辛苦教你们的小孩，享受台湾健保，他问心无kui」，你是否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就您的了解，您对王丹如何评价？对他这次引发的争议，会不会感到意外？ 回答∶对这件事的争议弄到这麽沸沸扬扬，倒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但想想有些人就是要这麽「折腾事」来赢得关注。我在美国住了26年，越来越痛恨的，现在成为最最痛恨的，还不是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是「做作、整景、作秀」。这种东西，背後就是不诚实、作假、撒谎。这个看来不是什麽「罪恶」、而且往往赢得敬仰的东西，实际上是人类最大的恶之一！坦率明确地说，我对一切「做作、整景、作秀」的人与事的反感超过对「政敌」，因为这是媚俗的最典型表现，表面上是反专制的，实际上是阻止摧毁邪恶的重大障碍。引昆德拉小说人物的一句话，「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对媚俗」。这些年来，我对这句话感受越来越深刻。无论是左派右派、亲共反共、泛蓝泛绿，哪个阵营里都有「整景作秀派」，我对哪个阵营的这一派都深恶痛绝。这一派其实是什麽原则底线也坚持不住的 「虚荣派」、「个人风头利益派」。 我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批评，主要一条就是受不了他的作秀——刚跟老婆那儿说完跟共产党「不共戴天」，转身就去跟大众说「我没有敌人」，明摆著是要用这种高调赢得大众仰望。这种媚俗透顶的东西，就是把个人风头、名利摆在超过真实，超过实际效果、结局的地位，而且是不顾後果，不顾结局的。整景、作秀者，多是不做实事、却不顾一切要「attention」者。这比不做事、也不作秀者，往往起到更糟糕的效果。 王丹这件事，本来应该自己私下处理好，但这麽高调咋呼，像小孩哭闹要关注、要糖吃一样，引起很多人反感，让很多人看到是「反共人士」在整景、哭穷、要特权。其潜在效果就是引起人们反感。这难道不是损害整体反共人士的形像吗？ 王丹让我反感的另外一点，是他说话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正如你提问时引的这段∶「来台湾辛苦教你们的小孩，享受台湾健保，我问心无kui」。这都说什麽呢？他既然那麽喜欢美国的大房子，那麽委屈地表示自己不得不回到台湾的「鸽子笼」，那他为什麽不去教美国的小孩？去教欧洲的小孩？欧美教授的薪金待遇可能更丰厚吧？明摆著，以他的硕士博士论文内容，在欧美找不到教职，去台湾是为了一份工作。 王丹如果心态正常，应该感谢这个世界上有个民主的台湾，有这样一个说汉语的世界，给他提供这样一份教职。而不是一边居高临下∶我帮你们了、我多辛苦，一边委屈连连，我这麽个反共义士，你们不好好特殊关照。我感觉王丹是被惯坏了。你反共，就像你不拿美国籍一样，是自己的选择。你要委屈就别做。那种「我为民主牺牲了，你们就欠我的，就应该感激我、特殊关照我」的心态，才是一种病。 Q∶对於王丹今天（台湾时间7/31）宣称，「我前天向美国移民署提出以人道考量加快办理回美证的申请，今天已经以最快速度获得批准。证件寄到後，我会尽快返回台湾检查身体。」，在美国方面是否也有同样的消息？因为您先前也提到，「护照可以加急当天办到手，但没听过，也没查到回美证可以『加快』特殊办理」，若王丹真的在三天内拿到，原本需要数月审核的回美证，是否出乎您的预料？与他这次引发的新闻事件是否有关？ 回答∶由於王丹在此次「疑患脑瘤」事件中有诸多不实之词，所以我对他三天内「以最快速度获得批准」一说相当质疑。首先，他7月28日接受北美《世界日报》采访时说，他在一个月前已送出申请。那麽按正常情况，现在也差不多该拿到了。我一个朋友，递交申请之後，两周内就办完「按指模」手续。这个手续办完之後，有护照的人就可以离境，在居住国等待「回美证」寄达美国驻该国领事馆，这可能要花二、三个月的时间。但如人在美国就快很多，会直接寄到家里。王丹既然一个月之前就送出申请，现在却张扬三天内就拿到回美证，到底哪头是真话？当然，美国议员虽然不能向美国移民局施压，要求加速办理什麽手续，但可以提出请求。移民局认为合理，也有可能协助。对王丹一事，既然他这麽容易、这麽快就能拿到回美证，那麽兴师动众地要求台湾移民署给他「专案处理」又是为哪般？除了闹一闹要关注，要制造新闻（真达到效果了），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王丹在被台湾移民署拒绝後的声明中说∶我进入台湾须持有回美证，这是台湾方面的要求，不是美国方面的要求，所以我当然第一时间寻求台湾政府的协助，询问是否可以用绿卡替代回美证先行返回台湾。 王丹又在随口乱说。因为绿卡只是拥有美国居留权的证明，并不是旅行通行证。在美国境内旅行，可用美国驾驶证登机。但国际旅行（进出美国），安检要核对护照（或回美证、难民证等与护照具同等效能的旅行证件）；如没有这种旅行证件，任何航空公司都不会给予办理登机手续。即使台湾移民署下令长荣或华航给王丹开「特例」，王丹也无法在登机前通过「美国安检」，无法离开美国。王丹自己说，过去这些年他在美台之间已往来20多次。那麽他当然完全清楚，用什麽证件才可通过美国安检。所以王丹高调张扬要台湾移民署「特批」他返台，简直是莫名其妙。仅持绿卡，他连美国都无法离开，返什麽台呵？ 而且，王丹火急火燎地要求「专案处理」，迅速回台湾检查是否有脑肿瘤，但当民进党驻美代表处联系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的医师会员帮他诊病时，却被王丹拒绝，说是已有一位中医帮他看过，认为是大脑供血不足。这又让人感觉不真实了。首先，王丹不是说在美国诊病费用昂贵他承受不起吗？那现在美国的台湾医师们可以马上免费给他诊病，他怎麽会拒绝呢？哪个真正怀疑自己得肿瘤、急著要检查的人，都会充满感激地接受这种善意吧？几天前又著急、又没钱的，现在都能解决，又不要了。那王丹弄出这一台戏要干什麽呢？ 其次，哪有怀疑脑肿瘤首先去看中医的？摸脉能摸出脑肿瘤吗？他自己又说要回台湾做脑部扫描，不还是相信西医嘛。既然相信西医，为什麽不赶紧让在西方的台湾医师看一看，却用所谓的中医诊断来拒绝。既然已经看过中医，相信中医诊断的「非脑瘤」结果，为什麽还要咋呼「怀疑脑肿瘤」呢？ Q∶这次王丹引发的争议，在台湾正反意见都有，不知道在美国华人圈，是否有相关讨论？ 回答∶当然有，但不是很多。我看到听到的，是反感王丹要特权做法的远多过支持他的。 （全文完） ——转自台湾《时报周刊》2014-08-08（第1903期） http://www.ctweekly.com.tw/product2\View.asp?nid=3454&key=42#.U-PXB60g\X4D=3403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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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中国 GDP 高增长，两大泡沫仍“坚硬”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再创“世界奇迹”。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47.1万亿元（合7.4万亿美元），全年GDP增速为9.2%，名义增长高达17.5%， 这一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非常“火爆”。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稳步发展，因为GDP增长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规模在扩大之外，并不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是从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学界直至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所谓调整有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要房地产降温，不能再让房地产承担拉动经济的“龙头产业”重任。二是经济结构要升级换代，主题是要从劳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博，主要看这两条。 不幸的是，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却在中央政府的“严厉”调控下逆势扩大。其结果是房地产泡沫与货币泡沫依然坚挺。 先来看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有多大。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5.3个百分点，中国楼市各项指标全线减速。这些指标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商品房销售增长速度、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增长速度，以及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长速度等。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据说也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在统计数据上，国家统计局玩了一个概念游戏，避开“投资规模”而改用“投资增速”来掩人耳目，以此证明中央政府调控楼市的政策获得成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卖地收入确实在减少，但这并不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继续开发已囤积的土地（即土地存量）。房地产业内曾称“2010年是中国房地产业最为辉煌的一年”，但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成就更为“辉煌”：全年房地产投资高达6.17万亿元，同比增幅27.9%；住宅投资达4.43万亿元，同比增幅30.2%；房屋新开工面积19亿平方米，同比增幅16.2%；房屋施工面积50.8亿平方米，同比增幅25.3%；房屋竣工面积8.9亿平方米，同比增幅13.3%。因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李战军在“2011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真相”一文中总结说：“中国房地产企业都在实行防守型的发展战略，拉长开发周期，缩短开发战线，选择恰当时机向市场推盘。” 上述数据说明，2011年房地产泡沫不仅未曾缩小，反而在扩大，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道越来越弱，无法达到政策目标。概言之，中国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中总共涨了5倍以上，城乡住宅总市值接近100万亿，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90%，而美国目前只有200%左右。这让人想起一段历史：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一个东京可以换半个美国。 这又导致另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触及的大泡沫，即中国的货币泡沫化（通胀）的威胁。 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近年以来，消费从20世纪90年代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下降到36%。投资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投资当中又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政府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货币。在诸项投资当中，房地产投资更是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支撑。为使房地产降温，中国曾于2010年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2011年，中国多家银行存款出现负增长，存贷比全面上升。随着通胀压力减退，中央银行开始取消其紧缩政策，自2008年以来首次降低了准备金要求，以缓解流动性紧张。但货币宽松政策肯定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两倍的很少。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每年控制在17%，但实际供应量增长幅度远大于此，总体上已大大超过其他新兴经济体。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到 2011年9月底，中国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9.64万亿元，是GDP的2.6倍。据但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约在10%左右，而货币存量平均增长速度是31.5%，个别年份的甚至超过40%。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 中国的难题是：中国经济要达到以往的增长水平，必须要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从第四季度以来，中国政府再次不惜代价追逐经济增长。这样做的结果是，各种刺激政策不如以前奏效，而且通货膨胀很快会报复性地卷土重来。北京曾经想利用2008年后的信贷热赢得时间，从长期的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导向型的增长，结果并不理想。消耗大量投资的房地产市场并未降温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并未成功，房地产存量增加的同时，银行坏账的风险正在加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月3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gdp-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变轨”冲击
程晓农 疫情全球化之后，中共与诸多跨国公司之间已经出现了公共关系危机，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判断的那样，“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疫情发生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在全球就排名居中偏后，而疫情初起直到此刻，中共蔑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的政府行为，对国际商界构成了重要而巨大的风险。国际商界可能会与中共拉开距离，为降低商业经营风险和投资者风险而实行自我保护；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的国际霸凌又把它自己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 一、疫情之后：“旧常态”还是“新常态”？ 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有两个层面。“水面”上浮现的是各国对疫情真相的调查和追责，这虽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但索赔的操作并不容易；而“水面”下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虽然表面上风波不兴，其实对中共的冲击不亚于“水面”上的追责索赔声浪，这是指中共与诸多跨国公司之间已经出现的公共关系危机。正如我在《中共面临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一文（4月17日刊登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中所述，“中共越是在目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各国追源问责面前千方百计地躲闪逃避、硬抗抵赖，这些举措让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对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国公司的忧虑越重，‘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水面”下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工厂”可能恢复旧常态还是进入新常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我们看到，当今时代似乎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新冠疫情前与疫情后的‘新常态’。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我们将见证传统经济社会规范的剧变。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将看到一场关于‘何谓新常态’、‘新旧两种常态的面貌究竟有何差异’的讨论逐步上演”。 中共目前主要忙于强硬应对“水面”上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与此同时，它显然希望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工厂”能恢复旧常态，即一切还原到疫情危机之前的状态。而国内很多人对未来的期盼和乐观，也完全建立在恢复旧常态的假设上。然而，还可能恢复旧常态吗？从期待还原旧常态的立场出发来盘算，其认知必然与国际社会中企业界对“新常态”的思考南辕北辙。 二、何谓经济全球化的“新常态”？ 麦肯锡的上述报告认为，“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领导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既然传统的指标和预设不再适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从当下的危机步入下一个新常态，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决心、韧性、复苏、重构和变革。……面临这些挑战，组织韧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显然是解决流动性和偿付性等现金管理问题。但不久之后，随着危机开始颠覆业已确立的行业结构、彻底重塑竞争格局，企业将需要落实更广泛的韧性计划。……企业一旦经历严重停摆，短期内很难迅速恢复健康的经营状态。中国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全球大多数行业都需要再度激活整个供应链，但由于各地新冠疫情的影响规模和持续时间各有差异，全球供应链普遍有所中断。至于能否恢复招聘和培训计划、进而恢复疫情爆发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则完全取决于供应链上最薄弱的一环。……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 上述判断肯定了“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但该研究报告并没深入分析世界即将到来的新变化究竟受哪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将如何被全球疫情放大。在国内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和在中国媒体上能看到的，通常都是从“旧常态”出发的传统认知，诸如“世界工厂”成本低廉、其产业链完整可靠、外企离不开这样的供应链等等。这样的思维所忽略的因素正是被这次疫情危机所激活的，那就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世界工厂”的风险重评估。 要了解这次疫情国际化之后的国际社会将如何评估中国风险，与其听经济学家的简单外推型预测，不如从国际保险业界对世界各国经济韧性的评估体系中得到启示。保险公司的评估方法有它特别适合于分析这次疫情冲击效应之处，那就是，它本来就是应对意外事件的风险评估，其分析思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刻反倒体现出自己的长处。全球疫情爆发后，不同国家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体现了各自国情下的特色，哪种特色显示出抗风险能力大、复苏能力强，不到关键时刻是看不出来的，而保险公司的全球各国风险评估报告能提供一些判断的线索。 三、疫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全球排名居后 保险公司的分析方法是商业风险评估，不是经济预测，也不是国力比较；它既非政府行为，亦非媒体炒作。它们的评估中不可避免地要把政治稳定性风险、制度缺陷、政府行为特征等因素考虑在内，这不是保险公司对某些国家的歧视，而是按它自己的业务模式作判断，不能用“反华”之类的帽子瞎扣。比如，最近BBC介绍了FM全球保险公司的世界各国经济韧性指数，它的分析框架包括政治稳定性、公司治理、风险环境、供应链和透明度。保险公司通常的风险评估涵盖的是风灾、地震和其他意外风险，不可能事先料到这次全球疫情风暴所产生的巨大风险；但它们对没有疫情因素的全球风险评估，恰恰能反映出各国“旧常态”之下的风险状态差异有多大。 FM全球保险公司最新的世界各国经济韧性指数是对2019年的评估，采用的是疫情发生之前的数据，包括130个国家。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一定名列前茅。实际上，FM保险公司判断，挪威、丹麦、瑞士、德国、芬兰是五个经济韧性最强的国家；美国中部地区排名第9，美国东部地区排名第11，美国西部地区的排名则是第22；而中国的排名大大落后。FM全球保险公司把中国分成沿海、中西部和西南部三个区，分别排名为第68名、第74名和第76名；与中国排名接近的是墨西哥（第67名）、泰国（第73名）、格鲁吉亚（第75名）、印度尼西亚（第77名）。风险本来就是打破正常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事件，风险评估的方法和目的则是看经济的以往趋势会被意外事件打乱到什么程度。至于国家大、人口多、技术基础雄厚、市场大、政府强势等可能是参考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无法阻止意外事件发生；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恰恰是加大风险的原因。 疫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就居中偏后，而这次疫情全球化更是把长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被忽视的一系列制度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了。比如，上述评估方法侧重的五个方面中，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透明度。现在全世界已经没人在意中国公布的疫情统计了，原因就是完全不透明，以致于失去了可信度。 四、国际公关三要素：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 中共习惯于按照自己陈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或陈词滥调来解读国际商界的行为，诸如西方资本家唯利是图之类。其实，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不是仅由少数资本家个人所有的公司，而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运转的、有诸多投资人（股东）的上市公司；其运行不只考虑利润，同时也要考虑公司治理的相关层面，如员工协作、上游厂家合作等内部关系，同时也必须考虑如顾客关系、企业形象等公共关系。而在日常经营层面，这些企业的中国观不单纯是利润高低，更重要的是与经营风险直接挂钩的三个要素。对此，中国政府、企业和专家都没认真想过。这三个要素就是，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恰恰是这次疫情全球化，让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变得格外突出。 中共在国内也提过国际公德，国际公德被解释为中国人在国外的行为如何遵重当地的社会公德；但中共从来没想过政府的国际公德问题。当然，在中国，不可能把政府作为是否遵守国际公德的主体来讨论。国际公德和国内公德有类似之处，那就是，是与非、对与错，泾渭分明。在民主国家之间，政府是否遵守国际公德不是个大问题。因为民主国家原则上都尊重普世价值，有一些基本共识和政府行为的自行约束；而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国外作为被国内民众和舆论严厉批评，就会导致执政党落选。中共这样的专制政府加入了全球化，它对国际公德的轻蔑本就让世人侧目：比如，故意违反国际法或国际规则却拒绝改正。而这次疫情全球化之后其作为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伤害他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他国栽赃陷害、恶意污蔑，自己的明显过错不许问责，这都违反国际公德。各国深受其害之余，这样的行为又历历在目，让各国民众和企业很难接受。由此类推，今后中共很可能会重复此类行动，跨国公司很清楚，自己将难免受其伤害。 国际伦理，指的是国际社会成员的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行为标准和国家人格。比如，尊重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又如，不以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美中经贸谈判刚把中共资助的有组织地偷盗技术机密、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摆上台面，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与中共拒绝国际伦理又有直接关系，并因此遗祸全球，对此各国民众和企业对中共的观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国际诚信，既包括政府诚信，也包括商务诚信，如果连严重疫情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中共都全无政府诚信，跨国公司又怎敢相信中共在商业交往上的承诺和保证？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开始下降，外汇短缺之后，中共会允许外企把自己的钱换成外汇汇到国外吗？对华投资会不会成为“打狗”的“肉包子”？ 中共掌权者内心其实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心态，就算你们认为我违反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那又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确实，连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其南海造岛行为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共都傲视不理，而这里说的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更是连“软约束”都算不上。然而，在中共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公共关系方面，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关系到政府人格和国家形象；而蔑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的政府行为，对国际商界来说都是重要而巨大的风险。其实，这些风险一向存在，但以往被许多跨国公司忽略了；而这次疫情全球化迫使各国民众、企业和政府认识到，这些风险之大，已经到了不能再忽视的程度。虽然许多跨国公司深受其害，最后既不能向中共有效理赔，也不能改变中共的作为，但国际商界可以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我和你拉开距离。哪怕是从商业经营风险和投资者风险的角度来讲，也得小心防范风险。 五、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到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 经济全球化不是各国政府操作的产物，而是诸多跨国公司运营的结果；把中国送上经济全球化这趟“高速快车”的正是跨国公司。过去，跨国公司的中国观是中国工资低，到中国订货可以降低成本；中美贸易战以后多了一个关税因素，要考虑加了关税后还剩多少利润；而这次疫情后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因素，风险意识。不管外企如何维持与中国各地政府官员的关系，外企都搞不定象疫情这样的意外事件，连中国政府也搞不定。因此，这次疫情全球化之后跨国公司的中国观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影响到它们的经营决策。 跨国公司最关心的是两类巨大的风险，其一是中国的国内风险，不仅仅是疫情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更包括政府行为违反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等问题产生的巨大风险；其二是国际风险，除了发生疫情可能导致中断空中和海路航运外，中共与各国政府之间因追源问责而关系紧张的可能性也加大了依靠中国供应链的风险，而本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感受发生改变，又是一种必须正视的可能风险。 针对最近美国和日本政府官员提出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补贴政策，中共官媒发表文章表示，那就是随口一说，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美国企业也没那么听话。这种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把企业设备搬迁和撤订单混为一谈了。外企撤离非得把生产设备搬走吗？官媒的这种外行话显示出对企业经营的全然无知，把外企撤离当成了居民搬家，以为非得装箱打包，一件不拉。外企在中国制造出口产品时，制造厂家或是中国企业，或是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前者的设备本来就不是外企的，后者的设备即便由外企提供，财务上通过计提折旧，多半可收回大部分设备投资。所以，“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无非是将原厂房设备弃之不用，外企撤离的成本不是设备远途搬运费用，而是另选产地、重新投资建厂的开支；多数外企要从中国撤离，其实不一定要在中国的原厂家做多少事，最简单的做法是逐渐减少订单，直到完全取消订单，比较照顾员工的做法则是补发数月工资、遣散独资或合资企业的员工。当然，那些想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外企会继续经营下去，但它们只占外企的很小一部分。 中国经济复苏的难题到底在哪里？关键在于，如果别人都不喜欢和你玩了，你一个人能折腾出多大动静？就象一群孩子在一起玩，里面有个从不讲道理的家伙，尽欺负人，玩游戏故意破坏规则，老坑人，仗着别的小孩不想和他死磕就一贯胡作非为，你能把我怎么样？孩子们多数都比较善良，最后会一起决定，我们不和你玩了。在疫情全球化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公然违反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所造成的国外后果是面临相对孤立的处境。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主要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那是各国商界“带中国玩”的结果；以后，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 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的国际霸凌又把它自己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4月2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420202012213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