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从瑞士新加坡看台湾独立——在美西台湾人夏令营的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台湾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来参加美西夏令营，几年前我到西雅图演讲过，故地重游，见到很多老朋友，很高兴！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台湾的局势、台湾的前途。尤其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後，大家更关心，到底台湾的太阳升起，照亮台湾，还是太阳落山，台湾回归原样。台湾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是暗淡的？ 我觉得从外部的角度，国际的角度，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给台湾的前途、台湾人要追求的理想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个国家就是瑞士。我知道，不少台湾人希望台湾成为东方的瑞士，那种中立、独立、富有而和平的国家。这个愿望当然是美丽的，但你知道为什麽瑞士能做到这一点吗？你想过瑞士是怎样做到的吗？ 2009年夏天，我曾到瑞士参加《国际藏汉会议》，目睹那个美丽和平的国家，她的历史更使我惊讶，我为此写过几篇文章。其中特别谈到瑞士的人口组成∶74%是德国人，20%法国人，5%意大利人，1%罗曼人（古罗马人）。一个国家四分之三是德国人或後裔，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攻城掠地，占领扩张，简直要霸占全球，在这种时刻，为什麽瑞士的占绝对多数的德国人，不主张跟德国统一，或者说回归祖国呢？为什麽？ 那个时候，纳粹德国不仅吞并了奥地利，又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就像今天普京的俄国兼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一样。纳粹的坦克军团进攻法国英国甚至非洲，要建立大德意志帝国。那个时候，小小的瑞士，只要那里的占到四分之三多数的德国人要求跟德国统一，希特勒稍微表示一下“顺应民意”，那瑞士就成为德国的一个飞地，一个省了。 当时的德国可谓不可一世，无论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是世界强国，瑞士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就是成为强盛的一部分，成为崛起的一部分，成为大国的一部分。瑞士的小，就变成了大，成为强大的一部分。在瑞士的占绝对多数的德国後裔，怎麽就不看到这一点呢？他们怎麽就不要求统一，回归Motherland（母国）呢？ 当时的瑞士，完全没有这种声音，所以希特勒才无法找借口吞并瑞士。反而瑞士表示我们中立，等於是不站在德国那一边，由此保住自己国家的生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瑞士的德国後裔，那些德国人为什麽不这样做？他们中间为什麽没有马英九，没有吴伯雄，没有金溥聪，没有李敖邱毅和陈文茜们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瑞士的德国人也好，那里的法国人意大利人也好，有一种很强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来自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最常强调的一个词∶individualism，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个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导致他们心灵强大，心理独立。这种心理强大、心灵独立的人，不需要靠群体壮胆，不需要靠多数撑腰，不需要依赖其它什麽祖国呵、强国呵，来增加自己的分量。他们相信自己，依赖自己，有自信。 所以在瑞士的四分之三德国人，20%法国人，5%的意大利人，他们视自己是“瑞士人”。他们不依附什麽德国法国意大利，他们依靠的是自己，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理念，独立的心灵。由此，才缔造了最初的瑞士，又在战乱中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主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瑞士人，并为自己是瑞士人而骄傲，而理直气壮地存在，而顶天立地地站立，所以瑞士国很小，但做瑞士人他们很自豪。 另外一个原因是，据我的观察，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反而会有很强烈的命运共同感，会更倾向独立，而不喜欢统一。像瑞士，全是移民组成的，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因为大家都是移民，同舟共济，是共同命运体。我认为，这也是瑞士人不愿成为德国一部分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更清楚。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当初建国的时候，除了很少的土著印第安人，其他全部都是外来的，从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来的，其中英国人占到四分之三。那麽在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时候，四分之三的英国人和英国後裔，怎麽不强调统一，认同祖国呀、伦敦什麽的，而且英国叫大英帝国，可是比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强大多了，那是全球唯一的超强。但那些居住在美国的英国人为什麽就要脱离那麽一个强大的英国母国呢? 我想原因跟瑞士可能相同，也因为是移民构成，大家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所以更容易倾向独立，建立新国家。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有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个体主义文化，有独立人格和尊严意识。 移民相对来说是比较勇敢、有冒险精神的，也就是胆大的。因为你背井离乡，敢到另外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那是有风险的。美国独立的时候，那时候哪有飞机呀，从伦敦坐船到纽约，要坐多少天？今天从伦敦到纽约，坐飞机是7小时。当时从伦敦到纽约坐船要多少时间你们知道吗？70个小时？7天？都不对。是70天到90天，10到13个星期！朋友们，是三个月呵！春夏秋冬，等於坐一个季节，一个季度! 而且，那时候哪有冰箱啊，食物很困难储存，很多都腐烂掉，再加上医疗落後等，很多人都死在来美国的船上。大家都知道那个对美国独立做出重大贡献的英国人潘恩吧，他当年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叫《常识》，提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人民的选择权利，是常识。 1774年11月，也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前一年半，潘恩从伦敦坐船首次来美国，到了美国海岸的时候，是用毯子裹著抬下来的，他在船上感染了热病，奄奄一息。最後治疗了六个星期才活过来。跟他同船的好几位乘客都死在了旅途之中。 即使到了20世纪初，中国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来美国留学，从上海坐船到旧金山，用了25天，差不多一个月！我强调这些，是说当年到海外，很不容易。所以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它的人民多是有强烈的求新、创新和冒险精神，有比较强大的心灵，这跟一个国家的独立有相当的心理关系。 台湾最早的移民也是这样，台湾前文建会副主委、作家吴锦发曾演讲提到，当年从福建到台湾的移民几乎都是冒险家，因为有90海哩的海峡，当年科学落後，无法预测天气，风浪雷雨等等，结果是十船九沉，十条船多达九条淹没在大海里。这是多高的比例，但还是有不怕死的，渡海到台湾。所以早期的台湾，除了很少当地的原住民之外，其他都是外来的，都是胆大的、不怕死的，有独立而强大心灵的。可惜的是，经过後来的清朝尤其日本人统治，再加上蒋介石政权的独裁高压、文化腐蚀，最後勇敢的台湾人都变质了，变成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另一种人。 所以今天，你跟我说，台湾怎麽才能站立起来？我觉得重要的也是根本的要改变文化，改变心理，改变心灵。瑞士的经验清楚地启示人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这种价值理念。这种文化，这种理念在台湾占了上风，才会有强大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就不会再寻求跟哪个国家统一呀，回归呀，什麽一国两制一国八制的，而是建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有人说，有什麽样的人民就有什麽样的政府，其实也是有什麽样的人民就有什麽样的国家！ 比如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不仅是两种制度，民主与专制，冻蒜与清算，更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两种人格。所谓“两种”，最根本区别在哪里？就在刚才我提到的“个体主义”上。美国是最强调“个体主义”的国家，强调个人自由尊严至上，重视个体权利。国家是什麽？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体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当一个国家，无论它是祖国也好，强国也好，只要不能保护个体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就应该抛弃它。当年英国对美国是殖民和高税收的欺压，所以美国人民奋起反抗要独立。今天对岸中国，连自己的国民都镇压，那里的人民根本没有自由、尊严和权利可谈。台湾人民当然有权、当然应该甩开那种国家。 刚才我谈到台湾可借鉴的一个国家是瑞士，另一个可以给台湾启示的国家比瑞士还小，是新加坡。当然有些台湾朋友对李光耀家族政府很不满，因为他们曾谄媚北京，在联合国发言欺负台湾。但是抛开这些，新加坡能保住自己的独立国家主权地位，对台湾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瑞士的国土跟台湾差不多，是四万平方公里。新加坡就更小了，才716平方公里，不要说上万，连上千都不到。新加坡的领土是台湾三万多平方公里的50分之一。 新加坡可谓弹丸之地，不是更容易被它国吞并吗？尤其新加坡的540万人口中，75%是华人，这跟瑞士的德国後裔的比例四分之三是一样的。而且新加坡独立建国的时间点又不是很好。你们知道新加坡什麽时候独立的吗？你们知道彭明敏先生等三人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是哪一年？对，是1964年，今年正好是50周年。新加坡是在彭明敏等人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的第二年1965年才独立、成为新国家的。是在彭明敏的自救宣言发表一年零一天之後的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的。是很近的事，很新的国家。 我为什麽刚才说新加坡独立的时机不是很好，因为新加坡独立的第二年，1966年，中国就爆发文化大革命，对内疯狂批斗，对外输出革命。那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们，想把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变成东南亚的古巴，成为红色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共直接指挥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渗透新加坡，进行革命煽动。刚刚独立的新加坡，面临危机。 在这种局势下，新加坡的李光耀们，采取了三大措施，来抵抗中国的统战和革命渗透。一个是全面跟美国结盟，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新加坡政府过去五十年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从来没有反美。第二个，实行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结果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有了经济发展，才有社会稳定，不像台湾的马英九们，什麽六三三承诺，全都没有兑现。第三个，就是切断在语言上跟中国的内在连结，强调英文教育。现在新加坡的540万人口，80%以上说英文，英文成为主要语言。切断了中文，就等於切断了跟什麽母国的新生儿脐带，就等於“断奶”，不再跟什麽母语母国有内在连结。 亲美，市场经济，使用英文，这三大政策，使新加坡没有被中国统战成gong，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同时也保持了李光耀们的长期执政。大家都知道，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自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当然没有政党轮替不是真正的民主，但新加坡的反对党多是左派，他们的亲中国，强调母语中文，包括反美情绪，还有左派的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政策等等，这些在新加坡都不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所以每一次选举，在野党都输。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过去五十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从来没有低於60%。这跟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没有农村农民，都是中产阶级有关。中产阶级希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不喜欢左派的反美亲中国、走社会主义等。这一点，应该是台湾的绿营领导人非常认真考虑的，如果走左派的高税收，均贫富，甚至反美的道路，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和选票。 当然，有人会说，不管怎样，新加坡是主张独立的李光耀们掌权了，我们台湾的本土派还在野呢。而且内部还有人不赞成公开喊台独，认为会刺激中国，甚至民进党人士要废除台独党纲。也有人说，我们应该强调台湾已是独立国家，否则不是容易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吗？有人认为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台湾没有独立，还叫中华民国，国旗国号国歌宪法都没有改变，怎麽是独立国家了呢？ 那麽怎麽看待这些分歧，怎样的提法比较好？我的看法是，对这个问题应“内外有别”∶在台湾外部，像我们在西方社会，应该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向国际社会说明和展示，台湾“不是那个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在台湾内部，则应该明确，台湾还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仅它的国号还叫中华民国，而且由於北京的欺压，很少国家敢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说，台湾只是事实独立，还没有法理独立。 从事实独立到法理独立，就是制定新宪法，摘掉那个“中华民国”的虚假帽子，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所以在台湾内部，比较现实和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提出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所谓正常化，就是摘掉中华民国的帽子。 在这个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的过程中，除了致力赢得选举，更应该做的是基础工程，也就是传播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的理念，传播个体主义的价值。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土壤中，台湾人才会有真正的选举胜利，获得立法院多数席位，为制定新宪法提供条件；实现彭明敏在《台湾人自救宣言》中提出来的15个字的目标∶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今天在绿营高层，尤其民进党内部，有一种喧嚣尘上的妥协声音，甚至要废除台独党纲。但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你妥协理念，牺牲原则，既不能赢得选举，也不能从对岸中国得到什麽实质性好处。 你说冻结台独党纲可以获得北京方面的谅解理解，缓和与民进党的关系。你以为北京是好骗的吗？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制造者，你能唬住他们？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你说我们来真格的，放弃台独。且不说你放弃了台湾，放弃了领导台湾人民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台湾人还怎麽可能支持你，难道你这样做，北京就跟你亲近，放弃国民党吗？完全没有可能！你跟国民党一样向北京磕头，就是下跪，中国当局也不会把你看的更重，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看作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即使你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北京也不会真相信你，毕竟你有过台独的历史和印记。所以不管民进党怎样妥协，也不可能在北京那里得宠。你的妥协，只是损害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更损害自己作为台湾人政党的地位，你再妥协，可能就被台湾人淘汰。 但民进党的很多人为什麽麽敢这麽做，就是吃定台湾人，因为台湾有个奇特的概念，叫做“含泪投票”。你不管多麽不情愿，却眼睛流泪，心头流血，都要去投他们的票。 在美国，就没有这种含泪投票。美国人说，我们宁可失去白宫，也不失去理念。因为你选择这个党为的什麽，不就是为的实现自己的理念吗？如果他妥协理念，根本不兑现你的理念，那你含泪含血的干什麽？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含泪投票的概念，才能教育民进党，你别想吃定我们。只有你表示不再含泪投票了，他才可能不敢再妥协了，因为再妥协他就没选票，别想当选，这样才会刺激和推动那些敢於坚持原则理念，有强烈台湾独立意识的绿营候选人出头。 我对台湾的前途一向是充满信心的。主要因为三点∶ 第一，是看到世界趋势是国家独立。联合国刚成立时51个成员国，现在是193个，接近增四倍。说明国家独立是趋势，而不是统一或兼并。独立是人心所向。 第二，是看到全球民主是世界趋势。1970年代，全球民主国家才30个，现在是130个，占联合国193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民主也是大趋势。民主和独立往往是连结到一起的，都体现人民的选择权利。 第三，是看到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的趋势。自从1988年解除党禁报禁，过去25年来的台湾民调，都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在增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下降。这个一升一降的曲线没有变化过。 最新的民调是前天（7月11日），由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60%，这是这个中心就这个问题做民调以来，比例最高的。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32.7%，不到三分之一，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已降到个位数，只有3.5%。以台湾2300万人口推算，全台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才80万人。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380万。而且这个比例还会增高。 所以我们要对台湾的前途充满信心！在50年前，在蒋介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彭明敏等人就敢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提出两岸的真实是一中一台，说“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已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个自救宣言呼吁，台湾人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第三条道路，即台湾人自救的道路。这是多麽勇敢！在那个时代，就敢喊出来推翻国民党，真是英雄壮举！ 时隔50年，今年三月，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学运领袖的理念跟彭明敏等前辈一模一样，也是追求台湾成为正常独立的国家。在去年，前年，还是更早些，你们当中有任何人预测到会有这场轰轰烈烈，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影响整个台湾社会的太阳花学运吗？可能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是台湾潜移默化的变化，这就是认同台湾，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越来越多的标�遥�也是台湾的希望所在。 你们想想看，在台湾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的1996年，这次太阳花学运的两名领导人都还是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呢。所以必须看到认真严肃不懈地传播台独理念，就是台湾人有权利选择的理念这个基础工程的重要性。我的结论是，只要更多的台湾人从瑞士，从新加坡，从美国独立建国中得到启示，从而理念清晰，目标明确，不懈努力，就会更快地推动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谢谢各位！ 2014年7月13日於西雅图“美西台湾人夏令营” ——原载《台湾海外网》 2014-08-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变轨”冲击
程晓农 疫情全球化之后，中共与诸多跨国公司之间已经出现了公共关系危机，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判断的那样，“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疫情发生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在全球就排名居中偏后，而疫情初起直到此刻，中共蔑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的政府行为，对国际商界构成了重要而巨大的风险。国际商界可能会与中共拉开距离，为降低商业经营风险和投资者风险而实行自我保护；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的国际霸凌又把它自己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 一、疫情之后：“旧常态”还是“新常态”？ 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有两个层面。“水面”上浮现的是各国对疫情真相的调查和追责，这虽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但索赔的操作并不容易；而“水面”下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虽然表面上风波不兴，其实对中共的冲击不亚于“水面”上的追责索赔声浪，这是指中共与诸多跨国公司之间已经出现的公共关系危机。正如我在《中共面临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一文（4月17日刊登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中所述，“中共越是在目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各国追源问责面前千方百计地躲闪逃避、硬抗抵赖，这些举措让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对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国公司的忧虑越重，‘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水面”下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工厂”可能恢复旧常态还是进入新常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我们看到，当今时代似乎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新冠疫情前与疫情后的‘新常态’。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我们将见证传统经济社会规范的剧变。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将看到一场关于‘何谓新常态’、‘新旧两种常态的面貌究竟有何差异’的讨论逐步上演”。 中共目前主要忙于强硬应对“水面”上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与此同时，它显然希望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工厂”能恢复旧常态，即一切还原到疫情危机之前的状态。而国内很多人对未来的期盼和乐观，也完全建立在恢复旧常态的假设上。然而，还可能恢复旧常态吗？从期待还原旧常态的立场出发来盘算，其认知必然与国际社会中企业界对“新常态”的思考南辕北辙。 二、何谓经济全球化的“新常态”？ 麦肯锡的上述报告认为，“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领导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既然传统的指标和预设不再适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从当下的危机步入下一个新常态，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决心、韧性、复苏、重构和变革。……面临这些挑战，组织韧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显然是解决流动性和偿付性等现金管理问题。但不久之后，随着危机开始颠覆业已确立的行业结构、彻底重塑竞争格局，企业将需要落实更广泛的韧性计划。……企业一旦经历严重停摆，短期内很难迅速恢复健康的经营状态。中国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全球大多数行业都需要再度激活整个供应链，但由于各地新冠疫情的影响规模和持续时间各有差异，全球供应链普遍有所中断。至于能否恢复招聘和培训计划、进而恢复疫情爆发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则完全取决于供应链上最薄弱的一环。……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 上述判断肯定了“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但该研究报告并没深入分析世界即将到来的新变化究竟受哪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将如何被全球疫情放大。在国内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和在中国媒体上能看到的，通常都是从“旧常态”出发的传统认知，诸如“世界工厂”成本低廉、其产业链完整可靠、外企离不开这样的供应链等等。这样的思维所忽略的因素正是被这次疫情危机所激活的，那就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世界工厂”的风险重评估。 要了解这次疫情国际化之后的国际社会将如何评估中国风险，与其听经济学家的简单外推型预测，不如从国际保险业界对世界各国经济韧性的评估体系中得到启示。保险公司的评估方法有它特别适合于分析这次疫情冲击效应之处，那就是，它本来就是应对意外事件的风险评估，其分析思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刻反倒体现出自己的长处。全球疫情爆发后，不同国家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体现了各自国情下的特色，哪种特色显示出抗风险能力大、复苏能力强，不到关键时刻是看不出来的，而保险公司的全球各国风险评估报告能提供一些判断的线索。 三、疫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全球排名居后 保险公司的分析方法是商业风险评估，不是经济预测，也不是国力比较；它既非政府行为，亦非媒体炒作。它们的评估中不可避免地要把政治稳定性风险、制度缺陷、政府行为特征等因素考虑在内，这不是保险公司对某些国家的歧视，而是按它自己的业务模式作判断，不能用“反华”之类的帽子瞎扣。比如，最近BBC介绍了FM全球保险公司的世界各国经济韧性指数，它的分析框架包括政治稳定性、公司治理、风险环境、供应链和透明度。保险公司通常的风险评估涵盖的是风灾、地震和其他意外风险，不可能事先料到这次全球疫情风暴所产生的巨大风险；但它们对没有疫情因素的全球风险评估，恰恰能反映出各国“旧常态”之下的风险状态差异有多大。 FM全球保险公司最新的世界各国经济韧性指数是对2019年的评估，采用的是疫情发生之前的数据，包括130个国家。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一定名列前茅。实际上，FM保险公司判断，挪威、丹麦、瑞士、德国、芬兰是五个经济韧性最强的国家；美国中部地区排名第9，美国东部地区排名第11，美国西部地区的排名则是第22；而中国的排名大大落后。FM全球保险公司把中国分成沿海、中西部和西南部三个区，分别排名为第68名、第74名和第76名；与中国排名接近的是墨西哥（第67名）、泰国（第73名）、格鲁吉亚（第75名）、印度尼西亚（第77名）。风险本来就是打破正常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事件，风险评估的方法和目的则是看经济的以往趋势会被意外事件打乱到什么程度。至于国家大、人口多、技术基础雄厚、市场大、政府强势等可能是参考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无法阻止意外事件发生；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恰恰是加大风险的原因。 疫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就居中偏后，而这次疫情全球化更是把长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被忽视的一系列制度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了。比如，上述评估方法侧重的五个方面中，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透明度。现在全世界已经没人在意中国公布的疫情统计了，原因就是完全不透明，以致于失去了可信度。 四、国际公关三要素：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 中共习惯于按照自己陈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或陈词滥调来解读国际商界的行为，诸如西方资本家唯利是图之类。其实，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不是仅由少数资本家个人所有的公司，而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运转的、有诸多投资人（股东）的上市公司；其运行不只考虑利润，同时也要考虑公司治理的相关层面，如员工协作、上游厂家合作等内部关系，同时也必须考虑如顾客关系、企业形象等公共关系。而在日常经营层面，这些企业的中国观不单纯是利润高低，更重要的是与经营风险直接挂钩的三个要素。对此，中国政府、企业和专家都没认真想过。这三个要素就是，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恰恰是这次疫情全球化，让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变得格外突出。 中共在国内也提过国际公德，国际公德被解释为中国人在国外的行为如何遵重当地的社会公德；但中共从来没想过政府的国际公德问题。当然，在中国，不可能把政府作为是否遵守国际公德的主体来讨论。国际公德和国内公德有类似之处，那就是，是与非、对与错，泾渭分明。在民主国家之间，政府是否遵守国际公德不是个大问题。因为民主国家原则上都尊重普世价值，有一些基本共识和政府行为的自行约束；而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国外作为被国内民众和舆论严厉批评，就会导致执政党落选。中共这样的专制政府加入了全球化，它对国际公德的轻蔑本就让世人侧目：比如，故意违反国际法或国际规则却拒绝改正。而这次疫情全球化之后其作为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伤害他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他国栽赃陷害、恶意污蔑，自己的明显过错不许问责，这都违反国际公德。各国深受其害之余，这样的行为又历历在目，让各国民众和企业很难接受。由此类推，今后中共很可能会重复此类行动，跨国公司很清楚，自己将难免受其伤害。 国际伦理，指的是国际社会成员的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行为标准和国家人格。比如，尊重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又如，不以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美中经贸谈判刚把中共资助的有组织地偷盗技术机密、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摆上台面，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与中共拒绝国际伦理又有直接关系，并因此遗祸全球，对此各国民众和企业对中共的观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国际诚信，既包括政府诚信，也包括商务诚信，如果连严重疫情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中共都全无政府诚信，跨国公司又怎敢相信中共在商业交往上的承诺和保证？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开始下降，外汇短缺之后，中共会允许外企把自己的钱换成外汇汇到国外吗？对华投资会不会成为“打狗”的“肉包子”？ 中共掌权者内心其实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心态，就算你们认为我违反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那又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确实，连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其南海造岛行为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共都傲视不理，而这里说的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更是连“软约束”都算不上。然而，在中共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公共关系方面，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关系到政府人格和国家形象；而蔑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的政府行为，对国际商界来说都是重要而巨大的风险。其实，这些风险一向存在，但以往被许多跨国公司忽略了；而这次疫情全球化迫使各国民众、企业和政府认识到，这些风险之大，已经到了不能再忽视的程度。虽然许多跨国公司深受其害，最后既不能向中共有效理赔，也不能改变中共的作为，但国际商界可以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我和你拉开距离。哪怕是从商业经营风险和投资者风险的角度来讲，也得小心防范风险。 五、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到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 经济全球化不是各国政府操作的产物，而是诸多跨国公司运营的结果；把中国送上经济全球化这趟“高速快车”的正是跨国公司。过去，跨国公司的中国观是中国工资低，到中国订货可以降低成本；中美贸易战以后多了一个关税因素，要考虑加了关税后还剩多少利润；而这次疫情后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因素，风险意识。不管外企如何维持与中国各地政府官员的关系，外企都搞不定象疫情这样的意外事件，连中国政府也搞不定。因此，这次疫情全球化之后跨国公司的中国观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影响到它们的经营决策。 跨国公司最关心的是两类巨大的风险，其一是中国的国内风险，不仅仅是疫情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更包括政府行为违反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等问题产生的巨大风险；其二是国际风险，除了发生疫情可能导致中断空中和海路航运外，中共与各国政府之间因追源问责而关系紧张的可能性也加大了依靠中国供应链的风险，而本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感受发生改变，又是一种必须正视的可能风险。 针对最近美国和日本政府官员提出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补贴政策，中共官媒发表文章表示，那就是随口一说，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美国企业也没那么听话。这种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把企业设备搬迁和撤订单混为一谈了。外企撤离非得把生产设备搬走吗？官媒的这种外行话显示出对企业经营的全然无知，把外企撤离当成了居民搬家，以为非得装箱打包，一件不拉。外企在中国制造出口产品时，制造厂家或是中国企业，或是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前者的设备本来就不是外企的，后者的设备即便由外企提供，财务上通过计提折旧，多半可收回大部分设备投资。所以，“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无非是将原厂房设备弃之不用，外企撤离的成本不是设备远途搬运费用，而是另选产地、重新投资建厂的开支；多数外企要从中国撤离，其实不一定要在中国的原厂家做多少事，最简单的做法是逐渐减少订单，直到完全取消订单，比较照顾员工的做法则是补发数月工资、遣散独资或合资企业的员工。当然，那些想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外企会继续经营下去，但它们只占外企的很小一部分。 中国经济复苏的难题到底在哪里？关键在于，如果别人都不喜欢和你玩了，你一个人能折腾出多大动静？就象一群孩子在一起玩，里面有个从不讲道理的家伙，尽欺负人，玩游戏故意破坏规则，老坑人，仗着别的小孩不想和他死磕就一贯胡作非为，你能把我怎么样？孩子们多数都比较善良，最后会一起决定，我们不和你玩了。在疫情全球化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公然违反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所造成的国外后果是面临相对孤立的处境。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主要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那是各国商界“带中国玩”的结果；以后，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 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的国际霸凌又把它自己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4月2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420202012213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中国地方债务的泥潭有多深？
最近北京是真急了，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让他们陷入焦虑之中。在虚幻的“世界经济拯救者”光环中飘忽了两年多以后，中国的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显露出潜藏已久的危险困境。银监会刚宣布要严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就发现铁道部的资金负债率又触及承受极限，蕴藏极大风险。 地方债务的规模有多大？ 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其实就是各级地方政府设立的向银行借款的机构。这两年，全国各银行借给地方融资平台的钱到底有多少？最权威的报告是最近央行网站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该报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省、市、县三级），较2008年末增长25%以上。2010年末银行系统的全部贷款余额为47.92万亿元，其中30%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约为14.4万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国家开发银行贷放，其余则由国有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现已确定其中有2万亿到3万亿有违约风险。 地方债务有何特点？ 一、投资效益奇差。据查，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真正能发挥效能的顶多只有35%，也就是说，15万亿债务中可能产生效益回收投资只有5.3万亿，其他的贷款都投在毫无效益的项目上，或经由贪腐和浪费流失。比如铁道部以部长刘志军为首的腐败窝案当中，掌管高铁工程分配的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一人就在美国和瑞士存款28亿美元，其妻子女儿早已定居美国，在美国洛杉矶置有三处豪宅。 二、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做担保的项目贷款大多是空头担保。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中，有大量没有现金流仅凭财政收入担保和还款的项目贷款，其信贷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够承载的能力。由于分税制的实施，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要用有限的税收承担过多的公共支出，早就债台高筑。尤其是县域改革后，实行省直管县，地市一级财政被空心化了，所以凡属地市一级的财政收入担保大多是空头担保，没有保障。 过去十余年来，土地出让金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今年随着房地产价格下滑，许多地方已出现土地“滞销”的情况。最近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土地价格在持续数年升温后出现回落的迹象。瑞士信贷最近公布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土地平均交易价格在4月份环比下降了32%，比年初下降了51%。中原地产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一线城市地价水平环比下跌18%。地价下滑过快，严重威胁到地方的财政能力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有制度基础。首先，地方人民银行、银监局、商业银行都是依靠地方资源生存的，和地方政府、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保GDP增长，政府采取了用新泡沫掩盖旧泡沫的政策，它成了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盛行的政策基础。 其次，银行之间的竞争方式及赢利模式导致各银行竞相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一个价格管制与数量管制十分严厉的行业。银行赢利主要来源是信贷规模无限扩张中的利差收益。信贷规模一放松，国内银行就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的信贷规模无限扩张。在银根松动期间，不是企业如何申请向银行借钱，而是银行如何找到对象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的贷款放出去，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成为商业银行放贷扩张的主要对象。这样的制度条件，无疑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扩张的基础。 北京着的哪门急？ 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风险，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现金流严重短缺、还款能力薄弱。各级政府直接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系当地的政府投资项目和经济，这种信贷模式其实是向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即地方政府花国有银行的钱，还不起帐时就赖给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焦虑的是，这种模式将导致整个银行系统出现巨额坏账，最后引发金融危机。 中国将如何应对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金融风险？根据新的资讯，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第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及利益集团试图游说中央，要求放松宏观调控、结束紧缩性经济政策，让房地产市场再度狂飚。一旦中央再度放松银根，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加剧，并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的社会后果。第二种可能是“漂白”和转嫁地方政府债务。日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及发改委拟于6月至9月期间处理2～3万亿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做法是将部分债务转入数间新设立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及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将债务转入新设立的公司，将银行的账面处理“干净”。这种做法属于债务“漂白”，并未解决任何问题。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则是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嫁给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的民众。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饥渴，很可能用高息利诱民众来购买，这只会造成银行存款搬家，导致银行的银根短缺，但并不能真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巨大金融风险。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1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debt-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高铁事故拷问中国模式
中国高铁是将中国送进“世界一流高铁大国”行列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几乎凝聚了“中国模式”的一切特点，涉及了今天中国在知识产权、政府投资及危机应对等方方面面的品质。 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撕去的不仅是中国高铁的堂皇包装，更是“中国模式”的华丽外衣。因此，有必要从各方面剖析中国高铁。 “拿来主义”（市场换技术）的陷阱 中国模式经济方面的最大特点被总结为“自力更生”与“自主创新”。被当作“自主创新产品”并向他国输出的中国高铁，从诞生之日开始，就被相关的知识产权争议如影随形般地缠绕着。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国际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再次指出中国的高铁技术是中方用从他国引进的技术拼装而成，将关注焦点放在日本厂商一直关注并提出抗议的安全问题上。如《日本经济新闻》7月26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高速铁路车辆是根据从日本、德国、加拿大引进的技术制造的。各种技术混杂，缺乏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先进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中国独自研发的技术，而这次事故看来也显示了这种系统在运行中令人不安。” 这里有必要剖析中国在技术引进上的“拿来主义”为何成为惯例且北京不以为意。 刘志军成为中国铁道部长之时，正逢中国地面长距离轨道交通亟需更新换代。当时高铁的国际市场饱和，世界高铁技术四大巨头都盯紧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这个市场有多大？据估算，到2020年国高速铁路总规模将达到1.8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一半以上，平均每公里投资额超过1亿元。在内心深处将知识产权看作“国际资本恶意垄断”的中方眼中，如此庞大的市场，换你们一点技术理所当然。于是中方利用德、日的竞争关系迫使他们为争夺市场竞相降低门槛，在一系列交涉中屡屡让步。最后中国用从各方“拿来”的技术，拼装出了“自主创新产品”中国高铁，并开始向世界输出中国高铁技术。 这种自以为得计的投机做法，决定了中国高铁必定存在安全隐患。正如一些行家指出的那样：高铁项目是大规模系统工程，高铁技术也绝不仅限于车辆、线路、信号等硬件设备，还包括安全控制系统等软件系统，以及如何进行日常维护、发生意外时如何应对、如何发现重大事的征兆故等常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这30多年来沾尽了便宜，以为高铁与其他技术一样，在行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问题上，也可以自己慢慢地“山寨”好了再上。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次事故其实是中国为这种奠基于剽窃基础上的“自主型技术创新”付费，让人痛心的是这次支付的费用不是国家信誉，而是国人的生命。 公共工程的腐败陷阱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市场化，公共权力堕落为官员谋私的工具。 中国只想要高铁巨头的硬件，却不想花费巨资去买行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的软件。难道是刘志军为首的铁路系统利益集团想为国分忧，节省公帑吗？当然不是，这个利益集团的腐败纪录表明：他们不愿意花钱买安全控制系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将这块蛋糕留下一大块供其私用。 这块蛋糕有多大？刘志军于2003年3月接任铁道部长，3年之后正好赶上“十一五”铁路大投资时期， 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共投放2.2万亿。刘志军亲自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他与丁书苗的关系是典型的权力市场化产物：刘手中有权，但权力变现则需要依靠中介，丁书苗的角色就是做帮助刘将权力变现为金钱的中介。 这块蛋糕实在太大了，所以参与分肥者的腐败数额动辄上亿。丁书苗拿到的中介费就高达8亿。刘志军本人受贿或涉数数10亿元，其属下张曙光据说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达28亿美元，妻子女儿早已移居海外。攀附在刘志军这条寻租链条上的人还有其弟刘志祥及数位铁路系统的官员。剖析铁路系统的腐败寻租链条，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中最不堪的特点：利益集团俘获国家。 公共工程既然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机器，其质量与安全性自然无法保证。这就是中国修桥桥断，筑路路毁，建楼楼塌的体制性原因。 漠视人权与生命的陷阱 中国模式还有一个特点，漠视人权，不尊重生命。这一点表现在引进高铁技术与高铁运行的过程当中，就是铁道管理部门从未将乘坐者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日本只向中国提供车辆，不负责信号等系统。2008年后中国大幅提速，超越了东日本铁道公司JR技术合作范围，JR和川崎重工向中国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去年JR东海董事长葛西敬之曾对“中国高铁轻视安全、速度临界，改良的技术也是盗用外国”提出批评。但中国从来就不以为意。 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是中共从成长期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互联网使世界透明度大大增加之时，中国政府仍然不改恶习。7·23甬温铁路事故发生后，中国在抢救死伤者的同时就开始掩埋车厢，销毁追查事故责任的必须物证。事故发生后的次日，中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与《解放军报》的头版头条均是中央军委举行授衔仪式。中宣部仍然严厉管制媒体对事故的报道。此次事故的真相，只能借助于南方媒体及互联网的微博及时传递消息。对这一现象我曾在微博发表评论：“一个无法形成制度性反馈的国家已进入制度僵死状态。如果将一国比做人体，政府、立法机构是大脑中枢，媒体则是神经系统，人民是全身的肌肉。肌肉存则人命存。 当今中国肌肉疼痛直至溃烂，网络媒体的揭露反应再多，大脑中枢唯一的反应是切断反馈系统。这就是近年中国灾难频发，却不能促成任何改良的根源。” 如此祸国殃民、只有利于权贵官僚集团的“中国模式”，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吗？ （原载BBC·点评中国， 2011年7月29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1/07/110729\cr\chinese\model\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23👍 0💬 0都是“税收增速回落”惹的祸
最近，沈阳商铺为避免工商部门以查假货为名重罚而集体歇业的消息席卷了中国网络，推根溯源，都是中国经济下行、各地“税收增速回落”、财政告急惹的祸。 话说这税收增速回落，并非税收总额下降，只是增长速度没达到政府要求的标准。用老百姓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今年政府预定要吃的蛋糕尺寸减少，部分预算中想用的钱没了着落。这事如果搁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头上，通行的办法大概就是节支，实在熬不过就裁员减薪，砸掉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任意加税，得通过议会讨论再三并批准方可。即使是富甲天下的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州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也得节支、裁员减薪，联邦政府甚至因财政问题面临险些被“关门”之灾。 但中国政府却不同，莫说要政府裁员减薪，就是减少“三公消费”这种政府自个多次承诺要削减的奢侈性消费，那也是困难重重。原因无他，因为不仅中央政府可以随意加税，地方政府乱收费更是花样翻新。采取“杀鸡取卵”办法以增加税收的不止沈阳一地。早在7月份，中国各地政府因财政告急，各出奇招突击增收。被媒体报道的就有如下数地政府： 6月6日至28日，甘肃省永登县地税局突击收税，20余天增加税收6448万元。该县上半年的各项税收收入20203万元，短短20天，征了上半年32%的税。永登县地税局因此“一举成名”。 有的地方税收不足，则以乱收费补。例如，云南省弥勒县公安局13个派出所今年成立了交警中队，对无牌无证和乱停乱放车辆加大处罚力度。一些市县面对“税收增速回落”，则开挖“天然蓄水池”——即企业往年的欠税和一些政府认为原本可收可不收的“弹性空间”都“开发”出来。比如重庆市大渡口区地税局就很善于清理欠税，据该局文件称，在欠税追缴工作中，通过欠税公告、约谈、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累计追缴以前年度欠税3744万元。 还有一种最具争议性的做法，就是“预缴”。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湖南某地就到企业查账，让企业把未来的所得税“预缴”上来，而实际上一些企业近几年都没有盈利，根据法律它们并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过，这种预征并非湖南首创。2011年1月6日《羊城晚报》曾报导过一条消息：山东德州市临邑县南鑫世纪城的业主们接到开发商的通知，称如果要领钥匙，需要一次性交齐30年的卫生费，每户每月5元，共计1800元。该县政府2009年6月11日下发的“红头文件”规定，预收30年的一次性终身城市垃圾处理费，即将卫生费收到2039年6月11日。政府每五年换届，临邑县本届政府等于替今后6届政府代劳征收并代用了此项卫生费。 一向被视为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那干瘪的钱包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盯上。安徽合肥市地税局规定，从10月1日开始，该市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及其他工程作业在内的建筑安装业的农民工也需要缴纳个税。 从以上措施来看，中国税务人员罗掘税收的智慧不拿个世界第一，还真是屈才了。经过今年这一轮努力，中国冲上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第一名应该大有希望，福布斯杂志曾推出《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那一年，排名第一的是法国，但说起来法国人不算冤，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法国虽然没实现空想共产主义法国始祖圣西门憧憬的“共产主义”，但人人得享高福利，高税收就算是为全民福利买单。但中国人呢，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除了党政事业机关与大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之外，人民基本无福利。没有福利还要缴纳如此高的税收，就实在有点冤枉。 但还是那句话，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中国政府在享受高税收支撑的“政府繁荣”之时，得考虑一下税负高低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财政税负的历史，不但使人们能够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还能洞察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 重税往往是乱世之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几乎都循着以下规律：立国之初，谨记前朝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民安居乐业，朝廷府库充盈，乃有盛世，如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盛世过后，统治者淡忘前朝覆亡教训，奢靡之风日盛，官府消耗猛增，加重税收，人民开始不堪重负，社会动乱日起。统治阶级穷奢极欲难扼，横征暴敛继续，民不聊生起而反抗，“维稳开支”日益庞大，最后税收枯竭，直至灭亡。至于预征税收，则是内乱蜂起、外敌入侵之时，比如明末崇祯年间为了筹军饷而明末加派除辽饷——辽东军事是对付关外崛起的满清，相当于今天中国政府的军费；剿饷、练饷——这两者是用于对付本国起义的农民军，相当于今天的“维稳费用”。人们总结明亡之教训，其税收过重导致压榨过度是主要原因。 可以说，税负之松紧，不但预示着王朝兴衰，还标识着人民的苦乐。今天中国财富分配本就严重失衡，高房价与医疗、教育费用过高，本就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压缩正常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如果再加重税负，只能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如此下去，前景不问可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8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tax-shenyang/）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视频∶曹长青∶习近平会不会把王岐山送进秦城监狱？
2017-10-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民工荒”与中国制造业的重新定位
最近几个月，中国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厂商接到了订单，但却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用与以往同等水平的工资却招不到人。人手短缺、工人跳槽频繁、工资越要越高，……中国廉价劳动力随处可觅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厂商所接订单的利润空间本来就相当窄小，加薪就意味着无利可图。在外部市场缩减和内部成本升高的双重挤压下，属于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厂商们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工厂内迁，农民工选择了就近就业 但实际上，缺工的背后，是招聘企业给出的相对较低的工资，一些招聘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向普通工人开出的工资少有超过每月1500元的。于是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要求更好的待遇与更高的工资。 但这并非沿海地区劳动力供求格局改变的真相。事实是，农民工选择到生活成本相对低的省份与地区打工。一个月不到1千多元的工资，在生活成本相对高的珠三角地区用于生活开支之后所余无几，但在内陆省份却还能有一些节余。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待遇提高，还不如说是珠三角地区的厂商面临内地厂商的竞争。早在2007年底，沿海地区的投资商因苦于土地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增加等成本上升压力，纷纷往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内陆省份迁移，寻找“成本洼地”。而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内陆省份欣喜地开门迎商，步当年广东珠三角的的后尘，走上“低成本”生产的老路。只是这“低成本”的构成，已经不是依靠降低劳动力价格（因为已经触到底线），而是税收优惠与自然环境的损耗。 既然沿海地区的工资优势已不明显，农民工就会选择就近择业。据报道，浙江淳安县是农民工输出大县，每年有约10万人在外打工。但今年该县采取种种措施将工人留在家门口。县里劳动部门特地在春节期间，趁着许多农民工还 没出门，召开了一场劳务供需洽谈会，当地企业在这场洽谈会上就提供了 2.5万个就业岗位。 二、“民工荒”能够倒逼出产业升级？ 以东莞为例，大量招收普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鞋类、手袋皮具业、家具林业类、纺织制衣类、纸品印刷类和电子电器类。这些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人将“民工荒”称之为“落后产能即将退出广东的集体呻吟”，并作出预测：当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依靠低廉的用工成本来维持时，广东可以利用危机把用工多、科技含量低、传统型的落后产业、企业或 提升或调整转移出去，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以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 但这样的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 深圳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构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到90年代中期付诸实施，用“暂住证”高收费等方式增加企业成本，希望将低技术产业“逼”出去。结果促成了邻近的东莞、番禺等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但本地的高科技产业从未形成气候。广东省有“腾笼换鸟”的想法非止一日，但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基层当政者很清楚：“笼子”即使腾空，新的鸟未必能够进来。 中国方面可能得重新思考如何为“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重新定位。这是新的国际分工演进过程所决定的。 三、中国得重新找寻吸引外资的优势 30年前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主要是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当时，中国取法于“东亚四小龙”经验，按照“比较成本”学说，发挥本国土地成本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将香港、台湾等地一些产业吸引进来。但大约从十五、六年前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扩张，新的国际分工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原有国际分工 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分工的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 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 这种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新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掌握着高技术生产并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外围国家或后发展国家集聚于低技术生产，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并无技术优势，因此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承接了全球价值链转移当中的生产制造或者干脆就是组装环节，成为“世界工 厂”，只是这“世界工厂”的地位无法与当年大英帝国那个“世界工厂”相比。 现在，随着企业成本升高，制造企业将转移至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陆地区。但产业升级需要依靠外资的技术，而外资对中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肆意侵犯知识产权颇有怨言。美国《时代周刊》（1月24日）发表一篇文章“The China Fix”，作者James McGregor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文中谈到北京外商圈最近多有抱怨，对公司在中国的前景感到迷茫与困惑。抱怨的内容包括中国执行规定不透明，肆无忌惮的偷窃知识产权，政府通过工会和中共基层组织渗透西方大公司，利用暗算的产品标准和检测公然阻止产品进入 市场，选择性的实施世贸组织的规定，以及法院对本国企业的偏袒等各种行为。 “民工荒”表明利用低工资维持低成本的“中国制造”难以为继，由于制度环境的缺陷，其结果可能是沿海地区的“笼子”腾出来了，却没有新的“鸟”愿意飞进去。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58期，2010年3月18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亲北京学者预言中共崩溃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刊出专稿∶中共即将崩溃的五大理由。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教授。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沈大伟”的美国学者，是当今美国非常知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专家预言中共将垮台，并不罕见，像章家敦（Gordon Chang）多年前就曾著书《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共专制朝不保夕。但章是知名的保守派，常在美国电视上评论（批评）中共政权。 沈大伟就不同了，他跟章不同阵营，被视为亲北京派，在美国被叫做“红军” （Red Team，像傅利民、奥克森伯格、包道格、蓝普敦、史文、麦利凯等都属于此阵营）；而像章家敦那样强调中共崛起威胁世界、力挺台湾的学者，被称为“蓝军”（Blue Team），包括保守派智库的学者，《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还有反共议员等（美国国务院很少蓝军）。 现在，由亲北京的“红军”成员出面撰文斩钉截铁地说，中共政权将崩溃，还详述五条理由（根据），并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尔街日报》刊出，随后很多媒体转载报导，就比较罕见了。 美国的亲北京学者不仅多，且很有势力，相当影响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早在四十年代，在国共两党内战之际，就有美国国务院官员（作为美军观察员被派驻延安）谢伟思（John Service），亲共到几乎成为毛泽东的传声筒。他在延安时跟毛泽东谈话50多次，完全被毛洗脑。他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几乎都是替毛讲话，贬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领袖蒋介石。 谢伟思等左派外交官、写了歌颂红军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等左倾记者，再加上认为共产党代表新的进步文化、后来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权威鼻祖的费正清等学者，就形成了美国很强大的亲北京（红色政权）的声音。 后来的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多都是费正清的弟子。沈大伟也属这个派别。而且他的学术“出身”更左，他是美国著名的亲北京学者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弟子。 卡特总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愚蠢、无能的总统，不仅他的大政府高税收的国内政策造成美国经济困境，更因为他的对外绥靖政策完全失败。这里既有卡特本人对共产邪恶等无知，还跟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左倾有关。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布热津斯基（主要负责对苏联政策），中国事务助理就是奥克森伯格（他跟布热津斯基联手负责跟毛的中国建交，抛弃中华民国）。 奥克森伯格左到这种程度，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美国应学习中共监狱改造罪犯的经验样板。中国发生六四屠杀，全球一片制裁声，奥克森伯格却独排众议呼吁“不要孤立中国”（实质是不要孤立中共屠夫）。1997年他还促成卡特前总统到北京访问（让他看到所谓的中国进步），结果卡特回来后就在《纽约日报》发表“将中国魔鬼化是错误的”一文。 1992年我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做访问研究时，正好是奥克森伯格从卡特政府卸任后在那里当总裁，更近距离知道不少他的左倾故事。当年《纽约时报》唯一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森绍（A.M. Rosenthal）曾相当抨击奥克森伯格对北京的绥靖和浆糊头脑。 据统计，奥克森伯格作为导师总共指导了中国研究领域内的70多位博士生和150多位硕士生。他的左倾，可能濡染了很多学生，沈大伟就是其中之一。奥克森伯格到卡特政府做幕僚时，也把得意门生沈大伟带到了国务院，后又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见师徒两人关系之密切，观点之一致。 费正清、奥克森伯格等那一代所谓“中国通”（其实是“中国不通”）之后，基本就是沈大伟这一代的天下。沈大伟又很勤奋，至今已发表了研究中国问题的19本专著。绝大多数作品，对中国正面评价居多；尤其早期写的两本中共领袖的传记性作品，更是明显赞颂，一本是写赵紫阳（当然是赵当总理得势时）。一本是关于邓小平。 但在近年，这位被誉为“中国研究权威”的沈大伟对中国的看法却随著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或者说是“成熟”了，能透过中共宣传的表面而看到红色长城的内在真实。 沈大伟的这个变化可从其撰述看出，尤其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更加明显。2012年初，在习被确定为胡锦涛接班人、来美国访问前夕，沈大伟就撰文“十问中国的预备领导人”，掌权后会不会走向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对新闻松绑、对西藏新疆实行人性化政策，不再煽动民族主义、反美等。 可能正因为沈大伟对中国新领导人有相当期待，所以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刺激他更看清中国（与习近平）。 在2013年，沈大伟连续发表文章，对北京政府相当批评。该年三月，他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国名声在全球范围内恶化”，引据皮尤研究中心及BBC的民意调查，指出过去欧洲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是全球最负面的，但如今美国和亚洲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赶上了欧洲。甚至在中东和非洲，中国的声望也出现恶化。 该年8月，在北京官方媒体热衷鼓吹什麽“中国模式”走向世界时，沈大伟却发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指出在政治上，“中国的制度是不可对外移植的，因为它是苏维埃式体制的混合体”；在经济方面，中国的体制也是个混合体，虽然私营经济比重升至40%左右，但国家仍主导著经济生活。 该年他出版了新书《中国走向世界∶部分影响力》（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指出北京砸巨款做国际宣传，但没获什麽所谓“软实力”效果。外部看到的中国，仍是官员腐败权斗，社会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严重，富人纷纷转款移民。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表现，检视起来其实也很差劲”。沈大伟的这本专著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著作”之一。 2014年，沈大伟的文章更多对习近平中国的批评∶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沈大伟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了“中国是纸老虎还是狮子王”的文章，从外交、军事、文化、经济、国内因素等五个方面剖析中国，指出所谓中国将主宰21世纪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虽然“很多指标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 沈大伟的上述结论很像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说法∶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无法出口电视节目。因为专制中国没有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想，怎麽可能主宰世界？他的结论是∶“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中国不是狮子王，而可能只是纸老虎。” 今年2月底，沈大伟在美国民间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中国存在国际定位危机”。指出中国目前对“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麽”并不明确，存在相当程度的身份定位危机。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 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等，一步步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敷衍’或‘冻结’美国”。 今年3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这篇被很多媒体转载的“中国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专文。不少媒体根据内容把它意译为∶“共产党即将分崩离析的五大理由”。沈大伟分析说，习近平极力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执意集大权于一身，结果反而让共产党一步步迈向分崩离析。 沈大伟承认，过去有些“中国通”预言中共将垮台，结果落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声誉。但这次，他却确信（预言）中国共产党的“终局”（endgame）已经开始。他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但有可能相当混乱与暴力，亦不排除习近平会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政变中下台。这些都是中共“这个外强中干的政党所不能承受的”。 当亲北京的“红军”学者，师从奥克森伯格那样左倾（甚至亲共）的，现都反戈一击，直言批评北京，甚至大胆预言中共将崩溃，看来共产党的气数真的快到了。 2015年3月12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3-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星期专论」:台湾到底属於谁？
马英九的统独论，再次引起关於台湾前途的辩论。其实谈到台湾前途，最前提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是必须回答，到底台湾属於谁？ 目前有三种力量声称拥有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台湾人民。哪种力量才应该真正拥有台湾？那麽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法理上、历史上和现代民主理念上，来判断一下台湾究竟属於谁。 首先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上述三个角度上，北京的宣称都是最没根据，最没资格的。北京强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但这些文件出现时，二战还没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宣言公告说」根本说不通。而且这些宣言公告都不是国际条约，只是大国领袖间对未来局势的一个看法而已，连参与者都没签名，可见它的非条约和非正式性。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後，四十八国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也只是说日本放弃台湾，却没说台湾应归谁。《旧金山和约》生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两年半，有三十个月历史，而且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旧金山和约》都没说把台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显是一个刻意的举动，表示台湾不属於共产中国。 更让北京理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跟上述宣言公告毫无关系，而且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未统辖、管理过台湾一天。因此连北京都心虚到不敢公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台湾，只是笼统地说，台湾属於中国。 如果北京的声称没有法理根据，那麽中华民国是不是就拥有台湾？从现实看，中华民国统辖台湾，好像有一定的法理理由；但其实这个宣称也是有问题的。且不说中华民国成立时下辖三十五省，并不包括当时被清朝割让，属日本领土的台湾；而且，《旧金山和约》也没说把台湾给中华民国。按理说，蒋介石政府是二战中代表中国的战胜国盟友，而且在旧金山和约签署时，蒋的军队已占领台湾六年。既然已是「既成事实」，为什麽《旧金山和约》就不干脆说台湾归属中华民国呢？这个四十八国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没有说台湾应属於哪个中国，不可能是草率，更不会是疏忽，而可能是有意、刻意，要把台湾留给台湾人民。 除《旧金山和约》的法理依据外，从历史角度，台湾在近四百年中先後被荷兰、郑成功家族、满清、日本、蒋家父子统治。前後五种外来政权，虽时代不同，但都是用武力征服，强加给台湾人民。不仅日军当年进入台湾时遭到当地人的英勇抵抗，连蒋介石政权，也是通过二二八的血腥屠杀来维持暴力统治。後天，是二二八事件纪念日，而明年则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这个事件，是台湾被蒋家父子强权统治的血泪标志和象徵。而这种强权、独裁的统治，也更抵销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政府拥有台湾的法理性。 最後，从现代民主理念来看，自联合国成立，就强调人民自决权。它是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等现代人类文明的体现。所以，在二战结束後的这五十多年来，非殖民化已成为当代民主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当今全球二百个国家中，如按人口，台湾排第四十七位。全球少於台湾人口的国家，有一百五十多个。这麽大的群体，尤其是台湾已成为民主国家，当然更应该拥有民族自决的资格和权利。 今天，绿营的民进党和台联主张，台湾的前途应由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决定；蓝营的国亲两党，对这个问题则一向支支吾吾。最近国民党才宣称，台湾的未来无论独立、统一或维持现状，都必须由人民决定。当然这个宣称暗藏玄机，因这里的「人民」没有明确是「台湾人民」，似乎为其以後再换成「两岸人民」留有余地。後来国民党更退一步表示，台独是台湾人民的选项，不是国民党的选项。国民党当然可以坚持他们政党的选项，可以逆民意而行，但只要有选举，逆民心者，就只有被淘汰。 《自由时报》最近的民调，再次显示了台湾民意的现状和前景。据该民调，在台湾，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已升至五成八，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降至不到一成。而在未来独立和统一的两种选项中，赞成独立的达四成九，而主张统一的，只有二成六。也就是说，主张独立的，是主张统一的近两倍；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是认为自己为中国人的七倍以上。这个数据预示著，不管今天台湾还有多少内外障碍和艰难，但总的趋势是，台湾的未来，只有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这一个选项。这是一个任何「现状」和「势力」都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2月26日「星期专论」） 2006-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李光耀的光亮与阴影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91岁高龄去世。这个争议性人物在1965年领导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被视为“建国之父”，并在随后的50年把新加坡建成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李光耀被视为“亲西方”但却坚持民族主义，后期还亲北京独裁者；他以威权统治为核心的所谓“新加坡模式”和“亚洲价值”被中国权力者推崇，却遭世界很多民主国家的人痛斥。 怎样给李光耀盖棺论定？或者说怎样看待李光耀的自相矛盾∶亲西方怎麽能又同时亲北京（独裁者），他的民族主义是怎麽跟西方文明“统一”的？ 从近代历史来看，一般民族主义分子，都是疏远甚至反西方的。以中国为例，无论是共产党的毛泽东，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他们意识形态不同，但都是民族主义分子，骨子里都是对抗西方（价值和文明）的。但李光耀这个民族主义者被认为是“亲美”的，事实上他领导的新加坡也真是跟美国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尤其在军事及经济合作上。 李光耀的这个“矛盾”，实际上有其内在逻辑性。他的“亲西方”，主要是出于现实考量，或者说是利益需要，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所致，而不是真的欣赏、推崇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选择主要跟新加坡的独特历史有关∶新加坡独立后第二年（1966），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的毛泽东周恩来们，想把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变成东南亚的古巴，成为红色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共支持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渗透新加坡，进行革命煽动，导致刚刚独立的新加坡面临危机。 在这种局面下，李光耀采取了三大措施，来抵抗中国的统战和革命渗透∶ 一是加入英联邦，后来全面跟美国结盟，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新加坡政府过去五十年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从来没有反美。 二是实行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结果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有了经济发展，就有了社会稳定。 三是把英文定为“第一语言”，新加坡宪法和法律文件以英文书写。包括学校教育主要也是英文，这样就从语言上切断了跟中国的内在连结。现在新加坡的550万人口，80%以上说英文。 李光耀当时甚至声称∶“我不是中国人，就如肯尼迪总统不是个爱尔兰人。慢慢的，世人会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杨、林的人们，外表上是中国人，说著华文，然而却与中国人不同。我们有中国人的血统，我们不否认这点；但重要的是，我们以新加坡的立场思考，关心新加坡的权益，而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人的权益著想。” 所以李光耀的“亲西方”首先是权宜考量，是为自身利益的选择。另一个原因是李光耀不喜欢共产主义，当初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很快跟内部的共产党势力分裂。在这个方面，李光耀很像蒋介石，或菲律宾的马科斯，他们都是反共的，亲美国的，但又都是民族主义者，都不认同（更别说实行）美式民主。所以有分析家曾把亚洲的李承晚、朴正熙、蒋介石、马科斯等称为“小邪恶”，认为美国为了遏阻共产势力这个“大邪恶”在亚洲的蔓延，而从战略上联合他们。而他们也要靠美国的支持来幸存，保住自己政权不被红色浪潮吞掉。 深入了解李光耀的这个背景，就能够明白，到了后期，中国的威胁消失了——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对李光耀承诺，中国不再输出革命，就是不再实行敌视新加坡“李氏政府”的政策。这之后，李光耀就不断歌颂邓小平。中共六四屠杀遭举世谴责，邓小平接见李光耀时说“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李后来引述，甚至推崇邓小平是“人中之杰”，更不要说后来对江泽民、胡锦涛的夸奖。 对李光耀来说，他的最大利益、最大考量是两点∶一是保住新加坡的独立；二是保住他（及家族）的政治权力。所以他要通过跟英美联盟的“亲西方”政策，早期对抗了中共和马共的颠覆压力，后期（在中国威胁消失后）又跟北京建立密切关系，为红色中国如何对付美国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又为美国的基辛格们出招对付中国。等于在中美鹬蚌相争中，获“李翁之利”。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曾把知识人分为两类∶狐狸和刺猬。刺猬型是死守原则理念、始终如一；而狐狸则随机应变，实用+机会主义。李光耀就是这种“老狐狸”，而且又高寿，至死都实质掌权。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保住新加坡的独立主权和他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所谓“新加坡模式”和“亚洲价值”，实质是保住李光耀主义（保新加坡独立主权，保李光耀想法的推行）∶经济发展，政治垄断。至死都掌实权的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的“大家长”。有人说新加坡不是国家，而是个家族公司，李光耀是“终身董事长”，儿子是总裁，儿孙媳妇和嫡系们，掌控各部门，把新加坡变成了“李家坡”。 但对李光耀去世，西方媒体是毁誉参半。为什麽还有“誉”？不仅因为新加坡成为全球经济富裕国家，还因为在政治上毕竟还是实行了多党选举，并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 李光耀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统治，即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比如淡马锡控股公司虽说是国家拥有（财政部拥有100%股份），但实质上李氏家族有相当地控制权（李光耀儿媳何晶曾是执行董事CEO），有报道说这个公司庞大到占整个新加坡47%的股票。新加坡的重要公司，包括两家主要媒体（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淡马锡公司都有股份，等于间接影响甚至左右舆论。不过由于淡马锡公司是私人企业模式，按市场经济运作，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 新加坡的经济，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F）每年评比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3年是全球第二名。而第一名多年来都是香港，即使香港回归中国，政治已基本被北京控制，但其经济自由度，目前仍是全球领先。 所以对李光耀盖棺论定的话，他的最大亮点，就是没走共产主义道路，而是经济上走了比很多西方国家更进一步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促使了新加坡的繁荣和富有。2013年新加坡人均收入6万多美元，超过了美国和瑞士，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的最大阴影，就是没有走美式真正民主选举和完全新闻自由之路，至死都信奉“大家长”式的家族统治。他的盲点是（或许他至死都没明白），即使不从民主理念出发，仅仅从政治操作上，如果他在新加坡完全实行民主和新闻自由，保障个体权利，他的人民行动党也会像现在这样一直执政（每次选举都击败反对党）。类似日本，自二战后有选举以来，在过去这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实行了真正的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并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但除短暂的几年外，几乎全部都是右翼的自民党执政。所以有人调侃说，日本是一党独大。但日本当然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其选举也是真实和公平的。 那为什麽日本的自民党能做到几乎一直胜选？我曾在“日本的第三次重大变革”一文中简单论述过，这主要跟东方人的文化心理有关。在美国和欧洲等，左派势力都很大，在美国甚至多数时间是左派执政（左翼民主党当选并拥有国会多数席位）。而在日本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景观，那就是∶西方左派的均贫富、高福利养懒汉、政治正确等，在日本难有市场。虽然日本也有左派（甚至共产党），但他们就是很难拿到多数选票。为什麽？就是因为日本人，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加务实，秉承勤劳致富的最基本的生活原则（而不是左派的乌托邦平等幻想），更推崇常识和常理（而不是左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而且，由于日本没有被其它国家侵略和殖民的历史，虽然战败，但日本人没有受害者心态，反而产生一种∶我们错了，所以失败了，必须重新正确地再站起来的健康心态，所以日本国民的整体倾向是推崇常识的右翼保守派，而不是被压迫者容易倾向的左翼甚至共产党。 即使曾被日本殖民、左倾势力远大过日本的南韩，虽然在结束威权时代之后，有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三届左翼政府执政（很可能是对威权时代的反弹所致），后来就一直是保守派执政，李明博执政五年，现在是朴槿惠。南韩还有个“南北韩统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左右派的正常竞争。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左派的力量更难成大气候。 新加坡的情况尤其突出，那就是反对党非常左倾，他们的政策理念根本无法得到选民的认同。如果李光耀们完全放开新闻自由和正常选举，反对党也会一败涂地。因为新加坡的反对党比日本、南韩的左翼更左，更难赢得人心。 这就是为什麽新加坡独立后这半个世纪中，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每次国会大选中都获得压倒性胜利，几乎囊括所有席位。虽然李光耀们被批评通过划分选区，政策支票，甚至用诽谤官司等打压竞选对手（这都是事实），但最根本的，我认为是新加坡的反对党过于左倾、不得人心的问题；他们的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亲中国，强调母语中文，甚至反美情绪等，这些在新加坡都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没有农村、农民，也很少真正的穷人。所以反对党使用发动穷人那种思路的社会主义路线难有市场。上次（2011）新加坡大选，徐顺全领导的反对党（民主党）只拿到4.83%的选票，连半成都不到。现在新加坡最大反对党是工人党，更加左倾。于是新加坡政治出现这样的奇观∶反对党选不上国会议员。最后李光耀们觉得这样不好看，硬是通过法律，决定给反对党保障名额。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种政治安排。 随著李光耀的去世，可以对“新加坡模式”重新讨论，因为明显的事实是，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照样可以达到新加坡那种富有，而且有新闻自由的保障，政治会更稳定清廉。日本就是如此（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全球七大工业国家也都如此。所以“新加坡模式”无法出口，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农民），它只能在“新加坡”。 虽然李光耀走了，但如果新加坡的反对党继续他们的极左路线，那他们当选执政的希望仍非常渺茫。新加坡政治变化的唯一可能，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内部裂变，像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那样，从内部分出一个新的政党。 庞大政治家族的“老爷子”走了，下面的儿孙媳妇和嫡系们，就可能因利益分配，权力争夺，或理念分歧等，而发生分裂。前一段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卫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结局”（endgame）已开始。其实这个预言也可借用到新加坡。李光耀的去世，是不是预示著“李氏家族”统治的结束，新加坡开始走向日本模式？ 2015年3月25日于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后来有编辑、修改 2015-03-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唐骏和吴征杨澜一样无耻
“中国什麽都假，只有骗子是真的。”话虽说得比较绝，但却传神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现实。在政治专制、经济开放的双轨制度下，中国人的造假和道德沦丧，简直是拾级而上，要登峰造极。其中学历造假，已是普遍现象，很多名流和政府官员也敢造假。 最近在中国博客上成为焦点的唐骏造假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唐骏在中国是相当的名人，曾是美国微软公司中国区的总裁，被称为是给美国公司打工的最高管理者，是“打工皇帝”。他的自传，书名就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口气，简直他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但最近被多年打假、揭露过多起造假事件的方舟子查出，他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电脑博士学位是假的，该学院根本没有过这麽个唐骏博士。他也没有做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後。在媒体追问下，唐骏否认他说过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但他的自传电子版和各大网站上那些关於唐骏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的消息来自哪里呢？除了他本人，谁敢，谁有必要给这个微软中国的前总裁编历史？在中央电视台记者明确指出（并在电视萤幕上展示）他的自传里有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後研究的文字後，他仍当著所有电视观众否认。实令人感叹∶真得拿这种人当外星人一样刮目相看。 连Pacific都不会发音的博士 唐骏不仅没有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甚至被人查出，他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也不是那麽回事。那是美国一所野鸡大学，靠所谓网路远端教学卖学位。唐骏连“太平洋”Pacific这个词都不会发音，发成“派克”，不信请在这里听∶http://video.sina.com.cn/p/finance/20100707/094261057303.html。一个英语再不好的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怎麽也会把自己学校的名字发出来吧。 面对这样明显的弄虚作假，唐骏不仅不认错、不道歉，反而理直气壮地对媒体回应说，“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天哪，这不仅是赤裸的流氓逻辑，他甚至敢公开宣扬这种流氓逻辑。这真是“没治了”。这等於说，即使我是强盗，抢了银行，即使我是海盗，劫持了商船，但我由此成了百万富翁，“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真是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境地。有评论指出，唐骏已成了当今中国的“厚黑学大师”，“可以化虚伪为真诚，化谎言为成功学”，真诚地宣讲“不管黑谎、白谎，只要骗成就是好谎”的逻辑。 唐骏这种“真诚地撒谎”，由来已久。看过唐骏演讲的人在网上描述说，“当你看到唐骏演讲，你会由衷地被他的真诚感染，简直太他妈真诚了。你会发现他演讲时候青筋暴露，声嘶力竭，时而故作痛苦状，时而浑身颤抖，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以至於我看了之後差点呕吐。”“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把虚伪演绎的无比真诚，那麽这个人必是唐骏。”“他敢於说自己年薪十亿，脸不红心不跳。他敢於说自己八岁就为将来的媳妇造了一座房子，洋洋自得。他敢於说是他拯救了微软，盖茨经常求他，镇定自若。他敢於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敢於把他的谎言发扬光大，而且振振有词，气壮山河。这样的牛逼不再是牛逼，而是一种高深的境界，很难有人可以超越。” 唐骏在学历（还有专利、成立公司）上敢极为嚣张地造假，无法不令人质疑，他进入微软和升迁，是不是也同样靠造假唬住了美国人？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对造假、欺骗之类毫无防范之心，是最好骗的，而被共产文化毒化过的人，是最会造假骗人的。这一对配起来，美国人根本不是对手。 吴征连“野大”博士都没有 中国的名流学历造假，被揭出之後，不认错、不道歉，还理直气壮，唐骏并不是第一个。早在九年前，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的共同主席吴征，就被查出是从美国巴灵顿这所野鸡大学拿的博士。巴灵顿是美国一个19岁青年开办的，通过所谓网路远端教育，卖学位（後因不法经营被政府取缔）。吴征当年被揭出来是“野大”博士，也是坚决不认错、不道歉。事实上，吴征连巴灵顿大学的博士都没有，因为那个野鸡大学，根本就没设过博士学位，所以吴征始终都拿不出巴灵顿的博士证书。连那个野鸡大学的假博士都没有，你说荒唐到什麽地步！ 当年也是方舟子最早在网上指出吴征的假博士，我随後写了几十篇调查性报导和评论等，但吴征杨澜夫妇不仅没认错，没道歉，反而找纽约曼哈顿的美国著名的大律师事务所给我和发表调查报告的媒体发律师信警告。那个律师事务所，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苏哈托索赔270亿美元）。可想而知，吴征杨澜找这样的大律师事务所，也没少花钱。当时律师信是用专人直接送到我家里，主要是想吓住我，不让我再继续调查和批评。但面对欺骗事实，他们根本不敢真打诽谤官司。但从这个手段可以看出吴征杨澜的卑劣，他们不敢面对事实，更不认错道歉，反而是利用他们的假学历、伪经历骗来的金钱，雇用大律师所，进行威胁恐吓，想封住别人的口。他们甚至声称要设立“员警网站”全球缉拿揭发和批评者，那种气势，比今天的唐骏更嚣张。而且吴征的妻子杨澜也造假，夫唱妇随，是一对“绝配”。 中国为什麽盛产“唐骏” 曾任香港阳光卫视总裁的杨澜，夸大她在美国的经历，编造出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都请她做主持人等谎言。说她拒绝了在美国三大台做主持人的机会，要回去报效祖国。而任何对美国情况有所了解，或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像杨澜那种二十多岁才到美国留学的人，只学了两三年，她的英文程度和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根本毫无可能当上美国大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澜的英文能力，念读稿机都不流畅呢，说美国三大台都要她当主持人，只能唬唬那些没到过美国，对西方情况根本不了解的中国人。 吴征杨澜夫妇靠这种学历经历造假，办公司，又通过媒体宣传上市，不仅发了横财，杨澜甚至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成为政府的红人。虽然吴征杨澜的造假事件，在网路上闹得沸沸扬扬，线民们几乎异口同声，批评他们夫妇弄虚作假，但杨澜有来自官方的袒护，禁止媒体讨论和追踪报导，所以对他们夫妇造假的事情，在中国国内，远没有像今天对唐骏假博士事件这样广泛的报导和批评。 中国人的撒谎欺骗，这些年之所以能越演越烈，是因为像吴征杨澜那麽严重造假的人，在被揭发後，在根本没有向大众做任何道歉的情况下，不仅继续红火，还可以高升到政协委员的位置。那是一个只要有官方保护，就什麽是非都没有的地方。所以才会继续不断出现大小唐骏。 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 除了在中国国内，他们在海外也骗。比吴征杨澜更早些的时候，一个叫艾蓓的中国女人，写了一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题目是《叫父亲太沉重》，冒充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也是名噪一时，成为热门新闻。那本书因为有损周恩来的所谓光辉形象，在中国不能出，所以台湾成了该书的最大市场，曾在台湾喧嚣一时。台湾女作家曹又方帮助出了这本书，另一位女作家陈若曦则卖力推销，《传记文学》的老板刘绍唐还开记者会推荐。後来艾蓓嫁给了从台湾来美国的哈佛教授杜维明，不知她怎样把那个儒学大师给唬住了。 面对唐骏的假学历被揭出和遭广泛批评，有人分析，唐骏到底得罪了谁，才会有如此结局？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给出了答案∶“唐骏从媒体宠儿成为一个灾难，但这与媒体多变的特性并无太大关系，而是有著更深层次的原因——人们对中国内地整个社会猖獗的学术欺诈和诚信缺失，以及（政府）对该问题处理不力的愤怒。事实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有关学术造假的报导，包括剽窃、考试作弊以及伪造证书。许多人都将这视为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道德遭受破坏的标志，是继金钱和虚荣之後贪求的另一种东西。” 年轻人有时为虚荣或谋职，吹点牛，撒点小慌，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谎言一旦被指出（甚至没被发现时），一般人都会有羞愧之心。但唐骏和吴征杨澜等人，靠撒弥天大谎，赢得了大众的信任、崇拜，这些东西随後成为骗子们手里的股票价值。他们完全等於从（他们参与的上市公司）股民、（书的）读者、（电视节目的）观众手里偷钱、骗荣誉。 唐骏得罪了所有人 更严重的是，吴征杨澜和唐骏等人，在被揭露造假之後，不是马上出来认错、道歉，而是面对事实百般抵赖，并指控揭发者的目的，甚至威胁揭发者。也有糊涂的线民们猜测，他（们）到底怎麽得罪了打假的人。难道只有个人恩怨，才容忍不了撒谎，才出来揭露吗？这是多荒唐、多可怕的逻辑。 事实上，唐骏不是得罪了哪个人，他是得罪了所有人。他践踏了人类从小到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而且践踏得理直气壮∶“如果谎言可以欺骗全天下人，那麽就不是谎言，就是成功的标志”。唐骏实在不是一般的诚信、虚荣问题，而是被流氓哲学浸透的恶棍。如果这种恶棍逻辑不受到严重惩罚，如果吴征杨澜唐骏之类可以绝不道歉地继续在中国得意下去，那就不再是骗子们的问题，而是一个让骗子得意、得志的价值颠倒的社会问题。 2010年7月18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0-07-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分析
由于中国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高居70％，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即决定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重新组织人地关系。政治革命以改朝换代为标志，以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成功标志，但社会革命却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失败而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迄今还未完成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再组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重构。但核心还是围绕着人与资源的占有关系进行。从当时短期来看，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此后就是暴露问题与讨论如何解决的漫长过程。 一、改革之初埋下的失败因素:只有使用权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土地制度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亩），农地经营趋于分散化与小型化，难以产生规模效益。这一过程正好与世界各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反。世界经验是：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农业人口减少的同时是农户家庭占有土地面积的扩大，经过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后，最后是小农阶级消失，农业人口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但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前提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而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再加上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背景因素，中国是农户农民总数在增加，而人均户均占有土地面积均在缩小。 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响深远的后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现在正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成为无地者；其二是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并未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农民无法围绕土地之外的资源重新组织农村社会。浙江温州鹿城区11个村的农民，其实大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有的还到国外定居，但因为未割断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年以来的分钱中又还要以农村居民的身份回来分钱。 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化”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一种趋势。例如，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为598.28元，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为395.21元，来自非生产性纯收入为123.84元。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 （一）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中国城市无法为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二）农村劳动力的低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点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得中国这一号称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大打折扣，据两年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83%的消费额产生在城市。这意味着：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可供他们花销的钱不到总量的20%！这即意味着，中国具有购买力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30％。 二、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政治制度 政府用乡村两级组织取代了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后，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一直采取将政府的神经末梢延伸到中国乡村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建制本来是到乡一级（限额），但事实上乡一级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乡干部都成了吃财政饭的官。而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全国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县乡部门达70万个，吃财政饭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这么多人全靠9亿农民供养。 依此计算，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要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导致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试验的乡村选举困难重重。几个模式：一是政府操纵，二是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操纵，在这两大势力操纵下，民选的村官要不就是无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步云模式。少数地方则是宗族势力操纵。 目前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势力操纵，使中国的农村政治不是离民主化近了，而是与民主化目标日行日远。 三、正在走向堕落的农村文化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3：7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过来，成为8：2，30％的城市人口占有80％的教育资源。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一情况在后来几年中并未好转，《中国财经报》今年4月26日对10,000学生调查，得出的这个值是1/13。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响到农村文化。在这里简单了解一些标识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在这种低水准人构成的农村社会中，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赌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农村女孩投身于性产业更是成为家庭谋求生活出路的依赖工具。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3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后，中国农民的孩子因无法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而被拒之于门外，少数倾全家之力上了学的农村青年也并非从此能够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199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学毕业分配难的“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以后，农家子弟在社会中的向上升迁通道更是被阻绝。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户口（因为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已经不复存在），更主要受阻于自身的素质。而这自身的素质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问题，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讨、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在福建等地还有一条偷渡之路…… 中国农村实际已经成为中国这列现代化快车甩掉的破旧车厢，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已经失去了未来。 问题：离开土地，农民将如何重组农村社会 这个问题说得简化一些，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向何处去？ 每个国家迈向现代化都必然要经历农村城市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但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受的煎熬毫无疑问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也更漫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煎熬并不会随着这一代农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为命运的符咒传递给人数成倍增长的下一代。 这种煎熬来自于多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无法容纳如同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过剩农业劳动力；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维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无法在城市里扎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们无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乡下那少得可怜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线指望。 但是中国20世纪后十年开始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们这点可怜的希望击得粉碎。因为这次“新圈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标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旧城”，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一些事例足以说明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的命运： 四川省自贡市郊红旗乡、凤凰乡农民种粮食蔬菜加上副业收入，人均收入曾高达2,000元，较为富裕。但1993年厄运降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廉价征用该乡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许多农民的安置费早已用完，3万多农民的生存成了问题。这些失地、失房、失业，苦不堪言的农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农民们不得不要求政府解决问题。然而政府给予他们的回答竟是出动警察，抓捕了不少农民。 类似的事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曾被媒体报道过的就有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新桥村，云南省昆明市白德邑村。而且每一事件背后都有当地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暴露无遗。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现代“娜拉“――中国农民终于可以“出走”了，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生存状态，实在无法让人不感到悲伤：新华社记者曾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跟踪采访115天，发现在这段日子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3个月内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而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几年前，对重庆的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进行的赔偿中，公然实施了一种羞辱农民的赔偿办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 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与90年代不同，农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大得多，他们的维权行动付诸实施后，各地流血冲突不断。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最突出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为此，农业部于今年8月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黑龙江、浙江、河北等12个省份，重点检查12类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但是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一般都流于形式。只要中国当局维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败，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农民面临他们的前辈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1949年以前，农民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他们被“解放”后的50多年后，他们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贫民窟化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状态。 几亿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的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 （写于2003年12月10日，为21世纪基金会在纽约城市大学斯塔腾学院会议而写）
何清涟2025-11-09 01:14👍 0💬 0Durite∶再读远志明致教会弟兄姐妹的信
自从柴玲致教会的第一封公开信发表之后，大家都很好奇远志明对这些严重的指控究竟是什麽态度——是承认还是否认。 当事情看上去似乎正如刘彤牧师所期待的，成为 “he says vs. she says” 时，柴玲公开表明自己已由一独立机构作过测谎检查而且还提供该独立机构出具的结果报告，并挑战远志明要求他也去任何一个独立机构做同样的测谎检测并将报告公诸于世。 从公而论，测谎虽然不是什麽令人愉快的事，其结果也未见得一定百分之百的精确， 但建议目前为止这似乎不失为打开僵局找出最接近真相的一个办法。 只是可惜到目前为止，远志明并未承认尊重长期支持他的主内弟兄姐妹们知情要求，仍在充分地享受他的沉默权，对此测谎建议避而不答，只是通过神州网站发表了一篇“致教会弟兄姐妹的信”。 虽然信中未直接回应柴玲的指控，只是做了些泛泛的表示，但既然是目前为止远志明所发出的唯一信息，那麽我们也只能从这封信里一窥远志明的内心世界，并试图理解为什麽远志明不愿做测谎检测。 远志明在信的开头第一条中说，“对于1990年我信主前的婚外性过犯，我再次公开地向神认罪，向当事人道歉。对由此引发的目前这场风波给教会弟兄姊妹造成的伤害和困扰，我表示深深的歉意，请求大家原谅。” 对此我们可以有几点深思∶ 既然远志明提起“目前这场风波”，那麽他为什麽没有更直接说是与柴玲发生的性过犯，而只是笼统地说“性过犯”，是否在他“信主”前曾有过多次的性过犯， 而柴玲所指控的只是其中之一？ 结合有关远志明在巴黎的强奸指控（被指控这件事有学者苏晓康、万润南作证），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远志明的道歉对象之一是“当事人”，而没有提及当事人的配偶家属和自己的家属。如果远志明与柴玲的性过犯是如柴玲所说的他强奸了柴玲，那麽柴玲是此事的最大的受害者，理应向她道歉，而如果是如远志明所说的两人通奸，那麽柴玲就是共犯，最大的受害人是双方的配偶和家人，那麽远志明就必须先向这些人道歉。 这些简单的道理，远志明不可能不懂。那麽他没有向封从德（柴的前夫）和自己的妻子道歉，反而向柴玲道歉，代表他心里知道该道歉的对象首先是柴玲（即“当事人”，柴的丈夫家人和远志明的妻子女儿反而排不上号了），那是否是远志明有意无意间承认这次“性过犯”是他强奸柴玲，而不是他与柴玲通奸呢？ 远志明向教会弟兄姐妹道歉，说明他知道此事对大家造成的困扰和伤害。事实上如果大家能知道柴玲的强奸指控不是事实，那麽大家的困扰和伤害就会消失或减到最低。 远志明没有澄清，没有向弟兄姐妹们保证这不是强奸， 而是选择沉默——即使他深知就是他的沉默造成了更大的困扰和伤害。这是否说明事实真相是他确实强奸过柴玲，而且他可能估计柴玲还有其它证据，而他怕以后陷入更大的被动，所以只有选择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说法，以便获得“冷静观察、沉著应付”的回旋空间？而这会给教会弟兄姐妹带来困扰和伤害，他就不顾了，这是否说明他对教会不负责任？ 远志明信的第二条中，承认他蒙恩后“也有软弱的时候”。作为传道人远志明不可能不了解软弱和犯罪的区别，他也不可能不了解每个人都软弱，但需要认的是罪。他为什麽以对待罪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软弱呢？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远志明对自己的要求比任何人（包括使徒保罗）的自我要求更高，另一是远志明心里在认罪，但笔下用“软弱”代替“罪”来文过饰非。 远志明信的第三条，他大概是指十八位牧师发布的调查报告，具体说就是关于在德国和法国他分别和两位小姐妹的交往。又一次的平时文采飞扬的远志明在这里又语意模糊。他虽然斩钉截铁地“一概否定”对他的“强奸，诱奸未遂和性侵指控”，但又没有像使徒保罗一样宣告“不觉得自己有罪”，而是表示自己可以“默默忍受”使徒保罗都没有“默默忍受”的“不实的指控”，表现得比保罗还属灵，比保罗还更多地“默想十字架”，更深地学习了十字架的gong课。 其实对于该报告所提的两件事的回应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该报告所述不实，基本属于诬告，请大家慎思明便不要轻信； 第二∶该报告所述基本属实（不实之处可以指出），但他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因此不必道歉也不必认罪； 第三∶该报告所述基本属实，他承认这种行为不妥，道歉，认罪，悔改。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我们所写的文字，常常以远超过字面意义的程度反映我们的内心。所有的文学评论都是在发掘作者更广大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心世界的流露有时甚至体现为笔误。 短短一封信便能透露这麽多的内心世界，难怪现代化的测谎技术又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线索，帮我们澄清多少疑惑呢？所以心中有kui的人断然不敢去做测谎。 2015年4月10日 ——读者推荐 （编者注∶文中有拼音代替的字，是因本网转码问题而无法显示） 2015-04-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最近要易主，成为美国媒体上一条热门新闻，有各方报导和评论。一张报纸本身成了新闻，并不多见，主要由於《华尔街日报》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在金融甚至舆论界的作用都举足轻重。 虽然《今日美国报》发行200万份，但由於该报的体育、娱乐消息比重较大，因此不受到政界和新闻界的重视。发行量180万份的《华尔街日报》，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报业的龙头老大，比第二名的《纽约时报》多70万份，比第三名的《洛杉矶日报》多100万份。 《华尔街日报》所以成为金融大报，还因为它隶属於「道琼斯公司」。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国「道琼斯指数」，即30家代表美国整体经济发展指标的主要大公司的股市行情指数，由「道琼斯公司」发布。 在1889年，也就是中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100年，《华尔街日报》诞生。那一年还有三个後来影响世界的人物出世，他们是希特勒，印度的尼赫鲁，还有喜剧大师卓别林。道琼斯公司的名字来自当年两位创办人的姓氏（一个姓「道」，一个姓「琼斯」），两人合办了「道琼斯公司」以及《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创办三年後，於1902年被美国的班克罗夫特家族买下，从此一直拥有到今天，整整105年。这样一家大报要被收购、易主，本身就是新闻。而收购者更引人注目，他是美国，也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级媒体大亨默多克（港台译为梅铎）。 默多克是澳大利亚人，後来入籍美国。他的「新闻集团」可谓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跨国媒体帝国，净资产超过四百亿美元，默多克的个人财产超过一百一十亿美元。 在澳大利亚，默多克拥有澳洲最主要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以及其他39家全国或地方报刊。甚至有报导说，默多克拥有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报纸。 在英国，默多克早就收购了老牌报纸《泰晤士报》，还拥有《太阳报》、《世界新闻报》，以及主要有线电视「天空电视」等。默多克拥有近三分之一英国的报纸。 在美国，默多克拥有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福克斯，发行量超过《华盛顿邮报》、全美排行第五的《纽约邮报》，好莱坞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被称为白宫必读的政治刊物《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还有美国最大出版社之一的哈泼．科林斯（Harper Collins），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体育、娱乐电台电视等等。这次他是以超过《华尔街日报》的市场股票价值67％的高价（50亿美元）大手笔买下了这家大报的主要股份，以及道琼斯公司。 另外默多克还在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新西兰、立陶宛、塞尔维亚、土耳其、乔治亚、以色列、斐济、印度、印尼、香港等地有电视投资。 「新闻集团」拥有《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公司」後，在美国新闻和金融市场的地位更加显著。因为网络出现，美国多数报纸的发行量近年都下降，但《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不仅基本保持，网络订户更大幅增长，现已接近100万订户。在美国约1500家日报中，只有两家大报的网络版敢收费，一个是《纽约时报》，再就是《华尔街日报》。但《华尔街日报》的网络订费，全年是99美元，比《纽约时报》的网络年费49美元正好多了一倍，但《华尔街日报》的网络订户数量却远多於《纽约时报》。据《华尔街日报》最近公布的统计，该报和「道琼斯公司」加到一起，上季度的收入增加了30％。 美国舆论关注《华尔街日报》易主，主要是担心这家大报是否会改变原来的立场。对此，《华尔街日报》发行人8月1日在该报发表了「向读者报告」的公开信，强调购买《华尔街日报》的默多克，已与班克罗夫特家族达成协议，继续保持《华尔街日报》的言论报导等独立立场，不予干预；将继续该报实行的「准确、公正、权威」的标准。《华尔街日报》也就此发表题为「新老板」的社论，告示读者，该报的立场，不会因易主而受到影响；他们的七百名编辑、记者，仍将坚持过去一百年来的独立办报、诚实报导、客观真实的既定原则。 《华尔街日报》易主受到广泛关注，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因默多克的现任妻子是来自中国的邓文迪。 1999年， 69岁的默多克和自己结发 31年的妻子安娜离婚，娶了比他小38岁的邓文迪。默多克的财产继承人原为四名子女，但邓文迪用默多克冷冻的精子，又生出两女。今年77岁的默多克早就患有前列线癌，一旦离世，邓文迪可能成为「默多克家庭信托公司」中最有权力的人——除了自己作为配偶获得的合法股份外，还将作为两个女儿（满30岁前）的唯一监护人，而掌控两女儿在公司的全部继承财产。届时如果发生财产纠纷，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可能散夥或崩溃。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两篇特稿， 说邓文迪不是那种「相夫教子」型的女性，而在默多克的投资项目上非常活跃，成为生意高参，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该文说，邓文迪在中国和高干子弟「拉关系」，包括和江泽民的儿子。默多克见过江泽民、丁关根等不少高层领导人。默多克夫妇甚至还在北京花500万美元买下了距紫禁城不远的一处四合院，有专人守卫。目前邓文迪是「新闻集团」在中国投资的MySpace 的主管。 「新闻集团」对《纽约时报》的报导表示不予评论。《华尔街日报》则在上述社论「新老板」中回应说，这是因为《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不仅是报业竞争对手，更是意识形态对手（一左一右）；用这种特稿方式贬损默多克和《华尔街日报》，有他们的动机。当然，从《纽约时报》的角度，自然不会愿看到像默多克这样的保守派媒体大亨拥有《华尔街日报》，那意味著雄厚的财力和鲜明的保守派理念等因素，可能使《华尔街日报》更加倾向保守主义；同时也更增加同在纽约一个城市的两大报对读者和广告市场的争夺。 而《华尔街日报》本身的政治立场，一向是中间偏右，倾向目前执政的共和党保守派理念，尤其在市场经济方面。该报发行人的《致读者信》再次强调，《华尔街日报》的宗旨是 free people and free markets （自由人和自由市场）。这个宗旨的核心是自由！即坚信，只要人有自由，再实行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民主的制度，富裕的生活；也就是有了自由，才有繁荣。这不论从美国建国二百年的发展，还是从中国有了部份市场经济的自由就有了人的生活品质提高的现状，都可以证明，自由的可贵，市场经济的重要。 虽然默多克拥有《华尔街日报》之後，引起一些担忧，但专家指出，以默多克的雄厚财力和敏锐的商业投资眼光，更可能给《华尔街日报》带来活力和更大的发展前景。而《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致读者信」以及该报的社论，似乎都充满这种乐观。 2007年8月8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7-08-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环境卫士”与民众的“搭便车”心态――由反 PX 项目落户成都的“散步”产生的联想
近年来PX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5月4日成都市民为抗议PX项目落户彭州，发动了一次“集体散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厦门抵制PX的示范效应在前，居住在成都的民众亦达数百万之众，但参与“集体散步”的人却只有几十人，绝大多数成都人作壁上观，抱持“搭便车” （Free Ride）心态。 经济学中有一“搭便车”概念，其大意是：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它性，即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能排斥其他人对其同样的消费，所以有人会逃避支付费用。因为环境这一“公共物品”具有非排它性，用这一概念解释中国环境维权活动就是：当某个人或某群体为保护居住环境免于污染而抗争时，如果成功迫使污染企业停产或者迁出该地，使该地的环境得到改善，但抗争者们并不会因其反抗而比居住于同区域但未参与反抗的人享受更清洁的环境；如若失败，领头的维权人士将会因自己的抗争而付出代价，比如“太湖卫士”吴立红锒铛入狱，甘肃反核污染人士孙小弟及其家属长期遭受迫害，但旁观者却不会因此蒙受损失。 ――也就是说，由于“环境”这一公共物品属性利于“搭便车”，导致中国的环境维权出现如下状况：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起而反抗的维权人士却少之又少，有些地区如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干木村村民宁可丢弃家园远走他乡，也不愿意为保护家园集体抗争。 抵制PX项目的政治风险比较高，因为这些项目大都是国企巨头石化企业近年来的投资重点，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涵养的重要“税源”，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之下早就堕落为污染企业的可耻同谋。反对这些项目落户本地，往往会使维权者与企业的对抗变成维权者与政府的直接对抗。这种情况最后逼得少数农民挺身而出，从事环境维权，这些为保护乡土而英勇抗争的底层人士被誉为“环境卫士”，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他们的行为堪称英勇且非常可贵。采访过草根“环境卫士”吴立红的记者曾记述了吴对自己走上环保之路的一段非常形象的描述：“吴立红一直把自己比喻成一只敏感的青蛙。如果说环境污染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悲剧，他就是周铁镇里那只最不甘命运的青蛙。” 这类出身草根的环境卫士与西方社会熟悉的中国环保主义者（中国官方也将这一类人士称为“环境卫士”）不同，环保主义者主要着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以及通过慈善事业帮助一些地方改善环境。这类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善于借助各种社会资源拓展自己的事业。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并不与具体的利益集团发生矛盾，因此在中国有一定活动空间，中国官方与民间每年奖励的各种“环境卫士”大都属于这一类。而本文所谈的“环境卫士”与环保主义者情况不同，他们都是因居住环境受到毁灭，生存濒于绝境而挺身站出来的草根人士。由于他们的反抗一般都有很具体的指向，比如某个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后面的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 环境卫士为之抗争的并非个人利益，但他们往往处于孤军奋战的困难境地，最终结局大多都甚为悲惨。污染区域的民众虽然同为环境受害者，但大多数人抱持“搭便车”心态，给予环境卫士的支持比较有限。再加上中国的政治环境特别残酷，一个人只要受到政府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面临“众叛亲离”的处境，这一点使得中国民众在公共事务中趋利避害的“搭便车”心态更为严重。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愤青们为什么只有参与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之热情，而对捍卫乡土环境的成都“集体散步”置若罔闻。 环境权属于积极人权，要由国家公权力提供保障才能实现。但中国掌握公权力的官员群体已经堕落成一个又一个自利型的利益集团，透支环境以求“经济发展”的政绩与财政税收，已成为官员群体的普遍行为。因此，保护环境只能依靠民众的韧性抗争。如果各地民众都继续对这类事关生存的环境维权还抱持“搭便车”心态，中国的环境生态将持续恶化下去。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5月8日，总243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7👍 0💬 0“两会”观景：李肇星的常识错误
3月4日人大开幕前夕，十一届中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在记者会上答记者提问时，首先肯定直选制的优点，但话锋一转，重申中国不适合一律直选，其理由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中国选举制度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这符合中国的国情。” 这一席话，顿时将前一向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激起的“政改想象”击得粉碎。要知道，中国这种所谓直选只是在中共地方党委严格控制下的一种政治游戏，各地代表的参选资格必须经过地方党委与政府认证背书。君不见上百独立候选人只是想尝试参选，就遭受当局各种花样百出的打压。既然连一党专制下的一律直选，都因“中国的国情”而不能成行，更别说那通向民主之路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但李肇星的话实在太过荒唐，荒唐到让人怀疑这位中共党内的洋务派——前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号称“铁嘴”“诗人外交家”，并集中国各名牌大学学衔于一身的政治精英是否具备常识。 世界上比中国土地辽阔的国家多的是，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这些国家都已实行了以全民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俄罗斯民主制度的成色就算不足，因普京好玩些个政治小动作，民众崇拜强权的文化传统打了个大折扣，但人家的选举制度可是认真实行了的。而且人家的气候条件比中国要寒冷得多——说这点，是想要李肇星等类政府发言人将来别把天气太热或者太冷，选民不愿意在日头下曝晒或顶风冒雪投票拿来做中国不能直选的理由。 李肇星强调“有些地方交通不便”的困难时，显然忘记了一点，即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时，这个国家的交通工具还是时速不足10公里的公共马车。在那个年代，美国的公共马车曾担当起了在西部和东部城市之间传递资金、金融文件，运载单身商旅的主要角色。直到电报和火车出现后的1861年，公共马车才结束了其长达150余年的历史使命。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建成，此前，铁路是美国最主要的交通动脉。但这些都未阻碍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及各种选举活动。 相比之下，中国现在交通状况远非百余年前的美国可比。路网发达，且不说飞机航线与近几年以“大跃进”速度建成的高铁，仅说公路一项。截至2008年，全国县道、乡道（不含村道）里程达到142.46万公里，公路密度为19.5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58%。通公路的行政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92.9%。由此可见，李肇星所云“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不适合一律实行直选”纯属权势者的信口开河。 至于“人口众多”的托辞，有印度作为证明其荒谬的例证。印度人口现有人口12.1亿，仅次于中国，该国早在1947年就实行了议会制民主，而且政府更替一直比较稳定，不象中国一样，权力交接充满了斗争与变数，政治人物个个成了阴谋大师。 李肇星还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拿来做为不能实行一律直选的理由。这一点说明他这些年来的驻美大使白当了。要知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包括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以美国而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平衡，以中国习惯的用语形容，北部是美国的“第一世界”，西部是美国的第二世界，南部则是第三世界。这三大地区的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明显差异，有明显的市场分工和技术分工。历届联邦政府为了调节区域经济的差异，采取各种财政措施，收效甚大。其它如英国、加拿大、德国莫不存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都要等到李肇星所说的那样，等到“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的那天才能启动选举，当今世界上就没有民主国家与全民选举这套制度了。 是李肇星们真的不了解上述政治常识吗？不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不让政治体制改革动摇一党专制统治下的利益格局，并保证利益顺利传递给权贵的子孙后代，北京及其帮闲曾想了千万条理由证明中国不适宜实行民主制，试列举如下： 中国经济基础太薄弱，要等到经济发展之后，实行民主制的条件才成熟——中国在本世纪前十年成为经济大国，后来还位居世界GDP老二了，这条理由不再提起。于是“民众素质太低宜缓行民主”被再次搬出来做为说辞——大家别忘记近两年口头宣示要实行民主的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被一美国人问及中国何时开始实行民主时，还以“中国人民未准备好”做为托辞。此理由经一些人以美国、台湾、印度实行民主制时，人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今天的中国加以驳斥，于是又有人开始体恤党情地说，要给胡温这代领导人一点时间。如今到了胡温行将交班下车，就有了“铁嘴外交官”李肇星这套说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一毛时代高调标榜的中国优势，竟然成了今天中国不能实现一律直选的理由。由此可见，北京当局对不能实行政改真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即使换了“铁嘴”出马，也只能信口开河、随意乱说了。 其实，中共不肯实行以民选、民治为特点的民主制度，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民主制度会结束中共这一以自我服务为特点的自利型政治集团的统治。一旦开启民主化之门，中共权贵及官员将再也不能视国库为私库肆意掠夺，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在党内私相授受。只是这条“理由”无论如何太过丑恶，搬不到台面上来，于是才有了李肇星在3月4日上演的这幕戏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3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3/about-li-zhaoxing-speech/）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冷战开启方两月，中美对峙再升级
程晓农 中美冷战才开启两个月，最近中共的南海导弹演习又造成了冷战升级的结果。南海导弹演习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后果如何，对中美冷战的未来前景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加以分析。美国在美苏冷战和中美冷战中采取的是相同的震慑策略，即以核战争的恐怖后果逼退对方，美国的这一战略对中共可能奏效吗？ 一、南海导弹演习：掉转枪口，对空开枪 中美冷战开始了，我7月20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美冷战中的南海对阵》中介绍过这场冷战的源起。当时我认为，冷战一旦启动，双方首先会在军事方面展开对抗。但是，一个半月前我没想到，中共在军事层面的冷战升级行动会来得如此之快。虽然中共已经向美军表示，“不会开第一枪”（参见我8月1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共苦撑待变八十天？》，但它却“掉转枪口，对空开枪”了，这就是最近刚发生的南海导弹演习。 冷战的铁律是，双方不能开第一枪；否则，有了第一枪，对方必然还击，于是就有了第二枪、第三枪，越打越激烈，最后战斗中处于下风的一方就可能想动用战术核武器。中共1969年在珍宝岛对苏军发动突然袭击，虽然规模不大，但苏联最后差一点走到这一步，是美国动用了核威慑，才迫使苏联不得不放弃了对中共实行核打击的战略计划。当年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都恪守“不开第一枪”的铁律，所以尽管美苏冷战40年，却从未引起世界大战，更未引起核大战。 冷战中的双方都“子弹上膛，枪口瞄准对方”，而这种情况下的“不开第一枪”，意味着双方都不扣扳机；但是，如果其中一方突然调转枪口90度，向侧面开一枪，这算是“不开第一枪”，还是“开了第一枪”？就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共突然“掉转枪口、对空开枪”了。这次对空开枪，既算是“不开第一枪”，又算是“开了第一枪”。8月26日中共的中程导弹部队和洲际导弹部队对海南岛东南方几百公里的海域发射了4枚导弹。这种军事姿态对中美冷战格局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这些导弹是那种类型。这次中共发射了2枚自称为“航母杀手”的中程导弹，还有2枚洲际导弹。 二、“航母杀手”威胁美军航母战斗群？ 中共高调宣传，它发射的是相当于“航母杀手”的中程导弹；但对同时发射的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却只让香港的《明报》做了简略报道。这两枚中程导弹当中，从青海德令哈的固定基地发射了1枚东风-26B型导弹，其最大射程可达4千公里，它的火箭助推器落在广西农村；从浙江西部山区的重载卡车上发射的是东风-21D型导弹，射程可超过5千公里。国内有些人误以为这4枚都是陆基导弹，把落下的火箭助推器当作发射失败而失踪的导弹，这是明显的误判。 中共的宣传强调，发射这两枚陆基导弹的目的是威胁美国到南海活动的航母编队。中共外宣《多维新闻网》在8月29日的一篇题为《航母杀手重新定义中美南海对峙规则》的文章说，“西方世界首次确认中国向南海区域发射东风-26型导弹。作为一种可以搭载核弹头、最远距离可以覆盖‘第二岛链’乃至关岛的战略武器，它的出场意味着，下一阶段南海对峙的门槛被抬升了。这种武器本身似乎也成了未来干预南海事务的某种门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今后美军航母编队到南海水域对峙，有可能会遭到中程导弹的打击。中共之所以一定要确保它已经强占了的南海几百万平方海里的公海控制权，不许美国舰队在那里活动，是为了保证躲藏在那里的战略核潜艇有足够的安全，可以随时对美国发动核打击。同时，中共也在威慑在南海有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让它们知道，南海的公海水域现在已经不姓“公”了，而是改姓“共”，谁敢和美国联手，谁的日子就不好过。 这两枚陆基中程导弹是否真能构成对美国海军的威胁呢？外界有很多疑问，他们的疑问主要是两点。第一，美军的航母编队在海上始终以时速50多公里的战斗巡航速度变向运动，中共的卫星系统在导弹发射前提供的航母坐标会因为航母随时变换位置而失效；第二，导弹发射后进入外太空，再以高速回返大气层，冲向航母，当它进入大气层时因高速降落而与空气发生强烈摩擦，弹头外部产生的电离层会隔断电子信号，导致精确制导功能失灵。 三、中共的战略核潜艇为何试射？ 南海导弹演习期间中共发射的另外两枚洲际导弹，其实是对美国发出核威胁的动作。虽然它们的弹着区和上面提到的中程导弹相同，性质却截然不同。首先，这两枚导弹是从战略核潜艇上发射的海基洲际弹道导弹，为此，海军的094A战略导弹核潜艇从海南的三亚榆林港第二潜艇基地开到渤海湾的葫芦岛市外海，从那里发射了两枚巨浪-2A洲际弹道导弹。巨浪-2型洲际导弹是用来装载核弹头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1,000公里。按其射程计算，从中国沿海发射可覆盖美国西海岸；如果战略核潜艇移动到中途岛海域，在那里发射可覆盖美国全境。 对美国来说，那两枚中程导弹和这两枚洲际导弹在讲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南海的公海海域已经被中共占领了，成为战略核潜艇的“安全屋”和“发射阵地”。中共非要强占公海上的这个“发射阵地”，是因为渤海和黄海水太浅，其战略核潜艇难以藏身，很容易被卫星发现；只有躲在南海这个深水水域，战略核潜艇才可以象躲进“安全屋”一样，让美军不容易发现。这一部署意味着，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那30年基本上没有核威胁的太平日子终结了，一个新的随时准备用核导弹攻击美国的核大国开始“亮剑”。 中共的战略核潜艇不但在南海有了“安全屋”和“发射阵地”，而且可以从水深4千到5千米的巴士海峡安全地进入水更深的关岛所在的马里亚纳海域，甚至更进一步地直驶中途岛、珍珠港海域，乃至美国西海岸，那就使战略核潜艇携带的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随时可以轰炸美国全国的任何地方。也就是说，第一岛链对中共战略核潜艇的侦防功能失效了，整个广阔的太平洋都变成了中共战略核潜艇的“发射阵地”。美国的国防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虽然这次发射时中共核潜艇设置的洲际导弹着水点在海南岛东南方，但今后任何时刻，这些核潜艇只要改一下发射参数，把洲际导弹的目标从南方改为东方，则美国在日本的各军事基地，以及关岛、威克岛、珍珠港等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乃至美国本土，都是中共随时可能发动核打击的对象。所以，表面上这次发射4枚导弹确实是“掉转枪口、对空开枪”，但这个动作实际上充满了火药味，甚至可以说，它释放出了核战争的气味，露出了中共赤裸裸的核威胁真面目。 四、“你对战争无兴趣，战争对你有兴趣” 中共其实并不在乎用发射洲际导弹这样的威胁动作会撕毁“不开第一枪”的善意姿态，它甚至还在对外宣传上发出了更令人感到危险的求战声音。中共外宣《多维新闻网》8月30日的文章表示，“中美两国对抗势头加剧，甚至被称为‘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两军关系近期也开始剑拔弩张，火药味甚浓”。而它8月28日的文章用的是更加令人警惕的标题，《1个月9场军演！中国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文章别有用心地引用了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话，“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战争却对你兴趣甚浓”。它提到，“最近这一个月很多的讯息不寻常。首先是领导人高调提出节约粮食，然后全国上下仿佛一盘棋似的马上付诸实施……节约粮食的着眼点显然不再是粮食或农业本身，而是……(此处原文是省略号；作者注释：备战)。第二是不少大城市贴了宣传画，发布了家庭紧急储备指南。系统地告诉你警报响起时要怎么应对，要求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所在哪，是今年才开始有的……第三，最近1个月中国公布了至少9场军事训练活动……除了1996年，过去20多年中从来就没有如此密集的演习。中国深受‘东方兵圣’孙子的教诲，‘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所以，当普通人都能感受到气氛不同，那就表示事情不简单……战争的爆发总是突然的。所以，最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是否会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让民众、社会熟悉战时状态”。 而美国国防部8月27日对中共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弹道导弹发表声明，认为中共的行动进一步导致南中国海局势的不稳定，这样的演习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做出的避免采取会使争端复杂化或升级并影响和平与稳定的活动的承诺。 五、美国的应对 虽然中美冷战已爆发两个月了，中共一直在讨论中美冷战问题，但美方从未使用中美冷战这个词，也尽量避免在军事层面玩口炮威胁。美国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已经开启的冷战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则抓紧应对中共的新威胁，重在行动，而不是打嘴仗。 美国国防部长Mark Esper8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五角大楼准备应付中国》指出，8月1日习近平关于庆祝建军节的讲话明确号召把解放军建成一支世界级的军队，把它的影响力扩展到远离其海岸的地方。这支军队是为中共这个政治实体服务的，而不是为国家服务的；中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动摇全球接受的规则，创造条件让中共能支配其他国家，让它的威权主义在国外常态化。这种局面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竞争时期，一方是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另一方是中共的威权制度；世界各国必须为此认真思考并做好准备，就象上一世纪面对苏联那样。Esper表示，面对中共的行动，美国国防部必须做出全方位应对，并且加速执行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首先，保证我们具有一支军事力量，能在空中、地面、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取胜；其次，巩固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国的关系；再次，增强我们的合作伙伴国的国防能力。这些做法的启动反映了美国对反对北京的霸凌和控制意图的盟国与合作伙伴的承诺，也是美国为捍卫自由而开放的国际体系所作的承诺，这样的国际体系支撑了过去多年几十亿人生活的稳定和繁荣。 这篇讲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今天的中美对抗与当年的美苏冷战相似，都是为了应对共产党政权试图支配世界的企图；第二，过去几十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和平和繁荣有赖于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而现在中共正试图改变这个体系、为北京的霸凌铺路；第三，美国愿意为继续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而帮助盟友及合作伙伴共同应付中共的威胁；第四，美国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好对付中共扩张军力的准备，因为中共正在把军队从国防目的转变为构成全球威胁的武装力量。 苏联和中共的冷战战略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考虑，而是有意识形态基础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共产党核大国一旦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就想实现这个目标，既为了逐步壮大实力、挤垮或掏空美国及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也为了在国内产生凝聚力，巩固其统治。大部分过分乐观的西方观察家和政治家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共政权利用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形成了新的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实力，并且开始把它的全球目标付诸实施。在地球上，红色大国的冷战战略唯一的障碍就是美国，也只有美国才有能力阻止红色大国战略企图的实现。 六、两场冷战中美国的震慑策略 中共历史上面临的第一次核威胁来自苏联，美国为避免中苏核战，对苏联表示，如果苏联不停止对华核威胁，美国会对苏联实行核打击；最后苏联放弃了核攻击中共的企图，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如果美国当时决定“坐山观虎斗”，苏联会达到战略上打击中共的既定目标，中共政权即便不被苏共打垮，也会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而苏联消除了来自侧背的中共军事威胁后，可以象二战时击败进攻苏联的日本关东军那样，解除了后顾之忧便把驻防亚洲的军力转移到欧洲。二战时苏联的西伯利亚部队西调欧洲战场，决定了德军的战败；而上世纪60年代末如果中共战败，苏军再度西调欧洲战场，以美军为首的北约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压力。这就是尼克松决定拥抱中共这个“红色魔鬼”的原因。 这个历史经验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美苏冷战时代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美军的核威胁可以有效地维持世界和平。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特纳（Mike Turner）8月26日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举办的研讨会上提到了震慑战略在应对大国竞争时的重要性。他说，“震慑策略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对手警惕风险，促使他们充分评估我们的能力，继而避免冲突。”他补充说，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共变得越发有野心，并在完成军事现代化后能力超越美国，因此美国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军事投入。“为了阻止中国的冒险和威吓行为，我们在实施震慑策略的同时，也要想办法进行赶超。这不仅需要推进军事现代化，还要具备创造力。” 美国在美苏冷战时期采用的震慑战略是成功的，因为苏共领导人也接受普世价值的某些最低层的内容，那就是，人的生命无价，不能因为核大战而毁灭自己的国家，毁灭地球，所以，美苏两国关于冷战铁律的共识使得美苏冷战可以成功地避免热战。但中美冷战会是同样的结果吗？我们不知道，关键不在美国，关键在中共。美国的行为准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与美苏冷战时一样，不会主动发动核攻击。而中共在三个方面的行为与苏共完全不同。第一，中共从来不认为人的生命无价；相反，它经常为了政权的短期需要而牺牲民众的生命，大跃进造成大饥馑、饿死数千万人是一个例子，六四镇压又是一个例子。第二，老毛的“人多死不光”的观点在共军中一直有影响，所以，中共对核大战的畏惧从来不像苏共那样认真。第三，中共的党魁现在对军队的控制力是有条件的，当军队追求扩军备战时，党魁很难刹车，否则会失去对军队的管控而面临权力危机。而对军队的这种生存方式的一味宽纵，可能造成二战时日本军部操控政府、一意孤行的那种局面。 也就是说，当军队通过展示军力、制造摩擦来达到扩军备战的目的时，冷战将不断升级；一旦局面失控，党魁除了顺从军队的意志，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首相近卫还可以个人选择辞职、以避免做出开战决策；今后中美冷战当中，如果共军不愿刹车，谁还能刹车？缺乏这种功能，正是中共体制的致命弱点。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9月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90820201013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凌俐∶柴玲为什麽要报复远志明？
18位华人牧师连署发布了《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又揭出两件更让人震惊的，远志明居然曾勾引80后，甚至90后，也就是比他女儿年龄还小的女孩子，还是基督徒！而且这两件事发生在2013年的5月和9月，也就是在柴玲2011年为强暴的事儿要求他道歉之后。看远志明胆子多大！一点都不把柴玲说他强暴的事儿当回事，不然怎麽敢再去勾引那麽小的丫头们，还直接让人陪他睡觉。虽然没强奸，也没通奸成，可这是他成了基督徒，做了见证那麽多年以后的事，而且是按牧之后的！远牧师不是成天布道“幸福婚姻”吗。这样看来他信教后的20多年里，如果有人说他有20件这种事儿现在我也会信，光2013被揭出的就两次，多近的事儿啊。那个天才老爹可是已经爆出35件了。 不知那些支持远志明的人们现在怎麽看？加拿大的刘淇昆先生是否出来发个言，也让大伙知道一下你们阵营的想法。我看刘先生的发言还蛮有代表性的。我写了两篇支持柴玲的文章，被我周围认识的男士大批判，什麽你们女人就是感情用事，就知道偏向女人，柴玲夸张、撒谎你们也信，她说第一次见面远志明就强奸她，太不合理，不信，顶多是半推半就。就算远真的强奸了他，她不是说宽恕了远吗，可是这麽公开羞辱远，算什麽宽恕？明明是报复，还说是宽恕，可恨。 他说的好像也不是全没道理。可是再仔细想想，柴玲真是报复吗？她为什麽要报复远志明呢？她得著什麽呢？本人不是律师，也不是社会学工作者，只从网上瞎看过的那些男女乱事儿来看，女人出来揭发报复男人差不多也就这两样∶ 一些是被男人始乱终弃的情妇。像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那种始乱终弃的例子国内到处都是，所以就冒出那类“我活不好，也把你毁掉”的报复女人，而且这麽报复一下，她还可以出个大名。不过别以为女人就都同情那个叫常艳的女人，我认识的女友没一个同情她，都用很难听的话骂她。 大家公认她是德行很坏的女人，明知人家有家室，根本不要娶她，她也不爱他，就是为了找工作需要那个男人帮忙而主动投怀送抱给人家当情妇的。当那个男人最终没满足她的要求，她就反过来倒打一耙。衣俊卿当然是个坏蛋，被这种女人收拾了也大快人心。不过常艳那种女人是自作自受活该，现在就差潦倒街头了，没男人再娶她，找她一夜情都怕她把床上那点破事叻叻出去，没准儿下回就用手机录像了。 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或被男人半推半就地做了一次，很少有人出来揭发报复，不至于那麽大的仇恨，也不想把自己的名誉给毁了。 还有一些揭发报复男人的，就是因丈夫婚外情而发怒的妻子或前妻，像宋丹丹对英达。是她自己先有婚外情跟英达闹离婚，可离婚后那个情夫并没要她，跟她分手了，结果自己婚也离了，老公也不再要她而娶了别的女人，所以她就到处跟人诉说自己的不幸，然后再写一本书骂英达。这种怨妇也多的是，只不过不是宋丹丹那种名人的话，她们的报复弄不到媒体上而已。 谁说女人就偏向女人？本人和周围女友都对这几类女人很蔑视。因为女人的天性是忠诚的，所以大多数女人对勾引男人的风情女子、对不忠的妻子比对不忠的男人更痛恨。 但柴玲属于常艳和宋丹丹那种女人吗？她既没做过远志明的长期情妇，也不需要远志明帮她找工作，更不需要靠远志明出名。而且她也不是远志明的太太，因远志明找情人而嫉妒，或被远志明抛弃而嫉恨。她要不是被强暴，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希望远志明忏悔以阻止更多女性受害（这不一个80后，一个90后就差点受害麽），那她用编瞎话来攻击远志明，同时给自己招惹一身腥，被一堆人恶骂，有什麽好处呢？谁都知道，跟已婚男人发生性关系，只要公开，女人遭到的口水一定比男人多，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女人除了得一个臭名，什麽好处也得不到。 柴玲本来就比远志明更有名，现在又有很好的丈夫、家庭，也比远志明更有钱，也没要起诉他赔偿金钱。如果不是被强暴要远志明道歉，远不肯，她凭什麽要报复远志明呢？ 远牧师现在对柴玲和18个牧师的指控“一概否认”，那为啥辞职安息一年不布道了呢？这不是认账了吗？ 本人很想知道曾经的远牧师支持者们看完18位牧师调查报告后有没有新想法。 2015-03-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曹长青按语∶这是14年前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时我写的文章，强调必须把反恐当作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摧毁纳粹那样的战争来看待和对待，在全球范围联合自由世界的所有力量，对极端伊斯兰势力全面开战，直到把他们从地球上铲除；同时致力摧毁专制势力，只有结束专制，才能拆除恐怖主义的温床。自由世界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打赢这场全球反恐战争，最关键的是看美国领衔的自由世界，是不是有丘吉尔、里根、撒切尔那样的领袖。文章结尾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可14年过去，西方世界就真的没有像样的领袖，所以今天才有巴黎惨案，《查理周刊》被袭，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以及今天的非洲国家马里的旅馆袭击案（27人丧生）。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决议，正式把反恐作为“战争”，督促一切有能力的国家来打击ISIS（伊斯兰国）。但是在今天群龙无首的世界，在没有丘吉尔的西方，这场战争的前景令人担忧。美国明年总统大选，只有出现新的领袖，反恐胜利的前景才有可能。下面是2001年的文章——】 这次恐怖份子对平民的大规模谋杀，再次提醒美国人和文明世界，必须对恐怖主义进行全球性反击，从根本上摧毁它，根绝它。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观念改变，对全球战略做出重大调整，领导文明世界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一，必须明确战争性质。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份子就开始了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圣战”。其第一次重大攻击是1988年以行李炸弹炸毁了美国泛美航空103客机，259名乘客全部遇难（飞机坠毁导致地面11人死亡）；第二次重大攻击是1993年炸世贸大厦，6人丧生，1,000多人伤残；第三次重大攻击是1998年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224人遇难（200人是当地平民）；第四次是去年在也门袭击美国军舰，17名官兵丧生；仅从1990到1999年，因恐怖份子袭击而丧生的就达2,527人；这次世贸大厦被毁、五角大楼被炸，可能多达3,000人死亡。 美国，尤其是左派的克林顿政府，面对这种恐怖攻击，根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场必须反击的战争，而是当做刑事犯罪，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和法院处理。即使在美国驻外使馆被炸之后，克林顿也仅下令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份子训练基地发射了几枚飞弹，用10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飞弹，来打10美元一个的帐篷，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完全没有效果。直到这次世贸大厦被毁，美国人才醒悟到这是一场战争。 第二，必须使用战争手段： 确定了战争性质，就必须使用战争应该用的军事手段，从过去的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炸毁美国泛美航空客机的两名恐怖主义份子，早已被查明隶属利比亚军事情报部，但卡扎菲政权窝藏这两人拒不交出。由于美国政府把它视为刑事犯罪，而不是战争，因此根本没有采取真正的军事手段，仅是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利比亚交人。该案一直拖了12年，去年卡扎菲才提出有条件交人——既不交给泛美客机所属的美国，也不交给飞机坠毁地的英国，而是交给第三国审理。结果，谋杀了259名乘客的两名恐怖份子，一名仅被判无期徒刑（要用文明世界纳税人的钱一直养活到他自然死亡），另一名竟被释放。 1993年炸世贸大厦的主犯被抓获后，纽约法院对该案马拉松地审理了多年，最后判处该主犯245年累积徒刑；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导致224人丧生的四名主犯被抓获后，也是被判无期徒刑。 这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恐怖主义份子不仅要用美国人的纳税钱一直养活他们到死，而且这些案件的审理花费巨大。仅炸毁美国驻外使馆的四名凶犯的审理，美国联邦政府就花费了700多万美元。据《纽约时报》7月31日的报导，联邦政府给这四个凶犯请的律师费用（每小时125美元）就高达400多万美元，仅法庭口译和文件翻译费就用了140万美元。 今天，美国确定这是一场战争，就必须使用战争手段，把对付恐怖份子的任务交给五角大楼，而不是交给法院；把它作为军事行动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而不是作为刑事犯罪，交给联邦调查局。 第三，必须摧毁恐怖组织的整个系统： 这次美国被袭击后，很多白宫要员誓言缉拿幕后主谋、藏匿在阿富汗的宾．拉登。但1941年珍珠港被袭击后，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誓言把日本海军、空军司令缉拿归案，而是对整个日本宣战，全面打击日本的军国系统，直至把这个“系统”完全摧毁。从此不仅消除了袭击美国的可能，而且使日本转型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的盟友。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撰文所说，只有像当年对待日本军国一样，连根拔除产生袭击的“系统”，才可能杜绝再被袭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研究员卡甘（Robert Kagan）则认为，美国这次只有像打击纳粹德国、反击日本军国、冷战时抵抗苏联帝国那样严肃地看待、全面地参战，才会赢得这场战争。 第四，发挥民意和国会支持的优势：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邓小平下令“对越反击战”，都是独裁者一句话就可以进行。但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总统要对外宣战，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而民主程序总是既缓慢又充满争议。二战时，珍珠港被偷袭后，国会才授权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今天，面对美国本土受到如此袭击，众议院以420比1、参议院以98比0的绝对压倒多数授权总统采取战争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击恐怖份子。布希总统还获得了民意的强度支持，据9月17日《今日美国报》发表的该报和CNN及盖洛普的联合民调显示，88%的美国人支持对恐怖份子打一场战争；即使为打仗要增税和征兵，支持率也分别为84%和77%；即使这场仗要牺牲地面部队1,000人以上、持续多年，支持率仍高达65%以上。布什总统20日在国会发表讲话当晚《华尔街日报》和ABC电视台做的民调显示，高达91%的民众支持布什总统以战争手段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硬政策。自二战以来，从没有任何美国总统获得国会和民意两方面如此坚定的支持。 第五，利用军事优势： 仗还没打，就有杞人忧天，恐吓说阿富汗将成为第二个越南，一个拉登被击毙，十个、一百个拉登站起来。阿富汗和拉登真的有这麽大的实力吗？阿富汗人口和台湾差不多，但却是亚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电视（拥有电视者被回教法庭判为犯罪），几乎没有电话，零星有些电台。70%是文盲，平均寿命低于46岁。全国14,000英里的所谓道路，不到10%有硬土路面，其他都是需要整修的烂路。塔列班政权的全部民兵似的军队还不到45,000人，使用的是80年代苏军撤离时扔下的陈旧、破烂武器。这样的军队不要说抵抗世界唯一超强，就是亚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轻易地击败它。 而所谓一个拉登被击毙，千百个拉登站起来，更是耸人听闻。怎麽当年二战时一个希特勒被铲除，没有十个希特勒站起来？一个东条英机倒下去，没有一百个西条东机再出现？拉登们所以存在，就像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们曾存在一样，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多麽强大，而是文明世界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邪恶的严重性，更没有对邪恶及时、坚定地采取行动。希特勒的“强大”，就是因为人类有太多的张伯伦，太少的丘吉尔！ 且不说巴基斯坦、乌兹别克等国家都同意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即使没有这些援助，美国也有军事力量摧毁塔列班和拉登们。华盛顿“国防资讯中心”（CDI）军事研究员、前美国海军少将贝克（Stephen J. Baker）近日撰文介绍美国战力说，美国这次打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主要由总部在迈阿密的中央战区负责、美军欧洲战区协助，仅这两个战区，就有六个航空母舰群（不包括已在印度洋及附近海域巡弋的34艘美军驱逐舰、巡洋舰等），航母所属及附近部署的战机和轰炸机有400多架，其中B-2轰炸机可连续飞行31小时不用加油（即可从纽约飞到上海再返回）。B-52新型轰炸机能够连飞8,800英里，并可携带空中发射的飞弹，美国现有85架这种轰炸机处于战备状态。从航母上发射的战斧飞弹，射程1,000英里以上，海湾战争的检验是，这种飞弹命中率为85%，可打击小到20尺体积的目标。仅两个战区就拥有900枚这种飞弹。 此外，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有7艘可以发射战斧飞弹的驱逐舰战斗群；还有100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布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 这次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大量使用特种部队和伞兵，据贝克介绍，美国各兵种现有各类特种部队600多支，包括海军的突击队（Navy SEAL Teams），第75别动队（75th Ranger Regiment），第82空中特警队（82nd Airborne Troops）等，专门训练为从事游击战，两栖登陆，定点打击等，是美军中最训练有素的对付恐怖份子的精锐。 以这样的军事悬殊，根本就不是杀鸡用牛刀，而是用战斧斩蚂蚁。即使全部阿拉伯世界的独裁国家加起来也不是美国的对手。海湾战争前伊拉克的独裁者候赛因狂言要让美国士兵“血流成河”，但结果他的50万大军被只有100小时的地面战就打得落花流水。 第六，摧毁专制政权： 据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介绍，宾．拉登的父亲和沙特阿拉伯建国之父有私交，因而获得经商特权而发了财，其总资产达50亿美元。老拉登有4个妻子，52个子女，去世后遗产主要分给了20个儿子，那时宾．拉登13岁，分到了8,000万美元，从此小拉登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富豪。 虽然宾．拉登把8千万遗产通过生意滚成了2亿5千万美元，但拉登组织恐怖主义活动花费巨大，他在阿富汗可能就有5,000名追随者，在全球60多个国家有分支组织，还要购买大量武器弹药。按照他的组织和活动规模，他的2亿半美元在过去十年中早该花光了，但拉登总有花不完的钱，显然很可能来自其他渠道。 拉登曾多年在苏丹居住（苏丹近年一直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控），1996年苏丹在美国压力下让拉登离开。拉登乘坐包机，带著他的3个妻子和50个保镖去了阿富汗，不久就成了塔列班政权的座上客。一位原苏丹官员在美国作证说，拉登在苏丹的恐怖份子训练基地，费用几乎都是由苏丹神学政权提供；而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穆斯林世界的独裁政权，也暗中向拉登提供资金，利用他组织恐怖袭击活动，打击西方国家。 《纽约时报》精通中东问题的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分析说，穆斯林独裁国家所以支持拉登，最主要的原因是，恐惧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进入阿拉伯世界，动摇他们的独裁统治；另一个是用支持恐怖主义组织，来换取他们保证不在这些国家惹是生非，制造麻烦，其目的仍是保持这些专制政权不受威胁。 因此，美国要想真正根除恐怖份子活动，必须把窝藏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同恐怖主义组织相等看待，使用战争手段，实施军事打击。布什总统20日在国会的演讲已向这些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站在我们这一边，或者遭到和恐怖主义份子一样的命运。” 有人强调，美国的这种新型敌人是无形的，根本没法对付。但事实上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是有形的，而且有名有地点：“哈玛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管辖地，“圣战”在埃及和黎巴嫩，“解放阵线”在叙利亚。另外在苏丹有恐怖份子训练基地，伊拉克、利比亚、伊朗也都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必须有决心、敢于和这些窝藏支持恐怖主义的专制国家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因为只要这些穆斯林独裁政权不垮台，恐怖主义份子就有庇护之地，恐怖活动就不会有完结。 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的变化看出来。1999年我曾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采访了两个多星期，更加直感到土耳其的独特之处。虽然土耳其也是穆斯林国家，清真寺每天5次呼吁人们去祈祷，大街上可以看到黑纱蒙面的女性，但土耳其却是一个相当亲西方的国家，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我不懂阿拉伯文，但从当地的英文报纸《土耳其时报》（Turkey Times）上，不仅读不出反美情绪，而是从那熟悉的英文字母中读出了共同的人类文明。在这种民主制度下，不要说绝无可能有政权力量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而且土耳其政府向来以严厉打击恐怖活动著称。土耳其不仅不是反美或恐怖主义活动的庇护地，恰恰相反，这个穆斯林国家过去5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并且早在50年代就加入。韩战时，抗击北韩和中共军队的联合国军，除了美国之外，土耳其的兵力最多，超过英、法、澳、加等国。 土耳其的变化证明，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不是穆斯林宗教，不是阿拉伯文化，而主要是专制制度，是这种大邪恶在背后支持那些拉登小邪恶、在前台的邪恶，目标是攻击民主制度和人类文明，以保持专制制度在阿拉伯国家的继续统治。恐怖主义份子为什麽多出在中东地区？主要原因就是那个区域基本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 今天，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民选政府：在欧洲，全部的共产党政权都已垮台，使欧洲成为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制度的洲际大陆；在有35个国家的美洲大陆，除了共产古巴之外，其它全部34个国家都相继实行了民主选举；在有48个国家的南部非洲，27个国家实现了多党选举政治，包括中国人一向视为极为贫穷落后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威等；在亚洲，菲律宾、南韩、台湾、印尼、东帝汶的民主进程令世界瞩目。但是在中东阿拉伯世界，除了埃及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和比较开明、倾向西方的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国家基本上被敌视美国和西方文明的独裁者劫持。尤其是伊拉克、伊朗，和北非的利比亚联手，成为恐怖份子的井冈山和威虎山。美国和文明社会要想根除恐怖主义组织，必须下决心，炸毁这些威虎山，摧毁座山雕，才可能根除那些小炉匠和小拉登们。 第七，坚持美国有军事自卫权利： 美国还没有对塔列班开战，中共就进行杯葛，强调一切战争行为要经联合国决议批准。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当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美国率全球36国军队打击伊拉克之际，中国就是百般阻挠，最后看大势已去，投了弃权票。后来美国率领北约军事干预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时没有经过联合国，主要原因是中共及俄国坚决反对，根本没有通过决议的可能。 这次恐怖份子攻击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亡，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进行自卫并回击，向那些恐怖组织和窝藏支持它们的国家开战，而不需要经联合国决议，更不需经中共那种专制国家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有联合国，当然也谈不上经联合国批准，美国等盟军不仅照样参战，并打败了德日意轴心国。 另外，联合国已越来越成为专制国家联手杯葛正义行为的国际场所。不久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竟秘密投票“选”掉了美国在这个组织中的席位，而由全球人权记录最恶劣的苏丹等国家递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书面领奖词中就指出，“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像中共、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越南，苏丹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花销庞大、效率低下、官僚腐败严重的国际机构除了每年花掉几十亿人民的纳税钱、满足西方左派的国际大政府幻想、以及每年那些权力者们聚集开个大Party（吃得更加“圆首”）之外，没有什麽实质性的作用。 美国应该利用现在没有了苏联共产帝国的牵制，又是世界唯一超强的机会，凝聚一切可能的力量，打一场摧毁专制、根除恐怖主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历史正给予美国和文明世界的领袖们以机会，关键的不是美国有没有能力，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战胜法西斯的丘吉尔、罗斯福，有没有抗衡共产主义的里根、撒切尔！我们拭目以待。 2001年9月22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2015-1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美国人给台湾「正名」
上个周末，我应邀到洛杉矶参加「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全球年会，做一个演讲。这个华人团体在全球有98个支盟，与会的三百多代表，泛蓝泛绿都有。我的讲题是「民主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开门见山就指出，有国民党要员提出，孙中山是两岸最大公约数。但我认为，民主才应是两岸的公约数。且不说中共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哪会真正尊崇孙中山？更何况即使中国民主了，也不会把三民主义作为立国之本，因为孙中山曾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今天谁都看到，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不要说孙中山当年「联苏联共」，其实是共产党的思路。 确立民主是两岸公约数，那麽解决两岸分歧的出路，就在於结束中共专制；中国有了民主，台海才有和平，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目标才能彻底实现。今天，很多台湾人要求「制宪正名」，包括国号、国旗、国歌等是否改变，都是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後，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去北京朝拜独裁者，并宣称要「联共」，本质上就是反民主，出卖台湾。 但我讲过之後，这个团体的首任理事长，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国民党老先生发言，指出这个会议不应该请我讲话，他对我支持台湾「正名」、毫不客气地抨击他们的前主席连战非常不满。我则在回应中指出，如果是前主席就不可批评，那蒋介石、蒋经国都是国民党前主席，是不是都不可批评？按照这种逻辑，施明德、许信良是民进党前主席，是不是也不可批评？一个在美国住了多年的人，不是想通过辩论以理服人，而是想靠不给别人讲话的机会来阻挡自由思想的流动，可见国民党长期的奴化教育有多大的後遗症。 很多泛蓝人士谈到「台独」就怒火满腔，其实台湾并不存在「独立」问题，因为中华民国一直是独立的国家，从不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问题只是要不要「制宪正名」，这不仅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甚至连声称只认中华民国的国亲两党主席到北京，连「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提都不敢提，连自己当过中华民国的副总统、省长都不敢承认。且不说他们根本没有在捍卫中华民国，即使捍卫了这个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国」又有什麽意义？ 虽然泛蓝人士阻止台湾正名，但国际社会从来都和他们作对。仅在美国，所有英文媒体都是用「Taiwan」来报导、描述台湾，没人用「中华民国」。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China」。在洛杉矶这个会议的开幕式上，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伯曼（Howard Berman）应邀致词，我仔细倾听并统计，他总共用了四十多次「Taiwan」来指「台湾」，没有用过一次中华民国。同时用了近二十次「China」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说明，美国人（还有其他西方人），早就给台湾「正」了「名」。不管那些蒋介石式思维的人怎麽反对，最後都无法改变台湾人民，以及全世界尊重真实的人们，为台湾「正名」。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11月2日“曹长青专栏” 2005-1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