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连宋联共害民主——在群策会论坛会议上的发言
自由民主的台湾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时刻，这个艰难就是共产党和国亲两党要联手对付台湾民主。如果今天台湾人民无法抵抗连宋，那麽明天台湾就无法抵抗中共。大家都看到了，连战、宋楚瑜和胡锦涛的会谈。一边是从没经过十三亿中国人选举的共产党，一边是在台湾两次选举中被人民淘汰的国亲两党主席，这样的党主席们却要对谈、决定台湾人民的命运，这不仅是荒唐，简直是向人类文明准则挑战！ 连宋的中国之行被国亲吹嘘为「破冰之旅」、「搭桥之旅」，但从连宋和胡锦涛的会谈来看，这是一次把台湾往「冰窟窿」里推的「害台之旅」、「摧残民主之旅」。它不仅严重损害台湾，还因为它有利共产党的统战、增加中共统治合法性，而损害中国的民主进程。 我主要谈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连宋的中国之行，完全回避了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主要问题。 首先是连宋根本没有提出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不再阻挠台湾加入联合国。以人口而言，台湾在全世界二百个国家中排名第四十七，经济竞争力已进入全球前五名，更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符合联合国成员的所有条件，但仅仅因为中共的阻挠而无法加入联合国。但在连宋的访问过程中，对这个问题只字没谈，刻意地回避。你说这是「破冰之旅」，可是所有有「冰」的地方你都根本不碰，这哪是什麽破冰啊，这不是哪里暖和，你就往哪里钻的欺骗之旅吗！ 当共产党连中华民国的存在都不承认，它怎麽可能真正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在野党主席？但为什麽共产党要大张旗鼓、高规格地接待连宋？因为对於北京来说，连宋们还有利用价值，这个价值就在於它首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完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煽动民族主义，强化共产党的合法性，巩固其在中国的统治。其次可以帮助共产党统战台湾、分化台湾、矮化台湾，最後消灭台湾，把台湾变成共产党统治的一部份。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胡锦涛的专制一统天下的原则。 另一个严重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问题是中共用七百枚飞弹瞄准台湾。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被这麽多的飞弹威胁。但连宋的整个中国之行连「飞弹」这两个字都绝对不提。这就像有强盗用枪炮瞄准你家老小，你却到这个强盗家做客、喝茅台呵，好像没事似的。那麽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家的成员？你是不是真的关心家人的生死？连战不是说他的中国之行是「和平之旅」吗，那麽和平的第一步就应该要求对方撤掉「枪炮」，但他为什麽对此装聋作哑？是不是他心里还赞成共产党用枪炮瞄准台湾，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枪炮，和共产党联手吓唬、阻止台湾人民自由选择？ 另一个更明显的问题是，中国刚通过了针对台湾动武的「反分裂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管理、统治过台湾一天、一分钟，但它却明目张胆地通过法律条款，要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而连宋对此也没说一句话。这就像有恶棍张贴告示，要杀了你全家，你却以「缓和两家关系」为由到那个恶棍家「对谈」，结果却不谈这个最主要问题。那麽你去那里干什麽，是不是去那里帮助恶棍壮声势？ 最後一个是，中共的独裁统治和践踏人权，这是台海局势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而只有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海才会有安全。但连宋对此也是不说一句话。西方民主国家领袖访问中国，都会提出人权问题，即使为了国内政治和应付人权组织，也得做做姿态。但连宋连「姿态」都不做，热衷於和独裁者握手、碰杯。当然了，也不奇怪，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人类历史上两个臭名昭著的列宁式政党，两个独裁党的党魁到一起，怎麽会喜欢谈人权和民主？亲民党只是个套了层橘色外衣（更接近共产党的红色）的国民党。 上述四个最严重影响台海关系的问题，连宋一个都没有提到，那麽他们到中国去，破了什麽「冰」、搭了什麽「桥」？而且连宋按照胡锦涛的指挥棒喊「一个中国」，而完全回避中华民国和台湾的主权地位，他们的中国之行完全是向独裁者投降之旅，天下没有比投降更容易的事了！ 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是，连宋访问中国完全违反真正民主政治的基本规范。因为按照西方民主政治的规范，在野党主席不能去敌对国家谈什麽共识或签公报。连《华尔街日报》都说，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The Wrong Taiwanese），意思是说，连战只是个在野党主席而已，他不是台湾的总统，北京找错了谈判的对象，如果两岸对谈，中国应该和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谈。 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没有在野党主席到敌对国家签署什麽共识的。例如美国不可能由在野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美国的敌对国家伊朗、利比亚等去访问，签署什麽共识。在东西德对立的冷战时代，民主的西德，也没有在野党主席去东德访问，和东德共产党签什麽共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韩的在野党主席也没有去访问平壤，和金正日举行「党对党」的对谈。如果南北韩的政治气氛允许这麽做，只能是庐武铉和金正日进行谈判，两个政府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协议。就像金大中时代，南韩总统曾访问北韩，与平壤达成某些协议。 为什麽人家的在野党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等於告诉国民，我们这个在野党为了党派之争，为了打击执政党，不惜和敌人合作，不惜国家利益，其结果当然是损害自己国家本身。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这种做法就会遭到选民的惩罚，丢失更多选票，因此正常民主国家的在野党都不可能这麽做。 在美国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在野党主席根本就不会是新闻人物，民众和媒体都不会关心谁是党主席，因为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完全不重要。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野党主席是谁（在台湾有几个人知道？）。美国人和媒体重视的是选举产生的总统，他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对外讲话。像台湾这样已经两次败选的在野党主席，还是新闻人物，还被媒体重视报导，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不仅是罕见的，更是可笑的，这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标志。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连宋的「中国行」说是进行「党对党」的对谈，这是明摆著的谎言。事实是，台湾已是党、政完全分开的民主国家，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确分别；而对岸还是党天下，政经军民商，都要服从党中央，最後听从一个独裁者。连宋只是在野党主席而已，而胡锦涛有四个职务∶共产党总书记，中共军委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坐上这四条腿的凳子，才等於坐上龙椅，当中国的皇帝。整个中国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连宋在北大、清华的演讲，哪些学生可以出席，提哪类问题，都要有学校党组织安排。连中山陵一下子出现那麽多中国民众，都可能是中国政府组织的，看看在西安，那些欢迎连战的小学生，被共产党操控到什麽程度；连战听到那些被洗脑的孩子们矫情十足、夸张地喊「连爷爷您终於回来了」，不知道身上有没有起鸡皮疙瘩。 因此连宋的中国之行虽然打的是「党和党对谈」的招牌，但由於对岸是党政军一家，结果根本不能是党对党，而是台湾在野党，和对岸的整个统治集团在谈；其结果不仅给了中共一个统战台湾的机会，而且还造成假象，好像台湾在野党所代表的一半台湾人民心向中国，心向共产党。在连战还没有起程去中国时，中共的报纸上刊出的大标题就是∶「一颗中国心，连战登陆行」。连宋的中国行，在中共宣传上变成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人民渴望统一」之行，成了共产党对台统战的宣传筹码，更给了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和洗脑中国人的机会，从而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我谈第四个问题是∶连战明火执仗要「联独裁制民主」。他在北大演讲时明确地说，他要「联共制台独」，这简直是自由世界不能容忍的无耻。为什麽这麽说？因为联共是什麽，就是联邪恶，联独裁，联专制嘛。而台独是什麽，台独只是人民自由选择的一种可能的结果。民主的核心是人民有选择权，包括选择国号，国旗，国歌，包括国父等等。只要让人民自由选择，各种结果都可能是选项之一。你说要尊重人民的选择，就得尊重任何一种人民选择的结果。那麽你连宋说反对台独，就等於说要反对几种选项中的一种，或者说，你只有这个选择（统一），而不能有那个选择（独立）。这还叫选择吗？这不就是反对选择本身了嘛，因此反台独，就是反对人民选择，反对选择就是反民主，就是专制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连宋就是在台湾的胡锦涛！ 任何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人都知道，今天台海两岸的最主要分歧，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立，是「冻蒜」和「清算」的两种不同制度的选择。主导台湾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是民主价值，而民主的核心是人民有选择权利。如果说台湾正走向独立，那这只是认同民主价值、尊重人民选择的一个结果。台湾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变化证明，民主化和本土化已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样无法分割。只要台湾走向民主，只要台湾人民有选择权，就自然会有自己当家作主、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本土意识和愿望。这就像当年李登辉先生提出台湾直选总统时的那场争论一样，国民党的守旧派认为，只要直选总统，就是台独，因为只经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就不再是下辖三十五省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只是台湾的总统。但推崇民主价值的李登辉坚信民主第一，坚持人民选择权利至上，结果才有了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尊重人民的选择权是价值，而台湾独立只是一个结果，一个无法回避的民主选择的历史潮流！ 今天，仍然靠「清算」制度维持的中共政权，故意回避两岸的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两种选择的不同，而用「大中国」「国土」「统一」这些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掩盖、模糊两岸的根本分歧。连宋在中国的言行，完全是附合共产党的这种逻辑，这种思维，以大中国沙文主义来对抗民主和自由的价值。 连战在演讲中还批评台湾执政党搞民粹，但连宋在中国的言行却才是真正在搞民粹，因为几乎在哪里连宋都强调中国人、中华民族。连战说和那些中国共产党人想见恨晚，而宋楚瑜则更明确表示要「中国人帮中国人」。这种逻辑就是∶你是德国人，就要帮助纳粹；你是意大利人就要帮助墨索里尼；你是俄国人就要帮助斯大林；你是中国人就要帮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天下没有比以血缘、种族而做价值选择更愚蠢、更反动的逻辑了。 连宋把台海两岸的民主和专制的价值之争，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把它变成了中国人和台湾人的种族之争，用他们和胡锦涛都是「纯种中国人」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思维，来对抗真正文明人这种现代普世价值。连宋在北大、清华演讲的主调，都是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连宋来自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应该告诉那些年轻中国学生的，不是做哪国人多重要，而是做文明人多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是文明人、不是尊重民主自由价值的文明人，无论你是哪个纯种，你是哪国人、都是人类的败类！ 我最後想说的结论是∶ 连宋的中国之行，不仅不能说明国亲民两党的强大，恰恰相反，它暴露了国亲的虚弱，说明他们对在台湾发展，对重新获得台湾人民支持根本没有信心，所以才会跑到独裁者的土地，寻求共产党这个大恶霸的支持。但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有了自由信息；国民党以为找共产党撑腰，就能在台湾重新夺回权力，我认为它完全打错了算盘。连宋的中国之行，只会风光一时，但它将会给国亲两党的政治前途带来更大的阴影。古往今来，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最後都没有好结局，因为共产党是魔鬼，这已是人类的共识。与虎谋皮，最後一定被老虎吃掉。 不管这次连宋的中国行会给他们个人带来多少风光，不管台湾的统派媒体如何渲染国亲联共主导两岸关系，不管在上次立法院选举有怎麽的民主进程的挫折，我坚信，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台湾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的这个必然大潮；因为这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的潮流！连宋和国亲今天的行为，只能成为台湾明天的教科书中耻辱的一页！ （2005年5月） 2005-05-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美国人给台湾「正名」
上个周末，我应邀到洛杉矶参加「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全球年会，做一个演讲。这个华人团体在全球有98个支盟，与会的三百多代表，泛蓝泛绿都有。我的讲题是「民主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开门见山就指出，有国民党要员提出，孙中山是两岸最大公约数。但我认为，民主才应是两岸的公约数。且不说中共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哪会真正尊崇孙中山？更何况即使中国民主了，也不会把三民主义作为立国之本，因为孙中山曾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今天谁都看到，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不要说孙中山当年「联苏联共」，其实是共产党的思路。 确立民主是两岸公约数，那麽解决两岸分歧的出路，就在於结束中共专制；中国有了民主，台海才有和平，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目标才能彻底实现。今天，很多台湾人要求「制宪正名」，包括国号、国旗、国歌等是否改变，都是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後，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去北京朝拜独裁者，并宣称要「联共」，本质上就是反民主，出卖台湾。 但我讲过之後，这个团体的首任理事长，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国民党老先生发言，指出这个会议不应该请我讲话，他对我支持台湾「正名」、毫不客气地抨击他们的前主席连战非常不满。我则在回应中指出，如果是前主席就不可批评，那蒋介石、蒋经国都是国民党前主席，是不是都不可批评？按照这种逻辑，施明德、许信良是民进党前主席，是不是也不可批评？一个在美国住了多年的人，不是想通过辩论以理服人，而是想靠不给别人讲话的机会来阻挡自由思想的流动，可见国民党长期的奴化教育有多大的後遗症。 很多泛蓝人士谈到「台独」就怒火满腔，其实台湾并不存在「独立」问题，因为中华民国一直是独立的国家，从不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问题只是要不要「制宪正名」，这不仅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甚至连声称只认中华民国的国亲两党主席到北京，连「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提都不敢提，连自己当过中华民国的副总统、省长都不敢承认。且不说他们根本没有在捍卫中华民国，即使捍卫了这个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国」又有什麽意义？ 虽然泛蓝人士阻止台湾正名，但国际社会从来都和他们作对。仅在美国，所有英文媒体都是用「Taiwan」来报导、描述台湾，没人用「中华民国」。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China」。在洛杉矶这个会议的开幕式上，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伯曼（Howard Berman）应邀致词，我仔细倾听并统计，他总共用了四十多次「Taiwan」来指「台湾」，没有用过一次中华民国。同时用了近二十次「China」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说明，美国人（还有其他西方人），早就给台湾「正」了「名」。不管那些蒋介石式思维的人怎麽反对，最後都无法改变台湾人民，以及全世界尊重真实的人们，为台湾「正名」。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11月2日“曹长青专栏” 2005-1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米奇尼克给中国知识份子的启示
在波兰结束共产专制的抗争中，有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後来做了波兰首位民选总统。另一个是办报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他虽然是一个文人，但跟瓦文萨一样，坚定地对抗共产主义，在结束波兰共产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被称为“波兰的甘地”。 最近，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米奇尼克到纽约访问。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居然拿出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对米奇尼克的专访。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家美国金融大报，拿出这麽大的版面，不是报导和采访哪个国家的总统，而是一个报人，好像还没有过先例，可见对这位波兰知识份子的重视和推崇。 米奇尼克在这篇专访中，对柏林墙倒塌事件，对波兰及全球的重大影响，以及当今世界的焦点问题等，发表了看法。 在被问到怎样看待当年柏林墙倒塌事件时，米奇尼克说，“太惊奇，太令人震撼了！在波兰四百年的历史中，从没有过像柏林墙倒塌後的这20年∶我们（波兰）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我们有了自己的主权；我们尽最大可能保障了人权；我们有了民主选举；我们开放了边界；我们不再有新闻检查。这是奇异的变化。” 柏林墙倒塌後，原苏联的十个卫星国，不仅都结束了共产政权，走向民主，并都成为欧盟的成员。米奇尼克强烈主张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认为这可以增加它们的安全感，不再受俄国的威胁。米奇尼克对克里姆林宫持批评态度，认为普京政府强调“主权民主”、“秩序”等，是在加强国家权力，削弱个体权利。他认为俄国的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是“非西方的”（un-Western）。“但这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必须改变，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但这需要时间，我们要有耐心。”他说，“今天威胁俄国的不是自由的欧洲，不是自由的美国，而是非自由的伊斯兰和非自由的中国。” 他回顾说，波兰团结工会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甚至没有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ideal society），“它只是想生存，能够生活。它的理想更接近美国革命，而不是法国。” 米奇尼克和捷克总统哈维尔等，当年都曾强烈支持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在今天反伊战的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情况下，米奇尼克说，他对支持伊拉克战争“不後悔”。他说，当美国和邪恶、野蛮、谋杀的极权主义发生冲突时，作为知识份子，我的责任是站在美国一边，呼吁美国干预，捍卫人权。 因此他称赞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公开支持，说这应该是奥巴马总统的榜样。1981年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戒严时，美国公开表示站在波兰人民一边，对抗共产政权。“当年美国公开支持我们，很有成效。今天我们必须支持伊朗人民，他们不喜欢那个疯狂的内贾德总统，那个伊斯兰—毛主义分子（Islamo-Maoist）。” 在波兰的关键时刻，米奇尼克参加了那次著名的团结工会代表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面对面谈判的“圆桌会议”，最後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全国大选。结果波兰团结工会囊括了99%的国会席位，波兰走向民主。米奇尼克虽被雅鲁泽尔斯基下令关押过，但他後来强烈反对审判、惩罚雅鲁泽尔斯基，并和这位将军成为朋友。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结束时说，“我们必须改变波兰和波兰的习惯。不能你赢了，就把对手关进监狱，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手段。”“一旦政治进入法庭，司法正义就会从另一个门走掉了。” 《华尔街日报》在采访米奇尼克的文章中说，这位波兰著名的知识份子，今天还是一个左派。他跟哈维尔很相像。他们可以强烈支持伊拉克战争（这一点和美国及西方的左派不同，也许是他们经历过共产主义，亲身体验了什麽是邪恶），坚定反对共产主义，但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尤其经济问题，还是跟西方左派基本在一个思路，也是主张均贫富，强调平等（而不重在自由），反对资本主义。 但是对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来说，米奇尼克至少提供了三个重要的借鉴∶ 第一，他坚定反对共产主义，进行体制外的抗争。米奇尼克的父母都是党员干部，他早期虽对共产党不满，但还是对共产党充满期待，主张体制内改革，是个党内改革派。但他在坐了共产党的监狱之後，完全改变了了，变成了一个体制外抗争派，一直都坚定地主张结束共产党统治，而不是从内部改革、改造等。 第二，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时，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喜欢在抗议民众和政府之间做说客。而米奇尼克却直接参与团结工会对抗共产党的斗争，他和瓦文萨并肩战斗，还创办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 第三，米奇尼克不以获得权力为目标，而是一直坚持做权力的监督者和独立知识份子。米奇尼克虽然一度当选过国会议员，但很快就退出，仍然做他的报纸主编。用舆论来监督政府和权力人物。这种独立知识份子的角色，使他在共产党掌权时，强烈批判共产政权，而在瓦文萨当总统後，又成为民主政府的监督者。而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权力梦太强，很多人都想著回中国做总统、做总理。缺乏理想性，於是内斗、丑闻不断，而实际效果甚微。 也许，正因为波兰有不迷恋权力的独立知识份子，波兰才成为整个东欧第一个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1989年中国“六四”屠杀之际，在中国人还不相信共产党会屠杀的时候，波兰人民恰恰在那一天，用选票埋葬了共产党。这种不同，也来自两国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认识，对权力的认识的根本性不同。 2009年11月17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09-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台湾民主道路的独特性
今年是《开放》创刊二十周年。也恰恰是在这二十年里，台湾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解除了党禁报禁，结束了政治黑名单，走向总统直选，一步步迈向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在媒体信息十分发达的今天，人们普遍会有一种感觉，对哪里的情形都不太陌生，都「基本了解」。但在信息最自由、最发达的美国居住了也快二十年的我，却越来越痛感，各个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巨大陌生和隔阂远没有因信息的发达，网络的神奇而消失，反而由於距离的缩短、交流的容易而更增加了某种敌视，而这种敌视又强化了隔阂。这有点像在人群拥挤、物理距离很近的大城市，人和人之间的亲热度远不如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小城镇。但我绝不因此而反对现代科技，反而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热烈推崇者。目前这种情形，只是科技发展的副作用之一，人类有能力随著这种发展而逐步调整自己。 之所以提到现代化的隔阂，是为了谈一下我在「认识台湾」这个过程中的感受。本来我也和许多「信息灵通」的中国文化人一样，自认为对台湾问题一点都不陌生，关注台湾，主要是想看看中国的影子，看看中国民主道路的前奏曲是怎麽唱的。但近年来多次走访台湾，在从北到南的各个大小城市，和数不清的台湾人交谈之後，才强烈地感觉到，我原来对台湾的了解和真正的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从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远不能反映真实的台湾。台湾的民主之路，对中国走向民主有一定的借鉴之处，但更有它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台湾人民的反独裁专制是和反种族压迫并驾齐驱的，而且密不可分。从台湾走过的道路和中国今天的现状来看，由於缺乏个体主义价值（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的译法不够准确）的中华文化所带来的普遍奴性，导致华人反抗独裁专制的能量够不成推翻专制的力量。在台湾的中国人里也有很多反国民党独裁者，其中著名的如殷海光、雷震、胡适等。他们的言论和反抗行为起到了一定传播自由主义价值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不足以促成推翻专制的能量。 ●说台语被罚和「十八趴」特权 由於国民党到台湾以後，除了进行了一场给台湾人民留下深刻创伤的二二八屠杀之外，更施行了一系列种族殖民性质的政策，於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从一开始就和种族压迫连在了一起。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党政军要员和五十万军队，那些被称为「外省人」的占领者，从此主导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司法、教育和媒体。即使那些军人家属，也集中住在「眷村」，有专门配给。外省人在台湾成为贵族，台湾人则沦为二等公民。在首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21名高层人员中，只有一名是台湾人，316名中层人员，台籍只有17人。 台湾人不仅被排斥在统治阶层之外，连说母语都受歧视，甚至被惩罚，因国民党统治阶层要推行「国语」。今天很多中国人对台湾人讲台语很反感，但如果你了解他们的经历，就会对他们今天的反弹多一分理解。许多台湾人都给我讲过他们当年因说台语而被罚款、罚挂牌子的经历。不久前，台湾知名演员、前华视总经理江霞来纽约演讲，说她小时候就因说台语而被挂了牌子（在胸前挂一个「我说方言」的牌子，直到逮住另一个说台语的，把牌子挂到那个人身上为止）。後来她发誓学好「国语」，结果由於她人长得漂亮、「国语」说得好，外省人就夸她「不像台湾人」。如此这般对台湾人的歧视，只能播下仇恨的种子。当年日本人统治台湾、统治中国东三省，也要求说日语，但也绝没到说母语被惩罚的地步。 国民党不仅在统治阶层和司法、媒体、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都主要使用「外省人」，甚至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制定了一个法律，凡「军公教」（军人、公职人员、教师）人员退休金可有18％的优惠存款利率（其他人则按市面利率）。这种利率，比买股票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都高很多。由於「十八趴」的高利率，军公教人员退休後的收入可以达到比退休前还多，甚至多至140％。由於「军公教」主要是外省人，等於是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和本地人不同的「特权阶层」。这种「特权」由於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至今没有取消。 ●种族怨恨比专制怨恨更难消除 这种所谓外省人对台湾人的歧视，至今在台湾仍到处可以感觉到，尤其在媒体上的反映更是明显和嚣张。所以，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反抗种族压迫的特色；而且由於有种族压迫，反而更强化了反独裁的力量。换句话说，由於种族压迫而凝聚的反抗力量，超过了由於专制压迫而凝聚的力量。在台湾人的反抗中，你甚至可以看到类似南非的情形；而由於台湾人在血缘、肤色上和中国人完全相同，根本就是同一种族，你却施行种族歧视，这比黑人受白人歧视更不能容忍，怨恨更深，於是反抗的意志和力量就更强。 近年走向民主、走向独立的钗h国家，像立陶宛三国、黑山共和国、乌克兰、科索沃、东蒂汶等，都有和台湾类似的情形，也就是反独裁和反种族压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反种族压迫极大地强化了反独裁的力量。 蒋经国最後被迫让步，从施行培养台湾本土精英的「催台青」政策，到重用台湾人做副总统，到解除党禁、报禁，更多是由於难以承受种族压迫所导致的台湾人民的反弹。而只要解除了党禁报禁，走向民主之势则一发不可收。 本来由於大家都是同肤色、同长相，国民党独裁垮台後，「外省人」的主子地位消失後，台湾的种族问题就应迅速消失了。但恰恰台湾又来了一个和其他国家独裁政党倒台不同的和平演变，导致专制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不仅没垮台，没遭清算，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可以参选的民主政党，更甚的是，国民党居然可以把独裁时代的国库变成了党库，於是巨大的党产，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国民党保持其在台湾的势力，更使其保持住了在媒体的主导地位，於是种族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由於双方公开针锋相对而更清晰化了。 ●国共两党「共存亡」 而在台湾刚刚走上民主之路，正起步迈向一个独立的正常国家之际，中国经济又开始崛起，於是经济纽带又把这两个本来迎头敌对的国家紧密地连在了一起。而此时的国民党，为了保住其在台湾的主子地位，不惜和宿敌联手，借助一个大独裁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来对抗台湾人民。国民党靠向中国、「联共」这一步，就更强化了「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对立。於是台湾虽然走向了民主，但其几十年来抗争的种族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中共这个独裁国家的插手，极大地增加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其内部民主机制运转的艰难性。 因此，在今後二十年，只要中共在，它就会动用一切统战手段，试图瓦解台湾的民主，阻止台湾人民的选择，导致蓝绿的继续对抗、台湾「中国人」和「台湾人」的继续冲突，国家认同问题的持续矛盾。 相反，如果中共迅速倒台，国民党也就立刻失去靠山和支柱，它会马上洗心革面，变成台湾国民党或另外一个什麽名字的政党，会立竿见影地迅速转向台湾本土，老老实实地做台湾人。为什麽？并不是他们一夜之间就会扔掉贵族包袱，抛弃大中国情怀，而是选民压迫，只有就范这唯一选择。 所以台湾今後这二十年的何去何从，中国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专制中国是台湾深化民主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刺激台湾人民继续努力奋斗的推动力。 ——原载《开放》2007年1月号 2007-0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谁是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二”的第一推手？
中国股市暴涨带来的兴奋还未被市场完全消化，股评家们正在纷纷论证“大国经济缔造股市牛途”之时，“黑色星期二”（2月27日）就已经来临。而且这次与以往不同。以往中国股市无论涨跌，都只是自个关起门来玩个痛快，这次却带累世界股市一同跳水：上海股市在黑色星期二下跌8.8%，美国道琼斯随着在当日下跌了3.3%，欧洲股市在当日下跌2.6%，香港下跌1.8%，日本当日虽然只微跌了0.5%，但在星期三上午则下跌3.56%，韩国也跟着下跌4%，新加坡股市在星期三上午一开盘就下挫了4.82%。澳大利亚则在星期三上午失去了3%的市值，澳洲公司损失惨重，股东们亏损高达340亿美元。 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事后诸葛亮们已经总结了多条，比如政策层面的多种利空消息，政府严查违规资金入市、央行一年期券发行等等，导致基金做空传言四起。但这种事后总结已经无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思考应该是：中国股市下跌为何会波及全球。尽管中国方面认为中国股市尚无能力影响世界股市，但从时间次序上看，分析家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全球股市下跌是受中国股市下跌之累。而且必须正视的是，通过几十家驻中国境内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之简称）的操作，中国股市已经与世界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股市资金流量猛增 有必要先回顾中国股市在下跌前的一些现象。 此番牛市上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 第一出现投资基金热。在上海等中国沿海地区，投资基金热暴升。据统计，流入中国的投资基金去年年初相当于600亿美元，但是年底就一下子达到了1100亿美元，还出现了一天之内就有数亿元人民币被抛入投资基金的异常事态――这些资金当中，显然有外国游资。 第二，开户人数突破8000万。据说，许多人将自己的住房抵押到银行，借贷资金投入股市。而银行这样做，自然是政府主管部门放任的结果。 对中国股市质量的怀疑与审视 不过，伴随着此波牛市的，还有怀疑与审视的目光，而怀疑的理由亦非常充分，只是这些声音完全被牛市的热度遮盖住了。 其一，中国上市公司的面貌并未发生多少改变。目前的1,400家上市公司中，许多企业依然质量低劣。只是由于信息披露制度与会计准则都极不完善，外界无从知道这些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会计行业的弄虚作假蔚然成风，欺诈上市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一直是中国股市的阴影。 其二，7家银行占中国股市市值的1/3。这里面蕴含的风险相当高，一则是这些银行并未证明自己已经清理完由于管理不善和金融欺诈所造成的巨额历史坏账，这些坏帐估计高达将近6000亿美元（另一说是9000亿）；二是中国金融股的估值比国际同业的估值水准已偏离很多。平均而言，世界银行股的市盈率（PE）是15倍，保险股约14倍。而目前内地市场银行股的市盈率已高达30倍，而2006年1月时还只有13倍。 谣言、内幕交易、庄家哄抬股价，这些都注定目前中国股市仍是短期投机者的天堂。中国股民这些年在股市上损兵折将也是众所周知之事，坊间流传多种“股市十八怪”的版本，算是股民们对股市的评判，其中有几条是：老总开溜不回来（指上市公司、券商老总卷款潜逃）；要想赚钱别进股市来；上市公司一年优，二年坏，三年不知在不在；违规总比监管快；黑嘴骗钱像比赛，亏损公司股票涨得快； 新股好坏都能卖；公司上市就学坏，业绩就怕阳光晒；三天两头闹股灾，一亏就是好几代。 据说自有中国股市以来，股民财富在股市上蒸发了12,000亿人民币。 就在上述股市基本面不好、泡沫化很明显的情况下，近三个多月以来，在能源、银行和原料行业股票上涨的带动下，中国沪深两大股市呈现一片旺象。但是这种状况并未令所有人感到放心，至少外国经纪公司的分析师们比其中国同行要谨慎得多。在他们看来，企业获得的利润根本不能解释股市目前的迅速上涨。对中国股市上涨，他们持保留态度，认为投资者和企业都走错了路。 其实，只要分析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意在繁荣股市的政策，就知道最近三个月这波行情完全是中国政府充当了股市的“第一推手”所致。 中国政府开通资本管道：QFII与QDII 就笔者长期积累的经验，用分析西方股市那套技术工具与方法来分析中国股市注定找不到结果，因为分析中国股市需要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入手。 中国股市近几个月的暴涨，主要在于有大量国际游资进入。而国际游资的大量进入，则有赖于中国当局有意拓宽QFII管道。 通过政策拉动股市的把戏，中国政府早就玩得纯熟。但过去因为限制外资进入A股市场，所以最多只能自己关起门来玩股市，在股民被洗劫一空之后，缺乏资金拉抬，后继乏力。于是中国政府先于2002年开通了QFII，继之又于2006年开通了QDII，后者主要是为了减轻外汇储备压力。 QFII 是业内人士对“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简称，是为境外资金流入中国股市开辟的通道；QDII是对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的简称。前者是允许境外投资机构的资金到中国股市投资，后者是允许境内投资机构到境外投资股票、金融、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因为两者开通的时间相差五年，所以当2006年4月13日QDII开闸之后，中国金融专业媒体很是热闹了一阵，说是五年一轮回，终于轮到中国资金扬帆出海了。 就在众多分析师分析谁是此轮股市跌落的幕后推手时，笔者将2006年以来有关股市的政策消息汇集到一起分析，发现2006年年末股市疯涨的“第一推手”其实还是中国政府。从2005年12月以来，中国证券分析界就以“新政频出，今年股市不寂寞”为题，反复预告2006年中国股市的“利好消息”，而在这些所谓“新政”当中，最显著的是这么两条，即2006年1月生效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首次获准进入中国全流通A股市场），以及2006年8月颁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说到此处，还得追溯QFII的起源。早在2002年初，中国政府就公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A股市场，并于2003年5月正式启动这一项目。2006年8月25日，中国政府又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取代2002年的暂行规定。至2006年8月为止，中国政府共批准了45个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繁荣中国股市，中国政府一再降低QFII的进入门槛，比如原来规定，申请加入这个项目的外国金融机构必须拥有10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而新规定把这个标准降低至50亿美元。此外，原规定要求外国保险公司必须有30年的历史才能成为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而新规定表示，有5年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就可以进入这个项目。同样，开办5 年以上、管理资金超过50亿美元的退休基金、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资机构也可以加入这个项目。 QFII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资金获批额度，目前共达99.45亿美元，离100亿美元“红线”咫尺之遥。据说，由于已经有效地疏导了QFII额度扩容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再次提高额度已水到渠成，就在“黑色星期二”当天，一位中国证监部门官员还对外透露，中国将把外资机构的证券投资上限，定为国内A股总市值的5-10％， 当前中国A股总市值约为10万亿（兆）元人民币。这一消息意味着在未来8至10年内，可能将有550亿-1，200亿美元的境外机构资金逐步获准投资于中国股市。 中国政府对国际游资亮出诱饵：人民币年内将升值5％ 仅仅只放宽QFII的通道远远不够，还得有让鱼咬钩的诱饵，于是人民币升值成了最好的诱饵。 近五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2006年以后这个问题更成为美国政府与中国谈判的焦点问题。在世界各国相继变相提高贸易壁垒之后，中国当局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宣布人民币将保持长期，稳定的升值政策，以缓解国际压力。去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减少贸易顺差来降低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今年1月初，国家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表示要“把减少顺差作为今年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抓好”之时，国家商务部网站亦于相同时间发布了一份报告，明白道出以人民币“年升值4-5%”来应对贸易顺差过大的困境。 可以想象这则消息对那些手握大量游资的国际投机者具有何等诱惑力。“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获利哪安家”，更何况目前任何行业都面临利润平均化的压力，以美国房地产业而言，多年来利润率就在2－3％的区间徘徊，而能够盈利5％以上的行业，当然是投资首选。中国股市上一直有分析者指出，一些QFII早就在股市低迷之时低位建仓，待机而动。这时候，只要有人点燃股市上涨的第一把火，不愁火势不旺。更何况中国银行系统向来对股市融资网开一面，只要有人需要，就能从银行借出钱来投入股市。 有分析指出，在这轮“牛市”上，中国股市上前十大流通股东为清一色的基金、券商、QFII，总持股比例占流通盘的26.86%（黑色星期二之前的数字）。这一点说明，以现在的QFII规模计，它已成为中国股市上一只不可小觑的力量。 中国政府不再是控制中国股市资金唯一的一只手 中国方面至今仍然认为，中国股市不具有影响世界股市的能力，并推断这次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隔夜贷款利率（短期利率）上调至0.50%是此次全球股市下挫的根源。据分析，低利率的日本一直充当了“国际借款机”的角色：投资者（投机者）经常用很低的利率借出日元，然后兑换成其他币种，去回报率更高的地方去投资(或者套利)。整个资金循环的箭头是从日本发散到其他国家，资金成本低廉的日元成了全球泡沫的一个“流动性输出池”，那么，一旦日本决心不再向外输出“流动性”，那么，全球股市将突然承受剧烈动荡的风险。但这一分析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毕竟是中国股市的下跌带动了世界股市的下跌。 考察中国股市的波动时，还必须考虑到一点：今天的中国股市资金除了中国政府那只手在控制之外，还多了一只手，那就是多家QFII。这些QFII进入中国股市，除了为中国股市增加大量资金之外，也不可避免增加了中国股市的投机性与风险。 世界投资（投机）基金为何钟情于中国股市？Newton Global Higher Income Fund的基金经理詹姆斯•哈里斯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哈里斯认为，投资者在上世纪90年代失去了关注的焦点，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领退休金的人需要退休收入，他们成为收益型股票的“天然支持者”。但哈里斯认为，现在很难在美国这个成熟的市场上找到好股票。相反，他对亚洲股票比较乐观，认为亚洲货币将在人民币的带动下升值。 摸清了基金经理们的看法，就知道中国政府用政府信用担保人民币将在2007年内升值5％，作为一个诱饵是何等有效。 凯恩斯曾经说过，股票市场里有一种鬼魂式的东西存在，这是从人的本性中散发出来的（即“动物性精神”），这使股市永远存在不可解释的因素。但这件事对中国当局却至少应该提供一个教训：自从 QFII进入中国股市并成为重盘大股的主力之后，中国股市上的资金闸门就不再由中国政府一只手掌握。中国政府再也不可能象以往那样，想刺激股市就开放资金闸门，默许银行违规放贷；想给股市降温，就指令银行收回这些违规贷放并投放在股市上的资金。中国的QFII基金经理们本来就没感到有安全边界存在，任何一点小小的政策变动，就会使他们作出过度反应，这是本次“黑色星期二”留给中国政府的教训――当然，世界投资者也应因此对中国市场的高风险性产生足够警觉。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由中国开了头的股灾还有个副产品，那就是满怀信心的“中国通”们当中的少数，对外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了解中国发出了怀疑声音，认为“我们真的不了解中国”。 （原载Tai 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7年3月6日，总28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利”字当头的中国“软实力”
美国《时代》周刊日前评选出2008年十大丑闻，名列其中的大多是政治人物。让中国政府极为不快的是北京奥运开幕表演中林妙可的对嘴假唱，也被选为《时代》年度丑闻的第10名。入选的原因，想必是因为这次假唱（包括“大脚印”、“少数民族孩子”造假）发生于中国展示国家实力的北京奥运之上，牵涉到国家的诚信――亦即“软实力”问题。 而诚信缺失，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让大多数中国人深感切肤之痛。比如“中国制造”遭受到全球抵制，就与“中国制造”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密切相关；而国内的毒奶风波，也缘于厂商信用与政府监管的缺失；而四川大地震中导致逾万名中小学生痛失生命的“豆腐渣校舍”，其实也是社会缺乏诚信的产品。 但中国政府只在灾难来临时的应急表态中重视“诚信”，比如当“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民怨沸腾时，国务院总理表态说“诚信很重要”之类。大多数时候中国当局奉行权谋至上，以诈取胜，根本就没考虑“诚信”应该是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软实力”这一概念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亦译为“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现在早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用语。据约瑟夫·奈解释， “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整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索要结果的能力。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 己，或是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识别人产生自己所想要的行为。软权力存在于使别人被某种观念吸引或者能够决定别人喜好的能力”，他认为， 当今世界力量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霸权越来越靠“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共同支撑才能维持。 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交道中，一直希望中国能够遵守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各种国国际准则构成的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的约束下，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但中国自诩为“敏捷的龙”，哪里甘心接受这些与其极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国际规则的束缚？于是中国在用神五、神七、军事力量现代化、GDP总量等展示“硬实力”的同时，也将“软实力”这一概念吸收过去，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设计了一整套“软实力外交”方略。但这样一个毫无原则，按照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政府，由它设计的“软实力”外交实在是颇具“中国特色”。 按照官方媒体的阐释，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亚洲外交为例，首先，通过增加对外援助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第二，通过自由贸易协议等计划发展全面合作框架，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利益伙伴；第三，通过半官方项目加强文化吸引力并增进东盟国家的亲华态度。 这种软实力外交不止体现在亚洲战略中。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对外援助、全面互相渗透的经济关系和文化传播就是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核心，未脱“利诱”这两个字。文化传播则是将价值观念传播包裹于“孔子学院”的外衣之下。这些年来，通过“利诱”，中国确实成功地让法国、德国等国与其合作。 按照不少在华“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腐败”。于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外交，常常导致对游戏规则的破坏与腐败。“中国特色”蔓延给国际投资关系，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败泛滥。近年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腐败丑闻不断，朗讯、德普、IBM、日立、西门子都曾相继传过贿赂中国高官的丑闻。即使一直是块净土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最近也曝出几位委员涉嫌受中国政府贿赂的丑闻。 可以说，中国在国际社会推行“利”字当头的软实力，其结果是造成对世界的“精神污染”。小看这种“精神污染”造成的腐蚀力量，会使世界受到报应。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2月25日，第27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一曲 60 年的“颠倒歌”
今年适逢中共建政60周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是为一甲子。中共正为自己开列长长的庆功清单，欢呼自己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评价中共建政60年的成就可以选择多个角度，但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共革命的初始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 平等的社会”来考量。因为这个口号既是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标示自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确性与道德高尚性的革命目 标，更是中共建政全部合法性所在。 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 命消灭了有产阶级，用政治暴力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近亿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数百万个家庭遭覆巢之痛。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 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 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可以说，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将自身变为暴富阶级终。 从“四大家族”到今天的150万个暴富家庭 60余年以前，中共挟百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占长江天堑，以军事上的胜利将蒋介石逼至台湾岛，夺得了政权。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中 共宣传战的威力：几乎从蒋介石1927年取得国民政府领袖位置开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疯狂聚敛的传说就不绝于缕，这种传说不断消蚀着蒋氏国民政 府的合法性。据说，“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提出，经过坊间不断润色，形成了一句顺口溜：“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这四大家族到底聚敛多少？至今只有两个数据，一是陈伯达在1948年间所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了多达200亿美元 的财富；二是杜鲁门的一段著名痛骂：“他们（指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是贼，个个他妈的是贼（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陈伯达那篇“中国的四大家族”在当时堪称雄文，深得《孙子兵法》那句“凡善战者，攻心为上”之精髓。凡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对罔顾民瘼，汲汲以聚敛为务的蒋 氏国民政府均痛恨莫名，齐刷刷地将自己的支持献给了许诺要建立一个“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共产党，无数进步青年在20世纪40年代投奔“革命队伍”，与这种宣传极有关系。 如今60年过去，在前30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成为掌权者；在 后30年的“改革”中，掌权者通过“权力市场化”让自己变成了暴富阶级。暴富到什么程度？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里，引用了三组数据：第一组是2007年攀升至0.48的基尼系数；第二组亦来自国内，引用了赵晓“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上海证券报》2008年12 月10日，http://news.163.com/08/1210/15/4SQH7HQ200012Q9L.html）一文资料，“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 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第三组数据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 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和不动产。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主要来源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通过大量寻租活动或市场化变现为金钱，其手段 与我10余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揭露的大同小异。 这三组数据由于我在为BBC写的评论“中国政府已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2009年1月18日）中加以引用，因而广泛流传于 网络之上。广东《时代周刊》6月25日以“权威报告指中国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亿元户91%是高干子女”再次引用了这些数据，导致“亿元户当中91%是 高干子女”这一结论不胫而走，从而证实了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 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这个数据实在太具有杀伤力了，党的最高喉舌《人民日报》终于忍不住出来“辟谣”了，于8月6日发表一篇 “人民时评：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让《时代周刊》报导中出现的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出面否定他所引用的资料。而赵晓文章所引资料，因其引证时说明是据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引用者与这四个单位均在国内，于是由上述4个单位中的“中宣部政研室有关负责人”出面否定本单位从未做过这类研究。其实，赵晓的文章发表于将近一年以前，网上亦多有流传，如果他引用的数据为假，这期间上述4个单位为什么一齐保持沉默？只有波士顿咨询公司因为地处美国，为中国政治权力鞭长莫及之处，近期内可能该公司也无大笔中国业务可做，因此中 国政府无法挟制该公司出面澄清“数据错误”（象2006年5月迫使安永公司出面承认其公布的中国银行系统坏帐数据高达9,110亿美元是个“错误”一 样），《人民日报》也就只好暂时放这家公司一马，避而不提了。 中国政府可以否定亿元富翁中高干子弟占91%这一具体数据，但无法否定特权阶层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与收入差距过大这一社会现实， 因为这一现实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的民众。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 60年前更上一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 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彻底打破 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分无产者（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 阶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 如果要说今天的中共政府与当年的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国民政府时代，能够出国“在纽约置办房产”的 必须是高级权贵，而如今的中低级官吏也享有此等特权。加拿大容留了近半数中国通缉的外逃官员，这些被通缉官员中，有不少不过是处级、科级而已。这表明， “经济发展”使蛋糕做大之后，统治集团当中可以切到蛋糕的人多了一些。第二，当年由于新闻管制远比今天松驰，许多相对独立的媒体（其中也有中国地下党领导 的）还颇受读者欢迎，嘲讽蒋介石的文字不时出现报端。因此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一般是闷声发大财，未闻孔二小姐之类在《中央日报》或者其它媒体上发表长 篇文章说，“我所有的钱全是凭自己能力挣来，与父辈荫庇无关”。而今天不同，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在其父亲的老地盘电力界经营多年，荣登中国电力界 “一姐”宝座，居然借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1\] ――沾了便宜还拿中国民众的“能力”大大涮了一把。第三，国民政府时期，官员们还要表面上顾及“礼义廉耻”，不便在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堂而皇之地“性骚 扰”，用私囊（哪怕是贪污得来）养个小妾或外室，也只能悄悄地做。如今则不同了，办公室里的“潜规则”已经普及，上级官员将下属发展为“情人”、或把情人 安排成下属，然后“堂堂正正”地提职重用，既不影响“官声”，也不耗用私财。比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妇刘红薇便长期身兼上海市财政局长与税务局长 两职，双方结成了很铁的腐败同盟。所以，研究贪官的情妇现象，现在成了研究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课题”。第四，原来的“四大家族”当中，至少有孔宋两族原 来就是富豪阶层，不象今天的高干子弟，其父辈都是无产阶级，财产全凭权力巧取豪夺而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严加管制的现代史研究目前也有松动，已经有人论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并未捞取巨额财富，以前陈伯达的上 述说法是因为国共对峙的关系，带有敌视意义。这真是应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由于中国权贵阶层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当年国民政府的“四大家 族”，为了不让民众产生联想，连历史也“与时俱进”地做了相应调整。建议对专制国家权贵子弟这一身份含金量有兴趣的人去读一本书－－《经济匪徒》 （Economic Gangsters ），书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Ramond Fisman 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Edward Miguel。该书讲述了全世界各地关于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场“估价”，是作者的研究强项，也是这本 书的中心。 “五鬼”依旧闹中华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会成为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为何会从乾隆时期的“天朝上邦”沦落到连日本这种“蕞尔小国”都敢任意欺负 的地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问题让几代中国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想烂了脑袋仍是众说纷纭。“五四”时期，持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 认为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 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2\]――仅凭这一点，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到联合国申请一顶“长期反贫困战略思想”原创者桂冠，因为今天风行世界的 “反贫困理论”，其中的“长期反贫困战略”，无非就是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让更多的穷人能够通过大学这一“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脱贫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不过，胡适的“五鬼闹中华”之说实在是生不逢时，当时就有梁漱溟等人认为他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 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 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社会弊端便迎刃 而解了。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当年批评胡适说的“‘五鬼’是中国落后之因”没抓到根本，我也赞成，因为“五鬼”确实是社会病的表现，并非病源。但今天的社会现实也让人们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充满疑惑： 1949年中共确实将帝国主义赶走了，但1978年又以“引进外资”的名义让“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不过，“帝国主义” 之名已经弃而不用，而转用“外国资本”或者“跨国公司”等词。尽管工人们仍然需要在“血汗工厂”辛苦工作，但在外商面前，中共政府官员确实“站起来了”，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来投资，先拿买路钱来”！那么多的外商贿赂中国官员，国家商务部那条粗粗的寻租腐败链条就是中国官员在“帝国主义”面前站 起来了的标志。 封建主义的特质是专制，毛建立的“新中国”是比专制更坏的极权政体，邓小平时代是后极权，今天是新极权。如今之中国，与封建王 朝时代一样，当官的仍然要“为民作主”，国人依旧是匍匐在地的“子民”，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不可擅自结社，文字狱更是屡兴。相比之下，“万恶”的封建社会 倒还相对自由些。比如始自宋代的行业协会便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朝廷从未派官员去担任会长、秘书长；明代的复社这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比之今日杨 子立的“新青年学会”要成熟百倍，而且经常风评时事，干预朝政，未闻被朝廷取缔，或将其领袖以“成立非法组织”之名投入监狱（少数成员被投入监狱者是因其 它政治原因）；即使在“反动”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除了《中央日报》是党的喉舌之外，民间办报还是主流，国民党也未敢规定所有媒体必须成为“党的喉 舌”……凡此种种，真让人疑惑，封建专制这座大山是搬走了呢，还是以更沉重的形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大山的变种，较之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大家族尤甚。所有与公共事业及资源相关的企业，全由国有企业经济寡头垄 断，价格听凭垄断企业说了算，政府偶尔召开的听证会权当走过场；非国有经济部分的企业主则必须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同盟，手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们成了“造 就国王的人”，官商结合已经算是“良性发展”，渐成潮流的官黑结合才是民众生活的真正威胁。比如，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这种警界实力派人物，庇护当地 20多位黑道富商长达十几年，硬是古为今用地将昔日的袍哥文化纳入今天的红色政治文化。这种官黑资本主义较之当年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知恶劣了多少倍。国有资 产流失的秘辛无人过问，工人随便给点钱算买断工龄，生活无着没人过问。我写此文时，吉林通化钢铁厂事件余波尚在，河南林钢硝烟再起，中共革命曾经依赖的主 要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早已被迫抛弃“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只能苟且地保住饭碗，甚至被砸了饭碗依旧怀念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伟大”领袖毛泽东。 60年后看中国，党的“丰功伟绩”虽然被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全方位地歌颂着，但“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却依然徘徊在中国大地： 贫穷从未离开过中国。中国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过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短 短5年之间人均GDP涨了两倍，国家统计局宣称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众多国民却未敢分享这种喜悦，反而感觉度日艰难，连“小康”的边都没 摸着。在言论“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许多人表达了对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字的质疑：我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由统计局统计出 来的数据是真实的吗？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网友们由此还发明了一个网络新词：“收入被增长”。最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被迫回应种种关于 “收入被增长”的质疑。 姑且将收入是否增长这点放置一旁，中国事实上还存在数以几亿计处于赤贫状态的穷人。为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减少中国的贫困人 口与政府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将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中国只有约8,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3\]而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贫 困线标准（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币），中国的贫困人口应为3亿。\[4\] 从“东亚病夫”到疾病大国：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深为“东亚病夫”这一称号感到羞耻。1932年东北运动员刘 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被中国视为雪耻之举。自中共建政以来，举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展金牌体育无不是为雪“东亚病夫”称呼之耻。奥运金牌之 梦倒是因为不计成本地“举国投入”圆了梦，成了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国（有“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之说），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却乏善可陈，各种疾病开始蔓 延。以下仅列举中国卫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 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曾消灭了梅毒与血吸虫，现在这两种病又卷土重来。1993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 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有5.7例，但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梅毒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 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5\]被称为“瘟神”的血吸虫病曾在中共建政前 十余年得到控制，毛泽东为此专写的那首“送瘟神”词曾脍灸人口。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崩溃，血吸虫病又卷土 重来。目前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人口达6,500万人，血吸虫病人高达80多万。\[6\] 其它各类疾病的人数同样惊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千万人，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7\]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结核菌感染 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500万人）\[8\]。此外还有3千多万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9\]高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全国的报道更是时常见诸报端 \[10\]，污染受害者走投无路的绝境，让人读后顿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张海超剖胸验肺之举\[11\]，让国人既震惊又伤感，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全国64万尘肺病人当中的一个而已。据CCTV报道，全国有1,600万家有毒有害企业，受到职业病危害人群2亿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12\] 我已经不忍心再列举更多的疾病数据了。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 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层人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失去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面对政府的“面子”――那一块块昂贵的奥运金 牌，与民族的躯干――国民的健康，任何政府都应该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轻。中国近年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的崛起，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状，讨论如何才能让崛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慰之梦，可能更为现实。 愚昧：从阿Q到今日愤青。衡量一国国民的愚昧通常有软硬两套标准：硬指标是国民受教育程度与文盲率；软指标是国民的素质，比如 对历史与现状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对权力的态度是盲目服从还是保持一定的独立，对外来文明是开放接受还是盲目排斥等。中共统治60年正是世界各国大幅提 升本国国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较乐于纵向比较，总说自己与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了多少；但如果横向比较，则乏善 可陈，与台湾、香港两地都相差一大截。从国民素质来看，现阶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时代开化得多，但阿Q精神却仍然表现为不少国民尤其是今日“愤青”的精神特 质――所谓阿Q精神，其实就是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结合的产物。前者是百余年沦为落后民族的深重屈辱，后者则来自于五千年文明的骄傲。这种极 度的失败感与骄傲感的结合，使“愤青”在遭逢到的各种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比如，明 明是本国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外国资本的压迫。毫无疑问，“愤青”现象是被统治者不自觉地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思想俘虏的可悲现象，它标识 着中国人政治理性的成熟还需要假以时日。 贪污腐败已经天怒人怨。全国县处级以上官员犯罪率逐年上升。据统计，2003年至2008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官员共计 2万余人，\[13\]其中有35位省部级高官。\[14\]政治领域（买官卖官）、公共采购领域（如中国的土地批租）、医疗卫生领域和司法这四个领域既是腐败高 发领域，也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领域。一组数据表明，公务员群体尤其是法官群体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 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其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15\]司法腐败表明中国的 政治制度已经烂到了根子上，无药可救。 扰乱。这扰乱在今天的内涵远比国民政府时期要丰富，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国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互信这种社会信任的缺失，也表现为 因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的安全感下降，更表现为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社会反抗。作为中国人的悲哀在于，目前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到居住环境，没有一样堪称 安全。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掀开了中国食品安全隐患的一只角。但中国政府目前只在意防范社会反抗，社会成员缺乏互信及国民对政府 的高度不信任所引发的问题已不在政府考虑之列。 由于这些内容我在过去多篇文章中均有分析。在这里我只分析“扰乱”之源头究竟在哪里。海外的中国研究圈经常盛赞中国的“经济奇 迹”，但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与“经济奇迹”的同一根源，即承担资源分配功能的中国政府既是经济奇迹的推手，又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我曾在“改革 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很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又是制造诸多社会矛盾与环境危机的根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于地产、矿产资源、金融、股市等几个特定领域。而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农民反抗征地、城市居民反抗拆迁、 全国各地城乡针对环境污染的社会抗争、血汗工厂劳工的反抗等，均与上述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不少行为恶劣的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 素。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如执政为民、追求社会公正、建立廉洁政府、人民当家作主、保护环境使中国可持续发展等，完全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背离。 乱之源及理乱代价 中共当年认为，“五鬼”非乱之源，乱之源乃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今“五鬼”仍然猖獗，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环境高度 污染，乱之源为何？难道不是这个独裁政体以及这一政治体制养出来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令人绝望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改变这种体制的任何希望。政府对所有的不同 声音（凡不合政府官员利益需要的意见均囊括在内）的打压极为严厉。于是，希望通过“民主革命蓝色运动”等敦促中共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郭泉，被当 局以“颠覆政府”罪指控；即使是一直对政府抱有良好愿望，只从事公益活动的四川谭作人、北京许志永，也被当局控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良心犯与思想犯打击从 严，正好与对贪官处理从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以及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上升到2005年的 82.83%。\[16\] 60年过去，中共以“消灭阶级与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为号召，最后却造就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身份型社会，用中 国的现状证实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有趣的是，当年以批判四大家族腐败为由动员人民推翻国民政府、剥夺有产者时，中共自称其“革命”是正义的； 今天权贵们藉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时，中共仍然宣称其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在沧海桑田的60年变迁之中，中共反复向国民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共产党是中国、中华民 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必然代表；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俨然又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这多重代表的资格，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共诞生之日，后来又经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确定。但最近这观念却被几位基层政府官员不经意之间解构了。如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时那句著名的“你是准备替 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7\]，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分立；又如，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村民住房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 不讲人性，拆！”\[18\]，更是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的人权居于多么微末的地位。 至于当年那“庄严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中共不仅不做自我检讨，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讨论。为了粉饰60年庆典，除了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之外，就是不遗余力的钳制舆论，使用国家暴力对付一切社会反抗。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辛亥革命虽然使中国的道统、政统与法统“三统”齐断，民间毕竟还保持了绅士阶层与某些 传统道德基因，经济上仍然保留了私有制。而中共的统治不仅在消灭了绅士阶层的同时扶持了流氓无产者，横扫了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还彻底颠覆了经过千百年来 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将那种“把手伸进他人口袋”里的“水浒文化”合法化，60年前的“化私为公”与现阶段的“化公为私”都源于这一伦理。从结果来看，这 场“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付出死亡上亿人的代价，只是将原来的统治阶级拉下马，再将新的红色贵族送上统治宝座，连社会结构都未能加以改善。目 前，中国民间流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又到了”的说法并非笑话。不过，这种只有改朝换代意义之“共产革命”，除了受益者主体变更之外，恐怕于社会进步不起 任何作用。中国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建立保障个人自由并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 【注释】 \[1\]余玮，“李鹏之女李小琳：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环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2009年7月20日）。 \[2\]“我们走哪条路”，《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1930年4月。 \[3\]“农村贫困人口存在较大低估”，《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26日。 \[4\]Albert Keidel，“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Financial Times, Nov 13,2007 http://us.ft.com/ftgateway/superpage.ft?news\id=fto111320071500163337&page=1. \[5\]Jill McGivering, “Syphilis rates ‘soaring in China’,” BBC News, January 12, 2007、 \[6\]田建军、李美娟，“血吸虫病卷土重来触目惊心 6500万人受威胁”，新华网武汉2005年11月11日。 \[7\]“艾滋病现状评估”，艾滋病检测网，2009年7月1日 （http://www.hiv5.com/8/2297-1.htm）。 \[8\]朱玉，“卫生部：中国对传染性肺结核病人免费诊治”，中国法院网，2003年3月25日（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303/25/45462.shtml）。 \[9\]“中国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达1.2亿，其中3,000万已发病”,南方网，2006年4月24日（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g/xz/200604240484.htm \[10\]“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网易探索，2009年5月9日（http://discover.news.163.com/09/0509/09/58S54U2P000125LI.html）。 \[11\] “张海超：开胸验肺?只想活下去”，《新京报》2009年8月3日（http://nc.people.com.cn/GB/146291/9773867.html）。 \[12\]“开胸验肺黑喜剧”，2009年8月7日，（http:// focus.news.163.com/09/0807/09/5G3QQFLD00011SM9\2.html）。 \[13\]徐伟，“处长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案值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民网，2008年11月1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8317280.html）。“中纪委：一年来4,960名县处级 以上干部被查处 ”，《新京报》2008年12月27日。 \[14\]“中国反腐剑指腐败深水区，35省部级高官落马背后”，《中国青年报》2008年3月11日。 \[15\] 陈忠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第二届学术文化节学术讲座二：恶法非法”（http://law.xmu.edu.cn/v.asp?t=xsbg&id=72）。 \[16\] 李微，“被判有罪不入监，贪官凭啥有特权”，《检察日报》 2006年7月25日。 \[17\]“记者调查经适房土地建别墅遭官员质问：替谁说话”，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2009年6月17日（http://news.163.com/09/0617/09/5C0HSV0S0001124J.html）。 \[18\]“史上最牛镇长放言：‘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天涯论坛，2009年8月2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4/372e18794f6c8ad07d3368146ed57974/1/0/1.shtml）。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106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美国经济将再次繁荣
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规模曾占世界的40%。近年随著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日本，欧盟，甚至印度、巴西等大国的经济也在强劲发展，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例降低，但仍占18%，接近二成，而美国人口才占世界4.3%。 经历了房贷危机导致的房市股市暴跌之后，美国经济虽在缓慢复苏，但各种迹像显示，美国经济仍将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因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石油等能源的开采）上，美国有巨大潜力。 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美国自然使用的能源多，是全球石油消费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多年大量进口石油，这不仅成为经济负担，更因为很多是从中东进口，而阿拉伯国家曾用石油搞政治，联手禁运，造成世界能源危机，美国深受其害。 美国石油产量摘冠 但这个局面近年却在悄悄地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本土发现更多石油，先进的开采技术使美国石油产量剧增，2012年底，美国液体燃料（包括原油、汽油等产品油和生物燃料）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为什麽美国的石油产量能够迅速增长？主要缘于两条，一个是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政策。美国石油储藏量世界排名第11位， 本土有大量石油，但由于环保团体和左翼的反对杯葛，本土石油，尤其阿拉斯加等地的石油，都难以开采。情况自2000年乔治布什总统以后开始改变。布什两届八年总统任期，美国政府排除环保分子的反对，推行更加宽松的本土石油开采政策，从而促使石油产量连续增长。 二是发明了新的开采技术而取得惊人效益。这种被称为“液压破碎法”的新技术，是利用高压将液体打穿岩层，深度可达一英里以上，从而获得石油和天然气。这种方式虽然也遭到左翼反对，认为破坏环境，但他们也承认这种技术能带来大量的廉价天然气。据美国《巴伦周刊》（Barron）最近的报道，由于这种新科技的应用，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在过去六年来从每天1500万桶剧增到2010万桶，创下20年来的新高。同期的美国原油进口从每天1400万桶降低至800万桶，为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源占重要位置。去年秋天国际能源机构（IEA）就指出，到2017年，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该机构还预测，到2030年左右，北美地区可能成为一个石油净出口国。 但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刚发出不久，在2012年底，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就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而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制造业复兴 石油和天然气能够自给自足，自然大大降低运输和购买外国石油的巨额花销，这对美国经济复苏和繁荣将是一个巨大的助力。能源专家指出，这等于美国唾手可得全世界最廉价的能源∶天然气在美国的价格是每百万英国热力单位（BTU）3.55美元，而在欧洲为12美元，在日本为16美元。廉价能源不但能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还能增强美国工厂的全球竞争力。 石油生产对经济的助力，只从美国两个产油州就可看到∶在石油产业蓬勃发展的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失业率只有3%（全美最低），大幅少于全美失业率7.7%。据统计，现在南达科他矿业理工学院（SDMT）毕业生的就业率已达88%，要求的起薪中值，比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还高出16%，就是因为他们学的专业（地精矿工）正好碰上能源大开发，派上了用场。 美国花旗集团的分析师莫尔斯（Edward Morse）最近指出，全球能源行业将发生戏剧性变化，这包括美国将在短短几年内从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转为能源出口国。而由于便宜的电力，将推动美国进入工业化新时代。目前已有几十个汽车、化工和钢铁等行业的工业项目在美国各地开始动工或计划进行。 《巴伦周刊》说，美国已经悄悄兴起一场制造业的复兴。像苹果电脑、建筑和采矿设备制造巨商卡特彼勒、福特汽车、通用电气、家用电器公司惠而浦等大企业，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受到廉价能源、弱势美元和停滞薪酬吸引的不只是美国企业，南韩的三星电子公司计划在得克萨斯州投资40亿美元建造一座半导体工厂，欧洲的空客集团（Airbus SAS）正在阿拉巴马州建造一座工厂，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筹划在印第安纳州生产厢式旅行车，然后出口到亚洲。 中国成最大石油进口国 美国的这种能源优势，在世界占有独特地位，是其他国家（像中国、印度和欧洲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美国自然资源专家帕克（Tim Parker）指出∶“美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地下蕴藏的巨大储备，还在于一连串可以预想到的组合拳，包括早已建成的基础设施、专业技能、相对丰富的水源，以及一个有利的权限（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从而确保土地所有者在开采过程中能获得应有收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反对液压破碎法，基础设施缺乏；日本几乎找不到任何页岩地形；中国虽然资源丰富，但只有靠近长江的页岩地区拥有足够水源进行液压破碎法开采。 中国在持续经济发展三十年后，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官方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将会很快超过美国，“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仅从能源这一个领域看，美国的领先地位还是很难挑战的。例如在美国去年底获得“全球最大产油国”头衔时，中国却戴上了“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帽子。因为中国的大庆油田等几乎牯陧A进口石油去年就达58%，预计2015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6%和73%。 美国自产石油加上加拿大进口石油，基本将满足市场，不再需劳命伤财从遥远的中东和北非等地进口。无论是生产还是运输，都大幅降低成本，更不要说本国生产，就能不受外部因素（尤其禁运等政治）影响，供求更为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不仅60%石油靠进口，而且来源分散。例如，去年（2012）中国十大原油进口国分别为∶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俄罗斯、伊朗、阿曼、伊拉克、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阿联酋。其中沙特等中东国家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50%。一旦中东有个风吹草动，政治或经济局势不稳，都会影响中国的能源进口和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廉价劳工和工业用地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这个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也在缩短。据上述《巴伦周刊》的报道，中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正在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工资水平则停滞不前。虽然中国政府力求保持币值稳定，但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33%。中国整体的工业用地平均成本为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但在沿海城市宁波已上涨至11.15美元，深圳为21美元──而美国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仅为1.30美元到4.65美元。以预测全球经济趋势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员西尔金（Hal Sirkin）说∶“未来五年内，如果在美国一些地方建造工厂，其许多产品的整体生产成本仅比中国沿海城市高10%到15%左右。”如果再考虑关税和运费，美国与中国的制造成本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美国靠内需，中国靠外贸 除了劳工和工业用地价格问题，中美两国还有一个重要差别∶中国主要靠产品外销，对外贸易至2011年仍占中国GDP（国民生产总值）的50.1%。而美国的外贸在八十年代还不到GDP的10％。2012年美国出口占GDP比例才升至13.9%（与2011年持平）。所以美国是个只靠“内需”就可运转的国家，而不像中国那样很依赖全球市场（外贸）。所以有专家认为，美国海外企业回归本土可能是个趋势，因为美国能源便宜，又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把供应链贴近美国，有助于加快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和创新速度。”而且更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建厂不仅能保护产品的知识产权，还能保护产品的生产流程。” 西尔金在2011年发表的知名报告《美国制造回归》中指出，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快速缩减。到2015年，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美国生产力提升、美元走弱等因素，对于在北美消费的很多产品来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将会和在中国制造一样经济。这位专家认为，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比他当初预期的还要显著。 例如，苹果公司宣布将在今年投资一亿美元将其一条生产线搬回美国；谷歌新推出的谷歌眼镜也将在美国组装，实现“美国制造”；通用电气公司也计划投资10亿美元重振在美国的电气业务。 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说，在106家年销售额不低于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中，有37%的公司表示正考虑或计划把部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 根据西尔金的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增加250万到500万制造业的就业位置，从而让美国目前接近7.8%的失业率下降二到三个百分点。由于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较高，美国的出口也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港口设施齐全，但容量闲置，目前吞吐量仅为最大运营能力的54%，低于欧洲的59%，拉丁美洲的67%，以及东南亚的76%。 除此之外，上帝真是恩惠美国，今年初在美国加州沿海和中央山谷勘测到4000亿桶石油的蕴藏。这相当于沙特阿拉伯全部蕴藏量的一半！由于美国发明了液体高压这项新技术，所以有能力把这些页岩深处的石油开采出来。 加州有如此巨大的石油蕴藏，对整体美国经济复苏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可挽救加州（因阔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频临破产的经济。虽然开采石油在左倾的加州遭到环保分子杯葛反对，但连左翼民主党州长布朗也倾向开采，因为不开采，加州的日子就几乎没法过了。他当家，当然甘苦寸心知。 美国独特在哪里 现在阻碍美国经济复苏和繁荣的主要因素，是奥巴马政府的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主义政策。美国目前有4800万人领取福利卷（近每六人就有一个），国债已达16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家庭要平摊近20万美元。美国企业税率仍全球最高（39.2%），这是导致美国企业“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毕竟奥巴马的任期只剩三年多而已，美国的独特历史传统，或者说美国的独特性（Exceptionalism）将会消融、克服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腐蚀，而促使美国经济再度繁荣。这种独特性起码表现在∶ 重视个人主义价值（强调个体权利和市场经济的libertarian/自由意志论者日渐增长）；勤奋工作（美国人平均每年比意大利人多工作392小时，比法国人多383小时）；乐观主义（即使经济滞缓，据最新民调仍有69%的美国人对2013年的自身境况持乐观态度）；信仰程度高（91%美国人相信有上帝，认为“道德”很重要）；对工作满意（89％的美国人满意自己的工作，认为“工作是人生幸福的最主要来源”）；幸福指数高（56％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人生“非常幸福”，法国是35%，德国是31%）；人口正常增加（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1%，人口稳步增加。而欧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37%，人口萎缩）；再加上美国经济基础坚固——加州如单独计算，已排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整个法国；新泽西州相当整个俄国（世界第15位），佛罗里达州相当南韩，马里兰州等同整个香港┅┅等等。现在，再加上天赐的石油等能源潜力，在其制度优势的护卫下，美国一定会再次繁荣！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3年5月号 2013-05-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邓氏时代虽盖棺，功业未到论定时——由傅高义介绍《邓小平时代》的数个“假如”说起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最近问世。尽管邓小平的传记已有多种版本，包括邓家女公子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种“亲民版”在内，史料方面实在难有多少新发现。但因传主是世界级伟人，传记作者是曾经兼跨学政两界的大牌China Scholar，这两个因素本身就足够吸引读者眼球。最近傅高义先生因为中文版发行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些有关邓的评述，尤其是那一连串“假如”，已经让人充分感知他对传主的钟爱与崇拜之情。其中最引起争议与腹诽的就是他对邓小平在镇压“六四”天安门运动决策失误的辩解。 傅高义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有自己的独到阐释。比如他认为在中国推动改革，“缺少威信不能做，缺少背景不能做，缺少经验不能做，都合起来才能做这么大的”事情，邓小平兼具三者，所以才能推动这场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这点我完全同意，以当时中共各元老的才具眼光及魄力而言，唯邓才有此胆识推动中国的改革，所以我一直说邓小平在中国同代领导人当中是走得最远的人。 傅对邓的理解也抓住了本质：“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这话是中国知识界共识，但以下这句话比较出彩：“中共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从傅先生的论述来看，他对这种实用主义极为赞赏。我的看法是：这种实用主义最后在政治层面上形成了唯利是图、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在社会文化层面将中国人导向了金钱至上的市侩式追求，颠覆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尽管这种实用主义曾有效地引导中国走过了30来年的改革，但近年来，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政府想推广“软实力”，让全世界接受“中国模式”之时，才发现“经济利益至上”的中国价值观是如此缺乏吸引力，这不能不说是邓的实用主义“理论”带来的后果。 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的另一个重点是试图构建邓小平与同时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图谱，并重新审视。他列举的人际关系重点主要是邓与陈云的关系。从有关邓陈关系的叙述来看，于英文读者或许有新意。但我想，既然是一本传记，以下关系无法回避，比如邓与胡、赵两任总书记的关系，包括邓以党内低阶身份两废总书记之举的权力来源是否正当，以及由他亲自指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隔代指定的胡锦涛任国家领导人是否合适等，都需要检讨。胡、赵现在获得的评价越来越高，邓小平与胡、赵的关系包含着邓的容人之量以及他对党内游戏规则的屡屡僭越；由他来挑选三、四代领导人，撇开这一行为的非制度化因素的正当性不论，还关系到一位政治伟人的识人之能。当考虑到胡锦涛平庸的治国之才成为2012年中国高层权斗的祸源，这点尤其重要。傅高义先生对邓小平的职位与权力不相称状态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如果他的分析能为中国读者（而非英文世界的读者）广泛接受，倒也算得上一家之言。 对傅高义先生在接受多家传媒采访时，不断地用不同的“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不会……”这点，我实在有点不敢苟同。我猜想，这数个“假如”其实折射了傅高义先生对中国现任领导的治绩多少心存遗憾，所以他认为，若邓小平今天仍然在世并亲自处理政事，中国就不会有如此多的遗憾了。这种“假如”的推想多少与傅先生个人对邓小平能力的过高认识有关。邓小平的局限其实在1989年处理天安门事件中已经清晰可见，是邓出此下招，不仅改变了他与人民的关系，还将自己亲手铸就的改革列车引上了一条没有出路的轨道。面对如此历史机遇都采取了错误对策的伟人，又怎能指望在行将到来的网络时代，他能够如同50岁以下的人那样理解互联网对人类的意义，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时势？更兼邓小平设定的两条底线——“第一是中国不能乱，第二体制不能动”，前一条底线成了中共今天“民主引发动乱论”的“理论”源头，并发展出了每年花数千亿维持的维稳体制；后一条底线被当今中国“九龙”之一的吴邦国先解释成“五不搞”，继而发展成“要用法律程序将党的意志变成国家意志”。这两条底线已经将一个到处奔突着地火的中国活生生地卡在了一道生死门坎之上，水火不济就有性命之忧——怎能说坚持“体制不能动”这条底线的邓小平就能处理好今天这么多源于体制的矛盾与问题？ 2002年3月上旬，我曾受哈佛东亚法律中心之邀去该校演讲，期间曾至傅高义先生府上做客。通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傅先生对邓小平的激赏（混合着被掩饰得很好的崇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如今他表示“西方世界低估了邓小平”，我并不感到意外。也因为感觉到这点，在那次谈话中，我特别强调：我个人不认为邓小平人生最大的败笔仅在于处理六四事件，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拒绝政治变革的“跛足改革”导致的权力市场化，才是最大的败笔。因为这一特点将改革导向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即使江泽民不需要面对权力市场化的全部恶果，他的继任也必须面对。傅高义先生认为，邓小平80年代确实是容忍了轻度腐败，但今天贪腐这么严重，“邓小平若在世，绝不会坐视贪官污吏横行，这也是中共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我却认为邓小平无法挣开他为自己及他的党所打造的枷锁：政府充当资源分配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参赛者。任何政府只要同时有这三种权力，就无法制止腐败。 在“记住邓小平”一节中，傅高义写道：“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这个“假如”的出现，与傅高义采访对象中没有社会底层以及接近了解底层的人士有关。中国的转型还处在“现在进行时”，推动中国转型的巨人的评价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对邓小平毕生功业，还未到“盖棺论定”之时。更何况，在胡锦涛第二个任期内出现的种种否定改革的政治动向已经非常明显。因为中国人不是一个整体，不是中国官方口中常说的集体名词“全体人民”。现实中，中国人民因为利益分化早分化成各个阶层，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只是这些诉求被当局严厉压制而已。比如近年来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群当中，除了一些社会底层成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红二代”，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是顺应了这种思潮。而刘源等人倡导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路线，至少也算得上一种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修正尝试。江、胡两代领导人尤其是胡，也许内心对毛的看法会不同于邓，但在治国方略上，却绝对是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格局（只发展经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忠实执行者，如果中国政府不控制言论，上述两类人对现实的不满，一定会溯源至邓氏改革路线，只不过批判的维度与我的批判不同：我的批判是造成中国现状的根源是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与毛时代诀别不彻底；后者批判现实之恶，认为一切缘于邓氏改革放弃了毛的革命路线。 这本书对邓多溢美之辞，英文版问世即引发诸多疑问，比如作者对邓所行之事总站在传主立场加以理解并赋予同情（包括邓打击知识分子、压制批评意见），对中国的一切都从党的实用立场考虑，缺乏人权方面的关怀。如果这本书在2008年以前发表，或者能起到傅高义期望的“教育美国公众”重新认识邓小平的作用。可以预期，今年发布的中文版在中国朝野能够得到的好评，一定远低于作者与出版社所预期的。 邓小平的一生功业，与中国命运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及命运有关。因此，我认为，傅著《邓小平时代》固然是一本不可忽视的英文传记，但其对邓小平的结论却还不能视为盖棺之定论，邓小平的毕生功业到底有多伟大，将由中国未来的历史做证。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deng-xiaoping/）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第四封信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长老，牧师们， 主内平安！ 我在这里给您们第四封公开信，在耶稣中深深地谢谢您们夜以继日要求神显露真相的祷告。神已经在动工，他正在继续显露真相∶ 几个小时前，我收到从法国万润南先生寄来的证词。1989年事件之后，万润南先生是当时的民主联合阵线筹备组的秘书负责人。这是他的亲自见证∶ 柴玲∶1989年七、八月间，许多流亡者暂时聚居在巴黎南郊一个叫玛西（Massy）的难民营。期间，有一位从上海来的舞蹈演员朱XX，曾经指控远志明对其性侵犯。当时我忙于民阵的筹备工作，就委托苏晓康去调查、了解、处理这件事情。苏晓康把这件事情大而化之、不了了之了。朱因此很失望，不再和大家来往了。记得有一家香港刊物曾经披露过这件事情，但没有点名。 万润南 2015年1月27日 为了保护这位女士的隐私（在美国对性强暴的受害者的隐私是有法律要保护的，只有受害者本人可以决定公布全部时间。）我不把全名披露发表。 我立刻给苏晓康打电话，看他是否愿意一起公布他知道的在万润南先生把指控交给他处理后发生的情况。苏晓康说，他现在还不愿意。那我只好把我如何从苏晓康那里听到他说的情况介绍给您们，好让大家有个全面的了解。这个过程，是从2012年12月到今天2015年1月28日∶ 2012年12月，当我开始对被远志明性强暴的事被神医治时，我从统计中看到强奸犯如不被制止，会是惯犯。我那时也被错误的经文引导以为远志明是长老，需要两到三个证人一起来才可以举证的（其实不是适合这个情况的经文，远志明虽然被尊称是名牧，但他不是被教会选出的管理教会的长老 http∶//www.blueletterbible.org/lang/lexicon/lexicon.cfm?Strongs=G4245&t=KJV）。 所以我就在祷告的带领下找到远志明的好朋友，苏晓康。我想，晓康当时跟远志明住在一起，他们很熟，可能会提供一下情况。所以我就给他通了电话。没想到，在电话中，当我讯问他是否知道还有别的人指控远志明强奸时，苏晓康立刻对我翻脸了，他声音顿时提得很高，说，“你问这个干吗？你这是什麽意思？你干嘛要攻击人家远志明牧师？”看他这样的态度，我只好说，“我知道有位姐妹是被远志明强暴过的，需要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妇女有同样的指控。”苏晓康立即暴跳如雷，说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提这件事。我很吃惊，问他，“很奇怪，为什麽你要这样对待我？”晓康很生气地跟我摔断了电话。我没搞清楚，又鼓起勇气打回去，晓康说，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提这件事，并威胁我说他要立即告诉远志明我在调查这件事。我说，可以，你去告诉远志明，没问题。苏晓康说，我会让远志明直接给你打电话。我说，没问题。（但是远志明始终没有给我回电话。） 我被苏晓康这样粗鲁地对待，让我没有准备的心里震惊地碰碰直跳。我赶紧在耶稣面前饶恕苏晓康，并要神祝福他，才慢慢定下神来。只好就这样慢慢忍耐，等候神。 这个忍耐等候的过程是很痛苦困扰的。尤其是在2013年2月再次受到刘彤牧师对我对远志明要求调查的拒绝粗鲁的对待之后，在一路回程的飞机上我是哭著回来的。 2013年3月周爱玲牧师决定自己去问一下远志明。我当时在一个岛上跟孩子们度春假。她说远志明立即给她回电话。当我问到远是怎麽回答的，周爱玲牧师说，远的话是∶“我们之间的事是发生过。”只是远不同意是强奸的说法，还说是柴玲到远的住所找他的...我当时感觉到浑身都在发抖，不知是当时还是后来跟周爱玲牧师说∶“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又不会开车，我开车是在1991年学会的。这事发生在1990年8月底，9月初，我怎麽可能去他住所找他？”我一方面生气远志明撒谎，另一方面我似乎感到我的牧师都被骗得不相信我了。在雨中，我跳上一个划船板，没有方向地拼命划，心里很乱。迫切问耶稣∶“为什麽这样？为什麽？主耶稣你在哪里？您为什麽不帮助我？”冥冥之中我听到一句经文∶“我是真理，道路，生命。”而且这个经文在不断的重复。我心想，“主耶稣，我知道您是救恩的真理，我也信您为主了，但是这段经文跟我现在的情况有什麽关系哪？”几天后，冥冥中，我明白了，似乎是主耶稣在说，“我不光是永生的真理，我也是一切的真理。我知道一切的真相。我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当我想到主知道一切真相，得了很大安慰。即使人不相信我，只要上帝知道真相，那就足够了。 我好感动！谢谢主耶稣。有位帮助受害者30多年的律师说，“很多受害者其实并不是要什麽补偿，尤其不是要什麽经济上的补偿，她们被伤害后，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听听她们的诉说，并且希望人们能够相信她们。”主耶稣的话语给了我二十几年来没得到的安慰。 但我又犯愁，“耶稣啊，您的真相怎麽可以过到世界上来哪？” 三月份我们回去，我的先生和我跟周爱玲牧师夫妇见面中，当我们被这个“他说，她说”的障碍挡住时，我先生突然说，“可以测谎啊！”。我当时灵里一震，立刻觉得这是从天上来的方式。似乎是耶稣是要通过我的先生来给策略的。但是后来，我又被种种“耐心等候神，神会比你自己做得更好...”和所谓的不同的属灵权柄的的话语给拦阻。 2013年成了个很困难很困惑的一年。远志明的抵赖，撒谎，刘彤牧师对我的反应，其他牧者不同程度上的不理不睬，还有因女童之声事工方面来的攻击，让我实在痛苦，甚至几乎失去对神的信仰。不时苦到经常有再要自杀的念头等——那个苦是很可怕的，也许您们是没有经历过的。我因远志明犯罪、不认罪、成为名牧，始终不能信主。虽然我的生活事业被外人看到很幸福成gong，但是内心中没有盼望，我被带到了死亡的边缘，每天开车去上班不知道晚上能否愿意再开回到家里。有时看到一棵树也会有要撞上去的念头。过一天不知道第二天的盼望，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找了这麽多年的希望，终于看到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的见证，在2009年12月信主，才找到耶稣这里来。但是后来遇到的几位代表耶稣教会的牧者们没有使用公义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我那时经历的绝望是更可怕的。没有上帝的人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希望，但是当找到上帝的人在被迫放弃上帝的时候，那个绝望是没有就绝对在没有希望了。那时让我怀疑神究竟是否是真的，他的话语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为什麽周围看不到完全体贴他行公义，施怜悯的心，跟他谦卑同行的的人等。但是，如果我不信耶稣，我们又能跟随什麽那？（真是进入了那些耶稣使徒们的困境----youalonehavethemessageofsalvation）我以前的苦苦求索寻找让我知道其它的都不是真理。 神让我看到约伯在逆境中对神的顺服，看到耶利米书17的话，5耶和华这样说∶“倚靠世人，恃凭肉体为自己的力量，心里偏离耶和华的，这人该受咒诅...7但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神让我打破对名牧、对资深牧者，对一切人和人带领的不完美的教会的依靠。只相信神，依靠神！相信神会恢复一切的公义。那是2013十月。这样，神一点点地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带回来，神才一步一步的做起死回生的转变和修复。 在看不到未来的迷茫中，神给了我话语∶11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利米书29∶11） 在不知道该做什麽的时候，主耶稣说，“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马太福音6∶33） 凭著神的这两句话，我又回到事工和教会中，继续推动神国的工作。一个月后，神在2013年11月把一胎化政策变成有条件的二胎化政策。一百万的家庭申请了二胎准生证，最近，60到70万二胎孩子出生，等于说短短一年时间，一个像波士顿城一样多的人口出生。感谢爱中国的上帝和耶稣！（插一句题外话∶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更换出生率低到1.4到1.5，重生率低过1.3的国家是没法回来的，中国人需要立即按神的教导，生养众多，要不然人口的老化会把整个社会推向一去不返的衰落） 2014年4月15日我受圣灵感动要再继续说饶恕的力量，我的公开信在网上发布。 2014年5月左右,张伯笠牧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柴玲啊，你的（2014年4月18日的）公开信里提到在普林斯顿被强暴后，外面砸锅了。他们都在外面说，这个强奸的牧师不是我就是远志明...” 我立即说∶“对不起，我没想到公众会注意到这句话，我只想说明饶恕的力量，我没想到会连累你。不是你。你有没有伤害别人我不知道。但是你的确没有伤害我！” 张伯笠牧师说∶“我知道。昨天（苏）晓康给我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说他相信你，柴玲。因为巴黎也有一位妇女指控远志明性强暴她，是晓康负责处理的...” 那个时刻，我几乎从地板上跳了起来。我心里好感谢耶稣，感谢神！也看到神似乎在教导我，尽管我在不同的牧师姐妹的教导中耐心等候神，原来神是要我以公开事情的方式才会有祝福有突破，就像2013年波士顿的马拉松爆炸案，全城都被封闭起来，还是找不到施暴者。警方决定把嫌疑犯公布到电视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在公众的帮助下（其中一名嫌犯）就被捉拿归案了！我信中的一句话，在公众的帮助下，就解决了一个一年半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神的行动是如此神速。 在兴奋中，我继续问神，该怎麽回答外界的询问。感到要通过马太福音18∶15-17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2014年6月1日，我忍著痛苦再回到当时被强暴的场景中，给远志明发出了要求按马太福音进行的第一份电邮。（内容在我的第一封信中）在2014年6月14日，我发了个我们见面的在三个方面有交流的前提∶ ·如果你现在还有性侵犯的事情，你不但要立即停止，而且要面对受害者立即认罪悔改。 ·对于你在普林斯顿，巴黎和北京的性侵犯的受害者，你成为了她们信基督的障碍。请立即道歉请求她们的饶恕，为基督正名。 ·我希望你对我的性侵犯和后来的两次欺骗行为（第一次是2011年11月左右对我说的谎话和威胁；第二次是2013年3月对爱玲牧师说的谎话）书面道歉。” 远志明在2014年6月18日的回音是∶“......我愿意为我有意无意、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带给你的一切伤害，彻底在神面前认罪，在你面前道歉......”当时云牧师跟远志明通话后也说，“没有事了，女儿，去和解吧，远志明牧师在我面前都承认了。他准备要彻底认罪的。要靠著主彼此和解...”虽然我在灵里感觉到很受压抑，但是也试图相信神是可以改变任何人，如果这个人愿意改变的话。我就在重感冒，不断咳嗦中去会面了。 没想到，远志明对我的强暴，他非但没有道歉，反而又编出了一套新的谎言。我很震惊，也深感再被羞辱。心里也在说，云牧师，你被远志明骗了，你的话把我给害苦了。我也被远志明的电邮给骗了。 （2015年1月27日云牧师在电邮中澄清说，“...至于远牧师我们在电话中（他都承认了），这句话是指他准备要向对不起您的地方彻底认罪的。（我在电话中也从来没有去问远牧师当时是怎麽强奸你的。）但在电话中远牧师的态度和语气向云牧师表示出，他会去亲自见您交通，并要向对不起您的地方彻底认罪的。在这里云牧师要向您说对不起。是云牧师向您的表达不够清楚，请您原谅。”柴玲谢谢云牧师,知错就改。云牧师并说，他没有说过我如何要到网上乱写的话。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 关于第二个方面，“对于你在普林斯顿，巴黎和北京的性侵犯的受害者”，我当时直接问远志明，是否还有其她的像我一样的受害者，他边摇头边说，“没有，没有。” 我当时要打电话问苏晓康，但是我当时的电话没电了。远志明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用打，不用打。”两位证人牧师也没有坚持，当时的电话就没打成。 在会谈后的第六天（2014年6月30日），经过祷告，为了继续查明真相，我鼓起勇气再度给苏晓康打了电话。为什麽需要鼓起勇气哪，是这样的∶ 但是当我把苏晓康的电话给我当时的牧师她没调查时，我不得不自己再跟晓康通话。不知道这次他会怎样对待我，我迫切祷告要神保护我后，才通话。 这次苏晓康先生总算没有跟我吼，没有摔电话。他还是不情愿帮助我的样子，并很生气，说公众也在猜强奸犯是不是他。我立刻道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人们会猜忌你。我绝对没有要伤害您的意思。”晓康停了一下说∶“这麽快就道歉。”我说，“是。做基督徒的，知道错了就得立即道歉改正。至少我是这麽做的。”这也是为什麽我对公众需要有交代，为了不再使更多人背黑锅。我一日不能公开强奸犯的姓名，一日就对不起那些无辜被猜忌受委屈的人。 苏晓康电话交谈的结果，简单的写在2014年7月13日的备忘录中。更详细的记忆写在下面。苏晓康说∶ “当时（1989年）我跟远志明来到巴黎不久，我们都暂时住在难民营里。有一位妇女，她好像不是跟民运有关，也住在难民营里。她看我们是单身，很愿意帮助照顾我们。我跟远志明买了两条牛仔裤，有些长，远志明拿去找这位女士来帮我们裁短一点。我当时在外面跑有事。回到巴黎后听万润南说这位妇女告远志明强奸了她。老万说，我跟远志明很熟，我们是在一起搞连续剧的，说要我来处理。我就去了，好像是个记者招待会式的，一大堆记者都在那里等著我，都想问这个事情。我说，“这个女人比远志明大一把年纪，远志明怎麽会对她感兴趣哪？大家就“哄”地都笑了。然后就都散了，再什麽也没发生，就这麽，就这麽处理了。” 当我跟万润南先生说起晓康的话时，万润南先生说，“哦，不，那位女士是个舞蹈演员，是很可以的，看上是个很有经历的女人。当时这个事被捅到媒体上，很多人都知道了。” 另外有位法国的老基督徒先生说，“听说这位朱女士的生活并不幸福。她的丈夫从中国来了，后来又离婚了。听说她有三个孩子，因为没能力抚养，她不得不把两个孩子送出去给法国人寄养。我们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任何一位受过性强暴和没得公义的人都会在婚姻家庭中继续每天付著沉重的代价。这是个无形的沉重的枷锁。啊，可怜的姐妹。无论你在哪，我们迫切为你祷告。愿爱我们的耶稣找到你，抚恤你的伤口，医治你和孩子们，直到你找到真正永生的幸福和平安！ 万润南先生说写证明的原因是，“支持正义的，支持受欺负的，支持弱者，做一个人来说，是最起码的。” 作为一个受害者，在过去的三年中试图从教会那里得到公义，却经历了这麽多的不公义和诽谤，现在听到不是基督徒的万润南先生这样公义的话，让我心里充满深深的感激和尊敬，也充满感慨。万润南先生是第一位为弱者出来做见证的。我们要纪念他的正义和勇敢。愿天父深深的祝福他和家人，按神的许诺让“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请千千万万位为我们这事祷告的兄弟姐妹们在神前为万先生的身体健康，永生平安代祷祝福！ 我跟先生祷告后决定把万先生的证词尽快发出来。我们希望达到以下的四个目的∶ ·制止远或其他的强奸犯再伤害人∶从我们最近知道的信息，强奸犯不被制止，会有90%的可能重犯,我们不愿意因为任何再耽误，来导致另一位无辜者受侵害。 ·掀起营救帮助受害者的运动∶我们也希望您们从我的分享中知道，受害者是怎样每天都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信主的。每一分种的耽误使她们看不到希望，会使她们因为实在没有希望走不动了而寻短见的。中国每天有500个妇女因为这样类似的伤害而自杀。最近北京的牧师来信说，两位高中女学生被强暴后又被攻击，她们绝望自杀了。兄弟姐妹们，睁开眼晴吧，这样的悲剧是在天天继续发生的。鼓励受害者公布伤痛，一句温柔公义的话语，会起到生与死的区别。 ·Be a hero！做个像万润南先生一样拯救生命的英雄！如果您们有见证，不要担心是否证据不足，是否能有任何帮助，等等，神要使用您的资料和见证来救更多的受害者。请您们继续跟我们举报∶[\[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Be a church! 做个按神的教导做事，让世人尊敬并刮目相看的教会。像耶和华对自己做牧者的要求一样，来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工作∶“15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亲自使它们躺卧。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16迷失的，我必寻找；被赶散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包扎；患病的，我必养壮...我也必按著公正牧养它们。”（以西结书34∶16）“受伤的，你们没有包扎”这句话对我特别有感动。教会里可能有74%的姐妹受过性强暴，86%的有过堕胎，30%—90%的有过或还有家暴，等等，牧者教会兄弟姐妹们的责任是什麽那？神对牧者的要求是什麽哪？ 最后，我要说明，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从远志明，或者神州董事和远的按牧团的正式回应。 最近听到有人说刘彤牧师在教会小组长会上说，远志明在我去见刘彤牧师时曾来过波士顿见我，这是没有的；我在2012年给刘彤牧师写了一封12页的信要求他调查这事，刘彤牧师在2013年2月我去他的教会分享事工时严辞拒绝调查；说我要远志明去国会道歉，这是无稽之谈，怎麽可能；还说我曾给远志明和太太礼物，这也是绝对没有的。我记得在1991年秋，我在普林斯顿访问另外一对夫妇时，他们非要我跟他们一起去看望远志明刚从中国来的太太。我说我不要去。他们就非说，“为什麽不去？“并用眼睛直盯著我。我不愿意说出被远志明强暴的原因，只好跟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可能是给远志明夫妇礼物了，（什麽礼物我不知道）他们也有可能为了客气把我的名字加上，但是我是绝对没有送任何礼物的。相反，在2014年6月24日跟远志明见面时，远志明在临走时留下了他和太太送的护肤霜给我。两位牧师证人都看到。如果用刘彤牧师送礼物就断定是有罪的话，那刘彤牧师这次该断定谁是理亏有罪的哪？ 现在既然知道耶稣的真理真相，那耶稣的道路方式是什麽哪？经文里指示的很清楚∶约翰一书3∶9“9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 提摩太前书5∶20∶“20常常犯罪的，你要当众责备他们，使其馀的人也有所惧怕。” 我们敢于跟随耶稣说的，做耶稣要我们做的吗？ 发稿于2015年1月30日 柴玲追记∶ 上述这第四封信发给苏晓康之後，2015年1月31日， 收到苏晓康的电邮。部分节选如下∶ 当时我对记者们陈述的两点意见∶ 第一、某某说远志明性侵她，只是单方面指控，远本人目前外出，不在巴黎，我们无从核实；但如果警察局现在就出面侦查处理这件事，进入刑事调查，我们民阵立刻就会表态。 第二、某某女士和远志明，两人都不是未成年人，而且那位女士比远年纪还大几岁，所以强奸的事实不容易认定。 这时候，那些记者才“哄”的笑起来。 2015-01-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法律之问：国家利益至上还是公民权利至上？
最近几个因言获罪的案例再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永远面临一个民主政府没有的问题，即如何控制公众的言论。 先是济南“红钻帝国事件”，一位20余岁的年轻姑娘在网上跟贴要求公布当地一地下商场水淹事件真相，因而被拘留数天；继而发生了海南省儋州市两位教师因反对该市政府将那大二中高中部迁到海南中学东坡学校的决定，以对唱山歌的形式在网上发帖，因而被儋州警方以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市领导名誉为由，将两位教师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 上述两起案件并非针对中国当局严禁攻击的国家领导人与社会主义制度，只是针对地方政府的一些行政作为与官员，与2006年重庆彭水县秦中飞因一首“沁园春”触怒县衙而锒铛入狱，性质相同。也就是说，如今中国享有不可被批评特权的范围，已经扩大至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只是这些地方的官员们因言治罪，用的是属于民事罪的诽谤罪，而非危害“国家安全罪”之类的政治罪名――这里面有司法技巧的讲究，说明地方官员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其“政治智慧”亦与时俱进。但如果推根溯源，其根源却在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特质，即将一切批评者视为“国家的敌人”。 将批评者视为“国家的敌人”，其始作俑者就是今天普京正带领俄罗斯人民怀念不已的前苏联。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1章第58条规定，属于“国事罪”中的第一类罪即反革命罪，而因言获罪一直是反革命罪当中重要的一项。中共建政后，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了这条“反革命罪”用之于中国，死于这条罪名之下的冤魂不知凡几。这一恶名昭著的反革命罪一直沿用到1997年，中国为了提升国际形象，在这年出炉的《刑法》中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减少其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且对1993年出炉的《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四条中的“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一种）稍作修改，改为“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据法律专业人士解释，这是个进步，因为“政府”有多种含义，既可以指中央人民政府，也可以指地方人民政府，还容易被理解为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这种解释暗示这样的“进步”：修改之后，虽然一些为文批评中国政治制度与中央领导层的人士未能幸免于被构陷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但针对地方政府与某一政府职能部门的批评则被排除在可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外了。 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在自己领地内，均将自己视为“党与国家”的当然代表，又岂能容草民批评“谩骂”之？既然写文章批评国家领导人与社会主义制度均可以成为国家的敌人，批评本父母官的又岂能逍遥法外？就算不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治治这些刁民，用其他的罪总可以吧？反正公检法全在政府领导之下，用什么罪名还不由本父母官说了算――这就是“彭水词案”、“红钻帝国案”与“海南山歌诽谤案”发生的社会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谴责地方官员的恶劣专横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改变这种以言入罪的政治文化。而改变这种政治文化，还得废除“危害国家安全罪”这部以言入罪的恶法，否则，这种“依法治国”，只能使中国的人权状态愈加恶劣。 在此，笔者还要打破一个相当普遍的幻想。许多中国研究者与观察者相信，依法治国(“Rule by Law”)能够将中国带上民主与法治之路。这一看法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中国的立法思想和司法准则是“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只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却忽视了公民的权利；中国当局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去治理国家,“公民利益”从来就未曾成为中国的立法思想与司法准则。尽管宪法在名义上赋予了中国人种种权利，但在各项专门法的立法过程中，体现的却是国家利益而非民众权利。这方面，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就是藐视人权的一个法律范本。 可以说，只要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体制注重的是“国家利益”而非“公民权利”，类似“红钻帝国事件”的以言入罪冤案必将不断发生。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8月9日，总20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法国左疯和巴黎大屠杀
法国正经历美国911恐怖袭击时那种灾难，迄今媒体报道，在巴黎六个地点进行的恐怖攻击已有158人被杀害。巴黎警方说，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从现有的资讯看，这次巴黎遭到的恐怖袭击，不同于以往，恐怖分子不带面具，不跟当局讲任何条件，也不是像上次攻击《查理周刊》那样选择特定机构，而是刻意滥杀无辜，专门选择音乐厅、体育比赛场、饭馆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用冲锋枪和手榴弹，还有自杀炸弹，造成最大规模的谋杀。巴黎音乐厅的一位幸存者说，那些恐怖分子像射鸟一样地杀人，甚至对受伤倒地者，再补射。其残忍、凶恶，野蛮，用野兽都不足以形容。 巴黎这场大屠杀是911事件后西方遭到的最大恐怖袭击。它起码证明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绝不是“我们没有敌人”，而是敌人就在眼前，就在行凶，而且极为残暴，野蛮，冷血。恐怖分子对巴黎的袭击，实质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攻击，他们要改变（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全球反恐，不仅是美国，更是法国等欧洲，以及整个人类的责任！ 第二，巴黎遭到血洗更证明了，这场反恐战争不是要不要打，而是在哪里打，战场的选择。法国人，尤其左派奥朗德政府，不情愿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ISIS（伊斯兰国）开战，结果，这场战争不在中东打，就把战场移到了法国本土，打到了巴黎市中心。我在以往的多篇文章中都强调过，这场反恐战争，你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最后就得在纽约打，在美国本土打，在欧洲打。因为你不去端他们的老窝，他们就会打到你家门。这次巴黎遭到血腥袭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巴黎的惨案，再次暴露出法国本身的问题。 一是接收穆斯林移民太多。法国是整个欧洲中，穆斯林人口增加最快的之一。目前穆斯林已占法国6400万人口的11%。按目前速度，25年之后，法国人口的一半将是穆斯林。任何有点常识和理性的政府，都不能这样大规模接受移民，尤其是有跟西方文明相抵触的宗教意识形态背景的移民。伊斯兰领袖公开说，我们不用武力征服欧洲，我们用穆斯林移民！巴黎遭到屠杀，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们热衷的这种移民政策的恶果之一。 二是纵容伊斯兰主义。很多穆斯林移民不是融入法国社会（接受西方文明），而是在法国“另起炉灶”，设立清真寺，阿訇毛拉们在那里煽动和传播伊斯兰主义。目前法国已有2200个清真寺，但今年四月在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召开的法国穆斯林年度集会上，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主席达利勒•布巴克表示，法国清真寺的数量应该在两年内加倍。加倍后，法国的清真寺数量将成为欧洲国家之最！很多法国的清真寺都成了阿訇毛拉们煽动反法国、反西方，给穆斯林青年洗脑的圣战学校。对于伊斯兰们要把法国的清真寺数量翻番的计划，只有法国的右派政党（勒庞的女儿做党主席）提出批评，认为这些清真寺的建造资金多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跟伊斯兰组织有关联的国家机构，其背景和目的可疑。但左翼奥朗德政府，还有《解放报》等一大批法国左媒等，以宗教和言论自由等名义为穆斯林们保驾护航，甚至还要围剿敢于直言批评伊斯兰的人。像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就曾因痛斥伊斯兰文化就是大胡子男人欺压女性、女人不值一头骆驼钱的文化等，而被法国的阿訇们（还有巴黎的人权组织等）告上法庭，直到她去世官司都没打完（法拉奇还在荷兰、意大利等几个国家被穆斯林告上法庭）。 三是法国长期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大锅饭导致经济发展滞缓，失业率居高不降，而穆斯林和阿拉伯青年首当其冲，难以找到工作。法国又实行高福利，政府救济金养懒汉，游手好闲的阿拉伯青年不断闹事，在法国，人们把这些不断肇事的阿拉伯年轻人隐晦地叫“青年人”。提到“青年人”，都知道是指那些惹不起的穆斯林青年。法国多次暴动骚乱，主要参与者都有那些穆斯林青年。媒体也不敢谴责，因为怕被说成“种族歧视”。 四是法国的左疯政客们盲目追求统一的欧洲共同体，为建立“大欧洲”而开放边界，导致伊斯兰分子和武器弹药等很容易进入法国。上次《查理周刊》被恐怖袭击，那些自动化冲锋枪等，就是被过于宽松检查（开放边界政策造成）的边境运进的。法国保守派政党领袖当时曾就此抨击奥朗德政府，但现在看来根本没起到效果。直到今天法国遭到历史以来最凶残的恐怖攻击，奥朗德总统才宣布“关闭边界”。但是太晚了，已经付出了近200条人命的代价！ 五是奥朗德政府的无能。这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能在六个地点同时发动，反恐专家说，至少要有二十人参与作业。而法国反恐和情报机构居然事先毫不知情。一个国家的反恐机制麻木到如此地步，令人震惊。不要说年初时《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就在两个月前，如果不是靠度假的美国士兵在通往巴黎的火车上制伏带枪的恐怖分子，那次就可能整车厢的乘客遇难。即使这样接二连三地发生恐怖袭击，法国的反恐情报机构，还有左派奥朗德政府，都没有及时反应和加强防范。为什麽？因为奥朗德总统认为气候过暖才是人类最主要的威胁！法国思想家雷弗尔的儿子理卡德（Matthieu Ricard）四十年前放弃巴黎的学者生涯，进入尼泊尔藏传寺庙当了洋和尚，他现在是奥朗德总统的“国师”。这个洋和尚公开宣扬，现在世界没有战争，只有天气过暖才是最大敌人！奥朗德说他的反对气候过暖政策，是得到这位大师的指点。一个国家都被恐怖袭击杀到这种地步，奥朗德们还在说“气候过暖”是最大敌人。这真是法国人的不幸！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也是这种论调。其实这次巴黎惨案的遇难家属们应到法院起诉“奥朗德总统”，左派政府的愚昧、无能、幻想等，难道不是这场巴黎惨案的元凶之一吗？！ 在《查理周刊》惨案发生之后（之前法国就曾遭到几十起恐怖袭击），奥朗德政府仍然接受大量穆斯林等移民。欧盟（国家之间）开放边界（这样就更像个统一的欧洲了！欧洲知识分子怎麽蠢到如此地步？）等于为伊斯兰分子的流窜作案提供了天然机会，并能运进大量武器！对不久前发生、现在仍在继续的欧洲难民潮，德国的作秀总理默克尔无视现实的严峻，采取大量接受难民政策（其中不乏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这对德国是不祥之兆。巴黎式的惨案，不是不可能在德国重演。法国的奥朗德也唱高调，配合默克尔演乌托邦双簧，结果将会给法国、德国，还有整个欧盟国家带来灾难！ 只要外部的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不被铲除（美国的左派奥巴马政府根本不做彻底铲除ISIS的计划和努力），内部的奥朗德们继续其左翼的接受大量穆斯林、变相纵容伊斯兰的政策，那麽巴黎这种惨案，仅仅是开始。在自由世界的武力、能力，可以轻而易举摧毁这种灭绝人性的恐怖主义伊斯兰国的现状下，自由世界的左派领袖们却根本不真正动作，这是自由世界的耻辱，是人类的悲哀！ 2015年11月13日（巴黎惨案当天） 2015-11-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吴征被美国侦探公司调查——追踪之五
虽然吴征离开圣路易斯已七年多了，但那里仍有很多中国人对他记忆犹新，除了由於他当年推销保险、帮助竞选、被诉讼等等，还有不少其他引起争议的事情。吴征在接受律师“取证”时，除了谴责留学生以外，还指控了他的两任女秘书，王杰和黄妮幸。她们都是吴征所在的保险公司的人，怎厶会和吴征发生冲突呢？ 据当地华人介绍，吴征在保险公司作销售经理时，曾雇用当时在圣路易斯一所大学读法律专业的大陆留学生赵小雪的妻子王杰做秘书。赵和吴征当时的美国妻子是同学；後来这对夫妇返回中国，据说赵小雪现在北京的美国Oracle公司做律师。 记者至今没有找到在北京的王杰，据在圣路易斯开办房地产公司的章沛说，他和王杰的丈夫赵小雪是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同学，当年章沛是吴征的好友，就推荐了王杰到吴征那里做事。结果王杰在吴征那里做了不到三个月，就感觉干不下去了，说“吴征这个人好撒谎，不地道。”她发现吴征推销保险的方式有问题，不是为客户利益著想，只是想多拉客户拿回扣。 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王杰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是，吴征向她提出，要她把工资的一半拿出来给他刚来美国的弟弟吴彬（现为阳光卫视的行政副总裁）。吴彬当年刚抵圣路易斯时，没有工作，吴征想用这种办法解决他弟弟的生活问题。王杰表示，“这太欺负人了。”她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後来干脆不干了。 吴征（在律师取证）的说法是：王杰是推销保险实习生，在他手下培训了三个月，并不理想，但王杰把推销保险的困难说成是“公司产品设计有问题，推销员拿回扣太高，对保户不利。”吴征对律师说，他听到这些抱怨後，就去找分公司经理克利姆波（Jim Klimpel），提出解雇王杰，理由是“她不忠诚於我们的公司”。 那厶另外一个给吴征做过助手的黄妮幸又是怎厶回事呢？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说，黄妮幸（Leanna Wong）给他当助手时，常在办公时间做私活，打电话聊天，因而被他解雇。记者在圣路易斯见到黄妮幸时，她则持另一种说法。 今年38岁的黄妮幸出生在越南，16岁时随同父母从香港来到美国。她和父亲近十年前在圣路易斯市Clarkson广场开设了“湖南快餐店”，迄今已发展到拥有四家的连锁餐馆。黄妮幸是其中一家的老板。 在“湖南快餐店”里，记者约见到了黄妮幸。这位身材瘦削、说话直率的越南华侨，快人快语地讲起了她和吴征的纠纠葛葛。 当记者说明是采访吴征的事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说，“Bruno is garbage”（吴征是垃圾）。记者在圣路易斯听到不少华人对吴征有负面评价，但像黄妮幸以这样的词句评价当今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共同主席的，这还是第一个。 据黄妮幸说，她於1992年夏天在吴征的公司做了三、四个月就离开了，原因是与吴征无法合作。“他让我骗客人，让我说保险好。但他让我说的和纸上（指保险政策文件）的东西不一样。但他说，不用管，拉到客户就行。”黄妮幸回忆说，“我拉来的客户到办公室时，Bruno都是和他们单独谈，不让我知道内容。”有的客户後来知道真相後，对吴征相当不满，“台湾有个开餐馆的女老板说，Bruno不是人，他就是为了钱，他的嘴巴好，很会说。” “难道就因为这些事儿你就要把吴征说成是‘垃圾’吗？”记者问道。黄妮幸的老父亲David Wong在旁边抢著回答说，“Bruno不是一个好东西。”黄妮幸则著急地说，“他冒充是我的丈夫，你说可恶不可恶！”於是她讲起来这段经历： 黄妮幸准备和父亲一起开餐馆，他们看中了圣路易斯市Clarkson广场的“湖南快餐店”位置，认为会有经济效益。这所房子属於Capitol Land公司所有，於是黄妮幸就去找这家房产公司的经纪人Matt Pross申请租约。Matt Pross说等有了眉目，会给她电话。 黄妮幸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普拉斯的电话，後来她从这个房产公司的另一个经纪人Tim Hall那里得知，这个地点被吴征拿去了。 黄妮幸说，Tim Hall告诉她，他们公司的人曾给她工作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找她，一位男士接的电话，问找黄妮幸有什厶事，当听到是一件关於餐馆租约的事情时，那位男士说，“我是Bruno Wu，是黄妮幸的丈夫，有什厶事你直接和我讲吧。”当得知是个抢手的商业地点後，吴征就以“黄妮幸的丈夫”名义，去和那家房产公司签约了。 黄妮幸回忆起这件事，仍然相当愤怒，她说，“Bruno简直坏透了！我那时还没有结婚，哪来的老公？而吴征当时是有美国老婆的。” 黄妮幸说，吴征抢去了那个快餐店的位置後，准备找个华人合作，因为他当时推销保险，无法分身开餐馆。但吴征原来预想的那位合作者对在这里开餐馆不感兴趣；吴征一直没有找到合伙人，最後放弃了这个地点。这样黄妮幸和她父亲才又获得这个地点。“湖南快餐点”确实是个较好的餐馆地点，迄今开了近十年，他们已发展出另外三家快餐店。 黄妮幸说，她亲眼看到了吴征签署的那份合同文件，Tim Hall来找她再重新签合同时，给她看了吴征签署的那份“租约”，因为很多条款吴征都和Capitol Land公司谈好了。黄妮幸说，“Bruno这个人很利害，他和Capitol Land谈下来的条件对我们都相当有利，所以我们就用他谈妥的条件，不用再费事，重签了份租约。这是Bruno给我们留下的一点好处。” 记者给Capitol Land房产公司打电话核实，但九年前处理此事的Tim Hall已离开这家公司，无法再找到；只是找到了该公司曾接待过吴征的另一位经纪人Matt Pross，他说近十年前的事已不太记得，但他没有听说这个餐馆地点被争抢的事，在该公司档案中也没有查到吴征签署的那份租约。 但黄妮幸对当年的事却记得相当清楚，她还说在大都会保险公司工作时，吴征让她多拉些越南华侨客户，并说每拉一个，给她50美元报酬。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四个月，拉了十多个客户，但最後吴征一分钱也没给她。在圣路易斯社区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左映雪也对记者说，吴征也曾托他帮助拉客户，说拉一个给他50美元，但他听过就算了，没有做这种事。 在纽约从事推销保险工作的一位朋友说，吴征的这种做法如果属实，是违法行为，因为根据美国保险法和其他法律，没有保险执照的人，都不可以获得推销保险的报酬，给50美元也属违法。在申请保险执照的过程中，对这方面有专门的法律培训。 记者在采访吴征杨澜事件中，联系到了不少熟悉他们俩的人。有些人不愿意谈，不想惹麻烦；有些人愿意谈，但不同意登出名字，不愿意卷入官司。由於吴征给多维新闻社和记者等都发出了带有恐吓内容的律师信，一旦打起官司，要他们跑到纽约来出庭作证，无论时间还是精力都很难吃得消。但黄妮幸这位越南华侨却与众不同，在采访结束时她主动说，“如果Bruno和你们打官司，我到纽约法庭去为你们作证！” 在圣路易斯，记者还采访到了曾和吴征交往很深，现在仍称吴征是朋友的何伟麟（Francis Ho）。这位1976年来自香港的商人现在圣路易斯最大的商业中心开珠宝店。吴征离开保险公司之後到“美中商会”做执行经理，何伟麟是兼职财务总管，和吴征共事了一年多。 “Bruno叫我大哥，我把他当做兄弟。”何伟麟说，吴征离开圣路易斯後，他们还一直保持联系。吴征和杨澜来圣路易斯时，他曾宴请他们。他去年到香港，还受到吴征夫妇的回请。何伟麟在他珠宝店的柜台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逢年过节通通电话，Bruno从香港打来，问问好，但前後不会超过十句话。” 但当记者向他核实吴征的一些情况时，这位说话慢条斯理的店老板总是微笑著拒绝，他说，“你已经调查了那厶多事儿、采访那厶多人了，吴征是什厶样的人，你已经很清楚了，我再说已没有必要了。”但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是香港人，讲情义；他叫我大哥，我就不能再说他什厶了。我说了会对他不利。他是什厶样的人，我是知道的。” 何伟麟和吴征有过很密切的关系，他曾和吴征一起去上海，到过吴征的家里。何伟麟回忆说，“我在上海见过吴征的父亲，他自己说是教授。”但这位吴征的“大哥”明显和吴征的处事哲学不同：“我不喜欢Bruno对待别人的方式，不同意他那样做Business（生意）。我劝了他，但他不接纳我的意见，我也就不多说什厶了。”何老板感叹地说，“如果我按照Bruno的方式做Business，早就是百万富翁了，但我不会那厶做。” 当记者问到，如果再有机会是否还会和吴征共事时，何伟麟是这样回答的，吴征所在的保险分公司经理克利姆波“因为吴征那件事丢了工作，妻子也离了婚，确确实实被吴征牵累很大。” 何伟麟接著说，克利姆波曾给他打过电话，说後来与吴征合作的美国商业伙伴“时代华纳”公司曾雇用私人侦探公司来圣路易斯调查吴征，找克利姆波谈话；并说也要找何伟麟，要他做做准备。何伟麟说他为此事谘询了自己的律师，律师说，“就说你知道吴征一些事情，但对他不是非常了解。”律师还让他“finish with him（结束和吴征的关系）。” 当记者向何伟麟要克利姆波的电话时，这位吴征的“大哥”说什厶也不肯给，只证实说，克利姆波还在圣路易斯。“我不会把他的电话给你的，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他不会告诉你关於吴征的事。如果他说，我就会说，我们共进退。” 到底有什厶事情严重到还要和另一位知情者订立“共进退”的同盟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有这种必要厶？ 从圣路易斯的电话簿上，查不到克利姆波的名字。以美国常规，居民电话号码自然会登在公共电话簿上，如果不想登，反而要付费。看来这位吴征原直接上司有意不想让人找到他。 但记者还是通过当地的“报税检索系统”查到了克利姆波家的地址，那天恰好是星期天，於是直奔他家。克利姆波不在，去了办公室。通过他妻子给的办公室地址，总算找到了这位吴征的原直接上司、身材高大得有点像NBA球员的克利姆波。他听到记者说明来意後说，“我只能给你五分钟。”明显不想多谈。记者首先开玩笑般地问他怎厶把名字从电话簿上拿了下来？他微笑著反问，“你不是已经找到我了吗？” 在问到吴征被中国留学生集体起诉这件事时，克利姆波说此事已庭外和解，不想再谈。在问到吴征是否因此被公司解雇时，这位吴征的上司回答：“没有。大都会在圣路易斯的11个分公司被关闭了10个，包括我们公司，所以吴征和我都离开了。但我们这个分公司是最棒的，吴征是最能干的。”当问到最棒的和最能干的为什厶没被留下呢？克利姆波没有回答。 克利姆波离开保险公司後，去了吴征做执行经理的“美中商会”管财务。记者问他为什厶要去美中商会呢？他说想换换工作口味，而且声称他是“义务”的，不拿薪水。但克利姆波现在则又回到了推销人寿保险的老本行。 当问到他怎样评价吴征这个人时，克利姆波不假思索地说，“Bruno是个非常非常有野心的人，非常能干，拉到很多客户，晚上还要到华大读书。” 当记者问道是否有“时代华纳公司”雇用私人侦探公司来调查吴征这回事时，克利姆波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说，确实有这回事，发生在几年前。问到底是哪一年时，他说记不清了。但记得是“时代华纳”从纽约和华盛顿雇用了两家私人侦探公司，“来了一帮人，问了我好几个小时。” “都问了些什厶问题呢？”面对追问，克利姆波只回答说，“Thousands of questions（很多问题）。”但却无论如何拒绝透露他们到底问了些什厶问题。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黑桑兰，还是桑兰黑？
最近新华社发表关于桑兰案的追踪报道“撤垫子指控没有根据——桑兰摔伤真相调查”，又掀起新一轮对桑兰案的争议。民众反应海内外明显有别∶在更加了解案情始末的海外华人中，无论亲中国官方还是反官方的，多数痛斥桑兰；但在不太了解案情的国内读者中，相当一批人因痛恨官媒而同情桑兰。 作为异议人士，我的政治观点跟新华社可谓两极。但这次我跟新华社报道的看法一致∶桑兰把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撒了17年！岂止如此，除了官司过程中桑兰撒的无数谎之外，她登峰造极的恩将仇报，更令人痛恨万分！是痛恨，不是痛心。 有些不明真相的网民质问，在桑兰到海外打官司几年之后，新华社为什麽现在还要跟桑兰过不去，为什麽现在出来“欺负”桑兰这个残疾人？ 事实上，桑兰索赔21亿美元的荒谬绝伦之案打了四年，直到几个月前因桑兰拿不出任何证据而撤诉才暂告一段落。新华社这篇报道，只是就新近发现的一篇美国运动医学专家桑兹教授（William Sands）对桑兰摔伤过程的录像分析文章而做的关于桑兰案的追踪报道。从专业角度来讲，报道那篇论文不仅对体操专业人士有益，也是对社会大众负责，而且报道文字本身客观、准确地介绍了该论文的主要内容。 新华社这次正确之举之所以被一些人骂成“黑桑兰”，是因为它的政府喉舌形象深入人心，人们对其报道缺乏信任、甚至抵触，这是新华社多年做“喉舌”迟早要付的代价之一。即使它有了比较新闻专业性的报道，人们经常也不认，仍是凭印象或积怨而“反感”。这里的责任不在民众，而在新华社。 就桑兰案，新华社一开始是站在支持桑兰打维权官司的角度来报道的。但在对该案的追踪报道过程中，新华社驻美记者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桑兰的一连串丑陋恶行，所以新华社的报道没有像其它一些中国官方媒体那样随著桑兰的“脑残心残”的指挥棒做病态报道（以残疾博同情，以煽动民族主义、仇富心态来打官司），而是客观真实地报道了此案。 桑兰到美国打官司初次亮相时，身穿贴著中国国旗的运动衫，背后更悬挂著大幅中国国旗，俨然一副代表中国跟美国打官司之状。但在随后向法院递交的诉状中，为了申请美国政治庇护（可以移民），她就控诉中国是极权国家。这种随“利”应变，“朝中暮美”残疾劣行，无论是对亲中国政府的，还是反北京当局的，都无法忍受。 最近发现的这篇桑兹教授对桑兰摔伤过程的录像分析，等于戳破了桑兰“有人撤垫子”而导致她失误的谎言，这当然是个新闻。在几年来一路跟踪报道了桑兰案之后，这次新华社的报道不仅是正常的，更是应当的。这种报道不是跟桑兰过不去，而是跟谎言过不去！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的本份！ 上述新华社那篇文章已经简洁准确地报道了美国专家对桑兰摔伤的分析，我这里再就桑兰自1998年开始的“有人撤垫子”之说，做一点简单的推理∶ 桑兰来美国打官司的基础是美国运动会管理混乱、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她受到干扰而失误（变成是人为事故，而不是意外），所以她才有官司可打。 当时因是热身跳（不是正式比赛），所以运动会没有录像。但在现场的美国体操教练卡特（Jack Carter）做了录像。美国不是政府包办体育，而是教练们自己开设私人训练班。这个把桑兰摔伤过程录了像的卡特就是这样一个私人训练体操运动员的教练，他在亚利桑那州开了一家体操学院（Carter’s Gymnastics Academy），后由他女儿主持。卡特可能是唯一就桑兰摔伤现场录像的人，但事后他一直不肯公布录像带，理由是怕伤害桑兰。我曾致电要求采访，但被拒绝，卡特就桑兰摔伤一事不接受任何采访。对这样一个关系到摔伤者本人、能给其他体操运动员警示、对所有相关者了解真相有利的录像，他不公开出来，虽然他完全有权利，但实在缺德。由于他拒绝采访，别人只能诛心论∶卡特不公布这盘录像的原因，是怕电视一遍遍播放，让那些做父母的看到这个中国女孩被摔成终生瘫痪，不敢送孩子去学体操了，由此影响他的体操生意。 但卡特明确表示，这盘带子他只交给桑兰本人。这是一个关键点。如果桑兰真的相信“有人撤垫子”，她应是全世界最积极、最想拿到那盘录像的人。明摆著，如果录像带展示有人撤垫子，那麽她控诉美国体操协会，美国友好运动会、保险公司等等，甚至未来控告那个罗马尼亚教练，都会有第一手、最过硬的证据！ 在桑兰到美国打官司时，纽约《侨报》副总编辑乔磊就跟卡特电子信联系上，随后电话交谈，写了颇为倾向桑兰的报道。按常理，桑兰应对此感到“如获至宝”，通过乔磊跟卡特联系。而且卡特还会些中国话（曾在香港执教四年），对桑兰印象很好，桑兰摔伤前，他们甚至有过几次交谈。 但桑兰却没有做任何跟卡特要录影带的努力。她在纽约打官司时，飞到卡特所在的亚利桑那，只要四小时，但她完全“无动于衷”。任何案子，更何况是21亿美元的索赔案，如果有一点点证据，当事人都会挖空心思去拿到。有现场录像这种绝硬的证据，人家又愿意交给桑兰，她为什麽就是不去拿呢？ 问题就在这里∶桑兰心里清清楚楚∶现场没人撤垫子！如果播出录像，她的谎言就会被彻底戳破！如果她拿到录像不公开，也等于默认没人撤垫子。录像可以技术处理，但只能剪去，却不能“增添”撤垫子场面。桑兰大概每天都在祈祷∶卡特千万别公开录像，也别交给她。当然她自己更绝对不去问卡特要！ 桑兰黄建现在声称他们曾要过，但没拿到。这明摆著是跟“有人撤垫子”这句话本身一样的谎言。这次新华社的报道再次刊出卡特的邮箱和电话，等于提醒桑兰，你可以拿到这盘澄清自己的录像带（如果真有人撤垫子的话）。但桑兰可以发疯地写博客，继续一箩筐地撒谎，却死也不去要录像带。今天，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把录像传过来，桑兰为什麽不去要？！ 最早给桑兰形象“毁容”的其夫黄建声称，官司已经过了诉讼期，要来带子也没有意义了。凭什麽没有意义？它可以证明桑兰是否撒谎。他们半夜半夜地发博客，不就是扯著嗓子喊桑兰没撒谎吗？怎麽就不用举手之劳去拿最过硬的证据呢？就因为没人比桑兰更清楚∶录像带可以把桑兰砸死。 在“有人撤垫子”这个最根本的谎言之上，桑兰来美国打官司还撒了其它一串又一串的谎（我会另文再斥）。在随口撒弥天大谎的这个恶行之上，桑兰的恩将仇报更令无数跟踪这个案子、了解真相的人深恶痛绝！ 桑黄两人以残疾人的“可怜”到美国来打21亿美元的欺诈案，在拿不出任何证据支撑其一堆荒唐指控、不得不撤案后，在把被告（中国体操协会委托的义务监护人刘国生夫妇）折腾了四年多，付出了身心的代价，花费了上百万美元的律师费之后，他们居然愤怒新华社“折腾”他们、打破了他们的“宁静”。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到底是谁打破了谁的平静？明明是桑黄两人凭空对美国体操协会，对时代华纳，尤其是对照顾了瘫痪的桑兰十个月的刘国生夫妇和儿子“扔炸弹”，恩将仇报，甚至诬陷他们父子强奸/性侵她，不惜把他们送进监狱。桑黄到底为什麽“残疾”到如此地步？ 桑兰的维权官司，实质是“围钱”，状告刘谢夫妇，就是想从他们那里敲诈出一笔钱。在案子开打不久，黄健就代表桑兰放出了这样的口风∶如果刘谢夫妇提出庭外和解，桑兰答应并非没有可能。就是想逼迫刘谢拿出真金白银。 桑兰和丈夫黄健曾坦言，“我们发现，友好运动会的发起者特纳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巨富”。那逻辑就是，他是“巨富”，就该敲他一笔。敲不成前CNN总裁特纳，就敲他们最熟悉的刘国生夫妇。桑兰前律师海明曾披露，桑兰黄健曾驾车特意到刘国生夫妇的住宅看了一圈，他们曾在那里住过，很看重那套大房子，觉得打官司能把那套房子打到手也不错。就这种地痞二流子，硬是把正经过日子的人折腾得几年鸡犬不宁，还得赔上一大笔陪流氓发疯耍赖费。 当年桑兰打残疾牌，今天又搬出儿子装弱者，把儿子拉出来做挡箭牌——每篇文章必谈和此案毫无关系的孩子，令人无法不感叹，被“心残”的父母如此这般abuse的孩子，在美国的话，恐怕是要被政府收走了。 从打官司开始到今天，桑兰一路用贫富、强弱来掩是非、对错，这是作恶者惯用的乌贼战术。我曾在“高墙鸡蛋，到底站哪边？”一文中强调，凡事必须以是非论断，而绝不是强弱。穷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权利，弱者也绝不可欺诈强者。 作为残疾人，桑兰没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没人跟他计较，但“恩将仇报”,比“农夫与蛇”的蛇更毒，则是必须痛斥的。 我曾就桑兰案写过十几篇文章，阅读过几乎所有的相关文件。被桑兰诬陷敲诈的刘国生夫妇不仅没有做过任何伤害桑兰的事情，而且给桑兰捐过三万美元，更照顾了桑兰（和她的母亲）十个月，在北京还关照了她十年！结果却是被桑兰诉讼索赔一亿美元。从刘国生的博客得知，他们为应对桑兰官司花掉的律师费，已经近百万美元——等于他们每照顾桑兰一个月，付出10万美元律师费，而且每照顾桑兰一个月，欠桑兰一千万美元！ 什麽《农夫与蛇》，什麽《东郭先生与狼》，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真实或小说，你们谁见过如此登峰造极的恩将仇报的恶行？这般丧尽天良如果被容忍，今后谁也不敢再帮人了，尤其不敢帮残疾人（桑兰岂止是残疾，更是残“废”）。桑兰严重地毁坏了残疾人的声誉，连累了整个残疾人群体。残疾人组织如果对自己负责任，如果期待世人继续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应该群起怒斥桑兰！ 迄今为止，别说桑兰黄建对他们劣行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而是继续漫天撒谎、继续死缠烂打），即使他们痛哭流涕悔过，都无法弥补他们使“监护人”一家遭受的精神和金钱损失，更无法弥补他们的恶行给中国人形象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天下难找如此恶毒之人，而这种人是中国人！所以跟桑兰黄建，只要他们不彻底道歉理赔，媒体就有责任跟他们没完，就绝对不应该饶过他们！这是对社会负责，对大众负责，对天理负责，对人的天良负责！ 2015年11月29日于美国 2015-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
前苏联著名异议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近接受俄罗斯RTR电视台采访时，称赞俄国总统普京「精神敏锐，理解神速，丝毫没有个人权力欲望」，在俄国知识界引起议论纷纷。 在俄核潜艇事件中普京表现出的冷酷、官僚气，受到包括俄罗斯媒体在内的国际舆论批评，在此时刻，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不仅没有批评普京，反而公开支持这位被俄国媒体称为「共产时代制造的官僚零件」的权力者，形成了前异议作家赞美前克格勃的滑稽局面。 1974年，索尔仁尼琴在被克格勃强行塞进飞机流放到外国时，普京则刚刚进入克格勃。正是克格勃以及它支撑的共产统治，剥夺了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在被驱逐之前已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流放了八年。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过了20年流亡生活，被自由世界视为反抗共产主义的独胆英雄。不仅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三年前还有美国作家出版《索尔仁尼琴：独力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的专著，极力赞美他。 至今回到俄国才仅仅六年，是什麽导致索尔仁尼琴这麽快和权力者走到一起，由异议作家变成了前克格勃的赞美者和拥护者？ 表面的原因是，索尔仁尼琴受不了权力的抚摸。据俄国媒体报道，在索尔仁尼琴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普京曾偕妻子一起到索尔仁尼琴家里登门拜访，两人促膝畅谈。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娜塔莉娅说，普京登门拜访前，和他丈夫曾通过两三次电话，讨论俄罗斯国情。这次见面後，两人决定今後继续「交流」，今年81岁留著长胡子、貌似「先知」的索尔仁尼琴俨然成了47岁的俄国年轻总统的「国师」。 索尔仁尼琴当年在克格勃的监禁、流放以致驱逐下没有屈服，现在却在前克格勃的垂青下，由异议作家变成了权力的歌颂者。俄国媒体对他们的见面对谈报道为「前异议作家和前克格勃握手言欢」。 索尔仁尼琴当年返回俄国时，曾公开宣布不要任何权力，不参加任何公职竞选，并曾拒绝当时俄国总统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勋章，以示与权力和媚俗隔绝。 为什麽索尔仁尼琴这次态度变了？他在电视访谈中自己解释说，因为他和普京之间有共同的想法，「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相通的「点」是，都强调泛斯拉夫主义，强调「大俄国」；都批评北约和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要和西方保持距离；都主张对车臣等分离势力进行镇压。 这种认知并不是索尔仁尼琴返回俄国後产生的，他在20年的流亡生活中一直如此。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强行流放到海外，刚抵达美国时，就大骂美国文化颓废，诅咒资本主义腐朽堕落，使那些把他视为反抗共产主义英雄的美国欢迎者目瞪口呆。在美国生活的18年中，他拒绝学习英文，更不去观察和研究美国社会，以致他在返国之际在纽约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要儿子给他做英文翻译，而最令记者吃惊的是，他以仍拥有并使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护照而「自豪」，并掏出那本镰刀斧头旗的苏共护照炫耀。20年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苏联人」的身份。 从索尔仁尼琴流亡和回到俄国後的言行，都可以看出，他虽然被称为「异议作家」，但他所「异议」的，只是共产制度带来的灾难、残酷和痛苦；「异议」的是共产制度本身，而不是产生和维系那个制度的深层价值——视群体重於个体，视国家利益高於个人自由，以所谓民族利益对抗人类文明。 索尔仁尼琴今天所以和权力者走到一起，其根本原因是，他和支撑共产制度的深层价值从来没有真正的「异议」。他的根本理念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把自由作为终极目标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列宁、斯大林以及克格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异议」。 索尔仁尼琴现象在共产国家的异议者中并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中国流亡者虽然在反对共产专制上慷慨激昂，嫉恶如仇，但涉及台湾、西藏以及新疆等独立问题时，他们则和所反对的中共统治者几乎一个逻辑和思维，都是把国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严更重要，更有人像普京与索尔仁尼琴那样，主张对要求独立者使用武力镇压。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说，在共产国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两种角色调换一下的场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深层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所处的地位与角色不同。 有些中国民运人士辩解说，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和北京官方观点比较接近，可以争取国内广大民众对「民运」的支持。在中国人还没有新闻和信息自由的今天，也许中国的民众沉浸在视国家高於自由的「大中国」情绪中，但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俄国则展现了另一个前景——主张「大俄国」、反西方的索尔仁尼琴，今天受到了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冷落，俄国媒体称他为一个「孤立的名人，他的政治见解几乎没有反响。」 索尔仁尼琴在俄国普通民众中的声望，比卢布贬值还快。他回国後主持的电视交谈节目，因收视率太低很快取消。他在1998年回国後写的第一本书，开机才印了五千本，还卖不出去。现在索尔仁尼琴只剩下一个知音，那就是统治者。前「异议作家」和前克格勃的「和解」，表明如果异议人士不是「异议」支撑共产主义的深层价值，仅仅「异议」那个制度本身，最後都得像索尔仁尼琴一样，20年流亡走了一圈，肉体和价值观又回到了「原地」。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10月号 2008-08-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中国人春节回家难
“每逢佳节倍思亲”。随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要“不远万里，回到家里”，春节期间和亲人团聚。可那是一条“万水千山‘不’等闲”的艰难之路——中国电视播出，在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长龙购票，名副其实一票难求；在站台，万头攒动，如同大包小包落玉盘，涌进火车；在车厢，寸土千金，一座难求，无数人的旅行一路要站几十个小时。媒体报道说，每到春节期间，就有学生流、民工流、探亲流，形成中国客运大高峰。 官方媒体热衷炫耀中国经济增长居世界前列、外汇存底天下第一，可是有那麽多的资金，为什麽中国政府不能解决一个春节回家的运输问题？ 当然，中国人口多（14亿）是个重要原因，而且中国人又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一年到头，总要回家团聚，包饺子，吃年夜饭，在爆竹声中迎来大年初一。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在2013年春运期间，中国流动人次多达34亿。今年春节预计增至36亿人次。这个数量本身，就增加了春运的难度。 从1994年（维基百科提供的最早统计年份）开始的春运统计来看，中国历年的主要运输工具是公路，直到2013年春运，仍是如此。在34亿人次中，公路运输占31亿。但中国的公路里程，人均起来却非常有限，到2006年时，只有5.8厘米，即一支香烟的长度。到了2013年，才超过六厘米。 中国虽在建造高速铁路，但毕竟里程更有限，春运期间（春节前后30天），中国全部高铁运输的人次只有2.4亿，还不到公路运输的14分之一。 迅速增加公路、铁路都是不容易的，有个占地（搬迁）等等因素。所以中国最需要、最应该发展的是航空运输。 像在美国，到了感恩节、圣诞节等重大节日，美国人也是全家团聚，但美国就没有中国那种一票难求的困境。这不仅因为美国有四通八达的公路（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收费），更因为美国的飞机民航业非常发达，成为主要运输工具。 美国的运输情况跟中国正相反，在美国是乘飞机的人最多，占绝大多数，其次是火车，坐汽车长途旅行的则很少。手边有个美国2000年的运输资料，当年美国乘飞机的人次有7亿，坐火车的是2250万人次，而坐汽车长途旅行的比例更小。据统计，美国的天空每天约有五万架飞机，如果每架载二百乘客，等于每个月把整个美国三亿人口运到天空一次。 而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正相反，坐飞机的最少，（据2013年春运统计）只有3800万人次；坐火车2.4亿；乘汽车的31亿人次。 从常识来看，火车和汽车都受到线路等限制，但飞机则可以开辟很多航线。中国想解决春运难题，只有更快地发展航空业。但中国的航空运输为什麽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民航像中国其他大企业一样，被政府垄断，是国营的。而哪里是国营的，哪里一定是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缺乏效率，甚至导致经济灾难。 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成gong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国营一定失败。人类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全面市场经济化，就是抛弃国营化，拒绝政府垄断。因为只有市场，才有真正竞争，而真正的竞争，才会有优质的服务。 在市场竞争下，票价才会降低，因为要争夺顾客，就要削价。同时还要开辟更多航线，增加航班。在市场经济下，只要有需要，就一定有“提供”；企业要赚钱，就得提供更多服务，更好的服务。美国有几十家民航公司，全部都是私营的，竞争激烈，不断有哪个航空公司（因经营不利，缺乏竞争力）破产，或被其他公司兼并收购的消息。 市场经济的竞争，使美国航空业发达到居全球之首。1980年代，世界上半数的航空飞行是在美国。仅美国最大的“美洲航空公司”（AA）及它属下的American Eagle就有飞机超过1000架，每天航班4200多，服务全球250个城市。 美国的航空线像蜘蛛网，四通八达，不管住在美国的哪个角落，都有连通全国的机场。美国有19700个飞机场，私人飞机超过30万架。每天约有2百万人乘飞机，飞机是美国人出门的首选。不仅因为它方便、省时间，票价也不贵，还在于在所有交通工具中，飞机相对最安全。据最新统计∶空难死亡的概率是4500万分之一。远远低于公路及火车。 中国虽已往资本主义的路子上走（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民航、铁路等运输业，如同钢铁、石油、军工等大企业一样，还是被国家垄断，被政府控制，还是百分之百国营的。在这种国家垄断下，就不会有航空业的迅速发展，更不会有健康的竞争，中国的民航班次航线不仅有限，票价更不会迅速降下来。这种春节一票难求景观，很难有什麽改变。 美国的汽车、航空、石油、矿山、金融、电讯等各领域均实行了私有化，近年甚至监狱和消防都往私营的方向走，美国已有近30个州的二百所监狱交私人公司管理，三分之一的消防队已私营。 充分的私有制才能带来真正的市场经济，其核心是消费者决定一切，即米塞斯说的“消费者主权”，通过消费者选择，优胜劣败。包括美式民主制度，也是这种自由市场原则的产物，消费者像选择物品那样，选择国家领导人，还定期换口味，要真正的实惠。这条西方国家都一直在成gong地走的道路，也必将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2014-01-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18 位华人教会牧者连署发布《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
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 （由18位华人教会牧者联署发布） 2015年2月23日 本文件包括∶ 第一部分∶为什麽要成立“柴远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发布调查报告？ 第二部分∶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包括四项调查内容∶ 1.万润南、苏晓康证明，1989年在巴黎,舞蹈演员朱女士曾指控远志明对其性侵； 2.柴玲指控1990年在普林斯顿被远志明强奸； 3.远志明被指控，2013年五月在德国某营会中，作为讲员，对一80后年轻姊妹有不当行为； 4.远志明被指控于2013年9月在巴黎，诱奸一位90后姊妹（未遂）的证言和相关证据。 第一部分∶为什麽要成立“柴远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发布调查报告？ 一、关于“13位华人教会牧师的回应信” 早在2012年，柴玲开始在教会内部申诉1990年自己被远志明强奸一事。两年之后，由于在教会内部沟通与申诉无果，2014年11月23日，柴玲在自己机构的网站（后于2014年12月24日经“曹长青网站”转载），发表了“柴玲关于远志明写给教会的信”。至圣诞节期间，影响扩大，网络中议论纷纷。 2014年12月25日，几位牧师开始为此事件交通、祷告，盼望教会能够对此有所回应，妥善解决，不致使主的名蒙羞，不致使神的教会受伤害。 同日，王峙军牧师与王永信牧师（远志明按牧团成员）联系，打电话并发电邮协商如何面对这件事情。 12月31日，四位牧师私下发电邮给远志明牧师，鼓励远积极回应此事件。未得到远的回复。 2015年1月1日下午，13位牧师联名致信柴玲（即“13位华人教会牧师对柴玲致教会公开信的回应”），此回应信同时抄送至远志明个人、远志明所在机构的董事会（委托神州传播协会办公室转），及远志明按牧委员会（委托大使命中心办公室转交远志明按牧团王永信牧师）。 这是一封内部回应信，不是“公开信”。信中鼓励“远志明牧师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有责任给关心他的众教会一个清楚的交代”，并请求 “远牧师所在机构的董事会，远牧师所在教会的牧者与长执会，远牧师的按牧委员会，以及湾区牧者联祷会，在寻求澄清该事件之真相方面，有责任为远牧师提供帮助，并且有义务监督远牧师采取正确的行动”，并呼吁成立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13牧师的“回应信”于1月3日出现在“曹长青网站”（其资料来源并非透过13位牧师），因此被误认为是“公开信”。 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远志明按牧委员会、远个人，对此回应信都没有任何回应。 二、18位华人教会牧者发出公开信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1）在18位牧者信发出之前 1月5日，王峙军牧师就此事件给教会和网络带来的困扰与混乱，再次打电话给王永信牧师，商讨如何回应。王永信牧师说他要与远在1月7日见面。但见面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因为王永信牧师此后没有与王峙军牧师联系。 1月23日，王峙军牧师再次致信给王永信牧师，指出，“远牧师和他的董事会可以选择沉默。但以晚辈之见，由您参与其中的远的按牧委员会，却不能对自己所按牧的人员采取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按牧委员会出于人情面子，也选择沉默的话，人们很难把按牧委员会和这个事件已经产生、将继续产生的恶劣影响，剥离开来对待。┅┅现在看来，由按牧委员会出面（准确地说由王牧师出面），提议成立一个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势在必行。最后，让事实说话，让理性与良知说话，让圣经原则说话，给教会和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王永信牧师没有回应此信的呼吁。 1月下旬，不断有新的资料出现，数位牧师深感事态严重。 2月3日，王峙军牧师打电话到王永信牧师家中。无人接听。次日，王峙军牧师打电话给王永信牧师的一位主要同工，请其转达王永信牧师。没有回应。 2月5日晚王峙军牧师发电邮给王永信牧师，附上新资料，幷邀请王永信牧师担任调查委员会的“监督委员”。没有回应。 同样是在2月5日，下午，王峙军师母给按牧团的另一位成员陈道明牧师打电话。王师母从网上找到陈道明牧师教会的电话，教会的一位同工说陈道明牧师已经不在此教会，有时会来讲道。王师母问其要电话号码，这位同工说不方便，问是谁打的，让陈牧师打回来。王师母说∶请转告说生命季刊王峙军牧师打电话，若陈牧师许可，请把号码给我们，我们打过去。 这位同工几分钟后打来，说陈道明牧师表示，如果是要谈远志明的事情，他就不接电话了。 王师母只好说∶麻烦你转告，我们有新的资料，需要请教陈牧师。 这位同工几分钟后再打来说∶陈牧师还是不接电话，说按牧团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按牧团已经决定保持沉默，所以还是不接电话了。 王师母最后请她转话∶我们恳请按牧团帮助，需要按牧团在这个时期，特别牧养远志明牧师及他的家人。 至此，相关单位除了拒绝回应“柴远事件”外，对寻求妥善处理该事件的任何努力，反应也十分消极。 更糟糕是，一个多月来，主内肢体及教外公众在网络上争论不息，莫衷一是。也有主内肢体在网络中呼吁教会牧师们出来回应，帮助处理此事件。 （2）“18位牧者致教会与公众信”的起因 对于损害教会的圣洁性、牧职的严肃性和弟兄姊妹之身心的人与事，任何基督徒都当予以关注，更不用说对教会负有守望之责的牧师传道人。柴玲指控远志明强奸之事已经成为公共事件，一时间给华人教会带来巨大的搅扰，给弟兄姊妹的信心与情感带来巨大的伤害，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这个过程中所浮现出的指控有关当事人的多项新证据，更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圣经的教导是∶“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摩太前书5:19-20） 有鉴于远志明牧师、神州传播协会一直保持沉默，与按牧团的沟通没有结果，18位华人教会牧者根据圣经原则，考虑到新的证据已经超过了两三个见证，感到有必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柴远事件以及此引发的其他指控进行调查。 2月10日，18位牧者联署致海内外华人教会及公众信。信中说∶ 为著主的名不受羞辱，为著主的教会不受亏损，故（我们）愿意组成“牧师团”，联署赞同成立“柴远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并推举与邀请资深牧者担任监督委员。调查委员会将本著客观、公正、诚实与负责任的态度，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给相关机构处理该事件提供依据，并对华人教会和公众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三、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与工作 （1）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在牧师团的赞同下，18位牧者中的3位牧师与牧师团之外的另外两位同工，组成了调查委员会。牧师团中的所有其他牧师均为监督委员，负责监督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邀请18位牧师之外的5位资深牧者担任监督委员。其中2位表示赞同18位牧师的立场，但因某种原因不方便担任“监督委员”，1位婉拒，1位没有回应。 王永信牧师也在被邀请之列。直到2月16日，我们方收到来自这位长辈的电邮回应。回应中说，“按牧团同工们觉得目前已有了调查委员会，则按牧团无需再参与此事”，“本人现已年届九十，在思想与体力方面皆无法挡任‘监督’重任，也请一并见谅。” 王峙军牧师立即复电邮表示尊重和理解∶ 谢谢您拨冗回复晚辈的邮件。完全理解您关于按牧团“无需再参与”的考虑，也深知长辈在年近九十的高龄，不便行施“监督委员”之责。但我们相信，您几十年服事主的经验，对主和主教会的忠心，以及多年来铭刻于心的原则与良知，仍会对这个事件的解决，提供良性帮助。我们会继续为您的身体健康在主面前献上祷告。 最终，18位牧者自身承担起“监督委员会”的责任，“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在“牧师团”的集体监督下工作的。 （2）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为∶第一步，调查与核实所收到的证言等资料，给当事人双方同样的指证、确认或申辩的机会；第二步，向有关方面提交调查报告；第三步，向众教会汇报调查结果及有关机构的处理意见。 调查委员会对所有有关人员（共10位）进行了客观、负责任的调查，除了远志明牧师外，所有其他人员均积极配合了调查。 远志明牧师始终没有回应调查委员会的任何信件。 2月11日，调查委员会发电邮致远志明牧师，请他就4件指控他的事件做出回应∶承认或申辩。与对其他人的调查一样，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在3日内回应。 2月12日，调查委员会通过其他途径，间接请求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谢文杰弟兄帮助∶确定远牧师收到电邮，并督促他回应。 2月14日，调查委员会发电邮致神州传播协会谢文杰弟兄，内容为∶ 2月11日晚间，我们发电邮给远志明牧师，希望他回应对他的4项指控，其中一件诱奸未遂事件，发生在2013年9月。我们盼望谢弟兄（作为神州董事会主席），能够帮助联系并提醒远牧师尽快回复调查委员会给他的电邮。（若远牧师选择不回复或继续保持“沉默”，我们会按既定程序，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谢文杰弟兄没有回应。 等待5天之后，远牧师仍然没有任何回应。2月16日，调查委员会致信给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和远志明按牧委员会（并抄送加州湾区牧者联祷会及18位联署牧者），并把调查报告作为附件，一并发出。该电邮提到∶ 在调查柴远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多项证言，证明除了柴玲指控远志明牧师性强暴外，还有另外3项针对他的指控∶（1）远于1989年曾受到一位朱姓舞蹈演员的性侵指控；（2）远于2013年5月曾对一位80后姊妹有不当行为；（3）远于2013年9月曾诱奸一位90后姊妹（未遂）。 看到这些证据与证言后，本著尊重事实的态度，我们对当事人双方展开调查。调查委员在２月11日给远志明牧师发出电邮，请他就针对他的四项指控，做出明确的回应或申辩。调查委员会请远牧师在三天之内回应，否则视同放弃申述。 同时，调查委员会也发电邮委请神州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弟兄，以及“柴远会面”的见证人徐志秋牧师等，提醒远牧师作出回应。 现在，自发出给远牧师的信件至今，已经五天，调查委员会没有收到从远牧师来的任何回应。我们所委托协助敦促远牧师回应的谢文杰弟兄和徐志秋牧师，也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只能认为∶远志明自愿放弃了申辩的权利，默认了针对他的全部或部分指控。 至此，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已经告一个段落。现在，我们把调查报告呈现给各位（见附件）。 同时在这个电邮中，调查委员会提出了三项要求∶1，请神州董事会和远志明按牧委员会，根据圣经原则，敦促远志明回应。2，由于“柴远事件”已经成为公众事件，给网路公众和海内外华人教会带来了混乱与困扰，神州董事会和远志明按牧委员会，要立即向众教会和公众公布处理结果。3.请按牧团和湾区联祷会的牧者，在这个特别时期，给予远及其家人以特别的关注、辅导与牧养。 调查委员会的电邮最后说明∶ 请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和远志明按牧委员会，在收到此电邮后，三日（72小时）之内，明确回复本调查委员会，提出有说服力的处理意见。若本调查委员会在2月19日晚10时以前没有收到回复的话，我们将向全教会及受此事件困扰的公众，公布调查结果，以示负责。 上述电邮发出后，除了谢文杰弟兄有一封回信之外，没有收到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回应。 谢文杰弟兄于2月16日发电邮给刘传章牧师，说道∶“至于最新关于2013年6月诱奸未遂的指控，因涉及近年的事，神州传播理当处理，麻烦你将原指控材料转过来，我会处理。谢谢。” 刘传章牧师将谢文杰弟兄的信转给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于2月17日回应谢弟兄，告诉他详实的材料已经发给他了∶ 您2月16日的回应信，刘传章牧师已转至柴远事件调查委员会。 相信此时您已经读到了独立调查委员会于2月16日中部时间晚间10时发给神州和远志明按牧团（同时抄送湾区牧者联会）的信件，里面附有内容详实的调查报告。这四个指控，时间跨度长达24年，牵涉到不同地方的女性，但指控都针对同一个人，这样的机率实非巧合，需要慎重对待和严肃处理。 本调查委员会是由18位牧者联署推举成立的（如附件所言）。您所熟悉的刘传章牧师即18位牧者之一；他同其他牧者一起负责监督调查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乃是获18位牧者团的授权，负责同相关单位联络并发布调查的报告。您有任何问题及跟进的回应，欢迎直接发到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专用邮箱∶[\[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致调查委员即可。 至于您信中所提及的关于2013年9月发生的远志明诱奸事件，连同其它资料，请参考前信的五个附件并回应。 我们深信，天上的神关注他教会的圣洁和见证高于一切人的工作。这两年陆续被揭发的教会领袖弊案应该成为我们的鉴戒。 2月18日，调查委员会又一次同时向远志明牧师、谢文杰弟兄发电邮，请谢弟兄催促远牧师回应。致谢文杰的电邮内容如下∶ 我们相信您已经收到调查委员会2月17日的覆信，也相信您可以联络到远志明牧师，并促使他对指控做出回应。 在这封信中，我们盼望您转告远志明牧师∶调查委员会在2月11日给他发了邮件，并要求他在收悉后三天内回应针对他的四项指控。但至今调查委员会未收到他的任何回应。我们希望他回应指控；否则，调查委员会视同他放弃为自己的申辩，默认了对他的全部或部分指控。 这封信，同时抄写给远志明牧师。 2月19日，神州传播协会董事许基康弟兄打电话给生命季刊董事会主席丁同甘长老，说∶“你们这样的做，我们要告上法庭。” 当日下午谢文杰弟兄与丁同甘长老在通话中说∶王峙军将调查委员会的结果登在生命季刊的网路上，这是不合法的（注∶事实上，调查结果还根本没有在生命季刊的网络上登出）。 丁同甘长老回应∶这个调查委员会是由18位牧者成立的，目的是要将真相报告出来。不是生命季刊的单独行动。而且生命季刊也有义务知道实情（即生命季刊作为主内媒体，有权利对影响教会的重大事件，进行调查与报道）。 谢文杰弟兄说，按美国的法律，在未判决前，是不可以定人有罪的。 丁同甘长老说，这个委员会决无偏袒任何一方，乃是要查明实情。 谢文杰弟兄说，他们“要告上法庭”。 谢文杰弟兄还说他们也要对新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抱怨调查委员会没有给他们当事人名字。事实上，调查委员会已经在2月16日把翔实的调查报告提交给谢文杰弟兄（但调查委员会不能把当事人的个人资料随便转告他人。调查委员会有责任保护投诉者）。 按照常识，神州董事会如果真有“调查”的诚意，他们是可以随时开展“调查”的，因为当事人远志明就在他们的眼前。但遗憾的是，当独立调查委员会将调查报告提交给他们后，他们的反应却是“告上法庭”。 作为事件当事人之一的远志明牧师，一直对各项指控证据与证言，采取拒绝回应和保持沉默的态度。但拒绝回应是无法否定这些指控的，保持“沉默”也不能抹杀证据和事实的存在。 现在，我们决定将这份调查报告，向众教会和受此事件影响的网络公众发布。 第二部分∶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 （本报告包括对四项指控的调查） 一、万润南、苏晓康证明，1989年在巴黎,舞蹈演员朱女士曾指控远志明对其性侵 1\. 2015年2月12日，万润南先生提供给调查委员会的证言∶ “1989年七、八月间，许多流亡者暂时聚居在巴黎南郊一个叫玛西（Massy）的难民营。期间，有一位从上海来的舞蹈演员朱XX，曾经指控远志明对其性侵犯。当时我忙于民阵的筹备工作，就委托苏晓康去调查、了解、处理这件事情。苏晓康把这件事情大而化之、不了了之了。朱因此很失望，不再和大家来往了。记得有一家香港刊物曾经披露过这件事情，但没有点名。” 2\. 2015年2月13日，苏晓康先生提供给调查委员会的证言。 以下内容为苏晓康先生叙述他在2014年6月30日与柴玲在电话中的谈话内容∶ 我当时向柴玲陈述1989-1990年期间（准确日期完全想不起来了）发生在巴黎的某女士指控远志明强奸她的事件，讲了几个要点∶ 1、我完全不认识这位女士，只在最初到巴黎时，在难民营见过她；也只接触过一次，就是我和远志明买了牛仔裤，太长，远志明请她帮我们改一改。我至今只记得她好像姓朱，而且不清楚她流亡到巴黎的原因是什麽。 2、我和远志明离开难民营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女士。有一次，我从欧洲某地回到巴黎，当时的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叫我到总部去，跟我说，有记者到民阵来采访，说有一位女士说她被远志明强奸了，万润南要我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远志明当时任《民主中国》杂志主编，我是社长，是他的上司。我问万∶“我怎麽处理？远志明现在又不在巴黎。”万说∶“你开个记者会说明一下嘛。” 记者会就是在民阵总部办公室举行的，当时我对记者们陈述了两点意见∶第一、某某说远志明性侵她，只是单方面指控，远本人目前外出，不在巴黎，我们无从核实；但如果警察局现在就出面侦查处理这件事，进入刑事调查，我们民阵立刻就会表态。第二、某某女士和远志明，两人都不是未成年人，而且那位女士比远年纪还大几岁，所以强奸的事实不容易认定。这时候，那些记者才“哄”的笑起来。 以下是苏晓康先生回答调查委员会关于“朱女士指控远志明强奸一事有无后续发展”的陈述内容∶ 事后我也向万润南汇报了结果。更主要的是，这个事件，没有什麽后续的发展，既未成为刑事案件，也没有什麽记者大做文章；据说港台什麽杂志对此有过报道，那也很正常，因为当时巴黎是“六四”流亡者和民运的中心，各种负面报道层出不穷。 柴玲信中引述万润南称“苏晓康把这件事情大而化之、不了了之了”，未知真假。我不知道假如当年万自己来处理此事件，怎麽能让这位女士不“失望”？ 我记得，后来远志明回到巴黎时，事情已经平息。我当然还是要他说明事情真相。我记得，他安全不相信这位女士会指控他“强奸”，但他也没有正面回答，他跟这位女士的关系到什麽程度——这当然也不是我所要问的。 给我印像比较深的是，远志明好像说，他有什麽事情没能替这位女士办妥，对方在要挟他。 调查朱指控远强奸，是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委托我办理的，朱本人从来没有直接跟我接触过，至于她是否直接向万提出这个指控的，我不知道。 记者会以后，我没有再听到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新发展。也就是说，民阵和万润南没有再找我谈此事；也没有记者再来民阵采访此事；也没有听说朱本人提出新的指控。 3）有关证据∶调查委员会存有上述万润南先生、苏晓康先生证言的原始电子邮件。 二、柴玲指控1990年在普林斯顿被远志明强奸 1).2015年2月11日，柴玲提供给调查委员的陈述∶ 在1990年八月底，九月初，我从中国流亡来到美国，刚刚搬进普林斯顿的一个公寓里。傍晚，有人敲门，开门后那男人自称是远志明，是“河殇“的创作人之一，我就很自然地相信了。他说要给我看一个电影，我以为他又有什麽大作。没想到他拿了一片黄色电影来放给我看，当时我意识到是黄色录像时很快觉得不好意思，要他停止离开时，他来抓我，我没法向屋外跑，只好转身要往里屋卧室跑，希望可以关上门，把他挡在外边。但他从背后抓住我，用体力强行把我按到在卧室门边外刚买来的地毯上强暴我，并把我挣扎中被撤掉在地上的外衣盖住我的眼睛。直到今天，我始终不能忘记那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在没被盖住之前是那样的刺眼┅┅ 他当时提起裤子时，似乎像个没事人一样，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随意地说∶“柴玲，你们的天安门屠杀算什麽。你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那血淋淋的强迫堕胎，很多小孩堕下来还是活著的，护士马上把他们的头按到水桶里，小孩挣扎几下就不动了┅┅小孩子这样被堕掉的多的不得了。他们认为小孩的眼球可以做药，就把孩子的眼球挖出来，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痛苦地坐在地上，用衣服盖住我的被玷污的身体，痛苦极了。不光为我自己，也为那些不幸的母亲和孩子们。 当我万万没想到，在我逃出追捕，失去家人，失去国土，失去一切，心灵身体极其破碎的时候，我会被远志明强暴。那时我为了保护民运的声誉，决定不把远志明报告归案。回头看来，这样也免了远因强奸罪入狱十年剥夺自由的惩罚。 2).2015年2月11日，柴玲回答调查委员会提问时的补充叙述∶ 我当时没穿睡衣，因为是傍晚，还不是睡觉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远志明的电话，也不记得我的电话是否安上；因为刚到普林斯顿安顿； 远志明从来没有帮我搬家；也没有带我去买东西。那都是他的谎言； 远志明抓住我后事情发展地很快，因为我一点也没有防备，我在十月被通缉逃亡中经常被人，被异性掩蔽，转移，保护，他们是信佛，信道教的，他们很尊敬我，从来没有人欺负我；我在被压倒在地起不来，他力量很大，我很痛恨他也痛恨自己没能成gong地阻挡他，心里恨不能想要死掉的感觉； 3).J姐妹提供了她在2011年5月听到的柴玲版本的证词∶ 2011年5月，柴玲向我提起了远志明在1990年秋天强暴了她。柴玲说要把这件事情写进去她即将出版的书里面。我当时告诉她不应该把远志明强暴她的事情写进去书里面。 2011年10月，柴玲来见我，说神要她原谅远志明。我要柴玲写个电邮给远志明，告诉远，是神要柴玲原谅他的。 柴玲就给远志明发了电邮，并告诉他，她已经赦免了他。柴玲说远志明第二天就回电话了，问她说是否有将这事告诉其他人，说如果她那样作的话，对她是没有好处的。他否认了强奸她的事。柴玲听了远志明的话非常生气。柴玲还提到，远志明说他不需要为自己在信主前所作的事向任何人来道歉，因为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我听了之后，告诉柴玲，说她已经作了神要她作的了。 英文原文∶ May 2011 Chai Ling told me that she had been raped by Yuanzhiming in the fall of 1990 at Princeton. She talked about maybe including it in her book and I felt that she shouldn’t include that in her book. Oct. 2011 She told me that ┅God showed her to forgive Yuanzhiming. She came to me and told me that God wanted her to forgive him. I told her to email him and tell him the Lord wants her to forgive him. Oct. 2011 She wrote the email to say she’d forgive him. He called back the next day and asked her who she had told because it would be bad for her. He denied he had raped her. She was very upset. He said he didn’t need to apologize to anyone for things he had done before he was a Christian because he was a new creation now and the past was gone. I told her she had done what God had wanted her to do. 4).2015年2月14日，柴玲提交了远志明私下给她的电邮 这些电邮显示∶2014年6月，在安排见面会时，远志明在电子邮件中三次提出要单独与柴玲见面，被柴玲拒绝。以下摘自远志明致柴玲的电邮原件∶ 2014-06-18 23:16 GMT-07:00∶只是有些话，需要单独和你说，当然是在基督的光中。 Jun 18, 2014, at 5:25 PM∶我想和你二人先私下祷告交通。 2014-06-18 17:00 GMT-07:00我想我们二人先好好祷告交通一下（9-11点），然后和其他牧师们一起祷告感恩（11-12点半） 5).有关证据∶调查委员会存有柴玲证言的原始电子邮件及J姐妹的电邮原件。 三．远志明被指控，2013年五月在德国某营会中，作为讲员，对一80后姊妹有不当行为 证言（一） C牧师夫妇的叙述∶ 2013年11月，我们到某教会带领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培训结束后，L牧师夫妇请我们到当地一家饭馆喝下午茶。在彼此交通时，L师母提到有一件让她很困扰的事情，这事情涉及远志明牧师，她不晓得该如何处理，她想听听我们夫妇的意见。 她说好几个月前（距我们喝下午茶那天五、六个月之前），她带了教会的Y姐妹（年轻的80后）以及其他姐妹，到德国参加一个长达几天的营会服事，那次的讲员是远志明牧师。 有一天，她看见了这位Y姐妹和远志明牧师走在一起，她很疑惑，上前问小姐妹，“你要去哪里？现在不是要练诗歌吗？”Y姐妹回答说∶“远牧师要我陪他去散步。”L师母当时一听，吓了一跳，心想∶“远牧师怎麽可以让年轻小姐妹单独陪他去散步！”于是她马上阻止司琴小姐妹说∶“不可以去，我们马上要练诗歌了。” 事后她询问小姐妹，小姐妹才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其中提到了远牧师邀请小姐妹（单独一人）到远牧师私人的房间去聊天，并且还给她一个hug（拥抱）。L师母听了，觉得太不对劲了。这之后营会期间，她就一直把司琴小姐妹拉在身旁，以避免小姐妹和远牧师有任何单独接触的机会。 L师母还提到，有天她在司琴小姐妹住的房间聊天，中途远牧师来小姐妹房间，说要借用网络。L师母当时心想∶“干嘛要到小姐妹房间来借用网路？要是这时候只有小姐妹一个人单独在房间，谁知道会发生什麽事情呀？多可怕！” 我们夫妇听完之后，马上告诉L师母，鼓励她按圣经原则直接去找远牧师，当面confront（当面质问）他这件事。我们告诉她∶“远牧师邀请年轻的小姐妹陪他单独去散步，已经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更不要说把小姐妹邀到自己房间来聊天，还hug人家，这绝对不是身为牧师该做的事情。他必须被告知，要停止这样的举止行为。为了远志明牧师个人和其他人的益处，你要去confront他。” L师母因此提到了她稍后将在12月份去参加使者年终的差传大会，远牧师是主要讲员。我们回答说那将是一个跟远牧师面质的好机会。 后来我们得知L师母没有去面质远牧师。原因是L师母又咨询了一位教会长老，教会长老认为在事件发生的当时，L师母没有面质远牧师，等到了事隔“半年后”才想去面质他，已经错过了面质的好时机，当事人完全可以一口否决的。听了这位长老的意见，L师母后来就没有采取面质远志明牧师的行动。 写于2015年1月26日 证言（二） L师母的叙述∶ 2013年5月，我带领三位姐妹去德国参加某营会。那一届营会的主题讲员是远志明牧师。我们主要的事奉是带领敬拜，所以每次聚会前有练习预备的时间。 就在一次的会前练习，我在聚会大堂遇见远志明牧师和我团队中的一位姐妹朝著我走过来，正往大堂外面走去，我当下问姊妹说∶“你要去哪里？现在不是要练敬拜吗？”姊妹说∶“我和远牧师去外面散步走走。”当下，我心里纳闷想着∶“为什麽远牧师会要和你单独去散步？”远志明牧师在旁听到我对姊妹说∶“我们要练敬拜”，他也很快地说∶“你们先练诗吧！”他就匆匆的走了。 后来，我找了一个时间问姊妹怎麽回事，“为什麽远牧师会约你去散步？而且只是你和他单独去？”姊妹就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始末（这部分，请看姊妹自己的陈述）。 我当下听完之后，心里很震惊，我不明白他们原来彼此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远牧师怎麽会邀请一位姐妹去和他散步？我实在想不通。 也因为这样，让我越想越生气，因为后来知道在邀她散步之前，远牧师已经把小姊妹邀到自己的房间内，单独交谈，还拥抱了她，小姊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进入他的房间，姐妹纯粹将他视为长辈，毫无戒心，所以我很生气远牧师这样的行为。但也很感谢神，是神的恩典让我来拦阻他们不去散步，是神在保护姊妹。 写于2015年1月27日 证言（三） 当事人Y姐妹的叙述∶ 2013年五月份在德国一个营会上，远志明牧师是被邀请的讲员。我和同去服事的一位姐妹所住的房间，就在远牧师房间的隔壁。 大会第二天早上去会场的时候正下雨，远牧师正好撞见我和同屋的姐妹，就和我们一起打伞过去。大会下午场结束的时候，他也与我稍微聊了几句，问我读什麽专业的。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屋去了。 等到晚上要吃晚饭之前，我出门正好撞见住隔壁的远牧师开门出来，他就叫我进去他房间坐一会儿聊聊。我以为可以聊一些信仰方面的疑惑，就进去了。门是虚掩著的，没有完全关上，但外面路过的人是看不见里面的。（在谈话过程当中，曾有一位学生进来过，告诉牧师说他要的网络密码之类的事情，牧师就说，“好，谢谢你，你放著就好，我过后自己可以弄。”那位学生就走了。） 我坐下来，开始问他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但是远牧师没有详细的解答我，一直问我比较personal（个人化）的问题，比如在哪里学习，有没有男朋友，和男朋友关系怎麽样，然后还邀请我去他们在加州的机构看看，说要帮我买机票，让我打电话给他。说要送给我一些他们拍的DVD。他还说最近在研究拍照，然后拿出他的相机给我拍照。我开始感觉不对。 他拿出相机先show给我看了几张过去他拍的东西，好像都是风景之类的照片。说自己的技术很不错，帮我拍两张，然后就开始从我侧身拍了两，三张。他拿出相机拍我，我就觉得很不comfortable了，而且也没有询问我任何的意见就开始拍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做什麽样的反应。（过后说可以copy给我，让我去问他拿。我后来就再也没有找他去要过。） 我开始感觉到不对，就起身说要离开。远牧师一听，就说∶“hug一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边说就边过来hug（拥抱）了。很突然，完全不是朋友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在我走出去的时候，还跟我说∶“吃完饭可以一起去散步。”我回答说，“有可能要和一起服事的姐妹们排练一下敬拜。”然后我们就各自去吃饭了。 吃完饭，我去到会场先练习了一会儿，然后看到远牧师走上来，邀请我去散步。我本来就当他是属灵的长辈，再加上当时没有多想，就跟著他一起走出去。走出会场时，撞见了我的师母，师母说，“我们要排练了，不能去。”于是整件事情，感谢主，被师母及时阻止了。虽然后面一天远牧师有敲我们房间的门，说是要借网络用，还问我要不要那些DVD，但后来我都没有再单独和他接触。 写于2015年1月27日 其他∶ 1 2月14日，调查委员会对上述证言进一步核实，确定无误。 2.调查委员会存有L师母电邮原件截图 3.调查委员会存有网络截图∶2013年5月在德国福音营，讲员为远志明牧师。 四、远志明被指控于2013年9月在巴黎，诱奸一位90后姊妹（未遂）的证言和相关证据 证言（一） P弟兄陈述∶ 基督徒。法籍华裔。 2014年6月20日，Z弟兄来我家时，我对他转述了某某人对远志明的认识和评论，没料到Z弟兄气愤地对我说∶“远志明去年（2013）还有一次强奸未遂事件，是受害人亲口对我说的！”我想问这次未遂案件的细节及受害人是谁，Z弟兄又不说了。 6月29日，一位80后女生C姐妹来我家，我向她询问Z弟兄所说的事，她说，“我知道这事，既然Z弟兄没有透露受害人的名字，我也就不说了。” 7月2日，C姐妹又对我说，“这件事过后我曾向某老师报告过。”我说∶“我猜想这位受害人就是A姐妹。”C姐妹说∶“被你猜中了。”于是向我介绍了那次未遂强奸案的过往。 她说，“A姐妹曾写信给神州工作室，问能不能去实习一段时间。2013年9月远志明就悄悄地来到我们所在的城市住进旅馆，并约A姐妹到旅馆与他会面。这位90后姐妹思想纯洁，没有想到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就只身去了旅馆和远志明见面后，远志明并没有和她多谈去神州工作室实习的事，而是和她共同看了一部电影，这不是三级片，其中却有色情的情节。 之后，远志明邀A姐妹次日再去，这位90后女生感到了什麽，第二日不敢自己去，邀了C姐妹一起去。 远志明看到二人同来，感到有些意外，就邀请二人外出吃饭，吃完饭就借口和A姐妹工作把C姐妹撵走了。C姐妹走后，远志明和A姐妹并没有回旅馆而是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回到旅馆房间后，远志明突然拥抱了A姐妹，A感到不妙，立即告辞，远志明当然不能强留。事后A姐妹在网上查了查远志明，看到他过去的事情，有些后怕，庆幸自己能及早脱身。 C姐妹又说∶“我向某老师报告了这件事，当我说到远志明约A姐妹到他旅馆会面时，老师打断我的话说，远志明是牧师，他不可能不知道教会规定的为避免诱惑，传道人或牧师不能单独和异性信徒见面，尤其是在旅馆房间这样的地方。他肯定有企图。等我向老师讲完全过程后，老师说这人是个惯犯，他知道如何不留痕迹，不踩到红线。” P弟兄 写于2015年２月２日 证言（二） 当事人A姐妹的陈述∶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姐妹，在法国留学。 事情源于2013年，我曾写信给神州工作室，问能不能去实习一段时间。 2013年9月我还在国内的时候，远志明突然联系到我，说他刚刚参加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差传大会，马上要来法国，并且把到法国的信息都发给了我，包括到达的时间和入住的旅馆以及房间号（他给我发的邮件我保存了下来，有此为证。） 9月11日我回到法国之后，他当天就联系我让我到了他住的旅馆。当时是中午。他让我进房间之后，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现在在拍的和准备要拍的东西，他还说他这次来法国避开了所有的熟人，也让我不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起。 接著他请我去吃了饭，之后又把我带到他旅馆的房间里面，跟我说他电脑上有一部电影是他助手在网上下载的，还没看过，邀请我和他同看。电影名字叫做《肚脐》，是一部韩国片，电影中有一些尺度很大的情色镜头让我感到不适。观看的过程中他还让我坐在床上，自己坐在床的另一边，还不断问我冷不冷要不要把被子盖上，说了几次后我就把薄毯盖上了。看完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尴尬，而且已经五六点，我早上刚下飞机有点疲惫，提出离开。远志明提议说让我不要回去，帮我在这个旅馆再开一个房间。我拒绝了之后回家了。 离开旅馆之后远志明又邀请我第二天陪他逛城市，我感到不太对劲，当晚就给教会的一位姐妹打电话让她第二天陪我同去。第二天远志明看到这位姐妹一起来了，明显有点不太高兴，不过还是带我们去吃了中午饭，接著借口要跟我单独谈实习的事情支走了这位姐妹。 姐妹走了以后，他说想去电影院看电影，让我陪著他一起。他叫我选一部电影，我这个时候已经感觉不对，有所提防，所以选了一部我之前璁假在国内已经看过的电影“极度空间”，避免自己注意力集中在电影的剧情上。看完之后我就提出自己回家，也把他应该怎麽坐车回旅馆的路线告诉了他，但是他还是坚持要让我送他到旅馆房间。我拗不过，只好又陪他回到旅馆。 到了他房间之后我马上告辞，但是他说他明天就要走了，让我晚上留下来陪他睡觉，还说他不会把我怎麽样。我坚持要走，他说那好吧，但是走之前要我给他一个拥抱。然后他就抱了上来，刚开始还正常，但是越抱越紧，而且还再次提出让我留下来，他一个人很孤独之类的。抱著我的时候我一直低著头，他就让我把头抬起来，我一直不敢因为感觉一抬起来他就要亲吻我。拥抱持续了两三分钟之久，最后我推开他离开了房间。 在拥抱我之前他还要给我50欧元作为我陪他这两天的费用，我不收放到桌子上了，后来他又塞到我的口袋里面，当时慌乱之下我只想著要走，忘记有没有将钱还给他。 晚上回家之后我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陪我一同去的姐妹，她安慰我了很久我才平静下来。 远志明回美国之后还给我发了几封邮件，但是我一直没回。之后有一个星期五他还在美国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问我好不好最近在干什麽，为什麽不回他邮件。我随口敷衍了两句就挂断了。 这件事情在教会里一直没有公开，是因为发生之后我们都比较迷茫，那位陪我去的姐妹就这件事情询问了一位老师，老师的建议是让我们暂时保持沉默，因为远志明的行为算是踩界，并没有什麽能作为证据，一旦暴露的话我们会被很多人攻击，如果以后远志明其它的罪行被人揭发，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站出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所以在教会只有极少数我们信得过的长辈知道这件事情。没想到半年之后，随著柴玲在网上的一封信，这位老师的预言都被实现了。 写于2015年2月3日晚 以下是当事人A姐妹回答调查小组的提问而有的补充∶ 当天远志明穿的应该是一件运动装，电脑型号不记得，只能肯定不是苹果，屏幕偏大，颜色应该是深色的。 第一天就是在楼下附建的can馆吃的饭，第二天是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国can厅。吃饭的时候没有说什麽特殊的，就是闲聊，时间太久内容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远志明提出要看电影之后，我出于礼貌才答应的，而且有所提防特地选择了一部之前看过的电影。去电影院看的不是中国电影，是一部美国科幻电影《Elysium》，中文名字翻译为《极乐空间》。因为远志明不懂法语，所以我不能选一部法语片，而这部电影是唯一我看过的英语电影。 我又没什麽精神问题，怎麽会自己勾引他了之后还觉得不对劲，第二天还要找一个人陪著才敢去见他呢？同时因为我已经在现在的教会服事很久了，而我之前（事情发生后不久，在2013年12月之前）也已经联系过了教会中的长者，他们答应以后如果必要可以站出来为我的人品进行担保。 证言（三） 陪伴当事人前去见远志明的C姐妹的陈述∶ 二零一三年九月，我接到A姐妹电话，说远志明牧师在巴黎了，要跟她讨论实习的问题。A说他们已经见了一天，但是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她觉得怪怪的，邀我作陪。我虽然觉得只有他们两个人见面一天是有欠妥当，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正好我有一些关于服事与学习的问题，认为有个牧师长者来问问他也好，恰巧那时不需做工，所以就应允陪她同去。 次日早晨，约在一地铁站见面后同去远牧师下榻酒店。我与A姐妹见面之后，A姐妹说前天晚上在酒店，远牧师邀她看了个韩国电影，里面有不雅镜头，她觉得不适。姐妹没有描述很细，我也没有再问太多，相对沉默了一段时间，我也只能是说弟兄、姐妹同处一室，瓜田李下，总是不大合适。 到酒店后，远牧师见到我明显有些意外，简单寒暄介绍，也就坐车去往巴黎塞纳河边。一路三人无言，姐妹本身比较害羞寡语，我就故意找些问题，来打破沉默。之后去巴黎塞纳河边一家can厅吃饭，这时有件小事是让我很敏感的。我点了汉堡和薯条，问姐妹要不要一起吃薯条。远牧师说，她都（这麽）胖了，你怎麽还让她吃薯条，别给她吃了。事情不大，只是我觉得好像这句话不应该出自只见面一天的牧师和姐妹之间，而更像是很熟的朋友之间开玩笑。总之这句话是那天最让我感到不适。 饭后，远牧师说如果你有事就可以先走了不用陪我们，我说下午没事做。可能两三点吧，远牧师说我们要回酒店讨论实习，你在也没什麽意思，就可以先走了。我看实在是推托不了，就只能跟他们告辞。 当日晚些时候，A姐妹打给我电话，说她感觉很不好，因为远牧师在酒店抱了她，让她感到很害怕，还提出说让姐妹留下来，说他感觉很孤单，最后拿出50欧元为感谢她两天作陪。并且说我离开之后他们没有去酒店讨论实习，而是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因著中午的敏感，当时我对姐妹所描述的并不怀疑，问她说有没有被欺负，在远牧师走之前会不会再见。让她稍微平复一下心情。这种事情我还是不晓得该如何处理，我只能说牧师也有软弱，或许我们以前都把牧师看的太完美了。我会再考虑一下怎麽办，让她回去时候注意安全，不要想太多。 我那时对这件事也很诧异，一方面要安慰姐妹，而同时自己也很迷茫，我甚至不晓得自己是如何放下电话的。 一段时间之后，打电话给A姐妹，她说B弟兄问她见面怎麽样，什麽时候去实习，她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B弟兄（并不是提供证词的弟兄）。 之后与B弟兄通话，对方情绪有些激动，想要打给远牧师，或者采取什麽行动。我一方面安慰B弟兄，一方面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觉得自己需要帮助。 所以之后的一周，我约了某位老师。他听了之后，问到远是不是我们巴黎教会的聘任牧师，与巴黎教会有何关系之类，最后老师认为，远牧师的行为，是类似于踩界，再前进一步就是公然犯罪了，但是目前他又好像什麽也没有做，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控告他。而如果有一天，有别人揭发他的某项过失或者罪过，你们可以说，嗯那件事我不吃惊，因为，怎样怎样。你们是可以做佐证，但是现在证据不足。而你此刻需要做的事，是尽可能保护当事人A姐妹的名誉，不要让更多人知道，同时坚固她的信心，让她不要跌倒。 谈过之后，我决定听从老师的建议，之后告诉A姐妹不要再让别人晓得这件事，并告之原因。 又过一段时间，老师有再问过我最新什麽情况，我说姐妹有一些受伤。他表示很遗憾，并强调不要再让远志明跟你的姐妹有通话，这样对姐妹不好。 我当时知道远志明事后还有在给A姐妹电话，所以后来我也有跟A姐妹询问电话内容及语气，及她的感受之类，并决定如果远牧师继续打给A姐妹，我有义务出面制止。所幸此事没有后续。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写于2015-02-05 证言（四） 当时听见此事的Z弟兄的陈述∶ 我是一名基督徒弟兄，在巴黎的华人教会服事。 2013年，9月11日晚上，A姐妹突然在QQ上问我第二天有没有空陪她一起去见远志明。我问她怎麽了，她说她今天已经见过他了，觉得远志明太热情了和他在一起好尴尬。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是不是他看上你了，姐妹说怎麽会。因为第二天我早上有课，就说如果她找不到可以全天陪著她一起的人，我就中午下课了以后赶过来。过了一会她就跟我说她找到了教会里一位姐妹可以第二天陪她去，我说那就行。之后一段时间也就一直没有再说起过这件事情。 10月27日，主日聚会之前，我们在去教会的路上刚好碰面，一起去教会的途中我突然想起之前远志明来我们城市的事情，就问她那件事情怎麽样了，实习的事情有没有谈成，没想到她说别提了，被我猜中了什麽的，我愣了一下马上反应了过来，问她远志明是不是有暗示她什麽，她说∶“他都抱住我了啊。”我吃了一惊，问她怎麽抱住她的，她说是远志明让她送自己回酒店房间，然后抱住了她。我问她后来怎麽了，她说她推开远志明走掉了。我当时意识到她可能不愿意多说什麽，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但是心中的震惊无法用言语形容。我能找到当天的日期是因为晚上回家之后，这位姐妹在QQ上跟我说，希望我别因为她跟我说的这件事而有负担，不然她会内疚。 后来我们关于此事的经过也有过一些零散的交流，让我也意识到远志明在此事上，从确定目标到引诱女生都是十分娴熟的，一定不是初犯；随后柴玲向众教会的公开信，更加确认了我的想法。 主内Z弟兄 写于2015-02-04 附注 （1）2月11日，调查委员会对上述4个证言进一步核实，确定无误。 （2）调查委员会存有此案例有关证据截图12张，视频档案一个（当事人及数位证人回到酒店房间录制了4分钟视频，指证当时所发生的情况细节）。 调查报告结语 读完这份调查报告后，我们相信会给弟兄姊妹带来震惊与伤痛。 但这并不是我们公布这份调查报告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遵行圣经的教导∶教会要追求圣洁，秉行公义，罪恶需要被清理，跌倒的需要挽回，神的子民要远离罪恶，每个人都要因此受警戒（加拉太书 6:1b）。18位牧者同样是带著震惊和伤痛审阅这些报告的。我们的祈祷和盼望，仍然是远志明牧师能够积极回应，严肃地面对上述指控，好在上帝面前摆正自己，使家人得安顿，教会得洁净，弟兄姊妹也因明白真相而得以自由。我们仍然盼望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能够按圣经原则来处理此事件，与我们一同维护教会的圣洁。 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所持守的信仰原则得以实现；这些原则在13位牧师的信中和在18位牧师的信中被一再申明∶ 教会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用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灵群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见证。教会应当竭力遵行基督的命令，维护自身的圣洁（以弗所书1∶4，5∶26-27；彼前1:15，2∶9）。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掩盖、袒护、包庇，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维护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借著这个事件，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神是掌主权的神。他掌管历史，鉴察人心；他清除罪恶，洁净教会。 我们相信，神借著这个事件，提醒我们决不能在他的教会中，或在人自己心中，建造“巴别塔”或大大小小的“巴比伦”；决不可高举人和高举事工，而忽略真理与圣洁。 我们相信，神借著这个事件，提醒我们信仰与生活不能割裂，使我们更愿意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叫圣灵借著十字架治死我们旧人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假冒为善。 我们相信，真正属主的人会从困惑、软弱、绊跌中，靠著神的恩典重新站立，更加追求圣洁，更加维护教会的圣洁。 我们相信，神借著这样的“恶性事件”，使华人教会更加儆醒，使我们对教会的圣洁更加看重，对发生在自己生命中或教会里的罪恶更加敏感。 当更多的基督徒为神的殿心中焦急、如同火烧的时候，更多的基督徒谦卑在主面前为教会的圣洁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复兴我们华人教会的日子就近了。 愿神怜悯耶稣（原文此处为专用的代表上帝的ta字，但本网因技术问题无法显示改用耶稣代替。致歉）的教会！ 独立调查委员会电邮∶[\[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联署牧者（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1.龚明鹏牧师 2.龚文辉牧师 3.何春勋牧师 4.何俊明牧师 5.黄雅悯牧师 6.林恒志牧师 7.刘传章牧师 8.刘康牧师 9.任运生牧师 10.滕张佳音博士 11.王天声牧师 12.王峙军牧师 13.王志勇牧师 14.文耀铭牧师 15.辛立牧师 16.余钧牧师 17.张道山牧师 18.赵约翰牧师 附图∶ 1\. 当事人A姐妹提供远志明与她的电邮截图4张∶ 附二∶远志明入住的酒店及房间截图 附三∶当事人A姐妹视频指证远志明要她看三级片时，二人所坐的位置， 视频截图一∶A姐妹语音∶我就坐在这边 视频截图二∶A姐妹语音∶他就坐在那边 视频截图三∶A姐妹语音∶电脑就在床中间 附四∶远志明播放给A姐妹看的三级片“肚脐”资料（网络截图）∶ 附五∶2013年9月10-14日远志明微博截图，14日微博内容说“我从英国在电话中为她祷告”，与远给A姐妹的电邮内容“后天去英国”一致∶ ——原载《生命网》（https://www.cclifefl.org/） 2015-02-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奥巴马用大政府压垮美国
在美国及西方主要国家，基本是左、右两大政党，体现两种理念∶左派强调社会平等，要通过高税收扩大政府权力，用高福利的政策来推行平等；右派则强调个人自由，要减税，限制政府规模，通过市场经济来追求社会繁荣。 两者的根本区别不仅是平等和自由的选择，更体现在道德和不道德上。左派高举道德大旗，其本质最不道德。因为以国家力量强行收缴（不缴税则要坐牢）一部分人资产的很高比例，再分给其他人，进行财产的二次分配，就是“抢夺”勤劳者、创造者的财富，这明显违背多劳多得的原则，是不道德的。而在不道德的前提下，当然就没有公平可言。 ●绿林好汉罗宾汉最不道德 美国哲学家、畅销书作者安兰德（Ayn Rand）就曾史无前例地指出，在文学作品中，最不道德的形象，就是那个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因为他为目的（行善）不择手段（抢劫别人劳动成果），把善（Good）放在了权利（right）上面。而这正是马克思提倡，后来列宁、毛泽东们做的，以所谓“善”的名义（共产党称为人民的利益），剥夺个人权利，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毛当年在湖南“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大规模地“罗宾汉化”。 今天奥巴马要做的，还是要“罗宾汉”∶提高税收，强行收缴勤劳致富者的财产，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包括现在美国内部争议的全民医疗保险，问题也出在这里，也是政府用高税收，抢劫辛苦劳作者的资产，然后分给其他人做医疗保险用款，即强行均贫富。医疗保险的背后，是税收是否合理、政府抢夺勤劳致富者的财产是否道德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税收不同，但主要是两种∶像爱尔兰（税率12.5％，北欧最低）、俄国（13％）等全球53个国家，都实行的是单一税率（flat tax），即不设收入等级，而是全体国民同一个缴税标准。单一税率显然比较简单，也相对合理一些。 当然，因人们收入不同，即使实行单一税率，实际上收入高者还是要缴更多的税。例如收入10万和收入3万的，都按单一税率缴13%，明显前者缴的数额大。 西方对税率提出最彻底改革的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这位铁娘子当政时提出，把税率改为“人头税”，即不再按收入（比例）来徵税，而是按人头来缴税。因为不管穷人富人，大家享用的公共设施等都是一样的。这样更可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但在左派的愤怒谴责下，这种真正公平的政策不仅没能实现，她自己的保守党要员们也乘机以她“激进”为由，把她赶下台。 另一种税率，就是现在美国等很多国家实行的等级税率，这种累进税率是按收入高低设立不同的征税标准。像美国现有四个等级，收入少的属最低等级，收入20万美元以上者，属最高等级。这种“等级税率”更不体现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因为即使按单一税率，收入多的人已经多缴税了，而现在收入高的，缴税比例更高，等于是双重征税。 但人类从《圣经》开始就有反富文化（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人类社会又一直是穷人占多数，所以，“劫富济贫”永远占道德高地；等级税率，自然被视为理所当然。 虽然美国曾有总统参选人（《富比士》杂志创办人）提出要改为单一税率，但就凭这个口号，他在美国就无法当上总统。因古往今来，那种均贫富的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这也是人类前一千八百多年中，都是处于经济极为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反富、反市场的文化，使资本主义难以萌芽发展。当然，更因为君王等专制制度，从根本上扼杀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半成美国人承担六成税收 正是在这种“等级税率”下，美国出现这样的税收景观∶收入最高的5%的美国人，承担着美国税收的60％！但他们的收入，只占美国人收入的37％。如再加上五个百分点，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承担着全部美国税收的80％以上！而收入较低的人，不仅不需交税，还能从国家获得退税（购买商品的消费税）。目前在美国，有47％的人根本不用交联邦税。而这个比例将很快超过50％！美国有三亿人口，将出现多达一亿五千万人不用交税。 虽然说穷人、老弱病残者，社会应该提供福利和照顾，但美国总不至于一半的人都是穷人，或老弱病残吧？显然是美国的税收制度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被人称为“五大一小”现象∶大政府，大官僚，大开销，大债务，大赤字；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在承担税收。 奥巴马上台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等级税率是35％，结果在他任上，被增至39.6％。奥巴马政府还调高了富裕阶层所需缴纳的长期资本利得、股息及遗产税等税率，并把各收入水准的美国人所缴纳的工资税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等于降低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无论富人还是工薪阶层）。 ●八成美国人不相信政府 涨税，是左派的传统。四十年代罗斯福推行大政府的“新政”时，美国最高税率（收入20万以上者）高达94％！企业税最高是90％。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政府强行收去，这完全是“罗宾汉式”的抢劫！即使是最低等级的税率，也高达23％。 美国三十年代被称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所以持续了十多年，很大原因是左派罗斯福政府推行高税收政策，使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活力都“收缩”了∶企业的钱绝大部分被政府收走，结果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无法扩大招工当然就无法降低失业率）；人民的资产被政府通过税收抢夺，大众消费能力就降低（大众消费在美国GDP中占三分之三以上）。所以左派的高税收政策，其实就是“杀鸡取蛋”，最后蛋被取光，鸡也不死不活，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 罗斯福是美国有史以来执政最长的总统，他打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定下的规矩（只当两届），而是迷恋权力，连续参选，最后死在第四届任期上（罗斯福死后，国会修改宪法，用法律确定总统只可当两届）。在罗斯福去世第二年，他推行的高税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政”式微，美国国会才通过减税法案，把个人税率最高等级的94％，减至86.45％；企业税从最高的90，大幅减至38。 后来左翼的肯尼迪当总统时，也认识到高税收限制经济发展，所以也实行减税政策，把个人所得税从86.45％削减到70%。 八十年代保守派共和党的里根做总统时，全力推动减税，把最高税率从70％一下子砍去42个百分点，降至28％！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减税使人民手里有了钱，增加了购买力，促进了经济繁荣（大众消费现已占美国GDP的70%）；减税更使企业有了钱可以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失业率下降。所以美国从里根时代开始，出现了连续100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 正是有这样的历史，美国人对高税收、大政府十分警惕和反感。据美国知名的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民调，80%的美国人不相信政府，30％认为政府是最大威胁，46％说政府干预人们生活，超过50％的美国人希望小政府、减少政府服务。美国近年来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就是要求政府“瘦身”。 目前美国内部围绕医疗保险的激烈争论，以及国会不通过（支付医疗保险费在内的）预算案而导致奥巴马政府关闭等，背后的根本理念分歧，就是个人权利 Vs.政府权力；其根本诉求是保护个人权利不被（政府）剥夺。 美国所以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就是因为美国有一部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宪法，其基本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正因为政府权力（power）受到限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利（rights），而只有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保障，人的想像力、创造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而只有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才能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国家）。 而奥巴马等左翼势力推行的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本质是剥夺人的权利、限制个人自由，是抵触、违背、甚至践踏美国宪法精神的，其结果将是摧毁美国的独特性（exceptionalism，例外性）。而美国所以“独特”，就是因为美国最强调和实践保护个人权利原则。而这个基础被摧毁了，美国就不再例外，不再独特，进而可能成为希腊，变成法国，甚至沦为第三世界了。 所以美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价值取向不仅决定美国的未来，也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制度方向选择构成影响。 曹长青的推特 2014-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北大教授刘意青对哈金小说《等待》粗暴攻击
来自中国大陆的美籍华裔作家哈金（金雪飞）以英文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获得去年的“全美图书奖”和今年的“福克纳笔会奖”，这是华人作家首次赢得美国的重要文学奖项。 《等待》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六十年代初，沈阳一位军医由父母包办与一位农村小脚女人结了婚，但在医院里却和护士产生了恋情。军医等待了18年才和乡下妻子离成婚。但与护士结合后发现并无真爱，军医又怀念起前妻，觉得在前妻那里才有真正的心灵平静；前妻也升起和丈夫复合的期望，于是又一轮等待开始。小说结尾有些“等待戈多”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 《等待》获奖后，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和《北京出版集团》分别购买了该书的中文（繁、简）版权。但据6月24日《纽约时报》报导，北京出版集团突然决定不出版此书，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很有影响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刘意青的批判文章，该文指责哈金故意迎合美国市场，《等待》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 ●《等待》遭政治审判 刘意青在文章中说，去年12月她在美国时曾听哈金朗诵《等待》片断，从哈金“蚊子般的声音和毛病很多的语音语调”中就认定该小说低劣和粗俗。 刘意青回国后，6月14日在《光明日报》属下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题为“拿诚实作交易”的评论，指出：“哈金获得此奖的代价却太大了∶为了这个奖他被迫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 刘意青说，“芝加哥地区报纸和《时代》杂志都刊登了宣传和表扬他这部小说的文章，整个的运作都说明传媒要把哈金捧上获奖的宝座。”《芝加哥论坛报》介绍《等待》一书时，插图是“一对穿著镶花边裤子的小脚”，而且《等待》的封面“从上到下竖著印为背景的却是一条黑色的男人的大辫子。”它说明美国人想看到的是“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愚昧。” 刘意青的结论是，“在哈金撒谎的笔下，中国广大的善良百姓以及他们要保护那为了丈夫献出了一生最好时光（而并非小脚）的妇女的努力，都成为美国人的笑柄。就是因为有哈金这样为了获奖而不惜玷污同胞的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那种中国人懦弱、愚昧、脏懒、抽大烟、裹小脚、辫子由人揪都不敢还手的印象，久久得不到改变。” 一部文学作品出版，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事。但刘意青的评论则不同，它集中体现了中国那种政治文化的评论特点：泛政治化，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审判。 ●一部淡化政治的小说 《等待》是一部虚构作品，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完全应该在文学范畴进行。毛泽东曾指控中国作家“利用小说反党”，结果诬陷和迫害了无数作家。今天，毛泽东已经死了四分之一世纪，而这位曾留学美国的刘意青，却仍然停留在毛式思维和文革的精神状态中。 《等待》是小说，不是政治宣言。而且作为小说，它也不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那种政治预言小说，同时也不像昆德拉那样用小说强烈地表现政治环境和政治思考。《等待》更接近写实主义的纯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根本不存在是否丑化了哪个国家的政治性问题。 和海外其他华人作家近年发表的英文作品比较，《等待》是和政治最疏远的一部。例如郑念的《上海生与死》，张戎的《鸿》，闵安琪的《红杜鹃》、巫宁坤的《一滴泪》等，都是传记性的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这种传记性质，使这些作品都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没有谁能和苦难绝缘，与政治无关。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在英文《新亚洲评论》发表评论，对中国人用英文写出他们的苦难给予很高评价，并指出中国作家写作动机不同，有的为了让西方了解共产制度的残酷，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经历的这些苦难写出来，等于白活。” 《等待》是少见的中国人用英文写的纯小说（fiction），虽然写共产中国的故事，完全回避政治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虚构作品的形式本身使它有条件降低传记作品那种浓厚的政治色彩。与上述传记作品比较，《等待》是目前华人英文作品中最具文学色彩的一部。 虽然《等待》的时间跨度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但读者在书中看不到中国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直接的对人的迫害。小说极力描写的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读这本书，甚至会感觉作者有点刻意回避政治了。 ●令人恐怖的评论 然而奇怪的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的刘意青，却偏偏从这样淡化政治的小说中活活地“读”出了强烈的政治，甚至判定《等待》已成了“美国媒体丑化中国的工具”。 刘意青的主要根据是两条，一是认为书中军医的乡下妻子被写成小脚女人，是刻意丑化中国人。因为军医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他的乡下妻子比他小一岁，不可能还是小脚。 不论读者这样看待小脚这个问题，但“小脚”这个情节在书中只是几笔提过，既非主要情节，更不是全书的主题。只不过故事情节需要一个落后的女性形象，作者就这样安排了。但刘意青把它上纲上线到是“丑化中国”的高度，进行政治审判式的评论，这不仅小题大做，简直是荒唐。 至于说小说封面是“一条男人的大辫子”，则完全是批评者的臆想。因为书的封面只是一条长长的辫子而已，这条辫子的上面连头都没有，怎麽能断定它是男人的辫子？任何通读过全书的人，只能得出这是一条女人辫子的结论，因为故事背景是六十年代后，与清朝的男人辫子时代毫无关系。“辫子”的封面设计明显地是想告诉读者这本书里有“女人”的故事，而辫子更能一目了然地让人想起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女性读者占美国读书市场的60%以上，而女人更喜欢读和女人有关的故事，所以任何出版商都不想放过争取女性读者的机会，这个封面设计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刘意青之所以武断地认定书的封面是男人的辫子，只能让人得出她并没有读过这本书的结论。她本人也在评论中说，她只是听过哈金朗诵《等待》片断，并在《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周刊看到过书评及介绍。 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文学教授，在21世纪的今天，蛮横地给一本自己没有读过的文学作品强加上政治标签和政治目的，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现象。 如果中国的出版社因为刘意青的这种批判而取消了出版这本书的合同，中国读者就等于被剥夺了读到这本书的机会。《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政治审判式的评论，就成了对《等待》的判决，于是中国大陆的读者只有“等待”。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书评都是发表在书出版之后。如果书还没上市，报刊就刊出评论，会让读者不知所云，而且对作者也极不公平。如果《中华读书报》要发表评论，也应该等到《等待》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之后，这样读者才有自己鉴别的机会。 ●中国常见的缺席审判 这种读者见不到作品 只闻批判声的现象，在中国并不罕见。像白桦的电影《苦恋》，被当局定为“毒草”批判禁演，至今人们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八十年代中期，媒体又齐声批判过好莱坞电影《大班》，说华裔演员陈冲在片中饰演一名被外国人玩弄的女人，是“有失国格”。这部电影至今在中国被禁演。我来到美国后，看了这部电影才知道，当局的批判完全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大班》只是一部二流的好莱坞电影而已，和中国政治毫无关系。 这次刘意青则是继续这种本应是中共政府、而不是文学教授的做法：在中国人尚未读到《等待》的情况下，就急不可待地为捍卫“中国人形象”而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审判。 认真读过哈金《等待》的读者，从这部小说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追求，这和目前中国文坛流行的玩世不恭的文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等待》的字里行间，读者也能明显地看出哈金对文字的精心雕琢。当代中国人写东西，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多是写出来就得，能通顺就不错了，很少追求语言美本身的价值。读者们也急于了解故事内容或政治内涵，而忘记了欣赏语言美本身是阅读的一大享受。 英文不是哈金的母语，但《等待》的语言中那份字斟句酌，是任何认真读这本小说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和当今美国文坛的很多作品相比，哈金的文字并不比他们差到哪里。从报道中看，哈金从写作到修改《等待》，断续用了五年时间。任何一个心态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用那麽恶意的语言贬损他这份努力和成绩。 ●义和团心态 但对这样一部作品，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怎麽会写出这样的评论？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少中国知识人的通病： 第一，对西方缺乏真正的了解。刘意青指哈金为得奖而丑化中国，这明显是对美国出版界毫无常识。美国是商业社会，很讲究市场和利润。出版商出书，要考虑有没有市场，能不能赚钱。哈金以前出版的诗集卖得不是很好（诗集很难畅销），出新书并不容易。《等待》差点作为中篇小说补到他的页码太少的诗集里出版。该书最初被出版社接受，版税都不高，怎麽能想到会得大奖，并为得那个奖而刻意丑化中国呢？ 刘意青指责说，美国报刊的“整个的运作都说明传媒要把哈金捧上获奖的宝座。”这也是对美国媒体的无知。美国现有1500多家日报，都属于不同的私人报业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所有报刊都属于党和政府的口径一致的“运作”。刘意青想当然地用中国的媒体现状套用美国。 第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从刘意青的文章里，能感觉到一种当年义和团要杀尽所有传教士的排外情绪。作者口口声声指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怎样要丑化中国和中国人。但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等所有被刘意青等视为被丑化的中国人形象，哪一个和西方人有关？不都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吗？ 第三，西方阴谋论。在刘意青等心态的中国人头脑里塞满了“西方阴谋论”，西方媒体稍有对中国不利的报导，就被视为对中国有什麽阴谋。似乎外国人整天在阴谋对付中国，丑化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接近“被害妄想”。“被害妄想”的主要症状是时时有“被别人算计陷害”的感觉，幻觉中总存在“敌人”。因此，有“被害妄想”症状的人，常常做出不问青红皂白、猛烈攻击他人的举动。 ●谁在丑化中国 第四，阴暗的嫉妒心理。刘意青说从哈金朗诵《等待》的“蚊子般的声音和毛病很多的语音语调”中就看出该小说的低劣和粗俗。作者英文发音不标准，怎麽就可以据此得出小说“低劣和粗俗”的结论呢？按照这种逻辑，又聋又哑又瞎的海伦．凯莉的作品是否就根本没法看了呢？ 哈金是辽宁人，当地浓重的口音可能影响他的英文发音。但在出版《等待》之前好几年，他就已在美国大学任教，说明他的英文口音，通过了作为授课老师的要求。如果说他仍有口音，只能说明美国人的宽容和慷慨。而中国人却如此这般贬损他，只能说明这种人的心理不健康。如果刘意青是美国大学的校长，恐怕英语有口音的中国人都会被她拒之门外。 而且刘意青嘲笑哈金的英语能力是最不应该的。哈金作为成年以后学习英语者，决定用英语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勇敢的选择。任何一个半路出家学习外文的人，都知道精通一门语言要付出多少努力。哈金用英文写作，能获得今天的成绩，应该是刘意青这类极为看重中国人在世人眼中地位的人引以为荣才合逻辑。但她表现的正相反，其心理阴暗程度可想而知。 第五，暴力语言倾向。刘意青的文章中，这种“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丑化的工具”，“撒谎的笔下”等语言，不具说理性，没有事实根据，只有武断的定性和攻击。这根本不是文学评论应该使用的语言。 五十年代中共批判胡风等作家时，就是用这种暴力语言。六十年代，中共的报纸更是用这种语言，毁灭了无数作家，制造了全国性的精神恐怖。刘意青说她是六十年代的毕业生，虽然不知她文革中是否使用过这种暴力语言，但她今天的评论中却充满著这种红卫兵的“革命”气息。 其实，不是哈金的书里面的小脚女人和封面的辫子丑化了中国，而是像刘意青这样头脑里梳著民族狂热的“辫子”，心里裹著盲目排外的“小脚”的文化人们，在滋养著中国那个丑陋的专制文化，阻挡著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而中国本身的专制和落后是对中国最大的丑化。 2000年6月24日于纽约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7月号 2000-07-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9👍 0💬 0“苏菲的选择”与六四屠杀
六四屠杀26周年了，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中国发生很大变化，整体国力提升，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在政治上，跟八九六四时没有本质区别，仍是一党专制。而且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政治肃杀气氛，超过了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国，更加专制，更加残酷。 典型一例就是对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的所谓泄密罪判决，竟然是用这位七十多岁母亲的独生子女作为威胁，用骨肉亲情的难以割舍，来迫使她认罪。这种残忍和卑劣，在邓小平的专制时代都没有听说过。 用摧残亲人来威胁当事人招供或认罪，其邪恶令人发指。在当年中国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地下党领导人杨晓东被日寇抓到，遭到拷打，但他就是不招供不投降。最后日寇抓来他的老母亲。杨晓东是个孝子，母亲又最心疼这个儿子。可想而知，在母亲和革命信念之间，杨晓东的两难选择。深明大义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为难，自己跳楼身亡。 类似情节的文艺作品也出现在西方作品中∶1982年根据同名小说拍的《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这部电影就是同样的主题。 苏菲是二战时带著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纳粹集中营里，党卫军让她选择，两个孩子留一个，另一个要被送去焚尸炉。如果不选择，就两个孩子都带走。 苏菲陷入人生最困难、最无法作出的抉择，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她的亲骨肉，哪个也舍不得。那是生与死的选择呵。最后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儿子。而小女儿被带走时那凄惨的哭声，成为笼罩她一生的噩梦。 苏菲逃过了纳粹的屠杀，二战后来到美国。住在自由的纽约，有了和平的岁月和生活，但她总是无法排遣、更不能忘记那次选择，那次令她终生后悔的选择，不该放弃女儿。她认为是自己和纳粹合谋害死了女儿。这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无法承受之重，在这种灵魂的重负下，最后她选择自杀了。 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日寇，到《苏菲的选择》中的纳粹，都是一个逻辑，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惜用践踏人性中最软弱，也是最珍贵的部分，实为最凶残的邪恶。 虽说艺术反映更深层的现实，但那毕竟都是电影和小说。而在当今中国发生的，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共产党用独生子女这种中国特殊的情况，来威胁母亲，迫使她在儿子和招供之间选择，这是跟日寇、纳粹一样的邪恶性质。 如果那个党的高层领导人自己的独生子或唯一女儿被作为政治要挟，会是什麽局面呢？这其实也已经有了公开的先例。 例如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就用这种手段迫使前司法局长文强低头认罪，即使被判死刑，也不敢反抗。因为文强被抓后，他的独生子文伽昊也被羁押，长达10个月。 据说文强刚被抓时态度强硬，根本不认罪，并扬言如被判死刑，他将把知道的政治黑幕都说出去。据专家分析，可能包括把薄熙来在北京高层的后台周永康的丑陋老底也抖露出来。 但在文强的独生儿子被抓之后，他的态度就软了下来。薄熙来和王立军（重庆公安局长）显然抓到了文强的“软肋”，也是天下做父母的软肋。 据当时的报道，在判决文强死刑后，王立军曾到文强的监室密谈了一个小时。随后文强的态度就完全软化，甚至原来比较波动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之后，文强情绪较好。晚饭吃了三个蒸蛋，饭后还吃了梨┅┅” 为什麽会发生这种变化，显然是薄熙来、王立军用文强的儿子作为人质要挟的结果，因为他们知道文强很爱这个儿子。如果文强不认罪，敢反抗，那麽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毁灭证据罪”迫害他的儿子。（他儿子后来说，在拘留所时曾被打）。如果文强服软，判死刑也不反抗，那麽他的儿子就不被追究。 最后文强为了儿子，选择闭嘴，接受死刑。这从文强最后跟儿子见面时说的话也可以看出。他告诉儿子，“我跟政法委商量了，错都在我”。这等于是明说了，我跟薄熙来、王立军已经说妥了，我认罪伏法，你不会再被追究了。这也等于告知天下，是共产党要挟他儿子，而迫使他接受处决的。 在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共产党天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残忍对待文强的薄熙来，在下台被关押之后，共产党也用同样手法对付他了，要用抓他的独生子薄瓜瓜，来迫使他认罪伏法。 文强犯事时，他的儿子在国外，被紧急召回，然后被抓。据报道，共产党高层也要同样对付薄熙来，要把他儿子从海外引渡、或直接抓回来。薄熙来像文强一样，开始不认罪，态度傲慢，但最后也像文强那样，当儿子要成为人质时，就服软了。估计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认罪”，也有包含这种做法在内。从以往的报道来看，薄熙来夫妇对那个独生子是宠爱有加的。 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习近平被打倒了，当局把他的独生女儿习明泽抓起来，迫使他招供认罪，他会怎麽想，怎麽做呢？ 如果文强复活，薄熙来出狱，习近平也遭这种处境，他们会从此明白事理，致力改革中国的政治司法、改变那个“不择手段”的政治体制吗？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从邓小平的作为就可清晰地看出来。邓三次被打倒，文革中邓的儿子邓朴方因不堪红卫兵迫害而跳楼，摔成下肢瘫痪。据说邓小平首次见到这个“残障儿子”时，老泪纵横，伤心不已┅┅ 但当邓小平重新掌权了，他照样去独裁统治，仍然是不择手段，甚至公开调动坦克镇压，压断方政等天安门学生的腿，使不知多少年轻的孩子，像他的儿子邓朴方一样，永远得坐轮椅。更不要说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那些在坦克和冲锋枪面前永远倒下的年轻生命┅┅ 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日寇，到《苏菲的选择》中的纳粹，再到今天中国现实中活生生的用独生子女要挟父母的实例，都清晰地印证著独裁政权可以残忍、无人性到何等程度。 指望文强、薄熙来等共产党主动改邪归正，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有人性的社会，就如同指望日寇、纳粹能够主动放弃武器，不再让天下的母亲有“苏菲的选择”，不仅是幻想，更是自欺不能欺人的愚蠢。 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打败日寇，铲除纳粹，结束共产党统治，才不会再有这种人间悲剧。从70年前的二战、到26年前的六四屠杀、到今天中国政权的残忍，一再地教训著倍遭磨难却一直不醒悟的无数中国人，他们依然在梦幻著“开明皇帝”——是可悲，还是可怜？ 2015年6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6-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