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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平打什麽官司？
哈佛法学院中国学者陈小平因护照被拒延期而向中国人大提出宪法诉讼，引起媒体关注。因此觉得有必要谈谈中国的法律问题，以及陈小平提出这个诉讼的意义。 政治学和宪法学专家，谈到西方民主制度时，常在民主之前加上“宪政”两字，主要是强调“宪法政治”。所谓宪法政治，简单说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人民制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制定法律（通过法案），政府在宪法内运作；第二是设立宪法法院，来解释宪法（释宪），裁决违宪投诉。人们常说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三权分立，就是指行政（政府）、立法（国会）、释宪（最高法院）这三者的权力是分开的，并互相制约，不可一头独大。 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建立健全了很多具体的法律，结束了毛时代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向法制转型，前所未有地制订了破产法、个人著作权法等很多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法规，包括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罪”等，都显示出在改变人治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仍不是法制国家，主要因为中国仍没有实行宪法政治。 第一，中国的宪法不是由人民制定的。中国迄今已制定过4部宪法；改动过三次；全部加起来，等於宪法变动过七次。如果以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50多年来平均每七年宪法就变动一次。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这麽频繁地改动宪法（美国建国二百年来只有一部宪法，仅是增加了一些修正案）。但不管中国改宪多少次，立法的所有“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经过人民真正选举产生的，因而中国的宪法不是人民立宪。今天西方的宪政民主，是建立在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英国先贤洛克《政府论》等“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基础上的；而中国现行宪法的总纲仍规定：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是“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主权在党、在统治者。 当年苏联的“宪法”被俄国人自己都视为一钱不值，就是因为它像今天中国的共产宪法一样不是经过人民制定的。而苏联解体後，俄国通过的新宪法所以被人们重视和尊重，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俄国真正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制定而通过的，体现的是人民制宪精神。 第二，中国迄今没有宪法法院来阐释宪法、接受违宪投诉，裁决违宪案例。有了人民制宪仅是宪政民主的第一步，另一个关键点是谁来解释宪法，裁决违宪。西方民主国家都建立有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解释宪法，并裁决违宪案例；而且一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解释），政府（包括总统）和国会都得服从。 例如在美国，七十年代初“水门事件”时，独立检察官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涉案的录音带，被白宫以总统特权拒绝，由此产生宪政危机。最後是由专管解释宪法和监督违宪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要求尼克森交出录音带；此举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像近年的克林顿性丑闻案，独立检察官要传讯柯林顿的助手，白宫也是以总统特权为由拒绝。最後仍是由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作出一致裁决：总统助手必须出庭，否则是违宪；在宝拉．琼斯女士状告克林顿性骚扰一案时，白宫以克林顿公务繁忙无法出庭为由，要求等总统任期结束後再审理此案。仍是由九名大法官全票作出裁决：总统在职期间，也必须为民事诉讼出庭。前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纠纷，仍是通过最高法院裁决，才获得解决。 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是，皇帝金口玉牙，说啥是啥。而美国是那九个大法官说话，就是最终裁决。但美国三权分立的奥妙在於：九个人虽有这麽大的权力，但他们只可以释宪，却不可制宪和修宪，由此和国会及政府的权力保持制衡。 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另外不同是，美国宪法的主要出发点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章的九个部份详细规定了众议员、参议员、总统的产生和替代办法，以及他们的权限和任职时间长短等；而中国的宪法却规定共产党是领导者，限制（剥夺）老百姓的权利，而且共产党是永远的领导者和核心，根本没有权限和时间限制；中国的宪法还具体规定中国人要信仰什麽、坚持什麽。这种宪法以教训的口吻蔑视公众的意愿，把人民当作宪法限制的对象， 不是人民制宪，没有宪法法院，因此中国的宪法本质上是一张废纸。中国的法律实质是：共产党既是立法者（国会），又是释宪者（宪法法院），同时又是执法者（政府）。西方是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互相制衡；中国则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三种职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人。因而有人说，江泽民的嘴就是法律，什麽“以法治国”都是骗人的。 中国学者陈小平的护照被毫无理由地拒绝延期，等於变相吊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身份，因为中国公民出国後，护照是主要（也是唯一）的国籍证明。研究法律的学者受到这种蛮不讲“法”（也不讲理）的做法对待，其强烈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但我觉得他向“全国人大”诉讼中国政府（驻外使馆），会是泥牛入海，不会有任何下文。因为中国的最高法院根本就不是宪政民主制度下那种负责释宪、裁决违宪诉讼的宪法法院，而是共产党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份。把共产零件当成理性的人来认真看待，实在是太抬举他们了。 但陈小平的诉讼仍有相当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媒体报道，再次让人们看到中国政府驻外使馆的专横、粗暴，再次让世人关注中国那种“和尚打伞”的现实。 另外一个意义是，它可以再次凸显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现状。对陈小平诉讼的报道，全部是海外自由媒体；而中国2000多家报纸及电视电台、一万家杂志、15个报业集团，没有一个报道这宗诉讼违宪的重要案件，但却对什麽纽约华人因车罚单和警察冲突、华人夫妇争孩子监护权这种平常的民事纠纷大报特报。为什麽？因为陈小平告的是中国政府（驻外使馆），中国的官方媒体谁敢得罪当权者？而报道那些华人的民事纠纷，则可借机骂一顿美国，向江泽民政府（和官方意识形态）献媚。 西方的宪政民主不仅有三权分立，还有被誉为“第四权”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正是这四根大柱子，支撑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大厦；而中国现在连一根“柱子”都没有，只是专制的威虎山，仍是江泽民等现代座山雕们在“金口玉牙”。陈小平向“全国人大”投诉，从某种意义上说，等於是向座山雕投诉小炉匠，他恐怕没有“杨子荣”那般运气。在那一张废纸般的中国宪法上，谁也画不出“新美的图画”。 2002年8月25日 2002-08-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苏菲的选择”与六四屠杀
六四屠杀26周年了，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中国发生很大变化，整体国力提升，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在政治上，跟八九六四时没有本质区别，仍是一党专制。而且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政治肃杀气氛，超过了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国，更加专制，更加残酷。 典型一例就是对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的所谓泄密罪判决，竟然是用这位七十多岁母亲的独生子女作为威胁，用骨肉亲情的难以割舍，来迫使她认罪。这种残忍和卑劣，在邓小平的专制时代都没有听说过。 用摧残亲人来威胁当事人招供或认罪，其邪恶令人发指。在当年中国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地下党领导人杨晓东被日寇抓到，遭到拷打，但他就是不招供不投降。最后日寇抓来他的老母亲。杨晓东是个孝子，母亲又最心疼这个儿子。可想而知，在母亲和革命信念之间，杨晓东的两难选择。深明大义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为难，自己跳楼身亡。 类似情节的文艺作品也出现在西方作品中∶1982年根据同名小说拍的《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这部电影就是同样的主题。 苏菲是二战时带著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纳粹集中营里，党卫军让她选择，两个孩子留一个，另一个要被送去焚尸炉。如果不选择，就两个孩子都带走。 苏菲陷入人生最困难、最无法作出的抉择，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她的亲骨肉，哪个也舍不得。那是生与死的选择呵。最后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儿子。而小女儿被带走时那凄惨的哭声，成为笼罩她一生的噩梦。 苏菲逃过了纳粹的屠杀，二战后来到美国。住在自由的纽约，有了和平的岁月和生活，但她总是无法排遣、更不能忘记那次选择，那次令她终生后悔的选择，不该放弃女儿。她认为是自己和纳粹合谋害死了女儿。这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无法承受之重，在这种灵魂的重负下，最后她选择自杀了。 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日寇，到《苏菲的选择》中的纳粹，都是一个逻辑，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惜用践踏人性中最软弱，也是最珍贵的部分，实为最凶残的邪恶。 虽说艺术反映更深层的现实，但那毕竟都是电影和小说。而在当今中国发生的，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共产党用独生子女这种中国特殊的情况，来威胁母亲，迫使她在儿子和招供之间选择，这是跟日寇、纳粹一样的邪恶性质。 如果那个党的高层领导人自己的独生子或唯一女儿被作为政治要挟，会是什麽局面呢？这其实也已经有了公开的先例。 例如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就用这种手段迫使前司法局长文强低头认罪，即使被判死刑，也不敢反抗。因为文强被抓后，他的独生子文伽昊也被羁押，长达10个月。 据说文强刚被抓时态度强硬，根本不认罪，并扬言如被判死刑，他将把知道的政治黑幕都说出去。据专家分析，可能包括把薄熙来在北京高层的后台周永康的丑陋老底也抖露出来。 但在文强的独生儿子被抓之后，他的态度就软了下来。薄熙来和王立军（重庆公安局长）显然抓到了文强的“软肋”，也是天下做父母的软肋。 据当时的报道，在判决文强死刑后，王立军曾到文强的监室密谈了一个小时。随后文强的态度就完全软化，甚至原来比较波动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之后，文强情绪较好。晚饭吃了三个蒸蛋，饭后还吃了梨┅┅” 为什麽会发生这种变化，显然是薄熙来、王立军用文强的儿子作为人质要挟的结果，因为他们知道文强很爱这个儿子。如果文强不认罪，敢反抗，那麽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毁灭证据罪”迫害他的儿子。（他儿子后来说，在拘留所时曾被打）。如果文强服软，判死刑也不反抗，那麽他的儿子就不被追究。 最后文强为了儿子，选择闭嘴，接受死刑。这从文强最后跟儿子见面时说的话也可以看出。他告诉儿子，“我跟政法委商量了，错都在我”。这等于是明说了，我跟薄熙来、王立军已经说妥了，我认罪伏法，你不会再被追究了。这也等于告知天下，是共产党要挟他儿子，而迫使他接受处决的。 在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共产党天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残忍对待文强的薄熙来，在下台被关押之后，共产党也用同样手法对付他了，要用抓他的独生子薄瓜瓜，来迫使他认罪伏法。 文强犯事时，他的儿子在国外，被紧急召回，然后被抓。据报道，共产党高层也要同样对付薄熙来，要把他儿子从海外引渡、或直接抓回来。薄熙来像文强一样，开始不认罪，态度傲慢，但最后也像文强那样，当儿子要成为人质时，就服软了。估计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认罪”，也有包含这种做法在内。从以往的报道来看，薄熙来夫妇对那个独生子是宠爱有加的。 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习近平被打倒了，当局把他的独生女儿习明泽抓起来，迫使他招供认罪，他会怎麽想，怎麽做呢？ 如果文强复活，薄熙来出狱，习近平也遭这种处境，他们会从此明白事理，致力改革中国的政治司法、改变那个“不择手段”的政治体制吗？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从邓小平的作为就可清晰地看出来。邓三次被打倒，文革中邓的儿子邓朴方因不堪红卫兵迫害而跳楼，摔成下肢瘫痪。据说邓小平首次见到这个“残障儿子”时，老泪纵横，伤心不已┅┅ 但当邓小平重新掌权了，他照样去独裁统治，仍然是不择手段，甚至公开调动坦克镇压，压断方政等天安门学生的腿，使不知多少年轻的孩子，像他的儿子邓朴方一样，永远得坐轮椅。更不要说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那些在坦克和冲锋枪面前永远倒下的年轻生命┅┅ 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日寇，到《苏菲的选择》中的纳粹，再到今天中国现实中活生生的用独生子女要挟父母的实例，都清晰地印证著独裁政权可以残忍、无人性到何等程度。 指望文强、薄熙来等共产党主动改邪归正，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有人性的社会，就如同指望日寇、纳粹能够主动放弃武器，不再让天下的母亲有“苏菲的选择”，不仅是幻想，更是自欺不能欺人的愚蠢。 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打败日寇，铲除纳粹，结束共产党统治，才不会再有这种人间悲剧。从70年前的二战、到26年前的六四屠杀、到今天中国政权的残忍，一再地教训著倍遭磨难却一直不醒悟的无数中国人，他们依然在梦幻著“开明皇帝”——是可悲，还是可怜？ 2015年6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6-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中国阴影
何清涟 11月12日，联合国改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中、俄、古巴、越南、沙特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当选为新任成员国，新华社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以176票（得票率为91%）当选这一业绩。此消息传出，中国网友唯一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Twitter沸腾了，不少人讥讽说这是“蛮族入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漫画家巴丢草@badiucao画了一幅“熊猫归来”，画中熊猫将带尖刺的铁丝网套在联合国徽标之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早已套上“中国结”\ 中国网友不知道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就一直处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在此只要回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需要在2006年改组，以及改组后保留的原机制，就会明白“熊猫”为何能够归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功能是监督世界人权状况。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例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不仅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非正义同盟，还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与非洲、拉美等会员国结成了利益同盟，多次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中国操控下，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 上述暴政国家在人权委员会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会员国，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一“战果”，中国新华社欢呼说：“此间舆论认为，美国此次落选表明，许多人权委员国理事国对美国在国际上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不满。” 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这些暴政国家获得的每一项胜利都使“人权”二字深深蒙羞，导致该委员会出现功能性瘫痪，引发世界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联合国不得不于2006年3月将人权委员会改组为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日内瓦，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其中亚洲和非洲各占13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8席，东欧占6席，西欧和其他地区占7席。联大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左右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寻求新任期。中国曾在2006年至2012年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这个人权理事会除了比人权委员会少了6个会员国席位之外，在挑选成员国的办法，以及申斥违反人权者的程序等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尽管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在人权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心知肚明，但鉴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可能将中国排斥在这个新的理事会之外。因此，一些人权专家担心人权理事会将会重蹈当年人权委员会的覆辙。 \中国在联合国的“纵横术”\ 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智慧之集大成，外国人只了解兵家经典《孙子兵法》，对战国时代以“利相交”为核心的纵横之术了解甚少。但中国历代政治家对此却是淬炼甚深，代代相传。中国在联合国玩上了这套纵横之术，待各国外交官明白其中三昧之后，一般已经无法摆脱其桎梏。 《中国人权论坛》2010年第3期曾发表一篇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的专访――“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让一些第三世界小国为了中国给予的利益而不讲任何原则： 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例如，中国曾用各种方法，让人权委员会的功能近于瘫痪，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二，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合作性机制”。 三、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三缄其口。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很多人权专家都有菲丽丝·盖尔这样的经历，但不是每一位都愿意将其公开。这篇专访中英文都有，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 可以说，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换届选举中，出现多个暴政国家重新集结的现象，是中国利用了人权理事会的制度性缝隙，并成功施展纵横术的结果。“熊猫归来”是利用了人权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可寻求新任期的规定。至于如何寻求到176个国家的支持，方法不外乎“利相交”，让这些投票国觉得投票给中国有现实利益甚至预期利益即可。 只是这样一来，未来三年的场景未免可笑：这些暴政国家基本都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主体，当国际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谴责动议时，这些暴政国家组织的非正义同盟将会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名义予以否决，犹如羊向狼议会投诉其中某只狼吃了羊一样，是中国访民历尽艰苦到北京上访的情景在联合国再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human-rights-china-un-20131114/1790512.html ）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美国不战而败：中国的国力是如何炼成的
时值中共高调庆祝百年诞辰，在西方普遍衰落之际，继续讨论中共是否崩溃或者何时崩溃意义不大。鉴于中国的现实状态，不如讨论是什么力量帮助中国坐大，中共得以维持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党专政在中国持续。 美国对华战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如果说有力量帮助中国坐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力量当然是西方国家，其中首推美国。 这百年当中，美国政府与中共至少有过两轮遭遇（战），第一轮遭遇发生于1930年代-1949年，美国扮演中国的拯救者这一角色。这轮遭遇的结果是美国放弃国民党成就了中共。毛泽东发表充满了胜利者调侃语句的《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则发表了《艾奇逊白皮书》、《2050报告》回应。白皮书痛斥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让美国失去了中国，2050报告则指责国务院的中国通费正清、谢伟思等“四个约翰”对中共的错误认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犯错。 第二轮遭遇始于1970年代，其时美苏冷战，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需要与中国友好。冷 战结束后，全球化开始，美国欢迎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直到2016年，美国一直则扮演着帮助中国重归国际社会并认可其为合作伙伴这一角色。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方针基本确定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但只有“合作”落到实处，“影响”流于形式，所谓“改变”的主题曲是“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从结果来看，美国输得很惨，对华颜色革命基本失败，而中共对美红色渗透则遍布美国华府、州县政治、文化学术以及社会各个层面，最后让自身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中国无疑是大赢家，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美国的国力就是这一阶段养成的，挑战美国的态度也在这段时期展露的。最终走到如今这种状态：中国几乎敢于挑战美国的任何底线，而美国只能不断收缩自己的底线，采取“战略模糊”以虚应之。 几十年之间乾坤倒转，中国从一个穷弱的人口大国，变成咄咄逼人的美国挑战者，仅仅只责备谴责中共不讲国际规则，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并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当此际，美国应该反求诸己，从自身寻找原因。近20年来，我一直将中国问题放置在国际大背景当中考察，结论是：正是美国的战略性错误为自己养成了强大的挑战者，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接纳中国加入WTO，并且在承认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的前提下，自撤藩篱，让中国各方力量长驱直入美国，容忍并默许中国对美那种不对等的开放（其实是半封闭），还沾沾自喜地在美国国内将这当作“影响、改变”中国的手段。 加入WTO，中国经济插上翅膀 2001年 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当年的GDP总量为1.3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0065%；18年之后的2019年（2020年中国发生疫情），中国GDP总量为14.2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 16.2763%，中国国力的养成从这一数字可清清晰感知。 中国加入WTO获得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中国利用WTO的规则漏洞，几乎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并且影响到国际政治。但西方各国顾忌到中国的反应，一直不敢公开批评，美国、欧盟等只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方面不予配合，2015年中国入世15周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各国政府与智库批评中国的“保护主义”声浪日高，涉及三方面：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跨境投资的不对等，中国在欧美要风得风，但对外资却有诸多限制；中国的环境保护差。 本文只讲述中国在WTO屡屡违规，美欧等国却无可奈何这一事实。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成为WTO的各种贸易争端中的常客，涉及领域大至钢材，中至巴西纸浆，小至美国鸡爪等诸多领域。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据中国外宣刊物China Power自述，从2002年至2019年，中国共参与了65次争端解决——其中21次作为申诉方，44次作为被诉方，是这段时期争端解决机制中第三活跃的国家。中国也不忘记表白一下自己最初的老实状态：在入世后的前五年（2002-2006年），中国仅作为申诉方或被诉方参与过5次争端解决，数量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主要扮演第三方的角色。但中国没说明的是：入世后前五年是观察期，WTO成员国的资格还不稳定，必须韬光养晦。 中国作为申诉方或被诉方时共参与过65次争端解决。其中39次是与美国，14次是与欧盟之间进行的。中国被诉的案件52.2%由美国发起，而中国发起的21次申诉中有76%都针对美国。中国所受到的申诉主要是针对政府给予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扶持和补贴。例如欧盟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申诉，指责中国强迫欧洲企业将技术转移到中国公司，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 美国、欧盟陷入被动的原因在于中国吃透了WTO的规则是软约束，对违规行为的裁定只能是下不为例，并无惩罚措施。在明知对方与自己存在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时，打开大门，只能说是自己的失误，尤其中国通过是千人计划明目张胆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几乎是在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的放任之下公开行之， 美国抱怨中国的两件事，均是当初配合演戏的结果 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GDP总量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投资范围遍布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次于美国（7.7万亿美元）和荷兰（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量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这在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 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流量占全球比重连续4年超过一成，2019年占10.4%。这段时期，美国方面一直抱怨两件事情，一是中国对出口企业实行补贴，让美国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但是，在中国加入WTO前的私有化合规考察，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做的，该行考察认可了朱镕基“抓大放小”、为中共培养垄断行业的经济寡头是私有化合规。而中国通过国企混改，让国企披上民营外衣，在美国投资。比如华为实质上是军企，但直到川普当总统之后，华为才算是真正受到阻扼。二是中国的汇率管制，导致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不合理。但美国在抱怨的同时，却在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任由该组织负责人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一套规则：IMF声称，将人民币纳入SDR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将人民币纳入SDR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位于IMF成员国前列，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符合这一条件。二是货币可自由兑换。为了中国，IMF特别修改了游戏规则，改成“可自由使用”。据路透社消息，这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聪明主意，但美国是IMF的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而未使用，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中国民主化的期望主导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有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这一看法的始作俑者。 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中国后来的政治变化说明，这两个预想并不成立，但美国政界、学界的知华派们从来不加审视。直到2017年川普在当选后公布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与中国在美渗透活动相关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研究做一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如此国力，让世界上所有穷国富国竞相折腰，美国终于尝到了国际地位的失落：传统盟国离心离德，纷纷靠拢中国；东亚盟友则奉行“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在联合国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WT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WHO等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尝其果，溯其源，只能说是美国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种以为能够“不战而胜”的对华政策，最后让自己成了不战而败的东郭先生。 （原载大纪元，2021年6月2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27/n13050981.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美国“国家帐本”正在爆表
何清涟 9月27日，我上美国国债钟Our National debt clock即时显示搜索，录得当天的国债是$28.43万亿，包括婴儿在内的美国人人均负债$8.6万。民主党政府的总帐房——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就任时夸下海口，她有足够多的货币工具可以应付财政所需与通胀，如今也计穷无策，在9月22日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表示，财政部将于 10 月 18 日耗尽现金。美国有史以来首次接近潜在债务违约，政府官员和外部专家称这将导致经济灾难，拜登政府希望国会提高举债上限，尽管9月28日在参议院遭否决，估计还会继续努力。 美国国债剧升成了收割本国民众 美国国债是美国财政部代表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在2020年以前，美国国债中约三分之一的公共债务由外国政府持有，其余部分由投资者、州和地方政府、共同基金、美联储等持有。美国举债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二战之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深刻地改变了美债的运作体系。美国国债之所以有国家、投资者愿意购买，乃因美元是纸黄金、硬通货，国债成为美国一把最锋利的财政利器，从此，美国再也没想过用本国的财政盈余来消化国债，而是以美元来收割全球财富为其买单。问题是，2021年以来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者是美联储，终于出现用高通胀来收割本国民众，其中中产受损最大。 就在美国媒体集体欢呼拜登那高达数万亿的大基建计划与救助计划之时，6月15日，滥印钞票的美国，终于迎来了重大通胀，消费者指数（CPI）跃升至5%。没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可能不知道消费者指数上升意味什么，这里讲点历史比较：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CPI也才3.94%，如果把时间跨度拉到近30年，你会发现，美国的CPI普遍维持在2%左右，即便是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CPI也才3%。 这一切当然源于拜登政府举债、印钞Copy中国经济模式。本文用剥洋葱的方式，层层递进，为读者讲解美国失乐园这一过程——近30年来国债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是近30年？乃因四位总统均在世，其中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均是拜登的积极支持者。 28.4万亿国债这座罗马城是如何建成的？ 本节长话短说。老布什总统1992年卸任时，国债余额达到4万亿，增幅50%，而GDP仅增加25%，国债/GDP是63%，比里根时期还要高。克林顿号称美国的“中兴之主”，上台之后，他实行以削减财政赤字作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并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带领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双管齐下，给美国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经济繁荣，股市红火，通胀率从未高于3%， 2000年美国GDP达到10万亿，但国债只增不减，卸任时国债余额增至5.7万亿，国债/GDP达57%的高位。 小布什运气不好，任期第一年就遇到911事件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报告，伊拉克战争的最终成本是8146亿美元，阿富汗战争消耗费用为6856亿美元，合计1.5万亿。再算上战争负伤、死亡士兵赔偿金、养老金等其他类隐性成本，哈佛大学研究人员预计总成本在4～6万亿美元之间。卸任时，国债余额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国债/GDP升至71%，任内增加4.3万亿国债，基本覆盖战争花费。 继小布什成为白宫主人的奥巴马算是登峰造极，号称“赤字之王”。三大类花钱去处： 2008次贷危机爆发，通过大幅QE，美国经济在2010年恢复增长，国债规模突增2万亿；利比亚战争、剿灭ISIS。奥巴马任期内的军费预算明显高于小布什；推出了不少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福利计划，出台了很多像医改、住房、教育、失业救助这样的“民本”政策，力图缩小弱势群体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通过“福利换选票”，奥巴马筑牢了民主党的票仓，成为美国左派十分热爱的总统。 奥巴马绝对不得罪富人，科技界的跨国巨头都是其好友，为富人减税是其认真落实的任期内任务。奥巴马于2010年通过了《减税法案》，2012年又推出《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在敞开手花钱的同时还要减税，奥巴马Change美国的雄心就只能靠国债了，他以平均每年1.1万亿的速度，将美债规模带上了19.573万亿的山巅 ，国债增速远超GDP增速。中国在他的游说下一度成为美国最大债主。有这位“赤字之王”，继“二战”之后，美债余额再次超越GDP。 这段时期出了个与中国国债相关的乌龙事件。2013年10月21日，美国ABC电视台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吉米鸡毛秀”(Jimmy Kimmel Live)，请来一群小朋友召开“儿童圆桌会议”，让他们发表对美国政府停摆问题的意见。当问到欠中国1.3万亿美元该怎么还时，一位小朋友语出惊人：“我们绕到地球那一边去，把中国人都干掉。”虽然是个幼童无知之言，却让一些美国华人很愤怒，担心出现新的排华法案，还发动了白宫签名。但这乌龙说明少部分美国人开始担心债务问题。 川普竞选时曾提出要撙节财政开支，降低美国国债数额。在最初三年里，他确实做到了，大批撤离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的美军，要求北约、日韩等驻军国家提高自己的防务支出，从而缩减美国的军费开支。2016年12月，奥巴马留下巨大19.573万亿美元债务，到2019年12月，川普大规模减税，债务也只有22.719万亿。 2020年1月，源起中国武汉的covid-19流传美国，在疫情被民主党高度政治化之后，川普政府只能大规模举债、印钞应付疫情，到2021年1月21日，国债高达27.78万亿美元。 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债务与印钞进入疯狂状态。外界估计，2020年川普政府时期超发货币大约在7-10万亿美元之间，拜登更狠，上台才八个月又印了6万亿。新增货币供应量，相当于两个日本、3个英国的GDP，远远超过中国几十年的外储。要想把那些债券都卖给美国人或外国机构，显然不现实，美联储的印钞机必须加把力，自我购买以实现“自给自足”。 美联储印了多少钞票？一般人不知道，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LeaderMcConnell）9月14日的说法已经足证其印量之多：“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已经在他们偏爱的自由派项目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他们一直在印刷钞票并浪费钱，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美国家庭因此受到伤害。” 有人形象地评析：如今的美联储正在将自身变成一台超级抽水机，一边“放水”印钞，一边又被迫不断地“抽水”（通过隔夜逆回购买自家的国债）。这种自相矛盾的操作，造成巨大的金融空转，大幅推高通胀。这些在美国的“国家帐本”——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显现出来：自2020年3月疫情蔓延初期美联储宣布无限量宽松政策以来，美国印钞购债进入快车道——今年6月1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首次突破8万亿美元，比去年3月的4万亿翻了一倍。 美国政府筹钱的腾挪空间有多大？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创造财富，政府要扩大财政开支，一是加税，这点拜登政府毫不手软；二是举债，这是美国一直在做如今更加毫无上限做的事情。 为什么需要这么敞开手花钱？是为其价值观服务，联邦救灾项目包括无穷无尽的疫情补贴、失业补贴、非法移民与与阿富汗难民安置、基础设施资金和医疗补助。最近这一轮国会辩论很能说明美国政治的奇怪现状：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9月26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谈到她将力推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时说：“参议院和众议院，那些与总统不完全一致的人，对吧，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不要谈论数字和美元。让我们谈谈价值观。”她还不无得意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把没有选票的法案提上议事日程。” 参院辩论时，来自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Sen. John Barrasso( @SenJohnBarrasso)指出： “这是民主党的法案。 每一页价值14亿美元。 他们想在这周通过! 你认为南希·佩洛西读过这个吗? 你认为查克·舒默读过这个吗? 你认为乔·拜登读过这个吗?“ 美国联储的骚操作：隔夜逆回购 佩洛西与她所在民主党只关心选票，民主党的拥护者及正在涌入的难民、非移都不关心美国的国债，只关心让他们受益、给他们发钱的“价值观”主张能否实现。但是，美国的举债能力与其价值观无关，购买者只关心投资赢利及投资安全。 如前所述，2020年以前，美国国债的销售通常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由外国机构购买，三分之一是美国公众购买，还有三分之一是美国各大机构购买。但到2021年2月，情况发生变化，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美国国债前十大债主日本、中国、英国、爱尔兰、沙特等都在减持，只有卢森堡小幅增持7亿美元。如此情势下，今年2月25日一笔620亿美元7年期美债标售引发灾难性结果，衡量需求的指标投标倍数（bid-to-cover ratio）仅为2.04，创历史新低，并远低于此前六次拍卖的认购倍数均值2.35。这一结果引发当时美债与美股集体闪崩，科技股重挫，纳指一天暴跌3.52%，这意味着，作为资产避风港的美国国债滞销，最后是美国有购买义务的一级机构和美联储兜底，买入了大部分份额，才防止此次拍卖的流产。此后，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债收益率的快速飙升引发了市场对于“资产泡沫”的讨论。9月2日，作为全球金融资产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仅为1.29%，远低于3月底1.75%的峰值水平。9月1日，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 联合创办人、“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 Gross）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毫不讳言：美国国债是“垃圾”，现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是几乎肯定赔钱的押注。 耶伦就任美国财政部长之职时，曾夸下海口：有足够的货币工具满足政府财政需要。现据市场观察，她用得最多的方式就是让美联储通过隔夜逆回购，成为美债的最大“接盘侠”。从3月份开始，美联储逐渐加大了隔夜逆回购（ONRRP）的操作量，6月30日一日内增加超1500亿美元，隔夜逆回购总量创新高至9919亿美元，迈向了1万亿美元的关键心理整数位。 货币大幅超发总是要反应在物价之上，这么大规模的货币超发，必然引起高通胀，这就是CPI急升的原因。美国当前的现状，与魏玛共和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前的几年的状况极相似性。目前，美国政府正以其带有现代货币理论（MMT）色彩的政策催发通货膨胀—债务/GDP比激增，M2增长，零售额和PMI实现V型复苏。在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和经济重启提振需求之际，劳工和供应链成本飙升，普通美国人发现食品价格正在狂涨，钱袋迅速瘪下去。 有什么办法阻止拜登政府将美国推向经济危机的深渊？我对此很悲观。 （原载大纪元，2021年9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29/n13269826.htm） 本文并未采用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非营利智库组织“会计真相”（Truth in Accounting，TIA）最新出版的《2021年财政综合报告》（Financial State of the Union 2021）。该报告称：美国国债目前已超过123万亿美元，是美国财政部3月底计算的官方数字28万亿的4倍有余，相当于每位纳税人必须负担80万美元。 （原载大纪元，2021年9月30日，https://www.truthinaccounting.org/news/detail/financial-state-of-the-union-2021）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国不再让外资长驱直入
近两个多月以来，国际资本心目中的淘金宝地中国频频亮起红灯，几家外资并购均告搁浅，外商已明显地感到中国人认为“没必要向外国投资者脱帽致敬了。随着担心过度投资可能使经济失控，中国对外国投资变得更加挑剔。”与此同时，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一新规定于9月8日起正式实行。 那么，从中国对外资前恭而后倨的变化当中，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些什么呢？ 外资在中国的晴天版与阴天版 其实，与前几年外资在中国的天空阳光灿烂相比，从去年开始，外资在中国的天空一直阴晴不定。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借“著名的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表的《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告诉子民们“中国连续4年名列‘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榜’首位”。但中国政府却不愿意提起另一条消息，那就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也在1月公布，2005年英国总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190亿美元，位居全球榜首，比第二名美国的1,060亿美元高出一倍还多。中国名列第三，为600亿美元。不过，中国政府及时地调整了宣传口径，那就是“中国吸引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但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却让人不由得联想，中国吸引外资的黄金岁月可能行将过去。商务部8月15日公布，今年7月份中国吸收外资首次全线下降，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772家，同比下降了7.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07亿美元，同比下降1.16%。这一下降趋势承接2005年而来， 2005年1月－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亿2700万美元，同比下降1.9%。最重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趋势迄今还未停止。 外资进入减少缘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 投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外资在制造业的投资下降。2005年，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投资总额较上年下降了6.5%，今年上半年又较上年同期暴跌了31%。三地在中国的合计投资额要高于美国或欧盟的在华投资。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美国的在华直接投资逐年下降――此处外商直接投资指那些用于新建业务或收购现有业务的外资，不包括用于购买股票或债券的资金。 在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同时，外国资本对中国企业并购表现了浓厚的兴趣。2005年中国通过向海外投资者出售主要国有银行的股份，这一出售行动为中国增加了12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但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热情，中国却表现出犹疑。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呼吁，要求限制外资收购中国关键工业部门。他们认为出售国有资产的价格太低，并把太多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外国人。智库人士提出设立一个特别机构，以审查外资收购国有企业所带来的“隐藏的危险”。 中国当局亦声称，今后利用外资的重点将从引进国外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注意引进外资的质量和公平性”，将是今后5年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 FDI在中国：从绿地投资到海外并购的转变 外国直接投资有多种形式，一是绿地投资，即直接投资开建新厂；二是并购，即通过资本市场的转让和注入实现投资。中国近二十年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是绿地投资。这一方面因为中国的企业制度不是很完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对外资进入有政策限制，国有企业某些领域禁止外资进入。 企业并购的特点是成交数量很大，对一国利用外资的规模有直接、明显的影响。这种形式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由并购引发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到了80％至90％，这主要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很活跃，投资银行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近年通过并购利用外资的速度在加快，但对企业并购带来的效益与影响却心存疑虑。在中国政府及研究者眼中，其效益不如“绿地投资”那么明显，而且还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尤其是去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时，美国经济爱国主义抬头，反对时所持理由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这一点给了民族主义者反对并购以充分的道德理由。 具体而言，从中国的企业层面讲，并购涉及对企业控制权、品牌的保留和沿用等问题。从国家层面来看，则涉及产业安全和主权等争议性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对企业并购采取了双重标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视为中国的重大胜利；而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则视为外资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中国海外并购引起欢呼，外资并购国企是狼来了 2005年与中国有关的“十大并购事件”，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事件占了四起，颇让中国有扬眉吐气之感。中海油、海尔、中石油、南汽集团的“激情海外并购”，是冲着资源、技术和品牌这三个中国目前最短缺要素去的。中国方面认为，中石油收购PK的成功意义已经不仅限于买下了一家公司，而更在于“资源权力”的取得；而海尔竞购美国美泰克公司，以及南汽集团对英国老牌汽车生产商罗孚的收购，则说明中国企业瞄准的已不再是以前代理加工时期的产业低端，而是包括品牌、市场、服务在内的全面升级的产业链的高端。 上述境外并购事件，中国舆论视为“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通过这些海外并购事件，“深刻地感觉到一股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引导和推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全球资源、全球制造、全球市场、全球资本离中国越来越近”。 但境外资本到中国并购，中国舆论对此基本持“狼来了”的态度，轻则被视之为“掘金”，重则被看作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在民族主义情绪驱使下，最近已经有几起海外并购搁浅。如美国凯雷（Carlyle Group）收购徐工，德国轴承企业舍弗勒（Schaeffler）收购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法国SEB并购苏泊尔一案引起中国炊具行业的普遍担忧。8月29日，爱仕达、双喜、顺发等六家炊具企业因担忧垄断带来的生存危机，紧急聚首北京，联合对外发布了集体反对苏泊尔并购案的紧急声明。 国际资本在中国并购遇到了民族主义壁垒 凯雷收购徐工是一个已经被中国严重政治化的企业并购案例。凯雷集团成立于1987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目前，凯雷管理下的资本规模已达350亿美元，通过旗下37只基金共投资了超过150余家公司，跨越四大投资领域：收购、创投和成长资金、房地产及杠杆融资，现为全球最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凯雷拟以3.75亿美元收购中国最大的建筑机械制造商徐工85%的股份。而徐工的另一家收购者，亦即凯雷的竞争者――三一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向文波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声称徐工是战略型企业，不能卖给美国，表示自己愿意加价收购徐工，并在博客上发动这场争论。 向文波关于徐工是战略型企业的说法，连政府官员也不愿意认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就公开说：“我承认徐工集团是中国机械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但一下子提高到战略行业的高度上，还不至于。至少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里，并没有放在限制或者禁止行业里。”“如果对所有的行业都搞到国家战略安全来看，好像有点荒唐。” 那么剩下的第二条理由就是贱卖国有企业，而贱卖的理由则是凯雷收购徐工拟采用杠杆收购方式。所谓杠杆收购（Leverage Buy-Out，简称LBO），是指某一企业拟收购其他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及资产重组时，以被收购企业的资产和将来的收益能力作为抵押，筹集部分资金用于收购行为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杠杆收购的实质在于举债收购，即通过信贷融通资本，运用财务杠杆加大负债比例，以较少的股本投入（约占10%）融得数倍的资金，对企业进行收购、重组，并以所收购、重组的企业未来的利润和现金流偿还负债。这是一种以小博大、高风险、高收益、高技巧的企业并购方式。凯雷数年前在韩国金融风暴时买了韩国银行，从花旗银行挖角去经营，改善银行的体质结构，不到三年转手卖出，赚了十几倍。中国方面普遍认为，凯雷进入中国，很可能也将采取在韩国一样路数，为卖而买，因而中国国有企业吃了大亏。但经行家指出所谓“贱卖论”为不实之辞之后，于是凯雷的政治背景被特别渲染，成为一条特别敏感且无人愿意出面反对的理由。 中国舆论强调，凯雷集团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不仅主要资金都来源于美国政客或政界要人，甚至多位美国前总统都曾担任该公司的投资顾问，其中包括老布什。因此，凯雷可以号称是拥有“总统班底”的私募基金，其公关能力尤其是高层公关能力绝对不容小视。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文这次访华就被普遍认为是在为凯雷收购徐工进行高层公关。 其实，中国方面否定凯雷并购案，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失败的报复。至于凯雷并购不成功给美国政府带来的损失是否真实，徐工本身的意愿反而成了无人关心的问题。 中国对外资的真正担心 中国对于外资在中国的并购为什么会如此排斥？所谓“战略型企业”、“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等等，其实中国方面自己也知道有些纯是胡扯。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只想利用外资，而不想被外资利用。所谓“双赢”概念在中国人心中还没有树立起来，总认为别人赢利就是自己亏损。 在多年对外开放中，中国人已经明白了一点：资本的秉性是图利，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图谋资源、技术和品牌，那么，跨国机构在中国通过并购又想得到什么呢？他们所图的不外乎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这一点正是如今的欧美资本与当年台湾香港等小型投资者那种订单与销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绿地投资完全不一样。 而中国方面也很清楚中国穷人太多，消费疲软，欲振乏力，国内市场已经相当有限，不能再让外资长驱直入。而前几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采取“靓女先嫁”的政策，使得国际并购大腕们从容不迫地收购中国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消费品、基础材料以及机械等领域的优良资产与不良资产。而每一次并购的结果都使中国的企业与品牌从市场上消失，而跨国公司则兵不血刃地占有了中国市场。让中国人至今痛心不已的是南孚电池并购案。南孚电池在中国电池生产行业首屈一指，曾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2003年8月，南孚被美国吉列公司收购。吉列进入中国市场十年但市场份额仍远远落后于南孚，就这样，吉列“兵不血刃”轻松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收购后为了保护大股东利益，南孚从美国市场撤离，在中国市场也全面收缩，目前只是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与南孚命运相同的民族品牌还有活力28、小护士和3721网络等等。 新规定将对并购行为进行安全审查 有了前述经验，再加上国际资本纷纷抢滩，视中国为栖身的梧桐树，中国开始考虑选择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与行业了。中国政府刚出炉的对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的新规定，既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很清楚如何聪明地绕过WTO规则提高金融业进入门槛，也展示了中国不再无条件地向外资脱帽致敬。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十二条载明：外国投资者并购行为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如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这条规定一出，外资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毫无阻碍地通过收购中国国内企业以占领市场。 但从绿地投资为主转变为企业并购为主，仅仅只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之一。但这冰山一角，却可以折射出水面下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四大中国经济问题：一、折射出中印之争加剧；二、折射出民企外资化问题（指中国的外资有四分之一是中国资本出境后回流）；三，折射出税制改革资讯透明度问题；四，折射出房地产市场脆弱性问题。 而每个问题足可以写出一大篇分析文章。 （原载于TAIWAN NEWS，2006年9月7日－9月15日，总第25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西方防疫的短板：拒绝社会疏离
何清涟 在西方国家，人作为个体都有自由意志，在非常时刻采取理性的集体行动非常困难，比如此刻的欧美社会，让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主动遵守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非常困难，这一点成了西方各国防疫的短板。如果要说西方的防疫与中国的德拉古模式相比，最大的弱点在哪里，我认为就是这一点。写这篇文章，算是我对1月以来全球疫情蔓延的一点总结，其中所述，在推特上、脸书上（尤其是前者）都有文字可查，并非事后诸葛亮。 人类防疫铁则：隔离与疫区封锁 从1月中旬武汉肺炎发生疫情以来，关于防疫，我在推特上主要谈了4点： 1、瘟疫时期，个人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Social Distancing（社会疏离），指出不分政治体制，这都是必须要做的。阻绝传染病的最好方式就是断了传染源，让自己不成为传染的介质与受体。 2、封锁疫区，迟封不如早封。发生传染病立即封锁疫区，所有的国家在处理疫情时都做，尤其是农村与边远地区，可以不动声色。中国本次特点在于封锁的是武汉这个超级大城市。我当时就赞成在中央政府保证基本物资供应的情况下实施武汉封城，但我也指出，只有中国政府这种“铜头铁肩”的极权政府才能硬扛，民主国家做不到。我也指出，在武汉封城前，从天河机场已经有6万人飞往全世界40多个国家，这些人当中的病毒携带者必将成为全球各国的疫源，这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赞成封城，几乎是冒着推特上的血风腥雨，一批政治反对者跑来说我赞成封城是赞成中共剥夺人权。我当时回复了不少推文，详谈疫情时期的公共伦理，比如：染疫者有接受隔离不传染他人的责任，健康者有不被传染的权利。相关道理，后来集中写在《从武汉肺炎看瘟疫期的公共伦理》（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月3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302020155809.html） 3、民主国家无法象中国那样强制人们“自我隔离”，只能靠公民自觉。视行动自由为自由根本的西方国家，在初期实行起来会非常艰难。也因此，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以及美国的纽约与加州等地一旦发生疫情，将是巨大灾难。也因此，我劝所有朋友、熟人不要再去纽约开会、访友。 4、疫情无法击垮中共政权 ，因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反而会使中国民众加深对政府的依赖。 我建议大家Social Distancing，并非只要求别人。从1月15日就开始实行社会疏离，取消一切春节期间聚会，也不再会见从大陆、香港、日本来的朋友。从社会角度而言，保持个人健康，不增加社会负担是公民责任；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家人的爱护。 拒绝疏离成了防疫短板 人是社会动物，城市是人群聚集之地，尤其是年轻世代喜爱聚会。武汉肺炎流行之后，对这场疫情有两条线的叙说，一条是中国官方经过严格筛选的叙说，人们只见到极为缓慢增长的死亡数字，与不断传出的康复病例数据，还有政府如何努力防控，中国人民如何称颂中共政府的伟大。另一条则是在推特、微博上的信息，那上面都是妻离子散、阖家团灭、以及因触犯隔离规定而被虐待的信息，但传播有限，西方媒体大多也不采用。也因此，西方各国青年们对此毫不在意——这是媒体的失职。 反观西方各国的疫情，很多就是在不在意之间早已经蔓延开来。中国广为流传的那中国青年挂着“我是人类，我不是病毒”求过往行人拥抱的视频，就发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意大利最先封锁了疫区伦巴底，尽管当地青年可以在疫区内自由活动，但还是游行抗议封锁。记者采访青年人时，他们满面笑容地回答：“听说这病的死亡率只有2%，死的主要是老年人，我们不怕。”还发动拥抱亲吻运动以彰显自己的“勇敢”。 尽管武汉有百步亭万家宴群体感染之例在前，事过一个月，2月26日法国南部尼斯狂欢节照旧举行。法新社尼斯站报道称，根据大多数现场参加人员的说法，他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态度持无所谓， “我们只活一次，及时狂欢最重要”。尼斯市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用6百万欧元预算，就可以生出3千万欧元的年度盛事，不愿取消。法国人天性浪漫不喜欢受约束，3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巴黎封城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立刻逃出巴黎，不管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这些病毒是否有可能危及居住乡下的亲友恋人。 大学左派文化造就“婴儿化”的学生 让年轻一代自觉实行社会疏离几乎是西方国家难以完成的任务，中国那种强制隔离也被西方视为不可接受的人权灾难。3月25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新冠疫情引发“代际战争”》，指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正与疫情抗争的西方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说，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年轻人无法接受这种改变生活方式的社交限制。3月上旬，正当各国政府开始限制社交聚会时，从纽约到柏林，各地酒吧和餐馆里仍挤满了饮酒作乐的人群。法国和比利时出现了违规的“封城聚会”；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大肆举办“世界末日宿舍趴”。有些年轻人在推特上把武肺病毒戏称为“婴儿潮一代终结者”(Boomer Remover)。科学家们指出，检测结果表明儿童和年轻人感染和传播病毒的几率不比老年人低。流行病学家越来越担心：即使全社会都在采取隔离措施，但千禧一代有可能会拖后腿，可能会使减缓病毒蔓延速度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并将易感染人群置于高风险之下。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全力推动下，全球化迄今已有20多年，其绿色版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共享全球增长，其最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其灰色版就是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加大、穷人增多，社会矛盾激化。中国武汉肺炎3个月内让全球200个国家中招，算是中国成为世界要角之后出现的全球化黑色版，说不定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终结者。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3月3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312020105624.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4👍 0💬 0美国和中国比赛打假：世界级假天才被揭穿
在中国海内外媒体近来密集刊登打假报导和评论——伪造牛津学习成绩的吴杨被披露，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的假学历被揭穿，阳光卫视总裁杨澜冒充哥大校董、伪造哥大成绩、编造美国三大台邀做主持人被揭露，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被查处之际，美国媒体似乎也不甘示弱，《纽约时报》2日在头版刊出长篇调查报导「天才儿童？母亲承认她假造成绩」（Boy Genius? Mother Says She Faked Tests），揭露今年9岁、曾轰动全美、被评为“世界级天才”的贾斯廷．查普曼（Justin Chapman）的IQ成绩等都是他母亲伪造的。 这篇由该报记者古德（Erica Goode）发自丹佛的报导说，贾斯廷曾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小天才，6岁的时候，他的IQ测验是298以上，是全美同龄孩子中最高的；他的SAT成绩达到令人惊讶的800；他3岁时候的各项测验都打破记录。由於如此天才，贾斯廷5岁的时候就入学网络函授学校（比新浪网主席吴征入学网络大学巴灵顿的年纪要早很多），6岁就成为大学生，就读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 负责测试贾斯廷的丹佛“智商发展中心”主任、精神分析学家琳达．西尔佛曼博士（Linda Silverman）说，“贾斯廷是超天才，他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美国人为出了个世界级小天才兴奋不已。纽约州长帕塔基接见了6岁的贾斯廷，英国BBC为贾斯廷制作了专题记录片。贾斯廷在他的单身母亲伊丽莎白．查普曼的呵护下，在全美巡回做报告，参加记者会、研讨会、天才榜样会，把那些望子成龙的母亲们羡慕死了，也把美国的媒体忙坏了。6岁的贾斯廷头戴中学毕业帽、手捧高中毕业证书的照片，出现在电视、报纸上，也是电台节目的热门话题┅┅ 然而到了去年，贾斯廷8岁的时候，出现了“不祥之兆”。学校老师反映说，贾斯廷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并把学校的墙壁踢坏，还对一个学校社工说，他想死，不愿再多活一天。 去年11月，贾斯廷对他母亲说，他想换一个人生，不做“贾斯廷”。当他母亲在儿子的床边发现Matrin的药瓶子後，惊恐的伊丽莎白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儿童躁动症矫正中心”。贾斯廷说他仅吃了一片药。 伊丽莎白母子所住的纽约州Broomfield镇的人道救援部已把贾斯廷短期监护，并对他的母亲提出“忽视渎职”（neglect）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该镇人道救援部指控伊丽莎白过於干预儿子的生活，同时又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照，例如，给贾斯廷安排非常紧张的全国演讲、会议、记者会的日程，密集的旅行，使贾斯廷身心疲惫。 贾斯廷现在已被人道救援部安排到一个其他家庭短期收养，对伊丽莎白的“忽视渎职”的起诉审理，法庭将在三月中旬开庭。 在医院期间，美国有关专家对贾斯廷做了IQ测验，结果显示仅有“平均水平”。 在一些报纸提出质疑，以及新的IQ结果面前，这位今年29岁的单身母亲对《纽约时报》记者承认，贾斯廷的很多天才成绩都是她伪造的： 伊丽莎白说，贾斯廷从来没有做过SAT测试，是她扫描了一份成绩单，然後交给前邻居家的孩子输入电脑，打上了贾斯廷的名字。 在贾斯廷3岁时候做的那个测验，伊丽莎白承认，13道题中贾斯廷仅做了2道，其他都是她填的。 对於曾作为贾斯廷重要天才证据的史丹福Binet测试成绩，伊丽莎白说，她从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这种测试题及答案的复印件，拿回让他儿子背下来的。在儿子去参加测试时，伊丽莎白还叮嘱，“考试的时候，不要全按背下来的正确答案写，填错它一两个。” 在“天才儿童”的骗局被揭穿之後，不像中国最大门户网站共同主席吴征，更不像阳光卫视总裁杨澜，伊丽莎白低头认错，她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我只是太爱自己的孩子。”但这位母亲仍坚持说，贾斯廷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孩子。 贾斯廷所以在学校期间表现烦躁、并进而想自杀，不想要“贾斯廷”这个名字，主要因为他随著年纪增长，开始知道他的天才儿童之说不是那麽回事儿。他清楚地知道他是通过事先背记那些考题答案获得的惊人高分数。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欺骗这件事要把我折磨疯了。” 但很长时间内，天才儿童的造假并没有被学校发现，因为贾斯廷的作业、考试等，全部是他母亲坚持通过电子信的方式，在家里完成的。如同吴征当年从巴灵顿函授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所有考试都是在自家电脑上进行的，根本没有去学校，更没有“很多是从麻省和哈佛出来的教授”在旁边监督。 伊丽莎白居住地的警察局在上个星期五表示，该局正在立案侦察这位造假母亲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这位强调太爱自己的孩子的母亲现在正在全力以赴把贾斯廷从镇当局安排的短期收养家庭中要回来。上星期，伊丽莎白去那里看望了儿子，她告诉了贾斯廷她造假的所有事，并请求他原谅。伊丽莎白告诉记者说，他儿子拥抱了她，说“我理解。” （载《多维网》2002年3月） 2002-03-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中美之间的另类“文化交流”
身在美国，但对美国网络上对中国的评论看得不多。最近乌有之乡一篇愤怒的文章倒是让我去看了《纽约时报》两篇网文。这两篇网文一是裴敏欣写的“伟大的党，但共产主义在哪里？” （Great Party, but Where’s the Communism?）还有一篇是David Shambaugh写的“中共在90”。（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 乌有之乡这篇署名“中云”的文章，其标题为“评纽约时报两篇‘祝贺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的文章”。他先是对《纽约时报》网站上几篇庆祝艾未未与胡佳获释表示不满，然后对这两篇充满了对中共不敬之词的博文表示愤怒。 且先说《纽约时报》网上两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裴文其实主要就中共的代表性发言，认为今天的这个党已发展成为一台自我服务的、官僚主义化的政治庇护机器。（与我三年前发表的《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文章的结论接近：“中共已经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既不代表群众，目前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使用政治暴力。在经济层面上，增长将慢下来。人口老龄化、资源约束、经济改革停止及环境恶化几乎肯定会压低中国的增长潜力。经济减速和日渐增多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汇聚，将从几个方向挑战这个党的统治。作者最后的劝告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62年了，它的领导者们或许也想注意，一党执政的纪录是74年，由原苏共保持，第二名是墨西哥的IRP，71年。因此，当中国的领导人们举杯庆祝党的90岁生日时，他们应该不会怀有幻想，这个党能永远战胜历史的几率。” David Shambaugh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中共发起全国范围内的纪念仪式与洪水般的媒体覆盖宣传，宣传主旨是共产党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与尊严，并断言“共产党重建了社会并恢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合理地位”。此文的重点是指出中央党史办的《中共党史》第二卷高度选择性地屏蔽了许多历史真相，仍然是为毛开脱罪责的官方叙事。比如该部党史将造成4500万人死亡（根据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对新档案材料的研究）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灾难，基本上归结为由林彪、江青及四人帮等极左分子的篡党夺权造成。该史书也没提邓小平在指挥这场运动中的角色。作者在文章结尾说：“90岁的中共有点象很多90多岁的老人：越来越衰弱，胆小害怕，设法延长寿命，但因这太复杂而终归失败。” 裴敏欣谈的是中共现状，David Shambaugh所言更是中共处理自己光辉历史的一贯手法。因为中共有一个奇特的传统：对它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都讳莫如深，每隔一段时期就让档案部门或图书馆销毁一些资料，就我所知，仅“文革”资料就在90年代下过两次命令，让全国图书馆销毁。即使是保留下来的，也不许人们自由查阅，不许学者发表研究成果，不许媒体在未经有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采访某些事件的亲历者，连中共革命历史各阶段的高层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也不许出版（如李鹏回忆录）。这种做法本身就意味着中共深知自己曾做过的事情并不光彩，因此需要隐瞒，需要文饰，需要篡改。因此整部中共党史充满了掩藏、充满了谎言，《中共党史》第二卷本是用来献给中共90大寿的“寿礼”，但在现阶段这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矛盾高发期出版——内部人用“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形容权力交接前的状态——需要隐藏的东西自然更多。 中云似乎也知道上述两文的评析挑不出太多毛病，于是在两篇文章的态度不敬上做文章，说裴敏欣的“‘祝贺’文章更像是悼词，或诅咒，90岁了，执政62年了，快去死吧。”说David Shambaugh的文末祝词意即“90多岁了，该死了，垂死挣扎是没用的。”最后没忘记骂上一句“这群王八蛋。这样来祝贺我们的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岁的生日。” 中云这篇附上被他批判的作者英文原文及译文的评析，在无意之间为国内读者打开了一扇官方决不肯打开的窗户。在新华社连篇累牍地报导“各国政府领导人与政党热烈庆祝我党90岁生日”之时，乌有之乡发表这篇文章附上供批判用的原文，至少让读者知道了原来世界并没有普天同庆地共祝中共万寿无疆。 在中共控制信息的今天，这样的另类文化交流多多益善。记得我们当初青少年时期就是阅读这些供批判用的内部资料，如黄皮书、灰皮书之类的而知道了许多伟大领袖与党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也因此变得多思善思，对中国时局有了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希望乌有之乡今后在批判时，多转载一些“供批判用”的外部评论，让国人多一个信息来源，“兼听则明”是条不易的真理。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方励之等和《深圳青年报》
方励之先生的去世，等于是给1987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的、曾引发了一阵中国民主运动风潮的三位人物的命运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们全都在没能亲眼看见民主制度在中国实现的情况下，长眠于美国。想来实令人悲叹。 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的可贵之处，都在于他们身居中共党内高位，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发出知识人的思考的声音，良知的声音。不要说在当时，即使今天，又有几个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而高喊几句？今天的文化人们，好像位置越高，越成为中国腐败的一部分。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和现实，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回首往事，更加倍感觉他们当年的难能可贵。 在方、刘、王三位的大胆言论影响到全国之际，我正好在广东编辑以敢言著称的《深圳青年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三位先生当年以文字形式表达的最大胆的言论，都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的。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给三位先生的历史，也给和他们同时被消了音的《深圳青年报》留下一段记录。 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方励之86年的一篇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文章触及到中国制度的根本点∶只有打破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实现西方的多党竞争、由人民投票选择的民主制度，中国才会有希望。这不是高深的理论，但能高喊出常识，则是壮举。 这是方励之在青岛一个会议上接受采访的文字，标题是我们起的。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在当时（1986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今天（26年过去了，令人唏嘘！）中国媒体仍对这个议题噤若寒蝉，不敢触碰，因为这是禁区，这是共产党的权力根基。 方励之后来被撤销了科大副校长的职务，不知和发表这篇文章有没有一点关系。《深圳青年报》虽然是由于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等文章被中宣部派人查办，但最后被关闭，这篇文章是“罪证”之一。由于方励之的这篇文章是我签发的，所以我在被反省期间，这成为一条罪状。 那篇文章之后，方励之曾到广州开会，于是李正天（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之一）主办的《中国人本学会》和我主办的《深圳思想俱乐部》准备就此话题再举行一个研讨会。虽然我们两个组织是完全非官方的民间社团，讨论这个议题又很敏感，而方先生当时已在危险的风口浪尖上，但他非常爽快地一口答应了我的邀请，感觉他没有任何小心谨慎地斟酌参加这种讨论可能给他带来什麽麻烦。虽然那个研讨会最后被当局毫不客气地阻止，没能开成，但方先生的“不怕”和敢于“公开表达”对一党专政的不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 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 另一位被邓小平开除党籍的刘宾雁在我们报纸上的言论，其勇敢程度不低于方励之。刘宾雁曾到访《深圳青年报》，他在报社的长篇谈话被我们发了一个整版，题目是∶“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与深圳青年报记者谈中国改革大趋势”。刘宾雁尖锐地指出，“建国以来，我们为了维护三个概念而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第二个是我们的党光荣伟大正确；第三个是资本主义一无是处。┅┅为了证明这三个概念正确无误，人成了工具，整体淹没了个人”。刘宾雁特别强调记者要勇于报道真实、批评时政，“我们的报纸不应是官办、官订、官看的‘办公室读物’”“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他还大胆直言∶中共掌权之“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 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 同样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的王若望也是有话直说，没有任何权衡利弊的心计。他的文章也成了我们报纸后来遭殃的“罪状”之一，但那是我们自找的。他的一篇评论共产党专横的约稿被《深圳工人报》拿到后，认为内容“太厉害”了，不敢发。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发表了，还起了个新的标题∶“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这样直接挑战共产党的独裁体制的文章，别说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即使今天在官方媒体上也是绝对看不到的。 国内作家傅国涌先生去年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认为现在中国的报纸远不如当年《深圳青年报》大胆敢言，并列举了一些我们报纸曾发表的言论，除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的文章之外，他还点出了一些其他“出格”文章的标题，例如钦本立的“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的“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的“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等。 或许是傅先生没有看到，他没有引用那篇被中宣部整顿时认为“最出格”的文章，是一位工程师写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有前途，中国才会有希望。后来有人评议说∶这样观点的文章应出现在台湾的报纸上，作者和报纸都不要命了。结果是，报纸真被革了命。 常识的声音冲垮专制的城墙 傅国涌的文章感叹说，“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大标题，相隔25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道尤其感慨不已。” 如果仅仅是对社会现状发些牢骚，却刻意绕开、不触碰制度问题，那明显是一种狡猾。体制问题在26年后的今天更是清清楚楚，任人皆知。我们看到不少名人、媒体颇为高调地“痛斥”社会不公、社会腐败等等，但谈到体制嘛，还是“离了共产党活不了”。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一目了然的精明算计。目睹现状，回首往事，更令人怀念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率真、没有心计的勇敢。今天已经有无数的人什麽话都敢讲，可惜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天真”的报纸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科技刷新人类历史的今天，我们不必再靠名人振臂一呼，不必再绞尽脑汁地依赖官方媒体，千百万普通民众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常识的声音，将会是越来越汹涌澎湃的潮水，最终冲垮中国专制的城墙。 2012年4月19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2-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中共的对美网络战
程晓农 中共对美国的经济谍报活动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长时期实施的对美国经济和技术基础的“挖掘”措施，旨在动摇美国，同时“挖走”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财富去“充实”中共的经济和技术，以便让中共在扩军备战和对美经济战当中取得有利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中共对美冷战当中的谍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共“掏空”美国的大战略 我7月23日在“大纪元”发表的文章《解读美中关系新动向》，介绍了谍报活动中军事间谍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区别。这里只谈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 白宫的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2018年6月发表了一份报告，标题是“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比较深刻地揭露中共盗窃技术的情况。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超出全球规范和规则的侵略行为、政策和做法（统称为“经济侵略”）实现的。鉴于中国（中共）经济的规模和市场的范围，中国的经济侵略现在不仅威胁到美国经济，而且威胁到整个全球经济。在某些方面，中国（中共）对其侵略行为、政策和做法一直是透明的。它们写在中国政府的文件中，通过中国国家行为来实施，而中国的公司、智库和政府机构报告中也有所揭示。 这份报告的重点是中共如何从美国获取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做法。其一，通过经济间谍盗窃与技术机密相关的实物；其二，大规模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其三，偷运美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和成品到中国；其四，通过假冒和盗版商品侵害美国企业。 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介绍中共在前三方面的做法，因为这三种做法都是中共对美经济谍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谈论中共的“千人计划”以及其它种种非法偷运技术产品到中国时，往往是看一个一个的案件，把它们视为孤立的个案；但是，如果从白宫上述报告的思路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个案只不过是中共长期以来有计划的、动用军方和政府情报机关的大量人力、有目的实施的一个“掏空”美国的大战略。 二、人谍和网谍 中共的对美经济谍报活动，一部分通过经济间谍的现场活动来实施，比如上述前三方面的活动中盗窃技术资料和实物以及偷运违禁技术，都是通过间谍完成的，被抓获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另一类经济间谍活动则通过网络入侵来实施。 关于人谍，中共和苏联同为对美冷战的红色大国，但处理自己的落网间谍却截然不同。苏联对被捕的间谍往往多方关心，只要有可能，会试图让美国把苏联的被捕谍报人员交换回去。而中共则对其间谍极为冷酷，它只利用间谍，却从不承认其情报部门与间谍有任何关系；一旦间谍被捕，中共永不救援。也因为如此，中共通常尽量使用非职业间谍，指使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却把情报网络深深地隐藏起来。这样，被抓获的中共经济间谍或许会供认其指使者，但美国司法部门未必能顺藤摸瓜地找出背后的情报部门网络。 两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曾指出：“中国的行为是世界上最活跃和最顽固的经济间谍犯罪者。”中共盗窃技术机密的范围之广，涵盖新兴产业战略部门的“电子、电信、机器人、数据服务、制药、移动电话服务、卫星通信和图像以及商业应用软件。”这种技术盗窃往往通过美国公司雇员来实施。中共国安部在国外部署了4万多情报官员，同时得到数十万中共军方工作人员和军方科学家的支持。 除了人谍，中共还通过大规模网络入侵来盗窃技术机密，这比传统的盗窃实物的人谍具有更大的威胁，其目的是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业务流程和技术。仅商业秘密盗窃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即达“1,800亿到5,400亿美元”。2012年美国的Verizon公司与19个私人机构组织了一项有政府机构合作的网络入侵研究，分析了4万7,000多起网站入侵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确认其中的621次入侵盗走了大量数据，还有至少4,400万条数据记录遭到破坏。这些网谍活动中，96%的案件是中共干的。从事有组织、有计划的网谍活动的中共机构除了军方，还有其国家安全部。 三、中共军方的网谍活动 中共的网谍活动是长期以来的日常行动，但成功地被盯上的次数却非常有限。2010年7月1日《经济学人》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鼠标和键盘会成为冲突中的新武器吗？》但直到2013年3月，位于上海市浦东高桥地区大同路50号的共军61398部队才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注意。这是个只有3栋建筑的小院子，据《纽约时报》报导，该部队归属总参三部二局，在军队内部又被称为“高桥阵地”。它是美国首次报导的共军网谍单位。我在当年的文章中称其为“没有硝烟的阵地”，因为它所属的网络间谍只使用电脑来完成互联网入侵任务。 共军总参谋部下属的三部的正式名称是技术侦察部，原来负责无线电侦听。该部有十几万人，通过设在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侦听、处理国外各种电台的信号，截收电子情报；80年代起还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截收海外的传真，也24小时监听监看外国电视；互联网出现后，电台侦听任务减轻了，而监控互联网通讯则成为该机构的一大任务。总参三部下属各局中，有一些局专门针对特定国家，总参三部二局便以美国为主要对象，其成员掌握英语。 61398部队的高桥营地于2007年建立，其12层大楼上没有接受无线电讯号的天线或接受卫星讯号的大型碟型天线，显然，它的任务不是被动式地侦听无线讯号，而是主动式地入侵互联网。由此营地的完工时间来看，该部队的对美网络间谍活动大约是2008年开始的。这个中共的军事情报单位当然不是只下载美国各网站上公开的资料，那不算网谍活动，它主要是通过黑客手法入侵美国许多网站的内部数据库，然后把这些数据库的保密数据下载。 据监视61398部队网谍活动的美国网路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报告，自从2013年2月该部队的网谍活动被发现以后，它的活动一度有所减少；但只过了160天，便又恢复了常态性网络入侵活动，对美国的140多家公司进行了网络入侵。据德国之声2015年5月17日报导，美国的宾州大学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该校网络遭到入侵；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在调查中确认，2次攻击中至少有1次是来自中国的网谍入侵，另一次攻击的来源地当时仍在调查中。美国海军是宾大科研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宾州大学成了“攻击目标”，学校派发的用户名和密码遭窃取。该校为此不得不将工程学系的电脑网络与互联网断开。 四、从网络间谍活动到网络攻击活动 美国安全问题专家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在2010年出版的书《网络战（Cyber War）》中指出，网络战就是“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国家的电脑或互联网系统内、以造成损害或破坏为目的之行动”。网络战与民间骇客的网上有害活动的区别在于，网络战是政府或军队单位的行为，有政府设定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目的。 由于当代各国的通讯、能源、交通、商业、金融等各行各业都依靠电脑系统维持运转，而民用电脑系统又高度依赖互联网，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网络攻击完全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正常经济运行。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网络战就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共认为，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政府雇用大批IT人才，却不必花太多投资，可以形成优势。从那时到现在，中共一直致力于网络战准备。中国参与网络战的当然不止一个61398部队，该部队只是庞大的总参技术侦察部下属的一个小单位，冰山一角而已。 网络战可以被分为两类：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网络间谍活动一般不致于引起武力报复；但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持续性的网络间谍活动往往就是网络攻击活动的准备阶段。网络攻击的目的不是盗窃经济技术情报，而是试图破坏他国的互联网，或破坏他国的政府、军事或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私营企业的网站及其数据库，这种网络攻击行为通常会以网络间谍活动为前奏，先搜集目标数据库的资讯，然后为破坏这些网站作各种测试。 五、中共强化对美网络攻击能力 当中共军方的技术侦察部门从20世纪传统的电子侦听转向21世纪的网络战之后，它不但具备了通过网络入侵去盗取机密的可能，而且养成了实施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因为中共军方除了大规模地从事互联网谍报活动之外，同时也在强化其网络战攻击能力。 当中共的军事情报部门在网谍活动方面越来越活跃时，它事实上就已经积累了入侵美国许多网站的经验和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身就意味着，共军的网络战部门具备了越来越强的网络攻击能力，不单可以随意入侵美国的网站，而且能设法破坏这些网站，或通过修改网站的程序而破坏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 在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中，美国的Mandiant网络安全公司发现，该部队的IP地址使用了上海市网管办的地址作掩护，中共的网络战部队就从这些政府部门的IP地址反复入侵美国的多个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民营企业（比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天然气管线公司）的数据库。这些行动表明，61398部队把目标瞄准了美国的公用事业部门。这种目标导向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共军方的网络战部门早在10年前就开始准备打击美国的日常经济活动，首先测试的就是如何袭击美国的公用事业部门。 最近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对微软的电子邮件软件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网络攻击，这是多个西方国家共同谴责中共的全球网络入侵活动的一部分。中共的这种网络攻击很可能属于有政治目的之网络战行动。 六、谍报活动为中共海军发展服务 中共十几年前就开始通过谍报活动获取美国海军舰艇和技术装备的机密，一开始是通过人谍，后来则越来越多地依靠网谍。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2014年曾经连续刊登两篇关于美国反谍战的文章，披露了联邦调查局侦破中共派遣间谍麦大志（Chi Mak）案件的秘辛。其中的曲折故事是典型的红色大国对美谍战片的好素材，只是好莱坞从没打算拿来拍摄肯定可以吸引观众的故事片。 这起间谍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间谍行动，从2004年开始，于2005年破获；经过1年多对麦大志夫妇的紧密监视，最终起获麦大志以及其弟麦大泓（Tai Mak）将敏感技术交给中共的证据。2007年3月麦大志和麦大泓被美国联邦法庭起诉，罪名是涉嫌窃取美国海军机密情报交给中国。 2008年3月25日麦大志被加州联邦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4年半；4月21日麦大泓因密谋将美国敏感潜艇技术资料传递给中共特工被判刑10年。麦大志从1988年开始在位于加州安纳海姆（Anaheim）的一家美军国防承包商“完美动力”公司（Power Paragon）工作，该公司为美国海军开发电力系统。他被捕前盗窃了成百份美国的军事机密文件给中共，其中包括武器、潜艇用核子反应堆以及潜艇推进系统等。中共用这些技术加快了其核潜艇的研发和装备。 麦大志案件之后，中共继续全力以赴地设法获取美国海军的技术机密，但谍报活动更侧重于网谍行动。2018年12月14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导《中国黑客入侵美国海军承包商》（Chinese Hackers Breach U.S. Navy Contractors）。这篇报导再次把中共窃取美国海军机密的行动放到聚光灯下。不过，这次的间谍不是人谍，而是网谍。报导提到，中共的网谍活动在2015年习近平向奥巴马承诺不再从事网谍技术窃密活动之后，稍有收敛；但从2017年起，此类活动又故态复萌，其网谍部门再度多次入侵美国海军承包公司的各种网站，盗窃先进的军事科技高度机密；在2018年6月对一家美国海军承包公司的入侵中，曾试图盗取美国海军潜艇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制造方案，这家公司承担的是位于罗德岛州的美国海军水底战争中心的委托任务。 中共对美国的威胁，除了在军事对抗、政治对抗中不断展示出来，更从它日益活跃、威胁性越来越大的网络战当中表现出来。很显然，中美冷战虽然比较明显的起点是2020年上半年中共的三项对美军事威胁行动，但中共为此早就开始的谍报战才展现出它长期以来、蓄谋已久的对美挑战意图。中美冷战里的中共比美苏冷战里的苏共准备得更早，企图心更大，更加不择手段、不讲信诺，因此也需要比应对苏共付出更多的努力。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26/n1311647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抹黑他人，也未能漂白自身 ——评中国政府发布的“2004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04年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公民缺少政治权利方面，如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并列举了中国在妇女、儿童，计划生育、司法等方面践踏人权的现象。虽然该报告也肯定了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有进步，但这个报告还是深深触怒了中国政府。几天以后，中国政府用中英文双语公布了早已准备好的“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用大量激烈的言辞指责了美国的人权状态。 中国政府这篇报告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蒙蔽国内人民，为此大量引用了美国媒体登载过的资料，意在表明：这并非我们中国政府造谣抹黑，材料源于美国本国媒体，其真实性无庸置疑。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季思也发表文章，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讨厌美国对他国的人权状态指手划脚。 中国政府实行这种转守为攻的抹黑策略已有6年，其成果就是6个“美国的人权纪录”。美国的人权状态当然可以批评，上述批评文章就是例证。但中国政府采用这一策略的心态却让人不敢恭维，有点类乎于儿童打架的心态：你打了我一拳，我一定要踢还你一脚。作为一个大国，将这种儿童心态用之于国际交往中，并不能为中国加分。 事实上，有头脑的人立刻会从中国政府写作的“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一文所引资料中发现一个事实：美国是个有新闻自由的国家，美国的新闻媒体可以“扒粪”，暴露本国的阴暗面。这些批评美国人权状态的作者与报刊，并没有因为写作或者发表这些文章而受到任何惩罚。而中国则是个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度，政府对媒体一直严加管制，规定媒体不能暴露阴暗面，只能唱主旋律，违者轻者受处分，重者关入监狱。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可以通过法律与其他管道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中国人却缺乏这种权利。 美国允许多元价值观存在，美国人民不会根据政府一篇报告就对中国的人权状态作出结论，他们还会通过别的管道了解情况。而中国人却由于意识形态教育与信息受控等原因，总体上看，其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如美国民众，因此中国政府对美国人权状态的解释可能会起一些蒙蔽作用，但也有限，因为中国人已经从毛泽东时代那种蒙昧状态中走出来。至少中国人会思考一个问题：美国既然如此黑暗，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各国人都想去定居的地方？而中国人为什么只要有机会，都想移民他国？――中国政府写作如此报告，只能说当局以自己的儿童心态推测全体中国人也处于儿童认知水平。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篇报告暴露了中国政府已经堕落到公然说谎而不知羞耻的地步。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是种表里如一的专制，如今中国领导人多少知道政治专制缺乏正义性与道德，于是就用表面上尊重人权的方式来掩盖自己践踏人权的作为。胡温执政两年多来，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竟然完全成了“领头作秀”者，比如此时此刻还未落幕的“2005年两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秀。 今年“两会”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但北京城却是军警森严壁垒，便衣满街游走，网管直接操盘，全国传媒噤声。在“两会”会场中，善于以眼泪塑造“亲民形象”的温家宝总理西装革履、气度雍容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加强信访工作，关心老百姓。而在会场外面，却是衣衫褴褛、哭告无门的上访民众被警察驱赶得鬼哭神嚎，殴打得鼻青眼肿。这景象与“两会”宣称的主题词“构建和谐社会”委实南辕北辙。政府领袖们对会场外面发生的事情假装浑然不知，领头作“亲民爱民”之秀却显得如此“情真意切”，让人看了非常寒心，用“恬不知耻”四字来形容其虚伪毫不为过。 更滑稽的是，全国人大的“人民代表”竟然有70％是政府高官，而这些代表的产生，更非民意的产物。但生活于奥威尔描绘的“动物农庄”中已有大半个世纪的众多中国人，倒也习以为常。 写至此，笔者只想说一句，中国政府与其花费大量财力组织人马编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政治谎言“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还不如深自猛省，将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让他们活得有人的尊严。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3月10日，总78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中国茉莉何时才会绽放？
何清涟 北非与中东的第四波民主化大潮还在持续发酵，一个横亘在世界及中国人心头的问题就是“茉莉花革命什么时候轮到中国？”抱有这一疑问的当然不止是中国民众，还包括中国政府。由一条推文引发的亦真亦幻的“2.20茉莉花革命”，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那用黄金浇铸的超强维稳能力，也暴露了中国政府那草木皆兵的脆弱心态。 中国与中东北非的异同 突尼斯与埃及人民要求统治者下台的理由，中国人看了相当眼熟。如果就经济状况而言，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3400美元，人民起而反抗的北非中东国家当中，只有埃及、也门两国低于中国。抗争最激烈的利比亚高达11852美元，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尼亚等国家均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中国。如果就贫富差距、政府腐败程度、失业、通胀、人民的政治权利等逐项考究，突尼斯总体状况远较中国为佳；埃及在失业、通胀、政府腐败程度方面比突尼斯严重，但却比中国相对缓和。从民众的政治空间来看，这两国都属于开明专制国家，多年前就开始实行多党制并放松新闻管制，允许民间组织 与外国 NGO活动。正是这些举措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为社会留下了一些空间，导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培育了民众的自组织能力。 在政治权力执掌方式上，突、埃与中国有较大差异。突尼斯、埃及两国是一党独大，在野党的活动能量有限，有形式上的选举但被最高统治者操纵，本.阿里统治了23年之久；穆巴拉克在总统宝座上一坐长达30年，还有将总统大位传给儿子的打算。中国是一党专制，但最高统治者实行了代际更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即权力分享）的独裁体制；相比较而言，中国这种权力共享的模式，使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低于权力独占型的突尼斯与埃及。 中国目前没有爆发全局性的社会反抗，不是社会矛盾少于这些国家。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投入了大量财力用于维稳，“维稳”已经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词，成了各级政府仅次于GDP绩效的紧箍咒。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还缺什么？ 目前，从中东北非的局势来看，这些国家的政治前景尚不明朗，无法判断那里的“茉莉花革命”究竟是将这些国家导向民主自由之途，还是象伊朗那样，民主化只是为伊斯兰原教旨势力做了嫁衣？但这些革命却给中国带来双重影响，既让政府充满了危机感，也让人民增强了通过抗争改变社会制度的信心。 中国至今没有爆发革命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不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尖锐。在埃及与突尼斯成为大规模抗议活动导火线的民众自焚、自杀事件，在中国早已发生数十起，成为司空见惯之悲剧。只是因为中国政府防范十分严密，往往能够做到“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为了做了这点，中国政府可谓不惜工本。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还未公布，但从2009年维稳费用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可见其投入之大：*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477亿元，维稳费用为5140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5%。试问还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维稳投入？ 这次北非中东革命发生后，军队的中立改变了独裁者与民众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这方面，中国民众确实没有突埃两国人民那么幸运。自1989年以后，中国当局认识到，为了 “有效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突发事件”，需要“增强对内维稳能力”，逐年增加建设“内卫力量”的投入。目前中国由警察、武警组成的防暴部队的装备堪称世界一流，对付数万人的“骚乱”无须出动军队。从军队所受思想规训及其腐败程度来说，军官们在对政府维稳能力有信心之时，能够做出“六四”时期徐勤先将军那种选择的人不多。但真到了利比亚这种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善于逐利的军官们也会见风转舵，不做制度的殉葬品。 至于中国民众的反抗意志、能力，近5年以来每年逾十万起的反抗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并非所有的民众都麻木到丧失了反抗意志，而是缺乏反抗能力。其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力量之间的极不对称，十余年前，湖南农民领袖倪明在《时势论》中就说过，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非农民们没有反抗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二是中国政府完全剥夺了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中国农村的反抗者的集结主要依靠血缘与地缘关系，以及共同的利益，如失去土地、环境污染、村委会干部的贪污腐败。但城市里的拆迁户几乎就只能独自与政府与地产商的联盟对抗。这次2.20茉莉花革命只是一场在网上的动员，但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还是有不少人亲至集会点“围观”，其中不少人随时准备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 中国共产党集30年地下工作之经验与60多年执政经验于一身，所有它自己当年用过的方法已经被它堵绝，但2..20茉莉花革命却让中共这“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网络时代发动“革命”，具有散而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虽无组织实体却又有行动能力，看似没有领袖却能形成广泛呼应等特点。2.20茉莉花革命的消息于17日在推特上流传开后，北京当局面临如此尴尬之境：若置若罔闻，则无影无形的挑战就会迅速凝聚成气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说不定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以如临大敌的姿态应对，便会形成20日这天 出动大量警察、便衣与无影无形的集会人群对峙之滑稽场面，暴露出政府的心虚气短。 可以说，以今天中国之政局与社会紧张程度，再加上中国政府过度迷恋暴力维稳，发生任何变故均有可能。 （原载BBC，2011年2月2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1/02/110224\cr\jasmine.shtml） 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68477亿 赤字7397亿元 http://news.163.com/10/0205/16/5UP985KV000120GU.html 维稳费用为5140亿元，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维稳‘新思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南方周末》2010年4月14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853）。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反服贸：台湾人的自我拯救 ——兼论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启示
何清涟 自从马英九政府执政以来，台湾的国府所作所为就越来越象港府——北京的政治代理人，台湾媒体被中资明目张担地渗透，经济上的空心化日益严重，国民党对北京的依附成了该党的政治资本。因此之故，北京已经将“统一”看作指日可竟之功。北京推出《两岸服贸协议》（以下简称为《服贸协议》）的目的，就是打算为中台一体化铺上最后一块铺路石，没想到这一桶滚水倒进去，将温水里的一些青蛙烫得猛跳起来，开始自救了。 台湾学者剖析《服贸协议》陈明利弊 台湾反服贸并非即兴而起的一场街头运动，更非中国官媒宣称的青年们赶时尚。它是台湾学界、学生、市民等多重叠合的利益诉求，其中隐含的最重大目标乃是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对持续多年的“红色渗透”，台湾学界及民间社会早有感觉，无奈蓝绿之争早已经让台湾的民主政治处于半瘫痪状态。这次以服贸为引爆点，乃因台湾人民感到再不行动，台湾将步香港后尘，民主制度难以保全。 大陆官媒宣传说《服贸协议》是中台双赢，台湾反对者因为不懂，故尔盲目反对，并被台独势力所利用。但这次他们所说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台湾民众并不相信那些说法，比如说“一旦通过《服贸协议》，台湾的产业就会全部倒闭”之类的。最开始，台湾民众主要的反应是“政府在《服贸协议》上沟通不足”、“官员说明时术语太多、越听越迷糊”。 从专业角度讲，《服贸协议》乃北京有备而来，准备了很长时间，涉及几十个产业，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对两岸的相关产业及政策做详细研究，确实无法指陈利弊。正是台湾大学几位学者的努力，台湾民众才能了解《服贸协议》对台湾造成的实际伤害。 为了解析《服贸协议》，以台大郑裕玲、张锦华等几位教授不惮劳烦，逐条解析。经过数月努力，终于写成《两岸服贸协议对我国的冲击分析》，为本次反服贸提供了专业分析。 中国的政治反对者（包括维权者）当中，有些人因自身文化不高，出现反智倾向。在对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不甚了了的情况下，经常极度夸大街头活动的意义，鼓吹“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奚落辱骂“公知”为乐。本次台湾反服贸运动，至少应该让这些人懂得一点，现代社会并非农民起义时代，长矛大刀一举，砍人头就算革命，“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行不通的。 民主社会成长的青年易于组织 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感缘于对蓝绿党争的厌倦。但他们成长于民主社会中，其社会化过程使得他们具有清晰的权利意识。如果说在大陆动员学生参加社会运动，还得经过一番反洗脑，才能让学生们摆脱“民主不能当饭吃”的“动物农庄意识”。台湾青年学子知道捍卫权利必须通过社会参与，因而投入到反服贸运动中来。一旦投入，他们这代人又能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迅捷传播并组织各种活动，效率很高。例如他们搜集各种信息，做成《服贸协定非懒人读本》，里面附有《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全文》与附件，另外还列有关于自由贸易重要性的普及版，在《关于中国因素》一栏，还列了六篇文章，特别解读各种中国因素是否会发生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不懂服贸协议的人来说，关于程序暇疵（五点）、关于产业影响（六点）、世代差异与冲突、“服贸之后，我们该做的事”，都具有指导参考意义。 反服贸还产生了一个“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组织开办了“反黑箱服贸街头民主教室”，进行反服贸常识普及活动；Face Book 上开设了一个反黑箱服贸协议社区community，随时发布各种信息。与马英九政府的官方解释相比，反对者以浅显易懂的网文、图表、漫画、视频等，在《服贸协议》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上占了上风。他们在网站上专门列出全台湾立委名单及电话，动员台湾民众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给立委打电话，表明反服贸的态度。 国民党除了努力将反服贸拉向蓝绿党争之外，最尴尬的是无法解释马英九政府为何要尽快通过《服贸协议》。一位美国华人发推说，“电视上看见马英九总统说，如果服贸协定被否决，‘人家会说我们不守信用。’这个‘人家’是谁？大家都知道。国共谈判吃了这么多亏，还怕‘人家’不信任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电视上直播，不敢想象他会用如此直白的语言。难怪他的支持率低到被冠以‘九趴总统’的称号。” 反服贸于台港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马英九政府对北京的叩头路线，两岸统一之势渐成。台湾青年一代在享受前辈艰苦奋斗争取来的民主自由之时，并不知道因为与大陆的种种羁绊，守护民主自由并不容易。是服贸协议这桶滚水烫醒了他们，使他们开始行动起来，行使公民权利，守护台湾。 这次反服贸在香港引起很强烈的反响。民主人士李怡用他的方式提醒台湾人，“香港曾经是台湾人殷羡的榜样，今天沦为台湾人的前车之鉴，除了中共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之外，最关键的是许多港人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园，只管赚钱或捞取政治经济利益，未必愿为公义牺牲经济利益”。有一张在网上广泛流传的照片，画面是一位戴眼镜的香港青年在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书“我是香港人，请踩在我们的尸体上，想想台湾的路。”与此同时，香港人发动了“守护民主，抗拒黑箱：香港人力挺台湾反服貿”的活动，支持台湾反服贸。 反服贸在中国大陆引起的认知分裂 如同所有反对运动一样，台湾反服贸在中国大陆的网友当中，同样引起严重分裂。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如香港文汇网在微博上说，“反服贸成了台湾年轻人的‘时尚’”，努力贬低参与者的觉悟与政治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则称服贸给了台湾多少让利，希望反对者“请先做好功课再说”，还在《变质学生运动折射台政治困境》中称，“两岸服贸协议本是两岸双赢的经济协议，如果迟迟不能生效，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诸多后续谈判都会受到负面影响。面对时不我待的发展机遇，台湾经济却一再被民粹政治拖了后腿，这既是台湾经济的困境，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悲哀”。还有人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看作是大陆给台湾的好处。 上述言论得到不少平时还算清醒的公知附和。中国网友大都对台湾同胞的“忘恩负义”表达愤怒与不满，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给了你们那么多好处，你们还不知足，搞什么反服贸”——这一思维的误区根源在于：认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即使是人的自由、尊严、权利等等，也都可以在“给了钱”之后逼人让渡。中国政府在维稳中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这种思维主导下的社会，很难真正理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尽管大陆删帖非常厉害，还是有一些不同声音能传进去，我写的那篇《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块铺路石》，就被大陆网友多方流传。在某网站微博上被人转发后，一天之内转发逾8万多，但旋即被封杀。从回帖者的言论看来，当人们明白台湾人为何要反服贸之后，大多持支持态度。尽管这些人从未到过台湾，但他们却缘于一种朴素心理，中共在大陆的专制统治缺乏人性，台湾同胞不应该受这种苦。在他们心目中，台湾民主制的建立，不仅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还以其存在粉碎了“华人社会不适宜民主制”的谬说。 网络时代封堵不住资讯，我相信台湾反服贸给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无论是组织手段还是传播手段、尽可能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等方面，台湾反服贸都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7期 ，2014年3月21日—4月3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906）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暂缓香港冲突 北京有何政治考量？
何清涟 香港局势终于有了缓和迹象，6月12日与13日这两天，中共自家人搭了两架“梯子”，让北京与港府分别下了台阶。 让北京与港府下台阶的两架“梯子” 第一架梯子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搭的。6月12日刘大使接受英国BBC访问时明确表示：“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此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的”。近年来每有大事发生，这位刘大使总是适时在英国主流媒体发表文章或者接受采访，表达“个人观点”。比如2018年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前夕，英国《名流》杂志刊登刘晓明大使题为《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的署名文章；2019年5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刘大使署名文章《美国退出 是错误的决定》，等等。世人皆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外交官，由于身份所系，通常不能公开发表私人看法。鉴于通例，我读刘大使的文章，基本不考虑他说的是否正确，而是将他的文章当作中国政府态度的风向标来观看。因此刘大使接受BBC的采访，重点不在于他为香港政府的镇压辩护，而在于“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明示这麻烦是香港政府自个折腾出来的，与中央政府无关。 第二架梯子是港府自己搭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于6月13日接受《Now新闻台》专访，强调港府高层没有参与将金钟冲突定性为暴动及开枪发射橡胶子弹的决定，指称是警方按现场情况决定的。这话半真半假，假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明明将金钟冲突定性为“暴动”，张建宗却硬说港府高层没参与，将林郑特首排除在港府高层之外；半真在于：警方受谁指挥还真说不清，因为驻港部队就在深圳，官兵有个日常功课学粤语，穿上香港警服过来也挺方便。网上关于警号是假的也有信息。一个叫做“HK-妮珂（新号）@Hk60740379Hk”的推号发表了不少带有图片与视频的此类信息。 梯子搭好后，下台阶就方便了。张建宗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会撤回、推迟表决或延长审议条例时，重申不会撤回条例，审议时间由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决定，政府会予以尊重——梁君彦当然不会在近日内重审，不是已经明说了不是中央指示么？官至立法会主席，这点眼水还是有的。 习近平作为中共当家人的通盘考量 面对香港局势，习近平有他的一番利害考量，因为下香港这盘棋，还得考虑台湾、美国这些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外界比较乐意夸大习的蛮狠，《纽约时报》就用《又杠又横的习大大》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过他。但一个在长达20多年的政治长跑中获胜、并成功翦除了党政军内一大堆反对势力的人，仅仅只靠“又杠又横”是无法达成这些目标的。言归正传，下面讨论习近平在香港反送中一事上的处置——尽管刘大使声明香港事情是香港自作主张，但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关于香港、台湾的任何举动，不是中南海主人，做不了主。作为中共当家人，习近平的考量包括以下几点： 一、不能破坏台湾自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的“大好形势”。 蔡英文总统近几年的执政，确实引发台湾各方面不满，终于导致2018年台湾出现了最大的“政党”——惩罚民进党。就连在党内，蔡英文竞选总统连任也遇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就在这时，天上掉下一个韩国瑜，中共当然要扶植，韩国瑜也很识相地接受了扶持，前一向韩国瑜那场有40万人参与的选举造势活动，形势看起来极有利于中共扶植一个亲北京的台湾政权。 就在台湾亲中势力之外的所有人士忧心忡忡之时，香港政府对反送中示威者采取具有杀伤力的镇压，又象当年占中时期一样警示了台湾人：不能让台湾变成香港第二。于是香港反送中示威产生了第一项成果，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于6月13日公布总统初选民调结果，蔡英文总统以8个百分点胜出，代表民进党参加2020总统大选。就连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也承认：“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就在香港人民勇敢地行使他们的权力及使命，为了下一代香港人不用再有这样的负担，同样这一天，民进党经过漫长、相当波折的总统初选，终于产生了候选人“。 二、必须考虑美国的制裁。 这次美国对香港的谴责来得不那么快，西方媒体对此曾颇有微辞。6月12日在白宫被记者问到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时，川普总统表示：“那真的是很大的示威。那真的是一百万人……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示威。”在记者的追问之下，川普只回答了：“我希望对中国和香港来说，所有事情都能解决。我相信都会解决的。” 尽管当时不少人指责特朗普不关心人权，但我觉得，以川普的精明，“一百万游行人数”让他看到了习近平的困境，他应该是在等待机会，对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制裁。 美国前一向就在讨论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地位，遇到不少阻力与来自香港的游说，这次香港政府在镇压反送中示威中的暴力行为，终于让这一提案通过水到渠成。6月13日，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重新提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该法案将提高评判香港是否享有充分自治的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将制裁侵权官员。这一提议的法理依据来自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该法案规定，在香港主权1997年由英国移交中国后，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地位，给了中国大陆对外贸易进出口极大的方便，过去多年来，中国产品遇到质量上的麻烦或者别的关税障碍时，包括中美贸易战期间，绕道香港出口美国几乎是不宣之秘。如今中美贸易战还是未了之局，美国这一制裁，让北京雪上加霜。 中国一直称香港事务是内政，外国不能干预。但香港问题确实不是中国内政，一是香港的历史决定了这点，《中英联合声明》的效力犹在；二是《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关税特别区待遇，中国既然享受了待遇，就得接受人家监管，过去美国没监管，是人家没认真想过要监管，如今情况变化，人家要提出这事儿，北京还真没法子。 三、习近平必须考虑香港政府暴力升级之后，自己会陷入何种境地。这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非常卖力，既将金钟示威说成暴乱，还让港警暴力镇压——据说港警一天之内发射了150发催泪弹、20发布袋弹、数发橡胶子弹等低杀伤力武器，远比占中时期要暴力。如果暴力再升级，真弄出个香港版六四屠杀，习近平其实兜不住。30年前那场屠杀，邓小平虽然兜住了，不仅改革功业攒下的名声付诸流水，还背上骂名、恶名，被称作“六四屠夫”。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既无邓参与中共建政之勋，又无倡导改革之功，更无邓之魄力与手腕，在国际自由港香港弄出一场六四事件，加上如今外忧内患，实在难以镇住。 香港的抗争再次告诉世人：自由不是免费的。台湾与民进党曾面临两次危机，都因香港人反抗北京暴政警示了台湾人，让他们认识到台湾不应该沦入北京的政治代理人之手，危机终得暂时化解。但历史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台湾与民进党机会，善用这次香港反送中带来的政治转机，承认执政的失误并承诺今后切实改善民生，才是取胜之道。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6月1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5324）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国土整治需要有“道德律令”
中国的污染已成了人尽皆知却不得其详的“国家机密”。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一篇“‘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 将国土整治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沿着这篇报道的相关信息翻查下去，我看到了一连串令人崩溃的信息。 一、土地污染总体状况属于“国家机密” “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讲述了一个故事：2006年夏天，《全国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总体方案》层层传达到各地环境监测站，要求监测人员利用GPS指引，严格按照4×4平方公里的网格化方式采样。这场历时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却秘而不宣。参与调查的专家因为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透露有关此次调查的情况。还有官员干脆解释：环境数据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土壤的问题不仅是土壤，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在官方的沉默中，一些专家率先发声。有些专家认为这次“大规模、粗比例尺”的调查过于粗疏，未能真实反映国内土地污染情况，实际情况比这份报告所述要严重得多。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公开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比国家环保总署公布的1.5亿亩多了整整一倍。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与矿山开采冶炼区，约有70%的土地受到污染。 以上污染数据说明中国国土整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中国的“毒地净化”行业还处于蛮荒时代 所谓“毒地”，是各国工业化时代留下的“遗产”。在美国有一个专用名称，叫“棕色地块”（Brownfield Site），意指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此需要经过净化处理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美国关于“棕色地块”概念的法律界定，始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CERCLA）。根据该法案，棕色地块是一些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因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害和危险物的污染而影响到它们的重新利用。40多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 各相关城市社区和NGO积极配合，整治棕色地块很有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待以后另行文介绍。 美国及西方国家修复棕色地块的现成经验，基本不在中国视野之内。据报道，中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源于北京三名工人中毒事件。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2006年武汉某小区发生住户中毒事件，苏州市发生建筑工人中毒事件，经调查，才知道这些地块原是化工厂旧址。自此之后，“毒地修复”才开始进入中国的环保议程，小范围试行。仅武汉在最近两年就出现过三起较为严重的毒土地事件，北京、广州、湖南等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在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所述，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有些场地污染浓度已超过有关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近年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原来地处城市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搬迁，留下的厂址虽然高度污染，但却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被开发成住宅小区。 可以说，“棕色地块”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噩梦，只是中国百姓毫无知情权，没有人知道自己居住的小区的相关历史资料。 北京当局到底还是个政府，不是黑社会。由于土地污染情况日益严重，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终于也想到要“整治国土”了。近些年，从矿区环境修复开始，到农村环境修复与城市房地产用地的“净化处理”。按照环保部《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其余由地方自筹——虽然严重不足，但总算开了一个头。 三、毒地修复成了“黑匣子” “毒地修复”这一专业工程，在美国要历经若干专业程序与十几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在中国却以“短平快”的方式敷衍完成。各地政府表面上也奉行“先治理，再出让”模式，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真正的问题出在发包者与承包者的关系上：土壤修复的“买单”者是地方政府，承接项目者多为政府属下环境科学院开办的公司。一些环科院不仅承担了前期的调查评估，甚至还在从事后期的工程承包，变成了环境修复公司，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中，毒地修复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条新兴的利益链条。 由于官方坚持环境数据事关“国家安全”，“毒地修复”这个新产业从诞生之日开始，其活动就处于隐蔽状态，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直到2012年2月21日“毒地修复”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知这个新兴产业，不仅项目遍布全国，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由于是根巨大的利益链条，各种各样的利益攀附者不愿意张扬；再加上污染场地的数据与真实污染状况有距离而引致的成本问题，毒地修复成了一个“黑匣子”。土壤修复从业者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一个污染场地如同一个黑匣子，在打开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场地真实的污染情况，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金修复。因此，中国污染地块的修复，从风险评价结果、修复目标、修复进度，到环境监控信息等所有信息，一律不向公众公开——在美国，这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基本信息。 于是，“毒地修复”在中国成了这样的状态：本该挖地五至七米的变成一、两米；有毒的土壤未经处理拉走，将污染转移至别处。由于要快速，于是罔顾专业程序，导致修复成本成百倍地上升；没有真正的监管，修复工程敷衍了事。于是这个毒地修复行业实际上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南方周末》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说明，搬迁工厂遗留下的大量棕色地块未经“清毒”，已被建成经适房、商品房和公共设施，留下无穷后患。许多中国人花一辈子的积蓄买的就是一套毒房子。 以往，由于政府严重不作为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高度污染，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我曾多次说过，中国的国土安全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今好不容易开始的“国土整治”，一定要看作中国人自救的重要国策。政府官员不要将这个行业当作新兴的寻租空间，企业需要“流淌道德血液”，高度自律，否则没人救得了中国，救得了中国人。须知国土再继续沦陷成污染之地，上层与富豪固然可以逃离，但广大底层与中产者却无处可逃。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poison-land/）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习近平力搬“新三座大山”房产与教育搬了个寂寞
何清涟 从7月开始据称为期一年的医疗腐败诊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压迫多年的中国公众本应叫好，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国内网络因为受控于官方，海外中文网络却出现了为受惩治者抱不平的声音。作为关注中国腐败治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是种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习近平整治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情况，这样便于理解整治医疗腐败的现状。 反腐：官媒叫好，民间与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说过，中国三大行业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无可救赎： 一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被赋予维护社会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体（民间称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塑造人类灵魂”（得名“眼镜蛇”）；三是医疗行业，这个行业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医护人员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国的法律共同体腐败，从法院一系来看，已经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贪腐受贿案（2009年黄松有案、2017年奚晓明案、2022年沈德咏案）作为本时代法官腐败的铁证。这个共同体腐败难以惩治，原因在于权力太大，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舆论监督太空，纪委监督太晚”。医疗、教育两大行业则早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当中的两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看起来一样的负面评价，内里原因却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产意在抑房价，百姓痛惜家庭财富缩水 大概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将执政主题调整为解决民生，整治给老百姓带来沉重压力的“新三座大山”，先从房地产入手。 房价收入比证明中国的房价确实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中国平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已上升至9.1。据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报告，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六倍。许多城市家庭因购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于此，习近平发话：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过打击炒房让房地产市场降温并降价，让人们买得起房子。 但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相当高，抑制房价就伤害到房屋拥有者的家庭财富帐面资产。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96%。德邦证券2022年7月报告《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中称，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 73.8%；任泽平团队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这三组数据均高于全球主要大国，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堪称全球第一。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的数据，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为61.9%，加拿大为66.5%，英国为64.2%，法国为64.9%。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1%。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其实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这种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住户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压抑炒房，必然压抑需求，导致房价下降。这一来，必将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满，因为据2017-2021的历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帐面资产缩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买房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居住，其次是为了保值，更何况许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个钱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买上的，一旦房产贬值，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 以上就是习近平近年针对第一座大山——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导致中国人严重不满的原因。毕竟，在市场萧条期买房的是少数人，他们也不见得感谢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不会因整治这个市场而消失。 至迟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又开始专注发展房地产，为振兴房地产经济鼓与呼的文章时常见于媒体。 整肃教辅系统，最后整出了地下市场 中国教育这30年当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其中教育供给远远跟不上教育需求的变化。一二三线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长期倾斜投入养成的少数优质公立学校，大城市与省会城市一般也有优质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生源质量。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会投入大量金钱，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这就导致课外教辅事业非常发达。其结果就是有势力有钱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学校内外几乎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习近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于2021年开始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公办与私立学校同招，实际上是禁止私立学校提前招生“掐尖”）。实行两年后，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各地的优质民办中学，因为新政策下，这些学校不得以任何考试为依据招生，原则上也不能跨区招生，实际意味着不能再公然争夺优质生源了。 这个“就近入学、公民同招”确实有利于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华文化中，就算社会精英们有意见，但对这条教育改革，还真没法多批评。但清华、北大、复旦等优质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规教育之外，家庭竞争还体现在按钱提供质量的教辅上。上海消费者保护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岁孩子的家庭中，78.4%参加过课外辅导，只是按质论价，根据费用多寡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辅。习近平治下教辅行业遭遇团灭，这就是无视社会需求分层需要，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国，也是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学校保证教育公平，私立学校保证质量。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基于上述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宣称整顿教辅行业的目的一是为家庭减轻负担，为过度疲劳的学生和面对辅导费用的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遏制这个规模曾高达1000亿美元教育行业中被认为的“资本无序扩张”，但在社会上升管道依旧的状态下，无法扼止对教辅的需求。结果适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终须矫正。教辅行业虽然受到打击，但庞大需求仍然存在，据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国教辅行业整顿效果存疑 地下辅导班费用水涨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这篇报道中所言，通过对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几位家长的采访发现，许多家庭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增加了，面对面辅导课现在的开销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开始以来，今年这个暑假是中国取消防疫措施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急切想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的家长们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制度还在，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减负。 在习近平为中国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战斗中，对前两座大山——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整治，最后整了一个寂寞。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8月1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1720231700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中共好战的历史与现状
程晓农 过去两个月来，中共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与美军的海上对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美冷战和双方海军的演习不断升级。中共的好战是一时判断错误，还是其传统的延续？中共对美国的核威胁是真是假？这是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之后，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美军的大规模军力展示和当局的军费压缩行动 去年上半年以来，中共通过一系列对美国的核威胁行动，点燃了中美冷战。面对这种复杂而危险的局势，国际上出现了两种简单化的认识。一种认为，拜登当局不愿增加军费、扩军备战，中共就可能为所欲为；另一种则认为，美军枕戈待旦，其它受中共威胁的国家可以高枕无忧。这两种看法都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美军确实在努力展现对中共的威慑力量，而拜登当局却设法遏制美军的这种努力。 今年以来美军对中共的备战和防范型威慑不断加强，美国海军已将现有的航母舰队和两栖打击群绝大多数都调往东亚地区，来增加这一地区的防卫力量。最近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用3个月的时间，先在南海与从中东地区调来的尼米兹号航母编队共同演习；然后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北上巴士海峡，再沿菲律宾以东海域一路南下，驶到南半球印度尼西亚的南部海域，威慑在那一带为中共核潜艇测量航道的船只；最后从印尼西部的印度洋海区穿过马六甲海峡，走了一个360度的大圆圈航程，重回南海，再与从中东调来的马金岛两栖打击群联合演习，震慑中共海军在南海国际水域大规模造岛建海军基地的行动。这种针对一个挑起冷战的核大国的军力展示，是二战以后从未有过的，比美苏冷战时期双方的海军对峙规模更大。由此可见，美国军方对当前中美冷战状态下中共的军事威胁是何等警惕。 但另一方面，行政当局对军方的这种努力不但不以实际行动加以鼓励，反而设法“拖后腿”。美国海军官网4月9日报导，美国军方提出的下一财政年度所需要的军费预算是7,530亿，但拜登当局提交给国会的国防部军事预算只有7,150亿美元，比目前财政年度的实际军费支出7,316亿减少2.3%；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幅度，下一年度的军费缩减幅度实际上将达到5%以上。再考虑到民主党控制的联邦众议院可能进一步削减行政当局提交的国防预算，而拜登当局正在大手笔地为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花巨额支出，就可以发现，当局并非缺钱缺到不顾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砍军费的程度。军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民主党及拜登当局对中共的绥靖企图十分明显。 二、台海危机国际化 南海只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方面，中美冷战之下，台湾首当其冲。那台湾所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有多严重？ 今年3月台湾的国际战略学会与国际研究学会发布了一个民调。此民调显示，63%的民众认为，中国不会攻打台湾。这个民调无疑是有缺陷的，它应该把对应答者提出的问题分成两个，即中共想不想攻台，和中共会不会攻台。很显然，动机愿望与现实可能性是两回事，公众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肯定会有差别。中共会不会攻台，不取决于它想不想，而取决于它能不能。 中共是否想攻台，看它的战备和军事威胁就一清二楚了。当它出动航母编队到台湾东部摆出一个包围台湾的姿态，当它在福建不断增强军力的时候，就可以明确地作出判断，那都是武力威胁台湾的动作。如果它判断武力准备之后，攻击台湾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它的下一步就可能进入实战准备了。但今天的台海危机已经不再是两岸关系问题了。中共去年上半年对美国的三项核威胁行动点燃了中美冷战，对美国来说，美苏冷战结束后30年里，印太地区的和平局面已经被中共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完全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危机不再是两岸之间的问题，而且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厉害相关。可以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台湾进入了同命共险的命运共同体。 从军事层面讲，中共一旦控制台湾，美军就无法再有效防卫第一岛链，而只能退守第二、第三岛链，那样就无法有效遏制中共利用核潜艇在中太平洋或东太平洋海域威胁美国的战略企图。从经济层面来讲，一旦台湾被中共控制，整个东亚地区都可能陷入中共的军事包围之中，而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东亚地区被中共管控，全球经济都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所以，不光是美军现在明确表示，要帮助中华民国维护安全，日本也看到了这一点，菅义伟首相访美，其重要目的就是与美国沟通协作，来协防台湾。因为一旦台湾被攻克，日本就陷入了严重困境，日本现在也和台湾、美国一样，成了同命共险的命运共同体。 正是台海危机的国际化，反而让多数台湾民众发现，台湾的安全得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国际保护，上述民调中61.1%的受访者人认为，美国会对台湾加以防卫并帮忙。 三、中共的侵略传统 中共从来就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政权；相反，它实际上一直想用武力来实现其国际野心。这种野心不只是对付台湾，它认为占领台湾是“内政”，不是国际目标；它的国际野心是像苏联那样，把其它国家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共参与的对外侵略活动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中共军队直接进入外国，参与他国内战，比如朝鲜战争；第二种是使用所有手段去武装、供应其它国家的代理人军队发动该国内战，比如越南战争；第三种是直接与邻国交战，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越战争。 中共建立政权之前就开始介入周边国家的内战，其目的是扶持亲中共势力，扩大中共的势力范围，这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共建国后先在越南策动独立战争，60年代又推动了越南内战。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内战这两场导致美军介入的战争之外，中共还和印度、苏联、越南爆发过边境战争，也大规模炮击过金门岛。可以说，对中国的周边邻国来说，一个共产党极权政权从来是好战的，亚洲现代史上，除了发动二战的大日本帝国那样的法西斯政权，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对周边国家的侵略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反复发生。 中共在朝鲜战争中不只是出动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作战，而且在朝鲜内战爆发前一年就提前派出中共军队，作为北朝鲜发动南侵战争的主力。没有中共为北朝鲜提供具有实战经验的步兵主力，北朝鲜根本没有大规模地面战争的作战能力，当时北朝鲜自己的步兵从无实战经历，也没有战术和战斗方面的战场操练。中共出动步兵到北朝鲜，帮助北朝鲜准备内战，发生在1949年，距离朝鲜战争爆发还有一年。 我曾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0年夏季号发表过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徐泽荣的论文，标题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他在文中介绍，林彪的四野1949年夏天从南下作战的部队中抽调了3个师又2个团（番号是156师、164师、166师），全员满装进入朝鲜，编入北朝鲜军队，占北朝鲜军队人数的46.5%。北朝鲜靠这些中共军队，1年后发动了朝鲜战争。 1949年斯大林给毛泽东划过地盘：越南离苏联太远，苏共不熟悉，而越共历史上和中共密切，所以印支半岛就划给老毛经营。二战结束后法国恢复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共建国后，1950年7月上旬二野名将陈赓以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指挥经过中国整训的越共军队打击法军。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各种枪支11万6千支，各种大炮4,630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共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23个支队，共95个团另83个营，总计32万余人，最多的时候一年达17万人。中共的强力支持使越共击败了法军，占领了北越。 四、越南战争的中国角色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越南战争，其实完全是中共策动的。当时南越的越南共和国并不想进攻北越，但毛泽东却想让越共占领南越，为此使用了中国的倾国之力，武装和供应越共部队，与援助南越的美军打了一场震动世界的越南战争。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想当国际上共产党国家的精神领袖，为此就要和莫斯科在共产党政权与民主国家的国际战略上一较高下。当时苏共提出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对外战略；而毛泽东就偏要在越南制造代理人战争，以此证明他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可以用到世界各国，这样来压倒莫斯科。于是，印度支那半岛就被老毛变成了第二个朝鲜半岛。 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后秘密撰写的回忆录写道：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能肯定。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亚洲，然后是别的国家。他的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使我打了寒颤。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我说：“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就愈多。”而毛泽东却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但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 毛泽东在中国三年大饥荒之时，罄尽国力发动了越南战争，之后又把美国和苏联拉进了这场代理人战争。这场越南战争完全是中共发动和支撑的，没有中共提供军火及其它巨额援助，越共根本无力持续战斗。美军是中共发动越南战争后才被动介入的。1964年7月老毛对北越大使说：“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中共对北越的军事援助和部队训练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于是北越军队奉命发动了越南内战；中共的援助到1964年12月升级到了顶点，那时中共与越共签订了军事协议，中共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北越，代替北越军队承担其国防，让北越军队全力投入在南越的作战。 1968年越共在南越投入了大部分主力部队，却被美军打垮，越共不得不与美国在巴黎举行双边会谈。据越共总书记黎笋回忆：中共施加压力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当时越共军队在军火、后勤等方面由中共全力供应，北越的防空则由中共和苏联承担。据中共官方数据，为了这场越南战争，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了巨额数量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包括飞机179架，舰船145艘，坦克、装甲车、履带牵引车1,044辆，汽车16,333辆，火炮37,500余门，枪支216万余支（挺），炮弹13亿发，压缩干粮、副食品15.3万余吨，以及大量工兵、通信、防化器材、装备零件、军需被装及其它物，总价值达200亿美元。 由于美国1971年开始和中共接触，老毛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威胁，投入了美国的怀抱，于是越南战争以美军撤出收场，越共占领了南越。老毛与“帝国主义头子”谈上了“恋爱”，结果是撕碎了老毛的“世界革命”理论，这套毛式说法成了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笑柄；而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极左派心目中，毛泽东则从“世界革命”的“大英雄”变成了大叛徒。中国民众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为越南提供巨额援助，最后越南与中国反而变成了冤家。因为中共把越共视为手中的“木偶”，要放出去才放，要收回来就收；而越共头子的心思和被斯大林打压的老毛一样，所以越共不但没因为中共援助他们占领南越而感谢中共，反而对中共让他们当炮灰打美军，又掉过头来和美国勾结充满恨意。所以越共后来就和中共翻脸，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爆发了中越战争。 五、中共对美国的核威胁是真是假？ 今年2月3日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Charles Richard）在美国海军的权威杂志Proceedings的2月号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领导人要设法阻吓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包括正视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他表示，美国与中国爆发核战争存在真实可能，中国已开始以冷战高峰期以来从未见过的方式积极挑战国际规范。理查德认为，如果美国官员放任不管，中国最近的行动将增加大国危机或冲突的风险。 美军战略司令部是负责冷战状态下对敌国实行核威慑的机构。它是美军一体化司令部（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负责空间作战、信息作战、导弹防御、情报侦察监视、全球打击、战略威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领域。它组建于1992年，继承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并在2002年合并了美国太空司令部。查尔斯·理查德将军指挥的这个机构负责整合和协调指挥及控制能力，为总统、国防部长提供最准确和及时的信息。由于他的机构将美国传统的核指挥和控制任务与空间任务、全球打击、全球导弹防御、全球指挥、控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相结合，所以，关于中共是否会动用核武器，民主国家里谁也不可能比他获得更多、更准确的资讯；也只有他知道，如果中共可能动用核武器，美国要如何防范。现在他发出上述警告，可见情势不容乐观。 美国军方权威机构的警告说明，中共的核潜艇活动已经让美军感到，那不是常规的演习，而是有备战甚至作战演练，也就是为动用潜艇发射核导弹做准备。这种核威胁行动，中共不会报导，美军也不会报导；然而，没有报导，并不等于平安无事。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这样的核大战指挥员不会轻而易举地信口开河；既然他开口说了，就意味着美国军方掌握了确切的情报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在美国军方高层是有共识的，若军方高层对此有意见分歧，显然这位司令是不能这样写到文章里公开发表的。 这篇文章本身也是对中共军方的最严厉警告。中美冷战状态下，美国不会主动发起对中共的核攻击，但美国不会对中共的核潜艇反复试图进入中太平洋、用核导弹威胁美国的行动和计划熟视无睹，一定会采取一系列防范监控措施，而这些防范监控措施必然引起中美两国海军的潜艇和反潜飞机的反复较量。 原载：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1/n1289610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郑义：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严重失实（上）
刘宾雁先生辞世以来，我一直沉浸在悲痛和长久的思索中。尸骨未寒，曹长青先生便在《开放》2006年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刘宾雁持基本否定的大文《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初读下来，感觉他塑造了另一位刘宾雁，引起了我的兴趣。未几，发现曹文影响深广，还有人称读毕豁然开朗云云，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却不料曹文经不起认真，失实处比比皆是。下文系本人阅读心得，就教于曹长青先生并读者。 ●曹长青不应拼接改写直接引文 曹文说∶“而以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为代表的这类作品，基本是报导和文学不分，事实、引言不给出处的地方占据绝大部份，然后和作者的主观描述、感叹、感慨、评论掺杂在一起。例如他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写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王守信贪污案。开篇作者就评论说，王守信‘名声不好，是个破鞋’，后来就描述王在那些男性主管面前，‘裤子都脱下一半了，那种亲昵劲儿，对于年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 在《人妖之间》全文中，“裤子都脱下一半了，那种亲昵劲儿......”这句直接引文是没有的。是曹加工出来的。刘的原文是∶“况且这个女人浑身那股乡土味，那股粗俗、真挚(裤子都脱下一半了！) 和亲昵劲儿，对于年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 按照规矩，直接引语必须直接从原文中截取，引者不得加以拼接、改写。曹文的改写是∶把“(裤子都脱下一半了！)”的括弧去掉，把“和亲昵劲儿”改写为“那种亲昵劲儿”。 曹长青为何要删去括弧？因为括弧内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王守信的“那股粗俗、真挚”。即∶“裤子都脱下一半了”这个动作，是王守信“乡土味”、“粗俗、真挚”的一个补充性的举例说明。这不是曹长青所需要的。曹长青再把紧接其后的“和亲昵劲儿”删去一“和”字，于是，“裤子都脱下一半了！”这个例子，就变成了对“亲昵劲儿”的说明。这一删改是无关紧要的吗？不是的，这是曹长青为了坐实自己一个指责∶刘宾雁 “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写作失实。 类似“嫁接”还有，如∶“这麽一个粗鄙、浅薄的家庭妇女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见如故，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 前半句“这麽一个粗鄙、浅薄的家庭妇女”原来位于第九段，但曹长青把它嫁接到到第五段“当代英雄”来了。其间相隔三大段共计九千多字，有点“远缘杂交”的意思了。曹长青不是写作新手，应该明白这是不合规矩的。 ●指责“暗示色相交易”实属断章取义 那末，刘宾雁是否如曹长青指责那样“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呢？任何一位不抱偏见的读者，都很难得出刘宾雁试图“暗示”王可能搞色相交易的结论。原文如下∶ 她必须上地区和省里的有关部门给宾县争煤，争船运煤，争必需的经费。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见如故，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 “哎呀，我说王书记（或高经理，聂秘书长，反正都一样）呀，咱们宾县老百姓可难啦。买煤排队，都一小筐一小筐地买啦。你再不给批点，眼瞅著就烧大腿啦......” 她拍你，拉你，扯你，撕巴你粘粘乎乎没个完。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而且始终非常真挚。你还不答应？好，她还有一招儿∶她能解开裤子，让你看她肚子上那道伤口，说明她老王太太是带著病来为人民争煤的。怎麽样？你还不赶快想法儿让她提上裤子？你急躁，你生气，想早点摆脱她。但是再想想，她毕竟是为公呀。况且这个女人浑身那股乡土味，那股粗俗、真挚（裤子都脱下一半了！）和亲昵劲儿，对于年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 “好吧，给你批两千吨。” 反正煤是要卖的，卖给宾县还是卖给呼兰，还不一样？ 老王太太高高兴兴走了。 过不几天，有人送东西来了∶十斤鱼，二十斤肉，或者几十斤鸡蛋，多少斤豆油。 刘宾雁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王守信如何“粘粘乎乎没个完”地走后门买煤。“解开裤子”是说明她死磨活缠的粘乎劲儿∶“怎麽样？你还不赶快想法儿让她提上裤子？你急躁，你生气，想早点摆脱她。”——请注意∶你“想早点摆脱她”（不是想来一把“色相交易”），那好，你就只好答应给她批几千吨煤。——然后呢？有什麽“暗示”吗？没有，明示倒是有的∶“老王太太高高兴兴走了。”——再请注意∶走了之后，送礼的人就上门了。这是明明白白的权钱交易。说刘宾雁在渲染暗示“色相交易”是不是有点冤枉人呢？ 这个脱裤子的细节，《人妖之间》里还出现过一次。是让人看肚子上那道伤口，是为了证明自己“带病工作”，而不是要和对方搞“色情交易”。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曹长青说刘宾雁写作失实，“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看来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为了坐实这一指责而违反基本写作常识，对被批评文本断章取义、改写嫁接，恐怕就有伤文德了。 ●在心理描写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曹长青还进一步指责道∶“这些描述全没有出处，都是刘宾雁自己的文学想像和虚拟。从刘宾雁的文中得知，他既没有采访任何“男性主管，更没采访过王守信本人。”——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曹怎麽知道刘没有采访过“任何‘男性主管’”呢？即便没有采访过“任何‘男性主管’”和王守信本人，也没有采访过其他知情者吗？（刘宾雁本可对此作出解释，但现在已成了死无对证。） 稍有采访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报告文学、特写和学术论文不一样，不必每句话都要给出处。不给出处不等于就是作者自己的想像和虚构。曹长青继续批评刘文∶“除了随意使用形容词，主观论断之外，还动不动就‘她想’‘他纳闷’之类的。记者只能报导某某怎麽说，却不可以描述对方心里怎麽想，因为记者怎麽能知道对方心里想什麽呢？那一定是你的猜测，而猜测不是新闻......”有了对曹长青文风的上述了解，就不得不认真做一点gong课∶遍查《人妖之间》全文，并没有一个曹长青指责的“她想”，也没有一个“他纳闷”。好，让我们尽量以理解的态度，去掉主语，只查找动词∶根据曹长青提供的线索，我认真搜查了“想”和“纳闷”。这两个词倒都是有的，属于心理描写，各有三处。只是来自于口供和采访，不像是作者的主观“猜测”。曹长青断言记者“不可以描述对方心里怎麽想”。但如果被采访对象用明确的语言告诉记者自己是如何想的，难道也不能转述或描述吗？ 我突发奇想，到“曹长青网站”上去看看。随手查了他写李登辉的文章，就找到了许多“想”。举例如下∶ “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 “在后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信仰给了我力量》） “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分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后，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 ——这里面有“想”，有“多次想”，有“做梦也没想”，还有“真的想”，短短的文章，“想”得不少啊。我并非不允许曹长青写“想”。他做了细致采访，当然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说他的主人公怎麽“想”。但是，对照他要求刘宾雁的标准，下面这一段似乎有点问题了∶“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同上）据我了解，曹长青没有见过蒋经国，也没有查过蒋经国口供，怎麽连蒋经国怎麽“想”也知道呢？好，两位写的都是特写，何以唯独曹长青有特权“猜测”蒋经国（大人物）是怎样“想”的，而且还把李登辉“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都颇为生动地给“猜测”出来了呢？ ●曹文引证胡绩伟文章颠倒原意 接下来，曹长青对刘宾雁下结论了∶“正由于这种真假虚实不清，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回忆文章，对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不断有人指责‘失实’，到《人民日报》、省里和中央告状。”——是胡绩伟哪一篇回忆文章呢？语焉不详。据我所知，刘宾雁逝世之后，胡绩伟只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文中关于“失实”的段落如下，请大家过目∶ “由于宾雁一篇篇揭露特权者以权谋私和以势欺人的报告文学中，被曝光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在社会上就不能不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在众人称快的情况下，自然也引起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和保护他们的人的恐慌和憎恨。于是那些惯于使用权术的人，在不敢正面反对的情况下，只好挑出一些所谓‘具体事实有出入’来挑战和反对。最先，是一顶一顶的‘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以后是一件一件‘虚假报道’的具体指责。一时间，指责宾雁文章这点错了、那点不实的告状信纷纷送到中央。中纪委和中宣部也曾为此作过一些核查，结果证明∶宾雁所揭发的最主要的事实，基本上是真实可靠，当然也有一些很次要的出入。但应该说明，在我们这个混淆是非、巧手掩盖真象的政治体制下，有些事实要完全弄得清清楚楚，也不是一个调查组所能办到的。......”“这说明，宾雁同志和报社对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之所以那样大胆地刊登报告文学，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轻率地冒险。今天纪念宾雁，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宾雁所写的报告文学之可贵，从这里可以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 ——各位有何读后感？都不好意思说“歪曲原意”，整个是黑白颠倒了。胡绩伟不是说刘宾雁失实，而是说在混淆是非掩盖真象的政治体制下，刘宾雁已经竭尽所能，在最大限度上忠实于事实了。并且，不断指责“失实”的那些“有人”是谁呢？似乎就是那些贪官污吏们吧？看来，为了推倒刘宾雁，立场也是可以不讲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太蔑视广大读者（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判断力了。当年，写哪一篇批评文章不是提心吊胆啊！可以说，有良知的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据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回忆∶“......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后，亲痛仇快。一些曾经被他揭发、批判的腐败分子纷纷到报社要求恢复名誉，把当时的副总编辑陆超祺吵得焦头烂额。他对他们说∶‘刘宾雁掌握了你们的大量材料，登报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如果写错了，你们可以到法院告他，让法院判决，给你们赔偿。’结果这些人害怕更多的材料曝光，没有一人告他。”（刘衡∶《哀悼我的同事刘宾雁》）那麽多要和刘宾雁拼命的贪官污吏以及共产党县委地委省委都没能撼动的刘宾雁，曹长青凭著一点拼接改写、颠倒原意的技巧，一手指头就推倒了！我以为，曹长青借用“胡绩伟的回忆文章”来指责刘宾雁“失实”，这对于胡绩伟和刘宾雁两位老先生都是很不公道的。 ●学习刘宾雁，坚持诚实文风 以上各项，证明曹长青的文风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无论对被刘宾雁、胡绩伟还是读者公众，都是不公道的。该文的观点，有值得商榷处，但那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用不规矩的手法歪曲对方观点然后严加批判，这种做法很不好，比抄袭还不好。这一段文字也写得很不好∶“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间》发表一百五十天之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了，是否和那篇报告文学有关系，很难判断。但刘宾雁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他的文章是否对一个人被处决有一定责任做过任何反省。”这真是奇妙的逻辑！既然 “很难判断”（即“莫须有”），又何来“责任”与“反省”？对一位已经失去自辩能力的老作家做这种“莫须有”式的指责，已近于诬陷，是不够诚实不够高尚的。 曹文最后说∶“对刘宾雁先生，我最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遗憾。思考刘宾雁的一生，更痛感人的头脑是一种多麽无力、多麽靠不住的东西，一旦错误，可以错到惊天动地，而自己全然不知。于是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刻的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都是绝不可取的，唯有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智慧才是唯一可靠的。” 曹长青先生这是在给刘宾雁盖棺论定了。“刘宾雁的一生”是否“错到惊天动地”，这完全是可以讨论的，但刘宾雁至少有一个品质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诚实。我与曹长青认识多年，还到他家借宿过一夜，应该算是朋友吧。我对他从未有过异议，这次实属万不得已，内心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如有得罪，还望海涵。他有很多优点，对很多事情（除了台独），我们都有共同语言。他很热情、尖锐、泼辣、嫉恶如仇，唾弃极权，讴歌自由，写了大量好文章，批评了很多丑恶现象。我并非攻其一点，不及其馀。我实在是想提倡一种好的文风，否则，任何有意义的讨论都很难正常进行下去。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信任，说白了，就是我写，大家信。一旦读者发现作者写得不真实，这种信任感就会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受骗感。我不是说谁故意欺骗读者，而是说我们为文者要小心谨慎，不要辜负了读者的信任。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与长青先生共勉。 （郑义∶中国知名作家、旅居美国，海外民运领袖） （原载《开放》2006年3月号） （曹长青回应∶阶级斗争的弦别绷那麽紧——回郑义先生（上）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1375） 2006-04-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从“两会”乱弹看中国政府从欺人到自欺
年年“两会”，都是上演政治仪式，并不值得多费笔墨。但今年“两会”却有点不同，从“两会”代表委员的身份及一些刻意安排好的发言中，就能看出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一大变化是在“人民共和国”的招牌下赤裸裸地上演“精英共和”。这次“两会”代表的恩荫，几乎遍及自1949年以来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近支，只有赵紫阳家系因“六四”原因还被排除在这一政治盛宴之外。那摩肩接踵而来的“两会”代表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家族的子孙近支，也有李鹏、万里的子女。在江泽民治下曾退出政治舞台的邓朴方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前朝元老家庭如此加意安抚，不管贤愚，一律派发“委员”、“代表”官帽，等于是现任领导集团向“红色贵族”拱手告白：这江山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都是董事会成员，我们只不过是现任总经理，受诸位大股东委托经营而已。 ――这“两会”代表虽然并非掌权的正印官，却是中国式“民主”不可缺少的政治道具。比如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被“选”（毛透露是胡主席钦点）为全国政协委员，就是一手高招，此举既安抚了政界的毛派人士，也算是给怀念毛泽东的社会底层一颗泡泡糖。而其他的“成功人士”如将军、老板、明星、冠军等等咸与盛会，则将“两会”装点成了“精英共和”――反正底层的利益受损人士太过庞大，与党的感情日见疏远，早已抚不胜抚，咱们也改抚为剿了，让他们看到“精英共和”之真相也无妨“和谐稳定”。 第二大变化是中国当局从欺人到自欺的演变。这一点主要通过代表、委员们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表现出来。前些年“两会”代表中有人角色错位，“人民代表”听多了以后，还真以为自己应该关心一下民生，于是有委员们批评医疗费用与教育费用太过昂贵影响民生，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等。为了纠正这种角色错位，党及时加强政治教育，让代表们明白到底是谁将他们“选”为两会代表的。 党的教育效果昭彰，今年的“两会”，既无人提出要反腐败，也无人提出任何让党为难的提案。有些人还抱怨了这些年给党与政府添乱的维权民众，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房地产业大亨穆麒茹认为“‘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干脆将前些年一些“两会”代表对教育问题的责难全推翻：“现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两会代表们此类自欺欺人的发言甚多，已有网友编成“最有争议的十大言论”流传于网上。我现在想讨论的是当局闭着眼睛不看现实的心态到底意味什么？ 观诸中国历史，每个王朝最多麻烦的年代无非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王朝建立初期，那时往往百废待兴，统治者也多属于励精图治一类，愿意正视问题，欢迎上书言事评议朝政。唐太宗虚怀纳谏、正视问题、博采众言的胸怀就是源于他那强烈的政治自信心，宋太祖还特别为后代立下“不杀上书言事者”的规矩标于太庙，新君登位前必读此遗训。 王朝末期动乱频发，社会进入病入膏肓状态。这时候的统治者既无政治自信心，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干脆闭目塞听，暴力治国。这时的朝臣如果向皇帝直陈时弊，多半被指为妖言惑众，扰乱朝纲，轻者入狱，重者流放乃至杀头。最后是善于说谎者立于朝廷，有良知者不是死于牢狱，就是被迫远遁于江湖草野。 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如一幕荒诞剧，一方面，统治者宣称中国进入几千年未有之盛世；另一方面统治者内心虚弱不堪，闻风声鹤唳就如面临大敌，草民几篇发在海外的文章就能够“颠覆政府”，几声呐喊就危及到“国家安全”。由于欺人已日见其难，干脆闭目塞听以图自欺。毛统治下大跃进、“文革”晚期的景象是“悲惨世界、虚幻颂歌”，目前情形则是“盛世其外，败絮其中”。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下， “精英共和公司”的红色董事会的“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3月20日，总235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