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铺路石
何清涟 服贸协议，我去年因台湾朋友需要帮其详细解读过部分内容，认为那是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块巨大的铺路石，达成之后，两岸“和平统一”水到渠成。 先说服贸协议的问题。 \服贸协议：问题产生于两地制度差异\ 这服贸协议的条款，大体上是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互相开放，台湾允许大陆资本进入，大陆亦允许台湾资本在相同领域投资，只是在投资形式，如合资独资等上面有具体的股份设置规定。 真正的问题在于协议之外，即两岸的政治社会体制不一样。台湾已经民主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没有行业准入的各种政治限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是在政府管控制下的半行政化干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国家与任何民主国家的交流，很容易凭借制度的不同，获取利益。以下我先举例说明。 以媒体业而言，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承诺今后数年内逐步放开。此后，中国在海外大肆推行“大外宣”计划，新华社多语种媒体在美欧及全世界相继落地并设立记者站，收购英文媒体，各种外宣刊物如雨后春笋。以美国为例，所有由中共控制的媒体（包括网站）可以自由地批评美国的一切，从政治、外交政策到经济社会，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评述几乎就是新华社与《环球时报》的翻版。 外国媒体不但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反而受到严厉控制。中国高层领导和政府文件多次重申，外国政治类新闻媒体不准进入中国。即使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其报道也会受到各种干扰，每年一次换发签证的制度就是迫使外国记者自律的重要手段，不少记者因为发表过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报道，被停发签证，如路透社的 慕亦仁，被迫中止在中国的记者生涯。2013年12月《纽约时报》与彭博社因为报道过中国高层家属的腐败故事，两家媒体的几十位记者在换发签证时遇到的阻碍就是一例。彭博社为了在中国传媒市场立足，最近已由董事长公开表示，该社此后不再在中国做商业经济之外的报道。 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是：进入你的国家，我利用你的自由做我想做的一切；你进入我的国家，我用我的专制手段，限制你的自由，迫使你乖乖就范。 中台服贸协议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其他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台湾与中国特有的复杂关系，台湾几乎没有任何修改规则的能力。 \服贸协议可以实现大陆对台湾的吞噬\ 我对服贸协议的一点研究，缘自2013年12月一位台湾朋友的请求。这位朋友曾就其中关于印刷业开放等几个问题向我咨询。服贸协定中有这样的条款：台湾应对中国开放印刷及其辅助服务业，同时北京也允許台资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企业，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大陆方投资应当控股或占主导地位。 从条款看来，似乎不平等只体现在大陆可在台湾独立投资，台资到大陆则需要合资且不能居控股地位。但真正的要害不在这里，在于台湾与大陆对印刷业的定位及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台湾是民主社会，印刷业是作为纯粹的工商业来管理；大陆是个专制社会，控制思想与意识形态，各种印刷品如报纸、期刊、书籍、年画、图片、挂历、画册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等，统统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列入审查范围，印刷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涉及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特殊领域，归口于新闻出版总局管理，同时还要到公安局报备。《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出版物印制许可证向公安部门申请，经核准，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 由于报纸、期刊、书籍、图片等类印刷品承载的内容必不可免涉及政治，国内印刷业分国营、民营、外资等三大类，这些企业从事的印刷经营种类，在申请执照时均有规定，执照不得转让、出租。 《印刷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是条纯粹的政治规定：“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不得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出版什么书籍，出版社有自我审查过程，向上级机构申请书号及印刷许可时，印刷物在出版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批准，取得出版物印制许可可证，就是一个政治审查过程。 十五条所说“国家明令”涵盖面极广，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对政府的、有关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对台湾政策及对外政策的，有关文革、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异议人士的书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都不准出。以上禁令，都是历年不断通过内部文件、电传、电话等口头指示不断下达的，而且从无废除之说。官员退休后要出回忆录，也有专门规定，需要特批，比如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特批，批后出版需要审稿，这就是《李鹏日记》在香港都不能出版的原因。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判刑入狱）因为生命垂危，不顾禁令，出狱后在死前将其日记在香港出版。 除了政治限制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台湾民众包括学者也不一定能够想到的，即台湾印刷业的实力远不如中国大陆。中国印刷业经过2010年代近十年整合，形成不少非常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无论从技术实力还是资本规模，台湾企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因此，服贸协议当中印刷条款的落实，将是大陆资本长驱直入台湾印刷业，整个台湾印刷业将沦为大陆政治工具，这与极小部分台商到中国赚几个小钱的利益相比，其中利弊非常清楚。 \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段铺路石\*** 台湾的反服贸活动，从3月18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我赞赏台湾青年学子们的勇气，但我也深知台湾的命运，在多年来与大陆的多层次互动中其实已经注定。从其命运走向来看，反服贸协议行动只是大陆对台“温水煮青蛙”过程中最后的N跳之一。国民党在与民进党争斗中挟共自重，对北京形成极强的政治依附，大陆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也非常严重。从经济上来看，台湾的产业早已移往大陆，其GDP广义上有70%与大陆相关。如今台湾经济空心化，青年们的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服贸协议一旦签订，台湾经济将被大陆资本掌控。用台湾资深媒体人胡忠信的话来说：“这次大学生完全站到第一线，服贸协议（只）是个引爆点。服贸协议签署给弱势者、低薪族或年轻人的感受是：我的未来被出卖了，所以他们站了出来。” 对香港大陆化的厄运。港人已有非常痛切的总结。李怡说，“香港曾经是台湾人殷羡的榜样，今天沦为台湾人的前车之鉴，除了中共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之外，最关键的是许多港人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园，只管赚钱或捞取政治经济利益，未必愿为公义牺牲经济利益。”台湾青年对此已有初浅体会，推特上出现一张照片，上书“爷爷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乱投票，儿子就得革命。”我认为这段话总结得极有道理。 如果说香港大陆化的命运是“天注定”，港人多少有点无可奈何，那么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其中责任至少有一半得由台湾政界及商界承担。台湾与香港不同，本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治体，皆因台湾80及90后的父辈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大陆淘金、包二奶，沉迷于花天酒地，毫不顾及台湾这个家园的前途，因为政治短视迎合北京政府投票，导致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反服贸活动，只是台湾90后一代向父辈讨债的开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4年3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ta-taiwan-china-20140324/187784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从“两会”乱弹看中国政府从欺人到自欺
年年“两会”，都是上演政治仪式，并不值得多费笔墨。但今年“两会”却有点不同，从“两会”代表委员的身份及一些刻意安排好的发言中，就能看出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一大变化是在“人民共和国”的招牌下赤裸裸地上演“精英共和”。这次“两会”代表的恩荫，几乎遍及自1949年以来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近支，只有赵紫阳家系因“六四”原因还被排除在这一政治盛宴之外。那摩肩接踵而来的“两会”代表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家族的子孙近支，也有李鹏、万里的子女。在江泽民治下曾退出政治舞台的邓朴方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前朝元老家庭如此加意安抚，不管贤愚，一律派发“委员”、“代表”官帽，等于是现任领导集团向“红色贵族”拱手告白：这江山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都是董事会成员，我们只不过是现任总经理，受诸位大股东委托经营而已。 ――这“两会”代表虽然并非掌权的正印官，却是中国式“民主”不可缺少的政治道具。比如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被“选”（毛透露是胡主席钦点）为全国政协委员，就是一手高招，此举既安抚了政界的毛派人士，也算是给怀念毛泽东的社会底层一颗泡泡糖。而其他的“成功人士”如将军、老板、明星、冠军等等咸与盛会，则将“两会”装点成了“精英共和”――反正底层的利益受损人士太过庞大，与党的感情日见疏远，早已抚不胜抚，咱们也改抚为剿了，让他们看到“精英共和”之真相也无妨“和谐稳定”。 第二大变化是中国当局从欺人到自欺的演变。这一点主要通过代表、委员们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表现出来。前些年“两会”代表中有人角色错位，“人民代表”听多了以后，还真以为自己应该关心一下民生，于是有委员们批评医疗费用与教育费用太过昂贵影响民生，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等。为了纠正这种角色错位，党及时加强政治教育，让代表们明白到底是谁将他们“选”为两会代表的。 党的教育效果昭彰，今年的“两会”，既无人提出要反腐败，也无人提出任何让党为难的提案。有些人还抱怨了这些年给党与政府添乱的维权民众，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房地产业大亨穆麒茹认为“‘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干脆将前些年一些“两会”代表对教育问题的责难全推翻：“现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两会代表们此类自欺欺人的发言甚多，已有网友编成“最有争议的十大言论”流传于网上。我现在想讨论的是当局闭着眼睛不看现实的心态到底意味什么？ 观诸中国历史，每个王朝最多麻烦的年代无非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王朝建立初期，那时往往百废待兴，统治者也多属于励精图治一类，愿意正视问题，欢迎上书言事评议朝政。唐太宗虚怀纳谏、正视问题、博采众言的胸怀就是源于他那强烈的政治自信心，宋太祖还特别为后代立下“不杀上书言事者”的规矩标于太庙，新君登位前必读此遗训。 王朝末期动乱频发，社会进入病入膏肓状态。这时候的统治者既无政治自信心，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干脆闭目塞听，暴力治国。这时的朝臣如果向皇帝直陈时弊，多半被指为妖言惑众，扰乱朝纲，轻者入狱，重者流放乃至杀头。最后是善于说谎者立于朝廷，有良知者不是死于牢狱，就是被迫远遁于江湖草野。 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如一幕荒诞剧，一方面，统治者宣称中国进入几千年未有之盛世；另一方面统治者内心虚弱不堪，闻风声鹤唳就如面临大敌，草民几篇发在海外的文章就能够“颠覆政府”，几声呐喊就危及到“国家安全”。由于欺人已日见其难，干脆闭目塞听以图自欺。毛统治下大跃进、“文革”晚期的景象是“悲惨世界、虚幻颂歌”，目前情形则是“盛世其外，败絮其中”。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下， “精英共和公司”的红色董事会的“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3月20日，总235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独裁者重组暴政俱乐部 ——写于六四 26 周年前夕
何清涟 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为苏东剧变（西方社会称之为1989年系列革命）的开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群体对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贡献。当时，人们几乎都相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其后经历20多年政治演变，人们终于发现，由极权、专制走向民主不是单行道，一些曾经走上民主化或开明专制的国家正面临极权回归的灾难。 俄罗斯回归极权的民意基础 现阶段正在抱团且互相模仿学习的非民主国家中，伊朗是个政教合一国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只是在开放姿态之下，有过80年代的半开明专制，现在正在回归黑暗专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罗斯在历史上有过西化经历、上世纪90年代后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过一段时间，剖析俄罗斯，可能会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并非单行道的现实认识更清楚。 普京回归极权，当然与他的克格勃职业经历有极大关系，这种人偏好专断与强权，更何况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直到斯大林，其间数百年养成的专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仅次于中国。我在《普京主义是如何炼成的》（VOA，2014年3月）一文中，指出普京主义是一把由大国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锻造的剑，但它却经过所谓民意淬炼。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不同，还有个民主制度外壳。 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中，“人民的选择”是政治正确的象征，不能触碰。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意容易被强权裹挟，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点叙述是：“俄罗斯政治的明显转向，始于普京执政之后。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曾一度告别专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开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逐渐完成了回归专制和霸权这一政治演变，他本人则从民选总统成功变身成为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个重大转变，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支持。当然，这话也可以这样说：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数百年对威权的依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俄罗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简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农民阶层与青年一代，反对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前者数量远超过后者。 中国人有个流行看法：中共的专制基础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人，主力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等他们这代人逝去，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识。这话缺乏事实支持，因为中国毛左当中有不少80、90出生的人。普京的社会基础中，铁杆支持者就是号称“青年近卫军”。这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组织，曾是青年英勇战斗的象征，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青年组织于2005年改用这一名称，现在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青年近卫军”的“业绩”不少，在反“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与举行反普京游行的青年发生激烈冲突；抗议爱沙尼亚搬迁苏联红军解放纪念碑；攻击摩门派教堂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窝点；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等等。几乎是普京指向哪里，青年近卫军就打向哪里。 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多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这批青年是通过什么方式教育出来的，尚未看到系统的研究。其存在确实警示着中国的民主人士：意识形态教育的洗脑后果有多可怕。 民粹与反美两大支柱承托的“查韦斯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是民主制外壳下民粹政治裹挟社会的典型。“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依靠民粹与反美，在委内瑞拉建成了“社会主义”，研究拉美的政治学者将此称之为“查韦斯革命”。这场“革命”许诺搞社会主义合作社，改进医疗和教育体系，权力归于人民。假定查韦斯没有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恶习，那他算是实现了诺言：通过实施各项社会计划，10年内委内瑞拉有近300万穷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5%下降到26%；基本扫除了文盲，识字率高达96%。外交政策上，查韦斯时时表现出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姿态，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赢得了不少掌声。 有了这两项成绩做为“锦被”，尽管委内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尽管该国出现了一个“玻利瓦尔资产阶级”，其构成包括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活跃分子、洗钱以及毒品走私组织，但查韦斯仍然宣称他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并声称只有他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我几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最后发现，他的意识形态来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尔、耶稣、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来源。 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来说，面包与福利最重要，“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并不想弄清楚。于查韦斯而言，什么主义不重要，通过各种忽悠保有权力才最重要。这其实与北京政权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什么不重要，拿着它做意识形态工具排斥异己最重要。 查韦斯现在虽已故去，但他留下的问题却正在困扰委内瑞拉。查韦斯依靠石油资源的丰厚获利提高给穷人的分配份额与福利，提升了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但这种为穷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的政策，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而难以为继。委内瑞拉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非常反感，认为他扼杀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查韦斯在任期内那种广泛的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劣迹正被大量揭发。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哈维尔·克拉雷斯指出，“通过使用、滥用和缺用法律这三种方式，查韦斯成功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压制了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派，而且包括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并通过提高原油价格，然后给周边国家小额补贴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查韦斯解脱了，委内瑞拉还在挣扎”。 中国政府：暴政者俱乐部的重要粘合剂 极权回归的一大趋势是这些极权国家之间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对方扼杀民主的战略和具体手段，遏制本国及区域内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些暴政国家之间起粘合剂作用的是中国政府。 委内瑞拉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常从中国得到大笔无偿援助。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按中国的宣传是“中伊关系纠结40年，伊朗从骂中国到傍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历届领导人都对中国重视有加，甚至将中国视为‘救命稻草’”。中俄关系于2014年被双方提升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还要“可持续发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国等外部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 上述国家并无中国政府那样雄厚的财力开发网络监控技术，因此中国政府非常“无私”地发挥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巨资开发的网络监控技术慷慨地免费赠送给这些国家，同时将组建五毛制造民意的经验倾囊相授，为这些国家之间开展五毛之间的“民间交流”奠定了基础，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内瑞拉政府因经济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国当然也善于学习他国控制国民的先进经验，比如普京组织了青年近卫军，习总书记立刻心领神会，将中国的共青团员大批量变身为志愿者五毛。 可以说，独裁国家充分认识到，同类必须抱团取暖，才能让自身不成为“国际孤儿”。时值六四运动26周年之际，分析当代世界极权回归这一现象，意在提醒中国人，独裁国家重组暴政者俱乐部确实加大了中国民主化的阻力。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efore-june-4th-20150602/280491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沈汉娜∶瓦文萨线民档案和波兰转型正义
【曹长青按∶沈汉娜（Hanna Shen）是波兰驻台湾的记者，持坚定反共的保守派立场，对波兰的左派和后共产势力，一向严厉批判。几年前，波兰左翼媒体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在北京跟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见面，建议中国人不要跟共产党对抗，而要遵循他的经验，跟共产党合作，用这种方式促进民主。当时沈汉娜给我写信，提醒中国人不要上米奇尼克的当。我随即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中介绍了沈汉娜的观点。 （曹长青∶一位波兰记者对米奇尼克的评价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aochangqing/caochangqing-08182010114100.html） 这次沈汉娜就前波兰总统、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被挖出做过共产党秘密线民一事，撰写了介绍和评论文字。同时再次提醒中国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对波兰转型正义起到阻碍作用。对他的（跟共产党合作）建议中国人应警惕。沈汉娜的原文为英文，由文字工作者沈澄河译成中文。】 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于2010 年7月与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在北京会面，他建议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波兰的妥协模式，与共产党合作来推动民主。米奇尼克说∶“现在，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共产党的『意识』改变。” 最近，由共产波兰政府的秘密警察头子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在家中藏匿的一份文件被揭露，是有关瓦文萨的过去。 这份档案显示，这位前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曾为共党政府的秘密线民。这个事件预示，包括中国等国家，只要追随米奇尼克的策略，将会缺乏转型正义，会在修复（被共产党损害的）司法系统，以及推动和解时遭遇困难。 波兰国家纪念研究院（IPN）\[1\] 于2月22日公布的这份文件显示，莱赫．瓦文萨于1970年至 1976年间（共产党掌权时期）的支薪秘密线民。 在IPN所公布的文件中，有一份日期为1970年12月21日，其手写备注是∶“本人愿意与秘密警察合作，揭发和对抗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2\]。备注上的签署人为“莱赫．瓦文萨”。 该批文件也包括共产党于1970到1976年付款给瓦文萨的签收清单与备注。波兰国家纪念研究院院长（也是档案专家） Lukasz Kaminski证实，这批700多页的档案是真实的，确实是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文件。 曾经撰写瓦文萨与共党情报部门合作相关书籍的历史学家Slawomir Cenckiewicz\[3\]是首批见过波兰国家纪念研究院公布文件的人之一，他说看完文件，令他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因为根据文件上描述，“瓦文萨竟然能残酷无情、不受限制地秘密监控他周围的任何人”\[4\]。 这些文件明确显示，瓦文萨身为前团结工会领袖，曾经参与秘密警察活动。除了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外，从瓦文萨长期以来所参与的政治事务中，还隐约令人感到，他在“去共产党化”和转型正义的执行中所表现的诡异行为是有原因的，而这些诡异行为明显造成了对波兰的国家主权以及人民利益的损害。这些档案很可能前共产苏联也拥有，被用来威胁、左右瓦文萨担任总统时的一些决策。 由波兰国家纪念研究院 （IPN）公布的瓦文萨文件，数十年来由波兰共产党政府时的内政部长基斯查克将军非法保存于家中。基斯查克在1996年留了张纸条表示，文件必须于瓦文萨死后五年才公布。基斯查克于2015年11月去世后，他的遗孀 通知IPN此档案的存在，并提出变卖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关瓦文萨的秘密档案（包含在后来由IPN于2016年2月24日所公布的重达50公斤的大宗档案中）被保存在波兰最恶名昭彰的秘密警察及1980年代共产党内政部长基斯查克将军家中。档案非但没在1989年共产党垮台后被交出来，却一直秘密地被非法隐藏于过去掌权者家中，在波兰经过几次民主选举及政党轮替，超过26年，执政当局仍无所知，也未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可以合理推断的是，有多少前共党分子家中还保存有类似的档案？自然令人存疑，还有文件所涉及的内容？这令人猜测，共产分子是否会为了想要继续控制波兰而在手中握有一些文件。 以瓦文萨为例，有人可能会质疑他于1990年至1995年在担任波兰总统期间，是否能够做出独立决策，或他的决定是否受到某些知道他曾是政府线民的共党分子（许多人被描述为莫斯科的傀儡）所影响？ 希望公布的档案以及进一步的调查能让我们了解瓦文萨在担任总统期间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行动。例如，在1990年代初期，波兰政府希望成为北约（NATO）成员，这本是对波兰全国人民更安全的保障，没想到当时担任总统的瓦文萨竟然提出不同意见，建议所谓的NATO-b版，作为NATO北约组织正版的诡异方案。若当时瓦文萨建议的方案付诸实施，波兰加入 NATO-b版，而非真正成为美国与欧洲国家的盟国，今日波兰的情况可能会与乌克兰类似——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性一再受到莫斯科挑战。在1990年代，波兰国内十分支持加入北约，因为这被视为波兰自由的保证，而瓦文萨的NATO-b版概念则被视为让波兰加入联盟的阻碍。还好，波兰于1990年正式加入北约，没让瓦文萨得逞。 另一个瓦文萨的神秘行动发生在1992年，在其指导之下，推翻了公布前共产党秘密警察情报员名单（包括已发现有瓦文萨名字在内的档案文件）的右派政府的决定。这个行为也说明，为什麽瓦文萨阻挡当时政府执行除垢法（Lustration Law，即∶追究、清除前共产党员，共产党秘密警察的线民不准于新政府机构任职）。 由以上较明显的两例，证明瓦文萨的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对波兰稳定与主权是不利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否与他1970年代跟共产政府签署的同意做线民的文件有关？ 瓦文萨阻碍波兰去共产化、阻碍波兰对净化法案的执行，这些行为隐约配合一些人，例如米奇尼克，他的报纸《选举日报》指责支持除垢法案的人有独裁倾向，那些主张以司法制裁前共党高官的人受到米奇尼克的谴责。掌权份子间存在著沉默的合谋，导致该用于转型正义的事实资料无法公诸于世。 从 1989年开始，米奇尼克与许多应为其所犯罪行受审的共产高官为友，例如，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克斯查克将军（Czeslaw Kiszczak），并且称他们为“有荣誉感的人”（the men of honor）。米奇尼克强烈反对起诉于1981年在波兰宣布施行戒严法的共产时期国家元首雅鲁泽尔斯基，1990年5月1日米奇尼克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强调，波兰共产党的党产不应该回归人民，后共产党员有权利拥有党产！由于有米奇尼克和他的报纸的支持，党产没有被追回，共产分子没被清算，这些权贵阶层持续主导波兰的法庭、银行、工业及媒体等。 在 1989年后，米奇尼克成为对波兰共产党采取“爱的政策”的始创者之一。而因为此策略，波兰缺乏转型正义，而过去的秘密线民在重要的政策制订、行政、刑事司法系统与媒体等领域仍然掌权，这些前共党分子与线民的势力仍存在，转型正义根本是空转。 在共产主义瓦解的26年后，波兰仍无法将前共党分子诉诸法律制裁，因为如Slawomir Cenckiewicz等人所指出，他们手中仍握有特定事件的文件，作为自己的保单。像瓦文萨这样的人，想确保政策不在新系统下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瓦文萨尝试掩盖过去的行为是有问题的，而米奇尼克想要等待“共产党意识的改变”更是错误的期待，这不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方式。在独裁与民主之间，需要转型正义！ 注释∶ \[1\] IPN 是波兰档案和学术教育机构，在苏联支配波兰时曾负责调查犯罪事项，属于政府机构，也有司法效能。 \[2\]波兰人民共和国（PRL）是波兰共产党于1989年之前所使用的正式名称。 \[3\]《共党的秘密警察与莱赫.瓦文萨》（SB a Lech Wałęsa. Przyczynek do biografii） 于 2008年出版，作者 是Slawomir Cenckiewicz 和Piotr Gontarczyk。 \[4\] 2月23日电视台专访。 2016年3月13日 2016-03-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不择手段的结果是邪恶——写在 911 五周年
「九一一」事件五周年之际，弟弟的孩子到美国留学，我和妻子去机场接机。以前曾无数次接机，除了见到亲人和朋友的开心，其他什麽感觉都没有。但这次望著那一波又一波推著行李、背著大包小包从海关涌出的人流，忽然被一种强烈的伤感和悲愤情绪所笼罩。旅行不仅是探亲访友，更有贸易交流，使人类的聪明智慧得到最大程度的沟通、交换和分享，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整体人类的生活品质，所以旅行是一件既美丽，更获益的人类活动。 但这种活动却因九一一恐怖份子的袭击而被罩上巨大的阴影。在我的脚边，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一边摇摇晃晃地迈步，一边咯咯地笑著。他那可爱极了的小模样惹得妻子和另一位金发女性忍不住蹲下来逗孩子玩；而我却忽然感到要涌出泪水。就这样一个刚刚迈步的孩子，就可能在某次旅行中因恐怖袭击而永远没有机会走一程壮丽的人生。也许是心有灵犀，妻子轻轻地感叹了一句：多可爱的孩子，那位金发女性接了一句：上帝保佑他。 虽然世贸大厦被炸已过去五年了，但纽约人仍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上周四的美国民调显示，69％的纽约人「十分关注」纽约的安全，比当年只低五个百分点。同时近三分之一的纽约人说，他们每天都会想到「九一一」。 九一一是人类进入21世纪的最大灾难，它起码给人两点重要警示： 第一，对邪恶要有「想像力」。在基督文明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星球上竟有人会劫持民航飞机撞毁商业大厦，有意杀害几千名无辜平民。它等於给人们上了一课：邪恶是无边的，人们必须充分准备。过去五年，纽约等所有美国城市，都没遭到恐怖攻击，正是因为美国采取了强势防范措施，破获了多起恐怖攻击阴谋。 第二，对「不择手段」要有清楚的认知。恐怖份子和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等二十世纪所有人类灾难的制造者们一样，对自己的行为都持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有一套貌似有理的理论和说辞，更有「高尚的目的」。但结果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是「不择手段」，因而导致大量无辜丧生。 因而鉴别一个人，一个运动，一种理论，关键不是看站在怎样的道德高地，有多麽崇高的目的，而是看其手段；如果手段是卑劣的，其结果一定是灾难。 这两点警示对台湾也非常重要：一是对共产中国的邪恶要有「想像力」，千万不能松懈对北京每时每刻统战、瓦解台湾的警惕性。二是要认清那些高唱道德高调，但却用街头革命来逼迫民选总统下台的「不择手段」者的本来面目。所有的不择手段者，其结果都只能走向邪恶。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9月11日曹长青专栏） 2006-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推特易主 美国左派怒怼为哪般？
何清涟 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多年来在推上为所欲为的美国左派恨之入骨，誓言要离推另起炉灶。但马斯克属于心理素质奇好、越是麻烦越向前的那个类别。一方面在与推特多年管制言论的“任我行”们讨论其去留并决定是否给其补偿；另一方面在履行他的承诺“我们的目标是使推特成为地球上最准确的信息来源，不考虑政治因素。” 马斯克的推特开局 马斯克砸440亿美元收购赢利状态欠佳的推特之后，面对推特高管与员工强大的敌意，用他特有的幽默对之，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网络话题，从抱着洗脸池出现在推特总部，再到万圣节全身盔甲造型，几乎都激起无限网上联想：这家伙要干什么？ 但玩笑之间，真动作一点也不含糊。然而，从马斯克当上Twitter CEO近一周内的连番操作来看，所谓的荒唐和反转都只是马斯克想要大刀阔斧改革Twitter之前的“障眼法”，其所有做法都筹划已久，比如上任第一周，就对Twitter抡起“三板斧”：干掉高管、罢免董事会、研究大裁员、全员加班开发“认证费”。如今外界看到的这一切，有可能仅仅只是开始。10月27日，在Twitter开启“马斯克时代”仅仅数分钟之后，多名Twitter高管被直接解雇。首席执行官Parag Agrawal、首席财务官Ned Segal、总法律顾问Sean Edgett赫然在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括法律政策、信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Vijaya Gadde，而这位就是此前决定封禁美国前总统川普账号的公司高管。 据悉，这些高管并非象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用纸箱收拾完个人物品后体面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公司大楼，而是“被匆匆赶出大楼”。CNBC记者的David Faber称，前CEOParag Agrawal和首席财务官Ned Segal已离开Twitter旧金山总部，并且不会再回到公司。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将解雇3700名推特员工（占50%）。推特负责查封网民账号的“舆论刽子手”就有100 多人，现仅留15人，其他全部解雇——闻听此事，非左派推特用户顿感大快人心，几乎无人对这些网络“任我行”们报以同情之语。 白宫推特也吃瘪 接下来是11月2日发生的一幕： 这一天，白宫官推The White House @WhiteHouse发表一条推文：“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老年人正在获得他们的社会保险支票金额10年来最大的增长。” 可是马斯克的新推文使已经存在了20个月的 “鸟眼观察”发挥作用了，这个鸟眼观察类于“事实核查”（fact check） ，读者们可以添加他们认为人们可能想知道的内容，于是读者以事实毫不留情地驳斥了白宫的谎言：“由于基于通货膨胀率的年度生活成本调整，老年人将获得大幅增加的社会保障福利。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签署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自动福利调整法案。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签署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自动福利调整法案 Pub. L. No. 92-336(1972)。” 这位读者还附上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签署的这份法案的链接。 事情清楚了，是拜登一手造成了4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手里的美元大大缩水，靠养老金、社会保险金生活的老年人更是首当其冲。白宫在被核查的绝对羞辱之后，正式删除了这条推文。马斯克赞曰：推特社区的鸟眼观察功能很棒。 在言论自由与广告金主之间的平衡 “言论自由”这个要点从一开始就在马斯克收购Twitter的交易中占据关键位置，但是，Twitter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广告，据说，Twitter收入当中，90%来自广告。这一点本身就让马斯克必须权衡二者利弊，砝码究竟要放在哪个位置才是最合适的。 说到言论自由，马斯克自己就是最大受益人。从特斯拉新车交付到“猎鹰9号”火箭上天，从展示宏伟的登陆火星计划到怂恿大家“炒币”，从与华尔街基金经理的唇枪舌剑到与普通网民的随机互动，Twitter堪称是马斯克成为企业家当中最强公关经理的成长史的见证者。 然而当马斯克强调要在Twitter格外放大言论自由，并着重提及要取消内容审核时，Twitter的广告商们开始担忧了。这不仅仅是此前曾经表示，在他的计划里，Twitter的广告收入占比要下降至45%左右。而是因为马斯克强调要在Twitter格外放大言论自由，并着重提及要取消内容审核（并非事实核查）时，广告商们开始担心，一旦放大言论自由限制，或将造成Twitter自此之后成为极端主义者的大本营，充斥不良信息，影响Twitter的品牌形象。10月31日，广告商的行业组织——全球负责任媒体联盟（GARM）警告马斯克，Twitter平台上必须不能出现不当内容，这一点“没有商量余地”。GARM表示：平台应该对所有人都是安全的，并且要适合广告商……对于广告商来说，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们希望Twitter能够信守承诺。 特斯拉的竞争对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已经表示，考虑到需要了解Twitter在新当家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公司将“临时性暂停”在推特上投放付费广告。 马斯克对GARM的反应极为重视 ，毕竟办企业需要挣钱。因此，马斯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封《致推特广告主》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收购Twitter的动机，是希望Twitter能够成为更开放公平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不是分裂成不同阵营，并且用户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他希望广告能够以合适的方式来呈现，从而成为能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进而为品牌提供成长空间。 马斯克的意图也颇为明显，他力求在言论自由和风险控制之间达到平衡，他此前也曾强调称Twitter显然不能成为一个“自由放纵的地狱”。 但是，马斯克与GARM的合作注定艰辛，因为GARM本身的政治倾向严重左倾，它由WFA于2019年创办。WFA 连接了全球 60 多个市场的最大品牌所有者和国家广告商协会，汇集了当地数以万计的品牌。WFA创建全球负责任媒体联盟这个全球网络，将谷歌、Facebook、Twitter、Youtube都纳入其网络。在其成立的第二年，该联盟同意评估双方对仇恨言论的定义，决定立即采取四个领域的行动：仇恨言论等有害内容的定义、衡量、审计和适宜性控制。而Musk的政治倾向现在被视为右倾，因为一度拒绝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星链免费服务更被视为左派之敌。他本人也曾说过十多年前自己是左派，但因社会价值观严重极左化，他现在成了中右。 Musk接手的Twitter将淡化为政党服务的色彩 Musk管理 下的Twitter，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因素。因为Twitter从出生之后不久，就成了政治工具。这点只要回忆一下Twitter的成长史就知道了。以下简单述其梗概： 由博客技术先驱blogger.com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创建的新兴公司Obvious推出的Twitter于2007年3月正式起步，尽管提供的服务本身很简单，但对于各种突发新闻，Twitter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所发布内容很简洁：二是在事故现场的Twitter用户可抢先把消息发布在Twitter中。相比之下，新闻网站必须经过记者、编辑两层工作，因此新闻发布快速性上不如Twitter。 最先发现推特价值的是当时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2007年他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有赖于成功地利用了当时这个新兴媒体。奥巴马进入白宫之后，希拉里当了他的国务卿，奥巴马获民主党内提名就是战胜她这个对手的结果，因此深知Twitter的可利用价值。在国务卿任内她做了两件事情，对Twitter今后服务于民主党的党争起了关键作用。 其一是希拉里在其国务卿任期内推行E外交，重视利用社交网站“脸谱”、视频网站Youtube、图片共享网站Flickr和Twitter这些平台传递外交政策信息。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最年轻的职员科恩正是执行这种网络电子外交的具体人员。2009年5月，科恩组织Twitter共同创始人多尔西等多名美国网络公司高管赴伊拉克考察，讨论帮助伊拉克建设信息网并推销Twitter。 其二是成功地利用Twitter干预2009年6月的伊朗大选。为了帮助反对派获胜，Twitter公司应美国务院的要求，将原计划在当地时间15日深夜进行系统维护，暂停90分钟的服务延迟到16日下午5时。伊朗大选因此得名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奥巴马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更是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 。 美国媒体早就服务于美国党争而不能自拔。Twitter在其成长过程中与民主党的奥巴马、希拉里有这种深厚关系，决定了这家社媒必将服务于民主党，2020年的大选中，Twitter立下了汗马功劳：因《纽约邮报》10月中刊发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而封禁该报推号长达两周、取消川普总统的推号及大批美国保守派的推号。马斯克接手后要做的就是如何降低Twitter的政党化色彩。 总之，马斯克花了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对美国社交媒体的未来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未来如何，尚在未定之天，但毫无疑问，Twitter结束了过去依附于左派而无法无天的言论管制。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11月6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8257）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推特上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敢
编者按∶在推特上，那些三言两语的推语，很多非常精彩，既迸发中国网民的智慧，也展示黑墙内的勇敢。那些不死的心，代表著中国的未来。这里摘引最近的推语（推翻专制、传播民主之语），以飨读者。 【加拿大总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为恐怖主义】 哈珀在“赞颂自由”的筹款晚宴上说∶“已经生活得足够久的人会知道，邪恶的形式多种多样，似乎在将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重塑。但是，不管它自称∶纳粹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恐怖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破坏，导致人类自由终结。 ———————————————————————————— 现在中国的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病人（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坐在高楼上，不停的向下面的屁民扔砖头，屁民们随机被砸中，死伤累累。但是屁民们只要自己不挨砖头，就只顾自保，没人想到大家要一起冲上楼来将这个精神病人抓起来！ ———————————————————————————— 中共把香港作为诱饵，期待台湾能傻乎乎地上钩，谁知道等了17年台湾人民依旧不上当，诱饵白白地搁置了17年。眼见再等下去诱饵就要变质了，中共干脆自己吃掉了。 ———————————————————————————— 九十多年前，有一帮人，接受境外组织资金开山立堂，被当时政府定为恐怖组织，邪教，它们杀人劫财，公开分裂国家，出卖国土，与侵略者勾搭，后来，它们成了开国元勋┅┅ ———————————————————————————— 央视说美国总统大选花了60亿美元，但没说美国3亿人口平均每人20美元，人家是四年选一次，20除以4是5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平均每年花5美元来选总统。反观中国去年官员的三公消费2万亿，除以13亿是1538元，就是说每个中国人每年被收缴1538元供官员吃喝玩乐。 ———————————————————————————— 【依罪治国】毛时代最大的笑话是，连宪法都废了，却还照样能给人定罪，只是罪名单纯，不管犯不犯事，犯什麽事，只要想搞你，都能以反革命罪论处，这叫依罪治国，相对法治而言可简称罪治。现在法律多罪名也多，但照样在罪治，比如寻衅滋事罪，不管犯不犯事，犯什麽事，只要想搞你，都能被寻衅滋事罪。 ———————————————————————————— 【为何毛是伟人】越南人说∶没有他老山和白龙尾岛是中国的；印度人说∶没有他藏南是中国的；缅甸人说∶没有他果敢是中国的；俄国人说∶没有他海参崴是中国的；朝鲜人说∶没有他半个天池和分水岭东侧三座山峰是中国的┅┅最后我也终于明白，没有他，我是民国公民┅ ———————————————————————————— 两个党派，两种境界∶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是抗战初期国民党一句征兵口号，惨烈而不失悲壮！在国破家亡之际，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战场。 “待到革命成了gong，一人一个女学生”；“你想种地不交租吗？你想睡地主老财的小老婆吗？赶快参加红军！”—1930年8月1日红军宣传标语 ————————————————————————————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渣】在他们眼里 割让领土的不是恶人，贪污受贿的不是恶人，转移财产的不是恶人，强拆民宅的不是恶人，嫖宿幼女的不是恶人，滥杀无辜的不是恶人，污染环境的不是恶人┅┅但是，当你批评这个滋生了无数丑恶的体制的时候，你却成了恶人，被诬陷为汉奸美狗 ———————————————————————————— 无数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毛是人民的大救星，突然告诉他毛是坑害国人的罪魁祸首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许多人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但是这个弯必须转，转不过这个弯就永远是奴才，只有转过这个弯才是转变成一个公民的开始。 ———————————————————————————— 台湾的「外省」族群大多数是随著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内战中败逃而来，半个多世纪来避祸于台湾，却厚颜以统治者自居；先是驱使台湾人民跟著他们一起反共，「不然中共会血洗台湾」，现在又反过来吆喝台湾人民跟著他们一起媚共，说的还是「不然中共会血洗台湾」。——陈师孟 ———————————————————————————— 土匪在台上比划著枪喊话∶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重新做人，不抢不杀不奸，欢迎父老乡亲们监督。台下有人说∶你能不能把枪放下说话吗？万一走火伤了人不好吧？这边话刚落音，土匪就开枪把他打死了，说，就你唧唧歪歪事多┅┅ ———————————————————————————— 我是一个总理，我也是一个演员，我要通过表演来欺骗人民，我要通过演技来感动人民，实际上我就是一个演员但不小心当了总理，我的职责只有一个，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27亿我拿了。感谢奥斯卡主委会，感谢党让我有表演的机会，并拿到奥斯卡最佳丑角奖。 ———————————————————————————— 2014-1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
尽管共产主义在全球溃败，但社会主义思潮，不仅至今仍在美国左派中盛行，更被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信奉。从七十年代开始，瑞典等提出「第三条道路」，被称为「瑞典模式」。但最近瑞典经济学家卡瑞森（Nils Karison）的报告揭示，瑞典所代表的这种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其结果令人震惊却很少世人知晓」。他以瑞典和美国进行比较指出： 首先，自1950年至今，瑞典的私营领域，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而同期美国的私营领域增加了6,000万个工作机会，即从1950年的5,200万，增至2002年的1亿1千500万。 其次，在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前50个瑞典大公司，没有一个是1970年以後产生的。而美国自1970年之後，产生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例如微软，沃玛（Wal-Mart），家庭用具（Home Depot），英特尔（Intel），思科（Cisco）等。 第三，1970年时，瑞典在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全球有影响的工业国家」中排名第四，2002年则降到第14。而美国在最近瑞士商校IMD的评比中，名列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国家排行榜之首。 第四，瑞典由於实行高福利制度，结果养出更多懒汉。仅在2003年，就有100万人失业，400万雇员没有上班，而是休「病假」或领取各种社会福利生活。而且瑞典的多数人都在政府部门，或和政府有业务合同的机构工作，所以他们的收入是来自国家税收。因而在过去20年来，欧洲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才是美国的一半，但欧洲的失业率却比美国高出50％以上。 这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感叹说，瑞典原来并不是这样。在50年前，瑞典曾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她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富有的工业社会，因为当时实行了减税、削减限制企业的规章，限制福利的政策。从1890年到1950年，瑞典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产生很多全球知名的公司。1950年时，税收才占瑞士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1％（美国现仍仅占30％）。 而自从瑞典在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福利社会，并在六、七十年代走高税收，高福利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三十年来，税收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1995年瑞典的政府开支达到顶峰，占GDP的66％！ 伴随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是对企业更多的限制，更多的计划经济，结果不仅损害瑞典的经济，更使瑞典人失去尊严，因为他们本可通过自由竞争，创造更好的生活。美国现有12％「低收入」家庭，标准是年收入2万5千美元；而按这个标准，40％的瑞典人是「穷人」。瑞典的人均收入比美国最穷的阿拉巴马州还低，而瑞典以至整个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要说仅是美国人的60％，而且比美国的穷人还少43平方尺。 撰写这份报告的卡瑞森感叹说，瑞典模式告诉世人，如果想创造一个人道、有同情心、繁荣的社会，仅仅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去年2月瑞典主张市场经济的智库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死了？」多数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信息的人民中，已经死了。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理论的当代掌门人弗里德曼则说的更乾脆：「今天人们公认社会主义已死亡，而资本主义是通往未来之路。」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15日） 2004-09-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对外开放 30 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
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让中国过剩劳动力与国际过剩资本相结合的“引进外资”政策，到2008年外商大举撤资，中国吸引外资正好经历了一 个驼峰型变化，其中2007年是驼峰的最高点。这一年，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达7,630亿美元，世界 500强中有480余家到中国投资，不少国际金融巨头还成为注资中国银行业的“战略伙伴”。不少外商为了落户中国，被迫向负责外商投资审批的各部官员行 贿，如商务部官员郭京毅、邓湛、杜宝忠及国家工商总局官员刘伟等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贿而聚敛大笔财富。\[1\]面对这一“成绩单”，中国政府认为本国成了世界 各国资本向往的投资宝域。 始于2008年的外商撤资，是外商继2000年与2005年两轮产业资本大撤资之后的第三轮。这次撤资潮中，既有产业资本，也 有金融资本；既有获利后全身而退的国际金融巨头，如瑞银（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简称UBS）、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与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 RBS）等，也有大量因破产而黯然离开中国的外商。中国政府向来只公布外商投资数字，却从不公布外商撤资数额。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2008年 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2008年资本金融项目顺差比2007年下降74.2%，首次突破1千亿美元。这表明2008年在华外资采取了大规模撤资行动。 \[2\]2009年，外资撤退还在继续。中国海关总署4月份发布的报告指出，从2008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看，中国今年有外资大规模撤资的风险。 \[3\] 2008年外商撤资潮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外资”这只“金凤凰”是否还眷恋中国这只“巢”，已成为中国政 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多年来庞大的外资进入中国，其作用除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之外，还承载了世界的另一期望：通过经济市场 化，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促使中国尽快与国际接轨。这种接轨除了市场规则接轨之外，还包括文化及价值观念的接轨。如今30年过去，外资做为拉动中国经济 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经济之功世所皆知，但它所负载（一些跨国公司也曾慨然承诺）的政治使命——推动中国民主化到底完成了多少？ 一、中国引进外资30年略述 中国连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依赖所谓“三驾马车”拉动。这“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出口与消费。而投资当中，中国本身的投 资以基础设施为主，外商投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短期经济效益来看，这种投资是一种“双赢”：90年代的中国为“资金饥渴”所苦，也 缺乏技术、产品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外商投入中国的巨大资金和大量技术有如输血；对于外商来说，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并开发中国市场，成了企 业谋求生存发展的捷径。于是，继60和70年代意大利、东亚四小龙相继成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的“福地”之后，中国成了新的“成本洼地”和“世界工 厂”。中国政府对外商的低税收优惠政策、近于零成本的污染宽容政策以及“血汗工资制”，使得中国在外资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掘金场”。 中国引进外资，从投资主体与政策导向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绿地投资。 这段时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资本与日资为主（80年代香港资本几乎占中国外资总额的70%左右），广东是港资聚集之地，台商以 福建为投资鹄的。这些外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的“绿地投资”。“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主打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玩具制造的生产主体 是港台资本外加少量韩资。中国那些透支劳工生命福利与生态环境的“血汗工厂”，亦以港台韩等资本为主体。 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至2006年以欧美产业资本为主的投资潮。 这段时期，美欧大资本相继抢滩中国，投资重心由广东沿海转移至美欧资本看好的上海等地。 在这两个阶段，吸引外资并非一帆风顺。在2008年港台商人为主的制造业大量倒闭之前，在华外资其实已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撤资 潮。第一次撤资潮发生于2000年到2001年间，该年部分外国电力投资商撤出中国市场，是为“第一次退潮”；第二次发生于2005年4月至5月间，美国电力、赛德能源、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等一批国际电力巨头纷纷撤离中国市场。\[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从中国市场撤出的外国企业似乎不愿意对外公开自身的投资失败，反而出于商业考虑，将本公司的“中国因 素”作为占领国际市场的业绩夸耀，以维持或拉抬公司的股价。而面对源源不断涌入中国、想在这“投资福地”淘金的外资，中国政府则一再抬高投资门槛。 2006年10月，中国调整对外资政策的方案陆续出炉，官方研究机构就中国今后的外资政策取向发表报告称，未来中国的外资政策将逐步向中性外资政策转变 ――所谓“中性”，即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其中作为标志性的方案有二：其一是酝酿提高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与中国本国企业的所得税率一样，为25%－ 28%。这一政策的正式实行时间是2008年1月1日，但实行不到半年后，面对出口贸易的窘境，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提高出口退税率\[5\]，为从事出口的外 资企业提供税收补贴，降低这类外资的税收负担，变相地部分恢复了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此后，由于出口呈负增长态势，政府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6\]其二是对外资并购政策的重大调整。此前外资并购曾经是中国商务部鼓励的外商投资方式。2004年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约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10%左右。但从2005年以来，一些著名的并购案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机械、拉法基控股四川双马、新桥投资入股深发 展、美国AB公司入股青岛啤酒、阿赛洛谋求入股莱钢股份等。这些并购案有的成功了，有的未成功。未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国内舆论认为一些被并购企业有关中国 的国家经济安全（事实上是否有关并不重要）。持续三年的舆论造势以后，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与企业名单越来越长。在中国的资金饥渴已得到缓解，国内民族 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外资并购的门缝越来越窄。2006年9月8日生效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可说是中国外资并购政策调整的标志性文 件。该文件规定，在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将设限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这些行业包括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 制造和钢铁领域。\[7\]从此外国产业资本涌入中国的高潮结束，进入中国的外资主力军换成了金融资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能带来高额利润 的高污染工程PX项目在中国大量兴建。\[8\]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假外资，即中国人或中国公司将资金转至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 的名义回流中国。根据中国政府部门的总结，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回国创办“外资”企业；第 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 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在中国非常普遍，不仅实行低税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空壳公司的宝地，英属 维京群岛、开曼岛、萨摩亚等地也分别成为中国引进外资（FDI）的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全部的FDI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 多大，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25%；而许多专家学者则认为，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9\]国内企业变身外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对外资的税收优惠。针对假外资泛 滥的情形，中国当局2006年8月推出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引入了“实际控制”原则。该规定第11条、第15条要求当事人向审批机关披 露其管理关系及实际控制人，对于境内主体实际控制的并购行为均报送商务部审批；第9条规定，对于境内主体以其控制境外公司名义并购境内企业的，所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原则上不享受优惠待遇。此外，第58条规定，境内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改变国籍的，不改变该公司的企业性质。\[10\]上述规定使“假外资”的套利预 期落空。这一变更倒很符合中国政府一向视海外华人为本国子民的政治原则。 第三阶段：2006至2008年，新进入外资以金融资本为主力军。 自2006年开始，有关外商撤资的消息一直未断。尤其是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由于获利低微，不得不 黯然撤离。\[11\]韩、日、台资企业都开始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将企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一家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台资工厂将其业务转移 到了越南，称该厂的平均成本比中国低30%-40%。日本不少机械电子部件厂家从2007年初就开始在越南设厂，并逐渐将部分中国业务转移至越南。 \[12\] 随着“西门子”等公司撤出中国，美欧国家产业资本的中国投资热已渐渐退潮，继之而来的则是美、欧金融资本。外国金融资本应中国 政府之邀，于2006年前后陆续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的改革始于1999年，最 初只是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小规模试点。至2007年底，共有25家中资银行引入33家境外投资者，引入资金212.53亿美元。\[13\]这些外商金融资本与 中国银行业同进退，随着中国政府将银行业这些巨舰推向中港两地股市圈钱，外商金融资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赚个盘满钵满。 不过，这些战略投资者似乎并未打算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合作伙伴，一旦中国规定的三年投资“锁定期”期满，不少外国投资机构就 将手中的中国金融机构的股票抛出。始作俑者是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2007年11月“淡马锡”先后减持10.8亿股中国银行H股及 2.8亿股建设银行H股，据估算获利30多亿港元――那时，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还远未到来，不少人还看好中国经济。2008年12月31日是瑞银 （UBS）持有中行H股3年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一天，UBS立即清空所持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约8.08亿美元，完全退出了中国银行。\[14\]紧接着，锁定期陆续到期的外资银行纷纷如法炮制。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以每股3.92港元减持建设银行56亿股H股，持股比例从原来的 19.1%下降至16.6%，套现约28亿美元。 同日，李嘉诚基金会出售所持20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5.24亿美元。1月14号，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又悉数出清所持108.09亿股中国银行股 份，套现约24亿美元。\[15\] 外资银行撤离只是中国外商撤资潮的一股寒流。除了减持股票以外，不少外资也陆续中止与中国上市公司的项目合作。2008年8 月7日至2009年1月9日，高盛（Goldman Sachs）旗下子公司减持西部矿业近8千万股，套现5亿，使高盛对西部矿业的持股降到了5%以下。下面再列举若干外资从中国的上市公司撤资的案例 \[16\]：2008年11月，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撤回在亚洲风电业务的投资，导致金风科技子公司北京天润与BP共同开发内蒙古达茂旗风电项目的合作 终止。与此同时，日本的原弘产株式会社宣布撤出湘电股份控股的湘电风能公司27%的股权。12月，航空动力控股子公司西安维德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之外方股东 德国诺德巴克－杜尔公司决定撤资，将其持有的维德公司股权的40%转让给西航集团所属的西安西航集团航空航天地面设备有限公司。 外资还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票撤离中国的A股市场。2008年12月，QFII云集的中金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共完成268 笔卖单，成交金额高达59.66亿元，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平安等权重股均为卖单。据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摩根大通在2009年1月的头两个交易日中 分别减持了中国石化、中国铝业和招商银行3只中资股的港股股份，总共涉资8.75亿港元。\[16\] 面对退潮般的外资撤离，2008年12月19日中国商务部在网站上公布了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外资非 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宣称将对“非正常撤离”的外资提起跨国追诉。\[17\]且不讨论这种“跨国追诉”操作起来有多困难，仅这一“工作指引”问世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对外资撤离忧心如焚。为了挽救经济颓势，中国政府甚至置环境保护于不顾，仓促地大量上马污染项目。2008年11 月，在短短3天之内，中国政府就批准了93个投资计划，价值达2,600亿元人民币。同时，各省级环境部门立刻纷纷效仿，缩短有关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时 间，在一些地方，评估外资项目对环境影响所需要的评估周期从60天减少到5天。 \[18\] 二、中国真是外商投资的“福地”？ 尽管港、台、日、韩资本的撤资早于这次金融危机，其撤资原因是中国的土地、原材料及劳务价格持续上涨，与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大资 本撤离的因素不同，但中国官方却一律将所有的外资撤离称为“受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对2009年接踵而至的外资银行撤资案例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中国官方 的解读是：这些急于“撤离”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因为财务状况差，自身的“流动性”出现问题，所以它们的撤离与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关联。但境外同 业的分析却认为，外资从中国的金融业撤离，主要是因为中国银行业的呆坏账率将迅速上升，预期盈利能力会明显下降。例如，“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宣称： 2009年中国国内银行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的利润率将收窄50%，平均贷款利率则会由2008年6月的水平下调300个基点，在此预期下，中国银 行业的隐含坏账率将扬升204基点。\[19\] 2008年11月26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过一篇“美商加速撤离中国”（China Losing Luster with U.S. Manufacturers）。若想了解外商撤资的原因，此文不可不读。该文指出，美国AMR研究机构在最新调查中发现，近月美商对在华投资抱持的心态已 发生极大转变，尽管仍有35%的厂商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列入首要考量，但更多的厂商从中国撤厂的考量已由直接成本因素转变成无形的产品品质及知识产权因素。 该结论系研究人员对130位美国各产业的制造业者调查后得出，被调查企业涵盖制药商、电脑厂家与汽车零件厂。研究人员为探求厂商态度大变的原因，就15项不同的风险因素，要求受访者分别对不同地区设厂可能的风险予以评等。调查结果是，厂商认为在中国设厂的主要风险为产品品质及知识产权考量――而2008年 5月的调查显示，那时厂商最关心的是薪资及运送成本不断上升的风险。统计数据显示，这15项风险因素中，中国在其中9项上被评为最高风险，有一半受访者把 中国的品质不良、57%的受访者将侵犯知识产权风险等级列为最高，两项的比率都比5月的调查高出许多。只有不超过7%的受访者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这两项风 险列在首位。调查显示，中国的风险因素还包括不易管理、商品价格波动大、供应链不够稳定、信息科技问题等。\[20\]调查者发现，表示要减少从中国供货的厂 商比率已从9%上升至17%。2009年第105届广交会的交易结果仿佛证实了这项调查的结论：该届广交会达成的出口成交额（262.3亿美元）比上一届 减少53.2亿美元，减幅为16.9%。\[21\] 1、有多少外资在中国实现了“淘金梦”？ 与阿拉伯国家（比如另一个淘金天堂迪拜）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当然要好得多。但中国这个淘金天堂里也充斥着许多失败者。2005 年5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财富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的讲话列举了外商在中国赢利的成绩：正在运营的2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 赢利。薄熙来还列举了在华美国商会2004年的调查：被调查的四分之三美国公司在华赢利，42%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的利润率。薄还特别提到，德国 大众在华合资公司的运营利润相当其全球运营利润的四分之一。\[22\]《财富》（中文版）发布“2005年度外商投资调查”时，再次强调“在中国做生意并不 像外面传说的那么无利可图。……我们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在中国扩展或者建立新的业务，超过 56% 的外商认为3年内可以盈利，超过 90%的外商认为5年内可以盈利。”然而，事实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般美好。上述报告极力强调在华外资正在赢利，这恰恰表明，在华外资的赢利与否，是一个颇值争议 的问题。 在华外资的真实成绩单是：一半外资已撤走，留守者只有一半多赢利。薄熙来所引用的数据回避了两个事实：其一，投资失败而黯然 撤资者占来华外资的一半；其二，留在中国的50多万家外资企业当中，有22万家并未正常运营。笔者的这一发现，得之于偶然的机缘：商务部为了抵制国家发改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政策建议，向公众提供了一组通常情况下被视为绝密的数据。2004年，这两个政府部门为“两税并轨”（即中外企业所得税并轨， 2008年推行时改称为“两税合一”）一事发生争执。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引进的外资过多，已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主张取消对外资的 税收优惠。主管外资业务的商务部官员情急之下，于2004年12月中旬公布了一组数据：当时中国累计使用外资的金额是5,590.23亿美元，其中近一半 资金已经撤回；当时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共有504,568家，但实际运行的不到三分之二。透露这一数据的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在公开发言中表示，由于中国 没有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统计，而被普遍使用的“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及撤资等情况，到2004年底，中国利用外 资的存量约为2,500亿美元，仅及实际利用外资累积金额的一半。\[23\]那么，运行中的外资企业的赢利状况又如何呢？2004年7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反避税官员苏晓鲁指出，55%的外资企业均报亏损，但他认为其中不少是借亏损之名行避税之实。\[24\]2005年广东省统计局调查了广东的696家重点外 商投资企业，发现广东省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的外资亏损面逾半。\[25\] 笔者根据上述数据稍作分析，得出了中国政府一直力图隐瞒的结论：在华外资中有一半因为亏损已经撤走，留下的外资当中有将近一半未营业，而营业者里只有三分之二赢利。如此成绩，中国能算得上是“投资福地”吗？ 有关中国吸引外资的报道总是“金光灿烂”，不仅中国自弹自赞，不少外资也唱着相同的曲调。唱归唱，但有关到中国投资是否赢利却始 终是个问题。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影视媒体产业对中国十几亿人口所隐含的庞大潜在市场充满憧憬，不少媒体企业在中国投入相当规模的投资，纷纷登陆中国市场。 据《纽约时报》2009年5月4日的报道：“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二度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同属时代华纳集团（Time Warner Inc.）的华纳兄弟电影公司（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2006年曾计划在中国设立200多家零售店，此计划也已胎死腹中。该报道指出，在很长时间内，美国媒体主管高谈中国的市场 潜力，把中国说成是影艺产品（包括媒体产业）的金矿；但一旦进入中国，媒体公司的挫折感就不断升高。时代华纳公司的副总裁戴尔宁（Michael Del Nin）表示：“没有一家公司在那里真的站稳，似乎也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站稳。” \[26\]另一位非常懂得向中国政府弯腰并放弃新闻原则的媒体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倾注全力打进中国市场，但10年之后不得不承认败北，有人讽刺说他唯一的收获是找到了一位华人妻子。\[27\] 外商在华投资的业绩究竟如何？也许，与其听投资者的自我吹嘘，还不如根据宏观数据作直观的判断。《中国经济季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总编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写了本《中国梦》（The China Dream，2002年）。该作者采用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商务部要求美国企业的外国分支机构报告盈利状况），所列举的事实正好与薄熙来的结论相反： 2003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为美国企业提供了44亿美元的利润，人口仅为1,900万的澳大利亚为美国公司创造的利润是39亿美元，而墨西哥这个人 口仅9,500万的国家为美国企业提供了57.5亿美元利润。\[28\]在国际投资者“中国梦”正酣之际，这本《中国梦》似乎是只不讨人喜欢的“乌鸦”。 所有外商中，港商与台商的命运最为悲惨，不少港商不但血本无归，甚至还身陷囹圄。2005年广为流传的“北京门事件”，就是政 商合作当中外商利益被侵吞的一个著名案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嘉利来集团想与有官方背景的北京市二商集团合作开发房地产，借助官势赚钱发财，但投 资的房地产增值后，数亿资产却被北京市的合作方侵吞。一位采写“北京门事件”的记者认为，此案“实际上是北京市三个局级政府部门内部腐败分子共同涉入，联 手合谋抢夺外商巨额投资权益的公务员诈骗案”；他写道，“据了解，目前港资在大陆外资总额中比例为45%，而近年来港商在大陆吃官司、被关押的人数上万。 美、欧、日等国商人处在本国政府的强力保护伞下，台商因为涉及两岸关系，大陆贪官亦不敢妄欺。而港商，早在1980年代，就被北京的士司机冠以‘港熊’ （念‘松’，即‘熊包’，好欺负之意）之称”。\[29\] 这位记者其实高估了台商的处境。近年来，有关台商在大陆投资失败的新闻同样不绝如缕。台湾商人高为 邦对自己在中国投资失败的经历创痛钜深，为警示他人，成立了一个“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并以30多个案例分析为主线，写了一本《投资中国，你必须知 道的陷阱》。该书列举了台商投资中国的12大陷阱，诸如“假合资、真诈财”，“勾结银行贷款、债务套牢台商”，“假执法、真抢劫”，“白道撑腰、黑道抢 劫”等。\[30\] 至于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到底有多少获得成功，北京政府与台湾双方的说法差距甚大。北京官方宣称，到大陆投资的台商有80%赚了钱；而台湾陆 委会则认为，在大陆的台商中只有四、五成是赚钱的，台商协会自己的估计是，投资失败与成功者的比率各半。\[31\] 2、外商投资遇到的“克星” 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闪光点是“比较优势”，即中国能为外资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再加上从90年代后期开始人民币币值被低估， 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的廉价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从2004年开始，这一“比较优势”日益受到质疑。部分外商抱怨，过去10年来，三类成本 （即经营成本、监管成本和外部成本）过高，一直制约着他们在中国的商务发展，连众多提供减税政策的经济特区也是如此，对外商而言，盈利变得越来越困难。 2005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一篇“中国‘成本优势’的神话”，讲述了外资企业在中国难以赢利的真相。文章说，经营 成本上涨与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趋势同步，这两类生产要素的进口成本远远高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而中国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还在不断加大；在 投入成本上升的同时，产能过剩、准入壁垒下调、以及对低投资回报率的高容忍度，会继续压低利润率；据在华制造商估算，在中国的制造企业之能源和原材料支出 往往高于国外同类企业，因为其原材料要加进口关税、出口产品要加海运成本，此外还要付17%的增值税。该文作者举例说明中国的大市场并不意味着高赢利： 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啤酒市场，然而，占中国市场份额35%的中国三家最大的啤酒生产企业2004年的利润总额只有1亿美元，仅相当于 荷兰喜力(Heineken）公司当年利润的七分之一和AB集团(Anheuser-Busch）当年利润的5%。\[32\] 此文发表之后一年多，中国的企业税负、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更呈快速上涨之势。 2006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了“财税139号文件”，公布了出口退税率下调方案，此举令外资企业出口的盈利能力下降。此后，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费用等不 断上升，再加上宣布实施“两税合一”政策之后企业税负增加的预期，外资制造类企业开始从中国撤离，率先行动的是在华韩资、日资及台资。这些制造类企业主要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企业抱怨最多的问题。2006年，广东省的东莞、广州、深圳等地均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增长 17.8%，最高的增长32.6%。\[33\]当时，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资是2美元，而深圳是4美元。土地费用也日益让外商头痛。2006年以前，广州开发 区工业用地的最高价格不超过每平方米400元，而从2007年开始，该地的土地起步价上升到每平方米600元，深圳、东莞等地的土地价格亦相应上涨。 \[34\] 令外商最头痛的，还有中国的政府行为导致的监管成本过高。在企业眼里，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业务的获准（如获得免 税期、政府合同和营业执照之类的优惠和照顾等等）往往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些耗时耗资的事务明显加重了本来就在不断上涨的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 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谈到外商的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知识产权为例加以分析。美国是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最多、 也花费最大力气打官司的国家，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不断侵权的问题。\[35\] 许多影视媒体公司陆续撤资，原因就是受不了中国的“检查制度、盗版问题、对外资的严格限制和官僚体系其慢无比的步调”。\[36\] 除了成本优势不再、监管成本过高等障碍之外，政策的多变也是外资不得不面对的另一克星。2005年4月，美国电力、赛德能源、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等一批国际电力巨头纷纷撤离中国市场\[37\]，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多变，投资环境变化莫测。电力投资的特点是资金规模大，回收期 长，最忌投资环境的不稳定。当初各国电力巨头抢滩中国，原因是中国对电力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成为全球能源短缺最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缓解日益加剧的能源紧张状况，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电力工业，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 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美电、法电、韩电等500强企业纷纷涌进，期望在中国这块“淘金宝地”上 掘到财宝。至1997年，外资占中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达14.5%。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过热与收缩之间摇摆，相应地，发电 行业也在紧缺和过剩的循环中起落徘徊。一旦电力供给暂时过剩，政府的调控措施就限制电厂建设，比如，1998年国家制定了“三年不上火电”的政策。而经济 一回暖，电厂投资增加，政府又限制电价。例如，2002年，各地大量兴建电厂，中央政府因此提出了竞价上网的政策。这一政策使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电力 紧缺时期各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而许诺的“保电价”、“保回报”等优惠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由于中国政府的外资 政策变化不定，当初冲着优惠政策而来的外资电厂到2004年几乎全部陷入亏损，或接近亏损状态。太平洋顶峰曾是在中国排名前五位的一家外资电力公司，出资 方为世界500强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和世界银行等。2004年底之前，该公司一共在中国投资了7个热电联供企业，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总投资额达到20亿 元人民币。到了2004年，太平洋顶峰的7家电厂有4家亏损，仅3家微利，2005年整个公司出现亏损。这样便发生了外商电力资本的大规模撤退，西门子公 司被迫于2004年年末将该公司在河北邯峰电厂40%的股份出售。经过这轮撤资潮，电力行业的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存量大约还剩1,200亿人民币。 在中国市场上败北的还有汽车行业的一些外资。大众汽车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都不畅销，中国成了它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但 是，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于2003年达到创纪录的69万辆后，便开始走下坡路，2004年的销售量滑落到64万辆，盈利更是一落千丈。2005年第一季 度，大众汽车在中国的业务陷入运营亏损，它在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的盈利状况从上年同期的1.06亿欧元利润变成1,700万欧元亏损。\[38\]经营如此不 景气的大众汽车，还被薄熙来在2005年的财富论坛上作为外资赢利的样本。 外商遭遇到的最深且无法摆脱的困扰是中国高度腐败的制度环境。外国商人到中国投资，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他 们是否能赚钱，不取决于在本国炼就的经商能力，而是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 “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中叙述了自己在北京的一家外资公共关系公司工作的经历。他提道，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 一本《游说者手册》，教员工在中国游说政府的技巧。对在中国从事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 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 ──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 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象摩托罗拉、思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 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其次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 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 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 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 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要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 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 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该作者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 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5-10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 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39\] 实际上，在“中国热”的背后，中国也是“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失败的投资者只能选择撤离，而外资的撤离方式则千姿百 态：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出于对公司形象和公司股票价格的考虑，大多不愿意对外界坦承在中国的投资失败；港台资本除了部分转移他地之外，还有不少以破产告 终；不少韩资干脆采取逃离躲债的方式；日资因为进入中国的方式与他国不同，撤离时也讲究技巧与策略。 改革开放30年来，外资几乎对中国所有有利可图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劳动密集型加 工出口到房地产业，乃至金融领域，大致可以说，外商大约已经很难在中国再找到新的投资“处女地”了。同时，中国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各行业的外商也都摸清 了这潭水的深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外商选择了大规模撤资。时至今日，或许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外资的中国投资热之高潮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若仍然指望像2007年以前那样每年有新的巨额外资进入中国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期待恐怕会落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外资推动力递减的挑战，而且意味 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以经济制约政治的基本策略之基础将逐步削弱。 三、腐败：外商遭逢的制度环境之困 当外资受困于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之时，它们还能完成各国理想主义者所赋予的、它们自己也承诺过的使命――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进而 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外资被迫顺应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后果相当复杂――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这些外资本身而言均如此。 1、一个有关外资作用的中国神话 笔者至今还记得2000年左右在中国陷入的一场争论。当时最热门的一个公共话题是，中国加入WTO将会发生何种变化。这个话题背 后隐含着一个不容质疑的预设前提：“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不少学者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许多人相信，“加入WTO有 助于中国减少腐败”，其理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会迫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遵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如此将减少中国的腐败，促进中国实 现政治民主化。笔者当时是极少数持反对意见者之一。我的反驳理由很简单：第一，这一预设得不到国际经验的支持，印度、墨西哥等都是WTO成员国，但这些国 家的腐败仍然非常猖獗。加入WTO既然未能减少这两国的腐败，自然也不能减少中国的腐败。第二，这一预设也得不到中国本土经验的支持，中国上个世纪80- 90年代就开始大量引进外资，事实证明，不是外资改良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它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再一次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西方文明到中国“淮桔 成枳”的样本。虽然笔者这两点立论未曾被人直接驳斥，但不少言者继续坚持“外资大量进入将减少中国腐败，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之说。至于“资本最听利润的 话，哪里有利润哪安家”这一被马克思用极其精辟的话阐述过的道理（即“为了300%的利润，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这句名言），被所有的人忘得精 光。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士批评外资进入中国挤垮了中国本国工业时，其实也忘了这个前提。他们的批评总让人觉得，他们原以为外资到中国来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 发展这一高尚目的。 由于预设了“经济发展将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一前提，而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是外资，于是外资进入中国的作用 被夸大到了经济领域之外，吸引外资不仅在中国被涂抹上一层伦理色彩，也成为欧美资本乐于披在身上的一件伦理外衣。出于利益考量，欧美资本集团自愿充当中国 政府游说本国政界的代理人（在美国这批亲中人士被戏称为“拥抱熊猫派”）。他们在游说本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及说服各人权团体时，这点预想一直是个最好的理 由。在中国政府与外资共同的努力下，外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GDP的一个主要增长点便源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据“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2004年发表的一份题为《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和近期发展》的报告，2003 年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530亿美元，而同年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为399亿美元，屈居第二，中国首次成为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40\]。2005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比2005年下降4.06%，但仍然高达694.68亿美元。\[41\] 如此庞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中国，对中国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经济之外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民主国家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所预期的“促进中国民主化”，反而使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国际化了。 2、外资如何逐渐顺应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 中国的市场处于一种规则不透明的半开放状态，政府不仅掌握分配稀缺资源的大权，还决定外资进入中国门槛的高低。在这种投资环境 中，跨国公司为了规避市场风险，降低市场进入成本，必须多方寻求政府力量的支持；而这种寻求支持的过程，其实就是跨国公司通过非正当手段与政府官员达成 “双赢”的过程――所谓“双赢”，于外资而言，是进入了中国市场；于中国方面而言，这种“赢”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绩单上增加了“引进外 资”的数量，另一方面参与引资的官员获得了大量个人利益。 外商在中国涉嫌腐败由来已久。据不完全统计，这类案件从2000年开始直线上升，仅2003年国外公司涉嫌贿赂有关的腐败案件 便达到1,500余件，比2002年增长20%。\[42\]而外资企业负责公关的高管们关于外资行贿的种种说法更是口口相传，且有声有色，只是当时很少见诸 于媒体。即便媒体偶尔报道，用语也十分谨慎。2002年12月4日，云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党组书记彭木裕涉嫌受贿。他审批“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项目时，允许其妻接受该公司董事邹丽佳约10万元人民币的礼物。《中国青年报》小心翼翼地刊登了一篇隐去受访者姓名的文章“怎样与国家公务员‘沟通 ’――一外企总监谈行贿技巧”，描述了外企在中国行贿如何由浅入深地与政府官员建立“交情”的过程。\[43\]2003年，山东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办 理一起外企高管人员涉嫌腐败案件，办案时“上级”特别提出要求，“为不给外企带来不良影响，办案人员不开警车、不着检察服，表面看来一切悄无声息” \[44\]。 中国媒体对外资在华的商业贿赂问题的报道，可以2004年为分界线，这与中国政府当时对外资的态度直接相关。2004年以前， 中国政府的思路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外资，因此在处理外资涉嫌腐败案时非常小心。自2004年起，针对一些外商抱怨中国投资环境的腐败，中国政府为了肯定中国 的现行制度，把腐败的责任推给外商，在宣传部门的主导下，有关外资企业在中国行贿的新闻不时披露于报端。这些案例中不少是案发海外，见诸西方媒体，国内再 广泛报道。例如，2004年4月8日，美国电信巨头朗讯宣布，其中国公司总裁戚道协等4名高管因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而被撤职\[45\]；随 后，巴黎的法院法官勒鲁瓦于5月27日披露，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以“非正常方式”（即行贿）获得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合同。2005年5月20 日，美国加州的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和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该公司在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被罚款480万 美元。中国的媒体报道此案时提到，是否中国“灰色的商业环境”迫使外国投资者不得不冒违犯本国法律的危险。\[46\]几乎与此同时，一篇介绍外国商业游说的 文章“站在大门口的陌生人”，被中国各大网站改成各种标题登载。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外资如何利用“游说”这一公关策略，在中国获取商业利益。该文介 绍说，寻找Mr.Key（关键人物），并通过关键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政商关系），进行相对间接的游说，辅之以直接游说，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尤其 是敏感产业的主要游说形式，而这种游说属于“不怎么正当的活动”。\[47\]随着中国媒体对这些案例的追踪，外资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开始在中国国内频频受到质 疑。这首先与外资在中国的道德形像有关，有关外资在中国涉及腐败的内幕被陆续披露，包括严重的偷漏税问题。其次，不少学者开始诟病中国让出了市场却没有得到技术。 与此同时，外商圈内也开始了反思。一方面，不少外资企业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前景。另一方面，一些曾在中国的外企工作过的高 管，也开始反思外资进入中国后，给自己、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比如，在一家专门为外资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Gorden Chang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曾供职于北京一家外资公关公司的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出版了《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而美国媒体界“大鳄”默多克的重要助手、澳洲记者布鲁·多夫（Bruce Dover），则发表了《默多克中国冒险记》（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 How Murdoch Lost a Fortune and Found a Wife）一书，描述默多克试图进军中国市场赚取商业利益而向北京叩头，昧着良心所采取的妥协。\[48\] “外资进入中国能促进中国民主化”这一“神话”的真正褪色，始于2006年。如果说德国西门子公司、法国家乐福、美国麦当劳 等各色“贿赂门”事件还未直接伤及这个“神话”，默多克放弃媒体应有的原则未获得中国市场只是让这个“神话”沾上了一点污迹，2006年2月美国国会两度 传召四大网络公司，则为这个神话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2006年2 月1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题为“中国的网际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的听证会，传召微软、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网路巨擘，对它们帮助中国 政府过滤信息进行严厉的质询――就在半个月前的2月1日，这四大公司曾经倨傲地拒绝众议院的传召，从而引起美国朝野愤怒，招来汹涌如潮的指责。2月15日 四大网路巨头公司不得不派高管出席听证会。在面对严厉的质证时，这些网路巨头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帮助过滤信息。雅虎高级主管在听证会上 对国会议员陈词，表示对中国的异议人士因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惩罚感到遗憾――此前，雅虎在两件事情上遭到指控，一是于2005年协助中国缉拿异见 人士师涛，导致师涛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10年；二是2004年雅虎与中国警方合作，向官方提供有关四川省达州市财政局公务员李智的上网纪录， 导致李智于2003年12月遭当局以“颠覆政府罪”起诉，判刑8年－－这位高级主管陈说苦衷：为了做生意，他们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其它公司如 Google和微软也都承认他们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过滤信息，屏蔽了中国政府认为政治上敏感的字眼与网站。但是，这些公司还是用另一种方式为自己辩护，他 们声称已明确告诉中国用户，那些搜索是被中国政府的文字审查人员封堵的。\[49\]这些公司去中国之前，都曾宣称要用网路这一工具帮助推进中国的言论自由， 如今却为虎做伥，成了中国当局控制言论的帮凶。自此之后，笔者在美国也不再听到有人重复叙说“外资进入中国能促进中国民主化”这一神话了。而中国方面则干 脆放弃转型学说，抛开“民主化”理念，受《北京共识》一书的启发，开始构建“中国模式”理论。 就接受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的先后顺序而言，最开始自然是与中国有文化血缘关系的港台资本，因为港台两地人士对腐败基本上没有 文化上的抵抗力；紧接着是与中国有文化近亲关系的日本、南韩企业，最后才是欧美资本。据笔者向数位在外企专门负责与政府部门联系的朋友了解，他们认为：跨 国公司的腐败是被逼出来的。80年代这些外资公司刚到中国开拓市场时，并不习惯于行贿；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与一些行贿的公司处于不平等的竞争起点上，流 失了许多机会；于是，外资公司也开始默许这一行为。许多跨国公司迫于中国的制度环境，深知“如欲取之，必先予之”，只是取得的是中国官员与国有企业出让的 公众利益，回馈则给予官员私人。况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做成一笔生意，贿赂成本最后都会在高报的价格与巨额利润中获得补偿，所以外资通常都明智地选择了 “以较少成本获得较大利润”的策略，认同“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参与腐败。只不过欧美资本在行贿方式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手法还是气派，确实非 “先行者”港台中小资本可比。 3、贿赂：Mr. Key手中的 Golden Key 外资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之所以必须向中国政府官员行贿，完全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政治状态造成的。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通 病。长期研究腐败的Cheryl W. Gray和Daniel Kaufmann曾将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时出现的腐败行为，划分为以下5种类型： 1）政府合同：贿赂能影响政府部门选择哪些私人团体提供公共货物和服务及其供货合同的确切条件，它还能够影响项目执行期间转包合同的条件。 2）政府收益：贿赂能影响货币收益（指逃税、补贴、养老金和失业保障金等）和实物收益的分配（指进特权学校、医疗、保险、房地产或是取得正在私有化的企业中的股份）。 3）公共收入：贿赂可以被用来减少政府从私人团体征税或其他费用的数量。 4）节省时间及避免监管：贿赂可以加速政府批准从事合法活动的过程。 5）影响立法和监管过程的结果：贿赂可以改变立法和监管过程的结果，使政府或者不制止违法活动（比如毒品交易或污染），或者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及其他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50\]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强力干预经济活动。在中国尤其如此，政府不仅是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者，并且还是参赛者。政府官 员通常掌握着政策、行业发展的资源，并负责看管行业准入的壁垒，这是他们索取贿赂的“资本”。官员们将这一“资本”用之于国内企业，谋取了不少非法利益， 对于国外企业，他们自然也不会放弃这一机会；而且，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对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机会（如子女到国外求学、家属移民外国）的外资，自然格外 青睐。一般而言，跨国企业在本土做生意都比较“规矩”，经营行为相对比较规范，但到了中国这个腐败成风的国家，要想获得利润，就只有入乡随俗，通过贿赂绕 过政策壁垒而迅速获得市场准入权及各种便利。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外资要想不腐败，就只能退出中国市场。尽管深为腐败所苦的中国人寄希望于跨国公司能迫使中国政府与企业按照 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办事，减少腐败，但事实证明，这些公司不但未能改善中国政府与企业的行为，相反却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按照中国的游戏规则办事， 屡屡成为行贿主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港台资本与中国官员的行贿关系中，中国政府往往反诬港台资本腐蚀了中国官员。比如，广东省曾刊载过一篇以该省 高级检察院的名义所写的长文，论证港商如何用“糖衣炮弹”击中了中国官员。该文提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官员们由于没有见识，那“糖衣炮弹”不过是彩 电、冰箱以及空调等廉价物品而已。现在，官方已不愿再讨论中国官员和外商在腐败共谋上的主从关系。但仍然有少数糊涂的中国人认为，需要讨伐的只是外国资本 这一“罪魁祸首”，仿佛中国官员总是“受害者”。试问，如果不是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逼良为娼，在本土并不腐败的这些跨国公司难道真那么愿意花费大量资金去 行贿？ 外资在中国又是如何被锻炼成腐败高手的呢？其中，中国的一些“海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外资公司那些来自母国的高管们均 非“中国通”――“中国通”在此指的不是仅仅懂中文，而是指那些通晓中国国情、擅长与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人。如果本人在中国的官场有“根”（即父母或家 族成员掌握政府部门的某些实权），自然是外资公司青睐的“上上人选”。即前文所说的Mr. Key。但是，仅仅只找到Mr. Key是不够的，这些Mr. Key手中还必须掌握Golden Key，即用于贿赂的大量资金或与金钱等值的机会。 2004年7月23日，广州的《亚太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电信企业行贿内幕惊人，反腐机构面临严峻考验”的文章，揭露 了国际电信业巨子们在中国参与腐败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 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篇报道透露的外资企业行贿招数，除了中国国内企业常见的手法之外，还因跨国企业本身的便利 而富有特色，其手笔之大，行贿气派之豪阔，远非当年被广东省高检指为“腐蚀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港台商人可比。 文章指出，外资企业的行贿翘楚为电信业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主力是电信产业，这点正与Ethan Gutmann 依其亲身经历而写成的Losing the New China一书中所谈一致，也与2005年2月9日《瞭望东方周刊》所载“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一文所述一致。Ethan Gutmann记述了摩托罗拉公司行贿的故事，“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一文则披露了中国某著名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与电信业的关系，指出中国电信 产业的政策几乎完全出自于这位经济学家的建议。 从《亚太经济时报》所载文章的介绍来看，欧美和日资企业往往采用以下行贿手法： 一是虚拟职位。部分外资银行为了培植中国政府和客户的关系，常将一些高官或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亲属（甚至是司机）等，高薪聘 为外资银行的高级主管甚至是副行长之职。虽然政府规定高干子弟不能从商，但这些人担任外企的高级白领却不在受限之列，这种形式的行贿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贿赂 转化成薪资。 二是聘任顾问。一些跨国企业为了拉到某项目的大额订单，可能另行设立一个与本企业毫无瓜葛的新公司，再聘请作为行贿对象的相关负责人为该公司顾问，以此名义发放上百万元的年薪。 三是股权诱惑。这在房地产业非常普遍。为了拿到地块，一些外资房地产公司会向公关对象承诺，在未来设立的某个项目公司中给予相应的股权。 四是通过“助学”贿赂政府高官与企业高管。某知名外企从1998年起在中国投入惊人的成本，与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合办“主要面向 政府高官和电信企业的高管”的EMBA班，甚至自建以企业名字命名的大学。这种教育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背景、教学资源，对外招生的学费不菲且名额相当 宝贵。但是，若学员来自外企的重要合作伙伴，则经常不需自掏腰包交学费。外企选择这些具有最佳发展潜质的骨干，是因为这些“精英”会与外企成员在学校里发 展良好的关系，为外资将来获得长远的公司利益形成良好的循环。 五是通过关联交易行贿。很多中国通信企业的老总都有自己的公司，这种公司名义上的投资者常常是这些企业老总的家人或朋友，隐蔽性很强。据说，最普遍的“洗钱工具”是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因为咨询服务费用的定价自由度最高，更适应行贿的需要。 上述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行贿大手笔，确非“土头土脑”的港台中小资本可比。港台中小资本的行贿历来只有战术的创新，绝无如此“战略眼光”。据说，外资大企业的行贿成本一般为合同涉及金额的10%左右。 4、外资在中国的“哈姆莱特之困”：贿赂还是放弃？ 2007年9月，前壳牌石油公司（Shell）的高管布里格斯（Paddy Briggs）在他的博客上发布题为“公司致力于人权的迷思”的文章，揭露壳牌石油公司表面上制订政策推进人权，实际上完全不顾某些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 持续扩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生产规模。\[51\]这篇报告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流行已经久的说法，即跨国公司在促使投资国反腐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一说法与跨 国公司可以促进资本输入国的人权进步之论，其实是西方社会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两种表述。 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包括腐败类型、产生原因等，美国政治学界与经济学界都有人做过深入研究。例如，美国耶鲁 大学经济学家苏珊·罗斯·艾克曼（Susan Rose Ackenrman）的著作《腐败与政府》（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就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产生腐败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良政府机制，推进反腐败的。前述Cheryl W. Gray和Daniel Kaufmann为世界银行所撰写的研究报告“腐败与发展”（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亦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应该说，这些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出自其文化背景的腐败原因、腐败类型都做了深入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并非 针对中国，但中国的腐败类型并未超出这些研究所揭示的范围。但必须指出，如果说苏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时，中国投资环境的腐败还未进入西方学者的研 究视野，那么到了Cheryl W. Gray等人的研究报告《腐败与发展》发表之时，中国的腐败之严重早已为世界所知。然而，在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经常被刻意忽略，很少有人愿 意就此作深入的分析，其中似有实际的利益考量。曾有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Carsten A. Holz痛定思痛，写了一篇文章“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反思国际社会P.R.China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作者开篇就谈：“从事中国研究的 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地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 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52\]后面则是很具体的陈述与 分析。建议国内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主要是P.R.China研究）的学人，务必读读这篇难得一见之好文。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每当海外媒体或机构陈述中国的某些被官方视为“负面”的消息 时，中国政府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让本国专家出面“驳斥”。比如，2006年5月4日，著名国际会计公司安永公司（Ernst & Young）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坏帐数字的2倍多，总额超过了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8,536 亿美元，从而招致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尽管此前瑞银集团（UBS）董事总经理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对中国金融系统坏帐的估算数额与之相差无几，但安永被中国政府抓住了“痛脚”――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以前受聘对中国工商银行 所作审计的结果相互矛盾。由此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2006年年度报告的坏帐数据为真，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其职 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认为损失最小的措施，被 迫否认其2006年报告中该数据的可靠性。\[53\]2007年6、7月间，中国亦曾迫使世界银行修订一份有关中国的环境污染报告中的数据。\[54\] 2009年2月份，中国政府又与路透社打了一场“口水仗”。起因是1月22日路透社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经济学家不知所措”。该文提到， 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包裹在谜团之中的一个谜语”，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广义GDP数据与潜在名义增长趋势不相符”。该文引用多位外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提到“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要留有余地，而且不是一点半点余地”，因为“这些数字可能被政府操纵”。从2月6日开 始，中国方面的反驳陆续出场，反驳队伍的主力有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55\]、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蔡志洲\[56\]。其实，对外国专家威胁最严重的并非这些 反驳，而是中国政府不再发给这些被视为对中国“不友好人士”签证，使他们无法进入中国。这对一些需要依赖与中国合作的机构与研究者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这也是为什么在P. R. China研究领域里少有批评声音的原因。 事实上，在众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有专门的法律遏制本国企业在投资海外时行贿。比如，美国早就制订了《反海外腐 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又译为《反海外贿赂法》，简称FCPA）。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SCI）于1997年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及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 标准（Social Account 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简称SA8000）。美国曾先后惩罚了好几家在中国行贿的企业，其中之一是美国朗讯科技有限公司（Lucent）的中国分公司。 2004年第一季度，朗讯科技有限公司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美国证交会”）的财务调查时，由于采取不合作态度被美国证交会处以2,500万美 元罚款。在此压力下，朗讯对其在23个国家的业务部门进行了审查，这些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俄罗斯等。审查结果是，2003 年美国之外各业务部门中，唯有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的营收达到总公司营收的10%，而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恰恰是惟一在《反海外腐败法》上出问题的海外分公司。2004年4月6日，在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尚不知情的情况下，朗讯总公司向美国证交会递交了报告。文件指出，由于存在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 法》的内部管理控制不力行为，朗讯将解除其中国区总裁戚道协、首席运营官关赫德及财务主管和市场部经理的职务。”\[57\]还有一家公司――G&D 公司（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由于与其服务供应商AIS发生合同纠纷，因此控告AIS在中国销售金融服务软件时违反了FCPA的条款，曾向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行贿，使张 恩照与AIS共谋，让G&D公司本该获得的一笔高达5,800多万元美元的佣金收入成为泡影。\[58\]此案最后导致张恩照辞职并受到惩罚。 但是，有些发达国家却抵制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的努力。它们相信，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行贿，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好处。虽然这类看 法从来不能宣之于口，但它们容忍本国企业在中国大肆行贿并对此类现象装聋作哑，却是显而易见的。不少研究者曾对跨国公司在促使资本输入国减少腐败方面抱有 较高期望。应该说，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腐败行为让国际社会深感失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排在前20名内的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均在600亿－1,800亿美元之间，在向世界银行提供经济数 据的约140个国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20家跨国巨头当中最小一家的销售收入。基于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在与中小国家打交道时，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国际人权组织与劳工组织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试图促使跨国公司履行企业责任。一些研究者，如Susan Rose Ackenrman曾总结跨国公司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反腐败方面的经验：第一，国际知名消费品牌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现代化标志的本钱拒绝当地官员的索贿要求； 第二，在协议中加入减少腐败的附加条件，约束资本输入国政府的行为；第三，揭发官员的索贿要求；第四，使国际组织成为投诉腐败行为的信息交流中心。上述措 施在巨无霸跨国公司与一些中小国家的关系中曾产生过较大作用。但对90年代中期以来纷纷抢滩中国的跨国公司来说，这些措施却毫无力道。跨国公司不仅没有机 会展现自己拒绝索贿的道德勇气，反而在一轮又一轮的行贿竞赛中锻炼成了腐败高手。 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获得的反腐败经验，为什么用之于中国却折戟沉沙？我仔细思考，认为有几个原因： 1）上述反腐败经验来自于规模较小的非极权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些虽然也是威权体制，但其政府垄断资源与控制社会的能力却远不如极 权政府。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共政府统治的地域和人口极其庞大（这一点在外资眼中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市场）；同时，中共极权政府的权力比非极权国家广泛而强大 得多，30年的经济改革诸多措施最后几乎都成了为权力开辟牟利通道，因而给官员们营造了无限广阔的寻租空间。 2）中国政府巧妙地动员国内外一切管道，宣传中国的“经济神话”，令世界经济巨头为之眩目，在中国这块“投资福地”上登陆抢滩 唯恐落后于他人。2005年是中国“经济神话”的高峰年，那一年由BBC带头在英国营造“中国年”，世界各大媒体紧紧跟上，美国《新闻周刊》在5月份不吝以整本杂志的篇幅报道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时代》周刊也加入营造中国“经济神话”的行列，与BBC、《新闻周刊》略有不同的是，在几十页的“赞美诗” 中，《时代》夹进两页版面指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农村的贫困，以此表示自己的公允立场。显然，在处理与外资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比小国政府更具强势 地位。 3）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积累十多年与港台资本打交道的经验，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贿赂以求政府官员施 惠。面对蜂拥而来的跨国公司，中国的官员们明白，在如何开放中国市场这一供需关系上，由于需求方（想去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迅速增多，已经形成了对中国政 府绝对有利的“卖方市场”。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富有索贿经验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的成员已经很清楚出让市场的含金 量。 4）在中国，政策法规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使其伸缩余地极大，从而造成一个让投资者不得不遵守的潜规则：行贿可以将投资门槛降低，从而大幅度节约投资“成本”。 5）跨国公司拥有一大批在西方受过训练并能娴熟运用中国官场潜规则的中国人代理，这批人在催化跨国公司顺应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泛滥的国度，跨国公司很清楚地知晓一个事实，它们在中国市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市场这座“金矿”，要 么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用贿赂作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金钥匙。\[59\] 从其它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那些经验，在中国好比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仅具 观赏价值而已。 从2005年开始，西方国家纷纷派出强大的游说团队到北京，希望中国能把市场的大门开得更大。2005年10月，美国财长斯诺 率华尔街的知名投资银行组成豪华游说团队游说北京，要求让更多外国公司进入大陆受政府保护的资本市场。此次跟随斯诺出征的包括花旗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 顿银行、高盛集团、雷曼兄弟公司、美林集团、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金融业巨子。\[60\]200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七大”前夕，各国跨国公司组成的 游说大军又纷纷涌进北京。美前商务部长埃文斯（Donald L. Evans）率领由20家跨国银行首席执行长组成的“金融服务论坛（Financial Services Forum）”出访北京，此行目标是说服中国监管机构对更多的外国投资开放其金融部门。不过，这种游说并非仅仅是“讨论”而已。由于在中国，外国机构的游 说处于灰色地带，说客不需要登记或注册，因而各种活动都可能借“游说”的名义。《华盛顿邮报》引用一位专门研究外资游说的复旦大学教授的话，指出“有很多 游说资金流入了个别官员的口袋”，除了直线上升的贿赂外，一些游说公司还给高职位的政府官员朋友开支，或为这些官员支付出国“培训”费用。\[61\] 发生于中国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的多起腐败案件，也许能说明外商如何顺应了中国的制度性腐败。2008年8月至11月间，一 条外商投资审批的寻租链条曝光，负责外商投资的各个审批环节都有官员涉案，其中包括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商务部原外资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宝忠、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郭京毅供职商务部条法司，主管起草、修订、解释外资法律法 规。自1986年进入商务部后，郭几乎参与和主管了近20年来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而邓、杜、刘等三人的工作范畴则高度重合与交叠，凡外资公司的设 立、投资或并购，均须经商务部审批；跨境换股、外资并购等活动，则通常涉及商务部的外资司、条法司两个部门。身为律师的张玉栋、刘阳都曾是商务部条法司的 官员，张玉栋和郭京毅为大学同学，3人“都属于一个小圈子”。在从事外资并购业务的律师界，张玉栋颇为知名，其长处在于熟悉国内政策，在政府部门有很深的 人脉关系。张玉栋的“思峰律师事务所”凭借人脉网罗客户，向郭、邓、刘等相关官员输送利益。这一条寻租链运作得相当有效：郭京毅等人在实务操作上相当纯 熟，为有关公司指明规避法律的路径，并运用其手中的司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与许多外资公司完成了大量绕制度的审批“交易”。郭京毅、邓湛等人并不避讳彼 此的私密关系，甚至私下戏称是“思峰所村委会”成员。其中，年纪最长的邓湛自称“村长”，郭京毅位居“副村长”，刘伟是“村支书”，管钱的“会计”一职则 封给了张玉栋。\[62\]郭等人入狱半年之后，另两位与此案有涉的外管局官员也被逮捕，其中一位是外管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另一位是外管局综合司司长兼 外管局新闻发言人的邹林。这两位在外管局长期任职，均是深知利用政策法律漏洞寻租的技术官僚。\[63\] 5、是什么逼使在华外资“淮桔成枳”？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在本土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大都变成精明的贿赂者？这个问题其实也深深折磨着中国土地上的外国投资者。一些良知未泯的外国人曾经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写了这类书之后，事实上就不得不从他们原来的职场退出，在中国的外商圈就不再欢迎 他们了。 一位在中国商界曾经活跃数年的商务代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觉得有必要让美国商界、政界了解中国这潭浑浊的污水里到底有些什么，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 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他指出，外商在中国的腐败行为实在是“淮桔成枳”，是身处中国灰色的商业环境中不得已的变异。作者在该书第五章中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 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30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 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表示，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 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作者认为，一个外国商人要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作者以非常生动直 观的语言写道：“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 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 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读者或许应当感谢伊森·葛特曼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籍宝典”，但因对自身形象有损，很少有外商 愿意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伊森·葛特曼写出此书的代价是，他从此以后成为中国政府和在中国的外商均不欢迎的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2006年我 在纽约见到他时，正是他在美国重新寻找生活起点的时候。 当然，对外资公司的在华高管们而言，通过行贿进入这个市场，并不见得全都赢得了美好的前景。一旦行贿行迹暴露，除了导致公司信 誉严重受损，更糟糕的是，在母国可能受到法律制裁。这时候，那些代公司出面的行贿者也会由企业的“功臣”变成“罪人”，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上述事实说明，人们曾寄予无限厚望、希望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后促使中国政府民主 化”这一期望是多么虚幻。更恶劣的是，外资通过贿赂与中国政府结成的联盟，反而使中国的专制统治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加富有韧性。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必 然促进政治民主化”以及“外资对中国将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之类说法，不过是一些虚假命题。遗憾的是，这样的虚假命题却引导着不少学者消耗了无数笔墨，浪 费了无数口舌。 四、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中国的外资引进虽然目下正在进入退潮期，但这一过程带给世界的影响并不会就此告终。对中国这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国家来说，跨 国企业的影响相当重要。这种重要性首先从经济上反映出来。2006年中国有28万家运营的外资企业，虽然仅占中国企业总数的3%，但产值却占整个工业的 27.8%，出口占57%，其纳税占全国税收的20%。更重要的是，这些外资企业解决了约2,300万人的就业问题，城市人口中约有10%在各种类型的外 资企业中就业。\[64\]此外，大量外资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人在本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这两种管理模式之外，还见到了市场化的两种效率管理 模式：台资的军事化管理方式，以及欧美等国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除了让外国财团驻华代表们认同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之外，还让它们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通过他们 在其母国游说，影响母国政府对华政策。于是，中国政府得以在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网络中扮演一个日渐重要的角色。在这些“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那种“中国正在进 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的说辞下，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及其恶劣的人权状态被刻意忽视，而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使中国政府对一些同样是专制国家的穷国扮演 “乐善好施”者。中国政府最后不仅成功地让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堕落成一个暴政者俱乐部，还让联合国解散“人权委员会”后重组的“人权理事会”变成一个 同样在人权问题上无所作为的机构。 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确实“进步”很快。每有涉及国际关系的新名词问世，都能迅速地“洋为中用”。用自己的一套理念 来阐释这些名词，更是拿手好戏，比如“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软实力”之类。中国政府将通过经济利益牵引各国对华政策概括为“展示中国软实力”。 1、中国的“软实力”外交 “软实力”（soft power）指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这一概念由美国前助 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亦译为“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现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用语。\[65\] 根据约瑟夫·奈的说法，“硬实力”是一国利用其军事力 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软实力”则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一 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 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他指出，当今世界力量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霸权越来越靠“硬实 力”和“软实力”的共同支撑才能维持。 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一直希望中国能遵守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各种国际准则构成的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的约束下，成 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但中国自诩为“敏捷的龙”，哪里甘心接受这些与其极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国际规则的束缚？于是，中国在用“神五”、“神七”、军 事力量现代化、GDP总量等展示“硬实力”的同时，也将“软实力”这一概念吸收过去，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设计了一整套“软实力外交”方略。这样一个毫无原 则，按照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政府设计的“软实力”外交，实在是颇具“中国特色”。 按照中国官方的阐释，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亚洲外交为例：首先，通过增加对外援助，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建 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其次，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计划，发展全面合作框架，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利益伙伴；再次，通过半官方项目加强文化吸引力，并增进 东盟国家的亲中态度。这种“软实力外交”不仅体现在亚洲战略中。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对外援助、全面互相渗透的经济关系就是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核心 ――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软实力”不同，经济实力这一“硬实力”被当作“软实力”推销，在“利诱”之下，将中共的文化价值观念包裹于“孔子学院”的外衣之 中，让世界接受早已变味的“中华文化”。这些年来，通过“利诱”，中国确实成功地让法国、德国等国与其合作。 按照不少在华“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腐败”。带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 外交，常常导致对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破坏与腐败。“中国特色”的蔓延，给国际投资关系、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败泛滥。除了在华投资的 跨国公司相继传出贿赂中国官员的腐败丑闻之外，一直是块净土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2008年也曝出几位委员涉嫌收受中国政府贿赂的丑闻。\[66\] 2、在人权与经济利益之间摇摆不定的欧洲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一向以是否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划线，谁批评中国的人权，谁就是“反华反共势力”。惩罚 “敌人”的办法除了让媒体口诛笔伐之外，还让爱国“愤青”上街游行并甩给“敌人”在华商家几砖头以显中华“神威”；而施惠于友的办法则是送富国政府以采购 大单，赠穷国政府以经济援助。应该说，中国这方面的策略非常成功。在2007年以前，除了美国之外，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均采取了绥靖政策。经历过20 余年的外交历炼，中国政府已经很善于利用经济利益引导并塑造欧盟各国的对华政策，居于欧盟轴心的法、德两国对华政策的不断变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德国在施奈德政府时期奉行极度亲中政策。2004年4、5月之间我到德国作短期访问时，在科隆、柏林、汉堡等地共做了4场演 讲。一些中国同胞听了我的演讲后告诉我，你这类批评中国政府的演讲，要在半年之前是不可能被德国社会接受的。那时候，德国的施奈德政府非常“亲中”，一些 著名的汉学家干脆在电视节目中公开告诫德国政府与公众：要想与中国做生意，就不要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腐败以及中国的人权状态。接替施奈德任德国总理的默 克尔女士改变了施奈德政府的对华政策，坚持“价值观外交”和“新亚洲战略”，在2007年访华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态并提出了批评。她的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 德国一些公众及世界人权组织的赞誉之声，但却因此未能在这次访问中获得一宗订单。中国为了反制默克尔9月会见达赖喇嘛，还取消了两国外长参加联大期间的早 餐会和德国财长原定于12月访华的行程，冷冻了两国外交部次长每年定期讨论经贸和人权议题的战略对话，计划2008年启动的为期三年的“德中同行”活动准 备工作也已中止。\[67\]默克尔之所以能这样做，并非全出于她个人的价值偏好及其在前东德的生活背景，也与她上任以来德国开始反思对华政策有关。而这种对 华政策的反思之所以能够开始，是因为部分在中国投资失败的德国中小企业公开披露了自己在中国的失败经历，大企业西门子在华撤资以及在中国的贿赂丑闻均在这 一时期发生。 法国号称“人权祖国”，但长久以来为经济利益所牵引，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关注与批评。希拉克政府奉行“重贸易、轻人权”的 对华政策，因此经常为“空中客车”等大企业拉到中国的采购大单。高兴之余，法国政府居然于2007年4月向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龙新民颁授法国政府的最高荣 誉“骑士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而龙新民在中国管制媒体方面以“强硬派”著称。法国政府给这位控制媒体的强硬派代表人物授勋，无异于肯定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具有政治 正当性。此举不仅让饱受政府控制舆论之苦的中国知识界为之气愤，也受到一些法国媒体批评\[68\]，但法国政府此举却让商界大有斩获。为了“惩戒”德国，尽 管继承希拉克的萨科齐的对华政策还处于摇摆不定的阶段，中国政府对德法两国采取了“一打一拉”政策：当默克尔遭受冷遇之时，萨科齐正在中国沐浴着“冬日的 暖阳”，拿到了世界民用核电史上最高额的订单（100亿欧元），还售出了 160架“空中客车”。\[69\]只是好景不常，中国政府与法国萨科齐政府的蜜月很快结束。2008年3月，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过境传递，法国各界举行了规 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此后萨科齐又决定于12月会见达赖喇嘛。在此情况下，中国当局终于决定惩戒法国，于是中国又出现“仇视法国和抵制法国货运动”。法国人 深感委屈：对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朗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北京当局都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却偏偏对法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如此难以容忍？是不 是法国成了北京眼中的“西方薄弱环节”？法国媒体在批评北京政府蛮横无理的同时，也严词抨击了巴黎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认为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批评前总统 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是“重贸易、轻人权”，而自己最终还是步希拉克的后尘，不仅在法国国内失信于民，而且也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威信扫地。有人指出，那些认为 “为了一个达赖喇嘛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说法，与当年那些“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不值得同苏联对抗”的说法如出一辙，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 \[70\]中国政府的报复也未就此结束，2009年2、3月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欧洲，特意未去法国访问以示冷落，并给了德国总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巨额 订单，德国新任经济部长祖·古滕贝格将此举称为德中关系的“伟大时刻”。而一直有强烈亲中共倾向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新闻报道干脆以“柏林欢迎中国采购团， 结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为标题。\[71\] 在经济利益与人权议题之间的取舍，让欧洲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在庆贺“人权宣言”60周年之际，一位法国政治家无奈地承认， “在人权与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永久性的矛盾”。中国政府对欧洲这种这种摇摆不定、服从于经济利益的无原则外交，不仅已经能够轻车 熟路地操控调整，而且还讥讽为“人权外交的虚伪性”。 3、美国政治中日益趋强的“中国因素” 与欧洲的英、法、德等国相比，美国在人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取舍既不象法国与德国这样游移不定，也不象英国那样一开头就以经济利益 至上为取向。一直到2009年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明确表示不要因为人权问题影响两国经济交往时为止，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与 关注。对于中国透过美国政商要员的关系影响美国决策这一点，美国也未放弃警惕。2009年4月底，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召开了听证会，主要针对中国运用外国政要与媒体进行宣传的策略。\[72\]但防备归防备，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现阶段 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美国政界及其智囊群也因其对中国的立场各不相同而分为几派。 美国政界习惯用“红营”与“蓝营”来标识亲中派与扼制中国派，主流媒体至今仍然沿用这一称呼。但从2004年开始，亲中派与 扼制中国派分别获得“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s）与“弑龙派”（Drangon Slayer）的谑称。\[73\] 如果大致做一划分，蓝队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其主诉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问题； 而红队则一厢情愿地坚定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成为稳定东亚与世界的力量，其主诉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克林顿政府时期是红营当道，布什时期红营仍然占主导地位。 随着中美经贸重心的转移与美国政治家的代际更替，红营与蓝营的成员早已不再是以党派划线，而是以选区利益划界。2005年以 前，中美经贸的重心是贸易（纺织品、玩具业、制衣业等），此后随着美国相关行业受冲击及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中国制造”已受到美国产业界及市场的严重抵 制，产品经贸关系渐居次要地位，起而代之的是美中金融界之间的投资合作。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战略的重点从贸易转向金融，直接促成了美国国内金融政治的出现。 中国当局及时注意到国会内部的微妙变化：以前那些从心里厌恶中国专制体制的老牌“反华派”议员由于年事渐高逐渐退出国会\[74\]，新一代国会议员的对华态 度主要受选区经济利益主导；受惠于中国经贸关系的选区（比如金融产业集中地）在增多，而因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利益受到损害的选区数量也在变化，这些都影 响到国会议员的态度。中国当局最重要的“发现”是：因选区利益受损而呈强硬态度的议员，毕竟不同于以前讨厌中共意识形态的的老派“反华派”议员，因此可以用种种“适当”的手段争取其软化立场，比如与其选区的企业加强经济合作之类。\[75\] 中国通过利益牵引影响美国主要通过几条途径： 其一，透过各种管道在美国展开游说业务\[76\]。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当局按照极权国家的政治逻辑来理解美国政治，热衷于开展元首 外交，以为美国也是“一把手”说了算。邓小平在这方面仍然是“萧规曹随”。从尼克松访华开始，历经30年时间，中国政府才开始明白，美国政治并不是由白宫 的“领导核心”全盘主导，国会山的535位议员随时都可能给白宫、大大小小的外国政府、公司和社会团体“制造”一些可大可小的“麻烦”。与此同时，中国也 懂得了在美国游说（Lobby）国会议员并不违法：“游说早已成为众多的利益团体、外国政府在华盛顿顺利达成自己的目标，实现小至团体得失，大至国家利益 的必经之路”，“游说活动在美国的兴盛，恰恰反映出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外交并不只意味着‘外交’，它更意味着要深入美国的政治体系，去了解其政策的运作 过程，知其筋骨，通其脉络，才能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77\]目前，为中国游说的公关公司已有23家，其中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出面雇佣的有两家， 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78\] 其二，邀请国会议员到中国做走马看花式的互访。从2004年开始，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建立了正式交流机制。根据双方签 署的备忘录，双方同意每两年互访一次，并且在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建立固定的会议机制，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在华盛顿和北京轮流举行的会议。现 在，美国国会内已建立了3个与中国相关的“中国议员团”，其中跨党派的“美中工作小组”（US-China Working Group）最引人注目。该小组成立于2005年6月，次年就有近40名成员加入。共同主席里克·拉森（Rick Larsen）和马克·柯克（Mark S. Kirk）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应与中国人手拉手过河”，而克·拉森的另一句名言则是：“要让议员们了解中国，最好把他们送到中国去”。\[79\]事实上， 在中国这种实行控制媒体与思想管制的国家，从未在极权国家生活过的人根本不可能凭借十来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了解真相。况且，中国共产党积几十年“检查文化”之经验，很善于向外国人与上级领导展示美好的一面。从1944年7月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开始，直到尼克松访华后相继访问中国的美国政治家们，往 往对中国印象良好。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一生最感头痛的事情，就是与这类到过中国几次或曾在中国短暂停留的所谓“中国通”们讨论中国问题。 其三，通过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游说美国政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多 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于呼 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 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几项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 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 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80\] 2007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增加了47项出口管制产品，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 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波音、联合技术等企业的游说。\[81\] 与欧盟各国相比，中国对美国的游说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如果说一宗大的订单可以暂时改变欧盟国家的对华态度，那么改变美国政 界的态度则相对复杂与漫长，但滴水穿石之功也日益彰显。2009年2月下旬，美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搁置人权议题，就是中国多年通过各种管道尤其是跨国公司 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的结果。 4、外商对中国的另类“理论奉献” 中国这种“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罔顾社会公正与国民人权的发展模式，被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概括为一个研究报告，于2004年春天以“北京共识”之名由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该报告高度赞扬中国的经济奇迹，预言“北 京共识”（北京的专制意识形态）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82\] 这一报告可视为部分“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对中国当 局的另类“理论贡献”。雷默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以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为其特点，不仅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还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 展途径”；“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本文作者注：指的是近年来的新极权统治理念）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主张走私有 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 自由世界的言论极度宽松，但雷默的观点我实在无法用“见仁见智”来加以评价，因为他的判断完全罔顾中国的事实。不管他给自己 的说法加上了多少眩目的理论包装，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终究只是妄断。我多年来所有的研究都反复证明，中国的现实恰好与“北京共识”所归纳总结的“特质”相 反。如果探讨“中国模式”对世界各国的实际影响，人们不难发现，它确实给中共政权的同类国家――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如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 巴和朝鲜等）――极大的鼓舞和实际支持，提升了这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倍受孤立的专制政权的国际地位。但这些暴政国家对“北京共识”的认同，只能证 明中国与它们同属一个“暴政俱乐部”。它们对中国模式的承认与追随，对中国人民而言不仅不是荣耀，反而是莫大的耻辱。 尽管雷默对暴政专制缺乏应有的道德认知与评判，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所遭受的苦难全然漠视，但他至少在一点上达到了目的，那就是迎 合了坚持专制、日益加强镇压的中国政府的需要。他的说法也给了中国的御用学者团队以很大启示。在“北京共识”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努力构建“中国模式”的理 论框架，为这一模式寻找伦理与政治解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和施政确实具有一系列他国所无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不因为戴上了一顶“中国模式”的帽子，就 随之具备了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判断一种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至少应有若干基本准则；政治上，应当认同普世价值并逐步走向现代民 主政治；经济上，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可能；社会发展方面，应当让社会成员拥有日益增多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分配上，收入分配趋于均衡，社会公正 明显提升；社会结构上，应当出现阶层结构明显的改善，即中产阶级日渐增多，向上流动管道畅通。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在“改革30 年：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我曾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两 个方面。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的“中国模式”，不仅缺乏自由世界的认同，更缺乏国内民众的认同。目前，“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浮出水面，“中国主 张”也正在步《北京共识》的后尘\[83\]。但无论这些“理论”如何堆砌概念与名词，都不过是在编织“皇帝的新衣”。让雷默先生比较开心的是，那些“中国模 式”的倡导者们，总不忘记提到雷默“北京共识”的“卓越贡献”，这种挟洋人以自重之态，应该让雷默非常受用。 结语 通过本文抽丝剥茧的分析，可以对外资进入中国这一轮大潮涨落作如下结论： 第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其功效在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开阔中国人的视野，而非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第二，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企业界的“政商结合”。 第三，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美国、欧盟等国学会了在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共处”。 第四，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上，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利益的牵制，但政治的变化滞后于经济风向的转变。随着外商投资的退潮，中国 的“以商制政”外交策略将度过它的“蜜月期”，西方企业“中国热”的逐渐淡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外国朋友”将可能失去继续密切交往的兴趣。 “外资进入中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这一神话事实上已经破产。剖析这个神话的的破产，不仅对中国有着 现实的意义，对修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产生的一些政治理论也有现实意义。这个命题曾经让中国知识界激动过20余年，只是这些梦想并非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凭空 臆想，而是有第三波民主化的理论作为思想资源。 首先，在比较政治学理论中，有一个基于对拉美政治观察研究得出的“钟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呈钟摆现 象，即每隔20年左右，会出现一次在民主制度和威权体制之间的摆动。民主体制下，如果经济发展不顺利，社会不稳定，会导致威权体制的出现；而威权体制面临 西方国家的压力，结果可能又让路给民主政体。 其次，理论界公认，有5项因素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对威权体制合法性的 质疑日益加深。（2）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全球性经济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与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在许多国家中出现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宗教团体的活 动。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许多国家在某个时段会出现一个突破点。（4）外部行动者施加的压力。如60年代末期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的新态度，美国自 1974年起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等等。（5）民主化成功的国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 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当中，美国的压力至关重要。比如，台湾从1980年代以 来就不断遭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国会议员组织了“台湾民主促进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人权条款”为依据，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美国还以停止对 台军售来施压。迫于美国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多次表示要使台湾民主化。在韩国，美国通过驻韩美军对韩国政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上述5个因素在中国目前并未全部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虽然始终存在，但中产阶级却始终未能脱离对现存体制的依附。而中共对一切 异己力量（包括宗教团体）的防范之严密，远远超过所有专制国家。在此情况下，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常常寄希望于外部影响。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渊源及 地缘政治的关系，美国对中国并不具有类似于它对拉美国家、台湾及南韩那样强大的影响力与制约力，只剩下“人权外交”一途。当中国挺过1989年的政治危机 之后，通过引进外资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于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许多在中国 投资的跨国公司本来就是在美国政治中有足够影响力的“院外集团”，它们出于本身利益的考量，纷纷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于是以劝说与批评为主的人权外 交之力道也变得越来越弱。 可以说，30年间外资进入中国从潮起到潮落，整个过程已经证明，“外资进入中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一预设，对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注释】 \[1\] 王和岩等，“拆解外商投资审批寻租链”， 《财经》2008年第23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11-09/110064675.html）。 \[2\] 作者说明：2008年资本金融项目顺差比2007年下降74.2%。其主要原因是“其他投资”项目出现了1,210.66亿美元的逆差，比2007年增加 了73.7%。1997年以来该栏目数字虽然有时也出现逆差，但数额并不大，2008年逆差首次突破1千亿美元，相当于1997年至2007年各年逆差平 均数的两倍以上。再加上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所反映的大量资本净流出，这次外商撤退潮值得关注。 \[3\] “在华外资加速撤离恶果凸显，清退机制急需完善”，新华网，2009年4月24日。 \[4\] “千亿外资撤离疑问探秘，外资电力第二次退潮原因”，新浪网， 2005年05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50513/12551585780.shtml）。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纺织品服装等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1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 率的通知》（财税\[2008\]13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44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77号）。其中，财税\[2008\]138号文件调整出口商品退税率 3486项，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财税\[2008\]144号文件调整3770项，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7.9%；财税 \[2008\]177号也调整了553项出口商品退税率。 \[6\] “今年来第四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新浪财经，2009年6月9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609/10392883610.shtml）。这是从2008年6月以来第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 \[7\]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新华网，2006年8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8/10/content\4944032.htm）。 \[8\] 许红恩，“国内PX新项目及扩容情况”，中华纺织网，2004年9月16日（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4-9-16/34392.html）。 \[9\] 柴青山，“外资税收漏洞”，《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6月19日。 \[10\]《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新华网，2006年8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8/10/content\4944032.htm）。 \[11\]“规模与利润失衡后撤退，外资家电在华遭遇滑铁卢”，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cn/it/rdht/news/2007/04-20/920274.shtml）。 \[12\]“关注珠三角制造业规模外迁”，《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13日；“珠三角爆发厂商出走潮，六千多家工厂或关门”，星岛环球网， 2008年2月25日(http: //www.singtaonet.com/chinafin/200802/t20080225\737340.html)。 \[13\]“外资抛售减持中资银行股的真正原因”（原创）zhengqiangwur的博客，2009年1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539a28700100bymb.html）。 \[14\]“瑞银狂抛中行34亿H股，其它外资股东伺机待动”，新浪财经，2009年1月5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redchipsnews/20090105/01255712765.shtml）。 \[15\]“美国银行折价售出56亿股建行H股”，新浪财经，2009年1月7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marketalerts/20090107/10085727074.shtml）。 \[16\]“投资战略生变 ，外资成群撤离上市公司”，中证网，2009年1月15日（http://www.cs.com.cn/ssgs/02/200901/t20090115\1720723.htm）。 \[17\]《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新华网，2006年8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8/10/content\4944032.htm）。 \[18\]“经济现曙光，环境开倒车”，BBC，2009年4月17日。 \[19\]“外资以现金为王战略大撤退”，金融网，2009年1月9日(http://stock.financeun.com/news/200919/1459487408.shtml）。 \[20\] Pete Engardio, “China Losing Luster with U.S. Manufacturers”, Business Week, November 26, 2008 (http://www.businessweek.com/bwdaily/dnflash/content/nov2008/db20081126\315336.htm). \[21\]“第105届广交会闭幕，近6万採购商是‘新面孔’”，新浪网，2009年5月7日（http://gb.financenews.sina.com/chinanews/000-000-107-103/402/2009-05-07/1850429713.shtml)。 \[22\]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财富》全球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商务部网站，2005年5月20日（www.mofcom.gov.cn/）。 \[23\]“地方政府需要外资 中外企业所得税并轨搁置”（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12月18日。 \[24\]“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元”，《环球时报》2004年7月7日。 \[25\]“广东省东西两翼北部山区外资企业近半亏损”，《民营经济报》， 2005年5月25日。 \[26\] Tim Arango, “U.S. Media See A Path to India In China’s Snub”，The New York Times, May 4, 2009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D0DE2DD1F3FF937A35756C0A96F9C8B63). \[27\] Bruce Dover，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 How Murdoch Lost a Fortune and Found a Wife. Publisher: Viking, 2008. \[28\] Geoff Dyer，“中国：外企的福地还是坟墓”， 英国《金融时报》，2005年2月17日。 \[29\] 玛雅，“北京门事件”，《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总第183期。 \[30\] 高为邦，《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出版，2005年9月。 \[31\] “在大陆经营台商半数赚钱半数赔”，VOA NEWS，2003年3月12日。 \[32\] Joe Zhang，“中国‘成本优势’的神话”，《金融时报》，2005年 5月9日。 \[33\] “粤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最高780元， 为历史之最”，《南方日报》，2006年7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713/11592729438.shtml ）。 \[34\] “外资制造业大迁徙”，新浪网， 2007年3月9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70309/22131255477.shtml）。 \[35\] 同注\[32\]。 \[36\] Tim Arango, “U.S. Media See A Path to India In China’s Snub”，The New York Times, May 4, 2009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D0DE2DD1F3FF937A35756C0A96F9C8B63). \[37\] “千亿外资撤离疑问，探秘外资电力第二次退潮原因”，新浪网， 2005年5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50513/12551585780.shtml?） \[38\] 德国欧览（http://www.ouline.com/business/story.php4?story\id=6968）。 \[39\] Ethan Gutmann. 2004. 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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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z ,“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Issue, 2007(http://www.feer.com/articles1/2007/0704/free/p036.html ). \[53\] 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安永是否记得独立的重要”，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5月16日；马利德，巴尼·乔普森 (Barney Jopson)，“安永将调查其‘中国坏帐报告’”，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5月16日。 \[54\] “北京‘删减’世银中国污染报告”，BBC，2007年7月3日。 \[55\] “国家统计局长称统计数据真实可信，质疑之声缺乏依据”，路透社，2009年 2月6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BizNews/idCNnCN047585120090206）。 \[56\] “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吗？——人民日报记者访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蔡志洲”，2009年2月18日（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2/18/content\17293043.htm）。 \[57\] “Lucent Fires Four on Bribery Suspicions”, CFO Magazine ,April 07, 2004,（http://www.cfo.com/article.cfm/3013085）。 \[58\] 见国际透明组织网站资料(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room/in\focus/2006/oecd\progress/foreign\bribery\asia\pacific)。 \[59\] Li Yong Yan，“To Bribe or Not: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China”，Asia Times，April 15,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FD15Ad02.html）。 \[60\] “瑞银打开想象力，华尔街豪华团游说北京”，《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0月15日。 \[61\] Ariana Eunjung Cha, “As China Opens, U.S. Lobbyists Get Ready to Move I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 2007. \[62\] 王和岩等，“拆解外商投资审批寻租链”， 《财经》2008年第23期。 \[63\] “外管局综合司司长邹林被查”，《财经》2009年第7期 （2009年3月30日）、 \[64\] “中国之GDP与人均GDP”，中国皮毛信息网，2008年5月19日（http://news.fur.com.cn/news/hangye/sort0252/fur-13054.html）。 \[65\] “Soft Pow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ft\power); Joseph S. Nye, Jr.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 \[66\]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obel Committees investigated for bribery”，Published: 18 Dec 08 06:52 CETOnline (http://www.thelocal.se/16418/20081218/）. \[67\] 储昭根，“中美欧重构战略三角”，《南风窗》杂志，2007年12月25日（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7）。 \[68\] “法媒体批评向中国强硬派颁勋章”，BBC，2007年04月25日。 \[69\] 出处同注\[61\]。 \[70\] “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欧洲需要保持距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2月5日；“中国谴责萨科齐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萨科齐期望双方能心平气和处理 此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2月7日；“法国网民对中国抵制法国货的反应”，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2月6日。 \[71\] “柏林欢迎中国采购团：结交朋友看到信心之光”，德国之声，2009年2月26日（http://www.dw- world.de/dw/article/0,,4058984,00.html）； “德国专家谈中国采购团：巧妙的政治举措”，德国之声，2009年2月27日（http://www.dw- world.de/dw/article/0,,4059361,00.html）。 \[72\] “Chinese Influence”, by Bill Gertz, May 14, 2009, Washington Times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9/may/14/inside-the-ring-16901398/). \[73\] 上述名词来源于Peter Hays Gries写的一本畅销书《中国新民族主义》(China’s New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该书导言标题是“‘弑龙者’和‘拥抱熊猫者’”(Dragon Slayers and Panda Huggers）――由于中国政府喜欢将熊猫当作国宝赠送，因此“熊猫”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这本书问世之后在美国学界有较大影响力。英文新字字典中对于 panda-hugger做如下解释：这个新词由tree-hugger演变而来，tree-hugger是指那些关注森林环保，甚至以抱树的方式来表示 捍卫森林的决心的环保人士。而panda- hugger一词有两层指代含义，一层是用来指那些认为中国不会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分析家或学者；另一层则是指那些只关心金钱却完全无视 中国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大企业主与资本家。 \[74\] “美国著名反华议员‘中国黑’兰托斯宣布病退”，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月11日，转引自凤凰资讯（http://news.ifeng.com/mil/3/200801/0111\341\360982.shtml）。 \[75\]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303页，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尹继武，“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学说连线2003年8 月29日（ http://www.xslx.com/htm/gjzl/gjgx/2003-8-29-14633.htm）。 \[76\] Bill Gertz and Rowan Scarborough, “Chinese Influence Unit” (http://www.gertzfile.com/gertzfile/ring010204.html). \[77\] “华盛顿说客自有其体系，中国对美外交另一片视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月17日。 \[78\] 薛海培，“北京委托美国公关公司在国会游说”，来自NCAA（National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s）的mail list，转引自http://laoyao91.spaces.live.com/blog/cns!7DAF864A4CA8AA69! 232.entry，August 29，2005；“雇用公关公司，两岸拼银弹，在美游说角力”，《自由时报》，2007年4月7日（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7/today-p7.htm）。 \[79\] “美国议员谈对华心态：最好把自己送到中国”，《环球时报》，2006年5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5/16/content\4552374.htm）。 \[80\] “联想雇佣‘说客’游说美国，企业深耕有道”，中国经济网，2006年8月9日（http://www.ce.cn/cysc/ceit/qydt/200608/09/t20060809\_8061733.shtml）。 \[81\] “中美舌战高技术出口管制，跨国公司加入游说”，《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2月1日（http://tech.sina.com.cn/it/2007-02-01/10251364576.shtml）。 \[82\]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published by The Foreign Centre，Spring 2004 (http://fpc.org.uk/publications/TheBeijingConsensus). \[83\] 江涌，“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6月1日（http://news.sohu.com/20090601/n264270039.shtml）。 （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2009年第2期，总105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让公义出现——柴玲的牧师们呼吁教会应及时行使公义不再迟延
尊敬的神州传播协会和远志明按牧团的董事们， 我们在2014年12月19日就我们的姐妹柴玲揭发远志明强奸她的事件给您们发信，可至今我们没有收到您们的任何回音，对此我们深表遗憾！这些严肃和不同寻常的的指控对远志明及他的事工有著法律和见证上的深远影响。 我们的要求是尊重，真诚，合乎福音精神的，我们只是要求您们，作为远志明在属灵监督员，对这些指控做一个公正，独立的调查。 我们最终的追求是要找出当时发生的真相，达到合适的忏悔与和解。尽管这些指控是令人不安的，并且是不容易面对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给基督社区的机会∶来支持那些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呼吁停止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样的性犯罪行为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成为泛滥的疫情。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必须带领社会行使公义并帮助恢复重建。 您们至今为止，几乎两个月了，没有对我们的信以任何方式作出回应。徐志秋和周爱玲牧师各自发表的公开信不但是不恰当的，不符合圣经的，非法的，不正确的，还破坏扭曲了柴玲姐妹对发生的事实的见证。我们敦促他们立即公开收回这些信件，并呼吁其他任何同样作出不适当的评论的人，包括刘彤牧师也跟柴玲姐妹道歉。 远志明先生一直不肯采取测谎测试，以验证他的说法，相反柴玲姐妹早已经这样做了。所有以上这些行为都给我们充足的证据来相信远志明的确在24年前强奸了柴玲。而您们，通过您们的沉默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跟远志明）串通一气，继续危害柴玲女士和可能的其他受害者的。 由于我们善意追求真理及和解的努力都徒劳无gong - 包括您们缺乏正当积极地反应，缺乏寻求或知道真相的渴望，远志明先生拒绝测谎测试，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公开地宣布，我们相信柴玲姐妹的见证是完全真实的。 对公义的迟延就是公义的剥夺！这个古老的说法最早是在耶稣在世时在犹太人的密西拿中被引用的（Pirkei Avot）。24年来柴玲姐妹一直在沉默中很多时间是独自地承担著这个罪恶的严重后果。在过去的三年半里她耐心地以圣经里教导的程序来面对远志明，试图达到他的认罪与和解，呼吁您们作为他的董事们来遵守您们的信托责任来调查。但是她不但没有得到公义，反而受到更多的牧师们和董事们的羞辱，伤害和不理睬。这难道是神要我们来表示他向世界的公义，怜悯和真理的方式吗？ 耶稣基督警告过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作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45）我们在基督的爱中敦促您们要考虑您们行为的严重后果。 至于我们，忍耐已经足够了。马丁·路德·金博士说，“正义拖延得太久就是对正义的剥夺！”今天，我们发表我们回应柴玲姐妹呼求正义的声明，我们也在耶稣的名下为数百万像她过去一样还在沉默中的受害者发出公义的声音。 我们完全支持柴玲女士把这个问题向更广泛的基督社会公布呼吁关注的行动。进而，我们欢迎并赞赏18位华人牧师们的勇敢和符合圣经教导的行动，来进行必要和必需的独立调查。我们为他们祈祷祝福。我们为这些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很骄傲。我们期待著他们对这个重要事件的调查结果。 我们呼吁所有信徒，特别是教会领袖站出来为性暴力的受害者说话，并拒绝掩盖或容忍这些罪。肇事者应被绳之以法。强奸是暴力犯罪，而且是违法的。揭露犯罪，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必将挽救生命。对那些已经被告知可能有犯罪的，如果他们不出面，采取打击犯罪的行动，那他们与罪犯将会同样有罪。我们都得给神有个交代的。经文里写著（神审判我们的标准和要求）∶”24 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流，公义好像河水长流。”（阿摩司书 5:24） “17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指责残暴的人，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 1:17） 总之，性强暴，我们姐妹的痛苦和绝望的哭求，教会的声誉和威信，都要求我们对这件事做出及时迅速的忏悔救赎回应。我们相信，这样的行为是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来荣耀的。 此信发自支持柴玲和其她受害者的女童之声的董事会和柴玲的基督教社区的成员们 （如翻译有不确切的地方， 以英文为准） Let There Be Justice! February 18th, 2015 Dear Board members of China Soul and the Board of Yuan Zhiming’s ordination as a pastor: We are disappointed and disheartened with your lack of response to our letter dated December 19, 2014 regarding the sexual assault and rape of our spiritual Sister Chai Ling by Mr. Yuan Zhiming. These are extraordinary and serious charges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both legally and to the witness of Mr. Yuan Zhiming and his Our request was respectful, sincere, and keeping with the Gospel in merely asking you, his overseers, to conduct a fair and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se allegations. Our ultimate pursuit is to arrive at the truth of what happened, and to see appropriate repentance and reconciliation. As disturbing as these allegations are, and as difficult as they are to deal with,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here for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o support those who have been victimized by sexual assault, and to call for an end to such behavior which is epidemic in our society. We who are Jesus Christ’s followers must lead the way in justice and restoration. You have failed to respond to our letter in any way. We believe that the open letters by Pastors Xu and Shu were inappropriate, unbiblical, unlawful and incorrect, and they undermined Sister Chai Ling’s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We have urged them to publicly withdraw these letters immediately, and we urge others who also made inappropriate comments including Pastor Liu Tong to also apologize to our Sister Chai Ling. Mr. Yuan Zhiming has been unwilling to take a polygraph test to validate his assertion, in contrast to Sister Chai Ling who has done so. All of these we believe are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Mr. Yuan Zhiming did, in fact, prey upon and raped Sister Chai Ling and that you, by your silence and inaction, are complicit in continuing to harm Sister Chai Ling and potentially other victims. Since our goodwill efforts of seeking the truth for reconciliation have all proved fruitless in the face of both your lack of being forthcoming and your lack of desire to seek or know the truth and Mr. Yuan Zhiming’s refusal to submit to a polygraph test, we have no other course than to declare publicly that we believe Sister Chai Ling’s account to be true.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This ancient saying was first derived from the Jewish Mishnah at the time of Jesus on earth (Pirkei Avot). Sister Chai Ling has been enduring the huge cost of this crime for more than 24 years silently and largely alone. For the last three and half years, she patiently followed the biblical process to confront Yuan in seeking his repentance and reconciliation and calling on you as his boards to follow your fiduciary obligation to investigate. Yet instead of receiving justice, she was further humiliated, harmed, and stonewalled by more pastors and board members. Is this how God wants us to represent His justice, mercy, and truth to the world? The Lord Jesus warned us in Matthew 25:45 by saying: “Truly I tell you, just as you did not do it to of the least of these, you did not do it to me.” We urge you in Christian love to consider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your actions. As for us, enough is enough. Again,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reminded all who would listen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Today, we issue our declaration of justice for Sister Chai Ling and raise our voice for millions of silent victims like h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We wholeheartedly support Sister Chai Ling’s actions to bring this matter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broader Christian community. We further welcome and applaud the 18 Chinese pastors’ courageous and biblical action to conduct the necessary and needed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ur prayers and thoughts are with them. We are very proud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 We look forward to their findings on these important matters. We urge all believers and especially church leaders to stand up for victims of sexual abuse and to refuse to cover up or tolerate these sins. Perpetrators should be brought to justice. Rape is a violent crime, and it is illegal. Exposing the crime takes great courage. Those who are made aware that abuse may be happening will share in the guilt if they do not come forward and take actions against the crime. We shall all have to give an account to God. It is written in Amos 5:24: “Let justice roll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n ever-flowing stream.” And, it is written in Isaiah 1:17: “Learn to do good; seek justice, correct oppression; bring justice to the fatherless, plead the widow’s cause.” In conclusion, these charges of rape, our sister’s suffering and her cries of despair, and the witness and welfare of the church demand a swift response of repentant, redemptive actions. We believe this would honor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support of Sister Chai Ling, this letter is sent by the Board of All Girls Allowed and members of Sister Chai Ling’s Christian community. Mr. Bob Maginn Rev. Dr. Bryan Wilkerson Pastor David Hill Elder Tom Colatosti Dr. Deborah Kwolek Mr. Mike Flaherty Members of Ling’s Church community and friends of Ling 2015-02-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伤人的言论要不要保护？
如果一种言行对别人构成情感伤害，尤其是在葬礼上，讽刺挖苦甚至诅咒死者和其家人，这够不够成“故意伤害”罪？要不要告到法院，寻求法律惩罚？ 就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官司，打了五年，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昨天（2日）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作出了裁决，成为今天美国各大报的头版重要新闻，和电视新闻的主要评论，因为它涉及到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 案子的原由是∶一名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战场牺牲了，家人为他举行了葬礼。但在葬礼的路旁，一个浸信教会的信徒们，举牌示威。他们的标语是∶美国被诅咒！上帝痛恨同性恋！该教会认为，由於美国容忍同性恋，容忍天主教徒离婚，所以上帝惩罚美国。 这个士兵的父亲等家人，认为这是严重的伤害，他们的家人死了（而且是为国捐躯），大家都正沉浸在痛苦之中。但有人竟然在葬礼附近举著那些诅咒的牌子，这不仅太不近人情事理，而是有意在伤口上撒盐，是恶性攻击。那个战死的士兵和他的家人都不是同性恋。 士兵的父亲等，把这个教会告上法庭，索赔一千万美元。在巴尔的摩地方法庭审理时，陪审员一致同意，要教会如此赔偿。最後主审法官把惩罚金减至五百万，判决教会败诉。 这个教会不服，把案子打到了联邦第四上诉法庭，结果联邦法庭推翻了地方法庭的裁决，以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判决士兵家属们败诉。 士兵家属不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结果，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悬殊比例裁决，士兵家属败诉，教会无罪。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的裁决书中说，“言论是相当有力量的，它能刺激行为，能让人流泪——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或者像这个案子一样，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不能是惩罚言论者。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保护那些在公众议题上甚至有伤害性的言论，来确保对议题的公开辩论不被窒息。” 那些示威教徒们的行为当然是恶劣透顶的，他们的恶意伤人之语令人愤怒。别说那个士兵不是同性恋，是同性恋也完全有参军为国捐躯的权利。在人家的葬礼上说诅咒的话，无疑给死者家属等造成加倍的痛苦和心理伤害。这个教会只有11个成员，几乎都是教会牧师的亲属，他们对能开车抵达的所有士兵葬礼，都举行示威（哪儿的葬礼都去，已举行过600多场），打著上帝的名义诅咒美国，诅咒这些为国捐躯的战士。保守派的福克斯电视节目主持人欧莱利（Bill O’Reilly）等痛斥说，这些人是“疯子、白痴”。很多教会人员也反感甚至痛恨这些人的离谱、疯狂行为。 但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裁决他们无罪时具体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教会抗议的问题，是公众关心的议题（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虽然词语不够文雅，但他们强调的这个问题，涉及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政治和道德行为，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尤其军中同性恋行为、天主教神父丑闻等，都是公共话题。 第二，教会和士兵家属之间，不是私人间的恩怨。 第三，教会的示威人员，有权利在那个地方抗议。因他们举牌的地方，距葬礼地点有一千尺（即跟葬礼地点有足够的距离），他们的抗议没有暴力行为，并是在遵照警方规定和守法情况下进行的。 美国最高法院目前的九名大法官，按其理念，五名是保守派，四名是自由派。但这次的裁决，完全打破了左右。四名自由派法官全都支持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裁决意见。反而是上届美国总统布什提名的两个（另一个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保守派大法官之一的阿利托（Samuel Alito）这次意见分歧，是八比一中的唯一反对者。他在反对意见书中说∶如果想有一个公共议题能够公开、充满活力辩论的社会，就不能允许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攻击），它是不必要的。我们支持自由、开放的辩论，但这不是给恶毒的言论攻击的通行证。美国保守派人气很旺的前副总统候选人、前阿拉斯加州长佩林也在推特上说，最高法院的判决缺乏常识。 而一贯对捍卫言论自由更不妥协的自由派大法官中的布雷耶（Stephen Breyer）虽然赞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但却另写了意见书指出，其他形式的言论，包括电视和网路上（即博客）的言论等，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即不会得到这麽宽容的裁决。一般来说，是保守派的大法官会有类似言论。 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重视，还可以从各大报对此案的反应看出。本来像《纽约时报》等左翼报纸，向来都比较支持同性恋者权益，很多时候对教会等甚至不屑。这次，这些大报却都一致支持大法官的多数裁决。在案子裁决前，“新闻自由记者协会”（RCFP） 和《纽约时报》等21个美国知名的新闻团体，还连署了声明，支持这个教会（言论权利）。 但是，在美国保守派媒体内部，围绕这个案子，却有相当的争论。被称为“有线电视之王”的全美政论节目收视率最高的福克斯电视主持人欧莱利就强烈反对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认为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他在昨晚的节目上跟福克斯新闻女主播凯莉（Megyn kelly）辩论，强调那个士兵不是“公众人物”（一般美国判案，相当区别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如是公众人物打诽谤官司等，则很困难赢），而是普通人，他已去世，并是为国牺牲，那些教会信徒那样诅咒，根本不是正常言论表达，而是有意伤人，属诽谤中伤。欧莱利很有辩才，他主持的节目，几乎都是他绝对主导。而这次却明显辩不过凯莉，因为形象清新亮丽的凯莉不仅也具有很强的节目主持能力，并拥有法学博士，对法律领域的新闻有很专业的评论报导能力。她对同事欧莱利毫无退让，针锋相对反驳说，一，这是最高法院八比一的裁决，是绝对多数；二，这个教会不是要跟那个士兵及家属过不去，而是要表达反同性恋，而同性恋问题是公共议题。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不管多麽刺耳，多麽令人讨厌，都不应该由法律制裁。凯莉并质问欧莱利是不是支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但欧莱利还是坚持己见，谈到伊拉克的美国官兵时很动感情，最後表示，他要支付那个士兵家属打官司的钱。 两位福克斯王牌的唇枪舌剑，反映了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就像这场辩论一样，力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者，最後占上风，就是因为他们更有道理。 美国是“案例法”，主要靠法院的案例来给今後同类案件提供裁决标准。所以说，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不是总统，而是那九个大法官，他们的裁决，就是最终判决，一言九鼎，成为美国今後这类案件的法律标准。这次案子的裁决，被视为美国保护言论自由的又一个里程碑。 2011年3月3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1-03-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香港股市正在步中国股市的后尘
――从中国银行、企业大规模香港圈钱所想到的 正当中国政府与金融界欢颜庆祝“四大商业银行在香港上市首次破冰时间初定”，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几乎都将“圈钱”的梦寄托于香港股市时，一块阴霾却铺天盖地而来：3月中旬，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腐败案曝光。自此之后，有关中国经济的最大悬念就成为“这一金融腐败大案会不会影响中国各家银行海外上市？”伦敦《金融时报》就此事发表评论：张恩照事件让外界再度记起中国银行业技术上资不抵债，坏帐额度巨大的事实，并宣称“这些银行还不值得投资。” 此悬念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中国四银行在香港上市本已是无奈之下的次优方案，并非它们在众多证交所中“选择”了香港。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大股市叩门求进好几年，却好梦难圆，最后只剩下这一块“自家的后园”尚可商量。 战略投资者为何成了承销商？ 港交所1月4日发布公告，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将于2005年赴港上市，并就各家银行的上市时间、筹资规模、承销商等事项作了相关披露。与此同时在各银行中号称“旗舰”的中国建设银行计划前往香港筹资5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所选定的承销商分别为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四家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筹资额在港交所的公告中尚未公布，其承销商也未确定。如根据以前的报道猜测，中国银行IPO承销商估计为德意志银行、JP摩根，以及高盛或瑞士银行中的一家，筹资规模大约在30亿或40亿美元左右。 这个公告后面透出的其实是中国政府的万般无奈。为了将建行、中行包装上市，中国政府从前年开始，注资450亿美元冲销两大银行的坏帐，并由政府出面导演了一场“拉郎配”，让中国一些国企巨头如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投资者，共投入1,942亿人民币发起成立了“建行股份”。投入如此巨资，目的是进入华尔街，做一锤子结结实实的买卖。 按照中国媒体去年12月份的大肆宣传，中国的IPO成了诱人“牛扒”，伦敦、纽约、多伦多、新加坡等世界大证交所的都纷纷涌进中国争抢客户，而世界各大投资银行似乎也都在争先恐后地与中国洽商，要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战略投资者”，那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风云突变，中国竟然弃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三大证交所不取，而只选取了一个区域性的香港股市作为上市之地？被宣传成端着盘子排队等着买“中国牛扒”的“战略投资者”们也变了卦，只肯做只赚不赔的承销商，而不肯成为与中国银行（实则为中国政府）共担风险的“战略合作伙伴”？ 此时此刻，中国媒体以往宣传“海外各证交所涌进中国拉客”时的自信完全消失了，代之以非常不自信的疑虑：“香港之外还有‘绿洲’吗？” 中国特色之足难适华尔街之履 应该说将四大国有银行这一国有资产的最后一块大蛋糕放到香港，完全不是中国政府的主动选择，而是被逼无奈之举。 任何一家上市企业选择交易所，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融资规模、发行成本和上市持续披露等监管环境。据证券业人士分析，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就是各交易所对中国公司的认知程度对股票发行估值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交易所毫无优势，前往此地上市的中国股票几乎没有，对中国企业的陌生降低了当地投资者购买的欲望。 其次，股票上市之后的流动性，如果交易不活跃，对企业的二次融资极为不利。以此标准衡量，纽约证交所优于伦敦和法兰克福。 第三，银行上市还必须考虑当地证券市场银行股的整体状态。如果投资者对银行股偏爱，会有利于中国几家银行股票的发行。纽交所和伦交所在伯仲之间，而法兰克福交易所很少有银行股票，注定成为短板。 根据这三大市场的特征与股票上市后的前景，中国政府及银行业原来一直盯住纽约证券交易所。近几年，中国高层如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亲自出马与美国银行业联络感情，以国家元首之尊来做“公关”工作，其意就在于博得美国银行业的好感，为中国各银行华尔街上市铺路搭桥。2004年上半年，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张恩照曾赴纽约与纽约证交所的官员见面，商讨建行在纽约上市事宜。中国银行也曾组织了一级分行和总行各部门的负责人到美国“学习国际金融机构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思想”。中国工商银行更是表示将按照美国的《SOX法案》的要求改进公司治理。 中国为何“弃”纽约而“择”香港？ 但对于习惯于违规操作的中国银行与企业来说，美国股市巨大的资金潜力固然金光灿灿，无限诱人，但美国监管制度的严格却成了其克星。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SOX法案》以及该法案通过后纽约证交所修订的《公司治理规则（303Ａ）》，使得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难度加大许多。 首先，美国监管制度极严格，对股民的保障程度比较高，而对上市公司相对较低，加大了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层出不穷的法律纠纷令许多境外上市公司望而生畏。而中国银行业的坏帐之多举世皆知（附表），如果披露实际经营情况，上市根本无望；而如果隐瞒财务问题，就将埋下美国投资者诉讼赔偿的隐患，中国人寿事件即是一例。《SOX法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具实质性影响的，莫过于要求CEO（首席执行官）和CFO（首席财务官）个人对公司财务报告承担责任的新规定，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欺诈的刑事惩罚力度。如果发现经CEO和CFO签字的财务报表有问题，公司CEO和CFO除了退还任职期间的奖金、报酬外，还将承担刑事责任。这条规定令许多中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不考虑企业在美上市的个人风险。而打算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几家中国国有银行的负责人都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高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如果这些国有企业上市后其财务作假与其他问题一旦暴露，将导致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大型国有公司领导人涉嫌触犯美国法律。 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比率： 评估机构 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中国政府 截至2004年3月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1万8900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的19%，11月22日中国政府公布，截至9月末，中银集团（由四大国有银行改组而来）不良贷款比率降至5.16％。 标准普尔（2003年） 44－45％ 《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中国学者） 35％ 其次，选定上市地点还要充分考虑会计制度的差异，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美国会计准则，而伦敦和法兰克福则统一执行国际会计准则。虽然两套会计标准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美国会计准则更严格一些。从税收来看，美国会计准则要求，境外公司在美国本土利润需要在美国纳税，但英国和德国并无此要求。并且美国的税收申报更为严格，这可能对具有国际业务的一些银行产生影响。合并收购、租赁和折旧政策亦存在差异。据说，目前中国多家银行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制作财务报表，但要想达到美国SEC的要求，必须要修改十几万张财务报表，这项作业工作量极大，而且要付出高昂的额外成本，还未必不出纰漏。 第三，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纽约证交所也比其它交易所要高，这就大大提高了上市的成本。据说，在纽约证交所，一家税后利润在2,000万美元的上市公司，一年的维持费就高达120万～200万美金，如果是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这样的企业，一年维持费用至少在1,000万美元以上。 有上述几点约束，中国的国有银行想到要求最苛刻的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必须脱胎换骨，而这点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 而香港今日早已非复当年英殖民统治地之光景，“九七”以后成了中国高官洗黑钱之地与红灯区，中国政治文化的舞弊、腐败与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特征早已经渗透香港。中国的媒体自己也分析说“由于文化的相似性，中国境内公司对香港拥有更多的认同感”，更兼“香港金管局和港交所考虑国内企业的特殊性，给予上市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豁免条款，更令国内企业感到‘弹性十足’”。而按照WTO中有关金融业的条款，2006年将是中国撤除藩篱的最后大限，此情此境，不容中国政府再在华尔街徘徊逡巡，削中国银行业“中国特色”之足去适美国《SOX法案》之履，无论如何，先到香港圈点钱救急再说。 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涉讼多 中国企业一向视上市为敛钱之捷径。至今为止，中国企业在香港、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余家，总市值已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600亿美元左右）。这一规模较国内A、B股的流通总市值1.25万亿元人民币大得多。这些海外上市公司当中，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17家，筹资规模较大的石油石化、电信类的国有大企业都是同时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 但习惯了在中国弄虚作假、只管圈钱而不对投资者回报负责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却遇到了在中国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烦。根据英国律师事务所HerbertSmith提供的数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国内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体诉讼的困扰，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7.2%。中国人寿股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陆纽约，半年之后，由于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人寿集团的审计结果，中国人寿股份由此招致美国投资者集体诉讼，包括公司董事长王宪章、独立董事龙永图在内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诉之列。 可以预见到的是，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中国银监会于2004年3月发布了《中行建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但这种公司治理改革并非一日之功。目前中国银行业这种一半为自己，一半为脸面的半拉子改革，就使得银监会官员自己都提出质疑：“（建行、中行）既然是股份公司，董事长和行长为何由中组部来任命？”在此背景下，指望中行和建行在短期内就达到《SOX法案》和《公司治理规则（303Ａ）》的要求，显然不现实，即使通个修改财务报表达到在美国上市的目的，但这类企业事后涉讼的可能性极大。设若去年建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近日张恩照腐败案发，一定会将中国政府置入极为尴尬之境。 中国银行业的严重问题，国际投资银行的专家们并非不清楚，比如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也曾提及“1999年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国有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并没有财政部的担保，将来能不能归还”等问题。而近年来中国银行系统负责人涉及的贪污腐败大案更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没人敢设想中国银行系统的严重腐败对其经营状态无大的影响。 香港股市是否会步中国股市之后尘？ 近年来中国经济泡沫一个个相继破裂，股市早已处在泡沫破裂后的苟延残喘阶段。从去年开始，中国股市就一直在被称之为“见底”的状态下“跌跌不休”，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已从股市大规模撤退，现在是由千百万深套其中无法脱身的中小散户等民间投资者支撑。 中国民众早已看清中国股市是由政府做庄家圈钱的一个大赌场，这些年来老百姓存在银行的十多万亿储蓄一直被中国政府牢牢惦记着，于是所谓“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计划就成为政府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减少银行贷款的坏账风险”；而中国股民称新股发行为“圈钱”，可见他们看穿了政府推出国有企业上市的本质。在政府企业与投资者三方参与的游戏中，政府同时扮演监管者、庄家等几种角色，导致股市问题多多，黑幕重重。目前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走向衰竭。观其兴也罢，败落也罢，完全是制度所造成，其风险更是一种制度化的风险，目前市盈率已经跌至20倍左右，其败亡已是指日可待，中国政府欲救乏策。 香港股市多年来的兴旺发达，全赖当年港英政府时期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撑。数年前“中国概念股”在香港大批量上市以后，香港股市的投机性已经大大增强。如今中国银行业与众多国企、民企一齐惦记到香港股市“圈钱”，建立所谓A＋H模式，而香港金管局和港交所竟然愿意“考虑国内企业的特殊性，给予上市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豁免条款”，香港股市危矣！ （原载于Taiwan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3月25日，总178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构建人权外交新着力点的前提是什么？
尽管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些让乐观者不免浮想联翩的事情，比如《人民日报》4月28日的社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等消息，但中国人权的现实及其前景却根本不容乐观。最近的美中人权对话毫无实质性进展就是例证。 这次人权对话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两点，一是这次对话恰好发生于中国人权状态严重恶化之际，这就注定了这次对话注定是“鸡同鸭讲”，双方各唱各的调；二是美方使用的措辞前所未有地严厉，比如国务卿希拉里点名批评中国人权状态恶化，国务院报告中使用了“黑狱”等词。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中美人权对话，与其说是美国希望中国人权状态改善并取得进展，还不如说是奥巴马政府希望藉此回应过去所有的批评，表示本届政府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不象一些人指责的那样态度暧昧不明。 如果要说西方社会通过这次对话有些收获的话，那就是它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着力点。因为中国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北京对人权的基本解读仍然是为13亿人口改善生活条件，对言论、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决不放松。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的任何批评与建议，在北京眼中都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因此，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着力点已经不容回避。 北京早已在多年的人权外交中找到一些办法应付西方国家的压力。一方面是用外援等经济利益拉拢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阻止通过不利于中国及其重要盟友的任何决议，这种状况并不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身为人权理事会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主张“不以人权为题目的附加外交方式”，即大打经济牌。这种方式被西方媒体戏称为“订单外交”。近十余年来，中国正处于公共工程的建设高峰期，飞机、高铁设备、核电站等各项技术都需要从西方国家引进。于中国来说，这种需求是真实存在，但向谁买不向谁买，则包含着政治考量。于是大量的商业合同被北京用来对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21世纪零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这种“订单外交”是不能否定的真实存在。只是出于形象方面的考虑，双方都不会大加宣扬。也因此，人权议题反而被湮没在各种繁杂的外交事务当中，常常是象征性地作为话题，主要作用在于堵住西方社会的批评，对于中国的人权进步并无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订单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人权被用来做为利益交换的筹码，这给北京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性提供了口实，很容易蒙骗对人权问题并无多少深刻认知的中国人。应该说，中国上述外交手段很成功地牵制了西方，许多人权专家在与北京打了十几、二十年交道之后，无法总结出成就，只能用接触总比没有接触更能影响中国来聊以自慰并使他人保持信心。 但认识到问题的存在远比解决问题容易。正如我在“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78）一文里分析的那样，自从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以来，中国需要用改善人权的举动与美国交换利益的需求越来越小，而中美之间的人权外交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这段时期，表面上看，大量外国NGO能够进入中国，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只能在中国政府允许的特定领域内活动，加上这些活动受到中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控制，对中国人权整体上的进步促进不太大。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反而在一段时间内加强了威权政府的实力，使其更有能力与信心拒绝政治改革。当然，用贸易条件作为改善人权的压力武器，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因为这种做法容易混淆人权政策的目的性，并分散对人权的政治支持基础。仅仅只是批评措辞的严厉化，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并无约束力，无法阻止中国人权状态的恶化。 我认为，西方国家要为人权外交找到新的着力点。但新着力点的产生前提是需要西方国家不受中国经济牌的诱惑，否则一切免谈。换言之，民主国家的外交不能再延续以往的政治经济混合模式，而应当采用政经分离的新模式。人权问题原本是一个现代国际关系中有关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国家行为准则、国际关系伦理的原则问题，不应该把它与贸易等其他外交目标相混淆，或将其用作其他外交目标的筹码。西方国家在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基本原则，比如提醒中国政府履行承诺，按已经签约参与的国际人权公约履行条约义务和责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基本前提，在于权利的主体——中国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大多数国人不认为自身的人权是个问题，并且接受北京当局“主权高于人权”这套说法，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与促进就会失去作用，最后成为一种形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1期，2011年5月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97）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柴玲∶周爱玲对远志明强奸事件举报后的处理（第 7 封信的第二部分）
神圣洁，教会也必须圣洁——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第7封信（第二部分） 2015年3月14日—4月15日 关于周爱玲对远志明强奸事件举报后的处理 就像第一部分里面说的那样，我在2012年去周爱玲服侍的教会敬拜时，我们最初的关系，是很纯洁美好的信徒跟牧师之间的关系。也是神的教会应该做的。周爱玲牧师在刚听到我说远志明强暴我时，同意把我的信转给刘彤牧师，并陪我在离开（加州会场）之前去面对刘彤牧师，在机场、飞机上陪我流泪，甚至决定自己去问远志明，都是一个牧者应该做的，是对的。 第一次分歧与和解 但是，在2013年3月，当我刚刚经历过刘彤牧师对我的属灵伤害和继续伤害后，周爱玲牧师允许刘彤牧师按原计划来她的教会访问，那个访问之后，我跟周爱玲牧师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我们女童之声有个“含怒不可到日落。27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4:26-27）的行为原则，所以我就去跟周爱玲牧师交流。我跟她说了，她知道刘彤牧师对我的伤害，但是还是决定让他来我敬拜的教会，让我很受伤害，让我觉得我的教会也被玷污了，变成了一个不再安全的地方，让我很难再像以前那样热烈无忧无虑地敬拜了。我还没有完全说出我在心中的猜测，是不是圣灵要我们一同建造更多的教会；刘彤牧师的行为证明他现在的带领是不能给心灵受伤需要医治和得到医治的兄弟姐妹一个公义愈合的教会的，神通过我们的事工很清楚地给了我们医治恢复的呼召和能力（也赛亚书61），我们把这些信徒带到那个教会才不至于让她们再次受伤，如果周爱玲认刘彤做她的属灵权柄的话，那这对她的教会意味著什麽——我是否还可以相信她这个教会；她跟我抱怨刘彤只给了她一万美元让她来做他的分堂，我们这里是真心实意地来奉献的，耶稣说的，“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马太福音6:21，我们不管是奉献了资金，也确实把心和对神圣教会的梦想都交了出去，她怎麽会没考虑到刘彤的访问会对我的伤害┅┅我还没有说完话，她就说，“哎呀，你怎麽这样不饶恕。人人都犯罪┅┅”她这样不但不道歉，反而指责我、给我扣帽子的方式，让我很吃惊，也更受伤害。 我先生听了我的讲述后跟周爱玲联络了一下，邀请她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沟通。不久，她跟她的先生来到我家。我先生说，“这事很简单。任何一个在刘彤的位置上的真正爱主的牧者，看到两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有不同的意见，为什麽不把他们召集起来，让他们有机会对质和解，好让我们同心服侍主。如果远志明强暴了，道个歉，就完了，我们也不准备为难他。如有其她的受害者，因为他的原因像玲一样的没有办法信主，让他去道个歉，认个错，也就行了。我们又不要求更多的，为什麽连个调查协调都不肯，这一点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这个时候，周爱玲开始说，“┅┅是他说的，她说的，怎麽解决┅┅”她说话的口吻，完全像是刘彤的口吻了。 我先生想了一下，说，“这也很简单，两人都去做测谎嘛。”我回头看一下我的先生，冲口而说，“Wow，太棒了，多好的主意。”气氛从不知所措转到缓和与晴朗。 我的先生又进一步对周爱玲说，“刘彤作为一位属灵长者，不但不做该做的事，反而伤害属灵幼者，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对他的访问做个暂时的调整，等他改变后再来，你该知道他的访问和你的欢迎对刚刚受到伤害的玲是很伤害的┅┅” 这时周爱玲不但没有丝毫歉意，还对我先生的建议做了“这不可能”的表示。 在尴尬中，周爱玲的丈夫插话了，他由衷地对我的先生说，“我很感动，看你对我们的姐妹玲这样的支持。给我们做丈夫的起了一个好榜样。”她做牙医的丈夫是个不会华丽言辞的人，他的话似乎很诚恳。 我们的会谈结束。我们对如何处理远志明性强暴的事似乎有个方案。但是我们感到，周爱玲做为牧师面对摆在眼前的两个选择∶是选择不公义的所谓的属灵长辈，来保全她的教会在人前的合法性，还是选择神对教会牧羊人的要求，来顶住不公义的属灵长者的要求，来包扎羊的伤口。我感到周爱玲选择的是∶跟随组织上司的要求，牺牲教会的羊。这样的选择对羊的成长会有什麽样的后果，我当时连自己也都不清楚。 那我该怎麽办？周日来了，到哪里去敬拜？“属灵权柄”一书中说，对于犯罪的属灵权柄，还是要服从。像夏甲回到萨拉那里，继续回去服侍。神会处理的。我在这样的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坚持断断续续地回到周爱玲牧师的教会里去。但是灵里的喜乐，已经没有了。 2013年4月后，更多的从别的方面来的属灵迫害对我和事工继续来了，我不得不应对。那是个对神，对信仰，对教会挣扎很深的一个夏天。我们美国教会的年轻牧者在布道中讲到，“那里是出去的牌子。你是不是也在想出去离开教会？”真的是道出了我的心声。但是我寻找真理了这麽多年。世上所有的生活道路，成gong目标，在商业，在学业，在家庭，在人权，等等，所有可能成gong的目标我都尝试过，也成gong过，但是都没有给我带来心底的希望和平安。我们出去，去哪里哪？但是，如果神是真的，为什麽教会的牧师，长者，甚至周围的很多信徒，竟然对神爱弱小的心毫无感动？神的存在主权，在地上表现在哪里哪？这些疑问，一时找不到答案。当我徘徊最终做出“神哪，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你，我们还能信什麽哪？唯有你有永生的真理”的决定时，在八月左右，我又跟周爱玲见面。 这次见面的原因，是因为Brian要离开事工，去做传道士。这个转折导致我们对几位牧者发了加入我们女童之声董事会的邀请。周爱玲也在邀请之一。那个会谈，我们没有再谈远志明事件引起的分裂。周爱玲成了第一个决定加入我们董事会的牧者，她对我事工的劝告似乎很中肯。她的行为使我对她的因刘彤的决定给我伤害有些恢复。我们更试著来饶恕，和解。 第二次的分歧与和解 新的扩大的董事会的成立对我们重建事工团契起了帮助的作用。尤其是，但我的美国教会的资深牧者决定加入我们董事会时，我感到经历了一场属灵的起死回生，那天我在泪中不停地敬拜了几个小时。终于神在地上的属灵权柄也能听到神的呼召，来响应神要他们来帮助神的事工的祷告。神要通过约伯的经历要我学会完完全全地不靠环境影响的敬拜，通过学习戴德生的“属灵秘密”得到的信心∶神的工作，靠神的方式，是一定会成就的。并使我靠著神的承诺∶“11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利米书29:11,能够再次重建事工的团契。这一次，不再是凭自己的努力，任何人的帮助，而是完完全全地信靠神。圣灵感动Deb给经文“18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七千人，他们全是未曾向巴力屈过膝的，也未曾与巴力亲过嘴的。”（列王纪上19:18），说他还预备了7000位同道人。神对因争战疲惫孤独绝望的人的策略是∶休息，吃了睡，睡醒再吃，直到我们能够精力充足，再起来争战。实在是让我由衷的感到神的亲切和爱护。看神是如何派天使来照应以利亚的，他也是这样来照顾我们的∶“5他躺在那棵罗腾树下，睡著了。忽然有一位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6他张眼一看，只见头旁有用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他就起来吃喝，然后又躺下去。7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回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8于是他起来吃喝，靠著那食物的力量，他走了四十昼夜，直走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列王纪上19:5-8） 2013年9月底周爱玲在敬拜后要我帮助她找一个教堂来举行赞美之泉的敬拜会。我祷告后请先生帮忙，他很慷慨地把跟哈佛的关系介绍过来，使教会在一个月之内，从没有什麽地方敬拜到一个做好的地方去，以最小的费用，进入哈佛以前都不对外开放的教堂里举行敬拜会（这也是神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有机会再细讲这个故事）。之前Brian和我先生都认为教会应该跟女童之声共同出现，但是周爱玲牧师似乎有许多顾虑，我在祷告中决定只把耶稣的名高举，让阿爸天父在哈佛里被敬拜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没有以女童之声出现。我跟先生也本著接待门徒的热情来接待这些敬拜神的人，在附近的饭馆里为他们接风。甚至在敬拜中也热情地跟著敬拜，但是当我们看到在敬拜的中间，赞美之泉的牧者把当地的华人牧者们都叫到台上来接受祝福时，周爱玲牧师把自己放在牧者们的最中间。这样的举动让我跟先生都是很吃惊。心里有个疑问∶这到底是我们是都放下自己，完全摆上，敬拜神吗？初信对教会，对神的热忱在这样的举动下感到很压抑。只好跟神呼求，“只要您满足，只要您满足，让哈佛的天开，让您的意愿再次在这里畅行。”之后的主日，周爱玲牧师在跟很兴奋的会员们说，是神赐给她的场地等等——我并不完全同意她的说法。又说她好愿意做牧师啊，我在下面看了她一眼。她也知道不对，在私下里又赶紧解释了一下。“但是，为什麽一个人做牧师的喜乐，要建立在信徒的受压迫的感觉上哪？”这是我跟神的对话。 神是信实的。两个周后的董事会上，2013年11月14日，我们得到了中国开放有条件的两胎化政策的信息。（这是最近在写这封信时才看到的两件事的连接）感谢神！ 在2014年2月，我新的女童之声的同工开始建立。这次她们很勇敢的愿意去服侍。周爱玲听说后，也说，她祷告后也愿意去。我很感谢。她的带领，祷告，给了我们刚刚上任的同工确实带来了很大的鼓励。她们平安回来。我很感激。她们做了我不能做的事。周爱玲牧师也做了一个牧者和董事该做的事，这又是我跟周爱玲牧师的关系再一次恢复。 第三次的分歧，期待有一天会真正和解 在2014年4月，她问我说“赞美之泉”又决定来Boston。是否可以请我先生再帮助联络一下哈佛场地。我给她许可自己去联络。当我跟先生说后，我的先生觉得有被利用的感觉，建议周爱玲跟“赞美之泉”联络，看这次能否跟“女童之声”合作。她回来说，“赞美之泉”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说，不合作就不合作吧。不勉强。神也只喜悦快乐的送礼者。我的先生觉得这样的敬拜是不对的。建议说，不能只举行唱歌的所谓敬拜，要不然跟世上的歌星没什麽区别，成了捧自己的乐队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敬拜的同时也支持一下神的公义怜悯的事工。如果有什麽原因不肯跟女童之声合作的话，那没关系，至少也应该支持一些类似“World Vision”、“Compassion International”之类的事工。我的先生一直在跟周爱玲讲，她也一个劲地说，再祷告看，再祷告看。日子很快过去了。 2014年4月18日发表的关于饶恕的公开信提到被性强暴的事，信后引起很大反响。2014年也正好是六四的25周年纪念日。因为我的信主是从20周年纪念日的祷告会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哈佛也举行了一个祷告会，为整个中国的得救自由祷告。2009年周封锁带我去Bob Fu（傅希秋牧师）组织的六四的祷告会上，封锁和张伯笠为我祷告，让神拣选我的灵魂。6个月后，神把我带进永生。我已组织祷告会的方式来回报他们和神的恩典。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videos/2014-tiananmen-memorial-service-summary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videos/2014-tiananmen-memorial-service-part-i-remembrance-love-and-courage-under-tyranny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videos/2014-tiananmen-memorial-service-part-ii-searching-hope-we-were-lost-now-are-found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videos/2014-tiananmen-memorial-service-part-iii-resurrection-and-freedom-overcoming-evil-good） 2014年6月24里我跟远志明见面，走马太福音18∶15-17的第二步，周爱玲说的做的我在第三份信中也有写到。当时整个的感觉就是周爱玲很有些不耐烦，希望这事赶紧结束掉。让我也很有压力。 见面会后我又马不停蹄的处理事工中招聘的事，安排妥善，全家去了以色列。第二天，炮弹就过来了。有本书叫“四个红月亮”（Four Blood Moon∶http://www.amazon.com/Four-Blood-Moons-Something-Change/dp/1617952141/ref=sr\1\1?ie=UTF8&qid=1428543309&sr=8-1&keywords=four+blood+moon），预计从2014年4月15日到2015年的4月15日，不可逆转的事会发生。在离开以色列的机场上，炸弹还是在响。欧洲的新闻不像美国这样封闭，可见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 在到达威尼斯的第一天晚上，我用小手机写下会议备忘录（在第一封公开信里），发给所有的参与者。直到今天，2015年的4月8日，还是没有一个人给我回音。 夏天将尽回到Boston后，我见美国教会长老，他在最初见了周爱玲后产生的困扰中出来，很坚定地建议我们去测谎。 后来的几个礼拜我还是受种种教导的捆绑，尤其是，这是不是对属灵权柄、神的受膏者的挑战这部分有些困扰。我们负责亲密神祷告的新同工开始工作。我的经历写在第一封信中∶ “圣灵让我们看到这个邪恶的教导，那就是假的属灵权柄（false spiritual authority），声称∶不要碰神的受膏者，否则会受诅咒的。这本来是神对他所有儿女的应许保护，绝对不是用来允许牧师，先知，主教滥用神的名义虐待神的孩子和信徒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受膏者。（20你们从那圣者得著膏抹，这是你们都知道的。约翰一书2∶20） 几位维护远志明的牧师都用神在使用他的理由来说服我不要继续证实真相。并以这件性暴力发生时他还未信主等为他开脱，甚至攻击我为什麽胆敢把这件事讲出来等等。但是我深知，我们必须敬畏神，不要敬畏人。我一定要听到神的声音和指导。在我们跟神的祷告中，我感到神对虚伪的极度愤怒，“Enough is enough!”“足够了！我的教会要圣洁！”神几乎是在愤怒的呼喊。深深痛恨人滥用他的名，偷窃他的荣耀。神可以让驴子讲话，石头起来敬拜他。他要我们一定要敬畏神，不要把人偶像化当神，不要把神的荣耀当成是人的作为。对人的罪，神要我们在爱中说真心话。不要互相撒谎。” 祷告最后几乎感觉到耶稣很愤怒的把这本“属灵权柄”的书撕碎，给我看到一本发光的书——是圣经。说，以后看这本书。 神的属灵权柄是什麽样的哪，他绝不是像现在的一些教会系统教导的，高高在上，欺压会众，不可一世的样子，真正的属灵权柄是像耶稣一样，来服侍，来给门徒洗脚，来爱的。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属灵权柄跟会众的关系。 这样从圣灵来的清楚的指引给了我极大的解放，人好像从一个梦呓中突然醒了过来一样。我立即就去再找测谎专家。即使有挫折时也不再动摇。 进一步地属灵医治和解放使我跟先生不得不面对周爱玲牧师。这次，是关于在哈佛举行“赞美之泉”敬拜会的事。 我先生不断给周爱玲发电邮，说需要谈一下。周爱玲一会儿说她在国外，回来立刻就谈；一会儿又说，她不需要我们来做给赞助者。一拖再拖，敬拜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跟先生在祷告中，觉得很有压抑，但是有说不准是为什麽。圣灵带领我们读到以赛亚书58章，这才明了。原来神喜悦的禁食敬拜绝不是把手举起来，唱唱歌，跳跳脚的敬拜，神喜悦的是“松开凶恶的锁炼，解开轭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轭”的敬拜。”我觉得自己去年很单纯的相信帮助“赞美之泉”搞敬拜就是真正的敬拜。现在恍然大悟，希望这次来的兄弟姐妹们不再像去年一样地被蒙骗了。对周爱玲牧师，“赞美之泉”的牧者敬拜团的人，如果他们这样的教导敬拜，把人带入歧途，神对教师的审判是更严厉的。如果我们跟赞助有份，那我们就有责任让来的人知道神真正喜悦的敬拜是什麽，但是如果真的像周爱玲说的那样我们不是赞助者，那我们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唯一知道真相的是哈佛的这位牧者。 直到敬拜会的那天早上，我先生才有机会跟哈佛的牧者见面。牧者证实是因为我们的赞助，她们才有机会来举办跟去年类似的敬拜会。先生问，“我们想请教您，我们也很为难，不知道该不该在公义和怜悯上妥协来敬拜┅┅”先生讲了敬拜团不肯提任何公义怜悯事工的情况。哈佛的牧者说，“如果你我在选哪个人做总统上有分歧，那是可以妥协的。但是在公义和怜悯上，是绝不可以妥协的。因为公义和怜悯是爱的基础，神就是爱，没有公义和怜悯，就没有爱，也就没有对神的敬拜了。”他的话让我们许久以来的困扰恍然大悟。 因为我们多次试图找周爱玲沟通，她都以种种借口不正面回答，我的先生跟哈佛的牧者决定让哈佛的牧者来做个5分钟的欢迎讲话，把公义怜悯做根基的福音的重要性讲一下。这样我们也就尽了赞助者的份了。他也准备提一下女童之声。 我们按计划派同工去了场地。拿了些女童之声帮助中国孩子，母亲的宣传品，免得哈佛牧者的讲完后，如有人感兴趣，我们没有准备好帮助回答他们的问题。也许我们准备得太认真了。 晚上6∶30左右，我们的同工说周爱玲牧师为难他们，很不高兴他们为什麽在那里。我跟先生接过电话，跟周爱玲沟通。她一个劲地说，很吃惊。我的先生跟她说，已经把所有的安排通过电邮、电子信等形式都发给她了。后来我的先生还是很耐心地跟她继续讲述几个月来试图跟她联络的过程，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周爱玲用这样的方式来糊弄我也许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一会儿撒谎说哈佛跟我们没关，一会儿假装糊涂来忽悠我的先生，实在是让人气愤。我接过电话，第一次跟她这样直接说，以前我都对她作为一个属灵牧者十分尊敬∶“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今天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搞这样的活动。我们从去年就一直耐心地等待你能悔改，能主动地加上神的公义的事┅┅”她可能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敢跟她说她要悔改。一怒之下，她把电话关掉了。 我先生在我停车时，先到了哈佛教会的地下室去沟通。先生进一步解释了一年来，一直要求周爱玲跟“赞美之泉”的人讲需要加上公义怜悯的事工。先生也一再说，你们也不需要很多，只要能在奉献里捐出一点来就可以了。如果不愿意跟女童之声合作没问题，给“world vision”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等机构总是可以的吧。但是赞美之泉的负责人一口咬定，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周爱玲一直没有跟他们说。谁说的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相信神知道。 我的先生很耐心地说，“来，我们一起祷告，看神怎麽带领。”祷告后，先生又问“赞美之泉”的负责人，听到神的话了吗？有改变主意吗？那人想都不想就说，“没有”。他已经下了决心不跟我们合作，不听我们的建议。 哈佛的牧者讲了五分钟的话，看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他决定不提女童之声，但是坚决地说了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敬拜，不要忘记在中国那些教会被拆毁的兄弟姐妹们受的迫害。讲完后，他私下给我们忠告，说你们是真心寻求公义怜悯的，这些人似乎是┅┅。建议我们是该找真正的同盟军的时候了。就像当年的马丁路德金一样，当教会不同行时，他在教会之外另外建起了一个联盟。哈佛牧者说还有很多坚定的基督徒是愿意为公义怜悯摆上的。 遗憾的是，当时周爱玲还是我们女童之声的董事。我跟先生和同工走出的时候，心在想，谁是真正的耶稣，是那个天上看不见，摸不著的耶稣，还是这些被拒之门外的危机女婴母亲们？耶稣不是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40。没有耶稣只有宗教形式的敬拜，是耶稣喜悦的吗？那些在拍卖的唱片，跟当年耶稣在圣殿外推翻的鸽子有什麽区别？想想一年前，我也是跟许多在里面的敬拜者一样天真单纯地举手，跟唱，那样地诚心招待，是很后怕，也有被愚弄的感觉。愿神怜悯。 一周后，2014年11月14里，我们的英文牧师长老董事建议我跟先生去跟周爱玲沟通，试图和解。我在灵里很受压抑。我知道这个建议是符合圣经原则的步骤，但是凭我以前跟周爱玲的经验，她连对刘彤来访的事都不能说一个“对不起”，我不知道她这次会怎麽对待我们。在先生跟我去她的教会的路上，我们祷告神。圣灵给我们启示，“完美的爱中没有恐惧”。我们在爱中去了，也希望把爱带给周爱玲，使她回转，认识真正的敬拜应该是什麽，更好地带领会众。 但是，我们的会谈，几乎变成了她对我们的攻击会。她一个接一个的诽谤向我们抛出来。我虽然做了些思想准备，但当看到我以前尊敬的牧者转眼之间变成了一个街上的xx一样的，我十分震惊。 她每出一个诽谤，我们就回应一下事实。她不断地攻击我们，说别人担心去不了中国，你要不要回中国等等。我很奇怪。我因为母亲过世都没法回国一直很伤痛，她为什麽要说这些事情，这跟我们要来谈的有什麽关系。中间她又说了一句，“别人都不知道你柴玲在做什麽┅┅”我感到很冤枉，这几年我一直在放下自我，来默默地做被呼召出来的事，“别人不知道，你是我的牧者董事，难道你也不知道吗？你不是去中国看到我们救的孩子们吗？”我的先生也说，“是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每年救的几百个孩子吗？”她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突然冲著我来，指著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说，我是神的仆人，你是要受诅咒的。”我听到后，摇头笑了。圣灵在不久前的祷告中帮助我解除的就是这个捆绑，没想到她还真会用上，如果我没有经历这样的亲密神的医治，一定会被所谓的属灵权柄吓得闭嘴。我说，“难道我不是神的仆人吗？同样的逻辑，你不是也要受咀咒的吗？”她突然一愣，似乎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先生看我们都在高声，说，“你们都停下。圣灵不在你们身上了。也不在我身上了。我们都冷静下来，来祷告。”我们都静下来，我们的会见最终能够结束。我们达成一些共识∶我们既然意见不同，那我们就分开。周爱玲不再是我们的董事，我也在远志明的事情没解决之前不再来她的教会敬拜，她不再是我的牧者。至于贷款我们希望她考虑重新再到别处贷款，捐给她建7X24小时的祷告中心的款项还没有建起来，我们希望能转给女童之声给那些贫穷的孩子母亲。我们问她谁是她的长者，她说是刘彤，但是她不希望我们为这件事找刘彤。她首次承认她的教会没有长老监督。 我不愿意在圣灵面前有kui疚，就道歉说不该说诅咒的话。我们都是应该讲祝福，不讲诅咒的话。她也同意，说自己是个有脾气的人。我说，这是假的属灵权柄的教导。我们都是神的受膏者。她对这个说法很注意。我的先生给她指出∶ 彼得受责备 “11可是，矶法（彼得）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我就当面反对他。12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以前，他和外族人一同吃饭；但他们来到了，他因为怕那些守割礼的人，就从外族人中退出来，和他们分开。13其余的犹太人也和他一同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受了影响，跟著他们装假。”加拉太书2:11-13。我的先生说，“保罗和彼得都是神的大使徒，圣经里清清楚楚地记载著他们是怎样为了真理来对质清楚的。圣经里没有在爱心中说真心话受诅咒的。我们不能让这样错误的属灵权柄继续散布┅┅”周爱玲也说，“是呀，如果人有错，可以指导呀”等等，但我们看出来，这个教导对她震动很大。不知因为她是个受害者，还是个得益者。 她最终告诉了我们“赞美之泉”不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申请去中国做敬拜会的许可。最终他们能够成行入中国举办敬拜音乐会。难怪她刚开始对我们回不回中国有那麽大的攻击。这个事实让我觉得很有被欺骗利用的感觉。既然是这个原因不肯跟我们合作，那为什麽不告诉我们真相，来给我们一个机会决定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赞助哪？我还是很被蒙蔽著以为是在敬拜神，什麽都要奉献上。 哥林多前书12:26，“26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2014年中国政府对教会迫害的很严重，在这样的时候去中国，是帮助肢体，还是帮助自己哪？这些是他们要在神和教会面前回答的问题。 周爱玲最后又说，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敢。我说，我们必须战胜恐惧，因为胆怯的人是进不了天国的。（“8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分是在烧著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21∶8） 她又说，有时不敢跟你说实话。我很吃惊地说，我们必须在爱中说真心话。要不然我们怎麽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友谊。 对于远志明的事，她说她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我并不怪她，远志明是很会撒谎的。在测谎之前，我并不要求别人一定要相信我。她说，“好像感觉到我要用她时，就来她的教会，用完时，就不来了。”我说，“不是这样的。如果我的牧师都不相信我，那我再来敬拜会感到太受虐待了。”她说她也理解。我走的时候还想，如果我可以测谎证明我说的是真的，也许她会回转过来，我还可以真正平安地再来教会敬拜。 虽然这样的冲突是痛苦难堪的，是我们以前一直在经历避免的。但是我感到的真正解除虚假属灵权柄的捆绑的自由实在是美好无比的。那个晚上，当我们从周爱玲那里回来，虽然心里对她说的很多不实和伤害我们的话还是很心痛，但是当在美国教会小组查经班聚会后回到家里，我在灵里跟神一下子连通了——再也不需要在我跟神之间隔一个“周爱玲”或者“刘彤”之类的属灵权柄了。虽然他们并不是我侍奉华人教会唯一让我感到有属灵虐待的权柄，但是那个晚上，信主后这麽久来在教会里受到的属灵里的压迫枷锁全部被打破了。我感觉到跟神的沟通是直接愉快的。这个神是这样的美好，充满圣灵的果子。这个神，我在天安门时就遇到过他的灵。当我们感觉到属灵的果子时∶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时，那才是神的品行。任何压制，谴责，不公，欺骗，偷窃，操纵，仇恨，嫉妒，杀害，破坏等等的品行都是不属于神的。不管这样做的人是用神或教会等的名义做的，那些都不属于神的。真正认识神是多麽的美好。在教会里，多少权柄试图给我们加上种种人为的枷锁，今天，终于打开了。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纽约，天开云散，我感到我的灵一直冲到九天去。没有人为枷锁的属灵敬拜，是何等的美好。 几天后，我在2014年11月19日很快地做了测谎，证明我说的是真的。下面发生的事情，在第6封信中提到过∶ 2014年11月24日，我把测谎的结果在电邮里告诉了远志明，周爱玲，云牧师。告诉远志明因为他还在继续撒谎，我只好把他交给教会。他们始终没有给我回音； 我在2014年11月26日给周爱玲发了一个很长的电邮，把我们会谈做了个总结。要求她对我们的不实指控纠正，她至今没回信；我要求她把我的五万美金来建7X24小时祷告中心的钱转给女童之声，来给中国的穷苦妇女，周爱玲始终不回答；专款另用，是不合法的；她没回信。见附录I. 2014年11月30日时，我现在知道，周爱玲去找了第三者，解说自己跟“赞美之泉”的决定无关。不跟有冲突的人直接面对就去找第三者，这是不符合马太福音5∶23的原则的。是不健康的解决冲突的方式。 2014年11月26日，回到家里，看到先生写了“对待性强暴的正确态度”一文，看到是神的肯定，让我们公开这个事件； 2014年11月29日我的第一份信∶“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你愿意吗？”在我们的电邮圈里发出；除远志明以外的有不良行为的牧师们的名字没有报上。希望他们会忏悔改变。周爱玲收到电邮。一直没有回音； 2014年12月4日，收到周爱玲教会的信，拒不归还我们基金会的贷款。这是合法的，但不符合圣经教导和贷款时的信任精神的； 2014年12月19日曹长青来电邮询问他们网站可否转载我们女童之声上的我的公开信。我祷告后，于23日同意他们网站发布，并把刘彤，周爱玲，徐志秋（误以为徐永海）的真名字都复原。决定不再为他们各自的行为遮盖； 2015年1月12日晚，13日徐志秋周爱玲各自发表会议备忘录，我再受羞辱，诽谤，非议；徐周没经受害者同意、过目和校正的发表，不但违反圣经原则，也违了两条法律∶牧师和信徒之间的隐私权，和受害者的隐私权；但是网上的非议和传播，直到今天，还在伤害我的声誉和家人；我对周爱玲女士选择这样的方式似乎是来趁火打劫，趁机报复，深感痛心，基督徒不该这样做，牧师更不该这样做； 2015年1月14日，刘彤牧师给小组长的讲话发表到网上；对我再次不公； 2015年1月18日，在我发表对周的回应前，虽然网上一片混乱。但是我感觉还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下面是我试图以马太福音18∶15-17的方式跟周爱玲私下沟通的电邮∶ 周爱玲女士， 我们在上次的冲突还在解决中，一直没有收到您给我的信的回音。我一直在把跟远志明这件事的发展给你copy传上的，但一直没收到您的回音。 上周二（1/13/2015）在网上先看到您的会议记录，我很震惊，也很受伤害。 现在我有些基本的问题，希望您能给我尽快的回答∶ #您的这份记录是什麽时候写的？ #写完后为什麽不给当事人的我看一下就发表？是否需要按照马太福音18∶15-17来处理，即是会议记录时候要给作为当事人的我一个机会来澄清一些这个记录中不对的事实，以免引起一些因为事实不对的伤害和混乱？ #您为什麽对远志明都没有能证实的版本发表于众？ \# “虽然他们二人对于此事各执一词，但是至终他们都同意承认犯了淫乱的罪，得罪神，得罪对方及自己的配偶，依照约翰一书1:9的经文，并为此认罪，”这是完全不对的。您是否记错。是否愿意纠正？ \# “并赔偿她的精神损失”。这是完全不对的。是否愿意纠正？ 请您尽快给我一个答复。愿耶稣的意愿成就。 谢谢您， 柴玲 2015年1月23日，在周爱玲选择不回应的情况下，我发表了第3封信∶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希望。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news/%E5%A6%82%E6%9E%9C%E6%B2%A1%E6%9C%89%E4%B8%8A%E5%B8%9D%EF%BC%8C%E6%88%91%E4%BB%AC%E5%B0%B1%E6%B2%A1%E6%9C%89%E5%B8%8C%E6%9C%9B%EF%BC%81 从2015年1月28日到3月4日，我以马太福音18∶15-17的方式跟周爱玲沟通，没有回应。见附录II. 从2015年3月6日到3月16日，徐志秋建议我们请18位牧者来决断这件事。18位牧者来处决，但是周爱玲选择不回应的方式。见附录III. 那现在，我只好按照马太福音18∶15-17的步骤把周爱玲的作为交给教会。我希望周爱玲女士能够做下面几点∶ #真正认识到属灵虐待的危害http://blog.sina.com.cn/s/blog\5cf4c0070102dzq2.html，无论对自己，对信徒，对教会。不要在教会里树立不能接受批评问责的绝对个人权威；真正属灵健康的教会是有团契合作的，彼此相爱，在爱中说诚实话，彼此问责（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11他所赐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传福音的，也有作牧养和教导的，12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13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14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15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16全身靠著他，借著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著每部分的gong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建造教会，合一。以弗所书4:11-16 #尊重神和信徒对资金奉献的意愿和用途。周爱玲募捐最有力的声明是她从来不担心资金的来源。如果真是怎样的话，就请兑现∶把我们要建祷告中心的资金给回女童之声。（我并没有要求她退回我们几年来在敬拜时给的奉献——“18因为经上说∶“牛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作工的配得工价。”提摩太前书5:18）； #不要继续毁谤人，能对自己说出的不实的话道歉，收回，包括她在2015年1月13日发表的会议记录； #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不要对“赞美之泉”是一套话，对我们是一套话，对刘彤是一套话，对我们的董事牧者又是一套话，对我们说很多诽谤的话，又说这是别人说的； #在对远志明的事情的处理上，周爱玲女士选择去相信谁是她个人的自由。但是应该对受害者公平一些，让人家知道您的位置角色，不要一会儿分享自己受害的经历，得到受害者的信任，一会儿又做出比她自己受的虐待更虐待受害者的事。如果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麽，那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都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成为跟伤害我们一样的施暴者（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我们也可以选择成为在耶稣中的得胜者来给更多的受害者带来祝福； #被立为牧者，是个很神圣的职责。只有周爱玲和神知道她为什麽在我邀请她按马太福音18；15-17做一个证人时，非要把自己叫成一个仲裁牧师，而且在几乎6个月后才抛出一个所谓的回忆备忘录。这样的做法，是严重伤害一个牧羊人跟羊之间的信任的。这样的继续牧会，是对所有来教会的弱势（vulnerable）信徒很危险的。愿神保守您们双方； #我对周爱玲所做的所有一切，都在耶稣面前不断地饶恕。跟周爱玲女士的分歧，也是我对华人教会可以成为如何在神的爱中，成为圣洁，公义，充满属灵大能和力量的教会的梦想的破裂。我也实在很难过。希望有一天，神会使我们有真正的和解。 我选择跟教会分享，知道这可能不符合中国文化，但却合乎基督文化的方式。也会有些人更恶意攻击。但是我相信神的话语，也只有依靠遵守圣经原则“15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使我们，使教会，“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达到真正的成熟，合一。愿耶稣成就他自己开始的工作。阿门！ 附录I: 我2014年11月26日给周爱玲牧师的电邮 Hello Sister Jocelyn, I am writing to you to confirm several items that we have reached agreement and some others that still need to work through. I wish we could have dealt with some of these matters in a more peaceful circumstance. We will do the best we can for now, and pray one day Lord will bless us with true reconcilia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Unity of His Church. The areas that we have agreed: • Sister Jocelyn will resign from the Board of All Girls Allowed, as of Nov. 14th 2014; • Sister Jocelyn will look into refinancing the $250,000 loan back to Jenzabar foundation. You said you would get back to us. May we suggest a deadline of your decision by Dec 5th, 2014? • Sister Jocelyn will look into giving back Ling’s personal donation to ROLCCIB church on Oct 7, 2012 to build a 7 by 24 house of prayer to be given back to All Girls Allowed to help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n China. May we also suggest a deadline of your decision by Dec 5th, 2014? • Ling will no longer worship at ROLCCIB, and Sister Jocelyn cease to be Ling’s pastor. • “Don’t touch my anointed one, or you will be cursed” can’t be applied falsely to and among Jesus believers. For God commanded us through Romans 12:14, “Bless those who persecute you; bless and do not curse.” All Christians are anointed http://www.gotquestions.org/anointed.html, The areas that we need to work through, many of them were statements made by you against us, it would be good to reach resolutions on them. Any wrongful statement, if you agree with our belief, you can simply apologize to us and clear the false statements with whoever brought forth against us. As the Lord commanded us to love each other, as he has loved us. He calls us not speak evil against each other in James 4:11 in James 4:17 “11 \[My\] brethren, do not speak evil about or accuse one another. He that maligns a brother or judges his brother is maligning and criticizing the Law and judging the Law. But if you judge the Law, you are not a practicer of the Law but a censor and judge \[of it\].” James 4: 1717 So any person who knows what is right to do but does not do it, to him it is sin.” • Statement made by Jocelyn: “Bob and Ling did all this （on Nov 7th） just tried to promote themselves” o Bob and Ling’s response: the statement is false. After waiting for a whole year for SOP and Jocelyn to agree to put mercy and justice work in the worship concert that Bob helped secure the venue at Harvard Memorial church, yet receive no co-operation from SOP and Jocelyn, Bob tried to reach out to Pastor Jonathan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tatement made by Jocelyn “no needing of Bob’s help on securing the venue” was true or not. On the morning of Nov. 7th, Bob finally was able to meet Jonathan in person. Jonathan confirmed that it was indeed that sponsorship still are required to be able to book the space. And he may became the default sponsor. Upon Bob’s question for advice whether we should compromise on justice and mercy message when worship, Jonathan said, “We can compromise on other things, but we can’t compromise on justice and mercy, because justice and mercy are love. And our love is the foundation that our faith is built upon┅” since that was the message that SOP and Jocelyn were not willing to mention, Jonathan as the official sponsor for the event would speak for 5 minutes to welcome the guests and to share the message from the Lord. He was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it means to have true worship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hina, including mentioning about the work of All Girls Allowed; o Bob and Ling’s hope: Jocelyn correct the false statement through apology with all involved, and understand, practice and disciple true worship as stated in Isaiah 58. • Statement made by Jocelyn: “You use money to control people” o Bob and Ling’s response: this statement is false. We have been very blessed by the Lord and we have been trying to be a good servant to steward His resourcing according to His teachings: § To give to the poor, orphan and widows and the oppressed; Jenzabar foundation, All Girls allowed. Glamour magazine Women of the year fund, etc. § To support His churches, prayer centers § To give to God’s servants for fellowship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m and their work § But we have a duty to make sure the fund are used for God’s purpose, i.e. when the person stole money for women and mothers to buy a car, or fund that was not used as it was designated, actions must be taken. o Bob and Ling’s hope: Jocelyn correct the false statement through apology with all involved, and come with godly decisions on the above two financial maters • Statement made by Jocelyn: “Ling is not doing anything for China, she left China, has not been back to China, she does not know China, she married an American husband and goes to an American church┅” o Ling’s response: the conclusion that “Ling is not doing anything for China” is false. Ling has been working tirelessly for China. Quitting her financial job, working on voluntary basis more than full time through All Girls Allowed to end One Child policy, to end gendercide, to help fund and build a team here in Boston and in China to help rescue the poor and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n 2014 alone, All Girls Allowed helps and supports 480 families, and 10+ orphan like children, Jocelyn visited some of these families in March and said she wept with them and gave them her own money; o Ling’s response: the statement “She left China, has not been back to China” is correct and painful, because what she did at Tiananmen, she could not even go back to bury her own mom and grandma. And she refused to sign a letter of apology like others so she could go back to China to make money to profit or simply to visit friends and families. This is a high price to pay for China’s freedom. And we believe God honors it. But statement to ridicule Ling on these sacrifices is cruel. o Ling’s response: the statement “she married an America husband”. She is blessed to marry the husband the Lord has prepared for her. Even Jocelyn prayed in 2012 the Lord has told Jocelyn Bob was Ling’s Boaz. Any issue with God’s plans for our lives? o Ling’s hope: Jocelyn corrects the false statement through apology with all involved. • Statement made by Jocelyn: “she goes to an American Church┅” “She comes to the my church when she needs to use me, she does not come when she no longer needs to use me,” o Ling’s response: the statement “she goes to an American Church┅” is true now and the 2nd statement was completely false. Ling loved Jocelyn’s passion for Christians to experience the true power and anointing of what was promised in the Bible, the message of PHD,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and has diligently came to worship, attended many teachings on weekends, at the expense of leaving her own children behind. But Jocelyn’s handing of Ling’s rape case broke the shepherd/sheep trust for Ling. For advocating for Ling, to allowing and tolerating senior Pastor Liu Tong’s rejection for Ling’s plea for an investigation; to not standing with Ling fully in her difficult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skillful perpetrator, to persuading Tom and Bryan not supporting Ling, to adopting Liu Tong’s line of “he said, she said” to admitting no longer believe in Ling, that was very hurtful and unfitting as a shepherd. Ezekiel 34: 4: “but you do not feed the sheep.4 The diseased and weak you have not strengthened, the sick you have not healed, the hurt and crippled you have not bandaged, those gone astray you have not brought back, the lost you have not sought to find,” Ezekiel 34: 18-19: “18 Is it not enough for you to feed on the good pasture, that you must tread down with your feet the rest of your pasture; and to drink of clear water, that you must muddy the rest of the water with your feet? 19 And must my sheep eat what you have trodden with your feet, and drink what you have muddied with your feet?” Ling does not use people because the desire to use people comes from the enemy. o Ling’s hope: Jocelyn corrects the false statement through apology with all involved. And Jocelyn truly changes to become a real shepherd for God’s sheep. Ling hope for true reconciliation with Jocelyn that day. Did Jocelyn did out jealousy or to control Ling when she took her actions on betray her duty as a shepherd? With the new evidence of Ling’s polygraph test Jocelyn has a chance to become a true shepherd to l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 Statement made by Jocelyn for Bob and Ling to apologize for coming to Harvard event last minute o Bob and Ling’s response: Bob has desired to connect with Jocelyn sooner all year. We feel Jocelyn did wrong here based on Matthew 5:23-24: “23 So if you are offering your gift at the altar and there remember that your brother has something against you, 24 leave your gift there before the altar and go. First be reconciled to your brother, and then come and offer your gift.” o Bob and Ling’s hope: Jocelyn change heart according to God’s words so we can have true reconciliation according to God’s truth • Jocelyn withheld truth about SOP’s application to perform in China o Bob and Ling’s response: Bob and Ling felt deceived, abused and deeply dishonored by Jocelyn and SOP. In 2013, when Jocelyn was desperate with one month to go to host SOP concert without a venue, Ling, in trust and in good faith, connected Bob to open door for Jocelyn and SOP in Harvard, Bob took and paid the whole SOP team for lunch, and Ling gave privately to bless and support SOP, thinking this is honor God through blessing true worshiping. Now found out Jocelyn gave false information about sponsorship, SOP’s trying to cozy up to Chinese government, but still wanting to use Bob and Ling’s connection, and even bad mouth Bob and Ling about their motive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true worship, and characterize their generosity as controlling, yet neither Jocelyn nor SOP has realized the giving of money and hearts from bob and Ling, this is deeply disappointing. But I now understand why the Lord allowed the confrontation so all parties can reveal their hearts. o Bob and Ling’s hope: SOP to honor Bob and Ling by acknowledge their wrong of trying to use Bob and Ling’s connection at Harvard, to give back the $1000 to All Girls Allowed to do true worshiping according to Isaiah 58, to apologize for their defaming statements against Bob and Ling with all involved; for Jocelyn to honor Bob and Ling by apologizing to hiding the truth of SOP’s action while Ling made generous offering to honor their desire to not wanting to partner. Be fair with Ling. Stop abuse Ling’s heart and kindness. It is dishonoring to God, and God sees all and knows all. • Jocelyn and SOP’s decision regarding China o Bob and Ling’s response: it is a free world. God knows the real motives and will judge each person accordingly. 1 Corinthians 12:26 “25 that there may be no division in the body, but that the members may have the same care for one another. 26 If one member suffers, all suffer together; if one member is honored, all rejoice together.” As of Bob and I, we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never stop speaking out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justice and mercy. Whether we are in China or in here, there are still price to pay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 But we trust that it is God who protects us and we have our peace. o Bob and Ling’s hope: SOP and Jocelyn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according to God’s words in the future • Concern over discovery that Jocelyn does not have an elder board and only supervisor is Liu tong in west coast o Bob and Ling’s response: this is very dangerous for Jocelyn and for the church. God said, It is not good for man to be alone. He intends for us to live in true community that we can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hrough this journey on earth. 1 Peter 5:8 “Your adversary, the devil, prowls around like a roaring lion, seeking someone to devour.” o Bob and Ling’s hope: Jocelyn prayerfully establish a true accountability group and Board for her church With all these differences, we hope sister Jocelyn and brother Jeff will prayerfully consider each points and we can hope to come to some agreement. I desire to have a Godly, healthy, and real relationship with you, for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We love to hear back from you on or before Dec 5th, 2014. Have a blessed Thanksgiving! Ling 附录II∶ 我与周爱玲按马太福音18∶15-17的方式沟通没有得到回应。 Jan 28th , 2015，给周爱玲的电邮 Pastor Jocelyn, As a believer in Christ Jesus I formally and privately ask you to publicly withdraw your meeting memo regarding the meeting between me and Ruan Zhiming, which took place in June 24th, 2014 where you were entrusted as my witness and my pastor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defined in Matthew 18:15-17. Your action to publish the memo has caused great harm to me, to my family, to the church at large and to the effort of confronting a man who had committed a serious crime against me 24+ years ago. By the time you decided to release your memo to the public, you have already been informed of my polygraph result and by the fact there was other allegation against him for additional rape crimes. Your action to publish the letter without my knowledge nor approval had broken two laws: • The confidentiality between pastor/parishioner; • The victims’ right to privacy act. As Shepard and minister of the Lord, by your above action, you have not fulfilled the duty the Lord assigned to you, “Feed my sheep, feed my sheep, feed my sheep”. Instead your action had harmed the sheep deeply. As Christians, we all sin or make mistakes, because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renewing our mind in Christ Jesus. However, if we continue to sin, that is not right. “9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will continue to sin, because God’s seed remains in them; they cannot go on sinning, because they have been born of God. 1 John 3:9 （NIV）” I therefore humbly ask you to withdraw your letter publicly and immediately. Ling Chai February 16th, 2015，给周爱玲的电邮，copy18位牧者和女童之声的董事 Pastor Jocelyn, In my Jan 28th 2015 email letter to you, I have privately and humbly asked you to withdraw your letter publicly and immediately. As of today, I have received no communication from you.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I am following up with the same request from you in front of the 18 Pastors and our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members. By the form of this email, they are being invited as my witnesses in this matter. We are in step II now. I look forward hearing back from you. Ling February 17th, 2015∶给周爱玲的电邮，copy18位牧者和女童之声的董事 Ms. Jocelyn, I have not heard your response to my again request. I take your non-response as not willing to correct your wrongs. So I am done with the II step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Now we have 18 pastors and our Board reviewing your case against me, I respectfully asking for their judgments on this. Ling Feb 24th, 2015∶给周爱玲的电邮，copy18位牧者和女童之声的董事 Pastor Jocelyn, I trust you have seen the report from the 18 Pastors’ investigations: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3900 With all these additional cases against Yuan’s sexual violence, I urge you to make a public apology immediately and withdraws your letter publicly, as the Lord commanded us: “Rebuke your neighbor frankly so you will not share in their guilt.” Leviticus 19:17. Matthew 18:15-17 Step II second time. Ling March 4th, 2015, 给周爱玲的电邮，copy18位牧者和女童之声的董事 Pastor Jocelyn, I have not heard back from you regarding my following requests. Given all the recent development since my last email, • Yuan Zhiming’s resignation: http://www.chinasoul.or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view=article&id=3800:2015-03-01-07-29-37&catid=25:newsevens&Itemid=48&lang=en-gb • China Soul’s Board not proclaiming Yuan’s innocence: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5/february-web-only/convert-chai-ling-accuses-yuan-zhiming-rape-china-soul-aga.html?start=3 I hope you had a chance to reconsider the actions you took in the past. I respectfully asking the 18 pastors and my board to be my witnesses in my II step with you the 3nd time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back from you soon. Ling 附录III∶ 从2015年3月6日到2015年3月16日，周爱玲选择不听教会牧者的记录∶ 2015年3月6日，柴远调查委员会 给我们的电邮 徐志秋牧师、周爱玲牧师，柴玲姐妹平安！ 我们诚心地盼望徐牧师、周牧师对以下所提出前面三点作出回应。 请柴玲姐妹根据徐牧师、周牧师的回应，再对以下的第四点回应。 １. 柴玲姐妹在公开信中曾经提到两位牧师“‘协调会的记录’事先没有发给我这个当事人过目，就径直发布了，并声称这是‘最后版本’”。 请问两位牧师，柴玲所说的是否属实？ ２. 如果柴玲姐妹所说的不属实，请两位牧师出具事先发给当事人“协调会记录”的证明 （可以是之前发给当事人的电子邮件、传真或挂号信函等），以正视听。 ３. 如果两位牧师无法出具证明，这将证实柴玲姐妹所说的乃属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敦请两位牧者以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所造成的损害，包括造成大众视听的混乱，以及对柴玲姐妹的伤害等，以公开的方式向公众认错、更正自己的错误，并向柴玲姐妹道歉。 ４.如果两位牧者出具了证明，这将证实柴玲姐妹所说的不属实，在此情况下，我们同样敦请柴玲姐妹以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所造成的损害，包括造成大众视听的混乱，以及对两位牧者的伤害等，以公开的方式向公众认错、更正自己的错误，并向两位牧者道歉。 柴远调查委员会 敬致 2015年3月13日，我给调查其委员会提供证据的电邮 牧师们， 这是我收到的徐志秋和周爱玲的备忘录。那天早上，我已在网上看到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在发表之前，没有给我看和同意。 希望这可以解答您们调查的问题。 柴玲 2015年3月14日， 我再次询问调查委员会的电邮∶ 牧师们， 希望您们给我们一个结论。谢谢您们。 柴玲 2015年3月16日，柴远调查委员会回复我的电邮 柴玲姐妹∶ 回复您的提问。基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圣经原则，调查委员会认为敦请徐志秋和周爱玲牧师回答调查委员会的提问并出具证明并不复杂。 徐志秋牧师，周爱玲牧师截至今日为止，针对调查委员会的提问并没有配合，也没有出具证明。 调查委员会 附录IV∶ 2015年3月11日我给周爱玲的电邮，copy 18位牧者和女童之声的董事 Mrs. Shu, I am reaching out to you again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step II, inviting the 18 pastors and the AGA Board as my witnesses. I am hoping that you will respond and answer my questions stated on my email to you on Nov 26th, 2014. I felt you did not correct your slanders against us during the Stream of Praise event, and after that, and I felt that you went on to slander me even further by publishing your meeting memo with Yuan to the public. On the Yuan letter front, again in the June 24th 2014 meeting, you were invited as my pastor and a witness, you were not invited as a judging pastor or an arbitrator. The law forbids you to publish information without my review or consent. And on top of that violation, many of your statements in that letter were false and defamatory. So once again, in front witnesses of the 18 pastors and the AGA board, I am asking you the following things: • To correct all the false statements you made against me and Bob; • To return the $50,000 donation that was given to you to build a 7\*24 prayer center, which you had not done. I ask you to give that money back to AGA to help rescue girls and mothers in China; not returning this money is illegal; • To consider refinancing our loan of $250,000 back to the Jenzabar foundation. The loan was given to your church with a 8 year-term, out of grace, with a hope that we can help to build up God’s church. But we have now discovered that even you have passion and zeal for the Lord, but your teachings are not always according to God’s truth, you have not act according to Jesus’ teachings, recently you have not followed Matthew 5:23 and Matthew 18:15-17. Most concerning is that you have no accountability. You have no elder board or anyone can hold you accountable. You asked us not to share this with Senior Pastor Liu Tong.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irection of your leadership and the believers’ welfares at your church. We don’t like to see any more people abused as I have experienced by you. So even though not refinancing the loan is not illegal. But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fellowship and trust has been severely damaged. Unless you are willing to take actions to change your ways. We ask you to reconsider a way of separating our affairs. Your decision for not responding to our reaching out to you makes the communication non-productive. Your standing accusation against us “we use money to control people” is false and I believe it is manipulative. The truth is: as Jesus say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at’s where your heart is. God wants us to care and give our heart when we give out money, especially large amount of money. I am speaking truth in love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feel it is love. I am sorry about that. If I have done anything to make you feel hurt I am sorry. I am reaching out to you as well to ask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me so we can reach reconciliation. This kind of stonewall style is not biblical. As the Yuan matter coming to closure I am hoping that we can reach reconciliations as well. The decision is yours sister, Ling ——原载《女童之声》 2015-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曹长青：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
1989年6月17日，六四屠杀后两个星期，我作为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编辑，受邀参加一个美国新闻界主办的讨论会，与会者有《洛杉矶时报》驻北京主任孟杰慕（James Mann，《大转向》一书作者），该报华裔记者卢晓娟、NBC电视台洛杉矶主播莫瑞生（Keith Morrison）和PBS电视制片人等。会上，大家对六四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孟杰慕强调，六四之际，他在北京很难证实新闻消息的可靠性，因为“传言满天飞”，并称他“一生听到的谣言，也没有在北京的那几天多。” 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这些报导都是估计的数位，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和证实渠道。直至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还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一夜之间，至少有3,700人死亡 后来我比较留心看西方记者写的关于六四报导的回忆录，看他们怎样评估六四死亡人数。 1994年，《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他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写的采访回忆录《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出版，该书第三章谈到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对“六四”描绘说，在开枪几个小时之后，他俩曾到北京协和医院，但门口是警察守卫，最后一个同情学生的工人得知他们是记者，自告奋勇带路，通过医院隔壁一座建筑物的地下通道进入协和医院。他们看到成百中弹的受伤学生和市民躺满了病床和医院过道，在痛苦地呻吟、喊叫。后来他们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 1996年，加拿大最大报纸之一《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记者黄明珍（Jan Wong）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其中第15章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在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的6月8日那天，她去了北京工人医院，看到那些神情恍惚的亲属们，在医院门口张贴的死者名单上寻找亲人的名字。由于医院不不准记者进入，她在朋友帮助下从后门进入医院。该医院一位医生对黄明珍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四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她还写道，在6月4日 晨3点15分到3点23分之间，她数了有18辆平板车把死伤者送往医院。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Ekman）描绘说，他当晚在北京街头20分钟之内，看到6辆平板车，运载死伤者去医院。他说，一位合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3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报告有321人死亡。 纪思道的书里说，在六四之夜开枪之后几个小时，他去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因而无法进入。黄明珍的书里也写到，医生告诉她政府已经派人驻守医院，所有受伤者都有监护者。 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天安门附近的所有医院从一开始就被军人或警察把守住了，所以外界很难察访到世界最关注的死亡人数。 但最近仔细读1999年纽约《中国人权》出版的六四遇难者家属证词，我惊讶地发现，这些遇难者家属，在六四之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还有长达30天地在北京各家医院寻找自己的亲人尸体，医院并没有禁止。而且多位遇难者家属都描述说，在屠杀之后几天之内，北京很多医院门口都张贴出死亡者名单，和受伤者名单。有些医院还提供死者照片，供家属查找辨认；不少医院也允许家属进入太平间寻找。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在证词中说，她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看到每家医院门口都张贴有死伤者名单，各约400多人。最后在6 月5日下午5点多钟，看到复兴医院张贴出的第一批50名死者名单，第一个就是吴向东，然后在该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吴向东的尸体。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她们和亲属分头去北京各大医院寻找，在人民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出的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职员刘占民的家人回忆，他们在六四屠杀三天后，才在协和医院找到刘占民的尸体，编号为21，当时协和医院共有40具编了号的尸体照片。 遇难的北京石景山医院医生高原的家人回忆，他们直到6月11日才在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高原的尸体，已变形。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他们在北京找了44家医院，找了半个月，直到6月19日在海军医院太平间才找到袁力的尸体。 遇难的北京707厂工人陈森林的家属说，他们找遍北京各大医院，直到7月4日，即六四过后一个月后，才找到，由于尸体已腐烂，是通过死者衣服及死者生前胃切除留下的伤疤才确认的。 黄明珍在回忆录也说， 6月8日她在北京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的死亡者名单，但黄明珍作为记者，却没有去看和抄录这个名单，或至少记一下死亡人数。 从这些遇难者的家属证词来看，《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书中所说的在屠杀之后几个小时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守卫，禁止人进入的说法未见得准确。因为从后来遇难者家属证词的描述来看，无论是屠杀之夜，以及随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并没有警察守卫医院、禁止人进入的事情发生。 如果记者们能像死伤者家属一样去各大医院查询，是完全有机会抄录下或拍下死亡者名单的。虽然这样查到的名单仍不是全部（因为有一些已被戒严部队就地掩埋或被军车运走，但根据当时的天气及紧张情形推断，数量应不会超过在医院的），但起码对死亡人数能有一个具体的、接近真实的了解。如果医院得到不准记者采访的指示，记者们也完全可以扮做遇难者家属寻找亲人，进行查询记录。 同时，从遇难者亲属的证词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数医生都是怀著极大的悲愤在抢救受伤者，对家属们充满同情（可以想像那些亲眼见到很多死、伤者的医生们会是什麽心情！）。所以，通过遇难者家属的证词，我感觉在当时的情形下，调查是有可能的。至少把各个医院门口贴出的死亡名单抄（拍）下来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说像纪思道这样高鼻子的美国人难以扮演遇难者家属的话，他的妻子伍洁芳是华裔后代，长的一副中国面孔，仍是有机会随同寻找遇难亲人的家属一起进入医院寻访死亡人数。但根据纪思道的回忆录，他们仅去过一次协和医院，没有得到具体数位。书中也没有说他们去了其他医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也是华裔，不仅长相和中国普通人一模一样，而且当年为了追求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曾前往北京居住多年，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如果去北京各家主要医院寻访，应该有可能得到大致死亡数位。 而且即使作为外国记者实在有困难去医院，他们在北京都雇有中国人助手，但上述两本书里都没有提到他们曾为此做过努力和尝试。 六四屠杀12年后，至今我还没有读到其他外国记者谈到他（她）们曾去北京各家医院查访死者数字。这样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关键的新闻，当时各国在北京的记者都没有做，这真是一种遗憾，说它是西方记者的集体失职，其实也不为过。 但在检讨西方记者的责任问题时，更应该提出来检讨的是中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台湾记者，尤其是北京的各大报记者，当年曾打著标语要新闻自由、有良知的记者，他们比外国记者更有便利条件去北京各大医院寻访死者人数。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像遇难者家属那样查询北京44家医院，那麽他（她）会给世界提供一份多麽珍贵的资料。 但迄今为止，尚未读到任何中国记者描写的屠杀情形和对死亡人数的调查。十多年过去了，如果当时有中国记者做了这种重要的求证查访，这麽漫长的时间过去了，怎麽也会拿出（送到海外）他们的寻访结果。看来，可能性很小。中国的记者们做的可能还不如纪思道、伍洁芳和黄明珍，毕竟人家各去了一家医院┅┅ 而且十多年过去了，偌大个中国，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丁子霖一个人在独力做这件死亡者名单的寻访调查，1994年，丁子霖发表了她撰写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96名。1999年，丁子霖寻访到的死者名单增加到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却由丁子霖一个病弱的女性做了，这是丁子霖对中国人、对六四真相、对历史——最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一事实也标示著全球新闻记者的一个明显的失职。 2001年6月8日于纽约 2009-04-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欧盟的分裂
何清涟 俄乌战争从2月24日开始，持续至今。时至4月初，这场网络时代的立体战争的态势如下：战场上“拖”，将普京陷入战争泥潭甚至坟墓的战略未变；经济上“熬”，白宫于3月31日再度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达1.8亿桶，美原油价应声下跌7%，略高于100美元/桶，按拜登政府计划慢慢投放，可供给至11月，挽救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信息战完胜的乌方阵线从塑造英雄叙事改成痛诉俄军残暴。但不象以前那样，将俄军退军这种战略调整一律解读为因失败而撤军。其中最值得关注是持续一个月的制裁与反制裁，终因俄罗斯宣布自4月1日开始，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必须使用卢布导致的欧盟分裂。 天然气供应为何成了俄罗斯反制裁的王炸？ 根据普京3月底签署的一项法令，自4月1日起，如果俄罗斯的48个“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不用卢布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后果自负。面临选择的，包括美国和欧盟27国。 这一法令公布后，欧盟想就此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达成一致，拒绝普京的提议，结果匈牙利一票否决。这意味着，欧盟还不能以整体的名义拒绝使用卢布结算天然气。 2月底西方发起全面制裁之初，其中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被视为“金融核弹”，评论认为在这枚“金融核弹”的轰击下，俄罗斯经济将土崩瓦解。其中的“大杀招”则是美欧盟禁止俄罗斯使用欧元和美元进行贸易支付，结果俄罗斯祭出的反制杀招是要买天然气，就得用卢布支付。 西方左派政府的领导者与智库都长于选战而拙于治国，在国际社会的纵横摆阖中，左派阵营一向只看自己手中的王牌与敌方的弱点，基本不考虑自己的弱点与敌方手中可能拥有的牌，左派阵营的媒体的宣传强化了这种认识。欧美这次两大失算，首先是忽视了Bricks这个国际经济平台的悄然政治化，尤其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准备与美国脱钩的未雨绸缪；其次是没考虑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不是资源依赖型就是市场依赖型，不少甚至为二者兼具，欧盟的“带头大哥”德国就是资源依赖兼市场依赖的双料国，而且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由于对方是世界第一天然气供应大国，加上运输的特殊性，急切间难觅替代供方。 以下历史与现实数据很说明问题：按天然气出口量计算。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每年出口227.031十亿立方米；美国位居第二，年出口量为131.852十亿立方米卡塔尔每年的出口量为125.147十亿立方米，是天然气的第三大出口国。每年出口3.549十亿立方米的中国排在35位。 在追求绿色能源多年，甚至发明出碳排放权额度交易的欧洲，天然气成了刚性需求（Inelastic Demand，简称“刚需”）。所谓“刚需”，是指在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与其对应的是“弹性需求”。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刚需”就是必须要有的东西，替代性很弱常见的刚需用品有住房、食盐、小麦、大米、各类蔬菜等。 当然，西方左派数典忘祖，全然忘记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边缘-中心论学说的主要贡献者萨米尔·阿明的教导：“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富裕国家为基础的寡头垄断统治，通过五种垄断 ——技术控制，自然资源获取，金融，全球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并且由此生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主权论。也因此，他们没想到俄罗斯在天然气供应方面拥有自然资源主权。 因为上述认知，欧盟从一开始就希望保留从俄罗斯继续进口天然气，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与经济的刚需。但是，认为自身永远正确的欧盟肯定是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条件的，可天然气又不能不买，于是欧盟委员会在4月1日当天向全部27个成员喊话，要求各国不要接受普京的要求，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既然当初签署的能源供应合同明确规定用欧元和美元支付，所以必须按合同写的来，其还扬言欧盟将对俄方进行“统一回应”，结果被匈牙利一票否决。 欧盟内部就取消俄天然气进口的分歧 这次的分裂，与2015年难民潮时期欧盟的分裂原因完全不同，除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纠结于对俄罗斯的历史恩怨之外，其他欧盟国家对俄制裁的态度与自身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成正比，依赖度高的，反对能源制裁；依赖度低的，支持制裁。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45%，占其总天然气消费量的近40%。在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中，德国约5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意大利这一数据的占比为46%，法国对俄罗斯依赖程度较轻，只有25%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芬兰、塞尔维亚和拉脱维亚等国90%左右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则完全依赖俄罗斯，例如北马其顿和摩尔多瓦。 也因此，自2015年难民潮以来在反对接收难民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这次发生严重分裂。维谢格拉德集团成立于1991年2月，由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四国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因首次会议在匈牙利城市维谢格拉德而得名。这一次，四国分为两派：波兰与捷克坚决主张制裁，波兰总理成为欧盟内部最坚决的对俄制裁者；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则同意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期多次就俄乌冲突阐述该国立场，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将对俄制裁扩大到能源领域，同时禁止通过本国领土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受到了捷克和波兰官员的批评。 还有国家在制裁与本国正常生活中考量，痛苦地抉择。比如对俄罗斯压力感受最大的波罗的海三国4月2日刚宣布拒绝卢布支付，但不到24小时，拉脱维亚天然气公司 （Latvijas Gāze） 宣布正在考虑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可能性：“根据第一印象，俄罗斯卢布的结算程序并未正式违反制裁制度，而且是可能的”。 在匈牙利消费的天然气当中，俄罗斯天然气占比达64.1%。匈牙利官方数据显示，85%的匈牙利家庭是用天然气取暖的。4月1日，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说明了不抵制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原因。他表示，美国能源价格高昂，匈牙利不可能用它来代替俄罗斯廉价天然气，这对匈牙利来说无外乎是自我毁灭。 只有两个欧盟国家有准备，一个是希腊，据资料显示，希腊40%的天然气和26%的石油从俄罗斯进口，早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初，希腊能源部长斯克雷卡斯表示，希腊天然气供应商已经安排了额外的天然气供应渠道，已经与阿塞拜疆和阿尔及利亚签订了供应合同。 保加利亚的天然气有80%来自俄罗斯。该国从2011年开始，IGB项目是一条天然气管道，将从希腊的Komatori到保加利亚的Stara Zagora，长达113英里。但它的结束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保加利亚将成为欧洲的一个先锋，成为首批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欧洲国家之一。随着欧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寻求替代能源选择，该管道是一个历史性的步骤，将有助于使欧洲大陆的能源进口多样化。 芬兰VR集团（芬兰国有铁路公司）的物流分公司VR Transpoint响应对俄罗斯的制裁，于3月27日暂停了与俄罗斯的铁路货运交通。在暂停三天后，VR集团宣布，从3月30日起恢复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货运交通。重启两国间铁路货运业务的决定是该集团与英国当局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经澄清，制裁并不适用于VR集团的合同和协议。 欧盟制裁俄罗斯：杀敌一千，自伤一千二百 这一轮制裁是美国吹号角，欧盟积极响应，事先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西方国家集体大行动。 吹号角的美国是个资源、农产品均能自给的国家，制裁俄罗斯于自身影响不太大。但欧盟基本属于资源、农产品对外高度依赖的经济体，而且其中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极强。按道理来说，欧盟不应该事先只想着痛打俄罗斯的“七寸”时的胜利感，却不想好自己的“命门”也在对方手中。这种忽视自身弱点的“料敌机先”必然导致上述被动局面，最后成了波兰总统莫拉维茨基批评的局面：一些欧盟领导人“将制裁当做他们不作为的烟幕”，“西方国家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本不起作用，卢布汇率就是一个证明”。 俄罗斯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年 3 月俄罗斯出口石油乌拉尔的平均价格为每桶89.05美元。2021 年 3 月为每桶 63.62 美元。与开战前相比每桶净利润多25.4美金＄，等于涨了40%，每天多赚2亿美元，一年多700亿，等于军费翻倍，估计这仗还能打很久。卢布还是一样的卢布，但是美元却弱化了。 关于本轮制裁，我想还是用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理查德·哈拉尼亚（Richard Hanania）的一段研究结论做为本文结语。在《无效、不道德、政治便利：美国对经济制裁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应对》（Ineffective, Immoral,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merica’s Overrelian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这篇研究报告中，他在研究过美国制裁的两打以上国家的样本后，总结说：“在理论上，制裁是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因此，即使制裁者付出了人道主义成本，但他们是否有可能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角度出发？最好的研究表明，制裁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最终造成生命损失，而且即使按照政策制定者设定的标准，制裁也会失败。此外，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经济胁迫更可能适得其反，而不是促进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等美国政治目标。” （原载大纪元，2022年4月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4/4/n1369577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资源错置与经济结构畸型化 ——中国 2013“经济改革”的焦点（1）
何清涟 本该在3月两会之后登场的经济改革方案终于露出端倪：正在起草的改革方案将包括金融、财政、土地、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等7大领域，而且一反江胡时期惯例，这项改革将由总书记习近平“亲扛帅旗”。 “克强指数”后面的隐忧 2010年12月，据维基解密公开的文件显示，李克强在辽宁省任职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主要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当时李主政东北，该地还有不少重工业，据此判断该地真实经济状况，李克强自有其道理。 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根据“克强指数”来看，2013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用电量却只增长4.3%，铁路货运量则下降1.1% ，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不景气，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改善。新增贷款的实际流向与银行的官方报告不同，据说某些地方有6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业。 从税收来看，今年以来，地方税收虽然增长，但税收增速下滑。究其实，税收增长中来自于制造业的税收增长并非主流，而是地方政府使出了各种方法，比如补交、提前预征、趁新城镇化疯狂卖地等才达成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税收增长不能持续。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开支、官员工资、维稳经费、军费都仰赖于税收的持续增长。基于此，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上述几方面，显然出于自身的实际考虑，因为金融、财政、土地三者都关系到政府的“钱袋子”问题。中央银行近几年充分发挥印钞功能，保证中央财政的“钱袋”饱满，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巨额投资。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户籍则是为了让农民乖乖交出土地的安抚剂。所以这七大改革中的四项，其要点就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新增贷款流向来看，依然在走2009年以后的老路。不管中央政府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目前的新城镇化将如同2009年以后的政府投资一样，除了形成新的僵尸企业、僵尸开发区、僵尸项目之外，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2009年后中国陷入巨额债务泥潭 2008年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成为世界各国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机会。但中国不仅没有借这一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让房地产泡沫消退，反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成了逆向调整，导致房地产泡沫持续放大。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美名”，但其结果之一是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泥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1月30日曾报道过，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中国债务因门类太多，数据也不透明，论者虽然大都承认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极大，但到底有多大风险，却莫衷一是。 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国内《财经》杂志的“摸底中国负债”（2013年4月7日）是篇详实可靠的文章，该文经过分门别类计算，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合计，总债务规模高达为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的结论是：“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里昂证券今年5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总债务规模高达107万亿左右。 可以说，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中国常态。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的。印钞票的“积极后果”是政府的钱袋很满，没有财政压力；消极后果就是通胀，承担者是全体社会成员。说穿了，所谓通胀就是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利用铸造币权转嫁压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再来一次财富分配。 2009年后中国的逆向经济调整 2009年之后的经济逆向调整，还产生了比债务泥潭更为严重的后果：经济结构更趋畸型。 中国2009年依靠政府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付出的成本太高，还产生了大量资源错置现象。 所谓付出的成本太高，一是指制度成本太高，等于直接打通了中央政府手中掌控的“两只钱袋”——金融与财政：政府利用手中的铸币权，让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出的钞票通过政府投资、银行放贷等方式哗哗进入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口袋里；二是金融成本太高，钱流入不该去的地方后，成为各种形式的高利贷资金来源。在中国的债务总规模中，影子银行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问题。里昂证券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在13万亿至17万亿的水平，其中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而在银行理财产品中，59%没有担保。三是要素成本太高，除了能源、劳动力，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很快。由此带动各种物价攀升。在成本都攀升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下降，外资大量流出，就与成本攀升有直接关系。 资源错置体现在两点：大量政府投资未流入生产部门，而是流入房地产业（据说高达35-45%），导致五年内中国房地产价格攀升。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其中由政府垄断的地价上涨最快，据广东省统计局和房地产行业协会发布调查报告，2009年-2012年三年间，广东省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价格从每平方米852元上涨至3264元，涨幅近300%。 由于中国金融未对外开放，外汇管制制度客观上保护了中国金融。因此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中国的债务危机没有崩盘，一些地方的制造业还可以延续。出口也在继续。中国政府在没找到其它经济支撑点的情况下，仍然抱住房地产业这根主要支柱不放，以发展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新城镇化经过包装后出台。新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推动，仅仅从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季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1万亿。其结果也不出预料，全国各地开始上演抢地大戏，一些地方的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业的约占6成。 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其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导致许多企业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房地产价格攀升与全国数百座鬼城同时出现。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大量产生，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但却不产生效益。《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25日发表的调查报道“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烂尾”，详细记载了这个由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金，组建的僵尸工业区，一个是累计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一个是投资280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两地目前成了烂尾工程，唐山市为此支付的利息每天就逾千万之巨。这只是中国类似的僵尸项目的一个缩影。这种僵尸企业不会产生效益，日渐增长的债务只会累积成一座大山。 发改委声称今后若干年内将投资40万亿，却并未说明这40万亿将从何处筹措。根据此前的情况，只能是继续印钞票，这一发行量将不比以往几年逊色多少。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5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on-chinese-economic-reform-20130528/1670055.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5/chinese-economic-reform-1/）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走向乌托邦化的美国民主党
何清涟 2018美国中期选举落幕。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而民主党拿下了众议院。未来两年，美政治形势将为”一墙一院“。所谓“墙”：白宫各种政策需要国会同意时，必将在众议院受阻，包括卡住川普建墙，阻拦大篷车等，进而影响到2020总统大选的选情。 对民主党来说，这次夺回众议院并非依靠竞选主张的优势，主要依赖内部极端进步派的努力推动，所谓极端进步派就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 方向相反的蓝色浪潮与Walkaway在分裂民主党 从今年三月开始，美国《纽约时报》就在《关于蓝色浪潮》（About That Blue Wave）一文中谈蓝色浪潮将席卷美国，CNN等纷纷跟进。如果只看这些媒体，还真会相信蓝色浪潮势头凶猛，将淹没共和党。可惜，主流媒体拒不报道的一场革命正在社交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发生，那就是#WalkAway标记的脱离民主党运动。今年5月6日，一个藉藉无名的纽约同性恋发型师Brandon Straka发动了一场不平凡的运动 #Walkaway（离开民主党） 运动。这一天，他写了一段宣言，制作了一段视频，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公布。Straka的视频生动，具体地讲述了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好听称呼）、民主党人、同性恋，如何对民主党和左派的做法从不认同到彻底失望，最终离开的故事。他鼓励人们在他成立的Walkaway网页里分享离开民主党的故事。看过那些故事，发现讲述者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对民主党，左派和所谓“新自由主义”非常失望。 正因如此，民主党鼓动非公民参与投票，好些州不需要ID就可投票。 黑人选民的“出走运动” 5月以后，社交媒体上多了各种#Walkaway标记的推号，其中还有将民主党称为恐怖分子的推号#WalkAway from Domestic Terrorists，都有很多粉丝。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黑人选民的“出走运动”（#WalkAway movement），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 Twitter用户名是 @ReaCandaceO，黑人女性政治评论家）是该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之一。她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提醒她那众多粉丝：民主党一直利用黑人选民来获取权力，但却回报甚少：“当一个群体90%以上的选票都投向一个政党时，他们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们投票的可预测性导致，任何一党都无需对我们所属的群体兑现承诺。这一现象急需戏剧性地改变。” 《华盛顿邮报》以不屑的口吻刊出一篇文章，题为“正在发生的#WalkAway秀尽管病毒式传播，但无碍大局”。 但事实上，这场出走运动对民主党基本盘有影响，因为他们的离开的同时，是黑人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上升，美国民调公司〝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8月14日就发布民调，指出川普总统所获得的美国黑人支持率已高达31%，比一年前高出13个百分点，而且比前10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高纪录还高出19%。 两块砸向共和党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 10月份，有两块民主党准备在选前猛砸共和党的大石块，最后却砸了自己的脚，其中一块是卡瓦诺大法官提名事件中涉及的一件36年前的所谓“性侵”指控，以及被组织动员欲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赶往美国入境的洪都拉斯7 900“无证移民”。 心理学教授布克里丝汀·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教授指控大法官候选人的迈克·卡瓦诺（Brett Michael Kavanaugh）在36年前试图对她性侵，经过FBI调查宣布没有证据支持指控之后，民主党虽然很不服气，继续莫须有的指控。但亲民主党的The Hill 却看到此事的严重后果，发表了一篇《民主党扼杀了蓝色浪潮》（Democrats just killed the blue wave），认为民主党在卡瓦诺大法官听证上的不当行为，是个笨招，让中间选民与一些相对保守的老民主党人产生恐惧与厌恶，亲手扼杀了蓝色浪潮。 7 900洪都拉斯“无证移民”大军向美国进发，据报是由“人民无疆界”（People without Border）这一组织支持。这支“无证移民”大军原拟在11月6日之前赶往美国“参加”中期选举。川普总统向墨西哥等途经国发出警告希望这些国家拦阻，这些“无证移民”的行程因此延缓，未能如期赶至，让媒体炒作“移民人权迫害”话题。民主党与媒体原拟制造悲情画面，指责共和党，拉低共和党选情。不料有媒体指出，索罗斯是“人民无疆界”的金主（见 CULTURE Reports: Soros funding border caravan）。美国人尽皆知，索罗斯是民主党的大金主及铁杆支持者，这一下自然激发了“阴谋论”，结果让共和党选民更加团结。不少民兵组织自动前往边境“保卫美国安全”。 民主党的敞开国门欢迎移民，赢得部分移民的支持，但却让自己的其本盘发生动摇。根据一项哈佛-哈里斯的研究，美国黑人其实是最为反对无限制接受移民的族群。79%的白人希望基于移民对社会的贡献优先考虑合法移民，85%的黑人也完全赞同该主张。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大选中曾承诺，她入主白宫后，签署的第一项总统令将是开放边界，敞开怀抱欢迎一切移民。 黑人是民主党的铁票仓。主张“开放边界”和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政党，正在日益丧失其基本盘。 支持民主党的千禧一代正在社会主义化 关于青年投票率增加的调查让民主党倍受鼓舞。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发现，年龄在22岁至38岁之间的人，62%“期待着”11月6日的投票，相比2014年的46%和2010年的39%大幅上升。 民主党的基本盘由“无知少女”四大板块构成：无：指无收入的福利族（低收入的工薪族不少支持共和党）；知：指知识分子，包括教育系统、媒体等所有与文化有关的行业人士；少：一是少数族，二是青少年，三是性少数群体。年轻人历来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2016年大选，美国大学生基本都支持民主党。基于这些经验，今年这些增加的青年票，都被媒体与亲民主党的民调计算给民主党了。女性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向来支持民主党，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借助于女性因素，除了女性选民人数远超男性选民——比男性多出约1,000万人之外，从中期选举的结果上看，2019年将有超过100名女性在众议院中任职，其中28人是新当选的，18个在民主党选区。多数女性候选人的胜选也成功助力民主党拿下众议院。 但实际上，已经早有民调发现：18至30岁的较年轻的选民包括千禧一代，后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选民。传统意义上他们更倾向于自由派候选人。但最近许多人正在注册为独立人士。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白人男性正转投红色阵营。 这与今年4月路透社/益普索全国民意调查报告的结果相符。对16,000多名年龄在18至34岁选民的在线调查显示，他们对民主党进入国会的支持在过去两年中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总体上降至46%。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共和党才是更好的经济管家。 但是，上述数据只说明了美国青年正在分化，信奉民主党的青年人大多相信社会主义。今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今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争论，将是常识与乌托邦的竞争。 这次民主党基本盘“无知少女”的变化来自“少、女”，“少”中除性少数群体之外，少数族当中，主要是拉丁裔、亚裔的人数增加、非裔减少，青年投票率总体增加了30%，但#Walkaway又走掉一些。女性因素大变化，如前所说，极有利于民主党。 驴象两党之争成为常识与乌托邦的竞争 2018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乘的是川普经济成就之势，就业、收入、经济增长率势头都非常好，因此川普的名字虽然不在选票上，但却是对川普执政的一场大考。而民主党的竞争方式，除了上述的捡石头砸向对方之外，主要就是全民医保这个议题。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推动的全民医保方案（Medicare for all）获得许多民主党人支持，佐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莫卡特中心（Mercatus Center）公布的研究估计，方案将在10年间增加政府医疗开支高达32.6万亿美元，可能需要史上最大幅度加税。但桑德斯从来只讲这计划将让美国人受惠，却从来不肯讲这笔庞大的支出将从何产生。 美国民主党近年来的政治主张越来越乌托邦化，且不谈奥巴马那纸按心理性别在公共场所选择更衣室与洗手间的荒唐“厕所令”（川普上任第一天就废除了这道“男女同厕”令），也不谈目前在民主党当家的州发展出来的多种性别（波士顿有76种，纽约有28种），就其经济政策而言，也是只管分蛋糕，从不管蛋糕如何制造。这种不问资金从何而来的医保改革方案闹剧，在深蓝州加利福尼亚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2017年5月，加州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通过一项全民免费医保（SB-562）提案，这个由民主党提议，并大力推动的健保法案保证加州所有人，包括非法移民，将来看病全部免费。但是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细节，特别是4000亿美元巨款将从何筹集只字未提，最后因为太过乌托邦而在6月份被众议院投票搁置。如此乌托邦计划，在一个州都不能实行，更何况全美国？ 无限制接收移民也同样如此，美国对非法移民的各种开支已不堪重负，但民主党还是要坚持开放边境。如果说他们感受不到拉美大篷车压境的威胁（一旦接收，会引来无穷尽的大篷车），可以去欧洲取经。当年曾保证有能力无上限接收难民的默克尔，在苦撑了三年之后，终于成为一位失去本政党党魁位置的总理，随时可能退位。当年力挺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媒体普遍认为，“默克尔2015年敞开国门欢迎难民的政策，导致了这位铁娘子政治生涯的转变“。如今的欧洲，不仅面临未来人口结构改变而引起的政治改变，目前就连国民的生活安全都受到严重破坏。 民主政治最佳状态是左右平衡，既照顾国民当前的各种现实利益需求，也能够有点人道理想。但象美国民主党这样，极端进步主义者成为民主党的新兴力量，越来越走乌托邦路线，连大麻合法化也成为争取选民的诉求，对美国未来的影响远非健康，“美国再次伟大”会变得相当困难。 （台湾上报，2018年11月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1534）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新土改”是解放土地还是“解放”农民？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日前“吹风“，三中全会将讨论农村“在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尽管整段话并未涉及土地的所有权私有化问题，国内外舆论仍将此称为“新土改”。一些评论者根据今年的一号文件，将“新土改”内容总结为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但根据现实状况考察“新土改”，就会发现“永包”与“流转”本是矛盾，既是“永包”，又何须“流转”？所以，赋予农民“永包权”只是让农民出让承包权获益，其内在核心其实只是让普遍存在的“征地”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合法化，是解放土地，而非“解放”农民。 考虑“土地流转”有两个视角。一是社会发展的视角，二是农民利益的视角。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以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新土改”，将大多农民从土地剥离，结束目前这种一家一户零散化的低效益耕作模式，其要点是解放土地，提高其使用效率。对这种“剥离”，得承认是时势所需：从1998年以来，约占全国65％－68％的农村人口年产值只占GDP总额的18％，中国确实需要结束这种低效益的农业耕作方式，土地流转带来的“公司＋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效益。其次，“农业产出＋外出打工收入”的农村家庭经济模式作为农民的权宜之计可以，但作为一种固定模式长期实行，既使农民家庭生活于困顿之中，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重建。可以说，如果中国早在90年代中期实行农民与土地的剥离，并出台与之配套的社会政策以帮助农民离开农村，“三农”问题绝不至于陷入今天这一难以收拾的困局。 但从农民利益的视角来看，事情远非如此简单。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历史欠债很多，比如通过价格“剪刀差”掠夺农产品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通过户口制度壁垒让农民成为一国的贱民；对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巨大的历史欠债与现实欠债；近20年来将城市污染转移至农村；通过征地使8,000万农民成了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农村今天的落后状态，使中国农民成为被现代化列车抛弃的庞大弱势群体。所以，对行将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群体来说，通过即将到来的土地流转将土地价值变现，是农民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最后一笔历史偿债。而偿还数额是否足够用于农民转行、迁居城镇后重新创业等，决定着他们今后的基本生活是否有保证，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 假定地方政府能够收敛其掠夺性，让农民有幸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除了税收之外，土地流转的收益90％都落入他们口袋，对农民而言也并非万事大吉。一般而言，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根据其居住地的不同，去向与生活出路也大不相同。居住于大中城市近郊的农民，其土地的商业价值较大，只需要找准时机，待价而沽（包括与邻近土地所有者形成价格同盟），将土地卖个好价钱，其生活前景相对要好些；但大多数土地只适合作农耕用地，出卖土地收益有限。卖地农民的出路一是做农业工人，二是迁往城市或者中小城镇，这就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需要满足：一是城镇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农民（这在目前的失业大潮下几乎是幻想）；二是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政策，免除对这些迁居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如向其子女收取高昂的教育赞助费等，让农民享有该地的福利。但目前在城市居民福利尚且不保的前提下，这愿望只怕要落空。 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将眼睛盯住土地，要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已是堕落成自利型利益集团的中国政府必然要选择的“改革”。但无论如何，还需要从就业形势是否有利于低素质劳动力等时势出发，并在政策设计上考虑农民的生活出路。否则，其结果只会是在已有的8,000万失地农民这一流民后备军队伍之上，再加上几倍于这一数量的流民。假如这类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占到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社会的前景将非常黯淡。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0月9日，第265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美国之音∶曹长青等评中情局长婚外情
2012-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