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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不“讲政治”的中国权力斗争
程晓农 何清涟 官场有权力斗争，这是官场政治的天然组成部分，人所共知。中共的高层斗争，建国后五十年都“讲政治”；但是，过去近二十年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权力斗争的特色变成了“不讲政治”。自从2012年人代会期间薄熙来案发，五年来多位党、政、军高层人物相继落马，随后中央政府和各地党政负责人大换班，直到这次人代会平静度过，似乎中国的高层和中层人事变动即将告一段落，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政治格局基本底定。这五年来，政坛风波迭起，大案不断，从案件本身来看，几乎所有落马的高官都涉嫌腐败，是否因此可以判断，这些垮台的在任和卸任高官只是贪腐案发而已？倘若确实如此，为什么国内和国际媒体过去五年中最频繁使用的一个相关词却是权力斗争呢？如果权力斗争是一条主线，那么，这五年当中令世人高度关注的连年权力斗争，为什么与中共历史上以政治立场为话语中心的各次权力斗争完全不同？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可以略作小结的时间点了。 一、权力斗争当中的“政治正确” 凡是对中国现代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共建政以后，从1954年高饶反党集团案开始，高层斗争从未间断，继此案之后又有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杨余傅案、林彪案、四人帮案等等，每案均牵扯大批中层官员；如果把受批判下台、但未定为案件的高层人物算上，则还有1958年发生的批判刘伯承、粟裕，1980年的批评华国锋，1986年的批评胡耀邦，1989年的批判赵紫阳等等。只要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案子，除了林彪一案外，现在官方都公开或暗地承认是冤案；而民间则对胡耀邦、赵紫阳始终高度同情。所有这些高层政治冲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从政治上批判被打击者，每次官方都宣称，被打击者犯有“政治上不正确”的种种“错误”；但是，事后史家的分析研究总会发现，所有这些冲突当中，都不难找到权力斗争的影子。所谓权力斗争的影子，或者是最高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拉拢一批人打击被怀疑者；或者是高层本来就存在着对被打击者不满而必欲置其于死地的势力，寻找机会削弱对方，壮大己方。 这种“讲政治正确”的权力斗争，大概是毛泽东麾下那开国一辈共同的的习惯和“爱好”。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共高层虽然仍然权力斗争不断，但此类斗争已经不再“讲政治”了，比如陈希同、陈良宇两案，都不谈政治，仅以腐败结案；与此同时，对陈希同和陈良宇也不再“宜将剩勇追穷寇”，办案仅涉本人而未追究其亲信部属，这似乎也顺理成章，贪腐总是个人行动，并非“集体打家劫舍、然后团伙分赃”。 但是，过去五年来，情况又为之一变。高层的政治斗争似乎在规模和时间长度上恢复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在官媒上也出现了“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政治化”专用批判术语；然而，所有涉案高官的审判中，却从不使用任何政治罪名，而是单纯用腐败罪由。如果这些涉案高官只涉嫌腐败、而不涉权力斗争，何来“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一说？如果他们都牵涉权力斗争，那他们是各人单兵作战，还是“成帮成伙”？ 二、高层斗争：从权力斗争变成“清党运动” 五年来的高层权力斗争，究从何来？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自行其是，似无疑问；但是，他们真的想“另立中央”，或者制定出一套自己的完整政治路线，要否定中共的“核心价值观”？恐怕未必。换个角度去看，五年前那场“薄、王大戏”在偏于一隅的重庆开打时，其他各地的中层和基层官员们兴致盎然地“观剧”之余，大概没有人会料到，这场“渝剧”不只是震撼京华，一两年后居然演变成了令全国官场上上下下人人自危的反腐败“清党运动”。 回溯这一轮高层权力斗争，其兆始是薄熙来案。导致薄熙来垮台的起因是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而他交到美领馆的材料披露出种种与薄直接、间接、或者无直接关系的高层内幕，最后通过薄案，引爆了公开化的高层权力斗争。其实，即使没发生薄熙来案，高层斗争也早就存在，而且必然延续到十八大之后；但是，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似乎并没有“另立中央”之类的计划，迄今为止也未看到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政治路线，要实现什么重大的政治目标。海外媒体经常谈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那不是政治路线，不过是政治策略的运用而已。 现在看来，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渊源，彼此之间也未形成紧密的帮伙关系；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需要。究其动机，其实是一种为了自保而试图干涉影响朝政的企图。许多高层人物多年来早已深涉腐败，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他们必然要插手高层人事和权力分配；他们与习近平所争的，不是政治路线，而是个人利害。从这个角度来看，针对他们所要保护的个人利害，以反腐败为方针加以惩处，似乎也很自然。 实际上，习近平从处置薄熙来案开始，确实对各种高层案件采用了非政治化处理的方法，以腐败为主要罪由。如果只有薄熙来一个孤案，也许案件办完后，就像陈希同、陈良宇两案一样，不会出现全面反腐败运动，官场可能重回原态。但是，薄案之后诸案频发，沿着反腐败的路数挖下去，其所涉腐败规模、数量越来越大，高层腐败的严重程度已然曝光。而民众对官场的全面腐败积愤已久，高层腐败一旦揭开，与高层权力斗争并无关联的中层、基层腐败被纷纷举发，于是，这次从权力斗争开始的反腐败，就演变成清理党内的全面腐败。或许可以说，过去五年来的中共党内政治，从高层权斗开始，最后不期然地形成了以反腐败为旗帜的“清党运动”；而反腐败也就不再是单纯处理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法，却变成了对整个官场的清查、清理、清洗。 三、高层政治：从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集权 经过五年来的“清党运动”，中国的高层政治形成了新的个人集权模式，与此前三十五年的集体领导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自从毛泽东死后，中共的领导模式基本上是集体领导体制。在华国锋时代，华这个“英明领袖”在高层其实从无足够的权威和权力；邓小平时代则有陈云等元老制衡邓；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更是比较典型的集体领导模式。 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是共产党政权仅有的两种领导模式。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领导模式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这个“钟摆”的摆动规律是：起初，党内高层一般都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原意，实行集体领导；然后，为了追求共产党的国际政治目标和国内经济目标，必然会通过集权体制强化对资源的支配和对民众的压榨，期间，为了压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批评声音，打击异己的过程就逐渐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斯大林和毛泽东走过同样的路；一旦个人集权的最高领导人去世，新的领导层很难形成某个人的个人集权，于是集体领导再度出现，在这个阶段，集体领导为了挽回民心，多半会采用“花钱买稳定”的统治策略，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中国的邓、江、胡时代，都是如此；等到经济出现困难、经济资源不敷使用时，也是腐败高发阶段，此刻集体领导下的战略选择可能发生大分歧，苏共解体就是这时发生的，而十八大时中共的经济繁荣尚能维持，假如不是高层权力斗争爆发，以往的集体领导体制可能仍然不变，而腐败的官僚体系也仍然会得到充分保护，不受触动。 长达三十五年的集体领导模式已经造成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党国危局，腐败渗透到政权的各个环节，集体领导下高层的权力割据产生了上下依赖的“保护者-被保护者”关系网（patron-client network）。权力系统的涣散、腐败、官员各留后路的普遍现象，以及面对经济荣景不再、社会不满日益积累的无力感，这种局面与邓、江、胡时代截然不同；高层面临的不再是胡赵时期那种有开拓勇气和改革空间的局面，也不是胡锦涛那种可以躺着混下去的局面，而是不用非常手段就难以应对四面起火、八处冒烟的状态。过去五年来，中共的反腐败“清党运动”正好与经济困难同步出现，反腐败“清党运动”不仅具有重新强化集权、整顿官场的功能，而且也成为节约经济资源、堵塞腐败造成的经济资源“跑冒滴漏”的手段，从而达到延长统治的目的。这样就改变了沿袭三十五年的集体领导模式，因为腐败已经全面化，而集体领导模式会阻挠反腐败“清党运动”的推行，于是，中共的领导模式就转入重建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的阶段。 显然，领导模式的转变，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邓、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宽容腐败”；而习近平要拧紧螺丝，维持“低成本统治模式”，采用个人威权的领导模式便成为一种最后的选择。“清党运动”不仅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全面腐败的升级，而且因为官员们普遍有“尾巴”，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这也就意味着对官员们的政治压力“永远在路上”；在持续的政治压力下，官员们不管如何暗中腹诽，表面上不得不对个人集权的领导模式表示完全顺从，于是个人集权就顺利完成了。 恢复个人集权和政治高压之后，腐败行为有所收敛，不过是“小人畏刑”、眷恋乌纱而已，但客观上可以减少政权的资源损耗，在经济滑坡的长期趋势下可尽量延长政权寿命，但并不能挽救经济恶化。今后高层可能不会再有重大的权力斗争，也不会再考虑政治进步，社会上的万马齐喑几乎成为定局。当局不会再象江泽民时期那样顾及政治上的国际形象；经济上不会再考虑经济体制的国际接轨，而是以保住外汇储备和金融系统安全为唯一考量。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第204期，2017年3月3日—3月16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cheng-xiao-nong-2012-2017bu-jiang-zheng-zhi-de-zhong ）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美国之音∶曹长青等评中情局长婚外情
2012-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曹长青∶蔡英文丢尽了民主台湾的脸
民进党中执会，蔡英文们又是临时改规则，很多乡亲担忧，蔡英文会不会把赖清德做掉。从蔡英文以往打击新闻自由的做法来看，她什麽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之前政论家金恒炜先生在这个节目上讲过，蔡英文居然胆大包天，曾经给自由时报老板打电话，要他们关掉金恒炜的专栏。蔡英文也曾经给自由时报高层打电话干预我的专栏。我给自由写了多年专栏，所以停掉，也跟蔡英文干预有直接关系。 专栏作家是做什麽的，就是监督、批评权力者的。我写了很多文章批评权力者，当然最多的是批评共产党的权力者，我也写了很多批评国民党权力者的，马英九等人。美国的专栏作家，几乎每天都在批评掌权者、批评政府官员，这是评论家的责任。 可是，我批评其他人都没事，批评蔡英文就有事了。台湾的权力者，我批评过很多，刚才提到，我批马英九最多，而且除了批评他的政治作为，我还写过一万多字的长文，探讨马英九和金溥聪是不是同性恋关系的问题。我发表那篇文章时，马英九是总统，金溥聪是国民党秘书长，是台湾当时最有权势的两个人。而且金溥聪在台湾告了很多人，好几个官司他都赢了。但是金溥聪没有告我，马英九也没有打压我的专栏，也没有提告。有人可能说，你在美国，他们怎麽打官司，但是我去过多次台湾，美国作家葛特曼到台湾，不是被柯文哲告到法院，被法庭叫去问话很多小时吗？但是马英九、金溥聪没有告我。另外，我的文章是发表在台湾的杂�遥�是金恒炜先生主编的《当代》杂志，马英九和金溥聪也没有告这个杂志。我不是说他们有雅量，而是说这个事实。在这一点上，蔡英文都不如马英九，对新闻媒体，蔡英文真是比马英九更手毒，她居然就敢直接跟报社打电话，要关掉批评她的作者的专栏，等於是要求封嘴，不让你再发表文章，你说蔡英文是不是不如马英九？ 对绿营领导人，我当然不只批评过蔡英文，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职责、一个知识份子的定位、角色，我批过很多绿营领导人。例如我曾经很严厉地批评过李登辉前总统。我曾写过多篇推崇李前总统推动台湾民主的文章，跟李总统本人也有过多次采访、交谈。但对李前总统在红杉军倒扁期间的言行，我写过好多篇专栏文章批评，甚至还专门做过视频节目严厉批评。但是李登辉总统没有给自由时报打电话干预我的专栏，从来没有打压过。要知道，自由时报老板林荣三是非常支持李前总统的，在台湾首次总统直选时，自由时报老板是支持李登辉的，他没有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彭明敏。所以，如果李登辉给自由时报老板打个电话，说不定就可能有什麽作用。但李前总统没有这样做，没有因为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就打击报复。他起码有这个胸怀。 金恒炜先生也跟我说过，他也严厉批评过李前总统，但李前总统也从没有打压过他。还有，在两年多前绿营媒体人汪笨湖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和金恒炜、彭文正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我在文集後记中也批评了李前总统对曾经力挺他的汪笨湖没说一句悼念的话，不够情义。後来喜乐岛联盟在高雄开成立大会，李总统出席了，我见到他，他没有表现出不满，也没有回避我，还相互寒暄了几句。如果是蔡英文，一定是拒绝见面，更别说寒暄了。 再一个我批评过的权力人物是陈水扁，那是他当总统的时候，我在自由时报写专栏，他刚上台我就批评他的四不一没有，批评过很多篇。陈总统也没有给自由时报打电话，更从来没有利用他的总统行政权力打压我的批评。 再一个我批评过的掌权人物是吕秀莲副总统，也是在她当政的时候。我在自由时报写了好几篇批她的文章，甚至借用香港作家陶杰的话，嘲讽吕副总统的穿戴打扮。吕副总统很生气，但她没有给自由时报打过电话，她当时作为副总统，也没有打压我的专栏。她的做法是，自己写文章，发在自由时报上，反驳我。这才是正常的言论对言论。 去年夏天，为了喜乐岛联盟的事，朋友安排我跟吕副总统见面聊聊。她一见到我就说，你骂过我。但吕副总统也是心胸宽广，去年那次见面，吕副总统跟我还谈得相当愉快，她还邀请我到她在林口的住处看她的博物馆，就在民视对面，看她收藏她的各种资料等，很像美国的总统纪念馆，其中给我强烈影响的是，她在被国民党关押在绿岛期间，自己手工织毛衣，有几件挂在她的博物馆。看到那些衣服，我很感慨，吕秀莲等民主先贤，为台湾付出很多牺牲。我骂过吕秀莲，骂得很不客气，她不仅没有报复我，还邀请我去参观她的博物馆，很有胸怀。 大家看看，我痛斥过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都没有找我麻烦。我严厉批评过的李登辉前总统、陈水扁当任总统，吕秀莲当任副总统，他们都没有打击报复，更没电话给报社给媒体，更没想关掉你的专栏，把你封嘴。只有蔡英文，她给自由时报打电话，要关掉金恒炜的专栏，打压我的专栏。 更严重的是，政经看民视这个节目被关掉，跟蔡英文有直接关系。蔡英文是自蒋经国以来，台湾最没有民主胸怀的领导人。说句更可怕的，蔡英文打压媒体、打压新闻自由是多麽严重的事情，可能连懂都不懂。如果懂，她还敢一再这麽做，那就是台湾人民瞎了眼，用民主方式选出个独裁者心态的人。 更无法想像的是，蔡英文的做法，甚至连独裁者都不如了。我当年在中国南方办《深圳青年报》，我们报纸因发表了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报社是被关闭了，但共产党都没有像台湾民视关掉【政经】这麽粗暴。中共中央宣传部派到报社的官员还跟我们一起像哥们一样喝酒，只是被迫执行上面的指示而已，哪像蔡英文的官宦、侍从们那麽狠毒、那麽没有廉耻？蔡英文们真是丢尽了民主台湾的脸！ 对这样一个蔡英文，她如果用手段做掉赖清德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她做掉赖清德，就等於做掉了她自己，她不仅2020一定选不上，会惨败，而且会历史留下恶名。民进党也会毁在蔡英文这种打压新闻自由、心胸狭窄，不择手段，践踏民主程序的政客手里。这是民进党的悲哀，更是台湾的不幸。 2019年5月《政经关不了》评论 2019-05-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再批高行健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这位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在2005年10月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份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的知名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就此发表了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 ），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 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利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後，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麽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楮，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把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斥。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麽别人没有像我那麽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著，连盖都没碰，没被脏著，熏著，恶心著，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麽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著迄今还在牺牲著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麽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後，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必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一个极端，主动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著新时代的潮流，代表著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著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著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後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苹浪荡的狗熊；你强调以文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以文泄欲，狻 ⑩n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後，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於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後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於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於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於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後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後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麽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於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後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麽面对这些困境怎麽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於出人头地，面临这麽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於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於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果。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非常钦佩高行健∶“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麽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就像我在《高行健获诺奖的六个偶然》一文中概括的，完全是由於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果”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馀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果”，然後把这种成果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後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後，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後，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於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原载《观察》2006年1月19日） 2006-0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36👍 0💬 0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new era
The Taipei Times Monday, March 20th, 2000 Using the ballot, the people of Taiwan cast out the 50-plus years of KMT control and voted for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dern history, the Taiwanese have become masters of their own country. The election clearly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do not surrender to threats -- neither those of the Communists nor of those of the Nationalists -- and they do not accept the so-calle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They have a high regard for their own dignity and their own sovereignty. The election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are tired of the half-century-long one-party rule and fed up with "black gold." They want a fresh new leader, who has no bureaucratic baggage, to bring some real change and new hope to Taiwan's future. The election demonstrates the maturity of Taiwan's voters. The shift of power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 real democracy. Although the three main candidates ran neck and neck, the result was not clear until election day and the campaign rallies always ha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ut there was no chaos or violence during the whole election process. The election also sends a clear signal to the people and leader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that if, under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Taiwanese can have a successful election, so can the Chinese. If the rule of one of the two strong parties that each governed a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for more than 50 years has reached to its end, the other will not survive too long.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the election is not which candidate won, but the victory of the Taiwan people's free will. They voted to decide their own fate and own future, and they voted to join the worldwide trend of democracy. Chen Shui-bian's win means an end to strongman politics. It will be good for producing a small government and big society in Taiwan and it will also help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native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Faced with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Beijing will certainly use all its propaganda machinery to turn up its war threats to full volume to create a tensions across the Strait. No matter how Chen expresses his intention for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Beijing is simply convinced that Chen wants independence with every fiber of his being. However, like all of its previous wars of words against Taiwan and other democracies, China simply has to cool down and face the Chen government; what other tactic they can use? Carry out a real military attack on Taiwan? Well, when it comes to rea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imply not as brave as those bold pro-reunification media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Communists' history has proved countless times that, like all thugs, no matter how reckless they may appear, when weighing true gains and losses, they are the most realistic of all. Who will believe that dictators of Beijing will exchange real power for an illusion of controlling a people they have never ruled for a single day? Of all Beijing's top policies, stability is above and beyond everything. And nothing could shake China's stability harder than carrying out an abortive war against Taiwan. Faced with mountains of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he Communist Party simply doesn't dare to gamble on its own power for Taiwan. They are not in the dark over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a raising democracy and China is simply surviving as a dictatorship. To keep breathing is lucky enough for Beijing's leaders; where is their strength to attack the free world? If the peaceful exercises of Falun Gong could scare them to death, they can have no doubt that a war would bury them. Therefore, after all the fu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accept Taiwan's reality and deal with the Chen government. Only then can a serious, equal negotiation begin -- and only after China treats Taiwan equally will reconciliation be possible. Cao Chang-ching is a New York based writer and journalist. He is a speci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alyst for the Taipei Times. 2000-03-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6👍 0💬 0读史札记（1）：国民党之败并非缘于腐败
何清涟 冷门大片《北平无战事》的走红，先是缘于人们发现习近平的“吃饭砸锅论”源自该剧台词，继而是人们从蒋经国遭遇的“反腐泥浆战”中看到现实的投影。不少人借剧评一浇心中块垒。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悬在心头：中共政权腐败远超国民党，为何至今仍然稳固？ \腐败并不直接导致政权败亡\ 我曾在《“危机共振”离中国还有多远？》一文中谈过，腐败会导致一个政权 衰竭，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不是政权崩溃的充分条件。从历史经验判断，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致，如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终表现为财政危机）以及外敌入侵。《北平无战事》正好就反映了国民政府同时面临这四大危机时的风雨飘摇状态，作者也许是出于避忌，有意忽略了1948年币制改革出自中共卧底“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向宋子文提交的献策。 我说腐败并非导致政权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因与国人的习惯认知不同，一时难以得到普遍认同。所谓“习惯认知”，其实主要由中共的宣传用语构成，一是中共用来表示反腐决心时用的“腐败将导致亡党亡国”，一是分析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政两界的腐败，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只要将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目前的腐败状况相比，就会发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共的腐败远比国民政府严重。国民党的腐败高峰一是抗战胜利之后接收大员们的“五子登科”，二是国共内战时的战时物质调配。平时的腐败，无非就是税捐征稽、司法等各种环节。由于土地是私产，国民政府时期并未发生政府大量征地拆迁让民众流离失所之事。但中共不同，由于垄断了国家资源的配置，土地也是国有（农村集体所有），因此，中共的腐败几乎发生于资源配置、公共工程、政府投资、银行管控资金、司法、教育、医疗等一切公共部门之中。至于高层家族的贪腐，国民党时期，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宣传效果极强，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相信。中共政治利益集团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可不止四十个家族，从《中国离岸金融公司解密》及《纽约时报》、彭博社的系列相关调查报道来看，比陈那本《中国的四大家族》的控诉，内容翔实可靠得多。 上述事实，让我重新思考国民党政权缘何败走台湾。好在一些学者潜心向学，对此还颇有研究。 \国共较量：弱专制对强专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文数年前曾撰有《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一文，专门从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以下是我对该文的摘要介绍，为便于理解，加上小标题。关于中共的论述，除第一段加引号部分之外，主要是我的论述。 一、国民党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基础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并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才达到52万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但这种控制实际上非常脆弱。“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基本处于自治状态（这是中共能够在边远地区生存下来的原因）。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占18岁以上人口的8%。这种人口占比，使得中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国民政府对军队控制力弱于中共 “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 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派系林立，地方军阀垄断一地的军事政治经济，与国民政府的中央离心离德。在共产党那里，无论是在野还是在朝，都坚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的原则。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军权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三、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远逊于中共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与之相比，中共的组织极其严密。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共势力渗透到农村与城市当中，最后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通过建立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制度，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建立党党支部，控制了全社会每一个角落。从十余年前开始，中共在私企与外资企业当中也建立了党支部，对企业实施控制。可以说，中共的控制力到达穷乡僻壤每个角落，再也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当年井岗山割据、陕西坐大，各地有革命根据地这种事情。 四、国民党对党员退党采取放任政策 王奇文在文章中提到，在国民政府部门及国有经济部门担任公职者，不一定非得是国民党员，对于退党也无惩罚机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其时，估计党、团合并后，总数当超过1千万。但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中共党员，只有被党开除或由组织劝其退党者，主动退党者，一律视为“叛变行为”予以打击，在中共建政前，这种打击包括肉体消灭；在中共建政后，多作为历史污点记入档案，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整肃对象。文革时期，连1936年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经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批准，为保存中共干部力量，让61名被国民政府抓捕的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之事，都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株连者达6000多人。现阶段，对中共腹诽者虽多，但因利益所系，只要留在大陆的中共党员就不会“自绝于党”，少有主动提出退党者。 以上论述，从中共政权这一强专制政权的组织结构、方式、约束力等方面，说明了它的抗打击能力远非国民政府这一弱专制政权可比。对当前希望以“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网络革命冲击中共政权的人士，本文算是提供一点历史经验。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history-notes-20141121/253006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最新∶澳洲大选变天——陆克文左派工党惨败，保守派联盟获横扫般胜利！
澳大利亚9月7日投票结果，执政的工党惨败，结束其6年执政。陆克文的总理梦被终结；保守派的国家党联盟获得被媒体称为“横扫般的胜利”，保守派联盟领导人阿博特（艾伯特）将出任澳大利亚总理。 根据美联社最新报导，在150席的国会众议院中（澳大利亚是内阁制，哪个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哪个党就执政组阁），保守派联盟可望赢得91席，已远超过半数，从而结束了工党执政时那种两党对半席位的不稳定政治局面。 在大选前，保守派联盟在国会有73席（工党也是73席，其他4席是独立派，但由於独立派中有3席站到工党一边，所以工党靠微弱多数执政），这次大幅增加18席。 选票还在统计之中，澳洲选情专家预估，保守派联盟的席位可望增加20席，即达到93席。 英国BBC引述的澳洲最新民调预测，保守派联盟可望在国会150席中赢得97席！左派工党的国会席位将一下子丢掉22个，降至51席（2席独立派），在国会中只占三分之一强，因而被媒体称为惨败。 这是左派工党自基廷1996年大选惨败（丢掉国会31席）之後的再次“滑铁卢”。也是陆克文和吉拉德这两位争权夺利的政客的“联手失败”，他们争权内斗的丑陋，让澳洲人已厌倦厌恶不已，这次用选票给了工党政客们以教训。 在澳洲出生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正在厄瓜多尔的英国大使馆庇护藏身）这次也报名参选澳大利亚国会议员，但美联社的最新报导说，根据目前得到的选票统计，看来阿桑奇“没有戏”，即当不上议员。 2013-09-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美国中期选举∶打响一场解放“白奴”的内战
今天（11月2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即改选国会。这是美国近年来两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最激烈、独特的一次交锋，其结果对美国未来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甚至有美国评论家认为，这将决定美国文明的存亡，是打响一场新的“内战”。 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一场南北战争，奠定了今日美国。内战的硕果之一，是解放了黑奴，走向族裔平等，不再由白人农场主把黑人作为奴隶拥有和使用。而今天则反过来了，由多数白人组成的“茶党”（Tea Party）为主，强烈反对黑人总统的左派政府要垄断、主宰个人财产和命运的社会主义企图，其在美国各地如火如荼兴起的风潮和声势，对中期选举的结果，以及美国未来的影响，如同打响了一场解放“白奴”的内战。 美国作家李哈瑞斯（Lee Harris）最近的新书《下一场美国内战∶普通大众反抗左派精英》就明确指出，美国这场以“茶党”为中心的反抗左派大政府的风潮，是一场“天生的绝对自由意志论们”（natural libertarians）的运动，跟二百年前的美国内战一样，本质上也是要争回个体自由、个人权利，反抗精英们对大众命运的垄断。 谁都不需要“救世主” 当年林肯总统要解放黑奴时，遇到白人精英的强烈反对。南方的农场主们强调，黑奴被解放之後，他们将不知所措，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有依附白人农场主，才有工作机会，才能生存；并强调他们这是为黑人著想，是为黑人好，是为了“共同善”；并说多数黑人也愿意这样生活（即听从摆布，但生活有保障）。一句话，黑人必须由白人农场主拥有和主宰他们的命运。 但南北战争结束了黑奴制度之後，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这些白人农场主的想法完全错了。黑人像白人一样，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救世主”。 虽然美国的黑奴制度早就被结束了，但这种以替别人著想、为别人好的名义，要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垄断他人命运的想法，在美国并没有被结束。尤其是三十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的左派政府乘机通过了退休养老基金制度、高福利体制、倾向国家垄断的国营经济等等，都是这种以“共同善”（後来叫做“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体的财产和权利。 今天黑人总统奥巴马步罗斯福的後尘，更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罗斯福当年建立的那些大政府政策不仅没有改变，奥巴马还要把它更为扩大，甚至政府要包揽医疗保险，用法律强迫民众购买，如不买，就等於犯罪，得进监狱。奥巴马政府还拿钜资救市，通过向大公司注入巨额政府资金，获得股份和产权，使私人公司走向国营，被政府主导。同时奥巴马政府还通过大幅涨税，进一步剥夺个人财产。在美国，不缴税当然也是违法，得进监狱。 没有财产权就无人权 无论是当年的罗斯福，还是今天的奥巴马，推行大政府政策的理由，跟当年的白人奴隶主在逻辑上是一样的，也是“为他人好”“为共同善 ”“为公共利益”；通过高税收，剥夺他人财产，进行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实质是扩大政府的权力，等於是把人当作政府拥有的动产，形成又一种类型的“奴隶”。 八十年代去世的美国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在著名的“建造纪念碑的人们”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人，如果他要求一种权利，去重新分配他人所生产的财富，他就是在要求把人类当作动产来对待的权利。” 这位当年从红色苏联逃到美国的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说，“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徵是否认个人的财产权。”那些用各种公众利益的名义要剥夺你财产的人，就是要剥夺你的人权。因为“不存在对於人权和财产权的两分法。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人权。” 而今天美国两大政党，包括欧洲等西方左右两大派，最主要的理念区别，就是对财产权的看法。左派更注重和强调“财富均等”，宁可剥夺个体自由也要均贫富，在所谓实现社会平等中，走向社会主义。而右派则更注重和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不可为了追求财富均等而剥夺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比任何其他所谓财富平等都更重要、更宝贵。只能在保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尽量争取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均等，因人的才能不同，先天条件等也不一样，强行均等，既不公平，也无法实现。除非实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极权统治，用暴力推行所谓“平等”，但最後结果是，既无平等（共产党权贵“新阶级”统治大众），更剥夺了人的自由。个人靠勤劳获得的财富数量不同，是一个有竞争的健康社会的必然结果，扼杀了这种不同，就等於是扼杀了竞争，扼杀了创造性，扼杀了财富，扼杀了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本性，使人成为政府和统治者的奴隶。 “权利大於善” 其实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根本性的价值选择∶到底是“个人权利”重要，还是“共同善”重要？而所谓“共同善”，就是可以用为了穷人等公众利益名义，剥夺你的财产，然後由政府支配。西方左右派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集中地体现在哈佛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对立上。哈佛教授罗尔斯是左派理论的阐述人之一，他在《正义论》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善大於权利”，认为政府有权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进行财富二次分配，这符合社会正义原则。但他的哈佛同事、哲学家诺奇克则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专著中针锋相对地提出“权利大於善”。指出“good”（善）这种提法和概念是抽象的，任何握有权力者，就可以用这种善的名义，来剥夺个人的财富。这种强行“均贫富”会降低社会的竞争力和财富，最後使整个社会受穷。 罗尔斯强调的是“平等”（集体福利），诺奇克强调的是“自由”（个人权利），其本质，仍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的对立。但以诺奇克为代表的右派，在论证和宣扬个人主义价值时，不那麽理直气壮，虽然认为只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行得通的，但也是觉得资本家追求利润和私利，是不那麽道德的。直到安兰德的《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和《自私的美德》等著作问世，才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均贫富”不仅是不可行的，更是不道德的；它制造“二手货”（懒汉），毁灭创造者，扼杀人的“无限可能性”。相反，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利己，只为自己活著，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道德的源泉。 安兰德、诺奇克等右派理论家，其实主要是追随美国建国先贤们的理念。奠定美国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独立宣言》以及美国的宪法，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本质精神是“权利大於善”。今天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轰轰烈烈“茶党”运动，就是美国人民要回归建国先贤理念的“护法”运动，是要把个人从大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新一场“内战”——一场必须胜利的战争！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11月 2010-1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当前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
程晓农 最近围绕中美冷战，国内和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议论，而北京的反应也展现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特点。究竟中共在如何应对当前刚开始不久的中美冷战？我认为，中共的对美战略不会改变，因此中美冷战不会化于无形。但是，中共最近确实采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刹车动作，同时又在为反美社会动员热身。其目的究竟为何，值得分析。 一、美国对中共的冷战部署高度警惕 现在中美两国进入冷战了，这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敌对状态。这是上个世纪中苏敌对之后，中共对外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发表文章称：“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发布对华演讲，宣布尼克松时期确立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号召组成新的民主联盟来对抗其口中的‘共产中国’。这篇演讲被不少人比喻为新版铁幕演说，宣告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正式步入新冷战。眼下，不论是如《纽约时报》之类的海外主流媒体，还是中国民间和网络声音中，都越来越多地用新冷战、冷战、次冷战之类的标签，来定义中美关系。这类声音大多认为，中美已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有现实依据，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建交40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结构性矛盾不断螺旋式升级。”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一个术语，他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段话，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 蓬佩奥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新冷战”这样的词汇。那么，他的讲话有中共讲得那么严重吗？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读。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最近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表示，据日本一位学者考察，美国历史上国务卿的对外讲话中，与蓬佩奥最近讲话内容声调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这说明，美国对中共实施的一系列对美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接近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的对日认知。 二、北戴河再度议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层集体隐身的时候，习近平在北戴河期间会面临多大压力？ 关心中共政治的读者都知道北戴河会议。虽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以前年年都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早已取消，但中共领导层仍会在每年8月的前两周，到北戴河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会谈。北戴河会议早就变成了北戴河会谈，而北戴河会谈实际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议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层大佬们仍然会在大政方针方面展开讨论，所以北戴河会谈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北戴河会谈虽然会有争论，但因为不是正式会议，高层大佬们发牢骚、讲怪话、甚至训人发火，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产生正式会议的那种“决议”式效果。 中共官媒从不报道北戴河会谈的内容。在中共内部，讨论大原则、大战略通常都是“务虚讨论”，那些退休的大佬们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内部资讯，只能说些原则性的话。面对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国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肯定会进行“务虚讨论”，就未来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大政方针议论纷纷。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肯定是北戴河会谈的中心话题。其次，由于中共把拜登上台视为转机可期，所以，北戴河会谈很可能会让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等单位就美国大选作简报，议论一番美国国内政治。再次，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会谈肯定也会有种种议论。 三、北戴河高层会谈可能中止中美冷战吗？ 可以想见，习近平会在北戴河会谈期间听到高层大佬们的种种责难，尤其是目前这种四面碰壁的时候。但习近平会因此“翻车”吗？ 首先，中共高层和退休的大佬们都明白，在困难时期，必须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发出高层政治稳定的信号，让民间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内部慌乱。 其次，习近平时代的扩军备战实际上始于江胡时代，并非习近平临时起意的决策；没有前几任任内的铺垫和部署，习近平即便是临时起意，也无力挑起中美全面对抗。例如，对美太空战是90年代就开始部署的，邓小平看过海湾战争的录像后，中共军方就下定决心要启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大规模谍报战也是如此，其布局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加入世贸组织后蒙骗美国、不兑现入世承诺，则是朱镕基时代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至于疫情处理和“摔锅”，也是中共向来的做法，换别人也会做同样的处理。所以，这些在美国看来是挑起冷战的种种举动，中共高层内部都很清楚，这些动作实际上大多是诸位前任就开始推动的政策和安排，习近平不过是萧规曹随，声调很高而已。如果大佬们指责习近平，顶多是说他处理得不够圆滑，但他们不会自打嘴巴。 中共高层早就确定的“韬光养晦”策略本来就是有目标的，那就是，力量壮大后就要展示“肌肉”，要让美国默认中共的崛起，从而部分地改变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国让步、从而改变世界秩序之后，可以获取更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进一步壮大力量奠定基础。所谓的“中国梦”，不过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处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尝胆”，如今终于要站起来挑战美国了，那些前高层官员当年在位时也是这一战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军到中途岛用洲际导弹去威胁美国，是磨刀霍霍几十年后的“亮剑”，对军方扩军备战的强烈企图心，习近平只能顺其自然。 四、当前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 中苏敌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束了，戈尔巴乔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第22章，介绍了苏共决定结束与中共的长达20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过程。对中共来说，从此就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当时与美国还处于蜜月阶段，与苏联也不再对抗，中共已经不需要再“备战备荒”了，所以当时邓小平敢下决心大裁军，同时关闭大批三线军工厂，集中财力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回想当年的中苏对抗，那么，中美冷战就标志着中共重新进入了“备战备荒”状态，而且是与最强大的美国对抗。最近习近平到东北视察时关注农业问题，这与“备荒”有关；而他最近为火箭军司令授衔上将，则是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性，与“备战”有关。当年中苏对抗时，中国人是一面过着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么，今天中美对抗开始后，中南海准备如何应对呢？ 目前来看，中南海似乎在采取应对冷战的三步棋。第一步，对内强调处变不惊，要求民间共度时艰。第二步，对美冷战适当压调，等待转机。第三步，强化反美宣传。 上述三步棋当中，第一步的目的是尽量保持镇定，避免民间出现对未来局势的恐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处变不惊，共度时艰”这八个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开始是用来讲疫情问题，今后还可能延伸到美中关系恶化造成的经济困难方面。这八个字，台湾的国民党人很熟悉。1948年底蒋介石看到大陆败局已定，经常讲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共度时艰”之类的古训，这样的标语至今还能在台湾的乡间发现。现在，北京也开始用这样的话语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种种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纪念活动，但在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场让中国社会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宣传。 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当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战爆发后的紧张空气。中共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特朗普为了拉抬选情而采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营造一点缓和的空气，为拜登的对华软化政策留下发挥空间，从而为特朗普败选加一把力。这是为时三个月的“韬光养晦”。 中共应对冷战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对内营造反美情绪。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宣传机器轰响，一场低调的“抗美”社会动员》。该文表示，面对美国在各项议题下的强势反应，在中国国内，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动员正在低调展开。近日广播电视总局在一场内部会议上，“部署了要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的工作。这种宣传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8月开机；央视也将以长津湖、上甘岭、铁原阻击战等多个战役为背景拍摄6集纪录片，已获中央军委批示，现正筹办拍摄中。 五、“美国鬼子”又来了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鬼子”的形象就少见于中国人的荧幕。2000年中国曾拍摄了一部名为《抗美援朝》的电视剧，原定于2001年在央视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对而取消播出。此后，朝鲜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中国成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当美国人用选票和民调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时，中国人选择用遥控器和电影票来展示对美国的不满。 目前中共宣传机器释放的各种信号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准备一场社会动员，希望面对美国的压力时形成社会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说，可以确定一点，坐在中南海高耸围墙背后的中共领导者的抽屉中，曾经以及现在一定有很多应对战争风险爆发的预案；而今天的形势越来越接近其中的某种可能性。1979年中越战争后，如今是中国这艘巨船40年中首度无比接近战争。宣传机器的发动也因应了这种形势。 中共现在对美开骂，并不完全是“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为骂美国的升级动作进行预热，准备今后进一步煽动反美宣传。由此看来，中共不会在中美冷战中真正地退让；相反，它会一意孤行地对抗到底。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8月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806202015591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为什麽多数犹太人“左倾”？
在美国，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多数犹太人偏爱左翼政党。据统计，自1916年以来，在过去97年中的24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至2012年奥巴马连任），保守派的共和党没有一次得到超过半数的犹太人选票，多数犹太人把选票投给了左翼民主党。 在美国历史上，两党总统大选得票差额最大的一次，是1984年里根总统以横扫般的压倒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蒙代尔而连任。里根赢了49个州、59％的全国人头票；拿到538张选举人票中的525张；得到62％男子、54％女性、73％新教徒、56％天主教徒，以及各种职业者的多数选票；包括亚裔，也多数投给了里根，但三分之二以上的犹太人，却把选票投给了蒙代尔（另外91％的黑人投了民主党）。里根虽然仅拿到三成多犹太人选票，但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拿到的更少—— 在过去六届美国总统大选中，1992年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只得到11％的犹太人选票；1996年那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拿到16％的犹太人选票；2000年那次，小布什首次当选，也才得到19％；后来布什连任时，升高到26％，也才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而在普通美国白人中，一般都是五十对五十，两党得到的票数旗鼓相当。 2008年，首位黑人当选总统，奥巴马拿到的犹太人选票高达78%。虽然黑人跟犹太人在美国是最不和、最相互不买账的两个族裔（一个事业最发达，一个最落后），但在选举中，他们却是理念最接近的两个族裔，都是民主党的绝对票仓。 2012年奥巴马连任时，虽然超过一半的犹太人（53%）对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不满，认为他偏袒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支持不够，但他还是拿到69%的犹太人选票，高过除了黑人（拿到90%）之外的任何族裔和阶层。 犹太人左倾，有其由来已久的历史。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研究苏联历史的教授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的专著《犹太人的世纪》（The Jewish Century），根据该书的数据，当年和列宁斯大林建立红色苏联政权的很多共产党人都是犹太人。虽然当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只占1.8％，但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犹太人占了45％。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代表中31％是犹太人。苏联红军军官中，40％是犹太人。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中，高达41.7％是犹太人。1935年时，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骨干，38.5％是犹太人。 更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苏联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是犹太人，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共肃反委员会（即早期克格勃“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当然了，为全世界共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犹太人。 美国历史学家夏勒（William Shirer）写的那本著名的揭示纳粹兴衰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也介绍到，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痛恨很多犹太人支持共产党。极右的希特勒最初的很多演讲，都谴责痛骂犹太人是“赤色份子”。但纳粹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和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轨道上，都是建立在群体主义基础上、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意识形态。 很多犹太人比较左倾是个明显的事实。例如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中，99％支持伊拉克战争；而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则严重分裂∶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中东和平有利，尤其对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处；但从党派理念来说，犹太人又不情愿支持布什的共和党。在当时的全国民调中，支持伊战的美国人最高达到78％，反战的只有20％，但在犹太人中支持伊战的只有52％，低于全国一般民众支持率26个百分点。 就连在铲除萨达姆、直接有利于以色列安全、和犹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上，犹太人的支持率才勉强超过一半。可想而知，犹太人不仅不是阿拉伯世界所说的“一小撮”主导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阴谋力量”，而且几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反对者和阻力。因而美国有评论家说，如果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其它种族的，尤其是其它白人政权的，那美国的犹太人可能是99％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正由于多数犹太人比较左倾，所以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至今65年之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左派政党当选，前后执政长达45年。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断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左派政党致力与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败之后，右翼政党才在选举中大胜（赢62％），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虽然沙龙上台后就推行对巴勒斯坦的让步和解政策，但最后他所属政党还是输给了左派。虽然目前是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执政，但该党在国会席位并没过半，还得靠跟其他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犹太人究竟为什麽这麽左倾？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犹太人长期没有家园，流散世界，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待遇甚至歧视。虽然他们在各行各业都相当有成就，但却一直是underdog（被压迫者）。像在早年的欧洲甚至美国，犹太人都不可以拥有土地。所以，作为一个被歧视、被压抑的族群，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要求平等的诉求。而在当今西方两大政党理念中，恰恰是左派强调平等；大政府、均贫富的经济政策，就是建立在平等观上的。而保守派更强调自由，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减税、市场经济等，是基于自由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说，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 犹太人倾向左倾的第二个原因（这是最根本的因素）∶犹太人是人类所有族群中，整体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知识分子比例相当高。据《犹太人的世纪》中引用的统计∶1939年时，虽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占不到2％，但在莫斯科的所有大学生中，犹太人占了17％。在乌克兰首府基辅，甚至高达35.6％。在整个苏联，犹太人在医生中占了20％，在大学教授中占14％。在当时苏联主要城市列宁格勒，犹太人占所有报纸记者、编辑、作家中的31％。 今天在美国，犹太人在上层领域仍占很高比例，他们的职业多是律师、教授、医生、金融家、经理等，包括在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等，也很多是犹太人。在美国主要媒体中，犹太人占的比例更高。“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一说从来就不是秘密。有人在网上列出了在美国新闻界活跃的长长的犹太人名单。甚至有报道说，六家犹太人的公司掌控著全世界96%的媒体（可Google搜索∶Six Jewish Companies Control 96% of the World’s Media）。 所以，如果说“犹太人影响美国政治”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媒体这个领域势力很大，媒体直接影响选票，选票决定谁上台，实行什麽政治政策。 在美国，犹太人不仅是左翼民主党最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者、重要的票源之一，更是主要资金的来源（政治捐款）。虽然犹太人在美国只有600万，占美国人口2.2%，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犹太人社会几乎为美国左翼政党民主党提供了近一半的政治捐款。 在西方生活久一点的人会观察到，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于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老师中（尤其是文科），90％以上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20％注册为共和党。 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比例高，自然左倾的就多。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绝不是那个种族的问题，而是整体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三个倾向∶ 第一是脱离大众，脱离中产阶级的commonsense（常识），倾向于精英主义，醉心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热衷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整全化思维”。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把这种“整全化”（整体主义，历史主义，本质主义）等斥为“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和社会至上主义”中更具体说∶“与那些旨在一点一滴地渐进现存秩序的更实际的认识和考虑相比，思辨全盘重建社会的方案，更合乎知识分子的口味。”“出于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向来就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的困难，能够令他动心的，就是广阔的前景┅┅”这种“乌托邦倾向”就是不顾现实，不管真实，不计常识，只相信脑中憧憬的虚幻的美丽。结果就是实实在在的灾难。 第二个是倾向扮演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救世主角色，于是自然就倾向均贫富、要平等，所谓代表穷人、代表被压迫者讲话。 要为穷人争“平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奋斗目标。但人和人的能力、性情、气质都不一样，可谓千差万别，怎麽可能千篇一律地像“机器人”那样整齐划一而“平等”呢？在这些前提都不平等的情况下，财富怎麽可能均等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违背人类本性，违背常识逻辑，违背社会真实。但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追求这个乌托邦。结果，强求平等（尤其是财富平等）的结果，一定造成社会上很多人的财产（它是权利的直接体现）被剥夺，最后整个社会朝向极权主义。 要平等，就要有个“群体”决定财富谁多谁少，怎样才是平等；然后还要由这个“群体”重新分配财产。这个过程不仅会官僚横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一定会形成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即主宰“均分财产”的特权阶层——不仅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更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平等”与“自由”哪个价值为先，哪个更为重要，这是左、右派的主要分歧点。 把“平等”视为最高价值，必然导致反对、甚至仇视资本主义，因为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特征（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带来贫富差距。所以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知识分子往往激烈反对资本主义。 上述哈耶克著作中有专节“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心态”探讨这个问题，据他的观察，“过去一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反对资本主义精神状态的大本营。从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马尔库塞，汗牛充栋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文献，大都出自犹太人之手。在所有国家的左翼激进政党中，包括俄国的共产党，以及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翼激进政党，在组建/领导政党的人士中，犹太人的比例总是异乎寻常地高┅┅”哈耶克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实质是，文化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 第三个是很多知识分子热衷“政治正确”。即倾向显摆自己高尚、占据道德高地，尤其体现在所谓“保护弱势群体”上。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固然可贵，但是，知识人同时又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表现”自己是“品德高尚的、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比真正去“改变”弱者的生存状态更感兴趣。表现欲导致了虚伪，虚伪就是虚假，虚假就是欺骗。 在人类数不清的欺骗行为中，最高段数是“伪善”。伪善带来的罪恶和灾难超出了一切其他的欺骗。我甚至认为∶伪善是万恶之最！ 由于知识分子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群体中伪善者最多；而犹太人中知识分子比例最高，所以犹太人中出的伪善者也最多。结论∶犹太人的左倾问题，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从更本质上来说，是整体人类的问题。 《圣经》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且不谈是否信仰上帝，《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则无可置疑，所以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麽看，犹太人以其在哲学、思想领域的领先探讨，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代表著advanced（超前的、先进的）人类。在当代社会，随著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教育越来越普及，导致文化人越来越多。这本应该是非常好的事，但整体人类中文化人/知识分子越多，社会就越朝向犹太人群体的方向。这是整个西方越来越迈向大政府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原因。 而要遏止并扭转这个灾难的方向，首先要靠右翼知识分子去跟左派拼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只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有可能扭转世界往左转的趋势。而在这个阵地上，冲著最前面的、最有影响力、最主导右翼思想风潮的，也是犹太人—— 最早（在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刚开始往社会主义方向迈步的时候）、最清晰明确痛批社会主义、强烈捍卫资本主义、被视为当代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米塞斯是犹太人；他的学生哈耶克有犹太血缘；捍卫开放社会的波普尔是犹太人；最直接影响了当代美国经济并向美国大众普及了自由经济理论的弗里德曼等等，都是犹太人。更不要说，在美国大众中最有影响力，最强调个体权利，最提倡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资本主义价值的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也是犹太人。 当今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就是犹太人办的，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于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派。颇有影响力的《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也是犹太人办的。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政治评论家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港译柯翰默） 也是犹太人。当然，他们在犹太人中绝对属于少数，就像右翼知识分子在人类整体知识分子中绝对属于少数一样。 所以，无论犹太人中有多少左派，无论犹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它们都只是人类（尤其知识分子）的一个集中缩影而已。毫无疑问，反犹，反对犹太这个种族是绝对错误的。以种族和血缘来划分人类，是最落后、最动物化的原始部落观点，它不仅错误，也是非常愚蠢的，更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没有一丝一毫正向意义。 （注∶本文在2006年发表的同题文章上做了修改和补充。） 2014年1月1日于美国 2014-08-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别为政见剑拔弩张
由於目前民进党正在进行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所以我这次来到台湾後，和朋友们相聚，难免都是在谈论这个初选和候选人。由於我在文章和电视节目中对候选人有明显的倾向性，有朋友劝我不要那麽明确，因为「最後无论哪个候选人出线，你肯定都会支持，如果不是你现在挺的人胜出，到时岂不是自找尴尬？」 但我对这点却没有丝毫的心理包袱。当你超越个人利害，仅从理念原则思考问题（任何问题）的时候，就会非常轻松。新闻记者当然必须尽最大努力对每个候选人做客观报导，但评论是主观的，作为政治评论员，在这种时刻只有清晰才是对读者和观众负责任。坦率地说，我觉得台湾受中国文化负面价值的影响太大，各种人际关系、利弊权衡等等，成为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在遇到重大问题需要选择、需要表态的时候，不是清楚地站出来表达观点的人太多，而是太少。各种观点只有清晰地摆上桌面，民众才有更大选择的馀地。自己的观点被事实证明错了，并不可怕，事後能够认识和反省错误，恰恰是促使人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观点之争导致反目成仇也是顾虑之一。一些朋友谈起各自的支持者颇为激动，有的甚至大有势不两立的倾向，这实在大可不必。在美国，邻居很可能是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做好邻居、好朋友。在美国最典型的一个故事，莫过於民主党柯林顿总统的竞选顾问卡维尔（James Carville）与共和党老布希总统竞选顾问玛塔琳（Mary Matalin ，後又做副总统钱尼的顾问），竟然在为各自的候选人助选期间相恋，并在柯林顿当选总统後结成夫妻。由於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近乎两极，而且是各自阵营的大将，所以他们结婚时成为媒体新闻，也不被很多人看好。但十多年过去，他们的婚姻很稳定，养育了两个孩子。他们俩还时常同时上政论节目对战，相互在政治观点上毫不妥协，但这一点并没影响他们在谈到家庭生活时，丈夫夸妻子，妻子赞丈夫。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当你习惯西方民主国家君子之争这个游戏规则之後，就会认为目前这些不同和争论是正常现象。在观点之争中，谁对谁错不是关键，这里最重要的是，把不同的多样观点摆上市场，让民众选择。这是民主的最根本价值之一。无论是今天的台湾，还是明天的中国，要走民主之路，迟早要习惯倾听不同的声音，迟早要学会尊重别人的选择。 有人担心由於党内竞争而产生分裂，事实上，公开竞争所产生的後遗症远低於权谋政治的私下运作；而且民进党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民主政党，迟早得适应这种公开的竞争。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4月9日「曹长青专栏」 2007-04-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朴槿惠的悲剧：成败皆因“造王者”
何清涟 在长达一年多的“倒朴风潮”之后，3月13日，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宣布罢免这位朴槿惠。参与总统弹劾案审判的李贞美代院长在发表离职演说时，引用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名言“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强调要实现法治主义，却无法抹去该案浓厚的政治色彩。只是于韩国而言，正视这一点，可能得迟至10-20年之后。 梳理涉及朴槿惠的相关资料，只能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朴槿惠从走上政途那天开始，在收获成功之时，就预埋了失败的种子，她与“造王者”崔太敏父女两代的关系，既是她成功登上青瓦台的保证，也是她今天黯然辞别总统府的因由。 朴槿惠的人生支柱：虚拟“亲人”持续送温暖 朴槿惠曾以一段话感动过无数韩国人：“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这位声称自己“嫁给了国家”的女总统，最后栽在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闺蜜”身上，看起来似乎荒唐，但却有其必然性。因为这个“闺蜜”的角色远非只是闺蜜，她是朴槿惠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导师、甚至可以说是“造王者”崔太敏的女儿。 造王者（Kingmaker）是特指那类能够在君主继承权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或集团，这些人利用政治、资本、宗教、军事、意见领袖的势力，决定未来君位归属。民主政治中，大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也能够造王，比如美国2016年大选过程中，政治、经济与媒体等精英联盟联合造势，希望将希拉里送进白宫。在朴槿惠的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崔太敏几乎像及时雨般适时出现，人力、资金、精神安慰，每场及时雨都来得及时，浇得很透。没有这些及时雨的滋润，朴槿惠不可能在漫长的政治征途上获胜。2006年大选前夕，“导师”崔太敏虽已故去，但其第五个女儿崔顺实却全盘继承了父亲在朴槿惠心中的信任，陪伴在朴槿惠左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父女两代都持之以恒向朴槿惠送温暖，当然不是出于对朴槿惠的爱。由于朴槿惠的特殊身世，注定这种送温暖从一开头就是一场政治投资。朴槿惠之所以能够成为崔氏家族的政治投资对象，则是因其家世渊源，其父朴正熙是韩国第5至第9届总统、掌握政权长达17年。 无须否认，亚洲价值观特别重视裙带关系，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政治与社会资本都具有依血缘关系在世代间转移的特点。北韩是典型的王朝世袭，即使是被视为亚洲民主典范的日本，其政治也不脱资本世代转移之特征。缅甸的民主女神昂山素季，走上政治长途参赛的原始资本，也因她的父亲是被缅甸人民尊称为“国父”的昂山将军。与其他总统后裔相比，朴槿惠还有一些值得投资的亮点：一是其父任内的“汉江奇迹”，有如夜空皓月，为韩国人留下了明亮的记忆；二是其父在第五任期第一年被暗杀的悲情历史，以及“嫁给国家”的独身女性身份，都容易触动韩国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 造王者是投资者，不是慈善家 造王者之所以造王，不是为了做慈善，而是出于牟利目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造王者是战国后期的巨商兼政治家吕不韦。吕不韦到赵国邯郸做生意，偶然遇见了秦国派在赵国做质子（人质）的王子异人，认为奇货可居。但他心里没有底，于是向其父亲请教。他问父亲，“耕田能够获利几倍？”其父答称：“十倍。”“贩卖珠宝玉器的赢利是多少？”其父回答说：“百倍。”吕再问其父：“立国家之主（造王）赢利几倍？”吕父回答：“获利不可胜数。”经此一番咨询，吕不韦心中有底，开始了他那著名的“造王”战略投资，这段对造王进行成本核算的名言从此永垂青史。 但观诸历史，“造王者”与王之间的关系很难善终。英国亨利六世时的沃里克伯爵（RichardNeville,16thEarlofWarwick，1428-1471），是“玫瑰战争”中著名的造王者。他1461年帮助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登基，数年后与爱德华四世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居然成功地赶走爱德华，让被废黜的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恢复王位。吕不韦造王有功，曾被秦王尊为“相邦”，号称“仲父”，专断朝政，但一旦秦王长大，则被厌弃，被逼自杀。这种关系难以全始全终的原因，在于王者被立之后，造王者总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王一般不甘于继续受制，一旦强弱易势，关系必然破裂。 朴槿惠与其闺蜜的关系当然有别于古代君主和造王者的关系，但造王者要求政治回报这一点却不会变。早在2007年总统选举前，朴槿惠与李明博进行大国家党（新世界党前身）总统候选人的党内竞选时，李明博阵营曾就朴槿惠与崔太敏一家的特殊关系进行质问：“如果朴候选人当选总统的话，崔氏一家会有操纵国政的可能性吗？”，但这一质疑，却遭到朴槿惠的激烈反击，说对方会遭“天谴”。由于当时朴槿惠是国民宠儿，这一质疑就如一阵轻风吹过，在朴槿惠走向青瓦台的路上没有造成障碍。 朴槿惠必栽的几大原因 既然朴槿惠与崔太敏父女两代的关系是被投资者与投资者的关系，朴槿惠上台之日，就是对方开始回收投资利润之时。崔太敏声称与她之间的“精神夫妻”关系，在其身后传承给其女儿崔顺实，比如为朴槿惠提供各种政策建议及国事咨询，为朴的政治生涯埋下了失败因由。 在美国，总统能够以政治任命方式给予支持者以利益回馈，但崔顺实家两代人对朴槿惠的马拉松投资，却没得到类似位置。不太清楚究竟是韩国缺乏这种制度通道，还是因为在竞选时，朴崔关系就被反对者盯上，因而不便再做这种安排。但崔顺实不能在政府中任公职这点，却使得她的权力欲望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满足，一是继续为朴槿惠出谋划策，二是借助朴槿惠的权势为自己谋利。目前被指责最多的谋利行为计有：被指深度介入了“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两大财团的成立和运营过程，并利用她与总统的亲密关系、经由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韩国财阀企业头目们的俱乐部）筹集到了高达900多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亿）的资金。这两大财团被怀疑一方面是为了给朴槿惠筹备退休后的养老金，一方面则是崔顺实的个人提款机。其中的K体育财团还为崔顺实女儿郑某的马术训练和马术比赛提供赞助，而郑某正是以马术特长生的身份被梨花女子大学录取。 熟悉韩国政治的分析人士指出，该国政治运行名义上是政党，但实际上由政治人物的亲信操盘，具有“家臣政治”下人身依附的特点。一旦某一政治人物上台，其亲信就不可避免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势，这种特殊地位往往成为政商勾结的桥梁。这种特点在菲律宾等对腐败高度容忍的国度，很难导致总统倒台。但韩国对腐败现状的认识却处于一种奇特的撕裂状态：现实政治腐败成风，因为政客不腐败难以成事；但这种腐败经常成为党争中打击对手的必杀利器，从1948年至今，韩国共历16届、11任总统，结局只能以一个“惨”字概括，或客死他乡，或被人暗杀，或锒铛入狱，或身败名裂，或狼狈离场，几乎没有一位总统能全身而退。 对内，朴槿惠无法约束闺蜜的腐败行为，她与这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长达几十年的利益共存关系，不可能未落下一点把柄在人手中；对外，她无法驾驭对青瓦台权力虎视眈眈的诸多政治反对势力。被撕成碎片抛洒一地，几乎就是这位女总统在南韩的宿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3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skorea-20170314/3766408.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中共喊反腐 官员更暴富
香港金融机构最新报告说，2013年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升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之前英国《经济学人》报告（2012）指出，中国有100万个富翁，人均资产超过160万美元。很多中国的富豪要移民海外，据统计，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正办理手续，44%的富豪准备离开中国，超过85%的人计划将子女送到海外求学，33%的人在海外拥有资产。 为什麽中国的富豪们要移民海外，或把资产转出去呢？每个人的出发点可能不同∶外国生活品质高，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子女教育前景等等，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富豪们对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没有信心。他们担心哪一天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动荡，影响他们的资产。所以赶紧把钱转到海外，甚至先弄个美国绿卡，一旦中国政局不稳，他们就溜之大吉。拿到美国绿卡再回到中国，等于有“保险卡”，一旦出事立马赴美进入“安全港”。 第二个是富豪们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没有信心。中国虽然一直经济成长，但在官商勾结、腐败严重的这种经济制度下，中国完全可能哪一天出现经济严重衰退或者崩盘。那些赚到了钱的富豪们，不少都是利用官商勾结发财、成为暴发户的。他们对中国经济体制内的各种严重问题比普通老百姓更清楚，所以心里更忐忑不安，更懂得要把钱转到（藏到）到海外的“必要性”。 第三是富豪们对自己的资产来源的合法性没有信心。在中国那种千疮百孔的经济体制下，哪个赚到大钱的人，可以说是完全清白的？一旦被查到，就可能是一堆问题，财产可能被没收，人被判刑。不久前中国五家机构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亿万富豪们起家，主要是靠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只有20%认为是靠个人奋斗而成）。 正是对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对自己资产来源的合法性这三个问题都没有信心，所以他们要把钱转到海外，甚至本人移民到外国去。 另外一个现像是，中国的富豪们，多数都跟中国高官有关，或者本身就是官员的亲属等等。2006年中国社科院有个报告∶中国身价超过一亿资产的富豪，总共有11300人。这一万多个亿万富翁中，其中9700人是中共官员家属，占富豪人数的8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最有钱的人，都是共产党高官的子女亲属等等。 有些富豪发财，也要弄个顶戴花翎，用官衔当“护身符”。《华尔街日报》曾引述上海学者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最富有的10名亿万富翁中，有5位拥有官方政治头衔，前50位亿万富翁中有三分之一拥有官方政治头衔。几乎就是明目张胆地官商勾结，发不义之财。 而共产党的高官，则根本不用开工厂、办公司，那把“权力交椅”，就给他们带来巨额财富。例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西方媒体报道薄家族有资产一亿英镑，但中共当局却避重就轻，审判薄案时只提到薄家在法国有一套房产等。 当然跟温家宝家族相比，薄家是小巫见大巫。据《纽约时报》的调查，温家宝任总理期间，其家族资产累计到27亿美元（160多亿人民币）！只是温家宝母亲名下的股票就高达8亿人民币（纽约时报从中国工商部门拿到了温母的股票拥有名册，上面有其原始投资5000万人民币的明细，上面有温母的印章、身份证号码等）。 温家宝的家人曾发声明说不排除（对纽约时报）法律追究，但之后就再无下文。这种“虚晃一枪”等于默认《纽约时报》的报道是真实的。温家宝家族的资产超过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出名的贪官和坤！ 在温家宝的90岁老母拥有八亿人民币的巨富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登世界顶峰。2012年中国社科院的数字是∶中国10%富人的平均收入是10%穷人的65倍！（2006年是32倍，六年后就翻番了！） 共产党的官员们贪够了，赚足了，就逃之夭夭。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中国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从1990年开始，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100亿美元。至今累计已达2400亿美元。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它超过全球GDP排名第43位的巴基斯坦的年国民生产总值（2151亿美元，2012年）；接近英美两大国的外汇存底总和（2800亿）。 《纽约时报》等媒体近日纷纷报道华盛顿独立机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最新报告（经两年调查），该报告说，很多中共高官家属在加勒比海上的英属维尔京群岛设有“离岸公司”以避税藏钱，金额巨大。 这些海外藏钱的官二代，几乎囊括中共要员，包括习近平的姐夫（大姐习桥桥的丈夫邓家贵，拥有众多房地产和金属公司），温家宝的女婿（刘春航，现任银监会高层）和儿子温云松（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胡锦涛的堂兄（胡翼时，开源控股主席），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央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丰，以内线信息获得保险公司数十亿美元股值）等。还有已故中共高官子女，例如邓小平女婿吴建常，叶剑英儿子叶选基，彭真儿子傅亮，王震儿子王军和孙女王京京等等。该报告说，自2000年以来，约有4万亿美元的资产从中国流出，去向不明。 所以，中国的专制制度不改变，没有定期的选举（制约官员腐败），没有新闻自由（揭露贪污），没有独立的司法（追究不法官吏等），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中国的资产会持续外流，贪官不断外逃，富豪更会移民海外，苦的只是那些出国无门、欲哭无泪、艰难搏命的老百姓┅┅ 2014-01-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俄国知识份子指错道路
大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後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标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崩溃。但过去二十年来，俄罗斯的民主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官员普京掌权之後，俄国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连地方州长选举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丑闻的记者被谋杀，政府控制主要电视，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且还要垄断经济，把大企业国有化。但面对如此局面，普京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 为什麽这样一个克格勃背景的前共产政府官员，在俄国仍受欢迎？俄国人怎麽了？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从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对此作出独特的解释。 俄国的“奴隶精神状态” 出生于波兰、二战时（16岁）随父母逃到美国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国历史的著名权威，尤其是研究共产苏联的顶尖学者。他曾在雷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东欧和苏联事务部主任，参与制定对苏战略。今年88岁高龄的派普斯著述甚丰，几年前还出版了《共产主义实录》一书，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崩溃，作了鸟瞰式的分析（去年该书有了中译本）。 派普斯认为，像普京这种人之所以受到俄国人欢迎，主要来自俄国的“农奴”（serf）历史。“农民哪里都有，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农民。主要问题不是农民，而是农奴。俄国的农奴跟奴隶有不同，但比较接近。他们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权利。他们只是‘动产’。他们从没有发展出归属於社会的任何感觉。” 长期的农奴制度，使俄国产生一种“奴隶精神状态”（slave mentality）∶崇拜强人、服从主人。而现在俄国人崇拜普京，就是这种“奴隶精神状态”的延续。俄国人崇拜强大的君王，有长久的历史。派普斯说，无论是对残暴的伊凡，还是对被称为“伟大”的彼得大帝，还是斯大林，都是如此。俄国人喜欢强势领导人，甚至独裁者，而瞧不起弱势领导人。而所谓弱势领导人，是指那些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的领导人。派普斯说，例如对1917年俄国革命前夕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人就是瞧不起的，因为他是民主领导人。 共产主义为何在俄国兴起 但派普斯的这种分析和认定，遭到很多苏联知识份子的反对，甚至敌视。他们指责这是“俄国恐惧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敌人”，其中还包括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虽然两个人都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导致无数人丧生。但对它的根源，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是从西方进口到俄国的。意思是俄国的共产革命，来自西方，跟俄国的自身历史和文化无关。而派普斯认为，共产革命在俄国历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当时的新书《俄国的旧政权》（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给了索尔仁尼琴，但一直没有回音。两年後，听到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的攻击，指责他是“伪学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的这场分歧，不仅对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俄国知识份子和当今俄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於探讨更深远的问题∶人类应选择何种价值？人类应走什麽方向？ 事实上，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争论的根源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哪一个是真正促使人类走向自由的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在西方产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是，为什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在俄国扎根发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个国家？这才是索尔仁尼琴们需要回答的。以简单的逻辑来推，一定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存活和生长。 俄国知识份子开错“药方” 那麽俄国历史文化中有什麽东西，跟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一播种就成长？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国历史中强大的群体主义——这是从农奴、到沙皇、到知识份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选择。农奴对什麽主义没感觉，他们只是听从主人使唤，只有群体主义思维。沙皇则是靠群体主义价值统治，因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会摧毁集权的底座。俄国的知识份子，则无论是当时的所谓传统派还是亲西方派，殊途同归，全都拜倒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下。 俄国的农奴成为群体主义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为农奴制是最极端体现群体主义的制度，他们自然是这种价值的体现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欢群体主义更可理解，因在本质上，群体主义是专制者泯灭个性、控制个人的最有效统治手段。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和独裁者，都是靠群体主义价值来一统江山的。但为什麽俄国的知识份子们，也会一窝蜂地崇拜、迷醉群体主义呢？ 在十九世纪中末期，在俄国要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俄国知识份子提出的“药方”几乎都是群体主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强调东正教是正宗，俄罗斯至上，有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情怀。他们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态，认为西方在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跟一百年後索尔仁尼琴的思维一样，都是强调西方堕落，要靠东正教、俄罗斯、国土三位一体，拯救世界。虽然陀思妥耶斯基在《罪与罚》中谴责为了所谓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恶魔理论，但他推崇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本质是清晰的群体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都恐惧和痛恨“革命恶魔”，但他们推崇的东正教的均贫富、反富、绝对平等，为後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兴起，就是靠平等、均贫富等口号而横扫人心。 当时俄国的亲西方派，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无神论者，虽然不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帐，但在群体主义的根本价值上找到交叉点。因为他们的亲西方，亲的是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反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自然为列宁斯大林的红色革命铺设了理论道路。 索尔仁尼琴是邪门的恶魔 所以，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绝非偶然，是俄国各派知识份子信奉并传播群体主义价值为它浇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从俄国兴起并传向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全球一亿五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同样出生俄国、21岁抵美、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痛斥说，“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群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 同样在俄国出生、後居英国、对俄罗斯知识份子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更以轻蔑的口气说，俄国知识份子没向世界提供什麽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但柏林对他的同胞还是客气了，没有提到事实上俄国知识份子祸害了世界。而英国学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就不那麽客气了，她在《俄国思想家》导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俄国对世界做了什麽有益的贡献，那就是提供了一个告诫∶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不计代价地避免俄国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国道路”的时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权统治，避免“奴隶精神状态”（群体主义的最糟表现形式）。只有在一个缺乏个体精神、个人心灵不强大的国家，才会崇拜政治强人，把装模作样的政客视为“伟大”。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伪人”捧为“伟人”。 所以，即使连理查．派普斯这样的大家也承认，当初看到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共产苏联解体，他对俄罗斯前途“相当乐观”，认为“俄国人自由了，所有捆绑他们的锁链被砸碎了。”可後来的发展显示“这没有发生”。派普斯认为，这跟“农奴精神状态”的惯性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健康而强大的社会，关键是要有强大心灵的个人，只有个体主义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准则和哲学，才会有一个拒绝“奴隶精神状态”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无法卷土重来。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9月（原题∶俄国知识分子祸害世界） 2014-03-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中国长城”姚明光环盖过胡锦涛
虽然“王储”胡锦涛30日在华盛顿展开旋风外交，一个下午和傍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国务卿、国会两党领袖，另加16名联邦参议员，但次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对此却没有一个字的报道。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却不约而同地大篇幅报道了另一个中国人：被誉为“中国长城”的篮球明星姚明抵达芝加哥，准备接受美国全国篮球联盟NBA的选拔。 《纽约时报》在体育版头版就姚明刊发了该报体育评论家乔治．维奇（George Vecsey）的专论，以及该报权威体育记者迈克．怀斯（Mike Wise）的人物特写，并配发了两张这位中国球星的照片。《华盛顿邮报》则就姚明抵美发了一篇900多字的消息，并在该报电子版报头的显著位置刊出姚明弹跳投蓝的照片。 美国主流媒体为何这样青睐姚明？首先是因为他有高超的球艺，可观的发展潜能，而且可能成为NBA今年选拔赛的第一名种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23日的体育分析预测，保守地说姚明也会在前三名。曾前往上海观看姚明打球的迈阿密热浪队主教练芬德（David Pfund）也肯定地说，“姚一定是前三名首选。” 而且两家美国大报都报道说，如果姚明被第一个挑选，他在NBA的薪水（三年合同）将是1,200万美元，差不多是一个亿人民币，等於每天挣1万1千美元。这还不算另外几百万美元的广告和奖金等收入。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刚出笼的条例，要求姚明把在NBA打球的一半薪水（和奖金）上缴国家，这些美国报纸为姚明打抱不平，认为中国政府的规定等於乘机敲诈勒索，做法如同黑社会。 NBA现有51名外籍球员，去年王治郅加盟达拉斯小牛队，成为首位受聘到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也是首位亚洲球员）；今年上半年第二个中国球员巴特尔加盟丹佛掘金队。但姚明被认为在球艺、素质等方面都超过王治郅、巴特尔。上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赞誉说，今年才22岁、身高7尺5寸、穿18号球鞋的姚明，“是少见的集敏捷性、灵活度、智慧、可突然起跳投射於一身的球星。他不仅是篮坛看重的对象，而且将成为主导NBA的力量。” 前NBA犹他爵士队前锋贝努瓦（David Benoit）评价说，姚明“绝对是个新型的球员，经过NBA的训练和实战，他将会给巨无霸奥尼尔带来麻烦。”在刚结束的中国东方男篮决赛中，姚明领衔的上海大沙鱼队获得冠军。姚明在整个东方男篮赛中平均每场得32点4分，19个篮板，命中率高达72％。 《纽约时报》的特写说，上海出生的姚明，9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体校学习打球，他的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身高都在六尺以上。他14岁的时候，就已“鹤立鸡群”，父母只好把家里的门框子拆掉，以免他的头撞上。他父亲姚志源（译音Yao Zhiyuan）对记者说，“他是个普通的孩子，天生是那块料。” 姚明在1997年加盟上海大沙鱼队，他的弹跳力，速度和少见的灵活性，使他进入国际篮球界的“雷达屏幕”。纽约尼克斯队总经理莱登曾两次专程到上海观看姚明打球，该队教练切尼和主力队员阿兰．休斯顿一起到上海考察姚明球艺。休斯顿说，姚明的球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休斯顿曾建议姚明练习投三分球，但姚明的回答是，你们尤因（P. Ewing）就不投三分球。 特写介绍说，姚明会说一点英文，酷爱电脑游戏，有时候他邀记者到他的房间，但不是接受采访，而是和他在索尼游戏机上竞赛。他的朋友说，“其实姚明小时候并不喜欢篮球，家长硬逼著他干这行。他相当聪明，如果干别的，也照样成功。”前NBA球员贝努瓦说，“他是特殊的孩子，在球场上，我没看到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虽然姚明的垫子上有篮球巨星乔丹的头像，但他心目中的篮球偶像却是前NBA名将巴克利（Charles Barkley）。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对巴克利著迷，即使巴克利从没有赢过冠军，他也绝不会放弃去争取。我也非常喜欢他的灌蓝。” 当记者问谁是他心目中的“中国英雄”时，他说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用的不是军力，而是智慧。” 虽然NBA早就看中一些中国球员，但北京方面一直不放人。第一个突破是王治郅。他在1999年被NBA以第二号种子选中。去年在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王治郅作为达拉斯小牛队球员出场参赛。当时虽有十几名美国军人被扣在海南，但王治郅一出场，就受到全场近两万美国观众的起立欢呼、致意。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把体育和政治完全分开，一码是一码。 王治郅签了两年合同，年薪是40万美元（他在国内打球年薪是4万美元，加盟NBA等於增了10倍）。但姚明的年薪是400万美元，等於王治郅的10倍——相当於中国4,500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但姚明走向世界、走向亿万富翁之路，却被“中国篮球管理中心”的规定罩上了阴影。前年希腊一个球员被NBA凤凰城队选中，但由於和原希腊球队的合同纠纷，本来是前10名被选拔，结果退到第25名，差点功亏一篑。 姚明本人非常希望到NBA打球，他父母也期待这一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姚明的母亲表示，“由於我们国家那段特殊历史环境（指文革），我们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现在，不是儿子已经够了加入NBA的条件，而是“姚明的发展需要加入NBA”。 上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中国的体育记者和评论家，以及上海的球迷们也这样盼望。中国球迷们曾喊出“姚明属於世界！”来表达他们支持姚明加盟NBA的愿望。 但就在姚明赴美前夕，中国篮球管理中心公布了新的条例，按照这个规定，姚明要加盟NBA，得过五关斩六将：要经过上海东方俱乐部、上海体育局、中国篮管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代理姚明及东方俱乐部业务的经纪人——这五个部门都同意批准。 而且姚明的薪水和奖金，30％要上缴中国篮球管理中心，10％上缴国家体育总局，10％上缴上海市体育局。其余的50％，还要拨出相当部份给姚明原来的球队、教练、队友、“及相关有功人员”，当然还有经纪人。剩下的部份还得打税。 《纽约时报》体育评论家乔治．维奇气愤地说，这就像早期的好莱坞，把演员当成自己的私产；也像黑社会的拳击赛，拳手的命运都掌握在黑道老大手里。 上海大沙鱼队副经理对此解释说，“中国运动员和美国不一样，他们都是在国家体校受的训练，而美国运动员是自由的”。意思是政府出资，就得补偿。但在中国，除了官办的国家体校，根本就不允许私人办训练学校、私人组织球队、私人举行大型比赛等，运动员哪里有别的选择呢？国家把一切都垄断了之後，宣称你就是我培养的，你就得出培养费。 而且据《上海晨报》报道，姚明从小打球，主要是靠他的篮球名手的父母手把手教出来的。退一步讲，即使要“补偿”，数额也应该比较合理，而像现在这样“狮子张大口”，一下子就把薪水收缴50％以上（据《纽约时报》报导，还将包括姚明在美的广告收入），这绝不是合理补偿，而简直就像“打土豪分天地”，趁火打劫！ 如果说姚明的队友嫉妒，患了红眼病，还可以理解，但这是堂堂中国政府机构做出的规定。胡锦涛在纽约对侨界人士讲话时说中国大陆去年外汇存底达2,122亿美元，但这厶有钱的政府，还要动心思、玩花样侵吞一个运动员的汗水钱，真是黑社会。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在当今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姚明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接受“规定”的安排。《上海晨报》引述姚明的话说，“我已经承受过很多挫折，再增加一个，也打不倒我。” 但NBA球员工会执行主任比利．亨特（Billy Hunt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政府和一个经纪人有什厶不同？它只能按规定拿经纪人那份4％。”同时他表示不会承认中国政府机构的任何文字协议，不会把姚明的薪水的50％直接拨给中国政府方面，而是全部交给姚明本人。“他要把钱给别人，由他自己决定。” 5月2日《纽约时报》再次报道姚明，说他在芝加哥做了球艺表演之後，发表了五个段落的书面声明：“很多年以前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NBA球队比赛那刻，加盟NBA就是我的梦想。今天我几乎要碰到那个梦想，言语无法表达我的喜悦。”该报道说，谦逊的姚明在声明中感谢所有的人，并计划请所有的媒体记者去晚宴，并幽默地说“把我的形象写的不好的记者得自己掏钱。” 《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去年2米15的王治郅首场代表小牛队出赛的那场球，中国大陆有10家电视台现场转播，多达三亿中国人观看；而2米25的姚明加盟NBA，可想而知中国、以至世界球迷的兴奋。 姚明在美国的光环之所以盖过胡锦涛，因为胡是一个人钦定，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姚明是靠自己的球艺，被千千万万的球迷发自内心喜爱和推崇的，他才代表中国，是真正的巨人。 2002年5月2日 2002-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中国形像为何大跌
过去八年，英国BBC每年做一次全球民调（委托加拿大民调公司和美国大学举办）。近日公布的今年民调（采访全球2.6万人）结果显示，中国的国家形像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民众印像中大幅下降∶对中国好感的下降百分之八；反过来，对中国持负面印像的增加百分之八。这是BBC从2005年开始做这项民调以来，世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 按道理，中国近年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增强，中国制造的产品打向世界，中国不仅出现更多的高楼大厦，中国人也更多的到世界旅游，中国更加开放了，怎麽世人对中国的印像反而更差了呢？原因在哪里？ 这里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而这些都是在中国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上不可以讨论，也不允许出现的。 第一个是政治原因。近年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很多国家结束独裁统治。一向被视为很落后的国家，像伊拉克，阿富汗，那里的专制政权被铲除之后，成gong地举行了民主选举，产生了民选政府和领导人。那个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投票之后，举起仍染著颜色印记的手指的画面，传遍世界。 三年前，从突尼斯开始，又一波民主浪潮在中东北非地区卷起，突尼斯、埃及，然后是利比亚，都相继结束了独裁统治，也走向投票选举的宪政民主道路。而中国的十三亿人，却至今被剥夺了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个对比是鲜明的、强烈的，被“世人”瞩目的。 除了中东民主浪潮，最近世界就有多个国家举行选举。委内瑞拉举行了选举，马来西亚全国大选，保加利亚国会改选，连伊朗下个月也要举行总统大选。联合国193个成员，现有130多个国家，超过三分之二，都实行了多党选举制度。相比之下，中国还毫无选举，领导人的产生完全是黑箱作业，中国成为全球政治民主最落后的大国。中国在国际上的名声越响亮，中国政治的不民主就越被凸显出来。 第二个，是经济因素。中国虽然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政府被普遍认为进行“贸易不公平竞争”，包括操纵人民币汇率，不尊重智慧产权（盗窃外国发明创造），国营企业仍在中国占主导、公私产权不清、经济腐败遍地皆是、缺少法治保障等等。这对那些经济出现滞缓和危机的西方国家的民众来说，更感到中国威胁和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不公平竞争，由此对中国增加反感。 第三个是军事原因。在全球除了领导反恐的美国之外，现在主要大国基本都削减军费、把资金转移到经济发展上。在和平时期，中国的军费却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而且开支不透明。中国不仅在在南中国的有争议海域炫耀武力，还继续用导弹瞄准民主台湾，其穷兵黩武的形像，导致国际社会忧心，尤其周边国家对中国心有余悸。 第四个是社会原因。中国虽然国力增强，但内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严重不公。根据中国官方数字，现在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的财富是中国最穷的那10%的人的32倍，而中国富人财富的积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是权力带来财富。中国民众反抗政府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当局又都严厉镇压。这些被国际媒体报道后，人们对中国的感觉怎麽能好？ 第五个是腐败原因。中国的经济崛起伴随著严重的腐败，据中国社科院对南方八省官员的调查报告，处级以上官员的财产，平均已超过八百万人民币，等于个个都是百万（美元）富翁。大量公款被贪官转移到海外，据中国央行的统计数字，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中国资金被贪官等转移到海外。截至2012年，已累计超过一万亿人民币！这些中国贪官和富二代在西方国家的恶劣表现，更是让当地人倒胃口，反感至极。 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可能因素，现在大量中国人到外国旅游观光（当然这标志中国开放了，中国老百姓有更多一点自由了），但中国游客在外国观光期间的不文明表现，被当地报纸等媒体报道，也增加了中国的负面形像。 在这个调查中，只有非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形像看法的比例比较高。可能这跟中国近年扩大对非洲的投资有关。但是，非洲的知识精英，近年却对中国有怨言，认为中国在当地抢夺他们的资源，只是占有商业好处，没有真心帮助他们。持这种看法的非洲知识精英越来越多，所以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形像能够保持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中国的不民主、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公平竞争，中国的严重社会不公，中国的扩军炫武等等，都导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所以，中国政府无论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树立多少广告牌，撒多少巨款在西方做公关，只要其政治不民主这个根本性因素不改变，其他的改变都很难。所以世人对中国的印像，可能会江河日下。 2013年5月24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05-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压垮许家印的“最后一根稻草”
何清涟 最近的大新闻莫过于恒大许家印被中国当局收捕。此前，有些人认为许家印有后台，很硬，撑得住；还有人估计，恒大是中国房地产一号，大而不能倒，倒了的话，那2.44万亿的债务，不就没了着落？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也是许家印能够存活至今的原因。那么，压垮许家印这头超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且看本文分析。 恒大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有人为恒大算了一笔帐：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恒大总负债约为2.44万亿元。回望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史，许家印绝对将以“负债第一”荣登吉尼斯大全。 根据财报的数据，恒大最近2年亏损8,000亿，每小时亏了5,000万；中国工商银行两年才赚7,000亿，而恒大一家亏的比工商银行还要多1,000亿。 如果算总负债额，相当于从夏朝开始到现在，每年负债6亿元。能够如此豪横地借债，国内媒体叹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奇的是，就在美国华尔街与众多媒体担心恒大欠外国私募基金的那190亿美元债券可能泡汤时，恒大照样给股东们分配利润，照样以拿地为名向各地银行借贷。须知，恒大集团主要股东是许家印，持60.29%的股份；国资控制的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6%；国资控制的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投比例为4.81%。债欠得再多是公司的，分得的红利是自己的。 监管部门摘牌，许家印就直接申请破产，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许老板还是一样潇洒，酒宴如常，歌舞依旧，社会公关活动不少。银行也没亏，只是苦了买房的老百姓，多年积蓄与房贷抛入水中，听个响都听不到。这是啥模式？说是中国国企模式，却比国企更优越，国企虽然亏损算国家的，但经营者只能贪污，不能堂而皇之分红；说是西方大企业职业经理人拿巨额高薪，企业亏损毫不担责，但这些大企业没本事欠这么多债。因此，只能说恒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下的一个怪胎，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这怪胎的养成，集全中国银行与相关地方政府之力。我相信，这事如果认真追，一大片乌纱将落地（国有银行也算官）。 资本玩家许家印：从国内大玩家晋级为国际大玩家 7月17日晚，爆雷三年的中国恒大，终于一次性交出了三份财报，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3个报告期内，总负债规模分别为2.58万亿、2.47万亿、2.44万亿，如此天文数字负债，如惊雷般震撼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为了比较，有人列举了广东省的GDP数据加以对比：2022全年，恒大的员工约为10.3万人，总负债在2.44万亿；同一年，广州的GDP总量是2.88万亿元，当地的常住人口为1873.4万人。 中国有句老话，“欠债多的人成大爷”。许家印很清楚自己炼成了负债者当中的“超级大爷”。恒大欠交的房屋面积如果每套房子按照平均10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相当于有162万套房子，这意味着162万个家庭，大约500万至600万的人口，苦苦等待着恒大的交房。事关这么多人，涉及社会安定，因此政府要求恒大“保交楼”时，恒大爽快地答应，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保交楼列为恒大的核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恒大还需要银行再借2500亿元-3000亿元。钱从哪里来？许家印将主意打到了海外，借助“内保外贷”模式，从海外举债。 “内保外贷”的制度缺陷：为转移资产留了后门 这里得通俗讲解何谓“内保外贷”，其操作过程如下：某人在上海有套豪宅，想拿到美国一家银行贷款，美国银行肯定不贷，因为如果某人将来不还款，美国的银行和法院都不能跑到中国来没收这套上海豪宅。怎么办呢？如今的国际金融界早就为全球各大银行包括国际玩家们设计好了一种国际资金结算系统，叫做SWIFT，普通中国人通过美国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知晓了这个系统的王炸威力。中国银行系统据此发明了一种工具，叫做“内保外贷”。于是某人通过“内保外贷”，可以把房子抵押给上海甲银行，然后由这个上海甲银行出具一份担保函给美国的乙银行，证明某人“在我行抵押了一套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房子，我行按照七成贷款额度计算，可以放款2100万人民币，借还款均按照当时汇率”。于是某人在美国乙银行直接贷款300万美元，熟悉银行担保制的人，就知道这等于是上海甲银行替某人做了信用担保，如果某人到期没能偿还美国乙银行的本息，那上海甲银行不得不动用本行外汇，提前垫付美元给到美国乙银行，然后在国内与某人打官司，清收其房产。 看完这个例子，读者大概明白“内保外贷”为国际玩家开了一道转移资产的后门：于上海甲银行来说，某人不按期还贷，最好的结果是在国内清缴某人的豪宅，但某人已经在美国拿到美元，虽然打了7折，但事实上已经顺利完成了资产向海外转移，那30%的手续费就当资产转移付费。以许家印与银行的关系，在办内保的时候肯定是资产高估；而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上海甲银行则没法清缴许家印在国内的贷款抵押物，必须承担全部担保金额损失。 现在该说说中国银行系统为什么要弄出这个“内保外贷”。应该说，中国银行系统热衷开发“内保外贷”这个资金国际转移工具，初衷是为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收割全世界。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越来越难做，地方政府又离不开土地财政。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采用了国内银行作为担保方的形式，通过在海外发行债券来获取资金，这种方式给了中国银行当局启发，认为可以让大型房企融资渠道多元化，自家金融机构参与也得承担一定风险，如此操作，应该万无一失，可管可控。 但许家印这些年玩下来，贼胆特肥，发现恒大的债务已经无法还清，于是开始了一系列操作：离婚（被视为分割资产需要的假离婚）、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前妻”子女出国，一旦完成所有程序，国内作为担保的资产将被美国法院保护起来，国内的担保银行根本无法执行清偿。为了暗渡陈仓，在操作这一过程的同时，许家印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各种社会活动出席如仪，包括举办恒大篮球赛，许家印本人满面春风地出现在赛场…… 但中国的房地产老板个个都是人精，恒大的“金蝉脱壳”在房地产界起了示范作用，碧桂园率先效尤，8月7日先是公开承认他们10亿美金的利息都还不上了。但是就在还债的前两天，碧桂园的杨老板把自己持有的碧桂园物业20%的股份价值64亿捐给了香港国强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碧桂园股价暴跌的前一夜成立的，而基金会的创设人是杨家三妹。 不过，中共几乎从1990年代开始，就经历着本国富豪、腐败官员一轮又一轮洗劫财富然后携资本外逃的历炼，再加上“猎狐行动”的实践，如今对防范资本外逃也算有了经验。就在许家印一边准备金蝉脱壳、一边做足保交楼的表面功夫之时，“有关部门”收网了。 许家印谢幕前的杰作：为中国政府出了道选择题 海外媒体有评论曰：许家印被捕，说明习近平迫害民营资本升级——这话，实在不是平心之论，试问，这种庞氏骗局，搁在美国也只能抓，哪个国家能够容留如此祸国殃民的“民营资本”？美国出了个“为进步事业服务”的硅谷银行，拜登政府最后也只能挥泪斩马谡。 许家印这些年驰骋中国与海外资本市场，终于炼成世界“第一负翁”，他当然知道这个坑永远无法填平，也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于是在谢幕之前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选择题（实际是战书）：要么你让我在外活着，慢慢“保交楼”，这过程我继续享受；要么你就将我抓起来，自己保交楼；但结果都一样，我已经将你玩进去，留下的2.44万亿债务窟窿，你不是全能政府吗？慢慢填吧。既然战书已下，习近平只好爽快接招，抓起来，让你健康地活着，仿照肖建华例办。肖建华的故事天下皆知：从香港四季酒店绑架回大陆，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每天在专案组人员全天候全方位监护下“上班”，主要工作是遥控指挥，将原来转至海外的资产一一转回来，转回多少算多少，帮政府止损。那些财产的真正主人们——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属，没见有谁胆大包天，向现任总书记要求认领这些当年交给“超级白手套”打理的巨额财富。 可以说，压垮许家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许家印通过离婚分财产、家人逃到与中国没引渡关系的发达国家，将2.44万亿巨债这口大锅甩给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神操作”。在许家印的立场来看，反正已经山穷水尽，不免拼力一搏，大不了落个资本市场的诸多同仁的下场，例如吴小晖、陈峰、肖建华、王健林……，这些人哪个不曾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哪个的结局都是被压在五指山下，自己最多就是如此这般下场，政府要的是钱，不是命。 从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国资本大佬正在逐渐谢幕。这些“当代胡雪岩”留下的故事，将成为后世不老的传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0月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00320231613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日本的例外性与美国
美国是“例外”的，即独一无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个词，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1831年到美国考察时提出的，它强调了美国的与众不同。这种例外，构成美国样板价值的特质，这是热爱美国的人们最为欣赏和推崇的。 但令人悲哀的是，美国的“例外性”被左派不断腐蚀破坏。尤其过去一年来，左派窃取大选（颠覆民主制度），高税收高福利（窒息自由经济），纵容非法移民涌入和黑命贵打砸抢烧（践踏法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灌输变性，鼓吹男女厕不分等（摧毁人类基本道德和文明）。美国的“例外”正被严重损害。 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现在只有亚洲的日本，左派势力被控制在很小的空间，既掀不起风浪，更完全没有操控整个社会走向的能力。日本不仅没有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左派那种全方位推行左倾意识形态的嚣张和疯狂，其左倾能量甚至远低于同样是亚洲民主国家、人口远比日本少的韩国和台湾。保守主义和其政治势力一直在日本占绝对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真正的“例外”。那究竟为什麽日本能成为这样一个例外？这主要源于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历史，和这种文化中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民族、独特的国民性。 且不谈幕府及之前的日本，近代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确立了像美国一样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只不过西方学者对此少有比较论述，更没有像对美国的“例外”那样高歌赞美。 如果说1776美国革命确立了秩序、法治、道德、自由经济、个体主义、宪政民主等价值体系，那麽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基本是这种方向。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不同。 第一，都学习最好、最强的，无论对方是敌是友。 美国建国初期就面临一个选择，是英国方向，还是法国？当时有两种声音在较量∶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等清晰而强烈地倾向英国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认为其代表信仰、秩序、法治，道德等传统价值；而杰弗逊、麦迪森、潘恩等喜欢法国模式，甚至一度顶礼膜拜法国大革命，认为实现了大众民主与平等（全盘社会改造、一步到位）。这种政治分歧，演变成今天的左、右两派，更准确地说，是激进派（左）和传统派（右）的价值选择和对峙。 华盛顿、汉密尔顿们的智慧在于∶没有因为他们受英国殖民统治、刚跟大英帝国打了艰难一战，而感情用事地讨厌和放弃英国（体系），反而是亲英国、而拒法国（美国独立得到了法国很大帮助）。这等于亲“敌人”、拒“盟友”；说明美国建国先贤们对英、法两种价值理念的不同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睿智地做了正确选择。 在这点上明治维新的日本精英很像华盛顿、汉密尔顿们，虽然美国的炮舰（黑船事件）打开日本的国门，迫使他们签了不平等条约，但他们愿赌服输，崇拜强者，学习强者（从而把自己变成强者）。之前还有英国和西方各国联军炮轰日本，但日本一发现别人比自己先进，立刻就跟他们签订友好合约，并马上引进、向他们学习。这是日本最令人敬佩之处。当代日本继承了这一传统。二战日本不仅被美国打败，甚至被史无前例地扔了两颗原子弹。当时美国及西方专家都认为，日本一定会拼死报复。但日本不仅没有报复，更没有把美国视为永久敌人，没有什麽抗美、反美，反而立马学习美国，并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最可信的盟友。这种心胸、气度、视野，尤其是理性，都是造就当今繁荣、强盛、和平、文明的日本的根基性文化。 美国建国时选择亲英国、拒法国，日本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其实就是亲西方、拒中国，都是大智慧。设想一下，中国有可能在二战后提出亲日本、拒苏联吗？完全不可想像吧。 美国、日本这两国的先贤，都有这种敏锐的眼光和头脑。而中国至今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更不知被日本甩几个世纪，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不知好赖，更不肯“学好拒坏”，当今中国更是一边做恶霸，一边与匪徒（塔利班、伊朗、北韩之流）为伍。 第二，美国、日本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事先做准备，懂得好赖。 美国先贤决定效仿英国模式，因为他们熟悉英国，欣赏英国，尤其崇拜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当时华盛顿的士兵都喜欢穿具有辉格传统的“蓝色加米黄色”的制服。1776美国独立前，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阐述自由经济的《国富论》、洛克论述个人权利的《政府论》都已问世，美国先贤们熟读并强烈认同。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几乎照搬了洛克的人有生命、自由、私财等三大权利学说，只不过把第三项私财改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担心有人用“黑奴是他们购买的私财”为由拒绝废除奴隶制。 日本的先贤们更为做gong课，明治维新时，他们组团到英美法德等国考察，研究他们的宪法，学习西方。后来做了日本首位首相的伊藤博文率团在欧洲考察长达22个月！回国后又经过十多年研究讨论，才在1891年正式提交了日本首部宪法！日本精英学习西方极为敬业，有六个字的形容∶始惊、次醉、终狂。开始时震惊西方的长处，然后为之沉醉，最后是狂热学习。这样一番学习、研究之后，日本精英们并没有照搬西方，而是根据日本国情和文化，制定了日本特色的宪法和制度建构。 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形。对于学习外国，清朝大臣李鸿章等只到欧洲走马看花一下，就提出变革口号，但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的只是西方的技术，不要他们的制度和文化价值。梁启超赴美一趟，看到中国城的华人一团乱糟，立马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而孙中山起草的建国大纲，是某天晚上突发奇想的急就篇；其手稿被展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落款是“供妻儿玩索”（给老婆孩子看著玩的），真是“儿戏”啊。 美国制定宪法，仅在费城就讨论114天；日本制定宪法，从去西方考察到国内讨论前后十多年。而孙中山只是一个人，一晚上就“急就”了中国的建国大纲。如此“儿戏”注定了（国共两党主导的）中国后来的命运。 当代同样，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仅到美国日本新加坡三国走了一趟，羡慕人家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所以邓的改革是“共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只要技术，拒绝制度和人文价值。当今习近平的天下，已经走到了大盗、小偷、瘟疫毁世界的地步了。 第三，美、日都保护传统，不翻天覆地全盘改造。 美国革命13年后，有了法国大革命，被史家称为“姊妹篇”。但美国成gong了，法国却血流成河，断头台成为其标志；法国随后折腾动荡了百年后才算稳定下来。美国革命获得重大成果恰恰是因为避免了“法国道路”，没有“去英国化”的全盘社会改造，在保留原有英国的秩序、文化和价值基础上，渐进走到当代。 日本明治维新所以硕果显著，和美国有相似性，他们也没有像法国大革命断头台那种滥杀无辜的血腥暴力（基本上是和平地从封建幕府制转移成君主立宪），也没有后来中国文革时那种“全面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灭一切传统价值）。日本精英信奉和实践了与美国革命相似的价值目标∶保护和保持原有的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等，尤其是日本独有的精神遗产。明治维新是在保守主义价值下进行的一场和平变革。纵观日本历史，从来没发生过大规模暴力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没有毛的共产革命，没有法国红五月，更没有美国黑命贵式的暴徒运动┅┅ 日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秩序、最重视法治、最看重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下，西方式左疯难以生存，更别说获得政治权力。这是日本人的幸运，也给整个人类提供了一个榜样和许多应该学习、引进的价值。 第四，美、日都走了一条自由经济之路。 托克维尔在考察时看到，美国人跑马占荒（获得土地）、勤奋劳作，自由竞争，把发财致富看作理所应当，而且视为美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中也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新教伦理和发财致富结合到一起的完美尝试。英国当代历史学家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美国人的历史》中肯定地说∶没有人的利欲和野心，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建立。美国建国之初，就把自由竞争作为根本，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热衷的均贫富、平等至上。 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这种思路，一开始就建立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在这方面日本更难，因美国是白手起家建国，没有欧洲王公贵族那种历史包袱。而日本当时就得面对31万武士的解除武装难题。当时武士俸禄是日本军队开支的两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怎样解除武士的武装？日本精英们没有一刀切强制解决，而是用市场经济方式，非常智慧地解决了∶新政府一次性地发给武士一生的俸禄以解除其武装，但不给现款（政府根本没有这大笔资金），而是把款项变成政府公债，投到银行作为股份，付他们利息。日本经济发展了，武士们在银行的股份就增值而发财了。这也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两年内银行就从7家发展到150家。结果武士们不仅没造反，反而成为最支持改革的力量，因为他们可从中获利致富。明治维新后，虽然强化了中央政府职能，但日本却没走政府控制的国家经济，而是选择了重视发展私营企业的市场经济之路，甚至是国家出资帮一些企业，成型之后，迅速把它们变成私人企业。日本精英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懂得并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可谓相当智慧。 第五，美、日在变革时代都涌现一批杰出人才。 对1776美国革命的成gong，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赞叹说，“美国人特别幸运，其它民族似乎都不及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领袖当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不仅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了若指掌。”德国学者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也在《美法革命比较》中强调∶美国革命之所以具备保守气质，很显然和美国人的保守气质密不可分。大多数伟大的美国政治家，都憎恶法国革命以及1789年以后称为革命原则的一切。根茨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分野，是崇尚“责任、荣誉、信仰”的保守派和轻佻自由派的分野。他的结论∶美国人在对自由传统的保守中，获得了新生；法国人则在砸烂一切传统中，实现了自我毁灭。 美国宣布独立11年后通过了首部宪法，实行依法治国，宪政民主。日本明治维新虽然提出一切归天皇，但日本人真是幸运，有一位才智过人、勇于改革的明治天皇，他支持君主立宪。天皇已在最高位置，如果立宪等于限制自己。但明治天皇支持制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天皇不干预政治，不介入经济体制，只发表道德训诫，由此成为整个日本的最高道德形象和民族象徵，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明治维新时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推行日本独有的神道，把神社与天皇连到一切。美国学者在《菊与剑》中比喻说，神社和天皇“被视为民族象徵而赋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但神社和天皇都只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尊崇，和政治权力无关。 除了明智的明治天皇，日本当时更有大批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以及提出“脱亚入欧”的杰出学者福泽谕吉等。这些日本先贤不为追求个人权力，更不是像清王朝的文人骚客为推迟大清王朝的寿命而改革，而是为了日本的繁荣、强大，为日本进入世界文明国家之列。这个关键不是强大，而是“文明”。这种想法是中国的那些腐儒和顶戴花翎们所不懂的。而当今中国的天朝，则是彻底把“文明”二字碾碎了。 《菊与剑》作者说，“不喜欢革命的国家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这个长处就是日本独有的文化价值，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对自己份内的事要做好，敬业、忠诚，强调对秩序、等级（尊卑等）的信赖。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早就看到日本的这种独特长处，他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夸赞说∶日本传统中对长辈，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 对斯宾塞的信赖和期许，日本精英们听了，并最终做到了。除了二战这一段需要另外作文的历史，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成为真正民主国家，而且建成一个全球最文明、礼貌，尤其是保守主义主导的国家，其“独特性”（也是例外性）非常令人刮目，甚至给美国（更别说其它国家）做了榜样示范。任何理性、追求文明、人性的国家，都应该好好学习日本的优秀之处。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10月号 2021-10-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如果你想十分钟明白陈水扁案
【曹长青按∶台湾政论家金恒炜先生在当地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新台湾加油》（主持人廖筱君）谈陈水扁案，后被整理出文字。金恒炜对陈水扁案的性质，政治背景等做了透彻的分析。你只要读过这篇文字，就能知道陈水扁案的真相。特此推荐。】 主播∶我想请教金老师，你也认为这是个民选总统对前任的民选总统的政治追杀吗？ 金∶陈水扁做了八年的总统，被关了五年，这个就是台湾的现实。陈总统现在的身心受创，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讲过，是手铐铐著他的那一刻，是他最大的梦魇，也就是说他的忧郁症或他的心理疾病，是从那一刻开始种下的；来自于对他的羞辱。 我们思考看看，这是不是有意羞辱他呢。陈总统被送到台北看守所的时候，需要铐手铐吗？我举个例子来对比。刚刚影片也有，他到台南去，奔丧那一次，不用戴手铐；从北监到台南，这麽长的时间、这麽长的路程即不用戴手铐，从台北地院到台北看守所就要戴。这不是故意羞辱是什麽？我觉得这个羞辱对陈总统的打击非常的大，我认为这是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其实这个是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也看到他现在要回北监的情形会怎麽样。陈总统写过字条∶从“一位前总统之死”，到“我会死在狱中”，到“我可以死了”，这是目前发展。非常清楚，陈总统的所有医疗小组成员都讲说，他的病就是北监来的，送回北监，他绝无活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陈总统自己也不愿意活，他说我死掉的话，我最少对台湾还有最后的贡献；这是他自己的话。只要跟这些见过陈总统的医生谈，他们都会告诉你陈总统的情形，现在就是这样子。 至于说这不是政治追杀，是司法案件，我们也可以举很多例子。我想你们也访问过陈总统的律师，这些律师最知道案情，我只是从政治的发展来讲。把陈总统关到牢里头，不是针对陈总统一个人，而是以他为核心，制造出民进党是贪腐集团的结论。 你只要看扁案，不只让陈总统家里所有人被牵扯，连他那时候三岁的孙子也要当证人，他的家族，从他太太一直到他孙子，然后他周边的政务官，政务官大概有十几个，全部被认为是贪腐罪，最后却没有一个判刑，全都是无罪。 《自由时报》整理民进党公职人员被滥诉的名单，里面有十四位∶彭百显、许添财、邱义仁、高英茂、谢清志、石守谦、副总统吕秀莲、游锡堃、许阳明、陈哲男、周礼良、吴乃仁、吴明敏，还有这里面没有写进去，吴澧培、苏治芬，这麽多人。这个一大串意思是什麽，就是要把民进党搞成贪腐集团。从2006年发动红衫军开始，到抹黑民进党成贪腐集团；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解除了国民党的黑金，一个是把“贪腐集团”的标 贴在民进党头上。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是黑金，但是等到他把民进党贴上贪腐集团之后，国民党自己的黑金就被隐藏起来，这个抹黑的政治工程在2006年就已经开展了。 主播∶以司法威吓来进行所谓的司法枷锁，套在你身上。 金∶就是一方面左手是政治，右手是司法，这两个互相为用。2006年的时候，红衫军案提到的是国务机要费。还有TVBS，李涛夫妻档，那时候天天把吴淑珍什麽礼券的，弄得一大堆，最后全都是无罪。 所以可以看到，从2006年开始铺陈，一直铺陈到马英九上来，陈水扁被抓；我们当然不晓得陈水扁被关多久，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马英九当总统当多久，陈水扁总统坐牢就坐多久，这完全是同步的。再看陈致中的市议员，因为法院判他做伪证，内政都就把他的市议员拿掉，当时他没做多久。他是替他父亲作证，在法庭里面即使是说谎，老实讲在西方也不会认为你有罪，最多判你缓刑，这个是政治追杀的情形，非常清楚。 所以一步一步这样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司法的问题。特侦组可以站成一排说扁案办不下去我鞠躬下台？全世界民主国家里头没有这样子的检察官。然后司法节的时候，法务部长跟检察官、法官出来演戏，演什麽戏呢，演陈水扁被手铐铐起来的戏，在司法节演这样的戏码，这是司法之耻，对司法的耻辱，连孔杰荣都说你们搞的就是马戏团。（孔杰荣为马英九老师，原哈佛教授） 你也可以看到换法官、然后找人做伪证，辜仲谅做伪证这个是事实；然二次金改判无罪，马英九立刻找了法务部长、司法院院长吃饭，说不符合社会期待；司法可以受到社会观感的影响吗？ 接下来最高法院马上自为判决。我们司法界有两个造法；法官造法就是自己制造法律。在成文宪法里，所有的法学家都告诉我，成文宪法的法官没有造法的空间，即使你要造法也不能够离开他的语言结构，我们的法官都不管。我们有两个造法，制造大水库理论，大水库造法是让马英九脱罪，另外是炮制实质影响说，造法的结果是认为陈水扁总统有罪。实质影响说违反了很多条法律，第一个违反宪法，行政最高机关是行政院长不是总统，总统不能参加行政院会，无直接指挥部会之权，实质影响说违背宪法。何况大法官释宪文第六七七号，一一表列总统的权力，不含行政权。宪法规定得很清楚，所以用法定职权说取代实质影响说，完全违宪！ 而且我们刑法第十条条列公务人员法定职权权限，判总统有罪的这些事件，其实都不是总统的职权，总统也不能直接下令完成得了的。为什麽要用实质影响说，后来我看到法务部有个发言人出来讲，他说实质影响说的情形之下，即使赂款没有达到目的，也可以有对价的关系，讲得很白，所以你可以看到司法的迫害造成陈总统身心受创。 陈总统不是没坐过牢，陈总统替一本法律书《丹诺自传》写序，他说因为蓬莱岛事件他在牢里，他也是趴著写，那时候对他的身心没有受害，第一个他当时年轻，第二个他那时候知道他是被冤枉的，现在的情形是他被抹黑，抹到他爬不起来，民进党又跟他切割。 所以我觉得陈总统到今天这个情况，大家要思考。我也要讲一下，陈水扁总统是民进党里头唯一一个选上台北市市长，民进党里没有其他人选上台北市市长，陈水扁总统又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选上总统而且连任成gong。陈水扁总统是民进党里真正能够达到执政目标的唯一天王，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另外一方面，他在2002年2003年喊出一边一国，要公投，大家说公投绑大选，他要用公投来决定台湾的宪政地位，在民进党的理念这一块，陈水扁是站在第一线。虽然有很多人对他批评，尤其“四不一没有”，我也批评过，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目前为止民进党里面有谁把民进党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只有陈水扁总统一个。所以，这也是为什麽马英九或是共产党非得要把陈水扁关进牢里，非得要用手铐铐起来，就是要告诉台湾人，你们台湾人选出来的总统会变成阶下囚，所以只要帮陈水扁政府做过事的这些政务官，非要诛杀不可。这一连串的情况是政治上的大阴谋，我们讲过，陈水扁自己也讲，他是替台湾人钉上十字架。我们必须承认。 ┅┅┅┅┅┅.. 金∶我现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美国的福特总统特赦尼克森，连审判也没有。我觉得福特的这一段话其实可以非常睿智的投射到台湾的陈总统事件来。福特说明为什麽要特赦尼克森，他说∶ “前合众国总统没有受到与其他被控违反法律的美国公民一样公平的待遇，为了给社会交代，无论是维持无罪推定或是对他进行匆忙的有罪判刑，他都会受到残酷和过度的惩罚，漫长的拖延和诉讼必定激发人民憎恶的情绪，我们人民的观点会再度两极分化，政府自由制度的可信度会再度在国内外受到挑战，最后，法院会认定对尼克森的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程序，对他在总统任内那些指控的历史性判决，会显得毫无意义。” 这一段话拿来看台湾马英九对付陈总统，福特所说那些事情，果然都发生了。陈总统受到无情的漫长的诉讼对待，然后两极分化，而且法院不管你怎麽判大家都不满意。这些事情从福特特赦尼克森中可以很清楚知道。特赦没有前提，连要不要进去司法程序都不用考虑，是总统他就有权特赦，特赦没有定不定谳的问题，这从尼克森的案子中可以看得出来。 ┅┅┅┅┅┅┅ 金∶我补充一点，我还记得，2006年红衫军的时候我去总统府，我见了总统后出来，碰到马永成，我跟他讲，2008年总统大选，民进党选不上，陈水扁全家会被诛杀，包括你在内。2006年我就讲过，因为我太了解中国的政治了，我太了解中国历史上怎麽对付他的前朝，2006年我就讲了，我不知道马永成有没有把话听在心里。 主播∶现在我们在台湾，台湾是民主国家，这是台湾这不是中国政权，不是共产政权。 金∶我一直强调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行政权跟立法权有得时候可以合在一起，比如说总统在国会里头掌控多数，或内阁制国家，是行政权跟立法权可以合一，所以司法权是唯一可以维持民主制度能够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石。现在台湾司法权已经整个沦陷了，行政立法司法变成一体。马英九下命令，特侦组就要做，司法院长就要听，然后对付他的政敌，判刑之后可以说与社会期待不符，然后高等法院就自为宣判，还可以把二次金改案中的龙潭案切割处理，然后自为宣判；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没有司法权的国家，不能叫民主国家，2008年后台湾已经不是民主国家。我碰到很多西方的人，不管是记者还是政治人物，我都告诉他们不要认为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已经被马英九破坏殆尽了，台湾已没有制衡的力量。台湾民主大倒退，你看到媒体、人权，陈水扁在的时候最好的民主指标，那样的记录，包括副总统从事的人权成就，全被破坏殆尽。所以，台湾不是民主国家，才会发生追杀前总统这样的事情。 ┅┅┅┅┅┅┅. 金∶我补充一句，我常常跟别人解释扁案，如果陈水扁总统真的罪证确凿，司法需要用那麽多肮脏的步数吗？换法官，到日本去找辜仲谅做伪证，你去看红火案的笔录就很清楚，越方如他们花了多少力气施压、施惠辜仲谅。辜仲谅从头到尾跟特侦组讲，那3亿没有进扁家，最后他们判扁有罪的说法是，即使陈水扁没有拿到那3亿，辜仲谅的3亿，是为了将来索贿的需要而准备，又说那3亿是抵充被陈水扁总统索贿后的空洞；可以拗成这样子。所以在扁案的司法的程序里，没有一件不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美国是法治国，只要在司法程序上出一丁点差错，整个案子就通通不成立，辛普森案就是显例。洪英花法官说扁案自始无效，因为换法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肮脏的奥步，所有不该有的招数，在陈水扁的案件中通通出现。 ┅┅┅┅┅┅┅┅ 金∶我觉得你对马英九期望太高。谢志伟说马英九是职业学生出身，他告谢志伟，法院说谢志伟讲得有根据。马英九从来都是反动派，反对取消戒严法，反对直选，反对修改刑法100条101条，这都是马英九做的。这样的人做了总统之后，你会要求他遵守民主吗？他遵守民主才怪，那就不是马英九了。 ┅┅┅┅┅┅. 主播∶问题是他现在身心受创严重，我想柯文哲医师用很简单的方式说，陈水扁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如果是很严重的情况，他需要的是什麽样的治疗，如果是严重的精神方面疾病，要治疗可能不是说短暂回去过阴历年就能够解决，而是说怎麽面对他的病情，尤其是有什麽原因导致这样的病情。其实陈乔琪、柯文哲跟陈顺胜医师会站出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救一个人。没有看到民主国家元首这样的人物，关进去一点三八坪的牢房，到最后病成是这个样子。病因是什麽，没有病因吗？这一切都不单纯的。 金∶曼德拉在南非被关的时候，他还可以在牢房的外面跟所有被关起来的政治犯讨论策略，怎麽样在监牢之外发动恐怖攻击，这都是事实，他还可以在花园种菜。王丹的回忆录最近出版，他被关的时候，是单独的房子，有院子、有花树，随时可以出来，还有收音机，可以跟狱卒打桥牌。陈水扁总统说宁愿被共产党关，他不愿被马英九关，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来。 ┅┅┅┅┅┅┅┅┅ 主播∶你们提到真相，其实大家都看过陈总统在这段时间的折磨。为什麽他的案情起起落落，到处都是破绽，都是手脚？这是什麽司法！国务机要费案、陈敏熏案、二次金案案、龙潭购案等四大案，一审、二审都是一起审，到了高院三审，经过马英九的黑手，高院就独独把龙潭购地案与陈敏熏案切割出来，且自为判决，是前所未有的作法，就是不让阿扁出狱；因为二次金改扁已判无罪，一旦高院四案全部发回更审，只有放扁之一途。就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来看，司法独立性十分令人质疑，其中政治力介入的斧凿斑斑。只要陈总统可能会判无罪，就换法官，把蔡守训换上来，二审判无罪，高院就自为判决；随著这四、五年下来，这种判决，一下无罪、一下重罪、一下十八年，怎麽会有这样的司法？这也是加重陈总统病情，甚至导至精神疾病。陈总统是台大法律系第一名毕业，九自己可以好好打这场官司，但是陈总统没想到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 ，为什麽在台湾这还原扁案的真相是如此困难。各位最近都看过，有人拍了影片。看了影片之后，我们让专业来判断，他有病没病。真的是装病吗，那现在我们发现连真相也没办法公诸于世，可是国际人士来台，我想社长非常清楚，这段时间，包括国内很多媒体试图要把扁的病情真相公诸于世，可是到最后都无疾而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麽样的氛围，为什麽。 金∶我觉得很难，我参加过他们两个小组，一个是司法小组，到开始帮陈水扁总统打官司的律师，每个礼拜开一次会，我每一场都参加。接下来的医疗小组，开始一个月或几次之后我就参加，从来没有缺席。这些医生跟陈总统没有关系，过去也没有关系，也没有拿陈总统任何好处，但是他们全心投入，每周固定开会，没有间断，每天联络，交换讯息、意见，互相打气，目的只有一个，救陈总统回家。 主播∶甚至里头有蓝营的团队。可是医疗应该不分蓝绿，就是为了要救人。 金∶你刚刚讲的，柯医师也好、陈顺胜医师也好，林信男医师也好、陈乔琪医师也好、陈昭姿医师也好、郭长丰也好、张叶森医师也好，还有郭正典医师，都是台湾一流的医生，他们都尽全力救陈总统。陈顺胜是从高雄跑到台北看总统，这些人组成的团队尽心尽力，除了救陈水扁之外，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他们觉得很奇怪的是，陈总统病得那麽重，为什麽没有管道、没有媒体愿意来报导。我们接触过三个媒体，都是很大的杂�遥�都没有成gong过；只有一次成gong，大家已经看到了。为什麽会这麽困难？问题出在哪哩？其实我觉得我们媒体的问题跟我们的司法问题相比，不见得病得比较轻。不知道媒体出了怎麽啦？没有人可以批评跟共产党有关的人事物，没有办法正面的批评共产党；你可以骂马英九，可是中国不能骂。很多人说台湾的媒体香港化，香港在九七年以前走的路，现在台湾在复制。这个才是台湾真正危险的地方；陈总统只是这些危险里面最突出的标志而已。 ┅┅┅┅┅┅┅. 主播∶扁案在过去这段时间，曾经让很多人抬不起头来，支持者伤心挫败甚至热情不再，不是因为民进党下台，而是因为扁案代表著很多人的耻辱，但是随著真相水落石出，很多司法不公、政治力介入，让很多人对扁案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对扁案关心的续进能量似乎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发现他们所听到的并不是检方说了算的，一个追求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国家，扁案，恐怕不能以为闭上眼睛就什麽都看不到，更多的真相期待被揭发。 金恒炜按∶这是三立“新台湾加油”在2013/02/16播出的本人发言的文字稿，由凯校张富美校长先找人笔录，本人再逐字逐句修订。特此声明，并向张校长及凯校致谢。 此文为该节目文字稿的节选。 （原载金恒炜博客http://wenichin.blogspot.tw/） 2016-03-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红色政权遇上黑色宣传
何清涟 “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手法自古有之，主要用之于政治斗争中，其特点是无中生有、巧妙抹黑、将虚假信息包装成内部消息等，目的是为了离间敌方，动摇敌方军心。“黑色宣传”成为信息战的一个门类并服务于战争，还是二战中发生的事情。盟军当中，美国、英国都是玩这种“黑色宣传”的高手，从二战纪录片来看，盟军在合适的时候高明地运用了黑色宣传，促进了第三帝国加速衰亡。 无论是资源投入还是在宣传理论的造诣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共，近几年却频频遭遇“黑色宣传”，而且至今也还未能取得胜利。 中共遭遇的黑色宣传之经典 1990年代以来，海外针对中共的黑色宣传经典作品有两部，第一部是个人针对中共奉为政治圣人的周恩来的那本《叫父亲太沉重》。这书于1994年在海外出版，作者艾蓓，在书中自称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此书一出，在海外华人当中几乎引发风生雷动之效应，连续再版。北京终于坐不住了，新华社于1994年8月发表一篇《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内容是新华社记者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采访。该负责人指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新华社记者进一步指出，作者真名叫张艾蓓（原名“张爱培”），1955年12月28日生于安徽省五河县园集乡园集村)，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张兆方，母亲黄菊兰。 北京可能是初次面对源自个人猎名需要的黑色宣传，采取正面应对方式，让最高官媒新华社与权威研究机构出面澄清，结果也未竟全功，反而为该书做了免费广告，让众多中国人知道海外有这本书的存在，纷纷想法到香港购买，此书得以在数年中一直作为长销书。国内读者的心理是：管它是真是假，先买来过把眼瘾再说。再到后来，当作者成为哈佛某名教授夫人，沾其夫之光回国成为中共座上宾之后，中共事实上几乎完败——当然也可以大度地说“相逢一笑泯恩仇”。 第二部黑色宣传杰作属于行为艺术，即2011年2月17日开始的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 2月17日，“@mimitree0 秘密树洞”这个推号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茉莉花革命’初次集会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集合地点将提前一天在博讯新闻网公告，希各周知。如届时情况有变不能及时通知，请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广场。”这条消息在数人转推后被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丁小发现并以“中东镇压示威受关注 网传中国茉莉花革命日期已定”发了消息，紧接着博讯滚动新闻据此发表“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此后这条消息于一天之内在推特及其它网络上不胫而走，又被一不知名网友制作成茉莉花革命的Google地图，然后再有网友发布这次革命的口号，如“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义，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等，一场疑真疑幻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就这样在网上发酵成熟了。 就在中文推特圈众推友对此消息抱持怀疑态度，大都认定是场“行为艺术“之时，中国政府却用警察的“豪华出场”帮助完成了这部魔幻现实主义行为艺术作品。此后几个月内，在网上宣布有集会发生的城市都会有军警出场，北京等城市对这场虚拟的茉莉花革命集会的体制性防卫，直到十月初才结束。 我在《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2.20茉莉花革命》中指出，这是“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中共的体制性防卫过当，暴露了中国政府内在的极度虚弱，推特中文圈不少人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或是传播了这条消息或是发表了相关评论，其鼠标就是促使这场“革命”发酵的工具，“这是一部产生于地下奔突着烈火的地面之上的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归属于行为艺术类别”。 各种黑色宣传正在进行时 自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开始唱红打黑以来，海内外中文媒体进入红色宣传与黑色宣传大比拼状态，英文媒体也深涉其中，背后的放料者有中共各派系势力。如果独具慧眼的有心者现在搜集各种资料，沉淀十年以以后研究中国本朝新闻史，一定可以写在一本权威性研究的学术著作。 处于“现在进行时”的黑色宣传事件，第一件是香港铜锣湾五书商事件。这一事件由该书店意欲出版《习近平的情人们》N个版本引发。这次黑色宣传的制作者在明处，即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桂民海、李波等五人。整个事件的经过已由博闻社披露。在《独家：习书首版被300万买断 桂民海李波食髓知味再出终惹祸》（2016年2月21日）一文中，经过写得清楚明白：“本社从知情者获悉，桂民海和李波事实上已出版了一本有关习近平情人的书，但面世前被内地用300万港币买断，不料桂民海食髓知味，又在世界各地物色数名作者再写此主题的书，想继续让内地‘买断’挣钱，终惹怒有关当局，出动强力部门‘了结’”。该报道还补充了一些细节：书是2014年出版的，买断方是山东（习夫人彭丽媛的家乡）有关方面，原因猜想是“拍马心切”。 有关方面在香港绑架书商一事，当然遭到国际社会高度谴责，尤其是香港人深感危险，更是谴责之声未断，最后被炒成一个国际事件。如果从最终结果来看，应该是北京方面稍有胜出：一是身在美国的写作者们接二连三地出面说明，这N本情人书籍里面的情人来源并不可靠，属于“文学创作”；二是铜锣湾书店这些年盛产的近百本政治八卦书籍的声誉严重受损；三则是境外抓捕行动起到了足够的威慑作用。练乙铮在《掳人：并非侮辱港人智慧，而是党官“蓄意拙劣”》一文中，通过介绍哈维尔对极权政治的分析谈得很透彻，“对大多数人而言，不断的查问和骚扰，已足够制止逾矩言行，‘自愿’与政权息争，甚或主动在某些方面满足政权的要求，作某种配合。在整个过程里，政权采取的手段粗糙鄙劣，表现出一种蓄意拙劣。” 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给黑色宣传的制造方提出的警告是：意在金钱的黑色宣传者们如果身处“敌方可控制区域”并亮明身份，将使自身面临高度风险。 第二件现在进行时的黑色宣传事件，即自称“忠诚的共产党员”发布的《促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这封未署实名的公开信发布于两会召开之前，在海外流传，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中共党内倒习大潮的一朵浪花，但国内《无界新闻》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于3月4日，即北京两会开幕当天公布了这份信件，导致无界新闻的编辑、网络技术人员多人被抓，双栖于香港、北京的专栏作家贾葭失踪。两位身在海外的异议作家的家属也被其原籍政府羁押，终于演成一场国际事件，国际媒体纷纷谴责北京当局采用封建社会的连坐制，动用公权力绑架被怀疑参与公开信人士的家属。直至3月30日，长平等两人家属被放出来，才算是阶段性了结。 这一黑色宣传事件的看点是：一、至今还没有人或组织出面自承是公开信的真正作者并对此事负责；二、出现了摹仿者，3月29日，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有自称“171位來自党政军群机关的忠诚党员”发表第二封公开信（明镜网站，目前已被删除），信中指习近平在包括铜锣湾书店案等诸多事件中处理不当，搞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同时呼吁中共十九大时实行8000万党员一人一票选出党中央。 谶纬学国度遇上网络：黑色宣传诞生2.0版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谶纬学流行的国度，全社会都易受传言影响，各种神秘的谶纬与传言都会成为王朝末期的政治动员工具。中共当年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频频使用黑色宣传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比如由陈伯达以学术研究形式出版《四大家族》，极度夸大蒋宋孔陈家族的财产额度与掠夺手法，有效地在知识界与国民政府的中低阶中毁坏了国民党高层的形象。在夺取政权之后，垄断舆论与意识形态，所有手法都名之为“红色宣传”。但在揪出了党内“反党集团”或者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时，也无不采用这种“黑色宣传”方式来对付他们。比如文革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指使下出版的《一号扒手外传》，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彻底污名化。 中共使用这种黑色宣传手法，可谓世无敌手。但如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世界进入网络时代，黑色宣传的中国2.0版诞生，发起者可明可暗，行踪飘忽有如鬼魅，中共红色宣传部门的专家们为了应付这种新局面，可能得绞尽脑汁。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9期 2016年3月18日—3月3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2595）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