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习近平“反腐”大业的“短板”
习近平接任后，重塑中共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成了头等大事。据其两次讲话宣示，其方向有三：在统治集团内部，以“反腐”为手段治理党与政府；对民众，则许诺将“面包”做大，解决民生；对外采取强势的民族主义姿态，11月间中国新版护照地图将与东南亚邻国有争论的土地划进中国版图，引发与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的纠纷，可视为一种试探。 中共反腐的腾挪余地有多大？ 上述三大举措，习近平能掌握一定主动权的其实只有“反腐”一项。因为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以履行“面包契约”，要受本国资源、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商品需求变动等许多约束；展示强势的民族主义姿态，也得受制于他国的反应及国际局势。但细细盘点之下，这看似能掌握一定主动权的“反腐”大计，其实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短板”。 中国的政治腐败非常严重。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万多件，结案63万多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万多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胡温时代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反腐”，从严从重的空间很大。更何况，这些被查的腐败官员只占腐败官员的一小部分，在中国这种政治不透明的国度，腐败黑数相当巨大。 所谓“腐败黑数”，是指确已发生但未发现，或虽发现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官员数量占腐败官员总数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被查处的腐败案件 +腐败黑数= 实际腐败数 国际上习惯用百分比来表示腐败黑数的大小。中国的腐败黑数究竟是多少？有的学者估计80%以上，有的学者则认为达到了95%。 这就是说，查处曝光的腐败案件仅占腐败总数的5－20%。虽然这一估算相差15个非分点，但考虑中国政治的黑箱状态，只能如此宽松估计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真要下决心反腐，空间很大，可以挖掘出来的腐败官员很多。从下届政府财政收入考虑，打击贪官没收其财产，也不失为财政困难的一个办法。 反腐的“短板”在哪里？ 中国官场的腐败有多严重？瑞吉是美国Trace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总裁。她曾将印度、中国与俄国的腐败模式做过比较，认为印度的腐败是金字塔型，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成，但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太愿意收受贿赂，部分官员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的时候已经“金盆洗手”。俄罗斯的腐败是一个巨大的矩形，从最基层一直到最高层，其腐败程度没有任何区别，并且都伴随着威胁与恐惧。中国则是倒金字塔型，级别越高，捞钱越多。可以说，今年中国由于权力斗争白热化而导致的政治高层家族资产曝光，正好证实了瑞吉的描绘接近中国现实。 根据习近平本人推出以“六张网”全方位覆盖的“奥运安保模式”来看，他笃信“治乱邦用重典”。打击腐败官员，他也未必心痛，更何况基层政府过于庞大，通过反腐清除一大批蠹虫相当于精简人事。从1987年到2009年这23年之间，因腐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只有区区120名，再将数量扩大一两倍也绝对没有冤死鬼。 习近平“反腐”的短板在于“红色家族”的腐败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远播五大洲，只是中国人不大容易听到而已。近年来这故事逐渐在中国境内偶然也冒出头来，比如 《人民论坛》2010 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文章“中国新富家族”，透露一条重要消息：“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该文还说，中国的富豪家族，除了草根崛起（以浙商和广东商人为主）、从体制内起步、亦官亦商的“红帽商人”这两类之外，红色家族为主要一类。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制度性难题：一党专制与腐败是共生关系 2012年，中国人是大饱眼福与耳福的一年，高层激烈的权力斗争让双方不顾一切地将这类“国家最高机密”抖搂出来，于是薄家、习家、温家无一幸免，全成了有关中国政治的大话题。薄家夫妇均在监狱里，无法置辩；习近平因妻女并无经商活动，其姐姐也算是前副总理公主，致富不一定是托其弟荫蔽，因此他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对彭博报道硬接了一棒。但温相却不同，一是披露的财富数额高达27亿美元之钜；二是其妻儿等直系亲属均为故事主角，因此他要回应《纽约时报》10月份那篇“总理家人的秘密财富”，并指责该报道关于其家人持有平安股份的内容虚假不实，保留对纽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纽约时报》对此予以针对性的回应，11月24日推出“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Ping An’s Hidden Shareholders: Friends and Family of Wen Jiabao），25日推出“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指出因温相帮助平安度过了难关，作为回馈，温家人拥有平安公司价值亿万的股票，他们通过泰鸿于2002年12月从平安购得的每股价格仅为另一家投资公司（英国汇丰控股）两个月前所付价格的四分之一。 温相为什么要坚持声明自己是清廉的？估计是因为他站在中国官场的污泥当中，与其前任及同期政治局常委相比，他内心认为自己的家族成员只不过做了与其他红色他家族相同的事情。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很多，2001年11月24日，国内的《证券市场周刊》曾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披露了华能国际成为总理李鹏的家族企业的故事，作者马海林锒铛入狱，至今下落不明。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 To the money born），第三代与第四代红色政治巨头的家庭成员大多榜上有名。该文还特别指出，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就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和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为野心勃勃的新一代太子党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他们这两位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族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不择手段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类行为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篇报导还指出，说新一代太子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分享经济利益，是牺牲外国投资者还包括老一辈太子党的利益。 中国政界的腐败是种赤裸裸的掠夺，它造成了中国大多数人民非常贫穷。这种财富分配格局只能依靠独裁下的政治暴力维持。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已经成为制造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要坚持这种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就是坚持维护腐败的再生机制。习近平现在虽然高调宣示“反腐”，但红色家族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注定成为“反腐”的政治短板。只要红色家族巧取豪夺的行为继续存在，平民出身的各级官吏绝不会停止掠夺：你们自称“红色江山”的真正主人，还如此疯狂偷钱，那我们这群“家仆”就有样学样，大家一道将这国家抢光偷光拉倒。 各位读者，请原谅我描绘的这幅反腐前景图如此黯淡，因为我从来就没学会自欺欺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2期 2012年11月16日—11月29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505）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红色政权遇上黑色宣传
何清涟 “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手法自古有之，主要用之于政治斗争中，其特点是无中生有、巧妙抹黑、将虚假信息包装成内部消息等，目的是为了离间敌方，动摇敌方军心。“黑色宣传”成为信息战的一个门类并服务于战争，还是二战中发生的事情。盟军当中，美国、英国都是玩这种“黑色宣传”的高手，从二战纪录片来看，盟军在合适的时候高明地运用了黑色宣传，促进了第三帝国加速衰亡。 无论是资源投入还是在宣传理论的造诣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共，近几年却频频遭遇“黑色宣传”，而且至今也还未能取得胜利。 中共遭遇的黑色宣传之经典 1990年代以来，海外针对中共的黑色宣传经典作品有两部，第一部是个人针对中共奉为政治圣人的周恩来的那本《叫父亲太沉重》。这书于1994年在海外出版，作者艾蓓，在书中自称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此书一出，在海外华人当中几乎引发风生雷动之效应，连续再版。北京终于坐不住了，新华社于1994年8月发表一篇《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内容是新华社记者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采访。该负责人指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新华社记者进一步指出，作者真名叫张艾蓓（原名“张爱培”），1955年12月28日生于安徽省五河县园集乡园集村)，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张兆方，母亲黄菊兰。 北京可能是初次面对源自个人猎名需要的黑色宣传，采取正面应对方式，让最高官媒新华社与权威研究机构出面澄清，结果也未竟全功，反而为该书做了免费广告，让众多中国人知道海外有这本书的存在，纷纷想法到香港购买，此书得以在数年中一直作为长销书。国内读者的心理是：管它是真是假，先买来过把眼瘾再说。再到后来，当作者成为哈佛某名教授夫人，沾其夫之光回国成为中共座上宾之后，中共事实上几乎完败——当然也可以大度地说“相逢一笑泯恩仇”。 第二部黑色宣传杰作属于行为艺术，即2011年2月17日开始的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 2月17日，“@mimitree0 秘密树洞”这个推号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茉莉花革命’初次集会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集合地点将提前一天在博讯新闻网公告，希各周知。如届时情况有变不能及时通知，请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广场。”这条消息在数人转推后被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丁小发现并以“中东镇压示威受关注 网传中国茉莉花革命日期已定”发了消息，紧接着博讯滚动新闻据此发表“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此后这条消息于一天之内在推特及其它网络上不胫而走，又被一不知名网友制作成茉莉花革命的Google地图，然后再有网友发布这次革命的口号，如“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义，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等，一场疑真疑幻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就这样在网上发酵成熟了。 就在中文推特圈众推友对此消息抱持怀疑态度，大都认定是场“行为艺术“之时，中国政府却用警察的“豪华出场”帮助完成了这部魔幻现实主义行为艺术作品。此后几个月内，在网上宣布有集会发生的城市都会有军警出场，北京等城市对这场虚拟的茉莉花革命集会的体制性防卫，直到十月初才结束。 我在《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2.20茉莉花革命》中指出，这是“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中共的体制性防卫过当，暴露了中国政府内在的极度虚弱，推特中文圈不少人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或是传播了这条消息或是发表了相关评论，其鼠标就是促使这场“革命”发酵的工具，“这是一部产生于地下奔突着烈火的地面之上的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归属于行为艺术类别”。 各种黑色宣传正在进行时 自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开始唱红打黑以来，海内外中文媒体进入红色宣传与黑色宣传大比拼状态，英文媒体也深涉其中，背后的放料者有中共各派系势力。如果独具慧眼的有心者现在搜集各种资料，沉淀十年以以后研究中国本朝新闻史，一定可以写在一本权威性研究的学术著作。 处于“现在进行时”的黑色宣传事件，第一件是香港铜锣湾五书商事件。这一事件由该书店意欲出版《习近平的情人们》N个版本引发。这次黑色宣传的制作者在明处，即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桂民海、李波等五人。整个事件的经过已由博闻社披露。在《独家：习书首版被300万买断 桂民海李波食髓知味再出终惹祸》（2016年2月21日）一文中，经过写得清楚明白：“本社从知情者获悉，桂民海和李波事实上已出版了一本有关习近平情人的书，但面世前被内地用300万港币买断，不料桂民海食髓知味，又在世界各地物色数名作者再写此主题的书，想继续让内地‘买断’挣钱，终惹怒有关当局，出动强力部门‘了结’”。该报道还补充了一些细节：书是2014年出版的，买断方是山东（习夫人彭丽媛的家乡）有关方面，原因猜想是“拍马心切”。 有关方面在香港绑架书商一事，当然遭到国际社会高度谴责，尤其是香港人深感危险，更是谴责之声未断，最后被炒成一个国际事件。如果从最终结果来看，应该是北京方面稍有胜出：一是身在美国的写作者们接二连三地出面说明，这N本情人书籍里面的情人来源并不可靠，属于“文学创作”；二是铜锣湾书店这些年盛产的近百本政治八卦书籍的声誉严重受损；三则是境外抓捕行动起到了足够的威慑作用。练乙铮在《掳人：并非侮辱港人智慧，而是党官“蓄意拙劣”》一文中，通过介绍哈维尔对极权政治的分析谈得很透彻，“对大多数人而言，不断的查问和骚扰，已足够制止逾矩言行，‘自愿’与政权息争，甚或主动在某些方面满足政权的要求，作某种配合。在整个过程里，政权采取的手段粗糙鄙劣，表现出一种蓄意拙劣。” 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给黑色宣传的制造方提出的警告是：意在金钱的黑色宣传者们如果身处“敌方可控制区域”并亮明身份，将使自身面临高度风险。 第二件现在进行时的黑色宣传事件，即自称“忠诚的共产党员”发布的《促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这封未署实名的公开信发布于两会召开之前，在海外流传，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中共党内倒习大潮的一朵浪花，但国内《无界新闻》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于3月4日，即北京两会开幕当天公布了这份信件，导致无界新闻的编辑、网络技术人员多人被抓，双栖于香港、北京的专栏作家贾葭失踪。两位身在海外的异议作家的家属也被其原籍政府羁押，终于演成一场国际事件，国际媒体纷纷谴责北京当局采用封建社会的连坐制，动用公权力绑架被怀疑参与公开信人士的家属。直至3月30日，长平等两人家属被放出来，才算是阶段性了结。 这一黑色宣传事件的看点是：一、至今还没有人或组织出面自承是公开信的真正作者并对此事负责；二、出现了摹仿者，3月29日，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有自称“171位來自党政军群机关的忠诚党员”发表第二封公开信（明镜网站，目前已被删除），信中指习近平在包括铜锣湾书店案等诸多事件中处理不当，搞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同时呼吁中共十九大时实行8000万党员一人一票选出党中央。 谶纬学国度遇上网络：黑色宣传诞生2.0版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谶纬学流行的国度，全社会都易受传言影响，各种神秘的谶纬与传言都会成为王朝末期的政治动员工具。中共当年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频频使用黑色宣传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比如由陈伯达以学术研究形式出版《四大家族》，极度夸大蒋宋孔陈家族的财产额度与掠夺手法，有效地在知识界与国民政府的中低阶中毁坏了国民党高层的形象。在夺取政权之后，垄断舆论与意识形态，所有手法都名之为“红色宣传”。但在揪出了党内“反党集团”或者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时，也无不采用这种“黑色宣传”方式来对付他们。比如文革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指使下出版的《一号扒手外传》，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彻底污名化。 中共使用这种黑色宣传手法，可谓世无敌手。但如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世界进入网络时代，黑色宣传的中国2.0版诞生，发起者可明可暗，行踪飘忽有如鬼魅，中共红色宣传部门的专家们为了应付这种新局面，可能得绞尽脑汁。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9期 2016年3月18日—3月3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2595）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美国正在自杀
美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是朝向真正进步和富强，而是走向毁灭的自杀之路。所谓“自杀”，主要指其价值选择越来越堕落。 早在1776独立建国时，美国就存在两条不同路线的选择∶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强调走英国保守主义道路，即尊重传统，重视基督信仰，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强势中央政府和强大美国。以杰弗逊、潘恩等为代表的，则倾向法国大革命模式，砸碎条条框框，走所谓大众民主的整体社会改造。 但这两条路线之争，没有你死我活。因法国大革命的残暴资讯传到美国後，杰弗逊等人也不那麽热衷了；尤其他当了总统（第三任）後，更感知到，华盛顿，尤其是汉密尔顿建立的税收、海关、债卷等经济体制、强大军事等的重要性。另外杰弗逊强调各州自治、分权、低税收等，都和後来共和党保守派取向一致。 罗斯福、约翰逊、奥巴马，“左”况愈下 美国两大党的主要经济政策分野，直到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左翼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才有了明显区别。罗斯福热衷社会主义，要政府扮演更大角色，甚至均贫富、推行平等主义。後来他的左翼传人约翰逊总统推行“大社会”，使美国更偏向社会主义。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上台後，踩了一次刹车，把最高个人税率一下砍掉42个百分点，降到28%，恢复市场经济和美国人的信心，尊重个人财富和权利，包括强调道德信仰等，被视为是一次保守主义回归。 後来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上台。黑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仅占14%，奥巴马能当上总统，本身就证明美国没有制度性对黑人的歧视，否则仅靠14%怎麽可能当上总统？奥巴马应该最有机会弥合黑白族裔冲突、营造族群和谐。但恰恰相反，奥巴马却利用总统权力强化了黑白对立。一有黑人和员警冲突的恶性枪杀事件，奥巴马就情不自禁出面，煽动黑人仇恨员警（仇恨白人）。在这种背景下，左媒和黑人政客推波助澜。後来美国风起云涌的打砸抢烧“黑命贵”运动，在奥巴马时代已孕育。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应该强调“法治”。而美国这个人类第一个民主国家，居然纵容黑人为主体的“黑命贵”全国性打砸抢烧！完全践踏法治，无法无天！为什麽发生这种局面？因为左翼民主党在背後支持，为打击当时执政的川普总统，为左派夺权做舆论煽动。所谓照顾黑人、争公平是幌子，真正目的是夺权。再加上利用疫情，广发邮寄票（不核实证件），拜登们窃选成功。美国更变本加厉走向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要毁掉道德、信仰、法治。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杀”开始了。 杀掉“法治”和边界，恶性犯罪飙升 首先是杀掉法治。黑命贵如此打砸抢烧，警方不敢处理，因为触犯黑人，就是触犯了政治正确，动辄丢掉工作，甚至个人自由（被判刑）。警方不敢执法、不愿执法，黑命贵们就更加嚣张。在左派大本营的加州，到商店偷盗抢劫950美元以下商品，居然被宣布不追究重罪，等於纵容犯罪，被称为“零元购”，不花钱，商品随便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国家！ 美国的犯罪率火箭般上升，恶性枪杀案每周都发生。自1927年以来一直是左翼民主党执政的芝加哥，每个周末都是屠杀日，恶性枪杀案从没停止过。在左派集中的三藩市，白左检察长博彻思（Chesa Boudin，其父母是共产党员，因抢劫银行杀害两名员警而被判无期徒刑）居然上任第一年就释放了25%的监狱罪犯。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从小就仇恨员警，同情罪犯。在同样左疯成堆的纽约，检察长也同样左倾。芝加哥、加州、纽约，三大左派掌权之地，被视为“罪犯的天堂”，凶杀案成倍增长。 “杀掉”法治的另一个标志，是容忍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边界，就等於丧失了主权和法治。可在拜登掌权下，美国过去16个月就涌入300万非法移民，仅五月份就24万！拜登们为什麽不制止？因为这是“夺权”需要。非法移民进入後，将来就有被特赦机会，然後就可投票，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左派民主党的票源。在左派占多数的纽约议会，已通过法案，不是美国公民也可以投票。这是预谋已久的“窃选”之路。 社会主义政策“杀掉”了美国的强盛经济。均贫富、国有化，都是官僚主义和灾难的同义词。拜登上台才一年半，通膨率41年最高！汽油价格全美五十个州一度都升到五美元以上，是美国1776建国以来第一次！物价飞涨，所有商品都大幅涨价，堂堂的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国，居然出现婴儿奶粉脱销，家长们恐惧！ 给美国“变性”，阉割传统美国的性质 家长们更恐惧的是，左派居然要在幼儿园、小学等，就向孩子宣扬、灌输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保守派的佛州州长签署了当地议会通过的法案，禁止从幼稚园到小学三年级宣扬同性、变性等，结果遭到民主党的全国性谴责攻击，说是剥夺了孩子的选择自由。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怎麽能懂得“变性”的严重後果？所谓“让孩子自由选择”，就是在自由的名义下，摧残孩子的身心，是害孩子！拜登作为总统，亲自鼓吹孩子有变性自由。左疯议长佩洛西高调去参加变性人的“变装皇后”真人秀表演，说变性自由是“美国的美丽”。左派民主党的要角们异口同声，支持男人以所谓“心理女性”进入女厕，甚至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等於公开支持作弊，把人类基本道德踩在脚下。 除了支持变性，毒品合法化，左派们还要颠覆美国传统。1620年从欧洲第一批抵达美国的“五月花号”上的基督徒，在船上就签署公约，要在美国建立“神的国度”，所以1620是建立信仰国家的标志。但左派要去掉这个标志，改为1619年，说那一年黑奴抵达被贩卖，美国是黑奴立国。这个“标志”的争议，更清楚地展示了左右派的根本分歧。左派要用为黑人争权利的名义，颠覆传统美国，毁掉美利坚的根基。 拜登最近自豪地宣称，他内阁中的同性恋者、变性人超过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总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六四事件前夕举行的升旗仪式上，居然是把美国星条旗和同性变性的彩虹旗一起并列升起。拜登政府公开宣扬、传播、灌输同性、变性。他们是要把美国“变性”，改变传统美国的性质，阉割美国。 美国的这场“自杀”会自我毁灭到什麽程度？除非今年11月美国国会改选，保守派共和党赢回参众两院，可能会踩一下刹车。尤其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如果川普回归，可能会与左派的“杀掉”美国拼死抗争。否则，美国白左主导的这场自杀将越演越烈，对美国和世界带来的损害不可估量。 2022-12-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怎样治疗中国的「缺德症」——在多伦多《九评共产党》纪念会上的演讲
（希望之声记者蔡红报导）2005年11月20日下午在多伦多市议会厅由《大纪元时报》加东分社、多伦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加拿大华人服务社、大多伦多中华会馆联合举办《九评共产党》发表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发表了题为《怎样治疗中国的“缺德症”》的演讲。希望之声电台分四集播出（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525/28262-1.asp），以下是曹长青演讲内容：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关心中国前途、信奉民主自由价值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多伦多，也非常感谢主持人邀请我来，有机会和这麽多朋友在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九评共产党》发表一周年纪念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近年，无论是退党，还是九评共产党，都是中国人社会中比较重要而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从一个对中国问题比较关注的观察家或者政治评论员的角度，看中国到底有了什麽问题，或者说中国患了什麽病。 中国这些年，尤其共产党执政以来，患了严重的疾病，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无论中国是两千年还是几千年的历史，恐怕可以说现在是道德最沦丧，道德最低下的一个时期，而且可能还没到谷底。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整体上的知识份子，以及那些制造假烟假药假奶粉的普通老百姓，普遍的缺乏道德，道德沦丧。中国患了严重的道德缺乏症，或者简称 “缺德症”。那麽这个疾病怎麽发生的？我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中国这个疾病从哪里传染来的；第二个，为什麽其他国家能预防治疗这个疾病；第三个，中国的疾病症状为什麽越来越重；第四个，怎麽治疗中国这个疾病。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缺德症是从哪里传染来的： 我觉得中国疾病的主要特徵是，全国上下都呈现道德沦丧。在上层，有个完全不道德的政权，建立在军队、屠杀、劳改营，包括精神病院（用它迫害异议人士）之上，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择权。 1921 年共产党成立， 56 年前中共在中国建政，这个政权，这种邪恶，怎麽会降临在中国这片土地，造成了这麽大的灾难？早就有报导说，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非正常死亡。 中共邪恶政权的出现，和二十世纪的灾难有直接关系。五年前，二十世纪结束了。二十世纪是人类科技最突飞猛进发展、经济比前1900 年都空前繁荣的一百年。但为什麽它会成为人类最灾难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几近在全球蔓延。根据专家的评估，多达1.3 亿人因此丧生，相当多伦多人口的40 多倍，死于饥饿、战争和迫害。这100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人类之前1900 年的总和。 为什麽发生这麽大的灾难？根据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导致这个灾难∶ 第一个，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关。1905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1919 年5 月29 号，也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五四运动的时候，相对论经过天文物理的观察，得到了证实。相对论本来是物理学的一个理论，但当时被西方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识份子拿过来，扩展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爱因斯坦本来是从物理学角度提出时间和空间可能是相对的，但这些左翼知识份子，这些前期共产党思维的知识人，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变成什麽都是相对的，包括道德也是相对的，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二十世纪初开始风行的、垄断知识人想法的就是道德相对主义。没有了绝对道德标准，那麽就各自对道德解释，包括中共说的无产阶级道德。什麽叫无产阶级道德？不道德就是不道德，什麽叫无产阶级道德？其实道德相对主义就是没有道德，否定道德，结果是反道德。二十世纪的道德相对主义风行，酿成一场场巨大的灾难。 第二个原因，就是佛洛伊德提出的性和梦的分析。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佛洛伊德，也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他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说人的行为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潜意识，其核心是性冲动。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因为“性”而产生的，都是潜意识的产物。这种理论导致一个恶果，因为潜意识没有是非、善恶的概念，结果也导致没有道德标准。它也是导致二十世纪知识界思想混乱、热衷道德相对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要从整体上改造社会，最后用暴力进行。结果我们看，凡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全部都是给人带来灾难。道德相对主义、佛洛伊德的性学说，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这三大学说，导致了百年灾难和悲剧；二十世纪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这三种理论中找到原因。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个德国人，就是尼采。尼采提出的超人学说，就是绝对意志，就是权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强调“超人”和个人意志。 今天我们看看，中国为什麽还是专制，为什麽这麽严重的道德沦丧？和中国还在实行尼采学说，还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还是超人统治有直接关系。毛泽东是超人，今天胡锦涛还要做超人，用超人来统治，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议会（纪念九评讨论会在多伦多市议会厅进行——整理者注）这样投票，让人民选择。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和二十世纪整个灾难是连在一起的，是这麽一个背景的产物。 第二个问题，其他国家为什麽能预防治疗这个疾病： 现在我讲第二个问题，为什麽有的西方国家预防了这个灾难，有的治疗了这个疾病。其中很明显的就是美国，她不仅没有被这三大主义打倒，还在二十世纪领导人类击败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冷战中，领导自由世界击败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邪恶。今天美国又开始领导反恐战争，来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为什麽在每一次人类重大灾难之际，每一次重大关头，美国都挺身而出，承担道义责任？这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强烈道德感有直接关系。美国所以承担道义责任，不仅因为其军事强大，经济强大，也不是由于她人口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督文明，有一种道德感，宗教感，所以这个国家才承担道义责任。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了解美国历史的都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由一批从欧洲来的新移民建立的。这批人还没到美国海岸的时候，就在船上订了一个公约，叫《五月花公约》。这个公约写的什麽？不是到美国捞金，不是到那去发财，买房地产，建大楼，他们说我们要去美国，在那里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建设一个精神的家园，建立一个道德的世界。是这样一种想法和理念奠定了美国的基础。 在华盛顿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知道美国有多少人口吗？就跟我们今天多伦多市一样多，有三百万。这三百万中，你知道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麽？我看了一下历史书，98 ％ 是新教徒，1.8 ％是天主教徒，两项加起来，美国当时的三百万人中 99.8％ 是基督徒，剩下的 0.2 是犹太教徒，犹太教信仰上帝，但不信仰耶稣，这就是说，从信仰上帝的角度，美国当时三百万人口，几乎是百分之百。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她建立的时候，人口中 99.8 ％ 是基督徒！这麽高的比例有信仰，而有信仰的人才会有坚实的道德基础。 美国历史书还记载，华盛顿领导革命军打独立战争时，当时革命军中的上校（当时还没有少将，中将，上将，军队比较大的官就是上校），除了一个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长老教会的牧师。美国是这麽一个奇特的历史，奠定了美国的文明底座，那就是一个信仰的底座，道德的底座。今天我们看，虽然美国也有左派， liberals强调自由意志，以自由的名义容忍，甚至纵容放纵，包括主张同性恋结婚等等，但是美国的这个道德信仰底座没有被摧毁，保守主义所强调的传统价值在美国还有坚实的根基。这从几个数字可看出：十年前《纽约时报》引述一项民调，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占 91 ％ 。我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少，但在美国竟高达九成以上！两年前美国 Fox 电视引述了一项民调， 90 ％ 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十年来，仅浮动了一个百分点。《文明的冲突》作者、在美国以至世界都较知名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一年前发表一篇论文，引述的数字说，美国现有 84 ％的人自认是基督徒。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因美国有近三亿人口，等于约有二亿五千万基督徒！ 有信仰的人，道德感会更强。几周前法国发生大规模穆斯林青年暴动，波及三百城市，近三万辆汽车被砸烧。在美国也有很多穆斯林，但却没发生这种现像，为什麽？因为美国的穆斯林融入了美国社会。最近《华尔街日报》引述说，美国现有二百万穆斯林， 59％ 有大学文凭，高于黑人等少数族裔比例；而且 21 ％跟其他宗教团体及族裔通婚，这个比例和其他宗教团体及族裔群体差不多。而且对美国阿拉伯人的统计更令人惊讶，移民来美的阿拉伯人，只有 23 ％ 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叫做穆斯林，也就是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美国还不到四分之一，多数美国阿拉伯人信仰的是基督教，占70 ％以上！其中 42％ 是天主教徒， 23 ％是正教徒， 12％ 是新教徒。这些阿拉伯人，穆斯林都融入了美国社会。 我们再看看在美国的华人。据《华盛顿时报》一年前引述的研究华人信仰的专家统计的数字，美国总共288 万华人中，三分之一是基督徒。美国是这麽一个国家，建立在基督文明、道德信仰的底座之上。今天，美国每月上教堂的人口比例是英国的两倍，是德国法国的三倍。为什麽美国在二战，在冷战，包括今天反恐之战中会承担道德责任？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才能避免中国那种大规模的“缺德症”，也避免了像俄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蔓延，也避免了像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也避免了像法国大革命那种血腥暴力，包括拿破仑的武力征伐。而且不仅避免，还成为了领导人类抵抗这种种疾病的中流砥柱。 另外我们看东欧国家，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以及俄国，都曾是共产主义的一部份，这些国家怎麽能结束了共产主义、开始走向一个正常的有道德的社会？这也和这些国家知识界强调道德有直接关系。我们看捷克首届民选总统哈维尔，从他的《狱中书简》可看出，在被捷共关押的时候，他就相当关注道德问题。他所从事的反抗运动，不是一个夺权运动，而是从道德上否定共产主义，恢复捷克人的道德。他虽然没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已强调有一个更高的权威，超越共产主义，超越国家领导人的神的权威。哈维尔不是为了当总统，来领导抵抗运动，而是从道德上否定这个不道德的共产主义，来领导这场抵抗运动，最后人民有了选择权，选择、推选他做了总统，而不是因为他一直在做总统梦。 我们再看俄国，俄国为什麽推翻了共产专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国有一批知识份子从道德意义上斩钉截铁地否定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向俄国人民传播共产主义是邪恶，而不是什麽党内改革派、温和派呵哪个派，不是强调策略，而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俄国很重要的一个知识份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我读他的书相当感慨，他不是从政治层面来否定共产主义，来否定共产苏联，而是从道德层面。他认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制度是不道德的，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所以必须从道德层面否定和结束它。他有几句话给我相当深刻的感受，他说∶“不是斯大林在杀人，是人在杀人。”什麽意思呢？仅仅结束斯大林、结束共产制度还是不够的，必须结束人心中的那个黑暗，是人心中黑暗的部份，那个没有人性的部份，那个没有神性的部份，在杀人。只有改变那个部份，才能真正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制度改变这个群体，所以他从这个意义来否定共产主义。今天我们看俄国，捷克等等，为什麽都结束了共产主义？都和他们国家有这麽出色的知识份子，全面、坚定地否定共产主义，毫不妥协地谴责、挑战共产党，举起道德的旗帜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再看看东欧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波兰，几周前该国举行了国会和总统大选，最强调道德的政党获得了胜利，领导该党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将出任这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双胞胎同时出任国家领导人，这在人类民主国家历史上还没有过。这对兄弟都是以强调道德著称的。大家都知道，波兰是整个东欧国家中第一个结束共产专制的。为什麽会是第一个？这和 90％ 以上的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都强调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刚去世不久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是波兰人，他几次回波兰，推动波兰的民主，促使更多的波兰人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来结束那个不道德的共产世界。为什麽波兰最早出现瓦文萨领导的反共组织团结工会？（瓦文萨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什麽波兰能最早地结束共产统治？为什麽波兰今天最强调道德的政党能够获胜？为什麽波兰能在结束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行动中派遣了除英美外最多的军队，这都和波兰的宗教背景、道德感促使她承担道义责任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再看看亚洲的国家，南韩，台湾，菲律宾等等。目前台湾的民主进程比较艰难，有很多原因，包括连宋到北京朝拜胡锦涛，要联合共产党对付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忽略，那就是台湾的基督徒比例相当低，只占4％ 左右。而南韩为什麽民主进程比较顺利？和南韩的两任前总统，都曾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金大中、金泳三都是基督徒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南韩的基督徒占人口的 49 ％ ，而在台湾仅占4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也导致两个国家的民主步伐不同。 我们再看看亚洲的另一个国家菲律宾，菲律宾当年发生和当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同样的情况，就是菲律宾的独裁者，菲律宾的“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菲律宾人民，因为人民开始反抗，在街头围住了那些坦克。但是菲律宾的军队最后没有向人民开枪。而中国解放军就向人民开枪，向孩子开枪，为什麽？有很多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的信仰者占人口的大多数。有 82％ 的菲律宾人是天主教徒，这个信仰导致了菲律宾发生巨大的民主变化，结束了强人马可仕的专制政权。 所以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历史，看俄国波兰等东欧的变化，以及亚洲菲律宾、南韩、台湾的走向等，都可以看出，信仰和道德水平对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美国能预防，波兰等国家能够防止和治疗“缺德症”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症状为什麽越来越严重： 但为什麽中国的“缺德症”不仅没减轻，反而症状越来越重？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九评》系列文章直接揭露出来的，中共政权是一个直接反道德的政权。任何政权建立在暴力上，依靠监狱、古拉格，包括精神病院等来镇压它的反对者，镇压它的人民，都一定是不道德的，而中共又是所有不道德政权中集大成者。真实的情况是，中共是个四恶政权∶丑恶、凶恶、罪恶、邪恶。在中共过去 56年的统治中，在没有发生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竟发生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饿死四千多万，以及迫害和屠杀。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在和平时期会导致它的人民这麽大规模地丧生。仅就这一条就可看出这个政权邪恶到什麽地步。包括今天，共产党还在继续推行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它可以随心所欲，按照它的政治需要来确定道德标准。这是今天中国出现缺德症的最主要原因，来自这个缺德的共产党，没有道德基础的共产政权。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中国的知识份子，因为今天我们看任何一个专制政权能够统治下去，主要来自那个知识群体的帮凶。今天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是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一部份很优秀的起来反抗，但整体来看，大部份还是有问题，什麽问题？也是缺德症。 我们看中国两千年还是几千年的历史，知识份子基本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做隐士，像竹林七贤那样，躲到深山去，不问世间的事情，玩清高。还有一部份，做谏士，向皇帝进言，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通过了，进朝廷当官，做统治者的谋士。中国知识份子基本是这样两大类，隐士不承担社会良知的责任，谏士只给皇帝出主意，而不是监督天子和朝廷，因此两者都不是独立的知识份子。为什麽中国的知识份子都一窝蜂地去做谏士，做朝廷的谋士，做皇帝的佐臣呢？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心中没有上帝，没有神，就会去找现实的权威，而现实最大的权威就是皇帝；而有信仰的人，就不去找皇帝，而去找上帝。皇帝和上帝仅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从而分出两种知识份子，依靠皇帝的知识份子和信仰上帝的知识份子。依靠皇帝，就给皇帝出主意，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信仰上帝的人，则强调公义，给人民指出道德的方向，承担道义责任。 中国历史上基本是这两大类知识份子，今天也没改变多少：中国现在还有一大批隐士，但是中国今天做隐士的知识份子，比当年古代做隐士的知识份子质量更低，古代做隐士的知识份子还有一部份真的清高，现在中国知识份子做隐士的连清高都没有了。他是隐了，隐藏在哪里了？隐藏在钱眼里头。就是 money，整个就是个人利益，全部就是为了发财，完全是犬儒主义，根本不关心这个世界，不关心中国的前途，也不关心民主的价值，就是关心自身的物质利益，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女人。但另一部份，还是跟传统的知识份子一样，去做政府的谋士，做谏士，给当局出主意，能成为什麽胡锦涛啊，胡耀邦啊，或者江泽民啊他们的智囊谋士，给他们出谋划策，还是成为那个政府维护那个政权的一部份，基本还是这麽两大类的知识份子。包括我们今天说在 1957 年的反右，一大批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 今天大家看看那个历史，几乎绝大部份或全部，其实根本不是独立知识份子，都是共产党思维那个轨道中的人。只不过想给党提点意见，帮助党变得更好。提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共产党真是完全冤枉了他们。 从1957 年反右到1989 年六四事件，三十年过后，中国知识份子怎麽样了？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原来那个角色。我们看看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中国很多知识份子争著要做的是政府的协调人，去做学生的工作，劝学生退出广场。当时就有学生说，你们为什麽不去劝共产党，劝政府？如果这种事件发生在俄国，像索尔仁尼琴，包括萨哈罗夫等这种知识份子，他们会站在学生的前面，领导学生来批判、否定那个共产制度，包括那个共产政府。而中国知识份子做的相反，他们不去否定共产制度，也不去谴责共产党，而是帮助政府做学生的工作，做统战的工作，做协调人。在正义和非正义两种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站在中间想做协调，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整体的水平。包括当时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写出来的主要代表作还是叫《第二种忠诚》。第二种忠诚的核心，不论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核心还是忠诚共产党。要在共产党内给他们提意见，帮助他们变得更好。共产党怎麽能变得更好？共产党是狼的本性，狼的本性就是吃人。我们对待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结束狼。你说你怎麽能劝得狼变得更好？那不是狼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强调“第二种忠诚”，对狼怎麽能忠诚？你忠诚的结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为狼的一部份，成为狼的帮凶。中国知识份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包括当年另一个比较知名的知识份子，呼吁人们要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它。俄国的索尔仁尼琴等知识份子就从没提出过要人们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它，而是今天和提出《九评》的人，和大纪元提出退党的人一个想法，是呼吁人们退出共产党，结束共产党。那样这个共产制度才能被结束，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这是两种思路，结果导致了两种结果。 当今还有一部份中国知识份子提出要学西方，但学西方什麽呢？大家来到西方，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到多伦多，你们会逐渐发现，西方其实不是一个整体，是两个西方。一个左派的西方；另一个是强调保守价值的西方。尤其在美国表现得相当明显。美国保守派所代表的是强调信仰，强调道德，强调承担道义责任，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经济。而美国的左派强调的是大政府，高税收，对外是对共产邪恶充满了浪漫幻想，包括美国现在很大的左派声音是反对布什总统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有两千三百万人民获得自由，这个事实他们视而不见；就说没查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不可以打。而能把两千三百万人从伊拉克独裁者那里解放出来，这是多麽大的成就。他不看这个。这是两种想法，实质是两个西方。包括你们加拿大，其实也是一样。左派右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今天保守派强调的是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强调家庭的价值，强调信仰和道德。而左派呢，它以强调自由的名义纵容甚至鼓励放纵。你们加拿大不是率先在北美通过了同性恋结婚法嘛。如果同性恋可以结婚，那以后女儿跟父亲，哥哥和妹妹是不是都可以结婚？他们说这是相爱，不用生孩子，可这样滑坡下去，社会还有没有道德？有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什麽都是相对的，那社会一定走向堕落。所以说有两个西方，到底中国该学哪一个西方？ 今天中国有一些知识份子说学西方，却是学那个左派的西方，学那个以自由的名义放纵的西方。尤其是中国一些所谓现代派艺术家，在玩耍哗众取宠的假艺术。中国有个知名的所谓现代派画家，把两只公猪母猪关在院子里，然后一个贴上美国，一个贴上中国，让这两只猪交配，说这就是行动艺术。这怎麽是艺术呢？！ 包括几天前，在加拿大的大瀑布，有个中国艺术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因为他赤身裸体跳到大瀑布中，他的两个朋友录像。警察抓住他时说，你违反了加拿大的法律，不可在公众场合脱得一丝不挂，但他却说这是行动艺术。 今天中国的所谓艺术家就在做这个事情。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写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本小说也是这样，把灵魂脱个精光。我曾写过十几篇评论来批评他的作品。你们大家看看他的小说，宣讲的就是反道德，就是强调性，个人享受，完全不承担任何道义责任。跟二十世纪西方左派反信仰那种知识份子潮流完全一个论调。我们今天看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强调的是英雄主义，主要名著都是歌颂英雄。什麽叫英雄？英雄必须有道德，知道善恶，承担善的责任，有公义精神，承担道义责任，来击败恶，抗击世界的撒旦，传播爱和怜悯等神性的声音。可二十世纪的文学，正好相反，强调的是反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强调什麽呢？就是不要道德，最后是反道德。 今天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跟随二十世纪这个反道德的潮流，自以为时髦，西化了，实际上这不是西方的主体，而是在西方正被淘汰的东西。 中国知识份子的这种水平，是造成中国社会出现缺德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一般写文章不太批评中国的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是无辜的。我不太同意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包括鲁迅对中国人的激烈谴责，我也不是很赞成。为什麽？因为政权被统治者把持，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出来的，是那些戴眼镜的，读了很多书的人，参与创造文化，并主导价值取向。中国知识份子对社会腐败，尤其是对道德沦丧负有相当的责任。今天中国有这样一个缺德的政府，中国知识界这麽不承担责任，主要做隐士和谏士的这麽个现实，那麽当然中国的老百姓无法辨识道德的方向；又没有宗教，没有道德的火炬，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近年中国民间也出现大量的道德沦丧现象。 所以不仅共产党道德沦丧，知识份子道德缺乏，中国的老百姓也同样。近年中国的假烟，假药，也不都是胡锦涛制造出来的。用煤油炸的油条，假婴儿奶粉等，假的东西太多了。在西方在加拿大在多伦多，谁敢制造假婴儿奶粉？那残害婴儿，产生大头娃娃。你们知道在西方婴儿是多高的位置？仅次于上帝呀！可在当今中国就有人敢制造假婴儿奶粉。包括假药，药是治病救人的，竟敢造假药，害人。这个国家到处是假的，这个假是全面的，无假不有，当今中国是全民性道德沦丧。这和中国的专制制度，和知识份子缺乏道德，不承担道义责任有直接的关系。 第四个问题，怎麽治疗中国这个疾病∶ 最后一个问题，怎麽改变这个现实，怎样治疗这个疾病？我认为中国主要是三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制度、文化、人。当今的制度是专制的，是一个缺德的、没有道德基础的制度，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是中国的文化出现了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宗教，没有上帝信仰，所以自然就缺少道德力量。刚才谈到美国的道德感那麽强，和这个国家的基督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没有这种背景。共产党执政以后又有意地在中国文化中输进共产文化，共产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暴力加谎言的文化。最后在这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只能制造出中国的“非人”，虽然也戴著眼镜，穿著西装，但是没有 heart ，没有心，缺乏人性。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跟著共产党走，做专制的帮凶，维持共产制度，就是因为缺乏人性，没有道德感。这是一个循环的链条∶专制的制度保护了共产文化，这个文化塑造了没有人性的人，这种人反过来又支持这个制度。 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最主要的是改变人，不是像马克思所强调的改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改变人心，使其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这样这个人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那怎麽改变人？必须有一个健康的文化，那就是有信仰的文化，有道德的文化，才能塑造新的人。但在当今中国这两条都难以做到，因为专制制度在摧残人，另外这个制度也不让传播新的文化，包括我这样的讲话，包括《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在中国任何官方的报纸都发表不出来，声音发不出去。怎麽办？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以我的看法，首先应该打破“制度”这个链条。一是因为它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制度不打破，就无法传播人性的文化，而没有人性的文化就没法塑造出有人性的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打破制度比较快，因为要塑造新人，需要多少代才有可能，是很缓慢的事情；而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也需要长期的演变，那麽相对而言，只有制度改变最快。像俄国 70多年的共产制度，三天就土崩瓦解、垮台了，所以制度是最快又是先决条件，所以应把制度作为突破口；但同时要传播人性的文化，人性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和信仰，由此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治疗中国疾病，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结束共产制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打破制度之后，解决人心的问题。 而如果不从道德层面上去摧毁中共，改变那个制度就是很难的了。 二十世纪初有个伟大的作家叫康拉德，他对二十世纪后来发生的灾难有预测性能力。当时西方左派学者罗素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问题》，康拉德给罗素写信说，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及世界的问题，最关键在于解决人心的问题。我看了以后相当钦佩这位作家，他在那麽早就预测到了，只有解决人心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包括俄国那位非常伟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传播基督文明，传播道德的声音。他也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信上帝就会什麽都信。完全说中了二十世纪后来发生的一切现像，无论是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还是江泽民，以及今天的胡锦涛，他们都不信仰神，结果他们什麽都信，信奉暴力，信奉古拉格，信奉军队和镇压。今天我们看，这些伟大的作家全都提出用信仰解决心灵的问题，改变人心才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链条，打破制度作为突破口，最重要是改变文化，最后改变人心，那样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第二个层次，谈谈海外民运。有人提问，中国的海外民运怎麽办？能做什麽？我觉得海外民运在过去这几年确实不是越来越强大，而是声音越来越低，力量越来越弱。有人问我，我们应该支持哪个民运团体，我说你应该支持法轮gong这些人。为什麽？不是因为他力量大，而是因为它和民运代表两个方向。民运团体强调政治运动，很多人热衷获得权力。六四过后，有民运名人被人请吃饭的时候说，今天你请我，以后我在中南海回请。一副将来他要在中国当大官的样子，还没权就做“权力梦”。很多中国民运领袖都被权力梦腐蚀了，共产党是被权力腐蚀的，民运人士还没权时就被权力梦腐蚀了，所以出现争权夺利的丑陋。而法轮gong，包括退党和九评，他们不是为了权力，而是道德复苏运动。 当年清王朝、慈禧们被推翻了，上来的人怎麽样？一代一代都是专制者，因为你没解决人心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人心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层面的问题。为什麽美国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固？它是从人心入手的，在改变了人心，成为好人、义人，成为坚持道义的人，那自然就为形成一个有公义的社会，自然带来法治和民主制度的成熟，是这麽一个因果关系。所以你要本末倒置，只是追求我要取代他，我要夺权，最后你夺了以后，你还是邓小平第二，江泽民第二，胡锦涛第二，而不会是一个真正民主而健康的国家。 民主运动和法轮gong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海外的中国民运应该改变原来那种思维，不再是夺权运动，而至少应该从五个层次上来开展∶ 第一层次，应该是一场恢复知识的运动。今天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知识相当贫乏，而有限的知识又有很多被共产党歪曲毒化了，我们缺乏真正的知识。我不知道在座的怎麽感觉，我到美国后，痛感自己书读得太少，抢时间来补救。在中国我们太没有读书的机会了。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小学六年级，从早到晚看街上的大字报，眼睛都快看瞎了，近视就这麽来的，这就是最初的知识来源。而娱乐，就是听样板戏，每天中学课间时都是大喇叭放《智取威虎山》，全是这类东西，我想很多我的当代人都是这样。因此今天来到海外自由世界，应该首先恢复学识，获得真正的知识。 第二个应该成为一场恢复真实的运动。共产党对很多历史和事实都是歪曲的。你看西藏的历史，共产党动不动就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是这样麽？看看真正历史知识是怎麽样。包括台湾的历史，二二八的历史，蒋介石在台湾杀了多少人？台湾人怎麽被荷兰人统治，被清朝统治，被日本人统治，为什麽今天台湾人要争取独立，自己做主人，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别听共产党告诉你的，在海外要寻求你可能知道的真实。包括韩战，共产党宣传叫抗美援朝，是反击美国霸权，但事实是当时金日成率军侵占南韩，最后联合国通过决议，由美国领衔抵抗共产主义蔓延。通过恢复真实，才能知道真相。共产党告诉你的大多是虚假的，而洗掉脑中那些虚假信息的烙印并不是容易的。 第三个应该是一场恢复健康的运动。我接触到不少民运人士，发现都神经兮兮的，心理不太健康。所以要恢复健康，你说要领导中国，要给中国治病，但首先你要成为健康人。你还是病人的话怎麽给人治病？你不传染给别人就不错了。首先你得是健康的人，你健康以后还得学医术，获得执照才能行医，否则不是巫医害人嘛？曾有一位民运人士到我家，走时送他到院外，他就不走了，说要看看有没有共产党埋伏。他已被共产党恐惧迫害吓到这种地步。我原在中国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所以从医学角度观察，他的精神有了毛病。他不走了怎麽办？后来我说没问题，我跟美国中央情报局， FBI 关系都很好，我打电话他们就会保护你，他这才放心走了。包括今天有的民运领袖，动不动就发表什麽告世界人民书，你告什麽世界呢，用个中文稿子，怎麽告世界啊？世界哪国人知道呢？你本身就是夸大妄想嘛，这是精神症状之一呵。包括动不动就发表致布什总统的公开信，给联合国安南的信等等，都是自我标榜重要的夸大妄想症。包括在纽约有几个人成立个组织叫工党，英国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大选获胜时，他就给人家发贺词，我们兄弟党祝贺你当选。你开卡车打工，祝贺什麽布莱尔当选，这哪对哪呵？而且是个中文稿子，布莱尔怎麽会中文？这都是一种精神疾病，很可笑。所以在海外很重要一点是要重视心理健康。 第四个，应该成为一场恢复尊严的运动。因为中国文化缺少尊严的概念，曾有民运人士用给共产党写悔过书的方式回国，美其名曰懂策略。我在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有尊严地回家”，强调回国必须要有尊严，不能用给共产党下跪写悔过书的方式。一个知识人重要的是活那张脸，活那个尊严，中国话骂人很重的是“不要脸”，你必须恢复尊严，强调尊严，看重尊严的价值。尤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骨头，有脊梁。你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在海外当了多年异议人士，到处申请奖金生活，最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不到就回中国，打道回府，然后就发表声明辞去“中国人权”理事，做给共产党看。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这变成什麽了？用鲁迅的话那就是赖皮狗了。知识分子应该看重脊梁，看重骨头，要恢复尊严。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应该成为一场恢复道德的运动。海外的民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你要救中国，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才能放射道德的光辉，影响别人。包括今天信仰法轮gong的一些人，我接触到的，感到他们人都很好，文质彬彬，充满爱心。如果你见到他们凶神恶煞，整个要斗争你，要清算你，你怎麽会接触和交往？包括一些基督徒，你感觉这些人很好，充满了爱心，因此你会去教会，最后成为他们中的一部份。 所以海外中国民运要想有起色，就应该成为一场恢复知识的运动，恢复真实的运动，恢复健康的运动，恢复尊严的运动，恢复道德的运动。有了信仰才会有道德，有道德才会有人性，有人性才会有人心，有人心的地方才会有美，有美的地方才会有希望。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曹长青在多伦多《九评共产党》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已经为您全部播送完了，是由希望之声记者蔡红编辑，雅梅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 希望之声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 （原载“希望之声”网页http://big5.soundofhope.org/） 2005-11-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美国 2024 大选抉择：“厨房问题”还是人类未来
何清涟 在2024年上百场选举中，真正与全世界未来命运相关的是美国大选。联合国与欧盟及美国左派都希望美国选民将气候、盟友安全（其实就是几场战争的援助）、进步主义主张这类与全球未来命运相关的话题放在首要位置，但多项民调却表明，美国人现在主要关心“厨房-餐桌问题” （kitchen-table concerns）。所谓“厨房-餐桌问题”，其实就是与民生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经济类的就业、通胀，社会治安、非法移民、子女教育、医疗等所有民生问题。前一类是全球化的主要议题，后一类则是老百姓的关心重点。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谁希望美国选民将气候问题放在首位？ 谁都知道，当年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就是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退群”，其中一个就是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这事整得联合国与欧盟各国政府、全球环保主义者非常痛恨，因为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只有投入，但没有产出与效益衡量标准，可以敞开手花。美国正是这个金库的最大投入者，一旦退出，这条资金链就少了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进帐。 移民、气候、援助穷国是联合国三大主要业务，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当然希望美国将这话题当作大选首要话题，他在6月5日告诉记者，“我们正在拿我们的星球玩俄罗斯轮盘赌。我们需要一个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出口，而事实上，我们控制着方向盘。” 全球的环保人士一致认为，11月民主党总统拜登与其共和党前任川普之间的对决不仅会影响美国的气候政策，还会影响全世界的气候政策。 6月中旬，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传播项目和乔治梅森大学气候变化传播中心在一份报告中宣布，62%的登记选民支持承诺采取气候行动的候选人。耶鲁大学项目主任安东尼·莱斯维茨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民主党人普遍持这种观点，独立人士也是如此，甚至一半自由派温和派共和党人也是如此，约占共和党的三分之一。” 不过，从2023年开始的所有民调都与耶鲁-乔治梅森的民调不同，厨房餐桌问题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认为气候变化重要的选民数量在多数民调中排不进前十。 各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关心厨房餐桌问题 美国民调机构林立，最权威的当属皮尤与盖洛普两家。今年 5月24日盖洛普民调《美国选民最关切的重要问题》显示，认为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选民高居首位，占比36%；认为政府治理与领导不力重要的次之，占比21%；认为非法移民问题重要的居第3位，占比18%；关心通胀与生活成本高昂的居第四位，占比12%；关心环境与气候变化的，仅2%；比关心中东以巴冲突的还低一个百分点。[\[1\]](https://heqinglian.net/2024/06/28/usa-2024-election/#post-13897-endnote-1) NBC News近日拟出2024 年大选面临的 7 大问题，认为在堕胎、非法移民、医疗保健、税收、法官和最高法院、贸易、外交政策这七大方面，拜登和川普之间的政策对比正在加剧，是决定选民将选票投给谁的关键考量，这七大问题里面没有环境与气候变化的位置。[\[2\]](https://heqinglian.net/2024/06/28/usa-2024-election/#post-13897-endnote-2) YouGov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在其连续性的调查《2024年美国大选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2024年2月）中， 8%的选民认为气候与环境议题最重要，[\[3\]](https://heqinglian.net/2024/06/28/usa-2024-election/#post-13897-endnote-3)同年8月的调查则细分为党派，民主党选民有15%的人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最重要，独立选民为9%，共和党则只有1%。[\[4\]](https://heqinglian.net/2024/06/28/usa-2024-election/#post-13897-endnote-4)但无论是哪家民调公司，都离耶鲁调查声称的“62%”差距太大。 拜登经济学早被民众厌弃 从“安倍经济学”这一名词出现以来，美国媒体最喜欢给自己中意的政府领导人的经济措施冠名，比如“克强经济学”、“拜登经济学”，川普任期内美国经济亮丽，但媒体不想给他这一荣誉。 上述冠名除了“安倍经济学”比较长久之外，“克强经济学”出现于其副总理任上，在其任总理一年多后就寿终正寝，前后约三年不到；拜登的更短命，任期不到一年就被抛弃。《华尔街日报》比较钟爱这一冠名，但到了2023年也不得不正式宣告：美国选民为何不满意“拜登经济学”？指出拜登的经济成就主要是三项立法，涉及基础设施、半导体生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影响最大的是于2021年任总统后投入1.9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相关立法，虽然带来了就业市场的兴旺，但同时伴随着通胀激增，以后又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前者见效缓慢，后者只不过是试图减轻自己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因此拜登经济学不为美国人欢迎，严重影响拜登选情。 上述民调证明，有关全球化与人类福祉的开放边境迎接非法移民、环境与气候政策、保护盟友安全的外交军事都并非美国纳税人所关心，他们关心的就是厨房问题。尤其是退休者受到高通胀的影响，生活拮据。《华尔街日报》在《只靠社保金过上的美国退休生活》（2024年2月2日）一文中，引用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数据，在65岁及以上的领取社会安全福利的人士中，大约七分之一的人几乎所有收入都来自福利。由于无法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方式，他们一再削减预算，搬进较小的房子，或者依靠亲戚的接济度日。该文采访的人当中，一位女士在丈夫去世后搬进了低收入老年公寓，放弃了汽车和固定电话，学会了如何用新方法来制定预算并安排生活。还有一位每月如果能有二、三十美元节余，可以吃上鸡肉，就觉得非常满意。 美国总统的首要责任究竟是本国人民还是世界福祉？ 在美国之外的人来看，美国是个黄金帝国，是世界第一大国，理应继续承担二战以来维护全球秩序的所有责任，很少想到履行责任需要庞大的金钱支撑，即使想到，也不会想到美国人民为此要承担什么。 今年5月21日，美联储发布了《2023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 in 2023 report），报告显示，尽管2023年美国通胀有所放缓，但它继续对美国人的生计造成沉重打击。美国家庭现金储备总量已从2021年末的18.0万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第二季度的17.8万亿美元，且居民储蓄率仍有下降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在截至2023年10月的一年，有17%的受访成年人表示，无法全额支付所有账单。有63%的成年人表示，手头现金刚够支付400美元的紧急开支。这种情况下，美国选民将“厨房-餐桌问题”当作选举的重要考量，将那些遥不可及、据说与人类未来有关的气候议题以及无限制接纳非法移民放在靠后的选项之内，完全可以理解。 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包括他们的多数民众，都希望美国继续履行大国责任，盼望主张“美国第一”的川普败选，希冀将美国人民利益放在最末位的拜登或民主党人继续担任总统。但在本国的选举中，都不希望本国政府将他国人民的利益置于本国选民之上，这从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就可以知道。凡具备常识的美国人现在都知道何者优先，只要2024大选回归正常，不再重复4年前民主党左派联盟的操作（大规模邮寄选票、不验证选民身份、选举日停止计票后无限延长点票时间等），现实的厨房-餐桌问题将成为多数美国人的投票考量。 Most Important Problem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75/most-important-problem.aspx ↑ 7 big issues at stake in the 2024 electionApr 17, 2024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24-election/issues-trump-biden-2024-election-health-care-abortion-tax-immigration-rcna147637 ↑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vo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f February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62236/most-important-voter-issues-us/#:~:text=A%20survey%20conducted%20in%20February,Americans%20was%20inflation%20and%20prices. ↑ U.S. voters’ most important issue 2024, by party Published by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Jun 10,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98115/most-important-voter-issues-party-us/#:~:text=According%20to%20a%20survey%20from,immigration%20their%20most%20important%20issue.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6月28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628-3987881 ）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多头高层构架与极权政治的内生矛盾
与薄熙来有关的案件一案变三案糊涂审结之后，中共中央外宣办于8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共十八大代表的选举情况，同时公布了由2270人组成的代表名单。但何时召开、以及关键的人事安排如政治局委员人选、常委名单是否由七人变九人等仍是不宣之秘。 一场中国高层的权力交接，竟然变成了一部集谋杀、腐败、情色瓜葛各种戏分齐全的惊险影片，全是权欲惹的祸。 “集体领导”的阿基里斯之踵 鉴于这次九常委当中，政法委书记与中宣部长（当然不止这二位）的表现与胡温等党政一把手有距离，导致对薄熙来的处理无法形成统一的看法，据说这次高层的多头共治局面会有所改变，将由“九头”变“七头”。 但即算“九头”变“七头”，这种决策分散化、决策成本高昂甚至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的局面是否会有改观？我看未必。因为高层多头共治本身与极权政治的要求有内生的冲突。 观诸人类历史，自20世纪才出现的极权政治与以往不同，其特点是强调一项宗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中共经历过十余次与领袖争夺战有关的激烈路线斗争，最后确立的就是毛时代那种完全符合极权政治内生要求的政治形态，从地方到中央，事权归于党，政府听命于党，党听命于领袖。即“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主席”这种一元化政治权力格局。 当年，邓小平鉴于毛泽东一人独裁之痛，创设了所谓“集体领导”的高层政治构架。这一政治构架确实削弱了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在高层的多头牵制下，谁也无法效法毛泽东那样凌驾于一切人及制度之上，颐指气使，为所欲为。邓的积威虽然使他在所谓“集体领导”中权力独大，能够两废总书记，但毕竟不能走得象毛那样远。此后江泽民因长袖善舞的操作下，顺利地运作了近10年。但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邓小平设计的多头高层构架与极权政治那种内生的矛盾就暴露无遗。目前形成的这种“多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口头上被奉行但人人都不相信的主义（马毛邓三科）”状态，成为中国权力交接前夕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将多个政治寡头维系在一起的早已不是什么信仰与主义，而是利益。既是利益，就永远存在着争斗。更何况胡锦涛虽然稳重但才具平庸，在高层内部也缺乏江泽民那种斡旋能力，与他年龄相差不了多少的老太子党这时地位提高，这些人有共同的政治经历与诉求，更有共同的利益，在军队内部势力更是盘根错节，不似在党内与政府内那样处于少数与弱势。近几年，军内一些有背景的将军们屡屡对外交内政发方，这种干政倾向让胡锦涛等高层很不安，但却无奈其何，只能以安抚为主。 多头共治与一元化政治架构间内生的冲突 极权制度最高权力的移交，或者是指定性的，或者是政变性的，但很难形成制度性的平稳交接。这种权力继承时发生的危机，在德国纳粹、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等一代而终的极权政治下没有来得及暴露，东欧国家因为有“父皇帝”前苏联高踞在上，权力继承得听莫斯科招呼，小打小闹就过来了。但是前苏联及中国，每逢权力继承，都要发生激烈的明争暗斗。 以中共权力继承为例，即使是指定接班人的，也要发生危机，比如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有刘少奇、林彪等，最后都被他自己废掉，而且两位接班人也被置于悲剧收场。邓小平指定江泽民与隔代指定的胡锦涛倒都是按照步骤接了班。到了胡锦涛行将按程序交班的最后两年，也通过“集体领导”机制指定了接班人当中的一、二号选手总书记与总理人选，但却发生了薄熙来及其支持者问鼎的政治事件。薄熙来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觊觎大位，因此导致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严重的内讧。 由于薄熙来事件，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高层多头的政治构架彻底暴露了它的虚弱。这里必须说明，邓小平的“集体领导”不是毛泽东在1937年底到1943年3月间的“集体领导”。当时，中共中央曾设有最高领导机构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等五人任书记处书记。但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拉打抬等手段，将所谓“集体领导”逐渐演变为毛泽东个人专权的一件外衣。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共这架统治机器运转效能最好的时刻，就是领袖说一不二的时期。一旦新的领袖失去了专断能力，“集体领导”就变成多头共治下的各自专权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局尚稳，无非是领导集体各自把持一个摊子；而今经济社会危局已成人所共知之事，为了挽救危局，路线斗争必然发生。而中共奉行的主义是毛邓三科四代领导人的讲话大杂烩，毛、邓（晚期）经济思想本来就极不兼容，容易导入意识形态纷争的陷阱，邓小平可以凭借个人权威用“不争论”压制下去，但现在没有能够说一不二的领袖，路线斗争的胜败就不再由“最高指示”来定夺。于是，路线斗争就转化成几乎公开的权力斗争。而名义上的领袖胡锦涛受到各方势力掣肘，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谐”，连权力斗争都不敢公开化，只能靠私底下妥协斡旋来维持局面。薄案就这样被引进了大事化小的胡同里，但各种矛盾依然存在。 多头共治=多条非制度化食物链同时存在 现阶段，中共的权力斗争与历史上的已经截然不同，背后都存在各个分利集团的利益争夺。这是因为中共政府掌握垄断着全部资源，又能够依靠权力半行政干预攫取资源，再通过半市场化机制将其变现为金钱。这种利益格局必然存在争斗，现在“九龙共治”是如此，将来变成七龙共治仍是如此。 中共政治局的“九龙”，个个都在某领域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国，权力就是一条食物链，围绕着“九龙”权力宝座下延伸出来的食物链，自然就有大大小小的攀附者，这些利益链条主观上也希望大家相安无事，但实际上资源有限，贪欲无限，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利益碰撞。因此这“九龙”的心绝对不是一条，劲也很难往一处使。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即决策成本太高，在重大事件上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薄熙来事件上将这点公开化了。 红二代议政与京城政治 这又是一个中国当代政治无法忽视的特殊因素。 除了现任九常委之外，中国还有一个由退休高官、前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后裔太子党、以及大大小小的红二代（即父母参与了中共建政，只是官阶不够党与国家领导人的资格），他们根据父辈渊源、血缘、姻亲、朋友关系等构成了一个个京城政治小圈子——自古以来，京城乃是皇族、勋贵、功臣及其后代聚集之地。中共治下并未改变这种状态，而且还比封建王朝多了一项恩泽，允许文武大臣及其后裔留居京城，而不是象封建王朝，大臣告老后必须还乡，退守原籍。据说北京现在至少有50余个这样的小圈子，这些人由于年龄、位势等各种原因，近年来在体制内处于日渐边缘化的位置。这些小圈子的政治共识倒不是基于未来中国要走什么道路，主要对胡温治下的中国现状极其不满，他们批评现政府官员过于腐败，更不满意三、四代领导人的子女个个在金融界高科技行业上下其手，成了亿万富翁。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他们认为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不应该这样被本届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葬送。他们通过聚会、办网站等各种形式发言议政，国际媒体早就发现了这批“红二代”享有批评时政的特权，并经常报道这类消息。 北京还是各种承担智囊功能的研究机构云集之地，不少知识精英与这些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中最活跃的应当是这些年奉“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为共主的左派、新左派。就在8月8日谷开来受审的前一天，这批左派还在两位前部级官员领衔下，发表了要求罢免温家宝政治局常委与总理之职的万言书。 这些群体在体制内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在中共领袖个人权威衰退之时，他们的力量集结起来，能够非常有效地干政。薄熙来之所以能够从中共中央预留的路线斗争、政治错误（腐败）与刑事犯罪三条罪名下逃脱，许多被视为“薄党”的人还能安然晋位十八大党代表，全赖于这些小圈子拥有的非制度化力量。 但如果将中国民主化希望寄托在这些小圈子的反腐败言论上，那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小圈子是这个体制真心实意的拥护者，与其说他们拥挤民主，还不如说他们拥护“党内民主”。因为这些小圈子的生存附着在国家权力之上，不管怎样衰落，但也还享有各种大小不等的特权，因此，很难希望在“红二代”内部 形成反体制的挑战力量。众多海外媒体在报导他们对现实不满的发言时，过多渲染了他们批评腐败的言论，忽视了他们只是在“闹家务”，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不满自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位边缘化。希望通过这种积极的干预改善并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力。 邓小平创立的“集体领导”模式——多头高层政治架构，现在虽然已经被十八大新晋党代表胡鞍钢论述为“集体总统制”并解释了这一架构的合理性，但这种领导模式与极权政治的不相容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共要想弥合这种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极权的政治构架，放弃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承认利益多元化格局，还权于民。如果坚持在极权政治上一条道走到黑，等到内乱蜂起之局与高层内斗白热化同时发作，势必轰然倒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5期 2012年8月1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41）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美国精英联盟为何败给了“乌合之众”？
何清涟 这次美国大选，被中国网友戏称为“农村包围城市”。这形容十分形象，因为正是美国乡村社会的中产成为支持川普的主力，才打败了希拉里代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媒体精英三者结合的强大联盟，不仅为川普铺设好了入主白宫之路， 成功守住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还将全美三分之二的州长位置收入囊中。这与大选日之前，民主党阵营与主流媒体一致认定共和党将出局的预测完全相反。 媒体精英反思：以《纽约时报》为代表 因为失败是全方位的，直到几天之后，媒体与民主党精英们才从震惊中逐步恢复过来，开始了艰难的反思。 不可否认，这种反思的第一动力是出于失败感，并非对美国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与反思。精英媒体《纽约时报》因为遭遇退订压力，才开始很不情愿的“反思”。近几天推出的文章，有《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及美国愿景岌岌可危？》、《民主党为何会一败涂地》等。后一篇主要反思民主党大选以来的竞选策略，作者弗兰克·布鲁尼算是民主党阵营的媒体精英，其中有些观点颇值一读。 作者认为，大多民主党将本次大选输掉的因素归咎于FBI局长科米在选前对邮件门的态度、阿桑奇持续释放的维基解密，以及厌女症（即希拉里败选致辞中所指“那道对女性的玻璃天花板”）在起作用。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认识”，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民主党出于“政治正确”的道德自信，侮辱打击一切持不同意见者。布鲁尼说，“从总统竞选一开始，民主党就采取了一种不包容的战略，将大量的美国人排除在外，把很多并不太可悲的人称为是‘一群可悲的人’。他们羞辱的人不仅仅是活该被羞辱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还有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段话的意思是：民主党认定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应该受到羞辱；失策之处只不过是扩大了羞辱范围，打击了一些本可以不打击的人，制造了“敌人”。这种反思与中共承认政治迫害时的“肃反扩大化”、“反右扩大化”类似。 第二、民主党选错了候选人。作者认为，克林顿一家锁定了民主党的资源，新鲜力量几乎无法出头，“在选择候选人的同时，民主党忽视了整个国家的情绪，因此搞砸了一个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极好机会。一个以关照小老百姓为傲的党，选择了名气最大的候选人”，作者点名批评了现任总统奥巴马，认为他在这方面负有责任。作者通过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来证明民主党内的不满情绪：“在选举日之后，民主党内部一个对克林顿感到腻味的人对我说：“我显然不高兴，……但我也有一点解放了的感觉。如果她赢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讨论切尔西的第一次竞选了。现在我们可以去做真正需要做的事情，重新开始。” 这篇反思还漏掉了两点：1、民主党的宣传策略着重点放在川普当选将失去所有盟友，非法移民的权利等等。这恰好是美国中产与低收入人群不关心的问题，他们需要政府关心他们的就业、经济收入持续下降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生存困境。民主党完全忽视了皮尤调查的一个重要数据：约70%的受调者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2、希拉里的捐款者主要来自华尔街及强大的经济精英，这让希拉里“为穷人服务”这一竞选口号的真诚度打了折扣。 桑德斯等政界精英及媒体的反思与评价 桑德斯关心美国的未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民主党下一步怎么走》，直言“数千万美国人以投票的方式提出抗议，表达了他们对一个把财富和公司的利益置于他们之上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我坚信，民主党必须摆脱自己与企业权势集团的联系，再次成为以劳动人民、老年人和穷人为基础的政党。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终结让富有的竞选捐款者购买选举的能力吧。如果候任总统真要推行改善工薪家庭生活的政策的话，我将为他提供一些非常真实的机会来赢得我的支持”。 福布斯（Forbes）于11月14日发表了《川普的胜利证明了捐款并不总是能购买选举》（Trump’s win proves that donors can’t always buy elections），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与桑德斯同样的意思。 精英们承认选举结果，在与川普握手言时，都说了一些友善与肯定的话，但只有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话表明他真被触动了。他表示，川普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国民众，他能倾听到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他与人们接触的方式是我们其他人没有的。他将美国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 整个大选期间，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番话。彭博社发表文章，承认《川普信息收集团队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美国——他们是对的》（Donald Trump’s data team saw a different America – and they were right），正是基于这些信息制订了合适的竞选策略，川普才赢得了这场大选。 不在美国左、右翼政治清单上的2000万贫困者 对美国社会现状的反思还只是开始。政治左翼号称国际派，关心盟友利益、非法移民、性小众群体，以及穆斯林信仰被尊重（但并不关心极端伊斯兰主义排斥消灭其他宗教信仰的问题），在大选中强调国际社会对川普的排斥、非法移民的利益、女性权益，完全忽视了中产阶级日渐瘪下去的钱袋、本国低薪阶层的忧虑与合法移民的不满，以及伊斯兰主义扩张引发的社会紧张。川普过渡团队宣布，今后的施政重点是减税惠及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引进外资以创造就业。但本文想讨论一个从来不在左右两翼政治问题清单上的一个贫困阶层，其总数高达2000万，他们是川普在大选中的重要支持者。 早在今年4月2日，在美国主流媒体恣意污名化川普并羞辱川普支持者的时候，一位叫做卞中佩的作者曾写过一篇《别再污名化川普支持者》，用非常翔实的资料，向读者展示了拖车房（移动式房屋）居住者群体的生存窘境——我在读这篇文章之前，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选择居住在移动式房屋里，一半是为了自由，一半是出于经济原因。美国媒体虽然早就发现许多失业、从事低薪工作、没有大学学历、居住在移动式房屋园区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但他们宁可将同情赠与非法移民，将这些人归于“失败者”，采取肆意羞辱的方式对待之，连希拉里都在演讲中将他们称之为“可悲的人”。 作者阐述了移动式房屋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并给出具体数据：1970年移动式房屋居住者为200多万，1980年达400多万，到了2000年，数目将近900万，目前居住在移动式房屋的美国民众已高达2000多万人，全美移动式房屋园区的数目逾3.8万个。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人被污名化，共和党及民主党是制造歧视标签的共犯。在政治上，共和党长期打造一套结合反堕胎、反同、小政府、反社会福利等从文化到经济面都相当保守的意识形态。中西部及东部的贫穷白人虽然在经济利益上倾向于主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补助的民主党，但是其传统价值及宗教信仰却主张自立，为了维系自立更生的传统精神并传给下一代作为榜样，只好自我说服领取政府补助是不值得一提的暂时性举措。出于自尊，他们在公共场合上会表达出对于依赖政府福利的黑人、少数族群的不满，成了在文化及经济上都认同共和党诉求的选民。民主党则因为打不进这些社区，也难以理解为何这么多贫穷白人违反自己的经济利益投票给共和党，只好大搞认同政治的文化战争，将他们称之为“露营拖车园区共和党”（trailer park Republican）、“红脖垃圾白人”，社会给他们贴上保守、顽固、反同性恋、种族主义等标签。因此，两党都不需要解决他们的经济难题。 川普团队听到了这群人的声音，但如何将他们列入新政府的问题清单上予以解决，才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真问题。 我曾在《2016美国大选：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在与政治、经济、媒体三大权力对垒之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全球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为美国的未来成功地扳了一次道岔”。如果要说还有什么未尽之言，那就是希望美国的精英放下大选中的恩怨纠葛，认清美国的现实，共同致力于美国的兴旺繁荣。只有在普遍繁荣的基础上，美国的软实力才会有强大的外扩力量，才能更好地尽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1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a/blog-he-qinglian-us-election-20161117/360103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北岛回国跟宣传部长唱红诗
诗人北岛最近回国参加青海湖诗歌节，还被安排在开幕式论坛讲话，照片也登上了人民日报网页，甚至还配发了新华社的专访。于是引起人们猜测，是不是中共对待异议人士的政策有了松动？ 其实，不是中共的政策有松动，而是所谓异议诗人的骨质有了“松动”。 北岛八十年代后期持合法护照出国，像许多异议人士一样，因六四屠杀而滞留海外，并参与了一些抗议中共的活动。但十年前的2001年，北岛就已经回去过了；当时还高调宣布退出纽约的“中国人权”，不再担任其理事。当时就有人批评北岛此举是为取悦中共，因要辞去人权理事，实无必要通过媒体张扬出去。据网上可查到的查建英对北岛的专访，后来北岛又回过北京，还新买了公寓。 十年前北岛回国后又出来，并不是被政府驱逐，而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他后来仍可自由进出中国。据知情人说，北岛回国后倍感冷落，首先是诗在中国已衰落，诗的人气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诗人也自然大幅贬值。而且中国新一代青年诗人还不买北岛的帐，说他是过时“恐龙”，甚至有人喊出“打倒北岛”。虽然北岛被允许回去，但当局对他仍有戒心，所以官方文学活动仍冷遇他。更令人不自在的是，中国商业大潮的冲击太大，原来那些诗人夥伴，多在商海中滚得披金戴银，相形之下，海外归来的北岛更显寒酸。于是北岛再次离国，最后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找到一个位置。拜英国殖民政府之福，香港的大学的待遇可谓全世界大学之最。于是北岛不用下海，就可小康了。 十年前那次北岛回国还有一个“巧合”∶诺贝尔文学奖刚刚给了高行健，北岛的“诺奖梦”落空。据说北岛曾多年是诺奖候选人。他曾对友人说，每年颁奖时，都会有记者在他家门口等候，似乎志在必得。北岛为得诺奖，颇费苦心。知情人说，他在海外写的诗，会先送给诺奖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由他译成外文，然后中文读者才可能看到。北岛还认了马悦然的夫人为“乾妈”，于是“马评审”自然就成了“乾爹”。可天意不作美，诺奖评审中的其他委员硬是看上了在法国的高行健，北岛的失望可想而知，当时他的一位在瑞典的《今天》朋友甚至还担心他寻短，嘱他的女友看好他。被诺奖遗弃，也就不必再硬挺着做“异议诗人”了，所以回国也就不是需要掂量、权衡利弊的事情了。 这次北岛回国，背后都有些什麽举动，外界不得而知。但他自己表示，此行要朋友“担保”。媒体报导说，这个担保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的。铁凝是什麽人？八九民运时，她是河北文联副主席，在学生运动高潮时，她表示支持学生运动，但政府镇压后，她又是第一个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文联主席。这麽会看政治风向、又长袖善舞的女人，难怪能在根本没有任何重要作品的情况下、在49岁的年龄，就可以继茅盾巴金之后，当上中国作协主席。北岛被这种人担保回国，实在是够“光荣”的了。 大概是由于中东政治地震的影响，现在中共当局对国内异议人士的镇压比以往强度更高，对海外异议人士回国的审查也控制更严。一些跟民运活动没什麽关系的，都被北京拒绝，例如旅英的作家马健等，最近就被拒绝入境。在这种情况下，北岛不仅被批准回去，还被安排参加官方活动，上台致辞，得到新华社专访、照片登上《人民日报》网等“特殊优待”，没有原因怎麽可能！ 除了铁凝这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担保，另一个明显的重要原因，就是青海湖诗歌节的组织者、青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的关系。 现在中国最当红、最得宠、官职最高的“诗人”，就是这个吉狄马加。这个彝族诗人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党委书记（监控管理作家的大掌柜），后在中央党校受训，然后去青海高就。四年前，这位高官诗人创办了“青海国际诗歌节”，有国内外二百多人出席，声势浩大。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每两年办一次，现是第三届。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这种经济大潮中，诗几乎无人问津，诗人更顾影自怜，社会上看重的是企业家，是怎样发财致富。所以搞个诗刊、诗歌节什麽的，是很困难的。 但为什麽青海能办起国际诗歌节，每次能邀请两百多人，有些还是从国外请来的，这要多大花费？而且现在还能办到第三届？就是因为组办者是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他出面，诗歌节就有经费了，由青海政府出钱，列入对外宣传经费。诗歌节还邀请一些外国诗人到中国参观，实际上等于通过款待国内外诗人，来润物细无声地传递莺歌燕舞、诗情画意的胡锦涛的中国的信息。既促进国内洗脑，又有国际宣传效益。 而吉狄马加办这个诗歌节，更有他个人的好处。那些中外诗人们，每两年就有一次到青海吃喝玩乐的旅游机会，又得到“官方文学界”认可，所以名额争破头。而这个吉狄马加就拥有决定谁来青海的大权。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对这位宣传部长诗人高度评价，说他能跟“国际接轨”把外国诗人请来。事实上，那些什麽立陶宛、阿根廷呵，还有其他第三世界的诗人等等，有这种免费到中国一游的机会，不请都恨不得自来。而吉狄马加则善用这种“交情”，他是中国近年出国访问最频繁的“诗人”。 虽然有140多名中国有头有脸的诗人、评论家等到会众口一词赞美这位常委诗人的“艺术成就”，但从中国诗歌网上发表的吉狄马加作品来看，他的诗，不仅是缺乏诗所要求的起码文字技巧，更缺乏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思想。仅举一例∶在题为“长城”的这首诗中，他竟这样写到，长城，“在中国人的心里，你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吉狄马加的生命观、价值观，跟孟姜女哭长城时的秦皇心态、戈培尔左右纳粹时的思维，没有本质区别。 真不知道中国那些诗评家对这位共产党宣传部长的作品是怎麽想的。宣传部就是把谎言说一千遍变成真理的《1984》式的“真理部”。不可想像，德国人会一板正经地讨论戈培尔的诗歌艺术、希特勒的音乐感觉。不说久远的，去年青海玉树大地震时，中共隐瞒灾情，在黄金72小时不许外国救援队进入灾区，不知造成多少人因未及时抢救而遇难。而这个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吉狄马加，当时就负责地震宣传，把一场灾难变成共产党救灾善举。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原是北京市公安局长，有全国“警察副总警监”头衔，当时还派军队镇压当地藏人僧侣等不满和抗议者。而吉狄马加则一边指挥“戈培尔化”，一边高谈阔论“诗是文明的灵魂和法官，诗人是人类的良心。没有诗人，我们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历史的尊严。”而就在他眼皮底下，人的尊严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生命在毁灭，“诗人”正潇洒地做着这个镇压机器中的重要齿轮。中国的诗人和评论家们，都一窝蜂地去给这个党卫军式的诗人捧场，它只说明∶中国已没有诗；尸——行尸走肉倒遍地都是。 这次北岛被邀回国参加这个诗歌节，就跟这样一个省委宣传部长诗人有关。北岛在青海亮相，一可增加这个诗歌节的代表性——连早期的民间诗人的代表都出席、拜在有宣传部长头衔的“诗人”脚下。同时还可一箭双雕，你看，异议人士也不跟政府异议了，受招安了，共产党是多麽能耐啊。在有二百多人参加的诗歌节上，开幕式论坛只安排九个人上台致辞，六个是外国诗人，二个是中国诗评学者，中国诗人只有北岛，可见他的“得宠”。于是就出现这样滑稽的场面∶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中共中央委员，一是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另一个是全国作协主席铁凝，而北岛就被簇拥在这样的舞台上致辞。北岛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唱红歌的国家，跟省委宣传部长一起唱红诗去了。 北岛这麽“荣耀”的照片随后被登上《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做了专访。至此，北岛完全被官方文艺界正式认可，传递不必下文件的信息∶以后媒体和出版界都不必对北岛的作品有什麽禁忌了。在“流亡”之前，北岛是以非官方诗人而被民间接受和欢迎的。今天，在中国政治气候远比四分之一世纪前更寒冷的时刻，北岛被官方承认了。很精彩。 北岛虽然没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在现实社会中也是一大“赢家”∶拿香港高校高薪，到官方红歌活动上风光，还继续当异议刊物《今天》主编，获得西方资助。流亡作家，中共贵宾，异议诗人，居然都能融为一体，了不起！北岛以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著名，今天他当然更清楚，在一个不要墓志铭的世界，卑鄙者的通行证是抢破头的。所以他也迫不及待地实践自己的名言去了。 2011年8月16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10-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国企改革：成败关键在于结束党管企业 ——对“改革 60 条”的疑问（二）
何清涟 国企改革是“改革60条”的重头戏。从国企改革的十条措施来看，其中有些改革措施比较容易到位，有些措施则是难啃的硬骨头。容易到位的是制度起作用，比如加大国企上交财税的比例等；难啃的骨头是“党政分开”，最大的障碍也是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党政分开”曾是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总书记时期的国企改革方针，如今“旧曲新唱”，也算中国政治一道风景。 \利益再分配的改革容易到位\ 十大目标中， “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这条大而虚，什么都可以囊括进去。但有两条应该很快能够得到实行，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二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交公共财政的比例，2020年提到30%”。 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目前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既造成政府困境，也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政府财政收入总额虽然逐年上涨，但因公共安全支出（即维稳费用的官称）、军费等各项开支逐年增加，始终面临资金匮乏，财政饥渴一直存在。鉴于政府采取舒缓自身困境的措施一向行之有效，加之国企人事权在中央政府手中，让国企多交点钱上来，这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这项改革，除了界定“业务消费”的弹性很大，其余各项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比较容易取得成效。最近一年，抓了中石化系统的腐败窝案之后，今年国企系统管理层大换血。在国企巨无霸中，石化系统向来最牛皮，有此“寒蝉效应”，对其他的国企高管是个震慑，推行这一改革应该不难。 但有一条关系到国企垄断产品定价机制的改革，即“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条的难处在于如何确定哪些是“不当干预”，以及由谁来确定干预行为是否“不当”。 一方面，一些公共产品如自来水、天然气等与民生相关的价格听证会弄虚作假，比如各地出现一些当地国企或者有关部门花钱雇佣的“职业听证人”，“代表”民意同意价格上涨。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这都应该算是政府部门“不当干预”。另一方面，物价格迅速上涨必然导致民众不满，近两年频频出现发改委“约谈”企业以稳定消费品价格的行为，从企业来看，这应该是政府部门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我相信，只要中国市场机制扭曲状态依然存在，这两种“干预”都将轮番出现，交替产生作用。 \政企分开如何可能？\ 有些改革措施实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比如“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其中的“政资分开”，体现在两条，“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否有效，得看改革实施后几年内的绩效评估。 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因为政府监管一直存在，如何改革让人不明所以。2012年世界银行应中国政府邀请，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长期改革路线图”时，将其中一条视为标志性建议，即“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后来据说由于遭到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一提议被取消。关于这点，我在“中国经济改革：目标虽有路难行”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再来梳理中国改革以来的“政企分开”史，这段历史不仅体现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中共高层的沉浮，还体现了中共在国企改革上的举棋不定。上世纪80年代从赵紫阳任总理开始，就进行从“政企分开”起步，逐步实现“党政分开”的改革。这一设想随着赵紫阳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夭折。到了90年代，“加强党的领导”成为党建重心，不仅发展到各省市县的人大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还仿照“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战时原则，先是在国企中加强党建，继而在外企、私企中建立了数万个党委、党支部，终于将党领导一切的触角延伸至企业。 如今，在习近平宣要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同时实行“政企分开”，就象“22条军规”那样荒唐且充满矛盾：要消除国企的严重腐败，就得结束党管企业的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如果实行政企分开，胡锦涛十年执政期辛辛苦苦在私企、外企建立的数万个党支部难道就此撤销？加强党的领导与国企改革的目标政企分开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怪圈：撤销党支部，如何贯彻党的领导？但不撤销，又如何能够实现政企分开？ \职业经理人制度为何建立难？\ 还有一条改革措施是“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 这条措施难易参半。普通员工当然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这条过去在做，现在也继续在做。但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却不那么容易，这必须有人事制度改革做基础，关键是先废除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 提出废除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在中国至少有两轮。第一次提出国企取消行政级别是在1999年9月22日第十五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第二轮提出“废除国企行政级别”发生于2008~2009年。当时中国大型国企想在海外上市。无论实质和名义，国企领导兼任公务员显然不利于海外上市。这次讨论并未形成中央文件，但却将这一问题推向公众视野。 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后来的讨论，对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都未曾产生影响。据媒体盘点，目前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有53家为副部级；归属于国务院直接领导的正部级企业有中投公司。还有一部分隶属于中央其它部门的副部级央企，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国邮政集团等，不少央企领导人都是中央委员或者修候补委员。央企高管仍然由行政任命，这类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 大、升职无望的官员的肥缺，今年11月，有媒体发文“113家央企现任掌门人盘点：半数有政府工作背景”，就是这种情况的注脚。 在国企由政府官员当家的情况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非常困难。早在2003年，国资委与中组部联手面向海内外招聘央企高管7人；2010年，央企在全球招聘中聘任了31位职业经理人。但招聘效果并不理想，据说留任率不高。 可以说，无论是取消“国企领导行政级别”，还是政企分开，都无法绕过一个问题：即政府职能是否能够真正转换。只要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继续，所谓削弱国企的特权、废除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等各种改革，都只能如同近十余年来的所谓国企改革一样，成为纸面构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122/179611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中美冷战进入升级快车道？
程晓农 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很多人会关心，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中美两国关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若问到这一点，就相当于在关心中美冷战的节奏今后将有多快？中美冷战最大的特点就是快节奏，这是中美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地方，因为目前中美冷战里双方关系恶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当年的苏美冷战。 一、蓬佩奥演说为中美冷战定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其重点是，美国不能再回到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模式了；华盛顿将继续与北京对话，但必须对中共采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实”的态度；美国人民和各国必须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视作“正常国家”；要建立“新的民主联盟”，自由世界一定能够打败“新暴政”。 出于外交上的谨慎，美国政府部门不会轻易使用中美冷战这个概念，但越来越多的西方专家和媒体开始用冷战的眼光重新认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快速恶化的关系。比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amond）7月2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趋于深化的冲突轨迹，越来越多的冷战特性出现”。路透社市场分析师John Kemp则在7月22日写的《2020年，中美步入“新冷战”》一文中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关注2020年，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在这一年演变成了一场新冷战”。 最近，我在《大纪元》刊登过两篇关于中美冷战的文章，一篇是6月8日的《中美新冷战意味着什么？》，另一篇是7月5日的《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我很早就在关注中美冷战中的军事对抗，上述第二篇文章谈到了这一点，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部网站上也发表过数篇相关文章。最近急剧变化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把中美冷战的特征充分展现开来，让我们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来分析中美冷战的演进。 二、冷战的四大核心领域 什么是核大国之间的冷战？这是指红色政权对美国的敌意突破了外交包装，其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表明，对方的敌对关系已经形成；而美国面对一个敌对政权，外交上的彬彬有礼和维持双边长期友善关系的顾虑，就再也没有意义了，美国必须应战，除此之外没有选择。这样，两国就进入了包括诸多领域的总体战。 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要了解冷战演进的节奏，就需要先了解冷战的范围，哪些领域会发生对抗，哪些领域的对抗最重要，会牵动其它领域的行动。冷战是总体战，外交不是核心领域，只是辅助手段，而冷战的核心领域是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政治对抗。这四个核心领域，其重要性就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既然冷战是共产党国家逐步在几个核心领域不断升级而造成的，那么，美国的应战也会在核心领域里不断展现出来。美国之所以显得越来越硬，是因为它有美苏冷战的经验，知道在冷战中应战，需要在核心领域里采取回应行动。这四个核心领域里的对抗一旦升级了，基本上不可能都全面退回到原点；而如果在四个核心领域里的对抗持续不变，外交辅助手段无法化解核心领域的对抗。 但是，冷战不是话剧演出或韵律操，没有事先编好的脚本，不可能一切都按预想的计划进行。实际上，冷战的进程是由一系列偶发事件组成的。但是，如果从四大核心领域的角度来看，军事对抗最关键，也最重要，它会带动谍报战和经济对抗；谍报对抗和政治对抗会持续不断；而经济对抗则进程最慢。军事对抗的双方各自扩军备战到了某个阶段时，可能会发生不冲突的对垒或低度冲突，然后暂时收兵，同时将扩军备战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经济对抗之所以进展慢，有两种情况、两种原因。如果红色大国的经济与西方世界相对孤立，苏联就是如此，经济对抗便表现为双方不同制度下经济实力的比拼，那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红色大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像中共这样，经济对抗则必然导致红色大国与经济全球化局部脱钩，这个过程不是由政府直接完成的，而是由无数跨国公司各自操作，因此进展会比较慢。 三、中共部署对美核攻击 中美冷战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皮相之谈。比如，美国鹰派恶化中美关系啦，川普对北京无事生非啦，中美不应该背离昔日的合作关系啦，还是回到“韬光养晦”好啦，经济全球化时代分则两伤啦，中美关系崩盘对美国也不利啊，不一而足。 中美冷战这四大核心领域中，究竟哪个领域发生的事情属于诱发中美冷战爆发的主因？既不是中美经贸谈判不顺利，也不是中美政治分歧严重，更不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美冷战爆发的主因在军事领域。事实上，中共今年以来对美国发出的核攻击威胁，迫使美国除了应战别无选择。在现阶段，由于涉及国防机密，美国政府不会就这个问题公开表态，而只是不断在各领域采取反制措施。 我在《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一文中提到，2020年中共在军事方面高调宣布了三个行动（1—2月挺进中途岛实施演习、3月宣布南海战略核潜艇的“堡垒海区”建成、6月公开介绍对美太空战完成部署），直接点燃了对美冷战。这三个行动当中，挺进中途岛实施演习和对美太空战完成部署是第二位的，它们都是为了配合处于第一位的从南海“堡垒海区”出发的战略核潜艇的活动。中共强占南海的公海水域，建造了多个人工岛以及岛上海军基地，从而试图封锁南海的大部分公海海域，把这一海域变成核潜艇的“堡垒海区”。这三个行动都围绕着同一个军事上的战略任务，那就是对美国发射核导弹，中途岛演习是实地演练，“堡垒海区”相当与核潜艇的“安全屋”，而太空战则为核导弹提供精确导航。 由于这个“堡垒海区”的建成，使美军无法再有效监控中共战略核潜艇的行动，而中共的核潜艇从这里出发，可以高度隐蔽地接近美国西海岸，从那里发起核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0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此前无意中说了实话，“美方最恨的并非是华为公司，而是大陆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的理解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是，它为中共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的核导弹装上了“眼睛”，让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随时面临威胁。 以前美国对中共的“海基核力量”不太担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的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不过二千余公里，最多可以打击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但够不着美国在太平洋上最接近亚洲大陆的关岛基地。第二，中共海军当时将弹道导弹核潜艇部署在北海舰队，平时在渤海湾和黄海活动，但渤海和黄海水浅，弹道导弹潜艇很容易被卫星发现，因此可能遭到打击。现在，对美国来说，中共的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从纸老虎变成真老虎了，而且随时可能出现在家门口，核战风云不再是纸面上的假设，而变成了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由于中共完成了对美核攻击的技术准备，就直接点燃了对美冷战。这些行动的组合相当于美苏冷战期间美国面临的古巴导弹危机。 如今，中共的海基巨浪2型弹道导弹的射程已达8千公里，其核潜艇如果悄悄地溜到夏威夷附近发射核导弹，就可以在美国从西到东的全境范围内，通过卫星制导实现精确打击。美国再次面临一个红色大国公开发出的真实核威胁。美苏冷战开始10多年之后，美国才面临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中美冷战正式开场之前，中共就发出了核攻击威胁，这个节奏按照中共扩军备战的速度来看不算快，但对美国来说，冷战初起就不得不全力加强军事防卫。 四、外交战背后的谍报对抗 最近几天中共休斯顿总领馆被美方要求关闭，全体外交官被驱逐离境，然后北京报复性地关闭美国的成都领事馆，这是冷战状态下双方外交关系恶化的一种典型场景。冷战史上，外交官大批被驱逐，都与谍战有关。美苏冷战40年后的1986年，美国驱逐了80名苏联间谍外交官，他们分别在纽约联合国苏联代表团、苏联驻美大使馆和旧金山领事馆工作，其中包括克格勃在纽约的头目以及苏联军事情报局驻华盛顿的代表。1971年英国也曾一次驱逐了105个苏联间谍外交官。而前两天美国关闭休斯顿中共领馆，一次性驱逐该领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不是冷战多年之后出现的反谍事件，而是发生在中美冷战的元年。 由于冷战中的双方在谍报领域的对抗从来就是不透明的，不可能指望双方把完整的故事公布于众。目前美方公布的关闭休斯顿中共领馆的理由有几种说法。美国国务院委婉地表示，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一直是中国军方通过向美国大学输送学生来扩大其战争优势的“中心”；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则在推特上说，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是“中共在美国庞大的间谍网络和影响行动的中心节点”。 如果要了解中共在美间谍活动的大致全貌，可以看7月7日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视频对话，“与FBI局长对话：中共试图影响美国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演讲中说，“我们如今面临的情况是，联邦调查局每隔10小时就要启动一个新的与中共有关的反间谍案件。目前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正在侦办的接近5,000宗反间谍案件中，几乎一半与中共有关……这些案件来自联邦调查局侦办的1千多宗中共实际盗窃和企图盗窃美国技术的案件；也就是说，还有1千多宗正在进行的与中共有关的各种反间谍调查我还没有提到。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全部56个地方办事处开展这些种类的调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0年里与中共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件大约增长了1,300%”。 面对中共发动的超大规模谍报战，美国现在正在加强反击。中共的国家《情报法》规定，任何公民都应当协助和配合情报工作；也就是说，中共在美国实行的是群众谍报模式，大批非专业谍报人员受情报机关指挥，承担获取情报的任务。这种谍报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苏美冷战时期克格勃的活动能量，对美国的军事机密、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自然，冷战初期在谍报对抗领域美国的反制强度会比当年美苏冷战时大得多。 五、中美冷战被诡道掩盖 如果从中共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的对美扩军备战和大规模谍报战来看，中共早在上世纪末就启动了对美冷战的多重准备，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实施。那为什么中美冷战直到今年才爆发？原因就在于，中共用“韬光养晦”策略长期麻痹了美国。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24日举行了“中国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该委员会的委员罗伊‧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谈到：周恩来1973年在美中和解刚开始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列宁《妥协论》中的话，即必须区分把手枪和钱交给强盗以减轻伤害、以便最后消灭强盗的人，以及把钱和手枪交给强盗、然后共享赃物的人。在周恩来看来，美中建交属于第一种情况。坎普豪森认为，这显示，中国当时愿意与美国建交，是因为中国意识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强大了，最终是要击败美国的。坎普豪森指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美国建交的做法一脉相承……即便是在“韬光养晦”的“江胡时代”，中国也将美国视为对手。 一旦美国看透了中共的行为模式和针对美国的敌对战略，中共的“韬光养晦”策略就变成了显而易见的欺敌技巧，再难奏效。正因为中共的多重针对美国的冷战举措一直被其“韬光养晦”所掩盖，所以，中美冷战开启后，美国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中共威胁和敌意型渗透，其反制措施不得不覆盖多个方面；同时，美国的反制力度也会相当大，不单针对最近刚发生的中共威胁，也必须针对以前多年一直未反制的种种中共威胁和渗透。而中共则会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继续执行其削弱美国的国家战略。在这种全面对抗的演进过程中，冷战的轨迹今后可能表现出快速“出拳”和频繁“打击”的特点。由于多个领域里的对抗持续下去，每当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便采取反制措施，冷战就升级一次；对抗举措越多，升级也越频繁，双方关系可能很快会进入冰冻状态。 在2020这个中美冷战正式开场年，冷战的进程还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让谁胜选。如果是川普连任，美国在中美冷战中达到美苏冷战那种对抗顶峰点的时刻，也许会远远快于美苏冷战的节奏。而中共则把希望寄托在拜登身上，不管白宫是否易主，中美冷战的大趋势已经不可扭转，拜登如果上位，最多是放慢中美冷战的节奏，却无法制止中共的扩军备战和谍报攻势。 今年6月4日美国退休外交官司徒文在采访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中美两国能确定的一个共同利益只是‘避免战争’而已”。这是美苏冷战留下来的理性遗产；换言之，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不是“备战由冷变热，最后一场热战定乾坤”；恰恰相反，冷战的存续是为了通过削弱对方的威胁力度，来避免发生毁灭地球的核大战。 （原载大纪元，2020-07-27，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7/26/n1228506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美国对 Covid 的战争对象究竟是谁？
何清涟 随着全球再度陷入新冠疫情Delta变种（据说又有新变种）的恐慌，《华盛顿邮报》，卫报，NPR，CBS， NBC，路透社等多家主流媒体密集转报美国疾控中心消息。NBC干脆用此作标题：《美疾控中心CDC内部文件紧急警告：“战争已经改变”！疫苗未必管用！ Delta变体高度传播！》，对美国来说，最不幸的不是美国人已进入免疫疲惫期，而是疫情确实成了一场社会战争：打疫苗未必管用，白宫如果采取强制措施让公民打疫苗，这就成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战争。 现有疫苗对付不了病毒变种Delta 《华盛顿邮报》获得的美国疾控中心（CDC） 内部文件估计，截至2021年7月下旬，美国超过 1.62 亿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每周有 35,000 名接种疫苗的人出现有症状的突破性感染。 CDC以麻省一个度假区爆发的新冠疫情为例详解，研究人员发现，7月3日至7月17日期间麻省Provincetown爆发的469例中，74%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这些人当中有79%患者出现症状。据CDC说法，近期美国50个州全部出现德尔塔变异毒株病例，传染性更强，其导致的新冠病例占了美国近期所有新增病例的四分之一，预计未来几周将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要毒株。 在此情况下，辉瑞公司于7月8日发布声明，计划申请新冠疫苗第三剂加强针以加强防护并应对变异病毒，CDC和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紧急回应表示拒绝。疫苗公司与CDC之间的争议在于：疫苗公司担心随着变异体Delta流行，疫苗免疫力下降。公司当然有利润考量：据7月28日辉瑞公布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上半年总收入335亿美元，同比增长68%；其中新冠疫苗销售额占78亿美元，上半年累计销售额113亿美元，仅此一项预计全年将达330多亿，第三针可望成为是其未来疫苗收入的主要来源。CDC拒绝的理由是：只有在疫苗总体防护效果下降和疫苗的确无法对付变种病毒时才考虑打第三针。 辉瑞与CDC的争执并未触及到核心问题。前述CDC对冠状病毒的delta变种及疫苗有效性的内部报告外泄之后，公众哪怕不记得这报告的许多专业词汇，但一定会记住这一调查： 7月麻萨诸塞州469起个案中高达74%已打完疫苗，且体内病毒量与未接种疫苗者相当， “现在，即使接种过疫苗的人也很容易传播病毒”——这一结论有可能让拜登的强制接种疫苗计划搁浅。 拜登的疫苗计划遭遇美国各界反对 拜登政府今年4月初拟推出疫苗证计划，就遭遇德州佛州等红州强烈反对。由于有将近一半民众不肯打疫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拜登于7月6日提出“挨家挨户”上门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并于7月29日对联邦雇员发出强制疫苗令，还声称不排除发布强制疫苗令，要求美国全民打疫苗。拜登政府的疫苗计划遭遇到的反对来自政界、医疗界、社会公众等各方面，最激烈的来自民主党内。 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已经采取行动，要求他们的员工接种疫苗。科技巨头Facebook和谷歌本周宣布，他们的员工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必须证明他们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CNN这家最大的左媒则于8月初解雇了三名未打疫苗的员工。 此举被视为政府强制，遭遇各方反对。纽约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政府行动遭到了当地工会的抵制。在拜登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一些全国工会公开表示反对。代表3万名联邦官员和特工的联邦执法官员协会（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ssociation）主席拉里·考斯姆（Larry Cosme）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该组织支持疫苗，但反对强制接种：“强迫人们接受医疗程序不是美国的方式，不管支持者如何为其辩护，这都是对公民权利的明显侵犯。” 德州州长格雷克·阿伯特（Greg Abbott）早在2020年4月初就明确反对疫苗证规定，这次他仍然表态坚决反对，他认为，戴口罩或者打疫苗，靠个人自觉，不应该由政府强制执行。随后，他签下新行政令，谁敢强制戴口罩或强制接种疫苗，将处以罚款，最高达$1,000美元。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发言人曾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大纪元时报》英文版，6月22日有153名员工因为拒绝打疫苗而被解雇，或在前两周内辞职。其中一些医护人员是在接触病人过程中染疫，但却被以拒打疫苗为由解聘。 由于这类以打疫苗作为就业前提条件在美国医疗系统发生多起，总部位于纽约的1199SEIU医疗工作者东部联盟（1199SEIU 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East，以下简称1199SEIU）是全美最大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工会，其成员来自新泽西、佛罗里达州、华盛顿州、马里兰州和马萨诸塞州，共计有数十万护士和护理人员，该工会主席格雷沙姆（George Gresham）表示，医院系统无权强制员工接种疫苗，并将与强制员工接种COVID-19疫苗的公司采取法律的或者组织性抗争。 美国疫情战争中未出场的重要参与者 8月1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84页的报告，由资深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德克萨斯州)为首。报告说，大量证据证明，导致冠状肺炎（COVID-19）大流行的病毒是从中国一个研究机构泄露的，该报告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美国提供的资金帮助下，努力研制可传染人类的“转基因”病毒，并掩盖了这个操作。 推特上的中文讨论圈早就注意到新华社2019年9月26日曾发布《军运会航空口岸专用通道开通测试》一文，其中提到防新冠病毒演习。上述麦考尔报告这次提到了几个关键点与此有关，按时间排序就是： 多数证据表明，SARS-CoV-2是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某个时间偶然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释放的。 10月下旬，来自多个国家的数十名运动员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2019年世界军事运动会。据报道，他们在武汉期间或回国后不久患上了类似covid- 19的疾病。 这两个时间点可证明，军运会召开前夕的演习，乃因中方早就知道病毒外泄，有传染的可能。 该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负责人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他曾向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提供过几笔赠款，并与该研究所的主要蝙蝠冠状病毒团队(由石正丽领导)密切合作多年。达扎克在2020年2月《柳叶刀》杂志上组织了一封信，“谴责暗示COVID-19没有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并一直为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辩护。 结合前一向福奇电邮门的一些内容来看，美国有份参与。今年6月初，由美国Buzzfeed新闻网站、《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多家媒体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向联邦政府申请公开福奇邮件中的内容，公布的3200页电子邮件不仅显示出福奇在抗疫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与自相矛盾，以及科学界有一连串利益冲突嫌疑，还涉及奥巴马时期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而福奇是这项目的推动者与执行者。 新的共和党国会报告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解决关于covid-19起源的辩论，但它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无论是否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实验室泄漏理论都必须进行彻底调查，此前，根据拜登的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应在8月份提交有关冠状病毒来源的调查报告。麦考尔报告指出：“拜登政府的90天情报审查是不够的。如果不调查武汉的实验室以及美国与它们的所有合作，我们就无法声称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解疫情是如何开始的，以便能够预防下一次疫情。揭露真相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公众健康至关重要。” 这场来自中国的疫情对美国政治格局变动影响可谓至深至巨，许多隐藏在黑幕后面的秘密有待揭露。目前比较清楚的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防疫战主题已变，2020年防疫战的主攻对象是谋求连任的总统川普；最近则成了不愿意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尤其是目的不明的健康证规定，将使2020年已成水火之势的政治分裂进一步扩大成新的分裂，一种不以党派划线的分裂。 （原载大纪元，2021年8月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6/n1314444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美国的独特性和三大幸运
在美国的左右派政治辩论中，保守派常常强调要捍卫美国的独特性。在全球二百个国家中，在人类二千年历史上，美国真的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吗？美国的国土、人口、资源，这三项都不是全球第一，但为什麽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成为自由世界的旗手？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精神理念，独特的建国之本，由此构成人们常说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者说美国“独特性”。几年前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的两名编辑曾合写了一篇专论总结说，美国的“独特性”在于，美国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国家都“更加自由”，“更加个人主义”。 自由（freedom），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确实是美国独特性的两个根本性价值。把它放在近代人类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更能看出美国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有两场革命，对人类进步意义最大。一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实行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权力。另一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殖民统治，建立了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根本价值的伟大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甚至这样评价∶当代最伟大的事，是美国的崛起！ 为什麽光荣革命能在英国成gong，而法国大革命却带来血腥和断头台？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当年英国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她没有其它欧洲国家那样的农民阶级、森严等级的国教、集权强势的君主制等；而是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光荣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扩大个人权利的革命。 而随后发生的美国革命（独立战争），虽然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但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恰恰是非常欣赏、共鸣主导英国光荣革命的辉格党的理念，其根本追求是个人自由，而不是法国革命那种以“人民名义”建构群体主义专制。 而且美国的早期移民，几乎都是从欧洲逃过来的革新派新教徒，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广袤土地上，白手起家，创建一个新国度。所以美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是独特的，更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美国的第一个幸运是∶跟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所以美国没有欧洲那种政教合一的教会权威；没有世代相袭的王公贵族；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没有历史悠久的皇朝历史，没有“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反富倾向；没有“根深蒂固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简言之，美国的第一个幸运是，“美国没有受到欧洲旧制度的毒害”。 美国的第二个幸运是∶虽然当时是英国属地，但英国的统治是微弱的，甚至是放任的，被史学家称为“有益的疏忽”；所以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就已经是世上最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也相当发达，人民的富有程度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是独特的，不存在一个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没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描绘的那样一个有巨大贫富差别、穷人哀嚎遍野的社会。美国的工人阶级是富有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并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会从最富有的国家开始”一直都只是幻想而已。 到了打响独立战争，建成一个新国家时，美国又一次飞跃，主要体现在建国先贤用《独立宣言》确立了美国精神和价值，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和政府。这份奠定美国文明的文件主要确定了美国人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用“天赋的”这种绝对性，防止任何力量的剥夺。而追求幸福，原意是指个人发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后来在这种精神下形成的美国宪法，根本宗旨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这“三大权利”和“两句话”，就把美国跟欧洲，以及整个世界拉开了距离，形成了美国的独特性，使美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政体”。 美国的第三个幸运是∶在美国建国之前夕，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就深受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并接受了市场经济理念，从而把美国建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经济自由（本质是最保护个人权利）的伟大国家。 美国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有稳固的民主，强大的军事，蓬勃的市场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就是因为重视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形成了有竞争力的（物质、思想、制度）的自由市场，让人民（消费者）选择，优胜劣败；同时由于政府权力受限，统治精英无法随便剥夺个人权利。 奠定人类自由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独立宣言》发表前四个月问世的。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建国先贤们大都读过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受到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像后来领导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度的林肯总统（《国富论》在林肯出生33年前问世的），就深受这部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体自由的经典著作的影响，所以林肯当年就曾这样精辟地指出∶ “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乾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林肯强调的不是均贫富，不是反富仇富，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个人自立自强，靠个人能力自我实现，发财致富。这种被称为“林肯哲学基石”的原则理念，成为后来美国（以至世界）左右派分野的标志∶保守派认为“自由”（liberty）最重要（高于“平等”）；左派认为“平等”最重要。但左派的实践结果是，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了个体自由。最后自由没有了，平等也不存在。均贫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左派的极端表现。 正因为这样一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才使“美国对财富的态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热爱商业，更不反富，更热心创造和拥有财富，并把这视为个人成就的象徵。 在当年苏联等推行共产主义专制时，在今天欧洲国家走向同样价值取向（以所谓“集体福利”剥夺“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时，美国，这个“例外”的国家，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但美国的独特性一直受到挑战，不仅有来自共产国家的敌对，极端伊斯兰世界的仇视，更有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左派知识份子的痛恨，他们希望美国成为另一个欧洲∶更多的政府权力、更多的精英主义、更少的个人自由。同时，美国的独特性，也受到美国内部左派势力企图摧毁它的挑战∶ 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左派罗斯福政府就乘机推行侵蚀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大政府新政，其热衷的榜样是共产苏联和法西斯的意大利。罗斯福的主要智囊就曾感叹，“为什麽让苏联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罗斯福们也要像苏联那样推行改造社会的乌托邦。那个时候通过的退休金制度，福利制度，国营经济等，至今仍在损害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先贤们确立的个人自由原则。 奥巴马上台后，更是阔步迈向社会主义，推行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高预算（赤字）的政策。政府并不产生钱，奥巴马政府敢这麽做，一是靠高税收，更多剥夺个人财富；二是提前花销年轻人预交（被政府从工资扣除）的未来退休金。如果没有当年罗斯福新政建立的这种强行退休金制度，政府的高赤字运作就不易进行，因很难拿到这麽多钱。三是举债，中国已成美国的最大债主。专家预测，今后十年，美国的庞大债务将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7%！ 奥巴马等左派的这种大政府政策，本质上损害美国的立国之本，侵蚀甚至摧毁美国的“独特性”。奥巴马是以高喊“改变”而上台的。但他想改变的，是美国的独特性，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而当今美国内部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捍卫个体自由），就是传递这样的信号∶美国人民要改变的是大政府的体制，捍卫美国历史形成的美国特色，保住美国的“独特性”；使美国仍成为保守派的里根总统所乐于称颂的“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继续成为所有被群体主义奴役的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窃选者的炫耀：非常成功的“统一战线”（3）
何清涟 从《影子竞选秘史》披露的情况，结合拜登入主白宫次日Antifa聚集在波特兰齐声高叫“我们不要拜登”，以及纽约等地BLM继续闹事的情况来看，足证“捍卫民主联盟”的参与者的目标多元化，并非完全认同拜登及民主党。一个临时聚合，仅仅用仇恨川普与金钱力量将这么多机构与人——从政治、文化、科技、商界精英，再到Antifa 与BLM这种边缘与底层人群聚集在一起，完成倒川大业，必须承认波德霍泽等人组织的统一战线相当成功。 对BLM物尽其用：街头运动、控制基层选举 《影子竞选秘史》说得很清楚，对BLM运动的吸收，一是驱使他们在合适的时候上街闹事，二是为了控制基层选举。2020年5月下旬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波德霍泽通过帮助BLM运动的组织者并与其合作，迅速将其吸纳至该联盟的网络中来。他特别注意与战场州那些在BLM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组织的联系，同时不让他们直接与民主党高层政客发生联系，目的是避免可能发生的政治麻烦。 波德霍泽利用BLM创造了一支“选举捍卫者”的力量，并特别对他们进行降级技巧（de-escalation techniques）的训练。所谓降级技巧，是对BLM在选举活动中采用各种威胁手段（尽量不造成法律后果）的概括。BLM的组织者招募了数千名投票工作人员，以确保控制他们所在社区的投票站，让他们“监督计票和处理对于计票结果的争议”，其实就是采用各种方法对这些揭露舞弊者进行人身威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BLM成员确实在选举的计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仅举几例：密西根州底特律发生了严重的舞弊：更改选票日期、未核查选民身份、未密封选票、伪造非法选票利用（Dominion机器多计算选票近29万张）、一张选票多次扫描、计算无效选票等，受到外界强烈指责。但领导当地选举活动的民主党州议员辛西娅∙约翰逊女士（Cynthia Johnson）竟然在12月2日的舞弊听证会上威胁证人，并在视频节目中赤裸裸地发出威胁说“拜登－哈里斯政府欠底特律市的。 我不仅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拿命冒险，我还为正义和民主拿命冒险“。 舞弊者的嚣张，导致 密西根州韦恩县检票委员会两名共和党成员威廉·哈特曼（William Hartmann）与莫妮卡‧帕尔默 （Monica Palmer）就反对投票认证拜登，遭遇了种种威胁与霸凌，前者只好接受警察劝告离家居住。 拜登宣布胜选后，11月10日，BLM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帕特里斯‧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代表BLM全球网路基金会写信给拜登及其竞选搭档贺锦丽，声称该组织为他们拉来了6000万选民，现在他们要求跟拜登见面，因为“我们要回报”。他的要求包括，“我们的（BLM）的声音要被倾听，我们的要求要被优先考虑。” 这6000万“选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皆有，当然包括邮寄选票中的虚假选民，在停止计票后灌票得到的“选民”，如同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弗里曼女士在大选夜从预先藏好的四个行李箱中拿出的“选民”。 邮箱取代票箱，邮寄选票成为民主党胜选利器 2020美国总统大选，各州实行邮寄投票唯一的理据是：新冠病毒严重，防止人们在投票站聚集互相感染。 《影子竞选秘史》指出，用邮箱代替投票箱策略之所以获得成功，有赖于37个州（里面当然包括六个战场州与部分共和党州）的2500名选举官员、脸书扎格伯克的3亿多美元的资助，全美邮局工会对民主党的全力支持，“最终，在2020年，将近一半选民通过邮件投票，这实际上是一场人们投票方式的革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亲自提前投票。只有四分之一的选民以传统的方式投票:在选举日亲自投票”，对民主党来说，邮寄选票最大的好处是无法查验投票者身份，这导致投票日后送达的邮寄选票形成淹没“红色幻影”的“蓝色浪潮”，直到民主党一方数出了8100万张拜登选票、达到他们预期在关键战场出现“蓝色转变”为止。 可以说，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是由邮寄选票决定的。美国的绝大部分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一样，州宪法都规定选民必须亲自投票，邮寄投票应事先申请。但这次大选，美国的50个州，只有14个州要求选民邮寄投票必须提供理由事先申请，36个州不需要任何理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于2020年6月3日签署行政命令，援引“加州紧急服务法”，要求全州登记选民采用邮寄选票，被该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盖拉格和凯文·基利控告违法。加州沙特郡（Sutter County）高等法院法官赫克曼11月2日判决纽森违反州宪法，禁止他今后再以“紧急法”更改任何现行法律。荒谬的是，这种违宪选举本应无效，但加州的55张选举人票却算给了拜登。 笔者早就注意到民主党在各州的地方选举中，利用邮寄选票作弊引起的几十起诉讼。笔者居住的美国新泽西，已经发生数起邮寄选票作弊事件，但民主党州长墨菲仍然坚持于8月14日发布新的行政命令，11月份的大选将主要采用邮寄投票。 关于六个摇摆州邮寄选票舞弊欺诈，可以参见《一文梳理：6个摇摆州邮寄选票欺诈疑云》。 控制选举的关键官员——各州州务卿 前共和党议员瓦姆普通过无党派改革组织“一号议题”团结共和党中的反川者。全国选举诚信委员会的22名民主党人和22名共和党人每周至少在Zoom开会一次。他们在六个战场州投放广告，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提醒当地官员注意潜在的问题。由于控制得法，这六个州在选前曾反对邮寄选票延期，一个一个被民主党攻克。宾州延迟至 11月6日，内华达为11月10日，北卡罗延迟至11月13日。所有选举事务，都由各州州务卿控制，这就是37个州的州务卿均被捍卫民主联盟纳入网络的重要原因。 州务卿的重要作用，以及乔治亚与密西根两州州务卿在操控2020年大选中的重要作用，我在《窃选者的炫耀：组织、资金与法案的充分准备（2）》有分析，此处不赘。 吸纳各州负责司法调查与公诉的总检察长 《影子竞选秘史》谈到，“民主党前众议院领袖迪克·吉法特（Dick Gephardt）成为一个有实力的说客，率领一个联盟。 “我们希望组成一个真正由两党组成的团体，由前民选官员，内阁秘书，军事领导人等组成，其主要目的是向公众传递信息，还与地方官员对话，包括国务秘书，总检察长，州长。 吉法特透露，他与私营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为这项工作投入了2000万美元”。从大选过程中处理舞弊调查的情况来看，吉法特不愧是政治老手，组织反川联盟时找对了人。 宾州的总检察长Josh Shapiro充分运用他的权力。在大选前，他就数度宣称，有他在，决不会让川普胜选。宾州联邦检察官大卫·弗里德（David Freed）曾在2020年9月调查琉森郡（Luzerne County）9张邮寄军人选票被不当打开和“丢弃”，其中有7张是投给川普的。这么一个小案子，却导致弗里德三个月后辞职 。 大选日一周之后，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发布备忘录，要求调查2020大选中的舞弊问题，11月13日，16名美国助理检察官写联名信敦促司法部长巴尔撤销备忘录，称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异常的证据。外界对巴尔多所指责，我猜想，一个光杆司令根本无法从事舞弊调查。 各州总检察长的位置是如此重要，拜登政府接管权力不久，2月9日，司法部下令，要求川普做总统时任命的所有检察长辞职，只有个别例外。 高效组织与控制舆论改变了民主的数人头政治 众所周知，极权专制是砍人头（现在比砍人头柔和一些），民主政治是一人一票的“数人头”。在选举中，以投票权利而论，政要权贵、亿万富翁与普通人及Homeless平等。2020年大选当中，左派有组织地用各种方式比如邮寄选票、机器舞弊等大规模收割选票，是用金钱、政治组织系统内资源的权力偏倚来稀释不同意者选票的权利，严重损害了选举的安全与诚信。 对民主国家来说，选举其实是社会维稳。一国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一国政府领导人是否履行竞选承诺、是否以本国选民福祉为念，都会在任期届满时的选举中受到严格的考评，考评的方式就是选票，一旦选举被操控，不仅失去了公平与诚信，民众也缺乏表达真实意见的管道了。《影子竞选秘史》炫耀的其实就是一点：只要经过周密组织、将与选举有关的社会资源有效组织起来，投放天量金钱运作，最后可以造出多数选民来，湮没真实选民的意愿。 由于2020大选中，民主党与左派阵营是依靠仇恨川普来形成统一战线，成功地让拜登通过被严重操控的程序进了白宫，共和党的政要居然认为只要实行Trumpism Without Trump，就可以赢得2022的大选。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群体的变化，在选票上就算共和党略有优势，但无金钱、组织资源包括网络时代的科技精英均在民主党那边。 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支持群体曾因两党政策变化而发生位移。共和党演变成普通美国人的党，中小企业主、中小农场主与普通中产是这个党的基本盘。民主党则成了一个公务员、工会上层、科技、金融大佬、教育、媒体知识群体与社会边缘化群体结合起来的一个党。从两党基本盘可以看出，美国社会掌握政治、经济、科技力量与媒体的精英基本都在民主党那一边。加入捍卫民主联盟的那些著名的NGO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他们具备在世界从事颜色革命的丰富经验，如《影子竞选秘史》所言，利用BLM就是这种经验之一。 2020大选虽然翻篇了，但它留下的后果与经验将永久性地改变美国，共和党如果不能够从制度、法律层面防范2020年捍卫民主联盟这类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操作，既不会赢得2022年的中期选举，更不会赢得2024年的大选。 （原载大纪元，2021年2月1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2/17/n1275847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中共苦撑待变八十天？
程晓农 最近中共突然宣布，与美军海上或空中对阵时，“不开第一枪”。这个消息是一周前披露的，它说明了什么？是中共要让中美关系回暖，还是在“韬光养晦”？如果真是“韬光养晦”，它准备“韬光养晦”多久？是3年，还是30年？实际上，中共希望能苦撑待变80天，等待美国总统大选后拜登上台。但是，苦撑80天之后，美国选民能不能让中共如愿，中共高层其实也心中无数。如果特朗普得以连任，中共就得再“苦撑”4年；倘如此，这样的“苦撑”既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更等不到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共的转变，苦撑就变成了苦熬。 一、中南海保证不开第一枪？ 香港《南华早报》8月1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的南海局势非常危险，北京已经下令，飞行员和海军官兵在与美国飞机和军舰日益频繁的对峙中保持克制，“不要开第一枪”；同时，中共已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军方表示，“决不首先开枪”。 这种态度对中美冷战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冷战结束了吗？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信号说明，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冷战状态，是冷战开始了。举个最简单的比喻，冷战就相当于敌对双方弹上膛、枪在手，互相瞄准对方；当其中一方保证说，我现在不开第一枪，这时他仍然子弹不退膛，枪口照样瞄准，只是不扣扳机罢了。这意味着双方之间正在冷战。如果说，先开第一枪是作战对抗，就是热战，那么，不开第一枪，就是冷战式备战对抗。 美国从来不对冷战中的敌对国家先开第一枪。美苏冷战40年，双方也都信守不开第一枪的承诺。所以，美苏两国冷战40年，互相瞄准40年，也不扣扳机40年。但在这40年当中，不断发生手指摸扳机的时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一次，1969年美国警告苏联不得核攻击北京又是一次。由此可见，“不开第一枪”就是冷战的常态。因为中美冷战刚刚启动，中共以前没有美苏冷战的直接经验，事到临头才知道，“不开第一枪”原来是维持冷战不转变成战争的唯一手段。 蓬佩奥上个月在尼克松图书馆关于中美关系大逆转的演讲提到，美国从此对中共不能信其言，而要观其行。美国从过去20年与中共打交道的经历中，终于学会了一点，就是中共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方谈判代表龙永图对美国承诺，会兑现世贸组织要求的各项制度改变；其实，当时朱镕基在内部讲话时却对国内干部说，大家不要担心，那只是哄哄美国人的。后来20年的史实证明，朱镕基的内部讲话才是真话。3年前特朗普从来访的习近平那里获得了当面保证，在南海造岛只是为了民航便利，不会用于军事用途；但今年3月中共却宣布，整个南海已经被改造成“深海堡垒”，是针对美国的中共战略核潜艇的“发射阵地”。 历史上，中共有“偷开第一枪”的记录。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解放军和美军打过两次，前一次是地面战争，后一次是中共高炮部队在北越的地面上打美国空军，每次都是中共偷开第一枪；中共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也是中共在珍宝岛开的第一枪。那么，中共这次“不开第一枪”的保证，是欺敌之计，还是一个暂时有效的可信之诺？是战略型退却，即长期退却，还是战术型退却，即短期退却？ 二、中共苦撑待变八十天？ 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8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理性、克制与隐忍，北京能否消解特朗普“最后的疯狂”》。文章说，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新铁幕演说”到美国海空力量逼近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乃至美国卫生部长赴台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面对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大选前的凌厉攻势，北京的反应相对平静，并没给人以针锋相对式的激烈反击，而是试图通过理性和克制，甚至是隐忍，来管控中美紧张的关系。8月5日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针对蓬佩奥发表的“新铁幕演说”正式回应，并就中国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作出表态。王毅的专访内容几乎没有激烈措辞，从中也很难闻到敌对国家的硝烟味。 该文指出，北京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并非软弱或作出妥协，某种程度上是隐忍，是应对策略上所作的调整。王毅的对美喊话是北京方面就中美关系基本立场和态度的全方位阐述，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代，北京对华盛顿发出的《告美国书》。其意就是，在明确底线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对抗，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性动作来处理中美关系。这是北京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管控中美紧张关系的意图明显。 从以上文字来看，似乎北京准备在中美关系上作战略型退却；但这篇中共喉舌的文章接下来就写出了其态度转变的真实意图：“在当前美国政界反华情绪浓厚的背景下，北京自然不会进一步挑起事端，为特朗普再次冲击总统之位助攻……北京当局已有心理准备，面对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更多的风暴。在美国大选之前，北京必然会避免成为特朗普的‘助选工具’……但新总统上台，至少会提供一个重新设定两国关系的机会。在美国大选前的未来几个月，北京整体做法大概率会继续采用上述的方式，设法管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并只会在必要时进行有限度的报复，以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最后疯狂’”。 这篇文章把中共的意图解释得十分清晰：北京当局虽然对美国针对中共的各种反击措施咬牙切齿，但还是决定要“苦撑待变”。它准备“苦撑”多久呢？不是1年，更不是10年，而是80天。也就是说，中南海认为，等到拜登上台，特朗普的“最后疯狂”就结束了。 三、中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人民？ 中共的“苦撑待变”策略，是效仿国民政府当年的抗日战略。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1933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得3年、5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后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用“苦撑待变”这四个字来描述这个战略意图。 1933年时，蒋介石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是没有其他选择情况下唯一的出路；他当时并不知道，日本的军政两大部门后来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对美国发动攻击，结果美国参战，一举扭转了二战结局。所以，当时蒋介石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有利转变，其实是一种多少有点盲目的期待。现在中共决定苦撑待变80天，其目标则非常明确，即拜登上台。中共此刻的苦撑待变和蒋介石当年的苦撑待变一样，有一个共同点，即寄希望于别人。中共心目中的别人，其实是美国选民；也就是说，中南海把中共的命运交给美国人民来决定了。 对中共来说，虽然苦撑待变80天只是一种临时的策略，但在中共执政史上，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敌对国家的选民身上，这还是第一次。仅就这个第一次来看，中共当前的无可奈何境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中共发现，如果继续保持前一阵的高调与美国对垒，可能会有利于特朗普连选连任，其结果就是加快中美冷战升级的速度，而这种冷战的快速升级，对中共绝对是灾难性的。 中共处于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其实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69年，毛泽东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苏联考虑到中共的核力量刚在萌芽状态，如果拖下去会尾大不掉，对苏联越来越危险，所以决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用战术核武器一举消灭中共的核基地以及其指挥中心。当时毛泽东决定，把中央党政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以到干校劳动的名义撤离北京，同时把大部分老干部转移到外地，在全国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共的处境比蒋介石的苦撑待变还糟，因为此时中共毫无援手，它既与西方敌对，又挑起了对红色阵营领头羊苏联的对抗，东西方两大阵营，哪个国家都不会为中国赴汤蹈火。如果苏联当时对中共的核打击事先不通知美国，而是实行突然袭击，那毛泽东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中共执政史上两次挑战核大国，第一次是苏联，第二次是美国，结果都一样，自己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孤立困境。说起来很讽刺，中共只要稍有机会，就总是想在地球上夺得一席之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每次这样做之后都会惹出大麻烦，而每次是否脱困，都与美国有关。这两次的不同在于，上一次惹出灭门大祸，是美国出手救了老毛和中共，不过，那和美国人民没关系，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尼克松当时做了什么样的决定；而中共这一次惹翻了美国，特朗普总统决心要坚决反击，中共没别的指望了，只能寄望于美国人民投票相救。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尽管中共极端敌视民主制度，它现在却不得不乞灵于美国的民主制度。 四、中共果能如愿？ 然而，中共高层是否明白，这个期望可能落空呢？当然，他们不可能不为此焦虑，却也只能干着急，因为他们不但无法影响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甚至也无法获得各种不同的信息来作比对参考。 现在中共只能从美国媒体上看报道，或者通过它控制的华人团体以及各类在美国的亲北京华人来了解美国的大选动向，再就是听美国“拥抱熊猫派”的建议。可这三个来源其实都是同一种声音，亲共华人和“拥抱熊猫派”看法一样，而“拥抱熊猫派”又和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看法一样，他们都希望总统换人。无论是从中共熟悉的美国华人那里，还是通过美国的亲中智库的管道，或是从美国的媒体及民调报告来看，中共都无法了解那些不支持拜登的美国选民到底怎么想，更无从判断，他们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 对中共高层而言，苦撑待变80天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最多只有一半一半的可能。假如特朗普再度当选，中共怎么办？它恐怕就只能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轨道上再苦撑4年了；倘若如此，4年之后，中美关系将又是一番天翻地覆之变。 中共高层现在都明白，只要特朗普坐在白宫，挽救中美关系急剧滑坡就毫无指望；但是，苦撑待变80天之后，美国的选民能不能让中共如愿，其实中共高层也心中无数。如果特朗普得以连任，那么，中共的苦撑待变就只能从短期策略变成中期策略，要一直“苦撑”下去了；而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苦撑”既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更等不到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共的转变那一天。那样的话，“苦撑”就变成了苦熬。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8月1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819202016180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2023 达沃斯年会，中国为何成为焦点？
何清涟 1月16日，世界经济论坛（WEF）2023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主题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疫情三年未参会的中国当局这次虽然只派了刘鹤参会发言，但与会各方比较满意，努力拔高刘鹤的重要性与代表性；中国方面对此会议感觉良好，《人民日报》发文自赞：《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力量》（2023年1月18日）。不过，考诸西方媒体，这并非全是北京自我拔高，因为美国众多大媒体欢呼“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对WEF与会者为中国重返欢呼兴奋并表达期望做了较详细报道。 WEF与会者们看重什么？ 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委员会米雷克·杜谢克（Mirek Dusek）表示：“在全球合作的关键时刻，我们期待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和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声音，还有多位代表表示，面对分化的世界，中国一直发挥着“稳定器”作用，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具体说来，他们很看重以下因素： 一、刘鹤因“习近平密友”+信使身份成为特殊嘉宾 这次中国派刘鹤出席，其职位是即将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但WEF参与者并不认为这是中国轻视WEF，所有报道都强调刘鹤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密切、是很受信任的私人密友。刘鹤的演讲中说明中国不会回到计划经济（这其实用脑袋想一想就会清楚答案是什么），但媒体一致表示刘的讲话让世界放心了。美国彭博社发文多篇，每篇不离中国，在“中国向达沃斯保证增长将恢复，Covid 已见顶”这篇报道中，强调“刘鹤致辞称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刘回应了对中国背离全球化的担忧”，“就在北京发布好于预期的第四季度经济数据几个小时后，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达沃斯年会上发表讲话，点燃了人们对 2023 年更快复苏的希望。” 但高兴过后又有点疑虑，在欢呼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之后， 《华尔街日报》又于1月19日表达怀疑：“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将中国描绘成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这样的表态获得了许多人的欢迎。但在那之后，中国将西方公司排挤出关键市场的举动、切断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严格防疫封控举措、以及对民营公司和贸易伙伴的武断处罚，已经令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声誉受损”，文章说，尽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寻求修复中国的声誉，但与会者“存在对这种讯息和这位信使的疑虑，……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习近平本人相信过西方的非干涉主义全球化模式。此外，对西方友好的刘鹤即将卸任，而新一届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对市场和西方的看法与习近平的怀疑态度更为接近。” 二、与会代表认为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引擎 多位达沃斯代表指出，中国重新开放是对全球经济前景暂时乐观的理由。DP Worl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Sultan Ahmed Bin Sulayem 告诉彭博电视，中国从 Covid Zero 中崛起将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虽然这影响不会立竿见影。 1月17日上午，以“中国发展的新篇章”为题的分论坛在达沃斯会议中心举行。《华尔街日报》记者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会者看好中国重新开放后的前景》一文中，专门纪录了这个分论坛发言者对中国的高度肯定与热切期盼，这里只引用一段：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陆克文(Kevin Rudd，澳大利亚前总理)表示，今年中国如果取得更强增长，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欧洲正面临经济衰退的挑战，美国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仍不确定。陆克文称，如果中国2023年取得良好增长，实现5%或5%以上的增速，这实际上将支撑未来一年的全球增长。 三、大国领导人、与会代表看重与中国的关系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是唯一与会的国家领导人，他对中国的看重世界皆知。2022年11月朔尔茨朔尔茨率领德国“制造业天团”访华，因其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到访的西方重要国家领导，西方媒体评价舒尔茨访华是中国大外交胜利。舒尔茨这次赴达沃斯开会之前接受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约翰·米克思韦特的采访，也不忘表达德国的平衡外交，称德国既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在其非洲之行中特意绕道瑞士，于 1 月 18 日在苏黎世与刘鹤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财政部透露，两人就加强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对话、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支援展开合作达成了一致。耶伦表示“通过率直的交换意见，提出了担忧的问题”，透露考虑今后进行互访。 彭博社用“瑞士会见为耶伦带来惊喜”描绘这场来之不易的会见。日经新闻分析，非洲各国面临的过度负债的重组离不开作为最主要贷方中国的协助，美国期待这个问题取得进展。 WEF为何需要中国的出场？ WEF多年来扮演着世界政府的角色。美联社与Fox今年这样评价这个机构：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行的年度盛会，将讨论从气候变化和经济不确定性到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公共卫生等紧迫的全球问题，计划举行数百场公开会议，“尽管始终不清楚会出现多少具体行动，为期四天的会议也因商界领袖的秘密幕后会议和交易而闻名。” 不过，达沃斯论坛面临巨大困境，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正视。该报记者在《困境中的达沃斯：新国际秩序和新现实》（2023年1月16日）这篇报道中指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处于困境之中。长期以来，该论坛一直是富裕的象征，主张全球化，更大的自由市场，更多的资本流动，认为更多贸易会带来更多自由。现在，它必须转向新冠大流行、乌克兰战争、极端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咄咄逼人的专制政权引发的新现实。如果说旧秩序已经消失，新秩序还没有诞生。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增长，权力正在从美国转移，但尚不清楚取而代之的国际体系会是怎样。” 《纽约时报》认为权力正在从美国转移，与其他美媒相比，算是后知后觉。美国前五大媒体都很关心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但一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勿庸置疑之事。不过，一些左派杂志已经意识到这点，比如《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22年10月17日发表《山巅之国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City Upon a Hill），引据多家著名智库与民调机构的调查称，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对16个国家进行的调查，57%的受访者都表示，美国的民主近年来并不是个很好的榜样。2023年1月6日，该杂志发表《美国民主仍处于危险之中》（American Democracy Is Still in Danger），当前要务是要想法保护它免受国内外敌人的侵害。尽管这两篇评论对美国民主处于危险之中的分析很多偏见与误判，但总算明白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受到自身作为的削弱。 以下这个小插曲可以作为2023达沃斯年会的注脚。WEF主席施瓦布称，在全球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处于历史最低点之际，WEF的新“全球协作村”值得信赖，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协调警方对犯罪反应的国际组织，参与了该项目。对此，马斯克回答说：“世界经济论坛正日益成为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世界政府，人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也不需要。”此事引发轩然大波，Fox、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WEF的大重置目标非常宏大，没有中国参与和配合就几乎没办法实现，如果只能成为西方40余国参与的政治游戏，显然与其目标相距甚远。因此，2023达沃斯年会的重心成了希望拉拢中国回归全球化秩序。尽管中国现在正面临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苦恼，但北京是否如WEF之愿回归，与会者其实心中都没有底，只能且行且看。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月2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64468）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贺梅案和种族问题
最近多维网报道的在美华人夫妇贺绍强罗秦就亲生女儿贺梅的监护权问题和美国白人贝克夫妇发生的法律纠纷，引起读者争论。这些争论再次凸显出移民对美国人、美国价值、美国社会问题等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认知。理清这些问题，有助於移民在这个社会中更精神健康地生存下去，所以值得讨论。我觉得在关注此案的过程中，起码不应该忽略下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贝克夫妇和中国人“抢”孩子是不是表现出美国人的丑陋。有人激烈批评这对美国夫妇为了得到孩子什厶手段都使，自私，甚至邪恶；由此延伸到美国人怎厶样，白人怎厶样。这里且不评论贝克夫妇做法的对错（因为媒体的报道目前为止几乎全是贺家的一面之词），即使他们真的像贺家夫妇所指责的那厶糟糕，他们的做法也不代表多数美国人。在收养孩子这个问题上，多数美国人恰恰表现出相当的爱心，或者说人性的辉煌。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人是全世界收养孩子最多的，他们不仅在本国收养，还到罗马尼亚、俄国等东欧国家去收养，到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去领养，到中国、韩国、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国家去领养。《纽约时报》杂�医衲�6月16日曾就此刊载了封面故事“倒卖婴儿”（Baby Laundering），揭露柬埔寨黑社会利用美国人要领养孩子而倒卖儿童、欺骗美国夫妇而谋取暴利的内幕。根据该文的数字，仅去年美国移民局就签发了19,237个孤儿入境签证（被收养）。该文说，美国人收养孩子有久远的历史，早在二战中，就曾收养欧洲和日本的孤儿8,000多，後来从朝鲜收养的更多（因韩战而导致大量孤儿）。 中国人一般要领养孩子，多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相当多的美国人领养孩子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孩子、爱孩子，很多还出自要拯救一个（贫穷国家）孩子的心理。拍出《ET》、《朱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等叫好又叫座电影的知名导演史蒂文．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收养了好几个，不仅有白孩子，也有黑孩子。也许没有这份爱心和童心，他就不会导出《ET》那种洋溢宇宙之爱的经典作品。另一个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的前女友从世界各地领养了十多个孩子，而她自己也有几个亲生的孩子。也许有人说，这些大导演、演员们有的是钱，领养得起，但在过去十多年里我读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美国人领养孩子的故事。 一对美国同性恋“夫妇”从南非领养了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婴儿，他们是在知道实情後，特意决定收养这个孩子，来帮助和解救一个生命。还有一个美国白人女性，到中国领养孩子时，特别选择了最瘦小、各方面条件都最差的那个。中国孤儿院的人非常惊讶，她回答说，这个孩子可能没人要，是最可怜的，最让她心疼。还有几对夫妇，在波斯尼亚战争後，去那里领养被炸伤的孩子。还有不少类似的故事，我无法准确地记忆，但都是在过去这十年内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过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该报检索查阅到。天下做父母的，谁都希望要个健康、聪明的孩子，领养时当然也同样。但特意领养那些健康程度差的，残废的，以至有艾滋病的婴儿，这得需要多厶大的爱心、多厶高的精神境界。 我认识一位美国白人女律师，她已有两个孩子，但又到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婴，主要是她太爱孩子，而且由於丈夫是中国人，她也很热爱中国，希望“救”一个中国孤儿。她为此去了中国大陆三、四次，除了旅费，光交给中国领养机构的钱就达2万多美元。中国的孤儿院和领养机构层层加码要价，几乎在拿孩子做生意；而且手续十分繁杂，领养一个孩子的过程要历时一年左右。现在一些美国夫妇开始到柬埔寨领养孩子，因那里手续简便些，只需3到6个月，费用也便宜些：7千到1万5美元不等。我曾经想以那位美国女律师的故事为主，写一篇关於美国人领养孩子的故事，但她为了这个中国女婴的身心健康（因丈夫是中国人，这个孩子不会因长相而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不想被媒体报道。 美国人的精神文明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有两点很瞩目，一是民间捐款。近来每年都是一千五到二千亿美元（中国去年外汇存底是2,122亿美元），而且捐款百分之八十来自中产阶级和以下的人。另一个就是领养孩子，这是美国精神文明中的一个相当的亮点。所以，无论贝克夫妇如何，人们都不应该忘记，多数美国人都是出於巨大的爱心去领养孩子的。 第二，血缘关系是不是亲情的最重要依据。东方文化很重视由血缘连结的关系，所谓骨肉亲情（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动不动就强调中国人就得帮中国人的原因）。但美国文化在这方面正在改变，虽然杰西卡被判给了生身父母，但法庭在裁决监护权或领养纠纷时，已经不把血缘视为最重要因素；而是把孩子的利益放在判决的最重要天平上。美国是“案例法”国家，以“判例”为以後同类案件确定审理原则。从近年美国对孩子监护或抚养权的几个重大判例中可看出美国文化的这种改变趋势： 1992年9月24日，佛罗里达州上诉法庭裁决12岁的男童葛雷格利．K与他生身父母永远脱离关系，而和领养他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据当时《新闻周刊》报道，法庭文件显示，在这个12岁男孩上法庭之前的8年中，他只和单身母亲一起生活过7个月，其他时间是被生母送到至少4个领养家庭和收容所渡过的。K和最後照顾他的一对白人夫妇建立深厚感情，决定到法庭起诉生母并永远脱离母子关系。这个判例引起全国媒体关注报道，因为K是第一个自己选择、法院正式判决脱离生父母关系而和领养家庭一起生活的美国儿童。而且该案表明，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享有宪法保护的自由选择权利。 一年後的1993年，又一个这类案例引起全美关注。当时14岁的美国女孩梅丝（Kimberly Mays）在出生时被医院护士拿错，和另一个女婴“换包”。13年後，由於梅丝亲生父母拿回家的那个女孩因病去世，而DNA化验发现了这个换包错误；於是梅丝亲生父母来要孩子，最後退到只要求见面探视的权利。但在法庭上，梅丝说她要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想见生身父母。所以1993年8月19日，迈阿密巡回法庭根据孩子的意愿，裁决梅丝永久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和生身母亲断绝关系。《纽约时报》（当年8月23日）为此特地发表了题为“血缘不能决定父母”的社论。该社论说，“很多孩子和收养的家庭一起生活，比和对他们不好的生身父母在一起要更健康，更幸福，这已不是秘密。”梅丝的判例显示，“血缘形成的父母不再对孩子有绝对的拥有权。” 这方面的例子在美国举不胜举，例如全球最大网络商店亚马逊（Amazon.com）的创始人、总裁杰弗里．贝佐斯（Jeffrey Bezos）就是由养父代大的。他母亲17岁时生了他，他的生父弃他们母女而去。贝佐斯至今在也不认他的生父，而和养父感情深厚。当年他和妻子一起开著一辆破车从纽约到西雅图准备建立亚马逊网上书店时，他的养父拿出全部存款支持他的尚未有任何眉目的这项事业，成为媒体佳话。 如果按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父母对孩子再不好，再不负责任，父母还是父母；所谓“儿不嫌母丑。”但美国这些案例和故事传递了这样的观念∶父母和子女之间应是双向的尊重和爱的关系，血缘未见得是亲情的依据。 正由於美国有过这些重要判例，所以，最早报道贺梅案的英文《今日美国报》（今年1月24日）引述孟菲斯市 “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戴维．利维（David Levy）的话说，“现在时风对血缘父母不利”，法庭更看重对孩子有利的成长环境，而不是血缘关系。因此他判断贺梅案，“十有八九”是贝克夫妇赢，因为孩子从出生至今已和他们夫妇一起生活三年了。 第三，贺家夫妇和贝克夫妇之争是不是种族问题。有人特别强调这是美国白人欺负中国人，把它渲染成种族之争。其实，关於孩子监护权的官司在美国比比皆是，媒体上经常有报道，它是美国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夫妻分手，孩子往往被视为累赘，各方都不想要（当然，现在由於经济改观，大概多数夫妇也开始争孩子了）；但美国人离婚，争取孩子的监护权往往成为官司。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就是讲这方面的故事。另外近年还有喜剧影片《达波菲尔夫人》（Mrs. Doublefire），也是这个题材：离婚後丧失子女监护权的丈夫，为了见到孩子而化妆整容假冒佣人“打入”前妻家庭“内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如果不想读那些新闻报道，可以找来这两部电影看看，不仅能对美国社会这个现象多一点了解，也是极好的娱乐。 而领养和监护（Foster care）孩子则问题更复杂。不少在美国住得久一点的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女孩杰西卡（Baby Jessica）”的故事。那大概是在93或94年的时候，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了被父母放弃的女婴杰西卡。也是在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杰西卡的生父母想把孩子要回了，於是去法院打官司，引起媒体关注；最後法庭把孩子判给了她的生身父母，结果引起全国争论；尤其是在孩子哭喊著不肯离开养父母的情况下，被生身父母带走的镜头在电视上反复被播放之後，全国一片唏嘘。杰西卡的养父母更是泣不成声。当时我和妻子都为那对养父母深感不平，很多天都无法摆脱对那个判决不满的感觉。但美国是个法制的国家，除非再上诉，否则必须尊重判案结果。好在那是两对中产阶级白人之间的官司，否则又被说成是一场种族、或者贫富之战了。 除了领养、监护孩子以外，如何对待自己孩子的问题也是少数族裔动不动就搬出来吵“种族问题、文化冲突”的理由之一。许多读者一定还记得，前些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对中国夫妇在给孩子洗澡时不慎把孩子跌伤了，结果孩子被警察拿走了。於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媒体上一顿吵闹，什厶“种族歧视”之类。 这里面的确可能有个文化差异的问题，但根本谈不上种族歧视，美国警察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对美国人（所谓白人）的处置是没有偏向、优惠的。下面只是我的剪报中的几个例子： 1999年3月20日美联社报道，纽约州卡南戴圭镇医院维修工布朗为管教儿子，用橡木板打了孩子，造成淤伤和脑震荡，结果被判2年半徒刑。 1996年1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43岁的地方中学校长韦克斯（David Wax）因儿子顽皮而用橡皮鞭子抽打了孩子，而被定为“三级攻击罪和危害孩子福利”。 1994年6月25日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乔治亚州一名女子因在商场公众场所打了不听话的9岁儿子一个耳光，而被逮捕，被指控造成孩子“过度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1995年7月7日美联社报道，美国通勤飞机公司（US Air Shuttle）一名空姐，因孩子患病拒绝公司加班要求而遭解雇，最後经法庭判决，她不仅被恢复工作，还受到补偿，等於惩罚了无视患病孩子的航空公司。 1996年8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威斯康星州一名已怀孕9个月的美国白人女性因贪酒而喝醉，结果当晚早产的孩子酒精比重是正常最高量的两倍，婴儿的身体也呈现各种酒精後遗症，因此这位母亲被逮捕，被控“有意谋杀罪”。该报说，从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已有200多女性因怀孕期间没有好好照料胎儿而被起诉判刑。美国对遗弃婴儿更是惩罚严重，《纽约时报》1998年10月30 日报道，20岁的德雷克斯勒（Melissa Drexler）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丢弃到街头垃圾桶里，结果她被判处15年重刑。 美国警察对待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是同样： 1997年6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一对住在纽约的俄国夫妇把4岁孩子留在家里，他们去跳舞，结果被以不照管孩子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一对丹麦夫妇来纽约观光时把14月大的婴儿放在餐馆外，他们到里面用餐，也以同样理由被纽约警方逮捕；一位移民自俄国的女摄影师，把7岁的儿子放在曼哈顿的时代广场，她到16个街口外的公司上班，也被以同样理由逮捕。 1993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来自奈及利亚的一位移民母亲，夜晚把5岁儿子和4岁女儿留在公寓楼家里，她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兄嫂，结果孩子半夜醒来，因惊恐而打了911报警；移民母亲因此被捕，罪名是没有照管幼儿。这位移民在法庭说，这在她的国家是常事，她不懂为什厶因“这厶点事”她就被逮捕。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领养、监护和对待孩子等问题，不仅是美国的社会问题，而且恰恰是一个表现出美国的人道情怀、人权观念的社会问题。它发生在所有种族之内，种族之间。所以，上述“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戴维．利维对《今日美国报》说，这类纠纷在美国越来越多，它使法庭头痛。 因此，贺梅案只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普通的监护权官司，它只是碰巧发生在一对中国人和一对美国人之间，是一个叫贝克的夫妇和一个叫贺绍强的夫妇之间的民事纠纷。这和种族之争、种族歧视毫无任何关系，因为美国白人之间的类似官司更多。另外，虽然纠纷双方的经济状况不同，但也完全谈不上什厶富人压迫穷人。因为按照美国法律，如果贺家夫妇无钱请律师，法庭会安排律师。而且我们不能事先假设，法官遇到中国人就一定不公平。如果对美国社会有更进一步了解的话，你会知道，美国司法机构（法官、律师）相当“左倾”，不仅是美国“政治正确”（照顾穷人、少数族裔利益等等）的一面旗帜，更是最有效力实施“政治正确”政策的机制（这点我会在以後的专栏中陆续谈到）。有钱固然可能请到更会打官司的律师，但如果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也毫无信心的话，那下一步往哪儿逃呢？ 对於贺梅案，或任何类似的冲突，人们首先应该重是非，而非种族。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弱势者、非主流者多数都会比较神经敏感。移民自然属於弱势的非主流者，而弱势者一遇到什厶事儿就容易一惊一咋地感觉受辱、受欺、受压迫。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但却不是健康的心理。弱势者的权利固然要努力去追求，但纵容那种神经敏感、扩大和夸张种族之间的矛盾，在移民的小圈子里使劲发泄，不仅不能解决主流社会的问题，反而只能自我毒化，越发觉得活得不自在，心理越来越不健康；更重要的是，那种神经质的受压迫者心态会阻止你自己从弱势者走向强势者。 对於种族问题，大概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问题是最有代表性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那部《Malcolm X》，请一定去看看这部据历史真实人物和事件拍的电影。片中主人公Malcolm X原是“全美伊斯兰协会”的头领，他到处发表演讲，强调族裔对立，把什厶事都往种族冲突上拉，煽动黑人对白人的仇恨。後来他到麦加等地朝拜，扩大了眼界，改变了思维，不再强调仇恨；而是追求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沟通、理解、爱。虽然他最後被激进的伊斯兰领袖暗杀，但Malcolm X和斯派克．李等黑人精英们终於明白的道理，对所有族裔都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对抗、仇恨不能解决族裔之间的问题；只有沟通、融入、理解和爱，才有可能，而且是唯一的道路和方式。 2002年8月6日 2004-05-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让民主自由的价值霸权世界
70年前的今天，日本军队侵入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9．18”成为中国人做亡国奴的开始，但它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的开始。 一个星期前的今天，恐怖份子袭击了美国，残杀了三千多无辜的生命——“9．11”成为恐怖主义向人类文明宣战的开始，但它注定将是这种邪恶被终结的开始。 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被炸毁的电视画面传遍世界之後，面对如此残忍、恐怖的袭击、谋杀，全球人类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但在一片震惊、愤怒和悲痛中，只有两个群体里有幸灾乐祸的声音。一个是阿拉伯群体，除了电视曾播出他们欢呼的画面之外，在他们的电脑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喝彩的言论。对此一位美籍阿拉伯人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并强烈抨击。 另一个群体就是中国人，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华人的网站上都有幸灾乐祸的言论，而且比例相当不小，认为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报应。中国官方最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98%的中国民众都对美国的受难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有80%的民众认为美国是霸权主义。也就是说，只有18%的中国民众在不谴责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完全同情美国人。这麽大比例的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认知是从那里来的？毫无疑问是中共媒体多年来宣传、洗脑、毒化的结果。 美国到底是不是霸权主义？对美国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从建国到现在225年来，不仅不是一个施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而恰恰是和平的维护者、自由的捍卫者、民主的传播者。霸权，主要是指对土地的霸占，扩大自己的国家，建立殖民地。最近在南非闭幕的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上，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发生了冲突，因为非洲国家要求当年侵占他们土地、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欧洲国家道歉和赔偿；但没有国家向美国提出这种要求，因为美国不仅没有占领过非洲的土地，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过殖民地。 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以後迅速成为了世界强国，它没有能力霸占土地、建立殖民地吗？当然完全有。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就已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起码去霸占她自己所在的美洲大陆的任何一块土地，任何国家都不是美国的对手，但美国没有那麽做。美国的一些土地扩张都是通过花钱购买实现的，像从墨西哥购买德克萨斯州，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州等，而不是用军事占领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後，美国更成为了和平、自由的捍卫者和保护者。二战已经人所共知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在欧洲和亚洲屠杀了几千万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美国投入了1,224万部队（正好是今天美军数量的10倍），投资了3,410亿美元（其中包括给中国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援助5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日本在整个二战期间的损失（包括被原子弹毁掉的广岛、长崎）才是5,620亿美元。除了巨大的财力，美国人更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近41万将士在二战中阵亡，100多万人伤残。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欧洲的那场战争不知要延续多少年，是不是能打败希特勒都很难说，因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速度仅比美国晚了几个月。 而在亚洲战场，虽然中国人顽强抗日，但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军力，如果没有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国那场抗日战争不知还要再持续多少年；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才使中国附带地成为了战胜国。 二战中美国的军队遍及英、法、德、意、奥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越南等等，为什麽今天没有任何人指责美国是军事霸权主义？因为遭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践踏的人民清楚，美国是为保卫世界的和平、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战。 二战後，美国同样是建立联合国、维持世界秩序的主体力量。接著就发生了韩战。西方的历史资料早已证实，韩战完全是由於北韩首先违反联合国协议，侵犯南韩。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制止北韩的侵略。谁都清楚，这支和北韩（及中共军队）战斗的联合国部队绝大部份是美军。美国在韩战中牺牲了3万7千多官兵才保住今天的南韩（英、法、澳、加、土耳其等其他参战的联合国部队总共才阵亡2千多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整个朝鲜半岛上的人民在过去的50年就会全部生活在今天北韩的状况中。还有谁比经历过共产专制的中国人更清楚那是一种什麽样的生活！ 韩战以後，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抗衡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如果没有以美国为主的全力遏阻，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的共产帝国就有可能蔓延到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都有可能进入奥维尔笔下的“1984”和“动物农场”的世界，也就是苏联和共产中国的世界。那会是一个人们无路、无处可逃的世界。 美国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的蔓延，参加了越战，牺牲了五万多人。但最终结局美国根本不是被越共打败的，美国可以击败精锐的德国纳粹，和武士道士气的日本军国，怎麽可能打不败土匪民兵组织起来的越共？！这场越战美国完全是被国内和西方那些对共产邪恶毫不了解、充满浪漫情怀、盲目反战的左派份子们打败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全力抵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正是美国的存在，美国强大的自由力量的存在，才使冷战以自由世界的胜利而结束，致使现在共产国家只剩下中国、北韩、古巴、越南等，而且毫无疑问地大势已去。 冷战结束以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於是有人指责美国到处插手国际事务，是霸权主义。那麽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干预的主要国际事务，哪一个是霸权行为： 第一个是1989年的巴拿马事件。美国的确是把巴拿马的领导人诺利加抓到美国，审判後关进了监狱。诺利加是个什麽人？这个通过暗杀国防部长夺取了巴拿马军权的独裁者，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营。在1989年的大选中，诺利加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指使士兵当街殴打获胜者，逮捕反对党领导人，将其拷打致死後分尸。诺利加本人更在群众集会上挥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应。诺利加政权这种把国家变成毒品集团，残忍杀害异己，不仅危害美国和周边国家，本国人民也忍无可忍。美国政府是联合巴拿马内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诺利加政权，从此使巴拿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那些指责美国干预巴拿马内政的人，应该问问巴拿马人民怎麽想，怎麽看待这件事。任何对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巴拿马人民是多麽欢迎美国的干预，多麽感激美国的帮助。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的时候，人民是夹道欢呼的，而且今天仍然在感激，因为是美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巴拿马这些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是与那次美国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在抓获了诺利加之後，并没有占领巴拿马，而是交给了巴拿马人民自己的政府。这种干预是霸权吗？ 巴拿马事件之後，最让中共等独裁国家指责美国干预内政的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这场战争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伊拉克在一夜之间就侵占了弱小的邻国科威特。如果这种情形被容忍的话，那麽这个世界上任何国际秩序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後，联合了36国部队，打败了伊拉克，把科威特还给了科威特人民。这个公认的正义行为得到了全世界，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称赞和欢迎。但对这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军事行动，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表决中却投了弃权票，这是中国的耻辱。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今天科威特人民就会生活在伊拉克独裁专制的殖民统治下。 那些指责美国霸权的人民应该去问问科威特人民怎麽想，怎麽看美国的干预？如果美国是霸权，科威特人民应该是恐惧和仇恨的，就像面对德国纳粹的欧洲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亚洲人。但科威特民众在街头挥舞著美国国旗迎接美国士兵，感激他们赶走了侵略者。指挥海湾战争的老布希总统离职後到科威特访问，更受到科威特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欢迎。今天科威特人民仍对美国充满感激，建立了“科威特感激美国”网站（www.KuwaitThanksAmerica.org）, 首页是一对儿童，挥舞著科威特和美国国旗，文字是：科威特感激美国人民，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明天。在这次美国遭袭击後，科威特马上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整版广告向受难者致哀，并表示坚决支持美国的反击行动。还有什麽能比科威特人民的态度更能说明美国的军事干预是主持正义还是霸权？ 海湾战争之後，美国被指责干预内政的主要事件是海地事件。作为美洲35个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在1988年终於实行了大选，结束了专制，走向民主。但民选政府不到半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1990年在国际监督下海地再次举行大选，牧师出身的阿瑞斯蒂高票当选总统，但他执政了不到一年也被军事政变推翻，他本人被迫流亡美国。军人政权掌权後就开始屠杀人民，三年内杀害了一千多人，平均每天杀一个。虽然美国国内有相当强烈的呼声要求克林顿政府干预，但他迟迟不肯出兵。当时美国各大报的专栏作家声嘶力竭地呼吁，甚至有一名前驻联合国的海地裔美国官员到白宫门口绝食，誓言只要美国不出兵，他就绝食到死。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准备军事干预，但在军事攻击之前还特地派前总统卡特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国务卿）鲍威尔前去斡旋，希望能减少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军事政变头目同意出走他国，海地恢复了民主政府。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军事干预是霸权的话，那麽你去问问海地人民是怎麽想，怎麽看这种干预的。美国把海地交给民主政权以後，派去的两万名士兵几乎全部撤回了美国，剩下500名在那里维持秩序，因为海地政府和人民要求美军在那里作为一个象徵的力量，促进这个国家的稳定和转型。即使这一小支美军也在去年一月全部撤回美国。和巴拿马人民一样，海地人民对美国的干预是欢呼和感激的，对於美军的撤出很不情愿。这种军事干预是霸权吗？ 海地事件後，是波斯尼亚事件。波斯尼亚原是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份，那里住的多是穆斯林人，由於他们有谋求独立的倾向，遭到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政府的镇压，在那里进行血腥的种族屠杀。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也是延误了很久才干预，毕竟事情发生在欧洲，在巴尔干半岛，离美国很远；除了克林顿政府上台後有很多内政等待处理之外，还有来自包括中共政权在内的，指责美国干预内政的国际压力，所以美国不想涉入这项事务。美国媒体要求干预的呼声相当高，例如《纽约时报》自由派专栏作家路易士是最支持克林顿民主党上台的，但波斯尼亚战争期间他成天坐在那儿骂克林顿的不干预，我没有具体数过他到底写了多少篇专栏呼吁，感觉中三年多来他写了有上百篇。当时绝大多数专栏作家都强烈主张干预，以至於不主张干预的另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森绍在餐厅都受到同行的孤立和冷落。 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划线，美国应该支持基督教白人的南斯拉夫政权，但美国帮助的却是穆斯林人的波斯尼亚，因为是他们遭到种族屠杀。在美国牺牲自己的人力、财力进行干预下，南斯拉夫被迫和波斯尼亚签署协议，允许波斯尼亚独立。美国这次的干预也受到文明世界的高度赞誉，只有中国这种独裁国家在自己的媒体上进行污蔑性、歪曲事实的报导。 波斯尼亚事件之後，就是最受中国政府抨击的科索沃事件。而科索沃事件更是一个人类绝不可以容忍的种族屠杀事件。在科索沃的200万人口中80%是信仰穆斯林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由於他们要求自治，南斯拉夫政权就采取种族清洗方式进行镇压，一万多人被屠杀，100多万被迫逃离到邻国成为难民。在人类经过了纳粹之後，再容忍南斯拉夫这种种族屠杀的话，那麽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就会崩溃。 在国际舆论压力毫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美国才进行了军事干预。然而这样一次充满人道情怀的正义的军事干预，恰恰被中国政府完全歪曲，成了美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进行军事霸权的行为。那麽我们看看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人民是怎麽反应的。今天，那个领导种族清洗的南斯拉夫总统米洛契维奇已经被南斯拉夫人民自己送上了国际法庭，而即使不送到国际法庭，他们自己也会审判他。从南斯拉夫本身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宣传是多麽颠倒黑白，中国政府支持的南斯拉夫独裁者已经被自己的人民送上了法庭，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怎麽向中国人民解释这个事实的。 再问问科索沃人民。1999年我曾到科索沃和马其顿边境的难民营采访，站在21世纪的门坎，看到那满山遍野的难民帐篷，看到无数一家老少仅仅是因为种族就被驱赶的情形，倾听科索沃人哭诉家人、邻居遭屠杀的经历，任何人都会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我在马其顿政府的记者采访登记录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的名字。今天当然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因美国误炸中共领馆而导致的生命损失，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驻南斯拉夫记者完全是共产党谎言机器的一部份这个事实。那个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往国内发回的全部报导都站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上，她的文章只要改一个署名，叫“米洛契维奇．邵”就完全可以在南斯拉夫的国家电台播出。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记者的良知，有一点人性，就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难民的声音；即使他们不能把难民的声音传给中国民众，起码他们能发表出来的文字不应该像中共政府一样充斥谎言，像米洛契维奇政权一样冷血。 在世界任何正义的行为中从来都没有共产中国的影子，这已经丢尽了一个自认大国的中国的脸面了；而歪曲并阻挠人道关怀的行为更是罪犯的同谋。中共为什麽总是强烈诅咒美国的所谓干预内政，不就是担心在它用独裁专制的武力侵犯民主自由的台湾时美国干预吗？还有比这更明摆著的事实吗？ 美国这次出兵，是她所有军事干预中最伟大的一次，她完全是站在一个和自己的宗教、种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一边，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美国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一次。今天不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国，连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国促使他们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进程。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冷战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事干预都和二战时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为了保卫和平，给当地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她在所有军事干预後都没有占领任何土地，凭什麽被指责为霸权呢？对这种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文明价值的行为，世人不仅不应该谴责，而应是高度赞美。如果这种正义的行为叫霸权，那麽这种霸权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 今天，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二战时没有美国在欧、亚两个战场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冷战中没有美国抵抗苏联共产帝国的蔓延，今天没有美国对世界各地邪恶的制约，这个世界会是一幅什麽样的图画？如果今天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成为地球上的唯一超级强国，人类会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在二战中，带著美国标�业氖勘�、坦克和飞机的出现，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给沦陷中的法国人，给所有被侵略者奴役的国家的人民，带来多少兴奋和激动；美国星条旗飘扬的地方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地方、反日本军国主义胜利的地方。 今天，对巴拿马人民、对科威特人民、对波斯尼亚人民、对海地人民、对科索沃人民来说，美国代表著正义的伸张，自由的胜利。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抵抗共产邪恶充满了感激，“ 9.11救援基金”目前为止收到的最大个人捐款支票是200万美元，来自一个越南人。今天，正是由於美国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国的存在，才使人对自由世界的最後胜利充满信心。 这次美国被袭击，丧生人数超过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灾难（泰坦尼克号沉船和珍珠港事件）的总和。这是美国为保卫世界和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感激美国为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自己属於捍卫和传播自由价值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更感到责任。 今天，我们看到星条旗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飘扬。对於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这面旗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象徵，它代表著自由、尊严、文明的价值；人们举起这面旗帜，更支撑起这面旗帜所代表的价值。如果这是霸权，那麽就应该让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霸权整个世界！ 2001年9月18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2001-09-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共同死亡原则”：一朵公权肆意扩张的恶之花
杨佳事件发生之后，一篇题为“共同死亡原则”的旧网文再度广为流传。仔细阅读过后，内心的悲凉无以言说。这篇文章或是一人之作，更可能经过多位作者逐渐完善后臻此成熟水平。但该文作者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的观察与体验这点，应该无可否认。 该文开篇就指出，“所谓公权的效用问题，就是指公民在资源竞争中能否得到公权的有效救济。公权对不同社会群体来说，效用高低不同。对既得利益者或官僚群体来说公权具有最高效用，能够给这些群体提供最大可能的救济和支持；对社会底层群体来说，公权表现出最低的救济效率，如对农民和工人”，这段话，与我近年来形容中国公共权力变质所用的两句话“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堕落成自利型群体”表述的意思相同，对生活于中国大陆的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今天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 接下来，作者分析道，“ 在资源竞争中，由于种种原因，公权无法给矛盾双方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公权救济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之间遵循共同死亡原则，有权采取任何方式进行自我救济，共同死亡是这种自我救济的终极方式。” 这段话，我认为是作者对现实感到彻底绝望后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表达，它代表了社会边缘阶层正在萌生的反抗情绪。 分析瓮安事件、杨佳事件以及近年来接踵发生的以城管、政府部门、警察等为攻击目标的事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官民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当公权力肆意扩张，侵吞了弱势者最后一丝生存希望，终于逼迫受欺凌者走上“你不让我活，我死也要拉上你”的双输之路－－“共同死亡原则”一文正是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比如经常与城管发生矛盾的摊贩，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流民或者城市失业者。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被排斥在一切社会救济之外，更无能力支付申办执照的费用及销售税。如何让这群被“现代化列车”抛弃的弱势者获得一席生存之地，本是政府责任。但政府不仅不为这一人群的现实生存境状考虑，反而将他们视为城市的疮疤与垃圾，在“整顿市容”的名义下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生活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长年生活在城管动辄呵斥、没收物品、肆意殴打的暴虐之下，毫无人的尊严可言，心中怨恨早已郁积难平，在城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他们挤压至忍受底线，采取暴力反抗势所难免。比如2008年4月郧西发生70老汉孟凡明刀刺城管队长事件，当地民众竟称赞孟老汉是“为民除害”。最近 瓮安党政官员在反思事件成因时，也被迫承认当地早就弥漫着“仇富、仇警、仇官”情绪。这所谓“三仇”当中的“两仇”是针对公权力的象征“官、警”而发，即使是“仇富”情绪当中，也多少含有仇恨公权力的因素在内――在中国，与权力结合是致富保富的捷径，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资源的分配更不可避免地朝权力倾斜。杨佳杀警案件获得一边倒的支持，也是因为这些被杀警察在公众眼中只是体制的暴力象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共同死亡原则已被中国人反复实践过了。最早的“共同死亡原则”见之于《史记·夏本纪》。夏桀对民众残暴无比，还将自己比之为赐给民众阳光雨露的“太阳”。受尽欺凌的民众无法忍受，指着太阳咒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每次王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共同死亡原则”的一次践履。可以说，坏政治制度是共同死亡原则这朵“恶之花”产生的土壤，官吏腐败及横行不法则为其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毫无疑问，暴力复仇与现代法制不合，也绝非政治解决的手段。我对此文特别关注的原因，并非主张人们去践履“共同死亡原则”，而是想借此提醒中国执政集团，倘若他们还对国家（而非党）怀抱少许政治责任，就必须就必须考虑改变中国恶劣的政治生态，这是为民众，也是为自己，因为并非人人都有机会移民他国。一场本应是庆典的奥运会最后却让政府与国民共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军管状态，其中蕴含的警示已经足够多了。 (《华夏电子报》2008年7月24日,第 254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群聚感染：中国急于复工的灾难性后果
何清涟 中国模式最大的优势是集中资源办大事，只要党中央一吆喝，全民响应投入，从大跃进开始，直到科技开发，以至资源倾斜供向某一地区（如西部大开发）的方式，屡试屡灵。但现在这模式遇到了铁门槛：疫情统计数据虽然听党指挥，但病毒却不听党吆喝。 经济形势不等人 我在《疫期企业复工，三方利益何者重要？》（2月11日）已经谈得很清楚：疫情未过，不宜早开工。在政府的经济增长、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员工的健康三者，应该以员工健康为主，更何况，多等个十天半月，疫情好转再开工，是三方皆有利的事情。但是，在北京高层的考量当中，保持经济增长是首要事情。一直被认为干才的官员黄奇帆最近发表了一篇《新冠肺炎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就是站在政府角度来看复工的重要性。 应该说，黄奇帆对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看到了危机：“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倒闭，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的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他建议政府要做的事情也很正确，只是远水不解近渴。他对迟迟不能正常复工的担心同样有道理：“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这比起疫情本身更可怕！” 只有有一样不在黄奇帆算中，尽管统计数据可以听党捏弄，但病毒的蔓延却不听党指挥。比较奇特的是，许多不在疫区的投行经济学家，虽然也知道中国习惯性地数据造假，但由于利益所在，与黄奇帆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封城封区影响中国经济。西方国家一些财经媒体每天连篇累牍的消息就是“中国中小企业的生死时速”与武汉肺炎对经济的影响，仿佛人定胜天，只要复工，疫情就会消失，经济增长率又会反弹。 病毒不听党吆喝 中央机关如发改委等类只能从卫健委的疫情数据中了解疫情，因此不断发出复工号令，但地方政府现在却非常害怕成为第二个武汉与湖北。于是中国就出现以下政治奇观：总部就在北京的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全国多地国企分类分批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但各地方政府却封城、封闭小区，忙于堵路。 中央急催复工，国家卫健委只好将数据做得适应复工状态，2月12日出现了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与湖北省疫情数据货不对板。当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宣称全国新增病例确诊数为2015例，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38例；新增疑似病例数为3342例。 几个小时之后，湖北省公布的疫情报告，该省当天新增确诊数据为14840例，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38例的8·1倍多，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当天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据2015例的7·3倍多。 地方政府当然很清楚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中央机关云集的北京市政府根据本市情况，当机立断地在2月14日下令，要求所有返城人员14天隔离观察。据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援引北京病毒预防工作组的通知说：“从现在开始，所有回到北京的人都要留在家里或在抵达后接受14天团体观察隔离。那些拒绝接受在家或集中观察隔离、及其它预防和控制措施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通知还提醒，返京人员还须在回京前向在京所在单位以及居住的社区或村庄报告。 这么矛盾的现象，倒不是北京市政府要与中央机构对着干，只因北京发生了数十起群聚感染事件。2月10日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吴疆介绍，目前北京市一共发生73起聚集性疫情，其中66起属于家庭聚集性疫情 ，占90％左右。严峻的现实，让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采取封城、隔离等方式，防止疫情扩散。 封城堵路封小区，是各地的自救 中国政府一向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傲，这次疫情来了后，也是这同一套路。但体制内的官僚最了解体制内的运作方式，从2月7日国家卫健委让16个省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救治工作之后，各省省悟到中共倾力也无法救湖北于疫情水火之中，为了让本省不成为第二个湖北，各省的决策者们立刻加强了封城封路封小区的措施。比如，杭州不但“封城”，而且“封户”，每户每两天允许一人出门购物；本市疫情不严重，但要防止本省疫区宁波、温州的人口流入。而江苏省无锡市则在8日宣布，“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显然是担心疫情随务工的人潮涌入而侵害本市，以致于重蹈武汉之外湖北各地市的覆辙。看来，东部各省市已经出现了“城自为战”的局面，哪里疫情重，或者对疫情的蔓延高度担忧，哪里就停止上班上学，甚至不惜工厂缺员停工，也要堵住外来人流。 地方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全国各地的群聚感染事例现在不断发生，一篇《突发！复工后已有4家公司发生聚集性感染，全部被隔离！形势依旧严峻！》在网上流传，其中记述了四件企业复工后发生的群聚感染事件：2月14日，一份落款为大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紧急通知在网络流传，该通知称2月10日巴南区攀钢重庆钛业公司“由于复工后未严格按照市疫情管控要求进行管理，发生一起聚集性疫情严重事件，该公司2例确诊，1例无症状阳性感染者，造成131人密切接触。2月8日，来自娄底涟源海螺水泥厂员工秦某某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被双峰县人民医院隔离收治。隔离前，秦某某曾多次参加家庭聚餐，最终导致身边父母、妻子、儿子等5个家庭的10位家属感染确诊住院治疗，141名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观察。此外还有列有山西及苏州各一家企业。 中国供应链体系深度嵌入在全球体系中，受疫情影响，跨国企业不得不启用中国以外的备选供应商，这种避险的选择将可能在疫情后常态化，改变中国在世界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武汉肺炎疫情短期内不能结束，中国确实也得准备好：一、疫情高峰未过去，这种情况下强行复工，一亿多人的流动与工厂工人的群聚，将会产生灾难性的第二波疫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导致更严重的困境。二、事情的发展不可逆向，在全球化净受益国的红利消失之后，如何维持发展本国经济。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2月17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eqinglian-02172020112630.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曹长青∶中共错判印度的代价
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地带又发生军事冲突，双方都几十人死亡。在武汉病毒全球蔓延、全世界无数人痛恨中共导致世界性瘟疫情况下，北京当局不仅毫无反省，反而更疯狂地在全球树敌，此刻还与印度冲突，这更展示习近平疯狂和愚蠢到何等地步。 虽然中印之间在1962年曾有边境战争，印军受挫，但今天的印度绝非当年，习近平们根本不清楚印度近年的五大变化，中共将为错判付出巨大代价。 终结尼赫鲁左派政治 保守派莫迪崛起 首先，长期左派执政的印度已巨变。在印度独立之后的60多年中，不幸的是，热衷社会主义的尼赫鲁家族主导的国大党（NC）竟执政近50年！仅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两人就掌权32年！左派国大党煽动反富、反商、均贫富、国营化，这种列宁毛泽东式的洗脑在穷人多的国家很容易俘虏人心，尤其得到喜欢唱道德高调和作秀的左翼知识份子支持，所以国大党在印度长期掌权。这种一党独大造成印度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虽然在野的人民党（BJP）也执政过，但直到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巨变，人民党才成为1984年以来首个获国会过半议席的单一政党，结束印度近30年靠联合小党的“联盟政治”（印度有700多政党）。 2019年大选莫迪不仅连任，人民党在国会席位更增加，是印度独立72年后首次完成第一任期后再次胜选。印度是五年一次大选，莫迪顺利连任，该党获有史以来最大胜利，史家认为印度进入“莫迪时代”（他将执政10年），尼赫鲁家族时代被终结！那个1962年中印战争时对外软弱、推行社会主义导致经济贫困、军力不强、政党腐败、领袖无能的局面已被结束。习近平们还用旧眼光看印度，完全时代错位。 过去五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 第二，不少中国知识人强调印度虽有民主、但经济不如中国。但印度的经济问题不是出在民主政治，而是左派尼赫鲁们推行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就像中国毛时代计划经济和专制导致贫穷。1964年（中印战争两年后）尼赫鲁去世时，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韩一半；英迪拉．甘地接班执政20年，1984年她被暗杀时，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韩人的25%。左倾社会主义害苦了印度。 而莫迪的保守派人民党主张市场经济。九十年代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印度就开始扬弃社会主义。尤其现任总理莫迪担任11年州长时力推自由商贸政绩卓著，他执政后强势全面改革，推行市场经济，印度开始腾飞，过去六年中，有五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中国！ 印度的知识精英普遍懂英文（是国家法定语言之一），方便印度与西方国家接轨，尤其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另外印度有充足的劳动力，20岁以下年轻人占印度人口55%。在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之际，很多选择去印度，那里不仅有廉价劳动力，更有民主法治等对经济投资的保障。 印度军费开支已成全球第四大 第三，经济增长使印度更有能力投资军事。莫迪执政第三年（2016）印度的国防开支就超越沙乌地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第四大军事开支国（前三是美国、中国、英国）。印度海军排名全球第五，有航空母舰等155艘战舰，在印度洋具主导力量。印度军队133万，全球排第三（中国200万，美国140万）。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国防部长说现在已不是1962年，意思就是印度军力绝非当年。印度从美国获得射程三万米的榴弹炮、美制重型运输直升机，还有从以色列购买的万枚“长钉”反坦克制导导弹，它只需一名士兵就能操作，射程八百到八千米，适应高原作战环境，对边境的中国轻型坦克构成极大威胁。 如今亲美的印度不仅从美国获得尖端武器，还因印度是俄国传统盟友，也从俄罗斯拿到先进战机等，这些都有助印军强大。印度也是核武大国，其“烈火五号”导弹射程覆盖整个中国，这些都对北京构成战略平衡和反制。 印度教和“莫迪时代”的和声 第四，莫迪执政后印度民族主义高涨。人民党强调“印度教特性” （Hindutva），突出印度教在国家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等建构同质的强大印度。 莫迪有魄力大刀阔斧改革。他连任后印度就颁发法令，取消了对喀什米尔地区（印属）的宪法370条款，把它分为两个邦，并允野~地居民在当地购买不动产，不仅有助改变该地多数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更压缩了该地区极端伊斯兰的空间。莫迪说，他履行竞选承诺，执政70天就做到了。 莫迪政府同时还给从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来到印度的被迫害教徒以印度公民身份，但不包括伊斯兰教徒。虽遭左派国大党等抗议，但这个政策等於遏阻伊斯兰势力在印度的扩大，增大印度教的主导地位。莫迪的大幅度迅速改革，使他在本党支持率达到90%，全国支持率达84%！这给了莫迪在处理中印边境问题上更大的施展空间。 “印太战略”的美日印三角联盟 第五，印度外交大转向、与美国结盟。在尼赫鲁时代，印度实行所谓“不结盟”政策，其实这是幌子，实际上尼赫鲁们在与共产苏联连手，暗中抗衡美国。这种左倾政策直到保守派人民党执政才有所改变，靠近中性一些。但到了莫迪当选则情况大变，印度清晰地朝向与美国、日本连手。这中间还因巴基斯坦是印度宿敌，却一直得到中国支持，所以印度需美国的支持来平衡中巴势力。 另外莫迪本人也有建立强大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主导性国家”的雄心。由於印度经济迅速发展，也吸引了周边邻国，目前孟加拉、不丹、斯里兰卡都是与印度友好的政府。所以，莫迪的印度，正在从“平衡性力量”（balancing power）向“领导性力量”（leading power）转变，在国际舞台上更举足轻重。 印度的变化也与美国的政策有关。川普总统当选后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而不再是以往的亚太战略，这个新提法就是要形成‘美日印’三角联盟，抗衡中共势力扩张。这次疫情蔓延，川普政府更看出中共的全球性危害，提出“美日印澳”四国战略联盟。同为保守派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民主十国”设想，由美英法德日加意等七大工业（民主）国再加印度、澳洲、南韩。川普总统还希望再增加俄国，由此形成11国联盟，其战略重心是遏阻中共。在这个大态势下，印度的全球地位更为提升。 上述五个变化都展示，印度作为战略大国的实力与日俱增。对这样一个崛起的印度，习近平们还蠢行到边境冲突流血死人的地步，那就等著付惨痛代价吧；眼前明摆的，就是更促使印度与美国结盟，更导致印度人民的反独裁中国情绪，这个强大民意更给了莫迪政府助力，强硬回击习近平们的愚蠢和疯狂。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0年7月号 2020-07-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