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金恒炜战胜癌症的秘诀
台湾《自由时报》专栏作家金恒炜先生12年前被查出胰脏癌，三年后又被查出淋巴癌，不仅至今幸存，而且仍在孜孜不倦地写作，成为医疗和人生奇迹，因胰脏癌平均寿命仅6个月。所以甚至有人质疑，金先生的病是不是当初「误诊」？ 金恒炜和夫人张文翊最近出书《胰脏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记”也是“死记”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给大家揭开这个奇迹的谜底。 此书很别致，夫妻各写一半，一个横排，一个竖排，两本合一。书名展示，这是夫妻共度难关之舞，也是与死亡较量的探戈。毕业于台湾政大中文系的张文翊曾是中国时报副刊编辑，她构思精巧，文笔优美，写得诚恳质朴、细腻感人。金恒炜的部分，像贝多芬的交响曲，大气磅�@，纵贯台湾历史，也写出他们这对知识分子夫妻艰辛的心路历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写出了这不是「误诊」，而是一系列幸运因素和主观努力创造的奇迹！ 我读了这本书后最大感想是∶很为金恒炜生活在台湾而感到庆幸，那里的人情关爱，朋友如亲人般的鼎力相助和温情带来的一连串幸运，是他战胜癌症的秘方良药—— 爱心是台湾社会的独特财富 第一个幸运∶及时发现。人所共知，癌症的早期发现至关重要，如到晚期，很难妙手回春。金先生感觉身体情况不对劲，立即联络了好友、台湾中研院院士黄进兴（现为副院长）。黄先生从哈佛获得中国思想史博士，不仅school smart，也是street smart，属于对学术和社会都睿智的双才；虽是文科，却有广泛的医学和健康知识，并乐于帮人；朋友中谁有个小病大灾，都先找他谘询。他听到病情后，立即联络台北医大附属医院副院长陈振文。马上安排检验，怀疑是胰脏癌。陈振文没有安排金恒炜在他的医院手术，而是和黄进兴一起查找，谁是台湾做胰脏癌手术最好的医师，这种对朋友极为负责的精神，这份爱心，是台湾社会的独特财富。 第二个幸运∶找对了医师。开刀医师年龄大，有经验，但可能眼神不济，手术刀拿不稳；年轻则缺乏历练。所以最好是50岁左右。黄进兴和陈振文对全台医师查找比对，最后选定台大医院外科的田郁文医师。肝、胆、胃、肠，各有医师擅长，田医师是胰脏癌手术高手，那年53岁，正年富力强。田医师后升任台大医院外科主任和教授。《苹果日报》报导，台湾四分之一胰脏癌手术都是田郁文做的，他哥哥田英俊是骨科专家、高雄医大医学院院长，哥俩为医界双雄，救人无数。 人要走运，「鬼」都帮忙 第三个幸运∶「鬼」都帮忙。田医师看过检验报告（那时还不确定是胰脏癌）只说一句话∶「马上安排手术，当作最坏情况处理。」但医院没床位，手术都排满了；按正常安排，要等上一、两个月。但刚好有个病患临时取消手术，说不喜欢在农历鬼月开刀（那是2010年9月份），金恒炜得到这个空缺。有朋友感叹，真是「鬼都帮忙」。从找到田医师检查到次日入院再到开刀，前后仅72个小时！早期发现，及时手术，金恒炜每一步都幸运得像时钟般精准。 第四个幸运∶手术精美，切得干净。田医师不仅正值壮年，且是性情中人，话语不多，率性果断。胰脏躲在肝胆胃肠的后方，靠近脊椎，就像繁忙的十字路口，手术难度很高，一般都要八个小时或更多。结果田医师只用五个半小时就完成了。在外面等待的张文翊被叫到时，发现田医师已站在手术室门口，「戴著蓝色手术手套的双手捧著一堆粉红和白花花的内脏」说，「这是切除的部分，都切干净了。」手术时间短，又切得干净，这是金恒炜至今幸存的重要原因。看到这段令人感叹，在美国，难以想像一个手术医师会把切除的内脏拿出手术室给患者家属看。田医师真是个性情中人！这种性格，可能最适合外科开刀。 第五个幸运∶决定做化疗。手术后切片检验，金恒炜的胰脏癌是二到三期之间。田医师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说，即便还能手术的胰脏癌患者，80%术后12个月内复发，100个胰脏癌手术切除的病患，半数活不过半年，仅4人能活过5年，存活率不到5%。所以，手术后是否化疗成为两难∶化疗，十分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还可能更早死亡；不做，等于放弃人生。当时一位住院医师对金恒炜直言∶胰脏癌一年之内复发率90%。那到底还要不要化疗？后来朋友出招，去问田郁文医师，如果是他，会怎样决定？田医师又是惜字如金，仅一句∶要做，这样就不会后悔了！手术成gong（工力）切得干净，再加马上做化疗，是金恒炜战胜癌症的基础工程。 和信医院的温情世界 第六个幸运∶化疗在和信医院进行。「和信」不仅是台湾知名的癌症专科，而且是私营医院，更追求质量、效率、服务品质。张文翊在书中说，在和信，没再遇到医师说三字经，护士训斥，更没有转院添表格等手续要等三天的事。显然在其它医院的经历并不令人愉快。不仅因和信是民营，更注重服务和竞争力，还因为金恒炜在这里有「知音」，当时本土社团「北社」社长陈昭姿就是和信医院药剂科主任，也是她力请金先生到和信做化疗。陈昭姿很独特，我去过多次台湾，她是给我最深印象的女性之一。不少人说，台湾男人有点像日本人，很多是大男人主义。但陈昭姿家却完全不同。她先生郭长丰医师虽是台北医院副院长，却不仅没有大男人主义，还非常崇拜妻子。因为陈昭姿非常能干，说话做事都干净利落，而且侠骨柔情，乐于助人。政治观点上，妇唱夫随，深爱台湾，仗义执言，极为默契。每次金恒炜去和信做化疗，陈昭姿都过来关照，聊聊天，促使他放松。而且心细的陈昭姿还做了一件令人「窝心」的安排，请院长和副院长们，如果有空，来和金先生聊天。人一生病，就很脆弱，医师的一句问候非常暖人心，何况是专家级的副院长甚至院长！张文翊在书中说，「这是特别温馨的住院经验。」 和信医院的两位副院长我都认识，他们都是从美国学业有成后回台∶赖其万原为堪萨斯大学知名神经科医师和癫痫病专家；庄伯祥是德州大学安德鲁癌症中心教授，最擅长肝肿瘤栓塞术及化疗等，他们在美国都已是学界精英，特意回台报效母国。两位都是「深绿」，即认同台湾是自己的国家。院长黄达夫是回台前已获终身教职的美国杜克大学癌症中心主任。做院长24年，他把和信经营得风生水起，名声鹊起。他推崇自由主义，崇拜胡适。而金恒炜又研究过胡适，有专著《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黄院长来看金恒炜，俩人大谈胡适。一个癌症病人生死未卜，与最高专家的院长不是探讨病情，而是谈论学界自由主义领军人，胡适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金恒炜、张文翊夫妇创办《当代》杂�遥�传播欧美思潮，忙得常常忘记过生日。这次在和信医院，细心又充满爱心的陈昭姿，特意为金先生在病房举办了生日庆祝会，请了很多朋友，还特意在生日蛋糕上按金恒炜相片做了糖霜画像。这是金恒炜一生中最难忘的庆生会！ 卡在专制喉咙的一根骨头 第七个幸运∶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金恒炜战胜癌症的过程，也佐证了这句话。有统计说，癌症患者50%是吓死的。古语「谈虎色变」，现代人是「谈癌色变」。尤其胰脏癌，平均仅6个月可活，那是怎样的恐怖，人生就这麽完了。但金恒炜性格开朗、达观。手术前夜，金太太担心得彻夜难眠，而马上要做大手术决定生死的金恒炜却呼呼大睡。有朋友说，金恒炜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达观。这种性格也是他战胜癌症的独特幸运因素。写到这里，想起读过的《陈独秀传》，这位第一届中共总书记被国民党逮捕时，在押送的囚车上竟呼呼大睡，成为一绝。这种性格的人可能都是不可战胜的。 第八个幸运∶各界的关注和友情。金恒炜的乐观还有外在的助力。他虽出生于中国（一岁来台），但把台湾当作自己家园，凛然风骨，奋笔疾书，为「台」请命，被誉为「卡在专制喉咙的一根骨头」。听到他生病，各方伸出援手。他因言获罪，被一立委和总统夫人状告，官司缠身，账号也被封。而且恰恰在这一年他因要送儿子去美国留学，把一个附加的健康保险给取消了。前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和立委王定宇出面为他募集治疗和生活费，短短一个星期，就涌进捐款2360万台币，等于全台湾每人捐了一块钱！几乎都是小额，有六千多人捐款。 在海外，台湾乡亲们也是纷纷解囊，为金先生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募集学费生活费。纽约的黄再添、杨淑卿夫妇，芝加哥的李旭登、林瑛莉夫妇，北加州的刘文彬、蔡洋清医师夫妇、洛杉矶《台湾e新闻》蔡慧香主编等，都做义工帮助收集筹款，完全解决了金先生孩子学费等后顾之忧！捐款支票多达近400张！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书∶金先生到和信医院做化疗，每周五次，陈昭姿请北社成员林忠远先生帮忙开车接送。和信在台湾北端，金恒炜住南端，来回开车要两个小时。而且化疗期间还要在外面等待。整个过程要用大半天！恒炜夫妇过意不去，但忠远却坚持做这个义工，说他「很乐意！」那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连续五个星期！忠远也是我的朋友，我在台湾演讲或出书，总是会见到忠远在笑呵呵地帮助搬书或忙前忙后地张罗，一直很感动。在台湾的各种活动中，都有很多这种默默贡献的义工，真诚关爱、帮助他人。忠远展示的就是台湾的这种内在美。 金恒炜得感谢他的爸爸 金先生真是太好命了，周围尽是「陈昭姿、林忠远们」，你送鸡汤，他买鲈鱼，还有朋友把饭菜整锅搬来。他的病房前，人们送来的鲜花、卡片等，排到走廊的另一头。他既不是达官显贵，更不是大富豪，只是一介穷书生。但他拼命为台湾的生存呼喊，在良知的回音壁得到回响！这回响的基础是台湾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那份难能可贵的人性关怀！这笔台湾无价的宝贵财富产生的巨大力量，帮助金恒炜度过了难关。 我多次到台湾，感叹钦羡的不仅是其民主制度，更是这个社会中无数普通百姓中蕴藏的诚实、淳朴、友爱和情义。物质生活（甚至民主制度）的硬件，只要努力，哪个国家最后都会得到，但人心和道德的软件，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台湾最值得珍惜、最应该好好守护的。金恒炜先生真得感谢他的父亲，一岁时把他带到台湾，否则以他反叛的个性，早就会被中共清算，更别说遇到如此病魔还能活到今天。在台湾这个温馨的社会，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情，那份铺天盖地的温暖，是治疗他的病症，让他好好地活著、继续为台湾打拼的独特良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剂！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和亲朋好友的生老病死，金恒炜、张文翊夫妇这本书，对生病者和其家人应该怎样应对突如其来的病魔，对亲友遇到灾祸时应该怎样关爱，都有很多可贵的值得借鉴之处；其展示的正向价值，有助身体健康、升华人生，很值得一读。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2年9月号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2/26174 如订阅或购买更多该期杂志，可联络《看》杂志“服务专线”∶台北（02）2783-1028 或到其网页∶https://www.watchinese.com/page/2007/4 2022-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曹长青∶中共错判印度的代价
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地带又发生军事冲突，双方都几十人死亡。在武汉病毒全球蔓延、全世界无数人痛恨中共导致世界性瘟疫情况下，北京当局不仅毫无反省，反而更疯狂地在全球树敌，此刻还与印度冲突，这更展示习近平疯狂和愚蠢到何等地步。 虽然中印之间在1962年曾有边境战争，印军受挫，但今天的印度绝非当年，习近平们根本不清楚印度近年的五大变化，中共将为错判付出巨大代价。 终结尼赫鲁左派政治 保守派莫迪崛起 首先，长期左派执政的印度已巨变。在印度独立之后的60多年中，不幸的是，热衷社会主义的尼赫鲁家族主导的国大党（NC）竟执政近50年！仅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两人就掌权32年！左派国大党煽动反富、反商、均贫富、国营化，这种列宁毛泽东式的洗脑在穷人多的国家很容易俘虏人心，尤其得到喜欢唱道德高调和作秀的左翼知识份子支持，所以国大党在印度长期掌权。这种一党独大造成印度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虽然在野的人民党（BJP）也执政过，但直到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巨变，人民党才成为1984年以来首个获国会过半议席的单一政党，结束印度近30年靠联合小党的“联盟政治”（印度有700多政党）。 2019年大选莫迪不仅连任，人民党在国会席位更增加，是印度独立72年后首次完成第一任期后再次胜选。印度是五年一次大选，莫迪顺利连任，该党获有史以来最大胜利，史家认为印度进入“莫迪时代”（他将执政10年），尼赫鲁家族时代被终结！那个1962年中印战争时对外软弱、推行社会主义导致经济贫困、军力不强、政党腐败、领袖无能的局面已被结束。习近平们还用旧眼光看印度，完全时代错位。 过去五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 第二，不少中国知识人强调印度虽有民主、但经济不如中国。但印度的经济问题不是出在民主政治，而是左派尼赫鲁们推行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就像中国毛时代计划经济和专制导致贫穷。1964年（中印战争两年后）尼赫鲁去世时，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韩一半；英迪拉．甘地接班执政20年，1984年她被暗杀时，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韩人的25%。左倾社会主义害苦了印度。 而莫迪的保守派人民党主张市场经济。九十年代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印度就开始扬弃社会主义。尤其现任总理莫迪担任11年州长时力推自由商贸政绩卓著，他执政后强势全面改革，推行市场经济，印度开始腾飞，过去六年中，有五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中国！ 印度的知识精英普遍懂英文（是国家法定语言之一），方便印度与西方国家接轨，尤其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另外印度有充足的劳动力，20岁以下年轻人占印度人口55%。在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之际，很多选择去印度，那里不仅有廉价劳动力，更有民主法治等对经济投资的保障。 印度军费开支已成全球第四大 第三，经济增长使印度更有能力投资军事。莫迪执政第三年（2016）印度的国防开支就超越沙乌地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第四大军事开支国（前三是美国、中国、英国）。印度海军排名全球第五，有航空母舰等155艘战舰，在印度洋具主导力量。印度军队133万，全球排第三（中国200万，美国140万）。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国防部长说现在已不是1962年，意思就是印度军力绝非当年。印度从美国获得射程三万米的榴弹炮、美制重型运输直升机，还有从以色列购买的万枚“长钉”反坦克制导导弹，它只需一名士兵就能操作，射程八百到八千米，适应高原作战环境，对边境的中国轻型坦克构成极大威胁。 如今亲美的印度不仅从美国获得尖端武器，还因印度是俄国传统盟友，也从俄罗斯拿到先进战机等，这些都有助印军强大。印度也是核武大国，其“烈火五号”导弹射程覆盖整个中国，这些都对北京构成战略平衡和反制。 印度教和“莫迪时代”的和声 第四，莫迪执政后印度民族主义高涨。人民党强调“印度教特性” （Hindutva），突出印度教在国家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等建构同质的强大印度。 莫迪有魄力大刀阔斧改革。他连任后印度就颁发法令，取消了对喀什米尔地区（印属）的宪法370条款，把它分为两个邦，并允野~地居民在当地购买不动产，不仅有助改变该地多数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更压缩了该地区极端伊斯兰的空间。莫迪说，他履行竞选承诺，执政70天就做到了。 莫迪政府同时还给从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来到印度的被迫害教徒以印度公民身份，但不包括伊斯兰教徒。虽遭左派国大党等抗议，但这个政策等於遏阻伊斯兰势力在印度的扩大，增大印度教的主导地位。莫迪的大幅度迅速改革，使他在本党支持率达到90%，全国支持率达84%！这给了莫迪在处理中印边境问题上更大的施展空间。 “印太战略”的美日印三角联盟 第五，印度外交大转向、与美国结盟。在尼赫鲁时代，印度实行所谓“不结盟”政策，其实这是幌子，实际上尼赫鲁们在与共产苏联连手，暗中抗衡美国。这种左倾政策直到保守派人民党执政才有所改变，靠近中性一些。但到了莫迪当选则情况大变，印度清晰地朝向与美国、日本连手。这中间还因巴基斯坦是印度宿敌，却一直得到中国支持，所以印度需美国的支持来平衡中巴势力。 另外莫迪本人也有建立强大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主导性国家”的雄心。由於印度经济迅速发展，也吸引了周边邻国，目前孟加拉、不丹、斯里兰卡都是与印度友好的政府。所以，莫迪的印度，正在从“平衡性力量”（balancing power）向“领导性力量”（leading power）转变，在国际舞台上更举足轻重。 印度的变化也与美国的政策有关。川普总统当选后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而不再是以往的亚太战略，这个新提法就是要形成‘美日印’三角联盟，抗衡中共势力扩张。这次疫情蔓延，川普政府更看出中共的全球性危害，提出“美日印澳”四国战略联盟。同为保守派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民主十国”设想，由美英法德日加意等七大工业（民主）国再加印度、澳洲、南韩。川普总统还希望再增加俄国，由此形成11国联盟，其战略重心是遏阻中共。在这个大态势下，印度的全球地位更为提升。 上述五个变化都展示，印度作为战略大国的实力与日俱增。对这样一个崛起的印度，习近平们还蠢行到边境冲突流血死人的地步，那就等著付惨痛代价吧；眼前明摆的，就是更促使印度与美国结盟，更导致印度人民的反独裁中国情绪，这个强大民意更给了莫迪政府助力，强硬回击习近平们的愚蠢和疯狂。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0年7月号 2020-07-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China Model’ Harms The World
By He Qinglian April 24, 2013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23018-china-model-harms-the-world/ China’s “neo-colonialism” became a popular topic again whe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ad Xi Jinping visited Africa in mid-March. Neo-colonialism roughly means: China, exploiting Africa’s resources while dis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has also been dumping cheap industrial products into Africa.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few job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ns. What’s worse, China’s policy of “unconditional financial aid” and “not interfe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politics,” has broken Western countries’ pattern of providing aid only when certain political requirements are met. This has loosened the reins on some African dictators. The reason for the viral growth of China’s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is that Chinese businessmen have introduced the signature element of the China model—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to Africa, using bribery in order to gain mining rights and market entry. Fueled by Bribery and Corruption Shortly before Xi’s visit to Nigeria, Lamido Sanusi, the country’s central bank governor, criticized China on the U.K.’s Financial Times for taking Africa’s primary goods and selling manufactured ones back to Africa, saying China is in Africa not for African interests but its own. “This was the essence of colonialism,” Sanusi said, adding, “It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Africa’s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warned in 2012 that the trade pattern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is “unsustainable in the long term.” But such complaints from African governments are rare as benefits to state leaders are often tied to Chinese companies in various ways. Most objections come from grassroots groups. Anti-corruption organizati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urveyed 3,016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from 30 countries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businesses from 28 countries that they ha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Based on their ratings on how likely businesses from each country would pay bribes abroad, a Bribe Payers Index (BPI) was calculated for each country to reflect its perceived corruption level. China received the second lowest BPI, indicating the second highest corruption likelihood, after Russia. The BPI covered 19 sectors, and includ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all key areas in the world. The 2011 BPI report also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controlled high dollar volume industrie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are most susceptible to corruption abroa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futed the BPI report, but reality proves that bribery and corruption has been the engine of China’s overseas business expansion. Between 2008 and 2012, the World Bank’s Sanctions Board put 14 Chinese firms and individuals on its “debarred and cross-debarred list” for fraud and corruption. These firms and individuals were determined to be ineligible to be awarded a World Bank financed contract for two to eight years. In 2009, the state-run Chinese mining firm Metallurgical Group Corp was accused of bribing the Afghan minister of Mines with $30 million to win the contract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development project. On March 19, 2013, senior executives of Chinese telecom giant ZTE’s Mongolian branch were investigated on bribery charges. ZTE products and services have been deployed in more than 140 countries. In February, ZTE was accused of bribing officials in Kenya to win a government contract there. In Algeria, ZTE executives were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after being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in June 2012.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in almost every case the Chinese firms cleared the path with bribes. But why have only a few been publicized? Kong Xiangren, an official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upervision, explained in 2010. “Many \[bribery\] cases caught our attention and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they were discovered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Unites States or Europe, especially those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rruption,” Kong said. “This is because the bribing activities were well hidden.” Boycott the ‘China Model’ Richard Dowden, director of the U.K. Royal African Society, once pointed out that China is more than ready to deal with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ruled by dictatorship. That’s because the communist regime likes its own kind. Chinese entrepreneur researcher He Yifan, in a blog, cited the branch leader of an overseas construction company saying that in Nigeria corruption is done openly. When officials budget for projects, they include bribes to themselves as part of the cost. This is exactly what Chinese corrupt officials do. African dictators driven by self-interest will not terminate the “resource diplomacy” with China because they have gained huge benefits from it. Chinese aid to Africa—provided by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other ministries and provincial-level bureaus—for example, is extremely lacking in transparency. High-ranking officials also have flexible quotas when they visit abroad. So the total aid amount is very hard to determine. This has covered up the corruption on both ends. But more and more Africans are becoming more averse to the “savior from the east.” They complain about Chinese firms’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local ecology. Mining and lumbering seriously damage the ecology. In addition, Chinese firms’ disregard for workers’ safety has caused frequent accidents and cost lives. There have even been incidents of Chinese employers killing African workers. African businesses also complai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of Chinese businesses has made it extremely hard for local firms to compete. Some accidents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as a result of poor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built roads and hospitals.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Despite such a terrible record, Chinese firms have been growing in Africa, because they have bribed local officials and inspectors to escape punishment. Their products, from food to bridges and roads, are often unsafe, but these firms often bribe officials or judges to avoid punishment in cases of complaints by consumers or environmentalists. Few Chinese would doub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above, because Chinese businesses practice the same way in China. Business is conducted through collus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by bribing officials to obtai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political protection. They stop at nothing, damage the environment, generate false GDP numbers, run their work places with poor safety measures, disregard workers’ safety, and exploit workers as production tools. Here too, their products, from food to bridges and roads, are often unsafe, but by bribing officials or judges they avoid punishment. The China model, marked by corruption,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disregard of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wellbeing, has been spread to the world through overseas investments. Ecuador is about to taste the bitterness as its government is planning to sell one-third of its Amazon jungle to a Chinese petroleum company. Seven local tribes there are fighting against the plan. I wished that the Ecuadorian people would learn from Africa’s lessons and keep Chinese firms out.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ir homeland. After being implemented in China for almost 30 years, the China model yielded a bloody and toxic GDP through abus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hinese people’s future, and has made China the world’s biggest billionaire cradle as well as the most polluted country with high cancer rates. Zhu Houze, Chinas’s propaganda chief from 1985 to 1987, warned on his death-bed that the China model should not be spread overseas. “This model has harmed over a billion Chinese. We can’t go on to harm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China is now heavily reliant on foreign resources. It has to give up its current China model, which the world finds invidious, in order to obtain resources. Otherwise, one day the civilized world will unite against and boycott China. By then, China will turn from “orphan of Asia” to “orphan of the world.” He Qinglian is a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economist.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S., she authored “China’s Pitfalls,” which concerns corrup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90s, and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ich addresses the manipul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press. She regularly writ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First published i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疫情正在改变世界
程晓农 疫情从武汉出发，短短两个多月蔓延全球。许多国家陆续采取了停工、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一下子，全球经济似乎瘫痪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发生了许多战争和瘟疫，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整个世界处于不安和懵懂状态。虽然疫情仍在继续扩散，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这次全球疫情中发现一些极其深刻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与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关系。 一、“有‘朋’自‘天’上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出现过瘟疫，但那时疫情的传播只发生在地面上；即便有患者跨洋出国，搭上船也得在海上且飘一阵，所以那时的瘟疫传播得比较慢。如今，人类的国际化帮助瘟疫病毒办到了它自己办不到的事，十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免费坐着“波音的”，横跨浩瀚的太平洋，空降北美大陆，武汉顿时“‘誉’满全球”。 自从中国发生萨斯之后，这次的疫情是第二回。为什么萨斯没造成那么严重的全球后果，而这次却如此快速地传染各国？关键是国际旅行普遍化。萨斯时期，虽然有一些中国人出国，但那时获得发达国家的签证并不容易，也没有长期旅游签证，因此，出国者人数有限，从疫区直接逃离到西方国家的人更少，所以萨斯基本上没祸害全球。与中国的萨斯类似的还有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瘟疫，虽然迁延多年，基本上仍局限于非洲大陆。埃博拉没能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广泛传播，主要原因是，非洲不是发达国家旅客的主要旅行地，而非洲人也没钱打“波音的”随时走遍世界各国。 由此可见，疫情瘫痪全球的前提条件是，瘟疫发源国是国际旅行者进出频繁的地域，病毒通过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班传遍全球；当然还可以便利地“出口转内销”，就像此刻中国正经历的。就疫情的国际传播而言，病毒本身的传染力是第二位的，病毒携带者的国际旅行便利程度才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疫情与打仗不同，战争时期可以明确区分前方、后方，前方危险，大后方还基本上是安全的，经济社会活动不至于瘫痪。而防疫所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战线和隐形的敌人，既没有前方后方，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地球虽然足够大，但对那看不见的敌人来说，地球村其实小得很，大洋另一边的大陆上发生了疫情，一个国际航班就立刻把看不见的敌人送到你的身边；一夜醒来，你的邻居、邻街可能突然就变成了“敌营”。《论语》开篇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今却成了“有‘朋’自‘天’上来”，瘟疫随时从“天”而降，任何国家都防不胜防。 二、天涯若比邻？ 自从中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这班列车之后，不仅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富人和中产家庭财富增多，于是到国外留学工作的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富人和官员亲属已经国际化了，拿外国护照、绿卡的、在国外置产的比比皆是，出国都无需签证；同时，国际旅游也日益流行，中国的国际旅游者受到不少国家的欢迎，在旅游签证方面给予诸多方便。整个世界都没料到，作为经济全球化产物的国际旅行便利程度，恰恰为这次疫情在地球上实现“天涯若比邻”铺平了道路。 2020年1月仅通过中国国航出国的人数即达到70万人左右。而据“民航资源中国网”公布的数据，武汉1月23日封城前，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三周中，从武汉天河机场出国航班座位数来看，从武汉直接飞往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旅客有11万5千人；同一时期搭乘国内航班离开武汉的旅客有80万人，其中到其它机场转搭国际航班的人数可能也有数万人；两者合计大约相当于全国1月出国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一个省会城市的出国人数占全国五分之一，显然不合常情，差不多武汉常住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在这三周内出国了，如此大规模的出国人流表明，许多旅客是紧急避瘟出行。其中，从武汉直飞美国的国际航班很少，去旧金山的2,925人，去纽约2,484人，许多武汉旅客是从其它机场转机赴美的。这十几万从疫区飞往各国的旅行者大大加快了疫情的全球扩散，结果就是，看不见的敌人跟着他们快速进入几大洲，这种“一城不健康、全球都恐慌”的局面，二战以来从没出现过。 问题还不止于此，前一阵是中国关心国内的情况，外国关心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现在中国各省市又开始关心从欧洲准备回家的十来万中国人，欧洲的疫情一转眼就成了中国的新隐患；可以预计，随着纽约疫情加重，中国国航从纽约飞往国内的航班将成为关注的重点。 三、国际组织的时代？ 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个新观念，认为跨国经济活动的大范围扩展使得各国政府的作用弱化，而国际组织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因此，世界各国对国际组织的尊重越来越高，国内甚至有些人以为，国际组织就是全球化时代地球上的“超级政府”，地位崇高，作用巨大。与这次疫情直接相关的国际组织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但这次疫情的全球化却明确暴露出国际组织的重大弊端，世界卫生组织不但反应迟钝，而且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导致所有国家的疫情不能及时控管。 据路透社报导，2020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已经”有限度人传人，但之后却修改报导为“可能”有限度地人传人；WHO随后对发电邮查询的媒体澄清说，并无证据显示病毒人传人，而且在社交网站上表示，因为据中国政府调查，找不到清晰的人传人的证据。中国的这次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曾建议派人到中国协助调查，被中共拒绝；明明中共有掩盖萨斯疫情的劣迹在先，世卫组织仍然选择无条件地“信任”中共，被动地“转播”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式报导，严重误导了全球的及时防疫。随着中共开始对武汉封城，世界卫生组织也改变疫情评估。据法新社报导，世卫组织1月26日深夜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告指出：“中国面对的疫情风险非常高，而在区域与全球的风险水平属高。”世卫组织在报告脚注中表示，该组织于1月23日、24日及25日发布的报告中称疫情风险“中等”是不正确的。然而，当媒体要求世卫组织对此做进一步说明时，世卫组织发言人沙伊布（Fadela Chaib）轻描淡写地表示，那是“用词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对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追责机制，误导了全球疫情，该组织及其负责人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错不可罚，就是这些国际组织最大的弊端。 最先发声批判世卫组织的是荷兰。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是荷兰预防传染病专家机构，也是该国防疫的重要顾问。据大纪元报导，该机构传染病控制中心主任夏普·范·迪瑟尔（Jaap van Dissel）3月22日接受网路媒体NU.nl采访时表示，欧洲各国之所以成为重灾区，根本原因在于一味听信来自中共以及世卫的信息；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评估，称传播的风险似乎很小。我们荷兰与其它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均采取同样立场，这是世卫组织WHO当时的基本立场。”荷兰的防疫部门在本国国民的问责面前，把“锅”甩到了世卫组织头上。 四、当前的全球经济碎片化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来说，这次全球经济活动“停摆”是场飞来横祸，类似于自然灾害突发造成的冲击。但它与自然灾害的不同在于，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强加给人类的，对人类来说，因自然灾害而经济下行，属于经济遭到不可抗拒之力的破坏；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人类为了自我保护而主动限制经济活动的常规运行，导致经济下行。用个比喻来形容，相当于人类为避免相互传染而暂时拉了经济活动的“电闸”，要等到确认没有危险后再“合闸”；这种情况与“供电系统”停止运转、停止“供电”是两回事。目前各国经济陷入不同程度的半停顿状态，不是因为经济本身发生了重大“事故”，而是因为各国都临时“拉闸”。然而，全球经济“拉闸”之后，30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全球化了多年的经济活动一下子被“碎片化”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屡见不鲜，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目前的全球性不安主要是健康担忧造成经济受冲击，而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灾祸的全球延展。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一辈子没经历过这种什么都无法把握的不确定现实社会，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突然被切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调适。现在的不安都还在浅层次，诸如工作、学业、家庭自我隔离期间日常生活的维持等等。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人还没充分意识到的深层次的不安，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体会到，世界发生改变了，很多此时此刻的不确定性可能渐渐地表现出一种新的模式。比如，“世界工厂”里部分企业没按期收到订单，发达国家一些商店发现某些商品的供货公司库存快空了；国际旅行要重新考虑了，上飞机时似乎一切OK，下飞机时已禁止入境了，对那些把国际旅行当作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的个人、公司、非政府组织来说，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不再紧密相连了，在许多国家所有国际旅行者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五、全球化重置已经开始 这种深层次的不安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国际社会还会发生哪些变化，更不知道哪些因素导致这些变化，也不清楚该如何评价这些变化；由于对变化是什么、为什么发生懵懂，自然也就不知道，该默认这些变化，还是强行把可能发生的变化改回原状；此外，那些已经发生的变化，哪些是无法挽回的，努力挽救也白搭，我们还是不甚了了。 实际上，这次全球经济“拉闸”是经济全球化首次比较完整地展示出它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说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个完美无缺的跨国经济运行系统，它有一系列弊端。第一，由于担心冲击经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不敢断然封关，导致疫情恶化，待到疫情恶化再封关，为时已晚；第二，旅行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它也同时让一国疫情变成了全球疫情；第三，经济全球化的重点国家经济停顿，便造成多国经济受冲击。 以上教训提醒我们：一、过去对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包括中国，西方国家基本上把它们的体制和政府运作看成与发达国家类似，从来没有风险防范意识。这次事件后各国跨国公司和金融界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经营模式，防范类似危机的再度冲击。二、从非典1.0版后有了这次非典2.0版，终于酿成全球经济大震动，没有任何人敢担保，今后中国不会有非典3.0版乃至N.0版，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必须要有防意外冲击的“防波堤”，而不能每次都不设防，事到临头再慌乱无措。三、所谓的防波堤，起码要考虑全球化布局必须避免对单一大国的依赖。此前经济全球化已经从一国化布局向多国化布局“转轨”，这次经济“拉闸”之后全球供应链重组会加快。四、跨国公司的国外运营必须更多地依靠远程通讯，而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旅行，至少一段时间内频繁去中国做商务旅行不是商务人员的最佳选择。如果跨国公司过度依赖对中国的工厂检查、产品检查等现场作业，不能靠远程通讯解决供货问题，他们可能会考虑以后减少对这些工厂的使用。 过去中国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甜头，很少想过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苦头。那么，现在至少可以预计以下几点。首先，各国跨国公司和金融界的风险防范意识开始大幅度提升，特别是防范可能来自中国的意外冲击。其次，跨国公司从“一条腿撑着”逐步变成“两条腿走路”或“多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把“鸡蛋放到不同篮子里”。美中贸易战之前，大批跨国公司把“鸡蛋”都放在中国“篮子”里，在中国“造鸡蛋”，再从中国“买鸡蛋”供应本国市场，不但美国公司如此，欧洲、日本、亚洲的企业也如此。现在它们终于体验到了深刻的教训，必须改变同一产品单地下单的经营策略，改而安排同一产品多国生产。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的局面，会加快这些跨国公司转移订单的速度。再次，有关经济全球化的重新布局，跨国公司过去只看美中经贸谈判的关税变化，或许还犹豫不决或心存侥幸；现在不得将供应链重组列入长期规划，逐步落实；过去跨国公司的同行竞争比的是谁更多地利用“世界工厂”，今后可能变成比谁能减轻对“世界工厂”的依赖，从而保证产品来源的多元化和供应低风险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工厂”的鼎盛之时，也是它走下坡路的开端；一旦走上了下坡路，就不再有重新爬上坡的可能了，几年后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开设的工厂正常运转后，“世界工厂”要么变成“世界各国工厂的零部件厂”，要么变成“世界空厂”。关注这方面的动向，与其看北京的表态，不如看各家跨国公司的运营实况，因为跨国公司才是“世界工厂”的真正“老板”。中国从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到现在，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就是：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被一国垄断，“世界工厂”更不是卡各国跨国公司脖子的“葵花宝典”。中国经济，兴靠经济全球化，衰也因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国享受到经济繁荣，也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又将经历伤筋动骨的年代。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本来就不该是全球供应链一国化，当全球供应链接近一国化状态之日，就是这个国家告别经济繁荣之时；十年后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从全球眼光去看，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载大纪元，2020年03月2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26/n1197832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用什麽价值支撑起台湾——王美綉《内在革命》序
【作者名字最后一字（“绣”左边取王旁）不能正常转码，因此以同音字代替。抱歉。】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作为一个台湾人最伟大的梦想，就是要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名叫『台湾』的国家。」 这是本书作者的梦想，相信也是千百万台湾人民的心底呼声！ 在台湾绿营的政论文写手中，王美綉是一个异数，在本土派大报《自由时报》的专栏作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但她的文章却有阳刚之气、正义之声，属於张季鸾那种「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和气质，既有激情，又洋溢著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深情，迸发著对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个家园的挚爱！ 怎样实现「台湾人最伟大的梦想」？王美綉提出药方∶「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场有关尊严、自信、正义、勇气和追求真实的内在革命。」这是本书的点睛之笔，更是作者思考的结晶。 所谓「内在革命」，就是指思维的改变。在被专制意识形态洗脑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台湾人最需要的是「大脑更新」，如同一台电脑，要删掉那些陈旧、甚至有毒的软体，输入新鲜的资讯，输入真实。这个「真实」就是人民选择权利！ 对於台湾的前途，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如果用婚姻状态做个比喻的话，到底是结婚好？离婚好？还是单身好？事实上，这三种方式都不是「好」的标准，因为哪个都不是终极价值。而真正的价值，是在没有外力压迫下，你自己自由选择的那种生活方式才是最好！鞋舒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任何外人都没有资格「替人做主」。 自由选择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没有人民的自由选择权，一切国家形式和社会制度，都成为摧毁个人的枷锁。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民主的根基，更是台湾抉择的方向。只要千百万台湾人民在内心深处确信这个价值，台湾人的梦想，就会实现。而确信和实践的过程，就是本书所强调的「我们需要一场从根救起的内在革命」，「重建台湾人的尊严和信心」。 确信人民选择权是第一步。但有了选择权之後，选择什麽方向和价值，更值得重视和思考。今年是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人结束大清王朝整整一百年了，可今天中国不仅仍然是专制，甚至比满清王朝更腐败、更独裁、更黑暗。很多志士仁人探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共两党根本没有尊重服从「人民选择权」，而是党权大於人权，用「党天下」一手遮天。 同样是武力革命，美国人当年打败驱走了英国殖民者之後，建成了宪政共和的体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人确立了「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确立了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美国《独立宣言》的核心其实可简缩为一句话∶保护个人权利。而另一个立国之本《美国宪法》则可凝缩成另一句话∶限制政府权力。一是个体，是权利（要绝对保护）；一是政府，是权力（要绝对限制）。这里清楚地划分了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根本性界限。 美国之所以今天成为世界唯一超强，不是军事的鼎盛，不是经济的强劲，也不是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而主要是思想根基、文化价值的强大。这个价值，就是强调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防范和抵抗各种类型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而所有形式的专制，其根基都是群体主义，都是靠泯灭个性、扼杀人性、剥夺个体权利来维持和巩固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独立，建成独立国家，都是表层。最根本的是能否进行一场「内在革命」，出现有独立人格、重视和实践个人权利、抵抗群体主义、信奉自由主义的个人。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护个体权利的国家，才应该是台湾的方向。 而像非洲的许多国家，当年也是强调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建成新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都获得成gong。但是，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最後都走向强人政治，独裁统治。这里的关键就在於，没有确立「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而这个背後，是没有确信和实践「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基。 而无论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还是更早时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所以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它们都是强调「群体」的权利（复数的权利，其实是「伪权利」），结果任何一个拿到权力的人，就用「人民」的名义，「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也就是「群体」的名义，来剥夺「个人」的权利，最後实行独裁统治。这也是中国虽然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在一百年之内都没有建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因。 台湾迈向「民主」已经近二十年了，但「保护个体权利」的意识尚十分淡漠。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发生时，台湾已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被剥夺了选择权。六十多年前，国民党军队占据了日本放弃的台湾，随後一场二二八屠杀，台湾人从此被杀掉了选择权。今天，台湾又到一个十字路口，人民终於有了选票，有了选择权。但是，只有真正经过「内在革命」，找到和确信「个人权利」的价值，台湾人才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王美綉的这本《内在革命》就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线索和思路，值得阅读和思考。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我喜欢仰望高大的椰子树。每次凝望笔直、壮硕、高大的树干时，我总是在心里喃喃自语∶『啊，真希望台湾人就像椰子树般高大。』不是身躯的高大，是精神和心灵的正直、巨大。」 当无数的台湾人为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台湾这片土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站立起来的时候，台湾就会昂首挺立！ （该书已由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11月24日 2011-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伊斯兰世界错在哪里
三月，是春暖花开、赏心悦目的季节，但对尼日利亚的苏菲娅朵（Sufiyatu）来说，则是个恐惧的月份。因为这个月伊斯兰法庭将对她的“通奸案”做最後裁决，如果定罪，她将被处以“乱石打死”的刑罚。 《纽约时报》杂�易罱�报道了苏菲娅朵的遭遇：今年35岁的苏菲娅朵是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北部索科托州乡下的一个农妇。她两年前和丈夫离了婚，因丈夫根本不管她和两个孩子。尼日利亚虽然刚刚庆祝了（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四十周年，但苏菲娅朵所在的这个有三千人的村子，仍是茅草泥房，人们仍使用原始的井水，去年才开始建第一所学校。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所痛斥的，那些非洲的独裁者们，把那片土地弄得更糟糕。 苏菲娅朵说，村上一个六十岁的老头看上了她，并向她示好。在一次郊外偶遇时，那个老头强奸了她；後来又这样做了四次，於是苏菲娅朵怀孕了。不知被谁告发，警察来把苏菲娅朵带走了。那个老头开始时承认他和苏菲娅朵有性关系，苏菲娅朵也没有说出是强奸。但後来那个老头听说法庭会判决他必须和苏菲娅朵结婚、并要抚养那两个孩子时，就改口否认有这件事。於是索科托州的伊斯兰法庭判决，那个老头无罪（因没有证据），苏菲娅朵则犯了“通奸罪”（证据是“怀孕”），按伊斯兰教惯例，处以“石刑”（众人用乱石打死她），并确定了“刑期”，在苏菲娅朵的10个月的孩子断奶後执行。 苏菲娅朵一个大字都不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出资支持的尼日利亚保护女性协会给苏菲娅朵提供了律师，帮助苏菲娅朵向地区伊斯兰法庭提出上诉。她的案子将在三月中旬最後裁决。 ●通奸是仅次於污辱“阿拉”的重罪 在尼日利亚北部12个省中，有10个实行这种严厉的伊斯兰法。但更恐怖的是当地司法官员、专家和大学教授们，很多都支持石刑。 《纽约时报》记者曾为此采访了索科托州检察长阿利宇（Aliyu），这位司法官员说，在伊斯兰世界，最严重的“犯罪”是污辱阿拉，其次就是“通奸”。他说如果苏菲娅朵被裁决处以“石刑”，他将执行。他目前考虑的是怎样执行，是挖坑把人放进去，用石头砸死；还是把人绑在电线杆或树上施刑。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将有很多人仍石头，而且都是经过训练的，人数由伊斯兰法庭确定。他说如果法庭裁决他第一个向苏菲娅朵仍石头，他将感到“非常幸福”。在被问到用多大的石头时，他说不会太大，但也不能太小，然後举起拳头说，“这麽大吧”。这位检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女儿正在他的脚边玩耍。 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份子怎麽看这个案子呢？索科托州府Dan Fodio大学法学院长赛义德（Sa'id）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法庭裁决他去仍石头，他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且会感到“相当高兴”。“通奸损害穆斯林社会，我作为公民当然要执行法律，而且更是执行阿拉的意愿。” 赛义德是索科托州法律起草者之一，去年七月这个州一个年轻人因为偷了一只羊而被法庭判决砍去右手，执行的外科医生事先为那个年轻人打了麻醉药。这位法学教授说，苏菲娅朵怀孕这一条就是处以石刑的“足够证据”。 当记者提到这位教授办公室贴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时，赛义德理直气壮地说，对於酷刑要看用什麽标准衡量，谁来确定这个标准。“而且你们西方人必须明白这里的人民是不是把它视为酷刑和不人道。” 当被问到尼日利亚前政府的将军和高官们巨额贪污，怎麽没被处罚砍手或石刑，而偷一只羊却要处於这样残忍的刑罚时，这位法学院长说，按照伊斯兰法律，贪污并不严重；而偷羊这种事更严重。 尼日利亚人对这种伊斯兰法并不是没有异议，但多恐惧不敢说出。较开明的尼日利亚司法部长伊格（Bola Ige）去年因说石刑“严厉和残忍”，并承诺“这种事情在2002年的尼日利亚绝不会再发生”，竟在去年底被暗杀。 ●阿拉伯世界拒绝改革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彼得斯（Ruud Peters）是研究“石刑”的专家之一，他说这种刑罚不仅在尼日利亚北部省份，也发生在其他穆斯林社会，在巴基斯坦和利比亚竟被全国通用。但这种残忍的刑罚，至今没有受到穆斯林社会，至少是知识份子的强有力的批评和谴责，反而有很多的“赛义德”们在维护它，赞美它。 911事件後，关於伊斯兰的书在美国成为热门读物，最近又有一本分析伊斯兰世界《到底错在哪里》（What Went Wrong）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路易斯的同行，也是历史学家的肯尼迪（Paul Kennedy）在最近的书评中说，在伊朗革命那天，他邀了路易斯等四个朋友共餐，但由於路易斯去接受一家电台采访而迟到了。当时路易斯在电台分析说，伊朗革命将意味著伊斯兰世界更大的封闭和宗教专制。但在普林斯顿校园，左派学生们在欢呼伊朗的革命性变化，路易斯的观点被视为肤浅、右翼和愚蠢。但肯尼迪感叹说，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路易斯的预测是完全对的。 路易斯在他的新著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大约从十八世纪後叶起，以英、法、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世界：增加世俗、民主、工业化和宽容。後来俄国、印度及美洲也开始跟进。但伊斯兰世界却拒绝走这条路，他们的领导者和知识份子们面对西方的挑战，不是选择改革，而是寻求更加封闭，用石刑、砍手的严厉镇压，以及反美反西方的仇恨、激愤、受害者主义来维护和强化伊斯兰式的专制。但这一切都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的问题。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伊斯兰世界错在拒绝改革（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外部世界）。今天，到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改革的时刻。 （载《开放》2002年3月号） 2002-0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里根总统伟大人生的另一半
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今晨在洛杉矶家里去世，享年94岁。南希跟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早年都是好莱坞演员。当年里根就对共产党深恶痛绝，曾到国会作证，强调反共和清查好莱坞共党份子的重要性。他和南希的恋爱，还是由于反共“牵的线”，因南希的名字被错列到好莱坞左翼份子名单上（当时另外一个女演员也叫南希.戴维斯），她去找时任电影工会主席的里根要求纠正，结果她的名字从那个名单删除后，登上了他俩的结婚证书。南希去世前两天（3月4日）是他们结婚64年纪念日。 南希共演过11部电影，虽不是大牌影星，但当时比里根有名。不过媒体报道说，“南希从未迷失过自己最大的志向∶得到一个美满的婚姻。”她跟里根见面交谈后，“立刻就意识到”这正是她想嫁的理想男人。她在回忆录中说，“我很清楚，做他的妻子是我最渴望的角色。” 结果这个角色使她赢得了广泛的美国民心。她以“保护丈夫形象”著称，是那种把丈夫的事业做为生活主轴的传统女性。里根夫妇拥有感情笃厚的52年婚姻。他们从好莱坞到白宫，一路都在聚光灯下走过，他们充满深情、恩恩爱爱、相互扶持的形象，过去几十年来都是相信婚姻的美国人民最热衷的佳话，起著巨大的榜样的力量。 南希曾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说，“我生命的真正开始，是嫁给我的丈夫。”“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女人想要的全部，还更多。” 人们常以“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份，但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来形容女人比男人爱得热烈、爱得执著、爱得持久。但对于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里根总统来说，爱情也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对南希的爱，给予的是这样的回报∶ 他说，爱是他的心脏。谁能说心脏不是生命的全部呢？在那个令无数人感动、羡慕、赞美的爱情故事中，里根不仅证明了男人可以具有和女人同样伟大的爱，同时揭示了男人改变世界的动力和源泉。 里根的第一场婚姻由于电影明星的妻子反对他对政治的热衷而结束。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则哺育了那个美丽而伟大的人生。曾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南希编辑的书信集《我爱你，罗尼》（I Love You, Ronnie），里面主要收集的却是里根写给南希的情书。虽然从有关里根的传记作品中得知，里根很有写作能力，经常大段大段地修改或重写白宫撰稿人给他写好的演讲稿，很多成为常被引用的名句，但没想到他的情书写得更动人。他对妻子的痴迷，一生都像个初恋的小伙子∶ “一个男人不能离开心而活，而你就是我的心。” “我们是那样的一个整体，你对我的重要性，就如同我自己的心脏，但有一个例外，你永远不能被人工心脏所替代。” “我碰巧拥有一个情人节般的生命（Valentine life）┅┅你看我的选择多麽有限，要麽是情人节般的生命，要麽是没有生命。” 在他们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里根送南希一副手套做礼物。他在贺卡上写道，“我希望这副手套能温暖你的手，就像过去25年来你一直温暖著我的心。” “你给我的礼物是没法买保险的，因为没有估价人可以给个价码。谁能估出我要回家时那种兴奋和期待的感情的市场价格？谁能估出我无法不加快步伐、迎接第一眼看到你时那种感觉的价格？仅仅是早晨醒来，都成为一种温暖的惬意，因为你在身边。而这栋房子没有你的时候，是那样荒凉。” 里根对妻子的爱，更表现在许多小事上。例如，他由于工作繁忙，有时不知道妻子喜欢和需要什麽，于是在南希过生日或他们结婚纪念日之前，就悄悄地去向南希的助手或好友询问，南希需要什麽？而南希的好友经常也不知道，就又跑去问南希，并泄漏了里根的秘密。而南希在收到丈夫的礼物时则一副毫不知情的欢天喜地。一个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般伟大的真实故事。 左倾的主流媒体上有过不少关于南希的负面报导，导致不少人对南希过于干涉里根的事务而印像不佳。其实很多人没明白的是，南希不是在干政，而是在尽全力保护里根的形象。她当然清楚媒体和内阁人员对她的批评，但为了保护丈夫的形象，她宁可自己形象受损。 人们都知道里根是个只顾两件大事（反对共产主义，缩小政府规模），而不顾小节的人，他甚至会把自己内阁人员的名字都叫错。他同时又是那种天性乐观，什麽也不担忧的人，所以有人说，里根什麽都不担心，而南希是什麽都担心。如果没有南希那麽前后左右，细心地呵护照料，里根的不拘小节不知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和里根相比，南希的形象是弱小的，但在塑成里根今天“光辉形象”纪念碑的每一块彩色石子上，都有南希的精心雕琢，正如她在葬礼上一边亲吻那面覆盖丈夫的美丽国旗，一边用手抚摸、拂平那上面的一丝皱纹。一个伟大的妻子，一个上帝送给里根的最好的礼物。最理解并拥抱了这一切的里根，也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留给了相伴52年的妻子∶ 在病重的最后几年里，里根不仅丧失了全部记忆，也认不出任何亲人了。在生命垂危的最后五天里，他一直都没有睁开过眼睛。女儿帕蒂描述说，父亲最后咽气之际，却突然睁开了眼睛，盯著南希，“眼睛不是混浊或茫然，而是清澈湛蓝，满怀爱意。”南希坚信，在那一刻，里根认出了她；这最后的凝视，是里根走前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今天，南希再次回到了她所深爱的男人里根的怀抱。给活著的人们留下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不灭的希望和追求。 2016年3月6日 2016-03-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内生型共产国家为何排斥西方式民主？ ——“六四天安门事件”23 周年反思（一）
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苏联和中国同属“内生型”共产国家。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共产党政权，既有内在的深厚社会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偶然”。 先说“历史偶然”因素。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不可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支持，军队也不会反战，十月革命可能就无从发生。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也不可能生长壮大到打赢内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业社会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小农构成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这类社会中，共产党的乌托邦宣传比较容易骗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传统则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这些，都构成共产国家的“内生”社会土壤， 俄中两国在共产革命前夕，都是农民大量破产并半无产化之时。1861年，俄罗斯开始农奴制改革，农奴成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额赎金，不少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加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挤压，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民粹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俄罗斯封建制度发生碰撞，俄罗斯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批代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 益的年青知识分子冲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两个字就是从俄语的“民意”转译而来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视为衰落和祸害，对大规模商品生产深恶痛绝，带有明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本来就已经承受着不堪负载的沉重人口压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资本主义工业品严重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破产与农民半无产化这一痛苦过程，产生了大量游民。清朝廷对付的各种会党叛乱民，其实主体就是游民——失地农民与城市无产者。各种思潮通过大批留洋学子而涌进中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主义，都不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大。 一个穷人过多的社会，对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以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灭阶级差别与均富为号召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种社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属于内生型。这种内生型共产党政权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内部严重分裂或经济危机不能自我维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体。它的长寿特征造成了社会内部对现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现包装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拥护专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甚至开启了民主化的历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产党国家那样形成与共产党制度划清界限的社会氛围，于是，旧体制的游魂就会和转型中的权贵组成种种结合，左右舆论、蛊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长而反复徘徊的转型时期。 中俄两国只有一点不同：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就开始将它的一只头转向了西方。在数百年近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 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但中国从来只有一只头，这只头更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方向。中国虽然也高喊要学习西方，但从晚清时代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其政治内在禀赋从未变过。如果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开明专制阶段，政治反对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则距离开明专制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2年6月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23-years-after-june-4th/）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奈保尔，鲁迅，昆德拉——奈保尔评介（6 之 5）
由於第三世界的成长背景，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社会内容，充满了愤世嫉俗，充满了责任意识。如果说昆德拉是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表作家的话，那厶奈保尔就是描写第三世界的代表作家。 西方评论家经常把奈保尔和康拉德类比，不仅由於他们都写了殖民地，他们的文字风格有相近之处，更由於他们的作品都对人性的野蛮之处流露出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们都明显地推崇西方文明。奈保尔本人也非常推崇康拉德，并在他最好的作品里模仿了康拉德。 康拉德17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波兰，他的文学建立在远离了家乡之後，奈保尔18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千里达，他的文学也建立在远离了生长地和祖籍印度之後。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他们成年以後看世界的角度。他们虽然成年以後都选择居住英国，用英语写作，但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国家，同时也正因为没有国家而了解更多的国家。 对於中文读者来说，如果把奈保尔比做第三世界的鲁迅可能更容易理解他是哪种作家。和鲁迅一样，奈保尔对社会的阴暗总是忍无可忍，他说“两个半球的黑暗之处成了我写作的主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感觉非常强烈的人，“我对事物的反应总是过於强烈，但正是出於这种对於事物的强烈反应我才写作。当我对事情没多少感觉的时候，就写不出什厶东西来。”“如果一个人对事情没有强烈感觉，大概就不应该去写作。”情绪的表达一直主导著奈保尔的写作，这大概也是他和鲁迅的共性之一。 鲁迅苛刻、挑剔、对事情的态度绝不中庸。奈保尔也是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他的毫不“含蓄”的思想观点、惹怒众人的实况描述、刻薄不饶人的评论，都使他成为当代最有争议性的英语作家之一。曾是他的好友，现在则是对头的美国作家Paul Theroux在《维迪拉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一书中说：“他有很鲜明的观点，有很强的个性，杂志编辑们喜欢这种作家。”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评论说，“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纽约时报》记者问奈保尔是否对关於他而引起的争议感到疲惫，他说，“一点儿都没有。能惹起这种敌意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惹起敌意，他就死了。” 鲁迅在愚蛮、酸腐、顽固的中国文坛一直是孤军作战，奈保尔在西方知识界的左派大潮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反西方浪潮中也是逆流而上。但是奈保尔比鲁迅幸运得多，毕竟他生活在一个自己所赞美的文明社会、文化价值中；而鲁迅则生活在一个他痛斥的文化和社会中，其艰难和悲愤可想而知。奈保尔说，“一个作家只能被他所认可的那个文化、那个社会和那个国家所接受和承认。” 鲁迅对中国文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痛恨到用“吃人”来形容。奈保尔则乾脆认为第三世界（主要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没文化。奈保尔和鲁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指责大众的愚昧和野蛮。但这种对大众的指责似乎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因为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的，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和发展的，而大众只不过是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牺牲品罢了。而大众这倒霉的牺牲品，在专制制度下不是奴仆就是暴民。 奈保尔对官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群体的批评也是他遭到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甚至痛骂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绝种了或毫无功能，他说，“西方这种社会不产生群体狂热，而群体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读到如此精辟的论断，不能不使人想起在中国发生的近在眼前的群体狂热：北约误炸中国领馆後的举国疯狂，王伟事件的群情激昂，美国遭袭击後渲 仇恨的网民┅┅ 而在美国，在遭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残忍攻击、在三千无辜生命瞬间被谋杀之後，他们震惊，他们悲愤，他们支持美军去抓获恐怖份子，但却没有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举行声势浩大、群情激昂的集会声讨穆斯林人、烧毁拉登头像。他们只是默默地悼念死者、深情地高歌“上帝保佑美国”、然後坚定地举起星条旗，举起正义的力量、举起自由的价值、举起西方的文化、举起人类的文明。 再看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在沙特阿拉伯、在印度尼西亚、在埃及、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疯狂的集会怒吼、烧美国国旗、烧布什、布莱尔模型此起彼伏。然後呢？狂热之後一片空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厶价值而狂热，只有渲泄仇恨。在愤怒声讨美国、把一切都怪罪西方之後，他们自己的社会照样贫穷、照样落後，照样一团乱糟。面对这种现状，不是他们的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又是什厶呢？当然，或许可以理解的一点是，独裁政权太残酷，把任何真正知识份子的种子都斩绝了。 如果把奈保尔和昆德拉相比，两人也有相近之处，虽然他们後来都到了西方，但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抨击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熟悉的那个社会。他们都急於在作品中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经常直接议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文学的高明之处，但在狄更斯，甚至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偶然可以见到。而奈保尔比昆德拉的高明之处在於他的议论总是非常自然地由书中的人物叙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并不容易察觉到；昆德拉则总是由作者直接跳出来议论，经常显得很突兀。 奈保尔和昆德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结构和内容上的散乱。昆德拉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但读起来却很难有是在看小说的感觉，你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一种了解共产主义的教课书才能读下去。读奈保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也有同样感觉，你也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了解第三世界的教科书去读。奈保尔的几本主要小说，像《比斯瓦斯的房子》和《河湾》等，其文学色彩和质量远超过昆德拉的小说，但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则写得很不到家，背景材料交代差，过於拘泥自己的旅行日志，而不是逐渐地、层层深入地介绍这些国家；很多不著边际、并不能说明什厶问题的的琐碎细节也没有删掉。他自己间或的议论经常很精彩，可惜被夹杂在他旅途匆忙的脚印中，读者如不十分留意就被闪过去了。 但奈保尔、昆德拉和鲁迅这三位作家的一个类似特点是，他们的思想价值超过他们的文学价值。人们需要昆德拉去更深刻地了解、抨击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需要奈保尔去了解（共产社会以外的）第三世界、去抨击那个世界的黑暗；中国人也需要鲁迅去更深入地认清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弊端。 对於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来说，从受害者的角度写抨击压迫者的作品并不需要多少智慧，有原始的情感就够了，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能审视自身、本民族的问题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西方产生了这厶多西方的批评者恰恰是西方的骄傲，西方民主制度的骄傲，西方文化的骄傲。而东方产生了这厶多独裁政权的维护者正是东方专制制度和非人文化的耻辱。 而奈保尔，这个第三世界独裁制度和落後文化的抨击者，才真正是东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骄傲。 （未完待续） 2002-03-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37👍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四章∶当警报响起
“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准备出发，一群群旅客上船时，乘客艾伯特．考德威尔太太看到甲板上的船员在用吊车往船上装运行李，便问一位水手∶“这条船真的不会沉吗？”“是的，夫人，”那个水手回答说，“连上帝本人都无法使这条船沉没！” 但是这艘上帝也无法沉没的船，现在面临着坠入海底的命运。虽然这个事实越来越明显，但还是有很多乘客相信那位水手告诉考德威尔太太的话。在头等舱的吸烟室，牌局又恢复了，尽管卢西恩．史密斯离开了。斯蒂芬森中尉仍然埋在沙发里一点点喝着他那杯热柠檬水；在他的不远处，斯班塞．西尔弗斯恩先生还是沉浸在他手捧的小说中。 这时，一个船员进来大声说∶“先生们，快点穿上你们的救生衣，现在我们遇到了危险。”但没有谁在意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甚至没人抬头看他一眼。 女人的名字是打扮 虽然船长史密斯要求所有乘客集中到甲板、并带上救生衣的命令传播得很快，但没有谁认为事情真的那麽严重。卢西恩．史密斯离开了吸烟室的牌局后，迅速回了一趟他的客房，轻描淡写地告诉他的妻子，没啥大事。然后说他还要到外面探探“军情”，就又出去了。史密斯太太听到他丈夫那毫不担心的语调，也就放心了。史密斯离开后，她又一头扎到床上睡觉去了。过了一会儿，她感到房间里的灯被打开了，她睁开眼睛一看，是史密斯又回来了。带着微笑的史密斯几乎趴在她脸上，用仍然是没有任何担忧的口气说∶“我们的船擦撞了一下冰山，但没有什麽大不了的问题，顶多推迟了到达纽约的时间。不管怎样，为了慎重起见，船长要求所有的妇女和孩子到甲板去。” 阿斯德和他的妻子马德琳都注意到了船长要求所有女性带上救生衣到甲板的命令，但由于阿斯德一直没有很在意的态度，使马德琳觉得没有必要那麽慌张。她不紧不慢地在自己的房舱里梳洗打扮了一番。当她终于到了甲板时，她的装束好像要去伦敦逛商店买东西∶她穿着一件有着绸缎翻领的黑色大披风，戴着一个钻石项链，手上是皮手筒。 卢西恩．史密斯太太也是一个不紧不慢的人，她仔细挑选了要在这四月的晚上应该穿的衣服，找出了毛衣，长筒靴，两件大衣，还有一个软皮帽，然后一件一件地打扮起来。在她慢条斯稳地精心打扮时，史密斯先生还要陪着她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小心翼翼地避开轮船撞了冰山会沉没这个话题。 当史密斯太太终于说“我准备好了”时，卢西恩．史密斯真是长喘了一口粗气，如释重负。史密斯是个“好好先生”，对妻子不管用多少时间打扮，从来都能耐住性子，这在男士中并不是多见。在夫妻准备一起出门时，也许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发自内心地乐意长时间地等待太太梳妆打扮，因为女人打扮起来没完没了，有时长得好像让人等“一个世纪”。所以今天在美国，丈夫能够在太太化妆打扮时不催促、不焦急、不烦躁，还能笑脸相迎，让妻子感到他像初恋时那样有耐心和热情，那就被看做是好丈夫的标志之一。 当史密斯太太终于可以去甲板，他们夫妇刚刚关上客舱的门时，史密斯太太突然喊到，“哎哟，我忘了拿耳环！”史密斯先生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多麽严重，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找耳环首饰了，但他就是典型的好好丈夫，他又陪着太太返回房间，直到妻子找到那两个她心爱的耳环，又小心翼翼地戴到耳朵上，才和先生一起去了甲板。 像史密斯太太一样，普里钦少校也是很缓慢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几分钟前在甲板上歇斯底里地哭了一阵子，因为他曾担任过加拿大多伦多市的游艇协会的副会长，他对船在水上出事比一般旅客更敏感，因为过去的伤痛太多。但当第一次船上发出警告后，他还是决定先不去甲板，而是回到自己的房舱整理物品。 虽然船长的命令迅速在传播，但“泰坦尼克号”的满船灯光还在灿烂地亮着，房间里的暖气还照常把寒冷谢绝在室外，夜总会的轻音乐还在夜风中飘逸，一切都构成和平、温煦、正常的气氛。这气氛只适合谈情说爱，而完全无法让人想到逃命和死亡。尤其是那个“泰坦尼克号永不会沉没”的神话，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乘客的记忆中，无论是史密斯船长从高高的驾驶台上发出的警告，还是汹涌澎湃的海水在脚下翻出的怒吼，都无法抹掉那个“神话”的魔力。 但有些乘客还是很警觉。在一号甲板的头等舱床上躺着的鲁思，在焦急地等待着去外面探消息的丈夫快点儿回来。不一会儿，她的在旧金山市任顾问的丈夫华盛顿．道奇博士回来了，他静静地对妻子说∶“鲁思，这次意外很严重，你最好马上到甲板上去！” 当德路太太强调他们必须为只有8岁大的侄子马歇尔的安全负责时，她的丈夫詹姆斯冷静地安慰她，使她不那麽惊慌和担忧。德路太太迅速给小马歇尔穿好了衣服，然后摇醒他，说大家要去甲板，不管小马歇尔还似醒非醒、迷迷糊糊，就把他拖到了甲板上。 对道格拉斯先生来说，这事情也显得很严重。虽然他曾去过一次右舷甲板看过冰块，但当他得到确切的消息说船会沉，简直惊得一下子发呆，还是难以置信。他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舱，把夜礼服换上了比较暖和方便的衣服。 家里经营钢铁业的阿瑟．莱尔森太太可是个急性子，她很着急，觉得应该尽可能动作快些，因此放弃了让她的丈夫好好睡一会儿的想法，立即慌慌张张地设法把她的一大家子人召集到一起，他们一共有七口人，她和丈夫，三个孩子，家庭女教师，还有一个女佣人。佣人和女教师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在别的船舱，她要冒着这半夜的寒风，一个个把她们叫到一起。她的孩子动作有点慢，她不管这些，把一件皮大衣套在睡袍上，就一把拉过还在磨磨蹭蹭的最小的孩子，冲向了甲板。 这个世界上的人，可能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天塌下来也不会在乎，遇到什麽样的灾事险情都有侥幸的心理，认为倒霉的一定是别人，幸存的是自己。而且天生地对意外事件缺乏敏感，似乎感觉生了老茧，连擦撞了“泰坦尼克号”的冰山都戳不破它。中国古语对这种人的描述是∶“一锥子扎不出血。” 第二类人是，事无巨细都挂在心上，凡事都操心，遇事就着急，感觉敏锐，天生的急性子，有时让人感到有点神经质。中国古语称这类人是“火急火燎”，“操心不见老”。 如果说史密斯太太是前一种人的话，莱尔森太太就属于后一种人。在这个沉船“世纪大灾难”面前，人的个性、风格和处事哲学都显露无遗。 危险就在脚下打着旋涡 但一些船员用不着谁告诉，他们目击的海水，说明了一切。大约12点45分，水手约翰．波因德斯特去自己住的五号甲板的水手舱找橡皮靴，那里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他的房间同三等舱的木板墙壁，就挨近和冰山相撞的船的右舷，现在已经完全塌倒了，海水汹涌滚进，等到他找到橡皮靴离开时，水已经深到了他的腰部。 大饭厅的服务员雷伊到五号甲板的房舱里去拿一件大衣，他感到有点凉。他向前走，经过那个著名的宽敞的连接船头和船尾的通道“苏格兰路”时，原来史密斯船长和安德鲁斯看到的那个生火员和统舱的乘客拥挤不堪的场面已经没有了。那里静悄悄的，没有别的声音，只有涌进来的海水的哗哗响声。 另一个服务员托玛斯．惠特下到六号甲板的右舷房舱，到他的住处收拾些值钱的物品。他的房舱就在土耳其浴室的旁边，这里还没有进水的迹像。那排豪华高级的土耳其浴室，还在那静悄悄地等待着最后的命运。浴室的墙上，挂着从维多利亚到范伦铁诺时代的装饰；地上是小石块拼花地板和蓝绿交叉的壁式瓷砖；淡红色的天花板上是镀金的横梁，支柱外层贴着雕花的木版。但惠特再向前走了几步，就看到了海水正嘶嘶地流过来，向着他，向着他刚刚最后瞥了一眼的辉煌华丽的土耳其浴室。那些昂贵的装饰，几分钟之后都会变成废铜烂铁、糟木朽物，整个土耳其浴室将被海水淹没成天然的令人恐惧的深缸“浴室”。 但也有船员就是不太相信这船真的会沉。当二厨乔治．多德扯着大嗓门在厨师房舱的门口喊“伙计们，快起来，咱们的船要沉了”时，没有谁很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儿。这位平时满脸笑容的乐观派厨师，现在一脸凝重。助理面包师查尔斯．伯吉斯睡眼惺松地喃喃道∶“干嘛，干嘛，”显得有点不耐烦。 多德走到前面的服务员住房时，看到大饭厅服务员威廉．莫斯正一个个地催那些服务员快点起床，但他们多数也是嘻嘻哈哈，像多德刚刚在厨师房舱遇到的一样，没有人很在意他们说的情况。多德还是大声喊道∶“把每个人都叫起来，这里不能再留一个人！” 正在多德的喊叫有一点作用时，木匠哈钦森冲了进来，大声吼道∶“那该死的邮件室已经全灌满水了，伙计们，事情非常严重啊！”史密斯船长十几分钟前曾命令哈钦森检查了全船，他可以说最了解情况是多麽严重的人之一，而且哈钦森在船上的技术权威地位，也使别人对他的话敬畏三分，因此他这一声吼叫，使船员和服务员们都严肃了起来。 嘻嘻哈哈的闭嘴了，说俏皮话的也锁住了舌头。船员们纷纷跳下床铺，忙着找自己的衣服，由于慌乱，一些人把穿衣服的顺序都搞错了。助理面包师伯吉斯穿了衬衣和裤子，却忘记了套救生带；面包师沃尔特．贝尔福特刚刚下班不久，他匆忙地穿上裤子，又稀里糊涂地把他的白色工作服套在了身上，然后又发现忘记了穿内裤；而另一个水手已穿好长裤，还在把内裤往上套。 但就是有人什麽也不在乎。锅炉工查尔斯住在船头前方，虽然听到船头尖舱进水的嘶嘶的声音，但他还是感到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事，又爬上床睡觉了。他刚刚要睡着，船上的细工木匠探进身来对他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起床，船上的头三个舱都进水了，网球场那里的底舱水都灌满了。”查尔斯还是觉得没什麽大不了。 不一会儿，水手长进来喊道∶“大家都赶快起床！你们知道不，你们活不到半小时了！这是安德鲁斯先生说的，他是造这艘船的专家，你们懂不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传给别人。” 28岁的六副洛依是第一次作为船员横跨大西洋。这个星期天晚上他不值班，当船擦撞冰山时，他正在睡大觉。他的房舱因为在甲板放置救生艇的下面，因此当外面有吵吵嚷嚷的声音时，他就被吵醒了。他从舱窗向往嘹望，看到很多人穿着救生衣，才知道出事了。他一个箭步跳下床，抓起衣服就冲去甲板。后来他在美国国会的“泰坦尼克号听证会”上做证，在解释为什麽他和其他船上官员当时都在睡大觉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睡眠不足的，一躺下，就睡得像死了一样。” 二副莱特勒也是由于睡觉而出来迟了。船擦撞冰山时，他也因不值班而在睡觉。但他被那声“颤动”震醒了。他向外面张望，看到远处驾驶台上史密斯船长和一名船员正在谈话，他想，如果真的有什麽事很严重，他们一定会来叫我，于是又蒙头准备再睡，可是他睡不着了，那声震动，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到底发生了什麽事？”他自言自语。一会儿，轮船的轮机也不再发出轰轰隆隆的转动声了，显然船停了。但他想，反正我不值班，如果他们需要我，当然知道到这里找。于是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 5分钟，10分钟，快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叫他。莱特勒想，可能没有什麽严重的事故发生，否则早有人来叫他了。想到这里，他有几分欣慰，真的准备好好再睡了，这连续四天的航行，他感觉太乏了，似乎最好的享受就是睡觉，睡觉，一直睡到纽约。 12点10分，也就是撞冰山之后的30分钟，四副博克斯霍尔冲进他的房舱大声喊到∶“你知道我们撞冰山了吗？”莱特勒回答说∶“我只知道船撞了一个什麽东西。”边说边穿衣服。“邮件室都已经灌满水了，现在水已淹到六号甲板，情况非常严重。”博克斯霍尔尽快地描述现在的状况，想引起莱特勒的重视。但莱特勒不等他说完，已经冲出了房门。 难缠的乘客 对有些乘客，要劝说他们到甲板上去，真是费尽口舌。当时没有广播系统，船长无法像今天这样通过扩音器向乘客发通知，史密斯船长的命令是由船上的服务员在客舱中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口头通知的，这是有1300多名乘客的船呵。光把每个房间都通知到，也是一个相当费时的事。 好在“泰坦尼克号”配备了庞大的“服务员军团”，加上船员，有近九百名。每个服务员负责七、八个房间，挨门挨舱地敲门，叫醒乘客，解释原因，并软硬兼施地把他们弄到甲板上去。因为已过了半夜12点，多数乘客已经就寝，再把他们一个个叫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当麻烦、又颇费口舌的差事。 服务员在每一个客舱房间都是一样的程序，先敲门，然后说∶“我们的船遇到了危险，请大家马上穿上救生衣到甲板上！”由于是午夜，外面又是那样寒冷，很多人被叫醒了，也不情愿到外面那寒风刺骨的甲板上去。有的乘客乾脆把房门反锁，根本就不开门。当服务员亨利．埃切斯来到87号房时，发现它被反锁。他把门敲得震天响，一位男士才在里面以半信半疑的口气问∶“什麽事？”随后一个女士的声音从紧锁的房门里面传出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当埃切斯把情况解释了一遍之后，那个房门仍是没有打开，里面乾脆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两个乘客又翻身睡着了。 埃切斯只好去敲另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也是锁住了，但这次不是乘客锁的，是这把锁出了毛病，打不开了。有热心的乘客自愿来帮忙，但还是撬不开。乘客诺里斯．威廉斯是网球手，他用一个铁具把门砸开了，这才把锁在里面的那个旅客救出来。但埃切斯对这种粗野的行为很不满，说等船到纽约后，要把这几个砸门的乘客逮捕，追究他们破坏公物的责任。 《难忘的一夜》的作者沃尔特．路德在他的书里对这个小插曲感叹道∶“在12点15分的时候，很难说这是笑话还是当真——破门而入是英雄呢，还是破门而入要被逮捕？似乎没有两个人的反应相同。” 做服务员是个辛苦的差事，不仅要有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还要有好的脾气，或者至少要有忍耐力。因为客人总是各种各样，众口难调，有时遇上胡搅蛮缠的客人，更难答对。服务员艾尔弗雷德．克劳福特可能是个例外，他已在船上服务了31年，见到各种各样的乘客，也知道怎样和他们相处。但现在他也遇到了麻烦，艾伯特．斯图尔特是位老先生，他死活不穿救生衣，无论克劳福特怎样规劝，他就是不干。到底克劳福特是个经验老到的服务员，他左磨右泡、软硬兼施，最后像哄小孩似的，才使斯图尔特老人穿上了救生衣。 在89号房间住的是作家威廉姆．斯特德，他对服务员安德鲁．坎宁安帮助他穿上救生衣很不耐烦。也许作为小说家，他已编织过无数的船难和车祸故事，对险情危机都已“麻木不仁”，连这个世界最大的轮船要沉没，他也没感到多大的震动和恐慌，还牢骚满腹，对着坎宁安一个劲儿地发泄，说叫他穿上救生衣是“毫无道理！” 在84号房间，服务员亨利．埃切斯像一个笑脸常开、讨好客人的裁缝师，在调整国际管道公司总裁本杰明．古根海姆身上的救生衣。但是这个大富豪抱怨说∶“不舒服，无法忍受。”埃切斯只好把救生衣脱下来，调整了一下再帮助他穿上。穿上了救生衣，古根海姆就要这样上甲板，埃切斯好说歹说才使他披上了一件厚毛衣。这些大亨们有钱，身价高，脾气也是昂贵的。 这些富豪们的阔太太们则更难指挥。无论服务员怎样催促，她们几乎个个仍要梳妆打扮。当她们终于鱼贯而入，来到甲板时，她们的着装都好像是参加“世纪宴会”，而不是准备逃离“世纪灾难”∶ 在大衣下面，杰克．塞耶太太是亮丽显眼的绿粗呢套装和背心。 费城的银行家太太穿了一套毛料睡衣，外面是大红大绿的披风。 特利尔．卡文迪什夫人穿了一件便袍，外面是她丈夫的大衣。 约翰．霍格布姆太太穿了一件睡袍，外面套着皮大衣。 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太太穿了一身非常引人瞩目的轻装，看起来既潇洒漂亮，又乾净利索； 华盛顿．道奇太太穿了一双高扣皮靴，但是里面没有穿长袜，而且皮靴的扣子也没有扣好，她拖着皮靴一瘸一拐地走上甲板。 丹佛市的百万富翁布朗的太太，也同样穿着流行的黑天鹅绒两件头套装，上身是黑白两色搭配的丝绒大翻领。 亨利．斯坦吉太太在缀花的帽子上，用蝶针紧紧别上了一块天蓝色的大纱巾。 维利尔太太虽然穿着睡袍和脱鞋，但在外面套上了一件开车时的毛料上装。 “泰坦尼克号”下水首航时，世界上刚刚流行开汽车。很多阔太太们的着装，也受了开汽车的风气影响。 面对珠宝和生命 有些太太们在着装打扮上用了很多时间。但也有些人在选择带什麽物品上煞费了苦心。在104号房间，阿瑟．普里钦少校正在左右为难，他凝视着桌子上的铁箱子，里面装着20万美元的债卷，和10万美元的热门股票。他不知是拿这个箱子好呢，还是把它放在这里好。他脱下晚礼服，换上两条长内衣和一些厚衣服，还是没有想好到底应怎麽办。他傻愣愣地注视这个他已住了四个晚上的房间∶一张大铜床，上面挂着绿色的纹纱，在灯光下把整个房间辉映得金碧辉煌，非常有情调。墙角有大理石镶嵌的洗手台，旁边是柳条编织的扶手椅，马鬃沙发，雪白的天花板上悬着风扇，还有璀灿光熠的水晶吊灯┅┅他不仅舍不得那个装满股票债券的箱子，也舍不得这个豪华的房舱，他马上要到外面，黑夜将成为他的房间，寒风是流动的装饰，让人“享受”得浑身颤抖。最后他下了决心，“砰”的一声毅然关上了房门，把那个铁箱子留在了桌上。但他刚走了几步，又回来了，匆匆地拿了一枚幸运别针和三个桔子，最后又看了一眼铁箱，转身走向了甲板。 20岁的艾尔弗雷德．德拉克斯特是从德国科隆来的，他在房间里也像普里钦少校一样费了一番琢磨，到底应该穿些什麽。最后他决定只穿毛线衫和长裤，而把一件价值二千多美元的崭新衣服，连同手杖、钢笔等都留在了舱内。 从乘客们带的五花八门的物品，可以看出人的性格和爱好∶ 阿道夫．戴克交给他太太一个小皮包，里面有两个金表、两枚钻石、一串蓝宝石项链和两百瑞典币； 伊迪斯．拉塞尔小姐带着一个玩具音乐小猪； 二等舱一位神学院学生，带了一本《圣经》，他答应过他的哥哥，在见面之前他要一直带着。 劳伦斯．比斯利在他的诺福牌夹克的衣兜里塞满了他在床上看的书； 诺曼．钱伯斯的口袋里放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个指北针； 大富豪毕晓普的太太海伦把价值一万一千美元的珠宝留在了房舱，但后来却派他丈夫回舱取手电筒┅┅ 寒风中的希望 在二等舱，虽然没有那麽多梳妆打扮的阔太太和为选择随身物品煞费苦心的富豪名流，但也不是那麽顺利。这里很多乘客都是拖家带口，老婆孩子一大群，闹哄哄地一片混乱。 从泰国经欧洲去美国的卡德威夫妇，把他们的小宝贝儿子裹在一条从伦敦买的高级毛毯里。科利尔太太为她的八岁的女儿玛琪丽的肩上围上了一床轮船的厚毛毯。科利尔先生则什麽厚衣服都没穿，他以为出去一会儿就能回来，连手表都放在了枕头底下没拿。 但很多像科利尔先生这样想法的乘客，到了甲板就知道事情不是那麽简单，又纷纷回到他们各自的房舱重新翻找衣服，来来回回，又费时，又显得杂乱。 在三等舱，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按照白星轮船公司的规定，男性和女性的铺位没有安排在一起，而是分别设在船的两头。所以很多男人从这头跑到那头，去和他们的女人与孩子在一起。 18岁的芬兰女孩肖霍姆晕船很利害，在别人的帮助下才系好救生带。26岁的挪威女青年艾伯利斯特别担忧，因为一位世交托付她照顾一个16岁的女儿，让她一直把女儿送到美国的明尼亚波市。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出了意外，她不知道怎样向这个女孩的家人交待。 船上的场面显得很乱，因为“泰坦尼克号”从没有进行过疏散乘客演习，船员们更没有把乘客安排到救生艇上的训练，更不清楚到底哪些乘客应该坐到哪个救生艇上。谁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这是“泰坦尼克号”，这是永远不会沉没的轮船，怎麽会需要这些呢！ 一些船员匆匆地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一个船员在紧张中把脚脖子扭了。也有的船员自己也信息不清楚。例如当罗西斯和她的侄女格拉迪斯．彻里站在通向甲板的头等舱那里时，一个水手走过来，告诉她们赶快穿好救生衣，然后到甲板上去。但当她俩回房舱去取些用品时，见到一个服务员，她们问这个服务员哪里可以找到救生衣，这个服务员说，根本没有必要穿救生衣。弄得她俩不知听谁的才是。 还有船员到这个时候还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麽。在船尾，操舵员乔治．托玛斯．罗在那里悠闲地踱步，在熬过那单调的值班时间。他虽然在一个小时前在驾驶室看到了和“泰坦尼克号”擦肩而过的冰山，但随后就被安排到船尾值班。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水手，他几乎每一分钟都睁大了眼睛注视水面。突然，他看到一个救生艇漂浮在船的右舷水面，他马上拿起电话问驾驶台，“你们看到有条救生艇掉下去了吗？”驾驶台的人几乎不相信到这个时候了还有对船上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当确定他是被忽略在船尾的托玛斯．罗时，赶紧叫他快到前面甲板来。由此可见当时是多麽混乱。加上船员，船上有2200多人啊，而且是在半夜时分；在朦胧的灯光下。 甲板上到处是船员、水手、服务员、厨师和各种勤杂人员，他们都是奉令从船的各个位置集中到这里。但很快他们就各就各位，各司其责，多年在船上工作的纪律和训练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泰坦尼克号”上一共有16艘救生艇，和4个帆布折叠救生艇。船员们开始放16艘救生艇下水，左右舷各8艘；分布在船头和船尾，中间隔着18米距离。每一艘救生艇上都有一批船员，他们解开救生艇的帆布盖，把救生艇一点点地放下来，并把提灯、饼乾、罐头等食物放进艇里。其他人在吊杆上绞动吊索，随着滑轮吱吱嘎嘎的声音，救生艇慢慢地离开了船身。 全部20艘救生艇如果装满，可以承载1178人。但“泰坦尼克号”上现在是2208人，也就是说，即使全部的救生艇都装满人，还会剩下1030人。这种数字上的差异，没有一个乘客知道，船员也不大清楚。 全部乘客都被集中在甲板上了，分成三队，头等舱乘客在中间甲板处；二等舱乘客在稍后；三等舱乘客接近船尾。他们在静静地等待。船上的灯光，加上这麽多的人在一起，人们就不感到恐惧，反而有很热闹的气氛。各种猜测和传言也在不胫而走。 阿瑟．普里钦少校在帮忙卸救生艇时，他的朋友海斯对他说∶“嘿，阿瑟，这条船还可以支持8个钟头，这是我刚才从一位最行家的航运界人士克罗斯比先生那里听到的，他是密尔瓦基大湖区的老船长。”这种传言更使气氛轻松起来。有人还有闲情逸致开玩笑。一位女士看到一个女孩牵着一只波美拉尼亚小狗，便说∶“嘿，我觉得应该给这条小狗也穿上救生衣。”一位男士在为迪克太太拉紧救生背心时说∶“这可是当今最时髦的服装，你看，所有的人都在穿呢！” 史密斯船长即使到这种时刻，还保持着他对乘客几十年如一日的体贴和友善，他向新奥尔良市的卡普敦太太微笑地建议∶“如果你用不上救生衣，穿在身上也暖和嘛！” 那位毕业于西点军校，曾最镇静地穿好夹克、系好长靴的格雷西上校，在人群中见到了这两天和他一起打手球的球友赖特，想起来他们有约明天早上七点半在一起打球，便开个小玩笑说∶“我们最好把那场球取消了吧！”赖特同样幽默地回答说∶“我看也是。”他说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球在玩。但此刻，他们原定明早打球的那个手球场，海水已淹到了球场的顶棚，变成了巨号“储水罐”。 很多乘客聊天，说笑话，有滋有味地品尝这个他们认为将来最可以向朋友炫耀的惊险历程。当然，在他们心里，他们都认为这会是有惊无险。有的乘客更是“临危不惧”，表现得潇洒浪漫。在救生艇甲板不远处的体育馆，仍是灯光灿烂，阿斯德夫妇并排坐在一对机械木马上聊天。阿斯德身上穿着救生衣，手里还拿着一件。他好奇地用铅笔刀划开了救生带，让太太看看里面是什麽材料。 那位曾在房间里精心打扮的史密斯太太，现在也和丈夫一起坐在体育馆的长椅上，卿卿我我，情意绵绵。另一对哈珀夫妇，坐在固定的脚踏车上，说著悄悄话。平常体育馆里最抢手的是脚踏车，有时要排队等好久才能轮到，现在车座上空空荡荡，好像一群没有骑手的小马。 在甲板下面的吸烟室里，仍有四位男士安静地围坐在一张桌子打牌，似乎要和这个吸烟室同生同死。 但还是有人对事情的严重性知道得很清楚。老医师奥洛克林对女服务员玛丽．斯隆说∶“孩子，事情非常不妙！”玛丽小姐是个非常能干的服务员，办事乾脆利落，人又长得甜甜的，谁都喜欢他。当她遇到被称为建造“泰坦尼克号”专家的安德鲁斯时，问他事情是不是真的这麽严重，安德鲁斯悄悄地告诉她∶“情况非常严重，但是不要把消息传出去，以免造成恐慌。” 等待的乘客准备上小艇了。船员请示史密斯船长，怎样安排上艇。史密斯不加犹豫地说∶“妇女和小孩先上！”孩子和妇女开始上小艇了。船上的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召集了所有乐手，在船头的救生艇甲板上奏起了爵士音乐。那铿锵有力的音调，伴随着放在水面上小艇的漂动起伏，在这黑茫茫的大西洋中，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飘灵的圣歌—— 它是“世纪灾难”的前奏曲和安魂曲的交响，更是面对死亡，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拒绝放弃，拒绝屈服，坚持维护人的尊严的绝唱┅┅（未完待续） 2012-04-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在专制与革命的夹缝中重温胡适 ——读《中国人胡适之》
何清涟 历史上有过不少事例，人类社会会因为错过一位历史人物，而留下无穷遗憾。错过以事功为主的历史人物，比如张居正，人们会因万历中期之后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发出“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感叹，但对那些想从思想上扳历史道岔的人，世人很难认识他的价值。 这是我读《中国人胡适之》这本书的感受。 胡适与陈独秀：中国现化代的两大路标 关于胡适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有不少，但这年头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刘乃顺与田崇雪二位作者将胡适的一生写成长篇文学纪实剧本，就是想通过电视剧这一形式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胡适、了解胡适。由于作者本着再现历史的宗旨，因此这本书绝不是戏说之类，所言大抵皆有所本。对于那些对历史有兴趣但不想花太多精力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个好的普及读本。 我对书中再现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道不同，但友谊之弦却始终未断的“恩怨之交”很感兴趣。 陈独秀晚年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此语诚然不错，但是，就思想影响的后果来说，应该说是陈氏甚大，因为在1910-1920年代，当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一齐涌进中国之时，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的20余年间，中国青年当中的知识者，大都选择了全世界风行的左倾思潮，即社会主义思潮。 胡适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徘徊于十字路口的时期。这个“十字路口”，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两大政治思潮进行取舍之时。其时，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崇拜法国大革命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同时进入中国，影响的不仅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更影响到中国后来政治路径的选择，即选择以英美为代表的稳健型发展模式和以法俄为代表的激变型发展模式。 胡适留美10年，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深受自由主义的浸染，终身都对美国民主政治顶礼有加，一直将美国视为近代化成功的典范，对浪漫主义情怀贯彻始终的法国大革命则持批评态度，斥责“浪漫病”为“懒病”，不懂“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直到晚年，胡适还不改初衷：“美国开国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能在三百多年中，开拓了那么大的地域，成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乐，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一生与胡适过从甚密的陈独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写道：“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不独推崇法国人的革命精神，还特别推崇法国文学，在《欧洲文艺谈》中将法国文学艺术的各个流派，诸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介绍到中国，引发了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兴趣。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盛赞“这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断言“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 胡陈二位，对1910-2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影响甚巨。胡适笃信自由主义，推崇美国民主，他在“五四”时期大力宣传实验主义，表面上看是在传播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理论，但实际上是在挖掘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论精髓。因此，在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民主制度时，胡适特别强调美国民主的精粹乃是民治，这恰好是当时以及后来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士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 陈独秀则从法国的大革命走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走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并成为中共创始人及第一任总书记，在于他深信只有效仿法俄，用革命手段破坏一个旧世界，用强力推行一种新制度，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至于陈独秀晚年历尽沧桑，重新反思苏联经验，那只是完成他退隐之后的个人思想修炼，对中国社会思潮几乎未产生影响。 《中国人胡适之》因为是纪实文学剧本，处理胡陈二位思想交锋的场景很灵活，二人晤谈，朋友宴饮、讨论杂志事务，时见二人激烈辩论。五四之后，陈独秀三度入狱，胡适均奔走营救。陈出狱之后二人刚见面，立即就政治观点争论不休。对二人这种恩怨相缠的友谊，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言做了最好的概括：“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这种君子之交，让我们这些身处今天的知识界后辈看了既感动，又深为羡慕，如今，激进日益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一言不合，激进者即在政治上宣判主张改良者“被中共收买”，期望招安，友道荡然，交谊无存。 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 胡适的政治理想，要言之，主要包括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好人政府”、民治等三方面。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胡适崇尚欧美的个人主义，认为源自欧洲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就了无数爱自由甚于爱面包、爱真理之人，然后才有欧美的文明世界。因此，当北洋政府号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换求国家的自由”之时，胡适针锋相对地对青年大声疾呼：“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反观今天，经过几十年中共意识形态教育，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大多数中国青年一代那里，已经被搅成一锅粥，个人主义被当作自私自利加以批判，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被视为不容辩驳的“真理”。 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使胡适至今仍被事功的学者们所嘲笑。2012年，《人民日报》文史论坛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政之殇”系列中，专写一篇《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称“‘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遭遇惨痛失败，……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胡适真有那么幼稚么？历史上真有过“好人政治”的实践么？ 1922年5月13日，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该文是一份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政治提议。 这一提议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议”对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现在的具体主张是：“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等。 随后，胡适等16人草拟一份《政治计划》送呈吴佩孚征求意见，吴应承将考虑请部分社会名流组织一个新的“好人内阁”，以辅佐国政。吴佩孚这一考虑其实是买椟还珠式的采纳，完全忽视了制约权力与塑造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根本，将吸纳部分贤能组建“好人内阁”当作建立“好人政府”的全部。 即便在今天来看，胡适的主张除了第三点是针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主张因而具有时效性之外，其余的主张仍然是今天中国那些宪政主张者努力谋求而无法达到的目标。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强调的其实是权力制约，只有将权力置于监督制约之下，才能出“好人政府”，以今人的理解力，估计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一般都不会再误解这一点。 胡适对“民治”的孜孜讲求 胡适一直将开启民智当作首要事务，认为“民众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亲力亲为创办多本杂志，以承担思想传播重任。 胡适一直强调：政治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一定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因此，胡适主张，首先要争取公民自由的权利，其次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二者不可偏废。 更可贵的是：胡适将民主的实践放在与民主理念的传播同样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在民治国家里，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引导民众参与政治。他笃信民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针对政客们以民众智识不足为由拒绝或延缓实行民治反驳道：“人民参政不需要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或不敢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是怎样引导鼓励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或敢于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次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素质训练。”类似言论在《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2004年版）里随处可见。 与官方研究者很不相同，《中国人胡适之》的两位作者在书中对胡适关于民治、人权的表述可谓浓墨重彩，让人得窥胡适思想底蕴。 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中国始终“不合时宜”？ 胡适终生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坚持中国应该走以民治为特点的美式民主道路，在各种压力与时髦政治思潮中的推挤下，他始终未改其志。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黄侃曾讽刺胡适说：“你不应该叫胡适，你应该叫‘往哪里去’”。中国古文中，“胡适之”是“何往”之意，黄侃的这一讽刺歪打正着，对概括胡适的一生很有象征意义。 比之于年龄略小于胡适的另一位文化巨擘郭沫若，胡适的坚持更显其珍贵。我家乡有一位因划成右派而从北京某大学流放到籍贯所在地教中学的乡贤，曾在课堂 上讽刺地谈到：“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郭老沫若先生，可谓认识错误迅速，改正错误坚决，一天一个观点”。这话可算是对郭沫若一生行状的至评。胡适与郭沫若二人，正好代表了中国文化人品格的两极。这位教师在文革中因各种“反动言论”而被学校的红卫兵批斗，绝望之下用铁丝穿耳自杀未遂，落下终身残疾，晚景凄凉。 十余年前，国内有人曾以“错过胡适一百年”为标题，评析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未能行之于中国所造成的历史遗憾。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思想，其实也有“路径依赖”，目前，中国执政者回归专制的倾向日益强烈，民间“回到革命”的呼声亦日见高亢，专制与革命这对基因相同的挛生兄弟再度君临中国。此时此刻，重温胡适思想及其为何不合中国的“时宜”，更能让人认清1840年以来直至今天的历史路径，洞察中国的未来走向。 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当时就“不合时宜”。如果说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胡适还有一些追随者，到了“救亡压倒启蒙”之后，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已没有多少市场。30年代中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曾展开民主与专制的讨论，胡适的一些好友，如丁文江、蒋延黻、钱端升等纷纷认同“强人政治”，胡适捍卫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张几成空谷足音。 更可悲的是，他的自由主义理念甚至未能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其次子胡思杜。胡适终生崇尚美国民主政治，坚决否认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因其政治主张与文学主张遭受鲁迅持之以恒并极其刻薄的批评，即使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他仍然灵台清明，不象别人那样“西瓜偎大边”，投靠胜利者，而是在共产极权与国民党的威权政治当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毅然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但他的儿子胡思杜短短30多年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位精神弑父者的一生，他受到时代潮流全面左倾的影响，迷恋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无心读书，多门成绩不及格，遭到美国驱逐；对鲁迅礼敬有加；1949年拒绝与父亲同至台湾，选择留在大陆，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至今，中国执政者仍视“宪政”二字如洪水猛兽，就在今年7月26日，《人民日报》还刊发整版文章，揭露“美式民主的虚伪”，展示“美国民主的困境”。为了红色政治集团的一党私利，许多学者还在不断地贡献着各种绕开民主、绕开权力制衡的“顶层设计”。7月上旬，《南风窗》发表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称贤能政治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话语。由监护人授权能干的官员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并明确提出：中央级政府领导人应通过贤能制度选拔，而下级政府领导官员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上层如此，那么底层如何？这点，我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经落地》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共几十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社会不公来源于资产阶级的剥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达成平等（其实就是结果均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良方。 身处专制与革命的夹缝之中，中国错过胡适，可能不是一百年，而是更长的时间。也许，再过20年，当地球上的“失败国家”名单中再增添几个国家时，比较政治研究会增加一个现在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新课题，即有些国家为什么与民主无缘。 重温胡适，是为了中国有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其文化政治惯性之大，会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作用，作者在全书结尾处为胡适虚拟了一梦：与蒋介石、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在天国相遇时，胡适抱怨说自己说了一辈子话，没人听，教书教了一辈子，没人理；写书写了一辈子，没人看。这其实不仅是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过去”之概括，也是对其命运“未来”之预示。 财新网前一向刊登了丛日云一篇文章，认真剖析中国人对个人主义认识之谬，指出“个人主义不是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本体论认识。 ”看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少为其叫好。可惜他们不知，这是胡适先生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努力在普及的自由主义常识。 正因为发现中国人仍然踯躅在“专制与革命”这个怪圈之中，本书两位作者花时数年，倾注心血，写成了这本“不合时宜”的书，期望通过电视剧这种形式，将终生“坚持反（对）革命的社会变革立场”的胡适介绍给今天的中国人。刘乃顺先生是一位由作家而进入商界的成功企业家，审时度势是其强项。但他审的不是一己之身的时势，而是中国未来命运之时势，因此，在中国人革命思潮再起、中国出版界、影视界除商业化之外别无考量之时，逆势而上，推出了这本“不合时宜”之作。 在细读这本《中国人胡适之》之时，我能够体会到刘乃顺先生的一片苦心，他是在潜心思考“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上轨道——公开的、透明的、宪政的政府和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如同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对胡适的理解一样。 这其实也是我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祈求。我相信，还有不少明达之人也与我一般，抱持同样愿望。 （《中国人胡适之》 ，田崇雪、刘乃顺著，上、中、下三册，台湾远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 2015年8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hushi-part1-20150808/2908731.html； 2015年8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hushizi-doc/29098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组织化：埃及革命所有，六四运动所无
最近有好几篇文章将埃及革命与中国1989年的“六四”运动与之相比。这些比较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两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六四运动纯粹出于自发，而埃及革命则是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准备的。如果不比较这一点，也许就会遗漏了总结埃及革命的最重要经验。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回避总结这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潜意识，因为在中共的宣传用语中，任何组织活动都被严重污名化，运动背后的组织者被诬称为“黑手”，组织化行动则被称之为“阴谋”。 我觉得国内学者应该考虑引进研究社会运动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中国急需之学。 一、埃及革命的推手浮出水面 对埃及革命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者是谁，最开始莫衷一是。埃及革命运动伊始，西方一些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报道都将重点放在规模、口号及广场狂欢上。对于组织者是谁并不清楚，最开始，西方媒体报道说20余个主体成员为80后青年的组织；继而是BBC记者所作的猜测，认为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再后来，一些中东专家根据他们对埃及的长期观察经验认为，在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才有能力组织这么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体抗议。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刻意隐身，最初在政府表态愿意与反对派代表晤谈时，竟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谈判对手，直到推举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署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代表反抗者谈判时，穆斯林兄弟会才现了真身。在声势浩大的2月4日大游行后，副总统苏莱曼邀约各种反对力量谈判时，我注意到最开始穆斯兄弟会曾拒绝参加。最后到2月7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开始协商谈判，邀约的组织除了穆斯林兄弟会、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和左倾的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之外，还有民主派青年团体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无党派政治人物与商人。一度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巴拉迪却未获邀约。 这一情节很值得琢磨。因为苏莱曼曾做过18年情报局长，以他所掌握的资讯，当然非常清楚在反对派当中谁才是这场革命的真正推手，这是他选择谈判对手的前提条件。如同美英等国的中东专家所言，巴拉迪虽有声望，却对埃及社会并无实际的影响力。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严密，经营有方，拥有许多产业，经济实力雄厚，因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在埃及底层社会及阿拉伯世界拥有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活动是反映埃及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矛盾斗争的晴雨表。虽然长期以来被查禁，但却是埃及组织最严密、也拥有实际影响力的最大反对团体。这一组织从成立以来与埃及历届政权经历多次分分合合。这次同意参与和穆巴拉克政权的会谈，是国家与这个违禁团体之间关系的转捩点。 二、埃及社会为何会有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 这些组织成为埃及政府的谈判对手，当然不是依靠广场政治一战而起。埃及穆巴拉克虽然独裁，但由于近代以来埃及社会的持续开放，及其奉行的亲美路线，其政治体制属于开明专制。所谓开明与中国这种黑暗专制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埃及有允许民众自组织化的空间与可能，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 自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埃及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重要盟国，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美国政府的外援榜上， 埃及仅次于以色列排名第二。也因此，美国可以在政治上直接对埃及施加影响。在小布什任内，政治学者赖斯成为国务卿。这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比较喜欢用理论来规范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一度走红。这一政治分析模式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将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导型和“弱国家-强社会”的社会主导型。在前一种结构中，西方势力会遇到抵抗，而在后一种结构中，公民社会比较容易发育。二是努力构建沟通行为体。意即：西方观念若要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作为中介的沟通行为体。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 织，甚至移民都划入了可能的沟通行为体范畴。认为只要它们可以自由进入一国的内部政治经济体系，就可以使国内决策权威出现分散及被分享，从而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理论构想下，美国希望通过各种NGO的活动，使埃及逐渐改变为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因此，民间组织有一定发展空间。 目前埃及共有各类非政府组织2万个左右 ，包括全国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Central Department）、地方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Governorates）、基金会（Foundations）、联合会（Federations），涉及经济、卫生、教育、文化、家庭、妇女、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此外，一些重要组织，如全国人权委员会、全国妇女委员会等，虽然为半官方组织，但其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与国际社会的对接比中国要好。各类行业工会较中国的官方色彩淡一些。尽管政府对外国NGO的注册管理非常严格，但并不象中国那样将外国NGO视之为西方势力的颠覆工具，其活动空间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之前，穆巴拉克在美国的压力下，提出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进行修改，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从此，总统选举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游戏”，允许有挑战者出现。议会选举也同样遵循一定形式，虽然绝大多数议席由穆氏所在的民族民主党控制，但也还有十余个反对党能够获得少数议议席。埃及反对党派在选举进行中能够不断投诉存在舞弊行为，以及在监督投票时遭到干预。这些政治平台的搭建，为反对派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空间。而facebook的出现则为80后的青年在虚拟空间提供了组织平台。所有这些，都使得埃及能够从“广场政治”向“圆桌政治”出发，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弱国家-强社会”的转型。 余论 观诸中外历史，任何成功的集体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经过组织化过程的前期准备。运动规模越大，运动目标越高，对组织的几个要素，如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素质、领袖的整合能力，以及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的要求越高。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只有过80年代启蒙的思想准备，根本就没有任何组织化过程的准备。所谓学生运动其实也只是因为学生集中居住在校园、凭着一腔热情而展开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既无任何初级的组织准备，也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所谓学生领袖基本上产生于广场运动之中。参与是次运动的知识分子凭的也是良知，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临时聚合能够达到当时那种规模与水平，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埃及要向弱国家-强社会转型，还得经过若干轮广场政治与圆桌政治的淘洗。与埃及的民间政治相比，中国还未真正开始。不管埃及反对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博奕结果是否理想，中国人应该从中学习的重要经验就是开始社会自组织化过程。这个过程会因为中共对颜色革命的过度防范而变得特别艰难，但却是社会和平转型和国家政治进步所必须的。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2月10日，第4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张戎的独特贡献
华裔作家张戎获得今年的「万人杰新闻文化奖」，象徵华人世界对她和夫婿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赞赏和肯定。因为这本书在促使西方读者了解毛泽东的暴行和共产邪恶上，注定会起到其他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作用。 二十世纪以来，由於左派主导西方的媒体、大学、研究界等，因而对同样是恶魔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评介却不同。对希特勒是口诛笔伐，绝对否定；但对斯大林、毛泽东，则有保留甚至同情。在四、五十年代，推崇的声音甚至很有市场，萨特、西蒙波娃、罗曼罗兰等，都曾去朝拜斯大林，回来就是一片歌颂。法国另一个重要作家加谬坚持反共，批斯大林，因而和萨特成为论敌，但论战还没开始，萨特就知道他一定是赢家，因当时法国以至整个西方思想界，左倾占压倒优势，连後来写出《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的奥威尔，都曾是左派，可想而知左派的势力有多大。 後来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出来後，使不少西方左派震惊，或者说他们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理直气壮地为苏联辩护。例如萨特就不得不批评几句斯大林，美国的知名左派作家桑塔格则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书「教育了」她。 但是迟到1997年法国一些作家写出《共产主义黑皮书》，指出斯大林毛泽东的乌托邦导致一亿多人丧生，共产主义和纳粹都是邪恶时，仍遭到左派人士的激烈抨击，他们无法接受把希特勒和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反对把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等量齐观，虽然後者造成的大众死亡远远超过前者。 美国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很多人即使批评斯大林和苏联，但绝不同样批评毛和共产中国。我曾采访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Anthony Lewis），这位左倾作家承认，「我有时感觉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中国用双重标准。我想有一部份原因是由於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泽东欺骗。甚至文化大革命都发生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 ●中译英作品无法在西方畅销 西方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左派自身原因之外，还和中国人没拿出《古拉格群岛》那样份量的作品等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张戎的「毛传」就具有特殊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用英文写的，这不仅有利英文世界读者的接受，也方便其他文字翻译。而如果是中译英，效果则完全不同。例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是用中文写的，然後由台湾学者逐句译成英文，结果美国出版社根本没法出，因有太多需要交待给英文世界读者的背景资料等，作者没有做（李志绥不知道英语读者的情况），而不该写的（引用很多古典诗词等）又繁多。更主要的是中文写的东西，无法适应英文世界读者的文化心理，这也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本中文译成英文的书（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类）能在西方畅销的原因。最後该书经过一个美国人近乎重写般的增删润色，才得以出版。但即使如此，它和开始就用英文写，效果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近年像哈金、闵安琪等来自中国的作家在美国出版的作品之所以获奖或好评，重要原因是他们直接用英文写。 而中文译成外文的作品，有时也可以获奖（因为西方特别想送给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奖项很多），但要畅销绝没可能。不要说中国一般作家的作品，即使中国小说的最高经典《红楼梦》，虽然早已有英译本，但西方没几个人知道曹雪琴是谁，更别提这部小说会在西方畅销。虽然任何翻译作品必定会丢掉原文的许多语言精华，但西方语言之间是有可译性的，而译成中文也能保持其基本的优秀之处。但反过来，中译英，其可译性大为降低。直译的东西，勉强能读就不错了，要想感动人，说「没门」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批毛之作畅销是中国人的幸运 由於这些背景，张戎直接用英文写出毛传，揭示这个恶魔本相，对西方读者了解毛和共产邪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张戎不是初出茅庐的作家，也不是那种作品没几个人看的学究，她是畅销书作家，其成名作《鸿》在全球卖了一千万册，这个数字，代表著她有全球性读者和广泛知名度；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西方达到如此畅销程度。 由这样一位全球畅销书作家来写「毛传」，揭露毛的罪恶，实在是中国人的幸运。张戎的「毛传」一出版，就登上畅销榜，甚至登上英澳新西兰三国非小说类畅销榜之首，等於在相当大的范围，帮助更多西方读者真正了解毛，同时纠正西方左派对毛（以及共产中国）的幻想。 在第一本书《鸿》成功之後，张戎写任何其他作品，都会因其畅销书作家身份，而引人注目。结果张戎和她先生选择写毛传，而且花了十三年之久，查阅各种文献，以很多新资料揭露毛的罪恶，这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人类自由的重要贡献。中国人多是急功近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会花十几年写一本书。从这点上来讲，张戎的敬业精神、努力和贡献不仅应该赢得中文世界的高度赞扬，更值得中文写作者学习。 ●《纽约时报》记者是「中国不通」 但这本「毛传」也受到一些中国和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不客观，失实等等。我从网上流览了这些批评，中国大陆学者写的批评，不少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毛辩护。例如有一篇上万字的长文，居然说中共建政初的镇反，主要是杀国民党残渣余孽，他们是颠覆新中国的「恐怖份子」，毛是「反恐」。这种中国人可以拿出精力写万字长文章，胡搅蛮缠，但绝不会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去调查毛泽东的罪恶。台湾批评张戎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国时报》驻美记者傅建中，他是一个对西方一系列事务都持极左观点的台湾前中国人，可想而知他对张戎把毛写成比希特勒还坏，会多麽不满、不愤。 而美国人的几篇批评，也多是左派学者所写，对他们曾「客观」评价过的毛泽东被「毛传」一书如此揭露成恶魔而不满。其中美国左派旗舰《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纪思道的书评，更是强调毛有理想的一面，实际上就是为他们左派的所谓均贫富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辩护。纪思道曾被派驻北京，在前往时，做过十七年《纽约时报》总编辑的罗森绍（最近过世）告诫他，不要听那些左派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要靠自己亲眼所见。但即使目睹了天安门那场血腥屠杀，也没有改变他的左倾盲目。他曾撰文说上海的婴儿死亡率比纽约低多少，还比较过美国在哪些方面不如共产古巴等。这就像用平壤、上海的地铁来和纽约比一样，回避了自由、人权和尊严等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完全是个「中国不通」。 ●西方左派不满毛被写成恶魔 而自视「中国通」的耶鲁史学教授史景迁（故意起了中文名，发音接近司马迁，好像他也能写出《史记》似的），也是一个左派学者，他在书评中旁敲侧击，说什麽「在我看来，即便毛泽东真是个病态怪物，历史学家也应对他持平而论。」但张戎怎麽不「持平」了？难道写出毛的恶魔一面就不是持平？由於斯大林的恶，已经被揭露的太多，西方左派们再也无法在斯大林身上寻找他们的乌托邦梦，於是他们就把那段未了情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所以他们怎麽能容忍张戎写出一个魔鬼般的毛泽东呢？ 我在网上还看到英国左派媒体BBC记者对张戎的电视采访，那个记者一遍遍追问，难道毛就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想让张戎对毛三七开，甚至四六开，说毛对中国也是有贡献的。一般作家，都会迁就记者，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应付，但张戎始终没有後退，坚定地咬住：毛就是个恶魔！ 她那毫不退缩的精神，实令人敬佩。中国那些民族主义份子和西方左派们对这本毛传的攻击，恰恰说明她的书的价值和份量，历史将记住张戎对让世界了解毛泽东和共产中国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原载《开放》2006年7月号） 2006-07-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中国政府的“发现”：民主政治导致危机
台湾的3•20大选以后，因为蓝营不服绿营以微弱票胜出，弄出一大堆风波。而中国政府立刻非常“智慧”地从中找到了对自己最有用的宣传题材：民主政治导致危机。 在中国政府操控下，中国媒体（包括在海外由中共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媒体）对台湾选情的报道非常富有选择性。由于必须奉行中宣部的“宣传纪律”，中国媒体只能逐一照抄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文章，不断发表各种不利于绿营的消息，比如“枪击疑云”、蓝营示威、台湾人民反对绿营当选、海外华人支持蓝营、美国迟迟不发贺电之类。除此之外，这次的新宣传题材还包括“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在使台湾陷入危机”，“台湾遭遇宪政危机”，等等。中国政府这样说，除了抹黑台湾民主政治之外，更在于抓住这一机会“教育”中国人民与香港人民，因为中国人的先觉者这几年正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香港民主人士更是不断要求在港实行民主政治。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于上周三（3月24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试验场，已经并且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但香港决不能重蹈覆辙，被人当作政治制度的试验场。因为香港承受不起这样的冲击；香港市民不会同意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类似的话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反复出现，用意在于向中国人表明：“你们看看，民主有什么好，民主不是将台湾拖入了政治危机吗？还是我们中国的威权政治高人一筹吧，你看谁敢上大街闹事？” 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并不象毛时代的中国人那么容易受欺骗，不敢说人人都能够识破中国的宣传策略，但稍有头脑者都会想明白其中关节。就在中国媒体大肆渲染“台湾宪政危机”、“民进党善于搞阴谋诡计争取同情票”时，中国的网站上却出现了一张贴子，叫做“重读艾伯特.戈尔2000年12月13日的声明”，该文再次详细讲述了200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在败选以后的作为：他先是打电话恭贺小布什当选，几分钟后即和竞选搭档李伯曼一起透过电视，向全国民众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人民在新总统的带领下团结一致，致力弥合激烈选战所造成的分歧。文章特别提到戈尔演讲的要点：“我个人将听从他的指令。我号召所有的美国人，特别是要力劝那些站在我方阵营的人们，联合起来，站在当选的下届总统身后。”该贴子的作者特别指出，戈尔虽然败选，但他表现出来的风范，他那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尤其是对民主制度的尊崇却让他虽败犹荣。 在中国这种政府严格控制言论自由的国家，作者发表这个贴子，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位作者是在用委婉的方式指责蓝营对民主规则的蔑视。这个贴子点击率非常高，赞成的跟贴不少，说明不少人持相同看法。 事实上，台湾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水平，完全得益于民主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与台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半个世纪以前，台湾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大陆高，但由于大陆一直坚持专制政治，而台湾却走上了民主政治道路，二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才有越来越大的差别。大陆经济发展落后，人民思想受到严格控制，眼界极为封闭狭小，至今为止还有近十分之一的国民为文盲半文盲。而台湾人民无论是生活富裕程度，还是受教育程度与专业技能的平均水平，都比中国大陆人民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 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对人民来说，民主不仅是种政治理念，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民众通过民主政治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这种参与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所以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只有奉行威权政治的中国政府，才会不断制造出“民主使台湾陷入危机”的谎言。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宣传调门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中国政府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曾经大肆宣传过好长一段时间，也欺骗过不少中国人。只可惜今天的资讯交流日益发达，相信中国政府这种荒谬说辞者将会越来越少。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4月1日，总29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利比亚之战的三个史无前例
目前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後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 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击败了当时侵略南韩的共产北韩军队，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毕竟还是两个政府，最後是两个国家。而现在对比利亚，则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用中共的话说是「干预内政」。这等於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施等等。 对联军轰炸利比亚，国际上反应最强烈的是中国，中共官方媒体激烈批评谴责。当然，北京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恐惧国际社会这种人道干预，因为如果中国再发生像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共再像卡扎菲这样动用政府军队屠杀自己人民，国际社会就有法理和先例进行干预、进行制止。无论到时候国际社会干预的可能性多大，但这个先例和法理已经存在了。这才是胡锦涛们最不安和恐惧的。因为中共政权同样是靠屠杀自己的人民建立和维持的，所以面对卡扎菲的末日来临，胡锦涛们当然会兔死「胡」悲。 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 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麽？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後，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後退，强调什麽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但问题是，在那些专制国家，人民没有选择，是独裁者永远地「代表」了人们，永远替民做主了。奥巴马的所谓「尊重」，就是默许、纵容独裁者施暴。 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麽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麽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後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父）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以美国为荣的。不以美国为荣，不仅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麽会懂得去对付邪恶？ 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著穿著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於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 奥巴马为什麽对巴西那麽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於是精神情人。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 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 美国知名的自由派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後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 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麽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 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後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 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後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 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 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在激发和教育中国人，如何起来反抗，结束中国的专制。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所以说，在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旅途上，勇气是最重要的！ 2011年3月28日 2011-03-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法院还是国民党开的
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司法独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捍卫司法独立和公正的卫士。美国大法官甘乃迪（Anthony Kennedy）就曾对此说，「法律是中立的承诺」（The law is a promise of neutrality）。在美国，为了这种「中立」，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有时要对抗总统和执政党，甚至整个社会舆论。 中立、公正司法的背後是「常识」；西方建立陪审团制度，让不懂法律的普通人判案，就是更相信人们的「常识性」判断。但在台湾，对前总统陈水扁的一审判决，尤其最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释宪」裁定（扁案临时换法官和长期羁押「不违宪」），明显让人看出，台湾的司法不仅缺乏独立，没有公正、中立，甚至违背「常识」∶ 第一，审理扁案的法官周占春临时被换，明显是作弊。什麽後案并前案等理由完全不能说服人，因这些理由早就存在，为什麽一开始不做？审了那麽长时间也不换，直到周占春两次做出不羁押陈水扁的裁决，才决定换人；这明显是要「换」这个「不羁押」的判决结果。 第二，周占春是经抽签方式，成为扁案的法官。所以用抽签，就是防止外力介入，保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性。在美国，连小额法庭（不超过五千美元案件）都要当场经过三次抽签，才确定法官，使想作弊者，难有机会。既然周占春是经抽签当上扁案法官，要换法官的话（虽已不合理），为何不仍然采取「抽签」方式？这样也总算有点公平。但结果却是人为地指定新法官。这个「指定」本身，明显更是作弊；不是司法行为，是政治行为。 第三，指定的法官，又居然是当年审理马英九特别费案时，全力保马、为马辩护，最後判马无罪的法官蔡守训。由马英九的「粉丝」来审判马英九的「政敌」，这本身不仅是明火执仗的作弊，更是司法腐败的典型，荒谬到可登录「世界判案丑闻」大全。 第四，长期羁押明显违反「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因为不羁押，不等於判无罪，当事人还是要出庭。尤其台湾的羁押法，是国民党从纳粹德国那里学来的，现正处於审理修改阶段，更应谨慎使用。但对陈水扁，却是长期羁押（已近一年）。这种「押人取供」等於清楚地告诉世人，蔡守训们如果用正常方式，就无法审理此案。这也是从反面证明，这个案子的成立很困难，所以他们才不顾司法应有的独立、公正、中立和常识，而采取特殊且违法的手段。 大法官们的释宪，无法不令人想起前法务部长陈定南的话∶台湾法官蓝绿比例是七比三。国民党在台湾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使法界遍布独裁者的打手。这就是为什麽共产东德垮台後，原法官、检察官一律废黜，原所审的案子重新复查。但台湾没有经过东德式的民主司法转型，结果台湾人总统陈水扁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当年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曾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今天，马英九时代的大法官们，等於用「释宪文」直接告诉世界∶台湾又进入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10月26日“曹长青专栏” 2009-10-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真红色渗透 VS 假“绿色恐怖”
何清涟 台湾大选临近，国民党选情不妙，有可能迎来台湾自有总统选举以来最大惨败。也因此，北京舆论宣传的重点不再是讨论谁可能胜选，而是大肆渲染“绿色恐怖”。2019年12月25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强行以所谓“中共代理人法”和 《反渗透法》 ，制造“绿色恐怖”，进行政治操弄，“影响极其恶劣，危害极其严重”，台湾韩国瑜们对此说热烈呼应。 多年来，我一直在追踪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红色渗透活动，对中国在台湾的红色渗透也曾有过专门研究，看到国台办与国民党声称的“绿色恐怖”之危害，顿时想起“贼喊捉贼”这个中国成语。 中国红色渗透祸害全球 中共将自己扮装成孔子传人，却完全忘记了这位大成至圣文先王的一条经典之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中国的做法来看，不仅是忘记，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自身所好，不许他国效尤。比如： 1、中国在他国成立媒体、或者资助媒体，例如在美国，中国几乎控制了除大纪元系列、VOA、RFA之外的绝大多数中文媒体，还购买美国多家英文电台，成立多个新媒体与网络公司，甚至在《华盛顿邮报》等国际媒体购买版面，让他们报导对中国官方有利的新闻，试图影响美国特定州的政治运作。2019年12月18日，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刊发调查报道China Violates Disclosure Law to Publish Propaganda in NY Times, WaPo（中国违反信息披露法，在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从事宣传），报道说，在过去七年时间中，中共喉舌《中国日报》在美国刊登了七百多条新闻形式的宣传广告，并且在美国数家知名媒体购买了五百多页的版面，这些举措皆是用来粉饰中共在西藏、新疆，以及香港的镇压措施。美国众议员吉姆‧班克斯评论说，对那些帮助中共宣传的美媒来说，就算民主彻底死亡也不在乎，只要自己获得金钱回报便可——中国在美国如此，在世界各国包括台湾香港也都如此，详细分析请见拙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 2、中国在各邦交国公开或半公开收买政界人物。在美、澳、加拿大、新西兰、台湾，中共均有此类操作，曝光的也不少。在美国经营30多年，培植了一个拥抱熊猫派，政界、商界、学术界、媒体业人士均被网罗于中国的关系网中。为了从美国盗窃知识产权，中国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引进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让在美国国家级科研机构及各大学工作的华人科技精英，为“祖国的富强”而偷盗美国投入巨额金钱、人力开发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参议院的常设委员会在今年11月18日发布《中国千人计划: 对美国研究机构的威胁》（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指出，中国透过200多个资助项目恶意利用美国的开放性来提高自身的国家利益。报告书写到，由于中国计划在2050年成为世界的科技大国，所以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引进世界各地的专家。根据FBI的报告，中国在2008年到2020年之间投资了2兆元美金，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DP)的15%。 3、通过各种管道汇入资金，全力支持一国某特定政党候选人。 这在澳大利亚特别明显，早在2014年，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邓森因卷入“中国渗透”丑闻而辞职。后来，澳大利亚发现这种渗透遍及政界、学术界与媒体业，社会因此产生严重的焦虑感。2016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授权发起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中国是对澳大利亚渗透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共不仅试图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还想打开通往澳大利亚政府各个层面的渠道，这里就不提时时见诸媒体的落网间谍，只介绍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那本《无声的入侵》（Slient Invasion），作者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正通过各种各种手段，企图将澳洲变为傀儡国家，在短短15年间，笼络澳洲前总理鲍勃．霍克（ 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陆克文（Kevin Rudd），将这些政要变成中共的新买办，大量中国资金涌入澳洲的农地、房地产、大学。无声无息间，中国成为澳洲官界、学界、产业的最大金主，也成为澳洲第二大地主。 以上所有的事情，中共在台湾也如法炮制，国民党在政、军、学术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一直是中共统战的重点对象。韩国瑜称“《反渗透法》从此让台湾人民心生恐惧，是恶法”，如果将台湾人民改成“国民党”及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完全没错，这部法律就是为了将台湾从红色渗透的恐惧与黑暗前景中解脱出来。 中国声称“绿色恐怖”完全是贼喊捉贼 国民党在反对反渗透法之前，最好仔细思考一下，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所作所为，是否允许他国在中国如法炮制？莫说这些国家的电视、电台、报纸没有一家能够进入中国开办媒体，就算对中共还算友好的《纽约时报》中文版、在中国境内也无法浏览。任何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只要报道过中国的负面新闻，就面临无法延续签证的风险。中国与外国大学都互派访问学者，但来美的访问学者可以自由批评美国的社会制度与弊端，但去中国的外国学者却无法在中国公开批评北京当局，中国报刊也会登载外国访华学者的文章，但多是赞美中国与批评其母国政治的文章，比如近年会刊登美国学者批评川普贸易战的文章。中国可以在美国购买版面发表赞美中国批评川普对华政策的文章，但美国却根本没有可能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国民党真害怕“绿色恐怖”，不妨去看看中国的红色恐怖是怎样的情况：这个国家不允许任何批评意见；不允许上街游行示威请愿；不允许民间结社；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都公开鼓励学生检举老师的“反动”与“不当政治言论”；近年来，政治敏感时期不允许数人在一起聚会。台湾国民党人还应该看到一个事实：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很多器官的来源不明。如果说香港自反送中以来的情况已经让台湾人觉得很恐怖，那我只能告诉台湾人，也只有在香港，抗议者还能持续举行抗议，在中国，抗议者早就被消失了，连抗议都见不到。 因此，国民党不是真害怕所谓绿色恐怖，真正的原因是：台湾通过《反渗透法》之后，国民党人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从北京那里拿钱，在台湾公开充当中共政权的红色代理人。 面对民主政府喊No并非勇气而是投机 国民党有百余年历史，曾与中共有过长期斗争并失国，今天的继任者不仅忘记了本党这段耻辱的历史，也完全“忘记”中共是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如今，西方国家五眼联盟（Five Eyes）成员之一的新西兰曾因中国在该国大举购买影响力而亲中，外界一度认为该联盟趋近瓦解。但现在因为其他四国公开狙击中国渗透，并有其他国家加入，而再度形成一条让中国颇为在意的国际战线。公开狙击由两类法案组成：一是效法美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澳大利亚、波罗的海三国等先后通过类似法案，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立法工作也已于2019年12月10日宣布正式启动；二是各国纷纷通过反间谍法，防渗透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比如澳大利亚近几年先后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间谍与外国干预法》（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2019年12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胜出，新政府提出了数十项立法计划，其中包括严厉处置间谍和外国代理人项目的立法计划（请见拙文《人权问责立法 “反华”国际战线成形》）。 据说还有不少台湾人并不真在意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在此，我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03年，一群大陆学者、中国旅美异议人士、台湾青年在美国康乃狄格州三一学院开会谈两岸关系，台湾一个名叫“非战家园”的绿色和平NGO与会，在会上大谈反对台湾对美军购。我问他们，你们能申请到大陆去宣讲两岸应该和平相处、反对武统的主张吗？他们说没申请过，估计也不会批。我再问他们，你们对一个允许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的民主政府大喊放下武器、反对军购，却不敢去时时用武力统一吓唬台湾人民的大陆申请赴陆演讲，这是真的主张和平吗？与其说是主张和平，不如说是劝说台湾人民任大陆宰割。其他的与会者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批评意见。第二天会议结束后，他们找到我，很诚恳地说：“我们以前没认真想过你们提出的问题，今后要好好思考一下究竟应该怎样做”。 如同我当年希望非战家园的台湾青年认真反思一样，我希望台湾亲北京人士也认真面对中国红色政权，认清何谓“红色恐怖”。面对强权卑躬屈膝，面对民主政府大声喊No，并非政治勇气，而是政治投机。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1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9009）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社会信任：中国“砂砾”的粘合剂
在中国当局富有弹性的打压下，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南方周末》事件”已告结束。但是北京高层心中非常清楚：南周媒体人三份诉求目标并不高的声明能够掀起如此大的巨浪，不完全在于《南方周末》的号召力，也不是《南方周末》这家报纸与支持者有直接相关的利益，而是中国知识阶层及城市中产阶级积蓄已久的改革愿望借机喷发。 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已经非常明显： 一、群体性事件增多，利益受损者群体数量庞大 2012年12月，两份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报告相继出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蓝皮书》指出，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万余起”，这个数字当然是保守，因为另有管道列出的数据多达20余万起。但该报告指出的新特点却值得关注：在空间上从中西部向东部延伸、规模增大、时间拉长。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社会冲突仍然是近年来一直存在的三个问题：征地拆迁、劳资关系和环境保护，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占50%左右，环境污染加上劳资关系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30%左右，其他的占20%左右。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了《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除了指出过去五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之外，还总结了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数量众多，人群组成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区域内处于较领先的位置。二是城镇居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占51.1%，稍高于农村居民 46.7%——以前，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高于城市，这一数据表明当前社会矛盾正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从人口数量上来说，中国目前利益受损群体至少有四个不可忽视：失地农民（1.2亿至1.3亿）、复员转业军人未能得到工作的（据说几十万）、历年积压下来的失业大学生（据说高达1500-2000万左右）、信仰不同的宗教团体。 上述四个群体当中，失业大学生基本无组织，失地农民的反抗主要借助于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复员军人则是利用原来在军队里的战友关系转相组合，都是低组织化的利益聚合。宗教团体的凝合功能最强。中国政府以“宣扬世界末日”为由打击全能神教作为2012年“维稳”的最后一役，说明这类宗教组织是中国当局最在意的一种力量。 西藏、新疆与北京的离心化程度正在加深，这加剧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为什么中国政府面对如此多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还坚持绝不改革的愚顽立场？说起来全得益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沙砾化状态，民众有如一盘散沙，阶层、群体之间缺乏基本信任。 二、社会信任程度严重下降 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发布。这是该所发布的第二份有关社会心态调查的报告，除了指出官民之间互不信任、社会共享价值缺乏，难以形成社会共识之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项指标是：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 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该报告如此阐述： “阶层意识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 “阶层分化和底层认同使得民意极端化，常常表现出一边倒的声音和行为。极端化格局下，群体进一步分化。常常出现由事件引发的，短暂、松散、无组织、无目标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这种局面对当政者来说极其有利。 2013年1月上旬的“《南方周末》事件”在推特圈的反应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认为《南周事件》是中共内部的家务事，过去曾挺过韩寒，因而不应该支持等各种意见纷然杂陈。一条被反复重推的推文是：“N姨太撒完娇，依然回去做她的姨太太去了。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个姨太太面目娇好、仪态万方，仍竭力保留学生妹的清丽模样，但她毕竟仍然是老爷的姨太太而已。抱有各种性幻想的淫们，洗洗睡吧。”（更详尽的分析请见拙文《“南周事件”折射的社会分裂》） 三、社会不信任感使社会沙砾化结构固态化 我曾指出过，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四个层次的社会信任不可缺少。对内有三个层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包含法律信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商业信用；社会个体之间的互相信任；对外，则是国际社会的制度信任。 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中共政治谎言欺骗力日益下降。维持这个四个层次信任均已丧失的国度，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政治暴力。 但对中国形形色色的反对力量来说，自1949年中共消灭中国自主性力量以来，民间社会已经丧失了自组织能力。面对中共，利益逐渐分裂的社会各群体之间本来就如同一盘散沙，如今连“信任”这一粘合剂都已经丧失，这种砂砾化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对抗中共的强暴力。（参见拙文《从“南周事件”看中国的集体行动逻辑》） 无组织的力量最易被有组织的力量击溃。往最低目标说，这是许多环境维权最后流产的主要原因，以大连PX项目为例，发生之时，如风暴卷来，其势吓人。但因为是临时聚合，既无组织监督政府履行承诺，也未能与政府达成一些可供日后监督的协议，反抗者散去之后，政府静悄悄地开始这一工程。往最高目标如撼动政权，迫使政府作出改变来说，这种地区性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被中国政府击溃，这就是中国每年10-20万起群体性事件无法撼动中共政权的主要原因。 中共政治暴力机器前所未有地强大，本阿里、穆巴拉克都远远不如；但中国民众的一盘散沙状，也远较这些国家为甚，因为那些国家至少还有伊斯兰教作为社会粘合剂。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月1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1/protests-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北京为何对西方的批评无动于衷？
最近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人权问题。如果说在艾未未被抓捕之前，西方社会对中国政府抓人的批评不太给力，那么在艾未未事件上几乎是态度一致地及时作了反应，联合国“强制失踪或非自愿失踪工作小组”更是采取了罕见的行动――正式抗议中国“持续有压迫异议人士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根据国际法，强制失踪是一种罪行，即使短期秘密羁押都构成强制失踪”。但所有这些，均无法让北京政府停下打压之手。 北京当局将西方国家的批评视若无物，表明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奕已经陷入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溯源至当年美国在本国跨国公司游说之下先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继而促成中国入世。表面上看来，这两点似乎只与经济有关，但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唯一能够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态的有效工具。 90年代是美中两国“人权外交”的全盛时期。其时“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未久，西方各国虽然在90年代前几年就陆续放弃了六四之后开始的经济制裁，但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及贸易伙伴，国会还必须每年举行专门会议，批准当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因此，每年在美国批准最惠国待遇之前，北京当局不得不释放几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营造出“中国人权有了进步”的表象，以换取美国国会议员的好感。记得当时在香港一些政论杂志上常见一种漫画，即北京政府将一个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当作一个大红包送给美国，而美国的回报是批准当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种交易对中国来说当然有益无害：释放几个异议人士，换来的却是美国出让的经济利益。 应该说，当时邓小平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认为受制于人。但在成为WTO成员国之前，中国必须“韬光养晦”。为了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用上了一切可能的公关手段，通过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游说美国政界，这些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它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多年来，波音、微软等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美国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不但让美国政界逐步接受了人权与贸易脱钩的说法，入世前每年都批准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还使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其结果是使美国从此失去了与中国进行人权外交的最重大筹码。 说穿了，北京并不害怕西方社会的口头批评，它唯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全面经济制裁，但自从中国入世之后，西方社会就丧失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经过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外商在华密集投资之后，西方数百家大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截至2010年，欧盟累计在华投资已超过700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美国对华投资额亦高达600多亿美元。且不说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购买的美国巨额国债，仅以不那么受关注的欧盟来说，多年来欧盟连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位置，就业问题上对中国依赖也日加深：欧盟对华出口85％左右是制成 品，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高达300万个左右。这种情况下，不仅在美欧之间无法达成有关经济制裁的任何共识，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企业、政府与国民都无法达成共识。更何况中国也早就学会用“订单外交”羁縻欧洲，通过大财团牵制美国政界。因此，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批评越来越象例行公事，一幅“我们说过了，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管”；而中国的反驳却越来越高调上扬，一副“就这样了，你们除了打口水仗之外还能怎么样”的死硬姿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预有效程度递减，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维稳力度增强，中国的人权状态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 北非中东相继发生革命以后，中共确实恐慌过一阵。经过一轮大抓捕之后，中共现在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暂时达致了它想要的“稳定”：风头较健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失踪”，就是被迫缄默，改变姿态。如果有人憋不住想发声，就可能成为第二个赵连海。赵连海4月5日上网发表自制视频，呼吁当局释放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并在推特上发推表示“做好了随时被继续进监狱及其失踪的思想准备”。因此，赵于4月6日下午被公安从家中带走，深夜12点左右获释回家。这几个小时内赵遇到什么程度的威胁外人无从得知，但只看到赵连海出来之后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类似于赵这种情况的人还有好几位，这些人都公开表示不反对政府与中共。 可以说，今年北非中东波之后，北京当局对外用不输出价值观、经济上共谋发展向西方示好；对内采用高压，甚至采用迫使部分异议人士唾面自干的方式消除其影响力，自认为这样就消除了威胁。但这种“救大清不救中国”的做法，绝对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抱薪救火。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4月11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4/why-beijing-was-indifferent-to-western-protests/）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曹长青∶从吴钊燮声明谈蔡英文论文失踪
今晨起床看到台湾朋友Line传来信息，说我的《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一文在台湾吵翻天了，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就此发了声明，指责我「造谣」并「严厉谴责」等。外交部长专门对我的文章发声明了，这是好事，因为可以引起更多人关注我这篇文章的重点∶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为什麽35年都是Missing（失踪）状态，背後有什麽问题吗？ 蔡英文1984年从伦敦政经学院拿到博士，可她的论文哪里都找不到；被质疑後她又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把论文公布出来，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为什麽一直回避？这不合常理，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质疑位居总统高位的人的任何问题都是一个专业评论员份内的职责。所以我写了上述那篇文章。 其实早在2015年我就看到有人质疑这个问题，这次，因有台湾人教授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写信查询，他们有回信（两封），明确告知他们图书馆没有过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而且这位图书馆员很负责，又去查了伦敦大学图书馆，也查不到，再查作为英国论文汇集中心的《高等法律研究院》也没有。後来又有其他人去问询，另一位政经学院图书馆员也是回答，找不到。这就很蹊跷，为什麽蔡英文的论文会不存在？如果丢失，作者补一份，不就可以了吗？为什麽蔡对此沉默，就是不公布论文？这当然令人质疑这篇论文可能有问题！ 我的文章是质疑，既不是「指控」，更不是「造谣」，因为我特地强调，因为对上述问题没有答案，所以只能用「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探究蔡英文不公布博士论文的几种可能性。其中提到现任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主要引述媒体评论，指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过一篇文章（吴钊燮排名在前），那篇合写文章的题目与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同名。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变成中文与别人共同署名发表摘要，不符合常理，所以要探究它的几种可能性。 吴钊燮部长几小时前发了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蔡英文合写过任何文章，更无代笔论文，指责我「凭空捏造」，「明显有其特定政治目的」。 如果吴钊燮没有跟蔡英文合写过与蔡的博士论文同名的文章，当然就不会有我後面的推理。但吴钊燮与蔡英文共同署名发表（与蔡的论文同名）的中文文章，根本不是我「凭空捏造」的！因为信息的源头不是我！ 我在《蔡英文博士学位是否有假？》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原来网上关於吴蔡合写文章的一些报导被删除了。谁删除了它？为什麽？ 但现在网上至少还能找到三篇∶一篇是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写的，题目是「断交的精神病理分析」，内容有∶「蔡英文当年在政治大学任教时，曾经和吴钊燮合作过一篇论文，题目是〈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黄光国教授的文章发在《中国时报》2018/05/30。 我跟黄光国的政治观点相反，多年前在台湾电视上跟他有过激烈辩论。虽然我们政治观点不同，但我想黄光国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吴与蔡合写过一篇文章这件事吧？更何况还有文章的题目。 如果只是网上某个部落格的文章，因难以核实作者真假，我不会引述。但台大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在台湾也是颇有些知名度的学者吧？而且是发表在台湾主要报纸上。《中国时报》不管是被认为蓝的，红的，但它发表一个教授的文章，提到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过一篇文章，这是表述一个事件，不是政治观点，应可作为参考和引用吧。 关於蔡英文跟吴钊燮合写文章一事，网上目前可以找到的第二篇文章，是署名银正雄的台湾作家写的，也发表在《中国时报》（2018/05/27）。该作家也是网上可以查到很多信息的知名作家，而不是匿名作者。他的文章说∶「当年蔡英文在政大任教时写的论文〈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吴钊燮与有荣焉共同署名，┅┅奇怪的是，两人合著的这篇学术作品，恰和蔡英文拿到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论文同名。」 网上可查到的第三篇文章，也是这位银正雄写的，题目是∶「蔡英文烧掉博士论文了？」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更早，是2015/7/1。该文质疑说∶「倘再进一步追查，蔡英文从1984年起在政大、东吴教书十年，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只是半篇她和吴钊燮合力撰写的有关〈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可谁都知道台湾一般大学教授论文，如果出现两位作者，其中一个往往只在背书，或基於人情世故而具名，或索性代笔代写。但从这件小事可发现，蔡英文後来的重用吴钊燮，渊源深到直追1980年代中期，其『後谢』之情真可谓溢於言表。」 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时间，都远早於我前天（2019/6/9）才发表的质疑蔡英文的文章。如果说「凭空捏造」，那吴钊燮应该首先驳斥上面两位作者。而且，上述银正雄的第二篇文章不仅说，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文章、题目与蔡的博士论文同名，甚至直接指控，这与吴钊燮被蔡总统重用有「後谢」关系。（而不是我用福尔摩斯推理方式的质疑）。 对台湾本地两位知名人物在台湾大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吴钊燮外长不发声、不澄清、不否定，却对我这样一个被蔡英文称做「干预台湾事务的外国人」发表在自己的脸书和《民报》这种小众媒体的文章如此大动干戈，动用外交部代发他的「严厉谴责」声明，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啊！ 另外，这是明显的公器私用。因为这是吴钊燮的个人事情，跟外交部没有关系。外交部发声明，一般都是对另外一个国家；我是一个个人，怎麽对我发外交部声明？吴钊燮连「公私分明」这样的常识都不懂，居然动用国家公权力的外交部来代发关於他个人事务的声明。是要显示他的有权有势？还是他仍在权力者与国家混为一体的党国思维之中？ 吴钊燮外长的声明用了很多贬损词攻击我，诸如∶「凭空捏造，刻意造谣，时序错乱，荒诞无稽，表达不齿」等。读者朋友们去网上查查，在吴部长任职期间，三个台湾的邦交国在北京的运作下跟台湾断交了，吴部长对中共用过这麽凶的文字谴责吗？没有！但对我这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力挺台湾的人却如此出言不逊，不说不够公允，起码太有失风度了点吧？ 一般说，外交官最应擅长的是外交辞令。但吴外长通过外交部甩出的这些话，跟他的「外交部长」身份（还当过教授）实在有些不太相符吧？起码应该用些文明的外交语言，不是为了给我面子（完全不需要），而是为了维护吴外长自己的形象。 但不管吴钊燮部长对我用什麽词汇抨击，我都不会在意，而且我很欣赏吴部长能够很快发表声明，对质疑进行说明和澄清，这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应捍卫自己的信誉和尊严；西人有言，信誉和尊严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蔡总统学习一下吴部长，也发表一个声明，无论怎样批评、痛斥、攻击曹长青都没问题，只要她公开说明一下，她的博士论文到哪里去了？为什麽英国各个相关的图书馆都找不到？只要她公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博士论文，所有的质疑立刻烟消云散。 如果蔡总统这样做了，我会马上写文章，称赞蔡英文对自己信誉和尊严的负责，更是为台湾总统这个位置的尊严的维护。那是非常有必要、非常好、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这麽有利於蔡总统的声誉、蔡总统的党内初选、更可能的下一步总统大选的事情，蔡总统为什麽不做呢？ 请所有蔡英文的支持者告诉我，这样一个要求过分吗？对权力者，尤其对一国之总统，人们连这点要求都不可以提吗？一群蔡的粉丝不去要求蔡英文亮出自己的博士论文，而来围攻我「抹黑」她。我有把白人抹成黑人的能力吗？蔡英文只要几分钟上媒体，亮出博士论文，等於一盆清水从头上浇下去，立马成为一个干乾净净的白人！ 我同样质疑过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写过2篇），质疑过中国申奥大使、政协委员杨澜的经历、她丈夫吴征的博士学位（写过调查报导和评论30多篇）、质疑过中国当红网络作家韩寒真假（写过12篇）等等。回想起来，有回呛我的文章，但起码我没有看到有人指控我「抹黑」。反而质疑民主国家的总统倒成了「抹黑」。难道调查、质疑权力者和名人的可能造假，就都成了抹黑？有没有点民主国家公民的基本常识？ 我写了上述那篇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的文章後，我的脸书被蔡的支持者灌版，很多是攻击谩骂。当然也有拿出所谓证据，说我没有去看这些网址。但可笑的是，他们拿出的所有网址（所谓证据），都是我在《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一文中提供（给出链接）的。那些所谓证据我事先都看过！那些网址统统显示∶没有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内容。 例如，最多人拿出来的是大英图书馆的论文电子档查询中心（EThOS）网页（http://ethos.bl.uk/OrderDetails.do?did=1&uin=uk.bl.ethos.652034），这个链接不仅我在质疑文章中给了，而且这个网页恰恰说明，那里没有蔡英文的论文内容。那个网页写的很清楚∶他们无法提供蔡英文的这篇论文，如需详情请与原来的学术机构（即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联络（Full text unavailable from EThOS. Restricted access. Please contact the current institution’s library for further details.）。那麽我们就跟政经学院联络了，他们图书馆回答，都查不到啊，看来蔡英文从来就没有递交过她的论文！ 第二个不少蔡的支持者拿出的证据是∶在google上有蔡英文的论文出书页面（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IRwIvwEACAAJ&source=gbs\navlinks\s）。但那个页面恰恰显示，蔡英文的论文没有出版，因为那个书的封面是假的，下载放大後会看出，上面没有作者名字和论文题目等，是几排黑杠杠，根本不是真的书封面。是谁来做这种假东西骗人？ 第三个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是有美国密西根安娜堡出版了蔡英文博士论文的网页（https://imgur.com/2xQORmI?fbclid=IwAR2-94BTQi9vw0J1QvNQw\lKJkIjYTpRns96XPnkUHKYubAiZmXkfMuF6xk）。这个也是我文章中给过的链接。而且这次我再上去看，重大发现∶这个链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编造！这个页面整个是假的，是2015年6月19日上传到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上传东西的网站。那是蔡英文上次选总统的时候，她的博士论文5月31号被质疑，三周後，有人编造的假页面贴到网上的！ 第四个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是，伦敦政经学院曾在蔡英文当上总统时在其网页发表过祝贺词（http://www.lse.ac.uk/fang-test/TaiwanProgramme/Statements/Congratulations-to-Dr-Tsai-Ing-wen.aspx?fbclid=IwAR2VB\J7y9JICMcIvGAJpLlqlneIVcUIEk3wEXXoZLI4t7NsnguIJ28annU）。这个也是我在文章中提出的。我没有事先看过，怎麽能写出来！我质疑的不是蔡英文有没有博士学位，而是她的博士论文在哪里？是否有水分？正如，习近平的确有北京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的博士论文绝对有水分，被查出有代笔。 目前台湾的媒体上一片对我批评、谴责口气的报导。自由时报，芋传媒，中央社，三立电视，风传媒等等，一堆。我有幸几乎成了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但台湾媒体的问题是∶在有人质疑总统博士论文是否有水分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去追究调查权力者，而是来打击质疑者、评论者，这是新闻职责的本末倒置！ 那蔡英文为什麽就是不公布她的博士论文？另一个巧合而令人好奇的是，台湾有个很能写、出版过很多文章和著作（我在网上看到的目录就有几十篇）的学者，正好和蔡英文同名，他是中研院的研究员（顺便在此更正，我在《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有假？》一文中把他错写成中研院院士）。 不少蔡总统的支持者在我的脸书上贴出这位男士蔡英文的作品，说你看蔡英文有这麽多著作和论文！连香港的《信报》创始人林行止也上当了，写文章赞美蔡英文总统，说她学术造诣太高了，在1983年就翻译了《马基维利》》这本专著。其实那是男蔡英文的作品。香港《亚洲周刊》还曾专门报导过这个乌龙始末（https://www.facebook.com/yzzkgroup/photos/a.165406990337191/486919578185929/?type=1&theater）。 在美国，当年水门事件时，尼克松总统死活不交出白宫的录音带，宁可辞去总统。就因为他心知肚明，那个录音带一旦交出，他付出的代价更大，因为录音带会展示和证明，他作弊了。 奥巴马总统是否在夏威夷出生这件事，也曾被强烈质疑，要求他公布出生证。在被媒体炮火攻击了两年多之後，夏威夷的相关机构才拿出来一个奥巴马的出生证。由於夏威夷是美国左派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一，几十年来都是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在当地议会占多数，所以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奥巴马的出生证明是後来制造的。之所以人们这样认为，就跟他第一时间不公布有直接关系。因为出生证跟博士论文一样，不是秘密，如果有的话，第一时间亮出来，就堵住所有人的嘴。 所以面对质疑者的挑战，吴钊燮部长应该做的，不是这麽凶巴巴地高调发声明谴责我，而应去找蔡英文，轻轻地、温柔地对他的顶头上司说一句∶把博士论文公布出来，一切质疑都平息了，也狠狠地回击曹长青。 台湾不是时兴用「打脸」一词吗？蔡英文只要开个记者会，把她的博士论文散发一下，而且直接全文贴到网上，那就立马打脸所有质疑他的人。这麽轻而易举就可大获全胜的事情，蔡英文怎麽就不做呢？ 2019年6月11日於美国 ——原载《曹长青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2019-06-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