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美国媒体的“毛泽东”时代结束
十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曾和一些朋友在洛杉矶创办了《新闻自由导报》。有一天，报社的一位同事（他的妻子当时在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NBC工作）说，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可能会来采访我们报社，我当时对美国媒体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问他，布罗考是谁？他犹豫了一下，然後用中国人最能听得懂的语言说，他是美国电视界的毛泽东。 美国主要有三家无线电视台（ABC ，NBC， CBS），连续几十年主导美国的新闻传播，因而这三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由於几乎每晚和观众见面，被称为美国普通人家“未注册的家庭成员”，成为“名人中的名人”；三位老牌主播的脸，可谓价值连城。收视率最高时，有三千多万美国人收看三位主播的晚间新闻，占美国人口的12％。因此说他们在美国的知名度如同毛泽东，的确也不为过。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去年底，做了21年NBC主播的布罗考宣布退休，今年初，做了24年CBS主播的丹．拉瑟因假新闻丑闻而提前离开主播位置，三大台只剩下已做了22年ABC主播的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一枝独秀”：他要一揽风光、独占鳌头了。ABC为此大做广告，希望这是一个提高其晚间新闻收视率的契机。 在这种情况下，四个月前，当詹宁斯强做微笑地在他的新闻节目宣布，他得了肺癌时，可想而知美国舆论界的反应，因为这等於宣布，三大主播主导美国新闻的时代结束。而8月7日夜间詹宁斯溘然离世，更可想见美国民众的反应，因为詹宁斯只有67岁（美国人平均年龄是77. 6岁），而且是那样一位亿万观众熟悉、年薪高达一千万美元的名人，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纽约时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最後一个主播”的社论，还刊登了一个整版的詹宁斯肖像的纪念广告。各大电视台均连续多天地报导评论，为詹宁斯的英年早逝而惋惜。ABC电视还制作了一个长达两小时的回顾詹宁斯专集，中间没有任何广告。 作为美国新闻界宠儿、媒体巨星的詹宁斯，一生既有传奇色彩，也有惨痛教训。在新闻专业上，他是凭天份和敬业而成功的典型；但在思想和人生道路上，他则是左倾和失败的混合体： 詹宁斯出生在多伦多，从小就受到在电台工作的父亲影响和栽培。在詹宁斯与人合写的《世纪》（The Century）一书中，他回忆说，父亲曾让他到外面一次次仰望星空，通过多次的观察和描述，训练他的记者能力。 早在9岁时，詹宁斯就表现出记者的天份，当上了加拿大一家电台儿童节目的主播。这是西方教育的一个特色，不仅中学和大学生可以办校报、电台，也有小学生记者。而不像在中国，很多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到毕业时还没举过话筒采访，更无编辑报刊的实战经验。 詹宁斯口齿流利、应对如流的电台主持能力，被加拿大一家电视台看中，在他24岁时，就成为那家电视的主播。这更是西方的一个特色，不拘一格用人才。詹宁斯不仅没有大学文凭，而且17岁时就从中学退学。在西方媒体的竞争激烈中，那个主播位置，不知被多少人垂涎。虽然他父亲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资深董事，但雇用詹宁斯的那家电视，恰恰是他父亲的对手公司，完全是由於看中了詹宁斯的才华和潜力。 詹宁斯很快转到美国发展。在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新闻系学生都无法进入大电视台的情况下，ABC电视台慧眼识真，聘用了没有任何文凭的加拿大青年詹宁斯；而且仅仅一年之後，在他26岁那年，ABC就让他坐上了新闻主播的位置。一个没有学历，又如此年轻的人，出任电视台全国网的新闻主播，这在美国新闻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但詹宁斯做了两年主播後就提出自己还“不成熟”，要求做驻外记者。他的眼光从多伦多到美国，又投向更大的范围，他要认识和报导世界。於是人们开始看到拿著ABC话筒的詹宁斯，从柏林墙修建，到越南战场；从耶路撒冷，到天安门广场。詹宁斯向世人报导著专制如何割裂自由，画地为牢；阿拉法特们怎样绑架杀害以色列参加慕尼黑奥运的选手；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如何挑战共产专制；中国的学生和民众，怎样勇敢走向街头，发出自由的呼喊┅┅ 1983年，詹宁斯出任了ABC晚间新闻的单一主播（sole anchor），成为美国三大主播之一，而且一做22年，直到查出肺癌、去世前四个月。美国很多电视观众喜欢ABC的晚间新闻，因为詹宁斯的报导风格更有特色，他不仅形象端庄（甚至有人说他长得像007），而且嗓音清晰、浑厚、流利，更重要的是，他有调动新闻素材、穿插评论的综合能力。尤其是遇到美国总统大选或突发事件时，詹宁斯的报导风格里，表现出一种权威感（authority）。 而这种权威感正是美国电视新闻、评论以男性为主导的原因。美国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遇到重大事件时，男性主播的报导更给人一种权威感和确信感，所以他们更愿意看男性主播的报导。像911世贸大厦被撞时，有的电视女主持人就很动情绪，不仅连续惊呼“My God，my God！”（我的天啊！）下面说不出话来，还有的几乎要哭了。除了理性和权威感的因素之外，三大台三位老牌主播那种调动全球新闻的知识视野，尤其临场评论的组织能力，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女性主播可以匹比的。像曾做过CBS晚间新闻共同主播的宗毓华，後来丢掉这个位置，到有线电视CNN主持的新闻节目也被关掉，她本人谴责是由於性别歧视。这里的确可能是由於性别而导致的某种欠缺，使她的发展受挫，但说歧视则言重了。虽然她的嗓音非常好，形象也端庄，但遇到重大国际事件时，明显可看出她缺乏全球知识深度，提不出尖锐问题，太过於讨好被采访人，应对不够机智、清晰，更像个小女人，而不是大主播。 而詹宁斯则不仅有大主播的先天条件，更是个非常敬业的人。在911事件发生时，他在主播台上连续报导评论了12个小时，嗓音都嘶哑了。在那个星期，他总共主持了60个小时的节目，平均每天8个半小时。而平时他一般只是五个工作日每天主播30分钟。另外他还可能创造了一项美国新闻记者的记录，在ABC工作的40年中，几乎从没请过病假。他是那类被称为“工作狂”的记者。 詹宁斯的敬业和天份，给他带来巨大成功。他的收视率最高时一晚达1400万人，比另外两大台CBS和NBC同类节目的观众总和还多200万。《纽约时报》在詹宁斯的“讣文”中说，和NBC主播布罗考的那种美国中西部的大众风格，以及德州出生的CBS主播拉瑟的南方乡土口味相比，詹宁斯则给美国观众提供了一种“世界视角”。但詹宁斯的人生“视角”却有死角，其绚丽的新闻生涯背後，更有阴影： 其一是他长期吸烟，肺部的阴影变成肺癌。他曾有过20年吸烟史，後来戒掉。911後又恢复吸烟。对於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不要说从理性或常识，詹宁斯作为电视主播，自己就曾做过专题报导。但詹宁斯不是一个信仰上帝者，他似乎仍以知识人的骄傲，笃信“人定胜天”。他自豪40年没请过病假；但这位年薪千万美元的名人查出患肺癌时，已是晚期的晚期，医生束手无策。即使到这个时候，詹宁斯还相信他会是“幸运中的一位”，似乎死亡和高薪、高曝光率、有影响力的所谓大人物们没有必然关系。但从查出得病到去世，才仅仅四个月，他只活了67年零8天。 二是他的左倾思想，导致他的报导缺乏客观中立，被美国右翼新闻界和相当一部份中产阶级大众认为是“左派的宣传”。早在越战时，年轻的詹宁斯就倾向当时美国新闻界时髦的“反越战”。像那些西方左派一样，他们不说支持共产主义（难以说出口），而是要“反—反共”，即反对与杯葛那些反共的人。但对共产世界的掌权者，他们却宽容、温和，甚至谄媚、逢迎。像因丑闻而下台的CBS主播丹．拉瑟，就是典型代表，他在采访美国保守派领袖时，一副凶巴巴的进攻性劲头，但采访萨达姆等独裁者时，却近乎卑躬屈膝。詹宁斯同样，在采访指挥伊战的美军最高指挥官时，咄咄逼人的态度和尖锐提问，几乎像要与人过不去；但在采访卡斯特罗、阿拉法特时，则一脸谦恭，不提尖锐问题。尤其是在巴以冲突中，他明显偏袒巴勒斯坦的报导，让以色列人根本无法接受；以至他在耶路撒冷采访时，在大街上被人指著鼻子喊“Liar”（撒谎者）。就连他的左派盟友《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讣文中提到一笔，说他的批评者指责他对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卡斯特罗的共产政权太软弱（too soft）。连ABC为詹宁斯做的专题悼念节目中，都不得不为他的不公正报导而辩解，可见其报导引起的不满之大。 ABC像其他两家美国大电视台一样，多年来一直传播名为自由派（liberal）、实为左派（leftist）对世界的解释。尤其是遇到重大事件时，美国三大台的立场相当接近，全都倾斜左翼民主党。像对伊拉克战争，詹宁斯不仅在新闻报导中用选择画面和新闻题材的手法，巧妙传播反伊战的左派声音，他本人也曾公开质疑伊战。美国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去年七月号曾引用詹宁斯不满伊战的言论。詹宁斯等自由派们，整天把人权、正义、弱势团体挂在嘴上，但他们从来都贬损为自由而战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国。美国在伊拉克战後不顺利，以詹宁斯们为代表的左派媒体成天幸灾乐祸。当年越战结束时，曾激烈反战的左派斗士们，本来应该高兴呵，可他们“一下子泄气了”（简．芳达的话），因为没什麽可“反”的了。他们不是为和平而反战，而是为反美而反战。 二战结束後，左派思潮在美国兴起，在越战期间达到高潮，这和美国三大电视台都由左派主控有直接的关系。詹宁斯们的偏见报导和意识形态立场，不仅误导社会，而且毒化了无数的美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美国的媒体、大学、好莱坞等三个领域的大合唱，把同情共产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抵制基督教的左派思潮和声音，变成了主流舆论，主导美国将近半个世纪，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转向。 在六十年代，三大电视的观众率高达76％，现在则降至32％，跌幅一半以上！最左的主播拉瑟的CBS晚间新闻，跌得最惨，观众已不到600万，只占美国人口的2.1％；ABC也从高峰期的1400万，跌至900万。左派旗舰《纽约时报》自我解嘲说，这是由於网络和有线电视的竞争所致。但这并非主因，根本原因是三家电视台的左倾报导，已被美国人民厌倦甚至厌恶。因为同是有线电视，左派的CNN虽已创办四分之一世纪，但其收视率已被创办才十年的保守派有线电视福克斯（Fox）远远超过。有线电视新闻台排行前五名的节目，全是福克斯台的。CNN的王牌“莱瑞金现场”收视率才是福克斯王牌（O'Reilly Factor）的一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詹宁斯的晚间新闻节目的观众平均年龄是60岁，说明只有那些老观众们，还舍不得抛弃熟悉了几十年的主播“面孔”。但现在詹宁斯自己走了，他的观众群还会留恋多久？三大电视台的“毛泽东”时代结束，大概也意味著美国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詹宁斯的左倾倾向，使他的个人生活自然也追随了左倾思潮的理念，那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放纵。像很多西方左派名人一样，詹宁斯的私生活也常成为小报的花边新闻。他离过三次婚，曾和好莱坞著名左疯女星芭波拉．史翠姗（Barbara Streisand）正式约会；60岁那年，又第四次结婚。在他弥留之际，报导说，只有和第三任妻子生的两个孩子，以及最後一个妻子在床边。在ABC制作的长达120分钟的回顾詹宁斯人生节目中，关於他的家庭生活这一节最短，即使热烈夸赞他的同事也不得不提到，詹宁斯是个“被女人环绕的男人”（lady’s man）。 出生於多伦多的詹宁斯，直到2003年夏天、他65岁的时候，才决定加入美国籍。像所有移民一样，他也经过了入籍考试，但不同的是，他的成绩从没有人超过，他考了满分100。那些入籍考题，几乎都是关於美国政治，都是詹宁斯每天需要报导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倒背如流。恐怕在美国历史上，再不会有第二个申请入籍者，会在全国电视干40年，并做过22年主播。 詹宁斯入籍得了满分，在对新闻事业的敬业上，也近乎得了满分；但他的左倾思想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他人生道路的阴影部份，该打多少分呢？ 2005年8月14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5-08-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曹长青∶从吴钊燮声明谈蔡英文论文失踪
今晨起床看到台湾朋友Line传来信息，说我的《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一文在台湾吵翻天了，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就此发了声明，指责我「造谣」并「严厉谴责」等。外交部长专门对我的文章发声明了，这是好事，因为可以引起更多人关注我这篇文章的重点∶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为什麽35年都是Missing（失踪）状态，背後有什麽问题吗？ 蔡英文1984年从伦敦政经学院拿到博士，可她的论文哪里都找不到；被质疑後她又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把论文公布出来，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为什麽一直回避？这不合常理，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质疑位居总统高位的人的任何问题都是一个专业评论员份内的职责。所以我写了上述那篇文章。 其实早在2015年我就看到有人质疑这个问题，这次，因有台湾人教授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写信查询，他们有回信（两封），明确告知他们图书馆没有过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而且这位图书馆员很负责，又去查了伦敦大学图书馆，也查不到，再查作为英国论文汇集中心的《高等法律研究院》也没有。後来又有其他人去问询，另一位政经学院图书馆员也是回答，找不到。这就很蹊跷，为什麽蔡英文的论文会不存在？如果丢失，作者补一份，不就可以了吗？为什麽蔡对此沉默，就是不公布论文？这当然令人质疑这篇论文可能有问题！ 我的文章是质疑，既不是「指控」，更不是「造谣」，因为我特地强调，因为对上述问题没有答案，所以只能用「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探究蔡英文不公布博士论文的几种可能性。其中提到现任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主要引述媒体评论，指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过一篇文章（吴钊燮排名在前），那篇合写文章的题目与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同名。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变成中文与别人共同署名发表摘要，不符合常理，所以要探究它的几种可能性。 吴钊燮部长几小时前发了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蔡英文合写过任何文章，更无代笔论文，指责我「凭空捏造」，「明显有其特定政治目的」。 如果吴钊燮没有跟蔡英文合写过与蔡的博士论文同名的文章，当然就不会有我後面的推理。但吴钊燮与蔡英文共同署名发表（与蔡的论文同名）的中文文章，根本不是我「凭空捏造」的！因为信息的源头不是我！ 我在《蔡英文博士学位是否有假？》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原来网上关於吴蔡合写文章的一些报导被删除了。谁删除了它？为什麽？ 但现在网上至少还能找到三篇∶一篇是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写的，题目是「断交的精神病理分析」，内容有∶「蔡英文当年在政治大学任教时，曾经和吴钊燮合作过一篇论文，题目是〈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黄光国教授的文章发在《中国时报》2018/05/30。 我跟黄光国的政治观点相反，多年前在台湾电视上跟他有过激烈辩论。虽然我们政治观点不同，但我想黄光国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吴与蔡合写过一篇文章这件事吧？更何况还有文章的题目。 如果只是网上某个部落格的文章，因难以核实作者真假，我不会引述。但台大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在台湾也是颇有些知名度的学者吧？而且是发表在台湾主要报纸上。《中国时报》不管是被认为蓝的，红的，但它发表一个教授的文章，提到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过一篇文章，这是表述一个事件，不是政治观点，应可作为参考和引用吧。 关於蔡英文跟吴钊燮合写文章一事，网上目前可以找到的第二篇文章，是署名银正雄的台湾作家写的，也发表在《中国时报》（2018/05/27）。该作家也是网上可以查到很多信息的知名作家，而不是匿名作者。他的文章说∶「当年蔡英文在政大任教时写的论文〈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吴钊燮与有荣焉共同署名，┅┅奇怪的是，两人合著的这篇学术作品，恰和蔡英文拿到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论文同名。」 网上可查到的第三篇文章，也是这位银正雄写的，题目是∶「蔡英文烧掉博士论文了？」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更早，是2015/7/1。该文质疑说∶「倘再进一步追查，蔡英文从1984年起在政大、东吴教书十年，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只是半篇她和吴钊燮合力撰写的有关〈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可谁都知道台湾一般大学教授论文，如果出现两位作者，其中一个往往只在背书，或基於人情世故而具名，或索性代笔代写。但从这件小事可发现，蔡英文後来的重用吴钊燮，渊源深到直追1980年代中期，其『後谢』之情真可谓溢於言表。」 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时间，都远早於我前天（2019/6/9）才发表的质疑蔡英文的文章。如果说「凭空捏造」，那吴钊燮应该首先驳斥上面两位作者。而且，上述银正雄的第二篇文章不仅说，吴钊燮与蔡英文合写文章、题目与蔡的博士论文同名，甚至直接指控，这与吴钊燮被蔡总统重用有「後谢」关系。（而不是我用福尔摩斯推理方式的质疑）。 对台湾本地两位知名人物在台湾大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吴钊燮外长不发声、不澄清、不否定，却对我这样一个被蔡英文称做「干预台湾事务的外国人」发表在自己的脸书和《民报》这种小众媒体的文章如此大动干戈，动用外交部代发他的「严厉谴责」声明，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啊！ 另外，这是明显的公器私用。因为这是吴钊燮的个人事情，跟外交部没有关系。外交部发声明，一般都是对另外一个国家；我是一个个人，怎麽对我发外交部声明？吴钊燮连「公私分明」这样的常识都不懂，居然动用国家公权力的外交部来代发关於他个人事务的声明。是要显示他的有权有势？还是他仍在权力者与国家混为一体的党国思维之中？ 吴钊燮外长的声明用了很多贬损词攻击我，诸如∶「凭空捏造，刻意造谣，时序错乱，荒诞无稽，表达不齿」等。读者朋友们去网上查查，在吴部长任职期间，三个台湾的邦交国在北京的运作下跟台湾断交了，吴部长对中共用过这麽凶的文字谴责吗？没有！但对我这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力挺台湾的人却如此出言不逊，不说不够公允，起码太有失风度了点吧？ 一般说，外交官最应擅长的是外交辞令。但吴外长通过外交部甩出的这些话，跟他的「外交部长」身份（还当过教授）实在有些不太相符吧？起码应该用些文明的外交语言，不是为了给我面子（完全不需要），而是为了维护吴外长自己的形象。 但不管吴钊燮部长对我用什麽词汇抨击，我都不会在意，而且我很欣赏吴部长能够很快发表声明，对质疑进行说明和澄清，这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应捍卫自己的信誉和尊严；西人有言，信誉和尊严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蔡总统学习一下吴部长，也发表一个声明，无论怎样批评、痛斥、攻击曹长青都没问题，只要她公开说明一下，她的博士论文到哪里去了？为什麽英国各个相关的图书馆都找不到？只要她公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博士论文，所有的质疑立刻烟消云散。 如果蔡总统这样做了，我会马上写文章，称赞蔡英文对自己信誉和尊严的负责，更是为台湾总统这个位置的尊严的维护。那是非常有必要、非常好、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这麽有利於蔡总统的声誉、蔡总统的党内初选、更可能的下一步总统大选的事情，蔡总统为什麽不做呢？ 请所有蔡英文的支持者告诉我，这样一个要求过分吗？对权力者，尤其对一国之总统，人们连这点要求都不可以提吗？一群蔡的粉丝不去要求蔡英文亮出自己的博士论文，而来围攻我「抹黑」她。我有把白人抹成黑人的能力吗？蔡英文只要几分钟上媒体，亮出博士论文，等於一盆清水从头上浇下去，立马成为一个干乾净净的白人！ 我同样质疑过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写过2篇），质疑过中国申奥大使、政协委员杨澜的经历、她丈夫吴征的博士学位（写过调查报导和评论30多篇）、质疑过中国当红网络作家韩寒真假（写过12篇）等等。回想起来，有回呛我的文章，但起码我没有看到有人指控我「抹黑」。反而质疑民主国家的总统倒成了「抹黑」。难道调查、质疑权力者和名人的可能造假，就都成了抹黑？有没有点民主国家公民的基本常识？ 我写了上述那篇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的文章後，我的脸书被蔡的支持者灌版，很多是攻击谩骂。当然也有拿出所谓证据，说我没有去看这些网址。但可笑的是，他们拿出的所有网址（所谓证据），都是我在《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一文中提供（给出链接）的。那些所谓证据我事先都看过！那些网址统统显示∶没有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内容。 例如，最多人拿出来的是大英图书馆的论文电子档查询中心（EThOS）网页（http://ethos.bl.uk/OrderDetails.do?did=1&uin=uk.bl.ethos.652034），这个链接不仅我在质疑文章中给了，而且这个网页恰恰说明，那里没有蔡英文的论文内容。那个网页写的很清楚∶他们无法提供蔡英文的这篇论文，如需详情请与原来的学术机构（即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联络（Full text unavailable from EThOS. Restricted access. Please contact the current institution’s library for further details.）。那麽我们就跟政经学院联络了，他们图书馆回答，都查不到啊，看来蔡英文从来就没有递交过她的论文！ 第二个不少蔡的支持者拿出的证据是∶在google上有蔡英文的论文出书页面（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IRwIvwEACAAJ&source=gbs\navlinks\s）。但那个页面恰恰显示，蔡英文的论文没有出版，因为那个书的封面是假的，下载放大後会看出，上面没有作者名字和论文题目等，是几排黑杠杠，根本不是真的书封面。是谁来做这种假东西骗人？ 第三个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是有美国密西根安娜堡出版了蔡英文博士论文的网页（https://imgur.com/2xQORmI?fbclid=IwAR2-94BTQi9vw0J1QvNQw\lKJkIjYTpRns96XPnkUHKYubAiZmXkfMuF6xk）。这个也是我文章中给过的链接。而且这次我再上去看，重大发现∶这个链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编造！这个页面整个是假的，是2015年6月19日上传到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上传东西的网站。那是蔡英文上次选总统的时候，她的博士论文5月31号被质疑，三周後，有人编造的假页面贴到网上的！ 第四个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是，伦敦政经学院曾在蔡英文当上总统时在其网页发表过祝贺词（http://www.lse.ac.uk/fang-test/TaiwanProgramme/Statements/Congratulations-to-Dr-Tsai-Ing-wen.aspx?fbclid=IwAR2VB\J7y9JICMcIvGAJpLlqlneIVcUIEk3wEXXoZLI4t7NsnguIJ28annU）。这个也是我在文章中提出的。我没有事先看过，怎麽能写出来！我质疑的不是蔡英文有没有博士学位，而是她的博士论文在哪里？是否有水分？正如，习近平的确有北京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的博士论文绝对有水分，被查出有代笔。 目前台湾的媒体上一片对我批评、谴责口气的报导。自由时报，芋传媒，中央社，三立电视，风传媒等等，一堆。我有幸几乎成了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但台湾媒体的问题是∶在有人质疑总统博士论文是否有水分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去追究调查权力者，而是来打击质疑者、评论者，这是新闻职责的本末倒置！ 那蔡英文为什麽就是不公布她的博士论文？另一个巧合而令人好奇的是，台湾有个很能写、出版过很多文章和著作（我在网上看到的目录就有几十篇）的学者，正好和蔡英文同名，他是中研院的研究员（顺便在此更正，我在《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有假？》一文中把他错写成中研院院士）。 不少蔡总统的支持者在我的脸书上贴出这位男士蔡英文的作品，说你看蔡英文有这麽多著作和论文！连香港的《信报》创始人林行止也上当了，写文章赞美蔡英文总统，说她学术造诣太高了，在1983年就翻译了《马基维利》》这本专著。其实那是男蔡英文的作品。香港《亚洲周刊》还曾专门报导过这个乌龙始末（https://www.facebook.com/yzzkgroup/photos/a.165406990337191/486919578185929/?type=1&theater）。 在美国，当年水门事件时，尼克松总统死活不交出白宫的录音带，宁可辞去总统。就因为他心知肚明，那个录音带一旦交出，他付出的代价更大，因为录音带会展示和证明，他作弊了。 奥巴马总统是否在夏威夷出生这件事，也曾被强烈质疑，要求他公布出生证。在被媒体炮火攻击了两年多之後，夏威夷的相关机构才拿出来一个奥巴马的出生证。由於夏威夷是美国左派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一，几十年来都是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在当地议会占多数，所以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奥巴马的出生证明是後来制造的。之所以人们这样认为，就跟他第一时间不公布有直接关系。因为出生证跟博士论文一样，不是秘密，如果有的话，第一时间亮出来，就堵住所有人的嘴。 所以面对质疑者的挑战，吴钊燮部长应该做的，不是这麽凶巴巴地高调发声明谴责我，而应去找蔡英文，轻轻地、温柔地对他的顶头上司说一句∶把博士论文公布出来，一切质疑都平息了，也狠狠地回击曹长青。 台湾不是时兴用「打脸」一词吗？蔡英文只要开个记者会，把她的博士论文散发一下，而且直接全文贴到网上，那就立马打脸所有质疑他的人。这麽轻而易举就可大获全胜的事情，蔡英文怎麽就不做呢？ 2019年6月11日於美国 ——原载《曹长青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2019-06-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毛泽东的私生活
100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湖南韶山呱呱坠地。这个从偏僻、贫穷的乡村走出的青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让后人想起的是皇帝、独裁者、暴君。 人们像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探究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帝国。但在中国出版的关于毛的书籍，由于没有出版自由，大多仍是歌颂赞美。而在海外出版的谈毛之作，则缺少知情细节。毛已死了17年，但他仍像厚重的紫禁城一样，秘史鲜为人知。 这堵城墙终于撬开了缝。给毛泽东做过22年专属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开始透露他所了解的毛泽东。美国蓝灯出版社（Random House）特派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前去采访编译并整理成书。这本书名为《毛泽东的私生活》的秘史性回忆录，明年夏天将以英、、法、日、德、韩、中等7种文字在全球推出。兰灯出版社副总裁、资深编辑埃伯斯藤认为，“在现代历史中，除了李志绥，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与一个独裁者有过这麽近的关系，长达这麽多年。”曾出版过几本有关中国人著作的作家石文安，两年前在芝加哥郊外李志绥的住所采访了几百小时，现已写完书稿，全书178页。 几天前，在华府“美国和平基金会”大楼石文安的办公室，我有机会听这位女作家谈李志绥以及她书中这位红色御医讲述的毛泽东的秘辛。 ●大内御医∶祖传专业 今年73岁的李志绥1940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医学院，学的是西医。1949年他正在澳大利亚行医，听到“新中国”诞生，像许多具强烈民族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立即返回北京。由于傅连璋（唯一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而后追随毛泽东万里长征的基督教医生）的保荐，李志绥出任中南海医疗所医生。他的病人都是高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 1954年，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的汪东兴找他谈话，推荐安排他给毛泽东做专属医生。那年才34岁的李志绥，从此开始了直到毛死长达22年的“伴君如伴虎”的紫禁墙内的御医生活。 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做专属医生的十几年中他写了40本日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恐惧红卫兵肆虐，在一个晚上，他将全部日记付之一炬。毛死后，他凭记忆恢复原来的日记，最后整理出记载颇详的回忆录。 由于长年跟著毛泽东，目睹中南海内残酷诡秘的政治斗争，李志绥养成绝不多说话，极端自我抑制的谨慎个性。他是一个与政治绝缘，专心尽力为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病保养身体的“大内御医”。给当朝执政者看病是李志绥的祖传专业。他的四曾祖父在清朝同治年间任职太医院，曾为同治皇帝医病。专属医生的特殊身份，使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性生活、疾病史以及夫妻关系等私生活了解甚多、甚详—— ●起居习惯 毛泽东长期居住的中南海并不像从长安街上看去那麽静谧、详安。里面有数道复杂的防卫线，戒备森严。除了被称为“一组”的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志绥，连毛的同事们见到毛泽东都是很困难的。毛行踪诡秘，除了去苏联访问那次，其他离京外巡，只有在临行前一、两个小时，他的工作人员才知晓。 毛泽东外巡，专用飞机上只有他和警卫人员以及李志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汪东兴等坐另一架飞机，毛的工作人员乘其他飞机。毛的专机一动用，该航线及附近航线都要停飞，毛的专机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毛有时也喜欢乘坐火车出访。他有专列，共11节车厢。该专列从距北京20多里的丰台出发，沿线不管多长，每几百米都有一名士兵站岗警戒，有纵深三道保卫线。该专列如果在某一火车站停，该车站的所有乘客都要被清除站外，以确保毛的安全。但毛泽东不喜欢“脱离群众”。为了让毛感觉车站正常，当地众多公安干警装扮成各种乘客和卖冰棍、烧鸡的小贩，“热热闹闹”，像拍电影。 五十年代，毛的食物都来自北京郊外由公安部办的巨山农场。所有供给毛的蔬菜都经过严格的营养和是否有毒的检查。即使毛去外省视察，他所需的食物仍从巨山农场运去。 李志绥给毛做专属医生后吃惊地发现，这位权极一时，被万人崇拜的伟大领袖，竟然极少洗澡、梳头。毛泽东认为做这些事太浪费时间。每天服务员给毛用热毛巾全身擦一次澡，毛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毛泽东几乎从不刷牙，他的牙齿坏了很多。牙医曾建议毛每天刷牙，毛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当李志绥劝他刷牙保健牙齿时，毛不高兴地说，“我是湖南农民”。他一直到死都保持著他的湖南农民的习惯∶一直用绿茶水漱口，最后把茶叶全部吃掉。毛晚年只剩几颗牙。注意毛晚年照片的人会发现，毛的牙齿已完全变色，呈黑绿色。曾任中共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李志绥说，“毛主席的牙像刷了绿漆。” 毛泽东确如外界所说的精力过人。但他也有大部份时间在床上度过，毛喜欢依偎在床上看书。李志绥几乎每次看到毛泽东，他都是在看中国历史书，很多书都反复看过多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毛感到沮丧时，也是回到床上，一连几个月不出来，一直看历史书，从中学习他的斗争策略。毛喜欢游泳，在泳池四周也仍满了古装书籍，游泳累了，就随处休息看起书来。在这期间，毛都是不穿什麽衣服。毛很少会客，包括他的同事。他主要是靠阅读各种文件来了解事态。平时毛见到的人主要是“一组”人员。毛见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有什麽消息？”他喜欢手下人打“小报告”，他常常单独接见那些来告别人状的工作人员，乐见他们之间不和。连毛的私人秘书林克也曾被人打了小报告，李志绥也因有人背后微词，被罚去黑龙江巡回医疗了一阵子。 ●人参鹿茸治疗阳萎 李志绥出任御医后，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 结合其它检验结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1976年去世后，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后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后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后人。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后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后，在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后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 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后，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晨夜颠倒和巴比妥 李志绥认为，毛泽东的阳萎症很大程度由于他反常的生活习惯。毛夜间工作，凌晨睡下，下午4、5点钟才起床。毛的一天不是24小时，有时长至几十小时或很短。毛泽东很早就患上了失眠症。1930年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时，负责中共高层领导保健的傅连璋医生就开处方从上海给毛买睡眠药巴比妥（Barbiturate）。在中共早期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毛有时要连续工作36或48小时，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待李志绥做专属医生时，已不敢把睡眠药直接交给毛本人掌管，因为他往往不按剂量，成倍地多吃，多到李志绥认为能把正常人吃死的剂量。后来药品交给保健护士管理，但毛固执起来，谁也不敢不给他。最后中共高层决定，制作一种半假半真的巴比妥，即一片药中一半是睡眠药，一半是葡萄糖粉剂。依此来骗毛，使他以为已吃够量。 毛泽东的这种晨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使他与江青很难有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因为江青习惯于正常的作息时间，按时起息。夫妻俩的生活时间表完全错位。在饮食上，他们也吃不到一块。江青喜欢清淡，愿意吃蔬菜；毛泽东则嗜好油水比较大的猪肉，而且每样菜都要放辣椒。毛能吃辣远近闻名，中共高层中毛的湖南同乡很多，他们经常比吃辣。如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宋任穷、王震以及后来做过党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湖南人。据知情人透露，当年在延安一次中央庆典宴会上，菜还没上时，就先有一盘辣椒摆在毛的面前，毛竟有滋有味地先吃起来。坐在毛旁边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看得目瞪口呆。毛还问这位美国小姐“是不是也来一点儿？”而毛在接见外国客人时，用一种特殊的水果∶用梨蘸辣椒面。不要说外国人，连江青都“惊”不忍赌。 据李志绥回忆，他只见过一次毛和江青一起出外旅行。他们虽然有时在一个地方出现，但都是在不同时间各坐各的车。当时他们的孩子李敏、李纳还有毛的侄子毛远新都住在中南海大院中，但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一年只有几次一起吃饭。 ●毛泽东的女人们 李志绥到中南海不久就发现，毛泽东有很多女人。起初毛找女人要瞒著江青。“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毛的同乡，湖南浏阳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就住在毛的隔壁，毛的女人预先被藏在叶子龙住处，待晚上江青睡熟，毛打电话叫叶子龙送人过来。后来毛与江青为此闹翻，毛一度公开与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在性生活上，毛对江青兴趣不大。毛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这种舞会几乎专门为毛准备的，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她们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毛跳到累了就会领其中自己喜欢的一个，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 在女人上，毛并不避讳李志绥。李与毛的很多女人都很熟，包括后来的张玉凤。一则李志绥寡言少语，从不插嘴；二则毛经常与李志绥讨论男女阴阳互补之说。毛很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用女人的“阴”可以补他下降的“阳”。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练习道家房中术，在性事之前，毛要和他的性伴侣一起读道家的房事经书。后来毛得了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女人们。李志绥还要给那些女人治疗。在毛患性病期间，毛还坚持要和别的女人有性事，至于传染与否，毛从来不管，反正有李志绥去治疗。李志绥至今对这点还心有余恨。 李志绥发现，五十年代的江青比毛更孤独。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谈心的夥伴，更没有权力。她除了是主席的夫人，什麽也不是。而她的主席丈夫很少理她。因此她愈发有坏的脾气。包括李志绥在内，毛的“一组”人员很少有人喜欢她。江青对服务人员多有苛求，如要求室内温度必须准确地保持在华氏80度，洗澡水必须不凉不热，室内光线和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不能有任何噪音，对一些颜色又特别敏感，服务员衣服的颜色不对劲，都要立即换下来。江青和他的丈夫相反，她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影。她和丈夫相同的是，她也失眠，也经常吃巴比妥。 ●火车上的窃听事件 1961年2月，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毛喜欢直接与省市地方接触，痛恨繁琐梗阻的中央官僚机构。他的专列上照例没有他的夫人江青，簇拥在毛周围的是他喜欢的那些漂亮女人。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李志绥和毛的那些漂亮女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凑到与毛一块从卧室中出来的那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我听到了你今天的谈话。”那个女人惊讶地说，“你什麽意思？”这个技术员说，“我听到你告诉主席，‘快点儿，把你的衣服穿上！’”那个女人闻言变色，迅速跑回车厢告诉毛，卧室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 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在毛卧室中安了窃听设备。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这种窃听设备早在毛1959年1月视察天津、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实际上是想保留毛的伟大指示。对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一般旁边都有人记录下来，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材料保存。毛对这一点并不高兴。毛说，有时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能作为政策和文件。除了想给中共党史保留完整的资料，窃听毛谈话的另一个动机史，刘少奇、邓小平们总是感到跟不上毛主席的想法，尤其是当毛一出京城，他们更直觉到，主席一定又有了什麽新想法。他们急于想了解，以便紧跟伟大领袖。窃听之举，毛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但作为党的纪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毛，包括李志绥在内。 ●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发怒后，很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此事也是原始导因之一。窃听事件发生后，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而女人则比较可靠。尤其是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他认为可以信赖。从此，毛周围的女人数量增多，年龄下降。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为纪念毛泽东百年推出特别节目，名为《一对多》，即反映毛的这种生活：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泽东除了多次到很多省市视察外，作为诗人，他还有著浪漫的情怀，曾数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探视，并给他的双亲扫墓祭奠。这一点，倒与当今中共伟大领袖邓小平有很大不同。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刚刚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邓小平至今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麽。今年89岁的邓小平自离开家乡后，从来没有回去家乡一次祭奠双亲，虽然那里还有他的亲人。五十年代初，邓已到了距家乡广安只有60公里的重庆，也没回去一顾。 毛回到家乡韶山，都是住在专为他修建的别墅“"滴水洞”中。他访亲问友，自得其乐。一位叫汤瑞仁的当地农妇，只因有缘与毛照了一张合影，立即身价高升，当了韶山村妇女队长，不用出工，每天拿最高工分。而当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只因亲自为毛彻夜站岗警卫，给毛留下忠厚忠诚的深刻印象，日后才被毛选为接班人，毛临终为华写了条幅“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后，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房间绝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后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于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后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于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高干就医先要毛批准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高层干部的重大医疗手术都必须经过毛本人的批准。例如，周恩来早就被发现患了膀胱癌，周的专属医生张佐良几次向中共高层汇报周的病情，但治疗一直被延缓。1974年4月21日周得知自己真实病情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治疗，隔了整整40天，于5月31日，毛才批准周恩来住院治疗。周在他余后生命的一年七个月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术，最后死于1976年1月。研究中共毛周晚年权力斗争的专家多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拖缓，以致周于死地。但李志绥认为，这很大程度在于毛认为癌症不能治而然。因为连毛最信任的中共特务总管康生，也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毛批准就医。 毛对自己的疾病也是这样，认为绝不会得绝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他全身水肿刚退，体重从180磅降到154磅，右侧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并不自觉地颤抖。他当时只能走很短的路，还要别人帮助。同时唾液增多，流涎，视力严重减退，需要用大倍数的放大镜去读书。 第二年，毛说话出现障碍，嗓音低哑，话语别人很难听懂。李志绥检查不出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而毛泽东又固执地拒绝看别的医生，他认为其他医生都不可靠。1974年夏，毛的所有症状都加重，最后毛同意李志绥去找另外两名神经病学专家黄克维和王希德。经会诊，三人最初一致认为毛患了帕金森症（Parkinson），最后又一致推翻原来的诊断，确诊毛患了“中枢性神经衰竭”，顶多可以再活两年。毛从来没有被告之他患了这种不治之症，没有人敢告诉他，因为他会发怒，认为那些可恨的医生们故意吓唬他，和当年吓唬并毒害斯大林的医生们一样。 毛最后几乎说不出话来时，还自认为只是患了“喉炎”，并确信“人定胜天”。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泽东进入垂危状态。在他的病榻旁边，垂立著中共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毛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李志绥一直摸著毛的微弱脉动。突然，毛的嘴唇动了几下，李志绥不懂是何意，在旁的张玉凤翻译说，“主席问你还有没有希望？”李志绥两眼望著这位他跟随了22年的伟大领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感到毛的手在紧紧握他的手，他只好说，“主席，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李志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听了这句话，脸上高兴得红起来，接著手一松，就断了气。李志绥看了看手表，9月9日零时10分。 ●皇帝作古，天下进步 在石文安所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本书中，李志绥主要回忆的是毛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很少。但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出人意料∶毛一次对李志绥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但不这样做的话怎麽办呢？中国走哪条路呢？”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是五五对开。但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适值毛生辰100周年，中共大兴土木，对毛百般歌颂。在毛家乡韶山修筑了一面山坡的百首毛泽东诗词碑林及纪念毛的五大工程。陆续编拍出八部歌颂毛泽东的电影——峨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西影：《毛泽东在延安》，上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北影：《毛泽东在1927》，八一：《井冈山风云》，福建：《毛泽东在闽西》。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于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 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中国还流行“毛热”，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只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著。 当年，亿万人曾虔诚地祝愿“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今天，人们真是庆幸毛没有活到百年；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中南海“黑手高悬霸主鞭”，中国目前的这一切改革进步都难以想像。人们感谢历史上有个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国开始了解冻。它至少告诉人们，只要是独裁者，只要是皇帝，一旦他撒手人寰，社会只能更宽松，更进步。 ——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12月26日 1993-12-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伊斯兰国为何要在巴黎大屠杀
曹长青按语∶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编辑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撰写的长文《“伊斯兰国”到底想要什麽》（What ISIS Really Wants），发表在该刊今年三月号。此文深入介绍分析了“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和狂热宗教背景，对于了解今天巴黎遭到恐怖袭击等具帮助作用。中国《澎湃新闻》的乔华莘翻译了此文。下面是译文∶ 伊斯兰国并不仅仅是一群疯子聚在一起。它是一个宗教团体，有深思熟虑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认为自己是末日决战的关键力量。以下讨论其战略意图，以及阻止它的方法。 什麽是伊斯兰国？ 它来自何方？目的何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而且似乎没几个西方领导人知道答案。2014年12月，《纽约时报》公布了美国驻中东特别行动司令麦克•中田少将的一些言论，其中承认他也是才刚刚开始思考伊斯兰国的诉求。他说∶“我们并没有击败他们的意识形态，甚至都不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过去几年，奥巴马总统在不同场合曾指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只是基地组织的“初级预备队”。这种说法把对该组织的混乱认识表露无遗，而且可能已经导致重大的战略错误。 去年6月，他们占领了伊拉克的摩苏尔，目前控制的地区比英国都大。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从2010年5月起一直担任该组织的领袖，但他去年夏天以前的最新影像资料不过是美军占领伊拉克时被羁押在布卡集中营中的一段模模糊糊的视频而已。然后，到去年7月5日，他登上摩苏尔努里大清真寺的讲坛，以首任哈里发的身份进行斋月布道，影像质量一下子从模模糊糊飞跃到高清，身份也从被追捕的游击队员变成全体穆斯林的领袖。此后从全世界纷至沓来的圣战斗士从速度和规模上都前所未有，而且还在继续。 我们对于伊斯兰国的无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它是一个隐修士的王国，去往那里的人很少回来。巴格达迪也仅仅面对镜头演讲过一次。但他的演讲，以及伊斯兰国其他无数宣传影片和通告，都发布在网上。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坚持不懈地让世人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原则上拒绝和平，渴望种族屠杀，它的宗教观点使它从根本上无法进行某些变革，即使这种变革能确保其生存；它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预言者，而且也是首要参与者。 伊斯兰国又称伊拉克及阿尔沙姆伊斯兰国（ISIS），它遵循的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派，它对通往最终审判之路的信念影响著它的战略，也可以帮助西方了解它的敌人，以及预测它的行为。它的崛起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将穆兄会的领袖视为叛徒）不同，而更像大卫•考雷什或吉姆•琼斯之类的反乌托邦主义再世，不过它以绝对权力统治的不是几百个人，而是八百万人。 我们至少在两个方面误解了伊斯兰国的性质。首先，我们倾向于认为圣战运动只有一种类型，所以把基地组织的逻辑也套用在这个已经远超基地的组织上。我接触过的伊斯兰国支持者依然尊称奥萨马•本•拉登为“奥萨马酋长”，但圣战斗士们已经从基地组织1998-2003年的全盛时期产生了变化，许多圣战斗士看不起基地组织目前的领导层，以及他们的战略部署。 本•拉登把自己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而且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国家。他的组织灵活性强，由分散在各地联成网络的自治小组构成。而伊斯兰国要求拥有疆域维持其合法性，统治国家的是一个至上而下的结构。（它的行政机构分为行政和军事两部分，疆域也分为不同省份。） 其次，我们被好心但不诚实的宣传误导了，这种宣传否认伊斯兰国的中世纪宗教性质。曾在1997年首次采访本•拉登的彼得•伯尔根，在其名为《圣战合股公司》的第一本著作中有意无意地把本•拉登当做现代世俗社会的成员。本•拉登把恐怖活动公司化，并对外发放许可。他要求特定的政治让步，比如美国军队撤出沙特阿拉伯。他的士兵在全世界自信地游荡。默罕默德•阿塔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沃尔玛购物，在必胜客吃晚饭。 几乎所有伊斯兰国的决策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 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印像—— 圣战斗士都是现代人，有现代政治观念，只不过穿著中世纪宗教的外衣——然后把这种印像套在伊斯兰国身上。实际上，除非从虔诚地、千方百计地把世界文明拖回7世纪的法律氛围并最终引发末日决战的角度理解，否则这个组织的大部分行为看起来都是荒谬的。 能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伊斯兰国的官员和支持者自己。他们对“现代”嗤之以鼻。在言论中他们坚持他们不会，也不能，对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早期追随者们写在伊斯兰教中的执政戒律有任何偏离。他们经常提到的条文和典故对非穆斯林来说十分奇怪或者老套，但都与早期伊斯兰教的传统和经文有关。 举例来说，2014年9月，伊斯兰国的首席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酋长号召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找到不信道者，并把他们“用石头砸碎脑袋”、毒死、用车撞死、或者“毁坏他们的庄稼”。在西方人听来，这些犹如圣经中的古老惩罚方式，比如石刑和毁坏庄稼，与更现代的汽车谋杀并列在一起，十分奇怪。（阿德纳尼还把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称为“没切包皮的老头”，好像他仅仅通过形象比喻就能吓唬人一样。） 但阿德纳尼并不是在胡言乱语。他的言论带有神学和法律的含义。他提及的毁坏庄稼直接来自穆罕默德不要伤及井水和庄稼的命令—— 除非伊斯兰部队处于防守态势，也就是说，穆斯林在卡费勒，也就是不信道者的土地上，此时应该毫不留情，毒杀一切。 实际状况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是地地道道的伊斯兰。是的，它吸引了一些疯子，也吸引了一些机会主义者，他们大都来自中东和欧洲未受波及的地区。但它最忠实的追随者所宣扬的教义，源自对伊斯兰最直接甚至是最深刻的解读。 实际上伊斯兰国制定的所有主要决策和法律，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文具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即事无巨细，都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或者其实际行为。穆斯林可以不接受伊斯兰国，事实上绝大多数穆斯林也的确不接受，但假装说这不是宗教性的、千年至福性的团体，不需要了解其神学特性并与之斗争，已经使美国低估了该组织，制定出的对付该组织的策略也十分愚蠢。我们必须了解伊斯兰国的知识传承，才能够削弱它，并让它因为自己的极端狂热而自我毁灭。 在支持者看来，对疆土的控制是伊斯兰国权威性的前提条件。这幅地图采自战争研究学院，显示的是截止1月15日哈里发国控制的疆域，还有它正在进攻的地域。在它统治的地区，伊斯兰国征收捐税、控制价格、设立法庭，并提供从医疗保健到教育通讯的各种服务。 一、虔诚 去年11月，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广告视频，把自己的源头追溯到本•拉登。它还把伊拉克基地组织2003到2006年的凶残领袖阿布•穆萨•阿尔•扎卡维作为自己排在拉登之后的前辈，然后更近些的是另外两个游击战领袖，然后就是巴格达迪，现任哈里发。值得注意的是，视频并没有提到本•拉登的继承人，不苟言笑的埃及眼科医生，基地组织现任领袖艾曼•扎瓦希里。扎瓦希里并未对巴格达迪效忠，圣战斗士们也对他日渐疏远。他被孤立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人格魅力，比如在一些视频片段中他显得有些斜眼而且烦躁。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分裂由来已久，而且可以从某个角度说明后者为何嗜血如狂。 与扎瓦希里一同被孤立的还有一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尔•马克迪斯的55岁的约旦神学家。一般相信他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奠基人，也是一般美国读者不大熟悉的关键圣战斗士。在绝大多数教义上马克迪斯和伊斯兰国并没有分歧。双方都属于一个叫萨拉非的逊尼教派的圣战分支。所谓萨拉非，源自阿拉伯语“阿尔•萨拉夫•阿尔•萨利赫”，即“虔诚的先驱们”。这些先驱指的是先知本人以及他最早的追随者。萨拉非教派尊崇并效仿他们作为一切行为的模范，包括战争、服装、家庭生活，甚至牙齿健康。 伊斯兰国期待著“罗马”大军的到来，并在叙利亚的大比丘击败他们，这将开启最后的末日决战。 马克迪斯是扎卡维的导师。扎卡维是带著导师的教诲奔赴伊拉克战斗前线的。随著时间的推移，扎卡维变得比导师更加狂热，最终遭到导师的指责。问题关键在于扎卡维过于嗜血如狂——作为原则问题，他对其他穆斯林过于仇恨，甚至要将他们逐出伊斯兰教并杀死他们。在伊斯兰中，实行塔克菲尔，即将人逐出伊斯兰教，从教义上来说是邪恶的。先知曾说∶“如果一个人对他的兄弟说∶‘你是不信道者’，二者必伤其一。”如果指称者错了，那他就会因妄断而成为叛教者。叛教的惩罚是死刑。尽管如此，扎卡维还是毫无必要地将可以指称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行为范围扩大了。 马克迪斯写信给这位以前的学生，告诫他要谨慎行事，并且“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塔克菲尔”，也不要“宣称他人因为罪过就成为叛教者。”叛教者和罪人的差别也许比较微妙，但这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根本分歧所在。 否认古兰经的神圣性和穆罕默德是先知毫无疑问是叛教行为。但扎卡维以及由他衍生的伊斯兰国认为还有许多其他行为可以将一个穆斯林逐出伊斯兰。这些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贩卖酒类和毒品、穿著西式服装、不蓄须、在选举中投票（即使是投给穆斯林候选人）、对叛教者宽松。伊拉克人口的大多数属于什叶派，而什叶派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伊斯兰国认为什叶派篡改经书，而篡改古兰经就是否认其原始的完美性。（伊斯兰国宣称一些通行的什叶派教规，比如崇拜伊玛目陵墓和在公众场合自我鞭笞，在古兰经中都没有记载，也不是先知的行为。）这意味著大约200万的什叶派教徒都应该被处死。同样应该被处死的还有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元首，因为他们要麽曾竞逐职位，要麽曾施行那些非由真主订立的法律，等于是把人为制定的法律凌驾于沙利亚法之上。 根据塔克菲尔原则，伊斯兰国必须净化世界，要杀一大批人。由于缺乏来自其统治区的客观报道，外界无法了解这种屠杀的规模，但该地区社交媒体的帖子显示处决的个案此起彼伏，而且每过几个星期，就有大规模处决的案例。穆斯林“叛教者”是最常见的受害者。但似乎不反抗新政府的基督徒倒能避过处决。巴格达迪允许他们苟活，只要他们缴纳一种称为吉兹亚的特别税，以表示自己的顺从。古兰经无可辩驳地允许这种做法。 穆萨•塞蓝托尼奥，澳大利亚籍阿訇，据报是伊斯兰国最有影响力的招募者。他相信曾有预言，哈里发国将攻占伊斯坦布尔，然后被反对救世主的人领导的军队击败。而这位反对救世主的人最终也将死去，此时已经仅有数千圣战者幸存，这将引发最终决战。（保罗•杰菲尔斯/费尔\\\\\*斯通讯社） 欧洲大地的宗教战争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从那以后，人类也不再因为晦涩难懂的神学争论而大规模死亡。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才对伊斯兰国那些神学和教规方面的消息表示无法理解和不可相信。许多人无法相信这个团体会像他们宣称得那麽虔诚，也不相信他们会像他们的行动和宣言那样，观念如此落后，笃信末日决战。这些疑问都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指责穆斯林盲目遵循经书的西方人都遭遇到学界的质疑，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他指出说穆斯林“古老”通常是诋毁污蔑他们的另一种方式。这些学者敦促大家关注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环境，比如行政恶劣、社会道德没落、在那片土地上仅仅追逐石油而漠视生命。 不考虑这些因素，任何对伊斯兰国崛起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但仅仅关注这些而忽略意识形态又陷入另一种西方式的偏见，即∶既然宗教对华盛顿和柏林无关紧要，那麽对拉卡和摩苏尔肯定也是同样的无关紧要。当一个蒙面的行刑者喊著“阿拉胡阿克巴”斩首一个叛教者时，他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宗教。许多主流穆斯林组织都在努力说明伊斯兰国实际上并非伊斯兰。知道绝大多数穆斯林都不希望晚间的娱乐节目从好莱坞大片换成公开处决录像当然是挺让人感到安慰的，但正如普林斯顿学者，研究伊斯兰国神学的专家伯纳德•海克尔告诉我的，那些说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的穆斯林都是典型地“感到不自在，而且希望政治正确，对待自己的宗教采取似是而非的态度。”这忽略了“他们的宗教在历史和教法上的要求。”许多对伊斯兰国宗教属性的否认，他说，都是源于“不同信仰间基督教别废话的传统”。 关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我请教过的每个学者都把我引见给海克尔。他有黎巴嫩血统，小时候在黎巴嫩和美国都生活过，从他那诱人的山羊胡子间发出的话语，还带著一丝难以察觉的外国口音。 海克尔认为，伊斯兰国各阶层都融入了宗教的活力，随处可见对古兰经的引用。“甚至步兵都经常爆出几句，”他说。“他们一边在镜头前摆姿势，一边机械地重复基本的教义，无时无刻不这麽做。”他认为那种伊斯兰国已经扭曲了伊斯兰经文的说法是荒谬的，只有刻意的忽略才能让这种说法站得住脚。“人们希望为伊斯兰开脱，”他说。“就是那个‘伊斯兰是和平宗教’的咒语，好像还真有‘伊斯兰’这麽回事儿似的！其实伊斯兰就是穆斯林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经文的演绎。”那些经文是所有逊尼派穆斯林共有的，并不是专属于伊斯兰国。“而这些家伙和其他人具备同样的合法性。” 所有穆斯林都知道穆罕默德早年的征战并不都是干干净净，古兰经及圣训中流传下来的战时律例是为动乱暴戾年代度身定做的。根据海克尔的推断，伊斯兰国的斗士们才是真正倒退到了早期的伊斯兰时代，而且是在忠实地再现战时的状况。这里面包括一些现代穆斯林已不再视作属于神圣经文的做法。海克尔说∶“那些变态（的圣战斗士）并不是特地从中世纪的传统中挑选了奴隶制、钉十字架、斩首，”伊斯兰国的斗士们“身陷中世纪传统之中，并把它整个带进了现代社会。” 未能分清ISIS和基地组织的根本区别已经导致了危险的决策 古兰经钉十字架是允许对伊斯兰的敌人施行的少数几种惩罚之一。在古兰经第九章忏悔中，明确允许对基督徒征税，并教导穆斯林讨伐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直到他们顺从地缴纳吉兹亚税，并真心臣服。”被所有穆斯林奉为榜样的先知，践行了这些规则，而且也曾蓄奴。 伊斯兰国的领袖们把效仿穆罕默德严格作为自己的职责，并恢复了一些沉寂了数百年的传统。“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他们对经文的执著，更是他们阅读经文的认真态度，”海克尔说，“这是一种普通穆斯林所不具备的不折不扣、近乎病态的认真态度。” 伊斯兰国兴起之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最忠实地遵从先知的是18世纪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教派。他们征服了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地区，他们的严格教规今天还以一种稍微宽松的沙利亚法在当地实行著。海克尔认为这两者之间也有重大区别，虽然∶“瓦哈比教派并不滥用暴力。”他们周围也是穆斯林，他们征服的区域本来也已伊斯兰化，没必要下重手。“ISIS却生活在更早的年代。”早期的穆斯林是被非穆斯林包围的，而伊斯兰国，由于其塔克菲尔倾向，认为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 即使基地组织想恢复奴隶制，它也从来没这麽说过。干嘛要说呢？悄悄地蓄奴也许是一种战略思考，起码考虑到了公众情绪。当伊斯兰国开始公开蓄奴时，它的一些支持者都退缩了。尽管如此，哈里发国还是毫无内疚地继续拥抱奴隶制，并施行钉十字架的刑罚。发言人阿德纳尼在一次例行的发布会上对西方叫嚣道∶“我们将征服你们的罗马，打断你们的十字架，把你们的女人充为奴隶。如果我们见不到那天，我们的子孙将见到那天，他们会把你们的子孙在市场上卖作奴隶。” 十月份的伊斯兰国杂志《大比丘》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立即恢复奴隶制》，其中提出的问题是，雅兹迪人（一支古老的库尔德教派，曾借用一些伊斯兰的元素，在伊拉克北部遭受伊斯兰国的攻击）是犯了错的穆斯林，因而应该被处死，还是仅仅是异教徒，因而应该合理地被充作奴隶。伊斯兰国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是异教徒，这篇未署名的文章写道∶ 雅兹迪女人和孩子（应该）根据沙利亚法分配给参加辛贾尔（伊拉克北部）行动的伊斯兰国战士┅┅把卡费勒（不信道者）的家庭充奴，纳他们的女人为妾，都是沙利亚法中明确规定的。任何人如果否认或者怀疑这一点，就是否认和怀疑古兰经文以及圣训的教诲┅┅因此就是伊斯兰的叛教者。 二、领土 据估算，数以万计的外国穆斯林已经移民伊斯兰国。来源地包括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他们是来战斗，许多人还抱著必死的决心。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彼得•纽曼告诉我，网络成为传播宣传和确保新人信仰的基本手段。网络招募也让困在家中的保守穆斯林妇女能够接触到招募者，变得激进，并得以去往叙利亚，这拓宽了圣战组织的人员构成。伊斯兰国希望同时吸引男女两性，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 去年11月，我到澳大利亚拜访了穆萨•赛兰托尼奥，他30岁，被纽曼和其他学者称为两位最重要的“新思想权威”之一，引导外国人加入伊斯兰国。他曾在开罗的伊卡拉电视台布道三年，但因电视台反对他一再呼吁建立哈里发国而离开。目前他通过脸书和推特传教。 赛兰托尼奥身形魁梧，为人和善，还带点书生气。他告诉我看到斩首视频也吓得脸色刷白。虽然伊斯兰国要求支持者接受，他依然憎恨暴力。（他也公开声称反对自杀炸弹，因为真主禁止自杀，这一点在圣战斗士间有争议；他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也与伊斯兰国意见不一。）他一脸蓬乱的络腮胡子，就像是个《魔戒》的超龄粉丝。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是活在中世纪幻想小说的剧情中，只是身上有血有肉。 去年六月，赛兰托尼奥和夫人试图移民国外——他不说目的地（“去叙利亚是违法的，”他小心说道。）——但途中在菲律宾被截获，并因逾期居留被遣返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企图加入或者去往伊斯兰国是刑事罪行，赛兰托尼奥的护照被没收。他目前滞留在墨尔本，成了当地警界的熟客。如果发现赛兰托尼奥协助任何人去往伊斯兰国，他将被捕入狱。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自由的——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是个与伊斯兰国无关的理论家，虽然他有关伊斯兰国教义事务的言论已经被其他圣战者视作可靠无疑。 我们约在富茨克雷吃午饭，这是墨尔本郊区一个人口密集，文化多元的社区，也是导游书刊《孤独星球》的发祥地。赛兰托尼奥在这里长大，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部城市）血统。这里的街上可以看到非洲饭馆，越南小店，还有萨拉非派的阿拉伯年轻人来来往往，他们的特征是留著短短的胡须，长衬衫，裤脚只到腿肚子。 赛兰托尼奥向我描述了6月29日巴格达迪宣布成为哈里发时他的喜悦之情，以及两河流域对他和朋友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如磁石般的吸引力。“当时我在（菲律宾的）酒店里，看著电视直播，”他告诉我，“我一阵惊喜，就好像，我还呆在这破房间里干嘛啊？” 最后一个哈里发国是奥斯曼帝国，它在16世纪到达顶峰，然后慢慢衰败，直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让其寿终正寝。但和许多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一样，赛兰托尼奥并不认可那个哈里发国的合法性，因为它并未实行包含石刑、奴隶制和斩肢的伊斯兰法，而且它的哈里发也不是先知所属的古莱氏族的后裔。 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布道中用很大篇幅阐述这个哈里发国的重要性。他说哈里发国已经名存实亡了大约一千年，复兴哈里发国是大家共同的义务。他和追随者们“加紧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并确立了领袖”。“这是穆斯林的责任——这种责任已经失传了好几个世纪┅┅丢失这个传统是穆斯林的罪过，我们必须努力重建它。”与他之前的本•拉登一样，巴格达迪言辞华丽，经常引经据典，还使用古典韵律。与本•拉登不同，也与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假哈里发不同，巴格达迪是古莱氏。 赛兰托尼奥告诉我，哈里发国不仅是个政治实体，也是通向救赎的媒介。伊斯兰国的宣传经常报道穆斯林世界各种圣战组织对其表示巴亚阿（效忠）的消息。赛兰托尼奥引述先知的话说，不效忠就死，就是死在贾希尔（无知）之中，因此就是一种“不信道的死法”。考虑一下，穆斯林（这点基督徒也一样）心目中真主会如何处理那些不知道自己真正宗教信仰就死去的人的灵魂。它们既不会得到明显的救赎，也不一定会被定罪。同样的，赛兰托尼奥说，那些信奉全能的真主并顶礼膜拜的穆斯林，如果死前连个正统的哈里发都没有效忠过，而且没履行过效忠的责任，那麽他的一生就不是完整的伊斯兰。我指出如果这麽说，那麽历史上绝大多数穆斯林，还有那些死于1924年至2014年之间的所有穆斯林，都是不信道的死法。赛兰托尼奥沉重地点点头∶“我只能说，”哈里发国“已经重建伊斯兰。” 我问他自己的巴亚阿，他立即纠正我∶“我没说要宣誓效忠。”他提醒我，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向伊斯兰国表示巴亚阿是非法的。“但我同意（巴格达迪）符合要求，”他继续道，“我就给你眨下眼，你可以随意解读。” 成为哈里发必须符合逊尼教法中规定的条件——必须是古莱氏族的成年穆斯林男子，为人诚实正直，身心健康，还要具备雅姆尔，即权威。这最后一点，赛兰托尼奥说，是最难的，需要哈里发拥有领土，并在其上施行伊斯兰法。赛兰托尼奥说，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在6月29日前很早就具备了这一点，而且一做到这一点，集团内的一个来自西方的高层，赛兰托尼奥称其为“大概是领袖吧”，就开始谈论宣布立国的宗教责任。他和其他人向掌权的人不断建言，说再推迟是有罪的。 来自伊斯兰国的社交媒体帖子表明死刑处决几乎不断发生。 赛兰托尼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派别，如果巴格达迪的团体再推迟立国，就对他宣战。他们致信ISIS中各种实权人物，表达对未能设立哈里发的不满，但发言人阿德纳尼平息了他们。阿德纳尼告诉他们一个秘密∶在公开宣布之前很久，哈里发国就已经成立了。他们有合法的哈里发，而且当时也只有一个候选人。“如果他合法，”赛兰托尼奥说，“你们就必须对他宣誓巴亚阿。” 巴格达迪的7月布道之后，圣战斗士们得到了新的力量，开始每日不断地流入叙利亚。曾在12月走访过伊斯兰国的德国作家兼政治家尤根•托登霍夫报道，仅仅两天内就有一百名斗士抵达土耳其边境的一个招募站。他和其他报道都表明，外国人的加盟源源不断，他们准备放弃家里的一切，到地球上最恶劣的地方，为天堂里争一席之地。 伯纳德•海克尔是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最权威的世俗学者。他相信这个团体企图重建伊斯兰最初的样子，并正在不遗余力地再造战争环境。他说∶这个团体对待古兰经文有一种“不折不扣、近乎病态的认真态度”。（彼得•墨菲摄） 与赛兰托尼奥午饭前一个星期，我在伦敦见了三位已被查禁的伊斯兰团体阿尔-穆哈吉隆（迁者）成员∶安杰姆•乔达瑞、阿布•巴拉阿，和阿卜都勒•穆希德。他们都表达了迁往伊斯兰国的愿望，而且他们很多伙伴都已经去了，但官方收缴了他们的护照。和赛兰托尼奥一样，他们认为哈里发国是地球上唯一正当的政府，当然他们谁也不会公开表示效忠。他们与我见面的首要目的是要向我说明伊斯兰国的意义，它的政策反映著真主的法律。 48岁的乔达瑞是这个团体以前的领袖。他经常在CNN露面，是台方能够找到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能为伊斯兰国激烈辩护的人物之一，而且常常说到被切断麦克风。他在英国的形象是个令人讨厌的牛皮大王，但他和他的弟子们都坚定地信赖伊斯兰国，而且在教义问题上，与伊斯兰国同声同气。乔达瑞等人是推特上有关伊斯兰国民消息的名人，阿布•巴拉阿维护著一个油管频道，解答有关沙利亚法的问题。 从9月开始，当局因怀疑这三个人支持恐怖主义而对他们进行调查。由于这种调查，他们不得不分开见我∶他们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违反假释条件。但跟他们交谈就好像在和戴著不同面具的同一个人说话。乔达瑞在伦敦东郊伊尔福德的一家糖果店里和我见面。他穿得很精神，披著鲜蓝色的外套，几乎垂到脚踝。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吸著红牛。 乔达瑞告诉我∶“哈里发国成立之前，也许85%的沙利亚法律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基拉法（即哈里发国，基拉法是阿拉伯语哈里发国的发音）之前，它们都被搁置了，现在我们有了。”举例来说，没有哈里发国，个人抓了小偷的现行，也不一定要斩下他的手。但哈里发建国后，沙利亚法及其他大量的法理都复苏了。从理论上说，所有穆斯林都有义务迁往哈里发施行这些法律的地区。乔达瑞的得意门生，从印度教皈依的阿布•鲁梅萨，就是带著一家五口躲过了警方的堵截，在11月从伦敦到了叙利亚。就在我和乔达瑞见面的那天，阿布•鲁梅萨在推特上贴了张照片，他一手举著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另一手抱著初生的儿子。主题标签∶#基拉法世代。 哈里发必须施行沙利亚法，任何偏离都会导致效忠者私下提醒其错误，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他拒不改正，可以将他逐出教门并取而代之。（巴格达迪在其布道中说∶“我被迫承担大业，被迫履行这份责任，这份责任极为沉重。”）作为回报，哈里发要求服从——那些执迷不悟支持非穆斯林政府的，经警告教育仍不悔改，就是叛教者。 乔达瑞说沙利亚法被误解了，因为它未能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得到全面实施，虽然他们也斩首杀人犯，也砍下小偷的手。“问题在于，”他解释说，“沙特阿拉伯这种地方只实行惩罚，而不提供沙利亚法规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这是不全面的。他们只是在引起对沙利亚法的仇恨。”全面的沙利亚法，他说，应该包括给所有人免费住房、食物和服装，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这一切。 32岁的阿卜都勒•穆希德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观点。我和他在一家当地饭馆会面，他一副圣战者打扮，胡子拉碴，戴著顶阿富汗小帽，钱包挂在衣服外面，连著一条看起来像肩带的东西。一坐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谈起福利制度。伊斯兰国对道德罪行的惩处也许是中世纪的（酗酒和淫乱处以鞭刑，通奸是石刑），但它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是，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到能够让MSNBC评论员满意的程度。卫生保健，他说，就是免费的。（“英国不也是吗？”我问。“不见得，”他说，“有些不包，比如视力。”）提供这些社会福利，他说，并不是伊斯兰国自己选择的政策，而是真主法律要求的义务。 安杰姆•乔达瑞，伦敦最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辩护人，说钉十字架和斩首都是神圣的要求。（塔尔•科恩/路透社） 三、末日决战 所有穆斯林都认为只有真主才能预知未来。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在古兰经和圣训中，真主让我们窥探未来。伊斯兰国与其他所有近代圣战运动不同的就是他们相信这些预言是作为中心思想写在真主的经文当中的。正是这种特质让伊斯兰国与其各种前辈有显著差异，也使伊斯兰国对自身使命的宗教性质一清二楚。 广义来说，基地组织的行为像地下政治运动，他们随时都有与世俗世界相关的目标——将非穆斯林逐出阿拉伯半岛，摧毁以色列国，终结穆斯林土地上的独裁政权。伊斯兰国也有与世俗的任务（包括在占领的区域清理垃圾和供水），但世界末日才是他们宣传的主旋律。本•拉登很少提及末日决战，而且即使提到，也似乎认为要在自己死后很久，这个由神最终裁决的光辉时刻才会来临。“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出身逊尼精英家庭，看不起这种臆测，认为只有普罗百姓才会这麽胡思乱想，”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尔•麦坎茨说道。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伊斯兰国末日决战思想的书。 在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最后几年，伊斯兰国的直接奠基人却到处看到末日的迹象。他们期待著在一年内马赫迪就会降临。马赫迪就是在世界末日来临前带领穆斯林走向胜利的救世主式人物。麦坎茨说，有位伊拉克的著名伊斯兰主义者就曾在2008年警告本•拉登，说这个团体的领导是千年至福说的信徒，他们“不停地谈论马赫迪，”并根据他们推测的马赫迪降临日期“制定战略决策”。“基地组织不得不去信（这些领导），让他们‘别说了’。” 对于某些真正的信徒来说——他们渴望史诗般的善恶对决——末日决战的浴血场面可以满足深层的心理需要。我见过的伊斯兰国支持者，比如澳大利亚的穆萨•赛兰托尼奥，就表现出对末日决战的浓厚兴趣，而且也关注末日来临之前伊斯兰国和世界的样子。他的预测一部分是自己原创，不在教义之中。但其他部分是基于主流的逊尼派经文，并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随处可见。其中包括将只有12位哈里发，巴格达迪是第八位；罗马军队将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军队大规模遭遇，伊斯兰与反救世主的最后对决将在在耶路撒冷发生，时间是伊斯兰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后。 伊斯兰国赋予叙利亚城市大比丘格外的重视。大比丘位于阿勒颇附近，伊斯兰国以它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宣传刊物，并在占领该市并无战略价值的平原之后疯狂庆祝。正是这里，先知据报曾说过，罗马大军将安营扎寨。伊斯兰大军将在此与其遭遇，大比丘就是罗马的滑铁卢，或者安提塔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转折点）。 “大比丘基本上都是农田，”一位伊斯兰国的支持者最近在推特上写道。“可以想见，这里可以举行大规模战斗。”伊斯兰国的宣传家做梦都期望著这场战斗，而且不断暗示它会很快到来。伊斯兰国杂志引述扎卡维说∶“星星之火在伊拉克点起，强度不断提高┅┅直到在大比丘烧向十字军的部队。”一段近期的宣传视频播放了一段好莱坞中世纪战争片——也许是因为不少预言都明确指出两支大军将骑马作战，使用的也是古代兵器。 现在已经占领了大比丘，伊斯兰国在这里等待敌军的到来，击败他们，就会开启末日决战的倒数。西方媒体经常错过伊斯兰国视频中有关大比丘的片段，而只是关注那些骇人的斩首场景。“我们这是在大比丘埋葬第一个美国十字军，并期待你们其他部队的来临，”11月的一段视频中，蒙面的行刑者说道。视频中展现著彼得•（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被斩下的头颅，他是一位救援人员，此前已被关押一年多。12月在伊拉克的战斗中，圣战队员们报告（也许是误报）看到了美国士兵，伊斯兰国的推特账号爆发了狂喜，就像聚会主人看到第一位客人到来那样欣喜若狂。 圣训预言，大比丘之战的敌人是罗马。谁是“罗马”是有争议的，因为教皇目前已经没有军队。但赛兰托尼奥认为罗马指的是东罗马帝国，其首都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应该认为罗马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就是90年前终结最后一个自封哈里发国的那个共和国。其他伊斯兰国人士认为罗马也可以是指任何异教徒的军队，美国军队完全符合。 圣战队员报告在战斗中看到美军士兵之后，伊斯兰国的推特账号爆发了狂喜，就像聚会主人看到第一位客人到来那样欣喜若狂。 赛兰托尼奥说，大比丘战役之后，哈里发国将继续扩张，攻陷伊斯坦布尔。有人认为它将占领整个地球，但赛兰托尼奥认为它不会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位反救世主的人物，这在穆斯林有关末日决战的作品中称为达加尔，他会从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过来，杀死大量的哈里发战士，直到只剩下5000人，围困在耶路撒冷。正当达加尔准备消灭他们的时候，伊斯兰教中第二最受尊敬的先知，尔撒（即耶稣），将重归地球，刺死达加尔，然后率领穆斯林取得胜利。 赛兰托尼奥说，唯有真主才知道伊斯兰国的军队是不是上面所说的伊斯兰军。但他依然充满期望。“先知说过，末日降临前的一个迹像就是人们已经很久不再谈论世界末日了，”他说。“如今你去清真寺，阿訇们都对这个问题三缄其口。”按照这个理论，即使伊斯兰国遭受挫败也无所谓，因为反正真主已经设定好了几乎要摧毁所有的信徒。伊斯兰国最好和最坏的日子还都在前头。 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去年夏季由追随者宣布为哈里发。哈里发国的成立唤醒了许多沉寂多时的古兰经法律，并要求承认哈里发国的穆斯林迁往该国。（美联社） 四、战斗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有一个好处∶可以让我们预测这个团体的某些行为。奥萨马•本•拉登很难预测。他的首次电视采访结束得神神秘秘。CNN的彼得•阿内特问他∶“你未来有什麽计划？”本•拉登答∶“你会在媒体上看到听到的，如真主所愿。”相反地，伊斯兰国公开吹嘘他们的计划——当然不是全部，但如果仔细研究，已经足够推断出它的施政方针和扩张方向。 在伦敦，乔达瑞和他的弟子们详细描述了伊斯兰国成为哈里发国之后，应如何实施外交政策。它已经开始进行伊斯兰法所说的“进攻性圣战”，即以武力向非穆斯林统治的国家扩张。“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在自卫，”乔达瑞说。没有哈里发国，进攻性圣战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概念。但发动战争扩大哈里发国的疆域是哈里发的基本职责之一。 乔达瑞绞尽脑汁地把伊斯兰国实施的战时法律描绘成德政，而非暴政。他告诉我伊斯兰国有责任威慑敌人——斩首、钉十字架和将妇孺充奴都是把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圣令，因为这麽做会加速胜利的到来，避免长时间的冲突。 乔达瑞的同事阿布•巴拉阿解释说，伊斯兰法仅仅允许暂时性的和平条约，为时不得超过十年。与此类似，正如先知所言，接受任何边界划分也是要被逐出教门的，这一点在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中也有反映。如果哈里发批准任何长期和约或者永久边界划分，那麽他就犯了错误。暂时性的和约可以续期，但不可与所有敌人同时续期；哈里发每年必须至少发动一次圣战。他不得休憩，否则就是堕入了有罪的状态。 一个可以和伊斯兰国相提并论的政权是红色高棉，它屠杀了柬埔寨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但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不允许的，”阿布•巴拉阿说。“向联合国派驻大使就是认同真主之外的权威。”他指出，这种外交形式是偶像崇拜，或信仰多神，会立刻使巴格达迪成为异端并被替换。即使用民主的方式加速哈里发国的降临，比如投票选举支持哈里发国的政治候选人，也是偶像崇拜。 对伊斯兰国激进主义的破坏性怎麽说都不过分。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其基础是各国无论多麽不情愿，也要尊重边界划分。对伊斯兰国来说，这种尊重与其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其他伊斯兰主义的团体，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都接受了众人的劝导，渴望受邀加入国际大家庭，最终获得联合国的席位。即使是塔利班，谈判和迁就也时不时奏效。（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及阿联酋互派了大使，这一举动使伊斯兰国认为塔利班政权非法。）在伊斯兰国看来，这些都不可以做，是叛教行为。 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斯兰国的反应既迟钝又迷茫。这个团体的野心及粗略的战略蓝图早在2011年就已在其通告和社交媒体的发言中相当明显。当时它只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数众多的恐怖组织之一，还没有犯下大规模的暴行。发言人阿德纳尼当时告诉追随者们，这个团体的目标就是要“重建伊斯兰哈里发国，”他也谈到末日决战，说，“已经为时不远了。”2011年巴格达迪就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信者的领袖”，这通常是留给哈里发的称谓。2013年4月，阿德纳尼宣布开始“准备著，以先知的哈里发国方式重划世界”运动。2013年8月，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以先知的方式建立一个不承认任何国界的伊斯兰国家。”此时该组织已经占领叙利亚的一个省府拉卡，当地人口约50万，并不断吸引著大量听到召唤的外国斗士。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确定伊斯兰国的企图，并看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真空地带会给它实现自己的企图提供广阔的空间，我们至少能够推动伊拉克强化它与叙利亚的边界，并采取预防措施，与国内的逊尼派达成妥协。这起码可以避免在攻克伊拉克第三大城市后宣布成立哈里发国所带来的震撼性宣传效应。可惜，就在一年多前，奥巴马还对《纽约客》说，他认为ISIS只是基地组织的小伙伴。总统说∶“让大学球队套上湖人队服，也成不了科比。” 我们未能看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分裂，也未能分清二者的根本区别，这已经导致了危险的决策。比如，去年秋天，美国政府批准了一个营救彼得•卡西格的铤而走险计划。其中居然包含，应该说是要求，与一些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奠基人接触，这是何等仓促草率。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伊斯兰国的一切，让它慢慢流血似乎是无奈之中最好的办法。 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就是那个扎卡维及基地组织高层的导师。让他接触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主管图尔基•比纳利，他以前也是马克迪斯的弟子，虽然二人已经由于马克迪斯对伊斯兰国的批评不欢而散。马克迪斯当时也已经呼吁伊斯兰国宽恕英国出租司机阿兰•亨宁，他去叙利亚只是运送儿童援助物资。12月，《卫报》报道，美国政府通过中间人请求马克迪斯阻止伊斯兰国杀害卡西格。 马克迪斯当时在约旦自由生活，但不得与国外的恐怖分子联系，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约旦允许美国让马克迪斯联系比纳利。马克迪斯用美国人的钱买了一个电话，与他以前的学生愉快地交流了几天，然后约旦政府就中止了这种联系，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马克迪斯。几天后，卡西格斩下的头颅出现在大比丘的视频中。 马克迪斯在推特上遭到伊斯兰国粉丝的无情嘲讽，基地组织也因拒不承认哈里发国被严重鄙视。研究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学者科尔•布恩泽读过马克迪斯在亨宁问题上的意见后认为他加速了亨宁及其他人质的死亡。“如果我被捕成为伊斯兰国的人质，然后马克迪斯说我不应该被杀，”他告诉我说，“那我就可以跟自己说拜拜了。” 卡西格的死是个悲剧，但那个计划本来可以更成gong。马克迪斯和比纳利的和解本来可以开始弥合世界两个最大的圣战组织之间的裂痕。政府本来可以只是把比纳利引出来，获取情报或者除掉。（多次联系FBI都未获回应。）无论如何，企图在美国两个主要的恐怖对手之间扮演媒婆角色只能表明判断力奇差！ 我们前期后知后觉的恶果，就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库尔德和伊拉克的代理在战场上面对伊斯兰国，然后辅以定期的空袭。这种战术没有改变伊斯兰国控制的任何主要疆域，只能阻止他们直接攻打巴格达和阿尔比尔，到那里去屠杀什叶派民众和库尔德人。 某些观察家要求行动升级，可以想见，其中包括来自偏右的干涉主义者的声音（马克斯•布特，弗里德里克•卡甘），他们一直敦促部署成千上万的美国部队。这种声音不应立即驳回，因为那个公然进行种族屠杀的组织已经到了受害者的家门口，每天都在其控制的地区犯下暴行。 摧毁伊斯兰国凝聚力的一种方法是在军事上战胜它，并占领目前被哈里发国统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基地组织难以根除是因为它可以转入地下，像蟑螂一样继续生存。伊斯兰国不行。如果它失去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控制，就不能再作为哈里发国存在。哈里发国不能作为地下运动存在，因为拥有领土是必要条件∶一旦去除它对领土的控制，那些效忠的誓言就不再有效。当然那些以前的效忠者可以继续攻击西方，斩首敌人，但只能各自行事。哈里发国的宣传价值也将烟消云散，同时消散的还有向其迁移及为其效劳的宗教责任。如果美国发动地面进攻，伊斯兰国对大比丘之战的偏执会导致其投入巨大的资源，打一场常规战争。如果它在大比丘投入全力，而且被打败，它永远无法复原。 阿布•巴拉阿，在油管上维护著一个关于伊斯兰法的频道，说哈里发巴格达迪不得谈判约定边界，而且必须不断发动战争，否则会被逐出教门。 问题是，战争升级的风险十分巨大。鼓动美国发动地面进攻最积极的就是伊斯兰国本身。戴著黑头套的行刑者咒骂奥巴马总统的挑衅性视频显然意在将美国拉进战争。地面进攻将是全世界圣战者的巨大宣传胜利∶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对哈里发表示拜伊尔（效忠），但都相信美国要发动一场现代的十字军战争，屠杀穆斯林。地面进攻和占领会证实这种说法，从而促进其人员招募。加上以前作为占领军的不良记录，我们有理由犹疑。毕竟ISIS的崛起正是由于我们以前的占领行动为扎卡维及其追随者创造了空间。谁知道另一场拙劣的行动会有什麽后果？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伊斯兰国的一切，通过空袭和代理人战争让它慢慢流血似乎是无奈之中的最好办法。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民众都永远不会屈服，也永远不能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所有的逊尼派中心区域——他们在那里被人憎恨，再说也没有这种企图。但他们可以阻止伊斯兰国完成扩张的职责。它成年累月地无法扩张，就会越来越不像先知穆罕默德的胜利国度，而只会越来越像另一个无法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中东政府。 伊斯兰国存在的人道主义成本十分高昂。虽然它常常与基地组织相提并论，但对美国的威胁却不那麽大。基地组织的战略核心在圣战组织中比较罕见，是集中在“远方的敌人”（即西方），而大多数圣战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在附近。伊斯兰国更是如此，这正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它认为周围都是敌人。虽然它的领袖也对美国心怀敌意，但在哈里发国施行沙利亚法并不断扩大疆土才是第一位的。巴格达迪对此几乎直言∶11月他告诉他沙特的代理人，“首先对付拉菲塔（即什叶派）┅┅然后是苏鲁勒（即沙特王国的逊尼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们的基地。” 穆萨•赛兰托尼奥和安杰姆•乔达瑞的头脑既可以思考大屠杀，又可以讨论越南咖啡的特色，而且显然从二者都能感到愉悦。 外籍斗士（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拿著单程票奔赴哈里发国∶他们希望在真正的沙利亚法下生活，许多还希望成为烈士。记得吧，教义要求真正的信徒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哈里发国境内居住。一段伊斯兰国不大血腥的视频播放了一群圣战斗士烧毁他们的法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护照的画面。这对那些有意回去在卢浮宫的参观人龙中引爆自杀炸弹和在悉尼劫持巧克力店的人来说肯定不可思议。 伊斯兰国的一些“独狼型”的支持者攻击了西方目标，而且还陆续有来。但大多数攻击者都是业余水平的失意者，他们由于护照被没收或者其他原因未能迁往哈里发国。虽然伊斯兰国欢呼这些攻击，它的宣传机器就是这麽干的，但它还没有策划或资助过任何一起。（一月份对《查理周刊》的攻击原则上是一次基地组织的操作。）尤根•托登霍夫12月走访摩苏尔时，曾采访一位身形富态的德国圣战者，询问他有没有同伙曾回到欧洲发动袭击。这位圣战者似乎认为回去的不是战士，而是辍学生。“实际上那些从伊斯兰国回去的人应该感到后悔，”他说。“我希望他们重新检视自己的宗教信仰。” 只要控制得当，伊斯兰国很可能自我毁灭。任何国家都不会是它的盟友，而且它的意识形态也确保这种状况不会改变。它控制的疆域虽然在扩大，但大都不适宜居住，又贫瘠不堪。它自称代表真主意志，而且是末日决战的使者。一旦其疆域停止扩张，或者缩小，这种说法就会弱化，迁来的信徒就会减少。随著其内部惨况的报道逐渐被披露，其他地方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也会丧失信誉∶这是最尽力用暴力严格施行沙利亚法的国家，它不过是这个样子。 即使如此，伊斯兰国的灭亡不会一蹴而就，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如果伊斯兰国获得基地组织的效忠——从而大幅提高其基本信众的团结——它可能成为一个前所未见的最强大对手。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裂痕在过去几个月中似乎有所加深；12月份的《大比丘》发表了一大篇对一位基地组织投诚者的采访，他形容老东家腐败无能，扎瓦希里高高在上，不适合当领袖。但我们应该小心观察，双方万一和解了呢？ 除非发生这样的变故，或者出现伊斯兰国进攻阿尔比尔的威胁，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肯定只会让局面恶化。 五、攻心 把伊斯兰国的问题称作“伊斯兰的问题”是肤浅的，甚至有为其开脱的嫌疑。伊斯兰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只是在道义上执著于其中一种。同时，简单地指责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也毫无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读过古兰经原文的人，他们见到哈里发国行为的根据，都明明白白地写在经书当中。 穆斯林可以说现在奴隶制已经不合法，或者钉十字架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是错误的。很多人的确是这麽说的。但他们无法直言不讳地谴责蓄奴或者钉十字架，否则他们将与古兰经和先知的榜样发生冲突。“伊斯兰国的反对者只能采取一种原则立场，即伊斯兰教的某些核心经文和传统训导已经不再有效，”伯纳德•海克尔说。但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叛教的举动。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对某一特定的人群可以有强大的支配力。生活中的虚伪与表里不一在它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穆萨•赛兰托尼奥以及我在伦敦见过的萨拉菲教徒让人难以抗拒∶我提出的问题他们回答起来连磕巴都不打。他们对我的反复说教，如果接受他们设定的前提，反而很有说服力。把他们称作非穆斯林，对我来说，似乎是邀请他们来一场他们一定会赢的辩论。如果他们只是口沫横飞的疯子，我就可以断言他们将自我毁灭，因为疯子一个一个地不是自己绑上炸弹爆炸，就是成为无人机下的肉酱。但这些人的言论学术精准，使我恍如身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我甚至有些享受与他们相处，这让我不寒而栗。 非穆斯林无法教导穆斯林如何正确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但穆斯林内部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很久。“你得有套标准，”乔达瑞告诉我。“人人都可以自称是穆斯林，但如果有人接受同性恋或者喝酒，那他就不是穆斯林。这就好像不会有吃荤的素食者一样。” 可是，伊斯兰还有一个派别，和伊斯兰国同样属强硬派，他们也决不妥协，但结论却与伊斯兰国完全相反。不知是福还是祸，有些穆斯林心理上渴望看到在生活中像伊斯兰早期那样贯彻经文中的每个细节。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派别很有吸引力。伊斯兰国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忽略部分古兰经内容的穆斯林∶实行塔克菲尔（即逐出教门），或者讽刺嘲笑。但他们也知道，还有一些穆斯林，和他们一样，一丝不苟地阅读古兰经，并对他们形成意识形态的威胁。 巴格达迪是萨拉菲派信徒。萨拉菲这个词名声不好，部分原因是确有恶棍曾挥舞著萨拉菲派的旗帜为非作歹。但大多数萨拉菲派信徒不是圣战者，他们大多数所属的宗派都拒绝伊斯兰国。海克尔指出，他们致力于扩大“达拉伊斯兰”，即伊斯兰教的疆域。这也许会使用奴隶制和斩首这样的可怕手段，但那是未来的事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个人净化和严格奉行宗教，任何妨碍这个目标的事情——比如导致战乱而残害生命、干扰祈祷或打搅经文研习——都是不允许的。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去年秋天，我到费城的一家清真寺拜访了一名28岁的萨拉菲派伊玛目布雷顿•博休斯，教名阿卜杜拉。他的清真寺一边是费城罪案丛生的自由北区，另一边是个高档社区，可以称作“达拉潮人”（潮人区）。他的胡子样式可以让他在这个潮人区随意走动而毫无违和感。 宗教上存在和伊斯兰国类似的教派，他们也同样决不妥协，但结论却与伊斯兰国完全相反。 博休斯来自芝加哥的波兰裔天主教家庭，15年前皈依伊斯兰教。和赛兰托尼奥一样，他说起话来像个老者，对古老的经文滚瓜烂熟，又因求知欲和学识丰富对其笃信不移。他坚信经文是逃脱火狱的唯一途径。我和他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时，他带著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研习著作，还有一本自学用的日语书。他正在准备周五主麻（穆斯林周五中午的礼拜聚会为一周最隆重，称为“主麻”）有关父道的讲经，对象是150个左右信徒。 博休斯说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鼓励自己寺中的信徒生活严格清真。但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他考虑政治问题，这本来对萨拉菲信众来说遥不可及。“他们有关著装和礼拜的说法与我在自己寺中讲的一模一样。但一说到社会动乱，他们的口气就像切•格拉瓦了。” 巴格达迪一出现，博休斯就喊出“这不是我的哈里发”的口号。“先知所处的年代是大浴血的时代，”他告诉我，“他知道人们最坏的境况是动荡，特别是在乌玛（穆斯林社会）内部。”因此，博休斯说，萨拉菲信众的正确态度不是煽动不和，宣布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 相反地，博休斯与大多数萨拉菲派信众一样，相信穆斯林应远离政治。他们被称为寂静主义萨拉菲派，与伊斯兰国一样，也承认真主的法律唯一，并回避创建政党或投票之类的事务。但他们把古兰经对不和与动荡的厌恶解读成自己可以服从任何领袖，即使对方明显是有罪之人。“先知说过∶只要统治者没有明确的卡菲勒（不信道）行为，服从他，”博休斯告诉我，经典的“圣训集”也都警告过不可造成社会动乱。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决不允许分裂穆斯林——比如用大规模逐出教门的方式。博休斯说，生活中没有拜伊尔（效忠）的确让人无知，或陷入黑暗。但拜伊尔并不是对一个哈里发直接表示效忠，更不是对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它可以，更广义来说，是对宗教性社会契约的效忠，或者是对穆斯林社会的奉献，不用考虑是否在哈里发统治之下。 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认为穆斯林应该将精力放在个人修行上，包括礼拜、仪式、及卫生。这与超正统的犹太教徒类似，后者曾辩论安息日扯断厕所卷纸是否符合犹太教规（这算不算“撕开布匹”？—译注∶撕开布匹属正统犹太教安息日39种禁忌行为之一）。寂静萨拉菲教徒花大量时间确保裤子长度合适，哪些地方的胡子必须修剪整齐，哪些地方必须保持蓬松。他们相信，通过这些挑剔讲究的繁文缛节，真主会眷顾他们，赐予他们力量，保佑他们繁衍壮大，没准还会带来哈里发的崛起。到那时候，穆斯林才展开复仇，是的，就是在大比丘取得光荣的胜利。但博休斯引述一大段某位现代萨拉菲神学家的观点，说如果真主没有表示明确无疑的意愿，不会有正当的哈里发国诞生。 伊斯兰国当然认为真主已经选定了巴格达迪。博休斯的反驳已经成了一种侮辱。博休斯讲述先知的同伴阿卜杜拉•伊本•阿巴斯的故事，阿卜杜拉和叛军坐在一起，劝说他们鼓起勇气，作为少数派向多数派承认自己的错误。流血屠杀和分裂乌玛（伊斯兰社会）的异见是不允许的。他说甚至巴格达迪这种建立哈里发国的方式也不符合预期。“哈里发国应该由安拉建立，”他说道，“应该包含麦加麦地那学者的共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ISIS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伊斯兰国非常讨厌这种说法，它的狂热粉丝在推特上对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毫不留情。他们嘲笑它为“月经萨拉菲派”，因为其对女人何时洁净何时不洁的判定十分奇怪，还有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条禁止女人在木星上骑自行车的教令，”有条推特帖子嘲笑道，“这才是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比乌玛国家急得多。”安杰姆•乔达瑞则说篡改真主的法律罪大恶极，应该遭到最激烈的打击，维护真主的唯一，即使激进也没什麽不对。 博休斯不寻求任何美国官方支持其反对圣战。的确，官方支持只会减弱其公信力。他最多也就是抱怨一下美国政府对他，用他的话来说，“不像个公民”。（他声言政府雇佣密探混进他的清真寺，并且在工作场所骚扰他母亲，询问他是不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尽管如此，他的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是一剂针对巴格达迪式圣战运动的伊斯兰良药。仅从一心想战斗的信仰著手，很难让所有人都停止追随圣战，但如果有人想找一个极端保守又决不妥协的教派，它就是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派，大多数穆斯林也认为它极端。但它是那种死抠字眼的人觉得不虚伪的伊斯兰派别，而且细节上依然十分繁琐，因此没有不敬。 西方官员也许最好不要涉及任何伊斯兰神学上的争论。巴拉克•奥巴马声称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的时候，已经滑向塔克菲尔的泥潭——问题在于，他作为穆斯林的儿子却不是穆斯林，这本身就可以被归为叛教。 我觉得大多数穆斯林都欣赏奥巴马的观点∶总统和他们站在一起，既反对巴格达迪，也反对暗示他们有罪的非穆斯林沙文主义者。多数穆斯林并不愿意加入圣战。那些加入圣战的是因为他们证实了如下疑虑∶美国在宗教问题上撒谎，以服务自己的目的。 在自己狭隘的神学领域，伊斯兰国精力充沛，创意十足。但在此之外，它枯燥乏味∶生活不过是服从、命令和天命。穆萨•赛兰托尼奥与安杰姆•乔达瑞的头脑既可以思考大屠杀和永恒折磨，又可以讨论越南咖啡的特色，或者香甜的点心，而且显然从三者中都能感到愉悦。但在我看来，要同意他们的观点，就得让现世的多姿多彩慢慢消亡，才能达致来世的怪诞绚烂。 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带有罪恶感的思维运动，我可以享受与他们相处。乔治•奥威尔1940年三月研读《我的奋斗》时，承认自己“根本无法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即使自己的目标可鄙可憎，也有一种让人觉得高大上的能力。“他即使是在杀只老鼠，也会让你觉得他是在与猛龙搏斗。”伊斯兰国的斗士们也有类似的诱惑。他们坚信自己所处的斗争，意义远在自己生命之外。只要身处正义一方，无声无息地献出生命，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刻，是一种荣耀和愉悦。 奥威尔继续写道∶法西斯主义，心理上比任何快乐主义的生命哲学都更加明智┅┅社会主义告诉人们∶“我会给你们好时光。”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不情不愿地这麽说著。但希特勒告诉人们∶“我给你们斗争、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它的吸引力。 同样我们也不能低估伊斯兰国的宗教和思想吸引力。伊斯兰国以立即实现预言作为自己的信条，这至少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对手的精神源泉。它即使身处包围圈，也依然信心昂扬，并且可以庆祝自己接近全军覆没。只要保持对先知榜样的真诚，就会获得上天的援助。意识形态上也许能够劝阻部分人相信这个团体说教的虚假性而放弃追随，军事上也许能够控制它的蔓延。但对于像伊斯兰国这样不受说服教育影响的组织，其他手段也是重要的。这是场持久战，虽然不会持续到永远。 原英文∶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3/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 2015-1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21 世纪的网络战——关于 61398 部队的故事之二
程晓农 自从隶属于解放军总参三部二局的61398部队在国际媒体上曝光之后（参见笔者的“没有硝烟的阵地：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之一”），网络战成了国际媒体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一年前，BBC拍摄的关于国际间谍活动的纪录片《现代间谍（Modern Spies）》，也提到了中国正在从事网络战（中国的一些影视网站上也播放此片）。网络战毕竟不是网络游戏，它会不会导致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乃至战争？这是关系到21世纪的国际安全的大问题。 互联网出现以后，网络空间就成为可能引发相关双方冲突或战争的一个全新的领域。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在他2010年出版的新书《网络战（Cyber War）》中，把网络战（Cyber warfare）定义为“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国家的电脑或互联网系统内、以造成损害或破坏为目的之行动”。网络战与民间骇客的网上有害活动的区别在于，网络战是政府或军队单位的行为，有政府设定的政治目的。比如，商业企业的骇客侵入其它公司的数据库窃取情报，那属于“高智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其目的一般都是非法地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军事情报部门从事同样的活动，就不是个人的刑事犯罪问题，而属于网络间谍活动了。 我们可以在概念上把网络战大体分为两类：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网络间谍活动一般不致于引起武力报复；但是，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持续性的网络间谍活动有时就是网络攻击活动的准备阶段。如果一国的军事情报部门试图破坏它国的互联网，或破坏它国的政府、军事或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私营企业的网站及其数据库，这种网络攻击行为通常会以网络间谍活动为前奏，先搜集目标数据库的资讯，然后为破坏这些网站作各种测试。 由于21世纪的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通讯、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都依靠电脑系统维持运转，而民用电脑系统又高度依赖互联网，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网络攻击完全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正常经济运行。这是20世纪传统的电子侦听与21世纪的网络战的根本区别，因为互联网使得被动的电子侦听部门具备了实施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 在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中，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识别出一系列电子间谍的IP地址，这些IP地址属于上海市网管办。很显然，从同一个政府部门的IP地址反复入侵外国的多个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民营企业（比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天然气管线公司）的数据库，很可能属于有政治目的之网络战行动，而不是单纯的盗窃技术资料之类的商业间谍活动。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世界上出现了研究信息战的热潮，不久网络战就成为信息战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政府雇佣大批高科技人才，却不必花太多投资，这正是中国具有优势的领域。所以，不但中国自认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各国军队的前列，美国也承认这一点。 中国参与信息战的当然不止一个61398部队。如果读者只是阅读《纽约时报》关于61398部队的报导，很容易会误以为，解放军的总参三部二局就是61398部队。其实，61398部队只是庞大的总参三部（技术侦察部）下属的一个小单位，冰山一角而已。 总参三部还有一个同样庞大的兄弟单位，总参四部，又称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也是解放军参与信息战的重要部门。总参四部的前身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的通信部，1990年改编成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以后，主要负责电子战，包括电子情报、电子对抗、雷达干扰等，此外还管理各种军用通信系统（如电话网、军用数据通信网络、野战通信系统、军用地下光纤网络、高频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对流层散射通信等）。 在信息战当中，总参三部（技术侦察部）负责的是战略层面的情报搜集和网络攻击，而总参四部（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则负责战术级别的信息战，参与两军直接对垒的战场电子对抗。除了总参四部之外，现在，解放军的二炮、空军、海军以及陆军集团军也都配备了电子对抗技术勤务团。 从技术可能性来讲，解放军大体上已具备发动攻击型网络战的能力，也试图在战场层面争取信息战方面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2011年美国成立了一个新的网络司令部（Cybercom），其任务是保卫美国的军事网络并保有攻击能力。61398部队的故事被曝光以后，美国也开始讨论如何防范民用系统被攻击。美国的目的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美国的军队也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不能擅自攻击它国的民用机构。但中国的军队在这方面会受到严格的管制吗？解放军的总参三部下属各机构频繁的网络战活动会不会引发战争？且待下回分解。 （原载《纵览中国》，2013年3月27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0408）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恶毒的《阿凡达》
十年前，好莱坞导演卡梅隆用高科技拍出了人类面临巨大灾难时表现出美好情操的影片《泰坦尼克号》，感动了世界，也带来有史以来最高票房收入。虽然《泰坦尼克号》里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是虚构的，但许多背景故事和人物都是真人真事，而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比电影所表现的更闪烁人类道德的光芒。在电影里，卡梅隆自己编的那个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故事，虽然继承好莱坞一贯的反富传统，但毕竟不那麽离奇，且颇有感人的一面，所以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以人性的光芒和惊险炫目的高科技而横扫人心。 但十年後卡梅隆使用更高科技3D拍出的《阿凡达》（Avatar）则是一部反人类、颠倒黑白、推行极左意识形态的宣传片。虽然该片的高科技也给《阿》片带来巨额票房收入，但影片的故事之烂、之没内容、之不感人，令人痛感卡梅隆实在是浪费了资本主义给他带来的高科技。而他这次高科技的使用，既不惊心动魄，更毫无出奇之处，而是大量重复；实令人不解，这种片子怎麽能挥霍掉三亿美元拍摄？ 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文宣 这个科幻故事很简单，人类要开发一个叫做潘朵拉的星球上的稀有矿产，但由於那个星球不适合人类，所以科学家用地球人的DNA和潘朵拉星球的纳美人的DNA结合，制造了具有地球人意识、纳美人身体的阿凡达，使他可以自由地在潘朵拉星球活动并和纳美人沟通，以利於人类采矿。但潘朵拉星球的绿色大自然之美，土著纳美人天人合一的神奇，加上阿凡达爱上了土著头领的女儿，最後他和其他几个地球人决定帮助纳美人把来采矿的地球人打败、赶走，并留在潘朵拉星球。 看完这部影片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一部动画片，是拍给那些在香港和东京街头看卡通的“未成年者”，是给学龄前儿童看的童话故事。但它为什麽叫座？主要是由於“媒体”声势浩大的宣传，因为这是一部非常符合西方左派“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作品。而一般老百姓既受媒体影响，也被“3D”这种新科技所吸引，去看热闹。但导演卡梅隆可绝不是仅仅为了热闹才拍的这部电影，他是有清清楚楚的意识形态指导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对於西方文艺界，很多中国读者不了解，把西方看做一体。事实上，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在进行著相当激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走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这场战争也一直都在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著。因为思想界、艺术界是知识份子主导，而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西方反资本主义的左倾知识份子们一路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到二十世纪後期，共产世界对人的严重摧残越来越多地被西方了解，所以左派们也不好意思亲共了，於是他们拼命干的是“反—反共”，千方百计地反对、杯葛、诋毁反共。苏联垮台後，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势已去，西方左派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随之垮台，所以在过去十几年来，另一种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成为西方左派的稻草，这就是环保主义——近年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带头高喊的“地球过热”为代表。 美化原始部落，颠倒黑白 以前西方左派反资本主义，理由是资本家的剥削毁灭了人类的平等。结果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整体物质水准、福利和对穷人的照顾等方面，都远比高举“平等”大旗的共产主义强百倍；资本家也并不是一味赚钱，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拿出了相当多的资金提高员工的薪水和福利——只要有竞争，工人就会去待遇更好的公司，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而在思想和人身自由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和共产国家天壤之别。於是，在“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破灭之後，左派们现在开始要“走回过去”、走回原始，寻找所谓“天人合一”的另一个虚幻，理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毁灭了大自然。 这个走回原始的虚幻更荒谬不堪。人类早已走过原始的部落时代，没有工业化、没有科学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搏斗中一次次被毁灭，毫无抵抗能力；而在根本没有任何民主体制的原始部落，人类之间更是弱肉强食，残酷的厮杀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在卡梅隆的《阿凡达》里，与野兽共存的纳美人，比地球人生活得更自如；部落酋长管理的野蛮土著，比地球人更文明，更有人性；而最後长著尾巴的原始人，靠野兽和巫神的帮助，可以战胜操纵最现代科技和武器的地球人。西方左派就有如此睁眼颠倒黑白的无耻！ 把自然当作神，贬低人类 除了歌颂原始的野蛮人，《阿凡达》的更反动之处，是把大自然的地位提升到超过人类的地位。卡梅隆借片中女科学家之口，说树木也有神经头脑，也会思考；还通过美化野兽来表达“人兽合一”之美。这些都是颇用匠心的表达，它和这些年来西方左派动不动就光著屁股上街，声称为保护动物“宁可裸体，也不穿皮衣”是一脉相承的。但你以为卡梅隆们在暴风雪肆虐全球的今年冬天敢光屁股上街吗？他早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样，躲在恒温的高级现代化豪宅里，消受他们兜售“全球过暖”意识形态而赚的大钱呢。至於非洲那些由於没有科学和经济发展而落後不堪的部落里的人民，就让他们继续享受“天人合一”“人兽合一”的自然美吧。 《阿凡达》表达的另一个左派意识形态是贬损、歪曲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和恐怖主义的战争的正义性。卡梅隆让代表邪恶势力的地球人穿美军制服，让他们引用美军打伊拉克的“先发制人”战略，说他们是“以恐怖对恐怖”。在人类文明世界和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成为当今世界最严峻的一场战争之际，西方左派一路歇斯底里地、完全无视正义和非正义原则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保卫和平、保卫自己生活方式的自卫战，丑化成一场屠杀中东平民的邪恶战争。在这场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中，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恐怖分子，而是西方那些阻碍反恐的左派势力。他们不是把恐怖主义视为当今最严重危害人类和平的敌人，而是把资本主义作为头号敌人来全力抗衡。像卡梅隆这类“艺术家”们，通过文艺作品对民众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影响了民众，就影响了选票；影响了选票，就影响了政策。这是全球反恐战争步履艰难的最重要原因。 在人类上一场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西方左派就一路站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边。共产世界垮台，他们不仅从不反省，而且又祭出了似乎比“要平等”更站道德高地的“保护环境”的美丽大旗，继续站在反对人类科学和经济发展的一面。《阿凡达》则走得更远，到了把自然当神拜、把自然和动物高於人、把原始野蛮的部落文化抬举到高於现代文明的地步。 伪善者的“艺术宣言” 但西方左派最可恶之处，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反共，反—反恐，而是虚伪。如果卡梅隆、戈尔们，真的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放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一切舒适，而真的到原始部落里去“与狼共舞”，人们也佩服。但事实正相反。卡梅隆等好莱坞的左派明星们，用最先进的高科技拍电影，用资本主义制度使他们赚进的大把钞票，享尽现代化设备带来的舒适生活。 例如好莱坞女星芭芭拉.史翠珊，高喊节省水电，可她家有一万两千英尺的空调养马房，她每年浇灌自家草坪花费二万多美元，可想而知用掉多少水。坐私人飞机旅行，更是好莱坞们的特爱，连女星朱丽亚.罗伯特去澳州演讲“污染环境的邪恶”居然也是坐私人飞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哥本哈根的反全球过暖会议，有一百四十多架私人飞机，大概是他们排放的废气，才把丹麦的温度给升上去了。 全球高喊环保的歌星麦当娜，参加“保护地球”等巡回演唱会，一路乘私人飞机，飞行里数可绕地球九圈，释放废气达三万公吨。麦当娜有四辆汽车，她家产生的垃圾量是一般美国人的一百倍！ 被称为全球环保发言人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更是虚伪透顶。他家有电控大门、电力恒温游泳池。他高喊节能，可他家的豪宅有二十个房间、八个浴室，用电量是平均美国家庭的二十倍！戈尔靠推销环保赚了大钱，被《纽约时报》称为将是全球首位绿色产业的亿万富翁。 卡梅隆的《阿凡达》，只是这些伪善者的一个艺术宣言而已。安.兰德说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悉尼.胡克说“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这些画龙点睛，一点都不为过！所以说，反对西方左派，是反对邪恶的一部分！ 2010年1月16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10年2月号 2010-02-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北京改写武肺灾难史是徒劳之举
何清涟 截至3月6日，据Worldmeters消息，武汉肺炎已经流播六大洲96个国家，欧洲疫情告急，美国病例也迅速增加，韩国、伊朗已经焦头烂额，但北京却想趁此机会，重新改写武汉肺炎流播世界这段人类灾难史的开端。改写的手段有两招，一是要彻底将武汉肺炎这一名称从这场疫情中抹去。二是由习近平发话，应该明确调查病毒来自哪里，寻找一个国家做替罪羊，在中共控制的国内舆论场中，美国已经中标。 为何要消除“武汉肺炎”这一名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4日就“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一词发言，声称这是个别媒体“企图让中国背上制造疫情灾害的黑锅”，别有用心。 中国现在为何特别忌惮其他国家的媒体将这场席卷全球的病毒称之为“武汉肺炎”？其目的之一，是希望世界将这场病毒与中国的联系抹去。用“武汉肺炎”称呼这场瘟疫，本是中国首创，在今年疫情爆发初期，武汉沦陷、全国恐慌、一度被怀疑成Sars变种的新型病毒，被中国所有媒体称之为“武汉肺炎” （Wuhan virus），习近平当时正焦头烂额，穷于应付隐瞒疫情的指责。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智囊班子，没来得及去想“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名的“政治影响”，待回过神来改用“新冠病毒肺炎”这个词来定名时，武汉肺炎已经成为全球媒体对这场中国病毒引发的瘟疫的通称。中国政府突然觉得这名儿有损国家形象，宣布暂时订出官方名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以避免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联想。 谭德赛对中国政府这番用意心领神会，先是宣布暂时简称为“2019-nCoV”，继而在2月11日的世卫专家会议上宣布，将“武汉肺炎病毒”正式命名为“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是冠狀病毒（corona virus）英文缩写，D是英文疾病（disease）的首個字母，2019年代表疫情爆發的年份。 此名一出，不少人质疑中国政府想跟这次疫情划清界线，在抗疫工作如火如荼之际仍不忘粉饰中国形象，并以MERS中东来命名作为例子，称为何可以“污名化”中东人，却对中国武汉肺炎要采用政治正确的方式对待？但不少中国人非常欢迎这一命名，认为只要名儿改了，这病就不是中国来的，不会引起歧视，这当然是阿Q式的自慰。 从“COVID-19”出来之后，媒体三者混用，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混合使用。要说这三者本就一回事，世界也没那么健忘，疫情刚从中国随病毒携带者跨越国境、漂洋过海，遍布六大洲，美国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还未解除，就算不称为“武汉肺炎”，世界也忘不了病毒发源地是哪个国家。但中国急于洗白自己，让世界各国资本以为中国疫情过去了，开始重新收拾旧山河，再奏天朝威武曲，如我所归纳的那样，疫情舆论控制四部曲前三丧事喜办、美国阴谋、“中国又赢了”都是“完成进行时”，现在正在大奏特奏“中国拯救了全世界（世界应该感谢中国）”，于是“武汉肺炎”这个标识病毒来源地的名称就特别扎眼，早在赵立坚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指责使用武汉肺炎是污名化中国之前，中共就派出大批五毛到推特脸书上，拿出小学教师批改作业的精神，看见用武汉肺炎四字的言论，立刻校正，说世卫已经定名为COVID-19，不能再叫武汉肺炎。我就遇到几十位。为此我专门回了一条推文：坚持称武汉肺炎，就为了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也为了纪念那些因武汉肺炎而死于非命、以及在疫情期间因各种原因熬不过去而用种种方式自尽或死亡的绝望者。 正名的目的是为病毒另找娘家 为武汉肺炎这名字大光其火，在名字上纠缠不休，当然是北京还有更深层的目的，中国原生的武汉肺炎害了太多国家，中国必须甩锅，为武汉病毒另找娘家。 关于零号病人是谁、病毒来源是哪里这一争论，从武汉肺炎开始流行后，国内、国际社会就没断过争论。国内非官方质疑者认真查找了“蝙蝠女侠”石正丽及武汉P4实验室过去种种事迹，包括其英文论文，以及国际病毒学界披露的资料，早就认定是中国武汉P4实验室泄露。分歧是：是实验室事故泄漏还是另有原因，还有少数认为是习的政治对手给他下套。 国外争论主要是根据病毒样本，参与争论者主要是对中国病毒研究有所了解的病毒学家。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自然》杂志（Nature）对武汉病毒所的一项蝙蝠病毒实验表示关注，今年1月，他在接受BBC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说，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组同源性为96.2%。根据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经过人工改造，“这意味着，这种病毒目前已知存在于两个地方：云南的山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中，……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 埃布莱特认为，并不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于实验室事故进入人群的可能性。 国际病毒基因库网站（GISAID）每天更新新冠病毒的进化树，到3月6日为止已有179 个新冠病毒株基因序列存入这个病毒基因库，现在发现所有的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都是武汉新冠病毒，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现在发现的新冠病毒都是来自于武汉的新冠病毒。 面对如此确定无疑的事实，中共却想否定。在武汉封城后几天，中国网络上就出现一篇《武汉肺炎、SARS、基因炸弹 …… 大国角力下的生物战魅影》，该文先从SARS流播全球时回忆，认定血淋淋的事实就是：SARS 只钟爱“华人”。中国人、新加坡人（华裔国家）、美籍华裔、加拿大华人等，SARS 只攻击一个特定的人类种群——拥有最独一无二的“O—M175”基因群的汉民族。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都得到 SARS 的格外关照，对 SARS 有特殊的免疫力。与 17 年前的 SARS 一样，武汉肺炎也只钟爱“华人”，迄今为止的确诊案例均为华人。作者的结论是：这是美国针对华人的生化战，目的是从地球上排除该死的华人——这篇文章前半截其实忽略了SARS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这一事实，后面的立论已经被现实否定，因为目前武汉肺炎病毒流播世界，欧洲美国无一不沦陷，但当时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看来引经据典，很能迷惑根本被防火墙封锁在中国的中国人，以及完全不读中文信息之外的中国人。 这个脚本的思路，一直就是中共疫情期间控制舆论的第二部曲：美国阴谋论。只是当时习近平正陷入困境：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CCTV采访时，声言隐瞒疫情信息责任不在地方政府，湖北官僚集团亦利用地方媒体甩锅给中央政府，国外舆论及社交媒体舆论都认定习近平是最高责任人。习近平好不容易用三招扭转了局面——将李文亮树为吹哨人，化被动为主动；解放军首席生化专家陈薇少将接管武毒所、撤换湖北省与武汉市主要领导人，紧接着就开始将舆论控制纳入疫情、灾情的传统宣传套路——民间讽刺为丧事喜办，例如著力吹捧政府如何重视，集全国之力援助武汉、医护人员如何置自身安危于度外等等，就开始不断搅浑水，不断推出所谓专家论文，病毒一会儿来自湖北CDC养的浙江与湖北蝙蝠、一会儿来自于蝙蝠接触过的老鼠，将源头在中文世界里煮成一锅粥。1月26日，中国当局宣称疫情拐点来到，每天新增的病例远少于全世界各国的总和，再将中国从病毒输出国塑造成南韩、伊朗输入病毒、形成“疫情倒灌”的受害国。有了这番铺垫，中国专家开始助攻。钟南山这位“防疫国宝”开始助攻，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是广州，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于2月27日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身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称：“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从此，病毒来源于美国论在中国微信上刷屏。《环球时报》紧随着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发源地目前尚不确定。不应（让中国）背上污名。”《朝鲜日报》3月4日发表报道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医学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就传染病等问题表示：“这是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应该制定全面规划，对病毒源头、传播途径和可能是中间宿主的可疑动物进行研究分析。利用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查明病毒的来龙去脉。” 武汉肺炎源于中国本是毫无疑义之事，WHO干事长谭德赛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为中国向国际社会甩出了第一大锅，称“中国牺牲自己，成为世界第一抗疫国，为世界抗疫赢得了‘机会窗口’”，不料中国意犹未尽，希望通过宣传做成事实：病毒来自中国之外。但是，这种说法除了在中国国内有市场之外，无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在中国宣传病毒来自中国之外后，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等人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亚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他在采访中非常明确地说：“根据我们对萨斯（SARS）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 中国通过与疫情日益严重的国家分享信息、提供防控和诊疗等技术支持、捐赠医疗设备等作为，努力修补因疫情而受损的国际形象。这是中国应该做的，因为疫情毕竟从中国起源，但因此想重写这段人类灾难史的开端，并因此认为“理直气壮：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中国”，那就实在有点无耻了。互联网有记忆，全世界病毒学家那么多，中国既不能全部收买，也不能全部封嘴，还请北京神智清醒一点：国有国格，国格不是靠撒钱买来，当然更不能依靠耍赖争来。 （原载大纪元，2020年3月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6/n1192088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美國慎防中國漸進的軍事威脅
程曉農 2月10日拜登與習近平通話之後，國際社會對中美關係的種種猜測告一段落；與此同時，美國軍方最近有一系列高調活動，其關注點都是中國軍事威脅。從美國海軍公開發佈的三個相關報告，到美國國會研究部發表專題報告，再到美國國防部新設對華國防戰略專門工作組，種種迹象表明，儘管美國最近在外交語言上對中共講了些客套話，但在國防上卻警鐘長鳴。 究竟美國此刻如何看待中國的軍事威脅？美軍戰略司令部司令Charles A. Richard海軍上將不久前發表的文章給出了清晰的說明。他在海軍界權威刊物《Proceedings》2月號發表文章〈打造21世紀的戰略威懾力（Forging 21st-Century Strategic Deterrence）〉，指出由於美國面臨的來自中俄的軍事威脅不斷升級，現在存在着美國與中俄爆發核戰爭的真實可能性。 據Richard海軍上將介紹，美蘇冷戰終結後，美國國防部不再關注外國核武器的威脅，轉而重點防範中東的恐怖力量。但最近中俄已開始用冷戰高峯期以來從未見過的方式威脅美國和國際秩序，因此，美軍必須將其原定的軍事戰略從（敵人）「不可能投放核武器」，轉變為「投放核武器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可能」，須採取行動應對並阻止這一現實（的發生）。他強調，面對俄中兩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以及它們在灰色地帶的行動，美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為未來做好準備。 事實上，對美國來說，中共比蘇共更難對付。 當年美國雖然面對蘇聯的軍事威脅，但蘇聯與美國共用不應使用核武器的理念，因此雙方曾簽訂防止核武器管控條約。今年1月29日俄國總統普京又簽署法律，將這個核管控條約再延長5年。也就是說，美國對俄國的核武器使用行為多少還可抱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因為俄國比較重視國際規則和國際承諾。 而中共不但拒絕簽署核武器管控條約，也藐視其他國際規則或國際法，它強佔南海國際水域以作軍事用途，就明確違反了國際海洋法。今年1月中國通過了《海警法》，聲稱此法適用於它聲稱所控的水域（包括南海國際水域在內），並允許其海警向這些水域裏的外國船隻開火。為此菲律賓國防部明確表示擔憂，其國防部長2月10日與美國國防部長通電話，確認雙方的軍事同盟關係及美國對菲律賓的保護，並確認2016年海牙國際法庭對南海仲裁裁決的重要性。該法庭當時裁定中國聲稱的南海所有權違反國際海洋法，但中國拒不接受裁決，而海牙國際法庭並沒有國際法方面的執行能力。 憂中國核武使用承諾靠不住 美國現在意識到，中共的國際承諾（比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都靠不住，隨時可以推翻，在核武器使用上也如此。因此，美國當下對中國軍事威脅的防範，不僅僅是在公開出版物上議論，而是付諸行動。2月10日美國國防部發佈消息，拜登到訪五角大樓，宣佈成立一個制訂美國國防戰略方面的對中國戰略研究組，以便應對中國的「漸進威脅」。 在美國軍方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後，中共會有所收斂嗎？看來不會。中共的外宣喉舌《多維新聞》2月12日刊登的文章〈 中國是美國的挑戰已難以避諱〉提到，「事實上，『中國挑戰了美國』這一點，北京已經難以避諱……中國已經成為『房間裏的大象』，鋒芒難以遮住」。 評析當前國際局勢，再也不能單純從政經新聞或外交辭令中品味，風雲變幻，更可從雙方軍界動態一觀端倪。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21年2月16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216/QEEANXIOINB5TC5Z3C3BJYAYSU/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吕秀莲简直昏了头
多维网27日转载了台湾一条消息，说“吕秀莲对车臣武装份子表达同情之意”。我一开始怀疑这条消息的准确性，但找到消息出处，才发现这条消息不仅是真的，而且吕秀莲本人的话更令人吃惊地超出想像。 据台北“东森新闻网”27日报道：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参加一项集会时表示同情车臣游击队，认为他们有庄严的一面，不完全是恐怖活动。吕秀莲说∶“我觉得车游事件，我们要公道的讲，不能谴责这些人，因为在这次车游事件中，也有很多车臣妇女参与，她们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在俄罗斯镇压车臣独立的战争中被杀害，且本身也受到凌辱，不得以才站起来对抗。” 这篇报道还说：“吕秀莲表示，她认为这次的车游事件是车臣人民为了对抗强势的外力侵入才采取的行动，行动本身是‘庄严悲壮’的，也反映出战争残酷的本质。” 吕秀莲这番荒唐的讲话至少有下述三点严重错误： 第一，站在了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车臣人用绑架和杀害平民的方式来谋求政治目的，被国际舆论一致定性是“恐怖主义”。即使穆斯林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对这种做法公开表示同情，更没有支持；甚至连伊拉克的萨达姆都不同意这麽干；即使车臣的“总统”都一再声称，占领莫斯科剧场的人和他们“没有关系”，虽然恐怖份子表示是受车臣总统指挥的。恐怕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只有台湾的“副总统”对恐怖份子的暴行给予公开的“同情”，还居然把这种绑架平民做人质的凶残行为称为“庄严悲壮”。吕秀莲这种无视人类文明、人类基本常识的言论简直令人震惊地不可思议。 第二，与台湾政府的反恐政策严重冲突： 九一一事件发生後，陈水扁政府曾通过决议，支持全球反恐。不久前台湾还公开表示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吕秀莲作为“副总统”，从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来说，至少应该和其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现在她居然公开“同情”用绑架和杀害平民的手段来谋取政治目的、完完全全的恐怖主义行为，到底是她想暗示台湾政府表里不一，还是表示她和台湾政府的观点背道而驰？ 第三，“知识人”的无知和弱智： 吕秀莲不是从阿里山来的农妇，她在哈佛大学获得过学位。即使不以政府官员身份，仅从她是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角度，她的这番讲话也是完全不可原谅的无知和弱智。 首先，在俄国政府没有公布这些恐怖份子的身份和背景资料之前，吕秀莲就得出她们的“丈夫与孩子在俄罗斯镇压车臣独立的战争中被杀害，且本身也受到凌辱，不得以才站起来对抗”的结论。台湾怎麽可能有这些恐怖份子的“独家情报”？这显然是吕秀莲把媒体上猜测的东西当作了事实。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怎麽可以这样随意信口开河？ 其次，吕秀莲强调这些恐怖份子“失去丈夫和孩子”，且不说这是不是事实（到底这些人的丈夫是平民还是恐怖份子？如果死了，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目前根本没有准确资讯），即使从女性和孩子角度，那750多名人质中，有多少是女性和儿童？她们受到的死亡恐吓，孩子受到的可能影响一生的心灵创伤，还有那些被无辜地枪杀的女性人质，怎麽都不在吕秀莲“强调”的范围？ 任何一个人身上绑了炸药要杀死平民的时候，他们就和女性、儿童这些概念毫无关系，和人的概念毫无关系，他们只是魔鬼和畜生。美国刚抓获的连环杀手之一是个17岁的少年，但美国司法部门已经决定将把他当成年人起诉。当他可以用子弹把平民的头颅炸开花的一瞬间，人和魔鬼的概念就区分开了。 车臣冲突已近十年，有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俄国军队在镇压车臣独立的行动中导致平民的死亡，以及滥用暴力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谴责（西方社会，包括美国一直在谴责），但俄国的军事行动（他们并非刻意找平民去杀害！）绝不可以成为车臣施行恐怖主义的理由，更不能使他们的残忍变成“庄严悲壮”。 CNN报道说，人质中一名20岁的俄国姑娘，因使用手机欲与家人通话，就被恐怖份子一枪打死了。俄国Interfax新闻社的女记者车雅克（Olga Chernyak）是人质之一，她被解救後对《纽约时报》说，恐怖份子做出通牒，说如果凌晨6点克里姆林宫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开始杀人质。但他们在凌晨2点就开始杀人，把一男一女两个人质枪杀了，这位记者亲眼看到，子弹“是从那个男的眼睛打进去的”。 吕秀莲说，这是“车臣人民为了对抗强势的外力侵入才采取的行动”。但据《纽约时报》27日的报道，这些恐怖份子，有的来自也门，有的来自沙特阿拉伯。被解救的人质回忆说，那些女游击队员，在杀人前用阿拉伯语高喊“光荣属於阿拉！”领导这些“妇女”的恐怖份子头子说，他们“想死的渴望比这些人质想活的愿望还强烈”。 那位俄国女记者还回忆说，在恐怖份子开始杀人质之後，那些女恐怖份子们，迅速坐到了剧场座位上，手里握著通过电线连著阳台和柱子上爆炸物的控制器，表情“相当幸福”。如果俄国不是使用催眠气体这种“特殊手段”，恐怕这七百多人质，还有抢救人员等，都会被这种没有任何“底限”的畜生们炸死。28日FOX电视台在莫斯科的采访一位刚刚脱险的人质，他说，如果不是靠特殊手段处理恐怖份子，“他们会杀死所有的人质。”难道如此残忍、邪恶的行为是“庄严悲壮的”？吕秀莲从哈佛获得的是什麽教育？ 台湾媒体说，吕秀莲“虔诚笃信佛教”。而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不杀生。这麽多无辜的生命被恐怖份子夺去了（那些被煤气熏死的人们当然完全归罪於恐怖份子！），吕秀莲还说这种屠杀“有庄严的一面”，那“不庄严”是什麽？！ 车臣恐怖份子使用这种手段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95年，他们就劫持了俄国南部一家医院，把1,000多名病人（！）当作人质，杀害了129名人质！最後叶尔钦下令停止俄军在车臣的行动，双方对话谈判。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列文（Anatol Lieven）在莫斯科人质事件还没有解决之前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说，“这是车臣人玩的同样策略，不过这次是在莫斯科。上次车臣分离份子用这种策略获得喘息机会，重组了武装。” 著有《在车臣战争前线采访的女记者》（Chienne de Guerre: A Woman Reporter Behind Lines of the War in Chechnya）一书的法国记者尼瓦达（Anne Nivat）对《纽约时报》说，“我认为这绝对是911事件的新的表现方式，用自杀方式来获得巨大的冲击力。” 哈佛大学研究恐怖主义的讲师史东（Jessica Stern）评论说，“车臣对於盖达组织来说，现在已成为非常重要的象征。车臣问题不仅将国际化，而且将成为伊斯兰恐怖份子的磁石。” 这些专家学者评论莫斯科人质事件，都是从“是非”看问题，而不是像吕秀莲那样只看到表面的所谓“强弱”。因为“弱”绝不就等於有理、合法或具道德性。例如，当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追捕一名强奸犯时，不能因为这名罪犯没有武器，和强大的警方力量对比是“弱者”，人们就要给予同情。那个参与枪杀了十名美国平民的阻击手才17岁，和他枪杀的那些成人相比，他是青少年；和动用了全部力量的警方相比，他是绝对的“弱者”（还是非法移民）。但在美国这个言论最自由的国家，有任何人从他是“弱者”的角度来给予同情吗？滥杀无辜的行为不管出於什麽目的，什麽原因，都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道理可讲。 吕秀莲讲话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错误在於，她认同了“只要目的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最荒唐的、给人类带来最沉重灾难的逻辑。911事件、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印尼大爆炸、这次莫斯科人质事件，所有的恐怖份子用的都是同样的逻辑。如果这种逻辑被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声称自己的目的是高尚的，然後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使用生化武器，原子武器，大规模杀害平民，那麽这个世界就会成为地狱，整个人类文明就不复存在。 我从来都认为台湾人民有自决（包括独立）的权利，但绝不认为统、独问题是一个多麽重要的终极目标，无论统一还是独立，每一个具体生命活得好才是目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中共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也曾对车臣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相当同情，支持国际社会对俄国的谴责。但现在车臣的分离主义者正在把车臣变成塔列班的阿富汗，面对这种情形，俄国只有像美国对阿战争一样，以泰山压顶的气势，铲除由车臣“总统”支持的恐怖组织。和疯狂的行为是没法用理性沟通的！对邪恶绝不可以手软；对邪恶的同情就是邪恶的同谋！ 台湾当然没有人用恐怖主义来谋求独立，但吕秀莲的逻辑却是非常令人恐怖的，而且这种逻辑在台湾知识界居然很可怕地很有市场（从《中国时报》登的几篇吕秀莲式的评论就可以看出）。但如果这种逻辑在台湾被认可和接受的话，它只能对吕秀莲的政治诉求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2002-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2👍 0💬 034 名女子指控基督教领袖性侵为何被掩盖多年？
2014年3月6日，美国基督教网站“恩典复兴”（Recovering Grace，下称RG）发出了一篇文章《今天是我们的祷告日》，呼吁所有读者、朋友一起参与一项重要祷告事工。代祷对像是在全美久负盛名的培基教育协会 （IBLP）及其创始人、总裁高维理（Bill Gothard）。他基于圣经真理开创的培基和品格塑造课程，影响了世界各地无数家庭的数百万人。 同一天，年届80岁的高维理发布了一份离职声明，其中称自己“最大的错误是冒犯了神”，希望从已经犯的错误中幡然悔悟。此前数月间，RG网站陆续有女士发文指控高维理对自己进行性骚扰，前后高达34人。 这位基督教界的巨人在晚年时因性骚扰指控轰然倒下，令人叹惋。高维理在道歉声明中称自己在服事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从服事所取得的成就中找到价值和别 人的肯定，这些取代了上帝和他的爱，充满了我虚空的生命。我在深深的悲伤中悔改。”尽管如此，多家美国主内和主外媒体，对其所在机构关于性骚扰指控的调查 结果，发出涉嫌袒护、避重就轻的质疑。 而一家专门帮助那些受高维理影响而人生受到打击人士的网站，自2011年就围绕高维理自80年代起就遭各项财务、用人、管理问题指控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报道，其所在机构更是腐败丑闻不断，被称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乖顺的城堡”，而高维理是“自己城堡的王”。 时值一年后的今天，《境界》特别梳理高维理反差极大的两面人生，以及为何其丑闻被掩盖如此多年？以作反思借鉴。 “笨孩子”终于名满天下 高维理出生于1934年11月2日，自有清晰记忆开始近十年间，人生色调都不那麽明亮。因整个小学阶段，他年年留级，是个众所周知的“笨孩子”。直到进入中学，他无论如何努力拼命，平均成绩也不过丙等。 但这个“笨孩子”在家里一直受到认可和鼓励。这个基督化家庭的“头”——高维理的父亲威廉姆·高萨德是早年许多研讨会的演讲人，并且在不同组织身居高位，其中包括国际基甸会、万国儿童布道团和芝加哥太平洋花园布道团等。他的母亲卡门·克里斯缇娜·高萨德，是一位温柔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数十年后，当他成为名满天下的基督教领袖、演说家和作家，声名一度盖过自己父亲时，一直坚称自己“受父母的影响很大”。 中学时代，高维理被上帝按下了“转折键”。有一年，他加入一个辅导团契，开始每天勤背《圣经》，而且昼夜默想神的话。慢慢地，周围人发现他拥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很快，他的学业成绩从丙等跃升至甲等。 这样不可思议的变化使他不断有机会向全校师生广传福音，并见证神的真实性和在他身上的奇妙作为。与此同时，高维理亲眼目睹许多同学因为所做各种错误决定而跌倒、惨败，甚至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对此，他心中甚为关切，也开始籍著电台广播、退修会，以及每周在家中举行的查经班和其他各种活动，来教导同学朋友，与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中的各项原则，并坚持把其中的真理活用在日常生活中。 从此，“笨孩子”一发不可收拾。27岁那年，高维理受教会差派扩展他所从事的青年工作，服事对像涵盖了芝加哥市内的帮派分子、在校青年、教会青年团契等。并于四年后应邀在大学母校惠顿学院开设“青少年基本冲突”课程，所有受教之人都获益匪浅，纷纷奔走相告。 不久，这门大学课程演变成为讲座，高维理创办青少年基本冲突研究所并担任总裁和理事会成员。1974年至1976年间，每场讲座的参加人数都高达2.7万。1989年，该讲座更名为基要生活原则讲座，每年在美国及世界各地举办两百场以上，参加过的学员超过670万人次。 身为保守派基督徒，高维理在自己的讲座中鼓励学员熟记《圣经》，并倡导在家教育体制，要求抵制债务、尊重权威、保守著装等，还教导一些扩展原则，与身份、家 庭、教育、健康、音乐和财务等内容有关。他提醒在外工作的女性“正在将自己置于另外一个男人的权柄之下，并且因此冲突会增加”。 到处广受欢迎的高维理声名鹊起，数十年间，培基教育机构已延伸遍及全美各州和20多个国家。他所辅导的事工，已拥有64个分支机构、16个培训中心及一个拥有数万名学生的国际进深培训机构。 “如果我母亲都不信任我，谁还会相信我呢？” 2013年底，刚过完自己79岁生日的高维理，开始经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那段时期，RG网站上突然冒出来一些内容为指控“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帖子，矛头不约而同地指向高维理，此后数月，这样的指控跟帖不断，累计人数高达34个。 其实，这些指控都受到2012年一名女士的影响，当时这名女士向RG首次投诉自己早年曾受高维理性骚扰。原来以为自己是特例的人，发现原来有许多同样遭遇的人。 隐去了自己中间名“夏洛蒂”的格雷琴·斯韦林根在该网站上写道，1992年，高维理请她去位于奥克·布鲁克的IBLP总部工作，当时她16岁。工作期间，高维理常常与自己碰脚调情（footsie），并喜欢握住她的手。其中有一次，高维理从机场协调了一次两人共同乘机的服务。“那是第一次他将自己的手放在我两腿间，全程如此。”她写道。 同样曾于16岁在IBLP总部工作过的瑞秋·弗罗斯特也撰文称，高维理在进行咨询期间会与一些妇女互动，“用一些非常常见的行为模式来创设情感纽带和肢体肯定，其中包括碰脚调情、腿部按摩、抚摸头发，以及不断对身体外形进行评价。” 另外一位在IBLP总部工作过的女士茱莉亚·特雷尔说，当她1998年在那里工作时，高维理曾对自己进行过性骚扰。但事后RG要对此事报道时，她又有些不置可否。 一位在RG网站幕后的女士拒绝署名，因为她不希望伤害自己身为牧师丈夫的名声。她说有34名女士告诉该网站，她们曾经受过性侵犯；有四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她说她所指的后者是自己所遭遇事件还在诉讼时效范围内的人。 现年38岁的斯韦林根说，她曾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她在撒谎，侮辱上帝的使者，因此她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当猥亵行为发生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勇气去说只言片语，我想如果我母亲都不信任我，那麽谁还会相信我呢？你不应该将在机构总部反对某人的假见证带回家。” 不过，她说，自从写了自己的故事后，她和妈妈已经恢复关系。她并表示，写下此文一周前，她将自己的故事报给了辛斯维尔警察局，一名发言人说至今并未展开调查。这样做“和报复无关，也不是要起诉他或将他送上法庭，”她说，“只是事关我的疗伤，并且给其他人提供声音。” 斯 韦林根解释自己没有提起诉讼的原因是诉讼期已过。按照美国相关州法律，性犯罪的刑事诉讼时效为5年，对于较轻的越轨行为（Misdemeanor），诉讼时效为2年。至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诉讼时效从其成年或报案之日两个条件中较先发生者为准。性犯罪的民事诉讼时效根据情节不同有差别，对于有意识的性侮辱罪，诉讼时效为1年；对于实施犯罪者所在单位（教会等）的时效则为3年。由此，这些指控高维理犯罪的女士们，多数已错过了诉讼时效。 媒体质疑所在机构的调查涉嫌袒护？ 面对性侵指控，高维理及其所在机构保持沉默长达近两年之久，美国宗教新闻服务社分别两次致电IBLP，都未获得任何回应。 从2012年出现第一个性骚扰指控后，直到2014年2月27日，已有34名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女性涌现，IBLP董事会才发表声明，称因有多人对高维理提出“性骚扰”指控，因此暂停他的一切职务和工作。 一星期后，高维理发出个人声明，表示自己之所以现在才发声明，“是为了应董事会的要求，就是等到开始初期审查时再发布。” 在高维理本人看来，自己的所有行为并无“性意图”（sexual intent），也并非不道德。“我的一些行为，比如与年轻女士握手、拥抱，或抚摸她们的脚和头发超越了应警醒的边界，是错误的。”他在声明中说。不过，他同时也认为，这些行为代表著“双重标准”（double-standard）。“由于对我的指控，我的确希望强调一点，就是我从未吻过一个女孩，也从未以不道德或带有性意图的方式触碰过任何一个女孩。” 2014年6月17日，IBLP再次发布声明，概括说明了由“外部法律顾问”进行了彻底调查。其中，他们指出，尽管没有发现犯罪事实，但高维理在行为上有“不正当方式”，因此“不允许在IBLP担任任何咨询、领导或董事会职位”。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用“世界哗然”来描述这一切。有匿名在家教育者们质疑“外部法律顾问”身份，因为IBLP与这家名为大卫·吉布斯律所之间关系不一般。 据《芝加哥太阳时报》2014年3月的报道，俄亥俄州的吉布斯律师事务所将会对高维理进行审查。据报道，审查是“应其客户基督教法律协会要求进行的，而该协 会是受IBLP董事会委托启动外部审查。”不过，吉布斯律师事务所和基督教法律协会都是由大卫C.吉布斯Jr.创办的，他是IBLP年度家庭会议的定期演讲人。 该报报道称，RG指责IBLP董事会的声明“回避了性骚扰指控，也未表达任何对那些发声女士们的关心之词”。 与高维理进行过较长时间对话的RG网站上显示，高维理强调∶“性骚扰要有很大程度的故意，但是我的意图里从未想要骚扰她们。” 随后，《基督邮报》与IBLP的一位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交流，证实了该机构临时总裁提姆·莱文达斯基被唯一授权讨论此案，但他目前无法回答关于IBLP与大卫·吉布斯的关系如何影响对高维理的审查。 舆论认为高维理的回应模 两可，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且其声明与IBLP的声明有矛盾之处。不过，也有人留言认为一些媒体过于吹毛求疵，大多数媒体都刻意强调 “高维理至今未婚”，并将这句话单列在报道中的显眼位置，而高维理本人在声明中称自己是为了跟随主耶稣的呼召建立IBLP，才“失去了自己的初爱”。 至于“性骚扰”，这一罪名在美国法律上的正式应用始于1988年，其确切的法律定义可概括为∶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好处的要求；其他具有性内容的言辞或身体动作，比如不受欢迎的带有性色彩的言行、不情愿的触摸、令人反感和冒犯的言行。这类行为不必源于性目的，不必有直接的意思表示。而性骚扰行为人在主观上应 当有过错，受害者在主观上则须不欢迎对方的行为。另外，性骚扰的损害后果通常也是入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对于这一对主观要件要求较多的罪名，在现实实施中往往难以拿捏。尤其在本案中所涉及的行为∶碰脚、握手、拥抱、抚摸头发和脚，诸如此类，更难取证和入罪。所以，引发的争议更多。 但是，之所以在高维理身上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于他的基督教著名领袖身份，同样在于他所教授的保守课程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人们评判他的依据不是美国联邦法律或州法律，而是他从小开始背诵的《圣经》，其中对于罪（sin）的要求与法律上的罪（crime）相去甚远。 按照前者，高维理所实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罪。这也正是高维理在声明中“双重标准”之所在，因此，他一边认错，一边不接受性骚扰的定罪指控，并说自己的行为有违“信任”（trust），“我最大的错误是冒犯了神”。 “自己城堡的王” 在高维理共有9个段落的声明中，却只有短短的一段涉及“性骚扰”指控，其他内容主要聚焦于“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其中还提到，“然而，多年来，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对我进行攻击，理由是我缺乏纯粹的爱。” 之所以这样写，高维理应该不会忘记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对他的各种指控。1970年代中后期，高维理的事业如日中天，开始在伊利诺斯州的奥克布鲁克大量投资购买土地和不动产。至1980年，他主导的机构拥有大量土地却现金寥寥。围绕他的指控不断冒出来，其中涉及财务、用人、讲座内容等。 “高维理档案”（The Gothard Files）是一家专门帮助那些受高维理影响而人生受到打击人士的网站，自2011年成立以来，这家网站围绕高维理进行了深入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专横跋扈、上下其手的领袖，而IBLP更是腐败丑闻不断。 面对冲突，这位当时正值青壮年的领袖会毫不犹豫地给身边的异见员工甩钱，让他们哭著鼻子走人了事；也会对身边人说∶“如果你不告诉他们（调查委员会），就没有人知道。” 以至于1980年5月14日，董事会成员舒尔茨博士受托向董事会“大声宣读了一封信”，其中提出“比尔（高维理）是我们的麻烦，他是我们的根本问题┅┅由于 比尔未将圣经原则应用自己所教育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今年5月，甚至过去五年间，大量反对比尔的员工离开┅┅四年前，许多人试图与比尔及其父亲交流，但是这些提醒一概遭到忽视。” 由此，“高维理档案”称比尔为“自己城堡的王”，并称当时的IBLP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乖顺的城堡”，其中乖顺指的是在这个高维理一手打造的城堡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反抗这位总裁的意见和行为。在读完上述信件后不久，舒尔茨也被迫递交了辞呈。 不过，《今日基督教》则报道称，高维理年轻时“经受住了道德和财务争议，教学事工也经受住了考察”。他在1980年时被迫辞职，但又旋即利用手段赶出董事会反对的人员，恢复职务。 “意识到我的骄傲和对罪的不敏感已经影响到许多人，我感到悲痛，”这是高维理在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总结，为此他求主耶稣揭开潜在原因，“而他正在这样做”。 高维理引用《圣经》启示录2:2-5认为，自己在服事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从服事所取得的成就中找到价值和别人的肯定，这些取代了上帝和他的爱，充满了我虚空的生命。我在深深的悲伤中悔改。” 同时，“我将所办协会及其目标凌驾于人和他们的需要，标准开始变得比关系更重要┅┅随著我听到人们描述个人的经历越多，我就越感到悲伤和痛苦。” 他承认自己“没有活出我所教导的那些内容”。因此，他立志要籍著神的恩典和怜悯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去做和睦的工作，就像耶稣所命令的∶“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马太福音5:23-24） 最后，他提出希望和解。“截止目前，我还有机会与一些个人和解，对此我不胜感恩，而我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触更多的人，全心全意聆听他们的心声，竭尽所能地带来符合圣经的和解。” （本文主要参考了RG网站、《今日基督教》、高维理档案等相关英文报道和文章） 2015年3月6日 【读者推荐。——原载《境界》电子杂志（@境界TERRITORY）。网络上介绍说∶《境界》是中国第一份关注新闻热点、文化思潮、职场家庭、个人成长的信仰类原创电子杂志。】 2015-03-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乡村痞子化与县城政治黑社会化 ——中国乡县社会生态（2）
何清涟 乡村痞子化这一过程，几乎与中国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同步。中国的地区行政治权由中央、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构成，县级政治是决定中国地区政治生态的关键，县政府是乡（镇）、村的直接管理机构，县级政治生态则是乡村政治生态的高级版。 湘北红镇：乡村社会痞子化的一个样本 《当代青年研究》发表了一篇《中国农村后代之殇：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混混”》（2015-10-29），是作者对自己在湘北红镇的田野调查的一份简略介绍。作者揭示了一个事实：大量留守儿童成为乡村混混的主力军。 红镇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资源匮乏，近年来发展赌场经济与高利贷，衍生出一条食物链，为赌场看场子、当“保安”的赌场打手，以及为高利贷者收取息钱抽取佣金的统称之为“吃血饭”。这些年轻人约在15-20岁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由留守儿童成长为乡村小“混混”。 混混们的存在不仅颠覆了乡村秩序，还颠覆了乡村的价值观。调查报告说，红镇里“大混混”赌场老板、高利贷主们的风光，小混混的嚣张，不仅让家长们对看不见明显效果的教育投资充满怀疑，更让众多青少年开始羡慕他们的“成功”方式转而纷纷效仿：“在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日渐消亡的情况下，‘混混’获得了足以震慑他人的价值再生产能力，而乡村社会不再认为‘混混’行为是一种越轨和罪恶时,被认可的‘混混’人生观进而占据了乡村价值系统的主流地位”。红镇一些村民在发生邻里纠纷、农忙时抢水纷争时，也开始利用这帮小“混混”来达到目的，如利用他们解决邻里纠纷、农忙时抢水纷争等。 男生做乡村痞子，女生则外出卖春。红镇调查写道：红镇中学教师黄某某在这个学校当了6年老师，教过的学生当中已经有100多女生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10几个是通过学技术就业，其余几乎都是“不正经就业”，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卖”——对于不少农村女孩来说，“卖”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2013年9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布《女童保护研究报告》，称留守女童占被性侵人群94% ，施害者多为同村男性甚至亲属。 红镇调查作者指出，留守儿童成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家庭社会化教育，从村庄的传统道德和伦理秩序中脱离”。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缺少家庭教育与关爱的孩子心理都不健康，容易成为不良青少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流动儿童达3600万，合计将近1亿，几乎占中国人口的1/14，是农村青少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红镇的情况至少算是一种类型。 红镇调查的结论因为借用了社会学语言，所以有一段看似充满矛盾的陈述：比如“具备一定自制力的红镇‘混混’形成了一个相对隐性的社会。这个相对隐性的社会一方面因为对村庄社会秩序的侵蚀，而显性地呈现于红镇社会当中，另一方面又由于与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隐性地存在于红镇社会当中。”这段话实际上想表达的是：隐性社会参与了构建显性社会的社会秩序，并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中国黑社会势力猖獗之时，势力大的黑社会组织被当地人称为“第二政府”，揭示的是警察与黑社会共同治理当地社会这一现象。 乡村社会痞子化与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呈同构状态 中国总共有县级行政区计有2860个，其中1463个县、117自治县。县级政治的劣化，一是体现为家族政治，二是体现为政府与黑社会共同治理。 1、县级政治的家族化 2011年9月1日， 《南方周末》发表《“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 。2015年，这个“中县”被证实为河南南阳新野县，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曾在新野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 （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级干部），总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现代政治中，一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60余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之外，从未脱离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在《中国为何容易出现“政治家族”？》一文中，我指出家族政治产生的几个原因： A. 家族政治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殷周两朝，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权力按等级分配，世袭罔替； B. 中共执政时期从未真正建立过合理的精英选拔机制。在毛时代，这一时期的精英选拔以血统原则为主。与以前的血统原则重视精英相比，毛则是逆向而行重视草根与边缘人的“出身论”。在毛的所谓“红色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统原则。从1998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开始至今，社会呈现向“身份型社会”复归的迹象。党政事业机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血统原则在竞争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二代”现象表明中国精英阶层的素质严重退化。 2、县级政治的黑社会化 今年5月，一篇《中国小县城的黑社会江湖》不胫而走，文章称：“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按河南新野的情况推论，那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当中，必然有不少是家族势力。 这三种势力当中，公安局“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黑社会组织的头目黑老大们，既与当地经济圈相熟，也与权力圈有关连，公安系统更是黑社会必须笼络之部门。黑社会组织经营的多是宾馆、娱乐、建筑业——这与东南亚国家、港台地区的黑社会涉足行业大致相同。这些黑社会有自己的组织内部规则（比如不犯命案，不与政府作对，严守秘密等）。黑社会组织之间因竞争关系，有血拼。在血拼过程中，会有黑社会组织消亡。但一般情况下，由于黑社会组织的保密规定，不会供出后台人物，它们在政府系统的保护伞因此会安然无事。 这种情况与我2007年在《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中，根据中国各地黑社会消长情况所分析的并无差别。在中国县级政治当中，官黑之间的关系模式已经固化，成了一种政治生态。 对这种畸型的县乡政治生态，生活于其中的人已习以为常。2013年中秋节期间，江西万载县农民汪金亮拍下当地多人去县长家送礼的场面，结果被当地公安以“破坏政治生态”为由抓捕。论者哗然，认为此罪太过离奇，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离奇正好证明当地价值观已经扭曲到以黑为白，以非为是，将这种权钱关系视为政治生态。 不少农村出身的知识者近年回到家乡，非常痛切地感受到乡村的沦陷，这种沦陷面非常广，从基层组织到人际关系，从乡村教育的衰落到村民道德的沦丧（从生产有毒食品到视坑蒙拐骗为理所当然）。因此开始回忆民国期间农村社会的乡绅自治，讨论重建乡绅制度的可能性。 乡绅自治并非一种独立的政治形态，它附着于王朝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如科举制以及退休官员致仕等制度；其经济基础是封闭性的自然经济，人口流动极少。这种制度在民国时期已成余晖。经历过中共的边缘人革命与乡村痞子化，如何将痞子流氓改造成绅士，恐怕是个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1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3034188.html ） 相关链接： 《中国为何容易出现“政治家族”？》 VOA何清涟博客，2011年9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why-does-china-breed-political-families/）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被告是整个民族
在通俗小说、浪漫故事统治图书世界的时代，一本严肃的博士论文竟能同时登上美、德、英的畅销榜，可谓罕见。37岁的哈佛大学助教授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博士论文《希特勒意愿的执行者们：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今年三月出版後，不仅立即被翻译成12国文字，登上畅销榜，还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的书直指德国人最忌讳之处——600万犹太人被杀害，罪责不仅在於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也在於普通的德国民众。在纳粹年代，有过德国人反抗纳粹政权，但从来没有反对屠杀犹太人的声音和行动。绝大多数德国人不是默默地，就是公开地支援屠杀犹太人。戈德哈根的结论是：没有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自觉自愿地充当刽子手，希特勒的“灭犹”政策不可能实现。 戈德哈根没有像其他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那样专注於希特勒、党卫队和毒气室，而是以驻在波兰占领区的16,000人的德国警察大队杀害了38,000名犹太人的事例，著重描写了那些由来自德国各个阶层的“普通民众”组成的警察大队怎样自愿自发地虐待和杀害犹太人，尤其是对老年人、妇女和幼儿的残忍。因此英国的《Spectator》的评论说：戈德哈根的书“引起第二次纽伦堡审判。这次的被告是整个德国民族。” ●合法地无法无天 作为中国人，读这本书时，不期然地想到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书籍现在已有一些，但基本都是著眼于毛泽东和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而写“下层”的，不是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就是肯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像戈德哈根那样著眼於普通人的责任问题的专著很难看到。 “文革”中的那些施暴者，以至杀人者中，多数也是普通中国人，因为毛的当权派们几乎全部被打倒。这些普通民众，就像戈德哈根的书所描述的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德国普通人一样，也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使那样多普通的中国人醉心地投入对人的迫害和摧残？戈德哈根在探究为什麽普通德国民众成为迫害者时，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反犹主义”在德国自中世纪以来如何从宗教上的排犹主义演变到种族上的反犹主义、最後行成“灭犹”政策的过程。戈德哈根认为，排犹反犹已经在德国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已把普通民众熏陶孕育成希特勒的刽子手。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文革前後的中国政治文化也早已出现了问题。从二十年代共产党在中国出现後，它向民众所传播和灌输的就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每个参与者必须克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即人性和人道情怀。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牺牲任何个人情感。因为革命需要的是坚强、无私、以至冷酷、无情。於是，随著“革命”的一步步上升，每个参与者身上的人性和人道程度就一步步下降。当中共获得政权後，这种政治文化更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被制度化地推行到社会的每个脚落，每个成员。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中国人在“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中所渲泄出的冷酷的“热情”和非人道的“理想主义”，显示出导致“文革”残酷斗争的思想和心理条件已经完全形成。 “人之初，性本恶”和基督文明的“原罪说”都告诉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的部份。共产党所宣扬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在助长和膨胀“人性恶”，使人变成“狼孩”和“非人”。而“文革”则给了人性恶一个爆发的条件和机会。而且人们又是在“理想”的名义下进行，尽情释放“人性恶”，合法地无法无天。 ●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 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後来都成了受害者，但他们同时也是迫害者。中国大陆正在兴起“老三届热”。文革时造反、下乡、失业、返城，耗尽了青春的红卫兵们，现在则三两相聚，兴办以“老三届”为名的餐馆、晚会、公司，写老三届，唱老三届，画老三届┅┅怀念他们的青春，倾诉他们曾遭受的苦难。是的，以“老三届”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当年吃尽了苦头，荒废了年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在需要长身体时吃不饱肚子，在需要长知识时没有书读，在需要谈恋爱时不能交异性朋友，在该生孩子时只能生一胎，在该工作时找不到工作，在终於成熟时，又成为被淘汰的一代。”他们的遭遇很值得同情和惋惜。 但是，别忘了：把作家老舍打得头破血流，并逼他喝尿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板打音乐家马思聪的光头并逼他吃草（因为他姓马）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把大庆王铁人扔尽大粪坑灌个半死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皮带棍子抽打年近80的周作人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把傅雷夫妇戴上高帽，逼著站到长条凳上挨批斗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得了癌症的巴金夫人萧珊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文革过去三十年了，有几个人忏悔他们曾在人身上发泄的兽性？当然人人都可以把责任推卸成是毛泽东欺骗了我们，是“理想主义”蒙蔽了我们。那麽戈德哈根书中所指的那些迫害枪杀犹太人的德国普通民众也可以用一句“我们受了希特勒的欺骗”，而把每个具体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把文革的责任仅仅归於中共上层的话，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中国人都是受害者。那麽这麽一场近亿人受株连的大规模的迫害到底都是由谁具体干的呢？ 和同样是二战侵略者的日本人相比，德国人已是相当有忏悔能力的民族了。但是，戈德哈根的书在德国翻译出版後，却遭到德国人，尤其是知识界的一片非难。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忏悔恶行是一件多麽困难的事情，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民众对那场种族灭绝是负有责任的。 （载《开放》1996年12月号） 1996-1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沧海桑田 WTO：克林顿的华丽篇章
何清涟 9月15日 ，WTO三名贸易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指出，美国2018年对价值2000亿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何这些措施是暂时合理的，因此已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政府对此裁定结果表达强烈不满，批评世贸没有能力阻止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反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强迫美国公司透过技术转移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不排除对WTO采取行动。 且不论美国以后对WTO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回顾一下中国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强烈支持下加入WTO以来，美国在这个由自己主导创立并在初期掌握话语权的国际组织，如何逐渐被边缘化这一过程，确实很有意义。 克林顿促成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转化为WTO 谈到WTO，就不能绕开美国总统克林顿，这位总统在三件大事上与WTO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推动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总部， 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个国家共同创立，中华民国也是其中成员。GATT的原则是自由（第11条规定：将贸易限制措施转为关税，以及降低关税税率）、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须在这三项原则下进行自由贸易往来。GATT因本身并非一个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称为“缔约成员”（Contracting Parties），约束力弱。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积极推动GATT向WTO（世界贸易组织）转型，通过1994年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判，1995年1月1日，75个GATT的签约国和欧洲共同体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其他52个GATT成员国在随后两年内陆续重新加入WTO（最后一个是刚果，在1997年加入）。与GATT相比，WTO是一个正式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则称为“会员”（Members） ——也就是说，WTO成为一个正式国际组织，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努力推动直接相关。 西雅图之战：美国左派从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经意间让美国左派对WTO、全球化从反对转化成认可。这事情到今天还能让人们有鲜活印象，得感谢美国导演斯图尔特·汤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记录了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的场外抗议，电影里多次使用了当时的纪录片段，尽量再现了当时的抗议场景。 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现了集会抗议参与者的抗议目标十分模糊，很多人并非是真正有政治诉求，很多人可能连WTO具体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与民主是啥关系。参加抗议的迪亚戈、桑、卢、杰伊这四个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图街头，时势造英雄，成为反对WTO队伍的临时领导者。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然而在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呼吁WTO关心贸易环境和劳工福利政策，并表达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立场。抗议人群高举着“全球化破坏公平竞争”、“WTO反民主”的标牌，喊着“平等、反剥削”的口号，群情激昂，但却几乎没有人懂得为什么要反对WTO，更没有多少人懂得反对WTO将让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参加游行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所谓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但他们从自己呼喊的口号中产生了情绪满满的集体感和力量感，于是把与自身毫不相干的欲望、热情和愤怒揉进口号，冲上街头，砸商店，与警察对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写迪亚戈与黑人青年桑在临时关押他们的地点相聚，讨论起这场抗争。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参加WTO的非洲代表来到会议厅，发现会议厅空荡荡的，这位非洲代表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痛斥全球化是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变态侵略，非洲国家的话语权并不被尊重！他还表示支持美国左派青年的抗议，并要求西雅图警方释放被关押反抗人士。这番发言，影响了WTO的代表们，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共同点是支持抗议。迪亚戈与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看了这段新闻，觉得挺新鲜，我们为反对WTO而来，但WTO却支持我们，于是开始互相探问WTO究竟是什么。迪亚戈说，“我们来时不知WTO是什么，现在抗议结束我们就要回家了，但还是不知道WTO是什么”，想起他们在街头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竞争等口号时的情景，两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后说了一句：“在这之前，有谁知道WTO？——虽然他们现在还是不知道。” 这场两人讨论击中了街头民主隐蔽而又致命的软肋——不论暴力抑或是非暴力，无论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镇压，街头游行者的大多数其实处于盲目状态。我说这些，当然也是为了提醒今天的观察者，不要象电影中那位年青女记者，轻易地抹除自身作为旁观者的理性，成为抗议队伍的一员。 结果对前总统克林顿来说，算是以喜剧收场。通过这次西雅图之战，美国民主党政府了解到必须为全球化加上普世价值，以区别于被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所反对的前殖民时代。有了这套附加的价值观包装之后，美国本土的左派从此认可以全球化，并加入各种NGO遍布世界，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捍卫者。最终导致华尔街、跨国资本与左派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一致，因而成为政治同盟——这里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讨，但毫无疑问，西雅图之战是个转折点。 克林顿为中国加入WTO的理论贡献 外界都知道，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有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来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咬死这两个前提，也写文章反驳过：加入WTO的有不少专制国家，比如古巴，为什么WTO只对中国民主化有促进作用，对古巴却没有？但我发现，无论怎样的事实，都无法改变这些说法。直到我偶然读到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方知这两个说法的始倡者是前总统克林顿。 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前总统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中国后来的政治变化说明，这两个预想并不成立。这不能说是克林顿总统的错，因为他说得很明白：“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直到2017年川普在当选后公布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与中国在美渗透活动相关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研究做一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而正是在这十六年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WT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9月18日，https://twitter.com/RedPillMaC/status/1306670872703504384）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秦刚宦海沉没缘由何在？
何清涟 秦刚从消失到免职历经一月，各种猜测车载斗量，其中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情妇与私生子（美国出生）；二、内斗；三、火箭式窜升与殒落。三个都没错，但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涉及秦刚宦海灭顶的真实缘由。本人从未加入“秦刚猜想”之列，当早就被闲置冷宫的原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在秦刚被宣布免职之后的第三天，丢了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这顶乌纱帽，倒秦的缘由已经隐然若现。 情妇与私生子问题还放不倒秦刚 目前，关于凤凰卫视前主持人傅晓田与美国出生的私生子问题，有好几位与傅认识的前同事或其他人出来指证。在秦刚被免职的第二天（7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指年轻干部要德才兼备、才配其位，要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经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免职的主要原因。 但我不认为这是秦刚免职的主要原因。中共国安系统对干部一直秘密监视，这些党员干部的私生活，在掌控隐私方面堪称万能的中共早就有数。2022年12月秦刚任外交部长之前的考察过关，说明党不真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傅晓田在2023年3月网上分享与刚出生儿子的照片并祝贺秦刚生日，如此高调不担心授人以柄的原因。 中国外交部的“亲美派”与“亲俄派” 外交部有内斗这不奇怪，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中共太祖毛泽东1966年就说过：“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让党内分成两派，毛居中平衡是其巩固权力的重要手段。 中美建交大半个世纪，中共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就是中国对美关系，外交部内部早就形成一支知美派势力；自2009年开始，中国再度注重对俄外交，原来处于低谷的亲苏外交人员自然是枯木逢春，人气渐旺。所谓内斗，在政府内部多半围绕利益纷争，职务升迁就是最大的利益。据《官员晋升路线图》（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07月02日）介绍，中国公务员系统升迁，每晋升一级，就是一场升迁之战。 该文计算，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708.9万人为基准，按照全国13.4亿人计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务员。从普通百姓成为公务员，算是完成了官员晋升的第一步。能够走上县处级岗位的，是公务员队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转折，也是大多数人的封顶之作。全国县处级公务员约有60万人，相对于708.9万人的公务员而言，其晋升比例大约在12：1的状态。从处长到厅局级干部，就是要从60万人中选出5万，比例也是12比1。若与整个公务员队伍对比，则是142比1。升至省部级官员，以厅局级干部为基数对比，为16.7比1；以处级干部为基数比较，为200比1；公务员队伍中能攀上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 这次秦刚被免职之后，原白俄罗斯外交部一等秘书帕维尔·斯伦金（Pavel Slunkin）透露了2015年习近平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一件往事。秦刚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为确保习近平第二天的访问行程万无一失，半夜两点打电话给他，要求再次检查习近平次日要参观的博物馆，这次准备工作包括数台阶、以及询问走到哪一级台阶音乐会响起。在习近平结束访问飞回北京后，斯伦金问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这漫长的一个月的准备过程中召开数百次会议，讨论相同的问题，计算步数，晚上参观博物馆，究竟是为了什么”外交官的回答是说，你知道，在北京有数百人跟在我身后，排着队要取代我的位置。因此，如果我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做，那么就会有另一个人去做。” 可以说，外交部两派当中，哪派占上风，哪一派的人升迁机会就多。 秦刚丢官，是被抓住了痛脚 可想而知，对于秦刚最近几年的火箭式升迁，外交部内肯定会有人不满。究竟是谁不满？答案大致有了。秦刚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7月28日，曾任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长的乐玉成被免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一职。乐玉成曾被认为是中共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现年60岁的乐玉成于1986年进入中共外交部任职，其任职经历中主要在前苏联东欧这一地区， 2017年，乐玉成晋身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18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19年调至俄罗斯任大使，2022年离开外交系统。2022年2月4日，习近平同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媒体采访，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2022年6月14日，俄乌战争开始不到4个月，乐玉成调离外交部。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乐玉成调职是因其未能准确获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情报并报告北京。从乐玉成的言行及利益所在来看，他是典型的亲俄派。 俄乌战争开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吃力。次日美国之音曾引述多家美媒的分析发表《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任外长， 其低调与柔软身段惹关注》一文，美国媒体还注意到，秦刚即使在一些火药味浓厚的议题上，也试图尽量把话说得委婉。比如说，他曾表示，如果中国事先知道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那么北京就一定会尽力劝阻俄罗斯的这一行动。此外，针对外界担心台海两岸兵戎相见，秦刚也刻意降低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在谈及中俄关系和俄乌局势时说，“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也是有底线的”，与乐玉成说的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完全不同。2022年12月30日，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美媒大多认为，习近平任命秦刚出任外长之时，他本人正在尽力改善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也为了改变中国的“战狼外交”形象。此后，秦刚最受注目的举动是，在联合国4月下旬就A/77/L.65决议草案明确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后侵略（aggression） 了乌克兰”做“全案表决”时，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22个国家投下赞成票、5国投反对票、18国投弃权票。这是俄乌战争开始后，联合国多次谴责俄罗斯的投票表决中，中国唯一投了赞成票的一次。 中国投了这一票之后，从美方并未得到明确的好处，取消关税的事情依旧没有踪影，限制芯片出口中国措施反而加强，老拜登在6月21日干脆直指习近平为“独裁者”，可见秦 刚对美伸出的橄榄枝没用。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在4月底之后暂时停止，直到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5月24日访华。习近平会见舒斯京时再次强调了今年3月访俄所确定的战略，并称将不断丰富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私下里谈什么，外界自然无从知晓。但此后双方联合日本海军演、俄方宣布普京将于10月访华。 秦刚担任外长期间，外交部驻外大使异常活跃，各吹各的唢呐各唱各的调。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4月21日在访谈中有关“前苏联国家不具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等言论引起欧美国家严厉批评。半岛电视台6月27日则报道了外交部亲美派的表态：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支持乌克兰收复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地区的目标时，中国驻欧使团团长傅聪表示，支持乌克兰恢复1991年所划定的全部领土，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这种互相打架的外交官表态至少表明秦刚这位外交部长领导无方。 以上就是秦刚被抓住的痛脚，情妇私生子只是随大菜附送的一道餐前开胃菜。 将背景交待完毕之后，可以对秦刚“明星殒落”做一总结： 习近平在处理俄美关系上，一度有过摇摆，当他想与美国缓和关系时，“亲美派”秦刚升任外交部长。秦刚在今年4月下旬联合国会议上的投票，是他仕途终结的导火线。因为这一投票既未换来中美关系的缓和，还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也给那些对外交部长位置有向往之心的人提供了口实。这种“误判”当然不能让“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负责，秦刚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乐玉成虽然已经离开外交部，但他在外交部曾经领导的那支亲俄势力还在。这次他在秦刚免职两天之后丢掉乌纱，估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动作多了一点。圣上撤换秦刚本来就很丢面子，习近平丢车之时，顺手将乐玉成从官场下架。 至于外界评论认为这是习近平政权倒台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纯粹是想多了。在处理俄美关系时，习近平或者有过片刻摇摆，但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步步紧逼”之下，他必然继续对俄友好。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7月3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8529）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我们像熊猫，正濒临绝种」——新疆系列报导 7 之 3
在中国政府的报告和官方媒体上，新疆人被描述成和汉人关系和睦，过著幸福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由於大量中国人被移入东土，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突厥世界研究基金会”主席土尔汉．亚兹干博士（Turan Yazgan）在伊斯坦布尔他的办公室里说，“所谓自治区只是纸上的东西，东土人完全被中国人统治，并被有系统地汉化。” 在共产党军队没有进入新疆之前，汉人在新疆人口中只占5％，但现在新疆的1700万人口中，汉人已占37％。在不到50年中，这样的人口比例变化是罕见的。 “1956年北京政府决定在新疆建立自治区时有文件规定，维族人应占93％，其他是汉、蒙和哈萨克等。”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在他的伊斯坦布尔拥挤的办公室里一边打他的电脑，一边说，“现在维族人在新疆只占47％了，而且绝大多数被赶到了牧区和乡下。在新疆的伊宁、阿克苏、库尔勒、哈密、波罗、石河子和乌鲁木齐等八个大城市，汉人都占80％以上。在首府乌鲁木齐，东土人只有两条街。” 中国政府就像对西藏大量移入汉人一样，对新疆也实行同样的政策。大量汉人涌入新疆，不仅和新疆人争水、争地、争工作机会，还使新疆人强烈感到他们被中国人歧视。 五十年代初，在伊宁市的汉人不到10％，现在140万人口中汉人达100万。56岁的夏木西丁（Shamseden）是伊宁市毛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两年前他和妻子以到沙乌地．阿拉伯朝圣的机会逃到土耳其。 “1960年刚建厂时我就进厂，那年我才17岁。”夏木西丁在伊斯坦布尔的住处说，“当时规定厂里汉人只能占四分之一，维族人占四分之三。但後来就变了。”现在八千人的伊宁毛纺织厂里汉人有七成多，维族人不到三成。 “每到长薪、升职，都是汉人机会多，因为只有会写汉语，才算干得好，而维族人会汉语的不多。”这位在纺织厂干了33年的老人用汉语说，“我进厂就开始学汉语，但到现在还是不能读中文报纸。” 中国人在新疆成了特权阶层，掌握著各种机构的主要权力。刚从乌鲁木齐来到伊斯坦布尔两个月的原“新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城乡工作部干部、28岁的阿依仙木说，“新疆妇联有64名干部，其中维族只有21人；妇联中的30个正副处长和处级调研员，都是汉人。” 在伊斯坦布尔的新疆流亡者社区，随便问一个人，都会听到他们被中国人歧视的故事。一位不愿名字公开，怕连累仍在新疆的亲人的原乌鲁木齐市电视台女记者说，“我们电视台有110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9个是维族人，其他都是汉人。台长和书记都是汉人，而且是转业兵，不仅没学过新闻，文化水平都很低。台里75％以上的编辑记者是复员军人，大多是市府领导的孩子，都没有学过新闻。” 这位从新疆一所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维族姑娘感叹地说，“为维语节目写新闻稿，台长却要求我用汉语写，因为他不懂维语。等他审查通过後，再翻译成维语播出。电视台还有四个副台长，三个是汉人，只有一个是维族，但他连编发维语稿件的权力都没有。” 土耳其“突厥历史学会”中亚史研究员努尔阿妮亚（Nuraniye）博士出生在新疆喀什北边40公里的阿图什市，她在安卡拉的办公室里说，“我从小就感到受中国人的歧视，上小学时，我们东土孩子要到旁边汉人的学校去踢足球，打排球，因为只要他们的学校才有这些设备，而我们维族学校没有，只能搬石头自己建简陋的球场。” 曾在《乌鲁木齐晚报》做过记者的阿不克力木说，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他1984年到喀什附近的农村采访时，看到一群维族孩子在树下上课，原因是他们的校舍榻了。而旁边有汉人兵团农三师某团的校舍，却不许他们用。阿不克力木问那位维族老师为什麽不筹款再盖学校，回答是没有土地，地都被兵团控制了。 1954年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的一个庞然怪物，这个介於集体农场和边疆驻军的组织有240万人，占新疆内汉人的三分之一。英国《经济学人》最近报导中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国中之国」，因为它拥有740万公顷土地，172座大型农场，344家企业，500间学校，200家医院，以及46个研究单位。另外它还有自己的公安系统和法院，而全新疆半数的劳改营据信掌控在它手里。 “兵团的人都是汉人，他们抢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水，我们放牧的草，我们在自己的家园正变成少数，并成了二等公民。”由於做过记者，对兵团内幕十分了解的阿不克力木激愤地说。 正如已故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所说，“中国人在新疆的殖民统治，正使维吾尔人濒临绝种，就像熊猫一样。”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3日） 1999-10-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Legislation, not protests, is the way to change
When speaking about last Saturday's rally,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Chairman Ma Ying-jeou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stir up trouble,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should use law and policy if they didn't want society to descend into chaos. On the surface, Ma's words seem fair enough, but a closer analysis reveals the flaws. First, you cannot equate a peaceful rally with stirring up trouble, and if you do, you could level the same accusation at the KMT's own rally a few days ago. Second,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pan-blues have a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ure and thus have more control over legislation. Ma says the government should use legal means and policy: With his legislative majority, why doesn't he take a leaf from his own book instead of organizing anti-government rallies and causing trouble? Third, there were very clear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recent rallies in Taipei. The rallies organized by the KMT and People First Party (PFP) were aimed directly at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Sure, the KMT said it was about saving the economy, but in reality it was just one, big anti-Chen Shui-bian march. The PFP was a little more direct, calling for people to "voice their indignation" at Chen. The DPP rally last Saturday, by comparison, was not aimed at the opposition: It was in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missiles aimed at Taiwan, and Communist China's "Anti-Secession" Law, which seeks to deprive Taiwanese of their right to choose. Neither the KMT nor the PFP has uttered a word against the law since it was passed a year ago. They have also consistently boycotted any public protests against it. When the chairmen of the two parties went to Beijing last ye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clared that Taiwan was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gain, there was no voice of protest forthcoming from the KMT or the PFP. Given this, one wonders where Ma's heart lies when he equates Taiwanese protestations at Beijing's intimidation with stirring up trouble. The next point concerns protest rallies organized by the KMT and the PFP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a considers the KMT to be a democratic party. Why, then, does he not study how opposition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onduct themselves, and see how two-party politics is done? The US Democratic Party has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Bush's administration, and opposes many of the White House's policies, especially the toppling of former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Nevertheles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Iraq war, the streets of Washington have seen no anti-war or anti-Bush rallies organized in the nam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his is becaus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are equally strong, and if one person can organize a political rally, then anyone can. This would lead to politics being played out on the street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nduct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f the opposition has issues with the government, they should right these in the legislature: They should seek their own political ideals through constitutional means as civilized people do. Ma made a point of saying that the DPP was good at staging protests, but that was back in the days when Taiwan was a dictatorship and the people didn't have conventional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o express themselves. Today's Taiwan enjoys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speech and holds regular elections. If Ma and other leaders choose to stage these rallies at the drop of a hat, they are not only showing a lack of respect for, and confidence i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y can also be accused of stirring up trouble. Cao Changqing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Taipei Times Saturday, Mar 25, 2006,Page 8 2006-03-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0👍 0💬 0中美阿拉斯加会谈，谁胜谁负？
何清涟 为期两天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终于结束，除了会谈内容照旧“一会各表”之外，有趣的是两国的出场者与看客们对双方胜负的判分几乎呈两极，更有趣的则是这场怪罪游戏中，美方指责杨讲话列举的所有内容当中，最让美方不愿意面对的那几句话，出场者与媒体都不列举。一场会议及事后余波为何陷入如此分裂的状态？其间因由值得分析。 一场会见，双方都自我感觉“胜利”了 美方除了指责中方不讲外交礼仪之外，认为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达到了举行这次会议的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告诉他们我们对中国所采取和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的严重关切，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也有同样的关切。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希望明确阐明我们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我们也做到了这点。”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称：“我们清醒地来，清醒地离开”。 有关新疆、港台等问题，以及美国针对中国对待西方盟友的立场，美国曾多次公开谈过。将通过外交会谈让中国知晓列为会谈目的，除了美方认为中方完全不看任何美国官方声明，只有当面告知才算“专此布达”。沙利文的话则是十分正确的无用之语。 中方则认为自己挫败了美方。3月19日，人民日报@PDChinese干脆在Twitter上发推文称：“【两个辛丑年的对比】：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美国不代表世界舆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仿佛中国又面临八国联军之威胁。大外宣媒体评称：上述这些话，在新浪微博上24.5亿阅读量、116万讨论量，全球媒体的集中报道，至少说明正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2+2会谈，已经确定无疑地“走进”了舆论舞台的中心，一副“离开中国不成国际话题”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两国反对者都认定自己反对的政府才是输家 中国在美的政治反对者多认为中方被美方大肆折辱，当然也重复了美方与美媒批评的中方不讲外交礼仪这点。甚至还将美方连饭局都不设视为极端轻视中方之举。当然也复述了美国指责中国官员“哗众取宠”，故意制造“戏剧效果”，只是为表演给国内人民看这一说法。 Geller Report于3月19日发表《拜登弱爆了，阿拉斯加会谈美方受羞辱》，评论中引述了多位人士表达的不满，比如章家敦认为中方态度倨傲，前来发号施令，美国居然能够忍受；还有人指责美国现政府太没骨气，更有人沉痛总结：美国“有像中国这样的外部威胁，但在国内，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和身份政治让我们变得四分五裂，自我厌恶。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才在阿拉斯加用‘黑命贵’做谈话要点。因此，就像用权力对抗中国一样重要，共和党官员和任何愿意倾听的人都必须尽其所能结束国内的反美灌输”。该文还引用了前国务卿彭佩奥在Twitter上就阿拉斯加会谈发表的评论：“力量能威慑坏人。弱点导致战争。” 但真正让美方出场者产生羞辱感并作出回应的话，美中双方都不提，媒体也自觉回避。迄今为止，双方都未刊出视频全部译文，只有香港一家FX68 财经花时间翻译后全文登出。 被双方有意不报道的话是什么？ 杨洁篪在严重超时的发言中有两段陈述： “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美国在推进本国民主方面所做的工作不仅应由美国人民来评价，也应由全世界人民来评价。……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美国要改变自己的形象，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美国国内很多人其实对美国的民主缺乏信心，对美国政府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只要对2020大选被民主党的反川联合阵线（捍卫民主联盟）的系统性窃选有所了解，尤其是了解到中方深度介入了美国大选并帮助窃选的相关事实（前情报总监在11月7日后有陈述），看过中国官媒与官方学者对此的评论，就明白“由全世界人民来评价”是指：全世界都知道民主党窃选，美国国内的窃选调查报告有好几份，就你们自己假装不知道；“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指的是：美国民主党将在国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全套方法都用在2020大选上了——中国官方学者确实如此评价过，相信这也是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常用话语。 布林肯对此心知肚明，因此针对杨的发言有如下一段回复：“我们在国内的领导能力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不断追求，如我们所说，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而这种追求，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会犯错，我们会逆转，我们会后退。但纵观历史，我们所做的就是公开、公开、透明地面对这些挑战，而不是试图忽视它们，不是试图假装它们不存在，不是试图掩盖它们。有时这是痛苦的，有时是丑陋的，但每一次，我们都走出来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好、更团结。” 杨这段话与布林肯的针对性回复，中外媒体都有意忽略。这段暗含讥讽美国大选舞弊的话，于中方来说点到即止，尽管手上有证据，但只是用来敲打，引而不发远比撕破脸谈这事好得多；于美方来说，这是心头之痛，涉及到本届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于西方媒体来说，这是它们努力要掩藏的事实，从2016年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在有关川普的问题上，于他不利的夸大十倍百倍报，错了也从不道歉，《纽约时报》曾详尽地多次报导了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中斯尼克（Brian Sicknick）警官的死亡“真相”，被揭穿是谎言后悄悄撤稿了事。《华盛顿邮报》报道乔治亚州州务卿提供的川普要求其帮助找选票之事，也是谎言，同样只悄悄撤稿。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中，杨对美国大选舞弊的指责其实是倒掉的最大的一棵树，但美媒假作不见，拼命报道那些折断的小树与树枝。 中美都只看到对方的弱点 大选舞弊是美国左派对本国软实力的自我摧毁，蓬佩奥评价此事件指的“弱点”极有可能是这；民主党的极左社会经济政策将使美国的硬实力受到摧毁性打击，目前的通胀表明这一天会很快到来，只是美国的当权者对此视而不见。 习近平最近在两会期间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此前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作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谈到中美关系时，习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杨洁篪阿拉斯加会议发言，算是习近平对美“平视”理论的实战演练。 事到如今，有必要重温美苏冷战的经验。美国“冷战战略总设计师”凯南（George Kennan）曾说过，赢得冷战的关键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向全世界展示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只有解决了自己的事，“美国方能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和有序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且让自身从中获得最大的裨益”。 凯南这段话，其实道出了美国曾经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成功之道：1、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2、帮助别国发展；3、最后让自身从中获益。 阿拉斯加会谈没有赢家，中国没能让美国重拾奥巴马对华政策，美国则被狠捏痛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双方都有必要重温凯南那封列入史册的著名长电报。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1年3 月21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3/21/n1282537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林毅夫和吴征的“秘密交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要求回台湾奔丧，由於这位台湾“叛逃军官”的特殊背景，而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 据台湾《天下》杂志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台湾宜兰，国民党陆军官校44期毕业，1979年在担任台湾金门守军上尉连长时，携带金门防卫计划图等军事秘密，抛妻离子（连一声告别都没有）“叛逃”（游泳）到厦门，然後改名为“林毅夫”；英文名为“Justin Ye Fu Lin”。 林毅夫後来到美国留学，返回北京後，开始在政界、学界发迹，不仅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称，而且後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主任头衔，并连续三届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成为红色中国的大红人。目前在他自己网站上列出的他担任的职务和头衔，竟多达52个！外加14家杂志的编委和顾问。我从没看到过一个人能有66个职务，可见权倾一时。 但引起我注意林毅夫的不是他那些显赫的官方头衔和地位，而是他和“巴灵顿博士”吴征、“哥大校董”杨澜的关系。因为在调查吴征学历造假事件中，发现这位原台湾叛逃军官在吴征获得复旦大学“博士”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早在新浪网刊出“共同主席”吴征是“美国博士”之前，吴征还仅是“香港凯威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时，林毅夫就聘请了吴征担任该中心的授课教师，并在该中心网页的“任课人员”介绍中说吴征是“复旦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比“巴灵顿博士”还高几个等级。 後来当吴征的学历被质疑後，林毅夫主持的“中心”把吴征简历中所有学历都删除，仅保留了商界职务，但没有做任何解释。後来杨澜对《南方周末》说，“从我们正式发布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时间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其他地方搞错，我们只能在发现了之後，请人家予以更正。比如北大网站上说吴征是复旦的学士，我们就请他们更正了。” 但疑点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错得实在太离谱，因为吴征既不是复旦学士，更不是华盛顿大学博士。从杨澜的口气看，是北大弄错的。那麽北大从哪里获得这麽错误的信息？一般来说，简历这种死的东西，都是不能发挥变动的，而且一般都是本人提供的。那麽北大网页上的吴征简历到底最初来自哪里？这个秘密大概只有吴杨夫妇和林毅夫知道。 但林毅夫不会出来澄清事实，因为他和吴征有“特殊的关系”。这可从很多迹象看出。1999年12月16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纪念成立5周年研讨会，吴征被林毅夫安排第一个上台主讲。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研究机构，可谓人才济济，云集很多从美国名牌大学获得真博士的经济学学者，如陈平、海闻、易纲、杨壮、梁能、平新乔、胡大源、姚洋、周其仁等，但为什麽该中心主任林毅夫要特别青睐既没有经济学的学历（中外都没有）、更无经济研究经历的吴征，研讨会不仅安排他主讲，而且是第一个？ 吴征和林毅夫之间的秘密外人难以知晓。但吴征高兴得忘乎所以时，就会透露出一二。例如，吴征在接受北京《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就透露说，他是价值2,000万美金的“人人网”的最大股东，後来“我把股份全部转给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吴征把价值这麽多的股票全部无偿给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心？如果这是真的，那麽林毅夫本人是否拿到好处？这中间有什麽交易？ 虽然外人暂时无法了解全部内情，但从林毅夫的“回报”上，则可以明显看出一些端倪。吴征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并不是复旦大学专职教师、更不是研究国际政治专业的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却要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做吴征的论文答辩主委，并对吴征的那篇所谓“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 据《南方周末》报道，吴征是以美国公民身份（不经考试、也不在校学习），凭一篇7万多字的“论文”获得的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知情者透露，吴征当时读的是国际政治系（後来扩为国际关系学院），隶属复旦法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13位委员审核吴征的博士论文後一致拒绝授予他博士学位。其中倪世雄教授（後来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说，吴征的论文“英文翻译错误百出，不具博士学位资格”。 据网上可查到的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50次会议（2000年7月7日）记录，该会议由学位评委会副主席李大潜院士主持，21名委员出席。该会议决定“暂缓授予国际政治系吴征等4人博士学位。以上4人可在两年内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时，┅┅国际政治系吴征应提供专业课课程考试试卷┅┅” 但在13名法学院学术委员一致拒绝、21名复旦学位评定委员全部要求暂缓授予的情况下，吴征硬是最後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这和拥有66个职务和头衔、当今中国政坛和学界都是“大红人”的林毅夫全力保驾、亲自主持吴征论文答辩，并对那篇劣质论文“高度评价”有决定性的关系。当年吴征的那笔股票是不是产生了“特殊的价值”？ 吴征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2002年初由《解放军报》下属长征出版社出版。如果一篇博士论文由军队出版社出版，很难不让人质疑它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记者在11家网络书店上都检索不到吴征的这本书，而且长征出版社网页书库中也没有这本书。那麽这本书到底怎麽出版的，印了多少册，卖出了几本？在中国买卖书号非常普遍的情况下（一个书号约一万人民币），是不是吴征自己花钱买书号出的书，而且印数极少？否则怎麽书店都没有这本书？ 由於找不到这本“博士论文”，所以无缘直接拜读。但看到两篇有关评论：一篇是任职联合国的殷惠敏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的，该评论说，“我也看了吴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近出版成书），以我过去在美国念研究所和大学教书的经验，不能不指出，那篇论文属於鼓吹宣传性质，而非扎实的研究成果，若拿到研究所的研讨课上，勉强只能拿到Ｃ等，作为博士论文，未免太淡薄了。” 另一位中国大众传播学者就吴征论文所列参考书评论说，“吴征所引用的参考书第一是老掉牙的，都是六七十年代传播学刚起步时候的作品┅┅都是ABC水平的”。 但这样一本被人视为标志“复旦大学的学术水准已沦落到可悲的地步”的劣质论文，则得到了专程由京赴沪做吴征“博士答辩”主委的林毅夫的高度评价，显然林毅夫和吴征的关系不一般。而杨澜“校董”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时，就特意专访林毅夫，夸赞他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府经济智囊”。 吴征不仅自称“双料博士”，简历中还罗列有北大、清华和上海大学三所学府的“客座教授”。那麽这些“教授”头衔都是怎麽获得的？吴征简历中仅是列出这些头衔，但没有给出具体是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客座教授”。那麽他的那个“北大客座教授”头衔是不是林毅夫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给的？吴征以什麽学术成果和地位可以担任北大的“教授”？ 在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林毅夫提出要打假，在做“主题发言”时建议设立覆盖全社会的、严格的信用监督奖惩制度，制定“社会信用资讯法”，严格规范上市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信用资讯等。那麽是不是林毅夫先从他和吴征的“特殊关系”谈起，向社会和公众做一个样板？ 2002年5月29日（原载多维网） 2004-09-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卡扎菲挨打，北京缘何心痛？
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之后，中国的宣传忙于强调：利比亚的冲突是“内乱”，属于该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是为了石油，以人权之名干涉利比亚内政，不具有任何道义优势。双方是大流氓打小流氓。凤凰网甚至推出一篇“美利血仇对抗史：30年还是300年”，将美国与利比亚的仇恨上溯至18世纪末利比亚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其时并不强大的美国被迫与生活于今天利比亚土地上北非海盗签订的《的黎波里条约》，每年向缴纳贡金100万美元这一“旧恨”。 在残暴不讲理的独裁政权眼里，所有政权的行为都与它一样肮脏。中国与利比亚包括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许多独裁国家的关系就建立在只讲利益、不讲任何人权、道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也只能按照这个模式去理解国际关系。这就是中国至今被国际社会轻视的真正原因。 卡扎菲挨揍，北京缘何心痛至此？更让人不解的是北京这么声嘶力竭地挺卡扎菲，老卡却给北京这位老朋友回敬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因利比亚“内乱”撤离的中国企业遭到利比亚银行索赔数亿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与卡扎菲这俩老朋友之间最近到底咋啦？变脸了一轮又一轮，18日联合国就第1973号决议投票时，中国竟罕见地只投了弃权票而没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事过几天，中国却又出尔反尔，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强烈谴责西方空袭卡扎菲部队。 是什么让北京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纠结？ 先说中国当局愿意承认的经济损失。由于中国声称不以人权等条件作为经济合作的考量，利比亚是中国非洲的投资重点。可见的数据是：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据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根据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统计，中国共有27个企业在利比亚的工地、营地遭遇抢劫和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赔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因工程中止的索赔，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将更大。 但让北京真正纠结的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严重后果。中国从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一国内部政治事务，并将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人权的呼吁都看作是干涉内政甚至“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次中国之所以没有动用否决权，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提出动议让联合国讨论1973号决议的国家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这两大联盟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益关系，既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国，也是中国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发祥地及传统市场，还是中国服装鞋类及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的重要出口国，其中不少国家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人权议题的“盟友”。中国如果不给阿盟与非盟以面子，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立，因此这次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没敢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这次谴责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时，也比当年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少了一个理由，即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出兵”。 但利比亚局势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卡扎菲末路日近，让中国感到自己未使用否决权之举，是为自己的将来挖了个“陷阱”。因为蛇自己打的洞自己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国内人民的，抢地、夺房等不择手段地敛财及欺男霸女的坏事没少干。在突尼斯激起全民反抗的自焚案件中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在精神气质上，中共政权与卡扎菲、穆巴拉克完全属于同类，这也是中共与这些国家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这些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独裁政权，近些年来已经一个个相继垮台，如今只剩下金二等少数几国与北京形影相弔，让北京心里缺乏安全感，放眼长城内外，被“内敌”“外敌”重重包围。几乎每一个政治敏感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当局眼中都成了民众借机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 其实，中共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在不值一驳。其间道理非常简单：人类的出现先于国家（政权），政权的产生，是生活于某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用缴纳税收及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象卡扎菲这种搜刮天下以自肥并残杀人民的暴君，早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北京之所以如此声嘶力竭地帮助卡扎菲造势，只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理解了北京的这种感情，就会知道为何卡菲挨揍，北京心痛的缘由所在。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3月 28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3/libya-gaddafi-beijing/）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三峡工程的腐败及其背后的巨大身影 ——三峡工程的三本糊涂帐（3）
何清涟 4月14日，新华网转载财经国家新闻网消息：“三峡集团换帅背后：领导层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三峡工程从2月27日《时代周报》指其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到此峰回路转，成为“内部斗争”，正好与周永康家族成员前一向公开指责的口径一样。 三峡工程在中国公共工程中属于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剖析其如何沦为腐败温床，对于认识改革30余年的权贵私有化进程很具典型。 \三峡移民款为地方官员中饱私囊提供机会\ 形象一点说，由全国人民做最后出资者的三峡工程成了一只肥大雁，谁只要过手就要拔上几根毛，最先暴露的拔毛者就是经办移民事务的地方官。 据官方数据，三峡工程最终移民120万，涉及渝鄂两省市20个区县。从大江截流后的1998年到2009年，连续移民12年，年均移民达10万人之多。 自三峡一二期工程投建，大规模移民开始，有关移民款被截流、私分、贪污的各种消息不胫而走。据官方查办案件总结，侵吞手法多样化，改土工程、房屋迁建、移民安置费等都是官员大做手脚中饱私囊的重要环节。此类事例之多，可以重庆市为例。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从1996年以来共查办涉及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343件，涉案资金几个亿，追回的经济损失却只有3727.5万元。移民本来就失去了家园，政府补助的微薄资金再被贪腐者侵吞，等于丧失生路，于是不少移民只能锲而不舍地告状，其中云阳库区近千移民集体上访了将近十年。当局终于在2008年查处了近200名贪污移民款的腐败者。 移民款在三峡工程各项支出当中，可能只算是一只瘦大雁，但拔毛者手下不留情，并不比其他在肥大雁身上拔毛者逊色。 \三峡工程沦为私人订制的提款机\ 三峡工程由于号称“世纪伟业”，有此政治荣誉罩着，尽管多年来有关工程质量低劣的报道频出，但每次都会有各种权威专家出面解说，为公众“释疑解忧”。相关媒体当然也会遭受到相应压力，不敢再追踪报道。从去年开始，中共内部人事鼎革，反腐成为整顿朝纲的重要手段，中纪委今年2月底亦明确宣布，继打击油老虎（石油系统）之后，电老虎行将成为下一个重点查办对象。就在人们猜测电老虎是谁之际，2月27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三峡集团招标沦为腐败温床：2014年前几乎全内定” ，将三峡集团的巨大腐败情事掀开一角。 该文用词空前尖锐，称“独家还原三峡集团利益输送链”，“三峡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全篇要点有三：1、根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到达失控的地步。2、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3、三峡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的三峡”，从1992年至今，全国人民交给三峡工程的钱超过5000亿元。但事实却是，20年过去了，随着三峡工程发电量的增加，三峡集团的收入节节攀升，百姓生活中实际收取的电费却远高于当时预算的价格。 此报道无疑是整肃三峡集团的前奏。3月24日，号称“三峡双雄”的曹广晶（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陈飞（总经理）被免职，宣布“另有任\李小琳的是是非非揭示出香港媒体生态\ 三峡集团这架“提款机”易主已是不争事实，但此事涉及的另一场政治较量却更让人好奇，那就是“个别退休老领导”的女儿李小琳与三峡集团的关系。 《时代周报》2月27日之文点了“个别退休老领导”，熟知中国政治的人都明白，媒体记者无人支持，决计没胆揽这等活。此文波澜正扩散之际，香港《亚洲周刊》于3月9日发表该刊资深记者纪硕鸣的一组“李小琳王国的离岸公司揭秘”、“李鹏之女获海南批地逾百亿内情”，指李小琳在维京群岛拥有一批面目难测的离岸公司，“可以无约束的转移资产，更重要的是还为自身定制并蒙上一层保护膜”。更指李小琳以名下离岸公司“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在原海南副省长冀文林（原任周永康秘书）协助下，于2013年11月获海南省发改委批出博鳌乐城的五幅土地，价值逾百亿人民币。该文的详细情节，以及此后引发的各种与李公主有关的传闻很多，包括她为其情人黎亮找到李鹏，让三峡集团出资20亿人民币收购黎亮的空壳公司香港电力新能源公司等等。值得分析的是近日香港中文媒体就李小琳一事引发的口水仗。 前述两文对李氏家族打击甚大，这从李小琳今年简装低调出席两会可见一斑。但就在周永康家族成员对外宣称周案是权力斗争的冤案之时，李小琳也开始高调反击，4月7日借香港《文汇报》刊发对自己的专访，斥《亚洲周刊》的报道纯属谣言，强调自己从未有进军房地产的计划，只会专心在电力系统行业发展，将绿色新能源事业“发扬光大”。凤凰财经也予配合，在传奇第31期（2014年4月9日）发表摄影文章并茂的专题 “‘天之骄女’李小琳”，为其“再造辉煌”。纪硕鸣也毫不胆怯，在个人博客上以“那些邋遢事别脏了干净笔”做出回应，称李小琳的所谓“辟谣”，没有任何实质的回应内容，香港《文汇报》报导既不敢点名，也不做任何求证，直接沦为权贵的工具。 香港现今的中文媒体总体来说都是背景各异的中资媒体，少数由亲北京的富豪投资，大而化之说，都算是北京的自家人。但近几年以来，由于媒体在北京的主人之间为大位而进入逐鹿之战，传媒也不得不各为其主地进行“宣传战”。香港《文汇报》是中共建政之后就在港扎根的中资媒体老四大名旦之一，受港澳工委控制；1996年成立的凤凰卫视，其创办人刘长乐出身军情系统也是公开秘密。《亚洲周刊》属于李嘉诚所有，背景与《明报》相似。《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因参与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事务，今年被砍伤成为香港热门新闻，《壹周刊》称刘因为“误踩地雷卷入中共内斗”。前事不远，港媒自当引以为戒。《亚洲周刊》李小琳一文，从其内容来看，属于深喉报料，记者介入此事，风险极大。如非特殊受命，很难想象媒体与记者仅仅出于社会良知甘愿涉此奇险。 4月14日新华网转发的财经国家新闻网文章，算是对香港媒体为李小琳“再造辉煌”的一种呼应。 \习近平反腐不容易\ 3月1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纪委将中央驻港澳办纳入监督范围”，这条消息夹在众多信息当中并不显眼，但却是个重要信号。该消息称中纪委此举的理由是很多大型国企在港澳有分支，使香港成为腐败的避风港。但我看来，这一原因固然很重要，但还有一大原因不可忘记，在2007年习近平接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之前，这一职务由太子党奉为“大哥”的曾庆红执掌，港澳实为曾悉心经营多年之地。习近平接管这一职务与实际控制港澳工委并非一回事。此时由“中纪委将中央驻港澳办纳入监督范围”，是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香港中资机构的腐败，几乎是一抓一个准。 历经30余年的权贵私有化之后，腐败几乎成了红色家族共同的敛财之道，反腐败因此也就成了红色家族各利益群体间的生死博斗。石油系统的周老虎易打击，电力系统的李老虎却不那么容易撼动。因为周永康就算广植党羽，在讲究出身的中共红色家族眼中，也就一位“奴才”；而李鹏却是荫附于周恩来关照的红色家族成员，名列八旗亲贵。再进一步推想，李鹏家族在红色家族当中，并不算根深叶茂广有奥援之家，如果连这个家族也难以撼动，习、王反腐之难可想而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sanxia-3-20140414/1892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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