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马英九因“性压抑”斩王金平
马英九的国民党以王金平“关说”为由，撤销其党籍，等于取消其不分区立委和立法院长职位，在政坛掀起轩然大波。 什麽是“关说”，用中国国内人能懂的表达，就是“说情”。这个词比较传神，因为关键是个“情”字，就是人情世故，托朋友为哪件事说说话，通融一下。 台湾比任何社会都重“人情世故”，可谓有一种“说情文化”。因为台湾本岛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却有二千多万（是两个捷克），随便几个人聚会，就可能攀上关系∶不是同学、老乡，就是远亲近邻等等。我在海外台湾人社团演讲时，对这点的感觉更强烈，因为这跟中国人之间有很大不同。我在美国已25年，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我没见到一个小学、中学或大学同学（只见过一个校友），也没见过一个我出生地的老乡。可台湾人却完全不同，很少有谁碰不到几个同学、老乡，或父辈同窗、亲戚等等！ 台湾这种亲近的人际关系，就导致“说情文化”有历史、有市场；而且人们也不认为这有多大不好或不法，毕竟只是“说情”，对方领不领情（关说是否有效），那是另一回事。在台湾，大大小小的官员，哪个没有过某种程度的关说？普通人之间都经常发生的事情，更何况有点权势的人。 但即使有“说情文化”，即使官员们不同程度上都可能有过“说情”，马英九作为总统和执政党主席，要制约、清除这种“文化”，完全走“法治”之路，在理论上是没有错的。但问题是，如果马英九真有这样的认知和决心，他首先应该反省国民党的“关说”历史，更检讨他本人干预司法的“最大关说”行为。 在两蒋统治时期的台湾，连国民党要员都公开承认，“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不仅毫无法治，而且大案都是“国民党总裁”本人决定。像知名的“雷震案”（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蒋介石在司法审理之前就指示“雷之刑期不得低于十年”；即使普通案件，蒋介石也留下“枪毙可也”的批示。 但那个动不动就到蒋介石的大溪墓地痛哭失声、怀念“导师”的马英九，对这种以党代法的“顶级关说”的国民党历史，有过一丝一毫的反省吗？ 马英九本人提出杜绝关说，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讽刺，因为他本人就跟蒋介石一样，大案都是“关说”到直接指示司法，甚至到明火执仗的程度。最典型一例是陈水扁案。任人皆知，该案初审被判无罪。马英九随即以总统身份，宴请司法院院长、副院长、法务部长、最高检察长等法界高层人士，指示司法“应符合人民的期待”。 这种毫无掩饰的践踏司法独立的“关说”之后，判陈水扁无罪的法官直接被废黜，换上了当年为马英九特别费案全力辩护、并最后判马无罪的法官。由此台湾演出“马英九粉丝”审判“马英九政敌”的司法丑剧，最后把陈水扁重判。 司法判案要“符合期待”这种法盲语言出自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之口，不仅丢死哈佛的脸，更让我严重质疑马英九学位中的水分。作为“职业学生”，马英九给国民党总部打小报告花的力气，肯定超过了写法学论文，因为他可绝不止一次说法盲的话——像“让陈水扁死得很难看”这类街道小痞子的语言，哪能和哈佛博士沾上边儿？说是一国总统说的，美国人会问，哪个总统？卡扎菲还是查韦斯？他们不都死了吗。不，是台湾的。噢，蒋介石还活着呵，他可真长寿，我们还以为台湾民主了呢。 这次“开铡王金平”，马英九故伎重演，事先以总统身份开记者会，强调必须处理王金平时，有5次提及符合人民的期待。又是“期待”！且不说蒋介石再次死里复活，而且哪来的“人民”？在此之前，整个台湾没有对王金平事件做民调。而马斩王一周后的民调，多达80%以上的“台湾人民”不赞成马英九的近期表现。 所以这个斩王事件，根本不是什麽要杜绝“关说文化”，而是“马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权力斗争，铲除异己。王金平这件事要和马英九比的话，用个简单、恰当、准确的比喻就是∶“强奸犯”来惩罚“调情者”（王金平的行为连“性骚扰”都达不到）。 之所以说王金平的行为是“调情”，因为他的“说情”起码从几个角度来说情有可原∶一是他的台湾人背景。日本媒体在报道马英九“铡王”事件时特别强调，马是二战后到台湾的外省人，而王金平是二战前其父辈就在台湾生活的本地人后裔。这个台湾本地人背景，就使王金平更受这种“人情世故”文化的熏陶、影响； 二是王金平的性格和做派，更是“人情世故类型”的。他重情义、讲圆通、信奉与人为善、“口不出恶言”等。这既可以说是圆滑，也可以说是有人情味，或者说是一种乡愿。 三是立法院长的位置也导致他“圆通”。因国会是党派决战之地，作为院长，就要八面灵光，平衡各派，才能使议案通过。这个位置的人，尤其不能是泛蓝女将洪秀柱那种“红卫兵”，不能是“凶神恶煞、口出恶言”的好战泼妇。那种人当立法院长，台湾的国会就得上演“武行戏”——“棍子和拳头齐飞，骂声和杀声一色”。 其实就连老蒋时代，虽然国民党专制统治，但蒋介石还是启用文人气质很浓、圆通能力很强的张道藩做“立法院长”，以此来“安顿、安抚”各方，通过议案。蒋碧薇那本描述跟张道藩浪漫情史的《我与道藩》中曾写道，张道藩说过，做立法院长太累了，要八方应对，那些立委们是很棘手的。而蒋介石呢，即使后来知道有妻室的张道藩跟徐悲鸿前妻蒋碧微的婚外情，但还是让他继续做立法院长（一做九年），就是因为这个需要圆通的高位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四是王金平为柯建铭“说情”更是情有可原。王金平来自执政的多数党，作为立法院长，他需要跟“在野党”沟通，才能使议案过关。他跟在野党的“国会党鞭”不能弄得剑拔弩张，也需要通融关系。即使在民进党的陈水扁当总统时，王金平（当时也是立法院长）也能与之沟通合作，而非恶语相向。 柯建铭托王金平为其案子“说说话”，王于公于私（他的性格）都不大可能拒绝。而且柯的“背信案”实在不是大案，一审被判六个月（可易科罚金），二审被判无罪。在台湾，所谓易科罚金，就是可用钱抵刑期。柯建铭的案子允许易科罚金，最后检方上诉即使改判有罪，柯也不会坐牢，只是缴付一点钱而已，所以说不是什麽大案。 而且此案已被判“无罪”，柯建铭只是希望检察官不要选择性办案（办绿不办蓝，或碰到绿营的就用尽司法手段打击）而故意上诉，折腾他。因为这种先例很多，据统计马英九上台后，多达14名绿营政务官被滥诉，其中12名最后被判无罪，2名的无罪正在最后定谳过程之中。像陈水扁政府时的国科委副主委、从美国回台湾帮助火箭发射升空的科学家谢清志，就被蓝营检察官恶意控告，官司缠身多年（最后被判无罪）。那个检察官（后来是起诉陈水扁的检察官）就扬言，“检察官办案不一定要当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让他们得到教训。”这就是国民党天下的司法。 所以柯建铭的担心，不是没理由的。而王金平就此给法务部长和高检检察长打电话，强调立法院曾通过议案，要求检察官不要故意上诉，折腾当事人，而应依法办案。高检长把这个意见传递给具体办柯案的检察官，强调依法办理，如不需上诉，就不要为上诉而上诉。 所以，这个所谓的“关说案”，有很大的模糊空间，王金平可以说，他是为了国会议事顺利，而给了最大在野党总召这个“人情”（事实上也可能如此）。而这个“关说”如果成立的话，也是在柯案已被判无罪后发生的，只是请求不要“为上诉而上诉”。具体承办柯案的女检察官也说，她只是按法行事，没有上级要求、更无谁强迫她“不上诉”。所以这个“关说案”并不典型，甚至都不能成立。 我当然一点都不认同王金平的做法。之所以举出他“关说”的这些情理缘由，是想说，这件事儿如果在美国算个事情可以理解，而在总统马英九明火执仗地多次直接指示司法、“关说”满天飞的台湾，王金平这件事，居然成为轰动全岛、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甚至导致台湾宪政危机的大事！这里不是什麽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太反常、太荒诞。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此事件一切都始发于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那里。 案发时，王金平去马来西亚参加女儿婚礼。王金平已从政32年，有广泛人脉，如果女儿婚礼在台湾举行，那送彩礼的恐怕得应接不暇，要挖花边新闻的娱乐媒体也会烦死人。所以王金平金蝉脱壳，把女儿婚礼安排到外国，而且是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岛，交通不便，且日期保密。 可他刚离开台湾，人还在飞机上，特侦组（随后马英九）就召开记者会，揭露、痛斥他涉“关说”，要他立即回国解释。马英九甚至说，王金平涉关说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马英九可真好意思、真有脸！ 马英九和特侦组的要求简直不合情理到极点，王金平去参加女儿婚礼，他们是知道的，他人在飞机上，怎麽“马上回国”？取消女儿婚礼？或者父亲缺席？这让做女儿的，还有女婿、亲家那边，以及那些参加婚礼的至亲至朋们，怎麽办？情何以堪？让王金平这个做父亲的“脸面”往哪里放？ 这个涉嫌关说案，根本不是什麽必须马上处理的大案，需要这麽紧急、绝情地处理吗？不能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情面，让他主持完女儿婚礼，回到台湾后再说吗？ 像几天前南韩国会一个议员被捕，因他涉入反叛集团，阴谋炸毁发电厂等，由于事关国家安全，又非常紧急，法院才下令逮捕。即使这样，还要事先通过国会讨论，然后投票表决，多数同意了，才允许警方进入国会抓人。但王金平这个毫不紧急、更跟国家安全无关的案件，就被如此“惊天动地”地处理，马英九的举动是不是离谱到发疯了？ 女儿婚嫁，在哪个国家，对做父母的都是大事一桩。尤其在台湾，有很多大龄未婚女青年，也许受女权主义影响，或者出于享受主义，或是其它原因所导致。所以有人说，像王金平那种年龄，有三件人生大事∶父母离世、老伴走了、女儿婚嫁。王金平今年已72岁，他女儿的年龄也该不小了，能够出嫁，找到自己的心上人，对做父母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欣慰、开心时刻。 可这个婚礼，完全被马英九给毁了，虽然王金平坚持把婚礼办完，但那是在马英九隔海痛斥、国民党机器磨刀霍霍要“宰王”的气氛下进行的。王金平的女儿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婚礼，却被绝情绝义、心狠手毒的马主席搞得婚礼可能办成丧礼气氛（她父亲政治生涯的丧礼）。 马英九在电视上说，他是为了司法公正，为了国民党的清廉（国民党谈清廉，全世界的政党都笑了！）。国民党如果真是全世界头号清廉大党，等王金平办完女儿婚礼回台之后再“处理”他，就会沾污国民党的“清廉”美名了吗？这麽个火急火燎，就已说明此案绝不是“清廉案”，而是跟马英九打陈水扁的案子一样，是政治案。（国民党从政党到官员，贪到手的资产九千亿，现在就楞是理直气壮地把陈水扁打成了全台湾最“罪大恶极”最“十恶不赦”最“令人痛恨”的大贪污犯，每个人都应该往他身上踩一脚。）台湾的问题，不是谁有罪，而是荒诞到令人无语！ 现在台湾的评论，不分蓝绿都倾向认为，马英九所以力斩王金平，主要是因为马政府要跟中国签“两岸服贸协议”，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员，在立法院长位置上没有全力推动，所以要通过“换人”来保证这个议案通过。同时也一箭双雕，让北京方面高兴。 但这只是表面因素。因为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这个议案，完全没必要在王金平女儿婚礼期间用羞辱他的方式开记者会“未审先判”，而是等王回台后，给他放“关说”录音，然后让他选择∶是帮助党在立法院通过“服贸协议”，还是这个关说录音被公开，导致他可能失去立法院长大位？以王金平的性格和党性，他一定会妥协，一定会卖老命也要把这个服贸协议在国会通过，因为这成了他的政治生命保卫战。 而从马英九这次斩王的过程来看，马的着眼点绝不是一个服贸协议，而是利用这个机会一劳永逸地把王金平干掉。 利用王金平出国主持女儿婚礼期间突然袭击，明显是马英九们谋划好的。因王这次出国是保密的，只有马等少数人知道（向总统请假五天）。所以马英九们乘王前脚出国，后脚就开记者会，指控王金平关说（王还在飞机上，无法在第一时间解释和反驳），由此舆论先定调/定罪。这一招儿是马英九打击政敌陈水扁的卓有成效的方法，所以这次再次使用。 马英九为什麽一定要干掉王金平？从王金平回台后向国民党考纪会提交的声明落款“中国国民党永久党员”，以及过去几天数度强调对国民党的忠贞来看，王本人感觉到，或幕僚们分析到，马英九已怀疑他的忠诚度。 王金平认知到这一点，其实已太迟了，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作为台湾人的“原罪”，使国民党一直都会怀疑他的忠诚度。像同是本地人的吴敦义（现任副总统），绝无当选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候选人的可能，因为外省人不会信任他，如同他们不会信任王金平一样。吴敦义不管怎样谄媚“高级外省人”，甚至肉麻地吹捧马英九是“人间极品”（他品过？），但也就只能当个“副手”。 有个场面值得留意，这次马英九要开记者会宣布王金平“罪状”时，吴敦义曾劝阻，认为不妥。但马英九坚持己见，吴敦义退而求其次，说稿子用词过于激烈，但马英九根本不理睬，所以记者会上吴敦义的脸色很难看（他可能也担心，哪一天主子不悦，也让他死得很难看）。 那麽王金平真的是不忠，甚至要谋反吗？根本不是！以王金平那种软柿子的个性，即使有条件，你让他“反”，他都不敢。王金平这种人，是以台湾人身份，靠投靠中国国民党，才获得立法院长的位置；如果在绿营，以他的能力，在地方选个立委恐怕都有困难。从王金平回台当晚宣读声明的画面也可看到，如果不拿稿子，他连把话说完整的能力都没有。离开国民党，他很可能啥都不是。这就像谢长廷，也是靠台湾人身份加民进党中常委，才得到北京“青睐”；因有统战台湾的价值，中国国台办才会跟谢长廷们在香港搞什麽“论坛”。等谢的利用价值没有了，看共产党怎麽白眼他。 但如果王金平根本没有“反意”，没有对国民党的不忠，为什麽马英九们会怀疑他？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这叫做“吴三桂现象”。当年投靠了清军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虽然在满人皇帝面前比王金平在马英九面前还平和有礼、唯唯诺诺，但最后满清权贵们还是怀疑吴三桂有“二心”，毕竟你是外族，有王金平们那种“原罪”。吴三桂根本没有跟“高级满人”争夺大位之心，但最后还是以他对大清王朝“不忠”甚至“谋反”为由，把他除掉了。 所以天下的吴三桂，无论官至副总统的吴敦义，还是已七老八十的吴伯雄，更不要说红衫军时被马英九们利用了一把、然后就当作厕纸而扔进马桶的施明德们，哪个都会是类似的下场。什麽吴三桂、吴四桂，“桂”到什麽级别，最后都难逃王金平的命运。包括那个母亲是台湾人的中选会主委张博雅，虽然现在还有（帮马英九斩王金平的）“桂”冠，但这顶乌纱帽能戴到多久，大家走着瞧吧。 对台湾政坛的风波，无论日本《读卖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还是英国BBC的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明说或暗指，马英九在如此民调低迷（支持度11%）之际，还这样大张旗鼓地权力斗争，手法粗糙地干掉王金平，实令人不解。 据最新的台湾年代新闻的民调（9月15日），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已降到历史新低，只有9.2%，不到一成了。即使立场偏蓝的TVBS的民调（9月13日），马英九的支持度不仅跌至11%（不满意度68%），对撤销王金平的党籍，有55%的受访者不赞成。 1981年自美返台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至今，马英九已从政32年（跟王金平从政年头一样多），怎麽可能这样不懂政治，近乎气急败坏、肆无忌惮地权力斗争，他以为自己是蒋介石了吗？ 但即使是蒋介石，对待政敌都手下留情。例如对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蒋介石都没杀，一直供养。西安事变21年后，张学良首次见到蒋介石时，当蒋说到“西安之事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时，张学良在日记写道，他当时羞惭到不敢抬头看蒋。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就没有机会坐大。可想而知老蒋对这个“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的张少帅的愤恨之情、恼怒之意，但最后还是让张学良安享晚年。 而今天的马英九，从杀气腾腾地要陈水扁“死得很难看”，到今天小题大作怒“斩”王金平，都远达不到蒋介石那种胸怀。不仅完全不合政治常识、常理和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简直是一个政治门外汉，而且不少举动如同疯子。 台湾多位政论家指出，马英九已心理变态，寡人有疾。诺贝尔奖得主、前台湾中研院长李远哲日前受访时说，马英九总是“很多仇恨的脸色”。有些人分析评论如何从宪政体制上解决马英九的仇恨。但这也是不得要领，因为马英九得的不仅是“政治病”，而更是“精神疾病”。 如果请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来判断，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诊断∶马英九的病，是由于长期“性压抑”而导致的“恨、烦躁、狠毒”，这很可能与他的同性恋心理有直接关系。 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探讨。在中国恢复大学考试之前，我曾经在中国八大精神病院之一的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见识过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对他们的诊断。来到美国后，20年前，因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做研究时的同事司马晋（James D. Seymour）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我对他和经由他介绍而结识的一些同性恋者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并阅读了相当一些书籍，然后写了长篇关于同性恋的专题分析报道，在北美发行量最大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整版（据该报的编者按，那是当时华文媒体对同性恋问题最早的分析报道）。此后我也一直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2010年曾在台湾政论家金恒炜主编的《当代》杂志发表一万多字的“金溥聪是马英九的同性恋伙伴吗？”的文章，研析马英九跟金溥聪（前国民党秘书长，现驻美代表）的关系。 有兴趣的朋友可在网络搜索到我那篇文章∶“马英九跟金溥聪是同性恋伙伴吗？”，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我对同性恋的看法曾有所改变，但基本持这种观点∶无论他们自己认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选择的，成年人之间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外人无权干涉；对同性恋者因性倾向而遭歧视迫害，坚决反对；对他们的处境，很为同情。但不认同“同性恋婚姻”。 而马英九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同性恋者，而在于他是否欺骗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包括他的妻子）。政治人物没有诚信已经够糟糕，而如果一国之元首因长期“性压抑”，造成“精神症状”，则会导致影响整个社会的荒谬现象。 如果是同性恋者，为什麽马英九会有“性压抑”？当今社会之开明进步，使同性恋者的处境获大幅改善，无论在台湾，在中国，甚至南非（曼德拉总统就职典礼时特意请同性恋者做台上嘉宾），更不要说北欧等更开明的国家，同性恋者的“性压抑”早已不是什麽问题了。而且当今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可使他们“性趣”多多，一般来讲，他们的性伙伴，比异性恋者要多，尤其是男同性恋。 但马英九不能，因为他一路都是政治人物，尤其现在是总统（党主席），无论他多有“性趣”，也不敢找伙伴，因为一旦败露，后果无法设想——很可能总统和党主席位置都会不保。所以为了权力，他只能自我压抑、克制、忍痛割“性”。而且每天回家，还得面对那个因清楚内情而冷眼相对的悍妻；而且他的两个女儿也不谅解（更别说理解），他几次到美国，她们都拒绝见他。马英九这种尴尬、难堪、难受，可不是一年两年，从政32年！可想而知那份经年累月的内外“煎熬”。 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今天，同性恋者对外部世界的歧视、压迫等，还是有相当抵抗（应对）能力的。最可怕的，其实是“自我压抑”。那是一种最损害心理健康的东西。从马英九来美国跟拍摄同性恋电影的导演李安对谈《断背山》、对影片中那个找到爱情的男同性恋者的羡慕、感动之情，就可看出马英九对那种“爱情”的渴望。可他不仅没有得到爱情，更连“性福”都难有机会。而且这种压抑又主要来自“自己”（要政治舞台，要保住权力），所以才导致抑郁成疾，心理扭曲。那种经常面带凶光，一脸阴暗，甚至要让政敌“死得很难看”，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的精神症状。连蓝营的名嘴陈文茜都在电视上说，马英九“表情温柔，心里狠毒”。这种狠毒，就是这种病症的典型表现。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最毒的经常还不是皇帝，而是那些宦官们。那种因正常身体被阉割后而导致的压抑的心态，就扭曲成了要恨遍天下的阴毒心理，时时要通过另外渠道发泄。所以他们有点权力，就要施虐、滥权，今天灭掉这个，明天摧残那个。 所以那些性心理被扭曲的人是很可怕的。他们的愤怒之火要爆发的话，会做出一些近乎疯狂的事情。像马英九这个民主国家总统的表现，超出了独裁者蒋介石，怎麽可能是正常的呢？台湾要真是独裁国家，恐怕连吴敦义都随时有下地狱的可能。 所以马英九的问题，不是政治理论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精神医学界出面。台湾知名的精神科医生陈永兴不久前来美国演讲，阐述为什麽要创办一份报纸。但其实陈永兴们应放弃办报，而致力老本行，开办“精神病院”，给总统提供最佳改善精神健康的条件。 陈永兴医生其实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曾撰文说，台湾的乱像不是简单的政党轮替等“外科手术”可以解决的，因为问题出在国家“认同混乱”上，如同精神疾病，开刀也没用。所以他动心思办报，想传播“道理”。但马英九的毛病也不是“道理”可解决的，而是真正需要精神科、心理科医生。 否则，今天斩了王金平，后天是王银平、王铜平，然后是王铁平、王铅平，没完没了。真正关心台湾社会健康的心理医师们，首先应该关心一下马总统的心理健康，给他做个专业会诊，哪怕不能直接给马英九下处方，也起码让更多人了解一下目前台湾这种《病夫治国》的荒诞。 但是，不客气地说，有马英九这种病人不奇怪，而把这种心理变态者一再送上总统宝座，才是台湾人需要深刻检讨的问题。下次还要选性心理变态者吗？台湾再次被马英九式的人物“阴毒”了，就更不能怪别人了。 2013年9月15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2013-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从“克里姆林宫学”到“中南海占星术”
北京权斗黑幕的“内部人放风”在前一段时间稍有消停。由于皇储习近平最近曾“神隐”十余天，重新现身之后对其“神隐”原因未做半点说明，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视国别时硬时软，于是外媒又开始分析这位领导人的派系及其性格。由于相关资料缺少，放风者的话又不可全信，不免多多少少用上了“克里姆林宫占星术”。 “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例如，塔图（M. Tatu）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见之于其著作《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的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在克宫政治动态对外界完全封闭，充满了神秘感的“铁幕”状态下，这样的揣测常常成为媒体跟进分析的参考。但由于资讯太少，“克里姆林宫学”也常常失灵，比如，谁也没能预测出赫鲁晓夫下台。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观察家就挖苦“克里姆林宫学”的分析，把它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意思是，这种对苏共高层动态的揣摩无异于占星士的神秘预测。 这种方法类似于中国人读《人民日报》的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也只能如此。但时至今天，外部观察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经远胜于他们的前辈，他们依靠自身长期居留中国的经验，加上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消息能够瞒住外部观察者。比如今年对中共十八大的观察，外部观察者就依靠观察与中国高层各派有意的放风，做出了非常密集的报道跟进与分析。不过，他们也知道这种目的性很强的放风有时不真实，因此除了凭常识判断这些“内部消息”是否可靠之外，还得使用“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从《人民日报》、CCTV、《求是》杂志等最高层级的官方媒体的消息来判断某事件、某领导人的动向与真实意图。 比较有趣的是，即使是香港的亲共媒体遇到这种情况，也照样得使用“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比如，《星岛日报》等香港媒体最近预测薄熙来将在中共十七大七中全会后被正式宣布“双开”（开除党籍、公职），其根据就是最近审判王立军时，起诉书指王在揭发他人（指重庆市主要领导）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以及新华社9月20日以数千字长文敍述王立军案始末，首次不点名披露薄熙来涉嫌包庇妻子谷开来杀人，已涉嫌触犯刑法。 不过，以我的观察，除了一些入行不久的外国观察者，目前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水平，已比十年前跟着中国国内与一些华人学者杜撰“胡温新政”时成熟得多。 十年前，不少人对胡锦涛的少言寡语视之为“胸有城府”，无所作为誉之为“谋定而后动”。胡锦涛上任后第一件事明明是去“革命圣地”西柏坡朝拜，并宣示要提倡“延安精神”，偏偏有人说这是为了迷惑江泽民而放的烟幕弹，胡是在等待时机推行政治改革。胡温的第一个任期就是在国内的“什锦八宝饭”的热烈歌颂与国外的这类不着调的分析中安然渡过。 习近平等第五代中国领导人显然没有胡温那样幸运，外国媒体及观察者比十年前老练得多。所以这次习近平“神隐”之后复出，虽然前港特首董建华在其复出几天之后，以知情人身份出来声明习近平是游泳时背部受伤现已康复，传媒有关习遇刺、受伤、患病手术纯粹是揣测。但董建华这事后诸葛的解释不能取信于人，不少人仍对习的“神隐”原因存疑。 由于今年有关十八大的人事安排至今仍处于黑暗中猜谜的状态，国际社会再度深切感知，中共政治仍然处在“密室政治”的不透明状态。所谓“密室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少数政治精英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躲在幕后操控国家政治，以阴谋取胜。只是对这种“密室政治”的道德判断，西方人与中国官方包括一些海外华人都不一样。西方人普遍认为，政治透明度缺失给中共的政治公信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中国官方则认为保持神秘是理所当然，而少数在西方受教育并工作多年的华人学者也持类似看法。比如外媒关于习近平“神隐”有多种报道，在习复出后有人觉得这是外媒的难堪——不知道这些人在西方多年是否倒立着看世界？ 北京当局早就声称要增加“政治公开性与透明性”，但总是躲在红墙内的黑幕政治里玩弄权术，连十八大会期都要让人猜谜，仿佛又回到毛时代的宫廷政治。这种“黑箱政治”的存在，只会使“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常青。不过，今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就算是普京这种强人，恐怕也难以象中南海那样黑箱运作。因此，“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或许应该易名为“中南海占星术”。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南海占星术”与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有所不同。由于有了互联网，发表文章的门槛很低，于是各种隐身放风人纷纷抛出真真假假、目的各异的“中南海动向”。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南海占星术”的不可靠性。当年的“克里姆林宫占星术”的参与者都是真身，猜错了要付出身名代价的；现在的“中南海占星术”参与者有不少穿上了隐身衣，无需为自己的言说包括谣言负责。 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政权之后，苏联与中国的“红墙内政治”先后培养出了“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和“中南海占星术”。一个靠“黑幕政治”维生的大国政权，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来说，永远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如此。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2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kremlin/）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生八胞胎的美国“女土匪”
美国加州女子苏尔曼（Nadya Suleman）生了八胞胎，成为热门新闻，也在美国引起争议，因为苏尔曼是单身母亲，又无工作，谁来养活这些孩子？随著媒体对八胞胎的报导，人们从这个极端的例子中，更看清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弊端。 今年33岁的苏尔曼曾有过一次婚姻，但没有生育。离婚後，从24岁时开始，她用人工授精的方式，生了六个孩子，现在又用同样方式，一次生了八个，等於九年间有了14个孩子。 苏尔曼用人工受孕要这麽多孩子的做法，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甚至被痛駡。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孩子的抚养问题，还有婴儿的生命、健康等责任。因一次孕育八胎，极可能造成发育问题，甚至被医学专家称为人类的极限。八个胎儿争用平常供给一胎的营养等，会造成哪个胎儿都无法达到正常一胎的发育水平。苏尔曼的八胞胎，生下体重都很轻，在1.5磅到3.25磅之间。 医学家认为，由於人的生理能力基本都是一次一胎，自然受孕，三胞胎都是罕见的，四胞胎则是极限。而通过人工受孕，一次八胎，不要说可能造成先天残障等，婴儿生存率也很低。研究显示，多胞胎往往会早产、婴儿体重偏低，有生理缺陷、感官器能紊乱等并发症，死亡的风险高。例如，根据网上可查到的资料，1967年墨西哥女子塞普尔韦达分娩四男四女，八名婴儿生下後全部夭折。1985年土耳其女子生八胎、1996年英国女子生八胎，都没有一个存活下来。近年医学科技大幅进展，多胎存活率才上升。1998年美国女子分娩四男四女，幸存了七个，体重最轻的生後一周死亡。2000年意大利女子生下四男四女，其中四名夭折。 这次生八胎的苏尔曼，已有的六个体外受精的孩子，三个有残疾，残障率等於50％。现在的八胞胎，将来不知道会出现什麽问题。作为母亲，苏尔曼好像完全不为这些婴儿的生命、健康，以及他们未来的命运著想，她想要的，用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圆那个从小就希望有个大家庭的梦，弥补她是家中独生女的孤单。如果这是真的，她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女人。而事实上，她有更多的算计在里面。 苏尔曼原来带六个孩子，经济已相当拮�疲�是靠她父母和政府养活（住父母的房子，领孩子的福利金），因她没有工作和收入。现在孩子增到14个，经济更成为大问题。 首先，这八胞胎的生产和护理就是一笔巨额耗费。当时有4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团队接生（在五分钟内生下八胎）。这麽多医护人员，医疗费不知得翻几倍。在美国，有报导说，医院接生一名婴儿的费用约在9千到2.5万美元，剖腹产的八胞胎接生，当然风险更大，费用会更高，起码得20万美元！八胞胎不仅本身就是极特殊的情形，而且还比预产期早了九周，所以留院观察期延长，更使医疗费增高。一般一个新生儿特别看护室的每天费用可高达数千美元。据福克斯电视台报导，这八胞胎的接生和看护费在今年内，就可能达到500万美元。 八个婴儿出院後，随後的抚养费等更是庞大数字。专家推算说，光八胞胎一年的尿布费就要七千美元。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儿童抚养费计算法，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如抚养孩子到17岁，父母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住房，食物，服装，医疗，教育等）就要一万多美元。苏尔曼有14个孩子，17年就要238万美元。以後孩子上大学，有人推算，未来美国一所公立大学的四年学费等可能近九万美元。14个孩子如果只是上比较便宜的公立大学，学费就要122万美元。如果孩子上学费更贵的私立学校，开支会更惊人。这还是从每个孩子都是健康的来算的。 据福克斯电视台的医学评论家说，这八胞胎不到五岁时，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费用等，大概就要花销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左右。 从八胞胎的接生、护理费，到抚养14个孩子到17岁，再加上以後供他们上大学等等，上千万美元的巨额费用，苏尔曼到哪里弄这麽多钱？她自己连工作都没有，也没有丈夫，她父母的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而且公共档案显示，其母亲去年就申请破产，她住的父母那套房子，最近因还不起贷款，可能要被银行拍卖。别说养活这八胞胎，就是抚养原来的那六个孩子，她都非常困难。 如果苏尔曼有智障，根本不懂这些问题，还有情可原。但苏尔曼在加州州立大学获得青少年发展研究方面的学位，还曾攻读硕士（没念完），属於有知识的女性。而且她在电视上接受访谈，思路清晰，口齿伶俐，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那麽为什麽常人能想到14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而她这个受过教育的母亲会想不到？ 媒体上很多美国人毫不客气地痛斥她，甚至骂她是白痴。连苏尔曼的母亲都怒责说，生这麽多孩子怎麽养，女儿“简直是无知”。 事实上，苏尔曼不是“无知”，她当然完全清楚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养活14个孩子，但她早就有了解决之道，就是把抚养孩子的责任推给政府和大众。首先，接生和医疗监护孩子的费用她不用出，医院可以依据《早产儿照顾法》，向州政府医疗保险计划申请补助。而抚养这14个孩子，也不需要她自己承担。根据美国的福利制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获得政府福利金。据报导，苏尔曼原来那六个孩子，每月领490美元的食物卷，还有救济金；另外她有三个残障孩子，每月还可能多拿到700多美元的补助金。现在又增加八个孩子，苏尔曼领取的食品卷、福利金得翻番。如果八胎中有残障，那麽会拿到更多的救济。所以她既不怕多生，甚至不怕生残障孩子。反正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纳税人就是了；让“大众”来养活她的14个孩子。 左派热衷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於是“强迫”纳税者养活她的孩子。苏尔曼就像土匪一样，利用政府强行的税收（不缴税就得去坐牢），来养活她的孩子。她对自己生多少孩子，都不必负责任，可以通过福利制度，让纳税人替她抚养孩子。这种养懒汉、鼓励不负责任的福利制度，给苏尔曼这样的“抢劫者”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应该有一定的社会福利，对因残障、健康、年龄等因素而处於困境的人、以及有特殊困难的新移民等，提供一定的救济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福利既不应该额度很高，更不应该是政府做的。民间社会的慈善机构有足够的善心和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左派的问题是，既不相信个人有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也不相信民间社会照顾弱者的能量，而认为只有政府才能解决问题，解救个人。 而事实是，这种“解救”不仅鼓励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懒惰，更刺激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去钻政府的空子。政府如果自己能创造钱，它愿意怎麽撒，就怎麽撒。就像比尔盖茨那样。但政府不创造财富，它用强行的手段从别人那里拿来钱，去养活苏尔曼的14个孩子。这在本质上和强盗毫无两样。而如果美国没有这种福利制度，苏尔曼就不会要14个孩子；没有养活孩子的路子，她当然就不会动“生”的念头。 苏尔曼的八胞胎，再次凸显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弊端。但令人悲哀的是，奥巴马上台後，不仅用纳税人的钱，巨额往失败的私营企业注入资金，更把政府开销扩大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这种做法，就会使苏尔曼这些“土匪们”有更多的空子可钻，合理合法地抢劫（靠劳动致富的）纳税者的财富。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3月 2009-04-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匈牙利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比较
在匈牙利事件（1956年）发生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总理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公开提出，要“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而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从没有提出这样鲜明的政治诉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为是到广场声援学生，说他老了、来迟了等。 第二，纳吉始终拒绝认错，被监禁一年多后被判处死刑，在监狱中被绞死。他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如果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纳吉对那些镇压者（包括后来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持道义谴责的立场。中国的赵紫阳也没有认错，但没被判刑，被监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赵紫阳从始至终都是共产党员，并以党员身份上书中共中央，等于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别说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当年目睹匈牙利事件，后来随父母逃到西方，目前在美国阿什兰德大学任教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基于原则》（On Principle）中记述∶在镇压匈牙利事件时，苏军调动了战机、大炮和六千辆坦克。匈牙利人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近一周的武装抵抗，甚至把苏军抵制在一个海湾几天，击毙了700名苏联士兵。匈牙利人认为自己有武装抵抗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天安门运动主要领袖，几乎一面倒地强调“非暴力是最高原则”，并把要武装自卫的人视为“不和平、激进”，更有学生领袖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像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Mark Selden）曾对此评论说∶“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后一举推翻了共产政权。” 第四，匈牙利的大学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以什麽“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识份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仅仅在街头抗议示威，他们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共产党办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苏军要攻进起义者占领的国家电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用各种语言播出当年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并向世界发出SOS的求救信号。 第五，虽然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国务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下一代。但对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所谓“中国通”，完全没有预料。连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时，也只是感叹，中国的事情像深渊，他没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来旧想法的意思）。在六四开枪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想给邓小平拨电话，劝说他，而邓小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美国对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国的情报部门等，根本没有预料会有个“匈牙利起义”。虽然“自由欧洲电台”等呼吁共产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了，美国却退缩了。当时被视为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们“潜在的联盟”（potential allies），等于表明西方不会干预。 第六，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国政府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中共至今对此根本不认错，更完全不认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叶利钦访匈时，向当地人民“"道歉”。后来普京总统访问布达佩斯时，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 从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实行一种尊重事实和真实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最终结果，首先和前提条件是，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让中国人像匈牙利人那样，有定期的选举和新闻与言论自由。 ——原载《观察》2006年11月17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乱：全球化大潮遇到回水湾
何清涟 川普履任之后，政令频出，诸多重要的话题当中，暂禁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七国之人进入美国成为最抢眼球的焦点，由此激活了全球的街头政治。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目前的世界状况，只能用一个“乱”字。这“乱”，既显示了长期主导美欧政局的左派政治之乱，还涉及价值观与利益的本末关系、全球化理论的贯彻、以及民主政治的本义及路径等各方面，意味着全球化潮流遇到了回水湾。 本末之乱：价值观让位于利益 乱中之最，莫过于中国被西方政经媒三界精英共同推举为全球化新旗手。这类文章很多，其中写得最直接的是《纽约时报》1月28日那篇《特朗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1、中国当世界领导者是时代的选择；2、中国已经具备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能力。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填补特朗普上台后形成的国际领导真空，中国还准备在环保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阎学通写此文时，北京那浓得化不开的雾霾刚刚散去不久。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净获利者，这我早在《中国会勇扛全球化领军大旗吗？》（VOA，2016年11月25日）里谈得很清楚，爱由多重因素叠加，比如全球化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零资本的资本净输入国发展到今天的最大对外投资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诞育了一个逾亿的中产阶级；所谓“恨”，只缘于一点，那就是西方想方设法向中国渗透普世价值，中国政府以前将此称之为“和平演变”，2005年之后谓之“颜色革命”，一直在努力防范。 为了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西方没少花力气，各种援助项目，大头给了中国政府，小头随着NGO进入中国。以美国为例，香港学者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 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援助占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究竟花落谁家？》）但中国政府一直将这些NGO当作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严加防范，缺银子花时，江泽民实行“拿他们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胡锦涛第二任期开始防范颜色革命，到习近平时代，中国富了， 不在乎那几个小钱，出台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软硬齐来，让7000多个由外国资助的NGO在中国无法生存。 中国政府拒斥普世价值，让西方各国很不爽。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美国出现了一位主张“让美国重新伟大”、拒绝花美国银子结世界各国欢心的“民粹”总统川普。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突然发现，过去被他们视为“全球文明和市场的破坏者”的中国，突然间成了代替美国充当全球化新旗手的最佳之选，先是英美主流大媒体造势，然后在2017达沃斯会议上正式加冕，北京欣然领受，于是中国“填补了全球化的领导真空”。 首尾之乱：欧美左派撕下了全球化的价值包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其实一如既往，均是高大上的空话，比如“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相反，“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但此时因失去美国领导而不知所措的西方精英却如闻纶音，给予极高肯定，不少媒体广为征引，并将习的讲话与2000年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过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相提并论。 当西方精英们热情礼赞中国这位全球化新领军之时，全然忘记了这位新领军的价值观与西方相悖，忘记了中国是独裁者俱乐部的领头羊、互联网之敌、新闻自由之敌、最大的人权压迫者，……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顶顶名目繁多的荆棘之冠，全是西方政治精英与媒体、NGO这些年奉送给中国的礼物。中国政府在人权、新闻自由方面什么也没改变，但身份与国际风评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估计习近平坐在中南海的金銮殿内，得掐掐自己才能肯定这种变化不是梦。 为了让读者有个基本概念，得回顾一下2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的主力推手、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明确重申，开放市场和基于规则的贸易是我们所知的提高生活水准、减少环境破坏和打造共同繁荣的最佳工具”，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的劣绩，有美国在华商会与欧盟在华商会历年的调查为证，这些调查记载了欧美在华资本对中国不断提高外资准入门槛的抱怨；“基于规则的贸易”，有各国在WTO内部对中国发起的数百起诉讼。欧盟仿佛也忘了不久前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缘于他们认为“中国不遵守市场规则”；至于环境破坏，世界各国当中，中国大概应该列于榜首，水陆空全面污染，中国人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难。 全球化与殖民化的推动者都是西方国家，经济上的相同之处是，美英欧等发达国家都为自己在全球寻找新的市场、新的消费者与资源供应方；不同的是因为殖民化名声不太好，因此多了一层价值包装：随着全球化，西方国家将在世界推广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这些年来，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的首都与精英阶层连成了一个国际社会的支撑系统，美国国内及欧洲各国中产利益严重受损并贫困化，各国政府用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并为全球化正名的就是全球化传播了普世价值，强调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这种国际扶贫成就。 如今，西方精英们共奉人权纪录恶劣的中国作为全球化新领军，等于撕下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外包装，露出金融资本集团全球范围内掠取财富的面目。他们没有想过这正好是全球化的自杀式行为。只有少数人敢于反潮流。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指出，许多观察者很快地对中国自称世界领导者表示支持，不仅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做，而且因为美国似乎不愿做，但“无论华盛顿选择哪条道路，把中国吹捧为全球化旗手将是个错误”。 左派当然也忘记这段还未远去的历史：20多年前美国带头推行全球化时，被全世界左翼骂个狗血淋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认定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掠夺，世界工厂更是对中国廉价劳工的剥削。如今美国新总统川普放弃领导全球化的同时，欢迎美资回流，与全世界资本一道来“剥削”美国人民，左派们又对西方剥削者依依难舍，恨煞了川普。这种理论的不彻底、机会主义与首尾不能相顾，实在令人无语。 政治格局之乱：街头怒火VS议会政治 19世纪末期，国际共运中出了一位伯恩施坦，这位修正主义者的始祖及其追随者主张走议会斗争道路，和平夺取政权。欧洲的历史证明了修正主义者的胜利，修正主义的衣钵传人最后成了欧洲各国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派，在民主国家无战事的和平环境里，用高福利许诺成功地夺取了政权，此后，各政党之间拼的是选票，打的是选举战，这种情况被誉为“民主政治的胜利”。 但是，2016美国大选，民主党既失去了白宫，在参众两院也居于少数。这种极为不利的政治格局，让街头政治重回美国政治。无论是大选尘埃落定之后，还是在总统就职仪式的当天及次日，以及川普发出暂时禁止穆斯林7国国民进入美国的行政令之后，街头怒火都成了反对者宣泄不满的主要方式。奥巴马总统及民主党要员公开对这些街头运动表示支持，有的还亲身参与。估计在下轮国会换届、民主党试图夺回议会的两年当中，街头怒火将成为美国的政治常态。 一直力反川普的英国《金融时报》对美国的街头政治不仅叫好，还发表文章为其支招，《对民粹主义最好静观其变》宛如一篇街头政治动员书。作者分析现阶段美国政治：选举赢不了，议会政治赢不了，只有动员世界左派（也包含一切想移民美国而不得的人）在全球发起反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运动，一点一点地用各种题材与手段消解这位代表民粹主义的美国总统的合法性，最后将其搞垮。 由于今天欧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主力均是1968年社会运动的传人，一律左倾，有理由相信，1968年红五月将再次来临。 乱象已成，对全球化无论是支持抑或反对，都得面对以下事实：全球化潮流已经进入回水湾，各种水底下的事物都会被旋涡湍流带出水面。2017年，以美国大选为开头的历史搏击，将在欧洲数国展开。一年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在经历了回水湾之后，全球化将沿着既定道路前行，还是以欧美各国人民接受的方式走下去。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globalization-20170131/3700500.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天堂与地狱：中国政商结合的路径指向
何清涟 07.18.2013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之死引发许多讨论，讨论焦点是他曾有过的辉煌与地方政府谋财害命。这些讨论义愤有余，但对“曾成杰们”生存的制度环境却甚少剖 析，其辩护律师更是有意避开这一点。事实上，正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商结合这条路潜藏着两种可能：掌握实权的官员们既是“立王者”，又有足够的能力将 他们所立的“王”打回原形，毁掉“王”们的财富“沙堡”，甚至生命。 \民营企业：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其实，曾成杰案只不过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民营企业家命运的某一类缩影。如果该案不是与几乎同时结案的巨贪刘志军死缓相比彰显了司法不公，如果不是因为长沙中院未按程序在行刑前通知其家属，也许他的死亡会与许多同类案件一样湮没无闻。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初起之时，没人关心。但经历过市场淘洗并立住脚之后，要想发展，就必须在政府部门找各种靠山。曾成杰前后集资高达30多亿，这么大一个集资案，背后不可能没有政府的身影。于是我上网搜索，发现一条2012年5月的报道“湖南企业家集资获死刑 当地政府曾鼓励民间融资”，完全证实了我的猜想。该报道详细介绍：为了当地发展，湘西苗族自治州州政府对民间融资持鼓励态度，从2000年直到2007年，在历次州政府工作报告中及各种政府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敢于举债建设”、 “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重点建设”等类政策导向性话语。 希望做政府项目、得到政府支持的当然不止曾成杰一家公司。为何只有曾能够胜出，那当然是他多年来对湘西首府吉首市政府的“感情投资”。腾讯于7月16日做了一个专题报道“死刑犯曾成杰：从“辉煌传奇”到“罪大恶极””，文章的第一段分标题是“投机者曾成杰发迹史：与政府项目走得很近”，概括了曾成杰几经跌宕起伏最终蚕蛹化蝶的过程。 真正粘合曾成杰与当地官员的力量只能是利益。上文报道，曾的集资事业依赖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一是湘西自治州州长杜崇烟的弟弟杜崇旺，二是吉首副市长的妻子范吉湘。吉首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州长与副市长在当地已经是第一流过硬的靠山。曾成杰的不走运在于：2007年7月杜崇烟因为与其儿子的北大同学石瑶 的一夜情丢了乌纱，杜的倒台使曾成杰失去了靠山。当湘西集资风波成了影响地方安定的大事件之时，曾成杰就成为湖南省用来祭刀的倒霉鬼。 \“*曾成杰们”冤不冤？\ 曾成杰案件只是众多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之一。2013年1月下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 告”，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家犯罪已呈稳步上升的趋势，2009年中国公开报道的落马企业家95位，2010年上升到 155位，2011年达200位。2012年标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243个案件中，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31例）和集资诈骗罪（11例），占全部案件数 的近五分之一。报告指出，另有大量融资类犯罪是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刑的，如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保险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挪用资金罪 等也与企业融资问题直接相关，如果将这些罪名计入，融资类犯罪将在2012年企业家所涉全部犯罪中排列第一。 由此可见，中国金融环境存在严重问题，民营企业家从银行融资管道不畅，至少是导致这个群体融资犯罪高发的一个原因。 曾成杰确实涉及融资犯罪。从公开资料来看，曾成杰背靠地方政府这棵大树，用政府项目作担保，用高息吸引投资者，持续扩大融资规模，与美国的庞氏骗局类似。 2005年6月，曾的“三馆”项目将集资月息涨至5%，此后跟风者追 高，从6%加至10%。这样高的利息意味着以下盈利模式：如果投资5万元，每个月就能拿到2500元至5000元利息。而对应于企业，则年利润率须超过 200%才足够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这已经不是任何正常经营的企业能够产生的高利润，更何况曾成杰的三馆工程是并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公共工程。因此，他只能 依靠不断用更高的利率吸收新的投资者，用新债还旧债，才能维持下去。这种没有实际盈利支撑的骗局终将破产。与庞氏骗局最大的不同是：庞氏依靠自己天花乱坠 的推销术，曾成杰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信誉背书。到2008年，湘西州政府领导换届，新任领导与曾成杰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曾成杰在资金链断裂之后，牢狱之灾 不可避免。但是否处死刑则有极大伸缩空间。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走钢丝\ 曾成杰一案让人感觉沉重，这沉重来自于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无法摆脱的“原罪”阴影。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要生存与发展，必须靠拢政府（其实是靠拢掌权的官员），否则其生存之路将会布满荆棘。而官员手中的权力要变现为金钱，也必须寻找市场 代理人，这是政商结合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但在中国，政商结合这条路只有两条路径指向，一是通向金钱的“天堂”，另一条是通向“地狱”，曾成杰依靠政府背 书，曾集资高达34亿之多。他的倒霉，一则缘于他的靠山已倒，二则缘于湖南这种高息举债的把戏难以为继，必须收尾了。 因融资被判死刑的，此前有过数起。但曾成杰的事多了一个情节，据曾给子女的信件，曾的公司欠6.2亿融资款，但资产总额有23.8亿，曾成杰夫妻被捕后， 吉首市政府已经将其资产变卖处置，无论是处置前还是处置后，都未通知曾本人，过程也不透明。社会上流传谋财害命之说，最初版本来自于曾的律师王少光在公开 信中所言，“判处曾成杰死刑就是拦路抢劫、图财害命，使融资双方血本无归，湖南省政府独资企业无本万利。” 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喜欢“打土豪分田地”，借整治富豪并没没收其私产。东北地区以前曾整治富豪杨斌与袁宝璟，两人的巨额资产都莫名其妙地消失或严重缩水。 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经营“政绩工程”是普遍现象，地方政府（包括官员）不能直接出面，2009年以前需要“曾成杰们”做“白手套”，2009年以后则换成地 方融资平台。“曾成杰们”适逢其会，他们深知“富贵险中求”的道理，但是这“险”究竟有多大，与后台硬不硬有关，更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有关，还与无数无 法预测的变数有关。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都很精明，知道“天堂”不可能永存，一不小心就掉入“地狱”，眼界开阔一点的人就另辟蹊径，将自己变成“外商”，算是买张财富保险单。 只是国外“好山好水好寂寞”，钱还得在自己熟门熟路的中国赚，因为赖以成功的社会关系网络全在这方土地上。这就是许多企业家虽然举家移民，但本人却留在国 内的原因。今年6月，咨询公司麦肯锡针对中国19座城市的800名高净值人士的研究显示，大约83%的被调查者进行了离岸投资，其总资产中的40%到 50%在海外，联合国贸发组织同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也称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外逃现象。 曾成杰只是民营企业家难逃“原罪”诅咒的一个缩影。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20130718/170486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吃肉的烦恼
程晓农 中共在经济上的烦恼很多，吃肉的烦恼只是其中之一。2019年全国肉价暴涨，2021年又全国肉价暴跌，类似的现象上个世纪农村改革之后就出现了，中共那时曾为此十分烦恼。40年过去了，同样的烦恼依旧存在。7月1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必要时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调控调节力度，防止生猪价格大起大落。中共当局虽然现在自称“无所不能”，连国际社会的规则都想主导，却连一个小小的、并不复杂的吃肉的烦恼也解决不了；相反，因为它与美国打大豆战，导致民众为吃肉付出重大代价。 一、从肉价暴涨到肉价暴跌 2018年，中美开始经贸谈判。中共为了给特朗普总统施加压力，宣布停止进口美国猪肉，又因孟晚舟案停止进口加拿大猪肉。为补充国内猪肉供应，中共决定改从俄国进口，结果从俄国高价进口的猪肉却带进了非洲猪瘟。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后，大批生猪死亡；同时，养猪户为避免因猪瘟遭受损失，提前宰杀大量存栏生猪，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因此减少了六成。 生猪存栏数下降，自然会造成第二年的生猪供应量减少。果然，2019年全国猪价开始暴涨。2019年8月，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称，当月上旬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五成；8月中旬的十天内，猪肉价格又急升16%。民众大喊肉价太贵，吃不起猪肉了，各地都有人在抢购猪肉。于是各地政府奉命打响了“肉价保卫战”，共有29个省下发了20多亿“买肉钱”，以补贴城市消费者。尽管如此，到了当年9月，生猪出栏价已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猪价上涨后，养猪户逐步扩大了饲养量，但肉价涨得比猪的生长速度快。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2020年7月，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涨到每公斤56元的最高点。 紧接着，2021年年初，全国肉价开始持续下跌，这意味着养猪亏损期即将到来。果然，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2021年6月21日，全国生猪价格跌到每公斤14元，仅及2020年7月肉价峰值的四分之一。这时大喊吃不消的变成了养猪户，肉贱饲料贵，许多养猪户和养猪公司赶紧把存栏的生猪屠宰上市，以减少亏损。据发改委分析，按目前的生猪和饲料价格推算，今后生猪养殖平均每头要亏损804元。 目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正在急剧减少，而明年开始猪肉短缺将成定局，然后肉价将开始又一轮暴涨。为什么中国的肉价象“过山车”，高时高得令消费者咋舌，低时又低得令养猪户“吐血”？ 二、猪粮比价决定生猪供应的周期性波动 生猪的饲养过程中会发生出栏量的周期型波动，养猪户饲养猪的多少，直接受饲养成本的影响。养猪户一般的料肉比是3.2比1，一头猪吃3.2斤饲料才长1斤肉。饲料贵而肉价低，他们会亏本，自然就减少饲养量；反过来，饲料便宜肉价高，他们就增加养猪的数量。另一方面，生猪出栏多，肉价会下跌；生猪出栏少，肉价就上升。所以，养猪户必须同时关心饲料价格和肉价，以此来判断自己应该增加饲养量来扩大收益，还是减少饲养量以防止亏损。 指挥养猪户增产或减产的市场信号是猪粮比价，也就是生猪出栏价格和饲料价格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变动原因比较复杂：饲料价格除了受国内饲料产量高低的影响，还受到进口饲料数量多少、价格高低的影响；而生猪价格既与饲养量和出栏密集度有关，也与进口猪肉的数量有关。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增加养猪的数量，饲料需求大增，饲料价格就会上涨；反过来，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减少饲养量，并且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饲料价格和肉价就会同时下跌。 饲料种植和生猪养殖都受农业的自然周期约束，饲料不能今天种明天收，而猪也只能一天一天地慢慢长。饲料种植面积和生猪入栏数量的增加，虽然会根据价格变化而调整，但饲料供给量和生猪出栏量通常会推迟半年到一年才改变。这样就出现了价格变化在先、生猪供应变化滞后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会导致生猪存栏数量出现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被称为“生猪周期”。 “猪粮比价—生猪周期”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老题目，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A. Hanau以及波兰的S. Schmidt和S. Mandecki，就出版了分析生猪价格和生猪周期的书。但那是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研究结果，对曾经30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并不适用。也因此，中共当局和中国消费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一些马克思的理论，对理解现实经济的运行毫无益处。 三、中国：从物价稳定到肉价波动 中国民众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和家禽，所以肉食价格直接关系到民生，特别是升斗小民餐桌上的食物。可以想见，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对物价涨跌具有重大影响，稳肉价就是稳物价。今年以来中国的猪价暴挫，虽然工业产品的价格暴涨，但消费者的食品价格因肉价下跌而涨幅有限，因此肉价暴跌短时期内冲销了通货膨胀。但今年下半年，可能肉价就要开始快速上升，于是肉价推动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当局最头痛的难题。 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不见得那么严重，因为肉价从来就是波动的。但在中国，生猪周期却成了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影响和政府盲目应对的不良后果。中共在计划经济下，曾经长时间冻结工资和物价，从1960年代到1977年，由政府集中管控的全国各机构、企业的工资没涨过1分钱；猪肉价格虽然多年不变，但通过凭票供应来限量购买，以至于很多低收入家庭凭票买肉时宁可只买肥肉，好炸点猪油改善菜蔬的口感，为缺肉的家人补一点油腥。这种严格管控也养成了民众对肉价长期稳定的印象，而当局则不得不承诺稳定物价。 在经济改革初期的80年代，农村改革逐渐瓦解了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冷酷盘剥，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交易，农民进城直接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于是市场价格左右了农业生产。但也因为市场价格的必然波动，肉价开始冲击城市居民的生活。1985年，中国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猪粮比价—生猪周期”，猪肉价格随生猪周期而上涨，到了1987年底上涨幅度越来越大。 当时，对经济问题有话语权的保守派“大佬”陈云，以及追随他的国家计委对“猪粮比价—生猪周期”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物价上涨就是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强硬的紧缩措施来稳定物价。而这种做法，恰恰迎合了民众对物价应当稳定不变的认知。当时我为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撰写《198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时，专门分析了猪粮比价，用数据证明肉价波动系正常的经济现象，不应恐慌。对农业非常熟悉又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赵紫阳阅后，立即批给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刊登。随后，1988年初，新华社记者曾对我做过专访，在《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些分析。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次讨论生猪周期问题。 四、依赖美洲大豆，进口价格影响中国的生猪周期 进入本世纪以后，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出口景气使得经济繁荣，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对肉食的需求大大增加。2018年，全国的猪肉消费量达到5,540万吨，是1978年的7倍。如此迅速上升的猪肉需求自然会带来饲料紧张，但中共找到了一个办法来增加饲料供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后，开始大量进口饲料。进口饲料中最主要的是大豆，大豆先用于炼取食用油，豆油占大豆重量的二成，剩下的八成豆粕就用来制作成猪饲料。豆粕属于优质高蛋白饲料，养猪户的料肉比最低。 2003年至2004年粮食年度，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国内产量，达到2,074万吨；2007年至200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量增加到3,782万吨；而到了2017年至201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跳升到9,350万吨，10年间增加1.5倍。就这样，中国在短短20年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球大豆出口量的六成以上都被中国买走了，每年需要进口1亿吨上下。即便如此，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的生猪养殖户仍然逃不过生猪周期。2008年、2013年及2017年出现过3次行业型亏损，如果不算2018年非洲猪瘟造成的意外，今年是第4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中国为什么不自己种植大豆，解决饲料短缺呢？大豆是一种低产农作物，它只能贴近地面生长，产量不高，因此种大豆收益也不高。如果中国停止饲料进口，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大豆，结果会怎样？我做过计算，中国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那就会造成口粮严重不足。所以，在耕地总面积有限的前提下，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只能进口大豆作饲料。 进口大豆的数量太大，中国的肉价就受到国际上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大豆的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占九成以上。中国要想相对稳定肉价，就既盼望这几个主要大豆出口国没有灾害，又希望大豆进口贸易顺利。这两个条件里有一个变化，大豆进口价格就会明显涨落，而饲料价格则上下颠簸，中国人的肉食价格就会跳动起来。 五、被中共挟持的猪肉 为什么去年中国的生猪价格暴涨，今年又如此暴跌，然后明年肯定暴涨？原因是，猪肉被中共挟持了。由于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正常的猪粮比价。猪粮比价被中共变相操纵之后，当然会改变生猪周期的正常波动，造成生猪存栏量大起大落。这就相当于中共挟持了猪肉的供给，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被胁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国际媒体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消费者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一个劲地抱怨肉价过高。 过去这一年半当中，中国的生猪行业并没有瘟疫或其他意外因素发生，导致肉价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猪粮比价急剧下跌，导致养猪亏损严重，因此养猪户纷纷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短期内，过量的猪肉供应自然会令肉价暴跌。那为什么猪粮比价会突然下跌呢？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2019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因输入了非洲猪瘟而减少六成。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要用市场信号激励养猪户扩大养殖以恢复生猪存栏量，本应增加进口大豆使得饲料价格下降，从而提高猪粮比价。但事实是，2020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只恢复到非洲猪瘟疫情前的九成。养猪户对扩大养殖不太积极，与猪粮比价偏低有关。而猪粮比价偏低，又是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的结果。 中共长期大规模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并用贸易壁垒维持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特朗普总统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试图迫使中共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共拒绝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等事实，而且于4月5日宣布，对美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报复，同时改从巴西多进口大豆。 201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比2017年下降了44%，使得同年中国从各国进口的大豆总量减少了7%。大豆进口数量的减少，足以抬起2019年和2020年中国的饲料价格，进而压低猪粮比价。更重要的是，巴西大豆比美国大豆每吨贵40到60美元。由于中共2019年特意多从巴西进口大豆，导致中国进口大豆总量中，巴西大豆占65%。这样买大豆是弃低价就高价，于是进口饲料的价格就不可避免地步步上涨。 从2019年到2020年，虽然肉价暴涨但饲料价格也飞快上涨，猪粮比价被中南海人为地压低到养猪户必然亏本的程度。这就是2021年上半年，养猪户纷纷提前把存栏生猪清空的主要原因。中共为了对付美国而打乱正常生猪周期的后果，一共表现为三个方面：先是让民众掏钱买极为昂贵的猪肉；再让养猪户亏本得大吐血；2022年将再让民众花钱买昂贵猪肉。这就是几年来，中共为了实施其对美方针，而挟持猪肉的全景图。这幅图景，描画出了令中共头痛的“吃肉的烦恼”。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720202113025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在台湾的泛蓝贵族
在台湾与中国渐行渐远的今天，关心台湾问题的中国人自然认为，统独问题不仅是台湾和中国争执的原因，也是台湾内部矛盾的关键。当然不仅中国人，将近一半的台湾人也这样认为。长期以来我也持同样看法，直到最近才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看法的偏差。 统独问题是中国和台湾之争的表面现象，其本质是独裁专制与民主制度之争。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的敌意，其反民主的本质远大於其反台独的形式。反台独只是中共独裁者们的一个既可以说得出口，又极容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可惜无数的中国人以为，用谎言欺骗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说真心话的。难道他们真的相信，中共独裁者们对从未属於过他们的台湾的热爱，超过了对他们握在手里五十多年的专制政权？事实是，不放弃台湾，是中共不放弃自己手中权力的一张牌。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由於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共的共识，自己也成为独裁者手中那张牌的一部份。 ●「亲中国」和「反台独」都是表面口号 但本文想重点强调的，是台湾内部的矛盾。对於泛蓝泛绿之争，外面的人最容易看到的是，亲中国的人和亲台湾的人之间的冲突。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台湾更深层矛盾的一个表现形式，或者最多只是问题的一部份。越深入地了解台湾社会、接触更多的台湾人，尤其是接触泛蓝的人，你会发现，在台湾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亲中国」，这个所谓的「亲中国」就像中共的「反台独」一样，是泛蓝阵营的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喊出口的说法而已；他们不认同台湾还在次，不认同台湾本地人执政才是本质。 我多次走访台湾所得到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台湾本地人所遭受的欺负和歧视，实在远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像。曾经采访西藏人和新疆人的我，对汉人歧视其他民族的情形是有相当了解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那些中国人，对待他们认为同是汉人的台湾人，居然完全是殖民者对待殖民地人民的行径，而且其恶劣不仅远超过西方殖民者当年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程度，甚至比日本殖民者更糟糕百倍。这就是为什麽许多台湾人至今仍怀念日治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和西藏、新疆人民一样，台湾人民在遭受独裁压迫的同时，倍受种族歧视的痛苦。而且那种歧视至今仍严重存在。在这篇小文里，我无法历数从台湾朋友那里听来的许多关於中国人歧视台湾人的故事，仅举几个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台湾的「前中国人」有多麽霸道 在台北乘出租车，一般来讲，北京话讲得好的司机，其态度一定比北京话讲不好的要糟糕。而台湾本地口音很重的司机，对北京话讲得好的客人，明显有一种畏惧心理。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刚上车，听到车上的广播正播放台语节目，从我能辨别的只言片语中听出，那是一个政论节目。当我用普通话告知我要去的地点後，司机马上悄悄地把台语广播调成了北京话，明显不想冒犯讲北京话的人。 由於我是公开支持泛绿的人，所以跟泛蓝人士接触的机会相当有限。但就在这十分有限的机会里，我仍直接看到了台湾的「前中国人」对台湾本地人的蔑视。例如，在台湾立委选举前，我曾多次和泛蓝人士在「台湾心声」节目辩论。有一次节目结束後，我和两位辩论对手（一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一位国民党官员）一起乘电视台的车回饭店。路上大家礼貌地交谈起来，当时是在高雄，那位台北市议员说，他在高雄住过多年，高雄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氓，到处都是嚼槟榔的人。即使在我面前，他都毫不掩饰谈到台湾人时的那种轻蔑的口吻。而这两位泛蓝人士还是节目中最文明，私下也还可以讨论问题的人。 而在节目上遇到的其他人，除了蛮不讲理之外，那种对本地人的蔑视和居高临下的讲话口气更令人忍无可忍。以前我还不太明白为什麽台湾人谈起国民党那麽愤慨，那麽激昂，在总统大选前的「台湾心声」户外开讲节目中，许多只能得到十几秒发言机会的台湾人，抓著话筒痛斥国民党，直到被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抬下去（拖都拖不动）。在这些节目中的亲身体验，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让我直接感受到了台湾那些「前中国人」对台湾人民是多麽霸道。 ●无论在台湾和中国，都要高人一等 那麽这些一直唱衰台湾、蔑视台湾人的「假中国人」真的认同中国嘛？上述那两位和我交谈的泛蓝人士，都表示去过中国大陆，但一个抱怨中国的空气实在太糟糕了，另一个抱怨吃中国的东西一直拉肚子。他们对中国其实同样蔑视。 台湾那些高喊著「亲中国」的人，他们到中国去，一定不再强调他们是中国人，而是要招摇他们是台湾人。这时候，他们又不想和中国人平起平坐了，强调是台湾人，他们则比中国人高一等。总之，他们在台湾要比台湾人高一等，在中国要比中国人高一等，在哪儿都要有做贵族的感觉就是了。 今天，泛蓝阵营中的一部份人，实在是对失去半个多世纪的贵族地位耿耿於怀，但这种不满是不能说出口的，「认中国」则是他们唯一可喊出的口号，唯一可举起的牌子。真让连战、宋楚瑜当台湾省长，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那些台湾的前贵族阶层们也绝对不可能接受回到中国怀抱做普通的中国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由於不能忍受台湾本地人执政而不认同台湾。 他们的中国情怀，就像中共政权的「统一」情怀一样，其重要性和真实性远不能和他们要主子地位相比。但口号喊久了，自己也相信了一半，更欺骗了许多民众。所以泛蓝的那一半民众，一部份是被那个贵族阶层的宣传所欺骗（就像中国人被共产特权阶层的宣传所欺骗一样），一部份是想安居乐业，被中共的武力威胁吓住了。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以为这次台湾立法院的选举结果，代表著台湾人民反台独、要统一的倾向的话，那就实在是太自我欺骗了；而中共以为通过制定反分裂法就能有朝一日把台湾吞并，那就更是梦幻了。 （原载香港《开放》2005年1月号） 2005-0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3👍 0💬 0从国情咨文仪式看美国两党政治
二日晚上，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这是美国的惯例，每年初，现任总统都要在国会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被称为「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 Address）。参加者有参众两院的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三军将领，政府内阁部长，以及特别来宾和外交使节等。 「国情咨文」仪式每次都相当讲究，办得隆重、正式。在布什总统进入会场时，要由专人导引，并正式向全场通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全场则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不论是布什所属的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全都站起来鼓掌，以超越党派的方式，来体现美国的团结一致，以及对国家元首的尊敬。而且两党领袖都随同总统出场。这是整个演讲活动中最长时间的一次鼓掌，因总统从进入大厅到讲台，要和过道两侧的议员不断寒暄握手，在这大约三、四分钟期间，全场就一直鼓掌，直到总统走到台上，热烈的鼓掌欢呼声把气氛推向高潮，从而拉开演讲的序幕。 在全场掌声终於结束，总统准备演讲之前，按惯例，再由国会议长正式向与会者介绍「布什总统」，於是全体再次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直到国会议长敲锤才停止。而且不管隶属哪个党的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两党议员都是如此。这种郑重、隆重的对国家元首的欢迎仪式，凸显了民主国家对民选总统的一致认同，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多大差别。 美国的这种「国情咨文」方式，非常体现大众有知情权的民主原则，因为等於每年之初，国家领导人就把政府的施政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全体议员，同时通过各大电视台的直播，告诉给全体美国人民。 布什的国情咨文进行了53分钟，获得65次掌声。从鼓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政策受到两党一致欢迎，哪些受到民主党的反对。因两党议员是分别坐的，从台下面对演讲的总统的角度，共和党议员坐在右侧，民主党议员坐在左侧，楼上则坐著来宾等。因而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布什总统宣布要致力改革退休计划时，坐在左侧的民主党议员，几乎没有一个鼓掌，而坐在右边的共和党议员则热烈欢呼，可谓泾渭分明。 但当布什总统提到感谢美国军人，加强中小学教育，伊拉克大选成功，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给巴勒斯坦提供三亿五千万美元援助等，两党议员则都站起来鼓掌。这充分反映出美国两党政治的成熟，在野党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在他们认为有利国家整体利益时则合作，体现美国是一个整体。 这种国情谘文所以能被多数美国民众知晓，因为美国的四大无线电视网（NBC，ABC，CBS，Fox）同步转播，还有FOX，CNN，MSNBC等有线电视台现场直播。同时还有其他主要电视频道也都转播国情咨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电视台必须这样做，但出於新闻媒体的责任，各大电视台都不约而同这样做。而且在总统演讲後，各大电视台立即都组织了专家学者的讨论，评价总统讲话，尤其是内政外交政策的利弊等等。 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後，在野党要发表「反驳」（rebuttal），即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今年的「反驳」是由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哈瑞．雷德和众议院领袖南茜．佩罗西做的。这种「反驳」的好处是，让大众有个比较机会，而不是只听执政党一面说辞。但这种「反驳」讲话一般不被大众重视，毕竟不在执政地位，讲话不能成为政策。连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谢索尔（Jeff Shesol）都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其实应该取消这种「反驳」讲话制度，因它作用太小。这种「反驳」制度是1966年开始的，那年约翰逊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後，在野的共和党要发表「政见」，结果却是支持约翰逊打赢越战。那是过去四十年来，唯一一次在野党的「反驳」讲话竟是支持当任总统的政策。舍索尔说，除非是瑞德和佩罗西宣布他俩叛党，跳槽到共和党，否则根本不会引起全国民众的重视。但这种给反对党讲话机会的形式仍是重要的。 布什总统的这次演讲被左右两派都评价为流利、自信、轻松，非常成功。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瑞契则称赞它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国情咨文之一。这不仅由於布什获得连任，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还在於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的三场选举都获成功，证明布什向全球推广自由的政策获得进展。另外一个原因是，布什很刻苦地做了「家庭作业」，据前布什演说稿撰写人、畅销书作家弗洛姆（David Frum）表示，对这种演讲，布什一般得从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努力背诵全长5049字的文稿（译成中文约一万字），大概刮胡子的时候都在背稿，而且正式演讲前要全文演练几遍。因此才有了布什谈笑风生般轻松的流利演讲，几乎看不出来他在背稿子。这种演讲非常难的一点是，他的演说稿事先已经发给了主要媒体及现场听众，因此他不能临场发挥，必须背诵准确，这的确是个功夫。 看到布什的演讲，令人想到中共的官员们，他们即使一个小型讲话，也要拿稿子，照本宣科。记得几年前江泽民来纽约时，曾接受一个亲共的中文电视台采访，还要看稿子回答问题；当时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写了篇文章，引用中国流行歌曲「马儿你慢点跑」，讽刺江泽民接受一个中共领导下的、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中文电视台的采访，还如此紧张兮兮。简直不可以想像让他背诵一万字的中文稿子，仅凭这一点也可看出，当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多不容易，而当个独裁者有多舒服，难怪他们都至死不交权。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5年2月3日 2005-02-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Taipei Times: ‘One dream’ Beijing can’t deli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show China’s best face to the world by having a large-scale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that cost a lot of money, with loads of fireworks, lots of color and droves of people. Man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owever, criticized the ceremony for being a big mishmash, even saying the ceremony resembled “an upscale version of a North Korean group calisthenics performance” and that was “overly large with too many people involved and was devoid of content and human nature.” Some all the colors and modern lights used during the ceremony merely turned it into “an elegy to China’s superficial and extravagant past,” while others said the huge sums of money spent only served to make “the most tacky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Olympics.” After seeing the sheer size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the large-scale performance, one cannot deny that director Zhang Yimou (张艺谋) really did go to a lot of effort in planning and choreographing the event. Zhang gave attention to every last detail and did a very professional job. Why then has Beijing’s opening ceremony received so much criticism? The real reason is that Zhang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spirit of the Olympics. The official theme of the 1996 Olympics in Atlanta, “The Power of the Dream,” and the symphony Summon the Heroes perfectly represented the spirit of the Olympics,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is the spirit of freedom, realizing one’s dreams and becoming an individual hero. Zhang not understand the Olympic spirit, but he does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s government.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Zhang showcased the knowledge that Chinese have had spoon-fed to them since birth, using historical imagery such as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Silk Road. Zhang also used rows and rows of people to form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peace (he, 和). This clearly and skillfully put forward the exact message Hu wanted to express: a messag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peaceful rise to power” that was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China’s official ideological line. Zhang focused on showing the pride Chinese feel about their country and themselves as a people — not the Olympic spirit. As a result, no matter how spectacular the lighting, color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Zhang used, and irrespective of how many people he had line up in neat, geometric formations, shout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he was still unable to inject the Olympic spirit of freedom into the opening ceremony. Regardless how painstakingly Zhang worked in planning the ceremony,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hat he tried to express was very hard even for Chinese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o grasp, let alone the non-Chinese people watching the show. And even if some people watching c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its meaning, because it was devoid of spirit and soul, no matter how technically perfect it was, all they could do was stand in the crowd and look on at the “fun.” However, the opening ceremony’s “fun” was not fun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nor was it pleasing to look at. The entire opening ceremony was painfully slow and monotonous, and apart from the fireworks displays that punctuated the show at appropriate intervals, the show had no single point capable of moving anybody in the audience. On special occasions such as the Olympics, especially when people are watching the event on their television sets, they do not want or need the profound thought of philosophers or the research of historians; what they want is music and performances that resonate deep within their hearts. The music and songs used at the 1996 Olympics in Atlanta moved people on a deep level and made them want to see the Games for themselves. The music and theme song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very bland in comparison and were so boring that they almost put the audience to sleep. The slogan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is “One World One Dream.” Let’s leave asid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ypical empty slogan — the only dream common to all mankind is freedom, the one dream Beijing does all it can to eliminate — but even if it made sense, the opening ceremony did nothing to express the main theme of the slogan. There was no expression of “one dream,” nor of “one world.” It was all a self-obsessed attempt to place China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It was, however, very Chinese to see this poor and backward dictatorship portray China as a paradise characterized by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Cao Changqing i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commentator.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Aug 19, 2008, Page 8 TRANSLATED BY DREW CAMERON 2008-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台北「国父纪念堂」的荒唐
几次去台湾，都因忙於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而难得有时间参观游览。上次去台湾，离开前终於有一天空档，按朋友的建议去参观了「国父纪念馆」，即孙中山的纪念堂。 刚走到座落在台北市区的「国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一种该馆气势很大的感觉，因为我曾参观过台北的「二二八纪念馆」，两相比较，真是大相径庭：二二八纪念馆座落在台北一个小公园里，只有一栋房子而已；而孙中山的纪念堂，则内有大厅、大会堂，几层楼的多种展室，外有宽广的庭院，西部广场，还有「中山碑林」，其阵势和规格，超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 不久前，因去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又再次去参观当地的林肯和杰佛逊两座纪念堂。和台北的「孙中山纪念堂」比较，也令人感触。美国人对解放了黑奴、统一了美国的林肯总统，对《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等如此伟大的先贤和国家奠基者，也只是建造了只有一个大厅、只放一座雕像的简单纪念堂而已，近年杰佛逊纪念堂增加了一层地下的图文生平介绍。 进入「国父纪念馆」里面，更令人惊讶，那里正举行的几个展览，除了书法作品之外，几乎都是中共的统战宣传，其中两个是中共南京市政府等官方机构提供的「中华民国建筑展」和「中山灵展」，实际上图片都是关於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在南京的那些「总统府」、「外交部」、「财政部」等机构所在楼房而已。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千方百计地打压台湾，即使连一瓶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辣椒酱也不被允许进口到中国，但他们却把宣扬「中华民国」的图片送到台北来展出，其统战台湾的意图一目了然。不知是「国立国父纪念馆」的负责人糊涂，还是有意借中共之手，给台湾人洗脑，让他们继续相信「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囊括中国大陆和外蒙古，延续蒋介石时代灌输的那个神话。 正在馆里参观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好像又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循声找去，原来正门大厅孙中山雕像旁，手持步枪的士兵正换岗，四个军人用枪托狠狠地击地，在整个展厅发出回响，震耳欲聋。换完岗後，两个士兵站在孙中山的雕像两侧，纹丝不动，还有一个军官去摆正他们的领带、军服，甚至测量士兵两脚之间的距离，然後「调整」他俩达到「分毫不差」。这些动作简直像肥皂剧中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 我问那个军官，这些站岗的是真军人，还是馆里警卫人员？他回答说，他们是真的士兵，来自台湾空军，总共有几十人，每小时换一次岗，每天八班轮换。而培养到如此纹丝不动的「站功」，需培训一年以上。 当时听到他的介绍，相当感慨，台湾不是有人反对军购，说花费太大吗，那麽为什麽让这麽多真正的士兵不去国防前线，却去「保护」一座石头（雕像）！在华盛顿，无论是林肯还是杰佛逊纪念堂，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因为人家美国人没有愚蠢到用大活人去「守卫」石头。当然台湾的士兵也还幸运，毕竟他们没活在秦始皇的兵马俑时代，现在他们只是每天「陪葬」一小时。 我曾向勇於为台湾发声的民进党立委林重谟先生建议，应该在立法院提案，撤销这种活人为石头站岗的荒唐制度，不仅节省军费开支，也解放那些可怜的士兵；如果连宋们的泛蓝立委不通过，那就让连战、宋楚瑜他们俩到那里站一天岗，体验一下像蜡像般站立是什麽滋味。 在纪念馆的里面，还看到另外的荒唐：有一面墙挂著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际就是阐述三民主义。且不说三民主义中，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对「军政，训政，宪政」都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因而为後来蒋介石独裁提供了可能，而在墙下的玻璃橱窗中，摆著同样内容的两幅手迹的结尾都标明，不仅这个大纲是个急就篇，而且一个是给「科儿玩索」（即给儿子孙科），一个是给「贤妻玩索」（给宋庆龄），是写给妻儿们的「玩索之物」。 在美国，制定《独立宣言》这样的建国大纲时，是由美国最早13个州成立的国会指定包括杰佛逊、富兰克林、亚当斯等精英的委员会来起草，由杰佛逊执笔写出，再经过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修改，最後经国会讨论通过，才正式成为美国的建国指导文件。而中国人真是悲哀，孙中山自己一个人想出来，写给儿子、妻子「玩索」的东西，竟成为中国人建国的指导文件，还至今挂在台北的「纪念馆」大厅。而孙中山当时建立的中华民国，下辖35省，还不包括台湾。可他在台湾又成了「国父」，天底下就有这样滑稽的事情。 台湾正处於转型期，什麽时候改换了「国父纪念馆」的内容，才可能标志台湾人真的当家作主：确立自己真正的国父，认识自己真实的历史，拥抱一个属於自己的未来。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11月号） 2004-1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曹长青：英国脱欧成功！向伟大的英国人民致敬！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382个投票所的统计刚刚完毕，主张留在欧盟派得票率48.11%，主张脱离欧盟派得票率51.89%，多数英国人民决定，脱离欧盟！ 在整个欧盟成员都反对，在美国左派总统奥巴马反对，还有金融投机家索罗斯等左疯们的反对，英国和欧洲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全球左派的反对，还有背叛撒切尔夫人保守主义原则理念（撒切尔夫人称建立欧盟是走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愚蠢的举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反对，更有英国左翼工党的反对（英国两大政党领袖都反对的情况下），英国人民，那些普通的民众，那些强调和认同常识的人民，终于做出勇敢的选择，脱离欧盟，重新恢复英国的主权和自由！ 英国不再听命于那个根本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欧洲议会和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而是自己做主，恢复英国人民的决定权！不仅政治上独立（强烈支持脱离欧盟的英国独立党主席把公投胜利这一天称为英国的“独立日”！），经济上英国也不再必须每年向欧盟进贡116亿美元的会费，更重要的是安全上，脱离欧盟，英国就可以加强边境安检，而不再按照欧盟的规定而开放边境，导致大量非法移民进入，更防止恐怖分子渗透。 英国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夺回了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当年确立的人类自由的三原则：人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今天人们说西方文明，多是指英美代表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断头台）和德国（群体主义占上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那种文化传统。 今天美国的强大，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是因为美国站在了英国思想家的肩膀上。英国对人类文明做出至少四点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一，早在中国宋朝的时候，英国人就制定了《大宪章》（1215年），限制君王的权利，强调司法公正。 第二，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进一步限制君王权力，而走向君主立宪。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等于从司法和经济两个层面限制君王，而把权力转向国会。这是议会政治的开端。甚至在今天美国激烈争论的枪支问题，英国《权利法案》就规定，个人拥有枪支权。这比美国宪法早了一百年！ 第三，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光荣革命期间，发表了对整个人类影响深远的《政府论》，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如果国家政府剥夺这些权利，人民有权起来反抗，反抗暴政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义务。（权利可以放弃，义务不能放弃） 洛克的三大权利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说，只是把第三点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没有个人幸福而言。后来麦迪森等起草的美国宪法，又恢复了洛克原有的三大权利说，第三点仍为“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根本精神就是洛克的权利说，可用两句话概括：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第四，整个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繁荣，都跟英国当年的那场工业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正是英国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等，开始了人类至今仍在发展的飞机，电话，手机，电脑、博客、脸书、微信、line等等新科技。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解除禁忌，心灵解放，才有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飞跃！ 英国有这样悠久和伟大的传统，所以英国人，尤其是普通民众，才会有强大的心灵，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才有了今天这场即使冒着全世界（主要是左翼们）强烈反对的声浪，也要自己做主，投出了让整个世界跌破眼镜的结果——脱离欧盟，脱离束缚，脱离集权，脱离乌托邦！ 英国的这场公投，实际上是人民大众战胜了精英主义，常识战胜了意识形态！ 英国脱离欧盟，是欧盟这种乌托邦幻想开始破灭的开始，捷克是下一个也要公投的，结果可能也是脱离！欧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开始。 英国脱欧公投的胜利，是主权和自决权战胜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和群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胜利！是从英国的伟大思想家约翰.洛克，大卫.休谟，艾德蒙特.伯克，亚当.斯密等一路下来的支持资本主义，捍卫个人权利思想的胜利！ 向伟大的英国人民致敬，向洛克的英国人民致敬！ 2016年6月25日匆匆写就于英国公投开票之际 2016-06-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彭斯演讲的中国期望：“邓小平改革开放”
何清涟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15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讲话，外界高度关注的观点，我在《彭斯讲话：美国屠龙派观点大放送》已梳理了来龙去脉，本文想谈一下被外界所忽视的一段话：“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这句话，其实表达了美国政界的中国期望。 美国政界、学界对邓小平的评价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中国国内的看法很不相同，也许双方都会同意“重建”这个说法，但对“重建”的评价肯定很不相同。 中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关键词是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为获利者并非只有权贵，还有大批体制内的中低阶官员，包括村镇乡官）、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上升管道梗阻、阶层固化，人权恶劣等等。官方认为标识国力的海外大投资与“一带一路“，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大撒币”。 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那是另一幅图景：GDP两位数的增速保持了近30年，GDP总量从“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的2,168亿美元，到2014年的10.36万亿美元；还有那从10多亿无产者中冒出来、数量居然达世界第一的亿万富翁（2018胡润富豪榜：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连续三年力压美国居首）；遍及世界36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想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行动。 对中共改革开放的评价，不可避免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评价相关。因邓在六四屠城中的关键作用，中国政治反对派称邓小平为“六四屠夫”；邓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践结果是让含红二代在内的权贵家族、官员及依附在这些利益链条上的少数人先富起来；政治上，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中国人只在习近平日趋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带来的恐慌下，才发现邓似乎比毛要好一些——这说法当然被中国的毛左否定，他们眼里，毛时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应该再来一次，以便狠狠打击贪官污吏。 美国政界为何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充满好感？这与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有密切关系。 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主导美国政界 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于2011年出版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mation of China（《邓小平改变了中国》），该书出版后曾位列亚马逊政治类图书销量第一、开卷排行榜学术类图书销量第一，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等人为该书写书评力荐，更有书评称这是“研究邓小平的里程碑式作品”。 傅高义先生对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用他在该书最后一章的一段话作总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即使邓小平在世，这一评价应该也是他本人最愿意听到的评价了。 对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傅高义的解释是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知道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邓断定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因为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这一解释使该书备受中国异议人士批评，甚至有批评他被中国收买了。但我认为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赞美发自内心，因为2002年3月我受邀到哈佛大学演讲，曾去傅先生府上拜访，谈了两个多小时，深深感到他对邓小平的好感确实基于一种真诚的迷恋。 这种迷恋不断地表现出来，比如2013年1月18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迷恋甚至让傅先生面对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时，会情不自禁地设想“如果邓小平今天仍在世会怎么样”，比如面对严重的腐败，“他很可能会更用力打击腐败，……要是邓小平活着，他会认为腐败是政治问题，不仅是经济犯罪，而是政治问题”；面对中共当局拒绝政改，“我想要是邓小平还活着，他不会反对民主，他可能说，先安定下来，再提高人民的素质，慢慢地发展民主。我用了十年时间学习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认为他会这样看事情。” 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需要时间沉淀。但不管中国人现在、将来如何评价邓小平，傅高义的评价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集体记忆。但美国政界喜欢邓小平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邓小平以“韬光养晦”为主诉的外交政策。 2010年：韬光养晦不再 欲与美国争霸 当年毛泽东想当世界领袖，不惜让本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来援助外国。邓小平吸取这一教训，大量停止外援助，并总结出著名的“四句话16个字”的外交指导思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表示愿意与国际接轨，承认现存的国际规则，遵守国际秩序。美国的中国通们对“韬光养晦”琢磨了多年，想找出最接近原意的译法，有译为“在时机未成熟之前，藏起牙齿，收起爪子；等时机成熟之后，再露出牙齿、亮出爪子”，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中国是“和平崛起“，正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虽然有不合规的行为，但还是可以通过引导纳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 2010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众和在华外国人士眼中的中国国家地位观》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10年后，中美两国仍是全世界的主要领导力量，其中有过半被调查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这项调查借了民意调查的壳，用的只是“超过美国”而非“称霸世界”这锋芒毕露之词，但官方以10年后的“世界第一”自居之态隐然若现。 中国公众这些想法当然来自于新华社国际部消息与《环球时报》等类媒体的多年灌输，这些灌输又往往假外国专家之口，比如伦敦智库于2004年发表时任美国高盛公司顾问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北京共识》（ The Beijing Consensus），近几年被译成中文猛炒，该文宣称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于该文作者的特殊身份，加上译者与鼓吹者的海归学者身份，还真哄骗了不少年轻人。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中国“亮剑” 中国对美态度发生变化，始自奥巴马当总统，这与这位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认识极有关系。 2008年11月奥巴马胜选后，他委托位于纽约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制定外交策略，《美国对华政策：对奥巴马政府的期望》计划启动，为了完成期望清单项目的中国视角，该所找到了“对口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外交部下属机构）。所长马振岗挂帅，研究员刘学成撰稿。（《环球》杂志，《奥巴马磨合期对华政策剖析：中国仍为竞争者》） 但中国对此的回应是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自2003年中国宣布“和平崛起”之后，一直在尝试改变国际规则。由于现存的世界格局维护者是美国，中国想要改写，就得挑战美国，这就是中国一再试探美国外交底线的原因。 2009年12月，中国官员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表现，就是一次对西方游戏规则的一次探底大行动。这次行动曾被中国媒体得意地冠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高调出击”标题大加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忍无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会结束时举行的记者会上，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多方回应，国际司副司长庞森的回应算是说出了北京的心里话：“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在中国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组织及协议就已经存在。中国之所以签署协议，是为了拿到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先签订再徐图后计，这就是“韬光养晦”。但基于“中国未参与制订，因此不必遵守”这一政治逻辑，中方一直认为违规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以前翅膀没硬，这话只能在心里搁着，这次在夏威夷峰会上被奥巴马逼急了，中国官员总算一吐为快。自此之后，奥巴马对华态度确实有所改变，从友好变成疏远退让。2016年4月《大西洋月刊》专访奥巴马，将其国际国内政策主张总结“奥巴马主义”，他对中国的认识可表述为“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 奥巴马执政的最后几年，与习近平执政的时间（2012年11月始）有四年多重合。中国从胡锦涛末期开始一直对美实行探底式外交，习近平在2014年更是公开其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是：“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但美国对华战略一成不变， 2015年9月25日，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仍然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 以上，就是美国政界的中国期待——保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背景。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10月1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9943）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埃及革命不是第二个伊朗
目前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导埃及∶在开罗，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呼吁民主改革、和政府对峙、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这个事件已进入第二周。埃及前景会怎样，引起全球关注。 美国更是重视开罗的演变，因埃及不仅是中东最大国家（八千万人口，超过法国），而且穆巴拉克政府比较亲西方，并是少有的能跟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 面对埃及的变化，奥巴马政府的立场一直比较暧昧，说是保持中立，不站在任何一方（抗议民众或穆巴拉克）。按道理，作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旗手，从理念上美国应该支持埃及民众的民主要求，因穆巴拉克已掌权了三十年！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只有独裁者，才会长时间大权独揽。像毛泽东从建政至死掌权27年；斯大林29年；阿拉法特35年；卡斯特罗已52年！但穆巴拉克不仅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对稳定中东，尤其是以色列的安全，具重要意义；而且美国还担心，埃及的极端伊斯兰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如乘机上台，埃及可能变成第二个伊朗。当年巴列维国王被赶下台，伊朗变成了由霍梅尼宗教势力主导的政教合一国家，并且强烈反西方，至今仍是专制和恐怖主义的基地。美国当然不会喜欢穆巴拉克的专权，但是，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伊朗，美国等於要在“坏”和“更坏”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媒体上的评论，不乏这种担心。连《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也有这种调子。所以即使美国右翼，也没有对奥巴马政府的模 两可，给予严厉批评。 但是，埃及真的会变成第二个伊朗吗？把当年的德黑兰跟今天的开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国情况并不一样，两国民众也是两种精神状态（mentality）。 首先，当年的伊朗革命，是宗教势力主导的，而且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这种宗教势力要对抗的，表面是巴列维国王的专权腐败，实质是对抗西方的世俗主义和资本主义，要恢复伊斯兰的以绝对平等、纯洁（泛道德化，实为伪道德）为口号的政教合一的统治。 在西方作家中，对伊朗情况有深入了解的是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他当年曾两次到伊朗、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实地考察，然後写了两部游记《在信仰者中间》和《难以置信》。他说，当时伊朗有两个革命在同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同时反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只有穷人基础，却没有宗教基础；所以既有穷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获胜了。但两种革命打的主要旗号都是相同的∶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境界，纯粹被“唯一”统治的社会。奈保尔发现，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反西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巨大作用。 正因为极端伊斯兰主义在“伊朗革命”中占主导地位，所以，当巴列维政权被推翻、伊朗举行公投时，民众竟以98.2%的高票通过用“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号，取代原来的世俗君主政权。连国号都有“伊斯兰”三字，可想而知当时“伊斯兰主义”已完全主导了伊朗。 但在今天的埃及，并不存在四十年前的伊朗那种宗教狂热。虽然“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大并最有组织的反对党，但整个国家并没有出现伊朗式的那种全国性伊斯兰狂热。毕竟自1952年埃及从英国统治正式独立出来後，埃及的开国元勋纳赛尔（像土耳其建国之父凯末尔将军那样，虽没有那麽强烈）就倾向世俗主义，而不是全面伊斯兰化。後来被暗杀的萨达特总统，以及继任的穆巴拉克等菁英，也基本倾向世俗主义。这种世俗化进程，从穆巴拉克算起，也已有三十年。这一点，跟伊朗当年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另外，今天的埃及，也没有当年伊朗的霍梅尼那样的弥赛亚型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被巴列维投入监狱，後在西方流亡十年，一直在外面遥控指挥伊朗的反政府力量，有极大的声望，在信奉者眼中，他是半人半神式的领袖。在伊朗革命高潮时，七十岁的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当时有二百万人夹道欢迎。随後伊朗的宗教势力制定通过了新宪法，用法律形式确立了霍梅尼的绝对宗教统治地位。 而在今天的埃及，宗教势力完全没有霍梅尼这样的超魅力型领袖，而且领导街头抗议示威者，主要来自世俗化团体。目前看不出埃及有伊朗式的复兴伊斯兰的劲头。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高达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参与的革命，都是很少见的。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等，参与人口可能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当年的伊朗革命，参与反政府示威者有六到九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而今天，埃及的反抗政府示威，也远没有达到当年伊朗的全国性狂热。 另一个不同是，即使今天的伊朗，也都出现世俗化、民主变革的呼声。一年多前的伊朗选举出现街头抗议示威，就已跟当年伊朗革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示威抗议者要求的是公平选举和言论自由等，而不再是宗教狂热。连霍梅尼的孙子小霍梅尼（S. H. Khomeini）都跟他爷爷分道扬镳，成为“自由派教士”。几年前，小霍梅尼还来美国访问，专程去拜访《华尔街日报》，跟编辑们座谈。这位46岁的自由派教士明确表示支持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强烈主张结束他爷爷、父亲所代表的宗教专制势力，期待在伊朗实行民主；他并呼吁美国应该更坚定、更强烈地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 所以，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一书而近年名声鹊起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埃及讨论会上说，从突尼斯的茉莉革命，到埃及街头的民主呼声展示∶在全球性的民主潮流下，没有什麽超越这种潮流之外的所谓“阿拉伯文化”。福山的意思是，就像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一样，也没有李光耀们鼓吹的所谓“亚洲价值”，哪里的人民都是一样的，在内心深处，都有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民主化是大势所趋！ 当然，穆巴拉克如下台，埃及走向民主之路还很长。但是，不能让第二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来阻止人们迈出第一步！ 穆巴拉克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埃及局势会怎样演变，还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巴拉克的下台已是时间问题。或者说，穆巴拉克的时代已经结束！埃及将开启一个新纪元，其重要性，不亚於1952年从英国殖民下独立，建成一个新国家！ 埃及人口在中东第一，埃及人民正在向整个世界，包括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和中国人，展示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自豪！ 2011年2月3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1-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悼念黄昭堂主席
听到黄昭堂先生在做鼻窦炎的小手术後却突然去世的消息，很是震惊。虽然人老了，总有一走，但他是个象徵性的人物，在台湾走向正常化独立国家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我因曾跟他有过多次聚会，所以特别地感到惋惜、悲伤。 黄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大学获得国际政治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因从事台湾独立运动，担任「台独联盟」主席，而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无法返回台湾，长达33年！ 我有好几次在台湾的研讨会上跟黄主席同台，听到他的33年，非常感触，曾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想跟黄主席比赛」。因反共、支持台独等，我已在中共黑名单22年了，也是有家回不得。一个人能有几个33年？最多也就三个吧，而黄昭堂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那种长年累月在异乡他国、有家回不了的痛苦和煎熬，不是外人能体会的，真是「甘苦寸心知」。 黄昭堂先生令我最印象深刻的，还不是他的「台独」，而是他的幽默。由於东方人普遍缺乏幽默感，所以黄先生的幽默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跟他在一起聊天，从不感觉乏味，即使观点冲突时，也能哈哈大笑地收场。 例如我跟他同台时，他开口就一脸严肃地对听众说，「我最不愿意跟这个中国人曹长青同台」，下面的人都大眼瞪小眼，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麽问题。可他话锋一转说，「因为跟曹长青同台，我就必须说那个北京话。」但他为了尊重我，更为了让我听懂，每次同台，他都很费力地说「北京话」。他说得真是很费劲，像说「外语」一样咬文嚼字，或者说是寻文找字，因为台湾话才是他的母语，还包括日语。说实话，听黄昭堂、李登辉、彭明敏、辜宽敏他们那一代台湾人讲北京话，就像听学中文的日本人说的华语差不多。 黄昭堂还很会用幽默的方式肯定别人。他说「最不愿意跟曹长青同台」的第二个理由是，「我要讲的都被他讲了」，接著再幽默一句∶「见识了这个曹长青，我才对中国人有了一点好感。」我被中国人最痛恨的理由，成了黄主席对中国人好感的原因，一个真正的黑色幽默！ 有一次我去拜访他的台独联盟总部，看到他办公室有一副画，画面竟然是陈文茜。我很奇怪，怎麽一向严谨的黄主席要挂这个被人骂为「妖婆」的女人的画？仔细一看，画面是陈文茜举著大刀，地上躺著许信良、施明德这两位前民进党主席，前面是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奔逃。我问黄主席这是什麽意思？他说，我也是「主席」，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这种女人「干掉」。黄主席的幽默实在到位。 我接过来说，我们可是欢迎陈文茜到中国去，如果她能做掉了「胡主席」，我马上就给这个女妖写一篇赞美词。 黄昭堂不仅讲话幽默，而且能写。就台湾独立问题，写过好几本专著，比较知名的有《台湾民主国的研究∶台湾独立运动史》、《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彭明敏合著）等。所以他被视为台湾独立运动的理论家。同时他更是充满激情的活动家。1970年由世界几个国家的台独组织合并而成的「台湾独立联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台独组织，致力於推动台湾独立建国，黄昭堂多年担任主席，直到过世，可谓终身献给了台湾独立事业。他生前就说过，「台湾独立运动是我的专业」。 2004年总统大选前夕，绿营的「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运动，横贯全岛，气势恢宏，对陈水扁总统的连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黄昭堂是这个「手牵手护台湾运动」的总指挥。李登辉担任总召集人。那是一次最体现绿营团结（包括扁、李联手）的活动。因为有了那种建立在理念共识基础上的团结，所以才有了後来选举的胜利。 在流亡日本期间，黄昭堂在昭和大学担任教授。直到李登辉出任总统取消黑名单後，他才得以返回台湾。他後来跟李登辉的关系一直很好，甚至成为至交。在陈水扁被红衫军围攻，地位摇摇欲坠时，我曾问李前总统，以台湾目前政坛的情形，哪个适合做总统，或者说你有一票的话，投给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投给姓黄的」。我以为是一直跟随他的那位群策会秘书长黄昆辉，结果他是指「黄昭堂」。由此可见黄昭堂在李登辉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最近一次李登辉访问日本时，主要随从者只有黄昭堂。这两位老人，可谓惺惺相惜。 多次在台北跟黄先生和他的秘书长王康厚先生一起「把酒论台湾」，那些谈苦也谈乐、对明天满怀希望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本来准备在这次总统大选时再相聚，尤其想跟他探讨一下我们的某些不同看法（观点冲突的谈话，仍能以笑声做标点符号，这在华人中并不多见）。可现在竟天人永别，再没有机会听他说「我最不愿意跟这个曹长青同台」的幽默了，再也见不到他那典型的淳朴、真诚的台湾人音容笑貌、听不到他那朗朗的笑声了，实在是令人感伤、心痛。 享年79岁的黄昭堂走了，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结束，那个把台湾建成一个正常独立国家的梦想更没有破灭，但却没有最後实现。可以想见，他是多麽不甘心，多麽遗憾。黄先生虽说也算高龄了，但在那一代人中，他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像李登辉、彭明敏、辜宽敏、黄昆虎等，都在跟时间竞赛，期盼著、渴望著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养育自己的土地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以台湾的名字走向世界、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黄昭堂那一代人，用一辈子的辛酸、奋斗，甚至血泪，构筑著这个建国、建立属於自己家园的梦想。「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希望千千万万的觉醒的台湾人，能够继承黄昭堂这一代人的理想精神，接过他们梦想的火炬，前赴後继，点亮一个灿烂的台湾的明天！ 2011年11月17日匆匆写就於美国 2011-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挣脱群体的羁绊——读哈金的《自由生活》
坦率地说，最早读哈金在美国的作品，并不是因为他获这奖那奖。在美国住了许多年之后，越来越对西方的文学、艺术奖项不以为然；这绝不是盲目的傲慢，而是发现那些奖绝大多数左倾，充斥所谓政治正确的东西。而作品或作者只要偏右，别说得奖，不被左派绝对主导的评论界冷遇、痛斥就不错了。过去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文学评论界基本都是这种状态；即使所谓纯艺术的东西，像纳博科夫的作品，也从未得过奖（当然，纳博科夫的思想很右）。右翼作家如索尔．贝娄倒也名气很大，得了一些奖项，但毕竟是少数，甚至是异数。如果没有九一一事件，我绝对怀疑奈保尔是否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太右了。哈金的作品主要写中国人和移民的生存状态，西方左右意识形态基本都能接受，但他最新的英文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因为明显亲美（可被认为有右倾色彩），不仅遭到一些左派评论家的嘲讽，好像也没拿到什么奖。 言归正传，读哈金的英文小说，是因为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黑龙江大学的文学社团“大路社”唯一来自英语系的成员。人之常情，见到老同学或朋友的作品，总要关注一下。哈金的成绩不是大路社的功劳，却可谓大路社的骄傲。从那时到今天，三十年过去，我们大路社的成员不少人已离开文学，经商、从政，即使仍在继续爬格子的，能保持当年对文学、对人生的那份认真、那份执著的，实在不多；尤其是能够不因岁月年华和时空变化而增加一份犬儒和圆滑，更是难得的可贵。从当年写中文诗，到今天写英文小说，哈金所增加的是更深一层的严肃。随手写点东西不难，但以写作为生，尤其是在成年之后到异国他乡，再以写作为生更是难乎其难；而用非母语写作，又增加了一份外人难以想像的艰辛，更要付出多少倍的努力。所以，有一次读到一篇对哈金的采访，在被问到为什么要走用英文写作这条路时，他说是为了生存；我当时心想，这家伙胡说，在美国怎么个活法不比走写作这条道容易？他大学时代就写诗，明明是因为热爱文学、实在放不下写作才走这条路的嘛。但仔细想来，也许恰恰是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写作，倒真促使人写出点名堂来。我自己如果不是靠稿费生活，恐怕也会比今天懒惰很多。 ●走独立写作之路的艰辛 《自由生活》就是写了一个热爱写诗的中国人，到美国以后，怎样在生活的艰辛中，仍顽强、执着地坚持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发现自我，迈向自由。小说的主人翁武男在八十年代中期到美国留学，本来准备读完学位后回国教书，但因六四屠杀而决定留在美国生活。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美国后，迫于生活压力，放弃了学业，一边打各种杂工，一边写诗。后来攒钱买下一个小中餐馆，夫妻俩一起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武男一直坚持写诗。经济获得一定独立后，他们卖掉了餐馆，武男又去一边打工一边写诗。这部小说不是哈金的自传，却有他生活的细节，更可从中看出他思想、情感的成长过程。 和许多流亡海外的作家、诗人、画家等不同，武男虽然也和海外文化人圈子有些联系，却没有打着流亡诗人、作家的名义，用投机取巧的方式维持流亡艺术家的虚名；靠西方基金会养着，却拿不出作品。他宁肯去做体力活儿养家糊口，也要走一条独立写作的道路。在武男那些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很熟悉的生活经历的背后，是一个并没有太多海外华人尝试的、挣脱群体的羁绊、走向思想独立的努力。这个“群体”绝不仅仅是指生活圈子，更重要的是头脑中的群体意识形态。 ●思想不跳出国家和民族，等于没出国 比如小说中有个叫刘满平的流亡学者，他在中国的时候是异议份子，向往西方，但人到了西方以后，不仅思想完全没有摆脱中国、中华民族的紧箍咒，甚至对自身几十年所囤积的共产毒素，也没有任何排毒意识，满脑子的大中国、大中华民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大、群体的荣耀仍是他的奋斗目标。而对奠定西方民主制度根基的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意识，他基本上毫无概念。头脑走不出中国，所以就无法真正了解西方、融入西方；他既不可能快乐，更不可能成长。这类人在海外中国流亡文化人中实在比比皆是。小说中的这个人物的言谈，每一句都似曾相识，几乎可以点名说出，某某人就说过这种话、就是这种思想观念。在美国找不到立足点的情况下，刘满平回到中国，但迎接他的则又是新一轮的失望。他在贫病交加下去世，留下遗嘱把一半骨灰送回美国，反映出他思想的分裂。 一个知识份子，如果他的思想不能跳出中国，不能超越民族和国家这些概念，那么无论他的身体走到天涯海角，也没有多大意义，既不能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枉遭了那些身心之苦（如果他曾像武男一样靠做体力活儿为生的话）。 摆脱群体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人来说绝非易事；说这类人少到屈指可数并不夸张。而一个艺术家，如果不走向独立，走向真正具有个体意识、个人精神的创作，那是绝对不会有真正生命力的。 ●自由生活从摆脱群体意识开始 哈金自八五年到美国后，从没回过中国，但他的主人翁武男那一次回国和亲友产生严重思想隔阂的经历却写得很生动，真实感很强。整个回国的经历、见到的朋友和亲人的庸俗，使武男已经觉得他对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适应了。哈金没有回避对那块他曾经熟悉的土地的抨击。小从家族，大至国家，他跳出了“儿不嫌母丑” 的这种中国人的传统群体思维框架。其实，多数海外华人都意识到、并嫌弃“母丑”（否则怎么不回到“美”的怀抱、不和“美丽”在一起？），但他们既不想承认，更不敢公开表达，于是“丑”就被保护起来；更可怕的是，在这个保护层下，许多人就真把丑越来越当成美了。事实上，只有指出丑，才会有美化欲望，才会促更多的人去做美化的努力。所以，如果谈到爱祖国，是那些看出“母丑”、并勇敢地高声喊出的人，才有一份最真诚的心。 除了思想层面以外，在技术层面，哈金的最可贵之处是真。我不是指故事或者细节的（艺术）真实性；虚构的作品，怎么编都有作者的理儿。我是指他态度的真。他既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故作高深，认识到哪一步，就写到哪一步。真诚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根本。在当今梦想、或者正在从事写作的人中，急功近利，浮夸、投机取巧者不在少数，但哈金不仅主观上不是那类人，客观上他用英文写作，也使他没有弄虚作假的余地。和中文译成外文而在西方得奖的作品不同，对哈金的作品，没有外国人可以像读高行健那样，因看不出好，就责怪翻译，以为他的《灵山》中文之美犹如英文的《尤利西斯》。直接用英文写作，就是赤裸地站在阳光下，是好是坏，人们看得真真切切，这里没有皇帝的新衣。 走向用英文写作这一步，就是很少有人能鼓起的勇气。记得1990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遇到一个哈金在山东大学读英美文学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我们谈起共同认识的朋友在美国的现状时，她说，我的同学们差不多都转去学法律和电脑了，只有金雪飞（哈金本名）和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念英文。吭哧吭哧地念英文，不仅使哈金有了一个更广阔的语言天地，更促使他挣脱了群体意识形态的羁绊，这实在是一个艺术家的最大幸运。而只有摆脱了群体思维的羁绊，才是真正自由生活的开始。 2009年2月19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3月号 2009-03-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薄案庭审的压轴戏：谷开来篇
何清涟 谷开来无疑是薄熙来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只可惜，她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赞襄丈夫仕途，而是她成为将其丈夫击至政治黑洞中的巨大石头。26日庭审中薄亲口指证的谷王私情，将成为整个案件“双活”的重要“眼位”。 \2000*年：谷开来生命的分水岭\ 在庭审时，薄熙来承认曾有外遇：“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间我有过外遇。” 谷开来负气远走英伦发生于2000年。此时，薄熙来政治上一片光明，职位是辽宁省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兼市长。 网友很关心薄熙来的外遇是谁，这是“国家机密”。2012年9月28日，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中说，“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外界无法确知详情，只能猜想，薄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少女人。 作为中国官员的妻子尤其是高官夫人，必须接受丈夫蜂围蝶绕这一现实。她们生活的基本功之一就是忍，最佳境界是“家中红旗不倒，丈夫在外彩旗飘飘”。如果她们一时想不开，做出“不明智”的举动，毁掉的不只是丈夫，而是夫家与娘家包括儿女的生活，结果是惹来家族成员的集体怨恨。陈希同长年与妻妹同居，其妻隐忍不发就是为此。陈良宇案发后，上海市委大院有人对媒体称，上海市委大院早就成了“寡妇村”，平时没什么男人在家，某家的男人8个月没归过家。后来人们发现，政府大院成为“寡妇村”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 “忍”是心头一把刀，面对情妇问题，这些官太太无一不心头滴血。 但谷开来并非凡品。她本来就是帅府千金，气质、相貌都不错。其才具也有目共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来律师事务所如日中天，《胜诉在美国》让谷开来红极一时。其时，薄谷“二来”双双成为不少中国杂志的封面人物，观者无不赞为金童玉女，天作之合，甚至认为，即使没有家世背景，他们仅凭本身才气也必定胜出。 如此人物，哪能咽下这口大多数中国女人必须咽下的恶气。她负气出走英国陪儿子读书，从此开始了“多姿多采”的个人生活。 \“*复仇女神”、“不饶人的女皇”与精神病\ 对于谷开来去英国后的生活，只能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拼图： 谷开来为自己起的拉丁文名是Horus——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之名。海伍德在其去英国之初就走进了她的生命。媒体报道，据英国工商部门纪录，谷开来从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间，住宿地址登记于伯恩茅斯的楔石（Keystone）公寓，海伍德在这套公寓中有一个专用房间。 海伍德的中国生意之“主营业务”至今不明，但谷开来肯定是其重要财源之一。海伍德生前向友好透露，在她那个包括两名外国人（海伍德与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即薄案法国别墅证人德某某）的小圈子里，谷开来“情绪不稳”，举止像一个“不饶人的女皇”，她要求圈子内男人必须离婚，只效忠她一个人。这个圈子的形态很象中国男官员拥有多情妇的生活，只是性别倒置了。这说明谷开来的海外生活不仅没有将她从丈夫负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反而严重地伤害了她，为她本人及其家庭今后的生活埋下了严重隐患。其中海伍德与谷开来的关系，包括他掌握谷海外资产的信息，都成了他敲诈谷的“资本”，也成了他丧命重庆之由。 以后的一连串故事都证明了谷开来精神状态不稳定，据谷案庭审纪录，“谷开来在2006年曾经被服用了大量的含重金属的虫草胶囊，之后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说明，她这几年的精神极不正常，性情怪异，经常晕厥，“一年都不出家门10次”（司机王昊证言），“几年出家门20多次”（张晓军证言）。她在长达1800多天的时间内，将自己自闭锁在家中房间里，按医生的要求做手工，动不动就将手指扎伤；很少下楼，更不愿意出现在社会上，不愿见生人。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据路透社消息，在海伍德死后几天，即11月20日，谷开来身穿将军服装，出席重庆警方召开的会议。谷开来对在场的警方高官说，她是按照国家安全部的命令来执行任务的，是为了“保护王立军同志的安全”。当时开会的警方负责人都觉得谷说话前后不一致，普遍怀疑她可能神经出了问题。 不到十年光景，谷开来已从一位颇有风采的成功女性变成疑似精神病，其婚姻状态当然是决定性因素。王立军调任重庆后，被薄熙来委任为谷的医疗组长。谷、王有染的机缘，应该就是这一职务带来的。 从谷开来8月10日证词录相来看，表情平静，时露微笑，一点也看不出指证夫君的无奈与悲痛。也许，于她来说，在都督府足不出户的日子是“治疗”；在牢狱里也是“治疗”，二者已经没有大的差别。也许她为自己起HORUS之名是出于潜意识，如今，目睹自己曾深爱的夫君失去一切，连同男人的尊严，她是否真能平静地欣赏这一由她扮演主角，但并非由她操控的“复仇”过程？ \薄案真相的钥匙在王立军手里\ 8月26日薄熙来在庭审时说明，谷开来与王立军有染。这条消息其实在2012年谷案开审之后不到一月，就通过“脸书”散布开来，香港《明报》在2012年9月7日登载了此消息，只是因为太过“狗血”，其时又值薄案信息太多，人们已经产生信息疲劳症，因此没多加注意。 凭女性直觉，王立军对谷的“爱”意，可能不是所谓“爱”，而是一种心理平衡的需要。王出身底层，他在每一个阶梯都因获得顶头上司大力提拔而上升极快。但是，王立军与这些“恩主”之间的关系并非慎始善终，与他情同父子并有将其从工人提拔为警察之恩的原铁岭市公安局长王海洲，最后却因“诬陷王立军”被科以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这充分说明王立军在小心服侍上司时已经积蓄了上司都未感觉到的怨恨。王海洲是个朴实之人，王立军尚且如此对待，性格强势的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关系当然更不会让王立军愉快，因此，与“主母”有染，便可能成为他平衡心理的手段。而与谷开来建立这种情感联系，使王立军拥有将薄置于不安全境地的能力。法医王雪梅就曾经说过，王立军有能力控制谷开来，使她言听计从。 谷王之间是否真有私情？8月26日薄案庭审完结后，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 （@gaoyu200812） 发布推文称，“谷开来被移交司法之后，红二代聚会，竟然传播谷开来的一封长信，细述王立军如何欺骗她的感情，被薄熙成碰到，抢过信，一句话不说，就气愤地走了。这一点，薄熙来讲的可信。”在薄案开审前，媒体已称薄家人说熙来错在娶了谷开来。 至此，事实已经比较清楚：在导致薄熙来倒台的关键事件即谷开来毒杀海伍德案件中，王立军既是投毒事件的策划者，又是谷开来毒药的提供者，还是海伍德房间录相的安放者，更是重庆公安对海伍德事件司法鉴定的操盘手，最后还是谷开来杀人案件的举报者——也就是说，薄案真相的钥匙在王立军手里。但是，王案庭审的资料，恰是外泄最少的。 8月26日薄案庭审披露谷王私情之后，案件性质已经不可避免地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如果薄指称的证据为真，谷王私情将使二人因利益冲突而丧失证人资格。谷开来的精神状态如果有医案在，还能表明她根本不具备作证能力。此次公诉的薄熙来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三罪，谷、王正好是关键证人，如此一来，这案子将如何了结？ 只要承认谷、王私情导致证人资格丧失，北京当局可免薄案是权力斗争之讥，薄虽然因绿帽丈夫而稍减男人形象，但却可免刑罪加身。走棋至此，这盘棋有如围棋中的“双活”之局。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30827/173756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习近平驭马的缰绳空荡荡
何清涟 自从中国当局再度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北大召开了“21世纪的首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中国这驾马车再度被漆成红色，习近平当然是这驾红色马车的首席驭手。朝野都很非常关注他手中那根缰绳是什么材质，因为这关系到这驾马车朝哪个方向奔跑。从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来看，他手中抓住的缰绳上书“共产主义”四个大字，但社会各阶层想望的却是“金钱”。 反腐转折：从权斗型进入公关型 这驾马车阵容庞大，由30多匹省市自治区的各种“马匹”拉着，“马匹”们出不出力，全看驭手使用什么缰绳，喂他们什么“草料”。“马匹”们当然也关心，那些被拉入监狱待勘的“马匹”（即被捕的贪官）的下场，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享用以前那种营养丰富的“草料”。 最近审结蒋洁敏、李春城二案，官方公布二人的受贿金额，蒋是1,400万元，李春城近4,000万元。这么低的受贿额度，外界几乎无人相信。但众多拉辕的“马匹”却从中看到了希望，认为蒋李二案的审结是为周永康案清盘，是为了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交帐单作准备。也就是说，中共的反腐将由前一阶段的权力斗争型进入政治公关型，通过反腐消除了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积累的人事危机之后，腐败额度这种事关党国体面的事情就列入党的考虑之中，这就是蒋洁敏、李春城的腐败额度定得如此之低的原因。 所谓政治公关型反腐，指当政者为了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公开宣称执政集团要廉洁自律，也会在腐败极为严重、执政集团形象特别恶劣、社会风评特别差时，打击一些腐败官员，以降低民怨，缓解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危机。江胡两代领导人当政时期，高层的政治多头格局形成了多头利益链条，习近平要集权，就得斩断一些特别粗大而且有碍其集权的利益链条。这是极权统治者必然采取的政治行动。但习的错误却在于：他以为，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只要坚持反腐，并以身作则、让自己家族退出商界起表率作用，就可以改变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驱动机制。这样的误解，可能源于对中共意识形态之物欲本质的忽视，也因为对执政党历史道路的理解缺乏深度。 马克思主义张扬物欲却无节制物欲之方 习近平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比如按需分配（人的需求如果没有外在约束，除罕见的圣人之外，大多数人的需求都没有止境）。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更是高度物质化，比如《共产党宣言》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指的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支配权力。试问，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得到“整个世界”更大的贪欲么？但马克思并未规划出一旦获得整个世界，无产者将如何支配的具体细节。他的理论追随者当中，最大的两个门徒就是苏共与中共，这两大门徒按各自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将支配“世界”的无上权力，变成了按等级享受特权，而且不受任何监督与节制。 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除了用“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抢钱方式作为普惠式的动员口号之外，还有“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这种与土匪行为无异的动员口号，当然，这些后来都被冠上“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和道义光环。在“革命圣地”延安，对物质与女人，一直都是按等级支配。 中共建政之后，与所有政权一样，有一个神化自身的过程；而神化自身就必须漂白曾经的欲孽，于是通过改写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等高大上的宣传，将中共革命变成了一部清教徒理想主义圣诗。红色中国的开国元老们当然也与党步调一致，将自己蚕蛹化蝶之前的丑陋深深掩藏起来，向子女们灌输的革命教育，全是抽去物欲的的清教徒式修炼过程。于是，献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就成了与权欲物欲无关、而只陶冶红色情操的圣徒革命史。 革命“圣徒”的权欲物欲可以通过革命成功而得到满足，但普通百姓却不能因为相信革命而分享权力或经济利益；相反，他们必须长期为“革命事业”辛苦劳作，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则必须由革命精英们来分配，给多少是多少，挨饿也是为了革命的未来。因此，革命的宣传教育当中就诞生了艰苦奋斗、以贫为荣等等价值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毛对经济建设半懂不懂，却成天想着通过“超英赶美”，爬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圣人的最高神坛，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到处盖军工厂，又向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结果中国人的日子过得甚至不如民国的非战乱时期。为了让老百姓信从毛式革命道路，毛泽东把世界革命吹成了高于民生的神圣使命，甚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必须始终艰苦奋斗，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 到了邓小平时代，邓通过还部分现实利益给老百姓，赢得了民心，成功地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手里夺得最高权力。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老百姓虽然得到了一些长期被剥夺的经济利益，但革命精英们的权欲物欲得到了更大的满足。与毛时代不同，中国此时出现了市场经济，官员们终于可以将权力变现为金钱。从此，各级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私企的恩主。而在党政机关里，掌握任命权的上级就是下级的恩主，买官卖官于是蔚然成风。之所以中国坚决抵制普世价值，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将剥夺红色家族可以世代相传的权位。当然，官员们也知道，反腐是极权政权缓解民怨的常用公关手段，谁被抓住，只能怨自己倒霉。官场早就流传经验之谈：“反腐不反贪得多的，只反不长眼的、吃独食的与倒霉的”。 形左实右的驭术只为马车不散架 习近平近两年的反腐，除了对付政敌利益链条上的人物之外，还顺便抓了一些倒霉鬼，并不想铲除红色精英们的权力利益。但习确实想借此警告广大党政干部们，要有所节制，不要让老百姓咬牙切齿。虽然官场中人对此心中了然，但你让大家过得“清汤寡水”，谁还有“革命”动力？于是官员们以懒政、不作为来消极怠工。至于习近平重提焦裕禄式的干部榜样，官员们表面诵读如仪，心中暗笑信者的迂腐。近两年《人民日报》评论中屡屡出现《治理官员不作为要下猛药》、《官员不作为比贪腐危害更大》，其实已表露出，习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产主义理想”纸皮的缰绳，用来驱策官员形同无物。习近平从基层开始步上仕途，自己虽然不贪财，但对官场习俗了然于心。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因其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形左实右地走下去，这驾马车才不至于散了架。 言论不自由的环境注定影射之文盛行，最近国内出版的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算是适逢其时，各种书评以倾泻之势登场。比如，《腐败，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武器》一文如此递进评述：“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用馈赠与资助打造黄金缰绳以驾驭政治高层）；“老同志的腐败福利”（将国家出资的项目即公共工程都交给老同志去做），“全民的腐败狂欢”（全民受益的普惠式腐败，比如掠夺其他民族如犹太人、掠夺其他国家的经济资源让普通德国人受益）。该文作者总结说，“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 习近平的真正麻烦，不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高调与社会各阶层物质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相悖，而在于经济经济颓势已成，他找不到不断满足社会各阶层想望的“金钱”产生来源。他用来驾驭马车的那根缰绳，除了外面包裹的共产主义纸皮之外，里面空无一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xi-and-empire-20151017/301235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歌颂撒旦的基督徒
据估计，台湾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到四，不仅远低於亚洲的南韩（占人口49％），更低於菲律宾（84％）。但在这人数不多的基督徒中，还有不少假的。不说当年靠暴力统治的蒋介石（满口基督，满手血腥），今天的国民党籍监察院长王建煊，也是典型一例。 媒体报导说，最近王建煊在台北基督教之家“讲道”时（在美国，政府现职高官没有到教堂讲道的，因为这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大谈捐款助人的“善举”，然後话锋一转说，真能“点亮别人生命”的人，不是医生，也不是慈善家，而是一国的“掌权者”，如邓小平、马英九。 监察院，顾名思义，是监督政府官员的机构。作为监察院长，王建煊居然厚脸皮谄媚就坐在台下的执政者马英九。现在连对岸共产党的官员，都不好意思这样捧胡锦涛了。王建煊这种对老板的吹捧，可以跟吴敦义谄媚马英九是“人间极品”媲丑，国民党的马屁文化，已经拍进教堂的圣地。 至於歌颂邓小平，则更是荒唐至极。首先，从基督教的角度，就逻辑不通。因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什麽也不信，只信暴力。基督徒怎麽能在“讲道”之际，歌颂从来都镇压宗教信仰者、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党人？ 更何况，邓小平是毛泽东式的独裁者。且不说当年共产党把蒋介石们打得逃到台湾，邓小平就是主要将领之一，他手上有无数国民党人的鲜血，也不说共产党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暴政中，邓小平是主要罪魁之一，仅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六四屠杀，邓小平就是毫无疑问的元凶。 保守的估计，六四事件中，也有近千名学生和市民被杀害。这个说“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屠夫，可真是“用生命点亮别人”，他用无辜者的生命，点亮自己的独裁梦。 虽然六四事件後，邓小平继续推动经济开放政策，但无论这个开放政策带来多大的经济效果，都不能抵消六四屠杀、导致千百个生命丧失的罪恶！而且邓小平的经济开放政策，连他自己都承认，主要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担心中国会步上苏联的命运（因经济贫困和封闭而垮台），而绝不是为了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 堂堂的台湾监察院长这样公开歌颂屠夫，就是肯定邪恶、赞美撒旦！尤其用教堂“讲道”的场合和机会，不仅是对上帝的挑战和亵渎，更是对那些被屠杀的生命的再次践踏。 在台下听讲道的不仅有马英九，还有萧万长（副总统）、吴敦义（行政院长）、胡为真（国安会秘书长）等府院“四巨头”。他们对王建煊如此歌颂共产党，不仅全都没有异议，而且马英九还称赞王建煊讲得“非常精彩”；对王建煊把自己跟独裁者邓小平相提并“谄”，不仅不反感，明显还觉得挺美的。否则怎麽会用“非常精彩”来评价？ 在蒋介石这种伪基督徒精神指导下的国民党里，出王建煊这种把撒旦当神拜的假基督徒不足为奇，但其党主席，被和撒旦相提并论，竟满怀得意。这难道不是清晰的宣言，他和撒旦是同类了吗？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6月21日“曹长青专栏” 2010-06-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