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
自从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以后，余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每文必提刘晓波，每文必为刘晓波的“我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辩护，每文必谈他和刘晓波的密切关系，从朋友，到密友，到秘书，到助手┅┅ 我当时真有点担心，中奖的刘晓波还没成为“范进”，他的第一大弟子先“范进”了。 去年某一天读到他批判柴玲“宽恕”六四屠杀者的文章《宽恕与被宽恕∶从傲慢到谦卑》——在怒斥柴玲“宽恕论”的同时，热烈赞美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该文之谬论、之人格撕裂、之代表上帝说话的傲气、霸气，让我感觉真应该有人去喊“胡屠夫（范进的岳父）”来扇一巴掌了。迄今尚未见人去喊，此文算是喊一声吧。 ●刘晓波点到余杰穴位 余杰那篇文章容我稍后再谈。转眼到了六四屠杀24周年，我读到了余杰的《刘晓波传》。因为刚读完的印象就在眼前，所以先谈几句。首先，这本书给我的那种林彪歌颂“毛主席”的感觉之强烈，促使我忍不住回头去看一眼十多年前刘晓波在《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和刘晓波对话集》里对余杰和他的同伴摩罗等的评论∶ “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麽人塞炸药，对什麽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麽。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麽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刘晓波接着说，“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麽在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称摩罗的文字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再看摩罗怎麽样夸余杰，他的文章叫《什麽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斯妥也夫斯基，说他心目中最尊敬的是这些人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个个站在巨人头上俯视众生。——我要问，他们在赎什麽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麽能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麽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麽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如今，步入中年的余杰，把“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用在了曾经用上述文字抨击他的刘晓波本人身上。这到底是绝妙的黑色幽默，还是绝顶的荒诞？我在《撕裂的刘晓波》一文中提到，当年刘晓波提出的“中国人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给我印象很深。过去这些年来，在中国人里看到的黑色幽默现实版，其典型性和荒诞程度，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世界名家绞尽脑汁创造、升华出来的艺术作品。 真想知道刘晓波骨子里对余杰的吹捧是做何感想的。当然，今天余杰捧到他自己头上，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直觉的敏锐可能立刻麻痹，或许只剩下他在天安门广场向芸芸众生挥手时的high了。那感觉，没吃过鸦片的，大概无法想像。 每个人都有自己欣赏的对象，甚至偶像。人在歌颂欣赏对象时的那种一往情深，基本都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路子上，只有程度不同、表达能力强弱而已，这点我完全理解。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赞美人物的文章——不久前写了两篇讴歌撒切尔夫人的文章，好象还没从那种“深情”里走出来。但余杰那些对刘晓波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文字，除了让我理解了刘晓波为什麽曾那麽尖刻地批评他之外，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种林彪在“毛主席”身后举红语录的感觉——是深情，还是需要？ ●大通讯《刘晓波传》 大约一年前从网上看到余杰出版了刘晓波传的时候我就很吃惊，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居然可以完成一部传记。我虽然压根没指望一本如此仓促完成的传记会有什麽亮眼之处，但读完之后，还是被余杰居然如此“著作”而震楞了一下。 除了引用网上各种人歌颂刘晓波的回忆之外，这本书大量剽窃了刘晓波本人的作品——从《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到刘晓波的各种文章，以及对他的采访等，我简直看糊了，几乎分不清哪是刘晓波的，哪是余杰的。而且，从该书的文体、文字上来看，余杰好像连几个好的传记样本都没看一下、学一下，就火急火燎地给导师作传去了。 两年多前（2011年）写三万字长文《撕裂的刘晓波》期间，为了把握更准确、降低自己的判断误差，我重读了93年看过的《独白》和刘晓波的很多文章，对网上其他人的回忆、评论、报道等也基本都浏览过。所以这次看余杰这本书，感觉绝大多数内容都看过了。余杰只是稍微改写（诸如把刘晓波第一人称的“我”改成第三人称的刘晓波或他），就成他自己的了。至此我才明白余杰为什麽在国内多次被指剽窃。 该书除了那些网络资料的堆积、刘晓波作品内容的抄袭之外，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余杰本人带着强烈主观色彩、一面之词的评论。但余杰却勇敢而骄傲地宣称，他写了一部“客观的”刘晓波传。他用加进一点刘晓波自己早已披露、反省的风流韵事，就号称客观了。余杰不是蔑视读者的智商，而是践踏他自己的。 对刘晓波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又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余杰除了抽象而简略地表示有争议之外，完全回避了关于他的言论、思想和行为的讨论，好像那些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不存在一样！好像中国民主运动的道德英雄将会因余杰这本传记而高高耸立。余杰掉价至此（本来就是这个价位？），我承认跌破眼镜。 我曾应邀给余杰的两本（在海外出的）书作序，对余杰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虽然当时我已经听到不少关于他的非议和抄袭等说法；对他文字的不严谨，我也早已看出。但总觉得他还很年轻，对专制的批判精神很难得。他在国内出的书我都没看过，刘晓波上述对余杰的评论我也是近年才从网上看到。刘晓波对中国文人（这里限定中国）的洞察和评论有相当的准确度，或者说很到位，他对自己的分析也很深刻。对余杰，我是通过看他最近这两年的东西，并上网查了几篇他在国内发的作品，才捕捉到刘晓波十几年前的视线，才开始了解一点这个我原以为很有“独立”精神的年轻人，才发现他不仅早已不年轻，而且从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很不单纯，其gong利心智早已超成熟。正因为我曾经给余杰背书，所以现在感觉有必要“拨乱反正”一下，主要是对自己负责。 ●麻将把思想搓成浆糊 从两人的作品来看，无论在思考深度、分析能力、还是文字水平上，刘晓波和余杰都的确是大师和徒弟的关系。余杰抄袭了很多刘晓波，但《刘晓波传》和《独白》的距离，不是差多远的问题，而是在两个层次上。无论《独白》有多少谬误，它是一个有深度的心路历程，对一些人和事的观察、评论也颇为生动准确。而《刘晓波传》就像一个大通讯报道，文字上还比不上刘宾雁时代的许多报告文学。 很多弟子写师傅的传记都很有看点，因为他们会提供相当一部分自己和师傅相处时得到的、师傅尚未形成文字、或忽略流失的的思想内容，或自己观察到的、能反映师傅性格、人格特性的东西。余杰如果去看一看美国作家保罗.瑟鲁（Paul Theroux）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维迪亚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之后，再去给自己的导师作传，起码不至于把一个对他来说是“近水楼台”的题材弄这麽砸。在瑟鲁的书中，“大师”和“弟子”的思想距离非常清晰。两人最后虽然分手决裂了，但作者提供了不少人们从奈保尔作品中并没有读到过的奈保尔的思想精华，以及奈保尔的生活劣迹等等。但在余杰这本书里，我没看到任何以前没读到的“刘晓波思想”，没读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任何思想交流（是没思想？还是没交流？），甚至没读出这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细节是传记作品的血肉，而余杰这本书里，除了人所共知的刘晓波的“革命活动”的骨架之外，最缺乏的，就是外人不熟悉、却有价值知道的细节。而细节才最能立起一个人鲜活的形象。余杰号称采访了很多人，但采访到的内容却很少。该书有相当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刘晓波传，不如说是有刘晓波参与在内的部分中国民运史，因为其线条之粗，根本就是填了些内容的“大事记”。 余杰的急于求成，以前我也有所察觉。比如，在政治观点方面，我不怀疑余杰认同美国保守派的理念，但几年前读到一篇他推崇极端左疯的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的文章。我当时谅解了他对美国的不了解。但后来发现他写了许多从文字到内容都很不严谨、经不起推敲的东西。通过这本《刘晓波传》，我更明白了，急gong近利、不求甚解是余杰的常态。 从书里没读到感人细节，倒是留下了他们经常大吃二喝的印象，还有什麽刘晓波非555香烟不抽之类。这让我想起他刚得奖时，不少人写他们和刘晓波的交往经历，吃喝玩乐好像就是他们聚会的主要内容，酒肉穿肠过后，谁也没把未来诺奖得主的伟大思想记录下来。“把刘晓波常去吃饭的地方一一记载下来，就成了北京一张特殊美食地图，”余杰写道。“从法国鹅肝到意大利海鲜，从俄国红菜汤到美国牛排，从日本寿司到韩国烤肉，他样样都吃。”最让我吃惊的是，这帮人居然还会通宵打麻将——我脑子里差点出现一个一群地痞鬼混的形象。难怪思想都让麻将搓成浆糊。 ●活学活用刘氏损人 余杰做了刘晓波大弟子一场，没学到刘晓波曾有过的观察、思考和分析能力，倒是对刘晓波在《独白》里展示出的那种随口损人的gong夫立刻“活学活用”了，而且他骂人的胆量超过了“狂人”时代的刘晓波。不信看这样的句子∶ “反对派阵营的许多名流，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都是心智不成熟的‘类人孩’。他们与中共当权吸取的是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形成相差无几的人格形态和思维方式。其中典型的便是自认为中国‘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以及大部分中国异议人士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的残暴和弱智。” 这已经不是就一个观点，一个行为而批评或嘲讽，而是在没有任何事实铺垫的情况下，在剽窃刘晓波句子的基础上，加上了直接骂人的“心智不成熟”“类人孩”，并点名道姓。说实话，我要是老魏，看到这种骂法，真会犹豫一下，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既然你骂别人是“类人孩”“心智不成熟”，那一巴掌扇过去，肯定不犯“成熟的”“人类的”法吧？ 我不知道余杰是什麽“孩儿”，只是觉得这麽个骂法的，倒是真离成人有些距离。当然了，别人吸取的都是党文化资源，余杰就是“无菌真空”培养出的“免疫娃娃”；别人成名都是靠共产党“帮忙”，刘晓波得奖才是实至名归，要是没有共产党，他肯定“解放前”就得了。 所以余杰这书越往后越“愤青”，没法太认真了。但上述这些，还都不是我看《刘晓波传》感觉到的最严重问题。最让我恶心，甚至产生“余杰is over”念头的地方是∶在全书最后，他花很大篇幅介绍并赞美诺贝尔奖本身（还用他介绍吗？好像别人都没听说过诺贝尔奖似的），到了一丝一毫都不掩饰其崇拜桂冠心态的地步。这无法不让我严重怀疑——他到底是真欣赏刘晓波，还是顶礼膜拜刘晓波脑袋上那顶桂冠？ 不过有一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麽当年高行健获奖后，余杰不仅在第一时间高调发祝贺信，而且在海内外很多对高行健作品的批评出来之后，他还跑到巴黎专程去求见高行健。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基督徒，他居然赞美高行健那亵渎《圣经》的《一个人的圣经》。说实话，我给余杰的书写序的时候，只看过一些他在海外发表的批判共产专制和介绍美国的文章（那两本书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如果早知道余杰是如此撕裂、如此谄媚光环的人，我是绝不可能给他背书的。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太草率，或者像大理论家胡平对我的批判“头脑太简单”，太相信人的某一个面，却不知道，余杰和刘晓波们属于“高级人”，是有多面性的——需要“狂”的时候，头昂得比尼采还高，需要低就的时候，比耶稣还谦卑。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能从“中国尼采”般的傲气，走到向所有人拱手作揖、甚至正面跟纳粹政权说“我要以爱化解恨”的程度，那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格。 ●他的上帝是领奖台 余杰自己那麽谄媚诺贝尔奖，却一如前面愤青式的思维，说批评刘晓波的人是嫉妒人家得奖。这种人或许没想过，谈得上嫉妒的，得是认为自己该得奖的。有几个神经正常的人会去做自己得诺贝尔奖的梦？成天张罗给别人得奖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真正的思想者，关注的是自己的思想建树；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沉迷的是自己的创造。满脑子奖、奖、奖的人，不仅是被虚荣心胀爆了的“二手货”，而且是清楚自己缺乏真正创造能力的人，否则怎麽舍得把生命往那麽虚妄的东西上扔。这和“有钱人投资，没钱人买彩票”是一个道理。相信自己的人，死盯着自己的工作；不相信自己的人，蒙着眼睛撞大运。余杰以为那些批刘晓波的人，个个都像他那麽崇拜彩票，时刻准备撞大运呢。 西方有数不清的乱七八糟奖，只要去钻营，一定能得到。因为今天专制大国就剩中国一个，中国又处于不像毛时代或北韩那麽严酷的政治环境，敢于“有所作为”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一些敢“耍”的人。西方有太多人热衷给受苦受难者施舍各种奖项，所以，只要满脑子做“获奖梦”，一定可以得到满身奖章。 这就刺激了某些人士，不是把精力用在真正的建树上，而是在西方“玩苦难”、“卖苦难”，把作秀、获奖作为成gong目标。有一个刚到西方不久，却懂得到处钻营各种奖项的“异议作家”说得很坦然∶“这就是一个活法。” 好像余杰也开始往那个活法上努力了。 在群体主义文化禁锢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缺乏自信、缺乏自尊，缺乏自我判断能力，所以崇拜权威，见了光环桂冠腿就发软，就想磕头。余杰不是例外，而是华人世界普遍现象的代表（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是一个群体现象的代表）。这类人既不去认真研究“光环”的含金量，更不在意那个诺贝尔奖发给过多少“伪人”——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权术大师基辛格、伪善作秀高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哦，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带路人奥巴马总统┅┅。文学奖呢，高行健和莫言的获奖，让无数中国人发现——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懂中文，有眼不识泰山！又跪下了。 虽说华人社会是全世界最势利、最媚俗的群体之一，但达到余杰程度的，我还没找到第二个，因为他甚至把诺贝尔奖当作上帝来拜了！你看他在《刘晓波传》中居然说，诺奖“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权威”。我这才知道，原来余杰的上帝就是那个奖台尺寸的矬子！ 实在是滑稽透顶了∶一个成天基督不离口的人，把一个世俗的奖摆到了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也不知耶稣会不会说一句∶“父呵，赦免他，因为他所作的，他不晓得。” ●双重标准 蛮不讲理 谈到“上帝”和“宽恕”这个话题，那我就借此回到本文开篇谈到的余杰那篇《宽恕与被宽恕∶从傲慢到谦卑》。这篇文章的缘由，关心六四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是因为柴玲去年六四写了一篇要“宽恕”六四屠杀者的文章（网上随手可找到），惹起众怒，引出一片枪林弹雨的批判。余杰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 我个人对屠杀者所持的绝不宽恕、必须追究的态度，早已在许多文章中清楚表明，从未变过。但本文想做的，是冒着那些枪林弹雨，给柴玲辩护几句。用个不十分准确的例子说，像一个律师，虽然他完全不认同被告所为，但认为检方指控失实，尤其是，对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人，同一个检察官，把一个送上被告席审判，把另一个摆到神坛上，当作上帝供起来了。如此人格撕裂的检查官，在此案中有好几个，余杰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他在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做挡箭牌的同时，把柴玲的“宽恕”当“箭垛”。但事实上，两者不仅在一个思路和根基上，而且“我没有敌人”问题更严重，尤其是刘晓波现在是诺贝尔奖得主，影响力更大。余杰双重标准、蛮不讲理到惊人地步，实在令人看不下去！ 先说几句柴玲的“宽恕”。大家从她的文章中已经知道，她在几年前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并发表了长篇“柴玲信主见证”，介绍自己走向基督的经历。除了这篇见证，我还看了柴玲2011年出版的《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该书前面一大部分回忆六四，后半部分主要谈基督信仰。虽然篇幅并不太多，但却可以明显看出，柴玲对宗教相当地投入，近乎狂热的状态。据我个人的观察，对宗教进入走火入魔状态的人基本有三大特色∶ 第一，居高临下，“感觉”真理在握——我和上帝在一起，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庸俗、卑琐的芸芸众生。第二，急着向众人“展示”自己站道德高地之超然。第三，急着“施舍”站在耶稣般高地所带来的道德优越感——我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麽。” 所以，柴玲无论是因为走进基督教，发自内心产生了宽恕恶人的心理，还是刻意模仿“大道德家”耶稣，都属于是刚刚醉心宗教、顿感“升华”者的常态。柴玲两篇谈“宽恕”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基督，而且她的宽恕是以祷告方式说的。柴玲从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激进、六四时对记者失控的哭诉、到今天的“宽恕”，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女性的感性、女性的冲动、女性的情绪。你可以说这类女性根本不适合掺和政治的事儿，但这里看不出柴玲有什麽心计和狡猾——她明显就是“跟着感觉走”的那一类。在那些高调走进基督教的中国名人中，像柴玲那麽感性的并不多见。 和柴玲不同，刘晓波从来都不是基督徒。虽然他赞美基督教许多、许多年了，但一直都没走进去。进都进不去，说明他相当理性，不存在刚入宗教的狂热者那种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心态。当然，他不是没有可能产生“超人”的“大爱”情怀，但是，从六四屠杀后到《最后的陈述》之前的整整二十年里，刘晓波怎麽从来没有宣称过他没有敌人呢？他人在专制政权手里，在被宣判之前跟共产党唱一下高调，歌颂一下中国人权进步，指望宽大处理，人们心知肚明，可以谅解（不包括我）也就罢了。可余杰真把那些毫无原则底线的荒唐话当“真理”，成天高歌赞美起“没有敌人”来了。这不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而是人格问题。而且，对一个宗教徒——余杰的姊妹，用俗人的方式怒斥；对一个俗人——余杰的兄弟，用宗教方式崇拜。这到底是天上的律？还是地上的规矩？有这麽撕裂的吗？这麽撕裂没感觉才更可怕！ ●“告饶劣行”成“英雄壮举” 这里插一句上面“谅解者”中“不包括我”的原因。我认为像刘晓波的《我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那样公开高调歌颂中共进步，远比写个人悔过书更糟。因为写悔过书就是承认“我软弱了”，接受软弱带来的后果。而这个《陈述》是在做出下跪举动的同时，却要获得英雄的美誉。 这里重复我在《撕裂的刘晓波》里的一个观点∶当年刘晓波在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意图的情况下，去中央电视台作证说“在天安门广场没看见杀人”；然后把这个清清楚楚的道德失足“凹”，狡辩成“我才是真正尊重历史真实”的勇士“凸”。他自己的合理解释是，“我就是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用强调所谓“局部真实”而事实上帮助了中共政权否定“天安门广场杀人了”这个大的、本质的真实。与此同时，刘晓波痛批那些向世界高喊“北京发生了大屠杀”的人们，说他们误导世界舆论。这太过分了，这不可原谅！世人皆知，这里的“天安门广场”指的是“六四事件”这个大背景，根本不是哪个具体的四方块。遍天下的傻子都知道的事儿，聪明、精明绝顶的刘晓波不知道？？？而且刘晓波迄今没有为这件这麽重大的错误道歉！ 但我更没想到，完全无法想象的是——刘晓波这次重蹈历史！把“告饶”这个给政权跪下的动作，升腾成“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高高耸立的“大爱”，再一次变“凹”为“凸”。这实在是太严重的品德问题。就这一点我已经写过，本不想再多谈了，但余杰念念不忘给这个“凹”戴高帽，一而再，再而三，差点就到每谈到刘晓波必定给“没有敌人”唱赞美诗的地步了；他不仅要把那个“凹”填满，而且要它窜出地面成为令众人仰望的“纪念碑”。任何看明白这个虚假、颠倒价值观的“牌坊”的人，能不想扔一颗炸弹吗？ 自认是刘晓波大弟子的余杰，无论是继承并发扬这种变“凹”为“凸”的“高明”，或者仅仅是歌颂“没有敌人”的“大爱”，也还有其师徒一脉相承的逻辑。但是，在推崇、讴歌刘晓波对纳粹政权喊“我没有敌人”的同时，却痛斥同一思路下的柴玲的“宽恕”。这里的标准是什麽？ 事实上，余杰和所有那些为刘晓波的《陈述》辩护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该文的错误！否则为什麽不把他们热烈歌颂的刘晓波“全文”（只有不到3000中文字，英文1500字）拿到诺奖台上去宣读，而是删掉了他歌颂中共政权的那部分？就因为他戴上了桂冠，就因为他是朋友（或直接利益关系者——刘晓波给了他们有薪工作、基金，或运作安排去西方等等），就闭着眼睛袒护。难怪刘晓波要圈子，要去做会长。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敌人”“宽恕敌人”都是道德圣人的伟大、高级言论，但刘晓波是在“敌人”手里的时候，在做“囚犯”的时候，在没有任何能力跟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说的（在此之前近二十年里他一次也没说过！），这可信吗？有力量吗？能说服人吗？ 换句话说，一个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的将军，面对他的俘虏们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你们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做这种“圣人”的宣称，尽管也很矫情，但起码他有矫情的资本。而刘晓波在自己是囚犯的状态下，跟监狱长表达“善意”和“爱意”, 连鬼都能看出这是“告饶、下跪”吧？怎麽在余杰们眼里这就成了“英雄壮举”了呢？这是多麽不可容忍的价值颠倒！ 没有敌人，就没有战士，更没有英雄。真正坚持道义原则、有道德力量的人，不仅有敌人，更清楚自己在和多麽强大的敌人在战斗。明摆着，宣称“我没有敌人”之际，就是宣告“我没有能力战斗而缴械投降”之时。当你是敌人手里的囚犯的时候，说“我投降”，人们能谅解；说“缴械”才是真正大智大勇、道德高超的英雄，就该被扇嘴巴。 相比之下，柴玲是在自由的天空下、在没有被敌人投入监狱的危险的情况下说的，在刚成为基督徒的思维状态下说的。那麽谁的真诚更可信一点？而且柴玲也没有去歌颂中共政权的人权改善和进步。 正常的逻辑是∶余杰要护刘晓波的“无敌”，就应为柴玲的“宽恕”辩护。不能辩护，起码也会保持沉默。或者反过来，他对刘晓波的“无敌论”有所批评，哪怕有所保留，今天再出来批柴玲，也让人觉得他有个基本的统一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余杰是基督徒，他应该可以通过自己进入基督教的心路过程，去理解刚刚进入基督教的柴玲那种激动，那种找到了“光明和道路”的震撼（也许余杰自己并未震撼过），那种急于借“宽恕”张三、“原谅”李四来见证、表达自己因找到上帝而“升华”了的道德情怀。余杰不能原谅柴玲，要痛批我也完全能理解。但像他目前这样，在用尽溢美之词推崇刘晓波对纳粹政权的宽容、大爱的同时，却对柴玲丝毫不宽容，这用什麽逻辑能说得通？ 余杰说刘晓波的“没有敌人”“是其去除心魔和营造新文化的基点，而非一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此话当真，那麽柴玲的“宽恕”为什麽不可以是营造新文化的基点？为什麽就成了“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按余杰的所谓什麽营造新文化基点，那柴玲背後起码有一个基督文化，而刘晓波一句“没有敌人”就能支撑起一个“文化”来？你说余杰这麽个胡搅法，还能跟他论理吗？ ●挺刘晓波灭柴玲的标准是什麽 同样赞美刘晓波、痛斥柴玲的不止是余杰，（我读到的）还有胡平、一平和丁子霖。这些人能否给我指出，“没有敌人”和“宽恕”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两者都很清楚，指个人精神层面，而不是指法律意义的“饶恕”，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有人说，刘晓波指的“敌人”是具体个人，而不是政权，他只是没有把具体的个人当敌人。真——的吗？我们看刘晓波原话∶ “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刘晓波是因为个人跟当局有仇才反抗的吗？）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里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刘晓波要去善意对待的，要去爱的，是那个政权！他做这番宣称的时候，政权已经为屠杀忏悔、道歉、追究司法责任了吗？！ 明摆着，公开、直接地赞美纳粹政权的人权有进步，并利用诺贝尔领奖台的位置向全世界宣布“我没有敌人”，其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作为基督徒的柴玲泛道德的“宽恕”。而且，比错误更让我厌恶百倍的，是这种宣称“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虚伪、伪善、矫情、做作——这种作秀的性质。 写到这里，想起安.兰德的《源泉》里对一个负面小人物的描写，“他从来没有恨过什麽，他同样也没有爱的能力。”很精辟！它跟“爱憎分明”这个古往今来文学作品对英雄人物的褒扬之词在同一个逻辑轨道。 我不会像刘晓波本人和余杰那样贬损晓波，说他“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刘晓波原话）。我宁肯相信刘晓波那些表达对专制刻骨仇恨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对自由有着巨大的热爱的能量。刘晓波二十多年的努力，正因为他有恨。我不会因为他自己为作秀而胡说，就拿他当真。美国甚至有不少人，自己明明没杀人，跑到媒体上说自己杀人了，但警方不会起诉说疯话的人。在西方见识最多的，就是为作秀而说鬼话、胡话的人。我发现东西方都有相当一大批人，其作秀的欲望超过吃春药。 再换个角度说，就算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和柴玲的“我宽恕敌人”都是值得赞美的高超道德境地，那“宽恕敌人”也比“没有敌人”要高级得多。为什麽？因为面对你痛恨的敌人，你要宽恕他，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而压根连敌人都没有的话，那就什麽努力也不需要了，自然也就什麽伟大也谈不上了。所以说，即使从赞美“大爱”的角度讲，挺刘晓波、灭柴玲也是没有道理的吧？ 胡平、一平和丁子霖不是基督徒，没有经过刚走进基督世界的那个忽然“升华”的心理、思想过程，他们痛批柴玲的“宽恕”，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刘晓波同样逻辑的“没有敌人”的袒护，甚至讴歌，只能让我更明白，为什麽三岁的溥仪，只要黄袍加身，下面一片就全跪下了。没有对黄袍桂冠的崇拜，哪来的独裁专制。这些反专制的人们，不觉得自己可怜了点吗？ 胡平甚至替刘晓波解释说，他的“完整意思就是‘我不以敌意、仇恨，而以善意对待我的敌人’。”刘晓波的原话明明、明明是“我没有敌人”，胡平硬是把“敌人”塞给刘晓波，这就把他变成耶稣的“爱敌人”了。可胡平真信这套理论吗？那些根本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的西方小傻丫头们可以被感动得流泪，难道我们中国民运的大理论家胡平也被刘晓波的胡话感动哭了吗？如果他们真的信奉、欣赏刘晓波这个“大爱”的宣称，那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怎麽从来没歌颂过刘晓波在89.64时就高喊的“我没有敌人”呢？哦，对了，我忘了，刘晓波没得奖的时候，他的理论当然一钱不值了。 比胡平等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儿子的丁子霖先生，她袒护刘晓波我本来也不想多吱声，理解他们在北京那个险恶环境中惺惺相惜建立起来的友情。但在歌颂刘晓波的同时，一腔愤怒地痛批柴玲的“宽恕”，这是哪门子的逻辑？这种做法，除了让人感觉到势利和结伙意识之外，能服人吗？我不是指控，是表达自己的感觉，因为事情太不符合逻辑。我对有正常思维的人做不符合逻辑常识的事总有兴趣研究一下为什麽。 余杰说，“丁子霖以及多名受尽折磨的‘六四暴徒’对柴玲的驳斥，足以看出这种伤害已不可挽回地形成。”柴玲一个“宽恕”就对六四受难者家属构成了伤害，而刘晓波“直接面对”那个杀人政权喊，要用“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我没有敌人”——都要去“爱”那个杀了丁子霖儿子的政权了——不仅不构成伤害，反而值得高歌颂扬了？这些人难道可以神经错乱到这种地步？ 丁子霖还追究柴玲“广场不撤退（刺激了当局屠杀）”和说过要逃跑的话。但是柴玲用她在广场坚持到最后和同学们一起撤退的行动，否定了她自己在情绪波动中说的话。一个人的行为更重要，还是话更重要？丁先生要不要同样标准对待刘晓波？刘晓波为圆自己的“英雄梦”而领衔的所谓“四君子绝食”才是大屠杀之前的最后一个激进点。那场绝食和大屠杀的直接关系是一个敏感问题。这点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里已经清楚地点出，刘晓波本人也忐忑不安。丁先生怎麽不追究了呢？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刘晓波的问题都比柴玲严重（刘晓波当时是知识分子，是老师，而柴玲只是一个学生），怎麽刘晓波不仅不被批，还成歌颂对象了？就因为刘晓波去丁家拱手作揖就双重标准了？还是诺奖立刻把刘晓波变成圣人了？ ●是谁否定八九民运 在“六四”这件事上，刘晓波的问题岂止是“绝食和大屠杀的关系”、中央台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还有一个严重程度不亚于上两个的，如果余杰不提我大概想不起来写∶ 余杰在这篇批柴玲的文章中说，刘晓波认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是——吗？他没看到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中是怎样否定八九民运的吗？——他认为八九民运（刘晓波称为“八九抗议运动”）“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就这个问题，王若望、刘宾雁和郑义都曾撰文痛批刘晓波（后来郑义跟刘晓波私人关系和好，继任刘晓波当了笔会会长，又发声明收回该文，不许网络再登载——这就是刘晓波的朋友们的操守！）。哦，当然，所有对刘晓波的批评余杰一个字都没看到！ 让我纳闷的倒是，在反专制阵营里，除了刘晓波，到底还有谁否定过“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值得刘晓波余杰这麽一本正经、义正词严地宣称一下呢？ 对柴玲，余杰们像对小绵羊一样义愤填膺地语言宰割。用余杰自己的话说，柴玲成了他们的“箭垛”。没错，他们自己则成了刘晓波的挡箭牌。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不是刘晓波，而是柴玲得了那个诺贝尔奖，他们必定一窝蜂地冲上去捧“中国的自由女神”，长篇大论地赞美柴玲的“宽恕”是多麽的高级，多麽的“圣母玛利亚”“修女特雷莎”。谁获奖不重要，那个顶戴花翎才是他们真正要跪拜的。 难怪那麽多中国的各路“玩家”们跑到西方来钻营各种奖，因为得了奖，就离余杰们心中的上帝很近了。你看莫言不是因获奖而有了让一群一群中国人跪下的魔力了吗？ 当然了，中国人也只有给莫言跪了，因为这三个得诺奖的中国人，一个在海外流亡，一个在监狱里，只有官至作协副主席、跟当局“和解”得最无缝隙、成为一体的莫言，最春风得意。呵——难怪余杰在《刘晓波传》中说∶ “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什麽样的理念价值呢？就是刘晓波反复强调的‘和解’”。在把“和解”拔高成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之后，余杰更进一步论定∶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为本质的东西。”——大家别吃惊余杰给刘晓波戴上“提供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东西”这麽高的帽子，他给人戴过的“最最最”高帽多得数不过来。他是习惯把帽子甩到“最”高的地步，难怪刘晓波那麽蔑视余杰的“最最最”，大概他的“最”最不值钱，所以可以随便甩。 既然“和解”成了余杰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了，既然“没有敌人”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为本质的东西”，那麽余杰义正词严地猛批柴玲的这段话又怎麽解释∶“不负责任地宣布宽恕那些拒绝忏悔并仍然继续作恶的凶手，或许出于一时的情感激荡和虚荣之心，并非基督信仰的真义所在......如果抽取掉真相、正义、忏悔，一厢情愿地允诺宽恕、赦免与和解，便如同建造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一般劳而无gong。” 你瞧，转眼之间，余杰又彻底否定了“和解”这个他刚刚讴歌过的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也把“时代最本质的东西”给抛弃了。原来余杰的“理念价值”和“时代本质”都是一次性消费品的价码。 大家看清楚了吧，他要歌颂刘晓波的“和解”时，就只字不提共产党根本没有忏悔六四；没有追究责任，刘晓波的“和解”从何谈起？正义在哪里？余杰岂止是当年刘晓波所痛斥的“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麽人塞炸药，对什麽人送玫瑰”清清楚楚，即使是对“和解”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字，诺奖得主刘晓波说出来，就送玫瑰花，柴玲说出来，就塞炸药；而且无论是送玫瑰，还是塞炸药，他都能从世界名人那里，或从上帝那里，给两者各自找到理论根据。 ●怎麽不跟打他的警察和解 不过，余杰要拜地上的光环的时候，可是立马把上帝忘爪哇岛上去了。比如，他曾撰文说中国要道德重建，就要从“以人为本”走向“以神为本”。但是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赞美中共政权走向“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本身就已经跟余杰的“以神为本”在根基上冲突，而赞美中共那根本就是莫须有的“以人为本”，是双重地跟余杰所推崇的东西发生根本价值观的冲突，余杰怎麽就能接受呢？这无法不让人质疑，他到底是真基督徒，还是需要靠基督徒的身份提高自己的道德位置？否则怎麽“糊”到如此地步？ 我们再看这个刘晓波歌颂的中共“以人为本”，拿余杰本人当“人”了吗？ 余杰逃到美国之后，愤怒控诉中共警察毒打他，几乎打个半死；在批柴玲的文章中也痛斥中共是继续作恶的凶手，还在《刘晓波传》中描述刘霞在中国的待遇时说，“中共当局不惜用尽一切恶劣的办法折磨政治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对于任何威胁到他们统治的人，下手都无比暴虐。” 余杰去年还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十年我切身的看到变化，表面上看是大国崛起、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背后的危机越演越烈，不是黄金十年，而是用暴力维稳的十年，维稳的费用高达七千亿；它是人权状况急剧倒退的十年，是腐败到了顶峰的十年。” 你看，他要强调共产党有多凶的时候，就把自己导师的“和解”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理念价值”、把自己刚刚还如圣旨般歌颂的“我没有敌人”的“大爱”全抛脑后了，甚至说中国人权“急剧倒退十年”。这第一大弟子也太靠不住了。晓波大师不是在二千八百字的《陈述》里花了一千字赞美中国人权进步吗？晓波恩师不是教导，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吗？余杰怎麽可以控诉“暴虐”？他应该首先去劝刘霞跟当局“和解”才对！ 而且余杰本人更不该逃到美国来，应该留在国内，本着导师的“理念价值——和解”，高扬“时代本质——我没有敌人”的精神，用“以爱化解恨”的美意，最后跟暴打他的警察实现刘晓波的“和解”目的。可余杰目前这种“失败大逃亡”的做法，不仅言行不一，也让狱中的大师失望吧？而且，如果连上有耶稣指教、下有晓波导师引路的余杰本人都不能首先以身作则跟当局“和解”、展示恩师教导的“正确性”，那让庸俗、没有导师指教的芸芸众生们又怎麽追随诺奖得主的“时代本质”精神呢？ ●为护“偶像”自扇嘴巴 我无意调侃因反专制而坐牢、受迫害的人，是想提醒那些为作秀、唱道德高调而丢掉基本常识逻辑的人，那不仅是给自己挖文字陷阱、把自己弄到尴尬的境地，更会因搅浑概念、传递错误信息而有助专制的延续——跟自己的初衷正相反的结果。而如果为捍卫某个人而不惜撕裂自己，更是错上加蠢。比方说∶ 余杰在接受采访谈到他的《刘晓波传》的时候说，刘晓波由于经历了六四，看到那麽多鲜活的生命死去、体验失去亲人者的痛苦，所以倡导非暴力。 首先余杰怎麽忘了，刘晓波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说“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吗？余杰怎麽说他“看到那麽多鲜活的生命死去”呢？到底是刘晓波撒了谎，还是余杰撒谎？ 就算刘晓波看见了吧（这可是等同余杰指控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作伪证）。但是，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了，就要提倡非暴力了。这是多麽荒谬透顶的逻辑！这哪有逻辑？！这就等于是说，看见希特勒杀人了，就认为二战不应该打了；看见日本皇军杀中国人了，抗日战争就该放弃了，看见塔利班砍人头了，就应该请甘地死里复活去感动拉登。 可是在另一个场合，余杰又这样说，“当年纳粹兴起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民主国家都在旁观，如果更早地来介入的话，就不会有那麽多人被杀害了。” 余杰还清楚地表示，如果刘晓波没在监狱，今天他一定支持西方国家干预中东人民的反专制运动。 那些国家怎麽介入？怎麽支持？一手高举着“我没有敌人，我是非暴力主义者”的牌坊，一手挥舞着玫瑰花，希特勒就投降了？萨达姆就死了？ 余杰确实“范进”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刘晓波传》中，为了维护刘晓波和“非暴力主义”，他甚至写下了如此违背事实、颠倒黑白的昏话∶“暴力从未带来自由与和平，只有非暴力才赢得解放与幸福。”(P382)。 仅仅这一句话，余杰的东西你可以不要看了。美国独立战争、内战没用暴力吗？二战没用原子弹结束吗？本．拉登是被玫瑰花香薰死的吗？ 余杰一定狡辩，我前面有指“人权运动”。但什麽是“人权运动”？推翻暴政难道不是最大的人权运动吗？不推翻独裁，有人权可言吗？！如果是指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权运动，能用带来“自由、和平、解放”这麽大的词吗？能和今天的专制中国相比较吗？ 和余杰的睁眼瞎话正相反，人类迄今为止的“自由、和平、解放”绝大多数都是靠暴力得来的！余杰和刘晓波在装模作样喊非暴力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是怎麽一篇一篇歌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我都快被这俩人的撕裂气昏了。 ●余杰已经没有价值了 走笔至此，实在感叹，林彪歌颂毛泽东，也不过多喊几句“最最最”，也不至于像余杰这样，累到神魂颠倒，神经崩溃了。他自相矛盾，自己扇自己的东西实在多到引不胜引。我要肯花时间，可以全部都用余杰自己的话把余杰好好修理一顿。比如随手捡近在眼前的一例∶ 在《刘晓波传》里余杰写道，“刘晓波的价值在于，他是自己身体力行，并不是鼓吹别人去做，自己却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按余杰的逻辑，他今天逃到美国来继续鼓吹让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不是让留在中国的人都去冒险、去死、去坐监？他要是对自己的话负责，首先应该痛斥自己逃到美国来的“懦夫”行为，其次停止呼吁中国人为争自由而奋斗。因为任何努力都会有牺牲，连“没有敌人”只有“大爱”的诺贝尔奖得主都被判11年，连几乎不读刘晓波文章的刘霞都被软禁，连为“没有敌人”的“高超道德”而奔走呼喊的余杰本人都被警察打个半死的话，按余杰的逻辑，“躲”在自由世界的人，只应该遥控高喊∶“中国人全体跪下！”“余杰你先跪下！”那才是对中国人、对余杰最负责任的！跪下才可以活命，跪下才是最安全的！难道不是吗？面对余杰所说的“暴虐、暴力、毒打”，“和解”的唯一可行之路是手无寸铁的一方跪下！余杰可以逃跑，别人无路可逃，只有跪下这唯一的选择！ 而且，按余杰的逻辑和价值观，他今天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他自己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长叹一口气之后思索，余杰为什麽会弄出一堆如此自相矛盾的东西呢？其一是理论上没有真正的根基，其二是人格上没有统一性，gong利/机会主义的东西占很大比重。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一个观点，那就是“跟原则理念，不跟人”。因为人会变，而理念不会；人有多面性/矛盾性，而原则理念是固定的。如果死跟某人，他怎麽都对，那就是用偶像崇拜的绳子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勒死。在美国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无论多麽睿智的思想者，都可能有重大盲点的部分。对任何一个人的一揽子全部照收，都是给自己的思想成长设障。而全方位捍卫某一个人，则是撕裂自己的最“短平快”途径。 余杰所做的，恰恰是这种短平快——“跟人，不跟原则理念。”嗯，不准确，他是“跟人，理念可以因人的需要而制造，原则可以因对象不同而改变并灵活使用”。 不幸的是，就像余杰的极端崇拜诺贝尔奖代表了大多数华人心态一样，余杰的这种“死跟人”的做法也不是孤立的，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它不代表大多数普通人，只代表大多数利益圈子里的人（文化人和政客）。为什麽？ “死跟人”只是有利可图的人才做。这种利益可以是金钱、虚荣、强化自己在权威圈子里（文化圈或政治圈）的地位，或起码不得罪那个影响你仕途的圈子。而普通百姓在“人”和“理念”选择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常识”判断了，虽然他们很有可能受文化人的影响。但只要有机会得到更符合逻辑常识的观点，没有利益相关的普通人就会去“跟理念”了。 刘晓波在十多年前就从余杰的文章中看出了他世俗的精明。世俗的精明跟知识分子思想的成长是迎面相抵触的，它甚至可以从根基上摧毁一个知识分子成长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种精明度越上升，其思想能力越滑坡，直到滑进那一堆一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平庸中国文化人群体中。当然，靠那种精明，你赢得“生活中的胜利”的机会很多。尽管余杰已经不再年轻，但如果刘晓波今天的“荣耀”是余杰的目标，他还大有机会。彩票是一定会有人赢的。 2013年6月2日于美国 2013-06-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三峡工程的腐败及其背后的巨大身影 ——三峡工程的三本糊涂帐（3）
何清涟 4月14日，新华网转载财经国家新闻网消息：“三峡集团换帅背后：领导层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三峡工程从2月27日《时代周报》指其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到此峰回路转，成为“内部斗争”，正好与周永康家族成员前一向公开指责的口径一样。 三峡工程在中国公共工程中属于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剖析其如何沦为腐败温床，对于认识改革30余年的权贵私有化进程很具典型。 \三峡移民款为地方官员中饱私囊提供机会\ 形象一点说，由全国人民做最后出资者的三峡工程成了一只肥大雁，谁只要过手就要拔上几根毛，最先暴露的拔毛者就是经办移民事务的地方官。 据官方数据，三峡工程最终移民120万，涉及渝鄂两省市20个区县。从大江截流后的1998年到2009年，连续移民12年，年均移民达10万人之多。 自三峡一二期工程投建，大规模移民开始，有关移民款被截流、私分、贪污的各种消息不胫而走。据官方查办案件总结，侵吞手法多样化，改土工程、房屋迁建、移民安置费等都是官员大做手脚中饱私囊的重要环节。此类事例之多，可以重庆市为例。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从1996年以来共查办涉及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343件，涉案资金几个亿，追回的经济损失却只有3727.5万元。移民本来就失去了家园，政府补助的微薄资金再被贪腐者侵吞，等于丧失生路，于是不少移民只能锲而不舍地告状，其中云阳库区近千移民集体上访了将近十年。当局终于在2008年查处了近200名贪污移民款的腐败者。 移民款在三峡工程各项支出当中，可能只算是一只瘦大雁，但拔毛者手下不留情，并不比其他在肥大雁身上拔毛者逊色。 \三峡工程沦为私人订制的提款机\ 三峡工程由于号称“世纪伟业”，有此政治荣誉罩着，尽管多年来有关工程质量低劣的报道频出，但每次都会有各种权威专家出面解说，为公众“释疑解忧”。相关媒体当然也会遭受到相应压力，不敢再追踪报道。从去年开始，中共内部人事鼎革，反腐成为整顿朝纲的重要手段，中纪委今年2月底亦明确宣布，继打击油老虎（石油系统）之后，电老虎行将成为下一个重点查办对象。就在人们猜测电老虎是谁之际，2月27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三峡集团招标沦为腐败温床：2014年前几乎全内定” ，将三峡集团的巨大腐败情事掀开一角。 该文用词空前尖锐，称“独家还原三峡集团利益输送链”，“三峡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全篇要点有三：1、根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到达失控的地步。2、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3、三峡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的三峡”，从1992年至今，全国人民交给三峡工程的钱超过5000亿元。但事实却是，20年过去了，随着三峡工程发电量的增加，三峡集团的收入节节攀升，百姓生活中实际收取的电费却远高于当时预算的价格。 此报道无疑是整肃三峡集团的前奏。3月24日，号称“三峡双雄”的曹广晶（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陈飞（总经理）被免职，宣布“另有任\李小琳的是是非非揭示出香港媒体生态\ 三峡集团这架“提款机”易主已是不争事实，但此事涉及的另一场政治较量却更让人好奇，那就是“个别退休老领导”的女儿李小琳与三峡集团的关系。 《时代周报》2月27日之文点了“个别退休老领导”，熟知中国政治的人都明白，媒体记者无人支持，决计没胆揽这等活。此文波澜正扩散之际，香港《亚洲周刊》于3月9日发表该刊资深记者纪硕鸣的一组“李小琳王国的离岸公司揭秘”、“李鹏之女获海南批地逾百亿内情”，指李小琳在维京群岛拥有一批面目难测的离岸公司，“可以无约束的转移资产，更重要的是还为自身定制并蒙上一层保护膜”。更指李小琳以名下离岸公司“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在原海南副省长冀文林（原任周永康秘书）协助下，于2013年11月获海南省发改委批出博鳌乐城的五幅土地，价值逾百亿人民币。该文的详细情节，以及此后引发的各种与李公主有关的传闻很多，包括她为其情人黎亮找到李鹏，让三峡集团出资20亿人民币收购黎亮的空壳公司香港电力新能源公司等等。值得分析的是近日香港中文媒体就李小琳一事引发的口水仗。 前述两文对李氏家族打击甚大，这从李小琳今年简装低调出席两会可见一斑。但就在周永康家族成员对外宣称周案是权力斗争的冤案之时，李小琳也开始高调反击，4月7日借香港《文汇报》刊发对自己的专访，斥《亚洲周刊》的报道纯属谣言，强调自己从未有进军房地产的计划，只会专心在电力系统行业发展，将绿色新能源事业“发扬光大”。凤凰财经也予配合，在传奇第31期（2014年4月9日）发表摄影文章并茂的专题 “‘天之骄女’李小琳”，为其“再造辉煌”。纪硕鸣也毫不胆怯，在个人博客上以“那些邋遢事别脏了干净笔”做出回应，称李小琳的所谓“辟谣”，没有任何实质的回应内容，香港《文汇报》报导既不敢点名，也不做任何求证，直接沦为权贵的工具。 香港现今的中文媒体总体来说都是背景各异的中资媒体，少数由亲北京的富豪投资，大而化之说，都算是北京的自家人。但近几年以来，由于媒体在北京的主人之间为大位而进入逐鹿之战，传媒也不得不各为其主地进行“宣传战”。香港《文汇报》是中共建政之后就在港扎根的中资媒体老四大名旦之一，受港澳工委控制；1996年成立的凤凰卫视，其创办人刘长乐出身军情系统也是公开秘密。《亚洲周刊》属于李嘉诚所有，背景与《明报》相似。《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因参与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事务，今年被砍伤成为香港热门新闻，《壹周刊》称刘因为“误踩地雷卷入中共内斗”。前事不远，港媒自当引以为戒。《亚洲周刊》李小琳一文，从其内容来看，属于深喉报料，记者介入此事，风险极大。如非特殊受命，很难想象媒体与记者仅仅出于社会良知甘愿涉此奇险。 4月14日新华网转发的财经国家新闻网文章，算是对香港媒体为李小琳“再造辉煌”的一种呼应。 \习近平反腐不容易\ 3月1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纪委将中央驻港澳办纳入监督范围”，这条消息夹在众多信息当中并不显眼，但却是个重要信号。该消息称中纪委此举的理由是很多大型国企在港澳有分支，使香港成为腐败的避风港。但我看来，这一原因固然很重要，但还有一大原因不可忘记，在2007年习近平接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之前，这一职务由太子党奉为“大哥”的曾庆红执掌，港澳实为曾悉心经营多年之地。习近平接管这一职务与实际控制港澳工委并非一回事。此时由“中纪委将中央驻港澳办纳入监督范围”，是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香港中资机构的腐败，几乎是一抓一个准。 历经30余年的权贵私有化之后，腐败几乎成了红色家族共同的敛财之道，反腐败因此也就成了红色家族各利益群体间的生死博斗。石油系统的周老虎易打击，电力系统的李老虎却不那么容易撼动。因为周永康就算广植党羽，在讲究出身的中共红色家族眼中，也就一位“奴才”；而李鹏却是荫附于周恩来关照的红色家族成员，名列八旗亲贵。再进一步推想，李鹏家族在红色家族当中，并不算根深叶茂广有奥援之家，如果连这个家族也难以撼动，习、王反腐之难可想而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sanxia-3-20140414/189278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日本首相的右派之路
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当然是唯一超强的美国；在亚洲，则是经济大国日本。过去七年来，在共和党的小布什执政下，中美关系明显不再有民主党克林顿时代的“蜜月期”，主要原因在于，小布什是保守派（conservative），右派对共产主义有较清晰的认知，比较坚持原则。而克林顿是自由派（liberal），左派对邪恶有相当的浪漫情怀，多有妥协性。 中日关系也有类似情形。自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两国关系就和田中角荣等“亲中派”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和小泉是“亲美保守派”有直接关系。 去年小泉卸职，安倍晋三继任首相之后，北京方面期待中日关系有新的开端；但安倍执政七个月来的外交，尤其是对北京政策，走的几乎完全是“小泉之路”。为什麽安倍要做“小泉第二”？安倍的首本著作《走向美丽之国》，提供了重要答案。该书在日本热卖了五十万册后，中译本最近由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 ●从小就对“保守”两字感到亲切 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词中说，日本人的特点是“暧昧”。但安倍却是有话直说，该书开篇就告诉读者，他的“原点”，即理念根基，是西方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译为“传统主义”更准确，因为它更重视传统的价值），强调小政府，减税；强大国防；道德责任；家庭价值；对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邪恶绝不姑息。 安倍还特别谈到他的“右派”由来：他出身于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外叔祖父佐藤荣作（岸信介的弟弟）都曾任日本首相（两人总共做了六任），被视为日本战后政治保守路线的奠基者。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为外交大臣。 安倍回忆说，当年岸信介代表日本与美国签署“日美安保条约”之际，在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势力煽动下，有33万人包围了首相官邸抗议反对。当时被困在官邸的首相岸信介和大藏大臣佐藤荣作，却一起喝葡萄酒，誓言“我绝对没有错，杀了我也坚持。”安倍说，他的这些长辈常被指“反动保守”，但他从小就“对‘保守’两字反而感到亲切”。 安倍大学毕业后，曾到美国留学。随著知识和见识的增长，安倍对“保守主义”有了更多的认知和认同。他在书中还特别指出美国左、右派的不同：美国目前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三十年代罗斯福提出“新政”时兴起的，主张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经济的政策┅┅由于这是个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其结果带来了‘大政府’。因为提倡‘新政’的人自称为‘自由派’，于是社会主义，或者类似想法的人便被称为‘自由主义者’。革命主义或左翼也在此范畴。” 安倍明确宣称，“如果问到我的立场想法，我肯定不是美国的那种‘自由主义’，而是保守主义，说得更清楚点，‘开放的保守主义’是我的立场。” ●“不在别人的舞台唱戏” 正是出于这种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安倍在书中推崇五位政治领袖：邱吉尔，撒切尔，里根，小布什，小泉。他们不仅都信奉保守主义，并都以坚持原则、敢于对抗邪恶著称。安倍钦佩邱吉尔反对张伯伦的绥靖主义、对抗纳粹德国的勇气；称誉撒切尔和里根联手对抗苏联帝国，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的胆识；赞美小布什和小泉携手对抗北韩的魄力。安倍认为，“古今东西的政治家中，最富有决断力的是英国首相邱吉尔。” 安倍在做首相幕僚长（内阁官房长官）时，就已有“新保派”的强势风格。在随小泉首相到平壤和金正日打交道时，他观察到，金正日既非愚人，也不是狂人，而是“可以合理判断的人物”，即非常“现实”，看重的是保住他个人的权力。因此他向小泉建言，要向北韩施压，必要时经济制裁，即不随金正日的调子起舞。结果最后迫使北韩释放了绑架的日本人质。安倍的经验是：“不在别人的舞台唱戏”，即“不照对方的规则玩对方想玩的游戏”。他还特别提到，不仅对平壤，对北京政权也是如此。 ●“可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 在安全政策上，安倍像所有保守主义者一样，注重强大国防。安倍比小泉更积极致力修改日本宪法，提升自卫队的地位，使日本有动用军队、进行自卫战争或协助美军的宪法权力。据《 朝日新闻》五月初的民调，在日本支持修宪者已增至五成八，反对者仅二成七。安倍认为，战后限制日本军力的宪法已不合时宜；因一旦北韩等攻击驻日美军，日本有安全责任进行反击，协助美军在亚洲的战略行动。他特别强调，二战后西德很快就有了国防军和战力，国际社会对日德不能双重标准。关键是今天的日本和德国不仅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是保卫自由世界的力量之一。 在经济政策上， 安倍特别推崇“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理念，对仍著迷于罗斯福“新政”的美国左翼民主党的经济主张相当不以为然。他在书中引述一位极力主张“小政府”的美国人士的话说，“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因此他对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等，都有相当篇幅的论述，因日本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女子平均寿命已86岁，连续22年世界第一；男子79点5岁，全球第二）。在福利问题上，安倍强调两原则：“最低保障”（国家仅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自行负责”（其他则由个人、民间及地方来解决）。 ●“日本已正式谢罪了20次” 对中日关系，安倍则用了很多笔墨，强调日本和中国在安全、经济上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但对“日本不曾就过去的历史错误向中国道歉”之说，则完全予以反驳。他说，“其实，日本已正式谢罪了20次。说正确点，2005年亚非会议时是第21次。”“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援助贷款（ODA）已超过三兆日元。” 安倍尤其反感北京当局用“反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亚洲杯足球赛时，日本球队在成都遭到围攻等。安倍说：“中国的反日游行暴徒化时，一位评论家大声疾呼：日本人千万要冷静哪！我真想告诉这位评论家：你才要冷静。”因为“这时日本多数的国民都感到十分不快，但是也没有年轻人放火烧中国国旗，或者呼朋引伴前往中国大使馆，也没有听到有任何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因此受伤或被欺负。”安倍强调，“即使国与国之间起了摩擦，仍要以亲切诚实的态度对待对方国家的人。” ●日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 对中日之间敏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也毫无忌讳地评说，而且几近全面辩护。他的理由有五个： 第一，中日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互不干涉对方内政。而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北京当局不应干预。 第二，中国政府强调靖国神社有二战时的“甲级战犯”。但安倍引述说，“‘甲级’是以根据当时的身份地位而使用的权宜称呼，和罪的轻重没有关系。”而且有两名“甲级战犯”（贺屋兴宣、重光葵）特赦后担任了国会议员，其中贺屋后来出任法务大臣，重光则是日本加入联合国时的外交大臣，并获得政府一级叙勋奖章。安倍解释说，因“东京审判”几年后签署的联合国《旧金山和约》有这样的规定，日本政府有对战犯的赦免、减刑、假释权，只要知会联合国即可。日本国会早在五十年代初，就通过赦免法。而根据日本法律，这些人已不再被视为“战犯”，因此他们的家属，可以获得军人阵亡的“遗族年金”。安倍说，北京没有对发放“遗族金”提出过抗议。 第三，“甲级战犯”是1978年合祀于靖国神社的，之后有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三位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也不见中国有任何的抱怨、抗议。”北京提出靖国神社问题，是多年后的事，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 第四，日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是有关“政教分离”的法律争论。有人告到法院，说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背政教分离原则。但日本最高法院裁决，这是“依据社会惯习的礼仪，不视作宗教活动”；等于裁决为“不违宪”。因此迄今这类告政府的官司都败诉。 第五，针对“有人视参拜靖国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之路’”，安倍很激昂地反驳说，“战后日本的历任领导人，譬如小泉首相，可有下过侵略邻国的命令？或者试图拥有可以攻击他国的长程导弹？可曾有核武装？可曾压迫人权？可曾限制自由？可曾破坏过民主主义？答案都是No。无论怎麽看，现在的日本都是和军国主义无缘的民主国家。” 本来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准备拆毁靖国神社，但最后接受了梵蒂冈驻日公使（神父）的劝说：“不论什麽国民，都有权利及义务向为国捐躯的人致敬。放把火烧了靖国神社，将会是美军历史上极不名誉的污点，历史不会认同这样的行为。” ●“十年后的日印关系会超过日中” 安倍最后引述了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凯文．多克（Kevin Doak）就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论发表的看法：“美国的阿灵顿公墓也葬有支持奴隶制度的南军将士。按照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逻辑来思考的话，美国总统参拜国家公墓，就是悼念南军将士的灵魂，并且是正当化奴隶制度。事实上，总统及大多数的国民都不这样想。南军将士战死的目的虽然不名誉，但是他们的灵魂仍然值得追悼。日本政府或国民向战争中牺牲的先人（其中有人也许做了不名誉的事情）表达吊意，是很自然的事情。” 安倍一直记得曾做过外交大臣的父亲留下的教诲：“政治家要达成目标，就必须执著”。他并把孟子的话作为人生信条：“虽千万人吾往矣”，即“确信自己的信念没有错的话，就要勇往直前。”因此安倍在书中大胆地表达了对北京当局纵容反日的厌恶、对美国所代表的普世价值的肯定、对开放的日本“把台湾放入视野”结为同盟的坚持、对美日印澳建立同盟的远见。安倍甚至说，“十年后的日印关系如果超过日美、日中，将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安倍的梦想是做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我希望能打造一个有自信、值得引以为荣的国家”。他强调，这本书是写给年轻人的，因为“‘政治是为了未来而存在’——是我做政治家的立足点”。当然这也是一个政治领袖的保守主义理念的“原点”。 ——原载《开放》2007年6月号 2007-06-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近年来，“人民”、“爱国群众”等集体名词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当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成了毛左、愤青与社会底层争夺话语权并自赋“身份自信”的主要词汇。1月13日，作家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被掌掴、扔菜刀。打人者尹某说，他之所以打李承鹏，是因为李是“汉奸”、“随意抹黑爱国群众”。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1793年11月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的临终之语：“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中国，只要将“自由”改成“人民”二字，绝对适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以近期为例，2012年9月中旬持续几天的“反日爱国游行”中，游行者的打砸抢行为是“人民群众”出自爱国热情，韩德强掌掴老人也是基于“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朴素情感”。即使在推特、微博中出现痛骂各类精英的文章，不少也是以“人民”的名义。最近在《南方周末》事件当中，我因写文章支持南周，也被一些自赋“人民代表”身份的人缠斗了许多天。 所有这些，让我这个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时期那些假“人民、群众”之名以行的各种罪恶，比如我曾亲闻亲历的湖南道县与邵阳县的大规模集体屠杀，就是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实施的——“文革”及“文革”前，在中共的政治序列中，贫下中农是“人民群众”的主要代表，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高于革命干部。因为亲历亲闻了不少假人民名义以行的罪恶，我一直在思考，“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民”、“革命群众”等集体名词到底由何而来，代表什么？ “人民”这类集体名词被纳粹与前苏联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在有政治需要时则实体化。中国对“人民”这一词语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在沙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对象，从而在社会分层与政治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大众，严格说来是形而上的，是种理想人文意义的体现，因此“人民”这个名词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意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以下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为什么我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 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 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 爱精神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人民”这个词在中国被赋予了不少神圣光环。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还有“人民”的同义词“群众”及“老百 姓”，依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威慑力，“代人民立言者”也随即有了某种道德神圣性。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命运就不由自主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文革”时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宣判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时，是假人民名义以行；“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获“平反昭雪”，在纪念刘一百周年诞辰时，刘夫人王光美那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同样被广为传诵。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十余岁时在一份批判材料上读过的一首诗（不记得是谁所写）：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旗帜。 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矛和盾。 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 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 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代表什么呢？什么也不代表。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轻易地解构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的虚无及其内涵之不确定性：上世纪80年代，我乘长沙至上海的火车，经过鹰潭时，火车上发生烟花爆炸，秩序大乱，一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见人多拥挤无法下车，于是砸碎一块窗户玻璃，从窗户跳下去。车下的乘务员抓住他要其赔偿国家财产。男青年向其解释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之举，但乘务员不接受他的自辩。于是他问那位乘务员：“国家财产是不是全体人民所有？” 乘务员答称：“是”；男青年再问：“我是不是人民一员？”乘务员稍稍犹豫后勉强回答：“算是吧”。青年从背包里找出笔，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声明他今后放弃属于他的那份国家资产，以此抵赔那块砸碎的玻璃。末了趁乘务员低头看纸条之机，窜进人流中溜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人民（包括群众）这类指称人群的集体名词是多么荒谬：它不可拆分，任何个人都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与其意见不同的人却难以拒绝被代表。它也无法确权，中共政府一直宣称中国是全民所有制，人民是国家财产的真正主人；但国企改制的时侯，国企工人就没资格拥有那一份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厂长书记却成了企业私有化之后理所当然的新主人。1982宪法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全体人民”不仅失去了过去30年里他们曾经“所有”的公共土地，也失去了祖祖辈辈都曾拥有的宅基地，据说这一宪法条文也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增加的。当某人在电视采访中奉承政府及其官员时，他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人民”；一旦他为自己的权利受损而反抗（如拆迁户），立刻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不止政府会滥用人民的名义，殴打李承鹏的人，就是自认为爱国的“人民群众”。 在祛“人民”“群众”、“集体”这类极权政治下特有的集体名词之魅时，有两位欧洲学者的书不可不读，一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指出，极权主义创造了许多集体名词和盛大仪式，以神化自身。书中对群众、暴民与菁英分子的结合有深刻理解。如果对书中大量剖析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不感兴趣，可读台湾学者蔡英文早年的简译本《极权主义》。另一本不可不读的书是法国学者勒庞的“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译者冯克利将其翻译为《乌合之众》可谓神来之笔。勒庞是位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及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自由主义。他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被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熏陶，终于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 在中国，“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反复使用时，使用者要借用的就是这一名词那神圣的内涵，强调“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永远正确性。但一落实到单个人即人民的某一分子上，各种糜烂就无法掩饰：上层的专制、贪婪腐败与纵欲，中层对权力的怯懦与谄媚；底层社会更是千姿百态，有的生产有害食品、有的坑蒙拐骗，有的成为五毛，……将这样的单个人加总出一个神圣无比的“人民”，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举。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1/in-the-name-of-people/）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中国人读书少的原因何在？
最近有两条消息都触及到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即国民素质。而且谈的是同一个原因，即中国人普遍读书偏少。 一篇是中国自己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即“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尽管这篇报告充满了乐观精神，力图证明中国人的阅读率有所上升，但那数字却非常扎眼，国民人均阅读图书4.25本。从下列数据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人读书之少，而且少得可怜。下列国家每年人均阅读的数量是：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64本。 另外一篇是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作者张涛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前两年发表的《低智商社会》中所说的一段话开始，表达了自己对国民素质的担心。这段话是：“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 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我记得新华网以前曾就此做过调查，即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结果列在第一位的原因是没时间。第二位的原因是认为娱乐方式多元化，阅读不是唯一的获得信息的方式。 没时间确实是都市中国人的现实，因为即使是休闲时间，中国人也爱群集一起打麻将喝酒。但将读书当作娱乐与获得信息却是误解，因为读报才是获得信息的方式，而读书主要是获得知识、培养自身思辨能力的过程。但我想，中国人不爱读书还有几个更深层次的政治与社会原因： 一是民族传统，中国人历史上虽然将耕读传家奉为至上家风，但在读书的动机上却是将读书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很少有人将读书当作求知、求真、 求善的途径。宋真宗赵恒《劝学歌》里那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加上朝廷对有功名的家族实行按功名等级免田赋制度，这些都成了激励中国人读书的动力。这点直到现代依然未改，毛时代，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干部；改革后成为社会上升管道。但现在这条上升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各地的高考率开始下降。读书的功利性从图书市场销售书籍的类别可见，据统计，教材教辅出版物在中国图书市场占70%左右的市场份额。 二是中国政府奉行的愚民政策。中共从来将教育当作培养驯服工具的手段，而不是“立人”的手段。自建政以来就将人文社科方面的教育当作思想控制的途经，只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与党史之类作为公共课，即使是大学的专业教育也绝不引进西方思想，至今仍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仍然有禁书制度的国家。尽管现在马列毛邓思想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从小学到大学仍然有政治思想教育这门课，既浪费青少年的宝贵时光，又让不少人因此厌学社会科学。结果是培养了大批没有自主思考意愿和能力的盲从者以及思维狭隘的愤青，而不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许多人尽管受过大学毕业，但所读书籍相当有限。 三是中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极不发达，无论是图书馆的设置率和覆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更与目前的国力很不相称。据相关资料，在美国，平均不到2万人一个图书馆，英国1万人一个公共图书馆，法国2.2万人一个，日本平均3万-4万人一个图书馆，一些欧洲小国更优越，瑞士3000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反观中国，50万人才有一家公共图书馆。 上述三点牵涉的既有民族传统，也有政治原因，还有政府服务职能不彰的原因。但上述种种，造成了一个现实，中国曾经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到了现代却不是一个文化大国。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5月2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the-reason-why-the-chinese-read-less/）
何清涟2025-11-06 23:55👍 0💬 0北京咄咄进逼 华府战略忍耐
何清涟 世界都等着美国公布对华政策。中国多次伸出带刺的橄榄枝未获回应，终于在2月2日由主管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视频讲话的场地是拥抱熊猫派的大本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气势迫人。拜登于2月4日阐述了外交政策，主调仍是“战略忍耐”。2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杨洁篪首度通话后，两国公布的内容各取所需，但基本是重复此前内容。 中国的咄咄进逼 杨洁篪在演讲中将过去几年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定性为“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让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随后开出索价单：1、要建立起新的战略共识；2、中美之间的地位发生巨变，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追比美国，美国需要认清这一事实； 3、美方应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诺，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应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停止试图通过干涉中国内政来牵制阻挠中国发展；4、美方不要滥用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国家安全”概念不能被滥用。中方欢迎美国企业来华经营投资，双方都要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环境；5、恢复孔子学院与相关学术交流。 杨洁篪讲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宛如逼迫战败国签城下之盟。也因此，那部美国长寿成人动画片South Park于2013年拍摄的Obama Wins（S16 E14），被美国人挖出来网上热播，该片主题是讽刺奥巴马当选后，帮助他获胜的中国军方向其要求兑现承诺，其间讽刺意味十足。 美国对华的“战略忍耐” 在杨洁篪这番话之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2月2日表示，美国要优先与其它盟友和合作伙伴国对话之后，才会与中方沟通——此前，她曾说拜登对华有足够的耐力，此话被概括为“战略忍耐”。国务院发言人在同日的记者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美国外交的掌门人布林肯在等待入阁之时，他与“西政咨询”（WestExec Advisors）战略顾问公司的其他三位创办人（均是奥巴马政府高官）的亲华立场就被质疑过。西政咨询向客户展示的强项是帮助客户“打进中国市场”，声称他们可以“制定战略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同时防止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拜登上台以来签署了一些对中共有利的行政令，例如撤下国务院网站上有关中共威胁、5G等议题，禁止联邦政府说“中国病毒”，推迟对中共军企投资禁令，等等。 2月1日，布林肯在NBC的专访中就多项外交政策问题表明了态度，尽管他再次重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挑战。但他指出，美中关系性质复杂，其包含对立层面、竞争层面和在部分问题上的合作机遇，并强调无论遇到何种层面的问题，美方必须从实力地位而不是弱势位置处理对华关系——请注意“合作”与“弱势位置”这两个词。他表示欢迎香港人移民美国，实际上表明拜登政府对香港能做的事情就止于此。 拜登2月4日在国务院发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与布林肯的主张完全一致，强调本届政府将注重与盟友的合作，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美国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方面回应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北京合作——比川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利益的威胁者”性质不同。但拜登政府指望与欧盟结伴对付中国，被法国泼了一盆冰水：2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在线研讨会上表示，虽然欧盟因共同价值观和华盛顿立场更为接近，但不应该和美国结伙对付中国。 鉴往知今，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虽然还未揭盅，但在缅甸军事政变一事上，美国不仅在地缘政治上输了重要一步，还被中国借缅甸大选舞弊之机提醒美国勿忘2020大选公然舞弊，让美国显得非常软弱也没面子。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21年2月9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209/2DMWEL22KNGY7CJVVIRKOSDGN4/）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从非洲割礼谈文化冲突
一年一度，标志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最近在普利策当年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新闻照片奖的得主之一是22岁的自由摄影记者婉尔诗（S. Welshi），她在非洲的肯尼亚部落中住了一个多月，拍摄到一组当地女孩子阴蒂被割的传统仪式照片。她对此感叹说，“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残忍的事情。” 多为发生在非洲国家的这种仪式已有长久的历史，据说，这种割礼是想使女孩子在结婚之前保持是处女。因此女孩子在16岁前就要被割去阴蒂，有的还被割去了阴唇。这种割礼极度痛苦并导致大流血，因为多不用麻药，不少人因此终生小便失禁、日後生育困难和过早死亡。据《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非洲现在仍每年约有两百万的女性被“割”，遭受这种痛苦的人至今已达八千万至一亿。 ●用文化为野蛮辩护 当这种“割礼”广被西方媒体报道和批评时，一些非洲人强调，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应被诅咒。这或许的确是他们文化中的一部份，但是如果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被保留则是愚昧透顶的。这种以文化不同而拒绝文明，并为野蛮辩护的声音在非洲、中东和亚洲都是经常可以听到的。在许多中东国家，法律规定男人可以拥有四个妻子，而女人别说可以有四个丈夫，她们在公共场合连脸都不能露，必须蒙上黑纱。男人可以参加所有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而女人则连开车都不被允许。这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份。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男人杀死他们偷情的妻子无罪，而女人杀了她们偷情的丈夫则要被判绞刑。这也是他们文化的一部份。在中国，男人被阉割，女人被裹小脚，都曾延续过近千年，也曾是文化的一部份。今天，新加坡还在理直气壮地使用鞭刑，柬埔寨、泰国还在大量倒卖雏妓，虐待女性和儿童；台湾和中国还在为食用虎骨、牛角辩护说这是我们历史悠久的“补文化”。 我们难道为了尊重不同的文化就要容忍野蛮和愚昧的存在麽？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就应该承认文化并不都具有平行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某种文化优越於另一种文化，那麽我们也无法否认某种文化具有更文明和更人道的价值。西方历史学家汤恩比提出人类曾有过二十几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了几种，证实某些文化由於低价值而被淘汰，高价值而被保存，更高价值而成为强势文化。 法国最近立法规定不许一夫多妻，因为某些穆斯林国家的男人带著四个老婆移民到法国，所以法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法律禁止这种反人道的文化。在美国连“斗鸡”都被禁止，因为太残酷。人可以被判死刑，但却绝不可以用残忍的方法处死。在瑞士，法律规定给动物做手术都必须用麻药。一个显见而不可抵赖的事实是：今天那些强调区域文化而拒绝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的国家全部都在实行独裁专制或威权统治。 ●21世纪不可能是中国人世纪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撰文“文明的冲突”，指出冷战之後不同文化之争将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他特别指出东方文化、穆斯林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发生的的冲突。他的观点被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指为贬低东方文化。实际上，亨廷顿的观点并没有新意，因为即使“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实质也是两种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因为所谓文化，并非仅是吃穿住行，它主要意味著其背後的思想价值。共产主义，就是把那种不重视人的权利、人的生命的群体国家至上的价值推演到极端。而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思想价值正与此相反，把人的生命、自由和权利放在了第一位。“冷战”结束了，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消失了，但产生“一角”的那座视群体国家利益大於个人生命和权利的冰山底座仍然存在，只要这种文化价值不被更高的文明取代，它们之间的冲突当然就会继续存在。 20世纪还有几年就要结束，随著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些中国人兴奋地预言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不取决於中国人的愿望，也不取决於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取决於中国人能不能选择尊重人、看重人、视人的生命和自由为根本价值的文化。如果不能，不仅下一个世纪，甚至再下个世纪，都不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如同仅有一亿人的日本的经济水平已达到仅次於美国的世界第二，但日本的文化不可能主导下一个世纪。因为在那种文化中，他们的离婚率可以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却也是家庭婚姻最不幸的国家之一。（据《纽约时报》资料） ●西方文明在台湾的胜利 西方人由於担心被指责为“文化霸权主义”而不敢批评穆斯林文化和我们东方文化的低价值和落後性，而深受其害的我们就别自欺欺人了。最近台湾直选总统的成功就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的胜利，不管中国人多麽不愿承认。因为事实是不管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都从没有过选举文化的成分。台湾的选举再此告诉人们，对於西方式的选举所代表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中国老百姓是乐於并容易接受的，一直顽固抵制西方文明的正是统治者和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鬼迷心窍的中国文化人们。 21世纪到底会是谁的世纪，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路易士（Anthony Lewis ）曾含蓄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最终看谁更有“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而我在美国生活近八年，深切体会到，美国的强大，正是思想的强大，文化的高价值，和自由的力量。 （载《开放》1996年5月号） 1996-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2009 年被破坏始末
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 内容简介： 一、陈一谘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二、《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获得国内知识界高度认可与赞扬 三、“六四”文献片成为陈一谘陷人于罪的工具 四、陈一谘等人葬送《当代中国研究》始末 五、于大海代表CMC起诉我的两起诉案之失败 六、沉渣泛起 从1997年到2009年间，在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曾在中国获得巨大反响，深受欢迎。但是，2009年这份面向国内的杂志遭到破坏，从此国内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个他们渴望的阅读和写作平台，许多人深敢惋惜。唯惜者虽众，知其中奥秘者甚少。许多人曾经私下或在网上询问，为什么这个杂志国内再也看不到了。作为主持这家杂志长达12年的主编及项目负责人，我亲历了所有的相关事件。2017年12月22日，瑞典的茉莉在万维读者网她的博客上发表题为“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一文，散布歪曲事实的情节，试图误导舆论。为澄清事实，专此公布该杂志被破坏过程的主要情节，以便读者们了解真相。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2009年10月在美国遭到陈一谘及其同伙李少民、于大海的蓄意破坏，其面向国内的功能因此夭折。那时《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经历了陈一谘等人制造的两次危机，陈一谘等人还用不实指控在美国对我先后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其中民事诉讼一案因我提起反诉，陈一谘等人为避免承担法律责任而弃诉；陈一谘等人告我“贪污”的刑事诉讼一案由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简称OIG）处理。该机构具司法调查权，派员对诉讼文件中所提情节详细调查。最后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结论是：程晓农没有欺诈行为，他是无辜的，对该案的调查因此终止，此讼状不立案。茉莉上述博文提到的涉及财务的情节均已由OIG调查过，从中未发现任何问题。这一结果说明，茉莉此文无视唯一的司法调查结论，就某些细节恶意歪曲或掩盖真相，以达到故意误导的目的，涉嫌诬陷。 一、陈一谘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陈一谘于199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创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英文全称为Center for Modern China，简称为CMC），同年开始印刷《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小册子，自1994年开始，改为《当代中国研究》杂志。1996年陈一谘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访问学者项目结束后迁往纽约居住，此后一直未就业，其生活费用主要取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申请的项目经费。从1997年到2009年，中心的主要活动以出版《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为主，其资金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以下简称NED），我是NED资金项目的负责人，承担杂志的所有工作。 2002年以前，陈一谘控制中心在普林斯顿的银行开设之所有账户。NED的资金来自国会拨款，受国会和财政部的相关法规约束，NED详细规定各类支出的数额和标准，其中并没有供陈一谘个人使用的资金。但从1997年到2001年陈一谘从NED的拨款中非法留下$38,650作为私用，占同期NED拨款数的13.8%；此外，从1997年到2001年，经中心多位董事协助，我为中心共申请到12.3万美元的杂志出版资助，这些资金也全被陈一谘个人占用。（正文内黑体字摘自2009年9月1日我给中心董事会成员的工作报告及2009年9月29日我给中心董事 会成员的财务报告，下文不再就黑体字专作说明）。 陈一谘的上述做法违反了关于财政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和NED的资金管理规定。我反复要求陈一谘依法管理和使用NED的资金，但他拒绝改变上述做法。直到2001年11月，银行向陈一谘查询其开具的一张支票的真实性，而陈一谘不懂英文，从不答复银行的信函和电话，他要我去银行答复查询，当时银行便要求变更中心的NED资金账户的联络人，由陈一谘变更为本人，以保持有效沟通。2002年2月NED项目资金的财务年底即将结束，而该财务年度尚有$15,000元NED的项目拨款留在陈一谘手中，《当代中国研究》项目却因资金短缺而运转受阻。为避免中心及杂志因陈一谘的上述行为而陷入危机，当时我不得不在银行开设NED资金的专用账户，以保证NED关于项目资金管理的规定和有关财政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得到遵守，并将此事详细函告中心董事长丘宏达教授、陈一谘及若干工作同仁。此后我多次向NED申请增加中心的行政管理费（专供陈一谘使用），但每次均被NED否决。陈一谘本人也数次向NED直接申请资金，从未获准。从2003年起，陈一谘要求由他女儿或妻子承担杂志的部分工作，以领取工作报酬（从2002年到2009年共领取$58,000），但每年他的女儿或妻子签了工作合同后却从不承担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为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请何清涟多年无偿为陈一谘的女儿或妻子完成她们的工作合同规定的任务。 二、《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获得国内知识界高度认可与赞扬 《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以前仅在部分留美学生、学者中传播，与国内知识分子无联系，国内读者也看不到。从1998年起我在国内发展了多位编委，通过他们的帮助，与国内数百位思想界活跃人士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将杂志的国内发行逐步改为国内印刷、就地邮寄，国内发行量因而逐步上升，1千多所大学图书馆及数百位读者按时收阅，许多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均收藏此刊物并上架开放阅览。此外，国内还有大批读者从杂志的网站上下载往年各期杂志的内容，另有两千人长期订阅其电子版。从1997年到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逐步变成了海外出版的中文学术性刊物中的佼佼者，其高水准在国内和海外得到公认。随着《当代中国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日益扩大，NED也逐步增加资金。2009年该杂志在国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国内发行量上升到2,200余份，收存该杂志的大学图书馆达1,490所。《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共开设4个网站，据网站服务器统计，仅2009年5月到7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刊文章的阅读人次为29.2万人，这些网上读者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其中70.6%来自中国国内。 然而，正当该项目处于巅峰时刻，陈一谘及李少民、于大海接连制造了下述两次危机，令《当代中国研究》遭受重创，从此这家学术季刊在国内消失了。 三、“六四”文献片成为陈一谘陷人于罪的工具 2007年陈一谘发起制作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六四”文献片，并称他病势日增，这是他生前的最后愿望。为此我向NED申请追加预算，用于制作此文献片，获NED批准。从2008年冬开始我与几位董事及多位参与者为此片的制作投入了大量精力，到2009年春顺利完成了该片的大部分技术制作（包括旁白、配音、配乐、画面剪辑等）。此文献片长约100分钟，其中自己采访摄制的部分仅占20分钟；其他内容均为港、台、美国、欧洲各电视台的历史资料画面，这些录像由陈一谘提供；他提供这些录像时告知我及制作团队，有一份关于各段录像来源的清单。我于2009年4月聘请了知识产权律师，准备向各相关电视台申请录像片段的知识产权使用豁免，申请信函业已准备完毕。据知识产权律师介绍，由于我们的文献片用于公益而非盈利目的，完全可能获得各电视台的授权并免收费用。但是，若未经授权便擅自使用这些历史资料画面，便构成侵权，相关电视台可提出版权诉讼。中心的多位董事都认为，应按照国际版权公约和相关各国的版权法获得各相关电视台的授权，资金提供方NED也是如此要求。但此议遭到陈一谘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该文献片不必遵守知识产权法规，无需获得各电视台的授权，并拒绝提供各电视台录象节目清单，使得申请知识产权授权的工作受阻。 在文献片中历史资料画面的版权尚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陈一谘突然通知，他将委托香港某小公司翻制并散发该文献片，理由是“六四”将临，不能拖延。但中心其他多位董事担心，如此做法可能造成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实；一旦发生知识产权诉讼，中心及其法人代表程晓农将面临巨额诉讼费用。为避免出现这种可能令中心信誉和财务破产的情况，几位董事反复商量后决定于2009年初夏采取两项措施：一方面要求所有参与制片的人不得擅自扩散无版权许可的“六四”文献片半成品；另一方面，时任执行局主席、CMC法人代表程晓农代表CMC向陈一谘发出律师函，要求他以及由他控制的其它机构在未获得各电视台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此文献片的半成品。 以上措施保证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所有参与制作此片的个人不会因陈一谘擅自翻制该文献片而承担知识产权纠纷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但陈一谘因此对此文献片再无兴趣。2009年冬此文献片的所有光碟转交陈一谘时，我已从CMC辞职，因此该文献片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主体由我变成了他。陈一谘委托一个收费极其昂贵的纽约律师安排交接，特地要求我保证今后不会扩散未获知识产权授权的这个文献片，以免他承担法律后果。然后，此文献片被陈一谘封存，无论其生前或身后均未问世。陈一谘的这些举动表明，他其实完全清楚此片若未获知识产权授权便擅自发行、确实可能承担知识产权纠纷带来的法律后果。当CMC及其法人代表程晓农通过律师函从陈一谘企图非法翻制并扩散而发生的法律后果中解脱之后，陈一谘既不申请解决此文献片的知识产权授权问题，也不再翻制这部文献片，最后，这部已经制成的“六四”文献片便在他手中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 四、陈一谘等人葬送《当代中国研究》始末 我对上述文献片危机的处理避免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因此事而陷入危机，但陈一谘随即制造了第二个危机，即破坏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董事会和执行局的正常管控结构，导致NED因此终止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任何资助，《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无法再如常运转。该杂志2009年第3期当时已印刷完毕，然而，由于陈一谘的破坏行动，国内读者再也看不到了这本杂志了。 2008年秋，多年任CMC董事长的丘宏达教授因病不能工作，陈一谘辞去中心执行局主席和副董事长职务，改任中心董事长，程晓农则改任中心执行局主席（President）和副董事长。按照中心的法规（bylaw），中心执行局主席是机构的法人代表，负责机构的所有日常事务；董事会集体决定执行局主席的任免，听取其工作汇报，并监督财务管理；董事长的责任是召集董事会会议。 陈一谘在“六四”文献片问题之后与中心董事李少民一起，在未告知中心董事会的情况下，邀请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无关的于大海（《北京之春》杂志发行人，也是《北京之春》从NED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介入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内部事务。 由于“六四”文献片一事发生后部分董事会成员尚不了解情况，我于2009年9月1日向所有董事会成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多年来的成就和“六四”文献片版权问题上的内部争议问题的工作报告。对此报告中涉及的陈一谘试图违反知识产权法、可能造成侵害中心权益一事，陈一谘对董事会未作任何解释，却在9月9日要求董事会解除我的职务。除陈一谘、李少民之外，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均不赞同陈一谘的提议。于是陈一谘于9月30日通知董事会所有成员，他个人决定解除我的所有职务。陈一谘的这一要求完全违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by law），依法无效；然而，由于陈一谘将个人凌驾于董事会之上，违法剥夺董事会集体投票、任免执行局主席的法定权力，改由他个人任意操控这个机构的人事，因此完全破坏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个非盈利机构的法定管控结构。这种局面使得该中心当时失去了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合法条件。 陈一谘宣布他对CMC实行独裁的两天之后，2009年10月2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正式通知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时任和前任董事会成员，鉴于该机构法定管控结构存在的问题，NED被迫立即中止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资助。面对这一后果，陈一谘坚持己意，完全拒绝其他董事对他的批评和建议。于是有中心的资深董事在董事会内部通信中提出，该中心当时已无资金来源，徒有其名，不如解散，董事们当自选去留。当时中心共有13名董事，在此事件期间，除陈一谘和李少民之外，余英时、丘宏达、苏绍智、黎安友、高英茂、许倬云、程晓农、吴国光、何清涟、洪朝辉等10位董事均决定辞职。原本在国内声誉卓著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国内发行就这样被陈一谘等人葬送了。 五、于大海代表CMC起诉我的两起诉案之失败 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大多数原董事一起被迫辞职后，陈一谘、李少民、于大海采取了一系列诬陷我的行动，包括两次对我提告，但他们以诬陷为目的之诉讼均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陈一谘在2009年9月23日发给部分董事的信中提供了关于中心过去12年当中财务管理的不实信息，同时在此信中暴露出他侵吞了以中心名义募得的巨额款项，我于9月29日向中心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以便董事们了解真相。该报告指出，按中心的资源来源与资金使用管理的透明度，中心的资金可分三类：第一类完全由陈一谘个人掌控，其来源与用途均属黑箱作业。据陈一谘9月23日信中透露的信息，他从1997年到2008年共为中心募得50万美元。据我所知，这50万美元中，12.3万属于下述第二类，剩下的38万美元之来源、募集时间、使用情形等所有细节，陈一谘既对董事会隐瞒，也对会计隐瞒，自然也未向税务署申报。无论是中心成立以来便担任董事的资深教授们，还是2008年底开始担任董事的人，或是中心的会计，无一人此前知道这笔款项的存在。第二类是经中心老董事的帮助、由我申请获得的各种资助，共12.3万美元，来源完全透明，但使用不透明，亦由陈一谘个人支配。第三类即2002年以后的NED资金，由于NED实行严格的审计，其资金来源和用途均完全透明。陈一谘2008年底从他长期担任的执行局主席职位上卸任，由我接任，在双方的工作交接中，陈一谘从未告知上述38万美元的存在，更未提供相关资金的银行账户资料或财务记录，因此，我与其他董事一样，不了解其详情，无法向董事会作进一步的说明，只能由陈一谘书面向董事会提交相关的财务报告，以便董事会了解事实真相。在我提交财务报告的次日，陈一谘的反应是，他个人决定解除我的所有职务。 李少民和于大海对陈一谘涉嫌侵占中心巨额资产的行径佯作不见，完全回避讨论上述第一、第二类资金；同时，针对资金来源和用途均完全透明的第三类资金，反复捏造关于我“贪污”的材料。而他俩的这一做法恰恰是他们所提告的两次试图打击我的诉讼都归于失败的原因。 2010年5月下旬于大海向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提交了针对我的民事诉状，理由是我“侵占”了“23万多美元”的NED资金。该诉状中所谓我“贪污”的“证据”，均基于陈一谘、李少民、于大海对项目资金支出用途的个人猜测，并未与任何收据核对查证，例如，我的工资以及我经手支出的部分正常项目开支均被他们视为“贪污”，因此诉状中所作判断与事实不符。我的律师仔细研究了相关情形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时的董事会文件（如我提交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之后，向控方律师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此诉状所涉情由发生在2009年10月之前，而原告代表于大海当时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无关，只是个外部人，不可能了解情况，只有陈一谘才是适当的原告；第二，辩方律师的看法是，程晓农没有财务问题，倒是陈一谘可能涉嫌侵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资金；第三，辩方将反诉，而根据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如果程晓农胜诉，诉讼费用将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0年由于大海代表）承担。控方律师对这些问题的反应颇令人意外，他问辩方律师，“Who is Yizi Chen（谁是陈一谘）?”此外他还请求辩方律师，能否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文件（如我提交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之英文本送一份给他。看来，为了保护陈一谘，于大海提起诉讼时将陈一谘排除在外，以至于控方律师根本不知道此诉讼涉及的最重要的当事人是谁；同时，于大海可能只向法院提交了与陈一谘无关的文件，而我2009年提交董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都涉及陈一谘，因此控方律师看不到这两份此诉讼中最关键的合法文件。这位控方律师为了解此诉讼的基本背景和最重要的案件必读材料，不得不再与于大海商量。以后控方律师不再与我的律师联系，此案无疾而终。 于大海在民事诉讼上失败后，陈一谘、李少民和于大海立即转向针对我的刑事诉讼。2010年8月于大海将与民事诉讼内容类似的刑事诉讼提交新泽西州法院，案由仍然是指控我“贪污”。由于他所列内容均系NED资金，即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州法院缺少必要的调查权，因此州法院按司法管辖权将此诉讼直接转给专门处理相关案由的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简称OIG）处理。 OIG属于美国执法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法拥有司法调查权，其功能和任务详见该机构网站（https://oig.state.gov/）。它与州法院的相同之处在于，OIG的总检察官和法官一样，完全独立办案，既不对举报者偏听偏信，也不对被举报者作有罪推定，仅根据事实和法律作裁断。而OIG与州法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州法院法官会与控辩双方律师沟通，双方进入庭辩；OIG的检察官虽然鼓励民众举报侵占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情形，不追究不实举报的责任，却不会对举报者通报OIG的调查进度或调查结果，一切依法按OIG的规则和政策自行处理。 在此案中，OIG听取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若干辞职董事对相关情况的介绍，调取了该中心董事会当时的相关文件和内部通信，以及中心的财务资料、相关的信用卡使用记录；同时，就数年内该中心银行账户（不包括被陈一谘隐瞒不报的账户）的所有资料、所有用于报销的收据、以及所有支票、现金支出、信用卡支出的合法性，安排专人逐一核查比对，完成了极为严格的审计。2011年12月，美国国务院总检察官办公室（OIG）作出的调查结论是：程晓农在管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MC）的项目资金时没有欺诈行为，他是无辜的，对该案的调查因此终止，此讼状不立案。OIG的调查结论事实上完全否定了陈一谘、李少民和于大海举报内容的可靠性。 六、沉渣泛起 陈一谘、李少民和于大海破坏《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一事已于2009年10月造成即成事实，而他们通过司法途径对我的指控则终于2011年底OIG的裁决。本文仅陈述此过程中的主要相关事实，也澄清了茉莉的“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一文中的无端指责和误导。 唯有茉莉文中所涉我退回顾问费一事，尚需在此稍作说明。这笔顾问费系制作“六四”文献片的工作报酬（包括文献片的制作和英文字幕内容的翻译），在我从NED申请的该文献片专项资金的预算中列有此项开支。由于该文献片申请知识产权一事遭到陈一谘的故意阻挠，耽误了大量时间，为赶在2009年“六四”之前完成最后的技术制作，已来不及外聘英文字幕的翻译人员，我只能自己承担此项翻译任务。与文献片相关的工作属于我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工作任务之外的额外任务，因此依据NED的追加资金项目的列支许可而领取了文献片制作的部分工作报酬。在OIG的调查过程中，审查方考虑到我已领取《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项目的工作报酬，不宜再支领这部分文献片的工作报酬，故而我将这部分工作报酬退回。此事与“贪污”毫无关系。 茉莉对本文上述情节基本上一无所知，其指责基本上与于大海的诉状内容相同。对于大海诉状的司法调查结论既已于6年前明确，重新翻出当年被OIG否定的指控来误导舆论，实属别有用心的诬陷。茉莉作为一个外国人，对美国的司法系统缺少了解，情有可原。象OIG这样的美国执法机构应当如何运作，美国选民可以通过其选区议员提出建议，或向国会提出议案。但茉莉仅仅因为举报者于大海的诉状经OIG调查后未被采信，就轻率地否定美国执法机构的公正性及其调查程序、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并认定该机构没有司法职能，实属荒唐。 我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12年，为这个杂志在国内的成功和影响而自豪。2009年我曾为挽救这个杂志尽了最大的努力，终未成功，此乃本人终身之憾，就此我必须向国内热爱这个杂志的读者们表示歉意，也深为他们失去这个平台而感到悲哀。从本文介绍的后续事件中读者们想必可以看出，此事件之复杂性远超出人们通常的想象，这篇短文仅能略述一二。 2017年12月28日
何清涟2025-11-09 01:19👍 0💬 0长青论坛：献给我的英雄的美国！（视频）
2020-0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曹长青访谈】解放军染指台媒、东森电视沦陷？
近日自海外媒体爆出准备收购台湾最大的电视平台之一《东森电视》的美国公司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合伙人后，引起了海内外和台湾舆论界的一片哗然。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静汝采访时，就此发表了看法。 记者∶美国DMG娱乐公司执行长敏茨（Dan Mintz）要以6亿美元收购台湾“东森电视”，引发争议。虽然出资人是公司总裁个人，然而外界多怀疑这是中共意欲进一步掌控台湾媒体。你怎麽看外界的这种质疑？ 曹长青∶首先，敏茨跟北京当局关系相当好，美国彭博社谈到他的公司，曾以“中国的”DMG来形容。美国重要商业杂志《富比士》则以“好莱坞的中国先生”来描述敏茨。可见这位美国投资人的中国背景之深厚。 二是敏茨的好莱坞娱乐公司是中国大陆公司的海外分支。敏茨和中国解放军背景的肖文阁（原名肖文革）等人在中国共同创办“DMG控股娱乐集团”，这个公司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曾为庆祝中共建政60周年拍摄的知名影片《建国大业》的主要投资和出品人。这部影片配合共产党的宣传，诋毁国民党，是一部扭曲历史的宣传品。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肖文阁还在影片中客串饰演了国民党将领何应钦。另外，肖文阁和敏茨的公司还参与了《建党伟业》的影片，直接歌颂共产党。这样浓厚的中共宣传背景的公司主要合伙人要收购台湾媒体，当然其政治背景令人质疑。 三是这个公司的中方主要创办人肖文阁解放军的背景已被他本人证实∶就《建国大业》接受采访时，他说，因为自己的部队背景，所以对爱国主义有特殊感情，把这部影片作为祖国母亲的献礼。当然实质是对中共建政的献礼。 四是肖文阁的经历模糊，背景非常神秘。201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肖文阁排名第313位，净资产为8亿多美元。但这样一个大富豪，网上却无法查到他的资料，不要说他的解放军背景，连他是毕业于那所大学都是空白，被网民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富人，在今天可以网络人肉搜索时代，肖文阁的历史居然可以一不清二不白。但因肖文阁的公司上市，从《新浪股票》的网页可查到，肖文阁原为北京华泰通网络通讯公司副董事长、北京泰门投资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肖文阁的公司后来被周永康主控的中国石油化系统（胜利油田大明集团）收购。“胜利油田大明集团”是中石化的龙头公司之一，由12家公司组成，资产几十亿，员工数千人。熟悉中国政情的都知道，中石化不仅是大贪官周永康的领地，还跟解放军有密切关系。 记者∶东森电视如果被收购，是否意味著中共渗透台湾媒体的情况更加严重？ 曹长青∶东森电视是台湾最大的私有中文电视集团，（据维基百科）在台湾有8个频道，海外包括美国等国家有11个频道，加起来有19个频道，涵盖新闻、体育、戏剧节目等。观众遍及美洲，亚洲、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等。东森电视最主要的是新闻台，中共可能是想通过收购新闻评论台，来进一步影响台湾的舆论。 中共统战台湾的最重要一个步骤就是渗透媒体。早在2003年，也就是12年前，台湾的《财经文化周刊》就发表文章指出，台湾有17家媒体有巨额中资介入，其中包括平面媒体8家、电子媒体4家、杂志和出版社5家。2003年还是民进党执政，之后马英九上台，倾向国共合作，给中共渗透台湾媒体更提供了方便。而且中共利用两岸经贸，更加明目张胆地渗透台湾媒体，像2008年通过红顶商人收购了台湾的著名大报《中国时报》，随后中国时报的社论和言论等调子，很多像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呼应版。 记者∶在目前外界高度关注下，你认为DMG以外国总裁个人身份购买一家大型电视网，能够通过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审查而通过吗？ 曹长青∶按规定，先要经过NCC审查，然后还要报请中华民国经济部审核，审核期最长90天。但在目前舆论哗然、争议纷纭的情况下，NCC已表示，要从严审核。其实这里不仅有法律审核问题，更有政治问题，就看台湾的审核机构是不是认识到中共推行的“大外宣”计划，即通过收购境外媒体等扩大中共势力，尤其对台湾进行“一国两制”的统战宣传。所以不仅是法律审核，更是政治审核。如果现在马英九政府批准东森电视收购案，可能会引起更大舆论反弹，对一个多月后的就要进行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的选情会有不利影响，因为这更会被认为是国共联手出卖台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可能还得政治决定。 记者∶现在又传出中国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将收购香港《南华早报》，这跟上面谈到的要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是巧合，还是有共同的企图？ 曹长青∶中共对境外媒体的渗透已是公开的秘密。尤其对台湾和香港。根据几年前的统计，香港媒体界的老板有七位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南华早报》是马来西亚的华裔富豪郭鹤年的家族拥有控制的，据报道郭鹤年家族在中国内地有大量的房地产和酒店业务。但关注香港媒体的会注意到，去年香港雨伞运动时，《南华早报》仍给予了密集报道，毕竟这是一份英文报纸，很多编辑记者是外国人，他们不可能完全做中共的宣传喉舌，随后据报道，该报的编辑等遭到撤换，现在《南华早报》已经不像之前那麽多地批评北京政府。这次如果马云收购了这家报纸，但等于香港的媒体独立更加沦丧，自由度更小。因为马云是中国富豪中不多见的公开支持六四屠杀的，他曾说，中共动用坦克军队在北京大开杀戒，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可见他跟中共当局的一致。连动用军队杀害平民甚至学生孩子，都是最正确的决定，马云说这种话，真是毫无人性。这样的人收购了《南华早报》，标志香港的新闻自由进一步沦丧。 去年台湾太阳花学运阻止了国共热衷的《两岸服贸协议》，等于阻止了中共的出版等传媒机构大举进入台湾。现在红顶商人马云要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中国红顶公司（并且是军方出身）的下属要收购台湾东森电视，无论是否是偶然，都跟中共新一轮的“大外宣”有关。 2015年11月26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原题∶背后现中军方神秘人 美收购台“东森电视”惹争议 （点击收听∶∶http://www.soundofhope.org/node/673837） 2015-11-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新疆的“杀人犯”王乐泉
新疆七月初曾发生一百多人死亡的流血事件。媒体最近报导说，九月初当地又有二十万人上街游行，维汉两族的对抗升高，局势更加不稳定。 七月初事件发生时，海外就有专家学者指出，新疆所以出现这麽大的流血事件，主要原因是中共的殖民统治政策，造成新疆人的强烈不满。这种殖民统治，体现在政治压迫，经济歧视，以及文化和宗教上的压制。新疆人的这种反抗，只是开始。 该事件已过去两个月，从各种报导等信息可看出，新疆当局，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但他们防范的，只是自己的政府总部等。当时一万多维族人走上街头和平游行，很多人举著五星红旗，说明他们不是要求疆独。但这场和平游行，马上遭到警方镇压，很多人被抓。这个迅速镇压本身，就说明新疆当局事先是有“准备”的。面对和平游行被镇压，游行者去冲击新疆政府大楼，但那里更是事先有准备，人们根本冲不进去。这说明，新疆当局对维族人要游行，规模又很大等局面，事先是了解的，而且做了充分准备。但为什麽新疆当局不对保护当地的汉人生命等事先做出准备？据报导，在一些汉人被攻击甚至被杀害时，当地警方不仅没有出面制止，而且有的警察就在旁边，也不加阻拦，只是看“热闹”。这就更是违背常理、常识了。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最近，维族异议人士领袖热比娅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就新疆问题听证後，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了一些谜底∶她说，从乌鲁木齐的维族警察那里，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这场所谓“维族人”攻击杀害当地“汉人”事件，是中共新疆当局背後一手策划的。她说，维族警察到了公安局之後，被要求换上便衣，然後出去打汉人。这是公安局处长下的命令。 随後在乌鲁木齐出现的上万汉人手拿棍棒示威（要报复维族人），热比娅说，也是新疆当局安排的。她说，有证据证明，当时每个汉人单位安排一二十个汉族干部，给他们棍棒，出去打维族人。而且游行的汉人，不是普通人，很多是当兵的。热比娅说，“他们的棒子都是标准的、统一的，穿的衣服也都是一样的。哪有那样的汉族群众？民众都是有的高，有的低，各种样子的。但是他们却都是一样的身材，都是当兵的。一个晚上，维族人的迪斯可舞厅等都被烧毁了，陶多多当兵的干的这种事情。” 如果热比娅的这种说法属实的话，这就等於是中共当局有意挑动、刺激、甚至人为制造汉人和维族人的对立和仇杀。 中共新疆当局後来的一些做法，似乎也在印证这种指控。因为按照普通政治常识，新疆出现这麽大的流血事件，任何执政当局，最基本的措施，都应该是进行安抚，避免事态扩大和升级，进行调和、疏通，稳定局面。而中共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事发後，在北京举办了维族人杀害汉人的图片展览，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只能刺激更多汉族人的愤怒和仇恨，为更大的种族冲突，提供火药、汽油和乾柴。 随後，就有维族人付出生命代价。据报导，知名的维族人歌唱家阿力木（Mirzat Alim），在他家附近被汉族暴徒袭击，不但打得遍体鳞伤，他的一苹眼睛还被剜去了。另有还有多名维族知名人士被殴打致死或重伤，像维族书法和摄影家卡伊纳木．加帕尔，还有前《新疆法制报》的摄影记者等，都遭到袭击、毒打。这些袭击知名维族人士的人，是普通汉人，还是受当局指使的中共士兵，还不得而知。但这些视频被播放之後，更严重地刺激了当地维族人的敏感神经。据报导，在乌鲁木齐，已有五百多人，被人用针扎了。那麽这些“扎”人的，到底是些什麽人，在新疆当局封锁新闻的情况下，外界还是不完全清楚。但人们清楚的是，当地汉人和维族人的相互对立、厌恶，甚至仇恨，日益加深。 今天维族和汉族人的对立、仇恨，主要责任在中共新疆当局。他们面对这麽严峻的局面，不是降温，而是火上浇油。最近，新疆当局要拆毁“热比娅商务大厦”就是这种“浇油”行为。热比娅原在新疆经商成央A在乌鲁木齐市中心有三栋连在一起的“商务大厦”。热比娅被当局逮捕之後，她的商业活动被迫停止，这个大厦也闲置下来。现在热比娅已流亡美国，按道理，这个大厦可以做别的商业等用途，但新疆当局却下令，强迫大厦里的住户全部迁移，要把这三栋市中心大厦完全拆毁，说这个大厦存在，是维族人支持热比娅的“象徵”。这样的极端手段，只能刺激维族人的愤怒，可能导致再发生流血事件。而对这种後果，新疆当局摆出一副完全不在乎、毫不计後果的样子，似乎就是要制造事端，刺激维族人和汉人的对立。海外媒体报导说，目前乌鲁木齐是人心惶惶，“整个城市维汉两族民众都处在极度恐慌之中”。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最近去新疆视察，特意带上新疆人的维族小帽，以为这样就有助於缓和维汉关系，这真是愚蠢得不可思议。今天，胡锦涛戴什麽帽子、做什麽民族秀都是不管用的，唯一可能起点作用的，应该是立即摘掉那个最无能、最腐败、最残忍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乌纱帽”。一个昏官党棍把新疆“治理”成这种地步，而且连续做了15年的一把手，共产党还不换人，还不追究点责任，那就等著下一次更大的维汉两族仇杀吧。不管谁先动手，死了多少人，责任都在王乐泉，都在胡锦涛，都在共产党！ 2009年9月10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9-09-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苏格兰给中国人的六点启示
苏格兰独立公投已结束一段时间了，但它的影响是长久的，尤其对台海两岸政府、13亿中国人、台湾的统独两派等，都具有启示作用，主要有六点∶ 第一，中共政府用千枚飞弹瞄准台湾，阻止那里的人民作出自己的选择。而英国政府从无武力威胁，更没文攻武吓，而是温情喊话，希望苏格兰留下。很像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当时多伦多有数万人集会，喊的是“我们爱你！”结果公投出来，49.4%投独立，50.6%要留下，只差五万票没通过。如果事先是威胁恫吓，结果可能就相反。 第二，中共政府制定了《反分裂法》，如台湾公投自决，就动用武力解决。而英国政府从无这种法律，反而是国会通过议案，同意苏格兰公投。英国中央政府和国会充分尊重苏格兰人民的选择权利，允许人民表达意愿，视自由为最高原则（而非疆土、国家、甚至历史等概念）。 第三，不要说阻止公投，在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时，中共就发射飞弹威胁。而英国政府面对苏格兰公投，不仅同意，事先更签了协议——不管公投结果是什麽，都予接受。这意味著∶如公投通过，占英国领土33%、人口9%、石油能源占整个欧盟60%的苏格兰，就将脱离英国而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一个英国也给予承认的国家！这需要多麽大的民主胸怀和道德勇气！ 第四，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讲话说，中华民国（台湾）前途应由（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决定。但无论是1995年的魁北克，还是2014的苏格兰公投，都不是全体加拿大，或全体英国人公投，而只是魁北克和苏格兰当地的人民公投。 明摆著∶如全体公投，就等于取消当地人民选择的权利。英国总人口6300万，苏格兰只有560万，如全体投票，苏格兰就永无选择独立的机会。台海两岸更悬殊，中国近14亿，是台湾人口的60倍。共同决定论就等于是权利剥夺论。因为∶公投是达到尊重人的选择权利的一个实施手段，你用剥夺选择权的方式，去表示“我给你选择机会”是荒谬无比的。所以，真正自由世界的人（无论左派、右派、什麽都不是派）连想都不会想出那种“邪门”主意，更何况尝试。但在海峡两岸的人中，竟然有很多（应该说，是被权贵利益集团洗脑、盗窃的“多数”）认同这种歪主意，说明他们的头脑离真正的自由社会是多麽的遥远——“一群玩苹果手机的清朝辫子军”！ 还是那个简单而准确的比喻∶结婚需要两个人同意，而离婚只需要一方的意愿。否则大概许多男人都会选择，跟哪个老婆都不离婚（不许离！），但三妻四妾五奶，全都要。那些反对台独的中国女性们，同意吗？个人权利，在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种族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机构”都是由“个人”组成的。 第五，如果中国（民主了）像英国政府那样允许人民公投，在国民党主导制定的《公投法》的限制下，台湾人民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选择。在魁北克、苏格兰，以及瑞士等民主国家，人民公投，只要简单的愈半数就算通过。而在台湾，国民党制定的公投法却规定，只有全部合格选民的一半出来投票，然后再过半数才算生效。而那些不出来投票的，就自动算进“反对票”。如这次苏格兰公投在台湾举行，那结果就不是45%（支持独立）比55%（留在英国），而是30比70。因为这次苏格兰的公投率是85%，有15% 没有出来投票，按照台湾的公投法，就自然划入反对票。台湾合格选民大约1800万，如果不足900万出来投票，哪怕赞成独立的赢了90%以上，也不能算数。所以国民党制定的这部法律被称为“鸟笼公投法”，选民从实质上被剥夺了自由飞翔（选择）的权利。 自称起草这部公投法的国民党支持者陈文茜曾在接受广东《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自鸣得意地坦言∶“《公投法》大部分是我写的”，“但我要让《公投法》什麽都不能投。┅┅因为我要全体公民数的一半，那你怎麽投？投票率都只有8成，所以你只要有3成的人反对，他就输掉了。┅┅我表面上给你这个东西，但后面都是假的。”（维基百科） “都是假的”这句话，是国民党的《鸟笼公投法》的实质。 第六，苏格兰统独辩论时（不存在“统”的问题，这里用“统”只为简单明了），双方都没有提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有多少年在一起的历史，统派从未引经据典，强调苏格兰历史上就是英国的一部分；而只是强调，如果分离，苏格兰经济将遭重创，人民生活品质受影响等。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成一个国家历史悠久（有307年），之前还有104年是同一个君王。等于是结婚三百年，同居一百年。但英格兰朝野都没有强调历史上怎麽样，更没有把它作为阻止苏格兰人民独立公投的理由和根据。 再用婚姻做比喻，不能说你爹你妈、我爹我妈给我们包办了婚姻，是历史姻缘，今天我们这一代就绝不可离婚了。 但对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不仅中共政府，很多统派知识分子（台海两岸的都算上）总是强调《开罗宣言》怎麽说，《波斯坦公报》如何讲，强调那些宣言公报，认为台湾就应该属于中国。更不要说，中共政府动不动就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即使摊出那些宣言们，如果尊重事实和逻辑，明显地，那些宣言公报的法律效力低于后来的《旧金山和约》。这有四点∶ 一是先后之分。距今越近的法律文件越更具效力； 二是“宣言公报”与“条约/和约”的法律效能是不同的，前者当然低于后者； 三是宣言公报来自四个国家首脑，而《旧金山和约》是48个国家（代表）签署的（包括宣言公报的主要三国），分量明显不同； 四是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只是宣布放弃台湾，48国签署的这份法律文件并没说把台湾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已成立两年），也没说给予中华民国（当时蒋介石政府已实际统治台湾六年）。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者的主要法律根据。 清朝当年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放弃了，但清朝不存在了。中共政府的逻辑是，推翻清朝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后被共产党打败，台湾就应归属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支持者则认为，中华民国仍在，拥有台湾）。但中共政府的宣称明摆著有严重的逻辑问题∶ 做个比喻，张家父母当年把孩子过继给李家，后来李家决定放弃了，但张家父母已过世，张家后代就认为这个孩子属于他们的，而不去问问孩子，他是否愿意回到张家后代之中，还是想自己独立生活。所以，无论张家李家历史纠葛如何，如果打官司，这个已长大到（快70岁）、并一直独立在张家地盘之外生活的“孩子”的自由意愿才是最应被尊重的，才应该是法官做出判决的最重要根据。这还不提，张家后代们自己打架，打输的一方逃到当年那个被遗弃的孩子家里，去欺压强暴了人家70年！ 今天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就是不去理睬那些什麽悠久历史，什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强权逻辑，而是充分尊重560万苏格兰人民的自由愿望和意志，这是根本！ 正如一个妻子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霸道的丈夫说，你别跟我说咱们过了几十年，离开你之后我怎麽活，更别威胁我离家出走后要追打我（这只能让我更恨你），我就是跟你过够了，就要单过，这是我的权利，我的选择。苦也好，甜也好，能自由地主宰我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英国人民尊重了这种选择，让苏格兰人民自由地公投。民调显示，对公投过程，99%的苏格兰人（统派独派）都满意。这才是民主，这才是自由，这才是两岸的中国人真正需要思考和借鉴的。 2014年10月14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10-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城市化进程不能剥夺农民的生存权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城市化问题 从2011年开始，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在十一五期间留存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当中，城市化问题因为关系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土地、城乡差距以及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因此带有全局性。基于此， 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撰写的十二五规划研究报告提出，城镇化将是十二五期间带动经济增长、抵御国际经济不稳定、改变国内不平衡发展现状的重要动力，城市化将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从改革以来，城市化问题从未被忽视过，这次只不过是用更明确的语言强调其重要性而已。那么，以往30年的城市化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后10年甚至20年内能否获得解决？这都牵涉到中国社会之根――农民的生存与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无法消化巨大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中国现阶段既存在很多失去土地的村庄，还存在很多无处栖身的流民。近亿失地农民累积的社会问题尚未消化，中国各地方政府就以罕见的热情推行“拆村并居”运动，其口号是“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房”。政府的目标很明确：让农民上楼，把腾出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目的是既获得城乡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突破宏观调控下紧缩建设用地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发 展目标。山东省诸城市（县级市）在今年6月以来就相继撤销了1249个建制村，合并成208个农村社区，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城市。重庆市紧跟着于今年8月宣布启动在10年内让千万农民工进城的户籍改革。 此举引起了中央部委学者型官员的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先是在CCTV的访谈节目中强调“不能再对不起农民”，继而是在多个会议上反复强调农村土地与社会稳定问题，指出“中国未来的一个大的坎就是几亿人进城，就看这个坎能不能过得去”，“过去还仅仅是占农村的耕地，现在是变成了拆人家的房，全世界都没有见过。” 陈言辞犀利地批评：“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并指出，如果这场以城市利益出发、试图增加城市土地财政收入、盲目的城市化运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是要出大事的”。“这么多人进城往哪里放，来做什么，以及城乡关系怎么处，所以我想今后的发展，有两个方向要把握好，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和推进城镇化与新 农村建设并行不悖地双轮驱动，这才能做得好。”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也指出，城市化当中的“化”字，本意专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和迁徙，中国以往那种无法让农民定居城镇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 二、“伪城市化”导致城乡鸿沟继续拉大 城市化理论中有一个被视为规律的现象，即城市化进程加速将促使消费增长。但中国却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城市化过程加速的同时，并未带来消费增长。 2008 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中国多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即内需却严重不足，其中尤其是农村消费严重不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农村地区为5,153元，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较前两年有所扩大――2007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32比1，2008年为3.31比1。 与农村人口收入下降同时出现的是农村消费的下降。1978年－1984年农村消费占消费额的62 %，以后逐年下降，2008年降至25%。这说明中国农村人口总体收入很低，消费能力近十七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如此之快的城市化进程，却未能使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居。至今，中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比率的65%。2010年8月7日，陈锡文在 “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权被剥夺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无法真正吸纳农村人口，既导致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留守儿童日益增多等问题，还使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这些流民与市民间的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以及群体冲突加剧等，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全国各地充斥着近亿无地可耕、无处可去、无业可就的失地农民，以及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生态难民，形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的人权问题，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推行的“拆村并居”运动，将使更多的农民在失去家园生计。 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无法让农民在城市安居并产生大量流民，目前全国有27％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尽管政府提出要将以建设沿海特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转向为以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为主的城市化，但在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消化农村人口，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土地仍然是重中之重，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停止各地方兴未艾的“拆村并居”运动，否则真会应了陈锡文所言：“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原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7期，2010年10月21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台北清真寺教长说昏话
台北「清真大寺」教长马超贤上周在《自由时报》就阿富汗塔列班绑架并杀害南韩人质事件发表的文章，读之令人震惊！在民主自由的台湾，竟然有这样的伊斯兰教长，公开为恐怖份子绑架并残忍杀害平民的野蛮行为辩护。 马教长的辩护理由实在荒唐，竟说南韩的基督徒到阿富汗的「神学士地盘」传教，就有「挑衅、叫阵」意味，就是「对当地民族与信仰的无知与误判」。按这种逻辑，那马教长常住在以佛教为主的台湾传播伊斯兰教，岂不也是「挑衅、叫阵」？如果马教长因此被绑架杀害，别人是否也可写马教长式的文章，为杀人者辩护？ 所谓宗教自由，就是任何信仰都有权利发出声音，任何人都有权利「传教」。例如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英国有一千六百个清真寺，法国有一千七，德国有二千二。这些清真寺虽然几乎都只强调伊斯兰主义，但西方民主国家仍保护他们「叫阵」的权利。怎麽到了穆斯林国家「传教」，就要被绑架，甚至被砍头？ 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两军交战，都有些必守的规矩，譬如不斩来使，不杀战俘，不攻击教士、修女和红十字会人员，即使他们抢救敌军的伤员。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却打破一切人类的规矩：劫持民航飞机撞毁商业大厦，炸咖啡馆，炸公共汽车，炸节日晚会，炸婚礼，抓人质，砍人头┅┅比黑暗的中世纪还残忍！ 为什麽某些穆斯林极端份子会如此残忍？精通阿拉伯文和《可兰经》的美国知名伊斯兰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说，因为「伊斯兰法不认可任何伊斯兰之外的群体。他们要用『圣战』把所有人都变成穆斯林。」而圣战主要指武装斗争和暴力。 结果在穆斯林世界，不仅专制横行，且充满狂热。近年全球的三十起重大骚乱冲突，有二十八起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全球三分之二的政治犯被关押在穆斯林国家。阿拉伯联盟二十二个成员国，除伊拉克外，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更不要说，伊斯兰世界，是绝对大男人主义的世界，男性可以合法拥有三、四个老婆，但女性连开车都被当作犯罪，连脸都要严严实实蒙起来，不被允许见天日。 伊拉克作家马克亚（Kanan Makiya）曾说，伊斯兰文化的失败，主要是穆斯林知识份子的失败，因为他们拒绝反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而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外部；甚至为穆斯林世界的种种丑行和暴力辩护。 马教长的那番「糊涂话」可能不是偶然，它反映的是一些神学士在向人类文明「挑衅」、在跟宗教自由「叫阵」。他们不仅对文明和野蛮没有分辨能力，甚至愚蛮到为暴力辩护。这种情形发生在民主台湾实在令人担忧。 ——原载《自由时报》2007年8月6日「曹长青专栏」 附录：（马超贤原文） 清真大寺教长说话 ■ 马超贤 上月当听到南韩有二十三名游客在阿富汗被「神学士」（Taliban）武装份子绑架的新闻，著实吃了一惊，因为阿富汗人对一般黄种亚洲人并未怀有敌意，且那群人中有许多女性，明显有悖於阿富汗文化和伊斯兰教精神。但深入阅读相关新闻後，却发现事态严重。首先，那群人是在「神学士」南部的大本营附近被绑架的；其次，那群人是为让当地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韩国福音教会的宣教人员；第三，那团体的男女团员在当地表演等行为严重冒犯当地习俗及信仰。 虽然，「神学士」起初以要求阿富汗政府释放八名被囚的同夥，并与阿富汗、南韩政府及国际组织代表谈判数天，并依照要求将最後期限展延三次，来交换前述韩国人质。但在阿国政府拒绝让步的情况下，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所以「神学士」才会在感觉「受骗」下，於交换人质的首次期限到期後，将该团领导人─泉水教会牧师裴亨奎处死。随後在恢复与阿国政府谈判五日却无任何立场松动之迹象下，於台湾时间七月三十日半夜，处决了第二名人质。 毫无疑问的，「神学士」的前述作法，会使很多人把伊斯兰教与暴力、好战、野蛮等联结在一起。但是，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穆斯林除不会把自己的信仰、思想、好恶、习惯等强加於他人，也不希望或容许他人冒犯或诋毁自己的信仰，而此次南韩福音教会团到「神学士」地盘上的活动，显然是带有「挑衅」、「叫阵」的意味，这是对当地民族与信仰的无知与误判。 「伊斯兰」在阿拉伯文原意是「和平」的意思；而「穆斯林」一词若作形容词用时，即有「和平的」之意。我们看到慈济基金会早先在对阿富汗赫拉特地区作人道援助时，积极与当地红新月会联系与合作，真心的设置基层医疗站，训练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让当地所有人感念，并得到阿国人民的感谢、肯定及尊重。我们亦从没听到慈济人在阿富汗受过什麽的威胁、阻挠或委屈。 南韩福音教会如果当初没有派传教士前往阿国「神学士」份子活跃的地区宣教，并叫阿富汗穆斯林「叛教」，那就不会发生前述悲剧。虽然伊斯兰教禁止杀害平民、妇女、小孩，但福音教会的全体宣教人员已被视为对伊斯兰教宣战的来犯敌人，并不是一般人眼中的「游客」。 我们盼望人质事件尽快落幕，亦希望非穆斯林及西方国家都能尊重伊斯兰教国度及其信徒，真心的彼此和谐共生。 （作者为台北清真大寺教长）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8月1日 2007-08-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中共当前的战争准备意向
程晓农 正当美国总统大选进入选前最后阶段之际，中共摆出了一副对美更加强硬的姿态，把经济需要列入了开战条件。中共的国防法修改和纪念朝鲜战争活动，不仅标志着中美冷战的进一步升级，而且让美国各界看到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及其对美国的最终意图。对美国来说，中共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战略敌人。 一、中共修改国防法，扩大“开战条件” 10月22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在一篇题为《国际安全不稳定性突出，中国国防法拟增“开战条件”》的报道中说，中共最近进入国防法修改程序，准备在国防法中扩大“开战条件”，把经济需要列为“开战动员”的重要理由。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13日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国防法修订草案。《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号“政知见”报道，国防部长魏凤和在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报告。他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展变化，现行国防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亟待修订完善”；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更趋多元复杂，迫切需要对国防政策制度作出相应调整。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国现行国防法共12章70条，此次改法拟修改其中的50条、增加6条、删除3条，特别是明确“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进行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其中“发展利益”为新增内容。中共如此修改国防法，究竟意欲何为？ 任何国家为了进行对外战争，都需要在军队和民间实行战争动员。这方面的举措通常包括下列几项：第一，扩大兵源，征召退伍军人重新到军队服役；第二，把民用经济部分地转变成为军用服务，延长工时；第三，按照战争需要，限制民用消费品和民用工业品的供应。这次中共修改国防法，提到了“全国总动员”，但在“总动员”前面没有加上高度敏感的“战争”两字。其实，与国防法相关的“总动员”只有一种，那就是战争总动员。 中共突然修改国防法，就是为了在法律上做好实行战争总动员的准备；一旦发动战争，便可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当然，中共高层和军方决定战争的发动，并不需要履行法律程序便可实施，当年中共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事先对国人保密，事后则让官媒按拟定好的宣传版本进行社会动员。 这次修改国防法，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的意图，它反常地把经济需要（即其官媒所说的“发展利益”）列入实行战争总动员的理由。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如果面临严重威胁，可能会作战争准备，为此要实行战争总动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共现在考虑的却是，只要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它就可能准备发动战争；换言之，中共通过这次修改国防法，把对外战争的“开战条件”扩大到无穷大，随便一个说法都可以轻易地和“经济利益”挂上钩，然后便可被中共拿来作为开战的理由。 二、中共欲步日本皇军的后尘？ 中共的这种姿态折射出上个世纪大日本帝国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想法。 日本皇军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最后被美国打败。当年大日本帝国的对美作战准备有几个特点：其一，日本海军在实力相对落后时先大规模扩军备战，直到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舰队，然后准备向美国挑战；其二，日本海军始终把美军作为假想敌，实行高难度训练，也制定了对美海战的战场策略，却缺乏明确的对美长期战略，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曾对时任首相近卫文麿表示，他可以偷袭成功，但两年后必然在战场上转为劣势，那时他就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如何避免战败了；其三，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石油，但因为日军侵略中国和印度支那，美国开始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限制对日石油出口，日本即以经济（石油）需要为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战后日本国内对那场战争反思时，曾有人提出，如果日军是一支被文官统治的军队，作战军官不懂战争，并不是一个问题，自有文官在把定方向；而当时的日本是个军国主义国家，国家控制在军人手里，这帮不懂什么是战争、把战争和作战混为一谈的军人们能不彻底失败吗？他们的先辈，那些把日本军国主义化了的人们懂得什么是战争。他们知道，战争只是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之一，战争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打仗。 过去多年来，中共的对美扩军备战几乎重复了大日本帝国的老路，先扩军备战、建设大舰队，实力上升后海军开始展开对美作战训练（今年1月底到中途岛演习即为一例），最近又提出了以经济需要为由的战争动员准备。看起来，中共在扩军备战、对美威胁的道路上信心满满，不断加快步伐。大日本帝国亡于对美战争，中共会取得成功吗？ 中共显然不愿意面对大日本帝国灭亡的教训：第一，用军事冲突制造战争并不难，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战争自身的逻辑是不停地打下去，直到有一方彻底战败，今年7月刚开始的中美冷战就已经呈现出这样的军事对抗快速升级的走向；第二，战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相反，战争会加剧经济困难，当年日本曾经占领南洋的油田，满足了两年的石油需要，然后因为运油船被大量击沉，而最终败在石油库存枯竭，即为缺油而开战、因缺油而败战；第三，经济需求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得到一定的实现，战争一旦开启，一切民用经济活动都得让位于战争需要，其国内经济和生活上日益严重的困境将最终销蚀军备、士气和民心，让军队在日益削弱的顽抗中无可避免地步步走向战败。 这里说的只是传统的常规战争的结局，而在核大国之间，其中一方挑起常规战争后，还有另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是，战术核武器可能会被用来挽救战场败局，这将导致核大战爆发。这就是为什么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军队恪守不直接卷入地面常规战争、更不针对另一方使用核武器这一冷战铁律的原因。 三、中共若为经济利益发动战争，能否如愿以偿？ 任何国家正常的经济发展只有在和平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可能遇到麻烦，那样的麻烦应该按照国际法规和国家之间的协商来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利益，难道可以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吗？正常竞争中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用战争就能抢到吗？ 如果中共的经济利益真象中共现在宣称的那样，通过国内经济循环就能顺利实现，那么，它的经济利益如果遇到什么麻烦，问题都出在国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共的经济还高度依赖进口和出口。在进口方面，中共为了维持正常经济活动的需要，必须进口大量石油、饲料粮、金属矿石以及高科技零部件（比如芯片）等商品；而出口方面，为了获得进口所需要的外汇，必须对欧美市场大量销售工业制成品。 在和平状态下，这些与国外相关的进出口活动都可能遇到各种麻烦，例如某国的反倾销或限制出口措施，或者是进口的运输通路因意外因素受阻等等。难道这些麻烦就构成了中共启动战争的借口吗？世界历史上，只有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政权，比如大日本帝国，考虑过这种战争借口。如果说，占领进口货源国，可以强行掠夺当地的资源，那么，要强占出口市场，就几乎不可能了。若不通过战争去占领出口地域，就无法强行销售自己的制成品；而发动战争则会毁掉出口地域的经济，这样也就毁了出口市场的购买力。这是普通的常识。 从中共的进口商品货源来看，其石油、饲料粮、金属矿石以及高科技零部件（比如芯片）的进口国，分布在中东、南北美洲及澳洲，而其工业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是欧美国家。以中共的军力，它根本不可能占领大半个世界，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来实现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同样，中共若想通过战争去占领资源出产国如中东、南美等地，从而掠夺那里的资源，事实上并无实施可能。如果中共真挑起了这样的战争，那么，上述进出口通路基本上就会断绝，战前储备的战略物资消耗大半之后，其战时经济必然陷入严重困境。 既然中共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实现，为什么中共还要扩大“开战条件”，把经济需要列为“开战动员”的重要理由？看来，中共扩大“开战条件”，其实不过是增加一个推行战争准备战略的经济借口，它的真实企图是向美国展示军事威胁。 四、习近平的最新讲话：“以战止战” 最近，中共突然高调纪念朝鲜战争，习近平为此专门发表讲话，他表示，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多维新闻网》报道这些消息时使用的标题是《习近平罕见严词警告美国，中国或已对中美做最坏打算》（10月24日）、《习近平纪念抗美援朝讲话，美台该读懂什么》（10月23日）。 中共为何高调纪念朝鲜战争？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明江指出，过去两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习近平都鲜少以如此激烈的语言抨击美国，“这样系统地把话讲得这么强烈，跟这一两年他在国际场合的发言非常不一样”。新加坡《联合早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习近平这番话是对内传递政治信号，旨在凝聚民心、鼓舞士气，让国内民众为外部长期动荡形势“备战”，并做好思想和斗争准备。《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说，对中国而言，使用强硬措辞并不意味着愿意开战，“只是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并做了最坏的打算”。 中共的“以战止战”一说，究为何意？中美之间目前是处在冷战状态，而这场冷战是中共通过上半年的三次对美军事威胁而点燃的，美国只是在中共的这些行动发生之后，今年7月份开始才陆续采取反制行动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止战”的岂不是中共吗？显然，中共又玩上了“贼喊捉贼”的老把戏。 中共的军事威胁行动暴露出来的对美全面敌对的姿态，让美国读懂了其中的国际关系含义，因此，美国及时地深刻反思了过去多年来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决定改变过去对中共的信任、合作和期待的方针，重新调整美中关系，其中也包括冷战状态下的经济对抗。当美国大规模抓捕中共间谍、封堵中共盗窃美国技术机密的空间，限制对中共扩军备战有益的高科技技术和产品的供应，提高关税来缩小美中贸易逆差时，中共似乎把这些反制措施理解成美国的“大棒”或“矛戈”，而拒绝承认自己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伤害。问题是，用战争威胁可能达到终止美国的经济技术反制措施的目的吗？我在上文中已经作了解释。 毫无疑问，当中美关系全面恶化之后，中共高层在国内面临双重压力，其一是高层和民间对决策错误的批评，其二是民间对两国经济关系恶化带来的不利后果不满。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这些讲话很可能是为了封堵国内的批评声音，也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的反美高调或许会令国内的不满声音难以找到发力点。不过，中共高层的上述动作并非虚言或“耍花枪”，它再次自我肯定了对美国的全盘敌意，也充分暴露了它的对美长期敌对战略。 如果说，今年7月美国开始采取对中共的反制措施时，美国的很多人还抱有美中关系可以复原的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现在中共的对美战争准备姿态应该彻底打消这类幻想了。这次中共的国防法修改和纪念朝鲜战争活动，不仅标志着中美冷战的进一步升级，而且让美国各界看到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及其对美国的最终意图。对美国来说，中共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战略敌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0月2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02620201019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从“吕日周现象”看理论界对民主政治的迷思
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曾是中国媒体2002年至2003年集体追捧的“地方政治改革明星”，其治理经验一度被看作中国政治改革经验，吕日周更被写成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李向南”。至于其治下子民对其治绩的评价，则以涵义不明的“有争议”三字来概括。但就在4月23日，北京《新京报》登了一篇题为“弓中甫‘诬告陷害案’调查始末”，让人从中看到了“威权统治”滥用权力的黑暗面。 弓中甫案起因是弓在2001年检举揭发长治市提拔干部时的一些弊端。在当今中国，类似弓中甫案的案由案情具有普遍性，不少地方均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在民主政治下，这种对权力的监督本是常见之事，但在威权统治下，监督权力者的命运往往取决于被监督的威权者一念之间。吕日周认为这是给他“治理”长治“抹黑”，于是弓中甫一家陷入灭顶之灾。吕日周用的方法也非他独创，只不过是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鼓励的“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国家诬陷方式，起诉时用的罪名一变再变，最终于 2002年3月13日，由长治市辖下的沁县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处弓中甫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其家人也因此蒙受了各种不测之险，至今含冤莫白。 严格说来，在中国官场中，吕日周算得上一位好官员。弓中甫‘诬告陷害案’之所以发生，并非吕日周个人性格使然，而是威权政治的必然结局。笔者认为，吕日周现象应该给目前正在为威权统治辩护的中国理论界敲敲警钟，因为就在这两年，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默认威权政治理论的合法性，认可“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行威权统治”。譬如近两年锋头颇健的康晓光，就提出“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因此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吕日周治理山西长治的经验就特别富有现实意义。当年不少媒体均参与炒作吕日周现象，其中包括一些社会声誉不错的媒体，如《南方周末》与《中国青年报》。从那些报道中可以看到，按中国标准严格考察，吕日周也应该算得上“贤人”行列的能吏廉吏，其改革经验，在“现代仁政”中也算得上可圈可点。如今不少想标榜政绩的中国官员，其“治理”经验与吕日周如出一辙（有些经验甚至还无法为他人追摹），如吕为表明自己的民主之风，就某个政策的出台与治下子民对话；接待群众来访，为“人民”中的某一分子申冤；拆掉市政府围墙，养花种草饲鸽，把戒备森严、令市民望而生畏的市府大院，变成一个24小时人人可以进出散步游乐的公园；制定了各种意在刷新吏治的口号和要求，比如“到基层≠深入基层”，“见群众≠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没解决≠深入人心”，“举一反三解决问题、使群众满意＝‘三深’（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还有“下基层的九条铁纪律”，等等，凡奉行“贤人政治”的“现代仁政”能够做到的，吕日周无不身体力行。然而就是如此一位“贤人仁政”的楷模，在制造弓中甫冤案时，用的手法还是让人生畏，其中株连其家人可算是秉承中国封建专制遗泽，但利用法律程序“审案”，以及利用媒体操控舆论，杜撰民意，在政治迫害之余，更置弓中甫于名誉上的不利之境，则不仅秉“文革”之余绪，更体现了90年代以来威权政治的政治暴力“创新”。仔细阅读此案始末，只能让人得出一条在80年代早就被反复论证的民主政治优于专制政治的简单原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即使是贤人治政，也会导致对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把国家看作“必要的恶”，并将国家的权利或影响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的，“民本主义”也好，“仁政”（即使是前面冠上“现代”两字）也好，其精神与专制政治一脉相承，哪怕为这种专制政治包裹上“威权政治”，“现代仁政”，也不能改变二者之间这种精神继承关系。支持现代仁政者，最好想想秦代商鞅之下场。“现代仁政”下，吕日周可以诬陷弓中甫，上海市政府可以诬陷郑恩宠，就表明威权政治可以任意滥用权力。没有谁敢大言炎炎地保证哪一天这类国家诬陷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就不能肯定自己能够免于被奴役的命运，因为这一奴隶制度还存在。 无论怎样，“现代仁政理论”与承认“中国国情只能适用威权政治”等论述，都表明中国思想界不是在进步，而是正在退化为侏儒。如此“深层思考”，并非中国之福。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5月6日，总3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反商主义在美国的胜利
美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全球市场经济的火车头（经济规模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但这次奥巴马连任却显示，反商、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美国有巨大潜力，并直接影响选举结果。 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跟以往不同∶外交政策双方比较接近，社会议题（堕胎，同性恋，枪支等）也没像以前那样成为焦点，而是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正确的走向，这不仅因为社会议题只影响部分人，而经济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还因为美国左右两派都借社会议题说事，夸大社会议题的重要性，由此转移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视线。事实上，经济是一切问题之本，是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源所在。在美国处于经济衰退之际，这场总统之争回到根本性的问题，而忽略本来就不应该闹得天昏地暗的什麽堕胎、同性恋之类的问题。 在经济问题高于一切的背景下，应该说在野的共和党很有机会，因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降，领食品劵者增至占人口的近六分之一，财政赤字高达15亿美元，等于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五万美元。 罗姆尼得票少于麦肯 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罗姆尼恰恰是经济行家。他经商卓有成就，领导的公司有多家全国性大企业（甚至扩展到世界），雇员60万人，总资产60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首富）。他曾在辩论时说，“我每次都平衡预算，如果不这样公司就得关门。”而奥巴马从未有经商、管理企业的经验，更从未平衡过预算；国家举债度日，美国政府现在每花一块钱，四毛五是借来的（中国是大债主）。 按理说，这麽一比较，罗姆尼应该是铁赢才对。但选举结果罗姆尼不仅是输家，而且大败，无论在选举人票，还是全国人头票上，在除白人男性外的所有族裔和群体中，全都输给了奥巴马。 更令人吃惊的是，罗姆尼的得票数，竟少于上届共和党候选人麦肯恩！四年前，美国处于严重经济危机，房价大跌，股市崩盘，整体经济环境完全不利于共和党（已执政两届八年，而且两场战争引来诸多抱怨），更何况候选人麦肯恩又年迈笨拙，跟奥巴马的年轻活力雄辩滔滔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次不同了，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利于民主党，罗姆尼又恰恰是懂经济的。怎麽可能出现罗姆尼不仅选输，得票比麦肯恩还少的结果？共和党在震惊之余检讨，什麽地方出了问题？很多人认为，问题出在选择了一个商人背景的人做总统候选人，给了一向煽动反商反富反资本主义，强调均贫富、贫富对立的左翼民主党一个最好的机会和理由，使他们空前地调动起整个社会自认为是穷人、弱者、少数的人，更有那些要占据道德高地（替穷人弱者说话、替天行道）的左翼知识分子们的激情和狂热！于是在“阶级对抗”的交响乐中，把奥巴马再次推进白宫。 为什麽反商反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美国有这麽大的潜力？简单说，这跟大众的妒忌心理和知识分子的煽动有直接的关系。 妒忌是人类七大原罪 有史以来，人类就有妒忌心理。反富，嫉妒成gong者，是人类的最大弱点之一。二千年前那四十个写《圣经》的人就看到这一点，所以《圣经》总结的人类“七大原罪”就有“妒忌”。《旧约》记载的人类始祖第一次杀人，即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把弟弟亚伯杀了，只是因为妒忌。可见妒忌早就在人类原始情感和罪恶之中。 虽然如此，相比之下，对富人和成gong者的妒忌，美国人比欧洲国家的要低很多，这也是美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速度远没有欧洲那麽快的原因之一。但这次总统选举，仍凸显了反商在美国的市场。虽然罗姆尼还不是纯商人，他曾做最左倾之一的麻州州长，在那个民主党议员在议会占七成五的州，平衡了预算并同时减了税，有出色的从政经验，但就因为他的商人、企业家背景，于是成了左翼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绝佳靶子，他们正好利用这点，煽动民众在“平等”旗号下要均贫富、反富反商的妒忌心理和激情，最后沉淀成选票。这是美国欧洲化的一次“大跃进”。 虽然一般大众有一定的对成gong者和富人的妒忌心理，但如果没有占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宣传煽动，一个社会不会出现贫富对立、最后左翼当道的政治景观。 古往今来，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强烈反富反资本主义。这也是为什麽极左的共产主义、极右的纳粹运动曾蔓延祸害世界的主因之一，因为这些群体主义运动，都是在热衷乌托邦的知识分子的鼓动、操纵、支持下成gong进行的。纳粹运动表面极右，但本质跟极左是一致的，也是热衷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干预经济、主导人类生活。纳粹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的是国家至上（而不是个人自由）、社会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和照顾穷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曾自豪地宣称，他们最具有同情心、照顾弱者（the little guy）。一向以同情穷人来占据道德高地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这种群体主义运动的啦啦队或帮凶。这在当年的共产苏联和赤色中国，都展示的清清楚楚。 “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 《走向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曾分析指出，社会主义运动跟知识分子的属性有关。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他说这种职业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困难，能够令他们动心的是广阔的远景”。他们喜欢乌托邦，热衷整体化、一揽子解决问题，但对自己向往的“整全的社会秩序”却只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二是对新观念作出判断时，不是根据该观念本身的优劣，而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他认为的‘现代’或‘进步’的世界观。” 哈耶克认为市场应由“看不见的手”（经济规律）来调节，而不应由政府（人为计划）来主导或垄断。由此他提出，任何社会改革，应小步试探，不断修错；而不是一揽子地翻天覆地，全盘否定传统和经验。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整全化”思维不从现实出发，热衷意识形态乌托邦，是非常可怕的。对此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总结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名著《知识分子》中也总结说，知识分子最大问题是从理论意识形态出发而不顾现实和人本身。该书最后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永远应该记住，人比理论重要。”因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为了理论，为了乌托邦幻想，为了意识形态，而不顾人，不惜损害和牺牲人本身。 但这些充满社会主义乌托邦幻想的知识分子在这样做时，却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在为穷人谋福利，为弱者说话。当年中国那些追随共产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和左翼知识人也同样，充满“高尚”的情怀，以为是在做一件伟大光荣的事业，结果是在中国建造了一座座古拉格和墓地，他们本身最后也成为共产地狱的受害者、牺牲品。 “商人是自由社会的像征”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和社会至上主义》中指出，“越是具有良好愿望和出色的理智的知识分子，反倒越有可能成为社会至上主义者”。结果“占据著我们社会关键位置的这些心底善良而又聪明智慧的人士，传播著那种会威胁我们的文明的观念”。岂止是威胁，他们今天是在摧毁美国文明的根基——个体主义的价值，捍卫个人权利的价值。 对此，美国哲学家、畅销小说作家安兰德（Ayn Rand）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正是商人这个群体，才把资本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与统治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极权主义的国家统治制度区别了开来。”因为只有自由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可以自由竞争和交换），才会有真正的商人群体的产生。安兰德甚至说到这种地步∶“商人是自由社会的像征——是美国的像征。只有他们存在，文明才会存在。” 所以美国这次大选结果是反商主义的一次胜利，是左派知识分子煽动贫富对立、均贫富的乌托邦幻想的一次得手。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旗手、安兰德所说的“自由社会的像征”，真的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往歧途上迈步吗？恐怕没有那麽容易。左派意识形态是自由的敌人，它一时间可以强大，就像共产主义和纳粹都曾经强大，但是，美国仍是一个英雄的国度，无论面临多麽严峻的困境，永远都会有一批人，一小批人，死死地捍卫并传播自由的理念、个人权利的价值。真理从来都在少数人手里，它是靠现实一次次地摧毁乌托邦的印证，来艰难地唤醒大众，赢得大众。 我在“献给我的英雄的美国”一文中曾说，敌人越强大，战胜了敌人的英雄就越高大。今天，奥巴马的美国，就是一个造就英雄的环境，就给捍卫个人权利的人们铺一条英雄之路。永远别以为美国会没有人想成为捍卫自由的英雄！ 2012年11月11日于美国 ——原载《看》双周刊 2012-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党支部空降 NGO，“两新组织”尽染红
何清涟 北京于6月4日宣布，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应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组织中设立党组织。这意味着继私企、外企之后，党支部将空降最后一块未被党控制之地——外国在华NGO。 严管NGO，意在拒绝与西方文明接轨 让外国NGO登陆中国，是当初中国要加入WTO、不得不扮出对外开放姿态的无奈之举。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所指过的那样，中共从未放松过对外国NGO的警惕，先是将外国NGO当作“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工具；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开始防范“颜色革命”，北京立刻紧跟着换个说辞，称外国NGO为是美国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1989年之后，中共三任总书记的区别在于：江泽民时期因需要扮演对外开放的开明姿态，对外国NGO是明松暗紧；胡锦涛统治晚期是逐步收紧，但对国际舆论与国际形象略有顾忌；习近平与江胡两任前总书记相比，完全放弃了胡萝卜，只用大棒敲击。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因为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已特别尖锐，“治乱邦用重典”成为当局的主要策略。对于本土生长的反对力量，中共只需“卡住批评者的胃”，就能让很多人被迫放弃反抗。外国NGO的资金输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卡胃策略”的效力，中国当局认为NGO是“外部势力”对国内政治反对者的重要输血管道，因此必须掐断，至少要受到当局严密控制，“让党放心”才行。这就是自前年以来，打压外国NGO逐步升级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公安局日前建议检方起诉北京传知行成员郭玉闪和何正军，理由是两人“在2007至2014年间，非法出版图书1万9千余册，涉嫌‘非法经营’”，并指控郭、何二人利用德国博尔、诺曼，美国CIPE、加拿大PI等境内外基金会、NGO和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样直接点名，在中共近年打压外国驻华NGO的行动中尚属首次。女权组织被关闭，也是因为这些组织依靠境外资金维持日常运作。 其实，郭玉闪近年来从事的这些活动，严格来说，主要是培养公民意识，不算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女权组织从事的活动种类，在中国也算是被高度容忍的，这从李银河的处境可以感知。他们受打击，只因是当局奉行割韭菜原理，如今高的割光了，自然轮到较低的这一茬了。 从国际局势观之，近十余年之间，欧盟衰落，美国国内局势在2008年之后也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日渐走强，这也是习近平无所顾忌地打压外国NGO的原因。在对郭的起诉书中点名，意在警告在华活动的那6000余家外国NGO：中国连美国大使馆的面子都不给，你们还不老实一点？ 外国NGO的长期妥协与今天的被驱赶 2014年12月传出将出台《在华境外NGO管理法》之后，当外界知晓一旦法律通过，境外NGO将受到“商业联合体”、公安和其他部门的多重监管之后，就已经开始担心这将影响外国驻华NGO的生存。当知晓中共将要求在NGO中成立党组织之后，人们开始担心这可能会催生大量Pongo，即由党组织的NGO。在这种逐步加强控制的情况下，外国驻华NGO势必加强与中共的合作才能生存下去。 其实，外国NGO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妥协并不始自今天，它们踏上中国本土的代价，就是与中国政府及政府控制的高校、研究机构及政府办的NGO大量合作。所谓中国政府办的NGO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由工青妇这些从群众组织改名而成的NGO，二是由政府作为主管单位的NGO。中国中学政治教科书讲得很明白：NGO就是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安子杰专门研究过外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的流向，他将美国基金会的中国受助方划分为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草根NGO、国际NGO、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宗教组织、联合国在华派出机构。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这些款项中，70%的数额捐助给了总部设在北京的机构。 外国NGO大量与中国官方合作的原因是：希望通过与政府管下机构合作，获得在华活动空间，但事实却告诉他们：这种妥协并没有为他们换来他们希望的活动空间，反而让中国政府逐渐看明白一点：就算打压这些外国NGO，结果也不会有多严重。 中共对异类的高度警惕及逐步渗透 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竭力摧毁一切有组织力量。对任何来自民间的组织活动，哪怕只是几个学生成立的读书会，都一律冠以“反革命组织”罪名予以毁灭性打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有组织力量多了三大种类，私企、外企与NGO。对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中共非常不放心，但因为发展经济及对外交流的需要，必须让它们存在，于是中共采取了新的对应方式，用尽千方百计，试图将这些新的力量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江泽民时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鼓励资本家入党，并让各级人大、政协吸纳私营企业主当代表、委员。当不少私营企业主纷纷入党之后，就开始在私企建立党支部。温州本来并无多少国营企业，但数千家规模稍大的私企都建立了党支部，只是与国企有点不同，国企的党委或者党支部负责审查企业高管人选，以确保他们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在私企中的党支部并无这一权限。当中共在十几万家私企建立党支部之后，于2008年将这一举措推进到在华外企，其方式是双管齐下：一是找到原来进入外企未曾暴露党员身份的“隐形党员”，让他们重回组织；二是通过各种压力，让在华外企“自愿”成立党支部。当一切布局完成之后，《人民日报》于2012年7月17日发表《外企进入“党支部”时代 党员重新被找到》，宣布“战果”：从1991年接受第一批外资企业51名党员组织关系开始，已发展了1个外企党委，5个党总支，98个独立党支部和5个联合党支部。上海外服是专门为国内外企业和外商驻华代表机构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以及商务代理、人力资源咨询等延伸服务的企业，其党委依托“外企党员之家”网络平台，为“散落”在2.4万家外企、400多个支部的1万多名党员营造了一个网上精神家园。从那时开始，让党支部在“两新组织”中开花结果成为战略目标，所谓“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外国在华NGO就是新社会组织。 问题在于：就算将党支部成立到每个家庭，中南海诸公恐怕也难以安心。因为今天的中共之敌，已经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数以亿计的新无产阶级。徐纯合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的一边倒的社会反应，维权代表“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成为新华社点名批判的“国家之敌”，表明中共在夺取政权之时依靠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成为中共的敌人，这一变化对中国而言将影响深远。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428）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共产党的“伪造多数”
在六四事件13周年那天晚上，我和加州一位华人在一家电台就六四屠杀问题进行辩论。加州那位华人说，洛杉矶一家中文网站曾做过调查，当地80％以上的华人认为“六四”时中共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当即就对这种说法质疑，问那个网站是在多少受访者中、以什麽方式做的调查？对方没有回答。 美国华人对六四持什麽看法？我没有全面调查的数字，但当年却在洛杉矶亲身经历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华人走上街头，抗议六四屠杀，呼喊“打倒共产党”口号的场面，那是一个群情激昂、天人共愤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大陆的中国人怎厶样？我没有、也无法进行全面的调查，但从北京当局每到“六四”就严加防范、如临大敌的劲头可以推测出，人民没有忘记。如果人们都不在乎了，政府为什麽还要这厶提心吊胆地防范？ 《华尔街日报》六月四日的社论题目是“世界杯的恐惧”，其中提到中共当局密切监视各地大学生对足球赛的反应，担心恰好在六四那天举行的中国队和哥斯黎大的比赛结果，会刺激学生市民涌上街头重提六四。 而中共本身，从它对六四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来看，它不仅在乎，而且相当显得理亏。中共最初把六四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後降级为“动乱”，後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一次比一次降级说明什麽？说明共产党本身对这“那件事”也无法理直气壮。不要说对六四遇难的学生市民的名单13年（！）来都不公布，就连他们当年称赞的镇压学生的“共和国卫士”的士兵名单也不敢公布，由此可见这个政权对六四屠杀心虚到何种地步。 有人说，不管怎样，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公开悼念六四遇难者。但这绝不能说明人们忘记了六四，而明显是政治高压和社会条件限制的结果。西方大众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曾以“沉默螺旋”的理论来解释极权社会的“伪造多数”现象。她认为，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那些拥有自己想法的人们，由於没有表达渠道，再加上他们担心冒犯官方媒体上的“多数人”意见，结果每个人都这厶想，都保持沉默，就把事实上他们的多数“沉默螺旋”成“少数”；而官方报纸上不断渲染的那个“党和人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人民”就好像真的成了“多数”，由此官方报纸的“伪造多数”得以成功：那些事实上的少数人，通过他们垄断的媒体渲染、伪造成了“多数”。 当处於无权者地位的人想挑战这个“伪造的多数”时，政府就动用武力，把那些试图打破沉默螺旋的人们送进“古拉格”。专制社会就是这样靠两种方式统治：“伪造多数”的意识形态；古拉格式的武力镇压。 “大屠杀”使人们看清了什麽是“共产党”。 今天，直拨电话、传真机、互联网等的出现，给打破沉默螺旋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共产党的伪造多数越来越困难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再也无法回到原来那样，如同挤出的牙膏无法再挤回去。因而西方新闻学者埃利胡．恺兹说，“剧烈的革命之所以产生，往往并不是由於人们的观点态度本身发生了什麽改变，而是因为人们对别人的观点态度的了解发生了剧变。从这个意思上说，信息交流可以解放人。” 六四事件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使千百万处於沉默螺旋中的中国人一下子知道了别人的想法，知道了他们是真正的“多数”！正是这种共享的信息，在解放人的同时，决定著那个伪造多数政权的垮台。而今天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像俄国、东欧国家人民的那种机会，在展示多数人声音的同时，结束那个少数人专制的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6月6日） 2002-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
最近，一名叫乔尔．奇普卡（Joel Chipkar）的加拿大商人，在当地控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案获得胜诉。起因是这位信奉法轮功的加拿大居民在给当地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投书中，批评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成员，而中国的副总领事在投书反驳时，称奇普卡和其他法轮功练习者都是「罪恶的邪教」成员。这位加拿大居民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诽谤，提起公诉。 中国的副总领事不敢到庭辩论到底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到底这种说法是不是诽谤，而以他是外交官，有豁免权，来回避官司。但奇普卡的律师提出，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已属诽谤行为，触犯了加国法律和国际法，不属於正常的领事权限之内，因而不受外交豁免权保护。连加拿大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根据维也纳国际公约第55条规定，所有领事人员「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定」，不能「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并明确指出，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豁免权是有限的，他这种随口指控别人为「罪恶的邪教」成员的行为在加拿大不享有外交豁免权。 最後法庭判决中国副总领事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除偿付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失费外，还要承担诉讼案的律师费用等。它成为中国外交官因诽谤法轮功成员而被西方法庭定罪的第一个案例。 西方民主国家在裁决诽谤案时，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很多国家都采用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原则，即原告要想打赢诽谤官司，必须同时提供三种证据：1，该公开发表的言论失实；2，当事人名誉受损；3，有故意诬陷当事人的动机，即有事实恶意或故意疏忽。这三证据中，最难的是第三个，因非常困难提出对方有事先诬陷自己的「意图」。但这三原则仅限於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让他们难以打赢诽谤官司，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而对於普通人打诽谤官司，则不受这三原则限制，只要提出前两项——说辞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官司就可以成立，并可能打赢。 加拿大的居民奇普卡所以能打赢诽谤官司，主要原因是，他是普通人，不受这个三原则的限制；另外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确实对他形象构成损害，属於诽谤。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多伦多的法院审理，这里没有什麽「党中央」的因素，没有政府的干预，法庭能够依法独立判案，因此使中国的副总领事这样的共产党官员被判有罪。 这个案子同时也说明，新闻和言论并不是绝对自由，它是有底线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诽谤案判案标准相当严格，尽量给新闻媒体和言论留有最大的空间，给政府官员和名人们设置了很难打赢诽谤官司的限制，但同时也保护普通人的权益，使一般公民不受诽谤的困扰和损害。 这个案子的裁决也传递另外一个信息，那就是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共驻外人员在所驻国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包括利用西方自由媒体来诬陷、打击法轮功的行为。不仅加国法律倾向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权利，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公开批评中国副总领事的行为；而且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法案，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利用驻外人员来诽谤法轮功，并要求布什政府对有这种行为的中共外交官进行调查和索证。这等於是从法律和行政两个方面，同时加强对中共外交人员攻击法轮功等非法活动的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1月18日） 2004-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