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曹长青∶比利时被恐袭的必然性
巴黎大屠杀之后，布鲁塞尔又遭恐怖袭击，几十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全世界又一次震惊。 这场惨剧再次提醒世人，这场自由世界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争不是要不要打的问题，而只是战场的选择∶你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最后就得在欧洲打，在美国本土打。你不去端他们的老窝，他们就会打到你家门。结果就是巴黎、布鲁塞尔这种惨剧。 我曾在“法国左疯和巴黎大屠杀”中分析过，巴黎惨剧是有法国自身原因的∶接受穆斯林移民过多过快，纵容伊斯兰主义，热衷欧洲共同体而开放边界，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困境，奥朗德左派政府的极端无能等等。 为什麽巴黎屠杀之后是布鲁塞尔？这不是偶然，因为上述法国那些内部原因，在比利时全都存在，而且有的更严重。所以这场布鲁塞尔悲剧，是必然的。 第一，接收穆斯林移民太多。 跟法国一样，比利时也是接受穆斯林移民最多国家之一。比利时面积只有三万平方公里（比台湾还小），人口1100万（不到台湾一半），但最多估计已有60万穆斯林，占比利时总人口近6％，在欧洲国家中是占比例最高之一。像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总人口110万，穆斯林就有24万，近四分之一。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50%以上居民是穆斯林。 大家都倡导种族共存，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细水长流”，少量接受，使之逐步融入所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这样才可能减少冲突。但比利时在“人道就是王道”的政治正确氛围中，不仅大量接受移民（包括非法移民），而且还主要是接受跟西方宗教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伊斯兰信仰者。大量穆斯林涌入，自然造成隔阂和边缘化等后果。他们并不融入当地文化，而是自成一体，统计显示，从2008年开始，布鲁塞尔新生男婴的最常见名字是穆罕默德。 第二，纵容伊斯兰主义。 跟法国类似，比利时也是在欢迎“多元文化”的口号下，纵容伊斯兰主义。法国有2200座清真寺，是欧洲最多之一。据1997年时的统计，比利时的清真寺就已达240座，而比利时面积不到法国的20分之一。在布鲁塞尔的著名观光地、开放式公园“五十年宫”里，就坐落著“布鲁塞尔大清真寺”。在穆斯林集中的莫伦贝克区，就有24个清真寺！其中只有4座是政府承认的。 那些阿訇毛拉们觉得这还不够，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比利时的伊斯兰教士们还要求建造更多的清真寺，而且要把因做礼拜人数太少可能要荒废的基督教堂改为清真寺。像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已经有36座清真寺，但该市左倾副市长海伦支持把一些不用的基督教堂改成清真寺。 法国的二千多个清真寺，很多成为阿訇毛拉们煽动反法国、反西方，给穆斯林青年洗脑的圣战学校。比利时也同样，很多清真寺成为传播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基地，甚至成为ISIS（伊斯兰国）的讲习所。莫伦贝克区的叙利亚教长、比利时“伊斯兰中心”（CIB）创始人阿亚迟•巴桑姆就曾公开对记者说∶“当死亡变得美丽时，┅┅我们应该用自杀袭击去警告法国。”巴桑姆毫不忌讳地扬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用阿拉的律法管理。”也就是用ISIS的回教法统治世界。 但巴桑姆这种疯子般的教士，就可以在比利时自由“传教”，而且比利时政府强调多元文化、各教派平等，对清真寺也像对基督教堂一样给予国家拨款支持。伊斯兰教已成为比利时第二大宗教。 由于比利时的穆斯林超过半数在布鲁塞尔，又在10万居民的莫伦贝克行政区中一些社区占绝对多数（80%以上），所以这些社区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完全伊斯兰化，甚至成为圣战分子的据点。巴黎恐袭案的主谋阿卜杜勒就来自莫伦贝克区（在巴黎被击毙），另一主谋也在这个区藏匿，几天前被抓获。德国《世界报》曾报道，在欧洲多国推特上，支持“伊斯兰国”的言论比例相当高，在比利时高达31%。 正由于这样背景，比利时的圣战分子按人口比例为欧洲之最。据英国“国际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研究中心”（ICSR）的数字，从欧洲国家到叙利亚的圣战分子，在每百万人口中，比利时是40人，法国是18人，德国是7.5人，意大利是1.5人。 目前比利时的ISIS志愿者超过500人，所占比例为欧洲国家最高，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是以莫伦贝克区为据点。所以比利时被称为“欧洲圣战者天堂”，莫伦贝克区是“伊斯兰主义基地”。有这麽高比例的“圣战分子”在那里聚集，出事是早晚的。 第三，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穆斯林高失业率。 这一点也跟法国很相似。比利时也是长期左派执政，热衷社会主义，结果导致经济滞缓，高失业率，而穆斯林青年首当其冲，难以找到工作。据官方数字，布鲁塞尔的穆斯林的失业率达30%，年轻人更高达37%，是全国水平的3倍。 比利时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很多勤奋工作。但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虽然失业，但热衷社会主义的比利时有“慷慨”的福利制度，给他们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们缺少动力（和压力）像父母那样去努力工作，而是坐享其成。数据显示，这些移民每月领取的福利相当工作时收入的70-80％。有比利时研究者说，这些穆斯林青年整天无所事事，又有福利保障，就跑去清真寺，在那里找到伙伴，共同抱怨比利时，诋毁西方，赞美真主阿拉。“更有很多穆斯林青年待在网络聊天室里，与外界的激进组织保持著联系。”反正他们不愁吃不愁穿，生活福利都由比利时人民的纳税款包了。对此这些穆斯林青年不仅不感恩，还对比利时“毫无国家认同感”，他们“在看似宁静安逸的日常生活下却酝酿著恐惧和暴力。”这跟法国的高福利养懒汉，游手好闲的阿拉伯青年不断闹事的情况非常相像。 第四，追求欧洲大一统而开放边界，使圣战分子有机可乘。 比利时跟法国等一样，左派政客们也是热衷欧洲共同体，要建立大欧洲，所以他们加入开放边界的《申根协议》，导致伊斯兰分子和武器弹药很容易进入。《查理周刊》遭恐袭，随后是巴黎大屠杀，他们那些自动化冲锋枪等，都是通过检查宽松（开放边界政策造成）的边境运进的。 现在欧洲“申根区”总共有4亿居民及无数外国游客商人等，都可在签约国内自由出入，这显然给恐怖分子的串联和军火走私提供了便利。虽然欧洲很多国家都禁枪，但这种宽松边界，增加了控制枪支交易的困难。 比利时政府自2006年就严控枪支，但正如强调人民拥有枪枝权的人所强调的，不管怎样禁枪，犯罪分子总能弄到武器，禁枪只是禁了守法公民的自卫权。在比利时，据去年统计，社会上仍有33万支“黑枪”，而申根协议导致的武器走私更加猖獗。当地人说，“只要花上500欧元，顶多不超过一千欧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时内弄到一把武器”。而上述的那个穆斯林成堆的莫伦贝克区，就有臭名昭著的军火黑市。 第五，比利时政府的无能。 巴黎大屠杀已显露了法国左派政府的极端无能，事发后奥朗德总统发表电视讲话，手都在颤抖，俗话说是被“吓麻爪了”。法国接二连三地发生恐袭案，奥朗德的情报部门完全失灵。 比利时可跟法国比差。巴黎大屠杀的头号逃犯就藏身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但比利时的反恐机构用了长达125天才把他抓获。而在逮捕罪犯后长达四天、近100小时后，居然什麽线索都审不出来，其警方的无能可见一斑。然后就发生这场布鲁塞尔大屠杀。如果警方稍有点效率和能力，找到线索，这场屠杀就有可能避免。 在抓获这个造成130多人丧生的巴黎惨案元凶后，莫伦贝克区的穆斯林们居然上街游行，不是欢呼警方抓到凶手，反而是抗议警方抓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位比利时教师说，听到布鲁塞尔遭到恐怖袭击，他课堂上的穆斯林学生欢呼起来。 面对莫伦贝克区的大量穆斯林出来游行示威，力挺恐怖分子，比利时政府和警方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反击行动，更没有预感到将发生的恐怖袭击，反恐情报系统可说是完全失败。 比利时内政大臣Jan Jambon曾承认，比利时高度分权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莫伦贝克成为治安盲点。实际上整个布鲁塞尔警方的效率和能力都存在问题。2014年五月，一名法籍恐怖分子在布鲁塞尔的犹太人博物馆里开枪伤害了4人，当时警察就因行动迟缓，导致凶手逃脱。这名恐怖分子当时就藏匿在莫伦贝克区。 连比利时的司法部长俊斯也知道（承认），“假文件、假护照、武器买卖等，在莫伦贝克这类的郊区很猖獗。”知道归知道，但他们就是不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人口一百多万的布鲁塞尔划分为19个行政区，有6个警察局；而有1100万人口的纽约总共只有1个警察局。由此可看出不同的警方效率。 比利时政府的无能，还因这个国家长期是左派社会党执政，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莫伦贝克区，20年都是社会党人穆罗当市长。当地居民说，这个左派市长什麽成就也没有，“只是允许大批移民来定居”。 比利时社会党之前叫“工党”，前身是共产主义政党，比一般西方左派更强调均贫富，反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长期在比利时掌权，并掌握莫伦贝克区的市政府20年，可想而知它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 在美国，人们批评政府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时会质问，“难道要把我们国家变成第二个希腊吗？”在批评政府的非法移民政策时会警告，“难道想让我们国家变成比利时吗？”希腊和比利时，是经济和移民政策上两个最坏的模式。 跟其它欧洲国家不同，比利时跟法国的另一个相像之处是，该国一分两半，北部是荷兰语区，倾向右派（保守派），南部是法语区，倾向法国式左派。而且那种党派扯皮、政治分肥的内阁制，导致多次政府瘫痪。2007年的议会选举，哪个党都拿不到半数，经过六个月谈判才组成联合政府。2010年那次，导致长达500天未能组阁，打破组阁时间之长的世界纪录。2014年，也是政治僵持，政府停摆四个多月。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世界暴力的滥觞，法国知识分子多是左倾、滥情、矫情，不顾常理和常识。这个世界上跟法国有关的，往往会遭殃。比利时人一半说法语，自然被法国化、左倾化，结果就随著法国之后被恐怖袭击。连非洲那些当年的法国殖民地，因文化人会说法语，就接受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推崇大政府、高税收，甚至崇拜把法国化推到极端的苏联模式，于是导致经济落后。 就连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的初选都有“跟著法国遭殃”的影子。像佛蒙特州，法国人后裔是最大族群，占人口23.9%，约5%的佛蒙特居民在家里说法语。该州是白人和左翼占多数，不仅产生了美国国会唯一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议员桑德斯，而且他在民主党的总统初选中在该州大赢，对此我在“美国新州的旧思维”中曾做过介绍。 面对布鲁塞尔的恐袭案，很多中国人都看到了比利时这个白人和左派占多数的（被他们称为“白左”）国家自身的问题，他们在网上说，“法国是欧洲最亲伊斯兰的国家”，“白左国家就是恐怖分子的温床”。就差没说他们是自食恶果了。 据统计，从2014年伊斯兰国开始嚣张以来，在全球20个国家（不算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已经发生了75次恐怖袭击，造成1280人丧生，1770人受伤。从最新的这次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来看，只要伊斯兰国不被自由世界铲除，只要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存在上述那些自身弊端，这种惨案还会继续发生。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白左国家的自身愚昧在祸害世界。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邪恶并不可怕，“好人”对邪恶的无知和纵容才导致更大的灾难。 2016年3月23日 2016-03-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
最近，一名叫乔尔．奇普卡（Joel Chipkar）的加拿大商人，在当地控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案获得胜诉。起因是这位信奉法轮功的加拿大居民在给当地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投书中，批评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成员，而中国的副总领事在投书反驳时，称奇普卡和其他法轮功练习者都是「罪恶的邪教」成员。这位加拿大居民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诽谤，提起公诉。 中国的副总领事不敢到庭辩论到底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到底这种说法是不是诽谤，而以他是外交官，有豁免权，来回避官司。但奇普卡的律师提出，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已属诽谤行为，触犯了加国法律和国际法，不属於正常的领事权限之内，因而不受外交豁免权保护。连加拿大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根据维也纳国际公约第55条规定，所有领事人员「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定」，不能「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并明确指出，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豁免权是有限的，他这种随口指控别人为「罪恶的邪教」成员的行为在加拿大不享有外交豁免权。 最後法庭判决中国副总领事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除偿付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失费外，还要承担诉讼案的律师费用等。它成为中国外交官因诽谤法轮功成员而被西方法庭定罪的第一个案例。 西方民主国家在裁决诽谤案时，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很多国家都采用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原则，即原告要想打赢诽谤官司，必须同时提供三种证据：1，该公开发表的言论失实；2，当事人名誉受损；3，有故意诬陷当事人的动机，即有事实恶意或故意疏忽。这三证据中，最难的是第三个，因非常困难提出对方有事先诬陷自己的「意图」。但这三原则仅限於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让他们难以打赢诽谤官司，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而对於普通人打诽谤官司，则不受这三原则限制，只要提出前两项——说辞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官司就可以成立，并可能打赢。 加拿大的居民奇普卡所以能打赢诽谤官司，主要原因是，他是普通人，不受这个三原则的限制；另外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确实对他形象构成损害，属於诽谤。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多伦多的法院审理，这里没有什麽「党中央」的因素，没有政府的干预，法庭能够依法独立判案，因此使中国的副总领事这样的共产党官员被判有罪。 这个案子同时也说明，新闻和言论并不是绝对自由，它是有底线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诽谤案判案标准相当严格，尽量给新闻媒体和言论留有最大的空间，给政府官员和名人们设置了很难打赢诽谤官司的限制，但同时也保护普通人的权益，使一般公民不受诽谤的困扰和损害。 这个案子的裁决也传递另外一个信息，那就是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共驻外人员在所驻国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包括利用西方自由媒体来诬陷、打击法轮功的行为。不仅加国法律倾向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权利，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公开批评中国副总领事的行为；而且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法案，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利用驻外人员来诽谤法轮功，并要求布什政府对有这种行为的中共外交官进行调查和索证。这等於是从法律和行政两个方面，同时加强对中共外交人员攻击法轮功等非法活动的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1月18日） 2004-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安兰德 vs.奥巴马
奥巴马当选总统进入白宫后，他的自传当然就会是畅销书。不仅在美国，即使在中国最大的网路书店当当网，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中译本也曾排进“自传类畅销榜”。首位黑人总统的故事，本身就令大众关注，再加上左翼媒体对奥巴马的偏爱和宣传，可想而知，对其著作的促销作用有多大。 但在奥巴马进入白宫的2009年头七个星期，美国女作家安. 兰德（Ayn Rand）的哲理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销量居然超过了奥巴马的自传。而这头七周，正好是奥巴马就职总统，媒体报导和渲染最热门的期间。兰德并不是当前流行的小说家，她在1982年就过世；她的这本书，是1957年出版的。一本半世纪前的书，怎麽至今还畅销，而且销量还会超过当前名声如日中天的黑人总统奥巴马的自传？这不是奇迹吗？ 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安兰德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近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她的主要作品（已愈十种），包括两本代表作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以及《自私的美德》、《致新知识份子》等理论专著。看过《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读者，可能会明白为什麽美国人现在要看兰德的书，因为这和美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有关，安兰德的作品描绘了一个政府在集体主义文化主导下，高举著为社会谋利的道德大旗，对个体创造者施行各种限制和阻碍，使美国陷入空前危机；而那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思想者，不仅被这种不公制度敲诈、掠夺，更倍遭道德谴责，于是他们愤然出走“罢工”。使地球转动、让人类向前迈进的阿特拉斯这位巨人，耸耸肩，不再扛这个地球了。 在奥巴马提出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资金的救市方案、以巨额赤字扩大政府开支（超过美国建国二百年来历届政府赤字的总和）之后，很多美国人担心美国要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安兰德的书所预测的可怕前景。所以兰德的书，再次成了畅销书。 但兰德的作品在美国并不是因为当前经济危机才被读者关注的，她一直有一大批热烈的推崇者。近年她的作品则以每年五十万到八十万的速度在畅销，这在已逝作家中是罕见的。在1998年美国兰登出版社做的《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评选中，在“读者投票评选榜”上，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获第一名，《源泉》获第二名。她的另两部小说分别排第七、第八位。而她一共就出版过四部小说。 在“非虚构类”的读者票选榜上，第一名仍是安兰德的理论专著《自私的美德》。第三名是兰德的思想继承人佩可夫介绍兰德哲学思想的专集，第六名则是一本关于兰德的评传。一个作家，能够同时获得虚构、非虚构两个读者评选榜的第一名，并且全部主要作品都进入前十名，这在美国、在整个英语作品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先例！ 在美国左派和基督教右派的双重夹击下，在被主流媒体刻意忽视甚至抵制下，安兰德的作品仍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力。西方左派攻击兰德，因为她强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坚定反共，强力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的西方左派们，当然就痛恨她。至今美国左翼主导的思想界和学术机构，都拒绝或冷淡安兰德的著作和思想（近年已有几所大学开设了安兰德和她创立的客观主义的课程）。 基督教右翼反感和抵制安兰德，是因为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跟“神学”对立。安兰德不相信天堂地狱和把水变成酒等神秘主义，她反对所有的宗教，强调的是人本身和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现世的世界，而不是谁也没有见过、更无法经过科学检验和印证的所谓来世。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就是强调客观，理性，以人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这样的世俗主义观念，当然跟基督教神学发生冲突。所以她成为西方左派和宗教右派的共同敌人。 但安兰德的学说和思想，越来越赢得普通大众和读者的欢迎，甚至成为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的理论基础（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抵制政府主导人民的生活），她本人也成为茶党为代表的“绝对自由意志论”运动的精神领袖。 安兰德写过《自私的美德》和《致新知识分子》等多部理论专著，但最影响大众的，是她以阐述哲学思想为重心的哲理小说。她是用小说形式传播了其哲学思想——客观主义。 通过她的作品，就她的主要思想，基本可以把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归纳为三个源泉说∶ 第一，一个人理性的自私，也就是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利己，只为自己活著，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道德的源泉。自私自利，古往今来，从东方到西方，都被和“不道德”连到一起。但安兰德却颠覆了这个概念，提出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甚至为别人活著，尤其是共产主义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不仅是虚假的，更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为建立集体主义的集权社会提供了底座——只有牺牲个体，才能举起集体的旗帜；在这个光辉耀眼的旗帜下，就有了践踏一切个人权利的理由。而谁掌握了权力，谁就主宰了这个集体。“那个向你宣讲牺牲的家伙实际上在讲奴隶和主人，他要当主人。”共产党总说代表“人民”，西方左派喜欢喊为“公共利益”，就因为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没有明确的内涵，于是权力者就可以宣布代表人民，代表公共利益，然后以这种名义剥夺具体的个人权利。一位古罗马皇帝说，希望人类只有一个脖子，这样他就能一刀斩断。兰德说，“集体主义”就等于把人类变成一个脖子，独裁者就可随意拴上皮带。看看人类历史，所有的暴政，所有的政治大恐怖，哪个不是在为群体，为人民的利他主义动机下发生的？所以兰德疾呼，人与人唯一正当、良性的关系，是交换劳动成果，不干涉他人利益。 为个人的幸福而活著，实际上是人类一直存在的常态，但却被各种利他主义、群体主义价值所扭曲。安兰德有勇气说出这个真实，更有智慧去论证它的道德性。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最重要文件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它主要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你自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权利。美国先贤们早就确立“利己”的个人权利观。美国所以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用两句话概括其原因，就是她确立并实践了两大原则∶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兰德提出的“理性的自私，合理的自利”，就是再次确立个人主义的原则，用它来对抗高举“利他主义”道德大旗、实际残害每一个个体的群体主义。 第二，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性的结果，是幸福的源泉、是价值的源泉。那些主观为个人幸福而创造著的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成果，在客观上为社会提供了财富。这不仅带来个人幸福，也是高尚的。而那些好吃懒做者、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顺应群体思维）的思想寄生者，是不道德、不高尚的。而且这种依赖和寄生，为政府主宰一切、走向集权社会提供了可能。因为“创造者关心的是征服自然，而寄生虫关心的是征服他人”。思想寄生者要靠人际关系生存，而创造者则孓然独立。安兰德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怎样对待自己；而不是别人认为他怎麽样，或他为别人做了什麽。他自己创造的价值，是自己幸福的源泉和尺标，而不是他人的看法和他人的需要。 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就为这种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包括思想）提供了最合理、最公平的交易平台。兰德认为，“如果人们都在公平交易的原则下生活，让理性，而不是暴力作为裁判，那麽最后一定是最好的产品，最佳的表现、最有能力的人胜出。”而用来做产品交换的金钱，不仅不是“万罪之源”，反而是创造力的象征。英文的挣钱是make money，直译过来应该是“创造金钱”。兰德说，“这个词包含人类道德的精华”，因为在真正、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钱所代表的，是创造性劳动，背后的价值是个人主义和自由。安兰德去世时，包括前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等她的崇拜者，在供人们参观的她的遗体旁，摆出一个巨型的美元$标志，象征她所推崇的、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她为捍卫资本主义所做的贡献。 第三，理性是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源泉。尊重理性，就是尊重人本身，人是第一位的，人是根本，而不是任何神秘的虚幻世界。安兰德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人的独立思考的价值。她说，“生命是必须购买的价值，而思考是唯一能买得起它的货币”。安兰德曾这样总结她的哲学∶“人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自己的幸福是人生的目的、道德的准则；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为；理性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上述“三源泉”说，是我自己根据兰德的作品、以及她的演讲等，对她的思想和客观主义哲学所做的一个大致的概括、总结。兰德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这样用“三个源泉”来阐述她的哲学思想。我这个概括既不够细致、也不够完整；有兴趣的读者请从兰德原著中获取其基本思想精神。 兰德的思想对美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图书俱乐部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被问到“最影响你一生想法”的书时，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仅次于《圣经》，排第二位。今天她的书越来越热卖，更反映出美国人在经济危机之际，对个人自由等价值的思考和重视。 2009年3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4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6-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余杰的三个错误
我的《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一文发表后，收到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反馈，更有人传来几年前余杰排斥郭飞雄跟美国总统布什会面那件事的资料。“排郭”争议时，我正忙于其它写作等，虽有所闻，却没详细关注。现在看当年那些资料，觉得余杰等人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有错误，我大致概括了一下，认为起码有三点主要错误。虽然该事件已过去几年了，但还是觉得应把这几点看法写出来，不仅因为这跟《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中指出来的问题有相关性，也因为批评任何人都不是目的，而是借批评对象说事理。写作者并不是经常能碰到很典型的、可以比较清楚地说事理的例子。 一般人都认为，这件事的关键是“排郭”。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余杰在这个事件中的最主要的错误，是故意降低美国总统通过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意义；而把它窄化为只是接见中国的基督徒，是教徒之间的私人交流。 众所周知，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任何专制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不管是基督徒，还是达赖喇嘛，或是穆斯林人士等，都是传递政治信号——关注那个国家的人权，支持那个国家的反对力量，批评专制政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虽然布什是基督徒，但是，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去北京的某个教堂做礼拜，也绝不是仅仅参加查经祷告，而是具有明确、清晰的政治意义——支持那片土地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这是发出政治信号，而根本不是什麽纯宗教活动。 更清楚的是，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的新闻公报，明确写着∶“布什总统接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ets with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是宗教活动或跟中国基督徒的私人交流。 但是余杰事后撰文硬是说，“我把会谈看作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美好的分享”、“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这种窄化布什会见的做法，是降低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关注的份量。 明摆着，如果只是“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为什麽布什总统当时会提到“能不能有其他什麽方法让中国国内的民众知道我们见面的情况？比如互联网？”他为什麽要把他们几个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公开、并希望尽量大面积地传播呢？而余杰本人又为什麽要高调宣扬这种“私人交流”呢？说什麽这是破冰之旅，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正常道理是，要强调“私”就不能公开；要高调宣传就不能一再表示这是“私”。总不能需要哪头说哪头，两头的益处你都占吧？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只是基督徒之间的交流，布什总统会见他们时，为什麽会带着副总统切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总统资深顾问麦克吉森，白宫发言人斯诺等高层官员呢？莱斯国务卿也在会见的新闻名单上，后因有事无法出席。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如果用接见官员的级别来衡量，那可以说是美国白宫的政要几乎悉数出席了这次会见。”这哪里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的见面呢？如果仅仅是四个基督徒，应该在教堂见面呵，为什麽要选择白宫，这个美国权力象徵的地方见面？余杰真的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吗？ 而且布什总统当时还特别强调，就在这个白宫客厅，他曾跟达赖喇嘛两次会面。这又是什麽“教徒”之间的会面呢？这不是清晰地发出关注西藏人权的政治信号吗？ 但是余杰们为什麽要降低这个政治意义，而故意把它说成是美国总统跟中国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呢？承认并强调这次见面的政治意义，不是对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对激励中国的人权事业有明显的好处吗？这种任何人都懂的道理，一个在中文世界颇有名气的作家怎麽可能不懂？当然不可能。但为什麽要那样做？根据余杰的话，我只能做出如下两点推断∶ 第一，自我感觉基督徒站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这从余杰跟布什总统见面时强调的重点就可以看出。他说，“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的基督徒，我们与以前那些没有信仰的民运人士之间有了根本的不同。” 什麽根本的不同呢？这里表达的思维状态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和没有信教的民运人士相比，信仰基督教的余杰们“更高级”，因为余杰还跟布什总统说，中国需要“属灵”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种“属灵”人物们的聚会，比俗人们的见面性质更高级，未来中国应该是“余杰们”做领袖，而不是没有信教的民运人士。 难怪要把这个本来是传递（关注中国人权）政治意义的总统会面，窄化为基督教徒之间的交流，余杰把白宫当作了天国，当然就对世俗世界有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这种心态，让我想起海外有个民运人物（也在中国坐了几年牢）一上台讲话，先要宣称一句“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就等于表白一下“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余杰把刘晓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我们没有敌人”，捧成“大爱”的高级宣言，都和这种“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心理有关。 而且中国未来要由“属灵者”领导也是错误的思路。谁领导中国，要由选民决定。如果规定和要求必须是基督徒，那不仅剥夺选民权利，更是要走向政教合一的危险方向。当然，余杰这种一厢情愿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强调这是教徒间的见面交流，可以在回国后降低中共当局迫害他们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是去“传递政治信号”，我们只是“教友间交流”。所以余杰在跟布什见面之后的声明中说，“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好像他跟布什只是教友或朋友，私下见面团契了一下。 据郭飞雄的文章，当时王怡清楚地对他说∶“飞雄你搞政治，与民运弄到一块。我是捍卫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让你去。”这里意思很清楚，郭是民运人士，沾边了，可能连累他们。后来郭飞雄因为从事民运被中共判刑5年。看来余杰们还真有“先见之明”，“排郭”是有自保效益的。 王怡事后强调《圣经》说要“服从权柄”也让人感觉，这话像是说给胡锦涛们听的，我们服从你们的权力，我们没有挑战中南海，我们只是去美国跟白宫的宗教徒们私下交流一番。 这种用强调“服从掌权柄者”来保护自己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余杰、远志明以及被洛杉矶牧师李戴维称为“中共官方学者赵晓”等人2008年底起草并通过的《旧金山共识》就呼吁中国百姓“以百般的忍耐、温柔、谦卑，顺服上帝赐予执政掌权者秉公行义的权柄”。“中国基督神学领袖们”的宣言虽然在“执政掌权者”旁边加了个定冠词“秉公行义”，但中共掌权者是“秉公行义”的吗？而且该宣言还为中国的独裁者祈福，说“我们祈祷，愿上帝赐福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更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 做了这番宣言宣示后，远志明们就更可自由地出入中国，余杰更是从美国到欧洲、到台湾，畅通无阻（还有刘晓波从笔会费用中提供的出国经费），直到他自己说被警察毒打了而去国（用合法护照获当局同意而全家离境）。 概括一句话说，余杰“排郭事件”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错误，不是“排郭”，而是扭曲了布什会见中国人权人士、发出“美国总统关注中国人权”这个政治信号的性质和意义。这样做一可以展示“我”比你们“高级”，二可以自我保护。否则我找不出他们要扭曲那次总统会见性质的理由。 余杰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为法轮gong团体说一句话。 在跟美国总统会面之后，余杰发表声明说，他们谈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问题┅┅我们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那就从我上面指出的应该是“关注中国人权”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退一步，这只是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见面交流。那余杰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任人皆知，法轮gong学员是一个在中国遭到最严重迫害的群体。无论法轮gong是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带强烈宗教色彩的民间团体，其信仰者在中国遭到的镇压最严重、最残酷。但是号称追求“宗教自由”的余杰们，在唯一这样一个呼吁美国总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机会中，从始到终，对法轮gong学员的遭遇却连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提。是余杰们完全忘记了《圣经新约》里反复地、特别地强调的对弱者和被迫害者的关注、同情和怜悯，还是他们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时的基督教那种严重排他的思想状态中去了呢？ 在今天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连罗马教皇都去关注犹太人和穆斯林人社会的人权状况，更别说美国总统，即使在美国一再遭到极端伊斯兰分子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仍对穆斯林世界的人权状况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帮助。 而中国的法轮gong，不仅没有做伤害基督徒的事情，还在他们的各种网站对中国迫害基督徒的事件给予报道和专注。至于双方信仰内容的不同，到底谁对、谁错、谁更高级，这不是一个“需要”或者“能够”探讨清楚的问题。宗教各自有理，本来就是冲突的/相互不买账的，只不过现代文明已经大幅地降低了那些冲突，而追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而余杰们如此心胸狭窄，如此排他，不仅有点吓人，也有损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形像吧？ 在布什总统的邀请名单中，除了郭飞雄被余杰们阻止没去成之外，本来还有高智晟等其他三名中国维权人士，但他们被中共当局阻扰无法赴美。我们设想，如果高智晟到场，他一定会提出法轮gong被迫害的问题，会呼吁美国政府关注。高智晟不是法轮gong学员，是基督徒，但他能够跳出自己的宗教设限，为遭到强权迫害的另一宗教团体仗义执言，这是远高于余杰们的水准和勇敢。在中国的维权人士中，高智晟遭到的迫害最严重（数次被毒打等），就是因为他为法轮gong群体大声疾呼。这点无法不令人联想，在那麽一个难得的、被余杰称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和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中，他们居然没有为法轮gong学员、没有为高智晟说一句话，这里除了“排他”之外，没有自我保护的考量吗？ 余杰们的排郭，除了自视“高级”，要跟民运划清界限、洁身自保等之外，很可能还有防止郭飞雄去白宫谈法轮gong被迫害一事。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绝口不提法轮gong，还想阻止其他人提。对此高智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郭飞雄去肯定要提出法轮gong问题，这也正是他们（指余杰们）所谓的郭飞雄去了之后要释放出很多混乱信息的想法。所以，你想，他们见到布什总统以后，按照他们自己说的，这是一个纯粹带有宗教色彩的会见，而恰恰目前对作为信仰被迫害得最为惨重的（法轮gong）问题，他们却一个字都没有提。” 该提的没提，余杰们反而批评了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建言美国总统应对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余杰居然把布什当作了胡锦涛，以为美国总统也可以对私营企业发号施令。布什总统当面告诉余杰，对于私人公司，美国政府不能施行监控。中国的“著名异议作家”（我猜推荐他们进白宫的人一定是这样介绍余杰的）就给美国总统以及他的主要内阁成员们留下了一个如此不了解美国体制的印像，也真有点太寒碜中国作家了。 余杰们的第三个错误，才是阻止郭飞雄跟美国总统见面。 很多人批评余杰王怡用威胁主办人的方式（郭去我们就退出）蛮横。当然那种方式不地道，但从权利角度，余杰们有这个选择自由。不管是因为不喜欢某个人的观点或行事作风，任何原因，他们都有权选择不跟某人一起参加一项活动。但是他们排郭的方式，却是通过几个人环抱祷告（包括傅希秋牧师），得出“是神的旨意”让他们把郭飞雄排除出去，这才是严重的问题——假借神明排斥异己！一种非常可怕、可以走向邪恶的东西。 祷告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祷告的内容，应是关于自身的；而不是去决定别人的事情。你可以为别人祈福，例如为生病的亲友祷告，但那只是单方祝福，而不是通过自己或某些人祷告作出决定∶这个亲友必须去（不去）医院，做（不做）手术等等。你可以祷告，却不可以替“神”做决定。也就是说，你可以祷告，希望“神”的大能让郭飞雄自己做出放弃去白宫的决定，但却不可以替神命令郭飞雄不能去。 余杰们的“排郭”祷告，让我想起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他本是天王洪秀全的下属，却以祷告之名，说上帝附体，让洪秀全跪下接神旨，还当众杖打天王，意在降低洪的王威，要取而代之。洪秀全当然清楚杨的意图，所以暗中调兵进城杀了杨全家和所属将领（二万人）。太平天国军由于这场内讧自残实力大削，才遭清军击败。 这种用“祷告”方式来决定别人的事情，是清楚的骗人行为！余杰曾写过“洪秀全是基督徒吗？”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是从杨秀清那里得到了假借神明的“灵感”吗？ 如果余杰不服气，那我明天“祷告”一番，然后说上帝的旨意是，需要余杰回中国，跟刘晓波呆一个牢房（受试炼）。余杰同不同意？当然余杰会质问，怎麽证明你说的是上帝的意思？那我现在就问余杰，那又怎麽证明你当时的排郭要求是祷告结果，是神的旨意？ 在这个“排郭事件”半年之后，余杰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说，他回到中国后，受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的邀请，到其官邸做客（这是余杰见布什总统时建议的）。当时“雷德大使还表示，他十分清楚我们在白宫与总统的会面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他正式代表总统先生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和王怡的建议让总统避免了与不该会面的人会面。” 余杰这话简直是在哄幼儿园小朋友。即使对美国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也清楚∶美国大使根本不会主动介入这种争议，更别说美国总统。布什总统事先完全不可能知道余杰王怡郭飞雄等是谁，他们之间有什麽争执等；“会见名单”是傅希秋牧师定的，他说是谁，就是谁。美国驻华大使怎麽可能清楚郭飞雄是谁，怎麽争议的，甚至还主动代表总统感谢余杰，使布什没有见“不该会面”的郭飞雄？ 这番所谓的雷德的话，不排除是余杰自己添枝加叶的。如果真是雷德的原话，那基本的逻辑是，余杰给美国大使介绍了整个事件，而且说了郭飞雄的坏话，诸如描绘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等，这样才导致美国大使说出那番话。我对自己的推理不仅自信，而且负完全的责任，更愿意有机会和余杰一起跟雷德当面对证。 余杰到雷德官邸时，排郭事件已沸沸扬扬，余杰也跟雷德说，“我为此受到了各种猛烈的攻击和辱骂”（这句话本身就证实余杰给雷德介绍情况），但他不仅毫无反省，甚至还要在美国大使面前继续“排郭”。自己已经假借神明强行剥夺了别人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事后还要继续诋毁。难道不是太过分了点吗？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诋毁的是他自己和基督徒的形象。 当年跟余杰王怡抱在一起“祷告”作出不许郭飞雄参加跟美国总统见面决定的傅希秋牧师，后来醒悟到这是错误的。去年初他在推特上说∶“多人希望我表态‘拒郭’事件，我认为完全做错了，并且希望将来余杰王怡弟兄能当面向郭飞雄道歉。基督徒应该有勇气认罪悔改。” 但不要说悔改，余杰们至今都没有认错。余杰在《关于与布什总统会面情况的声明》结尾中说∶“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作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高级教徒状”。我真想问问其他的基督徒们，你们说说，余杰所做的，他自己知道吗？ 2013年6月6日于美国 2013-06-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一带一路“只算了半本帐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述评（二）
何清涟 “一带一路”已经疯魔了中国。畅想其美好前景的文章很多，比如《新丝路，链接38亿人》、《互联互通，将释放多少“中国生产力”？》，不了解中国海外投资前世今生的人士，也许会发问：这些地区以前就存在，如果存在这么丰富的商机，聪明的中国人早干吗去了？ \投资必须计算收益与风险\ 凭多年追踪中国海外投资状况的经验，我只能说这些文章只算了投资这半本帐，即产能如何转出去；却完全没算收益这半本帐，即投资收益如何才有保证。中国这种行政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至今都只会算前半本帐，即如何让上级政府开政策口子，让银行将钱贷出来如何花出去；从来就不计算收益，将烂尾工程与债务当作“交学费”。 这“一带一路”囊括多少国家与地区？按人民网图解，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尽收其中。按照国内的盘算，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见图《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指标一览》），大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30%左右，很多国家对能源、矿产等资源型行业的依赖颇为严重。并且，在产业结构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产业层级，且与这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产业层级上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盘算下来，认为“一带一路”前景灿烂。 图表中所列国家，韩国、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当然不属于工业化初期。这些国家的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已臻成熟，不需要大规模接受中国的过剩产能，加上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举世闻名，幸运的话，最多有那么一两单。印度制造业、IT业并不比中国落后多少，人口众多，真需要建设基础设施，人家肯定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真需要中国帮助的充其量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及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等中亚国家。这些国家也许真如中国所愿，需要大量新建基础设施，可以接收中国的过剩产能。 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国在自带资金的同时当然也能自带施工队伍。投资回报可以有几种形式：一是这些国家用中国需要的资源折换，二是由中国修好设施后多少年内收费偿还，比如道路费、铁路营运权、过桥费等。三是由政府负责偿还。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该国政治稳定，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得有良好的国家信用而且很珍视自身的信用。但上述国家当中，有的国家政治极不稳定，有的国家不重视国家信用，还有的国家二者都欠缺。比如缅甸密松水电站，当初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签订合同的机构是缅甸政府合同商“Asia World”、缅甸电力部。中方自认为对缅甸对建立这世界上第15大水电站的收益前景颇为看好。但这个项目一直受到缅甸库区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搁浅，损失巨大， 2011年9月停工后，这些设备就停放在工地。对于这些大型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和租赁费用，公司每月都要损失上千万元人民币。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麻烦与亏损\ “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与以前的中国海外投资不同之处在于：以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是为解决本国能源矿产而进行的战略性投资，需求方是自身；这次是为了释放巨大的过剩产能，并构想了一个他国需要基础设施但无资金的前提。但二者均是投资，所以都需要收益，因此，中国以前的海外投资盈亏状态就值得参考。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设立了一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的数据库china’s global reach，追踪记录中国企业价值一亿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不包含债券）。该数据库显示，中国投资涵盖能源、矿业、运输和银行等多个行业。2005年至2012年6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了492个一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共计5051.5亿美元，其中90%左右是国有企业。能源行业最受中国资金青睐。从海外投资目的地来看，中国企业基本上不限地区，无论是美欧还是亚非拉落后地区，只要有市场有资源，都有中国企业的足迹。所谓“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中国其实已经有不少投资，2013年，印尼（307亿美元）、尼日利亚（207亿美元）、伊朗（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235亿美元）等，与2012年相比，增长极快。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专列有“麻烦项目”一栏，即后期遭到监管机构驳回、部分或全部失败的项目。2005-2012年，麻烦项目共88个，总额达1988.1亿美元。起初，大部分的麻烦项目涉及能源行业，后来，麻烦项目涉及的行业多样化。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合同损失最多的六个国家为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德国、尼日利亚、利比亚，占“麻烦项目”全部损失额的五分之三。 但麻烦项目是传统基金会的算法，中国方面自有一套盈亏计算系统。今年8月，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说，中国有20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亏损原因包括资产陷阱（资产评估）、劳动陷阱（劳工权益引起的劳资纠纷）、反垄断与国家安全问题（前述麻烦项目多由此引起）、税收、环保、公关等等。王没提到是国企海外投资管理层的监守自盗。 上述所有因素都依然存在，不会因为“一带一路”的投资是输出过剩产能而发生改变。 \谁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真正受益者\*** 中国近十余年海外大规模投资，是国际社会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均是私人投资，任何跨国公司都不会长久持续地进行这种亏损率高达70-90%的投资；也未曾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出现过，因为199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经济交流之外，不曾与其它经济体发生如此多的联系。1990年以后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蓄了如此财力，能够动用国家力量对外进行这种大规模、低效益的海外投资。这种情况改变了国际社会间的资源配置状况，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各国发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联系，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使民主世界与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不再处于对峙与冲突状态，变成了并存关系。这种状态是以前冷战时期未曾有过的。从客观效果来说，它延续了中共政权的寿命，使其在对内矛盾严峻之时，外部处于无压力状态。 但对中国来说，除了政治上的巨大收益之外，在经济上却处于负收益状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仍然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如果说以前中国对外援助最后常以动辄数亿、乃至数百亿减免债务的形式出现，最终是花钱买友谊，落了一个人情，那么，至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引致的亏损，完全就是净亏损。目前，中国海外投资还在继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中国1-10月份对外直接投资达819亿美元，外国在华投资为959亿美元，二者已经接近。在此情况下，考虑“一带一路”的投资，还象以前那样只算投资这半本帐，却不算收益这半本帐，很难将此理解为一种正常的投资行为。 广州《时代周报》今年9月2日一条消息，也许是理解中国海外投资虽然巨亏但仍然锲而不舍的一把钥匙：很多中石油系和中石化系中层官员，早在中纪委收网前已寻机移民外逃到了加拿大、美国、阿联酋等地，预计因此被外移的资金额度将在200亿-400亿元之间。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1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marshall-part2-20141118/252549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China forces the 17th Karmapa out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January 11th, 2000 The escape of the 17th Karmapa, the 14-year-old Urgyen Trinley Dorje, from Tibet to India has certainly embarrassed Beijing a great deal, for he was not only the highest Living Buddha in Tibet, but also the only one recognized by both Beijing and the Dalai Lama. In the four major Tibetan Buddhist sects -- Gelug, Kagyud, Sakya and Nyingma --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are the top lamas of the Gelug. Karmapa is the highest leader of the Kagyud and in a certain sense, his senior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alai Lama."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17th Karmapa's escape,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followers who accompanied him to Dharmsala, wa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ssigned two \ supervise' the 14-year-old religious leader." The Kagyud was the first Tibetan sect to adopt the system of reincarnation and has reincarnated to the 17th generation. The current Dalai Lama is the 14th reincarnation and the Panchen Lama is the 11th. The 16th Karmapa also escaped from Tibet to India, after the failed 1959 Tibetan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Before he passed away in the US in 1981, he left a will stating that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in Tibet. Beijing explained this as Tibetans' "hearts towards the motherland," and it was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search of the reincarnation. In 1992, Beijing selected Urgyen Trinley Dorje as the 17th Karmapa and held a grand enthronement ceremony for him. Now the escape of this Living Buddha appears to be the culmination of waves of Tibetans fleeing from Lhasa to Dharmsala.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Chinese media, the Tibetans have the freedom to worship, and the Chinese have reconstructed many monasteries in Tibet that were destroyed before 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has also granted huge 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 to Tibet. So why then do Tibetans, especially monks and nuns, keep risking their lives to tramp over the Himalayas and escape to Dharmsala? I learned, during my visit to the refugee center in Dharmsala in the winter of 1997,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00 monks and nuns, and about 8,000 children, who escaped to India between 1979 to 1997. Nobody knows how many others were swallowed by the ferocious snowstorms of the Himalayas. There has never been freedom of religion in Tibet since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Befor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ere were 592,000 monks and nuns among the 3.4 million Tibetans, or about 17.4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But in today'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 designated by the Chinese, there are only 46,000 monks and nuns among the 2.4 million Tibetans, accounting for just 1.9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netheless, in the free Tibetan society in India, monks and nuns account for around 13 percent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of 110, 00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a variety of restrictions over the conversion of monks and nuns, such as requiring parents to sign a contract guaranteeing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One also has to be at least 18-years-old and have obtained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o become a monk. It is still a crime for the Tibetans to hang the Dalai Lama's portrait in Tibet.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17th Karmapa's escape,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followers who accompanied him to Dharmsala, wa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ssigned two "tutors" -- one from Chamdo (倉都) and one from Shigatse (日喀则) -- who were both lamas an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 to "supervise" the 14-year-old religious leader. In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ctly regulated monasteries -- ruling for example, that no monastery can have more than 1,000 monks -- for it believes "a lot of people getting together will cause trouble." Therefore, in the largest monastery in Lhasa, Drepung (哲蚌寺), there are only about 600 monks. In contrast, in the small Tibetan society in India, many monasteries have more than 1,000 monks. In Hunsur, a Tibetan settlement in southern India, I visited a temple where there were 2,200 monks, including more than 100 under the age of 15. In Chinese-ruled Tibet, no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formally study Buddhism in a monastery at such a young age. Tibetan monasteries in India have produced more than 1,000 Geshes (Buddhist masters) in recent years, but there is not a single qualified Geshe in occupied Tibet. The atheistic communists will never understand and respect Buddhism. In an Orwellian world where "two plus two equals five," they believe in nothing but power and oppression. The flight of the 17th Karmapa has proved once more that no matter how harsh the rule the Communists impose and how hard they try to manipulate things, they simply cannot eliminate the God that lives within the Tibetans' hearts.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2000-01-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被中国政府遗忘的民权：无代表，不纳税
中国财税理论认为税收具有的“强制性、无偿性”这两大特质正好与宪政主义的税制理念相悖。 面对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中国人除了忍受央行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煎熬之外，还得面对加税的痛苦。国税总局局长肖捷10月份在《中国改革》撰文称，目前中国约30%的宏观税负，但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所以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肖捷还指称《福布斯》杂志认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行第二的说法有误。 无代表，不纳税 明年已确定要增加的新税种是房产税。尽管财政部官员公开表示不会向国民拥有的“第一套房”（即自住房）征税，征税对象目前主要是拥有多套房的房主。但公众却担心试点之后紧接着就是普征，腾讯网的一项房产税调查数据显示，将近8成网民反对普征房产税。 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房产税是否应该开征的讨论内容。反对者所持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房产税在本质上是一种财产税，只能对具有完全意义的财产征收。中国的房产只有70年使用权，因此不具有完全的财产意义，不应该征税。 在中国现有政治环境中，选择这个角度否定普征房产税的合法性可以理解。但我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有成熟的宪政主义的税制理念，从这个角度切入可能更易于培养中国人的公民权利意识。所谓宪政主义的税制理念是：人民自愿地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给予政府，为的是换取政府向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公民权利体现在税制上有两点：其一，无公民同意不可以征税；其二，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财政公开，即有权监督政府的钱袋。 宪政主义税收理念起源于英国于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大宪章》确定了一个重要原则――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这一原则不再说国王“征收”税，而是说议会“授予”（grant，give）国王以税。这样的话语体系清楚地表明了税的自愿性质。166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威廉继承了英国王位，接受了国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并制定了《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第4条规 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的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违法。” 这一过程表现了英国的租税法定主义的历史沿革――首先表现为封建诸侯反对国王随心所欲课征租税；最后表现为未经国民议会的承诺，国王不得课征赋税。 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一次抗税事件。1760年代，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1765年的《印花税法》与1767年的《唐森德条例》等导致北美殖民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宣传一种主张：既然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纳税。冲突日益尖锐，最后一些殖民地居民在麻省波士顿倾倒茶叶，对抗英国，引发了著名的独立战争。这一点后来成为纳税人权利的核心主张。 中国主流财税理论正好相反，将税收的强制性作为税收的第一个特质，认为税收是政府依据法律强制征收的，纳税人只要有应纳税收入，就必须依照税法规定如数上缴税收。这一理论正好与宪政主义税收理论相悖。 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与问责政府的权利 宪政主义的税制理论还规定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的权利。中国主流财税理论却将“无偿性”作为税收的第二个特质。这里所说的“无偿性”，指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因此，政府如何使用财政收入，无需向纳税人公开信息，也无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正是在这种税收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民公开财政收入的用途。近30年以来，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急剧增长，至2009年竟高达GDP的32％多（中国社科院财政所报告所列数据）。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干脆打通自己掌管的两只钱袋――央行与财政部，由央行大量增发货币以弥补财政之需。中国金融高官吴晓灵最近承认了这一点：“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日渐减少，质量日渐下降。最能说明政府放弃责任的是食品安全监管，由于中国有毒食品泛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干脆花钱租地开垦“蔬菜自供基地”，保证自己所属这个团体人员的餐桌安全。这意味着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滥用税款为自己构筑一条食品安全防护带，并逃避了应该负起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如果税收只强调强制性与无偿性，就与黑社会收取保护费没什么差别。目前中国启动一步到位的政改几乎无望，但中国至少可以效法英美经验，先想法管住政府的钱袋。英国提供的历史经验是从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入手限制王权。这一点，100年前的中国人曾经成功地做过尝试：1910年清朝建立资政院，当年就开始审议预算，将朝廷提交的预算额裁减了将近1/4。今天的中国人理应比前辈们做得更好。于建嵘曾提出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先做些改革，比如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使所谓“民意代表”名实相符，理直气壮地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我认为可以先做这一尝试，否则人大的存在又有何用？更重要的是：中共既然一心一意要保住执政权，成本最小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纳税人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从质量与种类两方面监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减轻社会怨恨。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11月2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0/11/101122\cr\tax\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24👍 0💬 0当司法权堕为“生财资本”之后
何清涟 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曝光之后，媒体的注意力集中于报复者陈玉献的精明与那股子韧劲，《南方周末》8月15日的报道“法官集体嫖娼案背后的司法掮客”，才算是带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司法权早已被法律共同体（法官与律师）当作了生财资本。 有关司法掮客的报道，其实在中国媒体上一直出现，只是常常语焉不详，是诸多案件带出来的附属话题，因此，“南周”这篇报道很有看头。 \司法掮客：中国司法利益链条上重要一环\ 这篇“法官集体嫖娼案背后的司法掮客”一文揭示的现象因为过分丑恶，在《南方周末》网上当天已消失，但在别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本文先简要介绍这篇长达4300字长文的重要内容。 该文提到： “80%的律师收入微薄，只能依附于另外20%有司法资源者”，其中“一些标的大的经济案件，律师只能拿到10%律师费，剩下的90%，到了法律掮客的手中”。在法律圈里，售卖自己手中的法律界人脉，从而影响案件者均被统称为“司法掮客”，身份各异，有律师、官员，甚至媒体人，他们利用一切可调配的资源，将司法审判引入预定轨道，从中谋取利益。凡是有司法利益的地方便有“掮客”的隐秘身影，小到劳教、取保候审，大到刑事案件或标的为天价的经济官司。为数众多的低中端司法掮客，主要赚取介绍人脉的“搭桥费”。但那些背靠大领导的大掮客，承办的主要是案件办理的转包生意。尽管大领导们的批示多为原则性的“公正审理”，但这样的批示，足以解决不予立案和延期审理的问题。 该文还提到，角逐这块司法蛋糕者，还包括退休的司法系统官员。据网络检索，上海排名前15位的律所，几乎均有上海高院和中院退休领导担任顾问角色。 如果以为这种“司法掮客”是上海特产，那就大错特错。据本人多年搜集的资料，这类司法掮客遍及中国各地司法系统，而且由来已久，只是名称各有地方特色，在广东叫做“贿托”，大法官黄松有在广东省司法系统结成一个潮汕帮，帮中就有广东“第一局长”杨贤才与广州最大的法律盛邦律师所主任陈卓伦，陈就是个有名的法律掮客，号称广州律师界第一个靠法律业务收入过亿的富翁。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更是经常利用职权干预案件的审判过程。其手段之一是用“批条子”的方式暗示下属如何处理案件。麦崇楷签批的案件只有两类，一是有关领导转来的，二是麦的亲属或亲信转来的材料。因此，当事人和代理律师不惜重金接近麦崇楷的儿子、情人、妻子及亲信，要这些“贿托”为自己转递材料，让麦崇楷审批。因贿托都是麦的亲近者，麦干预的案件曾发生过好几次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某一案件中，一审原告由麦的一位情妇代理，麦崇楷出面说话，原告胜诉，情妇得益；二审到了省高级法院，被告找麦的儿子麦永成转递材料，麦崇楷签批过问，被告胜诉，麦永成得益。 在各种法律掮客中，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数年中发生的著名法官腐败案当中，武汉中级法院案（2007年审结）中，有44名律师因向法官行贿被调查。天津法院破产窝案，律师姜志武亦是重要的贿赂中介人。在安徽阜阳中院的“窝案”中，除了律师作为贿赂中介之外，还出现了专门为法官介绍贿赂的“讼托”。 \律师为何成为法律掮客中的要角？\ 二律师行贿这一点构成了司法腐败与其他官员腐败的不同特点。其他官员的受贿案件往往发生在行贿人和官员之间，是双方的权钱交易。法官腐败往往不是直接发生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往往经过第三方如案件代理律师的牵针引线，形成三方共同参与的模式：当事人请托行贿、代理律师介绍贿赂、法官受贿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此时，律师的作用并非法律事务顾问，而是“腐败掮客”。 律师成为行贿中介，是中国党管司法这种体系的必然派生物。中国法律赋予法官在民事、经济案件审判过程中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法官除了需要听命于上级（党的领导）之外，不需要受任何限制，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留下了极大空间。 在中国的诉讼中，律师与法官相比，居于弱势地位。律师乃至当事人都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案子的胜负往往并不取决于法律和事实，而是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偏向或者更高权力的干涉。这确实是中国律师执业的司法环境，连诉讼当事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数年前，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受贿案中，几乎所有涉案律师都反映，在当地，律师如果不向法官行贿，就很难打赢官司。就连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重点都是考量律师在司法机关是否有“关系”，如果律师表示在法院没有关系，可能连案源都拿不到。因此， 相当多的律师不得不成为行贿中介人，代替委托人向法官行贿，使法律代理行为异化为介绍贿赂行为，这已经成为中国司法界的潜规则。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数年前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北京律师翟雪俊为得到充足的案源，给北京及广东数名法官写信并附上自己的名片，希望和法官“共享诉讼资源，共分可得收益”。翟提议的具体方法是，如果法官将自己主审的案件的当事人介绍给他，法官就可以得到所收代理费总额的40%。翟雪俊将此信广泛散发之后，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执照。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翟雪俊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实法官给律师介绍案源的现象很普遍，我以前也听很多律师朋友说起过，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综上所述，对于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这种中国特色现象，舆论干脆总结为“是被法官逼出来的”。 人类社会中，有三种腐败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摧毁性的，即教育、医疗与司法。教育直接影响到人类下一代人格的养成，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指人品及其人生观对青少年的重大影响；医生职在救死扶伤，相对于患者，其专业知识使其居于优势地位，其医德高下决定病人能否得到有效与人道的救治；法官的品行决定这一职业代表的社会正义能否实现。很不幸的是，这三大职业在中国都已经严重堕落，有一段子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三种蛇咬老百姓，叫黑蛇、白蛇、眼镜蛇。你一生病白蛇咬你，你吃官司黑蛇咬你，你孩子一上学，眼镜蛇咬你”。这三者当中，司法腐败的影响和后果要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恶劣，因为它使社会秩序丧失了最后一道制度屏障，使司法判决沦为利益的工具。司法权沦为法律共同体（法官与律师，有时还包括检察官）手中的谋利工具后，社会成员对规则（法律）不屑一顾，只迷恋权力与暴力。可以说，中国社会高度丛林化，与司法系统的腐败直接相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1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justice-corruption-20130816/1731467.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8/justice-corrup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新桃换了旧符，控制日益严厉——分析中青报事件引起的几个普遍误解
最近，《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就该报新的考评方法发表的公开信，再度将中国政府控制媒体一事推至公众视野。 外界通过这一事件看到了中青报社的内部控制特点：一是报社内部评价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是让政府（其实就是官员群体）满意；二是报纸与主管单位的关系。有些评论（尤其是有些国外媒体）误将这几点当作《中国青年报》现任领导的独创。 其实就事实而言，上述几条均非中青报面临的独特境地。这一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中青报过去20多年来曾经有过一段追求成为真正媒体的辉煌经历，只是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日益严厉，无法逃脱惨遭阉割之命运。于是先有卢跃刚，继之有李大同等不想成为“喉舌”的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些“喉舌标准”。因为李而亮制订的“喉舌标准”确实将中国媒体披上的那件“舆论监督功能”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因此也将媒体从业者勉力保持的那点自尊撕得粉碎。 在中国，任何一家正规一些的媒体，都有一套用于内部计算工作量的考评标准，这些考评标准毫无例外都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行政级别越低的媒体，考评标准的政治色彩也越重。考评标准的主要用处是鼓励记者写出“政治导向正确”的新闻，并计算工作量。这些“政治导向正确”的“好新闻”，固然让政府（官员）满意，但未必就让读者喜欢。这几年，中国有哪家报纸开会不是天天讲“要提倡政治家办报”、“要弘扬主旋律”？――这里的“政治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家”，指的就是视服从上级精神为“天职”的政治庸人；而“主旋律”就是“党的意志与党的声音”这一老说法的与时俱进之表述。 至于团中央与中青报之间那种“老子与儿子”的关系，其实只是将政府文件堂而皇之规定的“主管（主办）关系”用难听一点的说法表达罢了。这也不是中青报与团中央独有的关系，中国每家报纸杂志都有主管单位。在中国政府管理媒体的手段当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对新闻媒体实行“批准登记制”，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省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行使审批权。 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媒体“批准登记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办报人资格设置了种种限制。最重要的一条是任何传媒都要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而这些“主管单位”必须是属于党政系统的“党委、政府、工会、青年团、妇联”的组织，非此类组织连申请资格都不具备。 这种主管与主办关系先天性地决定了两点：第一，传媒确实与主管单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亦即“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传媒负责人如果公关有术，这位“老子”对“儿子”的管理就松懈一些，“儿子”在取得“老子”信任的情况下，自主权也就大一些。第二，中国是个人治国家，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水平也就决定了管理的水平。团中央以前主管中青报的负责人可能相对要开明一些，有时能够帮中青报撑撑腰，所以过去中青报还能批评一下地方政府与官僚的违法违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青报就不是团中央这个主管（或者主办）单位的“儿子”了，只能说“老子”是明白人，“父子关系”和谐一些。 现在，遇到李而亮这种党文化熏陶出来的思想僵尸，中青报办报的回旋余地就越来越窄，作为“儿子”的行动自由也就越来越小。可以说，中青报的命运与近两年胡锦涛正式就任总书记后，对自己的“龙潜之地”特别在意有关。李而亮奉命镇守这块“宝地”，他努力揣摸上意制订出如此规章，只能说行动过急失当，管理水平有限，但不能说这是他违背了党的意志所采取的个人行动。 李大同们的反抗是悲壮的。但有这种刑天式的反抗，总比大家集体堕落成为侏儒好得多。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8月25日，总102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7👍 0💬 0王岐山去留为何成为中共十九大前的焦点？
何清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即将届满五年，这五年确实是步步惊心：上位之前，遇到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联合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大位争夺战；上位之后，面对或明或暗的各种政治反对势力，习近平不得不通过反腐清除政治对手，顺便打扫一下腐败之极的官场，总算将党、政、军三大系统做到大致清盘，重新布局。但在十九大召开的2017年，却遇上了情治系统的集体反叛：前国安部常务副部长马建选中的商人、劣迹斑斑的郭文贵在美国的所谓“爆料”，目标是“清君侧”，通过指控习近平反腐决策利剑——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让王岐山在十九大出局，习近平成为孤家寡人，无得力之人助他反腐。 “清君侧”其意何在？ 郭文贵有很多视频讲话，但从来没有表明自己要反共反政治体制，一直对习近平称颂有加，连“千年圣君”这种颂词都不吝奉送。所谓“郭七条”，是郭文贵5月13日在其直播视频中首次提出的“革命纲领”，被其支持者概括为“四反三不反”：反对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习近平）。从他整个“爆料”过程中反复强调的内容来看，主要目标是保财、保命、报仇，顺便为贪官申冤。即便在最近的9月15日直播当中，郭文贵仍然坚持说：过去五年所有的贪官都该放出来。经常与郭合作的明镜网总裁何频也对此呼应：凡十八大以来打倒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冤案。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中国媒体称为“习近平反腐”或者“习王反腐”（英文媒体用X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经常展示的“铁腕反腐成绩单”上计有：三年多100多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含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60余位将军，其中包括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100多万官员受处分，掉了乌纱帽。如此铁腕反腐，决策当然由习近平做出，但雷厉风行执行之功，非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莫属。因此，中国官场对王岐山又怕又恨，称“宁见阎王，不见老王”。因此，要为贪官申冤，惩办了这么多贪官的王岐山当然务必除去。 郭认为王岐山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多次爆料，称王岐山是个大贪官，在美国拥有18套豪宅，中国海航公司为其私生子贯军所有。对此，中国方面没有回应，因为中共政府公信力太差，就算回应，也没人相信。不少中文网站跟风报道郭的爆料，乐见中共陷入困境。一些西方媒体最初对郭表现了兴趣，如《纽约时报》等，一般会转述各类指控，但会附上一句，多数无法得到证实。王的房产问题，《纽约时报》等并未引述。只有美国的阿波罗网站对此做了认真调查，发布了《阿波罗网独家调查郭文贵指控王岐山妻美国房产》，结论是无一套为王岐山家族拥有。 英国《金融时报》远离爆料中心美国，不久前发了篇文章，点出问题所在：“王岐山也树敌颇多，尤其是在他主抓反腐运动的五年间，这加大了他陷入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风险。今年早些时候，现居纽约的一位此前鲜为人知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在Twitter和YouTube上对王岐山及其家人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指控。多数指控都围绕王岐山家族与海航集团（HNA Group）的所谓关联。海航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已引起了海外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海航断然否认了郭文贵的指控，且这些指控没有一项得到证实。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计算王岐山在官媒上‘消失’的天数，作为他与习失和的一个潜在迹象。”（《王岐山：中国的铁腕执行者》，《金融时报》，2017年8月3日）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阐明了一个事实，反腐让王岐山成了官场的众矢之的。这次郭的支持者当中有不少就是贪官亲属、甚至情人，有人的身份还被视频公开了， 推特上郭粉对王岐山的切齿之声可闻。我曾公开发文指出，官员群体尤其是反腐的利益受损者群体，个个有如明朝末年崇祯时期的京师百姓，恨不得将王岐山变成袁崇焕，争啖一块督帅肉。 诡异之极的倒王大联盟 诡异之极的是：郭文贵在前台爆料主导的这场旨在为贪官申冤的“郭氏推特文革”，竟然将官员、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这三大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的群体吸纳进来，成为郭氏推特文革的主要参与者。 在反对习近平、王岐山联盟这一点上，官员、反专制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这三种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的群体暂时合流：官员因2013年以来习王联盟的强力反腐，落入郭文贵说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实判死刑者极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斩断习的得力臂膀；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的统治。更为戏剧性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等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们冀盼“老领导”幕后发力，郭文贵前台领导他们公开活动，让十九大成为习近平的恶梦。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盼望在中共倒台之后自己取而代之；国内的底层失业青年则希望借郭之力“翻身”。除了官员群体之外，后述几种人都在郭的爆料中看到了“希望”。 郭文贵这个借国安势力发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国、本身也劣迹斑斑的商人，竟然成为几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冲突的群体共奉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这一诡异现象表明：由于习近平对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过于峻急、用政治高压手段对付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对言论空间的严重打压，所有阶层都对习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败）严重不满。在极端压抑之下，任何一点空间，都可能成为各种反对者的集结之地。“郭氏推特文革”的支持者求变心切，不少参与者各怀目的，甚至不计较郭文贵的动机其实与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合，这种短期聚合不可能形成实质性力量集结，但却暴露了当下中国革命力量的若干问题。 习近平的考量 习近平的尴尬在于：他过去五年的主要政绩就在于反腐，通过反腐清理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的潜在反对势力，这也是批评者指责颇多的“选择性反腐”。他更明白，王岐山只是在执行自己这位中共总书记的决策，《金融时报》的定位非常准确：王岐山只是个铁腕执行者。 郭文贵爆料引发对王岐山的种种不利猜测，包括身败名裂下台等。当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声称“要保护在风口浪尖上的领导人”之后，网上流传王岐上到了肝癌晚期，不能在十九大之后继续任职。总之，在五年反腐中的利益受损的官僚集团想营造一种印像：王岐山引发了天怒人怨，必须去职，不管用什么名义，惩罚最好，不惩罚让其病退也行。 这实际上是向习近平逼宫。习近平如果畏惧以国安情报系统为代表的党内反对势力，让王岐山退下，在今后的执政生涯中，注定会孤家寡人，道理很简单：一个领导者如果连尽忠职守的助手都无力保护，不会再有人实心任事。更重要的是，这既意味着他对自身这五年来最重大政绩的自我否定，也预示他连第二个任期的五年都不能平安度过。 中国需不需要反腐？ 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反腐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界人士，如果因腐败被法律追究，没人能够指责总统选择性反腐，这是制度优势。 但在专制国家，权力高于法律，也因此，反腐从来就是权力意志的贯彻。王岐山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接任中纪委书记时排名最后），他的职责是配合习近平的需要反腐，当然包括挑选位高权重的政治高层作为反腐目标。 对于专制国家的掌权者来说，反腐既关系政权安危，也是统治者驾驭僚属的金马鞭。如果不反腐，象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那样，国家资源被蛀虫吃空，然后将资金转出国外，留下破旧河山与大批心怀怨愤的穷人，这叫做“不反腐亡国”。但如果全面开花地反腐，则势必官场怨声载道，这叫做“反腐败亡党”。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时期，胡本人只能约束住自己的儿女，发现社会对其子女的腐败有指责时让他们退出，不敢要求其他常委照做。于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将自家领地变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链条，比如周永康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系统 成了周氏王国。 当然，为了保持政府还能运作，中共当局也偶有常规性的反腐，抓点厅局级与级别更低的官员，省部级偶有个案，但政治局常委一级是从来不会触动，这种反腐不是为了根绝腐败，而是为了粉饰门面，让政权的合法性油漆不至于剥落干净，这艘船还能行使。习近平2012年开始的“反腐”，以清除政治对手为主攻目标，官场原以为是新君上任三把火，扫清帮派就没事了，等这场反腐运动过后，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旧吃喝玩乐收钱办事。没想到，“反腐永远在路上”，原来在江胡时期轻描淡写的常规式反腐变成了常设规制，江、胡两朝皇上都认可的分赃政治就这样废掉了。以前那种分赃政治下，官员过得很惬意，大吃大喝是正常，生日收礼弄个几十万根本不是事，攒足钱后将妻子儿女往外一送，国内有点风吹草动，立刻脚底抹油，成为他国移民。如今换了皇上，就要改规矩，官员弄得不敢公然大吃大喝、不能公然索贿，还要海外追逃，这日子过得真是没滋没味，于是以懒政应对，对反腐当然更是一百个不满，只是不敢公然说出来。这次郭文贵以王岐山为主要目标的“爆料”，宣称要“为贪官报仇”，国内官员群体与海外众多贪官家属听闻之后，都欢雀跃，展望前景：如果逼得习近平从此放弃反腐，回归江胡时期状态，让中纪委再度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官员日进斗金，反腐机构、监管机构与腐败官员“猫鼠一家亲”，乐园失而复得，岂不快哉。 一个政权如果公然放弃反腐，那就成了强盗山寨，而且中国也早就经不起江胡时代那种上千万官僚竟相贪污搜刮的腐败，因此，习近平的反腐是必要的。但这种反腐也有天生的问题：人治下的反腐，必然是有选择的，对稳定政权危害最大的必然先受惩治。如果仅仅因为选择性反腐，就否定这五年的反腐，就意味着中国从此只能放任所有人公然腐败，这种国家，还能称之为“正常国家”么？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打着“民主革命”旗号、公然反对政府反腐败的“推特革命”，不是中国之福音，正好说明了中国人价值观极其混乱，陷入了彻底的道德无秩序状态。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183期，2017年10月5日（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7/23283）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中国企业领袖“拉美化之忧”的解读
最近谈中国拉美化趋势成了时尚，上网路搜索，竟然跳出一个条目：“中国企业领袖的‘拉美化之忧’”。 中国企业家们当中不少人是中国拉美化的受益者，他们竟然也担心中国的“拉美化”？这真是中国之福了。于是赶快阅读，这才发现，他们的“拉美化担忧”与国际社会通常理解的“拉美化”并非一回事。 笔者2002年初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里，对比拉美一些国家，总结了中国正在“拉美化”的五大症状：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而这些企业家的“拉美化担忧”是对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经济主宰的担忧。面对外资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引进外资大国，本来同声连气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们对引进外资的巨大成就之反应是如此不同，政府兴高采烈，而中国本土企业巨头们却一再发出疑问：“未来10年20年，中国企业还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吗？” 企业家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汽车行业虽然大发展，但核心技术和部件都掌握在外资手里，合资多年的结果，中国的汽车企业都成了“壳企业”，连自己的品牌都没有了，变成“世界上最复杂的贴牌工厂”。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彩电、冰箱、VCD、DVD、PC、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行业，国内企业全是在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的情况下为跨国公司打辛苦工，规模虽然迅速做大，毛利却也在迅速降低，“以市场换技术”的谋略宣告失败。出于对企业前途的担忧，企业家们发问：“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出现类似拉美国家发生过的产业转移，外国资本急速撤出，中国经济会不会也像拉美国家一样急剧衰退”？由于这些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学界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于是“要警惕中国经济被外资控制，关注中国经济安全”已经成了近期内频频见诸媒体的呼声。 不过，外资成为中国经济主宰，其实并非国际社会通常所理解的“拉美化”。中国企业领袖的担忧倒与60年代西方一个左翼学派的观点极其相似，这一观点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当时，这种观点认为，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引进西方企业的结果是把本国的经济命脉交给西方国家，成为“依附”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这种说法后来被70年代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事实彻底否定，因为东亚国家引进西方企业和技术的结果是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结果在很多领域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南韩、台湾都曾有过引进外资的类似经历，但他们并非是依附西方的“经济殖民地”。 其实，中国政府大量引进外资，除了种种台面上的理由，比如为了扩大就业机会，为了政府的财政税收，还有说不出口的苦衷，即为了弥补资本大量外逃可能引起的资金失血。对于官员们来说，除了业绩考核的需要之外，还有私利的考虑，即外资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的各种机会，如家属移居外国，子女留学等等。而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难，并非外资过多所引起。中国企业除了本身竞争力弱之外，还要应付复杂的生存环境，这些，需要另外专文阐述。 中国的经济精英从总体上来说，正好是中国拉美化的受益者，他们对政治民主化从来就不热心甚至持反对态度，其利益一直依靠政府（官员）赐予与保护，通过与政治精英的利益结合分享资源。而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却与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中国企业家们因为缺乏权利（在宪法权利上，他们与民众处于同等地位），不敢堂堂正正要求本国政府限制外资进入并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故此只敢曲里拐弯地拿着“国家经济安全”说事。而中国这个全能政府的行为逻辑必然是：放着政府在这里，国家经济安全用得着你们担心吗？ 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令他们矛盾，他们受益于这一体制，但也受制于这一体制。他们与政府（官员）结合的基础只是脆弱的眼前利益，又怎能要求这个政府放弃更大更吸引人的眼前利益来为中国企业家们未来的发展考虑？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0月7日，总5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
引言：中国缺少一把衡量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尺 衡量已届30周年的中国改革，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富国强兵，另一个是人权进步与富民。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坚持只用“富 国强兵”这一标尺来衡量这场改革。用来赞扬成就的主要是GDP总量，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至于政府分配功能的畸型导致的严 重社会不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建立于劳动者权利被严重剥夺之上这一事实，以及人权状态的恶劣，却是政府不愿意检讨的话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而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至少应该将社会的多数成员――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考虑 在内。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及土地等生产要素均参与分配；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强调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无论是按照哪种观点，劳工权益都不 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但恰恰是在中国这个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国家，无论是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工资收入）还是劳动者的权利，都处于近乎悲 惨的状态。劳动者工资增长的幅度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特别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社会成员劳动所得之比重长期偏低的情形，完全背离了社会正常发展的目标 和经济增长的本来目的。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支柱之一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然而，为什么维持“世界工厂”运 转和盈利的上亿劳动者反而不能正常地分享到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呢？在一个至今仍然宣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成为“救世阶 级”的工人阶层为何会沦为世界各国蓝领当中境遇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制造”：庞大的血汗工厂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制造”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国 攻城掠地，一些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许多数据都展现了“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增长了近3倍， 比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10倍\[1\]。中国制造的三大主要类别－－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成了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主力。2006年，中国玩具在国际市 场的占有率高达70%\[2\]；鞋类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3%以上\[3\]；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 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递增，从1995年起连续10年保持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4\]。由于“中国制造”的支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 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 69.9%。\[5\] “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以低廉价格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以进口“中国制造”产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国市场为例，近年德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也非 常迅速。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5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3倍，中国已成为德国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贸易伙 伴，仅次于法国和荷兰；与其它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引进的“中国制造”当中，办公设备、电脑设备与元件占18.6%，其次是电视、无线电和电器元件 \[6\]。 1．是什么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迅速过渡到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产品，到底依靠什么？且来看看引 起世界恐慌的“中国制造”的背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 与环境成本，“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对“世界工厂”这一称谓，中国最初是坦然接受，并将此当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 重要标志。但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到本世纪初，中国原来矜夸的 “优势”竟然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萎缩，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持续走低，与1980年代前半期消费率维持在53%到51%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益繁荣，国 民经济的消费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内，就从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从 经济发展当中获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 闻名的东亚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在65%以上。显然，如果用消费率来衡量，总体上看改革时期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明显获益，而本世纪以来则处于利益受损的状 态。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消费率过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然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制造”就会陷入困境。比 如，2008年“中国制造”的三大“主打”产品玩具业、纺织服装业与制鞋业的厂家大批破产，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国际市场寒流。 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如果观察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 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 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正因为如此，当全球都在为“中国制造”的洪流惊恐的时候，中国厂商却 正在为“中国制造”的无利可图而苦恼。 2．“象刀刃一样薄的利润”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 售的一种儿童玩具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 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的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 元；工厂的生产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是每件 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场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这条 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10美元，仅占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则由各个经营环节参与分利。不仅如此，近年来不 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大都采取先付货、后结算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收到货物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把库存成本转嫁给 了生产者\[8\]。 多年来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稳居第一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实一直依靠国内的出口退税制度维持生存。在2006年下调出口退税率之 前，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为13%，而领取了出口退税的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不过5%而已；退税率调整到11%之后，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也相应萎缩到3%左右 \[9\]。 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伯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形象地形容“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有许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润却只有刀片那么薄。\[10\] ” 3．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到底有多低？ 参与“中国制造”的厂商除了依靠维持过多年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优惠之外，压低工人工资几乎成了“铁律”。衡量中国劳动力的 工资有两个标准，一是绝对标准，即与他国同类劳动力相比较；二是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态有关，后者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 素和相应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及劳工政策和制度。 从绝对标准来看，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之低，一直是国际社会杯葛的一个话题。“三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 出口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达到28万户左右，在中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占 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但许多“三资”企业的工人都在超强度、超负荷、超体能、超工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由于疲劳过度而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调查，在 “三资”企业工作的外地劳工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每周至少6天。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7到23岁，每小时基本工资仅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 150美元\[11\]。2004年以来，由于工资太低，一度发生“民工荒”，不少企业被迫提高劳工工资。即使如此，中国工人的工资还是非常低。据《纽约时 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大工厂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其中最低工资每月不足80美元；鉴于员工通常每 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按照跨国公司支付工资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是77美分，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17.72 美元\[12\]。《华尔街日报》曾将韩国工人工资与中国劳工收入加以比较，“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还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而 在中国的广东，最新出台的“月最低工资”规定是8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资为什么涌入中国，以 及中国的加工贸易为何能蓬勃发展\[13\]。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元。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工人的小时薪资仅为40到60美分\[14\]。该报告举了 一个例子，“‘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称为“肮脏的‘苹果’制造业”之所以能牟取超级暴利，原因之一 也是在中国使用“廉价高强度劳动”。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iPod工厂是Foxconn代工组装工厂，位于深圳龙华的Foxconn工厂雇佣了20多万员 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报道称，这些工厂生活住宿条件极为简陋，而且不允许外人进入；厂内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时以上，每月工资仅合27欧元（约270 元人民币）\[15\]。 二、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 二战之后，GDP日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只追求“国富”，对使用GDP作为衡量国力的标准更是有狂热的偏好），但欧美民主国家更多地用 民众福利（包括工资与社会福利在内）作为衡量本国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指标。若用后一种方法来衡量一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作国际比较，可以采用国民 的工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这一指标。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盛传一个说法，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GDP的50-60%”，笔者无从查考此数据的 出处，仅以此为比较中国相关数据的大略参考。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由于这一指标会显示出不利于官方的结果，所以国家统计局经常故意回避使用这一指标，相反 则偏好用“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16%”\[16\]之类来宣传劳动者待遇的提升。 与中国劳工工资偏低、消费力萎缩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政府收入在经济增长中迅速攀升。若比较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及相互消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当局追求“富国强兵”、忽视“富民”这一社会发展目标的局限性。 1．决定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制度因素 在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中国的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长期偏低，而过去十多年来政府 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却呈持续扩大之势。表1所列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不断降低工资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然后以出口和投资拉动 经济增长，始终停留在一种缺乏内生动力的对外倚赖式增长陷阱之中。 在讨论表1内容之前，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判断政府收入有多少，大体上有三种计算口径：小口径是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口径即 财政的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大口径则是预算内、预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制度外收入。如果按照国内有些学者采用的大口径来计算，那么政府部门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17\]。笔者采用了中口径，因为资料易得，可逐年比较。第二，改革以来尽管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人数与全国人口总数对比，可以发现，从1978年到2004年，城镇就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9.9%上升到20.4% \[19\]，翻了一番。为什么全国总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这表明城镇就业者的收入状况恶化，除了 部分领取工资的就业者工资偏低之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城镇就业者（约1亿左右）没有固定工资，处于半就业或临时性游动就业等低报酬状态。 表1：中国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之比较 年 份 GDP总量（亿元） 政府财政收入（预算内＋预算外）\[18\] 职工工资（亿元） 总 量 占GDP比重 总 量 占GDP比重 1978年 3,624.1 1,479.37 40.8% 568.9 15.7% 1985年 8,964.4 3,534.85 39.4% 1,383.0 15.4% 1995年 58,478.1 8,648.70 14.8% 8,100.0 13.9% 2000年 89,468.1 17,221.66 19.2% 10,656.2 11.9% 2002年 105,172.3 23,382.64 22.2% 13,161.1 12.5% 2004年 136,875.9 31,095.47 22.7% 16,900.2 12.3% 2006年 209,407.0 45,373.38 21.7% 24,439.0 11.7% 2007年 246,619.0 59,304.00 24.0%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来自国内媒体的报道，见2008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统计结果公告”（国家统计局公告2008年第1号）：“根据年度统计结果，2007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4,932元，日平均工 资为99.31元。”但统计局未公布计算职工年均工资的全年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等数据。 表1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即“分税 制”后，9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财政收入从 8,649亿元增加至17,222亿元，在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4.8%提高到19.2%；与此相对应的是，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却从13.9% 降到11.9%。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7%，而职工工资的比重则降为11.7%。显然，政府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的此长彼消是中国改 革的一个不容否认的结果。毫无疑问，建立在这样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劳动者的增长，而且必然缺乏可持续性。 中国官方经常以“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就优于俄国而自得，其实，将上述中国的数据与俄罗斯的资料加以比较，就能发现，那种既无 自知、又缺乏对它国准确认知的自得是如何可笑。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的工业年均增长6.64%\[20\]，而2002年俄罗斯 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为47.1%\[21\]；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 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22\]；结果，从1999年到2006年，俄国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从30%下降到14%\[23\]。与俄国相比，中国的职工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俄国，所以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也自然会低一些， 但在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翻番的情况下工资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被解释成中国改革的“成功”。从民众受益这个角度去看中俄两国的转 型，究竟何者才是“以人为本”，何者是“以官为本”，高下立见。面对这样的事实，官方和御用学者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种种辩解，不是苍白无力，就是谬导误释。 近几年，比较中印度两国经济是热门话题，但两国的工资差距却常被忽视。印度的工资连续多年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全球最大的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其中，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了11.6%，是亚太地区最快的国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不到9%，仅2005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9%；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是 7%。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4\]。事实上工资差距（即国民的消费能力）已影响到中 印两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由于缺少一个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风险大大高于印度。 必须指出的是，考虑到这些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公职群体的工资增长有密切关系，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具体来看，中国的职工工资增长状态有以下两大特点： 1.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其中公职人员的工资呈刚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5年以 后，政府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作过8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共计三次给公职人员加薪（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25\]。单纯就工资收入而言，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确实不算太高；但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的公务员收入都远 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更何况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的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便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 职业。另一组数据更能说明公职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 15,766亿元，占GDP的13.52%；政府部门总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公职群体所消耗，这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花费的 6,000多亿元（接近当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上述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26\]。 2.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总额却增长缓慢，甚至少有增长。比如，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 期，但在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蓝领员工的工资竟10年未涨\[27\]。同时，蓝领阶层在享受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金、失业保险等 方面，还面临严重的歧视。 在中国，无论是公职人员的工资还是劳工工资的决定，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中国政府连续多次给公务员加薪，毫无疑问是制度偏 倚的结果。与中国特色的政治相对比的是，在中国当局努力贬损的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 三的州议会批准；最重要的是，美国还奉行“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 中国劳工在与资本的博奕中之所以会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首先与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中国当局确立的国策 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以GDP增长速度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种政绩考核体系必然使地方政府不惜一切追求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以牺牲劳工利益为 代价吸引外资，依靠过度榨取劳工血汗获取产品竞争力，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施政手法几乎成了地方官员心知肚明的条规。可以说，在苛剥劳工方面， 中国政府与企业结成了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中国与民主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在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政策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中国民众 至今尚无影响国家政策的诉求管道与制度化能力。因此，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面对资方的惨败，从表面看来是劳动在与资本的博奕中失败，但其实背后却有 制度的政治裁量。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其中固然有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呈无限供给趋势这一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还应该看到，劳工阶层工资增长缓慢的 更深层次因素是中国劳动者缺乏权利。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超低是因为政治制度起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国当局从不允许劳工自行组织工会，这就使得劳工在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时，不能组织起 来参与谈判，无法具有作为一方谈判者的主体地位。 由于劳工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不能组织工会集结成有组织的力量。一盘散沙式的劳动者是无法与资方通过谈判有效维护自 身权益的，更何况资方背后还有地方政府在撑腰。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 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2．中国工会“一身而二任”的双面角色 在美国与欧洲，工人从来不会被称为“弱势群体”，劳资双方在政治制度规定的权利框架之内的博奕决定了劳动者的生存境况， 而工会势力之强大，也早已令政治家必须重视。中国的劳动阶层之所以被称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更在于他们政治社会权利的缺乏。 这里有必要解释中国官方工会的性质。国际社会虽然知道“中国至今尚无独立工会”，但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 定性为“较温顺的工会组织”，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工会根本不是由工人群体中自发产生并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它只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延 伸，因此中国的工会机构长期位列政府系列的“党政工青妇”几套常设班子之中。“全总”及其辖下的各级工会与民主国家的工会有三点本质的不同：其一，经费来 源不同，各国工会的经费均来自会员所交会费，而“全总”的经费主要由财政拨款。其二，民主国家的工会负责人乃会员选举产生，他们不能同时具有公务员的地 位，更不能由政府任命。而中国的工会负责人，从中央到省、地级市、县，无不列入政府官员编制，由人事部门任命，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也是行政任命，处级以上 的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事实上，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会成了安排当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机关。据浙江省的一项调查，75%以上的工会干部来自党 政部门，只有11%的人来自工人\[28\]。其三，民主国家的工会独立于政府，它为了劳工利益与政府部门讨论、谈判，但绝不会沦为政府的附属品。而中国政府 对“全总”及其活动保持着绝对的控制。尽管工会声称自己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的真正作用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宣传劳动纪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 表工人与雇主和政府交涉。正因为如此，在前苏联，工会被当局称为企业负责人（由政府委派、代表政府）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中国的工会模式至今仍然是苏 联版，改革并未使工会的官方属性发生什么变化。可以说，在中共的控制下，官方工会系统即便有一些为劳工争取利益的功能，也必须完全服从于党政部门的需要； 与其它官僚机构相比，它处于相对弱势。如果说，有些工会干部能相对积极地为劳工呼吁，那也不过是因为地方党委任命的工会负责人个人对工人有更多的同情而 已。 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各地的国有企业与党政事业机关均设有工会，这些工会并非为维护职工权益而设。如果询问任何单位的工会会员， 工会发挥什么作用，得到的答复肯定是“工会是给职工发放福利的机构”，比如节假日组织职工旅游，或者给职工发一点节日食品之类。90年代后期以来，各企业 的工会虽然形式上代表工人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但工人从来不认为工会能代表工人捍卫或者争取权利。 从2006年开始，官方工会在美国零售集团“沃尔玛（WalMart）”等外企当中开始建立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当局还在 8,0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这些举措并非为了让工人有维护自身权利的组织工具，只是为了让党的势力更深入地渗透到企业当中，从而使党握有更多 的控制企业的筹码。而众多外企管理层凭多年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经验，也很明白此“工会”并非民主国家的彼工会，只不过是中共政府打进外企中的一根楔子，这 根楔子的作用取决于党的需要，既可以成为外企对付工人的一张牌，又可以成为党用来对付外企的工具。如果有外企工人自发成立工会，既得不到“全总”及其下属 各级工会的保护，外企管理层也会想方设法打压独立工会负责人直至将其解雇。 北京海淀区中日合资企业“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相模”）解除该企业工会主席唐小东劳动合同一案，就很能说 明工人自发组织工会的尴尬处境。2003年8月22日，“三环相模”的工人自发组织职工大会，选唐小东为工会主席，这一选举结果于8月29日得到海淀区总 工会批准，取得合法资格。2003年9月9日，“相模”工会向企业行政方发出了第一号工会文件，要求公司于9月30日前与未签劳动合同的部分工人签订劳动 合同，并补发部分加班费、补缴社会保险金等。2003年11月3日，企业行政方发布“关于解除唐小东总务部经理的决定”，以唐小东未做好本职工作为由解除 唐的职务。在各方斡旋之下，“三环相模”于2004年1月8日收回解职决定。2004年8月30日，“三环相模”以唐小东严重失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唐小 东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工会干部维权的打击报复，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但无任何结果。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的援 助律师受“三环相模”工会的委托，向海淀法院起诉“三环相模”侵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唐小东离开“三环相模”后失业，曾以工会干部身份向海淀区总工会 申请失业求助，未获批准\[29\]。此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此前从未有过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在“全总”领导下的企业工会也未发生过工会主席被企业报复 开除的先例。“相模工会”虽然成立后得到了海淀区总工会的承认，但在官方眼里，它与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工会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唐小东这个合法的工会干部既得 不到政府部门的政治支持，也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解决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要了解中国的劳资关系，必须了解劳工阶层面临的体制重压，否则便难以理解，为何中国的劳资关系被扭曲成如此现状。解读2001年通过的《工会法》是了解中 国劳资关系的一把钥匙。《工会法》第27条称：“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 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理解这一条文需要 把握两点，一是参与“停工、怠工事件”的工人之要求应当如何对待，不是依法裁定，而是由工会根据当地政府的意见来判断是否“合理”，一旦地方当局认为工人 的要求“不合理”，工人就面临被迫害的危险，而工会则袖手旁观。第二，这一条文的潜台词是，如果工人自行罢工，工会的功能不是参与罢工的组织和领导，而是 劝导工人（即“做好工作”），协助管理层“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换言之，中国的工会有责任瓦解工人自发的罢工。 正因为如此，海外的研究对中国工会的作用做如下描述：“中国工会的作用更像一个人事部下面的一个办公室，它主要关心的是管理层的利益。\[30\]”而工会代 表们对本身角色的认知比任何观察者都更能说明问题。棠下一家钢厂的工会主席郑寅斌（音译）这样描述自己的角色：“我代表谁？代表劳资双方。如果我要会议上 发言，我会说，‘首先，以总经理的名义……’，然后，我会说，‘其次，以工会的名义……’，我知道这让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事实。\[31\]”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工会只不过是政府机构对劳工实施管理控制的另一工具，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必然无所作为。 劳资双方的博奕通常主要围绕工资进行。从企业主的立场来看，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压缩的成本；而从劳动者立场观之，工资则是一 种应当正常增长的工作报酬。在人权昌明的民主国家里，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经常会就工资水平谈判交涉，工人则拥有自由罢工的权利。在中国则全然不同，中国的劳 工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无自由罢工或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而官方工会不是工人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管道，在劳资双方博奕中也不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更何况，充当劳资双方仲裁者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税收等种种利益考量，在劳资双方的博奕中常常成为资方的保护者。许多长期观察中国工会的研究者指出， 中国工会的角色不是代表工人，而是向工人解释为什么公司不能给他们提高工资，为什么裁员会帮助企业。一位“全总”的代表对研究人员们表示：“如果工人抱怨 他们的工资太低，我们不会去同工厂的主管面对面地谈判，……如果这家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就会丢掉饭碗，……能还是不能涨工资，最后是老板作决定。考虑到裁 员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给工人做好思想工作，……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没有做好工作，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32\]” 中国虽然也订立了本意应是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但同时却设置了种种制度性障碍，使得这类法律形同虚设。“资方 和地方部门可以通过制度运作中的不良变通和连接制造一些制度性障碍，从而使得一种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现，劳工权益保护制度或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 或以一种变形成为工人维权的障碍。\[33\]”在司法程序方面，这表现为拖延时间与恶意诉讼、提高工人获取证据的成本、利用劳动争议发生的时效、利用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限制求助行为等。于是，在资方和政府的合谋之下，看上去似乎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往往成为限制工人维权的工具。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新 《劳动合同法》问世之后的情形堪称诡异。这部新《劳动合同法》未生效之前被媒体解读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同时也被企业管理层视为抬高经营成本的“洪水猛 兽”。针对《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条款可能生效的局面，一些企业主未雨绸缪。从2007年10月开始，深圳华为、“沃尔玛”等企业出现大规模“裁撤”员 工事件，华为公司居然有7,000多名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为了“配合”企业，“请辞”后再竞聘上岗。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如下条款：劳 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 \[34\]。此外，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本身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反而令工人担心自己的权益会因这部法规的实施受到损害。比如2007年12月，顺 德一家大型企业就出现上千员工拒签劳动合同，原因是工龄计算与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有障碍\[35\]。其实，即使与新《劳动合同法》配套的实施细则出炉，只要 “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情况仍然存在，就很难指望这部法律会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保护神”。 在与资本的博奕当中，劳动者作为分散的个体，是无法与强大的资本对抗的，他们的工资因而也成为最容易被压缩的部分。《中国青年 报》曾发表过“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记载了广东东莞市政府想方设法降低当地劳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形。该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拒绝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 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珠三角地区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按 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中国劳动部门也已出炉了类似规定，但珠三角各地这一比例仅为20%至30%\[36\]。 3．中国劳工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 工资低只是中国劳工状态的一个侧面，而工作环境充满危险则构成了劳工状况的另一主要方面。事实上，中国“经济神话”的背后是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与中国人为此支付的异常沉重的生命代价。且看一组数字：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工作环境极不安全。那么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死亡致残的人数有多少？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看也非 常惊人：2003年中国大陆死于工伤的高达13万6千人，其中80%是农民工；死伤率最高的是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这三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 \[37\]。在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中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 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38\]。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003年是中国工伤死亡事故的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伤事故死亡人数连年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比 2002年少死亡2,625人，下降2.1%；2004年下降0.2%；2005年下降7.1%\[39\]。但即便如此，2007年中国的工伤事故死亡人数 依然高达101,480人\[40\] 。 其实，这三大高危行业之外的其他制造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支撑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的 38个行业中，有33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涉及有毒有害的职业（或工种）达6,533个。全国乡镇工业中有500多万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 业病危害，占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80%；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2,515万人，占乡镇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32.80%\[41\]。苯污 染引起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案例见诸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的制鞋大国，每年生产各类鞋60亿双，占世界鞋产量的53%，坐上了世界鞋业的头把“交椅”。三苯溶剂 是制鞋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在鞋业集中的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工人的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其他诸如正已烷中毒、三氯甲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烷中毒事件时 有发生\[42\]。不独鞋业如此，制帽以及箱包行业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它们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粘合剂。这里还必须提到从 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遍地开花的PX产业。PX在中国被称为对二甲苯，是一种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的有毒化工原料。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与正在扩建的 大型PX生产基地已有10余处，如浙江镇海、山东淄博、辽阳、青岛、辽宁大连、河南洛阳与福建石狮等地\[43\]。这种可以通过呼吸、食物摄入、皮肤吸收， 对人体危害极大的化工项目，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停产，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不计后果地引进？原因只有一个，PX原料带来的高利润。从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上 PX就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2003年以来，PX需求几乎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44\]，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各PX生产基地也同步扩大产能，以 牟取巨额利润。这类有毒化工原料的生产，危害的不仅仅只是生产厂家的工人，企业附近的居民也深受其害。为了使居住环境免受污染，近年来在厦门与成都相继发 生当地民众抵制PX落户本地的维权活动\[45\]。 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家以断指再造为特色的市第六医院，平均每天有30名断指病人就诊，2004年做了上万例 这类手术。该院外科主任陈宏称，伤者多为小型企业或家庭作坊的外来打工者，而生产事故频发是断指的最主要原因。据陈宏估计，除了该院之外，其他医院也分流 了近半病人\[46\]。宁波有一家工厂，一年之内有30个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这家工厂甚至还开出了一份“价格”表：死亡或失去双手的，赔偿人民币 15,000元；大拇指人民币3,000元；小指750元。在厦门的一家只有600职工的刀具厂，4年中竟有142人工伤致残\[47\]。 目前，职业病已成为影响中国劳动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国每年报告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数千人，死亡数百人；重大恶性职业性中 毒事件时有发生。对发生职业性中毒企业的调查显示，有28.91%的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47.69%的企业工人没有个人防护用品；在被诊断为职业 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乡下家中后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职业病，即便想求助于法律的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费 而只能放弃\[48\]。在劳工待遇最高的深圳市，从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要发生各类工伤事1万多起以上。据记者调查，深圳市1998年鉴定的工伤 （仅含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49\]。 支撑“中国制造”的“廉价”，其实是以劳动者付出生命“补贴”而降低了的价格――至于环境补贴则需要另做专题研究。 三、中国为何不欢迎跨国公司的验厂审查？ 伴随着“中国制造”行销天下，中国“血汗工厂”的面目也逐渐呈现在世界视野之内。应当令中国人感到惭愧的是，关注中国劳工悲惨境 遇并试图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不体面的工作环境的，并非宣称“以人为本”的本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一直排斥、监控的维护劳工权益的跨国网络。这个网络由许多跨 国公司、消费者运动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外基金组织、公司社会责任国际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宗教组织等构成，近年来一直对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各大跨国公司 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生产厂家加强验厂审查，以改善中国工人的恶劣工作环境。 2006年11月27日，美国《商业周刊》的一则报道使中国的“血汗工厂”再度受到关注。这篇题为“秘密、谎言和血汗工厂” 的文章，其新颖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充满了欺骗，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中国供应商作伪以逃避检查的“咨询公司”。该文称，在过去4年中，中国 供应商递交伪造工资单而被发现的比例从46%上升到75%，估计只有20%的中国供应商遵守薪水规定，而只有5%服从对工作时间的限制\[50\]。 这里涉及到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行“SA8000标准”（全称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血汗工厂”似乎是企业主缺乏 良心的产物，只要约束企业主的行为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种看法却很难解释与此相关的另外两方，即政府与工人对验厂审查的消极反应。实际上，“血汗工厂”是 中国现有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产物，因此，反对“SA8000标准”的力量不仅来自企业管理层，还来自中国政府，愿意配合验厂审查的工人也不多。 个别中国媒体曾很无耻地将美国跨国公司推行“SA8000企业认证制度”，说成是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变相设置贸易壁垒。一篇题 为“美欲向我抡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灾区”的文章自2003年12月12日在广东一家媒体发表后，几年来在中国网站上时不时被翻出来炒作。在这 种舆论主导下，中国不少媒体都将“SA8000”关于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标 准，一律视为美国借此“打压”中国，意在构筑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尽管有负责任的媒体如《新京报》对此作了澄清，认为在中国推行“SA8000”有利于保 护中国劳工权益，但主流媒体还是坚持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看法。如《环球》杂志驻伦敦记者于2006年1月曾发表“美欧将中国妖魔化为世界血汗工厂，凸 现恐惧心理”一文，仍然坚持“美欧批评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是害怕中国强大”，并指责许多造成中国劳工恶劣工作条件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公司\[51\]。 中央政府对此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可以用“国家认监委”的表态加以说明。“认监委”曾声称，现阶段在中国不宜推行“SA8000认证”。其实， “SA8000认证”与中国的《劳动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还不及中国的现有法律规定严格。该机构的 官员还说，如果中国企业不愿意遵守国外的社会责任标准，感情上可以理解；因为就连中国法律这一强制性规定，企业都没放在眼里\[52\]。 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的考量，对“血汗工厂”的存在普遍假作不知，也不欢迎任何媒体报道此事。“沃尔玛”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 的例子。2004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道“沃尔玛”供应商的工人实际工资为每小时16.5美分（当时约为1.36元人民币）。美国“全 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查后发表一份报告，指责“沃尔玛”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地区的数家供应商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尽管“沃尔玛” 在法律上无须承担“血汗工厂”的罪名，但美国公众和媒体掀起的拒绝“血汗商品”的声讨，使“沃尔玛”感到巨大压力，转而要求它在全球的供应商实施 “SA8000”制度，其供应商达到了该规定设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沃尔玛”的订单，成为其合作伙伴。“沃尔玛”的验厂行为引起了中 国众多加工企业的恐慌，而这些企业又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台柱，于是地方政府与中国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沃尔玛”对中国企业实施的“社会责任壁垒” \[53\]。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舆论的环境中，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很容易造成社会认知的混乱。“沃尔玛”尊重社会道义的行为也引起了受害工人的恐慌，因为“沃 尔玛”的“社会责任标准”使企业陷入困境，工人们将失去工作。在就业艰难的今日之中国，“包身工”式的工作境遇尽管非常糟糕，但在中国农村有2亿多劳动力 无业可就，城市也有数千万失业者的情况下，有工作毕竟要比失业强得多。工人们既痛恨黑心厂主的虐待苛剥，但更害怕失业。因此，只要工厂主未将工人逼到无路 可走的地步，工人们大多不会向审查员主动提供情况。所以，跨国公司的验厂审查员要调查清楚中国企业的真实情况十分困难。可以说，缺乏中国政府的支持，跨国 公司欲在中国贯彻社会道义责任，不仅收效甚微，还有可能被中国当局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民众中煽起不满。 然而，与在中国本国企业工作的劳工相比，这些在外企工作的劳工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有关注中国劳工权利的跨国网络在观察并促进 改善他们那不体面的工作环境。中国劳工的最底层其实并不是他们，而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 “黑窑童奴”，他们悲惨的生存处境为世界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名词――“带血的GDP”。我曾经撰写过一篇专门研究分析中国矿工生存处境的文章－－“清洗 ‘带血的GDP’为何如此困难”\[54\]，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结语：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富民与人权进步 中国启动经济改革30年，中国以透支劳工生命与福利而营造的“中国制造”，支撑着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它带给中国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工厂”的荣耀。从本 质上看，中国劳工的悲惨处境源自中国当局的改革目标，即只追求“富国强兵”而刻意忽略“富民”及促进人权进步。这条漠视人民福祉的“富国强兵”之路，与晚 清以来中国历届政权在百多年内所走的道路并无根本不同。只有少数被当局极力消除的声音曾质疑过中国当局的“富国强兵”之路，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未认真思 考过这条发展道路与自身的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更未体会到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结果，就是劳工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相对贫困化与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以及每 年高达数万起的社会反抗事件。 我印像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自世界银行公布2006年各国GDP总量排行榜以来，中国行将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若干年后会 超过美国这一说法，几乎成为中国媒体的最强音。同年11月，中国媒体公布了一项来自“欧美”的民调，声称欧美人民“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 国”。于是网上有评论说，这证明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强国之路是正确的”。 当人们为“富国强兵”的结果――看起来相当庞大的GDP总量――所陶醉时，完全忽视了一个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即中国发展经济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改革初期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而且基本达成社会共识，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富国强兵”之道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必须通过 改革扭转这一方向，让经济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1989年以后，不知不觉间，这场“改革”又悄悄地朝着当初被否定的毛泽东热衷的“富国强兵”模 式回归。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矜夸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富国强兵”成就，如“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之类，绝口不提中国现在生活于日均一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高达3亿这一事实\[55\]。 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无法忽视中国民众的生存权经常因政府的自利性目的而受到严重侵夺的现实，比如本文谈到的中国劳工为 “中国制造”的低廉价格提供的“生命补贴”，近十多年以来到处都发生的征地与拆迁，这都是政府肆意侵夺民众生存权并批量制造穷人的过程。在一个贫困人口占 四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底层民众被迫在不体面的工作环境中有失尊严地工作尚不得温饱，政府依靠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并牺牲生态环境而堆积出貌似强大的经济实力 与综合国力，不过是在流沙之上建构大厦，难奠磐石之安。 现实是对本文最好的注脚：2008年，既是改革30周年，又逢北京举办奥运，但中共中央却在6月13日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共 克时艰”\[56\]。“时艰”因何造成？当局难道还不应该从改革方略、改革目标与改革手段等方面好好反思自己这场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权贵私有化为实质的“改革”吗？ 【注释】 \[1\]“‘世界工厂’中国会吞噬世界制造业吗？”《环球时报》网络版，2007年2月1日，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jsp/200702010221.htm。 \[2\]“建立基地，汕头市澄海玩具生产形成大产业”，原载《经济日报》，2006年12月14日，中华玩具网，http://www.chinatoynet.com/html/list3.asp?id=9431。 \[3\]“裂变:中国制鞋业与世界鞋业的博弈”，中国经济网，2008年03月10日10:04http://intl.ce.cn/zgysj/200803/10/t20080310\14777401\1.shtml。 \[4\] 孟凡臣、高少薇，“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集团经济研究》（北京）2007年第12期中；《2005～2006中国纺织产业安全报告》 （摘要），全球纺织网（中国），http://cn.globaltexnet.com/news/detail/9/2/d92187.html。 \[5\]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6\]“德国从中国进口量八年内增长了三倍”，德国之声，2008年5月14日。 \[7\]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总额/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100％。计算所用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63、64页。对消费率与储蓄率之分 析可参见何清涟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斯诺的建议与中国的现实”，此文发表于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10月27日，总209期），何清涟个人主页上亦可查找此文，http: //www.danke4china.net/jjgc/16.htm。 \[8\]“中国制造能否转变为中国创造，技术将是终极关键”，《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9日。 \[9\]“出口退税或将上调 纺织业能否绝处逢生”，中金在线，2008年6月20日，http://news.cnfol.com/080620/101,1280,4315506,00.shtml。 \[10\]许波，“中国世界工厂时代即将结束？”VOA， 2008年5月12日。 \[11\] 杨明，“中国工人三资企业处境难”，VOA，2002年12 月12日。 \[12\]“中国劳工”，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2006年4月18日。 \[13\]“韩国劳资冲突加剧促使公司移师海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http://chinese.wsj.com，2006年8月14日；“中国‘组装’了美国新财富”，《中国经济周刊》第17期，2005年5月8日。 \[14\] 程刚、何磊、董伟，“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机器吃人何时了？”原载于《中国青年报》，见http://news.163.com，2005年1月2日。 \[15\] Inside Apple’s iPod factories，Macworld staff ， Monday, 12 June 2006，http://www.macworld.co.uk/news/index.cfm?newsid=14915。 \[16\] 比如中新社2007年7月1日电，“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以此证明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 快的时期”，但该文根本就没提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远比职工工资快得多这一事实。2007年7月2日。来源: 中国新闻网。 \[17\]“中央党校专家周天勇：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1%”，新华网，2007年3月14日 \[18\]本文预算外财政收入取中口径，预算内与预算外的具体数字（以亿元为单位）如下： 1978年：1,132.26+347.11=1,479.37； 1985年：2,004.82+1,530.03=3,534.85； 1995年：6,242.2+ 2,406.5=8,648.7； 2000年：13,395.23+3,826.43=17,221.66； 2002年：18,902.64+4,479=23,382.64； 2004年：26,396.47+4,699==31,095.47； 2006年：39373.38+6,000=45.373.38； 2007年：51,304+ 8,000(估计值)＝59,304。 \[19\] 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93、120页。 \[20\]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4，June 2007，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1\] Russian Economic Report，August 2003, No.6, 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2\]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2，Date: November 2005，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3\]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4，June 2007，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4\] 珑铭，“中国工资水平比印度落后在哪里”，《上海证券报》 2007年2月13日。 \[25\] 郭威，“1985年后历次公务员薪酬体系调整”，公务员考试信息网，www.gongwuyuan001.com/，2006年6月26日。 \[26\]“公务员工资改革调查：三大争议阻碍调薪”，公务员考试信息网，www.gongwuyuan001.com/，2006年6月26日。 \[27\]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机器吃人何时了？”，网易，http://news.163.com，2005年1月2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28\] S. Baek, “The Changing Trade Un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0. \[29\] 吴革，“尴尬的工会――工会主席诉雇主开除案”，中国影响性诉讼网，2007年4月12日，http://www.imlawyer.org/。 \[30\] Simon 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2004；D. Ding, K. Goodall, and M. Warn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13, No. 3, 2002, pp. 431-4 \[31\] Philip P. Pan, “When Workers Organize, China’s Party-Run Unions Resist,” 见该文注释23。 \[32\] Qi Li, “A Stud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Continued Dominanc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33\] 黄岩、郭巍青，“跨国网络在中国的劳工维权行动”，《当代中国研究》\[美\] 2006年第2期（总第93期）。 \[34\]“华为、沃尔玛大规模裁员，企业用裁员打如意算盘?” 新华网，2007年11月05日 08:36:02，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1/05/content\7012499.htm。 \[35\] “新劳动合同法引发员工拒签潮”，《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7日。 \[36\] 程刚、何磊、董伟，“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机器吃人何时了？”原载《中国青年报》，见http://news.163.com,2005-01-02 15:54:38 。 \[37\] 2004年6月，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铁锤在首届“全国外来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的讲话，见彭嘉陵，“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状况堪忧”，《人民日报》2004年6月19日,第5版。 \[38\] 夏小林，“社会责任、最低工资和经济学革命”，http://www.sa8000.org.cn/csrinchina/COCArticle/200509/1315.html。 \[39\]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谈谈我国的安全生产问题（2006年6月16日）”，中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站，http: //www.chinasafety.gov.cn/zhengwugongkai/2006-06/17/content\172198.htm。 \[40\] 韩咏红，“中国工伤人数虽减犹高，去年仍多达10万余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08年1月23日。 \[41\] 中国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关于乡镇企业职业卫生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国乡镇企业信息网新闻，2003年5月21日，http://cte.agri.gov.cn/index/asp/xqxw.asp?idd=1181。 \[42\] “山东查处时风集团重大苯中毒事件”，中国法律网， http://www.cnfalv.com，2007年10月29日； “去年主要苯中毒事件”，中国质量新闻网，www.cqn.com.cn/news/2003218/0-0-0-11325.shtml；新华社 2003年6月5日电，“近年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温岭鞋厂苯中毒事件已造成4人死亡”，爱喜城市网站，http://city.icchina.com/news/getInfo.asp?id=46900，2002-3 -25 17:18:00 ??赵春香、罗荣等人，“一起特大箱包业苯中毒事件的调查分析”，预防医学网站，http: //www.cqvip.com/qk/95647X/200305/8408001.html。 \[43\] “国内PX新项目及扩容情况”，中华纺织网，2004年9月16日，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4-9-16/34392.html。 \[44\]“ PX需求将以每年100万吨速度增长”，中国聚酯网?，www.juzhi.com.cn ， 2008年5月4日。 \[45\] “媒体被封杀报导：南周PX化工：成都危险拐点？”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509/article\48308.html。 \[46\] 郑巍，“宁波：医院每天接诊30名断指人，多为外来务工者”，新华网江苏频道，www.JSxinhuanet.com，2005年5月13日，来源 ，《今日早报》。 \[47\] Anita Chan, “Labor 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Chinese workers under market Socialism”, in Human Rights Quarterly,20(1998),pp. 88 6-904。 \[48\] 李桂茹，“关注‘打工仔’生命健康权”，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1年10月9日。 \[49\]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日，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50101/000212\a.htm。 \[50\] Secrets, Lies, and Sweatshops，Business Week Cover Story ,Novermber 27, 2006. \[51\] 马桂花，“美欧将中国妖魔化为世界血汗工厂，凸现恐惧心理”，《环球》杂志，2006年1月8日。转引自中华网，http: //news.china.com/zh\cn/finance/11009723/20060108/13013391.html。 \[52\] “国家认监委:目前在中国不宜推行SA8000认证”，《法制日报》，2004年10月13日，转摘于http: //www.ce.cn/new\hgjj/hgplun/more/200410/13/t20041013\1974826.shtml。 \[53\]“沃尔玛‘验厂’成隐性贸易壁垒，谁支付代价？”http://www.cnfstar.com/gold/show.aspx?id=135067， 来源于：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1日。 \[54\] 参见何清涟，“清洗‘带血的GDP’为何如此困难”？何清涟个人主页，http://www.danke4china.net/jjgc/54.htm。 \[55\] Albert Keidel，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直译为“限定在一个更小更贫穷的中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4日。 \[56\] “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不少新的复杂因素，中央召唤共克时艰”，新华网，2008年06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24/content\8429544.htm，来源：《瞭望 新闻周刊》。 （原载《当代 中国研究》2008年第2 期，总第101期） 作者说明：本文原稿第二节“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中第1小节“决定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制度因素”之最后一段原来引用了仲大军一篇文章中介绍的王炼利的一项研究结果：“王炼利曾对劳工工资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仅266元（因为雇主欠薪），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在原稿的尾注\[28\]里，笔者说明了这段话转引自仲大军的文章“中国经济：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犯罪”(《重庆晚报》2004年11月9日。) 文章刊出后，这一研究的原作者王炼利女士于2008年7月26日在其博客上贴出致笔者的公开信，认为仲大军先生转引其数据时有“误读”。为尊重原作者的意见，笔者现将本文中转引的这段话删除，删除之日是美东时间2008年7月31日。敬请读者以此文为准。删除这段话（包括笔者原稿中的尾注\[28\]）后，对修改稿的尾注序号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由于本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印刷版业已发行，上述修改只能通过网站说明，并将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8年第3期印刷版上刊登笔者的这一说明。由此给读者带来的麻烦，还祈见谅。 关于该段话涉及的资料来源及王炼利女士的信件与本人答函，见作者个人网站“清涟居”（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18.htm），以备有心者查询。 2008年7月31日补记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共产党线民就在你身边
众所周知，共产党统治主要靠公开的暴力和宣传。另外还有一个隐秘但也是人所共知的方式，是靠大量线民，地毯式监控，全面控制社会。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秘密档案展露出惊人内幕，其雇用的线民之多，渗透到反共阵营的层次之高，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地步。 最近一颗新的炸弹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重要领导人，当上了波兰首任民选总统的瓦文萨，居然也当过共产党的线民！ 这个传闻早年就有，但瓦文萨否认，经法庭审判，以缺乏证据判瓦文萨无罪。但这次人们拿到的证据，是瓦文萨本人签字的文件。原波兰内政部长（秘密情报头子）基什恰克在1996年曾立下字句∶这份文件在瓦文萨去世五年后才可公开。但瓦文萨还健在，这位将军却在去年（2015）底死了，他的妻子把家里的文件（700多页）卖给了波兰的国家档案馆。在这些文件里，人们发现了这张瓦文萨亲笔书写并签名的线民保证书，内容是∶「本人愿意与秘密警察合作，揭发和对抗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签署人∶莱赫．瓦文萨。」 这份文件显示，在1970-76年，瓦文萨为秘密线民。 瓦文萨目前仍否认做过线民，并表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但人们推断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如下理由∶第一，这批文件来自前秘密情报头子家里；第二，文件经过波兰权威专家鉴定，的确是共产党的秘密档案。第三，如果这份保证书是打字稿，只是下面有瓦文萨的签名，还可以怀疑是伪造（在瓦文萨签字的空白纸上后加的文字）。但这份文件是手写的，鉴定专家认定出自瓦文萨之手。第四，瓦文萨数年前承认，曾签过一份做共产党线民的承诺，但强调他从未执行过线民任务，没举报过任何人，也没有收取任何钱款。但瓦文萨之前的「承认」佐证了这个线民书的真实性。第五，这批文件中还有当局付款给瓦文萨的签收清单与备注。 瓦文萨被「把柄」牵制 当然，有这个文件的存在，并不能证明瓦文萨一定出卖过什麽人或事，也不能抹杀瓦文萨领导波兰人民反抗共产统治的历史性作用和贡献。与此同时，那些贡献也不能抵消瓦文萨的这个严重道德污点。他起码有两层错误∶一是曾签署过抵押灵魂的文件；二是长期隐瞒并否认（之前的传闻）。作为反对共产主义（虚假是其最重要特徵）的领袖人物，瓦文萨却在自己的历史上撒谎，欺骗了波兰人民（而当选总统）。 瓦文萨担任总统期间（1990-95年）有一些怪异行为，曾经十分令人不解。在这份瓦文萨亲笔签署的文件出来后，分析家认为，可能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共产势力手里，所以导致其内外政策受到牵制。 第一个怪异，当时波兰人民（尤其保守派政党等）强烈要求加入北约，但瓦文萨却提出替代方案。按理说，反共、亲西方、厌恶苏联的瓦文萨，应该比一般人更积极推动波兰成为北约成员才对。因为加入北约，波兰安全才更有保障（遏阻俄国），同时也是波兰融入西方的重要标志。现在分析家认为，不排除当时苏联和前共产势力用「线民书」要挟（不按他们意图就公开），才导致瓦文萨不敢冒著苏联的强烈反对而支持波兰加入北约。虽然瓦文萨说他没伤害任何人，但如果这是波兰推迟加入北约的原因，那麽瓦文萨伤害的是整个波兰！ 第二个怪异是，共产统治被结束后，波兰（尤其是保守派）有强大呼声，要制定《除垢法》，公布秘密线民名单，清算前共产头目，不让他们在新政府任职，不让他们担任法官、校长和掌控传媒等。但这个除垢法案，却遭到瓦文萨的抵制。这也很不合情理。瓦文萨那麽强烈反共，为什麽却不赞成波兰转型正义中这重要的一步？ 现在人们分析，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这个「线民书」上，瓦文萨担心，他如果支持，激怒对方，那麽他们就会公布这个「秘密」。而事实已证明，推迟《除垢法》对波兰的转型正义构成重大的障碍。瓦文萨虽说没伤害任何人，但他此举至少伤害了在共产时代被迫害者的利益。 现在更多人质疑的是，如果瓦文萨是这个原因而反对《除垢法》、阻扰波兰加入北约，那麽其他那些支持他这种立场的头面人物里，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也有把柄在前共产党势力手里？ 拒绝清算共党的代价 例如在这个问题上比瓦文萨还要强烈的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就被严重质疑。因为米奇尼克利用他的报纸（当时波兰发行量最大）强力反对《除垢法》，指责清算共产高官是「独裁倾向」，提出要爱一切人的「爱的项目」。他跟波兰军事管制时的元首雅鲁泽尔斯基成为好友，强烈反对审理这位共党领袖镇压团结工会、杀害异议人士的罪行。他甚至在报上赞美雅鲁泽尔斯基和上述那位内政部长（共产情报头子）是 「有尊严的男人」（the men of honor）。 米奇尼克的另一怪异之举，是把一个被揭露出来的秘密线民高调请到他报社担任专栏作家。这个秘密线民在大学时有两个同窗好友，他把好友的私下反共言行密告。两好友中的一个怀疑他可能是线民，结果共产当局为保住这个被视为有价值的密探，把那个怀疑者殴打致死。共产政权结束后，此事被揭露出来，拍成纪录片《三位好友》，震撼了波兰。但那个秘密线民却因为瓦文萨和米奇尼克们阻扰《除垢法》而躲过法律惩罚，米奇尼克甚至把他聘为报纸评论员，宣传他们的反对《除垢法》，推销反对清算前共产分子的「爱的项目」。 米奇尼克更离谱的行为是，反对清算共产党的党产，认为那些党产不应退回给人民，后共产党人有拥有那些财产的权利！结果共产分子巧取豪夺的人民财产没有被清算，「由于这份资源，前共产党精英得以继续主导波兰的银行、工业和媒体。」 中国「米奇尼克们」的怪异 和中国有关的一个怪异是，就这样一个米奇尼克，居然受到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领袖的欢迎。米奇尼克2010年到中国访问时，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跟他座谈，颇推崇他的观点。米奇尼克建议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他的方式，不要跟共产党对抗，而是要跟共产党合作，等待共产党的意识改变。米奇尼克这种说辞遭到很多中国异议人士的反对，认为那等于是给共产党帮忙。海外也有中国民运领袖热衷推崇米奇尼克，出书列专章歌颂米奇尼克。更有一些民运名人对米奇尼克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以能跟他合影为荣。 当时波兰驻台湾的记者沈汉娜（Hanna Shen）很焦急地给我写信，提醒中国知识分子不要上米奇尼克的当。她说，当年米奇尼克给波兰开的药方就是错误的，才导致我们的转型正义被推迟，波兰人民付出重大代价，「但我们花了近二十年才意识到这一点。」 米奇尼克本人是否也有类似瓦文萨的那种东西，人们目前还不知道。但共产党的渗透之大，雇用线民之多，阶层之广泛，令世人震惊。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 Nakder）给共产党做过线民。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常被西方媒体报导、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也曾跟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连华沙大主教、被称为「波兰天主教会最有权势的」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竟然是跟秘密警察合作20年之久的告密者。这种线民遍地的现像不仅在波兰，在整个东欧国家都是如此。不要说很多普通人，连东德的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也是共产党线民。东德档案披露∶曾有34％的人与国安合作，出卖过家人、朋友、同事等。 今天，波兰、捷克、东德等东欧共产政权都被结束了。但中共政权仍在。这个最大的共产党集团，又会有多少线民？尤其是在财大气粗的今天，他们更有能力，在中国内部、在海外，在台湾，到处密布线民。如果波兰的反共英雄、第一任民选总统，都曾是共产党的线民，今天中国的线民又会多到何等地步！ 今天，推崇米奇尼克的「跟共产党合作」、「反《除垢法》」的思维，就是鼓励更多的人给中共做线民！ 2016年3月15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 2016-04-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
二十大在即，习近平连任似无悬念，吸人眼球、疑真疑幻的北戴河故事已无新意，真实世界里却在演绎着资本集团一个个被整趴、兴旺行业财富大量蒸发的故事。各种猜测纷至沓来，华尔街分析者的猜测谨慎一些，只说是政策调整，担心外资在华前景；来自海外华文自媒体的经典说法是两个：习近平要搞计划经济了，习近平要闭关锁国了。华尔街分析者蒙查查，因为他们是外部人；但如果熟悉中国政治经济，就明白此轮整顿并非“乱披风”式的重拳，有方向有战略目标，方向就是让中国经济脱虚向实，隐含的中轴——战略目标是调整经济与资本的公私权重。 习近平整顿行业的背景、原则 先说背景条件：2021年为什么成为习近平大调整之年？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国内政治上，习近平认为自己连任的条件已经成熟，党内已经没人具备挑战其权威 7月29日，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发布一份综述介绍中国的经济整顿：自2020年11月以来，中国监管机构已采取50多项实际或据报道的行动，涉及反垄断、金融、数据安全和社会平等领域，每周至少采取一项行动。 最先被整改的滴滴，据说是涉及网络信息安全，因为中国网信办发布消息称，“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其属于服务业，叫车服务。 校外培训产业被整顿、压缩，目的有三：1、为教育分流服务，2005年就开始考虑这事，2007年后进入“入常卡位战”，无暇顾及；2、逐步减少留学，将教育消费留在国内；3、“学尽在官府”的战略定位——教辅产业是服务业； 外卖平台。以下是关于外卖产业经济及社会效益的全貌：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为6536亿元，截至2020年12月，用户规模达到4.19亿，占网民整体的比例为42.3%。外卖用户群体主要包括高薪白领（没有时间做饭）；其次为城市大学生，比较宅，不爱出门等。据美团数据，2019年90后、00后外卖用户群体占比超过60%。（2020年中国外卖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三四线城市将成为行业新突破点） 游戏产业：《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市场收入2786亿增20% ，海外首次破千亿；2020年中国游戏用户数量达6.65亿人，同比增长3.7%。赚钱拉抬GDP，政府高兴，但另一方面，“网瘾”成为一个仅次于“毒瘾”的社会毒瘤，中国青少年网瘾发病率已近10%，它不仅体现在影响身体健康上，还体现在造成认知障碍。 医疗美容市场增速极快。2015-2020 年，中国医疗美容正规市场规模由638 亿元增长至1518亿元，各种法律纠纷经常见诸报端。6月10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决定于2021年6月至12月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 以上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服务行业，中共高官概括的所谓“野蛮生长”的毛病，基本存在，行业倒是赚了钱，也给社会留了一堆毛病——外卖业看似无毛病，原因我猜应该是当局认为这种服务助长青年的懒惰与宅家、打游戏。这些行业都属于服务业（虚拟经济），而且不属于缺了它，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的服务行业。 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美国投行界为何不明白中国当局为何要打击这些行业。美国民主党的进步派与中共政权虽然都师承同一个祖宗马克思，但两国水土不同，对于如何变造“社会主义新人”，标准更是不同。美国进步派目前已经进入要终身福利、整治性器官、变性、合法吸麻这一阶段，《纽约时报》发文，。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人”与美国极左进步派完全不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工作要努力、生活方式要健康，网瘾吸麻等不良习惯应该戒除——西方国家每逢中国抓到那些毒贩判处死刑要设法施救，而中国政府不为所动，几乎是外交常备戏码。打击上述行业，美国眼中只看到金钱流失、资本蒸发，无法理解中国政府此举的社会意义。 习近平为什么厌恶“虚拟经济”？ 习近平上任以后，经济领域的最大风险就是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的来由就是大量资金“脱实向虚”，房地产与资产泡沫化（P2P、金融诈骗）等几头巨大的“灰犀牛”蹲在那里，好不容易实施“六稳”策，将金融维稳列为要务，费了牛劲整治，才算是勉强缓过劲来。这种执政经历，使习近平骨子里对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虚拟经济”难免心生厌恶警惕。举个例子，2017年中国开始金融市场整顿，邓家孙驸马吴小晖的安邦赫然在册，官方媒体一致声称，这是中央“针对资金脱实向虚与资产泡沫化而进行的金融反腐”——不惜开罪邓氏家族也要一战，于此可见习的决心。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习近平将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看作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中之重，这个过程叫做“脱虚向实”，正式提出就在2017年左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才有了让美国大光其火，指责为集剽窃、偷盗、复制美国知识产权之大成的《中国制造2025》。在与美国周旋了两年的贸易战后，武汉病毒流布世界，中国在疫情肆虐之时，又尝到经济“脱虚向实”的好处：各国因疫情原因急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用品、生活、电子用品等等，成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支柱。 要言之，在2017年之前，中国尝够了中国资本“脱实向虚”这种经济发展之苦，2020以来终于尝到“脱虚向实”发展实业的好处。这一过程促使习近平下定决心，开始行业整顿，但制造业不在整顿之列。 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算看明白了，8月9日发文《中国希望由制造业挑起经济大梁，而非互联网》，指出一事实：就在对科技行业采取监管整顿措施的同时，中国政府仍继续向制造商提供大量补贴和保护。但分析说，是习近平对科技领域对权力的挑战抱持警惕之心。 其实，习近平本人在此之前曾多次说过要发展科技产业，这忧虑是2020年美国大选让全世界各国政府首脑患上的毛病。由于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几大掌握资讯传播的高科技公司严重介入美国大选并操纵舆论，引发了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包括巴西等拉美邻舍的忧虑症，希望本国不要发生类似现象，好些国家已通过立法、罚款限制这些公司的行为。中国要限制这类公司包括它们在中国的本土同行，方式远比西方国家简单直接。 这种通过政治整顿调整行业结构的方式，杀伤力太大，而且前景不明。但是，与美国拜登政府假大空的“绿色经济”、资金流向难民产业链这种“脱实向虚”的政策导向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担心，只能说是“百步笑五十步”——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的“脱实向虚”中回过神来，要“脱虚向实”了，美国则步当年中国五万亿救市后尘，开动印钞机，脱实向虚，中国从这条错误道路上的百步退回至到现时的五十步，美国拜登政府在这条道上跑得欢，百头牛都拉不住。 （原载大纪元，2021年8月1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12/n13158048.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中国食品安全拷问政府责任
三鹿毒奶粉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各国清理出来有毒奶品名单不断加长。外国人对这种自毁信誉的“中国制造”深感迷惑，不禁发出如此疑问：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罗盘指针吗？ “中国制造”的问题其实并非纯道德问题。一国的商品，除了标示该国的工艺制作水平之外，还承载了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商品价格反应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制度，商品质量则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信用附生其中的道德秩序以及该国的社会制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株毒果。 先来追溯食品的毒源。毒源之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毒源之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只是被曝光的一例；毒源之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 第一，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情，以规避政府与企业责任。比如2007年中国制造因产品安全问题遭受各国抵制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新闻控制，不让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与中国制造的指责硬说成是海外反华势力“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意在“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见国家质检局长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尽管玩具业因此濒临破产，也无人检讨各国抵制的原因是因为玩具使用的油漆含铅。这等于政府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把“民族主义”的保护伞，其结果是含铅玩具在害不了他国儿童之后，贻害本国儿童。 第二，将国家免检制度变成了国家质检部门的寻租机会。中国设立了国家免检制度 ，规定凡达到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其产品只要连续三次在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检测中过关，就可由所属省市推荐，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成为“国家免检”产 品，有效期3年。获免检金牌后，3年之内由企业自身监管产品质量。中国政治高度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家企业想通过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3次质检并获其所属省市推荐，最后得到国家质检局的免检金牌，这5道环节无一不构成官员们的寻租良机。2004年阜阳假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指出有质量问题，但在三鹿的强力公关下，不仅没有倒牌，反而被国家质检局作为8个名牌免检奶粉推荐给消费者。其后，三鹿利用了国家免检这一荣誉背书，在其产品中大量投入三聚氰胺。 第三，听任受严重污染的农田继续种植，坐视国民受污染农作物之害。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于2005年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为中央94个部委提供各类食品的专业养殖基地。在弃监管责任于不顾的同时，倾力为中央部委编织一道食品安全防护网，实在有违起码的政治德，“执政为民”口号之空洞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有毒食品就是这样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的劣性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长成一棵覆盖“中国制造”各领域的参天大树，惩治几个官员并宣布取消免检制度只是治表之举，要想保证食品安全，只有数管齐下：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入手，重塑厂商及个体生产者的经济伦理观念，改善环境生态。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8年9月29日）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涉外调查在中国所受的法律限制――略谈皮尤中心有关中国的调查数据
近日，“皮尤”（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计划”不仅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还被中国记者写成新闻（“美国‘皮尤中心’最新调查：中国人对国家前景最乐观”），广泛登载于中国各大报纸与网站上。其主要内容是：皮尤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与中国未来走向和经济发展持积极态度，有86%的被访者表示对国家走向感到满意，有82%的被访者对于中国经济也表示满意和认同。结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乐观态度位列24个被调查国家之首。 由于这项调查与中国人的日常感受相差太远，引来国人许多质疑，有人谈到样本的偏颇。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涉外调查（含海外机构或任何个人在内）受到政府法规的严格限制却未被揭穿。 调查者本人当然知道这些法规的存在，但却必须假做不见。因为只要承认这点，这一调查的可信度及其学术价值将被严重质疑。这是我来美国以后反复多次与美国的中国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现在看来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揭示这一点，虽然这会引起许多人非常不快。 曾有一段时期，到中国做调查是美国大学从教者积累学术资本最便捷的方式，其间也发生许多故事。我曾于2004年1月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包裹在学术外衣下的谎言”（http://www.danke4china.net/szpl/69.htm），分析了在中国调查受限制的事情。事后，我在《雾锁中国》一书的第一章（P82）与注解11里专门介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法规性文件主要有：2004年以前是《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发布），2004年10月13日以后，是以“国家统计局令第7号”之名公布的《涉外调查管理办法》，两部法规是继承与完备的关系，主要原则相同。此外还有《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等等，这些均非秘密文件，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可查到。 按照上述法规规定，所有涉外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从 2000年7月28日至2008年5月，共有10批机构先后取得“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 。法规对调查有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这里只提两条最主要的限制：中国政府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调查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两点：第一，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得自行调查，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而这一“调查资格”，必须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审查批准；第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 解释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委托中国政府指定的调查机构从事调查，以及政府对调查结果审核这两条规定，等于为调查设置了两道过滤网。经此过滤之后，调查结果已经失去了所谓真实性与“科学性”。皮尤在中国做调查，当然也必须遵循上述有关法律。 皮尤的态度不值得讨论，因为这只不过是其商务行为而已。值得讨论的是中国政府对此的态度。中国当局非常清楚在自己的严格把关之后，这类涉外调查数据已经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民意或情况。它之所以乐于大张旗鼓且断章取义地宣传这份调查，目的无非是再涮一把可怜的子民：“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多有希望呀！外国权威调查机构都科学地证明不满者只是极少数而已。”只是此举不过再度证明中国当局的政治智慧极其有限，中国人整体上无论如何也比毛时代要聪明一些，不会在看了中国官方媒体有关这份报告的报道之后，愚蠢得去怀疑并否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感受，转而去相信“皮尤”这份与自己生活常识相差甚远的调查。 综上所述，与其说中国当局愚弄了国民，还不如说它愚弄了自己。这种愚弄，有如当年“洪宪太子”袁克定自制一份独一无二的“《顺天时报》”，满载拥护恢复帝制的劝进文章，去哄他老子袁世凯开心一样。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8年7月31日，第25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以色列和哈马斯为何现在冲突
以色列地面部队已进攻加沙，年前爆发的这场冲突升级，更引起全球媒体关注，联合国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之道。 巴以冲突是历史性问题，过去每当爆发，国际舆论多谴责以色列以强 弱，但这次有所不同，美国和欧洲议会都表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自卫」。很多阿拉伯国家也不像以往那样高声谴责，因加沙的哈马斯是著名的恐怖组织，不断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居民区，以色列是被迫反击。《华尔街日报》1月5日的社论「以色列的加沙增兵」（Israel’s Gaza Surge ），把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视为美国向伊拉克增兵一样，都是为打击当地武装暴乱分子，完全具合法性。 巴以冲突已久，但为什麽要在新年之际再次爆发？这里无论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有各自的内政和外交的考量。 以前巴以冲突，不仅阿拉伯世界，甚至欧洲国家，多是谴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而在以色列内部，以土地交换和平的呼声也相当高。所以在2005年，当时的沙龙政府下令，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把加沙地带交给了巴勒斯坦人。但在2006年的选举中，哈马斯在议会拿到六成席位，他们把温和派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法塔赫等组织，都赶到了西岸的巴勒斯坦区，由哈马斯独自统治加沙。 本来在埃及的调和下，以色列和哈马斯曾达成一个六个月的停火协定，2008年12月19日该协议到期时，埃及和以色列都希望延长，却遭哈马斯拒绝。随後哈马斯就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居民区。 哈马斯不知道以色列有强大军力，会反击吗？当然知道。但这就是他们要的，他们要以「烈士」的姿态，来赢得更多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哈马斯统治加沙後，根本不懂管理，也不屑管理，只是一个心思反以色列，加沙的经济严重恶化，很多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希冀通过和以色列的冲突，改变在自己内部的不利地位，并以强力对抗以色列的姿态，谋求获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以色列轰炸加沙之後，在埃及、约旦、黎巴嫩，甚至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都有抗议以色列的游行示威，等於扩大了哈马斯的声势。而那些抱怨和不满的巴勒斯坦温和派，在这个时候都不敢出声，怕被说成站在以色列一边。 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挑起冲突，造成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来宣传说以色列是以强欺弱、杀害平民，由此争取舆论支持。《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说，以色列不断轰炸加沙的伊斯兰大学和某个清真寺，因哈马斯把武器弹药都储存在这些地方；哈马斯还特意把平民放在军事要地做盾牌，萨达姆在伊拉克战争时就这麽干过（当年一些美国左疯们，跑去支持伊拉克，结果被萨达姆士兵用枪逼到军事要塞。这些左疯回到美国後，有些因此觉醒，有的至今还在疯）。媒体上不断报导说，有多少巴勒斯坦平民在轰炸中丧生，但他们却不说，有多少是被哈马斯安排到军事基地和他们的总部。伦敦的一位巴勒斯坦评论家说，那些既不看重别人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生命，使用自杀炸弹的哈马斯们，才不在乎死多少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可能暗中期待多死一些，才能证明色列的「残暴」。 哈马斯的全部武装人员不到二万人，怎麽敢挑战军事强大的以色列？主要因为有伊朗的全力支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在1月4日的文章中说，哈马斯是伊朗的「战争代理人」，一直得到那个宣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的伊朗总统的支持，德黑兰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让哈马斯打头阵。这样不仅可以打击以色列，并威吓以色列不可动心思轰炸伊朗的核子基地。因为在中东，甚至整个世界，只有以色列可能动手，像当年摧毁萨达姆的核子基地一样，炸毁伊朗的核子反应堆。 对於以色列动用地面部队进攻加沙，使危机升级，《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分析说，这主要因为面对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政府必须做出反应，以安抚群情激愤的民心；尤其是2月10日以色列要全国大选，执政党在这个时候如果示弱，就会被选民惩罚而下台。 本来以色列的大选应在2010年进行，但担任总理的前进党党魁奥尔默特因涉嫌贪污，在压力下被迫党内改选；结果该党女外长利夫尼（Tzipi Livni ）当选党魁并成为「执行总理」。以色列是内阁制，哪个党获国会多数席位，就由哪个党组阁。但利夫尼组阁失败，因前进党虽是国会最大党，但在120席的国会中只占29席，联合小党时因歧见太多而没成gong，因此提前全国大选。 以色列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也是由左、右两大党轮流执政。左派主要有工党，右派是库利德集团，另外还有10个小党（在国会有席位的）。沙龙曾是库利德集团的主席，在2001年以色列首次总理直选中当选。但他2005年做出的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决定，在库利德集团内部引起严重分歧，最後沙龙拉了一批人出走，组了新的党「前进党」。奥尔默特和利夫尼作为沙龙的嫡系，随沙龙一起离开了库利德。沙龙在组党後不久，突因中风而住院，最後长期处於昏迷状态。继任的前进党党魁奥尔默特，後在选举中获胜而出任总理。 将於2月10日举行的全国大选，总理会在两人之间产生∶一是前进党女党魁、现任执行总理利夫尼，另一个是库利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今年60岁的内塔尼亚胡曾当过总理，他以主张市场经济、对哈马斯强硬著称，是鹰派的代表人物。 今年51岁的利夫尼十年前才进入政坛、当选议员，但被沙龙非常器重、一路提拔，出任过农业、移民、司法等六个部的部长。如利夫尼当选，将是以色列第二位女总理（第一位是六十年代的梅厄夫人）。利夫尼曾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名最有影响的人」。在《富比士》「全球最有影响的女性」中排第39位（2007）和第52位（2008）。 在大选只有一个多月之际，无论库利德集团，还是前进党，在对付哈马斯问题上都不敢示弱。利夫尼在以色列轰炸加沙前一周誓言，「如果我能（当选）领导以色列，将会动用军事、经济及外交手段推翻哈马斯在加沙的政权。」而内塔尼亚胡一直批评前进党政府在哈马斯问题上软弱。这次以色列轰炸加沙，内塔尼亚胡表示全力支持。 轰炸加沙前的以色列民调显示，坚持对巴勒斯坦采取不妥协立场的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大选中获胜。但现在前进党政府对哈马斯采取强硬态度，对选情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但从左翼的工党（党魁巴拉克为现任国防部长）、中间偏右的前进党、右翼的库利德集团等，都支持对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来看，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是选民在决定政府的政策。无论联合国做出怎样的决定，如果哈马斯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不管由哪个党组成，迫於选民压力，这个仗都得打。 以色列地面部队虽攻进了加沙，但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占领加沙，很可能在摧毁了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和弹药库之後，就会撤出。虽然这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像2006年轰炸黎巴嫩那样，把真主党的军事能力炸了个稀烂之後（700真主党武装人员被炸死，从此真主党再没敢在边境挑衅以色列），起到威慑和警告的作用。 2009年1月5日於美国（原载《观察》） 2009-0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难以承受的重负 - 教育篇
新唐人电视台：http://www.ntdtv.com/xtr/gb/2007/04/26/a57832.html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陈修文报道】二零零七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被人们称作新「三座大山」的「教育、住房、医疗」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新华网『网民关注「两会」热点问题』的调查显示，新「三座大山」分别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五和百分之七十六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林丹】「三座大山」是国人对苦难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形象表达，然而在这个被称为「太平盛世」的年代，人们重新使用「三座大山」一词来形容当前的生活处境，足见教育、住房、医疗已成为百姓难以承受之重。 作为「三座大山」之一的教育，相较之住房和医疗来讲，并没有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然而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自杀的悲剧，足以表明过高的子女教育费用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安全。那么教育这座大山究竟是怎样压迫、剥削并威胁着国人生命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将与我们探讨。 【林丹】那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涟】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其实核心内容就是「教育産业化」。而所谓「教育産业化」，就是要把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公共教育经费的教育事业推给了老百姓；要把它变成一个赢利的産业。这个「教育産业化」政策是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提出，一九九九年正式推行，到了两千年就在全国开始推行。几年以后，成了老百姓怨声载道的一项所谓「改革」。 【旁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处于疲软状态，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办法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扩大就业，带动需求，但一直未能奏效。面对市场萧条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悄悄地增收学费，从而大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学校财政与教师福利。一些人从中得到了启发，「教育産业化」的建议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见诸于报端，并很快成为热门话题。许多经济学界人士赞成并积极推动这一政策的实行，其中以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留美学者汤敏为代表。 【何清涟】当时中国政府正好是苦于市场疲软，找不到好的办法刺激市场，同时又想在教育上甩包袱，所以汤敏的这个建议立刻被采纳。汤敏在这个政策被采纳之初还很得意地以中国「教育産业化之父」自居，但是「教育産业化」」实行了两年多以后，真的是怨声载道。人们对它从道德上，和它带来的实际后果上，有很多非常严厉的指责，汤敏后来有些吃不消了，跟媒体解释说:『我不是「教育産业化」之父』。 【林丹】中国的「教育産业化」，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何清涟】主要内容就是高收费。实际上.「教育産业化」的政策讲的是教育体制改革，其实还不如说是教育收费体制改革。那么这个收费的标准上涨到多少呢？有一个专家曾经统计过，他毛估了一下说，中国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三年这十年间，教育乱收费，中小学，还不是讲大学，总共有两千亿人民币。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坚持所谓「九年义务制教育」,但是实际上中小学生的乱收费已经非常严重。 我读过天津市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中学生负担的教育费用，就达一千五百多，高中还要更高。小学呢，也是一千多。这都是以各种各样他能想得出来的各种名义收的，比如说杂费等，其他各种要学生们赞助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我儿子自己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大家早就说了这个「义务教育」早就不是义务了。 曾经有人统计过，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来年之间，每个大学生人均每一年在学校的花费上涨了一百倍。现在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沈重的负担。因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两千零五年刚刚平均跨过一万元人民币，而大学收费却早已突破了一万元。那么如果一个家庭以三口之家计算，家庭年收入是三万元的话呢，那么它就至少有一万元要拿去交学费；另外还要再拿出五千元来供这个学生每年的住宿和吃饭，这还是最低标准。这就等于是一般的城市家庭负担不起。 那么农村里面的农民呢？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刚刚过两千元人民币，那么农民就更加负担不起。所以大概从「教育産业化」政策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哪一个村庄里面最穷，就是那一个村庄里面大学生出得最多；哪一个农民家庭最穷，就是他家里出了两个以上的大学生。所以每年到了高考结束录取通知来了以后,整个农村里面考上大学的家庭，真的是很「不幸」。很多家长为了子女读书求爹爹，告奶奶到处求助筹措经费，如果筹措不到，在家里和子女矛盾一激化，家长自杀的很多，如喝敌敌畏、卧轨等，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自杀。还有的人就到街上打一块牌子，说要卖肾供子女读书。这种故事前些年每年几乎都有报道。「纽约时报」二零零五年还报道过江西一个中学生，因为欠了六百八十元人民币的学费，不被允许参加高考，后来卧轨自杀的事件。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但是中国能够成为。从二零零一年开始，教育、房地産每年都是高踞十大暴利行业的头一名、第二名，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教育産业化」的实质是什么。 【林丹】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第二条和第十条是这样规定的。 【旁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二条 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十条: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林丹】二零零零年,中国对外宣布，已经如期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然而中央党校『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课题组，对十六个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十五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七年,实际完成三年初中教育的学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报告说经济困难是造成农村学生无法继续升学的重要原因。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新『义务教育法』第二条是这样规定的。 【旁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林丹】新的『义务教育法』，能否有效地遏制教育乱收费,真正地实现「义务教育」，人们将拭目以待。 【林丹】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教育资源的配备，是一种扭曲的资源配备。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一种扭曲的资源配备呢？ 【何清涟】因为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按照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国家，平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六点几。那么中国呢？前些年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三左右；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许诺的百分之四。这个数额比台湾要低得多。台湾近些年来一直是占GDP的百分之九点多，最高的时候都占到百分之十二，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在这方面享受的教育福利要高得多。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穷国家，如加纳，都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的国耻。 那么为什么教育只在中国産业化，而在别的国家没有被称为産业化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很多，也就是说国家承担了很多。而中国却把这个担子甩给了老百姓，公共教育经费呢只占整个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剩下的一半几乎就全要学生的家长去填补。 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乱收费，二零零四年一月曾经发生过一起挺有趣的事情。当时两个政府部门同时就「中小学违规收费」专案作了一个调查。国家发改委先公布的资料说，中小学在二零零三年的乱收费达到了二十亿人民币。二零零四年的一月份教育部部长周继自己亲口公布，二零零三年乱收费是八亿多。同是政府的两个部门，调查的同一个专案却相差十二亿，这件事让我们看出中国的统计资料是多么的不可信。但是我更宁愿相信发改委这个资料，因为教育部它自己是利益关系人，肯定不会承认自己乱收费。 那么乱收的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去年几个政府部门打了一仗。当时就有人问乱收费到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财政部了？财政部立刻出来说，一分钱都没拿到我们这里来，它既然是乱收费就是违法的，违法的钱它怎么会上交呢？他们都拿去盖他们的豪华校舍，改善教师福利。这根本跟我们财政部无关。 【林丹】您刚才讲到「教育産业化」的问题，那可不可以这么认为中国的教育産业是在畸形地发展？ 【何清涟】中国的教育産业确实是在畸形发展，至少有这么几个指标可以衡量。第一，就是教育收费相对于人均GDP过高。衡量这个老百姓负担重不重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比率，就是教育收费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多少。 以大学为例，大学的经费主要就是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国家的投入。在「教育産业化」之前，大学教育是不收费的，学生要花费的就是自己一点生活费。那么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投入已经逐年减少，前年已经只占到百分之五十了。近两年还在继续降低。第二个就是学生的学费收入。这是一个主要来源，你国家投入的少，学费收入就必然要高。第三个收入不是主要的，就是学校里为大学生提供的后勤服务，包括住宿、食堂的盈利。现在一旦把后勤服务当盈利，学生吃饭就吃得特别差。因为饭菜要价高，质量很差。所以现在大学生在四年学习期内是压力太大了。 中国政府常拿美国作例子，说美国的教育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赢利産业，比如哈佛每年有多少教育经费结馀等。但是美国前两年的GDP是人均三万八千五百多美元，现在应该是接近四万美元，大学人均教育的年收费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而加拿大比美国穷，但它的公共教育是免费。而中国的教育收费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GDP前年刚过一千美元，即八千多人民币，但是大学的人均教育费用已经超过了一万人民币。就等于是中国的人均教育年收费占GDP的百分之百还要多。那么与美国的百分之十相比，就可以看到负担之沈重了。 第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教育收费来说太低。比如大学收费已经超过了一万元，那么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才只有一万多一点，农村只有两三千，所以大家支付不起。 第三，就是中国的在校的贫困生过多，这就使得将来中国很多名牌大学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学校都是中国家的名牌，里面的贫困生占的比例低一点，百分之十五左右──因为就算是贫困生考上了这些收费昂贵的学校，也读不起，很多人只能放弃这个机会。一般大学里贫困生是基本上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就是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偏低。「适龄」是指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国际平均水平是占适龄人口的百分之十九，发达国家的比率比这高得多。像美国很多大学，适龄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那么中国呢？前年才占百分之七点八，现在可能高一点了，大概也就是百分之十，刚过这个线。 第五，就是中国的文盲率太高，并且这个文盲的标准也定得太低。我看到一个由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成人文盲有八千五百多万。另外有一亿是半文盲。中国政府定的扫盲标准是，城市的人认识两千个汉字；农民呢认识一千五百个汉字，这就说明他们连读报纸都不够用。因为报纸上常用的汉字是五千到八千。就是复杂一点的就是要八千，简单一点的也要五千。所以像这种水平的教育事业是支撑不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進入城市后，只能从事那些低素质劳动力干的活，原因在于他们受的教育程度太低。不要说他们，就连中国城市里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都无法适应现代化産业的素质要求。中国要想达到现代化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必须继续吸收更多的青年人入学。但是这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又不愿意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全推到学生家长身上，而学生家长又负担不起，所以就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林丹】刚才你讲，教育産业化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个人，他提出来的.那为什么教育産业化在美国能够成功,在中国就不可能成功? 【何清涟】教育産业化这个口号也是中国提出来的，美国没有这个口号。美国教育政策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在作别的事情口口声声强调中国的国情特殊，但是一到了搬教育産业化的时候，就不强调中国的国情特殊，有许多和美国不同的地方了。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讲人均GDP，人家是大学年均收费只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十，而我们占到百分之百还有多，这一条它不谈了。第二条它不谈的就是中国缺乏教育産业化的社会环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很简单，美国有很多很多基金会，他们都愿意给优秀的大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而且银行还有一个很完善的贷款机制，如果要是学生家庭负担不了大学的学费,上学可以去申请奖学金。学生的成绩越优秀，个人才能越突出，申请的奖学金就越多。如果奖学金不足的时候还有贷款，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以后的十年内可以分期偿还。 那么中国呢？第一，根本就没有赞助大学生读书的奖学金的基金会，有限的那么两三个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家办的，那经费极其有限，每年也就是象徵性地资助几个人，相对于中国几百万大学生那是杯水车薪。第二，就是中国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的机制非常不完善。因此美国大学生能够借助来完成学业的所有手段，在中国基本缺乏。 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个教育産业化政策，只考虑了美国大学收费这个特点，但就是没考虑中国的社会环境不适宜。而且它又没去参考欧洲，包括加拿大的公共教育免费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中国特色这个标准是常常灵活使用，在它觉得该使用的时候它就使用。比如讲到政治制度，我们不能民主化，就强调中国特色，其他的方面它就只强调相同的。 【林丹】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银行也开始向学生发放贷款，毕业以后按期偿还。这样是不是会减轻学生的负担呢？ 【何清涟】这个助学贷款从「教育産业化」开始就已经在讲，要求大家给贫困生提供贷款，但是银行里实施起来确实很困难。首先就是申请很不容易，比如有一百个学生提出申请的话，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六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助学贷款。第一就是要符合贫困标准；第二，有偿还能力；第三，还要学校出证明和学生的家乡出证明。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学生办一个贷款申请要长达半年时间，证明的文件要几十个之多。据媒体报道，最初一批得到银行贷款的学生已经毕业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跟银行建立了还款的联系，但还有一部分人工作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办法还款。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学费昂贵，大学之门为什么还这么拥挤？ 高考-前途的搏弈，请看腐败是怎样将你挤出大学门？ 教育质量,教学设施是否与高昂的收费相符？ 何清涟访谈:难以承受的重负–教育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刚才您介绍中国的教育制度産业化以后带来的后果，就是高收费。那面对这样高的收费，我们也看到每年的高考，还有很多人在挤大学的门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何清涟】非常简单，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远远供大于求的国度，每年都有两千多万的人要挤向就业岗位元元，这就需要竞争，其中之一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所以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这个社会得到一个收入比较高的比较好的职业，能够進入中产阶级行列。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贫困人口过多不是好事。中国现在贫困人口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下层，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社会下层。一个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主要就是逐渐减少贫困人口，途径是通过提高国民教育，让他们慢慢地加入中产阶级。人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讲的。所以中国的家长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自己再穷、再苦也愿意把子女送上大学。 中国的储蓄率年年增高，像二零零六年已经超过了二零零五年的十万亿，年初是十二万亿，年底达到十四万亿，其中居民储蓄的首位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所以这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只要子女愿意读书，家长是节衣缩食，怎么样也要想办法把子女供上大学。这就是大学收费虽然高，大家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他们送進大学的原因。 【林丹】讲到高考，我们看到每年的高考的录取有很多很多的腐败现象的发生，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 【何清涟】我前年写过一篇文章正好谈的就是高考招生的这条食物链。应该说高考是一个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它保证竞争的公平性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确实让人失望。我常常说一句话叫做，看一个国家的现状，要看这个国家的吏治，就是看政府是否清廉；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就要看这个国家的教育。那么教育的入口，就是这个高考。中国的高考招生发生了严重的腐败，至少有三个发生腐败的环节，便于高考招生的这条食物链的形成。 第一个，大概从四、五年前，政府规定每年高中有百分之五的保送名额，本来保送的标准是按照德才兼备,选优秀生.但这保送名额后来成了各地政府官员和学校的校长自己保送人的一个理由。湖南省隆回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保送的人全部都是他们当地干部的子弟,这件事情后来引起了很大的民愤 第二个就是录取的时候有一个「定向」招生。因为中国有很多艰苦的专业，比如林业、矿业，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紧缺的专业，它录取的分数比一般的高校要低二十分。很多人因为要读大学他考不上别的，他就占这个便宜，那么就要去买分数，买一分就要付给那个招生人员多少多少钱，比如一分要一万元，所以这也是一个腐败的漏洞。 第三个就是高考招生时的「抛档案」。比如要招一百个，那抛档案的时候是要抛一百二十个，那么他们中间就有二十个可能就不在选取之列。这一点给了招生人员和那些要搞腐败的人很大的空间。所以很多人就会预先把学生的考号、名字等等全部送進去。张三他可能比另外一个人高二十分，但是找一个理由就是不取他，而且这个也是无需解释的理由，反正我都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你抛给我的范围内选，那我选谁不选谁；这个高我不选；我要选那个低的，我觉得他合适，还没人能来问，所以这个成了很大的漏洞。 这些年来中国的高考招生成了一条巨大的食物链。最著名的是两千零三年上海交大招生时发生的事情；然后北航又发生类似的事，这都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些院校。招生的人，大都是学校的行政干部或者一些教师，平常他们觉得没有机会，这一下机会来了就不放过。但是招生人员到一个地方招生，人生地不熟，他是卖方，要卖招生的名额，那么谁是买方？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又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産业，就是高考招生的仲介産业。 中国报纸上曾登载过广西招生的情况。在考场外有很多仲介人在活动，在帮招生的一方物色买主。他们讨价还价，越名牌的大学越值钱，越紧俏的专业越值钱。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专业定价不同。从报道来看，卖分数已经形成一套非常复杂的谈判技巧，可见这个行业形成有很久了。因为一个行业刚刚新生的时候，肯定没有很复杂的行规，那么到现在行规、技巧、价码都已经非常复杂，这本身就说明高考招生腐败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些年来还形成了一种「计划外招生」。大学为了「创收」，早就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发明了一个「计划外招生」。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正式招收的学生一般都要低一点，九十年代中期好象是低百分之十。我记得我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招生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种指标。为了让经济系「创收」，允许他们计划外再多招收十个，那么这十个人缴的学费，就归系里面，系里面拿它作为资金用来改善教师福利，发奖金。所以这种事情在中国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腐败。 招生腐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古时候把科举制叫做「国家抡才大典」。发生腐败，那要杀很多人的头的。就像雍正时代那个「江南科场案」，砍了好几个大官的脑袋。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高考腐败，到现在为止入牢的人都不够多。这说明中国真的很没有希望。这种腐败至少让大学生感觉到，在竞争的入口前他们就很不平等。 【林丹】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新的大学在不断地産生，中专变成了大学，有的是大专变成了学院或者大学，那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上大学呢？ 【何清涟】中国这几年确实是大学学生人数猛增。二零零一年是毕业生只有一百一十五万，到了二零零五年是三百三十多万，那么二零零六年是四百一十三万，几乎增加了三倍多。这些年确实是很多根本资格不够的中专升成大专；大专升成本科；学院升成大学，这就导致了大家嘲讽的中国教育大跃進。 其中当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提供的教育産品质量远远低于所付学费所应该达到的标准。记得两千年三月份我到杭州讲学的时候，有一个杭州的大学生递了一个条子给我，他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每年要交五千多元，但是我感觉到老师没教我们相应的知识，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受骗了。 确实，很多原来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能够上大学了；不够资格读大学的人也能读大学了，这是大家看到的好的一面。但是同时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大学教育数量扩张的同时，质量在下降。很多大学的教育、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根本就跟不上，所以就出现了教育的质量低劣和它的高收费很不相符的状况。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大学，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跻身中产阶级美梦能否成真? 多年寒窗毕业在即，二零零七年就业市场前景展望. 教育大跃進后果渐现，大学破産并非危言耸听？ 何清涟访谈:难以承受的重负–教育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那您刚刚讲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我想这也比较公平，特别是对一些贫苦的比如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这也是他们能够「翻身」的一个跳板，那么他们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吗？ 【何清涟】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达到了，在八十年代后期也达到了，九十年代前期这个目的也能达到。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个目标就距离中国家长和大学生本身的预期越来越遥远。远的不说，我就说两千零一年以来的六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连续六年走低。二零零一年呢大学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七十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二零零二年这个比例就下降了就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几。那么到了二零零三年就是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中国政府是给很多单位下了指标，要求务必达到就业率百分之七十，当时各个省的政府都是向中央保证了的，结果到后来就业率不足百分之四十。二零零五年的资料呢，政府说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几，但是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的一个调查，二零零五年大学毕业生才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人就业了，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七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既然连工作都找不到就不要说找好职业了，所以从就业率来说，是离这个中产阶级的梦越来越遥远。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从小城镇出来的不愿回去。小城镇没有什么现代化産业，主要就是政府部门公务员；还有就是一些垄断行业，如自来水厂、电厂这些岗位。但这些行业的职位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進的了的。为什么这些年来乡镇政府机构一年比一年庞大？就是因为县一级领导经常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乡政府、镇政府来当公务员。所以没家庭背景的小城镇学生不愿意回去，有的就留在学校里就当「校漂」，留在大城市如北京的就叫做「京漂」，实在没办法就业的就成了「啃老」一族。「啃」就是用牙齿啃的意思，就是要靠吃父母的。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去年联合调查并公布的一组资料，表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青年人的失业比例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比例百分之六，而达到了百分之九，也就是说这一个年龄阶段很多人无法就业。其中呢这些无法就业的人中间有百分之七十是长期失业，而「长期失业」的概念是指一年以上没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调查报告谈到，很多人到了三十岁没办法结婚，因为他养不起自己，也养不起妻子。还有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只能住在父母家里。为什么？因为他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这样的事情在大城市越来越普遍。 这个情况又还反映在「海归」问题上。原来留学生好找工作，现在留学生回去成了成了「海待」，就是待业，即海外归来的待业者越来越多。原来只要你讲我是美国回去的，不管你是什么大学，州立大学也好、名牌大学也好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已经挑文凭了，你不是名牌大学，不是好专业人家还不要你，于是成了「海待」。 象瑞士这个留学费用非常高，每年是三万多美元，四年总共需要十二万美元。那么投入了这么多，结果回到中国去以后，结果找到了也就是三千人民币，就算很好的，很多人找不到。你去算算，他这一十二万美元的投入，换来了年薪三四万人民币，要多少年才能收回这个教育成本。这也是我谈到的教育成本，教育投入的成本和这个教育获得的收益之间，严重地不对称，这也是中国的教育進入了一个瓶颈的表现之一。 二零零六年「北京晚报」登了一个消息，就是八宝山火葬场要招收三名管理人员，结果出现了一万多人去竞聘这个职位的排队长龙。其中有博士、有硕士、有大学生。这条消息在「北京晚报」登出来以后舆论哗然，很多大学生的家长非常沮丧，说我们花了这么高的代价，让儿子女儿辛辛苦苦，十几年寒窗，最后连求一个火葬场职位的可能性都这么渺茫，我们这么辛辛苦苦供子女读书是图什么？很多家长花高价，耗尽家里的全部储蓄把孩子送到大学，是希望拿到一张通往中产阶级社会的通行证。现在连续六年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下降，大家发现那个出口原来并不通向社会中上层，反而成了毕业即失业，这对一个社会的信心打击极大。 我曾经在香港和一个计程车司机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原来在广东，他说香港好，因为香港社会有向上流通的管道。他说，我只要辛苦工作，我的子女可以读大学，可以改换社会身份，可以不再像我一样当计程车司机，所以这个社会很有希望。他这段话其实表达了所有人的一种共同心声。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还成了失业一族，就说明这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被阻绝了，那么整个社会的人就会很沮丧，就会失去向上的动力。 【林丹】上海东方卫电视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报道了这样两条消息,讲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和北京就业市场发生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对大陆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状况窥见一斑。第一条消息说的是上海有一个区的环卫局，要招聘三十名三十岁以下的清道工,来应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闻\1】招聘会开始一个小时不到,就有六十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中专职校的应届毕业生,有部分应聘者甚至有大专、本科文凭。一些应聘者表示，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做个清道工总比做「啃老族」好得多。【采访\1】不分职位的高低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在我自己应该好好把握。【采访\2】自己付出辛苦劳动，都应该得到别人尊重。【采访\3】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应该平和，然后务实一点。 【林丹】下面这条消息讲的是北京某洗浴中心公开招聘，引来五千多名大学生的争相报名，他们竞聘的是什么职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闻\2】小周是京城某知名大学的大三学生,来洗浴中心实习刚刚两天。他说最开始他应聘的是总经理助理，但这次招聘的上百个岗位,不论是管理岗位,还是基层工作,都要从搓澡、捏脚做起。在这家洗浴中心像小周这样的人还不少。浴场经营者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五千多名大学生的应聘材料，而像小周这样的愿意从搓澡工做起的，则有两千多人。【采访\1】搓澡工其实也是一种工种，只有从这样一个基层的岗位来做起，是磨练大学生的意志。【采访\2】对此市民看法不一，我挺能接受不是什么坏事嘛。【采访\3】怎么来说大学生嘛，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吧。 【林丹】虽说职业不分贵贱,行行出状元，但是昂贵的学费投入，寒窗数载苦读，父母的期望和个人的追求恐怕远不止是大学毕业后做一个清道工或是搓澡工吧。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连大学生都在争抢这些职位，那么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百姓们，又将如何生存呢？ 早在二零零四年教育部部长周济就对外宣布说，中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在校生突破二千万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有网民说，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为这种好大喜功，揠苗助长的做法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发布的『二零零七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文指出，二零零七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二千五百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一千万。以「结构性失业」为特徵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并将蔓延至“十一五”。 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两次就业高峰，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第二次是由于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这次就业高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的缺口，将使上千万青年人无法就业。 【林丹】那面对大学生找工难这种局面,中国政府在大学招生人数上有没有一些限制呢,以免造成这种浪费呢? 【何清涟】我认为招生与市场需求是脱节的,因为招生的时候,大学出于本身扩张、要增加收入的需要多招。因为教育産业化就意味着学校多收入；意味着教师高福利。所以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大学教师是所有的知识份子中间，住房改善得最快；福利改善得最好；工资也提高得最快的一个知识群体。所以他们自己也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但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他们也不会减少招生。 【林丹】面对大家都还在往大学入口在挤的这种现象,中国的教育还是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啊？ 【何清涟】很快就要过去。已经算过了二零零八年会达到一个峰值，到时候首先破産的就是那些质量低劣的大学，比如中专升大学的啦；大专升学院的啦；这些大学将招不到学生了。年已经出现了温州地区的人不愿意读书的现象。温州地区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不参加高考，他们选择通过海外的亲戚到美国的CHINATOWN，还有到法国的一些工厂里去打工。很多人说了到美国做裁缝，一个月能够挣多少多少钱。所谓「裁缝」就是在制衣厂打工。 大学毕业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很多中小城市的人，找工作家长要托关系，送人情，就要花几万，乃至十万元钱，才能买到一个工作岗位。可买到的工作岗位的月收入，还只有两三千块钱，那么就是等于你要好几年才能把这个成本──不是说教育成本，只是找工作需要的成本弄回来。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再度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还不如打工。当然对于贫困地区的人，读书还是唯一出路。 【林丹】您刚刚提到大学破産，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您能不能详细地给我们讲一下？ 【何清涟】大学破産是2005年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两千年开始实施教育産业化，各个地方把教育産业化当作当地的GDP政绩，批地给他们造大学城，中国现在总共是三十一个大学城，占地六千多公顷，用地是三千一百多公顷，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左右。那么现在这些大学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建大学城的钱都是靠银行里贷款，虽然说是社会、学校集资，但是实际上钱最后都是银行里出。用大学城的名义圈地，政府要给很多优惠，成本相当低。因为这几年房地産疯长，他们圈到地以后不是用来建大学城，而是转手卖给一些房地産开发商，或者大家合作来开发，这就发生了很多腐败问题。 像重庆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大学腐败到什么样子。他们批到的地只花了两万元一亩，结果呢，它被以六十万元一亩卖出去。学校里委托给学校办的一个公司办理这件事，那个公司就交给学校四十万元一亩，还有二十万元呢，就是由这个公司和学校里，以及和土地沾边的那些领导、个人全部私分了。所以这个大学城现在有三十一个在建的工程，但是完工的不多。 二零零五年国家审计署对杭州、南京、廊坊、珠海这四个城市里的九座大学城進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均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违规用地等等非常严重。每一个大学为了建大学城，向银行里借的资金动辄就上亿，这个问题马上就要发生危机了，就是还不起。现在人家开玩笑说，大学校长们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互相问你们借钱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借了钱来就算是长期贷款三年、五年你也要还。 大学要还贷款，主要是靠三个大学收入。一个是国家拨款，这个不可能再增加了；还有一个是学生的学费；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后勤服务这些后续收费。后面两者都依靠学校的学生人数，大学招生如果下降的话，结果意味着没有人给你交钱，学生人数如果相对固定，大学要提高收入，还得靠提高学生的收费。二零零五年在世界盃比赛当天，四川大学「闹事」，就是因为四川大学又想办法乱收费。它颁发了一个新的收费标准，说一个学分要加收一百元，但它又从来不跟学生讲清楚毕业需要多少学分，所以学生就努力地修，结果发现最高的要补交一万几千块，最少的也是要补交三千多块，而且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补交。学生本来就借了一屁股债还不起，这个规定一颁发，学生群情激愤，到了晚上藉口学校停电不给他们看世界盃，于是一千多个学生就开始「闹事」，这都是对学校的乱收费不满而发生的骚动。 学校今后会面临这样的状况，第一，家长负担不起，可能有一部分很穷困的人就慢慢地不读了。第二，富裕地方的学生，他发现读书也没有前途，不读了，如温州。还有一个就是要读书的适龄人口的高峰在二零零八年达到峰值，以后适龄人口就会下降，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读大学了。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的大学持续扩张成为不可能。。既然持续扩张是不可能的，而借银行的钱要还，那么大学城建设今后要怎么办？ 下节内容导视: 【旁白】 中国教育危机四伏，病入膏肓，癥结何在？ 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维权？中国百姓面临抉择。 搬走大山，改革教育，敢问路在何方? 何清涟访谈:难以承受的重负–教育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林丹】您刚才讲了中国教育的很多很多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何清涟】我觉得你＝要靠现政府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政府自己宣称「三个代表」，其中之一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早就说过了它谁也不代表，就代表它那个利益集团，它现在考虑的都是以它们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和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未来有所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减少贫困人口，都是要依靠教育。那么中国政府把这个教育的责任，甩包袱推到了民间老百姓身上，是极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中国政府没有钱吗？不是。中国政府这些年来GDP年年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也年年增高，但是它用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就是军费开支。每年美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都谈了中国投入了多少多少钱去扩充军力。中国在目前没有国际战争的危险，因此扩充军力其实不是紧迫之需。我觉得提高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才是当务之急。 第二,我觉得中国在金牌体育上面投资得太多。有人早就算过，中国每一块金牌的平均投入是三千万元到八千万元之间，这还不包括运动员的服装费、日常的开支和他们得奖的那些花费，只是包括培训费用就这么多。中国确实是成了一个体育金牌大国，但是它不是一个体育强国。因为老百姓的体育设施很少很少，日常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机会，所以中国为什么在八、九岁或十来岁出来的孩子到美国，有一个弱项就是体育成绩不好，跟美国孩子比起来差得太多。所以中国是一个金牌大国，但是一个体育弱国。我觉得这部分费用与其花来培养几个运动员得这种金牌，还不如用来提高全国老百姓的体育素质，多投一点经费让学校改善体育设施。 第三，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不必要的援外开支。邓小平还比较务实，我记得在改革之初，他就已经谈了，今后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道义上的援助，意思是不再打肿脸充胖子。那么从江泽民统治的后期开始，这个苗头又出现了。中国援建了非洲很多国家豪华的体育场馆，连本国人民当时都还没有。像这些年援助柬埔寨好几亿美元，而这些援助的钱其实大多数也没用在柬埔寨人民身上，而是用来维护这个柬埔寨政府的特权集团。比如四千九百万用在建一个政府大楼等。所以我觉得援外不必要。 産生这么多问题关键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民主体制，而是一个「极权体制」。所谓「极权体制」就是由这个政治寡头集团说了算。那么他们这部分人觉得怎么样做有利于维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怎么样做，基本上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中国教育之所以出现我今天讲到的那五大畸形现象，其实就是长久以来这个政府对人民不负责任造成的。以前北大的校长吴树青等这些老知识份子还会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说，你们要重视教育，你们不重视教育，你们要成为千古罪人。而现在提拔的大学校长都是党的干部，政治忠诚是第一位的，根本再也不提这些话了。他们怎么样能够捞满个人腰包，就捞满个人腰包。而且学术腐败的现象也触目惊心，成了国际丑闻。学校发生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如大学里的很多女孩子为了筹措学费，不得不去卖淫。这都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现在它们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统治的稳定，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它们要考虑的问题。至于中国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让中小学生学马克思主义；学什么「江泽民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为了维持下一代对这个政权的信心。而所有的下一代其实等到他们成年進入社会以后，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学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虚假、虚僞和无耻。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通过民选政治，迫使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过选举让它下台。中国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观，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这种极权统治，中国的前途岌岌可危。中国现在要想寄希望于这个政府来改善中国的教育，把这个国家人民的长期福祉当作施政的首要目标，我认为简直就没有可能。 【林丹】面对目前中国这样的这种教育状况，作为一个老百姓，难道只能是任人宰割吗？ 【何清涟】现在目前中国老百姓真的是任人宰割。教育现在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比如招生的名额招多少由高校决定；分数线也由它确定；买分数的价格也由它确定。你这个买方完全没有讨价还的馀地。虽然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种非法的，但是卖方也居于优势。所以老百姓只能是说你同意要我了，我就欢天喜地，你要多少钱，只要我能拿出来我就凑上去。我觉得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中国这几百年来的社会结构都是政府、大的企业和经济利益集团是几块大石头，那么老百姓是一盘散沙，一粒粒的沙子是不能和这个大石头对抗的。而沙子要能粘成团，只有一条路，就是允许老百姓成立自己的民间组织；能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去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张。就像美国的産业工人通过「劳联-産联」；教师通过「教师公会」，他们才能够遊说国会，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主张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写到美国的法律里面。政治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大家讨价还价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每到了国会选举的时候，议员就要提出特别多的、符合选民愿望的要求。比如要增加工资啦；要减少失业啦等等，等等。 中国因为不是个民选政府，它基本上可以不考虑任何老百姓的要求。而且中国政府最痛恨的就是老百姓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或者成为一个威胁它统治的力量，哪怕这个组织根本没有威胁到它，它只要感觉到你威胁它了，它就要镇压。比如说法轮功。其实法轮功当初并没有政治诉求，但是它感觉到你有聚集底层民众的力量，那么它就要镇压你。 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国的异议人士，都把这个私人的权利私权利，比如就业、医疗、土地等等各种各样的经济权利，都看作是与政治无关的权利，他们错了。因为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施，首先就是政治权利，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还有结社自由。因为只有言论自由你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只有结社自由你才能够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去和政府讨价还价；也只有集会自由的情况下，你才能有组织的跑上街头，在圆桌政治之外开展街头政治，或者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所以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就连这些权利都没有，你想保护自己的权利，政府就说你是非法集会。比如人民为了土地抗争，它就说你是治安事件、暴乱事件；你要是在网上发言，它就说你危害国家安全。 尽管中国有些异议人士为了减少政府的打压认为我们不要政治权利；我们与政治无关，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在中国政府眼里，它很清楚地知道，这两种抗争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争取私权利的抗争，最后必然演化为争取公权利。比如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当初要求的是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运动。还有南非最初要求的是反对种族歧视，最后也成了一个要求参政权利的运动。所以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界线，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也不能够作茧自缚，应该努力争取，因为等待政府赐予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直在安慰自己说，坚持改革，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会达到政治民主化。而这几年的现实表明，中国政府把言论空间收缩得越来越小。最近又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要是随便报道社会动乱，要罚款十万元，还要追查政治责任，并且还要通过人大把它立法。这就说明它正在收缩言论空间。 至于政治上，它为了对付老百姓抗争，从九十年代以来三条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专门打击异议人士的三条鞭子，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就给你安上一条。最开始大家还以为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危害了国家安全；泄露了国家机密，后来才发现你什么都没有泄露，它也要给你安上这个罪名，大家才知道这些罪名原来与「文革」时的反革命罪一样，都是政府用来压制批评声音的法宝。中国老百姓一定要端正这个认识，争取私权利要从争取公权利即政治自由开始起步。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政治民主化，通过民选政治迫使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过选举让它下台。中国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观，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这种极权统治中国的前途是岌岌可危。 【林丹】中国教育领域的弊端还远不止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最近网路上流传着民间版本的『二零零六高校教育十大震撼事件』，展现了弥漫于高校的学术腐败、科研欺诈、就业率做假、高校挥霍钜资建造豪华校门等等问题，人们不仅惊叹中国教育病了，然而病根在哪里呢？清华大学著名美术家、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教授，已连续四年无法招收到一名满意的学生，陈教授说，现在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什么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但实则是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很多是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并没能真正培养出受教育者的基本科学素养。 何清涟女士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已经严重破坏了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即：促進社会平等的功能；促進青年一代道德成长、心理发育的功能；以及促進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功能。她说，失败的教育制度自然不能养育英才。中国能否真正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不仅需要改進当今政府的作为，还需要培育出一代健康上進的青年，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借用一位网友的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新浪网-网民负离子说：教育不是「産业」，它是事关民族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不是老百姓的「消费」，它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教育不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权。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的节目中，何清涟女士将继续就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感谢您关注『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透视中国》网址：http://www.ntdtv.com/xtr/gb/prog13.html 《透视中国》信箱：[email protected] 《透视中国》（DVD，VCD，BT，eMule下载）：http://insidechina.ntdtv.com
何清涟2025-11-09 01:14👍 0💬 0《中国癌》为何在日本畅销
最近，旅居日本的台湾人医生林建良用日文写的一本政治评论作品，在日本成为畅销书。 从作者简介得知，林建良在台湾出生，八十年代末去日本留学，攻读医学博士。日文不是他的母语，而且写的是政论，居然挤进日本书的畅销榜，这实在罕见。众所周知，日本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出版业非常发达，每年出书六万种（杂志等发行量60亿）。对於日本作家来说，想写出畅销书都是很难的事。 近年有到其他国家的中国人用当地语言写书，包括英语，法语，日语等，但多是小说、传记等文学类，几乎没见过政论类成为畅销书的。而林建良的书目前在日本亚马逊网络书店的中国类别中排名第三。日本大报《产经新闻》和著名杂志《女性自身》以及电视节目等，都专题报道了这本书。林建良本人是学医的，他为什麽能够写书成gong？ 第一个原因，这本书的名字和内容就很刺激，叫做《中国癌》，副标题是∶旅居日本的台湾人医生开的处方。 什麽叫“中国癌”？这位台湾医生从医学角度分析当今中国，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已经像人的身体上的癌症一样，癌细胞不仅危害自身，并且对地球村这个“世界身体”也构成了威胁。 他例举了很多“癌症”症状∶像中国的黑心食品，有毒食物——居然奶粉造假，坑害儿童。直到现在，很多中国的父母们还不敢用中国制造的奶粉，要从香港和外国购买，造成香港等地的奶粉抢购。中国是堂堂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经济规模全球第二，居然连个婴儿奶粉安全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什麽国家，什麽政府？ 中国的环境污染举世闻名，连中共权贵们居住的京城都阴霾遮日，被中国人称为∶中国终於有一件事情人人平等了——都得呼吸污染的空气。中国很多城市的空气污染超过联合国规定的几十倍，甚至百倍。而中共政权为追求高速发展（以经济换取民众对专制的沉默）而不顾环境，甚至有意牺牲环境——等於让所有中国人（在有毒环境中）慢性自杀。 林建良在书中说，中国癌不仅在中国内部已经造成全面的结构性病变，而且它还具有相当强劲的扩张性、扩散性，威胁周边国家和世界安全。 那麽怎麽对付中国癌？这位台湾医生开的处方是∶必须强化自身的免疫系统，也就是好的细胞要“活跃”起来，来抑制癌细胞的繁殖和扩散。好的细胞包括所有觉醒了的中国人，例如法轮gong，异议人士，地下教会，还有西藏、新疆、内蒙等所有反抗力量。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支持，包括美国日本台湾等民主国家，不能再对中共姑息。作者认为，如果中国癌坐大，全世界都会遭殃，而台湾会先死！ 第二个原因是∶这本书所以引起日本读者的重视，还因为近年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像每况愈下，越来越没有好感。 例如，2006年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民调，就有高达65%的日本国民认为“中国不可信赖”。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7%。，到了2010年，认为中国不可信任的比例，居然上升到84%，也就是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采取退让、软弱政策的日本左翼民主党内阁才垮台，强硬派的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赢得大选，安倍的民意支持度达到71%。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少见的政治景观。 尤其在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主权争议上，北京政府煽动反日和民族主义情绪（借此巩固政权——所有专制政府都靠民族主义），甚至出现中国愤青（在政府默许甚至纵容下）砸毁日商在中国的公司，焚烧日产汽车（车主几乎都是中国人），甚至攻击到中国参加比赛的日本球员。这些恶行，非常刺激日本的公众情绪，导致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升到历史最高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癌》的出版引起日本媒体重视，读者也希望看到“治疗”之道。 第三个原因∶这本书对日本政府也提出尖锐批评。作者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癌”不仅缺乏抵抗的愿望和意志，而且还不断地输送营养，常常站在中共一方，而忽略，甚至根本不关心中国人的人权。这本书的作者呼吁，日本政府不要总是想怎样做不惹怒北京、不让中共不快，而是应该站在国际人权的角度，坚持自由民主的原则，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包括支持民主的台湾。这种看法，很可能反映了日本国民的期待，所以这本书才引起日本读者的重视。 台湾人用日语写作，并在日本畅销，并非首例。另一位旅居日本的台湾人作家黄文雄，用日语写了六十多本书，其中像《中国入门》、《中国人本性》等6本书曾进入日本全国每周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中国入门》在日销出50万册）。该书也是因批判中国的种种造假、欺骗、贪腐，尤其中共专制等恶行等而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当时中共新华社还专门发文批判黄文雄，但中共媒体完全不做“家庭作业”，把另一个台湾的黄文雄（曾向蒋经国开了一枪）当作这个黄文雄，张冠李戴批了一通。 这次中共媒体还没有批林建良，可能是吸取了上次教训，因为那种“大批判”不仅毫无说服力，还等於给作家的书做了“广告”，促使更多读者关注。林建良的《中国癌》的汉译本最近将在台湾发行（前卫出版），所以中文读者也可领略其“处方”。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4月5日 2013-04-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7 月 A 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
何清涟 话说中国政府铁腕救市，那手段真是别国望尘莫及，笔杆子与枪杆子齐上，奇迹终于出现：7月9日开始股市风向立变，股指扶摇直上，直到7月13日仍然保持上升，担心中国股灾之祸甚于希腊债务危机的言论顿时从国际媒体上消失。 舆论开始讨论这种救市是否有损中国政府形象、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利大还是弊大之时，我倒是想到另一个问题：从应急手段的启动来看，北京其实是经历了一场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演。 救市手段彰显政府极权本色 这次救市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任由证监会、央行在那里捣腾，因此办法也比较少，6月28日央行出台的降息降准算是大动作，结果股市不升反跌，在7月6日之后的三天狂跌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股市行情被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不仅证监会、银监会、央行、财政部、国资委全体出动救市，就连公安部也出动力量“清查恶意做空势力”。如此强力救市，当然要有总书记习近平发出谕旨，否则无法启动“举国体制”。 7月8日午间，证监会紧急发出【证监发（2015）51号】文，推出两条措施：一是规定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以上相关人员违反规定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将给予严肃处理。二是要求各证监局约谈近6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大股东及董监高管，明确以下要求，其中，减持5亿以下的增持比例不低于累计减持金额的10％；减持5亿元以上的增持比例不低于原减持金额的20％。 “举国体制”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立刻有655家上市公司公告增持回购计划，其他金融机构也闻风而动，中科、招商斥资约1.63亿增持三家上市公司，等等，证金公司通过注资、发债、同业拆借等多种方式获得的流动性支持，截止到7月9日已达数千亿元。 因畏惧国企反腐，从去年以来，国企高管们通过股市交易，将当年通过“经理人持股（MBO）”这一“国企改革”划拉来的股票“减持”，今年上半年共套现5000亿。证监会既有令下，估计这些国企高管们不等证监会“约谈”就乖乖按指示办事。那些股票本来就是高管们利用“国企改革”空手套白狼弄到的，党中央如今只让吐出一小部分共赴国难，还给留下大部分，已经算是开恩了。 在“如朕亲临”的天子令牌压力下，“国家队”众志成城地“做多”，与“做空”的市场力量（也说成是“外部势力”）进行了一场人类股市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决，终于战胜了2015年7月A股股灾，托住了股指（因为限制卖盘，所以不能称之为“托住股市”），稳定了包括中小散户在内的国内投资者的信心。 难怪2008年金融危机降临美国之时，《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希望“党支部空降华尔街”，戏称只有中共才能拯救美国股市。没想到一语成谶，七年之后，党中央降临中国股市，成功地托住了股指。 挽股市崩塌于既倒，习总“全能”形象获巩固 7月5日，北京多方救市不灵，一篇《万一2015年股市崩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文章流传网上。该文预测：如果股市，房市，实体经济和银行系统都出现危机，那么下一个受到冲击的绝对是汇率。央行又毫无例外地双线作战股市与汇市。结果是人民币国际化就此休息，香港可能再次受到极大的冲击。 中国经历过十几轮牛熊翻覆，但习的决断力，以及他领导下的救市手段之蛮勇，绝非前两任总书记能够企及。 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让警察与国安力量介入救市。7月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当天上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要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公安与国安力量介入救市采取了何种具体行动，外界不得而知，但据博讯7月12日引述“吾上天涯”一条信息，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国安局已查获特大地下钱庄286家。封堵，查封近3万亿现金。这笔资金“将以扰乱国内金融次序之罪名，收入国库”，因为这条消息无别的来源，暂且视为“齐东野语”，姑妄听之。 这次股市下跌一度非常危急，甚至带动了纽约股市下跌，让一些国际观察人士觉得世界金融危机将再度由中国股市引爆，因此对被视为“全能”的习近平的控制能力产生严重怀疑。经过7月A股救市，人们对习的强势与决断力再无怀疑，有分歧的是对习的强势将对中国命运产生何种影响。 对救市抱持正面看法的人，大都在国内，认为救市不仅应该，而且避免了一次危机。一些评论委婉地提出要反思经验，不能再有下一轮。赞美救市的曲调不够高昂的原因，只是因为这场股灾本来就是“政策牛市”惹的祸，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官媒不好意思回避这一事实，只说“党啊，您在关键时刻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地平息了灾难”。 对7月A股救市抱持负面看法的，除了希望危机能推动改朝换代的人之外，还有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海外投资者。他们希望中国提高市场化程度，融入国际大家庭，减少与世界各国经贸交往的障碍。这类看法，以《金融时报》7月13日《中国救市举措威胁人民币改革》为代表，文中讲到一些人的失望：“执政的中共最终无法放弃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重要方面的控制权。……在华的外国投资者也常常发出抱怨：他们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友好的监管氛围下，大量官僚主义的市场准入门槛依然令他们感到沮丧。” 上述评价的分歧主要源于评价者与中共体制有无利益关系，算是体现了相对主义的精髓：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处在什么地位，全看你与这一事件或人的关系。 世界重温1949年上海故事 2015年7月A股救市，与1949年5月以后，陈毅、陈云在上海与“不法奸商”（实际也是“市场力量”）对决相似。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陈毅、陈云奉命主政上海，在大半年时间里，围绕货币和商品，与上海投机商人面对面地打了三次激烈的攻防战，最后赢了个大满贯。二陈用了什么法宝呢？无他，动用了军事行动。 以第一仗“银元大战”为例，发行金元券的币制改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上海解放后10天内，黄金、银元和美钞被大力炒作，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各种物价指数随之上涨，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用银元标价，拒用人民币，“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成了国际笑话。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抛售银元平市无效之后，二陈商量并获毛泽东电准，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先于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由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抄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搜查、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集中训话，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当时国内外舆论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银元大战后，二陈又在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中获胜，方式依然是动用国家机器力量同市场力量对决，上海滩上的各种“投机商人”，轻则坐牢赔家当，重则丢了命。据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回忆，经此三大经济战役，海内外对中共的经济能力改变看法。 毛泽东对上海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御笔亲书“能”字褒奖陈云。从此，陈云稳坐党内头号财经专家交椅，直至去世。 从1949年到2015年，时光流逝66年，但中共禀赋依旧未脱革命党本色。中国的毛粉们正在盼星星盼月亮，日夜盼望毛泽东重回人间，此次习总救市的强悍形象，应该让毛粉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中国A股市场经历了这一轮从政策牛市到国安力量介入救市的波折，从西方自由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离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更加遥远；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等于时光倒转60余年，重温1949年毛泽东遥控指挥二陈在上海与市场对决的历史。这种权力与市场对决经验的重温，相当于进行了一场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演。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7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stock-20150713/28606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