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南周事件”折射的社会分裂
发韧于1月3日的“南周事件”跌宕起伏。6日，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发的新年献词，系该报编辑配合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报社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 此语刚落，南周采编人员通过微博“@南周编辑部2013”发表声明，称“南方周末官微失守！所做声明不能代表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态度，为有关当局施压南方周末管理层的结果。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将与此不实声明抗争到底！” 南周员工宣布罢工，据说这是继2005年12月底“新京报事件”之后发生的又一起新闻界罢工事件。 支持的道义基础 从1月3日南周编辑、南周前编辑记者与南周前实习生发表的三份声明本身来看，反对的似乎只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并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但其实矛头所向，是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严苛的监管。 国内媒体人对此心领神会， 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南周。在国内微博不断封号禁言，媒体生态与自媒体生态不断恶化之际，由公信力强的南周出面打这场阵地战，虽说有如兔子向狮子叫板，但为了 守护媒体信念，这是一场必须要打的攻防战。 在习近平再次声明“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并吟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表示自己不怕被国际国内 “说三道四”，可以预知没有胜算，但虽败犹荣。 我支持南周的抗争。 《南方周末》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以它的价值信念与坚韧，将自身锻造成中国一张具有真正媒体理念的报纸。 它多年来的深度报道，见证了中国那风雨兼程的改革与盛世中的阴影；它与宣传部门之间的艰难博奕，则见证了中国媒体与党的宣传部门的关系：一只恶猫爪子下的夜莺。创办人左方向接任者江艺平交班时曾语重心长 地说：“南周总编的基本功之一就是写检讨。” 在此须解释一下，左方先 生此语的意思是不要怕“犯错误”，要学会“打插边球”。中国的媒体人是戴着镣铐跳舞，每家中国媒体都有与宣传部门打交道的痛苦经历，作为中国媒体领头羊的 南周所经历的自然数不胜数。 如果将来有南周人将该报多年来与宣传部门斡旋的经历写成回忆录，并配以被枪毙的稿件清样图片，一定可以成为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篇 章。 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详细分析过《南方周末》的存在的意义，以及它遭受阉割的痛苦挣扎。我还指出它有如中国媒体的黄埔军校，一代又一代的南周人散落在中国各种媒体当中，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生态 。 推特圈的反应 南周事件在推特圈的反应与国内微博大不一样。国内微博的支持者占主流地位，形成一波撞向北京这艘巨船的 大浪，推特圈云集中国海内外反对者、异议者与维权者，还有一批散落在世界各地与北京政权离心离德者。他们对国内公共事件的反应，代表了如今中国的反对力量 能否捏沙成团及其认知高度。 推特圈的 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一、不应该支持南周，它是党报系列，这次所谓南周事件可算作“二奶”撒娇；二、南周不是中国最优秀的媒体，就算过去是，但 现在已经不是；三、看不出南周反对什么，为了几个文字上的毛病，无关新闻自由，不支持；四、南周近年堕落了，没有什么好的报道。还有一些强词夺理之辞，如 当初在薄熙来案发后，左派网站被关，南周没表态谴责；南周在方舟子与韩寒事件上拉了偏架之类。 这四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在推特上一一予以回答。 争取新闻自由 关于南周是党报系列问题。南周与南都周刊等南方系列确实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有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管理制度，任何媒体在申办时须有主管、主办单位（其资格有很具体的政治要求），中国因此不存在所谓“自由媒体”。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报纸都甘心做党的喉舌。事实上，就是《南方日报》的党报身份给其子报南方系列提供了政 治保护，才使《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无数次逃过死亡命运。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媒体管理模式，如果要将南周称之为中国政府的“二奶”，中国所 有的报纸都是“二奶”。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将无一份达标的报纸。 关于“南周不是最优秀的报纸，因此不应该支持”。我的看法是：我支持南周，不是因为它是最优秀的报纸， 也不是它每篇都是精品。而在于以南周为核心的媒体人反对的是现行的媒体监管体制。有人认为不必要纠缠于文字错误等细节（或者认为争端就是这些细节），是对 此事件的背景缺乏了解。 南周事件发生后，媒体人反对的是什么，胡锡进这种所谓的“御用文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其主编的《环球时报》称“《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如果中国人要真正的新闻自由，挑战现存新闻监管模式是迟早之事，因此，应该支持南周。 关于南周的“堕落”问题。我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里，曾对南周创刊至2003年 的报道做过文本分析，并将那一年作为南周发展的转折点，指出中国当局为了将南周这朵带刺的玫瑰变成一枝塑料蔷薇，几乎是竭尽全力，从审查、撤换负责人到编 辑记者大换血，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证明，南周虽然被迫且战且退，但一直在为信念努力挣扎。我承认，它的质量确实无法与上世纪90年代高峰期相比，但与“堕落”一词没有半点关联。 如果说近20年中国还有一份一直滋养着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媒体，恐怕非《南方周末》莫属。如果说《南 方周末》的命运折射了不甘沦为喉舌的中国媒体的命运，那么有关此次南周事件的讨论，其实也折射了中国时下反对力量利益上的分裂。 但是，争取新闻自由，不应该受这些利益的制约。因为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中国想迈向民主政治，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将永远是这条跑道的起跑点。 愿这次以南周为主力的媒体人的抗争，成为今后中国媒体挣脱枷锁的开端。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1月6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omments\on\china/2013/01/130106\comment\nanfang\incident\he.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7 月 A 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
何清涟 话说中国政府铁腕救市，那手段真是别国望尘莫及，笔杆子与枪杆子齐上，奇迹终于出现：7月9日开始股市风向立变，股指扶摇直上，直到7月13日仍然保持上升，担心中国股灾之祸甚于希腊债务危机的言论顿时从国际媒体上消失。 舆论开始讨论这种救市是否有损中国政府形象、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利大还是弊大之时，我倒是想到另一个问题：从应急手段的启动来看，北京其实是经历了一场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演。 救市手段彰显政府极权本色 这次救市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任由证监会、央行在那里捣腾，因此办法也比较少，6月28日央行出台的降息降准算是大动作，结果股市不升反跌，在7月6日之后的三天狂跌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股市行情被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不仅证监会、银监会、央行、财政部、国资委全体出动救市，就连公安部也出动力量“清查恶意做空势力”。如此强力救市，当然要有总书记习近平发出谕旨，否则无法启动“举国体制”。 7月8日午间，证监会紧急发出【证监发（2015）51号】文，推出两条措施：一是规定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以上相关人员违反规定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将给予严肃处理。二是要求各证监局约谈近6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大股东及董监高管，明确以下要求，其中，减持5亿以下的增持比例不低于累计减持金额的10％；减持5亿元以上的增持比例不低于原减持金额的20％。 “举国体制”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立刻有655家上市公司公告增持回购计划，其他金融机构也闻风而动，中科、招商斥资约1.63亿增持三家上市公司，等等，证金公司通过注资、发债、同业拆借等多种方式获得的流动性支持，截止到7月9日已达数千亿元。 因畏惧国企反腐，从去年以来，国企高管们通过股市交易，将当年通过“经理人持股（MBO）”这一“国企改革”划拉来的股票“减持”，今年上半年共套现5000亿。证监会既有令下，估计这些国企高管们不等证监会“约谈”就乖乖按指示办事。那些股票本来就是高管们利用“国企改革”空手套白狼弄到的，党中央如今只让吐出一小部分共赴国难，还给留下大部分，已经算是开恩了。 在“如朕亲临”的天子令牌压力下，“国家队”众志成城地“做多”，与“做空”的市场力量（也说成是“外部势力”）进行了一场人类股市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决，终于战胜了2015年7月A股股灾，托住了股指（因为限制卖盘，所以不能称之为“托住股市”），稳定了包括中小散户在内的国内投资者的信心。 难怪2008年金融危机降临美国之时，《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希望“党支部空降华尔街”，戏称只有中共才能拯救美国股市。没想到一语成谶，七年之后，党中央降临中国股市，成功地托住了股指。 挽股市崩塌于既倒，习总“全能”形象获巩固 7月5日，北京多方救市不灵，一篇《万一2015年股市崩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文章流传网上。该文预测：如果股市，房市，实体经济和银行系统都出现危机，那么下一个受到冲击的绝对是汇率。央行又毫无例外地双线作战股市与汇市。结果是人民币国际化就此休息，香港可能再次受到极大的冲击。 中国经历过十几轮牛熊翻覆，但习的决断力，以及他领导下的救市手段之蛮勇，绝非前两任总书记能够企及。 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让警察与国安力量介入救市。7月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当天上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要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公安与国安力量介入救市采取了何种具体行动，外界不得而知，但据博讯7月12日引述“吾上天涯”一条信息，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国安局已查获特大地下钱庄286家。封堵，查封近3万亿现金。这笔资金“将以扰乱国内金融次序之罪名，收入国库”，因为这条消息无别的来源，暂且视为“齐东野语”，姑妄听之。 这次股市下跌一度非常危急，甚至带动了纽约股市下跌，让一些国际观察人士觉得世界金融危机将再度由中国股市引爆，因此对被视为“全能”的习近平的控制能力产生严重怀疑。经过7月A股救市，人们对习的强势与决断力再无怀疑，有分歧的是对习的强势将对中国命运产生何种影响。 对救市抱持正面看法的人，大都在国内，认为救市不仅应该，而且避免了一次危机。一些评论委婉地提出要反思经验，不能再有下一轮。赞美救市的曲调不够高昂的原因，只是因为这场股灾本来就是“政策牛市”惹的祸，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官媒不好意思回避这一事实，只说“党啊，您在关键时刻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地平息了灾难”。 对7月A股救市抱持负面看法的，除了希望危机能推动改朝换代的人之外，还有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海外投资者。他们希望中国提高市场化程度，融入国际大家庭，减少与世界各国经贸交往的障碍。这类看法，以《金融时报》7月13日《中国救市举措威胁人民币改革》为代表，文中讲到一些人的失望：“执政的中共最终无法放弃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重要方面的控制权。……在华的外国投资者也常常发出抱怨：他们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友好的监管氛围下，大量官僚主义的市场准入门槛依然令他们感到沮丧。” 上述评价的分歧主要源于评价者与中共体制有无利益关系，算是体现了相对主义的精髓：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处在什么地位，全看你与这一事件或人的关系。 世界重温1949年上海故事 2015年7月A股救市，与1949年5月以后，陈毅、陈云在上海与“不法奸商”（实际也是“市场力量”）对决相似。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陈毅、陈云奉命主政上海，在大半年时间里，围绕货币和商品，与上海投机商人面对面地打了三次激烈的攻防战，最后赢了个大满贯。二陈用了什么法宝呢？无他，动用了军事行动。 以第一仗“银元大战”为例，发行金元券的币制改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上海解放后10天内，黄金、银元和美钞被大力炒作，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各种物价指数随之上涨，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用银元标价，拒用人民币，“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成了国际笑话。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抛售银元平市无效之后，二陈商量并获毛泽东电准，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先于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由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抄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搜查、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集中训话，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当时国内外舆论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银元大战后，二陈又在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中获胜，方式依然是动用国家机器力量同市场力量对决，上海滩上的各种“投机商人”，轻则坐牢赔家当，重则丢了命。据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回忆，经此三大经济战役，海内外对中共的经济能力改变看法。 毛泽东对上海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御笔亲书“能”字褒奖陈云。从此，陈云稳坐党内头号财经专家交椅，直至去世。 从1949年到2015年，时光流逝66年，但中共禀赋依旧未脱革命党本色。中国的毛粉们正在盼星星盼月亮，日夜盼望毛泽东重回人间，此次习总救市的强悍形象，应该让毛粉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中国A股市场经历了这一轮从政策牛市到国安力量介入救市的波折，从西方自由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离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更加遥远；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等于时光倒转60余年，重温1949年毛泽东遥控指挥二陈在上海与市场对决的历史。这种权力与市场对决经验的重温，相当于进行了一场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演。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7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stock-20150713/28606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9月，向来是纽约的“黄金时分”，酷璁刚过，严寒未到，难得秋高气爽，天气宜人。但911周年那天，纽约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窗外的树林在呼啸的风声中翻涌，伴随树枝被横扫折断的节奏，让人担心空调机也要连窗一起被刮走。中国有“六月雪窦娥冤”之说，强调老天对冤情也有反应；大概纽约的天空也在为那三千多无辜的生命而悲愤。 自 晨五点各大电视台就开始报道有关911周年的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半夜时分。其中最令人感动、感慨的是宣读遇难者的名单。这项安排有点令人吃惊，那是近三千人的名单，即使连续不断地念，平均每个名字用两、三秒钟，也要上万秒，几个小时。且不说站在风沙中参加悼念活动的人群能否坚持下去，对分秒必争、抢新闻镜头的电视台来说，能几个小时地转播这种可能令观众感到单调的“念名单”画面吗？ 但名单开始念了，首先由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宣读，然後是以遇难者的家属为主接著念，从8点52分开始，一直念到11点20分结束，足足念了2小时28分钟！ 在这个念名单的过程中我曾流览了一下各个电视台，发现竟有30多家都现场直播了这个念名单仪式，有些中间穿插了华盛顿的悼念仪式和新闻评论，但CBS电视台，在这两个多小时里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念名单的画面，而且还（独家）登出了每个遇难者的照片和年龄。随著每个被念出的名字，电视画面上向我们微笑的，不是代号、字母或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曾经像我你他一样存在过、生活过、享受过爱和亲情、体验过生命的美好┅┅但他们就那麽无辜地在一个晴朗、美丽的早晨，被从我们这个“地球村”夺走，永远地离开了人类的群体。 据9月8日《纽约时报》公布的数字，911遇难者总共有3,025人，其中92％在20岁到54岁之间，人生最美好、最具创造力的年华！遇难者中亚洲人占6％，有180多人。宣读的名单中也不断有中国人的名字：Gu, Liming；Guan, Yanzhu；Wong, Yinping；Zeng, Ze；Zheng, Yuguang┅┅《纽约时报》从去年911後就拿出大量版面刊登这些遇难者的个人故事（共登了2,200多个），而且还在911周年这天，拿出近七个整版，刊登了能够找到的2,700多遇难者的照片，以及所有三千多遇难者的名字，像悼念仪式上宣读名单一样，来提醒人们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宝贵的生命。 不知道有多少人从头到尾看了这个念名单的过程，後来从《洛杉矶时报》上读到美国笔会主席Aimee Liu写的一篇题为“你将扬起国旗，你将喜欢它”的文章，知道这位有华人血统的女作家也是从头看到尾。我想一定有很多观众都是这样，在聆听这个“名单”的过程中再体验一次生命损失的惨痛，再提醒一次对生命的珍视。 听著这些遇难者的名字，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部反映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帮助犹太人躲过毒气室、“雇”他们出来到工厂做工的列印名单的情节∶在沈重的打字机敲击中，墨迹四溅出的哪里仅仅是名单，而是流动著鲜血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在影片结束时，银幕上播出长达近五分钟的演员及帮助拍摄的人员名单，它似乎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名单”，不要忘记那些具体的生命。观众席上没有任何人如往常电影结束时那样匆忙离开，而是鸦雀无声地盯著银幕上缓缓流动的名单，直到最後一个名字从银幕上消失，观众爆发出热烈、感谢的掌声。它不仅传递了人们被这部影片所感动的共鸣，更表达了作为人类，和那些遇难者、获救者同“类”相连的情怀。 听著这些遇难者的名单，我想起了夏威夷、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那些阵亡官兵纪念碑。美国人把二战、韩战和越战的全部阵亡人员的名字都一个一个地查出来、刻在了一座座大理石碑上，体现著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重视。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我曾见到一位40岁左右的女性亲吻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我不知道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对於她来说，那个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永远是她生命中的一部份。 听著这些遇难者的名单，我也想起了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万被碾碎的血肉和灵魂铸起的没有具体生命的墓碑，是用来象徵国家的巍峨、民族的伟大。 911悼念活动再次展示，西方民主社会的文明和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等独裁极权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对生命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眼里，“死一百万是个数字”。100万条人命！他说得多轻松。而毛泽东在谈到和美国打原子大战时说得更轻松：中国八亿人，死几个亿，也没什麽了不起。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就奠边府战役越南阵亡五万人（法国阵亡一万二）一事说，“地球上每两分钟就死成千上万的人，我们打一仗死了五万人算不得什麽。” 当然，共产党是不可能看重生命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命的摧残者。从苏联的古拉格，到中共的劳改营，到今天关押异议者宗教信徒的监狱，一路都是如此。据法国学者编写的那本《共产主义黑皮书》，20世纪被共产主义夺去了8,500万到一亿条人命；其中仅中国这一个国家就有6,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很少有纪念碑，而在鲜有的纪念碑上也罕见具体的丧生者名字，无论是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英雄纪念碑，沈阳的918事变纪念馆，还是新近落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无论多少中国人死亡，他们都像斯大林所说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如果说久远的抗日战争无法统计，但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七十年代末的对越南战争，也都没有具体的统计，更谈不上什麽刻印名字，为了他们那麽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官兵们都是“轻於鸿毛”的。 911事件後，有不少人为恐怖份子辩护，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反抗美国霸权的目的，采取这种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同时强调美国在对外军事行动中也造成了平民死亡。但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强调，战争造成平民的意外伤亡，和故意（刻意！）杀害平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无论有多麽正义的理由，这种刻意杀害平民的手段都是人类绝对不能容忍的。 为什麽人类不可以为了所谓崇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随人群而各有不同，很难有共同的标准。比如，很多台湾人把台湾独立视为崇高的目的，而很多大陆人，则视台独为灾难；同样，很多西藏人、维族人把西藏、新疆独立视为奋斗的目标，但很多中国人则视领土统一高於一切。那麽到底谁的目标更正义、更崇高？ 但手段却可以定出清晰的准则。例如，谁都不可以用故意杀害平民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企图，来达到任何目的，这就是很清楚的标准。无论人们各自的目的有多麽大的不同，都可以有同样的行为准则。拒绝不择手段，就可以制约手段的滥用，因为有衡量是非的基本标准。 911周年纪念，再次提醒人们，容忍“不择手段”对无辜生命的屠杀，就是容忍邪恶对人类几千年文明的谋杀，就是对“人”这个概念的谋杀。古往今来，凡是强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最後一定被证明，那个目的不可能是真正崇高的，因为高尚的目的不需要、也无法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达到。从纳粹，到共产主义，到恐怖主义都一次再次地证明著这一点。 2002年9月16日 2004-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对吴征的六点质疑
中国“新浪网”联席主席、“阳光卫视”执行主席吴征（英文名Bruno Wu）近几天成了以网络媒体为主的焦点新闻人物，很多人在网络论坛上对他的学历提出了置疑。虽然多数置疑都颇具说服力，但由於网络论坛上的文字是自由输入，作者又多不署真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报道和分析的新闻公信力。本文对吴征提出六点质疑，在参考了网络上提供的资讯的同时，主要根据以下四种被认可的媒体的资料（文尾附有这些资讯的来源和网址）： 1，《北京青年报》12月3日刊登的对吴征的采访； 2，美国《富比士》、《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对杨澜和吴征的报导； 3，吴征简历中提到的美国大学的网站资料； 4，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网站刊登的吴征的中、英文简历。 质疑之一： 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後第一批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因为当时我的成绩在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中名列文科第一。” 这种说法令人疑问：首先，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後，获免入学考试、被保送上大学的几乎都是在数、理、化和英语竞赛中获得前几名的优秀生，这点许多人应该仍记忆犹新。当然这并不绝对排除有文科学生被保送的可能性，但如果吴征的确是“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那麽吴征是哪一年被保送到复旦大学的？据“阳光卫视”网站2001年资料：“吴征博士，现年三十四岁”；据96年3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吴征当年29岁；据《富比士》报导，“吴征於1966年出生在上海”，那麽从时间上推算，中国恢复高考那年（1977）吴征才11岁。当然“恢复高考後第一批”并不等於“第一年”，那麽从1977年到1986年（因为86年以後吴征已经不在中国），吴征到底是在哪一年、几岁的时候被保送的？ 既然吴征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是当年（1977-1986年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文科第一名，被保送到的学校是复旦大学，相信一定会有敬业的上海记者去这两个地方查到事情的真相。如果吴征说法属实，本文的第一个质疑即可消除。 质疑之二： 据新浪网和阳光卫视刊登的吴征简历，吴征“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 但是，2000年5月15日《富比士》报道：“当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访问中国时，密特朗夫人帮助安排了吴征去法国学习。”该报道的上下文中清楚地显示，这个关於吴征的背景介绍来自吴征本人。那麽，第一，密特朗夫人为什麽要帮助吴征这个中国学生去法国学习？第二，即使密特朗夫人真的在1986年帮助了吴征去法国学习，那麽他是否有可能在同一年就“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 按中文的理解，毕业於法语系就是得到法语系学士学位的意思，入学的当年就毕业於法语系的说法明显不合常理。 质疑之三： 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说他“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Culver-Stockton College）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经查“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士市北部的坎顿镇（Canton）。 这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果吴征在法国已经得到了一个学士学位，那麽他是否还有必要再在美国念一个学士？如果吴征有志於从商，可以直接读商学院的硕士学位。根据吴征对《北京青年报》的说法，他在美国需要靠卖保险打工读书，从经济核算上来说，他是否值得再花钱、花时间读本科学位？按美国大学的常规，只要有被承认的本科学位（法国的本科学位当然得到美国大学的承认），就可以申请读硕士学位，而读硕士可自由选择专业。吴征所以需要在美国再拿一个学士学位，很可能是由於他在法国萨伏大学没有拿到学士学位。 如果吴征从法国萨伏大学拿到的不是学士学位，而是语言短期培训的结业证书，那麽所谓“毕业於法语系”明显是一种夸大性质的障眼法。 质疑之四： 新浪和阳光卫视网站的吴征简历说，吴征“1993年和1996年分别获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那麽吴征到底有没有从巴灵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他真的有巴灵顿的博士学位，那麽那到底是一个什麽性质的博士？毫无疑问，这是最令读者和新浪网股民质疑的，当然他们已经从互联网上的资讯得到了基本的答案。这里用经过核实、调查後的资料给读者理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 从巴灵顿大学的英文网站得知，这是一个1991年成立的远程网络函授大学，该大学的英文介绍上也承认，该网络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没有校址；仅设学士和硕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2000年10月16日的报导指出，巴灵顿大学是由一个亏损严重的网络公司所办，自称总部位於阿拉巴马州，但他们提供的地址却是一家文书服务公司。该校总裁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自称“博士”，但却从未获过博士学位。贝廷格也坦承那仅是周围人对他的尊称，表示下次印学校招生简介时去掉这个“博士”头衔。 吴征就该校是否有博士学位的问题对《北京青年报》说：“至於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6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麽奇怪的呢！” 看到吴征的这种说法後，通过朋友给巴灵顿大学中文网站提供的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号码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Richard Gao”显然是中国人，用极为流利的中文回答说，他已收到“太多这种电话了”，但对该校以前是否有过博士学位，无论如何不肯回答，只是说“你去看我们的网站好了，网站都说了。”当指出网站上没有博士学位时，他说，“我没权管这事，你去问（学校）总部。”Richard Gao对网上质疑吴征学位的说法不仅相当了解，且十分愤怒。在为吴征辩护的同时，强烈指责那些对巴灵顿大学信誉提出质疑的网民。 一所大学是否设立过博士学位，是一个极为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一个事实，不存在任何责任问题，但奇怪的是，巴灵顿大学负责招生的人却在反复追问下，仍拒绝回答。它只能让人对这所“大学”的可信度更产生怀疑。 经向巴灵顿大学总部电话核实，自称该校“学生事务副主管”（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ffairs）的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表示，该校在几年前的确曾设过博士学位，但现在取消了，理由是为了加强本科部的工作。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但由於下列原因仍不得不对吴征获得该校“博士学位”表示质疑。 第一，由於在电话中忘记问这个自称“马克．史密斯”的人在该校的职务，於是在大约五分钟之後又打去第二通电话，一个说她叫“琳达”、是行政助理、但却不肯给出姓氏的女性，对要找的“马克．史密斯”明显不知所云，在解释这个电话的目的是询问该校是否有过博士学位事宜，并就此刚跟马克．史密斯通过电话之後，她做出了和史密斯同样的回答，但仍是不肯给她姓氏，并说马克．史密斯不在，先是留下姓名电话说要让史密斯回话，然後又让等候。过了一会儿，“马克．史密斯”出来解释他的职务。 在美国一般向一个部门询问事宜，被问对象会自然给出姓氏，尤其是在告知了是记者采访之後，因为名字多重复（叫马克、琳达的人在一个部门就可能有好几个），不和姓氏连在一起不能确认是谁。但这位“琳达”却无论如何不给姓氏多少令人疑惑。她一开始对“马克．史密斯”这个名字的陌生也令人感到蹊跷。 第二，当被问道是否可以证明Bruno Wu曾在该校得到博士学位一事时，史密斯回答说，这需要吴本人授权才可以告诉。但在电话询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学校时，他们都表示不需要本人授权，只要学校查到记录就可以给出该校毕业生所获的学位。想到或许阿拉巴马州有自己的法律，於是又致电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该校行政办公室答复说，学生的学位元是公共资讯，无须本人授权就可以给。於是，再致电巴灵顿大学，这次一个连名带姓都不给的女性，不仅不给关於学校学位元的任何资讯，甚至连“马克．史密斯”是什麽职务也无论如何都不说。在强调其他美国大学、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都说这属於公共资讯，学校有责任提供时，她让等候，然後挂断了电话。以这个学校这麽鬼鬼祟祟的举动，更无法不令人感到这个 “需要本人授权”的吴征的学位是有问题的。 同时，所谓曾设“博士”学位说法的可信性也相当令人怀疑。当然，如果连该校总裁的“博士”头衔都是假的，那麽学校职员的回答又有多大可信度？另外，对於这个明显以赚钱为目的的学校（下面解释），是否有可能被人以钜款买下一种并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空头说法，也难免被人列为一个质疑的角度。 第三，如果吴征的博士学位属实，为什麽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对吴征学历的质疑之後，在没有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新浪网把其联席主席吴征的英文简历内容删掉了？而新浪另一个联席主席和其他董事们的简历都在。（但新浪网上曾刊登的吴征英文简历已被美国一个大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收录，读者仍然可以查到。） 为什麽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也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列为该中心“任课人员”的吴征简历中曾有过的（包括博士在内的）学位元元全部删除了，只留下他的商业头衔？（北大网站曾列出的吴征简历上有“复旦大学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的学位） 另外“阳光卫视”网站也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大幅删掉了媒体对杨澜吴征报道的内容。如果吴征的学历堂堂正正，那麽像新浪和北大这种大机构的小动作岂不是在毁坏吴征博士的名誉和形象吗？如果这些删除都毫无缘由、毫无道理的话，吴征有可能不提出异议、甚至抗议吗？ 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对吴征学位的质疑之後，吴征担任副主席的阳光四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新浪网发出“通告”，要“在全球范围之内以法律手段追溯”，并以新浪网名义设立名为“员警”的电子信地址（[\[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期望全球举报毁坏他名誉的人，并“将予以重奖”。那麽吴征首先应该缉拿、追究的是否应该是新浪网，然後是北大网？因为是新浪网首先删掉了说他有博士学位的英文简历，这等於是给“通告”中所指控的“造谣中伤”提供了第一个最有力的佐证。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把吴征简历中的所有学历都删掉了，这难道不是给“造谣中伤”提供的第二个有力佐证吗？ 质疑之五 即使巴灵顿大学曾经设过“博士学位”，吴征也的确拿到那个博士学位，那麽这个网络大学的学位到底有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 巴灵顿大学是1991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成立的网络教育公司（Virtual Academics.com）下属的一个学校。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创始人是当时只有19岁的美国青年斯蒂汾．贝廷格（Steven M. Bettinger），现任该公司执行总裁。根据该公司自己网页上的资料，其主要业务是提供网络远程教育（Internet distance learning）服务，目前共有10个学校，其中巴灵顿大学是最主要的一个，也是由斯蒂汾．贝廷格创建的。 该校中文网站介绍说，申请该校“无需TOEFL或GRE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工作年资每满一年可抵免6学分”。硕士学位需36个学分，“以工作年资最高可抵20个学分”，剩下的16个学分仅需再上5门多课（一门课3个学分）就可修满而拿到硕士学位。 该校英文网站介绍说，外国学生的申请注册费为700美元（一般美国大学的申请费约在25到60美元之间），学士学位的学费是3,800美元，硕士学位4,000美元。 至於具体学习方法，记者仔细阅读了网上的中英文资料，仍只得出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就是在缴纳了注册费之後，该校会寄一定的材料。在过去的这几天里，记者曾给贝廷格本人和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各个主管打去十几个电话，希望了解该校学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学习过程、该公司和巴灵顿大学最新的发展情形等。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回答，就是转到电话录音，在多次留话之後仍不回话。当记者做最後一次努力时，该网络教育公司位於佛罗里达总部一个不留姓名的男性表示，他们不对记者发表讲话。 巴灵顿大学为什麽这麽躲躲闪闪？大概和他们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认可有关。这点巴灵顿大学在自己的英文网站上也不得不承认：“巴灵顿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他们之所以得写上这麽一句，是因为阿拉巴马州教育局每年进行网上检查，如果不注明没有被认可，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但该校中文网站（译为柏林顿大学）则可能由於没有懂中文的教育局人员去检查，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说，该校“是得到美国阿拉巴马州教育部门许可的”，它的学位被“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承认”。 就巴灵顿大学是否得到过阿拉巴马州教育部门认可一事，记者电话采访了阿拉巴马州教育局助理总监（Assistant State Superintendent of Education）艾迪．约翰逊博士（Dr. Eddie R. Johnson），他说“巴灵顿大学从阿拉巴马州申请的是营业执照，这种执照有效期为一年，学校需要每年申请延期。只要能证明他们符合阿拉巴马州的法律，他们的执照就会被续延。但巴灵顿大学并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机构的认可。” 阿拉巴马州高等教育委员会项目署（Interagency Programs of The Alabama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主任伊丽莎白．弗伦奇博士（Dr. Elizabeth French）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更详细地解释到：“他们（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阿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拥有营业执照，并不等於他们得到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的商业公司，通过提供教育服务，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得到教育机构的认可，因为没有学术监督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 当被问道一个不被教育机构认可的学校怎麽可以发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呢？弗伦奇博士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後提供教育服务。他们自己可以设置学位，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 记者开玩笑说，“那我不是也可以注册一个颁发博士学位的学校了吗？”弗伦奇博士认真地回答，“当然可以，并不需要得到认可就可以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但是从巴灵顿这样的学校得到的学位不仅不被市场接受，在他们那里修的学分也不可以转到其他学校。”当记者指出也有一些在美国的学生选择巴灵顿大学的课程时，艾迪．约翰逊博士表示，“我不知道那些学生完成那些课程之後是干什麽用的。” 当被问道什麽是“不被市场接受”时，弗伦奇博士回答说，“不被市场接受就是，如果这个人申请我这个机构的工作，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的学位不是从一个被认可的教育机构得到的。进入这种学校想得学位的人不是冒险吗？” 是不是冒险呢？据该网络教育公司2001年10月2日发布的简报，到2001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为止，该公司的财政收入（revenues）是263万美元。 据12月7日雅虎金融网的资料，该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进行柜台交易，其股票价值去年高时曾达到每股3.15美元，但在过去52个星期来下降了73%，当日的股票价值是每股0.4美元。全部股票的市面价值（Market Cap）是430万美元。同样根据12月7日雅虎金融网的资料，这个拥有10个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15个雇员。这等於平均一个学校一个半人管理。 弗伦奇博士倒不见得了解这麽令人咋舌的具体内容，但她显然对网上大学的质量相当不满，她说，“这不仅是巴灵顿大学，网上学校多是欺骗。有各种各样不被认可的学校。” 当记者指出，采访这个网络教育公司得不到任何答覆时，弗伦奇博士说，“这本身就告诉你他们是怎麽回事儿了。如果你只跟这个学校联系，而不谘询更高的机构，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资讯。” 艾迪．约翰逊博士则说，“如果他们不回答你寻求学校资讯的提问，你应该告诉、规劝在中国的学生，这个学校不是一个被美国的教育机构认可的学校，应该停止进入他们的课程；如果你想进入一个被认可的学校，那麽你选错了学校。” 至於巴灵顿大学中文网站上关於他们的学位“被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承认”一说，倒是事实。但这个“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是个什麽机构呢？ 据《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2000年10月16日的报导，“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是一个1998年在佛罗里达州成立的盈利公司；更有意思的是，参与创建巴灵顿大学的该校总裁、自称“博士”的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本人就是这个公司的注册人之一。 《南佛罗里达商业报》的记者达根（Ed Duggan）按照“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在首都华盛顿的注册地址寻找，结果那个地址和电话是另外一个网络公司，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这个“承认”巴灵顿大学的“国际机构”。当达根指出这一点时，巴灵顿大学的总裁罗伯特．贝廷格说，“那个办公室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搬到日内瓦去了。”当达根又指出，在日内瓦也找不到这个机构时，贝廷格“博士”又说，那个办公室也关闭了。但在他们的所有网页上继续给的是日内瓦的地址。 达根的报导最後指出，这个“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由於没有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和缴费而被州政府取消。但後来他们又在另一个州注册了。 巴灵顿是个什麽样的大学还可以从它的中文译名看出：在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上它被称为“巴灵顿大学”；但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中称它为“巴林顿大学”；而该校中文网页上写的是“柏林顿大学”，同一个网页的“总裁致词”使用的是“白林顿大学”，而在有一批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开办的该大学在中国的工商项目培训基地的网页上使用的又是“百林顿”。“巴灵顿、巴林顿、柏林顿、白林顿、百林顿”，一个美国大学同时有五种中文称呼，其“正规”程度不言而喻。 中国教育部在最近也宣布，六种洋文凭不予认证，其中第五种就是“函授取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这样看来即使吴征“有博士学位”的说法属实，那麽拿到这个既不被美国教育部、也不被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校的学位，除了对不知情的国人有某种“效果”之外，不知它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对於吴征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巴灵顿大学的博士，大概人们的兴趣会越来越小了。其实，在高科技这麽发达的今天，只要吴徵用扫描机把他的学位证书扫到网上，早就把“造谣中伤”的嘴都给“扫”住了；何必兴师动众设立“员警”举报网站呢？ 质疑之六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提出的另一个质疑是关於“艾美奖”的问题。争议缘由是：11月9日新浪网刊登了一条题为“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的消息。当杨澜、吴征的事情在网上引起争论、成为话题之後，有人指出，吴征参加的不是第53届美国艾美奖，而是第29届国际艾美奖。随後新浪网把这条已经发过的消息题目换成了“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 就这个小动作，“新语丝”网站主持人方舟子先生撰文指出：新浪网换了题目，却没换内容，通过检索系统查到的国内其他网站转载的新浪网的消息都仍是“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该文还列出了转载这条消息的国内网站。 经过网上核实，记者发现新浪网这个修改的确是事实；而且即使仅在新浪网检索，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读者如果进入“北京新浪网（www.sina.com），检索“艾美奖”，选择“新闻”项目；或检索“吴征”，选择“新闻标题”，就可以发现，在这两项检索下列出的文章标题都是“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但当点击进入该文章时，文章上面的标题则换成了“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 那麽“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到底有多大？“美国艾美奖”，不仅顾名思义，事实上也是只发给美国电视企业所制作的节目。即使美国艾美奖也有两个，一个是发给晚间黄金时段以娱乐为主的节目，在洛杉矶颁发；一个是发给白天时间播出的以新闻、社会内容为主的节目，在纽约颁发。 人们通常所说的“艾美奖”是指在洛杉矶颁发的晚间娱乐节目奖，这次由於美国遭恐怖袭击而两度推迟的、备受瞩目的第53届美国艾美奖就是这个晚间电视娱乐节目奖。这个颁奖大会之所以现场直播，不仅在美国，即使在全球也有很多观众，一是因为这些美国电视节目中有很多为世界观众熟悉的电影明星，像去年获奖的布鲁斯．威利斯；二是因为有这些明星上台表演或颁奖，像今年上台演唱的芭芭拉．史翠栅；三是因为许多美国电视剧在世界各地播放，美国以外相当数量的观众对那些被提名的节目并不陌生。所以这个“艾美奖”有时被比做“小奥斯卡奖”，但它的实况转播收视率仍不能和“奥斯卡颁奖大会”比拟。“奥斯卡奖”约有四分之一美国人收看，在全球大约有10亿观众。而“艾美奖”在美国只有约2千万观众（当然这在美国已是极高的收视率，最红的脱口秀女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的节目收视率最高时也是2千万左右），至於“美国艾美奖”在全球的收视率如何则没有找到相关报导。 那麽“国际艾美奖”又是怎麽一回事儿呢？这个奖是“美国艾美奖”下属的一个设在纽约的分支，发给美国以外的电视公司制作的、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播放的电视节目。任何国家的电视公司或个人制作的节目，都可以寄来参选；英语节目参选费为350美元，非英语节目必须由参选者自配英文字幕，所以参选费降为300美元。 就“艾美奖”的争议，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如果在21世纪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有人会去冒充艾美奖颁奖会的主席，他一定是全世界最笨的人。我现在都糊涂了，不知道究竟是我笨， 还是编造这样的谣言的人笨。谣言止於智者，我想在此再次告诉大家的是， 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那麽事实和吴征的说法是否有出入呢？本文采访助理上星期采访了“国际艾美奖”的技术顾问莱克瑞（Tristan Lecoere）先生，和市场及对外关系主任索伦森（M. J. Sorenson）女士。首先，吴征的确出席了这次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800多人参加的第29届“国际艾美奖”，并担任颁奖典礼的共同主席。有人指出吴征担任的只是晚宴共同主席，而不是颁奖典礼的主席。事实是，晚宴和颁奖典礼同时进行，是一回事儿，整个过程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第二，吴征的确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 历时1分45秒。 索伦森女士说，在过去两年里吴征都是“国际艾美奖”的赞助者，他不仅是颁奖典礼的赞助者，也是在颁奖前两天举行的节目交流活动的赞助者。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第29届国际艾美奖”共有6家赞助商，‘阳光新浪’是第二大赞助商。目前赞助“国际艾美奖”主要有4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7万5千美元；第二个等级是5万美元；第三个等级是2万5千美元；第四个等级是1万美元。赞助可以用现金，或用广告价值以及其他商业价值交换。今年的最高赞助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赞助了3万美元，其次是吴征，赞助了2万5千美元（吴征去年也赞助了2万5千美元）。香港的凤凰卫视前几年也曾赞助“国际艾美奖”，但今年由於缩减预算，没能赞助。索伦森女士十分感激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对这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援。 据索伦森女士介绍，每年的颁奖主席都有两个人，一个来自美国电视界，一个来自外国。颁奖主席是一个非正式的荣誉，是一个提升、推销自己公司的机会。只要是董事会成员（吴征是该董事会90名董事之一），经委员会推荐，就可能成为颁奖典礼主席。 那麽新浪网的报导和吴征的说法到底在哪里和事实有出入呢？它的出入在於该颁奖典礼是否有现场“实况转播”；全球是否有“两亿多名电视观众”。 “我们这个（颁奖）仪式没有现场实况转播，”莱克瑞先生说。“我知道有些人有录像带，但不知道会不会在他们国家播放。以前有人的做法是，得到奖项的电视台会剪辑他们获奖的镜头，做成一个小节目，加上他们本国语言的评介，在他们的电视台播放。没有什麽人对现场直播感兴趣，如果哪个国家有被提名的项目，他们只想看到赢的场面，而不想看到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听说有哪个国家播出了这个节目。” 那麽这个颁奖仪式在美国有没有播出呢？“没有，”索伦森女士说。“由於美国人对参赛的外国节目不熟悉，所以颁奖仪式很难在美国播出。前几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曾播出过部份内容，但今年的没有播出，我们还在跟他们谈。” 这麽说，这次“第29届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大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外国都不仅没有“实况转播”，甚至连事後剪辑播放都没有？“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有没有参加晚宴的客人回去播放部份内容，”莱克瑞先生说。 那麽如果有的电视台感兴趣，想在他们国家播放，是否需要向“国际艾美奖”买版权？“他们支付复制录像带的费用就行了，”读者可以在国际艾美奖的网页上看（听）到这届颁奖典礼的实况。 这种情形和新浪网报导的“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吴征说的“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不是差别太大了吗？也许新浪网和吴征不知道这个节目根本没有现场直播，後来也没有在美国播放？ “当然知道，”索伦森女士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赞助商当然知道这个节目没有实况转播。”的确，如果一个商人对自己出资赞助的项目、对自己公司能从中得到的好处不清楚是不符合常理的；尤其是有没有“电视实况转播”、是不是有“全世界两亿人”观看，其商业效应是有天壤之别的。 “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差别。吴征这件事儿就好比当年一个美国青年去阿尔巴尼亚参加了一个活动，回到美国後，支持他的媒体就报导说，“这个青年去了全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也这麽宣称。反正许多美国人也搞不清楚哪儿是哪儿，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了。但那个去阿尔巴尼亚的青年自己心里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有多“小”，人口有多“少”。 “国际艾美奖”是一个对促进国际电视文化交流很有意义的项目，尤其是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业走向世界有益，本文不仅无贬损这个机构的意思，相反希望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希望能有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去参选。但吴征把这个奖的身价夸张千百倍，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这项活动，都不是一个好的促销方式。毕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迟早会知道真相；毕竟在让人们“恍然大悟”之後，下次就很难再买账了。 这次“国际艾美奖”不仅没有“实况转播”，据索伦森女士说，甚至没有任何一家中文电视台来正式报导！ 如果吴征真的“大事糊涂”，难道他“小事”也不清楚吗？他总不至於不记得和杨澜到底是飞去了洛杉矶参加典礼、还是飞到了纽约参加晚宴吧？总不至於把曼哈顿和好莱坞都弄混了吧？ 新浪网虽然後来把报导的标题改为“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但文中的内容除了仍有上述“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之外，还有“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荣誉最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界的奥斯卡。今年的艾美奖颁奖晚会原定9月16日在洛杉矶的圣殿礼堂举行，但是由於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举国哀悼，因此主办方曾几度推迟典礼的举行。” 这段话的每一句都是指“美国艾美奖”。且不说吴征在晚宴致词中说他已经参加了三届“国际艾美奖”（每一次都是在纽约，怎麽可能把这次记成了洛杉矶的艾美奖呢？），作为大会的共同主席，这次他也早就应该收到通知告诉他去哪里开会吧？当然，吴征可以把责任全都推到报导这条消息的记者和发表这条消息的编辑身上。 那麽新浪网娱乐版的编辑到底是怎麽“编”发消息的呢：在11月9日报导“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吴征先生将首次以新浪网联合董事长的身份亮相於国际活动，并将为典礼致贺词，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之前四天，新浪网在11月5日已经报导“53届美国艾美奖揭晓《白宫群英》夺得4项达奖”，并登出了获奖者的照片；随後在11月6、7、8三天均有关於“美国艾美奖”获奖作品的报导。这些报导在检索出来的文章题目中是在同一个页面上的！ 比较奇怪的是，那麽令吴征和新浪网骄傲的“有史以来出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亚洲人”吴征，在“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席完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国际艾美奖”之後，却没有见到新浪网发任何消息。 由於新闻的时效性，记者在抢新闻时有误是难免的，像《纽约时报》这种大报都时常出错，并且几乎每天都在第二版登出2、3条或4、5条更正。记得当年金日成去世後，《纽约时报》在报导消息後几天，还登出一条更正说，前面报导过的制作金日成棺木的材料有误，正确的棺木材料应是什麽什麽，核实并更正如此小事令人感叹。 新闻应该有犯“诚实的错误”的空间，只要媒体发现报导有误，改正，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原谅，否则新闻就很难做了。但吴征和新浪网到底是犯“诚实的错误”，还是有意误导？ 如果新浪网记者最早没有弄清楚吴征参加的到底是“美国艾美奖”还是“国际艾美奖”是可以原谅的。别说光“美国艾美奖”就有两个，加上这个“国际艾美奖”，近年又出了个“亚裔艾美奖”，全都是在美国。难怪把抢新闻的记者弄糊涂了。 如果新浪网的编辑在收到这条消息後，忘记了在过去四天来已经连续报导过好几条消息，说“53届美国艾美奖”已经发完了，仍然把记者“未来进行式”的稿子原样登出来了，也可以用“网络资讯爆炸，实在没空仔细看”的理由而得到一定谅解。但按照媒体的常识，在报导自己公司主管的消息时一般会加倍小心，这不仅是由於把自己老板的事儿报错了会惹麻烦，更重要的是会因损害该媒体本身的形象而受惩罚。 但新浪网的编辑在把“第53届艾美奖”换成“第29届国际艾美奖”的时候已经明显地知道了这条引起争议的报导的严重错误，不仅没有承认错误，而且在只改了个题目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原内容，这就是编辑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仍继续误导读者，这就不属於读者可以原谅的“诚实的错误”了。 那麽吴征本人呢？如果说在这件事引起争议之前，他没有看到过这个报导，这也许是有可能的（尽管极小），但是，事情引起争论之後，吴征不大可能没有去看一下这个报导。而且就在吴征和杨澜的阳光网站上，到现在还登著题为“吴征获选艾美奖颁奖大会主席”的报导。虽然文中有国际艾美奖字样，但文尾的“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荣誉最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届的奥斯卡奖’”仍明显是指“美国艾美奖”。 而且吴征本人在12月4日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反击对他的“形象谋杀”时仍理直气壮地说，“我想在此再次告诉大家的是，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虽然他这次在艾美奖前面加上了“国际”，但难道吴征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他亲自参加的“艾美奖”有多大规模？真的不知道它的播放实情？还是要继续维持他的严重夸张和误导的错误？ 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吴征的五个学位中，几乎每一个里面都多少有些水份。这里再回顾一下吴征的学历：“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1993年和1996年分别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後於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获第二个博士学位。” 1，对於“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吴征的英文简历是“received his Diploma of 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voie, France”。对於这一说法，作者通过一位在法国读博士学位的朋友查看了这所大学的法语网站，他查询後回复的结果是：据其网页，该校没有“法语系”，只有一个为外国学生开的“法语教学中心”（INSTITUT SAVOISIEN D'ETUDES FRANCAISES POUR ETRANGERS）。吴征英文简历中所说的“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课程，只需二个学期即可结业。法语“Diplome superieur d'etudes francaises”的对应英文应该是Diploma for Advanced French Studies，即“法语高级班文凭”，说成是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高等研究），是故意混淆视听。 作者又通过一位在法国做记者、也是懂法文的朋友给该校打了电话，该校学生办公室回答说，该校有来自81个国家的外国学生，几乎都是在该校“语言中心”学习语言和文化。关於吴征的学历资料学校可以给，但由於法国明年起使用欧元系统，所以电脑正在调整。到明年一月即可以查到。 这位对法国教育相当了解的记者朋友说，法语中的“高等文凭”如果不和具体学位连在一起，都指语言学习，一般4到12个月可以结业。有低、中、高级班等。而法语系则是“法国语言文学系”，基本上都是学文学的法国人在念。 所以，吴征的“毕业於法语系”明显给人一种他得到“法语系”学士学位的误导。 2，吴征的“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经向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核查，吴征的确从这个位於密苏里州圣路易士北部的教会学校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但不是1989年。据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行政助理凯莉．亨珍（Kelly Hentzen）小姐介绍，吴征是在1989年入学，1991年毕业，得到学士学位。虽然这是一个真实的学位，但吴征把入学时间改为毕业时间，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3，“1993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经查，吴征读的是这所大学附属学校“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专为在职人员设计的晚间课程。该学院网页的招生条件显示，入学并不要求托福和GRE成绩。一位不愿公布名字、也是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向记者证实，当年这个学院入学就是不需英语考试成绩。其所学内容也和全日制学生有所不同。当然，吴征从这个学校得到的是正式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但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的“任课人员”中曾列出的吴征简历说他是“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则严重有误。在媒体开始质疑吴征的学历之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把其网页上吴征简历中的所有学历都删除，仅保留其商界职务。该网页原来刊登的简历还说吴征是“复旦大学学士”，但在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等网页上刊出的吴征简历中都没有这一项，因此吴征是否有过“复旦大学学士”学位也令人怀疑。而按照常理，简历一般都是本人提供的。北大的是怎麽回事儿，只有期待国内记者同行了解了。 4，就吴征“1996年获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一说，前面已有长篇交待。再概括一次：巴灵顿大学是一所网络函授学校，其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承认。而且该网络大学的中英文网页都显示没有设立博士学位。巴灵顿大学拒绝向记者证实吴征曾在该校获得过博士学位。 5，吴征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学位办公室在接受上海《新闻晨报》记者查询时表示该校确曾授予吴征博士学位，而且不是“荣誉博士”。但《新闻晨报》的报道没有提供吴征是否像其他复旦大学博士生那样在校上课、并有学习成绩单等资料。 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他的“博士论文”已出书。他说的出书是事实。这部题为《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的博士论文共94页、7万9千字，由《解放军报》下属的“长征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 记者通过雅虎网检索了中国的11家大型书店网站，除一家之外，其他都显示没有收入吴征的这本书。有这本书的网站上显示的吴征的这本书，没有作者名字，也没有出版时间，更无内容介绍，并说“暂无封面”。即使在出版这本书的“长征出版社”网站，也没有显示有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记者还没有找到该书，但从网上发表的该书全部5章的题目来看，明显地充满了大而空的概念：第一章：国际传播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构成和显示；第二章：国际传播对象的重心转移：打入重点国家的主流社会；第三章：国际传播的观念转移∶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第四章：学会传播产品的包装；第五章：国际传播，先从强化自身开始（各章下的小标题见文尾附注）。 当然，在没有读书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觉，既不是客观判断，也不能证明什麽。但是，即使吴征的论文写得很不错，如果他只通过一本不到100页的书就获得正式博士学位，这对其他那些通过正式考试入学、在校园苦读几年，还要经过各门课程的考试及论文来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复旦大学网页上刊出了吴征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5名成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国良、桑玉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田中青、夏立平。相信国内会有记者同行去采访、了解吴征论文的水准，以及他在复旦读书的情形。许多名人获得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这在全世界都是常见的现象。但吴征从复旦获得的是正式博士学位。作为中国著名学府的复旦大学，应该不会不对自己学校的声誉负责吧？ 也许吴征有其他特殊的研究才能和著作？但新浪网上刊登的“新浪和阳光高层领导简介”说，今年1月出版的复旦论文是“吴先生第一本书”。而新浪网上开设的“吴征专栏”里迄今也只有4篇文章┅┅ 吴征和杨澜靠什麽成功？ 在关於吴征的争论文字中，虽然明显地多数都对吴征在“学历”上的“水份” 和小动作表示反感，但也有人指出，学历在一个人的成功中并不重要，吴征今天“傲人”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他的“能耐”，何必再追究他的学历如何如何呢？那些质疑吴征的人是不是妒嫉人家的成功？中国人总是不能用正常心态欣赏别人的成功。吴征本人还扔出了一个漂亮的句子“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他还指出，由於这次对他和杨澜的“攻击”“规模很大┅┅跨内地、香港、美国”，所以一定是“有组织的行为”。 那麽这些质疑吴征的人是不是由於妒嫉他俩的成功而像疯狗一样“咬”他们？吴征的学历问题值不值得讨论？这次这麽广泛的讨论背後是“谁”指使的？ 毫无疑问，历史上有无数没有学历而做出优异成绩的人们。别说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数都不是靠学校成绩好（school smart），而是靠有经商灵性（street smart），就连很多大学问家都根本没有任何学位。反过来说，有一堆学位的人也未见得就“智力过人”“学问深奥”。有一位耶鲁的读者来信说，拿一个“长春藤”大学的学位并不困难，并不能说明什麽。我有一个朋友甚至说，“我从中国的名牌大学读到美国的名牌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大学教授们有多笨，就别提那些学生了！”这当然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普遍意义来说，当然还是在学校念书多的人知识多一些，所以人们一般都接受学位给人带来的“身价”。 吴征和杨澜作为“海外归国学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创立了自己的电视公司、成为“最大华人门户网络”的最大股东之一，这的确是极为“傲人”的成绩。任何人做出惊人成绩，就自然地不仅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更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虽然中国人一听“榜样”，就想起令人反感的雷锋，但榜样并不错，只要他是真的。来到美国才发现，美国的榜样（role model）不仅比中国多多了，而且比中国更提倡。任何人在一个什麽小的社区里做出点儿什麽贡献，人们就称他为“榜样”，就提倡向他学习。做出大的贡献的就更成为榜样，像篮球明星乔丹，不仅人们把他当作榜样，他自己也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榜样，言行都很谨慎，尽量不损害榜样的形象。 在美国的另一个发现是，名人传记多如牛毛。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崇拜名人吗？未见得。大概只是因为在一个机会比较多的国家，人们比较容易出成绩；去模仿成功人士，自己成功的机会也很大。中国人在受了几十年毫无机会的压抑下，现在终於有了可以自己创业成功的机会，那种人人都渴望成功的动力、燃烧力是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的，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之一。这也是为什麽杨澜、吴征的成功令无数的中国人羡慕。虽然还没听说有杨澜吴征传记出现，但读到不少关於他俩的、充满赞誉的报道。那麽杨澜吴征模式的“成功”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归国学人”学习的榜样？人们可不可以滥用名不副实的“海外学位”和“成功”换取在国内的信誉？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不需要通过学位元元来炫耀他的成功，因为他的业绩清楚地摆在全世界。而对那些本身能力不足、成绩不够的人来说，则要靠“学位的价值” 来提高“自身的价值”。吴征之所以要堆砌一大堆海外学位头衔，就是因为他在海外根本没有做出什麽突出成绩，於是学位成了他唯一可炫耀的资本。在国内的报道中见到不少这类的话：“事实上，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华人实业家┅┅”、“吴征先生，你在海外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但在内地知道你的人挺少的┅┅”。 吴征在1996年底和杨澜一起回国之前，在海外根本没有任何“出色”的企业成绩，他在海外华人圈里毫无名气是一个不需要核查的事实（名气大小还用查实吗），吴征也不见得有使他在海外“名气颇响”的华文媒体对他“成功业绩”的报道。所以吴征不得不用一堆“学术”头衔来证明他的成功。事实上，不是质疑吴征的人们看重吴征的学历，而是吴征本人比任何人都看重他的“学历”。在阳光卫视网站的高层管理阶层人员名单上，除了“杨澜女士”之外，其他都是“某某先生”，只有吴征是“吴征博士”。所以杨澜也对媒体骄傲地表示丈夫有两个博士学位；媒体也乐於讨好地称吴征为“双料博士”。 而吴征如果没有那麽一大堆学历、以及借助杨澜同样水份很大的“海外成功” 效应，他在中国商界有可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达到今天如此这般的“成功”吗？当吴征的成功是以这些学历为重要基础时，如果这个“基础”有水份，那麽这个“成功”模式当然就是值得质疑和讨论的。同时，吴征是两个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尤其是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的新浪网的最大股东之一，股民们毫无疑问地应该、也有权利质疑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信誉。 学历实在是太死的东西，如果它们都能被吴征如此大胆地“活用”的话，那麽那些本身就很“活”的商业活动岂不是更可以被“神耍”了吗？人们怎麽可能不对他在商业活动上的信誉也产生质疑呢？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一切商业活动都越来越走向正规的情况下，不靠真实敬业的精神，哪天不栽个大跟头，把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的股民们带著一起跌一跤吗？ 这次就吴征的问题引起这麽广泛的争议、近乎一致的谴责，用吴征的话说“跨内地、香港、美国”，那麽这场讨论的背後有没有指使者？的确有。但这个指使者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心里的道德底线所引起的共鸣或反应。 当然，这个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未撒过谎，尤其是被谎言喂大、又恰恰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堪称世界之冠的中国人，谁都有可能随口夸张点儿自我“英雄业绩”，这既可以理解，也没人去深究。更何况这世界上还有一种“白色谎言”，在不少情况下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 对从海外归国的“学子们”来说，以中国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传统，不仅他们自己不愿意表现出“灰头土脸”的样子，国内的人也不愿意接受所谓“在海外创业艰辛”的说法。他们更乐於听到和相信的是：“兜里揣著50美元到美国闯天下，5年後50元变成了5千万”模式的童话故事。所以大家回到国内跟亲戚朋友吹几句，也实在可以理解。但什麽事儿都有个底线，一旦超过底线，麻烦就大了，尤其作为正式个人档案公开发表出去的东西，一旦有误，就可能被指为谎言，而这可绝对不是“白色的谎言”。 在过去这些年来，在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下，在海内外资讯不够流通的天赐良机下，不少“海外游子”的谎言游戏玩的得心应手。我们有过跟国人玩的“周励的故事”、“爱国基因的故事”；跟海外华人玩的“周恩来私生女的故事”；跟西方洋人玩的“《灵山》的故事”等等。 但通过夸大在国内的某种成绩，引起了西方的一点兴趣，又用西方效应震憾了中国，再用因膨胀的西方效应带来的资本重新让西方刮目，於是两边全胜的赢家，好像还没有谁超过吴征杨澜。但读者们认为他们会是最後的赢家吗？ 2001年12月4 -11日於纽约 作者附记： 这场关於吴征的争论，应该说最早是由互联网上一篇署名“罗向真”的质疑杨澜等人的文章引起。虽然现在国内外许多文章的目标转到了问题更明显的吴征身上，但读者们还是没有忘记杨澜，对她在美国到底拿的什麽学位、做出了什麽傲人的成绩有所质疑。协助本文采访的朋友恰巧就从杨澜所说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毕业（同一个专业指导教授），也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所以对这两个学校的异同很清楚，并对杨澜在美国的“成功”有所了解，所以本文作者将尽快把关於杨澜的资讯提供给读者。 注：本文提到的相关网址等资料如下，基本上按文章提到的前後顺序排列（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主要资讯和网址最初多是从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的质疑文章中获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press.htm 2，阳光卫视上吴征中文简历：http://www.chinasuntv.com/gb/super.htm 3，《纽约时报》报道杨澜提到吴征的文章（检索Yang Lan）：http://search.nytimes.com/search 4，《富比士》报导吴征1986年抵法国：http://www.forbes.com/global/2000/0515/0310058a\2.html 5，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http://tech.sina.com.cn/65605.shtml 6，吴征简历中提到的大学网址： A，法国萨伏大学：http://www.univ-savoie.fr/ B，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http://www.culver.edu/ C，华盛顿大学：http://www.wustl.edu/ D，巴灵顿大学英文网址：http://www.barrington.edu/ 巴灵顿大学中文网址：http://www.barrington-chinese.net/ E，复旦大学：http://www.fudan.edu.cn/default\1.htm 7，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对主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报导：http://southflorida.bcentral.com/southflorida/stories/2000/10/16/story2.html 8，《南佛罗里达商业报》对巴灵顿大学的报导： http://southflorida.bcentral.com/southflorida/stories/2000/10/30/story3.html 9，巴灵顿大学南亚部负责人“Richard Congde Gao”的电话：604-760-8608 10，巴灵顿大学自称学生事务副主管Mark Smith的电话：334-471-9977 11，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http://ccer.pku.edu.cn/fellowship/fellowship0200.htm 12，“阳光四通”设“员警”电子信址（[\[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的“通告”：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press.htm 13，新浪网上吴征（被删节）的英文简历：http://www.sina.com/corp/about/board.html 14，被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收录的新浪网上原来刊登的吴征英文简历：http://www.pwcglobal.com/Extweb/industry.nsf/docid/E3D25350DF09787185256A9600741DB6 15，主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网页：http://www.virtualacademics.com/ 16，网络教育公司执行总裁Mr. Steven M. Bettinger的电话：561- 994-4446 17，巴灵顿大学总裁Mr. Robert K. Bettinger的电话：561- 994-4446 18，阿拉巴马州教育局助理总监Dr. Eddie R. Johnson的电话：334-242-9960 19，阿拉巴马州高等教委项目署Dr. Elizabeth French的电话：334-242-1998 20，网络教育公司财政收入新闻简报：http://www.virtualacademics.com/press\release.html 21，雅虎金融网上“网络教育公司”股票（VADC）和雇员资料：http://quote.yahoo.com 22，百林顿（中国）工商管理培训基地网页：http://www.barrington.net.cn/homepage/10/01.html 23，新浪网上吴征主持29届国际艾美奖题文不符的报导：http://ent.sina.com.cn/v/2001-11-09/63175.html 24，新浪网上吴征主持53届艾美奖的原始报导标题：http://surf.sina.com.cn/cgi-bin/news/searchnews.cgi?sk=%B0%AC+%C3%C0+%BD%B1 25，新浪网在报导吴征将主持53届艾美奖之前4天已报导53届艾美奖揭晓： http://ent.sina.com.cn/v/2001-11-05/62718.html 26，吴征的“阳光卫视”是第29届国际艾美奖第二大赞助商：http://www.iemmys.tv/sponsor.html 27，“国际艾美奖”网址：http://www.iemmys.tv/ 28，“美国艾美奖”网址：http://www.emmys.tv/ 29，阳光网站到现在还登著“吴征获选艾美奖颁奖大会主席”的报导：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news/n27.htm 30，法国萨伏大学“法语教学中心”网址： http://www.univ-savoie.fr/formations/duniversite/etrange.html 31，华盛顿大学“大学学院”招生标准：http://artsci.wustl.edu/~ucollege/Programs/iap/iaapplic.html 32，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吴征简历：http://ccer.pku.edu.cn/fellowship/fellowship0200.htm 33，复旦大学授予吴征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http://www.dip.fudan.edu.cn/new/news/old/defense\phd.htm 34，新浪网“新浪和阳光高层领导简介”上的“吴先生第一本书”： http://tech.sina.com.cn/i/c/2001-09-25/85898.shtml 35，新浪网吴征专栏仅4篇文章： http://tech.sina.com.cn/focus/wuzheng.shtml 36，出版吴征博士论文的《解放军报》下属“长征出版社” ： http://www.pladaily.com.cn/item/czcbs/index.htm 37，吴征的博士论文目录： 第一章 国际传播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构成和显示 第一节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最大无形资产 第二节 国际传播是外交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後冷战时代更凸现国际传播的紧迫性 第四节 中国形象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塑造 第二章 国际传播对象的重心转移∶打入重点国家的主流社会 第一节 边缘上的中国国际传播 第二节 国际传播必须打入各国主流社会 第三节 继续重视海外华人的传播 第三章 国际传播的观念转移∶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一节 “一个不断进步著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节 传播中国形象的四条原则 第三节 世界传媒发展趋势与中国现状的冲突 第四章 学会传播产品的包装 第一节 重视品牌效应 第二节 “借鸡生蛋” 第三节 学习新的传播艺术 第四节 多渠道 多途径 第五节 收缩战线 形成拳头 第五章 国际传播，先从强化自身开始 第一节 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加快传播产业改革步伐 第四节 鼓励媒体走向世界 结论 （载多维网） 2001-1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2013 年中国对美的探底式外交
今年中美两国的外交，虽然离剑拔弩张还差一段距离，但中国的探底意图已非常明显。所谓“探底”，就是不断触碰对方的底线，对方如果输招，中国再探测性地攻进一点。这种“探底”，并非北京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一种筹谋已久的战略。 \北京早就想改写国际规则\ 先将镜头拉回到2009年。 中国自21世纪零年代中期“和平崛起”之后，一直在尝试改变国际规则。由于现存的世界格局维护者是美国，中国想要改写，就得挑战美国，这就是中国一再试探美国外交底线的原因。 这种改写国际规则的想法，中国方面并不隐讳。2009年12月，中国官员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表现，就是一次对西方游戏规则的一次探底大行动，曾被中国媒体得意地冠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高调出击”之题大加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试图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终于忍无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会结束时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多方回应，国际司副司长庞森的回应算是说出了北京的心里话：“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庞森这一回答是理解中国为何不遵守国际规则的钥匙。从WTO一直到所有国际人权公约，中国都未曾参与制订。这倒不是这些国家不让中国参与制订，只因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在中国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组织及协议就已经存在。中国之所以签署协议，是出于韬光养晦之策，为了拿到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先签订再徐图后计。但基于“中国未参与制订，因此不必遵守”这一政治逻辑，中方一直认为违规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以前翅膀没硬，这话只能在心里搁着，这次在夏威夷峰会上被奥巴马逼急了，中国官员总算一吐为快。 理解了北京不必要遵守“中国未参与制订”的国际规则这一中国式逻辑，就会理解今年中美外交发生的几件事情。 \中美网络战的战略转折：斯诺登事件\ 中国黑客大规模入侵世界各国网络，是美英德加等国近年指责中国、要求制订网络战游戏规则的主要原因，中国一直非常被动。美国准备了大量证据，指望与中国商谈出结果。今年5月前国安部雇员斯诺登秘密出走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持续向外散发美国监控国民以及世界多国政府（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不仅让美国陷于本国部分国民与盟国的指责，还因此丧失批评中国网络黑客的道德制高点。 斯诺登爆料的时机简直完全适应了中国的需要，时值奥习会谈结束的当晚（即香港时间6月9日上午）、奥巴马试图与习近平商讨解决中国黑客攻击之时。斯诺登通过公布美国监控电话与网络，成功地证明了美国的民主人权是虚伪的，同时把奥巴马行政当局拖入国际纷争的泥潭。那时候，美英德等国指责中国黑客入侵本国网络长达数月，且形成同仇敌忾之势，斯诺登的身份及其指控让形势大逆转：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中国反而成了受害者。不仅如此，中国国内竟然达成新认识：既然美国都在监控本国国民，中国政府监控互联网没什么可指责的。 尽管所有现象、包括奉命与斯诺登接触的香港律师何俊仁事后在文章中都表明，北京对斯诺登这位情报人员在加以充分利用，比如事先有人为斯诺登安排香港之行，在港蛰居一段时间后适时安排采访，并在采访结束后立即躲进了有人为他准备好的安全屋，事后港府拒不理睬美国引渡的要求，将斯诺登送上离港的飞机等，但美国除了表示气愤与遗憾之外，对北京并无他法。 虽说斯诺登现在身困俄罗斯，前不久因“地下生活”的“不完全自由”，曾向美国要求宽恕回国被拒，但美国受损巨大，至今还未能从斯诺登事件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 中国从中品尝到“战略性反攻”的成功快感。 \防空识别区：中国改变国际规则的新尝试\ 也许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这一回合赢得过于容易，北京已忘记有利有节的原则。2013年11月23日，中国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一由中国划设的新防空区和日本40多年前宣布的类似防空区都位于争议岛屿上空，这些岛屿在日本被称为尖阁诸岛，在中国被称为钓鱼岛，二者在空域中重叠。 一向在媒体上非常活跃的几位少将纷纷强硬表态，有人称只要有未报备的飞行物一出现就击落。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均对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新规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鉴于美国今年以来在中美外交中处于守势，于中日领土争端上一直表示不介入，日本的全日空与日航担心旅客平安，均向中国提出申请。此举虽属民间行为，但心理影响甚大，世界全都睁大眼睛看托庇于美国的日本如何应对。 孰料美国这次未置身事外。26日五角大楼派遣两架B-52战略轰炸机，未按中国新规通报北京，飞越识别区后返航，随后，美日韩三国军机多次飞越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日舰队还于27日在防空识别区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种种举动，完全藐视中国刚宣布的新游戏规则。最初来势强硬的中方除了言词之外，并无任何反制动作。国外媒体因此纷纷引用毛泽东当年的“纸老虎”典故讽刺北京，一向亲共的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居然也发表“北京正在踏上赫鲁晓夫覆辙 丢脸收场”，引用当年古巴导弹危机讽刺中国当局。 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部被迫宣布，防空识别区并不等于领空，任何一个国家航空器包括民用客机，正常航行不受影响。《环球时报》干脆说，新防空区针对的目标是日本，并非美国，希望美国置身事外。 \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尝试还会继续\ 这次设置防空区遭遇抵制后，中国官媒终于透露：4个月前，在权衡利弊之后，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中日之争要“由资源之争演变为战略之争”。问题在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动作必然与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产生冲突，这次美国对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置作出如此反应，最后虽以中国放软身段暂告一段落，但可以预见，这种“探底式外交”还会继续。 国际规则一旦确定之后，有相对稳定性。如果有国家想要改写这种既定的游戏规则，只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功，一是挑战者确实代表了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二是挑战者具有相当的实力，让其他国家不得不服从。从目前的国际格局来看，中国这种挑战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反而被视为产生国际摩擦的根由。以军事实力而言，中国也远未达到能够挑战美国的程度。因此设立防空识别区这种撞击国际规则底线的做法，只会引起邻国严重的不安，联合反制，让中国自身成了众矢之的。 但习近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富国强兵”是其中国梦的主要内容，他既然将中日之争看作“战略竞争”，亦即中国亚洲战略的重心，这种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尝试将会继续。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us-china-diplomacy-20131130/18009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若凡：人间自有真情在
（●编者按：若凡的经历并不平凡，她来美国留学，陪读的丈夫得了脑癌，痛苦不堪的重负，世态炎凉的经历，几乎压垮一颗心。但她终於沿著 “沙滩上的脚印”走过来了。若凡的经历和朴实的记述，让人想到陀思妥也夫斯基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接受痛苦，并因痛苦而得到救赎”。）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就读於美国北方威斯康辛州的一所大学。 自从1985年离开中国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在美国的这20年里，我当过穷学生；有过长达一年半在病榻前伺候患癌症亲人的痛苦经历；也有过失去亲人的哀伤和孑然一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尝到过来自周围中国朋友的各种关爱和美国医院的人道服务，以及找到新生活的快乐和新家庭的温暖；体会过在42岁的高龄第一次当上两个如天使般美丽的双胞胎女儿母亲的无穷欢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亲身经历了在异国创业的艰辛与小有成绩後的喜悦。也体会到了，即使是在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今天，依然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情愫。所有这些，我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本来只是想留著自己看看的。最近拿出一些片断给朋友们解闷，不想还收到了一些反馈意见。 顺便提一句，我现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城里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既平静又充满了快乐。我和我现在的先生，我双胞胎女儿他爸在这个小城里经营著一家仪器公司。专门设计，生产，销售电化学仪器。我们公司设计生产的各种高科技产品销往全世界4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台湾，北京，日本，南韩，印度，德国，法国，以色列以及马来西亚设有销售处（或代理），在天津和韩国有分公司和亚洲地区售後服务中心。 下面是我来美国以後早期生活的一些片断。我不是作家，我的学历是物理硕士，目前干的是管理工作。我只是凭著我的朴素的感情，真实的记录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看过我写的这些发生在我生活中的故事，我也很愿意和朋友们分享我这些不太寻常的经历。下面这段是我1986年到1989年的一段往事。 ●32岁的我打算要出国 85年的时候，我从中国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毕业。得到硕士学位以後就留在系里教大学生的中级实验。对我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我真正的心思并不在这里。因为，随著4年大学，又3年的研究生念过来，硕士毕业生的工作生活待遇在一路下降。头几年研究生少，工作安排得像模像样，大部分在搞研究，住房也安排得好。可是随著“僧”越来越多，“粥”显得越来越少。我毕业後虽然算是幸运的留在学校，但被放在基础实验室给大学生带实验。哪一天可以回到专业教研室搞科研？没人能告诉我。我到学校去问分配房子的事，答曰，目前（85年）安排到83年毕业硕士生。以後的进程会更缓慢。看起来留校依然是前途未卜。怎麽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出国！ 决心下定以後，我就偷偷的到刚刚在北京设立的TOEFL考点报了名。然後关起房门废寝忘食地恶补了几个礼拜英语，参加了TOEFL考试。也许是我平时的英语基础还可以，TOEFL成绩在当时还算过得去。 85年岁末，11月初，中国的北方天气已经转凉。我每天傍晚到教工食堂去打饭。这天下楼时看到信箱里有一个大信封，黄色的像是国外来信。借著傍晚的微光，我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是从美国一所大学寄来的信，信上说将为我提供经济资助，入学时间是春季。真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出乎我意料的快。也许是由於当时自己联系学校的人里有托福成绩的不多的缘故。可不知为什麽，这封十月初发出的信，走了一个月才到我手中。掐指一算，离入学报导时间已经很近了。我立即与我在美国的亲戚通了电话，请他与这所大学联络，表示接受他们的offer，并请他们尽快将I-AP66表寄来。 几天以後收到快速专递送来的I-AP66表。拿著学校的信和I-AP66表我先找到物理系主任。这位先生是刚从美国回去的访问学者，对来美国上学的手续也略知一二。我告诉他，我想去美国读书。他说你要考托福，我说我考过了。他说那你要联系学校，我说我联系了。他又说，要有学校录取才行。有了。那也不够，要有资助才可以拿到签证。有资助了。那要有IAP66表才行。我从书包里拿出刚刚收到的IAP66表。他很惊讶说，你是什麽时候干的这些事情？ 当时，系里学校都很支持我出国，算是一路绿灯，终於在我刚过完我的32岁生日，1985年结束之前，办好了一切手续，带著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於86年1月1日踏上了来美国的飞机。前途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未知数。但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勇敢的走下去吧。我想。 ●我到了美国 拿到资助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是许多想来美国的中国学生梦寐以求的事。可是，拿到的所谓资助实际上是一份工作。具体到我，是要给美国的低年级大学生上实验课。到达目的地的第三天，当我还在时差和homesick双重夹攻当中时，我懵懵懂懂的走上了讲台。放眼望去，下面坐了大约20多个美国学生，几乎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没有黑人，有几个像是亚洲人，但可以看出不是中国人。我第一次尝到了什麽叫做硬著头皮上的滋味。我把头两天写好的纸掏出来，照本宣科。也管不了下边的人听懂听不懂了（好像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麽）。现在想起来真是“混饭吃的”。 修课是另外一关。我因为是春季入学的，能修的课程都是Section 2。班里别的同学秋季已经学了一半，春季接茬学。我是硬插进去。加之上课时教授讲的只能听懂一部分，还得猛记教授的板书（不然就擦了），以便课下再一点点消化。记得那时的周末全用来应付作业了。好在我来美之前准备了两大箱子参考书，其中还真有我们用的课本的中译本，有些甚至还附有习题答案。开始时这些书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到期末总算得了B+和A-，还算凑合。美国北方的冬天令我非常想家。天天下雪，公寓里暖气不足，天天夜里想家。有时会坐起来哭一阵再睡觉。当时意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竟如此的脆弱。也许是因为我活了32年，来美国是我第一次离开天津出远门。 除了做TA（助教），我还得做一部分RA（助研）才够支持我读书的工作份额。幸运的是，我的老板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也许从某些人看来他不够严厉，以至於拿学位的时间会延长。但这样一个好老头在我後来的最困难的两年中真救了我一命。这是後话。 我的老板，是一个犹太人。老头对我很好，也算减轻了我的一些精神压力。当时他算是系里的资深教授，在工业界有相当的关系，能为学校搞到钱。从第二学期他就给我全额的RA，也就是说我不用再当TA了。慈祥的老头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老板，倒更像是个长辈。工作上他没给我太大的压力。平常日子时不时会邀请实验室里的中国人去他家作客，或带我们出去玩。後来我因为结婚离开了学校，中途放弃了学位，他一点没有难为我，倒让我觉得有些辜负了他。後来，在我来德州一年以後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当时心里著实难过了好一阵子。对於他在我困难时期对我的帮助和宽容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丈夫来“陪读”了 第一学期考完试，美国北方的春天（五月）才来。到处开满了郁金香花，密执安湖边春意盎然。蓝蓝的天空逐渐的淡化了我的homesick。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於是我想起应该把还在国内的先生办到美国来了。 86年10月初，先生来了，是作为“陪读”身份来的。 我的第一任丈夫是我在文革当中，在我所工作的工程队里认识的。当时我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工人阶级。後来文革结束後，我考上大学，而他考文科没有考上。所以他没有大学学历，英文又不行，来美国以後只能打工。先是送了一阵子晨报，後又到饭馆打厨房工。别小看送报，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所在的城市在美国北方，地处美国五大湖最大的密执安湖边。湖北边是加拿大。这里的冬天很长，我记得最早一次下雪是十月中旬，最晚一次是五月，把郁金香花都冻死了。送晨报要天不亮就出门，挨门挨户的去送报，下雪天也如此，还要注意不能把报纸弄湿。如果订户向报纸公司抱怨，超过两次，这周的报酬就要减少。到了感恩节和 诞节，一份报纸有上百页，每次只能背一部分，送报时间会大大延长。但既然是晨报，必须早晨送到，迟了订户也会抱怨，所以就要更早出门。先生干得十分认真，也很珍惜这份工作。许多订户都很喜欢他，特别是那些老太太。时常会在信箱里留下小费或点心给他。他虽然干得很投入，但我知道他心情并不好。 辛苦只是看得见的方面。他主要的问题是心理不平衡。来美国“陪读”的大部分是女生，男的很少。况且他的英语不行，与外界打交道都是我出面。比起他在国内的“副处级”职称，他总感觉在美国没有他的位置。刚来时时常闹著要回去，弄得我也挺为难。後来他逐渐习惯了一些，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情绪也稍微稳定了一些。现在回头想想，人们总以为家里阴盛阳衰只有男的日子不好过，岂不知女的也难做。不像女生陪读，附属於男方一般都能做到心安理得，外人也认为理所当然。可是，男的陪读就不同了。而作为老婆，不仅要在外面应付上学，当TA等种种压力，回家来看到情绪不佳的老公，还要细心担待，不能随便说话刺激了对方的自尊心。根据我的经历与对其他家庭的观察，在美国无法维持下去的阴盛阳衰的中国人家庭，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在女方，而是男方的。男人的“自尊”；由於英语，学历的差距而对进入美国社会的胆怯和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明明是胆怯又舍不得放下“自尊”；总之，这种矛盾由於文化，语言环境的改变，比在国内更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暂时谈到这里。继续言归正传。 送报的工作总是不能挣多少钱。後来邻居介绍他去饭馆打厨房工。工作时间长，每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多，一刻不停的干，活又累。他从小身体弱，这份累可著实够受的。从每天他下工回家时的疲惫样子可以看出来，虽然他从来没直接抱怨过。 ●丈夫在异国得了绝症 到88年春天，先生时常感到头疼，还呕吐。有几次在饭馆打著打著工就坚持不住了。我开始觉得不对。带他去医院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毛病来。直到88年6月初，在我的要求下医生给他作了头部CT。马上发现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大夫立即通知我收他住院，准备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记得那天从医院走回家，是傍晚，天灰朦朦的，我感到异常的孤独与无助。回到家里，刚好我哥哥从纽约来电话。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们。刚好那时我姨妈在纽约，本也打算6月4日来看我们。和他们通了电话後我觉得稍微好过了一点，至少姨妈来也可以给我壮壮胆。手术之前，姨妈和我哥哥一起从纽约飞过来，我总算有了家人陪伴。6月6日大夫给先生施行了开颅手术。做手术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颅外科专家，据说曾经参加过韩战。医生说，手术切出肿瘤要化验後才知道是否恶性。但从大夫与我谈话的口气和神态，我预感到凶多吉少。 化验的结果出来後，果然是恶性程度极高的胶质瘤。 ●黑暗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以後的一年半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这期间，由於许多好人的帮助，我总算挺过来了。他们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还有美国医院里那些温和可亲的医生护士们，医院里的志愿者们，社会工作者们┅┅没有他们每天给予我们点点滴滴的帮助和爱护，我不能想像我是否能够度过那段炼狱般的漫长岁月。 这些人我是永远深怀感恩不会忘记的。 而在那段时日子里，也让我认清了一些自私的人的真面目。她就是我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比他大许多，从小把他拉扯大的他的亲大姐。我很是惊讶的发现，在关键的利害冲突面前，有时人性会表现出平时难以想像的丑恶。 ●癌症复发，令我绝望 88年7月份，手术做完一个月以後开始放疗和化疗。脑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很可怕的癌症。肿瘤的恶性程度分四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也越高。所谓的恶性程度就是癌细胞分裂增殖速度。据大夫讲，我先生得的是三级，四级之间，恶性程度极高。这种肿瘤只长在脑子里，所以到不用担心转移到其他部位。但是，这种瘤子迄今没有有效的化疗药物，对放疗的反应又不好。癌细胞增长得很快，难以控制。到8月初，放疗化疗还没完全结束，就发现癌细胞又开始快速的增长了。令我至今不解的是得了癌症以後先生本人的表现。按美国的习惯，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隐瞒他。但当他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後，表现得异常冷静和乐观。我甚至感觉他好像并不清楚这个病的严重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自始至终他从未因为这个病，这个病的复发，化疗放疗的失败而伤心落泪。 8月10日大夫通知我癌复发了，而且增长速度极快。这时再次手术和放疗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夫建议试试另一种化疗药物。大夫留的医嘱我看了，字里行间透露著对这种病的无奈。特别指出目前医学界尚无对这种癌细胞的有效化疗药物。他对所建议再试试的化疗药物也是不抱什麽希望。 记得那天医生和我谈话以後，我真的感到很绝望，一路哭著回了家。以後的化疗确实如大夫所预料的对病情并无什麽帮助。可是，当我收到保险公司寄来的已付清了的帐单时才知道，一次化疗保险公司要付给医院2万美金。之後，这种化疗又进行了一次，仍然无效。到了9月初，医生认为能试的都试了，癌的尺寸在两周内加倍，大约还有3周就会压迫到呼吸神经。大夫和护士找我讨论是否用呼吸机维持的问题。并且告诉我，按医院的规定，没有进一步的治疗就要转到临终关怀院。 ●美国的临终关怀院 临终关怀院里住的都是癌症晚期病人。条件比病房要好。护士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他们的工作对像不仅是病人，也连同病人家属。所以每个护士负责的病人人数相对病房里要少。而且，在那里感觉不到病房里的紧张气氛。环境与其说是医院，倒更像个大家庭。很大的厨房，有饭桌，大冰箱可以放吃食。冰箱里总有些像冰淇凌一类的吃食可以随便吃。厨房饭桌上还时常有过去的病人家属送来的吃食。比如，秋天收苹果的季节，桌上常有一筐筐的苹果给大家吃。单间病房每间都很大，里面有长短沙发。 护士看到我在看书就给我搬来了桌子和椅子。如果我晚上想陪伴，他们就为我铺上床，而且护士还一再告诉我，晚上有他们，我不用起来。这些护士都非常好，不论是出於他们的天性还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总之你（病人及家属）会在最痛苦、悲伤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感到温暖，感到安慰，减轻孤独感，觉得有了可以信赖的依靠。虽然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关心与同情让你感到是那麽的自然和亲切。他们照顾病人非常耐心，还经常想些办法为病人解决困难。对於行动不便的病人定期在病床上为他们洗头发。每天在床上用热水，肥皂擦洗身上。一个小小的举动给我很深的印像。每天擦洗之後要给病人擦上护肤霜。护肤霜是瓶装的，天气凉的时候，护士第一件事就是把护肤霜的瓶子泡在热水里。等擦洗完毕，护肤霜也温热了，擦在病人身上就不会太凉。 在临终关怀院里工作的不仅有护士，还有另外两种人∶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是一些退休的老人，有些本身可能就是病人。但他们仍旧要帮助别人。他们志愿在临终关怀院给病人读书报，喂他们吃饭，帮护士跑个腿或打个下手。据说这些退休老人还是经过申请，经院方挑选之後才可以穿上自己花钱买的院方统一的志愿者制服（这家医院是粉红色制服）才能在医院无偿的为病人服务。这些老人大都开朗热情，喜欢和人聊天，积极地去发现病人或家属有什麽需要他们帮忙的。患病初期先生在化疗期间没住院，每天医院派车来接送他。有时是一位老年志愿者，开车的时候他自己的鼻子上还在吸氧气。问他为什麽不在家休息，他说，我还能为别人做点事，说明我还是个有用的人。 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不同。他们是职业性的。都是些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大学里有专门这个专业。本来我以为这些人可有可无，我不会和他们打交道的。可没想到，在先生住进临终关怀院後，社会工作者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这是後话。 ●中药，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就在转院的头一天，我接到外州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冯大夫信箱里介绍北京宣武医院有一种中药，是治胶质瘤的。我放下电话立即与国内联系。大约3天後，就收到北京亲戚用快速专递寄来的一包中药。当时先生已经由住院部转到隔条马路的临终关怀院。临终关怀院的起点宗旨是∶除了为病人止痛减少痛苦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检查与治疗。我拿到中药後和护士谈及把中药给他服用的事。护士表示不懂，但如果我自己喂他吃，院方亦不干涉。於是我就每天三次，把中药粉和著冰淇凌喂给他吃。这是88年9月中旬的事。当时，先生已经处於半昏迷状态。开始的几次中药非常难喂进去。但吃了几周後，他渐渐地清醒了也能讲话了。我当时白天要去上学，所以中午就由姨妈去医院给他喂中药。而我早晨天不亮就出门去医院，喂了中药後把他料理停当便赶去上学。晚上放学去医院，一直陪他到睡觉再回家。当时如果不是有姨妈在帮我，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坚持下来。 吃了中药後他的情况趋於稳定，甚至有好转的迹像。前面说过，临终关怀院住的都是癌症晚期的病人。一般住个个把月就不行了。当初住进来时，医生的预言是他顶多还能活3个星期。可是服用中药後先生的情况显然出乎了医生的预言，这当然是好事。但派生出来的问题是他不再适合在临终关怀院住下去了。据我所知临终关怀院住一天是400美金。像病情稳定的病人应该去住疗养院。但按照医疗保险公司的规定，疗养院不属於医疗的范畴，所以他们不负担疗养院的费用。对美国人来讲，对於低收入的人社会福利会负担一天70美元的疗养院。我们不是美国人，没有这种福利。这时，医院里的社会工作者就出来帮助我了。他让我不用著急，安心照顾病人，其馀的事情由他来替我交涉。他知道按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无法负担一天70美元的疗养院的，而医疗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把钱付给疗养院。所以，他就从这开始和保险公司交涉。交涉的过程我不清楚。反正有一天他告诉我交涉的结果是先生可以在临终关怀院继续住下去，保险公司同意按疗养院的70美元一天付给医院。而且，他在临终关怀院可有得到和过去一样的照料，唯一不同的是，病人如果需要药物，由我从药房取来，当然药费还是保险公司出，然後交给护士就行了。我估计从医院的角度，住院病人名单中不再包括他，这样手续上就说得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他双目失明，半边身子完全瘫痪，需要24小时的护理。我如果接他回家是不可能应付得了的。 ●圣玛丽医院 这家名字叫圣玛丽的医院是天主教办的。办院的宗旨真的是很仁慈的。处处可以感觉到。护士们并非修女，都是职业的注册护士。她们都非常尽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遇到了这样一些好人，真正是上帝在帮助我。正如众所周知的Footprints所表述的∶上帝抱著我走过了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沙滩上的脚印 一天晚上，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和上帝在沙滩上散步。天空中闪过他生活的各个场景。每个场景，他看到了沙滩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自己的，一行是上帝的脚印。 当他生命的最後场景在他的面前闪过，他回首沙滩上的脚印。他注意到，在他生命的进程中，有多次只有一行脚印留在沙滩上。同时他还注意到，每当他的生活处於低潮，在他最困难痛苦的时候，沙滩上就只有一行脚印。 这情况使他十分不安。他问上帝∶“主啊，您告诉过我一旦我决定追随您，您将永远和我在一起。但是，我看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我不明白为什麽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您离我而去。” 上帝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我爱你，我绝不会离开你。在你遭受苦难的时候，也就是你所看到的只有一行脚印的那些时候，是我将你抱在怀里的时候。” ——作者∶无名氏 看了以後，我深有感触。对於先生生病的一年半时间里的情况，我很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但真正回忆起来，发现居然记住的以好人和我所得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关心与帮助为主。我想这就是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上帝并没有忘记我，而是像上文中所言，抱著我走过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宣武医院的中药确实对他的情况有所改善。至今我仍坚信这种中药是有疗效的，虽然一年多之後他仍没能逃过复发与死亡的关口，但使用中药的头半年他的情况大为改观。不光可以讲话，吃饭，甚至在护士的搀扶下可以下地走动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大大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的。我一直觉得遗憾的是，为什麽这种中药不能得到世界的承认。要知道，胶质瘤在西医界基本上算是不治之症，而且是要命的不治之症。如果一种中药，对不治之症有疗效，为什麽不让世界知道呢？为什麽中医界不能发展出一种世界能认同的理论解释这种疗效。为什麽西医界不能试著去研究研究这种中药呢？西医治疗癌症基本上是三板斧，手术，放疗，化疗。而化疗，放疗都是不仅杀伤癌细胞，同时杀伤好细胞。而且由於产生癌细胞的原因不详，化疗也往往不能制止癌细胞的再生。我非医生，是外行，但如果中医能从根本上，针对各种不同的癌症研究不同的中药，在西医三板斧的同时，从根本上淫除癌细胞再生的可能性，对於治愈癌症是否会有帮助呢？这是需要专业人士研究的课题。我这个外行就不多评论了。 ●可以出院了 就这样坚持吃中药4个月。到89年一月，在临终关怀院住了4个月时，我向医生提出再给他做一次CT。这件事也经过了一番波折。因为CT算检查治疗，与当初医生的结论（不治）矛盾。而且，做了CT一旦帐单到了保险公司，势必会让保险公司感到病人的情况与医生所言不符，因为吃中药这件事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我当时并不懂这些，也对美国的观念做法不甚了解，所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医生同意给他做一次CT。CT的结果当然与88年9月医生的结论相驳。与9月初的CT比较，瘤子不但没有增大，反而有所减小，而且本来由於瘤子增大被挤压得偏离的脑骨中缝又往回移动了些。这些结果给我很大的鼓舞，进一步相信中药是有疗效的。我开始想是否可以再做一次开颅手术，加上中药，说不定可以根治。我找了医生，联系了外科手术医生，但手术医生的意见手术不会有什麽成功，且先生当时身体状况很差，不宜手术。由於外科医生的意见，手术的事只好搁置。这时先生已经清醒，除了双目失明无改善，行动方面已开始有所改善。这时，医院提出给他进行物理治疗，以便帮助他出院後可以部分自理。我也觉得可以试试准备出院了。物理治疗就是教他走路，教他如何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从床上坐起来，然後如何安全的坐入床边上的轮椅里，或床旁边的马桶上。这样练了一个月，二月中旬，我记得是情人节前後他出院了。 出院前的准备很周详。社会工作者帮我，护士们也帮我。社会工作者与保险公司联系，确定了保险公司都有哪些项目是付的。於是，向医疗器械家庭病房设备的租赁公司租了很多东西。比如，可以摇上下的带护栏的病床，可以放在床边的带盖子带有扶手座椅的马桶。轮椅。病房用的可升降带轮子的小桌┅┅。此外，对於保险公司支付物品单中没有的东西，他们联系了美国癌症协会，（民间组织），为他借了可以坐在上面放在澡盆里的椅子等等。 由於考虑到我白天要上学，他会一个人在家，社会工作者还为他搞到了一个叫life line的设施。它是一个手表面大小的小方盒子，用链子穿起来挂在病人的脖子上。如果病人一人在家时不小心摔倒或有什麽事发生需要帮助，他可以按一下这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直通医院的急诊室。那里有24小时值班的护士。马上护士会问出了什麽事，是否需要帮助。护士的声音是从安放在桌上的喇叭里传出。如果病人需要帮助，根据情况或者派救护车或者与病人家属联络。说“搞到”是因为这种服务是收月费的，但社会工作者告诉我，我可以免费使用是因为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捐给医院的，也就是说月费由捐助者支付。出院的前几天，护士包了一大包东西给我。里面是病人穿的睡袍，有长袖和短袖的，有毯子，和一些床垫，反正都是些寻常家庭不具备，而对病人又很有用的东西。 经过一番准备後，终於出院了。从9月中旬到转年的2月中旬，在临终关怀院住了五个月，这在医院也是史无前例的了。出院後的头两个月，每天保险公司派一个护理士来给他擦洗，活动肢体。每周有个注册护士来给他检查身体，量体重等等。第一次护士来时，告诉我可以为先生在国会图书馆借一些专门为盲人设计的录音带。我一开始不明白她在说什麽。後经她解释我才知道是怎麽回事。这件事值得记下来，因为它从很小的事情上反映出美国对残疾人的照顾。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护士开具了证明，证明先生是盲人，然後寄给地处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几天後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样子很特殊的答录机。所有的键都很大，上有盲文。还有一本目录。上面有分类的书目，包括杂�摇Ｃと丝梢匝≡裣不兜氖椋�然後把号码填入表格寄回。几天後就收到一大堆绿色的塑胶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是一盘磁带。这种塑胶盒子也是特制的。录音带听完後，只要把插在盒子外面的那张有盲人地址的纸片翻个面插进去（背面已经印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位址），然後把这个塑胶盒子丢进邮筒就行了，也不用贴邮票。我们把录音带放进答录机，发现读书的速度是可以调的。调到很慢也不会有语调的畸变，我想这些录音带也是为盲人特制的。所有这些都是不要钱的。在这种时候，特别能感到作为美国报税人能够享受的待遇，因为这些都是由税收支持的。 系里有位教授的太太是个热心人。她介绍我认识了教堂里的人。他们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带来了教友们捐的到附近超市买食品的食品券；还花每小时7美金让我找个中国人每天在我去上学的时候来我家陪伴先生2个小时（捐款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时间雇人来陪伴）。这一切一切在当时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的帮助。 ●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到了四月份，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住的公寓只有3层楼，没电梯。先生很想下楼晒太阳，可是由於他吃的一种降颅压的药物是属於激素类，长期服用人变得很胖，足有200磅，我根本弄不动他。我在学校提起此事，没想到，立即有两位同学自告奋勇说我们3个人可以把他背下楼。结果，男生背著先生，我和另一各女生在两边扶著，一步三摇的下了三层楼。最後的几级台阶我看那个男生的腿都打晃了。先生坐在轮椅里，阳光照著他，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种幸福满足的表情。我真的由衷的感谢这些好朋友。因为我知道，先生的病情随时可能复发，恶化，他还能晒多少人间的阳光呢？只有天知道。 为了他能多晒太阳，我们搬到了一个有电梯的公寓。每天坐轮椅下楼，我推他去商店，去参加同学们在公园里，湖边上的聚会，参加各种Party。因为，先生生性是个爱交际的人，他喜欢这些活动。大家也很照顾他，有时为了他能参加活动，大家都会将就他的方便。我感到，在国外的中国人，大多会体谅到在异国他乡得了绝症的痛苦，愿意为其减少痛苦贡献一份力量。这些朋友的关心与帮助，对我们两人来说，真正是冬天里温暖的阳光，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日子。这些细节我将另文记述。 ●最後的日子 89年11月1日是我的36岁生日。本来计画要在同学家开Party。可是，先生感觉不大舒服。所以，同学们就到我家来开Party。他们带来很多吃的东西。还有个大生日蛋糕。Party进行当中，先生说头疼，就进去休息了。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情况开始逐渐变坏。到了11月26日开始发烧。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让我叫救护车送他住院。医生说发烧往往是癌症复发後，全身性反映的表现。 89年11月27日住进医院，到12月17日我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了。那年他才38岁。 ●拉掉了什麽了吗？ 写到这里，似乎这段经历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回过头去看看，好像还拉了点什麽。这可能是出於我这个人的本性，总喜欢记录下来一些正面的光明的东西，而对那些引起不愉快回忆的事和人，下意识的采取回避态度。 但这回我要把事情的全部记录下来。 在以上这段经历当中，我感到大部分的痛苦都不是人为的，相反的我周围的人们都在尽力的帮助我们减轻痛苦。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不在我控制之内的因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个则是出乎我意料的——先生的亲大姐。 实际上以上两个因素是围绕著同一件事。先生出院後，我姨妈也回了纽约。白天他一个人在家。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很害怕，试想想∶寂静无人的公寓里，眼前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见；半身不遂，想起来又动弹不了。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就想找个人来陪伴他。在美国的亲人都在上学，没有合适的人。最後想到我在国内的一个表弟。问了他之後，他表示可以来。我就著手给他办。可是他的签证屡屡被拒，说是移民倾向严重。我找学校里的外国学生办公室的人帮忙。他们到很同情我，建议可以找当地的国会议员帮忙。外办的人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恳切的信给国会议员。议员回信也很诚恳，表示尽力帮忙，但也说，议员一般只对国内事务有些影响力，这属於涉外事务，也许不大容易起作用。不过，议员还是帮了忙。他与国务院联系後，国务院为此事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李洁明发了cable（电报？）。我以为这回事情会有转机。但过了些日子，外办通知我去，给我看了李大使的回电。仍咬定我表弟有移民倾向，不能签证。我当时觉得很失望。同时，也是自先生生病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有“人”在和我过不去。所以，除了失望，心里更多的是愤怒。 ●狠心的姐姐 愤怒归愤怒，家里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想，根据拒签理由是我表弟年轻，没孩子，又有高学历（硕士）。这就使我想到先生的大姐。她学历低，年纪近50，又有孩子，签成的几率较高。我想她反正也要退休了，来帮我，我会付她钱。虽然我个穷学生挣得不多，但我省著点，付她远超过她国内退休金的钱还是可以的。退一步想，哪怕她来帮我几个月，让我好歹喘口气也好。因为自先生生病将近一年，我精神体力都超支得厉害，快要支持不住了。先生也认为他大姐来是最合适，而且也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但当我写信告诉她後，她的回信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咬死了说不能来。理由一大堆，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这时我仍存一线希望，以为她对我这里的情况不清楚，所以就打电话给她。谁知道她在电话里的态度更坚决，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好说歹说的哀求她也无济於事。我甚至保证她只来几个月，给我个喘息的时间。那也不行。我感到异常的失望与愤怒。不仅为我自己，更为她的弟弟。这就是他口口声声称赞的大姐。我想如果是我的亲人这样对待我，我会伤心死的。试想，一个人的亲弟弟在异国他乡得了绝症，现在有人可以出机票，而且肯花钱雇你，让你去看看你的弟弟，我相信只要是还有一点人味的姐姐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的，哪怕去看一眼也是好的呀。她坚决的态度真让我怀疑这生病的是不是她的亲弟弟。 就这样我试图找人帮忙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 ●虽然绝望，但不能放弃 夏天过完了，病人的情况开始变坏。有时脑子还会糊涂。又因为失明，白天又一个人在家躺著，他可能分不清白天黑夜。有时，我好不容易忙完了，刚躺下要睡觉，他就开始用手敲床板，敲得我没法睡觉。可是他是个病人，我又能拿他怎样呢。有几次我架著他练走路，他又重，半边身子又动不了，一个不小心我们两人都摔到地板上。我根本就没法把他架回床上去。我试了又试，使尽了平生力气仍旧不行。当时的情况真是让我绝望难过。再加上想起他大姐的无情无义，於是我自己坐在地板上（他就躺在地板上）痛哭失声。我用尽最大的声音使劲哭！把一切伤心愤怒都通过哭声发泄出来。每次都要哭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停住。然後擦干眼泪，打电话叫同学来帮我把先生搬到床上去。有时找不到同学，我就打911把警察找来。膀大腰圆的警察（通常是两个人）就把他搬到床上。打911叫警察很方便，一般只要几分钟警察就敲门了。我开始挺奇怪，为什麽这麽快，好像他们就在门口似的。後来才发现，当我打911时，接电话的警察会通过位址的位置，马上找到离这里最近的正在巡逻的值班警察，所以他们才会这麽快的出现。这也是作为美国纳税人应享受的。因为，国家警察也是税收支持的。当他们帮助你了之後，你谢谢他们，他们会说不用谢，这是他们的工作。 有几次我从学校回家，他把屎弄得满头满脸满床都是。我一边哭一边给他换床单，换被子。再把他架到澡盆里把他洗乾净。然後再把换下来的东西先在澡盆里冲乾净，再拿到楼下的公共洗衣机上洗乾净。等我全弄完，也夜里10点多了。我还要喂他吃饭。而等到我自己吃饭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这样数次下来，我感到要想个办法了。於是我想，既然没人能来美国帮我，那就只能送他回国。在中国我可以花钱雇个人伺候他。加上国内那边他的家人多，每个人搭把手应该比我一个人好些。加上我表弟一家都表示愿意帮我照顾他。况且，在美国也没有什麽治疗了，回国更方便吃中药。 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一提议又遭到了他大姐的强烈反对。在电话里她说，“他（指她的亲弟弟）没家没业的，回来谁管他呀。”甚至说“他这样拖个10年20年的可怎麽办？”好像担心他拖太久不死似的。我心想∶10年20年，他还有可能拖那麽久吗？ 这时，我想起了他还有个另外一个姐姐。於是和她联络。她倒是一下就答应了来接她弟弟回去。於是给她办好一切手续，她也很顺利的拿到了签证。而就在她二姐准备来的过程中，他大姐居然不断的给她打各种“预防针”。一是让她坚决不在美国多呆。最多只待15天。再就是病人接回去之後，坚决不能进她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家门。我知道这个时候在她们的眼力，生病的弟弟与其说是自家的亲人，不如说是一个背上就甩不掉的包袱。多麽冷酷的姐姐们啊。 至此，我对他的亲人们是彻底的失望了。我真替他这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难过。 ●计画回国，却未能成行 就在他二姐到达纽约的当天，先生发烧住院了（11月27日）。以後的数日，他情况急转直下，回中国已成为不可能了。就在他生命垂危的那几天，医生护士都和我说他随时可能去，而他的二姐还在念念不忘地计算她回国的日子。我真不明白这一家人的亲情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实在忍不住告诉她，你如果不愿意出席你唯一一个弟弟的葬礼，你马上可以走。我的朋友和同学会帮我。况且，你又不懂英语，什麽忙也帮不上。你走不走我无所谓。只要你觉得对得起你的弟弟就行。总算这个二姐比那个大姐还有点人味，留下来直到葬礼之後才走的。 12月16日，他已经昏迷。临终关怀院的护士对我说，根据他们的经验，“He is dying。”16日我晚上没睡，17日傍晚，同学夫妇来医院接我回家吃饭，让我稍事休息以後，17日夜里可能还要守夜。我回到家，勉强吃了一点东西，想躺下休息一会就去医院。我躺在床上虽然很累，却难以入睡。我想到护士的话，想到这个从74年就一直在我身边的人可能就要走了，想到他的亲人对他的无情无义。我哭了一阵子之後，想到他现在在想什麽呢？他不会放心不下我，因为他知道，在美国都是我主外，是我照顾他。但我想他会不放心他的母亲。我当时想，你放心走吧，你的老母亲我会一直给她寄钱的。如果说世界上有心灵感应的话我相信。我刚刚想到这里，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电话，是护士。她告诉我先生的情况很不好，让我快点去医院。几分钟後同学来接我，我们一路沉默。几分钟後到了医院。我一进临终关怀院，一位志愿者迎著我走过来，告诉我大约十几分钟以前他去世了。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令我惊讶的是，是不是我心里默默的告诉他我会在经济上替他照顾他妈妈後，他才放心的走了呢？ ●永远翻过去了的一页 之後的几年我每年给他的母亲寄钱。每次他大姐都来封信。信里总是老一套，除了感谢我就是让我“原谅”她。我整整十年没给她回一个字。我不明白她为什麽想得到我的原谅。难道她自己原谅她自己了吗？她这辈子又如何能得到她唯一的一个亲弟弟的原谅呢？我认为，这当中我的“原谅”是最无关紧要的了。说到感谢就更不沾边了。我替先生瞻养母亲与她们毫无关系。我是在履行先生临终时我对他的承诺。 今天，他们的妈妈也已作古，想他们母子也见面了。我完成了对他的承诺。而且我自认为在他生病的18个月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生命。我无愧於天。 本节完 写於美国德州 （原载2006年1月21日《博讯》《大纪元》等网页） 2006-0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中国新闻中的“党文化” ——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一
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现象加以审视和思考的话，至少可以发现，中共这些年推行的“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又与西方文明无缘。它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审美趣味、语言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有人将这种文化概括为“党文化”。 ●“党文化”的最大特徵是把人变成非人 党文化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文化，它是封闭的、一元的、独尊的、排他的。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并为最终目的。这里，党的利益体现为党的绝对权力和永远统治。为了这种绝对权力和永远权力，党强力推行一整套以党价值为终极目的和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人生态度。党通过对所有生资料的占有和对政治、传媒的绝对控制，全面地、立体地、强行地、持久地推行这套文化。 这种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尊性，它以封锁外部世界的全部真实来维持它的一元地位。它是以政党和政权为主导、以武力为後盾强行实行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奴隶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对象被动地、被迫地、在被切断一切与外界信息资源联系的状态下、别无选择地被这种文化同化。 这种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灌输奴隶意识∶为了共主义来世的伟大辉煌，忍受现世的一切贫穷、痛苦；为了精神天国而牺牲现实的物质；为了党性，泯灭人性。要人们顺从、奴从，成为党的事业机器上的“螺丝钉”，革命道路的“铺路石”。 “螺丝钉”和“铺路石”是这种文化所极力推崇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典范。从这两个悲剧性的物质形象上，人们可以想像到这种人生理想对人的毁灭程度。 党文化的最大特徵和深刻本质在於，它窒息人的想象力，扼杀人的创造性；它是把人全面地、有意识地异化为非人的可怕的文化工程。 ●党报∶党文化的核心载体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的作用，它曾生奇迹般的巨大欺骗、蒙蔽作用。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麽当年钗h知识份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後来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的狂热。这些并非刺刀逼迫的结果。 在宣传中，报纸是主体。虽然电视近年已普及，但它也没有取代报纸的特殊地位。在农村，相当多的地区使用有线广播，但有线广播仍然是广播报纸。报纸，成为城乡人民政治学习的主要读物。通过“读报”等政治学习方式，党用社论、评论员文章和表彰好人好事的“通讯”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将党文化潜移默化到人们心灵深处。 以学报纸、学中共文件为核心的政治学习制度，自中共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後，即逐步地制度化了。无论知识份子或文盲，工人或农民、公民或罪犯，政治学习都是他们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生活形式。 这种学习制度形式多样，内容也因时而异，但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那就是学习如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学习如何按党所主张、认可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学习如何按党的语言模式和审美趣味来思考、说话、办事以至吃、穿、住、行。实际上，这种学习过程，就是让他们接受党文化的过程。 读报，只是党文化的辐射。而读报後写心得、谈体会、撰写大批判文章和座谈会等，又迫使人们运用报纸上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按照报纸上的语言模式来规范自己的话语系统——应该说什麽，不说什麽，怎麽说。这种写心得、谈体会的反复过程，不仅使党文化得以传播、辐射，最後它成了传播对象的全部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一种自觉的生存方式，传播对象最终融为党文化的血肉。 亿万个传播对象接受了这种文化之後，就按这种文化的标准去要求他人、辐射他人、检验他人，以求最大限度的“同化”。党有意识地辐射和亿万个老百姓之间无意识的传播，造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共振”，使党文化浸入每个人的灵魂和血液，凝聚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稍加研究，至少可以发现党文化在报纸中有这样的体现∶组织工具，宣传机器，谎言机制，语言暴力，缺席审判和�^造多数。 ●党是所有报纸的总发行人 如果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那麽党文化则强调“集体”，即“组织”。它以“党组织”为本位。毛泽东自1927年在“三湾改编”（军队）时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用层层建立党组织控制军队，实现党指挥枪後，很快把这种组织方式扩展到所有领域。凡有人的地方就发展党员，有三个党员就建立“党小组”，10名建立“支部”，30名建立“总支”，50以上建立党委、党组，直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现在又提出在这所有之上有个“领导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现在是邓小平。这个庞大的党结构金字塔底座是数不清的基层党组织。中共就是用这张巨大的组织网来控制社会。 党首先消灭私有制，从国有达到党有。同时，党以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禁止任何非官方报纸存在，公开宣布“报纸是党的工具和喉舌”。党具体采取八种措施，使报纸彻底成为它的“工具”。 党组织和宣传部双管齐下 第一，在报社建立党组织。由这个党组织操纵报纸的运转，它代表最高权力。这个党组织的级别大小，决定著这个报纸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它是“党支部”，这个报纸的行政级别是科营级，如是“党委”，就是“县团级”。《人民日报》有“党组”，即为“省军级”。同时也设有基层党支部。报社党组织又形成自己的金字塔权力机构，把报社从上到下都控制起来，从采访、审稿、编辑直至出版印刷、发行。 第二，报纸要接受上级宣传部门的领导和监督。例如我曾工作过的《深圳青年报》，要同时接受两个宣传部的监督和指导∶共青团深圳市委宣传部和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这种监督、领导包括部领导到报社讲话、报纸总编辑下发“宣传动态”及指导报纸登什麽，不登什麽。 ●党扼住两个紧箍咒∶人事和财权 第三，报纸的总编辑必须由党员出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组织部门选择总编辑时任用党员以保证报纸的党性原则。很多报纸总编辑本身就是党组织中的重要成员。 第四，党的组织部门决定报社的人事。一个报社有多少编制，用什麽样的人，权力掌握在党的组织部门手中。因而有民谣“紧跟组织部，月月有进步。”一般报社人员来源有三，主要领导多来自上级宣传部门。编辑，记者，一种是党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治表现好的学生；再就是从基层宣传干部中选拔，这些人既熟悉党的宣传方针，又通过经常写稿而熟悉报纸需要什麽。 第五，广告收入上缴，由党包揽财政。报纸是“党的喉舌”，所需经费由党的各级财政部门按年度预算拨给。而广告收入和报纸销售费，都要象其他国营企业创造的利润一样收缴到国家财政部门。党用收入缴公、再分配的方式，将报纸的经济生命控制在手中。中共干部说，我们拿钱让你办报纸，你不能拿我们的钱来骂我们。 ●新华社、人民日报统领天下 第六，新华社“通稿”，一统天下。新华社为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发出的重要消息、言论等，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必须登载。这并非由於新华社消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是由於特殊地位--它是党的最大“喉舌”，代表党中央高层的意见和在宣传上的权力。 对於重大事件（无论国际或国内），地方各省、市党报都不敢擅作报导和评论，必须以新华社“通稿”为报导标准或乾脆登载“通稿”。所谓“通稿”，即各级报纸都必须采用、具指导性和标准性的通用稿件。 第七，《人民日报》社论“射”向四方。《人民日报》具有与新华社同样的性质，主要反映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它在名义上归“中宣部”领导，而实际上一直由政治局一名常委直接管，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由胡�䐥 A现由李瑞环管。熟悉该报的人都知道，在总编辑桌上有一台红色电话机，为中央高层专线，可直通中央要员的办公室。 虽同是党报，《黑龙江日报》只是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这种党组织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决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对各下级党组织报纸的指导作用。因而，凡《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其他党报都必须转载，并且要放在头版重要位置。 这并非成文规定，但凡有政治常识的各级党报总编辑们都视其为基本的党性原则和新闻纪律。 “六四”事件後逃到美国的原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先生最近撰文说，当他看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时，“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极不寻常的社论，应转发在《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加通栏大字型大小标题，以示对中央的支持。”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是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市民一致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社论。结果他将“四．二六”社论转发在《海南日报》第四版上。据他事後观察，“从中央到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有《海南日报》一家。”这最後成为他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重要错误”之一。 这种“社论”的重要，主要在於它多根据中共高层人物的讲话精神整理而成。如“四．二六”社论即为4月25日邓小平对当时学运的“定性”讲话，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撰写成社论。 有时中共高层会有一个专门写作班子按领导意图撰写这类社论和专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由各级党报转载。因而“文革”中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说。梁效为当时江青在“北大”、“清华”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谐音“两校”。 ●《宣传动态》∶宣传机器的操纵杆 第八，分级分期“简报”，全面细腻控制。对各级党报最经常性的指导是来自各级党的宣传部下发的简报“宣传动态”。中宣部平常每个月下发一本，省委宣传部半月下发一本，市委宣传部每周下发一本。它只有十几个页码，内容主要是指导报纸最近一段时期应集中报导什麽，如何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如“六四”事件後，这种简报都要求报纸宣传“平暴”的胜利，宣传北京“暴乱”如何不得人心。而最近，则要求报纸重点宣传“稳定压倒一切”。 1985年，中宣部曾在下发的一期《宣传动态》上，指示各报批评大陆电影女演员陈冲，理由是陈曾在外国影片《大班》中试演了一个任洋人主宰的中国女性形象，并有几个暴露身体的镜头，有损国格、人格。当我们《深圳青年报》接到这期“简报”，开会讨论如何写批判文章时，一名编辑调侃说∶能否让我们先看一遍电影，看看陈冲究竟露了多少再批判？ 半个月後，中宣部又在下发的简报中说∶对陈冲的批评暂时停止，据了解，陈在美国已获绿卡，正办理入籍手续，再批恐怕影响中美关系。听来象一个“黑色幽默”。 这种宣传简报不仅事无巨细地指导报纸登什麽、如何登；而且对不登什麽，也有明确的规定。从我看到的简报中，至少可以归纳出有九个领域，报纸不得随便公开报道∶拐骗、买卖儿童；吸毒、贩毒；妓女；公安；海关；外交；军队；监狱、劳改、劳教等系统的问题和党的高级干部问题。这里是指丑闻或阴暗面。如成绩，当然鼓励报道。 党通过这些具体措施将报纸变成名副其实的“党报”。中共曾自毫地说，我们没有新闻检查。中共说了一半实话，确实中国报业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当党用上述措施把“党控制”制度化後，检查已无必要，因为实际上它已渗透到每个运作细节和操作者内心深处，已“防患於未然”。但也有个别的报纸试图向这种角色挑战，传递真实资讯，刊载“出格”言论，结果都被中共查封∶甘肃《西部晨报》（1985年，因提出“西部精神”）；上海《社会报》（1986年底，因刊文揭露社会黑暗面过多）；《深圳青年报》（1987年2月，因刊文“劝邓小平退休”和刊发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人的文章）；《深圳工人报》（1987年2月，因刊发王若望文章“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商榷”）；《蛇口通讯报》（1989年11月，因刊文支援北京学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因刊发纪念胡耀邦逝世讨论会纪要等）。 查封，只是极端措施，常规惩罚是撤换总编辑、改组报社组织机构，开除编辑、记者等。如“六四”後《人民日报》就有11名局级干部被停职，中基层编辑记者停、免职达117人。社长、总编被撤职，四名副总编辑有三人被停职。 党除了将“操纵制度化”外，在理论上也极力强调，“报纸的党性原则是第一位 的。”不仅毛泽东这样认为和强调，连被认为中共党内最具开明意识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在他1985年所做的报告《论党的新闻工作》中，也一再强调。 1989年4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时，该报总编辑钦本立抗辩说∶我们有自己的理事会，经济自负盈亏，是民办报纸。当时进驻报社的工作组组长刘吉宣布说∶“导报”1980年创刊时，是由上海科学院提出申请，经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因此，“导报”从创刊起就不是民间报纸，更不是同人合办，而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这类报纸。同时他强调，钦本立是拿国家工资的正局级干部，他的任命和罢免都是由市委决定的。 这种种状况导致你无法在中国新闻理论中发现西方独立报纸发行人这种概念。在中国的报纸中，如果你要找发行人，人们会把你领到“广告发行科”，以为你要订一份报纸。因为所有的中国报纸只有一个总发行人∶共产党。党用全面控制和操纵，使报纸成为传播“党文化”、贯彻党意志的最大工具。“喉舌”，是党对自己的报纸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和描述。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0月号） 1991-10-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透过瓮安事件解析中国的官场文化
6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非常规会议，号召全党“共克时艰”。不少人又心生希望，觉得党总算有了危机意识，再次“居安思危”了。但随之发生的“瓮安事件”，却让人看到了中共“共克时艰”的一场实战，即为了维持稳定，对任何民变都放弃软性的“安抚”，不问三七二十一，一律视之为“匪”，痛加硬剿。 查明瓮安死亡女生之死因，并非什么复杂的技术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比如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只要从死者身上取样再比对DNA，事件真相即可明白。但这简单的问题放置在中国这缸污水里，立刻就被搅成深不见底的一潭黑水。 三个疑凶及一个涉案女生的家庭背景，看起来似乎也不算太硬，第一，他们的靠山之级别，在中共等级制的阶梯上最多也就刚登上最低阶的科级而已。但中国崇尚官本位，在一个边远县城里，县令之威势等同君主，中国历来就有“破家县令”之谓，今天依旧如此。第二，疑凶与涉案女生似乎也并非“县太爷”直系子弟，只是子侄而已。为什么官员要如此护卫这些不肖旁支子弟的恶行呢？ 要解释第二点，必须从中国的官场文化谈起。中国官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流行一段话：反贪抓的不是贪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倒霉的，而是不长眼的小气鬼。只要上送三级，保准没事；看一个官员有没有本事，不是看他贪污的数量，而是不管贪多少都不会出事。 这段话其实涉及到官场的保护伞问题。所谓“上送三级”，指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除了买官费用之外，还得上交（包括越级上交）“维持费用”，将上级都编进自己的关系网中，否则出了事没人保。只要手中有权，贪污人人都会；但是否有本事编织关键时刻用得着的“关系网”，罩住自己，那才算是真本事。中国许多闹得惊天动地的冤案，其实最初那个死结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官或者镇官打下的，但由于一层套一层的政治保护关系，一些案情简单，是非曲直也很明白的案件最后被打上不少死结，牵扯纠缠，无法解套。这几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未见雪冤的黄静案、高莺莺案莫不如此。 从官员本身来说，除了部分不可救药的糊涂蛋之外，即使自身品行不端的人，也大都愿意子弟成材，这是他们用各种灰色收入将子弟送往海外留学的动机。他们当然更不愿意子弟的恶行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将自己弄钱的“本钱”给折腾光。但中国黑暗的官场文化却使他们卫护子弟恶行成了必须。比如贵州瓮安那些未公开出场的官员护卫旁支子弟，与其说是为了亲情，还不如说是为了面子与“罩得住人”的官场声望。试想想，这些官员在地方上混，完全靠的是一张关系网，上面要有人保护自己，官员本人还要保住下面各种各样托庇于自己的人。一旦连自己的子侄辈都罩不住，不仅是面子往哪里搁的问题，还有个人心离散的问题：上级觉得你这人能力不行，连自己家里人都管不好，出了点事就罩不住，说不定哪天会连累我，不能再与你沾边；而各种托庇者也会想：你连自己的亲侄儿外甥女都保不住，看来后台也不太硬，我再往你身上投资，只怕是钱会打了水漂。而且，就算是这次大义灭了亲，今后在升迁时，有人会利用这点说你管教子侄不严，曾经如何如何。一通利害帐盘算下来，什么死者的冤情，事件的是非曲直统统被放置一边，只考虑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帮忙化解的人有的是，关系网上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下级都会出马，保上司即保自己。 高高在上的周永康、孟建柱们支持瓮安地方当局的镇压，倒并非他们与隔了多少层的瓮安某官有直接的利益瓜葛，更主要是出于“稳定”与“共克时艰”这一大局的需要。这种事情要是查下去，不知会扯出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后是利用了浙江京官与湘军派系的矛盾才得以雪冤，但却引发一场官场地震，摘了包括两位督抚在内一百余位官员的花翎顶戴――中共如今正要凝聚党内人心“共克时艰”，怎能拿官员利益不当事？几条草民的命，怎比得上“稳定”大局重要？ （《华夏电子报》2008年7月3日，第 251 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中共历任“大内总管”中最亮的三颗星
何清涟 最近，曾担任中国“最神秘机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入狱、汪东兴辞世，历届“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再度成为话题。 大内总管中的三位“最”字号人物 中共建政之后，杨尚昆担任首任中办主任，时间长达16年，直至1965年11月，因“窃听事件”被毛泽东疑其有异心贬职离任。杨之后，中办共历10位主任，将这一职位做的有声有色且任期之长直追杨尚昆的，只有汪东兴一人（长达13年）。胡启立、乔石、王兆国三位任期均在1-2年之间，王刚几乎是一位隐形人，外界不知晓其行迹。曾庆红对中国政局影响甚深，是将国安部推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人物，他的故事至今未曾完结，其行状值得专门写部传记。 除曾庆红之外，还有三位人物堪称历任中办主任当中的“最”字号人物，如果一言以概之，堪称“胆子最大汪东兴，福气最好温家宝，最走背运令计划”。 以下算是戏说，如概括得不到位，自有高人另做文章。 胆子最大汪东兴，关键时刻露峥嵘 汪东兴一生的重要性与神秘性，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他是离毛泽东最近的人”，二是“他是那个抓江青的人”，前者是他成功地发动一场政变的政治资源，后者让他史册留名。 汪东兴一生功业实奠基于其“事主有功”，因此多被论者讥为“宦官”。但这“宦官”做得委实不易，人说“伴君如伴虎”，汪东兴侍奉的毛泽东，恰好又是最难侍奉之“虎”，其秘书陈伯达、田家英都无好下场。就连做秘书时间不长的李锐先生也曾身陷秦城多年。汪东兴在“虎君”旁如何自全，除了自夸的忠诚之外，还有他不便明言的“侍君之道”。曾担任毛泽东御医多年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里谈到，毛深患“寡人之疾”，汪东兴极力迎合毛的这种需要，让毛因这种贴身贴心但上不了台面的服务而离不开汪。也因此，汪东兴总能逢凶化吉，虽然曾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小组讨论中支持林彪，但被毛痛加训斥后幡然醒悟，迅速认错检讨之后，继续得到毛的宠信，并在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汪东兴迎合毛的寡人之疾，难免深惹江青之恨，江皇后数次欲对汪东兴动手，都被毛保护下来。江青对汪的恨意，当然埋下了毛身后汪东兴决然发动政变之因。汪东兴兵不血刃地完成了一场政变，挟此不世之功加冕为国家副主席。但他这种下得了狠手的叛主能量，当然会被邓小平等新任领导人视为有反骨的魏延式人物，因此注定了他的结局。 汪东兴退出政治舞台的政治理由，举世皆知是因为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大后台”，但其位置不稳的前兆，早就通过一张发表于武汉街头的大字报向外散发。1978年夏天我家乡有位青年出差到武汉，带回一份大字报手抄件。该大字报是以一位“首都工人”名义写的，大意是：敬爱的汪副主席，我是首都工人，现无房结婚，听说您有一万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能否借一间给我结婚？大字报还列有房子的造价等等。当时，我们几位忙于高考的小青年在一起议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人写的大字报，因为一位“首都工人”不可能知道位高权重的汪东兴盖房子，造价多少，盖在何处。 汪家大院的存在却是事实。多年后，前人民日报编胡绩伟先生写过一篇《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其中提到，1979年6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他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690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胡绩伟先生在文中说：“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57（平方）米的活动室，一个45（平方）米的餐厅，一个199（平方）米的电影厅，能抗九级地震，和毛的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书屋》，2000年第4期）按购买力来计算，1979年的690万元人民币，约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 汪东兴的胆子之大，于此亦可略见一斑。用当时的媒体用语来说，1978年“正值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党内腐败还未冒头，推倒勤政殿花数百万为自己修建私宅，也真只有汪东兴这种贼大胆才做得出来。应该说，邓小平逼退汪东兴，让其平安下车，荣养终老，是救他而非害他。 大福之人温家宝，太平宰相历十年 说温家宝是大福之人，乃是其仕途顺畅，甚少蹉跌，以十年太平宰相为其仕宦生涯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一、温家宝进入政坛乃因时势。1978年，邓小平复出，痛感人才缺乏，定下选拔人才的三条标准“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温受过科班教育，36岁，完全达标，得到地质部长孙大光赏识推荐提拔，得以进入北京中央地矿部党委工作。随后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任内，分别担任中办副主任和主任之职，从此一路顺风，最后荣登总理大位，并于政治暴风雨前夕平安到站。 二、历六四之劫难而不倒。在六四屠城之前，温家宝曾陪同总书记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六四之后，好些政治高官没能过得了“政治正确”这道坎，比如曾任中办主任、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上、与胡耀邦、胡锦涛并称“三胡”的胡启立，因同情赵紫阳而殒落。但温家宝却未受影响，仕途节节拔高。 三、温任总理十年，正逢“世界工厂”支撑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2001-2010），外资源源涌入，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头号引资大国；“中国制造”在海外攻城掠地，形成倾销之势；银行积累的8000亿巨额坏帐，也借外资“战略性投资”在香港与内地上市获得消解并赚得盘满钵满；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之，美事一件接一件，不足之处是环境全面污染，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地方政府欠下巨额债务，但这些后果却不需温家宝负责，都留给了继任者李克强。 四、大秀亲民，口颂改革，百誉加身。温作为政府首脑，却不必在意胡锦涛的反对颜色革命、吴邦国的“五不搞”。他“一枝独秀”地大谈政改，终获西方“外部势力”青睐，成为异议江湖追捧的领军人物，并在全国各地开办学习温政改讲话的研讨会。仅凭几句空言轻取美誉，成为朝野共同拥戴的政治人物，放眼中共统治60余年，除他之外尚无第二人。 唯一令温相遗憾的是，在众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他与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故事被人悉数抖落给外媒并被大肆报道，让其“洁白羽毛”沾上不洁之色。但与习近平相比，温相还算幸运，习的两位姐姐家庭积财3亿多美元，被习迫令退出商界，共中一位还大散家财，却仍然饱受讥骂；但温的家族聚财27亿美元，却有“敌对势力”为之辩护，或称温对其家人聚敛财富不知情，或者持之以恒地指责《纽约时报》造谣。 温相之福，真是无人能比。 令计划之失在于韬晦之功不竟 令计划目前已陷囹圄，从政治生命来说，算是盖棺论定了。观其一生行状，其成在于谨慎；其失败，在于韬晦之功不竟，过早露出“气场”。 令计划仕途起步，仍然得益于邓小平定下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以共青团备选之青干晋身。至于他何以得到胡锦涛赏识，应该还是与其仕宦早期的谨慎作派有关。至少在胡任中共“一哥”的第一任期内，令计划作为胡的大秘出任中办副主任数年，行事低调收敛，外界能够捕捉到他的信息极少，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兄弟姐妹之名，将中国50年代政治热词“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尽收其中。 但到2007年令计划晋升为中办主任之后。鉴于胡锦涛再过五年将要退位，令计划深感，指望这位弱主冒各种风险、为其在未来政局中谋一强势位置不大可能，于是走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之路。在习、薄二位为大位恶斗之际，自己培养势力，先是利用地缘关系结成了一个“山西帮”，在京城频繁活动；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成了一个无形有影的秘书帮，并于2010年1月30日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秘书出身的部长悉数出席。此举被罗昌平评为“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 但皇天不佑令狐家族，2012年3月18日，即薄熙来被撤职关押的第三天，令计划之子令谷出了那场给家族命运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车祸，导致他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当习近平稳固其地位之后，令计划被提前从中办主任一职退位，转任闲差统战部部长，最后一步步走到目前这步，酿成灭门之祸。令计划的罪名中有一条“严重违反政治规矩”，指的是其“不臣之心”。至于那贪污逾亿、家族敛财、共有27位情人5位私生子之类，还真不是令计划获罪之真正缘由。 以上三位，是历届中办主任当中的三位翘楚，估计其命运都“后无来者”：中办主任自汪东兴之后不再兼任御林军总管，无兵变之本；温家宝当这十年“太平宰相”，大概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因为经济改革之功，积十五六年邓（胡赵）、江朱之力，正好让其全部赶上；令计划的教训足以让后来者警惕：如果主子不得力，千万要激流勇退，否则不仅无晋升之荣，反而遭灭门之祸。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pc-20150831/293980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饮鸩止渴的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从 PX（二甲苯）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谈起
随着成都市民5月4日以“散步”形式抗议PX项目落户彭州，“PX”这一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产生高污染的化学产品名称再次在中国的网路上流传――去年是一个由台商翔鹭化纤、翔鹭投资的PX项目在厦门遭到当地市民数度抗议，目前能否落户厦门尚在未定之间。而有“中国第一周报”之称的《南方周末》对这次事件溯源的一篇报道“PX化工：成都危险拐点”则胎死腹中。 PX生产基地为何在中国遍地开花？ 如果说在离成都30公里左右的彭城建立PX化工生产基地是成都的危险拐点，那么中国经济结构的“危险拐点”早已出现。早在好几年前，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时，那种以发展资源型企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就已将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加速推往深渊。 目前，中国已经建好与正在扩建的PX生产基地已有10余处：浙江镇海炼化公司，PX年产能65万吨；齐鲁石化公司在山东淄博所建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此外还有辽阳石化新建45万吨/年的PX项目（现有PX产能约为22.5万吨/年）。规模最庞大的应是青岛凯联集团公司，该公司在青岛的基地据称年产PX70万吨、纯苯20万吨、甲苯6万吨。辽宁大连、河南洛阳与福建石狮等地均建有大型PX项目。 这种可以通过呼吸、食物摄入、皮肤吸收，对人体危害极大的化工项目，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停产，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不计后果地引进？原因只有一个，PX原料带来的高利润。从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上PX就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2003年以来，PX需求几乎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各PX生产基地也在同步扩大产能，以牟取巨额利润。 他国拒斥的污染项目为何被中国政府笑纳？ 如果仅仅只看法律条文，中国有一部《环境评估法》。各级政府还设有环保局，专门负责企业投产前的环境评估与监测企业排污情况。这些PX项目对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巨大伤害，按照法律，根本没可能通过环境评估。 但各地方政府自有高招，法律条文根本约束不了他们。正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庇护下，许多高污染企业（许多还是“国家级项目”）落户各地，中国的《环境评估法》完全成了摆设。 各地政府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员欢迎高污染项目落户本地，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项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极大。几乎所有的高污染项目，都是当地的税收大户，支撑着该地GDP的半壁江山。《环境评估法》明确规定企业投产之前需要做环境评估，但这部法律并未得到执行。据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总结，企业投产做环境评估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投产后遭遇到压力，比如工厂所在地村民反对，引发事故，这时才请当地环保部门做一形式上的“环境评估”，这种情况叫做“先上车后买票”；第二类是新建企业一边投产一边做环境评估，这叫做“边上车边买票”；第三类是“上了车不买票”，即企业根本不做任何环境评估。中国政府也无可奈何地承认，环境评估执行率低、违法现象严重。 想要地方政府命令污染企业停产，实在难于上青天。因为中国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早就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就以今年4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县财政赤字资料为例，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县的赤字约1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达四分之三。 污染企业也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税源 大量兴建化工项目，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要翻看近三年“中国企业纳税500强”，就会发现石油化工企业、烟草企业均是纳税大户的主要成员。而这些石油化工企业就是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刻意扶植的“资源型企业”，以中央部属重化工企业为主，目的在于涵养税源。这一特点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能源消耗巨大，以中国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是企业无需考虑技术创新与展拓市场，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税收。但对中国的环境与民众来说却是灾难性的，无异于饮鸩止渴。 可以说，资源型企业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角。在中国近年来的污染事件当中，几乎都能看到石化行业的身影。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该厂就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位列第七的中国纳税500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国家环保局曾对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的布局做过调查，发现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而这些石化建设项目，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家级项目。这种布局减少了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却非常危险，一旦发生事故，对水体和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近年来中国化工生产事故不断，四川沱江、广东北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先后发生重大化学污染事故。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当中，一半是化学物品渗漏造成的污染灾害。 多年来，“中国制造”保持总体成本低廉优势的“秘诀”，就是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与中国的环境生态。改变这一点，等于放弃中国的所谓“竞争优势”。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上放弃劳动保护及环境保护的国家竞争，确实相当困难。 也只有中国这种专制政府才会毫不顾及人民的生存权利，大量引起这种高污染项目。厦门市民的反抗与成都市民的反抗，中国当局的方法是抓捕领头者，用政治高压迫使民众停止抗议。 （原载《看》双周刊，第12期 ⁄ 2008年05月23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美中各搭“餐台”，嘉宾指望两边通吃
何清涟 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餐桌菜单论”犹如一块石头丢进水潭，虽然在会上只激起一圈涟漪，但中国却反应强烈，发表不少激越的半官方言论。其实，这并非布林肯首次发表“餐桌菜单论”，从2022年1月在北京冬奥会前夕首次使用“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的表达以来，至今共有三次，但前两次中方几乎没反应。缘何如此？乃因同样一句话，每次的针对目标并不同。 布林肯三次发表“餐桌菜单论”，针对目标不同 2022年1月24日，在一个论坛上，布林肯阐释中美关系就用了这句话。当时中国理解为“在和中国的竞争中，美国需要确保在餐桌上，而不能在菜单上”。2022年10月，布林肯在与美国两位前任国务卿赖斯、马蒂斯对话中谈到“中国威胁”和“中美竞争”时，再次使用“餐桌菜单论”，旨在强调美国在国际组织中保持领导力和参与度的重要性。这是内部讨论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中国没法就此表态，相信中国的内部讨论中以美国为敌的场景肯定不少。 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会上发表这番话，当然有现实政治考虑，因为欧盟法德两大领头羊从去年以来，总是向中国明送秋波。更何况，目前的国际社会对美态度正处在首鼠两端，一是盟友们纷纷在为川普可能当选做准备，《华尔街日报》1月29日曾发表《世界领导人为川普重返白宫做准备》，介绍了详情；二是因为美国盟友中有不少国家担心，如果中美间紧张局势持续，他们将被卷入一场不可逆转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单论”，并非前两次那样直接针对中国，而是为了“敲打”欧洲盟国，向所有试图避免在中美两国当中选边站的国家发出警告：如果不想成为菜单上的食物，就应该坚定地与美国结盟。 法国总理马克龙：欧洲要有战略自主权 马克龙近年对美国持半游离态度，多次发表一些颇让美国不快的言论。最出位的是2023年4月9日访华返法的飞机上接受美国Political采访时发表“独立自主说”。该采访以《马克龙称欧洲必须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Europe must resist pressure to become ‘America’s followers,’ says Macron）为题发表，内容主要是三点：1、强调了欧洲“战略自主权”理论，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极”，以避免欧洲国家成为“附庸”，最终“被历史抛弃”。2、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避免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3、马克龙还建议欧洲减少对“美元治外法权”的依赖。报道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近年来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欧洲有声音抱怨称，华盛顿将美元“武器化”，迫使一些欧洲公司放弃业务并切断与第三国的关系，否则其会面临严厉的二级制裁。 马克龙这番“独立自主论”，中国当然闻之欣喜，美国当然不太高兴。 德国的首鼠两端 俄乌战争之后，德国被迫中止“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极为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这两年多德国领导人一直在上演两面戏剧，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就企业“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发出警告，敦促企业实现业务多元化。同时不断向华府展示友好，比如2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亲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俄乌冲突等议题。另一方面，对华政策的口号已经从“脱钩论”变成内容模糊的“去风险化”。就在朔尔茨2月访美前夕，路透社披露，朔尔茨将于4月15日至16日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 德国内部就德国对华政策也充满了矛盾，两年多以来，德国社会一直是两种声音并存，一方面，各种要求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声音很高，认为脱钩不过是使德国经济萎缩5%，德国能够承受。2023年7月，德国政府批准了首个对华国家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呼吁在维持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关系的同时，大幅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的同时提振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又陈述对华经济脱钩的巨大损失。2023年4月，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研究，80%的笔记本电脑是来自中国，85%的稀土和原材料，如被欧盟列为关键原材料的钪和锑，都来自中国。例如2024年2月，德国央行在一项研究中警告说，如果与中国实行经济脱钩，德国将会发生严重的动荡。企业界大佬也多次表达不能与中国经济脱钩，比喻梅赛德斯总裁克伦纽斯（Kaellenius）曾公开称，“和中国脱钩是一种幻想，也是不可取的。” 两张餐台都有“美食”，多国希望两头通吃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终结，但世界格局由单极变多极已经显化。换言之，世界上现在有两张餐桌，一张是美国做主人，另一张是中国做主人，现阶段，两张餐桌的主人也来往不断。 美国这边搭的是“民主的餐桌”。2020年民主党公布的新党纲提出，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发展模式与国际领导地位，因而，美国不能再单打独斗，而是要重拾“价值观外交”，与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伙伴强化合作，以占据全球经济总量50%到60%的体量形成“规则联盟”和具有“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联盟”，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符合美国与西方利益的改变。拜登入主白宫之后，这一原则贯彻到美国对华外交-经济政策当中，最明显的成绩是对中国的芯片制裁，以及在供应链重组中推出“友岸外包”取代川普时期的“近岸外包”。自2021年以来召开的三次G7会议，每次都强调参加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者”。曾经比较热闹的G20会议，因其主旨是协调全球经济政策，既然餐桌的宾客已经按价值观列队，协调作用无从发挥，也就门庭冷落。 不少分析者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新冷战”，但迄今未达成共识。2021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不寻求与中共的新冷战；一个多月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却忽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引发一阵热议。2023年3月，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称，美中之间已打响新一轮冷战。 但与美苏冷战不同，那时国际体系政治上是二元对立，经济上是互相隔绝，西方有自己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前苏联阵营有经济互助会（Comecon），是一个由苏联带头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而现在的国际局势是：政治上，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二元对立早模糊化；经济上，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很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以亚太国家为例，拜登上任后重点经营亚太战略，但除了少数几个亚太国家态度鲜明地站在美国这边，多数国家则希望不要求被迫选边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无论是在202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还是在8月3日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的讨论中，都明确表态，许多美国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双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广泛关系，不要被迫选边站。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态度：中美两国关系，众盟国希望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两头好处都要。 对关系不算太铁的亚太一众盟友（日本除外），美国没法假以辞色；但欧盟却是二战以来美国重要的盟友国，当真是大半个世纪风雨同舟。因此，在欧盟对华改用低调的“去风险化”策略与中国友好互动，又不断抱怨中国对欧洲的商品倾销严重打击欧洲的制造业之时，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单论”，我认为就是针对欧盟各国在中美之间的彷徨而发。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2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29202418175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中国政府的“钱袋保卫战”
何清涟 世界皆知中国政府在打一场“股市保卫战”，却只有少数经济界人士才知道另一事实：从8月份开始，保卫战的主战场已经转移至外汇市场。新兴的经济罪已经在“恶意做空”之外又增加一项“恶意套汇”；作战对手不是外部势力，而是与中共政府是皮毛关系的权贵、官僚、商界富豪。 政府钱袋里的金币哗哗外流 中国政府在世界广受欢迎的原因是它拥有一只鼓鼓的钱袋，即外汇储备。虽然这些钱并非中国政府的资产，只是央行利用外汇管制这一制度，向在华外资、外贸企业，以及各种类别拥有外汇的机构、个人储户“借”来的。但因为可以长期低成本借用，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外国投资者，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将它看作中国政府的资产亦即“中国人民的财产”了。当年曾有人主张将外汇储备平分给全中国人民时，央行行长周小川只好出面说明真相：“外汇储备每一分都对应着央行负债”，只是大家不愿意相信。 如今这“借贷关系”出了点麻烦，因为“借方”的各路神仙对形势的判断不太乐观。自从6月份中国政府强力“救市”以来，他们发现执政者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不再按市场规律办事，便不约而同采取“集体行动”，涌至外汇市场兑换美元，开始“回收借款”。于是央行外汇储备这只钱袋的美元哗哗外流，非常迅速地瘪下去。 正常情况下，中国外汇成交量是每天100亿美元上下。2014年6月份中国外汇储备曾达到3.99万亿美元，但一年不到 ，至今年7月底这笔外汇资产已萎缩至3.69万亿美元，减少3000亿。今年8月11日之后，外汇市场成交量一直在每天300亿美元以上。8月下旬，有三天的纪录非常惊人：8月26日为489.87亿美元；8月27日为385亿美元；8月28日成交了512亿美元。 如果这种快速流出成为常态，央行将会陷入破产境地，面临外汇枯竭，再也释放不出货币流动性。接下来，需要资金量支撑的股市将面临资金断流、楼市泡沫也将破裂。为了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央行不得不采用各种方式减缓资金流出。一边忙于向市场注入人民币，以保证市场流动性；另一边被迫用大量美元购买人民币，以保证人民币汇率。智囊们还得琢磨各种辙，增加换汇的难度。 9月1日，中国央行宣布对外汇远期合约设定附加条件，增加投资者做空人民币的成本。新规要求开展代客远期售汇的金融机构向央行缴纳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暂定为20%，冻结期为一年。该规定将于10月15日起生效。这规定实质上是让做空者用8：1的比率购买美元。 据媒体援引中资银行业高管消息，包括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在内的部分大型中资金融机构正在增强对企业客户大额汇兑交易的内部审查。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执法部门正加大力度打击通过非法手段帮助他人将资金汇往海外的代理机构。 以上所有举措，意在防范金融风险。 “借方”各路神仙害了反腐恐惧症 中国政府控制外汇流出，自有一番逻辑。在中国政府眼中，这些借来的钱虽然属于“借方”各路神仙的小钱袋，但除了外资可说是外人，其余的“借方”，哪位不是与本政府打断骨头连着筋，靠着中国政府这棵大树才有今天？国企老总、民营企业家、还有那些贪官们，没有本政府睁只眼闭只眼放开一条道让你们搂钱，哪有你们的富贵？过去，本政府的钱袋充实，外汇市场上流走一点钱没啥，如今国家经济困难，你们就想脚底抹油溜号，没门！ 但“借方”各路神仙也自有他们的逻辑。目前，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反腐更让他们坐立不安。外资觉得投资中国已经无利可图，此时不撤资，更待何时？撤得从容一些的，有条不紊，该转的都转走了，就剩下一些机器与租来的厂房，择时宣布解散裁员。但这些外资从总量上来说，大概只占去年减少的300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并非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来源。 导致外汇储备剧减的，应该是那些与中国政府是“皮毛关系”的国企高管、贪官，以及民营企业家们。他们转移资产，乃因各有利害盘算。 贪官们对习王反腐，可说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想逃，因护照上缴，海关也看得很紧，不太容易遁逃。因此只能想法多转移资产，地下钱庄做的多半是这类人的生意。国企高管们对反腐的痛恨与贪官相同，但转钱的门道多，尤其是那些巨型国企早就开办了多家海外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的亲信们早就承担着为“老板”转移资产的任务。 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由于制度环境的关系，大多都走“政商结合”这条道。他们的财富虽然来源于市场，但无论是市场准入还是经营，都充分利用了权力的关照。 山西的政商关系堪称资源类地区的典型，因为煤炭资源受政府控制，寻租空间很大，政府拥有开采运营的决定权，几次煤改都是行政权力强力介入。作为私营企业主，要想得到开采权，只能充当官员的白手套，与其结成互惠关系。也因此，山西省富商在2014年的反腐中倒台的特别多。《山西政商的灰色朋友圈：培养了一批巨富煤老板》一文说得非常直白：“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牵出一大批官员。” 周永康案牵连到他为官期间足迹所到之处，四川有三名由他提拔的省部级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倒台，受牵连而入狱的川商就有一大批，除了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之外，戴晓明、汪俊林、张俊、邓鸿、李广元、吴兵等十余位，均是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富商。 晋商、川商们发家的政商关系，几乎是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关系的缩影，他们的覆灭让所有中国富商都感到纠结，刺激了他们将资产转移出中国的愿望。 猴王能管住想散的猢狲吗？ 中国政府必须打赢这场钱袋保卫战，减少外汇流出。如果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减少3000-4000亿美元，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资金失血，受影响的将包括人民币价值、中国国内货币供应数量，大大降低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 但中国政府最多只能达成预期目标的一半。如同以往经验所示，政府的任何限制措施都只能限制部分人，但对于熟悉资金转移管道的“成功人士”来说，绕过政府限制实非难事。 多家媒体都介绍过转移资金的几种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留学项目，中国逾一半的留学中介机构有着地下钱庄的第二身份，向外转移资金是其日常业务。其二是通过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转钱，中国企业在海外成立了数百万家子公司，这些机构被用来转移资金。其三是虚假的合资企业，不少企业通过虚构合资方将利润留作海外投资。其四就是通过银行虚构业务往来非法转帐。据说，上述四类服务当中，至少有40%是从未发生过的服务，只是虚构项目用来转移资金。 有些外媒认为，外汇大量流出是“中国外管局、银监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似乎未意识到这些外流资金的规模有多大”所造成，我的看法与此不同，因为外管局、银监会及其他监管机构的官员们，其子女家属大多数也在海外留学、定居，也需要利用上述渠道转移资金。这就必然导致监管不力，并出现监管盲区。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之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不少中共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比如为金元券改革出主意的红色卧底经济学家冀朝鼎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比如长期得到蒋介石重用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隗。如今，中国政府依靠来监管金融的官员，因其中大部分也需要向外转移资产，所起的作用与当年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卧底相同。 中共这棵大树还未倒，依靠这棵树采摘果子的猢狲们都怀揣果实，谋划弃树他去另起炉灶。司看守之责的猴王及其主要助手只有两双眼睛四只手，盯住糊狲甲难免跑了猢狲乙，更让猴王气苦的是，暂时没被盯上的猢狲们都开始怀念前任猴王的宽容与仁慈，并众口同声地谴责现任猴王的暴政，这猴王做得也着实辛苦。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20150905/2949718.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更改「中华民国」国号的六个理由
从囊括中国和外蒙的“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再到最近有人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以及“台湾中华民国”，“Taiwan，ROC”，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它的国号像魔术一样，充满花样，不断有新说法。 这种不断变幻说明，台湾已走到一个历史时刻，应该从根本上给国号动手术，割除“中华民国”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国号，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独立国家。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为什麽需要改？如果不从泛蓝或泛绿的政治光谱出发，不按统一或独立的价值判断，仅从事实和真实的角度，至少有这样六个理由： 第一，这个国号不民主。今天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国号，都是经过人民授权、民主产生。无论是大至美利坚合众国，小至近年重获独立的立陶宛三国，以及东蒂汶等等，都是如此。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号则不同，它没有经过台湾人民的选择，而是当年蒋介石带著几十万军队，用暴力把这个国号强加到台湾人民头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年从中国去台湾的著名知识份子雷震曾提出更改国号为“中华台湾国”，结果被逮捕，蹲了十年监狱。今天，台湾人民有了投票权，有了言论自由，这个未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国号，应该到了全民讨论，最後废弃它的时刻，而使台湾有一个体现多数人民愿望和意志的“合体合身合用”的新国号。 第二，这个国号不真实。任何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华民国”是中国人推翻清王朝後，於1912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它当时下辖35省，并不包括台湾。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制定的“五五宪法”草案，下辖30省，也不包括台湾。一个国号被带到了一个它并不管辖的土地，然後就认定它是原来的“国”了，这不仅虚假，而且自欺欺人。 当然有人会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後，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那麽台湾自然就应该属於推翻并承接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但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明显和当年那个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是两回事，不仅两者所下辖的土地和人民等完全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无论台湾的领袖、政党，还是人民，几乎没有谁还要“反攻大陆”，重新恢复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因为毫无可操作性。所以今天“中华民国”国号不仅名存实亡，和台湾现实脱节，而且已成为虚假的象征。 第三，这个国号不被国际承认。客观地说，在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成员时，这个“国号”对台湾的安全有保护作用，因为不是联合国成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敢武力侵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毕竟它当时代表“中国”。但当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被取消，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後，中华民国就不再被国际社会承认，包括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大国，都不再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这个国号不仅不再是台湾安全的保护伞，反而越来越成为台湾的包袱，模糊台湾的国际地位和身份认同。 第四，这个国号无法重返联合国。今天在台湾，很多人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但任何稍微熟悉一点联合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根本没有可能重返联合国，因为当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写得清清楚楚，驱逐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民国以“中国”的代表者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则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法理上都无法提出这样的议案，因为它直接抵触2758号决议。只有一种可能，当台湾朝野都要求更改国号、制宪正名的情况下，北京被迫做出妥协，同意“中华民国”也在联合国占据一个席位，像南北韩那样。所以，哪怕只是为了争取这种可能性，也应该提出更改国号。 第五，这个国号损害台湾的国际空间。今天，不仅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而且世界绝大多数人民，也不清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尤其是随著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国力提升，以及和世界越来越多的经贸往来，国际社会都倾向承认北京代表中国，而不是台北。因此，再像国民党那样鸵鸟般地宣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只能是自我欺骗、为台湾自我设限、缩小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在国际上，只有打响“台湾”这个民主而富有的国家的名字，才能够有利於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提高台湾人民的尊严。北京领导人所以热衷在国际上强调和宣扬“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因为他们清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认北京代表中国。所以，台湾再跟著喊“一个中国”，只有自我损害。 第六，台湾多数人民不认同这个国号。过去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认同台湾，而非虚幻的一个中国。而且这还是在对岸部署武力飞弹威胁的情况下。它说明，如果没有战争的威胁和恐吓，在台湾一定有多数人愿意制宪正名，更改国号，使台湾成为百分之百的正常国家。 当然，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个历史产物，更改它，是一个重大选择，不仅涉及到台湾内部认同，还涉及到两岸关系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作为台湾领导人当然应该审时度势。但仅从上述六点来看（当然还有更多理由），更改这个名存实亡的国号，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选择，无论现实的阻拦有多大，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8月号 2004-08-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4👍 0💬 0纽约之殇
何清涟 西奥多·德莱塞的纽约在2020完全消失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不但是国际金融商业中心，也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17年纽约市人口超过862万，是位居第二的大城市洛杉矶399万人口的两倍多；每3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住在纽约。 美国人对纽约的感情比较特殊。我刚来美国时，读过一篇文章，说美国人认为纽约不是美国的城市，因为有一半纽约人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居民使用的语言多达200余种。一个从外州来美国的美国人，在纽约街头问路时，被询问的多是在纽约定居的外国人。即使如此，美国人对纽约发生的一切还是非常在意，因为纽约有华尔街、百老汇、大都市博物馆，还有那著名的美国象征自由女神。2020年8月5日Fox主播塔克尔（Tucker）一段话很形象：纽约就象美国人的大叔，酗酒、吸毒，欠了一屁股债，一副永远醉酒半睡的模样，但他还是令美国人牵肠挂肚的大叔。 在布什政府担任过国务卿的 科林·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上将是地道的NewYorker，他是如此热爱他出生的这座城市，曾向胡锦涛发出邀请，下次来美国，我陪你去百老汇看一场Show，在街上走走，再吃个热狗。我后来才知道，鲍威尔的描绘来自于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 – 1945）笔下，是这位作家喜爱的纽约风情。 我2001年来美国的时候，正是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当市长的时候。不到三个月就经历了9·11，纽约人爆发出来的爱国激情与重建韧劲，让我吃惊，也让我敬佩。两本与九一一有关的画册，我至今仍然收藏，因为那是我对纽约的最初印象。 2020年5月之后，西奥多·德塞尔笔下的纽约不复存在，没人知道那个纽约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020年的纽约，遭遇了巨大的劫难。武汉肺炎疫情来袭之时，川普总统宣布关闭了中国的航班，希望堵绝传染源。但纽约市长白思豪及民主党官员议员们纷纷去中餐馆就餐以示支持，病情严重之后既不肯封城，最开始还不肯社交疏离，纽约终于成为美国第一疫城。到了5月下旬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白思豪全力支持BLM，完全无视充斥该城市的暴力抢劫与各种犯罪急剧上升。据警方统计，2020年纽约市的枪击事件已比2019年增加了82.1%，枪击受害者增加了88.5%。警方说，从1月1日到8月16日，纽约市有1000多人遭遇枪击。截至8月16日，凶杀案达到259起，与2019年同期的199起相比，增幅超过30%。富人与有能力的中产纷纷外逃，纽约市的金牛——第五大道上的商家创伤累累，全部关门歇业。 建城以来未遇的灾难：纽约市财政破产 纽约市本来就是全美负债最高的地方政府。据媒体报道，纽约市的长期债务规模惊人，2019年摊到每个家庭头上就有8.11万美元，根据帝国中心的数据，纽约市收入最高的人要缴纳该市43％的收入和该州51％的所得税，他们抛弃纽约市之后，纽约市财政终于破产。《华盛顿邮报》8月28日的报道提到，受疫情影响，纽约市政府的收入比1月时的预期收入减少了71亿美元；在纽约，餐厅、影院等至今无法恢复营业，同时各项重大活动都被取消或推迟，旅游业受到重创，失业率在上月已经达到了20%。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的前任经济学家Frank Braconi直言“此前纽约市经历的历次金融危机都像慢性疾病，而这次这座城市就像得了一场心脏病”。 向富人增加税收再次被提上日程。今年6月，纽约州213名议员中约有100名民主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称纽约州应在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之前对富人提高税收。其他提议包括提高亿万富翁、大公司的税收以及购买500万美元以上的第二套房的相关税收。据纽约州长库默自述，他几乎每天都在与迁往外地的纽约富人联系，希望他们回来。但富人不听召唤，没人愿意回到百业萧条，随时都有抢劫、枪击发生的罪恶之城。于是纽约市长白思豪（De Blasio）8月21日在WNYC的“ The Brian Lehrer”节目中发狠：“帮我给富人征税。帮我重新分配财富。如果您想取消种族隔离，请帮助我在白人社区建造经济适用房。”国会议员罗伯特·霍尔登（Robert Queenen）（D-皇后区）说，市长应从城市预算中削减开支，而不是从选民身上挤出更多资金。况且，富人与中产阶级居民已经被赶出了城市，而“向富人征税”的口头禅只是白思豪继续使用中产阶级作为摇钱树的准则。 向富人与中产征税成为泡影，纽约市剩下的多是中下层与福利族，于是白思豪又再度以他的独特方式——责备联邦政府的同时，索要50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否则他将解雇2.2万联邦雇员，这样能够省下约为10亿美元的人员工资。此次纽约市裁员的范围十分广泛，从警察、消防、公共运输行业，包括医护急救行业，都未能幸免。 纽约这座城市自建城以来，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包括九一一。但富人、中产纷纷逃离、第五大道商业消失、市政府陷入财政破产，这是近40多年来第一次。这与1975年纽约市财政破产原因不同，那一年，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许多州遭遇经济困难，财政受到严重影响。1975年4月，纽约市因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向联邦政府寻求经济援助，联邦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建议纽约市政府通过地方政府破产程序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时任市长的Abraham Beame也是民主党人。此事促成美国于1976年修订《地方政府破产法》。 对纽约现状，最感愤怒与痛心的人，当属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前市长朱利安尼的愤怒 这时先得介绍一下朱利安尼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朱利安尼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最初担任联邦检察官，起诉了许多高知名度的犯罪集团首脑。他接着在1994年至2001年间担任8年纽约市市长。纽约市曾被称为不可治理的“罪恶之都”的纽约市，在朱利安尼强有力的治理之下，秩序良好，黑帮绝迹，犯罪率降低，市民生活品质提高，成为宜居城市。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恐怖攻击的九一一事件期间，担任市长的朱利安尼坐镇指挥，以他突出的领导能力而闻名全球，并使他获得“美国市长”之称，《时代》杂志将他列为2001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颁给他KBE勋衔。2001年之前生活在纽约的成年人，除犯罪者之外，至今都怀念这位市长。 对于纽约的现状，朱利安尼有理由表示愤怒。他多次在各种采访及公开场合批评过掌管纽约市的民主党人。在2020年8月27日的RNC会上，朱利安尼发表讲话，痛切陈述：“今天，我的城市令人震惊。谋杀、枪击和暴力上升的百分比，达到闻所未闻的历史最高。暴乱和抢劫又回来了。在暴乱期间，民主党市长经常阻止警察抓人。即便有时抓了人，自由的‘进步’民主党地区检察官也是很快放走暴徒，以求不干扰抢劫。纽约人不禁要问，什么原因使罪恶如此之迅猛地扑过来，衰退来得那么快？那是因为出于自反的历史本能，非要选一个民主党市长，所以选了白思豪，只因为他是民主党，却丝毫没有考虑他破坏性的政策和他不够格的背景。千万不要让民主党把他们在纽约劣迹，再扩大到全美国。”朱利安尼指出，“这些民主党城市里持续的骚乱给我们显示了拜登掌权后的将来，凶杀率排名前5名的城市、暴乱和抢劫最严重的城市，全部都是由“进步的”民主党控制的。用“进步”的民主方法去对付犯罪，就等于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方法去减少犯罪，反而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释放罪犯，而向着唯一有能力保护市民的警察开战。 拜登和他的民主党同僚，因他们对失去控制的暴乱，像瘟疫一样席卷民主党把持的城市，受到广泛的批评。他们对震耳欲聋的暴力的沉默，就表明对暴力的接受。因为只要能击败川普，他们什么都可以接受。很清楚，选拜登和他的民主党同僚，意味着你会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暴乱带入你的都市、城镇和郊区。它可以来到你居住的任何地方。” 美国总统大选，实施的是选举人团制度，各州當中以加利福尼亚州选举人票最多，达55张；德克薩斯州38張，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各为29张。其中，加州与纽约市多年来民主党当政，通过大量引进移民，宣布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早就成为蓝得发黑的深蓝州。今年就算如此，也很难指望长期依靠政府福利为生的底层选民另作他投。有这样的纽约市，纽约州翻红极为困难。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9月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149）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洛杉矶动乱：美国左派 2025 反川行动的序曲
何清涟 2025年6月6日开始的加州洛杉矶郡骚乱，起因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洛杉矶多地展开拘捕行动，逮捕非法移民。媒体称此举引发民众不满并走上街头，是距离真相甚远的表述。因为骚乱中陆续浮现的事实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并详加策划的反川普行动，主要组织者人道移民权利联盟（the Coalition for Humane Immigrant Rights, LA, 简写CHIRLA）的资金96%来源于加州政府。据左派网站Axios透露，在川普总统宣布向洛杉矶派遣4000名国民警卫队和7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后，6月14日（川普原定的阅兵日），美国将有超过1500个城市计划举行名为“拒绝国王”的反川普抗议活动。 #洛杉矶为何成为反川普抗议的序幕？ 美国有几大革命老城，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纽约都名列其中，这些城市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这里均由民主党治理多年，革命者与当地的执政者关系非常友好，不仅制造动乱不受惩罚，还经常得到政府支持甚至政府资金支持。一旦后者觉得需要时，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民主党NGO在海外推行颜色革命的积年经验都能用上。 #美左2025反川行动之所以发生在洛杉矶，乃因加州州长纽森已成为民主党2028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内四位候选人之首。加州议会曾于2024年立法，将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身份证定为违法，但联邦众议院今年4月10日通过共和党主推的《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Safeguard American Voter Eligibility Act），规定选民登记投票时，须出示公民身分证明，如果在参议院通过，无证投票将成为违法行为。#况且纽森在全国的人望太差，“勇敢”对抗川普成了纽森将自己打造为民主党新领袖的捷径。 谁在资助这些LA-RIOT抗议活动？ 6月上旬洛城骚乱发生之后，口号、行动都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性，很容易让美国人联想 2020年5月之后全美范围的BLM运动、2024年百余所大学的反犹挺巴哈活动背后多个组织联手操控，人们自然会生出疑问：这些活动背后的操控之手有哪些？ 6月9日，加州的一位前左派、律师#Laura Powell @LauraPowell（简介上自称政治上无家可归者）在X上发多条长文揭露，纳税人资助CHIRLA是洛杉矶反移民局暴乱的幕后黑手之一。该NGO成立于1986年，以其在移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闻名，曾在 2018 年领导了一场废除 ICE 的运动。本次洛杉矶骚乱的主要参加人员有SEIU 加利福尼亚州主席大卫-韦尔塔（David Huerta），CHIRLA 执行主任安吉丽卡-萨拉斯（Angelica Salas）不仅称他为 “兄弟”，还强调了 CHIRLA 与加州劳工组织的密切关系。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Karen Bass）坚决反对联邦移民局在该市执法，并公开承认她与CHIRLA 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根据#CHIRLA提交给州政府的财务审计报告，#在截至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政年度中， 该组织从政府合同中获得了近 3400 万美元的收入，其中 96% 的资金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一数字与上一年度相比有了大幅增长，上一年度的政府合同收入约为 1200 万美元。在此期间，为 ##CHIRLA 提供资金的机构包括加州社会服务部、加州艺术委员会、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合同资助CHIRLA 提供公民指导和入籍服务。 图片 Laura Powell用“非营利工业综合体”（ the 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来形容CHIRLA与民主党州政府的关系： 民主党官员用纳税人的税款资助了这个组织，该组织运用自身的社会网络直接干预联邦政府合法行使权力。然后，该组织通过其游说机构帮助民主党人当选公职，民主党人则通过确保增加资金来报答其恩惠。 6月9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洛杉矶的抗议活动进行得“十分专业”，示威者得到了报酬——估计就是指CHIRLA付酬购买“抗议者”。 洛杉矶只是民主党2025反川行动的序曲 距离6月14日川普华府阅兵式只有几天，华府警方正在做各种安全准备。6月10日洛杉矶开始实行宵禁，警方开始大规模逮捕反驱逐抗议者并逮捕违反晚上 8 点至早上 6 点严格宵禁的抗议者，当天有 197 人被拘。美国移民局连夜在德克萨斯州逮捕了多人，与此同时，丹佛爆发了抗议活动，安全部队部署了防暴警察，德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宣布，他已下令国民警卫队在圣安东尼奥地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以擅长登载民主党内幕消息的Axios于6月9日登载了一条消息， 6月14日大阅兵这天，组织者预计，这一天将在全美范围内爆发1500起“拒绝国王”（No Kings）的反川普运动，这是自川普第二次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日反川普集会。 A 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lue dots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 不要小看这家左派网媒，民主党内幕消息往往最先在这里出现，这家媒体成功准确预告了2020年大选之后民主党的七十八天政变时间进度表，也在去年年中登载了谁是真正的白宫当家人。WSJ等传媒的消息晚于这家媒体大半年。 网上广泛流传：ICE正准备向五个由民主党市长管理的庇护城市西雅图、芝加哥、纽约市、费城和北弗吉尼亚派遣军队。这些左派深耕多年的革命老区正开始响应洛杉矶的骚乱。纽约市已经处于紧张状态，周二晚上在曼哈顿下城举行的反ICE抗议活动中， 80名抗议者被捕。 图片 图片来自底特律的游行召集网站 ，https://www.mobilize.us/nokings/event/785458/ 各地均有这种网站。 对川普派军队洛杉矶维稳的评价 美国主流媒体当然对川普派军队维稳持批评态度，WSJ比《纽约时报》略中性一点，但也认为川普处理洛杉矶移民抗议的镇压行动本身可能被视作#“破坏政治常规的威权越界行为”。大批X上的中文帐号干脆称这是“美国六四”，川普在抄中共作业。美媒评价的偏袒性，在于只提“驱逐移民”，有意省略了移民前的“非法”二字，将性质完全变了。至于中文帐号将中国1989年的六四运动与2025年6月的洛杉矶骚乱这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相比，本身就是混淆视听。 川普派军队镇压根本不需要抄中国作业，美国历史上有很多总统有同样行为。美国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各种骚乱，1962年美国密西西比州骚乱、1967年美国底特律大暴乱、1967年美国底特律大暴乱、1968年 马丁·路德·金遇刺引发全美骚乱，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与约翰逊均派了大量军队镇压。洛杉矶 1992年4月29日至5月2日爆发20世纪以来最大的骚乱，最后也是由美国老布什政府派4000余名联邦军队进城镇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亲临指挥。2014年11月24日，因8月枪杀非裔少年的密苏里州弗格森小镇警员被陪审团裁决为不起诉后，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骚乱，蔓延34州90城，超过80人被捕。其时正逢民主党曾经视为“太阳”的奥巴马当政，最开始奥巴马还发表同情死者的说话，随后也不得不强力维稳，派出大量警员、装甲车，并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平息骚乱，实行宵禁，出动国民警卫自卫队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美国媒体应该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历史上多位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派军队平乱，被视为是联邦政府总统的职能，而川普使用同样的手段平乱，就成了“破坏政治常规的威权越界行为”？ 这次纽森州长怼川普总统最充分的理由是他并未请求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他已正式要求川普政府撤销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归还指挥权。BBC的一篇报道援引专家说法，称这是自1965年以来国民警卫队首次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被动员。法律专业出身的陈小平在详细研究了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平乱的案例，其中既有几个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由州长率先请求的例子，#还有多个不经州长请求联邦政府直接派兵的例子，据此得出结论：在美国，原则上不存在联邦化过程中州长的同意权问题。 本文小结： 美国民主党虽然是个百年老政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但自奥巴马之前就开始“革命党化”，2020年大选期间，为了让选举形势对自己有利，曾在5月开始在全美范围内策划了大规模的左派反对集会。普林斯顿大学的“消除分歧”（ the Bridging Divides Initiative at Princeton） 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简写ACLED）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在5月26日至8月22日期间，全美共发生超过10,600起示威活动，其中有7750场与BLM运动有关。在这7750场抗议活动中，在全国近220个地点中，发生了近570起暴力示威活动。食髓知味，民主党2025拒绝国王运动的目的是双重的，除了捣乱之外，还有为本党打造纽森这位新领袖的需要。 与2020年只能被动挨打相比，如今川普的处境相对有利：1、本届政府各机构头儿能听川普使唤，但头儿们是否能够让属下听命待验；2、与2020年相比，左媒除了纽约时报等少数几家，多数没2020年那样疯狂地指鹿为马。偏向当然有，比如硬省去“驱逐非法移民”中的“非法”二字，明明两党总统处理类似事件时都曾派军队，却采取双标，硬说川普是威权执法。但总体来说，比2020年有好转。3、国际舆论也不象当年那样疯狂选边站，至少欧盟加澳等国政府没表态支持纽森。 6月10日，川普在一个军事基地发表讲话，警告称，在华盛顿游行期间的任何抗议活动都将面临“非常严厉的武力”。加州州长纽森指责特朗普“强迫”军队“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而做出粗俗的举动，就像过去其他失败的独裁者所做的那样”，他称“加州是第一个受打击的目标，接下来是其他州受打击， 再接下来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受打击”，呼吁美国人“站起来承担责任”。 #6月14日那天，将是民主党检阅左派阵营力量的时候。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6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2492）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曹长青访谈】木乃伊觉醒了 兵马俑不能再沉睡
据悉，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20国峰会上，美国已争取到11个国家的支持，并发表了联署声明，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用毒气杀害平民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静汝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曹先生，就您所了解的，现在都有哪些国家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萨德政权？支持的理由有哪些？ 曹长青∶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全球20国领导人峰会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六大工业国）以及澳大利亚、韩国、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土耳其等11国领导人发表了声明，谴责阿萨德政权用毒气杀害平民，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惩罚叙利亚。 全球七大工业国（G7）中，只有德国没有参加这个声明，这并非表示德国不支持，而是因为二战德国纳粹侵略的历史形像问题，德国一般在涉及战争问题时，都不表态也不支持。例如利比亚战争时，英法美三国和北约轰炸卡扎菲军队，默克尔的德国政府也是以同样理由回避了，但实质是支持英美法联军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时，德国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这次打击叙利亚，德国虽然支持美法英等其他六大工业国立场，但同样因历史问题而没有公开表态。如算上德国的实质支持，等于世界七大工业国，全球最主要的七个民主国家，全部都支持军事打击叙利亚政权。 另外澳大利亚是澳洲大国，反共强人后代朴槿惠领导的南韩是亚洲强国，也都支持打击叙利亚。另外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是28个北约成员国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最重要国家之一，是22个成员国的阿拉伯联盟组织的核心成员，阿拉伯联盟组织外长会议要求联合国严惩叙利亚用毒气杀害平民，22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是支持美国打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支持，是强烈要求和呼吁。这些阿拉伯国家甚至提出来，整个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军费等费用，全部由他们来出。光是美国部署在叙利亚海岸线的战舰携带的全部200枚战斧飞弹都发射了，代价就是三亿美元，因为一枚就是150万美元。另外还有其他花费等。阿拉伯国家愿意出全部经费，这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凯瑞）在国会听证会上披露的。 所以整个国际社会，主要民主大国，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是支持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无法容忍一个政府使用生化武器杀害自己的人民。这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不可以跨越，跨越了必须受到惩罚。 记者∶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没有联合国批准的行动是入侵。美国若打叙利亚，是否是侵略？有没有法理依据？ 曹长青∶像这种制裁邪恶的军事行动，没有必要通过联合国。因为联合国的结构有问题，它不是由民主国家组成的，成员国中有很多像叙利亚这样的独裁国家，原来的卡扎菲专制统治的利比亚，甚至还曾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国，等于由“强奸犯”出任“妇女权利委员会主任”，非常荒唐！而且像专制的中国，威权的俄罗斯，都是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你怎麽通过？它连对叙利亚毒气问题的议案讨论都不参加。所以全球20国高峰会议上11个国家发表的支持美国打击叙利亚的声明中就明确提到这一点，说联合国正处于“瘫痪状态”，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是指俄国和中国，导致联合国瘫痪。这11国声明说，（军事打击叙利亚议案）如果通过联合国讨论，就会是“无休无止的失败程序”。无休无止，就是没完没了的讨论，浪费时间，最后结果谁都清楚，就是失败（程序），因为俄国和中国会动用否决权。所以11国声明等于呼吁绕过联合国，直接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总统普京还说什麽不经过联合国就是侵略，那就等于是说，不经过莫斯科，不经过他普京就是侵略。 1999年的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也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也是因为俄国和中国要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如果美国和北约当年没有采取行动，那现在可能科索沃还会被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政策统治。种族清洗是纳粹希特勒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那种思维和邪恶，人类绝不可容忍，俄国和中国不参加国际社会的制裁行动已经是耻辱，还要阻止国际社会制止邪恶，这说明俄国和中共本身就站在邪恶一边。 这次也是如此，使用生化武器杀害平民，在什麽社会都不可容忍，如果容忍，如果接受，整个人类就不叫人类，就成为野兽的世界。中共专制统治本身，就是野兽统治，因为是靠暴力统治，靠党机器吃人。俄国的普京原是克格勃，还有专制的后遗症，所以这个所谓的不经过联合国就是侵略，表面好像是遵守国际秩序，实际上就要通过莫斯科和中共的野兽逻辑。其实正是因为有俄罗斯和中共的背后支持撑腰，叙利亚的阿萨德才能这麽嚣张，嚣张到敢动用生化武器杀害自己的人民。 记者∶现在奥巴马政府进行军事打击的目的是消灭叙利亚的化武工厂和设施，其它的问题则以政治外交途径解决。而共和党则认为若要打，则需彻底解决阿萨德独裁政权，否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您对此什麽观点？ 曹长青∶奥巴马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成员、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见面时表达了打击叙利亚有三个目标∶一是消灭化学武器，二是支持反抗军自由军，三是整体上改变叙利亚局势。 其实奥巴马说的这三大目标，就差没明说要政权改变，但实质具有向这个目标推动的意图或客观效果。因为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政权不改变，阿萨德不下台，叙利亚的局势根本不会有整体的改变。正像当年利比亚的局势一样，只有推翻卡扎菲政权，利比亚才有活路，才有走向民主的可能。叙利亚结束专制，走向民主，会影响整个中东的战略格局，将对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构成打击。中东茉莉花革命将会有更大的果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促其发生变化。所以要看大的picture，大的战略格局。 有人说反对派自由军方面有很多极端伊斯兰分子，盖达组织等。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只有15-20%。这跟利比亚当时的局势差不多，利比亚选举，伊斯兰分子只是拿到17个国会席位，全部是80个席位，伊斯兰分子只占20%，跟克里说的叙利亚反抗军这方面的伊斯兰分子的比例差不多。所以必须看他们是不是占主体，事实上，占主体的是温和的穆斯林和世俗派，这跟当年利比亚的情况很相像。 记者∶俄罗斯是阿萨德政权的盟友和靠山。有报道说，美军要打的话俄罗斯会提供阿萨德武器，因为双方有军事协议。若美军开战，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支持会在一个什麽程度？俄军是否会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从而酿成更大战事？ 曹长青∶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跟美国开战，也没有这个胆量和愿望，他们只是虚张声势，现在连虚张声势都达不到。只要美国等西方世界敢于采取行动，俄罗斯不敢做什麽，因为现在连俄国的报纸都说，他们认为使用毒气这个事看来是阿萨德政府干的。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是理屈的，不敢理直气壮的；而且在军事实力上，普京们根本没有能力跟美国对抗∶不说整体国力，只是军事力量，美国有12个航空母舰群，其中9艘航母是核子动力驱动。而俄罗斯只有一艘传统的航空母舰，还非常陈旧，俄国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基本上一年365天，90%的时间都在基地维修，开到叙利亚海域的地中海实地作战，都是个问题。另外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这四国各有两艘航母，印度有三艘，中国、西班牙、泰国各有一艘，全球总共有26艘航空母舰，美国占差不多一半，而俄罗斯只有一艘，根本不构成任何对美国的战略威胁。 更不要说俄国的空军的实力更是没法跟美国的相比，他们在空中、海上，完全没有优势。俄罗斯方面自己也清楚，所以现在俄国方面，自己都没有呼声要为了叙利亚而跟美国开战，所以所谓的俄国跟美国开战，是没有可能的，是天方夜谭。 实际上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也等于变相打击俄罗斯，你们俄国不是跟叙利亚有军事协议吗，我们打了叙利亚，你又怎麽样？俄罗斯收留泄漏美国军事情报的斯诺登，美国政府早就对莫斯科非常不满，也是乘这个机会，变相教训一下普京，因为他太嚣张了。另外这个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行动不经过联合国，也等于变相架空俄罗斯和中共政权，你们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吗，不是动不动就威胁动用否决权、袒护和支持那些邪恶政权吗（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萨达姆的伊拉克、卡扎菲的利比亚，阿萨德的叙利亚等），美国率领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绕过联合国，把这些政权都干掉，南斯拉夫（后来成为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等，最后都变成民主国家，变成美国等西方自由力量的一部分，让中共和俄罗斯旧势力，更加势单力薄。他们下次再利用联合国阻扰国际社会的正义行动，美国和国际社会就再次这麽做。打击邪恶小政权，就是变相教训给他们撑腰的北京和莫斯科。 记者∶您认为国际社会该不该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制裁？ 曹长青∶当然应该！第一∶毒气不可容忍。它超过人类文明底线，违背国际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第二，专制不可接受。阿萨德在叙利亚导致10万人丧生，200万人逃到其他国家成为难民，国内5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三项加起来就是710万，叙利亚全部人口才2000万，等于三分之一遭劫难。 对叙利亚军事制裁，一是惩罚使用生化武器、违背国际社会准则的政权；二是推动专制政权的垮台；三是促使叙利亚走向民主；四是进而影响和改变整个中东局势，使茉莉花革命有更大成果。五是如结束阿萨德政权，等于搬掉了伊朗在中东的盟友，铲除了包庇恐怖主义的温床，使美国和整个世界更加安全。 记者∶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此什麽态度？您怎麽看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的态度？ 曹长青∶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清楚，反对打击叙利亚。其实中国跟叙利亚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跟叙利亚有那麽多的经济利益，俄国是叙利亚最大的武器提供国，两国的军火生意高达40亿美元。俄国要保住叙利亚，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保住自己的生意，保住莫斯科在中东的影响力。而中国主要是恐惧美国这种打击叙利亚的模式，这种结束专制的方式，担心自己武力犯台时、或对西藏新疆等使用武力时，遭到国际社会制裁，所以一直强调“不要干预他国内政”。就如同叙利亚的阿萨德一样，用毒气杀害自己的人民，也说成是内政，不许外国干预。这等于是“关起门来打老婆孩子”，打死了你们外人也不要管。这是所有独裁者的逻辑。美国和北约当年轰炸南斯拉夫，后来干预利比亚，现在要打击叙利亚，都让中共政权恐惧，所以他们才反对。但中国的老百姓，尤其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欢迎美国打击叙利亚，欢迎国际社会惩罚使用生化武器杀害自己人民的政权，同时这个打击叙利亚的信号会对中国民众产生微妙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会鼓舞中国人也起来抗争，结束中国的阿萨德专制，使中国也发生茉莉花革命，成为民主国家。所以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中东，但跟中国有潜在的密切关系，中国人是关心的。中国人现在说，“木乃伊都觉醒了，兵马俑不能再沉睡了！” 2013年9月7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2013-09-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新疆人为何在昆明大开杀戒？
（作者按∶今天在中国昆明发生的砍杀事件是有迹可循的。14年前我在土耳其采访疆独运动时，就预感有这种结局。下面是当时写的系列报导之七，其他文章可见本网的“新疆问题”专题） 天山脚下的狼啸——新疆系列报导之七 中国人的图腾是龙，一种张牙舞爪、谁也没有看见过的想像的动物。但突厥人（维族）崇拜狼。据传说，当年突厥人被打败逃到深山里的时候，是喝狼奶才活下来的，从此突厥人视狼为救命恩人。在很多突厥人的家里或办公室，都可以看到墙上挂著狼皮，作为装饰品和图腾。 “很多中国人称呼我们维族人是狼娃子，”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克力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的“东土民族中心”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说，“他们觉得我们像狼一样凶悍，难以制服。” 也许因为维吾尔人有狼的气质，他们一次次起来反抗。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新疆人就两次起义建立了自己的东土共和国，后来被当地中国军阀镇压。 1962年，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当年不仅新疆，中国其他很多省份闹饥荒，它是毛泽东冒进的“大跃进政策”的直接后果。 “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六万人被饿死。”几年前从新疆来到土耳其，现担任“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的阿不克力木在他的伊斯坦布尔的家里说，“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状态死的。” 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反对汉人移民新疆”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 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一个见证人说，他看到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 公开杀人激怒了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千上万的民众包围并砸毁了州政府办公室，然后集体大逃亡。 “包括维族人的新疆自治区军区副司令和副参谋长，以及厅长、州长、和公安局长，都逃走了。”研究这段历史的蒙古族专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访问学者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说，“据北京估计的数字，有15到20万人逃出了新疆，涌进了苏联境内。”阿不克力木的估计数字是50到60万。 逃走的几十万新疆人在苏联境内建成七个军团，并成立了“东土民族解放委员会”，谋求在苏联人的帮助下解放家乡。它使北京感到非常紧张。 虽然后来新疆其他地区不断有维族人的反抗活动，但1997年2月，又是在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起因是当地维族人要举办“买西热普”（meshrep，新疆人传统的娱乐聚会），但是被当局拒绝。几个组织者到中共伊宁市委申诉，结果被逮捕。随后有几百名维族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但遭到大批解放军镇压，据国际大赦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当时有三到五千人被逮捕。有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中被关押了几个小时，其中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还被强迫光脚在冰地上跑，一些孩子和妇女的脚、手被冻伤。 “那些被冻伤的孩子和妇女被释放后，医院不接受治疗。”一位后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宁市医院女医生说，“其中有四人冻死，二百人冻伤。” 很多目击者说，在足球场门前，当时中共当局的士兵曾放狼狗，咬一名维族青年，因为他尝试和士兵论理。 很多参加者被判处徒刑，有的被判处了死刑。夏木西丁（Shamseden）的32岁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夏木西丁在伊斯坦布尔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妻子都是伊宁市毛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不知道为什麽公安局发出通缉令也要抓他，说他是儿子的后台。结果他们被迫逃到土耳其。 据国际大赦的报告，从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这些被判死刑和枪决的，绝大部份是维吾尔人。 据各种信息来源，那些被关押者在监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拷打和虐待。“原《新疆日报》记者、70岁的维族学者尼加木丁．胡赛音（Nizamidin Yusayin），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时，遭到拷打，”他的同事阿不克力木说，“因为他写过系列文章，揭示东土人独立的历史。因为拷打，他死在监狱里。” 一位前法院官员告诉国际大赦说，在新疆，90％被关押者在法庭上都告诉法官，他们在被警察关押时受到拷打逼供，但法官从来不管这些申诉。 据“东土民族中心”得到的报告，新疆监狱里的酷刑有很多种，包括用拳头或其他器具严重殴打，用脚踢，用电棍戳进喉咙，用绳子把狱犯悬吊起来，用火烤，或在冬天绑在室外冻，用狗咬，用竹签或针插进指甲，或把指甲拔掉。 国际大赦的报告不仅证实了上述酷刑存在，还说，一名维族政治犯告诉他们，他在喀什公安局关押期间，不仅受到了上述酷刑，审问者还把马鬃插进他的生殖器内，导致巨大疼痛。这种酷刑持续了20到30分钟，他的生殖器随后就肿了，流了很多血。当他的朋友付给警察五千元把他保释出来后，两个月内他一小便就流血，后来在医院治疗了六个月。 “中共当局指控我们是分离份子，是恐怖份子，但是他们杀我们的人民，拷打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国家恐怖主义。”维族作家阿不克力木愤怒地说，“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只有反抗。早晚在维吾尔人和中国人之间会有一场大流血。” 虽然没有人知道冲突会不会发生，什麽时候发生，但可以预测的是，一旦“狼”（突厥人）和“龙”（中国人）搏斗，将会在两个民族中播下更深的仇恨。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25日 2014-03-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官员财产公示的几个中国式误区
何清涟 杭州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用他的爬行履约，将官员财产公示这个话题带回公共视野。对党深怀信任的范教授曾在微博上预言2013年中国将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如果预言不准，他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许多中国人没有想到，在官员公示财产上，中国存在几个误区，先从县乡级公务员开始财产公示，只是其中一个误区而已。 \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反腐的等级制\ 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设计者或许以为会减少阻力，简单易行。实则正好相反。这种反腐的等级制暗含的意思是：上层的腐败是可以容忍的，党中央的目的只是从严治吏。但中共高层权贵并非封建王朝那天命所归的“天子”，底层胥吏并不认为高层权贵比他们拥有更多掠夺公共财的“法定权利”。他们有足够的办法使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 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从古到今，清官好求，廉吏难得。所谓“吏治”，其关键在于治吏，即人数比官多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吏——底层公务员。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对吏的作用有深刻认识：“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晚清郭嵩焘的名言是“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国人在钱云会之死与无数警察城管制造的暴力事件上，都可以感到 “县官不如现管”，那些直接面对民众的各种办事员（即胥吏或吏胥）、警察（差役），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者，他们越权滥权、草菅人命，成为中国的一大公害。 可想而知，在如今这种吏治状态下，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就算是勉强推行，这拨底层官吏对此的反应必然是：谁比谁干净？你们那些坐在庙堂之上的国家领导人，那几亿几十亿被外媒曝光的财产哪里来的？拿我们作法门都没有。接下来的戏码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一个公示财产再次变成一场政治秀。这事不是没有先例，中国的房产登记工作完成，却迟迟不能联网公开，其中原因就在于此。 有人将中国的腐败与印度比较之后，得出结论，印度的腐败一般多发生于基层，有希望进入上层政治圈的中上层，一般会加强自律，有人会金盆洗手，拾掇自身的形象以应付社会监督。而中国的腐败呈不规则矩形，上下都腐败，受贿机会除了取决于官职高低之外，还有部门之分。职位不高，只要部门寻租机会多，七品芝麻官也能富比督抚、王侯。最近审结的马俊飞每天受贿近20万的故事即一生动范例。 法院公布：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在任职期间（2009年8月-2011年3月），先后收受40家企业行贿赃款逾1.3亿元。按其任职共22个月计算，马俊飞每月平均受贿近600万元，日均受贿额近20万元。这一纪录刷新了中国官员的日均受贿纪录。此前，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甘肃省宕昌县（贫困县）县委书记王先民的纪录是平均日受贿约1万；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日均受贿超5万元。 中国官场的“苍蝇”体态肥大世所罕见。但中国高层是否就比这些不堪的基层官吏相对廉洁一点？ 答案是否定的。官媒《人民论坛》在“中国新富家族”（2010年第4期）透露，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的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2012年，中共权力斗争白热化，各派势力向外媒放风，互揭丑闻，中国人终于通过《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外媒的报道，了解到本国政治高层家族早已从“无产阶级”变成巨富一族，拥有的财富从数亿美元至数十亿不等。 因此，要想让官员财产公示不流于形式，恐怕还得从高到低一刀切，因为只有高层自律，才能起到反腐示范作用；只有表示反腐不分等级，底层“苍蝇”才会有所收敛。 \人为制造的误区：将向组织申报混同于财产公示\ 2013年12月7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国内舆论盛赞此举，将其与财产公示混为一谈。其实，向组织申报与财产公示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官员财产内部申报制度早已明文具在，计有：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10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后两部大同小异，都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报告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但向组织内部申报与财产公示有本质差别。这种申报是否属实，主管部门并不核查，社会公众亦无由得知详情。但如果财产公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美欧多数国家，有关反腐败法律强调的多是“财产公示”而不只是“申报”。“公示”目的就是让公众可以通过财产公示材料，发现公务员是否瞒报财产，收入与支出是否相符。2012年2月，美国众议院对《政府伦理法案》再次进行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是要求议员在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财产公示报告后，必须立即将资料上网，供公众查核是否属实。 外界无从得知，中国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如果真实施，铁道部张曙光的“异动”，比如他的妻子在国外经商，其业务与铁道部的采购密切相关，其女儿张西希曾在摩根大通任职等，就能被上级机关掌握并及时介入，不至于等到那“漏洞”可以让“鲸鱼”自由游进游出才被“发现”。事实证明，中国的“房氏家族”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其家产数量都是公众主动监督下得以曝光，并非他们向组织诚实申报所致。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的是官员财产公示，而不是那种向组织申报的自欺游戏。 \财产公示还需要有其他配套措施\ 如果仅有官员财产公示，却不建立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在中国并不能真正扼制腐败。 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之下，反腐主要依赖社会监督，即外部监督（异体监督），国会、自由媒体、选民都是监督者。中国是一党专制，中共实行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控制，反腐依靠内部监督（同体监督），即自己监督自己。这种监督的局限性与生俱来，因为再快的刀子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这就是近几年中央巡视组四出侦查，但腐败问题却日益严峻——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案件涉及数值越来越大，官员日受贿数额越来越惊人的原因所在。 既然北京不想放弃一党专制，至少应该尝试建立“模拟异体监督”体制，尝试以下四项改革：政府预算透明（让公众知晓财政支出的详细情况）、官员财产公示（资料上网以备公众查核）、公民有知情权与问责权、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四项并举，官员财产公示才不至流于形式。一旦发现官员财产与收入不符，即可责以相应的惩治措施。 世界经验已经证明，反腐重在预防。而预防的最好办法就是社会监督，即政治上的权力制衡、媒体自由与舆论开放。在同体监督日渐失灵的情况下，北京不必要舍近求远，应该借鉴现有的国际经验，虽说不能立即杜绝腐败，但至少能让“老虎”瘦身、“苍蝇”数量减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40107/182506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从“改革”、“开放”到民主化：谁砸开了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大门？
作者 程晓农 （本文在国内《书屋》杂志发表时用的标题为“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1991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 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20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20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 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 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 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1989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 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 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80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70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80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出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好几任前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号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钱买稳定”的政策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1988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 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 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1985至1988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 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1990至1991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 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 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 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惟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苏联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就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苏共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苏共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苏共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苏联民间早期的独立声音 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 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60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60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苏联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60、70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秘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 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共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1987年7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12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能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30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70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 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1987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1988年3月6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3万个签名，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 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1989年1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180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1988至1989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1988年5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14个城市的15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1988年7月29日，25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极权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 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余年的俄国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惟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 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一个政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 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 ◇悬而未解的结论 描绘一幅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瓦解的完整图景，本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侧重介绍的，是1990年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而1990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各国媒体有比较多的报道，就不在此赘述了。 写到这里，笔者还未直接回答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即“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但是，本文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补充的只是，搞垮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显然不是哪一个人。也许，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解体、苏共崩溃之前的两代人中，不管是有意、无意、出于什么动机，谁没有挖过这个体制的墙脚？ （原载《民主中国》网刊1998年第10期，该文经删节后刊载于《书屋》2000年第12期，并获《书屋》杂志2000年度“读书奖”。）
何清涟2025-11-09 01:20👍 0💬 0四川泸州赵鑫惨死案揭示的中国政治生态
何清涟 四川泸州14岁中学生赵鑫惨死案发生后，由于校方、警方与地方政府处置严重失当，演化成一场近年少见的公共事件。构成这一事件的种种元素，展现了当今中国恶劣的政治与社会生态。 一、校园霸凌之风盛行，校方、警方均视而不见 赵鑫在死亡之前，被5名恶霸索取千元保护费。一个未成年孩子当然无法独自处理这事情，只得求助于家长。他的爷爷、奶奶遵循中国的法治程序，及时向警方报警，但警方和校方没有处理。这种漠视的态度当然助长了勒索者的施虐心理，3月31日被加码至万元，拿不出钱的赵鑫终于被活活殴打致死。 事发后，当地一些民众对媒体表示，这所中学校霸收保护费的现象的确存在。 网上消息称5名恶霸中有官员的孩子。凭经验，我相信这个“传言”。一是因为中国学校现在大多数都存在霸凌之风，学校老师与警方一般是放任不管。之所以不管，原因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霸凌者当中确实有一些官员或者地方实力人物的子女。于教师而言，他们出了校园就是弱势人物，平常可能还想着与这些人物结点缘好办事，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警方而言，如今为虎作伥的坏警察不少，就算不坏，也普遍缺乏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不会将校园霸凌当作治安事件看待，通常认为这是孩子间的事情，应该由校方与家长处理。 中国学校没有西方学校的家长会、学区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孩子有事，家长只能单独行动。这种情况下，受欺凌的学生家长如果有办法找到江湖势力与官场势力摆平，孩子受欺凌的情况就有所缓解。但大多数家长并无这种门路，只能求助于学校与警方，结果多半是赵鑫家长的遭遇：赵鑫的爷爷、奶奶向警方投诉，警方未做处理，被投诉的霸凌者有恃无恐，将勒索加码。 中学的霸凌事件在世界各国都有，但美国、日本等国对此非常重视，发现后都严肃处理，只有中国政府对此漫不经心。2015年洛杉矶中国女留学生刘怡然遭十余位中国留学生群体霸凌事件，情节之恶劣让美国人震惊。但参与霸凌的学生对此的反应更让外界吃惊，他们采用中国典型的方式，让家长过来用钱“摆平”，一名被告的父亲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中国的媒体绝大多数认为家长不应该将未成年孩子送到美国做“降落伞孩子”，让他们发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只有《新民周刊》在《校园欺凌案，到底多大事？》一文中，反思了真正的原因：中国校园欺凌案经常发生，在中国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既有学校的原因，比如没有对老师进行相关的训练，也有法律上的漏洞，法律对这种行为的惩治力度太轻，让欺凌者有恃无恐。 四川泸州太伏中学的校方以及当地警方在这案件中难辞其咎，应该追责。 二、事件发生后，官方习惯性地剥夺民众知情权 这种剥夺民众知情权包括三个环节，几乎在所有的类似公共事件中都出现过。 一是想掩盖事实，不让消息外泄。 法广《四川泸州中学校园惨死案舆情发酵怒火蔓延》引用该校教师周鹏是说的一段话，证明了官方掩盖事实的存在：“泸州民众抗议，不是因为死者，而是你们对待校园刑事案件的态度，联合学校遮盖案件，……所有的造谣都是你们封锁消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为什么人民不相信你们，因为你们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知道校园死人了这事 。” 中国媒体现在都已被当局严厉管控，无法报道这类消息。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除了搜狐公众平台与猫眼看人等数个讨论区有消息之外，主流媒体及门户网站都没有该事件的详实报道。 二是试图封堵当地知情者的嘴巴。 国内报道不自由，除了禁止媒体报道之外，还想法封堵消息源。美国之音4月5日在《中国泸州学生命案发酵 警民冲突家人受控》一文中，谈了该台记者的采访遭遇：“美国之音记者拨打太伏中学彭校长、派出所田所长和雷镇长等人的手机，电话都无人接听。记者电话联系到的几位当地民众都表示没有什么可讲的。有消息称，近日当局派人入户警告民众不能乱说话。不过，一位独自在家的15岁太伏中学初三学生表示，她自己没有遇到过，但听父母讲学校有收保护费的霸凌情况。她表示，学校出这么大的事件，感到非常可怕”。 当地民众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在太伏中学就读，赵鑫之死让当地民众非常不安与愤怒，大批民众与警察的对峙终于演变成暴力冲突。随后，泸县公安局4月3日下午发布“严打谣言通告”，称个别网民不经查证，肆意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不实信息，造谣生事，煽动群众聚集滋事，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并拘捕4人。 三是控制受害者家人，对他们采用高压与利诱齐施，试图平息事件。 网上传说，官方和校方提出向赵家支付100万私下解决，但赵家不同意。前述美国之音的报道中提到，中国网上大量关于该案的消息和文章都被删除或无法打开。据信是死者赵鑫母亲游小红的微信号“雨夜花”发出的信息称，家人被当局搜查和控制。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4月5日）在数小时内几十次拨打游小红微信留的两个号码，多数情况都是响几下后便转成在通话中的留言。下午2点半左右，据信是游小红的手机两次有人接起电话，持续一分钟没有挂断但都听不到声音。看来她的对外通讯已被控制。赵鑫父亲的手机号可以搜出微信并添加，但是拨打电话被告知是空号。 三、人民币赎买：中国官方处理公共事件的典型模式 四川地方当局处理赵鑫之死的方式，就是中国官方处理公共事件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的收场，往往是威胁与利诱齐下，用人民币解决。死者家属在痛失亲人与权力高压的煎迫之下，精疲力尽，最后不得不基于“现实考虑”，接受一定数额的赔款。遇到这种事情，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与选择：一条路是赔上全家生活与安全，但也看不到公正结果的漫漫长路；一条是收下钱、生生吞下冤屈，让其他家人继续活下去的路。更何况，中国不是美国，在美国，失职的校方与不作为的警方都需要有人负责并支付巨额赔偿；但在中国，警方无需对此负责，这种情况得不到类似美国那样的巨额行政赔偿，那赔偿一定得以别的名目出现，比如政府出于人道考虑之类。 四川少年赵鑫之死，在中国那块淤积了无数冤屈的土地上，只是无数同类事件中的一起，我甚至不知道这次事件能够对中国起到什么警示作用。我只能以鲁迅先生那句“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作为本文结尾。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206期，2017年3月31日—4月13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si-chuan-lu-zhou-zhao-xin-can-si-jie-shi-de-zhong）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