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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蓝中国时报批评曹长青 袒护金溥聪
讥刺身份 曹长青∶金溥聪难道是金正日堂弟 【中时电子报／综合报导】 金溥聪回锅操盘馀波荡漾，大陆旅美学者，近年来相当亲绿的曹长青，却忽然研究起金溥聪的宗谱来，他在专栏中质疑金溥聪根本不是溥仪的堂弟，甚至怀疑金溥聪去了北韩，是不是也成了金正日的堂弟，讥刺的意味相当明显。 曹长青这篇《金溥聪是不是溥仪的堂弟？》的文章，主要论点为∶「溥仪是1906年出生，金溥聪出生於1956年，两人相隔整整五十年，怎麽成了同辈兄弟？按辈份，金溥聪的父亲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弟，而光绪是1871 年出生，那金父是哪个朝代出生的？他又是什麽封号的『亲王』呢？」 而曹长青跟著说，根据维基百科，金溥聪的父亲金铄曾就读张学良资助并任校长的中国东北大学，只是张学良短期当校长的1928年，金铄不是还没出生，就是幼童，怎麽就成了张学良的「门生」？他认为，所谓「溥仪的堂弟」可能也是这麽演绎来的。 但曹长青先生显然只参考了一下维基百科，就写了文章批评。因为网路上很容易查到，所谓金铄曾为张学良门生的说法，是「广义」的门生，而非真正的门生。至於金溥聪为溥仪的堂弟，其实金溥聪本人似乎从来没有这麽说过，而从金溥聪名字第二字为耳字旁非人字旁来看，则金溥聪很可能是溥仪的疏堂兄弟，亦即只是同族且辈份相同罢了，以爱新觉罗族系繁衍之众，三百多年後同辈年纪差个几十岁，似乎一点也不足为奇。 更重要的是，曹长青先生对清朝对待皇子的待遇似乎毫不清楚，清朝并非皇子就可封亲王，完全看皇子与当朝皇帝的互动或功绩而定，有人极年轻已封王，而也有成年後连封个贝勒都很辛苦的，不能一概而定。 维基百科资料谬误极多，要以此论定金溥聪真正的族系，显然是缘木求鱼，曹长青据此来讥讽金溥聪的身份，似乎有点搞错了方向。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新闻速报 2009-12-14 2009-12-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四川泸州赵鑫惨死案揭示的中国政治生态
何清涟 四川泸州14岁中学生赵鑫惨死案发生后，由于校方、警方与地方政府处置严重失当，演化成一场近年少见的公共事件。构成这一事件的种种元素，展现了当今中国恶劣的政治与社会生态。 一、校园霸凌之风盛行，校方、警方均视而不见 赵鑫在死亡之前，被5名恶霸索取千元保护费。一个未成年孩子当然无法独自处理这事情，只得求助于家长。他的爷爷、奶奶遵循中国的法治程序，及时向警方报警，但警方和校方没有处理。这种漠视的态度当然助长了勒索者的施虐心理，3月31日被加码至万元，拿不出钱的赵鑫终于被活活殴打致死。 事发后，当地一些民众对媒体表示，这所中学校霸收保护费的现象的确存在。 网上消息称5名恶霸中有官员的孩子。凭经验，我相信这个“传言”。一是因为中国学校现在大多数都存在霸凌之风，学校老师与警方一般是放任不管。之所以不管，原因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霸凌者当中确实有一些官员或者地方实力人物的子女。于教师而言，他们出了校园就是弱势人物，平常可能还想着与这些人物结点缘好办事，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警方而言，如今为虎作伥的坏警察不少，就算不坏，也普遍缺乏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不会将校园霸凌当作治安事件看待，通常认为这是孩子间的事情，应该由校方与家长处理。 中国学校没有西方学校的家长会、学区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孩子有事，家长只能单独行动。这种情况下，受欺凌的学生家长如果有办法找到江湖势力与官场势力摆平，孩子受欺凌的情况就有所缓解。但大多数家长并无这种门路，只能求助于学校与警方，结果多半是赵鑫家长的遭遇：赵鑫的爷爷、奶奶向警方投诉，警方未做处理，被投诉的霸凌者有恃无恐，将勒索加码。 中学的霸凌事件在世界各国都有，但美国、日本等国对此非常重视，发现后都严肃处理，只有中国政府对此漫不经心。2015年洛杉矶中国女留学生刘怡然遭十余位中国留学生群体霸凌事件，情节之恶劣让美国人震惊。但参与霸凌的学生对此的反应更让外界吃惊，他们采用中国典型的方式，让家长过来用钱“摆平”，一名被告的父亲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中国的媒体绝大多数认为家长不应该将未成年孩子送到美国做“降落伞孩子”，让他们发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只有《新民周刊》在《校园欺凌案，到底多大事？》一文中，反思了真正的原因：中国校园欺凌案经常发生，在中国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既有学校的原因，比如没有对老师进行相关的训练，也有法律上的漏洞，法律对这种行为的惩治力度太轻，让欺凌者有恃无恐。 四川泸州太伏中学的校方以及当地警方在这案件中难辞其咎，应该追责。 二、事件发生后，官方习惯性地剥夺民众知情权 这种剥夺民众知情权包括三个环节，几乎在所有的类似公共事件中都出现过。 一是想掩盖事实，不让消息外泄。 法广《四川泸州中学校园惨死案舆情发酵怒火蔓延》引用该校教师周鹏是说的一段话，证明了官方掩盖事实的存在：“泸州民众抗议，不是因为死者，而是你们对待校园刑事案件的态度，联合学校遮盖案件，……所有的造谣都是你们封锁消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为什么人民不相信你们，因为你们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知道校园死人了这事 。” 中国媒体现在都已被当局严厉管控，无法报道这类消息。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除了搜狐公众平台与猫眼看人等数个讨论区有消息之外，主流媒体及门户网站都没有该事件的详实报道。 二是试图封堵当地知情者的嘴巴。 国内报道不自由，除了禁止媒体报道之外，还想法封堵消息源。美国之音4月5日在《中国泸州学生命案发酵 警民冲突家人受控》一文中，谈了该台记者的采访遭遇：“美国之音记者拨打太伏中学彭校长、派出所田所长和雷镇长等人的手机，电话都无人接听。记者电话联系到的几位当地民众都表示没有什么可讲的。有消息称，近日当局派人入户警告民众不能乱说话。不过，一位独自在家的15岁太伏中学初三学生表示，她自己没有遇到过，但听父母讲学校有收保护费的霸凌情况。她表示，学校出这么大的事件，感到非常可怕”。 当地民众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在太伏中学就读，赵鑫之死让当地民众非常不安与愤怒，大批民众与警察的对峙终于演变成暴力冲突。随后，泸县公安局4月3日下午发布“严打谣言通告”，称个别网民不经查证，肆意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不实信息，造谣生事，煽动群众聚集滋事，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并拘捕4人。 三是控制受害者家人，对他们采用高压与利诱齐施，试图平息事件。 网上传说，官方和校方提出向赵家支付100万私下解决，但赵家不同意。前述美国之音的报道中提到，中国网上大量关于该案的消息和文章都被删除或无法打开。据信是死者赵鑫母亲游小红的微信号“雨夜花”发出的信息称，家人被当局搜查和控制。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4月5日）在数小时内几十次拨打游小红微信留的两个号码，多数情况都是响几下后便转成在通话中的留言。下午2点半左右，据信是游小红的手机两次有人接起电话，持续一分钟没有挂断但都听不到声音。看来她的对外通讯已被控制。赵鑫父亲的手机号可以搜出微信并添加，但是拨打电话被告知是空号。 三、人民币赎买：中国官方处理公共事件的典型模式 四川地方当局处理赵鑫之死的方式，就是中国官方处理公共事件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的收场，往往是威胁与利诱齐下，用人民币解决。死者家属在痛失亲人与权力高压的煎迫之下，精疲力尽，最后不得不基于“现实考虑”，接受一定数额的赔款。遇到这种事情，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与选择：一条路是赔上全家生活与安全，但也看不到公正结果的漫漫长路；一条是收下钱、生生吞下冤屈，让其他家人继续活下去的路。更何况，中国不是美国，在美国，失职的校方与不作为的警方都需要有人负责并支付巨额赔偿；但在中国，警方无需对此负责，这种情况得不到类似美国那样的巨额行政赔偿，那赔偿一定得以别的名目出现，比如政府出于人道考虑之类。 四川少年赵鑫之死，在中国那块淤积了无数冤屈的土地上，只是无数同类事件中的一起，我甚至不知道这次事件能够对中国起到什么警示作用。我只能以鲁迅先生那句“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作为本文结尾。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206期，2017年3月31日—4月13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si-chuan-lu-zhou-zhao-xin-can-si-jie-shi-de-zhong）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不能饶恕中共法西斯
1994年，丁子霖写出了《“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里面有她调查收集到的96名六四遇难者名单，包括姓名、年龄、遇难地点等详细资料。我曾为此写了一篇书评（在六四屠杀六周年那天发表在《世界日报》周刊），指出“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受害者，比记录幸存者的“辛德勒的名单”更珍贵，更沉重。 在这份名单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与外界联系，而其他94名遇难者的家属，恐惧政府的迫害，连名字都不敢公布。 前年，丁子霖又发表了新的名单，比原来的长很多，遇难者人数达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在这份名单中，有24位遇难者的家属，不仅公开了姓名，还做了证词——对当时情况做了描述，对政府的残暴进行了控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读这份名单，读这些证词中滴血的细节，我不住地流泪，眼镜模糊一片，擦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对六四已有很多资讯，但这些死者家属的“证词”是和具体的生命、有细节的死亡、军队的残暴连在一起，它无法不让人落泪、悲愤┅┅ 这些证词给我六个非常大的震撼，下面我引用那些遇难者家属自己的证词，请读者看一下，12年前在北京发生的是怎样一场天理不容的惨剧—— ●第一是死亡人数相当大。虽然丁子霖至今寻访到155名死难者，但正如她在文章中所说，“这仍然是冰山一角。”六四遇难者人数绝对不止这些。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企管专业三年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在证词中说，为了找儿子尸体，“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著死伤者的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多人，大家都簇拥著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里，所到44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给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有多少具！” 遇难的21岁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我们分头去各大医院寻找龙龙，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22岁的轧爱国的母亲张振霞在证词中说，“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只管查活著的，死了的就不管查┅┅我到水力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什麽样的惨状都有啊！” ●第二是军队使用自动连发的冲锋枪（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杀伤）向後撤或溃散的人群胡乱开枪，向住宅楼或行人随意扫射，才导致很多人死亡。名单中有12名遇难者都是身中多发子弹，被冲锋枪扫射致死。 遇难者袁力的父亲袁可志作证说，“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了当时情景。6月3日晚11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阵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当时袁力“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就倒在了黑暗之中┅┅”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作证说，“外面枪声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一路自西向东扫射，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法西斯！’┅┅我随著人群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路口，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著一个被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 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的高三学生叶伟航的母亲尹敏作证说，“我儿子身中三枪，枪伤部位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後脑部闭合伤。” 遇难的解放军总政干休所工作人员刘锦华的丈夫冯友祥作证说，“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在回家途中，听到西边有枪声，随著枪声，我俩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部中了一枪，一下就不省人事了。” 遇难的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质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彭军的母亲刘淑琴作证说，“6月5日早上6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处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15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 遇难的和平门烤鸭店厨师戴伟的母亲刘秀臣在“证词”中说，“戴伟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後射入，前胸穿出。” ●第三是使用了“炸子弹”。这些证词再次证明，戒严部队不仅使用冲锋枪扫射，而且大量使用了射入体内爆炸、国际上禁用的俗称“炸子”的“达姆弹”。 遇难的北京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杨汝霆的妻子郭丽英作证说，“汝霆是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中弹的，他连中两弹，一颗射入肺部，一颗射断胳膊；射入肺部的子弹在背部出口处炸开。” 遇难的中国人大八九级新闻系本科生陈来顺的母亲张树森作证说，“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了，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校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射。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了‘炸子’┅┅ ” 遇难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作证说，“将近两点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 遇难的《中国体育报》编辑部计算机室职员杨燕声的妻子黄金平作证说，“一辆卡车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趴下了。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打中了他的肝部┅┅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这是中了炸子！” 遇难的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邝敏的父亲邝涤清作证说，“据在医院看到邝敏尸体的人事後告诉我，子弹从背後射入，穿透肝部，从前面出来，入口小，出口很大，说明中的是炸子。” ●第四是士兵极为残忍，除了使用冲锋枪胡乱扫射，使用炸子，还使用刺刀戳戮。 遇难时不满21岁的中国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八六级学生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作证说，“国锋死得好惨啊！他後脑一枪，肩、肋骨、手臂都有枪伤，肚脐右下有七、八公分的刺刀创伤。可以断定，当时他连中几弹後还没有死，後来又用刺刀把他捅死的。他的两个手心里还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夺刺刀时划伤的。我们见到他的遗体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惨不忍睹。” 遇难的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作证说，“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作证说，“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大部份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开著。” ●第五是射伤人後，不许医护人员救护，受伤者活活流血致死。 遇难时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的母亲张先玲作证说，“王楠中弹後，戒严部队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人们把王楠抬去医院抢救，当兵的用枪托指著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 後来有些医学院学生自发组成的救护队发现王楠，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个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必须送到医院抢救。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一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後，态度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编号为51010），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不能抬出去。 除了包扎、人口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王楠终于在 晨三点半身亡（ 晨一点多中弹，在路边流血二个多小时）。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尸体运往医院，以便家人认领，士兵又找来一个年轻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开，否则也抓起来！’┅┅天亮後，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 王楠和附近的遇难者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28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树）。大约6月7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刷，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和卫生局共同把尸体挖出来┅┅” ●第六是死者家属的生活困境以及被当局刁难、折磨的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遇难的北大化学系教师萧波的妻子刘天媛作证说，“萧波的遇难对我是晴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惊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花费巨大。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萧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八七级大学毕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萧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是伤心至极。” 遇难的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作证说，“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家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著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 遇难的陈来顺的母亲张树森作证说，“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大学的，不想灾难落在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後，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过我们，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遇难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作证说，“国锋遇难时差一个月满21岁，他的遇难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麽大的打击，肢体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100多元病退的生活费度日；母亲因得知儿子遇难後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头痛後遗症┅┅” 遇难的杨汝霆的妻子郭丽英作证说，“我丈夫遇难时，孩子才11岁，上小学五年级；老公公年迈体弱患高血压，至今仍在医院治疗，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 遇难的邝敏的父亲邝涤清作证说，“我32岁离婚，儿子成了我相依为命的独生子。他八七年结婚，尚未生儿育女，顷刻间一个三口之家，儿子死了，儿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这个70岁的孤老头，收入低，且肺气肿缠身，风烛残年，一片茫然，往後的日子托付谁？” 遇难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王志英的妻子作证说，“爱人死後，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有时夜里经常说梦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20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7岁┅┅我的母亲昏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後，公公眼睛哭得看不见了，去医院做了手术，两年後因思念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 今年45岁的北京城建六公司油工齐志勇在六四之夜双腿同时中弹，做了高位截肢。他在证词中说，“7月16日由於伤口感染，进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著残肢真不知以後怎麽活。我们单位迟迟不肯交医药费┅┅单位无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办理了退职手续，每月发给我50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我离婚，我一人带著7岁的孩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後我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遇难的孙辉的父母孙承康、於清作证说，“孩子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头发全白，怕看电视，怕听电视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经常以泪洗面，经常住医院，每年花很多钱，全家经济变得十分紧张。┅┅我虽然刚强，但一年之内牙都掉光了。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孙辉遇难後，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不准我出差，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门批准，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规定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後只好辞职。” “九五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郑州女儿家养养病，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而郑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由於我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老伴天天吃药打针，我只好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当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我们是政治犯，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了。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压力，我活得比死还难受。┅┅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 政府指挥下的军人屠杀无辜平民已经是天理不容的暴行，而政府对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不仅不做任何道歉、抚恤、赔偿，居然百般刁难，使他们在承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如此泯灭了天良的政权？ 在六四的悲愤中，无数人在中国喊出了“打倒中共法西斯”的口号。但遗憾和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口号声居然越来越弱了，好像鲜血干了，记忆淡了，北京的那场法西斯大屠杀就像没发生一样！ 还有很多人天真地期盼和呼吁政府为“六四”平反。但要求政府“平反”，就是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就等於承认这个政权仅是犯了一个错误，而不是犯罪。而事实是，这个屠杀了无数生命、罪恶累累的残暴政权早就把它存在的任何理由都杀掉了。中共政权所应得到的，只能是被推翻，被结束，被追究罪行，接受人民的审判——那迟早一定要来的审判！ 2001年6月3日於纽约 2001-06-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中国疫情控制与经济增长——日本 Liberty 杂志记者竹内光風（Kofu Take）采访何清涟
竹内光風：中国政府宣传“克服了新冠，经济正在恢复”，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何清涟：此时此刻，中国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疫情非常严重，疫苗接种率超过66%的广州已经封锁荔湾、南沙等数个城区，并在全省抽调医务人员赶赴广州支援，其他省份如东北等地也发生疫情，可见并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变异病毒，根据目前美国方面暴露的政医勾结利用疫情干预本国政治的信息，日本也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贵国媒体从业者最喜欢也最相信的《纽约时报》之类左媒由于政治立场，不会登载这类消息。但与政界及民主党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媒体近日却密集披露，美国奥巴马时期资助的中国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场》（Vanity Fair）这家杂志专设团队从事深度调查，屡爆独家新闻。据其6月3日报道，经连月调查，访问逾40人，又审视几百页政府文件，包括内部备忘、会议纪录和电邮等，发现科学界有连串利益冲突嫌疑，部分涉及华府巨额资助的争议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实际上就是让病毒变异）以了解其特性。 《国家脉动》6月3日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1年举办活动，关注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双重用途研究（DURC），武汉病毒所副所长在会议的电话发言中反复强调，他的实验室和中共当局，对双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义的监管。他解释说，”中国没有监管，对一些双重用途研究的鉴定没有监管，对研究的分类和信息的分类也没有监管。”这里必须注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双重用途研究，定义为”可能被直接误用，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具有广泛的潜在后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让美国公众伤心的是美国抗疫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被左派媒体誉为“美国老祖父”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在美国国内疫情通报上，他完全沦为民主党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断撒谎。 也就是说，病毒的变异，中美两国的技术现在都不敢保证会被控制住，在台湾、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证，这对经济会有影响。 竹内光風：有经济专家曾指出“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0%”，您对此如何评价？ 由于统计数据造假，研究中国的经济状态，不仅要研究经济增长率，还得注意三个与经济增长率配套的宏观经济指标：就业率、消费率、投资率，最主要看什么因素促动增长。2020年中国倒闭46万家企业，经济增长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很高，达18.3%，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几点：一、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环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与去年疫情爆发的一季度负增长6.8%的超低基数相比较；二、出口拉动效应明显。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是疫情拉动的疫情所需物质以及应付疫情期间家居办公的相关生活用品。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产能则在疫情反复下受到限制，供给能力迟迟难以修复。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况不能长久。 竹内光風：中国在统计数据上是造假的惯犯，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达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涟：这事单讲中国可能无助于认识全球债务风险。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国央行早就成了超级凯恩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爱借钱的是美国，新增债务约为发达国家总额的一半。单就每个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但如果以占GDP的比重计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国的债务如何呢？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9.8%，接近10%。据IMF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占该国GDP的比率为266％，是美国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约为17万亿元，约为2.43万亿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占比为GDP的41%，低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的债务风险我没研究。但中国的债务风险其实高于美国。美元是世界硬通贷，有纸黄金之称，因此，美国债务主要通过印钞，带来的通胀风险，其实是全世界承担，各国都得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无论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度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债务风险全得在国内自我消化，包括通胀。 竹内光風：针对那些相信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今后也会持续增长的企业经营者，您会用“这是一个幻想”来反驳吗，或者您会如何反驳？ 何清涟答：世界上只有两种企业经营者仍然会认为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会持续增长。一种是从来未去过中国的，持有这种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湾都遇到过，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种是去过中国，认为自己在中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功夫在经商之外，美国金融界、风投界一堆这种人，包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奥巴马离任后创办的西政咨询公司，主页上就介绍该公司的长处是与中国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投资者搭桥。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处，也因此擅长与各国政客、商人建立利益关系并牵引之。一旦成了这种关系，不可能通过陈说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不做这种无用功。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的投资顾问，不负责提供咨询。 竹内光風：先生以前曾指出：“为了中国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样进行地方分权”，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请教个中缘由吗？ 何清涟答：我谈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权。即中央政府掌握军事、外交、铸币等权力，各地行政首长由地方分级选举，按各地情况实行地方立法、新闻自由，政治自治。中国地域广阔，民风、习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汉族，在思想观念上差异甚大，有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之差异。蓝色沿海比较开放，现代经济部门多集中于这些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接受西方世界的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红色内地则比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还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北京这个中央政权与法国、美国不同，高度集权，无视这些地方的差异，而且经常削高就低，让先进地区迁就落后地区，很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果实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会比现在快得多。落后地区也会不得不开始考虑经济自立，因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贫、财政转移支付，专门吃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户。那种吃大户、不思上进、平均主义的落后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这些地区发展。 竹内光風：在中国，问题是中产阶级没有增加，差距在扩大。 你认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会增加，差距会缩小，未来经济会成熟吗？ 何清涟：如果您指的“经济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是胡温统治的黄金十年，江泽民时期加入了WTO，朱镕基对国企采取抓大放小，培养了一批在国计民生行业（能源、电讯、粮食）有垄断能力的国有资本寡头，为胡温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各国就业机会都在减少，而中国却因外资涌入而大量增加，中国的第一代亿元级富豪与中产阶级人数高峰（占总人口比为23%左右）就是产生于那时。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人是历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国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扭转，但5万亿救市，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最后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好推出“一带一路”计划以输出过剩产能。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富人、中产阶级人数多少的问题，因为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治环境，拥有再多的财富，政府也可以让你失去。中国国民没有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甚至连表达带政治性的意见也受到各种压力，一旦被网管发现，片警会上门威胁。中国富豪当然也没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富豪受到严重打击，从王健林、肖建华等与中国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再到目前的马云，以及从不搞政商勾结的民间企业家孙大午，不管哪个类别，只要当局乐意，不是陷狱，就是被迫出售资产给国企低调收敛。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逐渐撤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严重萎缩，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比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必会促使中国民主化，应该被抛弃了。 （载于Liberty杂志8月号前编P38-40）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中国真能拯救世界经济？
中国总理温家宝前一向在达沃斯全力扮演“经济救世主”，既安慰了一些对中国甚为无知的西方政治家，也大大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虚骄心理。温家宝致辞末尾那句从雪莱诗歌脱化而来的“严冬终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成为新华社重要消息的标题。 对于不熟悉中国政府官式话语的欧洲政界来说，中国总理那番头头是道的官话，确实产生“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效，恍惚间就被其绘制的那幅“中国经济山水画”迷得七荤八素。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中国挽救经济之举当中最根本的一条，即刺激消费到底是不是一张画饼。 在中国，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不同的是此番由国务院总理充当了下厨炒作这盘冷饭的大厨而已。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讨论储蓄率过高（从2003年以来一直高达45％以上）与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参与讨论者均知这是中国内需无法启动的直接原因。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 ）明显偏低，从2003年降至55.4%以后一直走低，至2007年降至36%左右，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消费率从2000年至今，一直维持在77%上下。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说起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 能力遭质疑 中国政府一直真心实意地考虑如何刺激老百姓多消费。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接下来就是为了应付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开支。当然，储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05年，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比例为51:1。这意味着银行储蓄的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非常低。中国农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即1983年的32%下降至2007年的9%。在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民消费所占比重从30年前的62%下降到2007年的25%，下降将近37个百分点。下降的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土地不断沦为贪官与房地产商觊觎的目标，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报薪酬过低等。可以说，所谓“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阿基里斯脚踵”。2008年以来，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在企业破产潮中失业，500万拾荒的农民被迫回归乡土，农村的整体消费力再次下降。但出于宣传需要，发掘农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成了政治时尚，处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竟被渲染成“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多年来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中国农村，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更使农民收入雪上加霜，中国政府多年来都未能让其承担起刺激内需的重大责任，难道如今一夜之间拍脑袋想出了锦囊妙计？ 一个国家消费率偏低的现象缘于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点经凯恩斯指出以后，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改变中国消费率过低并有效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相对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铲除权力市场化这一病根，扭转政府蜕变为自利化政治集团这一趋势――假定政府愿意改变如此现状，成功也并非可期于朝夕之间。 基于上述理由，请中国政府踌躇满志地充当“经济救世主”拯救世界之前，先救救本国那数以几亿计的贫困国民吧。这不仅因为是本国人民的税收在支撑政府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当“救世主”，必先具有“救世”之能力。 （原载BBC，点评中国栏目，2009年2月16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7890000/newsid\7892200/7892269.stm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托奥巴马的福，毛泽东入主白宫
在毛泽东所建立的残暴政权重判异议作家刘晓波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却在白宫的圣诞树挂上了毛泽东头像装饰球，被美国媒体痛斥“毛泽东入主白宫”。 刚开始看到报导，还以为是奥巴马夫妇疏忽，也可能是无知，不识毛泽东头像。但随著媒体报导，才清楚是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精心挑选和安排。米歇尔事先还曾就如何装饰这颗白宫圣诞树，制作了录影带说明，是怎样选择各种装饰品的。 （奥巴马夫妇在白宫圣诞树下） 负责这棵圣诞树装饰的设计家，是纽约Barneys百货公司创意总监、美国出名的左派分子杜南（Simon Doonan），他以前在百货商店橱窗摆出把英国保守派首相撒切尔夫人丑化成一个施虐欲的邋遢女人的作品，他还曾同样丑化、攻击过曾给老布什总统做副手的丹奎尔。这次他设计的白宫圣诞树装饰品，不仅有毛泽东，还有被俗称“人妖”（Drag Queen）的莱图丝（Hedda Lettuce）。奥巴马夫人说，“我们要选择尽量多的各种名人”。 （白宫圣诞树上还挂上男扮女的人妖像） 即使奥巴马夫人不辨识毛泽东像，她一定会认识自己丈夫的像，在这棵圣诞树上，这位首次在白宫过耶诞节的第一夫人居然把奥巴马的头像跟美国建国的四位先贤华盛顿、杰弗逊、西奥多.罗斯福（不是二战时的那个罗斯福）、林肯并列。就像奥巴马还什麽都没有做，就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一样，这次，他刚当总统不到一年，就被他夫人列为“先贤”。当然，奥巴马真要“开国”，他要开创“社会主义国”，把美国带往左派的乌托邦。 （奥巴马被并列美国建国四位总统，竟成“先贤”） 美国发行量第六大的《纽约邮报》愤怒地说，毛泽东身上背负著屠杀七千万中国人民的血债，现在奥巴马们把他的肖像挂上白宫圣诞树，下一次是不是要在玫瑰花园摆上杀害了六百万柬埔寨人的屠夫波尔布特的照片？ 美国宗教团体“基督教保卫联盟”的牧师马赫尼（Patrick Mahoney） 对福克斯电视说，“我对报导指称白宫耶诞树挂毛泽东像一事感到震惊与极度失望。很难理解此神圣时刻，奥巴马总统竟然展示屠杀本国人民、是中国人梦魇的人的装饰品。”他说，“耶稣诞生，意味给地球带来和平、爱人类，但白宫在圣诞树挂上那个独裁者的像，是践踏这个美好的信息，直接打了崇敬耶稣的基督徒一个耳光。” 美国爱达荷州人权组织负责人斯温德尔（Brandi Swindell）去年夏天曾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跟朋友打出条幅，纪念那些被中共杀害的六四学生和市民。她被中共警方关押九小时後，遣送回美国。《爱达荷新闻论坛报》（Idaho Press Tribune）曾以“替发不出声音者发声”为题，报导她的人权工作。她的中国行经历，她对中共暴政的了解，都使她更为愤怒白宫圣诞树挂毛泽东像。她说，“毛建立了中国历史最残忍的政权，导致五千万中国人丧生。毛所建立的政府和其政策，至今仍在镇压、践踏、恐吓善良的中国人民。” 在中国的网路上，也有中国人嘲讽奥巴马说，白宫圣诞树“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斯大林也不错，20世纪三大独裁者就齐全了。”但也有中国的白痴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对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说，奥巴马们选择哪个人物上圣诞树，是精心考虑的，“如果问20世纪哪一位中国人最有影响力，首推毛泽东。我想这是白宫选择毛泽东代表中国形象的原因。” 从奥巴马的白宫通讯办公室主任邓恩（Anita Dunn）给学生演讲时称赞毛泽东是她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到这次奥巴马们把毛泽东头像挂上白宫圣诞树，无法不给人一种感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可饶恕罪孽的毛泽东，可能真得到奥巴马和其下属的爱慕和推崇；他们今天这麽努力地要把美国带往社会主义，大概是毛在他们心中挥手，指引方向呢！ ——2009年12月26日於美国 2009-12-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美国奥委会主席假学历和吴征“博士”
今天（25日）美国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都在体育版头版刊出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Sandra Baldwin）因假学历被揭出而辞职的消息。《纽约时报》甚至把这条消息放在了报纸的头版，然後转体育版内页，显示对这个丑闻的重视。读这些报道，让人不期然地想到同样学历造假的吴征“博士”和杨澜“校董”。 今年62岁的鲍尔文女士在2000年被选为美国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是美国奥运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她成功地组织了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并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她的事业正一帆风顺；但因为她简历中的学历与事实不符被记者发现，她承认“犯了错误”，并愿意“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而於昨天正式提交辞呈。 鲍尔文的简历上说，她1962年毕业於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美国文学博士学位。 但几周前鲍尔文到她的母校科罗拉多大学演讲後，一位学生记者采访了她，想写篇人物特写给该校的《校友杂�摇罚�在核实鲍尔文的学历时发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并没有鲍尔文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 当鲍尔文被那位采访者问到这一点後，鲍尔文承认说，她简历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她读完了博士课程，但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中国古语说“知耻近乎勇”，鲍尔文虽然出於虚荣等原因在简历中写上了“博士”，但当丑闻被揭出，她没有狡辩，而是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并立即辞职，表现出一种对自己的错误敢於负责的“大丈夫精神”。 鲍尔文的假学历和被中文媒体揭露的“吴征博士”比较，实在小很多。据上述媒体报道，鲍尔文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然後读完了全部博士课程，也写了博士论文初稿。报道说，她双亲中的最後一位去世後，她只得返回家乡科罗拉多州照顾自家的农场，并想多和家人在一起，那时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在当时找工作的简历中，她写上了博士学位，认为以後会找出时间修改并完成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切发生在35年前，当时她27岁。 鲍尔文在科罗拉多教了11年英文，然後投入房地产业。後来由於她的儿子喜欢游泳，吸引她关注并参与了美国的奥运事业。她从1985年就出任美国奥委会委员（当了17年）。她担任过在全美游泳协会主席、全美射击协会主席，後来出任全美奥委会财务总管4年，然後被选为副主席（4年）、主席。 她辞职後，被媒体普遍预测会接替她的奥委会副主席鲍尔．乔治（Paul George）说，“这对她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我的心和桑德拉在一起。过去25年来，她对美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 鲍尔文在美国体育界几十年的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疏漏。但现在，仅因为她35年前的学历有不实，就得辞去了这个被称为“美国体育沙皇”的总管位置；而且是马上认错，立即辞职——23日那个要写她人物特写的记者问道鲍尔文的学历问题（当时她在马来西亚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国际奥委会主席描述说，看到鲍尔文突然落泪，他关切地问：“出了什麽事？我能帮你什麽？”她回答说，“没有。有些事我必须回去面对。”她立即飞回美国。第二天就承认犯了“终生遗憾”的错误，并马上递交辞呈，而且辞职立即生效。 除了她本人这种勇於认错、立即辞职的负责行动之外，美国奥委会成员的态度也相当引人注目。在昨天23名美国奥委会成员和鲍尔文一起参加的电话会议上，没有一个委员包庇、或劝说鲍尔文留任。虽然好多委员都对鲍尔文30年来对美国体育事业的贡献高度评价。而且美国（就我看到的四家大报）的报道，也没有一篇为鲍尔文说话，全是用“丑闻”来描述整个事件。 在过去6个月中，这已是美国发生的第三起体育界名人因为学历经历造假而辞职的事件。去年12月，刚被任命5天的Nortre Dame棒球队教练乔治．欧利里（George O’Leary）被人发现其简历有假（没有从纽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马上辞职了。本月初，美国女子NBA科罗拉多州球队教练科伦（Tom Collen）被揭出学历不实，也是立即辞职。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美联社记者说，鲍尔文的辞职，是做得“最有尊俨的事情”。美国奥委会执行长沃德说，“她对自己简历的错误和行动承担全部的责任。她做了她认为对自己、对美国奥委会、对奥林匹克运动都是最好的事情。” 美国媒体的报道，（学生）记者的追踪，以及鲍尔文迅速认错，马上辞职，都再次显示了美国社会注重诚信、不容造假的社会风气；正向的价值占上风，是个重尊严、要脸面的社会。 而在中国人的世界，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和杨澜的“哥大校董”明明是有意骗人，其学历经历造假的程度、内容的“丰富”都远比鲍尔文严重得多，但在被媒体揭示出6个多月之後，吴杨至今死活不认错，更不向大众做一个字的道歉。不仅吴征继续担任“教育”公众的大众媒体的负责人，而且近日看到报道说，“杨校董”今天（25号）再次到北京王府井书店隆重地举行“签名”卖书仪式，和读者“见面”，继续挺著胸膛做中国媒体的明星，向公众示威。中国、美国真是两个世界。 5月25日纽约 2002-05-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喻智官∶从“小处”看日本的伟大
（作者注∶今天读到曹长青先生的“东京办奥运对世界的四个好处”一文，谈到日本人的素质，连美欧都达不到。对此我深有体会，仅治安一项，美国不用说了，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日本比。但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太深。我十年前写过一篇介绍日本的小文，看了“东京办奥运”后，翻出来旧作，好像还没过时，跟着这个话题，作为补充。） ●误导的日本观的结果 读刘宾雁先生的文章《从美国学习什麽？》（载《争鸣》第九期），翻出我压了很长时间的一篇腹稿“日本告诉我们什麽？”比起欧美的经验，地域文化相类似的日本更值得中国仿效。但话说日本，又是一个比欧美更敏感沉重的题目，虽然男人渡日打工、女人“飞”嫁岛国的热潮始终不退，可你要道日本人的好处，就可能担“说不”之类的“愤青”加给你“汉奸”罪名。所以中日建交三十年了，我们可以读到《中日交流史》之类的“宏著”，却很少看到深入剖析日本国民性从而认清日本国度的文章和著作。 至今难忘十几年前的那次震撼。我带着大包小包走出成田机场后，一直处在似真似幻的惊诧中，不敢相信从上海到这里不过两个小时，倒像坐宇宙飞船上了更发达的星球。虽然读过关于日本已进入现代化的只言片语，坐在簇新的公共汽车上，目迷五色地看著亮如白昼的东京，我仍不肯相信三十多年前这是一座败战的废城。说不出的痛苦卷走了我的全部兴奋，因为意识里仍然带着无法消除的敌意，所以这痛苦就加倍的深重∶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在抗日战争中赢得惨不忍睹的胜利国在另一个战场（确切的说是竞争场）输了，输得惨不忍睹。 不用在日本呆很久，就可找到这种强烈反差感受的由来——从小接受误导的日本观教育所至。共产党为了向人民灌输自己领导抗日的说教，除了记录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凶残，就是热衷于在电影小说中漫画式地描写日寇，以此衬托共产党的“高大全”英雄形像，却不去客观地研究日本这个对手，找出甲午战争以来受害于日本的原因，以避免重蹈覆辙。反观日本，经过二战的老人说起中国和中国人头头是道。因为侵华战争前后，日本中小学把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来教，至今由于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的许多历史教课书一直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列在书上，书店里也放着各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熟通中国兵法的日本，忘了祖传法宝的中国人焉有不败之理。 从那以后，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度，日本人是怎样的国民，日本战后是如何起飞的，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的一个大课题。 ●从小处看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我们这茬文革后出走的打工“留学生”，论在外做学问，无法望鲁迅那辈的项背，也不敢比三、四十年代（当时许多人因日本学费比中国便宜才去留学，可见当时两国生活水平有差距也不大，那些为中国今天的落后寻找“底子薄”遁词的人会觉得是天方夜谭吧。）那批真留学生，但也有一项优势，就是沉到日本社会的最底层，与最辛苦的劳动者相处，从他们身上体认日本国民的本质。 日本人的敬业闻名于世，但只有亲眼所见，才知他们敬业的程度。 我去一家清扫公司，看见兼管大楼的清洁工每天结束工作后记日志，十几年如一日，足足记了十几大本；一个清洁女工天天趴在地上擦抽水马桶底座，我不由暗叹自省∶要是自己做那种工作，不仅做不到，首先想到没必要。正是这种以科学家做实验的意识干清扫，用清洁精密仪器的态度洗马桶的态度，使日本各行各业制造出一流的产品。风靡世界的日本汽车、家电等工业产品自不必说，许多农产品也是如此。在日本每天吃大米，只道它好，也不觉它的精贵。有一年日本稻谷歉收，政府乘机开放大米进口市场，享誉世界的泰国大米蜂拥而至，虽然价格只是日本米的一半，有人试过后不再问津，因为泰国米不仅缺乏粘力做不了日本寿司，煮饭也让日本人无法下口，结果近百万吨米无偿送往非洲。日本还有一样绝品“神户牛肉”，农民给牛吃麦牙，还为牛定时按摩，使切开的牛肉肥瘦相间，用它在开水中涮吃，味道鲜美无比，价格是进口的澳洲牛肉的10倍。还有农民从国外引进网纹瓜，在暖棚精心培栽，最次的10美元最好要40美元，在欧洲这种瓜只要一美元。但尝过之后，你会宁可吃一片日本瓜，不要吃一只一美元瓜。这大概也是欧美人称日本物价昂贵的一个原因吧。 为人称道的日本服务业把这种精神用到近乎严酷的程度。商店发错货或送到家的产品不合格，店长或经理立即带上新品登门道歉，有时还得低头听顾客的抱怨，当然回去免不了训斥办错事的下级，下级也只能低头说“是”。在日本你决不会碰上花钱受气的事。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开印刷作坊，印一张贺年卡不过赚一美分，但顾客要求隔天交货，他就喝着咖啡通宵达旦地干；在非居民区的交通要道修马路，常常一个晚上神鬼不知地完工了。 日本人从小确立的危机意识培育了这种刻苦。他们总是背书样说∶日本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土地，近76%是山地（上面覆盖著森林），再减去人烟稀少的北海道，一亿二千多万人生活在不足十万平方里的土地上，除了比别国人加倍努力，没有别的出路。中国刚好相反，我们小时上课，学的是“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人口众多，┅┅”听了觉得有点吃不完用不完的意思。如今才翻出底牌，“中国资源短缺，日渐荒芜”，好在还来地及，就学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吧。 ● “忍”字的内涵 剥开这种敬业精神的内核，可看到日本文化性格中的一个“忍”字。日本人一旦处于下级、低位或败方，即使有理也只取认错隐忍一途，因为日本社会一般不同情弱者。所以他们不花精力强词夺理或妒贤忌能，也不怨天恨地，只埋头苦干，争取从弱势中挣扎出来∶第一步按上级的要求尽力做好工作，减少受辱，第二步争取自己当上级。 战后的日本把这个“忍”字发挥到极致。 日本人信奉“成王败寇”的思想。天皇一下投降诏书，日本人立即和战时判若两人，心服口服地向美国为首的占领军俯首称臣。在司令麦克阿瑟的指导下，日本从政治经济教育按美国的模式全方位改革，尤其是四六年制定的永久放弃战争和战力、确立三权分立的和平宪法，奠定了日本民主化的坚实基础，至今没改一字。五一年日本恢复自主管理权后，民选的保守政府继续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无条件地追随美国。那些年，日本似乎什麽也没有了，没有面子，也没有民族自尊，好像是美国卵翼下的附属国。虽然右翼妄图恢复天皇制走回头路，左翼向往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建立共同防卫条约，但主流的百姓依然含著这个“忍”字，输谁服谁，自愿沿著美国划好的路线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凭着甘受“跨下之辱”的负重精神，日本度过了战后最初几年的政经难关，又经过十几年的奋斗，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日本矗立在世人面前。到七十年代日本的人均经济实力超过欧洲，八十年代末超过美国，成为超级经济强国，是美日欧三个经济实体的一根柱子。虽然至今日本人喜欢用“美国打喷嚏，日本感冒”来形容美日的依存关系，但今非昔比，为了维护世界经济次序，美国必需与日本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谦虚务实的本性 日本创下的经济奇迹，还得益于明治维新创下的政经基础，而明治维新的成gong也是受惠于有“忍”意的谦虚务实精神。 江户末年，势力强大的地方诸侯坚持“尊王攘夷”政策，他们炮击经过日本下关海峡的美、法、荷军舰，遭到反击败北，不得不和美、法等国讲和并放弃“攘夷”政策，不久拉开明治维新的序幕。 明治维新的改革多是向先进国学习的产物。伊藤博文等人去立宪君主制的德国研究宪法，回国后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草案，并请几位德国法律顾问指导。宪法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同时，也设立了众议院和贵族院，确立了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国民参政权（纳税15元以上的25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约占总人口的1.14%）等现代民主要素。其中，议会向天皇的上奏权、对政府的质问权、法案的提议权、请愿的受理权等条款，是在德国顾问的坚持下写上的。在军队方面，陆军先参照法国后采用德国编制，海军采用英国式。教育方面，采用法国义务教育制度，颁布仿效美国自由主义体制的教育令，尊重地方自治因地施教的方针。 如今日本是亚洲唯一与欧美比肩的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日本还在继续虚心学习，去年开始仿效英国，每周举行一次政党公开电视辩论，让各政党的政见更清晰的展示在选民面前。 日本人不仅勇于接受新的，也善于保持老的。在原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越南、朝鲜、日本中，连始终继承儒家文化的韩国都只保留五百个汉字，而日本却常用近两千个汉字，而文科学生学习《孔子》《孟子》等中国古典，都用只加注音的原籍。 长久以来，日本人的谦虚务实被中国人讥为“只会模仿”，对此日本人不仅不辩解，还常自嘲“我们只是模仿力强”。然而一日复一日地老老实实做“只会模仿的笨伯”，终于接出了正果，成了真正的智者。一向不喊“超英赶美”之类口号的日本政府，去年破天荒地在科技建国规划中，提出五十年内培养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引起包括日本科学家在内的国内外人士的质疑，不料今年就得到了佐证∶日本不仅连续第三年获诺贝尔奖，今年还得了物理化学两个奖。获化学奖的田中耕一只有43岁，是民营企业的一位普通工程师，他的成就除了学识靠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执著。 日本这只跟着欧美学步的笨拙“乌龟”，在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向科技强国挺进了；可怜海峡这边中国这只聪明兔子，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国特色”，整整跑了一个多世纪还在原地打转，今天的执政者不愿为全民族的利益跳出一党私利的窠臼打破专制的藩篱，却任凭中国这艘千孔百疮的“泰达尼号”航向灭顶之灾。 ●教育是立国之本 几年前在日本看过的一部电视新闻短片长存记忆∶有个乡村小学的最后一名四年级女学生将随父母移居大城市，这是学期末的镜头，为女学生一个人上了几年国语和算术的老师及村长为她送行。他们含着泪花诉说留恋之情，因为他们不仅送别最后一名学生，也是送别这所上百年的学校。几年间，地方政府不惜代价维持这所只有一名学生的学校，他们本可以把女孩转到别村的学校，让她父母每天开车送她。看着疏落的雪花中，漂亮的校舍下，师生依依惜别的画面，我的眼帘不由发潮。想到中国无数山村里简陋的茅屋学校，成千上万孩子坐在石凳上课的情景，我真想把这座空关的校舍搬回中国，连同校舍所包含的教育理念┅┅ 日本1886年普及四年义务教育，到1909延长到六年，入学率超过98%，是当时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战后又延长到九年。日本人说的“义务”两字是铁打的，早年政府一时顾不全孩子吃不饱饭的家庭，但为所有适龄学童建造校舍配备师资，父母不送孩子上学是违法行为。房东经常跟我忆苦思甜，战后食品短缺，每天拿着拳头大的饭团去学校，饿着肚子不敢逃学。如今日本百岁以下的老人几乎没有文盲，高中就学率近100%，大学入学率达60%以上，依然是世界教育水准最高的国家。 报纸的发行量应是国民文化水准的一个标志。日本全国性的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的订户在八百万到一千万之间，《每日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等也各有几百万份，还有《东京新闻》等各地方报纸的几十万到上百万印数，连共产党的机关报《红旗》也发行二百万份，是共产党除党费外的最大的财源，再加各种宗教和娱乐等报纸，总数近八千万份，而人口是日本两倍的美国只有五千万份。也许是记取战前受军国主义宣传蒙蔽的教训，日本许多家庭为了比较不同的观点，常订阅两份以上的报纸，足见长年民主熏陶增加了人的明智和包容性。 最令人感慨的是∶当中国在宣扬“知识愈多愈反动”，使知识分子劳动化粗俗化时，日本却在走工农大众知识化的道路。我的左邻右舍中，那些从事豆腐作坊、裁缝、建筑工作的退休老头和普通的家庭妇女，至少七、八成人在书法、绘画、花道、茶道、作诗、日本古典舞蹈等文化活动中选择一样爱好。而知识分子则结合专业组织更高层次的兴趣小组。我的指导教授每周参加一个读书会，会员都是和他同届的研究生，他们每年交几篇论文，定期自费出版杂志，至今整整坚持了45年。货真价实的学术多数产生在这种非gong利的研究中。 所以深入走进日本社会，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浓的文化气息，真正认识到文学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这是在自由多元社会中积极进取的人生才有的多姿多彩。 ●集团性和牺牲精神 日本人热中各种爱好的另一个目的是进入团体，包括许多宗教组织，有些人好像为了加入组织才去信仰那个宗教的，因为日本人的家庭观念比中国人薄弱，大多数人就去团体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由此形成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 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残虐行为就是由集团性的疯狂引发，至今你还可看到它们的一点影子。日本的每个大学有各种运动队，每年要参加各种联赛，所以每个大学就组织专职的学生啦啦队。当球队的运动员学生在练球时，这些自愿加入啦啦队的学生也在练习声援的口号和节奏。每次在校园看到啦啦队的排练劲头，总让我浑身一激灵，这种劲头如果变成破坏力肯定十分可怕。幸好，和平安逸了五十年的日本的年轻人只知球场不知战场了，倒让人敬佩这种为集体荣誉甘愿当陪衬的精神。中国也不乏为本地区助威的“热血” 啦啦队，但谁愿意为了几声吼叫去定期操练？ 日本政治家也不乏这种的精神。与中国五十年多间只有毛、华、邓、江四个领导人的超“稳定”相比，日本同期换了二十几个首相，其中不少是田中角荣那样因社会危机和丑闻引咎辞职的，这当然归gong于民主政体，但看事变过程，不少政治家是为了保住执政党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更有一些右翼议员，明知为侵略战争翻案要下野，偏在当上部长后不久出来叫嚣一番，以扩大他说话的影响力，好像熬到一个部长就是为了宣泄心绪，声称为了民族尊严必须说出事实。作为中国人，对这类右翼政客义愤之余，不由联想，在彭德怀事件、赵紫阳事件时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政客们拿出不恋栈不怕丢乌纱帽精神，中国早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 商场上同样可见日本人的集体观念。东京繁华的商业街上，高楼林立，多数是几家公司合租一幢楼。但公司店家竖出楼面的招牌，高度不超过自己所占的楼面，宽度一搬不超过两尺，店招整齐地贴墙排列互不遮挡，行人在很远就能看清每幢楼不同公司的招牌。我是到了香港才发现这个小节的。香港商业街的店家，彼此争着让行人注目，拼命把牌子往马路中央伸，结果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招牌插在半空，远望只见花花绿绿一片，牌子和店家根本对应不上。同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日本和香港的细微可以看出中日国民性的差别。 ●是儒家还是资本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来之日本的“和”文化，就是注重社会和谐，体现了“和为贵”“求同存异”的儒家精神。 十年多前，亚洲四小龙紧随日本在世界崛起，其时邓小平既要维持独裁统治，又要搞经济改革，就提倡新权威主义，精英智囊为他找理论依据，把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归于儒家文化，认为四小龙的经验提示，没有民主化也可以走向经济现代化。一时间，宣传新儒家，研究新儒学，著实热闹了一阵。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当时把邓小平（江泽民也可能自称）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和四小龙扯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讨论，所以毋需赘言。重要的是，分析日本的成gong经验，认清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综观日本的各个领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整个国体的硬件是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但具体操作时用的软件却大多是包含儒学的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拿来主义始于二千年的汉朝，唐朝时达到顶峰，大批遗唐使来中国留学，回国后推动大化革新，确立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后期接受王阳明的学说，“知行合一”，保持道德“良知”已经揉进日本人的性格；《菜根谭》在日本远比在中国普及，它所宣扬的自省精神深入日本人心；至于《三国演义》，不仅和中国一样家喻户晓，还和《孙子兵法》等兵书是政界商界领导喜欢研读的书籍。 日本的政坛让西方人看不太懂，战后五十多年，除了极短暂的两次更迭，政府一直由自由民主党独霸，有些中国留学生就此认为日本也是“一党独裁”。其实自民党是“党内有党”，有几个观点略异的派阀，在选举时“举党一致”夺得众、参两院的多数，然后各派阀协调平衡，推举党首出任政府首相，一般是各派阀首脑轮流担当。遇到危机时，就推出“人气”较旺的非派阀人物应付局面，十年前的海部首相和时下的小泉首相就是这类角色。所以日本的首相不一定是最出众或最有实力的人，而常常是党内协调后的各种政策的代言人。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人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党内外解散派阀呼声十分高涨，引发了几次大的政党改组，致使自民党已不能单独过半数，一直和小党联合执政，但派阀依然如故，其它野党也是如此，因为它出之传统文化积习，非一时一刻能改。 对日本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是弊端的派阀体系，倒很值得时下的中共参考。如果中共害怕失去执政党的地位，可以先允许党内形成公开的不同观点的派别，通过党内选举协商，推举有民望的派别首脑做领袖，推行符合民意的政策，使共产党挽回人心，在此基础上再开放党禁。这样既可能减少社会震荡，又为过度到全面政党政治铺平道路。 日本的经济体系更加奇特，公司间的业务交往，作为法律依据的契约只是形式，一般都靠人际关系维系。看起来和中国的关系网类似，但又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信誉是用过硬的产品建立，中国却常因关系户而降低质量（当然是公有制的积弊）。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他们一般也不找律师，而是先双方商谈解决，很像中国的“私了”，大约有90%以上都能自行解决。找律师的人很少，使日本律师的需求量很底，全国只有一万多名律师。日本大多数人一生没找过律师，这一点也和中国相似，与人人都有自己律师的欧美社会不可比拟，所以日本法院的作用也相对薄弱。比较两者，强调法律监督的人际关系较为被动，而以信誉维系的社会更富人情味，也更和谐稳定，至少更适合中国国情。 这可能是日本超过欧美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国的儒学并不是废铜烂铁，也有许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弘扬，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日本和现在的韩国台湾那样的民主社会以及新加坡香港和早年的韩国台湾那样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框架里才能发挥其价值。 ●恩怨不解的中日关系 一流的国家肯定有一流的素质，日本也应该不例外，但中国人甘拜欧美下风，却总不肯服气日本，好像不光是旧仇未消的问题，还有点同类相克的意思，犹如萝卜克人参，反之日本对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沿袭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传统说法，日本抛弃台湾和大陆建交后的关系就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冤家兄弟，一会儿动辄组成几千人的亲善团体互访；一会儿是“钓鱼岛事件”“教科书风波”“参拜靖国神社争纷”，恩恩怨怨难解难弥。 其实，三十年来双方一直在误区里交往∶强奸民意的中共以己度人，希望日本政府如他们一样任意行事，而日本的国民也犯同样的错误，认为中国政府的意见就是全中国人的想法，导致误解越陷越深。 当初建交就是连环错的开始∶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五天，毛、周就和他决定了一揽子问题，不仅匆忙建交，还不顾十亿人的心愿，轻易放弃三千万人命为代价的战争赔款，日本感激涕零之余，认为问题圆满解决了。随后日本给中国无息贷款，中国认为这是日本对放弃赔款的补偿，日本却认为是对中国的恩惠，有点像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不仅每年要在国家预算中审议，指定中国的用途和项目，还附加不允许用于军备等条件。对此不满的中共，适时允许个别人大委员和部分学者提出“对日民间赔款要求”的话题，使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出尔反尔，重新提出已经解决的战争赔款。年前，日本认为中国宣传“日本无息贷款援助中国”不力，要求在贷款建设的北京车站上竖碑注明，为了下一年的贷款，中国政府不得不照办，真是“拿了人家的手短”，本来很清楚的中日两国到底谁欠谁的问题，在中共为维护一党利益的操作下变成了一笔糊涂帐。 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除了执政党的右倾意识，还有某些团体的压力，至少迎合了多数选民的心愿。我接触过许多日本老人，除了当年就持反战立场的共产党员真诚地表示毽N，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大东亚共荣”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国内乱需要日本帮助整合”，他们至今不承认被中国打败。虽然我可以驳倒他们的谬论，但肯定不能让他们心服，因为“谁强服谁”的另一面就是“谁弱欺谁”，这种民族心理在日本根深蒂固，如今不敢言“欺”，但仍然难改“轻蔑”。试想，中国人的人均产值只有日本人的45分之一，也就是一个日本人的价值等于45个中国人，除了“轻蔑”，我们还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什麽？ 何况在“钓鱼岛事件”等问题上，中共不是站在民族利益用民族气节和日本交涉，而是把它们作为和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日本天皇和历次首相来华时的讲话至今没达对韩国道歉的程度，但中共都接受下来，事后民间再说日本的反省不彻底，连一些原来亲中的友好人士都觉得中国人没完没了。最近横滨大学的汉学教授矢吹晋就反问∶中国如果觉得日本道歉不够，当时为什麽接受了？ 不能否认，九十年代以来，随著日本超强经济地位的确立，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右倾势力逐渐抬头，连过去的许多左倾学者也在右转，但目前阶段更多的是对战后所受约束的反弹。真要回头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非易事，尽管大多数日本人不认罪，但没有多少人愿意修改给他们带来近六十年安逸的和平宪法去上战场，而且当年在战场没得到的东西今天用经济手段都得到了∶马来西亚的木材，中国的农产品和印尼的石油等，他们为什麽还要上战场？ 由此可见，解决中日恩怨的关键在中国。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与台湾达成和解，消除日本渔利的空间，然后中日双方都按民意处理两国关系，才能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要铭记“以夷制夷” 的古训，拿出当年日本人来我们大唐取经的虚心，老老实实学习日本的“忍”劲，苦干20年，使中国的人均产值上升到日本人的四分之一，国力达到日本人的三倍，到时，不用我们说“不”，日本人自己先说“是”了。 如果相反，大多数“爱国者”不首先对抗中共解决内政，却继续向日本呐喊“我们虽然贫弱，但依然有权要求正义”，那麽再过三十年，我们还是一个一手向日本借债要钱、一手冲日本抗议被日本看不起的劣等民族。 ——原载香港《动向》2002年第11、12期连载；原题∶爱恨不解恩仇——写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 2013-09-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共同富裕”还是“私代国办”？
程晓农 自从中共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引起了诸多议论和猜测。究竟这口号意味着什么？最近国内民营企业开始为政府捐输，兴办政府本应负责的公共事务，“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背后当局的政策意图逐步明朗化了。其真正目的是推动“私代国办”，就是把政府收税后本来必须承担的社会公益开支，部分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正值当局缺钱之际，如此便可省下这些开支，转用于扩军备战。 一、社会公益谁出钱？民企登场 最近中国两大互联网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突然宣布，分别捐出1千亿元，提供公共服务。腾讯集团先宣布投入500亿，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随后又追加500亿，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用于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紧接着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2025年以前投入1千亿，开展十大行动，包括支持科技投入、扶持中小微企业、助推农业产业化、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帮助高质量就业、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促进城乡数字生活均等化、为弱势人群提供网络服务、提升基层医疗能力、设立200亿共同富裕发展基金。或许是因为财力有限，“拼多多”虽然跟进，但只出资100亿，支持农业科技。 这些互联网巨头大量出资的领域，无一例外属于本应由政府资助的社会型服务。民企代替政府承担这些社会职能，自然就为政府减轻了财政支出负担。这些民营大企业为什么突然开始如此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呢？其中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当局先后约谈了多家大型民营互联网龙头企业及其他民营企业，对它们的经营方式提出很多质疑，甚至施压。这种压力于是转换成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大型民企虽然赚钱不少，但必须“听话”，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要“想政府之所想、为政府解忧排难”。其中的应有之义是，民企要吐出利润，为政府分担开支负担。 腾讯和阿里是被“敲过头”之后表现最乖巧的，立刻掏钱行动，俨然充当起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代理之职能。被约谈的民企还有很多，其中那些还在“装糊涂”的，当局并没放过。最近中共外宣喉舌《多维新闻》点名“美团”这个点餐服务集团，指“美团”至今没有实质动静，只是由创始人王兴说了几句空话。王兴能“抗”多久，大概不难猜，他肯定不想成为当局“枪打出头鸟”的靶子。 二、“共同富裕”能骗谁？ 自从习近平最近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中国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展开宣传。究竟“共同富裕”何所指？“共同富裕”的字面含义可能部分暗示一个过程，但最后落在结果上。共产党宣传的“共同富裕”从来就是个虚假的宣传口号，所有共产党国家从未实行过这个方针，而是采行让红色权贵享有等级和特权的相反制度。 以中共为例，它的官员和民众的财产状态分为两个阶段。在毛时代，中共先剥夺了民众的田产、房产和私人企业资产，以致于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家庭都没什么财产，更谈不上财富，这种“共产”自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化私为“共”；另一方面，各级官员享有高于民众的工资，而且按级别享受各种生活待遇上的特权。在那贫穷的年代，民众是“共同贫困”，官员则按等级享受特权消费。 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几年里，民众“共同贫困”的状况稍有改善，而通过官倒积累私财则蔚然成风。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制”的名目下，中共把几十万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私有化到了各级干部的口袋里，产生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代共产党资本家。他们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干部；而他们的干部身份，又赋予他们在中共式市场经济中独一无二的发财机会。总体上看，中共夺取政权后，在财富分配方面做了两件大事，每件都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第一件是没收了全国民众的私有财产；第二件是把名义上由国民共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送给了各级官员。 此后，中国的财富分布就开始向西方国家看齐了。2016年1月13日《第一财经网》介绍了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系统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此调查指出，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只占全社会财产总量的1%。而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是否拥有城市户口、父母教育水平高低、本人是否中共党员、出生所在省份（经济发达还是落后）。2017年2月14日《凤凰国际智库》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瑞士信贷银行研究院2016年11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6》。据这份报告，从2000年到2016年，全球超高净值的富豪资产增加了216%，而中国的富豪资产却增加了100倍。西方国家从来没共产过，个人无法抢夺他人财产来致富，国人的家庭财产是家族十几代逐渐积累起来的；但中国1995年以前几乎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家庭财富，然后短短20年就有一群人暴富得达到西方国家富人上百年积累财富的数量。 三、“共同富裕”给谁听？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共同富裕”，因为每个人的体力、能力不一样，遇到的机会不一样，生活选择也不一样，各人的经济收入和财产积累会出现差别。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从不相信“共同富裕”，也不讨论所谓的“共同富裕”，而是研究社会公正的制度和结果。社会公正是指民主制度下，给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相同的受教育机会，也提供个人努力发展自己的空间，同时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护和照顾。公正的社会里仍然存在不同收入、不同财产积累的群体，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共产党制度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社会公正，中共的政策语言里基本上不用社会公正这个概念，因为社会公正和共产党制度格格不入。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和土匪山寨一样，论功行赏，按级别给予特权，得到赏赐的人未必能力强，却可能杀心重、害人多，只要对共产党统治有利，这样的人就能得到特权。不同的时代特权不同，毛时代官员的特权差别主要是当局分配的房子多大，是否配给家庭服务员，工资多高，凭特权身份可以买到哪些民众买不到的消费品等。经济活动开始市场化之后，官员的恩荫仍是子女可以使用的二代特权，会给二代带来就业、进大学、在社会上混的种种好处，自然也带来财富。当官员本人和亲属可以凭借权力捞取钱财，而依附于他们、得到他们保护的民间商人也可以赚钱的时候，民众只能幸幸苦苦地积攒有限的一点财产，这是“共同富裕”吗？ 如果思考一下，中共宣传“共同富裕”的时候包含哪些社会群体？是所有社会群体“共同富裕”吗？这里面有个圈套，那就是，中共讲的“共同富裕”，指的是普通民众，而不包括中共官员及其亲属；换言之，中国的民众，除少数私企大老板，谁也不敢想和中共官员们“共同富裕”，而中共自己也从没考虑过，它的特权阶层为了与民同富而放弃特权。比如，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几年前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披露，中国每年政府的医疗总开支中，80%都花在党政干部身上，其他十几亿人只用20%而已。很显然，在共产党制度下，只要官员的特权永远存在，就不可能有官员和民众的“共同富裕”。中共只在党内干部圈里秘密做家庭财产调查，作为打击政敌之用，但相关资讯列为国家机密，绝不允许泄露给公众。中共连官员有多少财产都严格保密，谁会相信它要官员与民众“共同富裕”？ 其实，中共讲的“共同富裕”，是对所谓“你们老百姓”讲的；这个讲法本身是一种宣传口号，但会煽动不少抱持共产党价值观的民众，利用他们对有钱人的敌意，支持中共打击私企老板的行动。 四、为何社会公益活动要民企登场？中共缺钱了 最近中共提出一个新说法，要通过“第三次分配”来帮助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在现代经济制度下，民众的收入和投资收益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即“初次分配”；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还会由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来调整“初次分配”产生的社会上的收入分布，这被称为“第二次分配”；所谓的“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个人或机构捐输，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民间自发的帮助。 中共的上述行动是“第三次分配”吗？“第三次分配”本来应该与政府无关。而现在民企出钱只是表面上的“捐助”，实质上是政府的强制要求，因此属于“逼捐”，而“逼捐”的用途又用于填补政府公共服务所需开支。可以说，这是中共独有的“第四次分配”，就是在正常税收之外，再从企业那里直接、间接地转移其经济活动的收入到政府想要补充的领域里。 为什么中共现在要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中共缺钱了。中国的财政分为中央和省市两级，中央级预算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中央预算，二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三是保密部分。从2020年的中央预算支出来看，总额119,451亿元当中，中央本级公开支出占24%，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占70%，保密的其他支出占6%。看中共是否缺钱，重点是看中央财政是否缺钱。从2020年开始中共已经要求各级财政要过“紧日子”。今年的中央财政支出方面，中共提出了两条新政策，其一是中央本级支出只能减不能增，比去年要下降0.2%；其二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减少50%以上。 在这样的紧财政政策下，今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各主要支出项目中，除国防开支增加7%，债务付息支出增长8%，其他的支出项目不是削减，就是持平，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削减14%、外交支出削减2%，而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都是与上年基本不变。 同时，中共正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填补财政窟窿。比如，最近中共下令，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必须全部缴入国税部门的国库，虽然名义上仍然算地方政府的钱，但使用时必须向国库申请。这样做是用地方卖地收入在国库中周转，以填补国库空虚。酝酿中的开征房产税，是另一个预备手段。而逼民企代政府出资维持公共服务开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 中共的日子过得下去或者对未来比较有信心时，它会“养鸡取蛋”；但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它是不在乎“杀鸡取蛋”的。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3/n1320894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曹长青访谈】中国人对美国政府关闭的误区在哪？
由于美国两党在国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联邦预算案无法通过，因而导致美国政府关闭。这不仅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也成为全球焦点新闻。中国民众也感到好奇，怎麽美国政府会“关闭”，它是怎麽发生的，对美国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会产生什麽影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美国政府关闭，对美国的形象是不是有损害？ 曹长青∶事实上是部分关闭，而不是整个政府都关闭了。这种情况以前在美国发生过，例如在里根总统和卡特总统时，所以不是第一次。当然有人会觉得，政府被迫关闭了，这是很糟糕的事。其实这也体现了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国会是立法机构，最高法院解释法律，总统有行政权。一般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总统权力最大了，他是白宫的主人，三军统帅，但是美国总统要受国会的制约。国会通过的议案（法律），总统要执行，如果总统否决，国会还可以三分之二票数对总统的否决再否决，最后等于是国会说了算。这次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联邦政府的预算案，就等于是没有给政府发薪水的钱，当然联邦政府就得关门，这是国会对行政机构的一种制约，它体现出宪政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也要受到国会制约。你不改变政策，国会就不给你预算。没钱发薪水，政府只得关门。 记者∶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分歧焦点是什麽，是什麽原因导致国会和白宫发生这麽大的争执？ 曹长青∶焦点主要是备受争议的医疗保险。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策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提出奥巴马政府要修改医疗保险，或推迟一年执行。但奥巴马政府不让步，双方僵在那里，最后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众议院就不通过包括支付全民医疗保险开销在内的联邦预算案，奥巴马政府被迫关门。 记者∶一般中国听众会觉得，全民医疗保险不是很好的事吗，每个人的健康得到医疗保障，应该得到所有政党的支持呵，为什麽美国的在野党要反对呢？ 曹长青∶这里有两点，第一，奥巴马政府要推行的医疗保险，等于“用政府取代市场”，由政府管理、甚至垄断“医疗保险”行业。把以往的私营企业性质的医疗保险业，从“市场”手里夺走，变成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性质了。 美国建国的重要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不赞成大政府，更不赞成政府包揽和垄断。因为只要是政府垄断、政府包乾，就会是灾难。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哪里有大政府，哪里有市场被政府垄断，哪里的经济就一定失败。所以，经济发展应交给哈耶克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规律。奥巴马政府控制医疗保险，就是毁掉市场，最后将毁掉的是医疗保险的质量和有效性。 第二个，政府强迫人民必须买医疗保险，本质是剥夺人民的权利。一个人买不买医疗保险，这个权利应该属于个人，而不应由政府主宰（医疗保险实质上是一种商品，政府不可强迫人们购买哪种商品）。美国有很多20多岁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比较好，没什麽毛病，我就省这笔钱，不买医疗保险了。凭什麽政府非要强迫他们买呢？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是跟税收连在一起的，你不买医疗保险，就等于不缴税。而不缴税在美国就可被罚款，严重逃税还可能做牢。这等于是剥夺了个体自由。 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与共和党有重大的理念区别。共和党更强调个体权利、个人自由。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策是剥夺人的权利，剥夺人的自由，是违背美国建国先贤确立的原则理念的，所以坚决抵制。而民主党则一向强调平等的价值，强调为人民谋福利，照顾弱者群体等，结果就以平等的名义、照顾弱者的名义，而推行政府管理、政府垄断医疗保险，名义是为所有（买不起保险）人好，但实质是剥夺人的权利和自由。 美国这场争论，不是要不要医疗保险，而是这个医疗保险是交给市场，还是交给政府，是交给个人（选择），还是交给国家（决定），这是一个价值理念的取向问题。 记者∶美国两党围绕医疗保险争论这麽激烈，那麽美国民众是什麽意见倾向呢？ 曹长青∶政府被关闭，当然有很大的冲击，媒体密集报道，全民都关心。但是共和党所以敢这样强力杯葛，主要在于多数美国民众是反对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策的。根据美国过去的多次民调，都是超过半数的民众，甚至60%以上，都是不赞成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策的。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认为我体现民意，反映民意，所以就强势杯葛。但奥巴马不让步、不妥协，最后导致政府关闭。 当然事实上美国政府只是部分关闭，国会当然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各种重要的安全机构（的预算）都没有关掉，包括美国的军队，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和使馆，美国的联邦海岸警卫队等等，所有重要的结构都没有关闭。只是什麽农业部呵，教育部，联邦开支的博物馆、公园什麽的可能受影响而已。 但是，它传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奥巴马政府要不要妥协，两党要不要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是僵在这里，还是两党各自让步，有所妥协，以度过危机。以前有过多次的美国政府关闭，最长两星期，最短一天。最后都是两党都做了妥协。 记者∶美国联邦政府关闭，虽然是部分关闭，但它对美国民众的生活、对州政府的运作，会有什麽影响呢？ 曹长青∶影响不是很大。因为美国是地方自治。美国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由五十个州state组成。state译成中文就是“国”了，五十个“州国”，各州是高度自治的，所以这个预算案影响的主要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其它各州不受什麽影响，普通老百姓更不受多大影响。 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政府被关掉的第一天，美国的股市不仅没下降，反而大涨，纳斯达克的指数升至过去几年的高峰。所以，美国经济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记者∶除了美国普通民众之外，一般美国的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是支持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还是反对呢？ 曹长青∶从民调和媒体报道来看，美国的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多数都是反对的，而且比较强烈。因为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策全面实行之后，企业深受其害，尤其是中小企业。因为按奥巴马的医疗保险，结果是强迫企业买单，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虽然说是全民医疗，要求每个人购买，但你买不起，就要求你所在的企业负责，最后把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实行这种医疗保险的恶果是，除我前面说的，一是政府取代了市场，二是剥夺了个人选择权利，还有第三个后果，就是导致保险费增高。这使那些中小企业更没法承受。这等于是要摧毁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命脉。 记者∶美国那些没有买保险，或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他们有了病怎麽办？ 曹长青∶美国有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除了前面提到的很多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觉得不需要买，还有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或觉得保险比较贵，身体没大毛病，就不买了。但一旦他们有了病，很多人会选择去看“急诊”。在美国不管有没有钱，医生都先给你看病。很多人就钻这个空子，有点毛病就直接看“急诊”，然后就一直赖账，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美国有五花八门的各种照顾穷人、照顾低收入者的医疗项目，实质就是政府提供了医疗保险，而且比一般中产阶级买的保险都好（保险项目广泛并完全不缴费）。美国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曾说，有47%的美国人不缴税，即他们以低收入等理由，不缴税。美国有三亿人口，47%差不多是一亿四千万，这麽大基数的美国人都不缴税，而他们中的很多很多人，都有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项目）。 而美国的10%富人，多数可能也那麽在乎医疗保险数额。所以最倒霉的是中产阶级，他们辛苦劳动，自己购买医疗保险，还得老老实实缴税（他们的税款被从薪水中直接扣掉了，一点税也逃不掉）。 美国的医疗保险费越来越高，很大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医疗保险市场）遭成的。因为政府给了那麽多穷人医疗补助，很多人又直接看“急诊”，导致医疗保费无法降下来。就像住房一样，当国家给住房那麽多补助，又强行设立很多补助房，甚至控制租金市场，就导致房产价、租房市场都难以正常，无法市场化。 像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就是实行所谓全民医疗保险，实质是国家垄断，结果导致很多加拿大人跑到美国来看病。因为国家垄断之后，效率低下，医生和诊所数量都不足，随便一个什麽病，都要等很多天，甚至几个月或一年以上，才能排上手术或检查。国家垄断就是官僚主义，国家垄断就是没有效率，国家垄断就是灾难。不论在医疗保险，任何领域都是这样。 记者∶全民医疗保险，顾名思义，就是应该由国家来负责，提供所有人医疗保险，保证人民的健康。为什麽对这个要有这麽大的争论，这里面的理念分歧在哪里？ 曹长青∶奥巴马的民主党强调∶全民医疗保险，人人有健康，人人有保险。但共和党的基本理念是，“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你不能把你的健康责任推给别人，所谓国家管，国家没有钱，更不是奥巴马出钱，而是拿勤奋工作的人的钱，通过强行税收的方式抢过去了，然后发给那些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 但问题是，那些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人生负有责任？这里的一个根本性理念分歧是∶我们到底是提倡和实行“个人对自己负责”，还是强行由别人来负责（通过政府的介入）？到底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就是由市场来解决，市场是公平的，因为市场交易，是愿打愿挨的两厢情愿，哪一方感到不公平或不自由，买卖（交易）就不会进行。而交给国家就变成强行了。 这背后还有道德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大锅饭、高福利、养懒汉，还是每个人对自己负责，靠自己勤劳致富？是政府以公共利益名义，或照顾穷人弱者的名义剥夺勤奋劳作者的收入，还是尊重个人权利，尤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被剥夺，不被政府抢走？哪一个是道德的？“坐吃山空”，躺在政府的福利卷和医疗保险上“吃”别人的税款，吃勤奋致富者的劳动成果的人，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 当然，一个社会要有同情心，老弱病残者等，社会应该提供照顾和必要的福利。但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很多人在钻福利的空子。现在美国有4800万人领取福利卷。差不多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领福利。美国社会根本不存在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活不下去的事实。奥巴马政府在鼓励人们领福利（在电视电台做广告呼吁），等于是政府鼓励懒惰，鼓励社会不平等，践踏多劳多得的原则。 所以美国政府要控制医疗保险，背后的根本理念分歧是∶到底是尊重个人权利，还是以“为你好，为多数人好”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问题。尊重个人权利，才是道德的政府；而以多数的名义，弱者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是共产党的逻辑，它是完全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 2013年10月3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2013-10-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
程晓农 2013年8月9日 我在8月5日刊登在《纵览中国》网站上的“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月钱荒的背后”一文中，分析了中国热钱的动向，并且指出，过去两年半里，规模高达数千亿人民币的热钱频繁进出，短短的几个月里，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在这篇短文里，我准备讨论，这些热钱主要来自哪里，谁是可能的金主？ 中国的媒体经常谈到国外的热钱大量涌进中国，但一谈到资金的所有者，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把目标指向美国的投资基金以及这些基金在香港股市的操作，于是，热钱的流动就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挂上了钩。在今天的中国，从中国的热钱扯到美国的货币政策，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当然，这也很符合当局的喜好，因为，这样一谈，中国的国际地位便大大提高了。然而，中国的热钱金主主要是美国的投行吗？其实并非如此。中银国际债券研究部主管王卫最近表示，外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A股市值仅占A股总市值不到 2%，它们要撤离资金也不容易；何况，中国的银行系统的存款中，含热钱成分的存款占比很小。事实上，中国的热钱另有来源，那就是中国的贪官们。 一、中国的热钱来自何方？ 在中国的引进外资中，从1997年到2008年，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10到250亿美元左右，但是，来自香港、澳门以及9个小岛国（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歇尔群岛）的外资，却逐年快速增加，从2002年的20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673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从38%上升到73%。 具体来看，来自这9个小岛国的外资，1997年只有26亿美元，此后各年逐步增加，到2008年竟达262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占2008年引进外资总额的28%。这些小岛国基本上都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有的在发展中国家里甚至名列队尾。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这9个小岛国合在一起，每年的GDP总共才不过5百亿美元。以其可怜的经济实力，这些岛国的国民能每年拿出相当于GDP一半的资金投资中国，而且持之以恒，十多年来始终热情不懈吗？其实，那9个岛国的国民多半比中国城市居民还穷，有的甚至还靠前现代的采集渔猎方式维生，哪里有钱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如果中国政府慷慨，给这些岛国一些经济援助，倒还顺理成章。显然，来自这些岛国的“外资”，基本上不会是当地国民的余钱。 而来自香港的外资，1997年是216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410亿美元，占2008年中国引进外资的44%。需要指出的是，香港本地老企业对国内的大规模工业投资从8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到90年代中期大致告一段落；进入21世纪以后，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往往更多地来自大陆在港设置注册的“企业”，这些“企业”多从事贸易、房地产等等，而不是工业。自从香港回归之后，从内地赴港已十分容易，在香港和大陆之间转移资金更是十分便利。今年1季度，深圳出现的假出口热便充分说明，香港早已成为内地洗钱的最佳场所。 可以说，过去十多年来，来自港澳和上述9个小岛国的外资，基本上不是产业投资，而是没有产业发展计划、没有技术背景、很可能以投机为宗旨的热钱。 二、中国引进的国产“外资” 上述9个小岛国散布于加勒比海、中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似乎毫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些岛国的金融管理宽松，被外国人选中，成了洗钱中心。外国人可以在那里注册成立公司，自由地把资金转进转出。因此，在金融界，这些地方还有一个文雅的称号，离岸金融中心。 自从中国的富人们开始琢磨资产转移和移民，离岸金融中心这个名词在中国的有钱人圈子里早就是个耳熟能详的字眼了。中国开设了众多的中介公司，为需要在离岸金融中心开设公司、设立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的有钱人服务。有条件的中国人，哪怕从未踏上那些岛国的国土，也可以在北京、上海的写字楼里办妥在这些岛国开公司、转资金的所有手续，进而摇身一变，成了在离岸金融中心“经商”的“外商”，而他们的资金也就“升级”成为“外资”了。当然，其中的诀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外商”们得弄一个外国身份，哪怕是萨摩亚那个酋长国的子民也行；自然还得改名，不能再用中国身份证上的姓名，不然，怎能冒充外国商人呢？ 2004年前后，曾经有国内学者专门做过研究，他们把这样的“外资”称为“双程（round-tripping）资本”，因为这些资金实际上来自中国，在海外离岸金融中心或香港、澳门漂洗一番之后，又以“外资”的名义，重新返回大陆。可惜，这样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似乎这个问题在中国常常被刻意回避或掩盖，在国外也很少有人愿意深入探究。所以，尽管“双程资本”在中国大行其道，越来越红火，政府部门和媒体却从不触及这个话题。其实，目前占中国引进外资数额一大半的来自港澳和上述9个岛国的“外资”，基本上都是“双程资本”；也就是说，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一大半本来就是中国人的资金，不过穿上了外资的外套。究其真身，引进外资的一大半，不过是假外资而已。 三、引进外资过程当中的隐身者—假外商 运作“双程资本”绝非易事。小富即安的小私企业主文化层次不高，可能缺乏相关知识；小有积蓄的白领虽然能理解洗钱的道理，可能也有一点财力，却不具备得心应手地洗钱的管道和地位。真正能自如地运作“双程资本”的人，往往是官员和国企经理层（包括将国企私有化到自己腰包里的原国企经理们）。当然，仅凭他们薪水的积蓄，官员、经理们根本不可能当上“外商”；只有贪官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所以，可以说，“双程资本”的金主们，多半是贪官。 在今天的中国，贪官们无须辞职、坐“移民监”，便能借助中介机构轻松地完成资金外逃、海外洗钱、国外注册公司、资本回流等一系列操作。更重要的是，在操纵热钱进进出出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外贸公司、银行、海关、工商局、房地产公司等众多机构，办理一系列复杂的“非合法”手续，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仅找不到门路疏通各道关节，光是中间的“手续费”、“好处费”，就令人吃不消；但如果是握有某些权力的“领导们”出面，情况自然就不同了，甚至未必需要开销“好处费”。那些假外商们很可能一方面坐在国内各地的政府办公室里，“领导”着当地的“工作”，一方面又以某国国民的身份，轻松裕如地操纵着属于他们的热钱。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必须“隐身”；毕竟，某外国人“当选”国内的各级“代表”，为中国民众“当家作主”，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能光明正大地曝光的事，这些热钱的真实来路当然也讳莫如深。 四、假外资的投资方向 假外商们的热钱用来做什么？他们当然不屑于从事产业投资那样的辛苦工作，而且，他们的资金一旦投入工商业，也就不再是热钱了，因为，投入工商业的资本是不能随时开溜的。正因为中国的引进外资当中，假外资占大头，所以，中国的大部分外资的运作模式与世界各国大相径庭。从1996年到2005年，世界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70%都用于并购当地企业，因为这是正常的产业投资最方便的捷径；但在中国，除了2004到2008年期间，美国的银行应中国邀请，入股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外资并购因而小有增加之外，在其它的年份，引进外资当中，用于并购中国企业的外资一直在5%上下，少得可怜。 假外商们当然也不会傻得把资金存在银行里吃微薄的利息，他们最热衷的投资领域便是房地产。有这样的大宗“外资”支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便繁荣兴旺、长盛不衰了。中国经常讨论国外热钱炒作中国的房地产，其实，那些来自国外的热钱的金主们，多半就是与国人共同生长在神州这块土地上的权势人物们。只有他们，才如此了解中国的房地产运作，才能够在政府、银行、房地产公司之间纵横捭阖，无论中央政府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总能轻而易举地买进、卖出，大赚其钱。也只有他们，才对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形势了如指掌，高度敏感，总能选择在最佳时机进场或出场，从不吃亏。 有这样的大批假外商们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福是祸，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说明。 本文首发在《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2274）
何清涟2025-11-07 00:01👍 0💬 0从大连 PX 项目看利益集团俘获国家
8月14日，中国大连市民集会要求福佳大化PX项目搬迁之事，再次将中国公众对PX项目的非议突显于公共视野。这次事件的台前幕后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政府不再在乎自身的诚信。大连市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处理非常“机会主义”，只求用空头承诺将市民驱散，并不想真正解决。尽管央视与新华社报道都一致声称，8月14日当天大连市委、市政府决定该项目立即停产并将搬迁，抗议者闻讯散去。但据路透社8月15日报道，大连年产70万吨的对二甲苯PX工厂仍在正常运行，并照常接收来自伊朗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供应方的石油船货（China’s Dalian Fujia plant runs normally despite shutdown order）。 这是继2007年5月厦门市民集会抗议该市PX化工项目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抗议。其间四川成都的抗议零星不成规模，更因抗议的核心人物谭作人被政府诬以他罪入狱而流产。此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各地PX项目不断扩建或上马，各地居民虽将PX项目视为眼中钉，却都未能形成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二是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的环境生态造成极大压力。PX项目以大跃进般的速度上马，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相关。自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对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由限制改为鼓励，国内市场一直被抑制的需求迅速爆发，直接拉动了对其上游产品PX的需求。国家发改委2006年出台的《PX‘十一五’建设项 目布局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安排4个PX改扩建项目，新增产能183万吨；此外还有6个新增PX项目，新增产能415万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X生产基地，预计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中国大陆的PX产能将突破1000万吨。 在制造业外资相继撤出中国的压力之下，在2008年11月的短短三天之内，中国政府就批准了93个投资计划，价值达2600亿元人民币。同时各省级环境部门立刻纷纷效仿，缩短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估的时间，例如把评估专案对环境影响的时间从60天减少到5天，大量高污染项目被放出笼，其中就包括PX项目。这些高污染项目的上马使中国已破败不堪的环境雪上加霜。 三是中国的环境评估屈从于权力与金钱这一中国特色痼疾再次浮出水面。 这么多PX项目能够快速上马，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及就业考虑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年产值约260亿元，可纳税20亿元左右。这家企业曾创下多个“国内之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项目的审批速度创国内石化行业之最”。 PX项目是一个引起高污染担忧的项目，在经济效益和安全忧虑之间两相比较，最需要审慎权衡的是地方政府。但由于地方政府有任期限制，这点就使得地方政府负责人容易短视。投资近百亿建一个PX化工项目，在地方政府看来，既能增加税收，还可以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既能形成巨大的GDP增量，又可以解决就业，容易获得好的政绩考评。由于地方政府都乐于充当PX项目的背后推手，这些项目（包括其它能够带来效益的污染项目）的环评都流于形式。 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从一开始就存在对环境风险估量不足的问题。人们在福佳大化防波堤溃坝事件后，根据2010年11月国家环保部网站发布《关于2010年11月份受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公示的通告》，才发现这个福佳大化PX项目早在获批试生产前近10个月、国家公示环保验收结果之前近17个月已正式投产。能够如此藐视国家法律，背后当然有强力的政治支持。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引进福佳PX项目当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福佳集团董事长王义政（连续几年名列《新财富500富人榜》），另一个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前市长夏德仁。夏德仁于2003年1月起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9年5月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福佳PX工厂上马据称是他的“重大政绩”。 这让我联想到近年来饱受媒体与中国公众诟病的环境评估背后的腐败。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 月那篇“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揭开这一黑色帷幕以来——该文曾“举证”：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此后，国内媒体对环评腐败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即使如新华网，也曾发表过“环评遭遇信任危机，亟待回归独立公正”这类文字，批评中国的环评不透明。 环境污染实际上是对国民生命的慢性谋杀。当环境评估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附着其上，利益交织、环环相扣，就必然产生我早在几年前批评过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在政治与金钱合谋之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中国那么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引发环境灾难的企业都拿到了环评合格的证书，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那样立场坚定地捍卫这些污染项目，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品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8月1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8/px-project-in-dalian/）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着手编这本以笔者一篇旧文标题做书名的文集，如何写这篇序言，着实想了很久。因为该说的话，该阐明的观点，早已分别在近年来的文章中说过了。 还是从今年被反复谈到的一个词“改革共识”说起吧，因为改革共识，亦即政治共识是中国重塑社会认同的起始点。 一、重塑社会认同的出发点：政治共识 改革共识之所以重要，缘于“改革”早就成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来重新建构政治合法性出发点。所谓“改革共识”，就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它既包含着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发展经济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肯定，也包含着全国人民对政府许诺的期盼，这一许诺就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下简括为“先富带后富”）。也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改革早就被赋予了一种改革自合法性，任何政策出台，只要标上“改革”二字，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不可挑战的政治地位。在官场中用得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就是这种改革自合法性的极致表达。 改革共识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其实内涵早就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些用来标识改革的口号当中。八十年代用的最多的是“先富带后富”，经历过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的南巡终于将改革表达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先富带后富”这一口号则慢慢从政治宣传中退位――前一个口号还为中国人民开了一张共同富裕的支票，构建了中国人的改革共识，中国的“改革神话”即奠基于此；而后一个口号则完全没有了分配正义。但习惯了在各种标语口号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没意识到这两个口号的微妙变化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假“改革”之名，行掠夺民众经济权利之实的各种“改革”，如住房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高等学校收费体制的“改革”陆续出台，普通人刚刚鼓起来的口袋逐渐瘪了下去，终于导致改革共识一步步走向破产。 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社会认同，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重新构建社会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 但目前中国恰好在构建社会共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掠夺式改革已经使得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二、掠夺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辞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与开放因之也就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两翼，伴随着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几代中国人，从毛泽东式极权社会的阴影中走出来。不可否认，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鼓起希望风帆的“改革共识”确实存在过，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奠基于“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口号之上的全民期盼。 但即使就在80年代，对于改革的诠释，政府、知识阶层与民众，甚至包括国际社会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多通过官方媒体解说，但其不同还是历历可辨。 中国政府希望藉改革摆脱当时物质极度匮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深深怀疑的困境，重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寻找合法性，稳固其政治统治。整整30年改革进程中，举凡“改革”，从未偏离过这一目标。如果说改革的具体措施是随机的，充满了各种变数，那么改革方向在中共那里从来就没有变过，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围绕着稳固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一中轴进行。只不过，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里，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因此，改革可能有利于中共统治而与人民利益发生分裂，在改革初期几乎不可能被中国人（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所能意识到的。 中国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期望，伴随着改革主题的不断变奏而发生变化。在80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内部还未发生大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一个勉强可称为“阶层主诉”的愿望，那就是：改革之初，知识阶层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在毛时代那种被工人农民“教育、改造”的低贱地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那些能够将专业知识“市场化”为谋利工具与生存手段的科技、医疗等各类知识人士，对政治的兴趣渐渐淡化；而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研究的知识阶层，因其发展与生存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关系，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政治发展表现出的关心，远远高于科技型专业知识群体。这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思考，一度曾引导过中国公众（主要是城市的受教育人群）对改革的认识。如果要说他们曾为中国画过一张“改革路线图”，那么这张路线图的轨迹可以粗略表述如下：通过经济改革，日渐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旦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之后，其权利意识就会觉醒，因此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而以工人与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对改革的期盼则相对简单得多：增加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在“改革”初期，意识形态宣传仍然保持这样一种宣传，即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应该说，工人与农民从未想到过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将使他们居于不利地位，最后使他们成了利益饱受剥夺的“弱势群体”。 “改革”就这样承载着中国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共同梦想，在中国艰难起步，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必须指出的是，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各种梦幻曲中，主调是富国强兵，民众的权利亦即人权从未考虑在内。这一主诉上承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强国梦，几乎被社会各阶层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也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放在国家利益首位的是军事的现代化与国家地位的提高，而绝不是民众总体福利的增长。曾被邓小平出于现实考虑一度放弃的援外也因此成了中国的重要外交国策之一，大量援外是中国获得“非洲兄弟”声援、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手段。依靠这些本身人权纪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支持，中国领导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先是成功地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继而又使联合国改组人权理事会的目标流产――中国政府真的“站起来了”。 在上述对“改革”的三类预期当中，应该说只有中国政府的预期不曾落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三，成了发展中国家里第一大引进外资国。而通过改革获得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国内“证明”了一点：专制极权政体也可以促使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国际社会当中，尽管还未曾达到从毛泽东以来的强国之梦，即与美国分庭抗礼，但这个政权已经隐然成了“一超多强”当中的一强。西方正热的“中国梦”，引诱着各类国际金融巨鳄、跨国公司想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淘金。而中国政府也终于利用利益牵引机制，让诸多跨国公司（包括大媒体集团）成了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利用它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正在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必将是政治上的，“中产阶级崛起将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这一神话在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界广为流传。由于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曾因意识形态不同且奉行专制政治而饱受西方世界批评的中国政府，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处境较之毛时代及邓时代要宽松友好得多。距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几十年，尽管中国人民还匍匐在中国当局的脚下，但中国政府却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重视的一位强者。 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早已淡忘了当年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的欣喜与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这句话的政治意义将来只有研究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地位变迁史时才会被重新考察。鉴于现代社会权力的四大支柱当中，知识的权力毕竟也构成与政治、经济、军事相侔的一种权力，与时俱进的中共当局早就明智地放弃了毛泽东那种视知识分子整体为敌的愚笨政策，采取吸纳、优养等各种策略，让知识分子们过上了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的好日子，条件当然是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因此，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大体采取了驯服之态，因为对学术自由的向往毕竟不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追求，况且这种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人们对于从未有过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珍视。 上述这些成了中国改革最可以炫耀的骄人成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改革的漂亮包装。而改革的另一面却被中国当局刻意掩饰，这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源人口双重损失的矿难，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中国人在改革中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利，诸如养老保险金的大量积欠，医疗保险使人们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使中下层民众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被严重褫夺。更严重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绩，6000多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370多万城市居民被赶出了家园，而政府为了保证“依法征地”、“依法拆迁”，其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统治手段日渐非正当化。为了让改革包装继续保持光鲜，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媒体与网路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上述问题凝聚而成的阴影越来越大，早已导致“改革共识”――其实就是政治共识的破裂。 从政府廉洁这一角度来看，贪污腐败成了中国无法治愈的政治之癌。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二是“盗贼统治”的国家；而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等。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 而中国现政权则集中了所有的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四类盗贼型政权采取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产业管制制度被官员们作为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矿、金矿与其它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控而导致的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土地国有化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象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用低价逼老百姓出让土地，再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2006年倒台的陈良宇牵涉了十几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地方政府狂热支持。河南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力主“大胆闯禁区”与“积极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见“‘内陆特区’沦陷录”，《南风窗》2002年3月上）。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偏爱某种类型的改革。中国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远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国有企业改制、证券市场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状态的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及“利益相关者”成了富翁。 上述这些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使这个政权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现阶段中国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拥有永远掌权的自信，掠夺而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于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偏好移民它国，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比上述腐败更严重的是，中国政治腐败早就渗透到了权力授受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官员任免制度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倒是可以发现中国为政治学研究所做的独特“贡献”：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分析样本。而对“买官卖官”行为的研究，已经纳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重点课题。 从民众受益程度来看，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权力市场化制造了一批富人的同时，制造了数量几十倍于富人的贫困者群体。从劳动者福利来看，中国尽管成了著名的“世界工厂”，但却是著名的“世界血汗工厂”，其存在是以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与劳动者福利损失为前提的。最可叹的是，维护这些血汗工厂工人权益的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来自于中国政府最不欢迎的各种外国NGO的压力，是它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回飞镖效应”，才使得可怜的中国劳工的处境有所改善。 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有穷人，比如美国就有相对贫困人口，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表现为三点：第一是缺乏救济贫困人群的社会政策。第二是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政府积欠的养老保险金在2004年就高达1万亿；而医疗保险改革中政府对公共责任的放弃则导致国民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数量高达2亿的农民工虽然沉积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却属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第三，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为龙头产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高达40％－60％，而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土地却完全依赖于掠夺农民的耕地及城市居民的旧房宅基地，政府成了侵犯国人人权的罪魁祸首。 从环境资源来看，中国政府所炫耀的经济成就奠立于对环境资源掠夺性使用的基础之上，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空中楼阁。中国的生态破坏包括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所有类型的污染。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目前中国已经有1.8亿多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4年中国举办了“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众多专家在考察后指出：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中国当局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断送了中国的未来。 与此同时，人口压力也日渐加大。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国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于本世纪初就进入了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就业比率从2000年的70％下降到30％。这一现状的严重性在于阻绝了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加剧了社会底层的绝望与对抗。 通过经济改革所增强的国力不仅使中共极权专制获得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还强化了一种出于政党专权自利需要的政治错觉：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强国之途。为了消弥日益激烈的底层反抗，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从2005年中国政府颁发《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开始，各地方政府均加大警力投入，给政府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以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各地政府则根据本地政情，将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任务分门别类，分解到各部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应急预案除了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三类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之外，还有各地自己的“特殊舆情”，五花八门的“应急预案”不一而足，其目标均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而国家角色也在这种掠夺民众生存、加强社会控制、镇压社会底层反抗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先是导致了乡村政权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继而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支撑。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不正当的暴力，这不仅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距甚远，甚至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少见的一种暴政。 可以说，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堕落为当权者用来剥夺亿万民众社会福祉乃至生存资源的藉口，人们对中国这种以统治者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怀疑日深，“改革”神话日渐褪色，到了近两年几近破灭。 中国离民主化道路越来越远。这种遥远，首先体现在中国当局完全拒斥民主自由价值观。2005年 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份洋洋三万言的白皮书宣称，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在蓬勃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中国人民不配享有任何民主，“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此视而不见。”而与此相配合的则是部分知识精英不是开始论证中国的传统德治如何符合中国国情，就是论证威权统治是中国国情所允许的最佳政治模式。而处于绝望状态的社会底层则开始怀念他们想象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世――毛泽东时代。 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以及学术研究，所有不符合当局政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大陆难以公开讨论，民众只能通过“网易文化调查”那种“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做中国人”之类的话题宣泄不满，剩下的就只有当局允许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改革认知粉墨登场。在诸种改革认知当中，有两种堪称代表。一部是号称“反映了改革真实面貌的政治大片”的电视连续剧《我主沉浮》，另一部则是新左派的又一力作――多媒体网络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两部剧作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塑造国人对改革的认知。 三、与官方趋同的改革认知 《我主沉浮》是作为正剧登场的。近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影视片曾盛极一时，但中国当局终于在2004年下了“禁播令”。《我主沉浮》这部以周梅森小说为基础、且由作者本人亲手操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开拍上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不碰政治高压线”。所谓政治高压线，自然是指政治敏感话题，而一切当局不喜欢的话题，哪怕是事实，都归于此类，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一党专制自然是雷区。 毫无疑问，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这里只试举几例：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视剧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源于人们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三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20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封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作这一描述时，编剧者假装对近年来媒体在受控制状态下所披露的大量买官卖官现象视而不见，更是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王明高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批发”买卖。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即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是改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也从未否认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目前中国腐败的一种主要形式。但这部电视剧中的资本恰好不愿意与权力结合，伟业国际董事长白原崴公开表明，与权力结合是危险的，他坚决不走这条路。剧中白原崴的“原罪”全部来自于股市上的资本运作。经过如此展示，似乎以后中国不需要再讨论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 而引发社会矛盾最烈的征地、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贪官80％与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妇这些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电影中或是片言只语的虚写，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摄地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经济最落后的文山市亦是高楼林立，霓虹灯如云的现代化城市，破败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在电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遗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当于深圳市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全国文明小区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败是如此的微小，批评腐败者无疑是小题大作。 其次，这部片子的主诉，即对改革的总体评价与谁主沉浮，值得关注――谁主沉浮这个词用成白话文表达，即由谁主宰这个世界，谁说了算。这部电视剧不止一次地通过省委书记裴一泓及省长的口说出来：以往的改革都是通过不断的违规推进的，没有这些在特殊条件下的违规，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与改革的巨大成就相比，腐败只是次要的枝节问题；以前的违规不要再追溯，因为一切不可能推倒重来；以后只要建立相应的法制与规范，对现存制度加以完善与巩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这部片子通过省委书记裴一弘的慷慨陈辞与另一位省常委军区司令员放置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交替的电视镜头道出了该片的主旋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说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枪在手，政权何愁不稳固？是与非，对与错，由党说了算！奠立于民选、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片中最愚弄观众的内容是，将共产党内的“同体监督”硬说成是“异体监督”的“权力制衡”，于华北这个主管纪检、且令人生厌的副省委书记成了“权力制衡”的象征、原则的化身。 《我主沉浮》将一个在邓小平南巡以前在中共党内存在的问题，即姓社姓资的争论模糊延伸到现在，将改革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笼统概括为党内对改革的认识不同即思想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内植于政治体制内的问题。至于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围绕国家资源的再分配，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改革”变成了对民众福利与经济权利的赤裸裸掠夺，比如住房、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体制改革这些对民众影响至深至巨的事件，在这部长达40集的片子里竟然都未得到反映。 周梅森的创作思路无疑是他对中国当局政治宣传策略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解，他个人的能力使这种宣传变得相当精致与技巧，片尾挂上了江苏、浙江等省省委宣传部作为合作单位，就是官方对这种改革认知的最好说明，他本人也表明创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会阴暗面来取悦观众”。 据本人观之，这部文学与权力相结合炮制出来的电视连续剧，与其说是政治反腐片，还不如是部政治宣传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仅在于取悦权力，还在于用电影这种形式塑造一种对改革的认知并影响受众。这种认知如果以政治宣传的枯燥形式表达，定会引起受众反感；但如果以电视剧这种隐含形式巧妙表达，再加上演员的成功表演，则很容易为受众所接受。苏联共产党的始祖列宁就很清楚地表达过：电影是政治宣传的最佳艺术形式。 四、新左派的改革认知：错置批判对象 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算不上正剧，这部剧作的副标题是“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作者与剧评均认为，这是一幅展示“世态人心的历史长卷”――作者既以“心理史”为重心，自然是展示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当然作者也通过这种展示来构建他自己对改革的一种认知。 作者对“改革”起因的认知是如此脱离中国的现实：他将中国的改革当作是在资本主义“虎狼世界”环视之下的救亡图存之举：“本剧是激越的爱国主义史诗，是对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呼喊，是对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致敬，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的歌唱。”戏单扉页另有以编剧黄纪苏落款的一段话：“谨以本剧表达我们对自身的一种敬意，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伟大文明也表达对自身的一种理解，因为以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六十年左突右冲、九曲九折所完成的，是一个苦难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宿命；还表达对自身的一种信心，因为早已将‘天道’、‘大同’铭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华民族志存高远，一定会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旋律’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在政治剧受到全面禁止的今天，这番表白为《大路》一剧的上演上了政治保险，并获得一张通行证。 ――其实，中国改革的起始因素不是民族危机，而来自内植于中共极权体制深处的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这种先天性缺陷就是最高领袖个人权力凌驾于党的权力之上，个人意志主导了整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方向。这种缺陷自中国共产党当政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发作，导致中国政府制造了无数国家罪错，最后还驱使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陷入深刻危机。再追溯更远的历史，自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以来，其所经历的一次次政治危机，没有一次来自于外患，却都是内忧。而且这些内忧并非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反叛者，而是来自于毛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与“大跃进”这类荒唐之极、遗祸无穷的社会实验。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并非起因于外敌环视，而是起因于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危机的政治自救。 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从改革以来，无论是邓、江时代以及现在，都比毛泽东时代要缓和得多。中国人民尽管在本国政府面前仍然未站立起来，但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却站起来了。外国资本为求进入中国市场并进而立足，早就低首下心对中国政府叩头不已，即使对本国政府批评不已的媒体到了中国，也只能记住自己作为媒体的资本属性（赚钱、开拓市场），而不是媒体的社会属性（批评监督）。而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其主要责任与其说在欧美国家，还不如说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与港台资本。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由主权完整的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维权活动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都是本国政府设置的。事实上，帮助中国劳工维护权益的那些NGO，恰恰都是来自于美欧发达国家。 《大路》一剧堪称荒唐。首先，该剧政治内核是荒唐的，它为中国改革危机找到一个替罪羊，即“虎狼般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全球化”；其次在于形式的荒唐，整个剧本通过语言暴力，以一种极度自傲的慷慨激昂掩盖了它那内植于心灵深处的深刻自卑。它处心积虑地错置一个批判对象，让观众在一片闹哄哄中宣泄情感。剧终曲散，人们经历了煽情后的虚幻激情之后仍然跌入了一片迷茫，既无法找到构建社会认同的起点，也无法看到摆脱改革危机的终点。用批判远在数万里之外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来代替本国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于中国人民争取自身权利并无任何裨益。 作者认为（当然也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最能体现人性光辉以及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这么一段话： 我们是姐妹兄弟 我们是一个家族 我们是一个血缘 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 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 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 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这话新鲜吗？不新鲜。且不谈现实中类似的语言早就成为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人的主诉，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皈依了“上帝”的洪秀全就反复宣称过，“天下多男子，尽皆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姐妹之辈……”；待“兄弟姐妹”们用自己的血肉帮这位“上帝之子”、“大哥”打下了江山，将他送进了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之后，普通太平军成员未曾享受到“兄弟姐妹”的待遇，而与他曾为手足的诸王内斗，其残忍血腥令人胆战心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比洪秀全的理论层次高了一大截，知道要将数亿人当作兄弟姐妹对待有点困难，于是便用“阶级论”将人划分成敌人与自己人――在未夺取政权之前，因出于统战策略的考虑还有一大批“革命的同路人”――声称“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对同志（即阶级兄弟姐妹）要象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残酷无情倒是完全做到了，但同志间的血腥争斗却从未停止过。在一次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将当年的革命同志，包括为树立毛的个人权威立了头功的刘少奇等人全部送进监狱直至死亡，当然更多地是殃及无数无辜。――《大路》一剧的作者作为一位诗人，这样呼喊当然很能表现道德正义感；但如果这种呼喊刻意不提是“谁”将“姐妹兄弟”变成了被现代化列车无情抛弃的失败者，只一味引导人们去仇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将本来就被当局的政治宣传、洗脑教育弄得一片混乱的认识搅得更糊涂之外，于达成有益的社会共识又有何用？ “天下大同”毕竟只是理想，目前最为切实的还是先让中国人活得有点尊严吧。为什么不能在富国强兵的理想上再加上一条：人权，将人民本该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当然，这将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公权力的垄断，不要再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糊弄民众，混淆视听。本来就应该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强要代表人民，将自己的所谓“政治共识”、“改革共识”强加于人民。人民只要有了说话的权利，在中国的政治圆桌旁有了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座椅，这比每天叫喊“天下大同”，被“圣者”“王者”在口号中和许诺的未来世界中当作“兄弟姐妹”对待，而在现实中却毫无权利、备受欺压要现实得多。 共产党用暴力革命颠覆了人类社会千百年以来构建的社会秩序之后，许诺给中国民众以比中国大同之梦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不过28年光阴，就又重新一步一步开始了否定之否定过程。正如笔者几年前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所讲的那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所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暴力革命并没有出路；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以暴力革命夺得权力的中共政府正在处心积虑地防范暴力革命的产生。“拿出有钱人的钱来分一分”说起来痛快，但执政的共产党根本不会认同此举――当年它分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天下，所以慷慨；今天有钱人中的大多数就是官员们自己，他们又如何肯割下自己的肉来饲喂他人？因此，指望在党的领导下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几乎没有可能。 不肯正视中国社会失去政治共识亦即改革共识原因的《大路》一剧，在权力与金钱中，选择了较弱的一方作为仅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除了让人们获得了一次宣泄的快感之外，只让观众更深地沉入了无出路的迷茫与痛苦。 五、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分裂 本文的第一、第二节表明，有关中国改革的神话事实上已经终结。这种以官僚权贵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既不可能让全体民众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将中国引领到当局许诺的和平发展道路上去。通过压制民众利益诉求为主要手段所达成的“和谐”，也绝对无法通向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中国政府处理这些矛盾的严重失当，使得社会象患了精神分裂症状。而当局向毛时代回归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更加剧了这种分裂。分裂的征兆之一是前年笔者在“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一文中谈到过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所谓“党务系统向左转”，即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最近还再次象征性地表示要回归“延安道路”。而“政务系统向右转”指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特征，对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广东太石村事件与汕尾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完全与其意识形态所表述的“重民、亲民、爱民”相反――这种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显而易见，但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却以一副对这种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来掩盖自己的黔驴技穷。 分裂的征兆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分裂虽然表现为对所谓“改革”持赞成还是批评态度，但双方都各自回避了一个要害问题。赞成深化改革者回避了一个改革的名实问题：改革使谁获利？他们根本不想揭穿这种假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财与民财、苛剥占人口近80％的下层人民利益之实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将改革图腾化神圣化，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批判改革者虽然是从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出发否定改革，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他们回避的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改革前的旧体制是今日问题之根。所以这药方既治不了病，还将使中国陷入更深的认知分裂之中。――读者且不要认为这种讨论如同自由民主社会之政治或学术争论，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争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将批评政治体制与政府列为禁忌。而中国却不然，即使捍卫改革者谈到今日中国的问题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谈深化的方向是什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不懂得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今日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体制。有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压，缄口不言；而有的人却出于政治谋算，想方设法为这一政治体制积极辩护。 分裂的征兆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与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几句话就将官厅学者用理论层层包裹的改革实质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就业难得你整天头痛”。这种旨在掏空百姓储蓄的改革，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但他们中很多人想的却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种让中国历史倒退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中去。底层的毛泽东情结反映了这种无出路的困惑。 上述种种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但执政集团对舆论的严厉管制与政治上的严重封闭，却使得人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言论被强行逼缩到网路上的BBS这一块小而又小的空间中；而表达渠道的逼仄最后导致了表达方式的逼仄与表述语言的狂烈，精英与民众的对峙在这里达到极致，知识者当中的“草根”已经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对此的典型回应堪称“要顶住网路舆论的压力”。有名有姓的精英们自然不敌无数穿着“马甲”的网路“草根”，过去20多年向政府献策论最多，为“改革”撰写辩护词堪称车载斗量的经济学界精英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2005年关于“中国到底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网路激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认真的批评者并非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与道德良知是两回事，也并非不清楚有无道德良知并非评判专业资格的主要依据。但这种模糊是有意的，它代表了在当前政治语境中，草民阶层对整个改革的愤恨以及在一种无出路状态下的发泄；而被批判的精英们不敢说出来的是这样一点，他们在为自己的言论立场挨批的同时，也在代当局者受过。 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已经让任何隐喻以及暗藏机锋的理论研究与文化表述失去了读者，以和平理性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则成了底层反抗的行为主流。但当局对此的回应却依然是对暴力镇压的迷恋，这让人看到了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共识。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的困惑，这种制度性无出路伴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让生活于这个制度下的穷人深感绝望与痛苦，而社会精英同样也缺乏安全感。而用卡住人们的喉咙、用枪杆子迫使人放弃反抗的方式是无法建立和谐社会的。 剥极必复。改革神话的终结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改革。通过对中国特色式的改革的痛切反思，人们应该悟出一点：中国百年来以富国强兵为主诉而忽视人权的改革，最多只能养成一个又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而民权则难获伸张。如果历史还给中国以机遇，人权理念与人权的伸张应该成为与富国并立的一种价值主张。更何况，一个视国人如政治奴隶，剥夺了人民人格尊严的国家，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国际尊重。可以说，中华民族如果不与目前这种压制人权的极权政治决裂，中国将再进入一轮历史循环。 美国、欧洲民主国家从未强调过要建立全民认可的政治共识，那是因为这种民选政治没有政治合法性危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已经深深内植于它们的价值体系。几个小故事或许可以看出美欧国家各阶层是如何共处的： 华盛顿有一所工业博览馆。展览馆入口处放着一幅用纸板绘制剪切的巨幅彩画，画面上身穿20世纪上半期服装的工人与资本家互搂肩膀，笑迎参观者，声称“我们是兄弟，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这并非如同中国政治教育中宣传的那样，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欺人之谈。美国工会势力之强大举世闻名，它的声音国会议员从来都要仔细倾听并代为伸张。也正因为劳资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也承认双方互为依存（即兄弟之意），美国工人才有了强大的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有了工会与资方的利益博奕机制，美国工人也因处境日益改善，成了根本不想革命的阶级――200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访问时，美国极左派组织“斯巴达克斯”的一位负责人曾对我感叹过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非常低下，一点也不想革命。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中国工人能够过上仅及美国工人生活水平一半的日子，中国工人也不想革命。” 2006年11月，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为了他的领地――威尔斯3百多位工人即将失去他们的工作而奔走，与他同样焦急的还有出生于威尔斯的好莱坞影星Ioan Gruffudd。惊动这两位人物的事件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想象：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Burberry计划关闭威尔斯工厂，将其品牌产品“英国精典”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市场，大约将有3百名英国工人因而失业。对此，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表示反对，他接触了一些政府官员，询问他能提供哪些协助。而影星Ioan Gruffudd也出面反对Burberry的关厂计划，并致信该公司行政总裁，希望能收回成命，“寻求另一种替代方案”。他还透过电子邮件向威尔斯籍议员莱顿•安德鲁斯转发这封信。中国人什么时候见到过上层为底层的生计发愁奔走？从政治宣传直到春节文艺晚会，都反复劝诫失业工人要为国家着想，甚至还有学者专门撰文谈“工人下岗是改革必须支付的代价”。 说到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形成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而所谓“共识”，无非就是社会成员经过讨论或者争论、更重要的还有利益妥协而形成的共同见解。从中国象形文字的造字功能来看，“和”字意味着“口中有粮（禾）”，“谐”即“人皆有言”。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点就是让穷者能够搭上现代化列车，让所有阶层在政治圆桌旁有张座位且能放言说话。然而，中国政府目前构建社会认同的方式仍然是由政府垄断话语权，以灌输的方式向民众强行“供给”一种“政治共识”，即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才能维护祖国统一。谁不这样认为，谁就是政府的敌人――如此作为，又岂能达成真正的社会共识？ 本书遴选的13篇文章在国内的政治语境中未必有立足之地，但它们都是作者秉持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中国改革的洞见之作。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改革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目前面临的一种制度性无出路困境，试图通过解构改革，从现实和历史路径为今天的中国寻找未来发展的政治坐标。 而中国目前需要的就是这类声音。 （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作者郑重致歉：本文第二段原来将“原河南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绰号程卖光）”误作“山东诸城陈卖光”，现已改正，在此特向陈光先生深表歉意。今后网友如果有转载，也请使用修改后的文章。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七大结果输不起，国民党“换柱”是恐惧什麽？
整整三个月前，国民党全代会以5秒钟鼓掌通过洪秀柱为“总统候选人”。当时我写了“国民党果然真绝种了”一文，指出“当年孙中山们缔造的这个政党的本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原来它是个列宁主义革命党，但还有理想性，或者说严肃性。现在则变成了闹剧党。如果说它原来是雨果《九三年》中的那个革命主教政委（虽然错误，但严肃地追求其理想），现在这个“主教政委”则变成了鲁迅《阿Q正传》的痞子小丑。” 为什麽下如此结论，首先是国民党对推出总统候选人这麽重大的决定，只用5秒钟，说明他们自己都拿这场选举当闹剧了；其次是他们被动认可的候选人洪秀柱有两大任人皆知的特点∶一是“急统”政见跟台湾社会严重脱节，二是她的“红卫兵”形像深入人心，看她参选，就是看活宝剧。推这种人去选总统，国民党不是惨败无疑的问题，而是整个党自我小丑化。 如此傻子都明白的道理，三个月后国民党们才迷迷糊糊醒过来∶洪的选情不仅一直低迷，而且拖累跟总统大选同时进行的立委选举。以往的立委候选人都是争先恐后跟本党“总统候选人”套近乎，争拉手，而这次很多国民党立委连洪秀柱的牌子都拒挂。在立委们抱怨抗议下，国民党大佬们终于坐不住了，因为明年他们失去总统府，再失去立法院的话，那就真的大势已去，跟洪秀柱一起输光了。 所以国民党不顾原来的选举程序（洪是通过党内程序当上候选人的）和抗议之声，硬是逼退了洪秀柱，换上了朱立伦。 距大选只剩三个月，临场换将是兵家大忌，哪国选举都罕见。这种临时抱佛脚，当然增加不了多少国民党再度进入总统府的可能。但蓝营的主要考量，已不是总统府，而是立法院。因国民党如失去总统府，再输掉立委多数，那台湾就可能发生当年南韩那种“变天”。 当年在全斗焕们要主办奥运、南韩人民更掀起民主浪潮之际，执政者被迫改革，允许总统直选，开放了新闻和言论自由。但直到反对党拿到总统府，赢得国会多数之后，南韩的真正变化才开始∶国会一项项通过新的法律，全斗焕时代的旧体制才完全被打破，全斗焕本人（因镇压光州事件等）被判处死刑（后赦免）。 台湾也同样，虽然民进党有过八年执政，但因在立法院不占多数，所以很多改革法案根本无法通过。例如在陈水扁做总统时，台湾好不容易从美国获得保卫台湾安全的先进武器，但这个军购案在立法院却49次都不被通过，就因国民党立委杯葛。而马英九当上总统后，立即就通过了。 所以，如果民进党赢得总统府，又拿到立法院多数，起码有七个领域的议案令国民党担忧恐惧∶ 第一，国民党失去庞大党产。在两蒋时代，党库通国库，国民党拥有巨额资产，被《纽约时报》称为“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总经理刘维基1993年在《中国国民党党营事业的现况与前瞻》中说，国民党有9,639亿余元的总资产（相当321亿美元）；投资包括金融、石化、电机、水泥、电子、瓦斯、钢铁、建筑、租赁、制药、环保、橡胶、信息、贸易、纺织、纸业、文化、传播、保险业等。这还只是台湾岛内的，海外的国民党党产没有统计。每到选举，国民党候选人不仅撒大钱，而且党中央还给地方立委（上届选举）平均每位补助近四百万（是民进党立委的近20倍），总数近三亿元。如国民党失去立委多数，新一届立法院通过《党产法》，国民党的不当党产被收归国库，那麽广被质疑和指责的国民党贿选买票等就不那麽容易进行了。 第二，废除“鸟笼公投法”。台湾人民多年以来都要求就重大问题公投，但由国民党主导通过的《公投法》，几乎就是“不允许公投法”，跟西方的公投法是两重天。例如瑞士等国的公投法，都是民众投票超过一半赞成就算通过。去年苏格兰的统独公投就是这样，结果是55比45，独立没有通过。而台湾的公投法之所以被称为“鸟笼”，因它规定必须是所有公民（数量）的一半以上出来投票，结果才算数。否则不管公投结果赞成者超过50%还是更多，都不成立；而且还设置了非常高的申请公投的联署门槛。所以，只有民进党在立法院占了多数，废除了《鸟笼公投法》，台湾的统独公投才有实现的可能；不管公投结果如何，起码是民意能得到真正的表达。 第三，“陈水扁案”可能被撤销。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将前任判刑，导致蓝绿对立更加严重，因该案有太多违反“程序正义”之处，而程序正义是民主国家的法治根基。只要程序不正义，什麽案子都不能成立——这是陈水扁案（更是台湾今后确保民主制度）的最关键之处。像该案中的舆论审判、总统直接干预、临时换掉（判陈水扁无罪的）法官、用通缉犯做伪证、押人取供等等，都严重违反程序正义。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像这个案子中如此众多、重大的地方违反程序正义，早就会被取消。国民党如失去立院多数，这个案子当然应该被复查或直接取消。 第四，改变国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最近参加“双十国庆”，唱中华民国国歌时跳过“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这句，被媒体报道。这句歌词明显是反民主的。今天台湾注册政党已近200个，凭什麽还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个百年前的国歌，不仅因文言文参杂而诘屈聱牙，而且内容反动，曲调也忧伤低怨，毫无震撼人心的力量。台湾有太多好歌，内容和曲调都振奋人心。不再由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就可以改掉那首支持独裁的反动国歌。 第五，改变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上居然有国民党的蓝色齿轮党徽，这完全是以党代国的党国标志，跟国歌一样反动！如果台湾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绝不能忍受国旗上有哪个党的党徽。国家属于全民，而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国旗的改变也是必然趋势，只要民主的声音在立法院占了上风，党国时代的标志才可能被改变。 第六，改变领土所属。中华民国宪法用的是模糊的“固有之疆土”说法。在李登辉做总统（马英九为法务部长）时，国民党曾把中华民国领土定为“台澎金马”，并宣示不再涵盖中国大陆和外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大陆的治权。这也是李登辉宣布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来由，明确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是台湾走向真实化的重要一步。但马英九当总统后，又恢复原来提法，中华民国代表（包括中国大陆和外蒙在内）的整个中国。这个提法不仅违背现实，事实上，马英九和国民党也从未真正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根本不支持中国“大陆人民”争取自由、反抗共产党的运动，更别说到中国大陆发展“国民党”力量。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反攻大陆、解救14亿深受共产党之害的中国同胞的目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根本是睁眼撒全世界皆知的弥天大谎。所以，如果国民党失去立院多数，台湾新政府就可能至少恢复到李登辉时代的提法，再次明确中华民国在台湾。 第七，改变中华民国国号。这当然是更进一步的重大改变，即使泛绿赢得立法院多数，也会对此谨慎，因这一项比前面的任何议题都更涉及两岸关系。但只要多数台湾人民认识到，只有提出改掉“中华民国”国号，用“台湾”的国名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个呼声足够高，并在立法院有通过的可能时，对岸北京才可能在他们认为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衡量下，允许“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作为普通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仍为常任理事国），即恢复当年中华民国要被联合国驱逐时，英美等国酝酿的那种方案的结局（当时被坚持“汉贼不两立”的蒋介石所拒绝）。将来会有更多的泛蓝（国民党支持者）认识到，中华民国要想重返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只有采取要更改国号为“台湾”的强势动作，才能迫使中共改变一向阻挠的立场。所以这个改国号的态势共识，也可能在台湾的新政局下有所推动。 这七大可能结果，哪一个都令国民党胆战心惊，都是他们输不起的，因为失去上述这些，“中国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就得关门，只有改成“台湾国民党”，立足台湾，看重本土，真正认同并服务台湾人民，它才有幸存可能。而这，不是“偷朱换柱”这种雕虫小技就可以解决的。 2015年10月17日（国民党临全会“换柱”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aochangqing/ccq-10192015123918.html） 2015-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拜习会意在谋求世界稳定
何清涟 最近，中美关系急转弯。中国外长王毅访美，据说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访美做前期工作。这一突然安排，其实是国际局势骤变下的决定，美国总统拜登原来期望在11月APEC旧金山峰会上与习近平会晤，但中国始终没表示习近平是否参加该会。但国际局势的剧变，美国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商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因此发出此邀请。 只要分析这次特别安排之时，世界发生了什么，就明白拜习会想为中美未来关系确定的基调。 双方确立的原则不变，进展将在细节 10月24日，多年来致力于促进美中友好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在华府举行，受奖人是中美友好的象征性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习近平与拜登分别发表贺信，并在信中表明了态度，算是为即将到来的会面定了调。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的都是“大原则”，比如“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能否确立正确相处之道，攸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中国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同美国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要点是“正确相处之道”与“互利合作”的具体内容。 拜登的贺信中则涉及具体内容：“中美都有责任应对影响两国人民生活的跨国挑战，包括加强全球粮食和健康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和打击毒品贩运”——美国旧金山等地芬太尼泛滥成灾，据说多来自中国，所谓“打击毒品贩运”应该是指这。 拜登同时重申对两国关系设立“护栏”——这护栏是指本届美国政府制定的芯片法案，该法案基于“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的方式补充了美国现有的出口管制和入境筛查工具。拜习会谈前，双方高官应该就这点会有商谈，视两人会谈结果决定美方让步程度与中国得利程度。 真正要谈的话题，我猜想主要是中东以巴冲突。 以巴冲突导致世界局势风云突变 这次以巴冲突有几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1、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从建国到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步步都需要美国的加持。本次不同的是有个由互联网与街头抗议构成的第二战场，抗议人群以各国穆斯林移民为主，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包括BLM、白人还有lgbtqi+群体，反以挺巴势头旺盛。在今年之前，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虽然频发，但舆论与各国的穆斯林从未公开支持过哈马斯。而这次，除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之外，英法等国媒体批评以色列的居多。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发言更是公开指责以色列。 2、阿拉伯世界前所未有地立场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与哈马斯。尤其是伊朗，表态要介入。 3、中俄两国都表态支持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据俄新社报道，10月26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该代表团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率领。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已确认这一信息，并称俄外交部将发布相关通告。 一场地区冲突，这么多大国相继介入，会使本来就复杂的事态变得更复杂。在此情况下，鉴于中国与伊朗现在的关系密切，白宫邀请习近平访美，争取中国在以巴冲突上合作，方向正确；为达到这个大目标，在其他方面可以让点步。 台湾问题是必谈项目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颁奖仪式上，前国务卿基辛格对美中关系提出了四大必须关注领域，作为他为两位领导人的可能会晤提出的“政策声明”。这四大领域是：美中基本关系、台湾问题、乌克兰战争和高科技竞争。 习近平贺信中提到了“管控分歧”，拜登的贺信则称“美国还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台湾问题怎么管理？ 10月26日下午，中国外长王毅在与布林肯会谈之前对记者说，“中美双方需要对话”，以及“我们更要深入对话、全面对话”，以“消除误解和误判”，并且“推动双边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轨道。”“中美关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杂音，” 他补充说，“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谁胳膊粗，也不是谁嗓门大。”——最后这句暗含军事比拼。 台湾问题必在这次讨论之中，可以预见到双方公布的仍然是官话，美国肯定会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会提“三个联合公报”（其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就是尊重一个中国），真正的要害不在这里，是两个多月后的台湾大选。 就美中双方来说，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峙，不管双方说了多少话、做了多少事情，军事只是最后选项，在此之前，“台湾人民的选择”——2024年1月的这场大选，最后选出什么人当台湾总统，才是重中之重。而此时此刻，台湾选情已经朝向更符合中共期望的一边移动。 郭台铭今年出来竞选台湾总统，分的是蓝营的票，极大地削弱了亲中的国民党势力。中共忍无可忍，郭台铭在中国多地的富士康受到税务和土地使用调查，郭台铭只好见机而退。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10月23日首度松口向柯文哲表示：我可以当副手，侯柯、柯侯都可以，愿意接受当副手！柯文哲虽然还未正式表态，针对侯友宜的表态，柯文哲24日下午回应称，不应以“下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他一天之内回应，“感觉像逼婚”。他没有正面回应侯友宜“愿做副手”的说法，仅称“蓝白合”尚未破局，可以坐下来协商。但估计会朝那个方向发展（中共不会不利用这一大好形势）。 于是台湾总统大选形势立变。根据台湾最新民调，赖清德现阶段都稳居第一，但支持度已有下滑趋势，在35%上下徘徊。侯友宜与柯文哲在不同民调中互有领先，支持度在22%至25%，柯稍高，但领先有限，如果蓝白配成功，支持度就高达45%-47%。 剩余20%未表态的，蓝白配只要争取到其中的5-7%，绿营就没有胜算。 估计这次双方谈及台湾问题，中共会堂皇表态：我们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美国当然不能说不尊重，于是达成共识，会后各自再用劲。对北京来说，蓝白配成功，台湾实现政党轮替，“和统”就近在咫尺。 中美关系的框架：竞争但不脱钩 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曾在Global Asia上发表一篇《业绩表现决定中美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声望》（Performance Will Determine Prestige in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2021年） ，在这篇文章中，Ryan Hass一开头就指出，用冷战类比来理解美中关系的本质虽然变得很常见，但这样的比较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都是单一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它们这个全球体系内的每个领域都在争夺领导地位。双方都认识到在现有体系（例如供应链、资金流动、知识生产、科学交流、生态相互依存等）内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紧密联系。尽管双方都试图限制因依赖对方而造成的脆弱性，但双方都不认为付出尚可承受的成本与风险完全脱钩是合理的，也不认为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来克服对方的挑战。尽管冲突风险仍然极其严重，但军事领域不太可能成为裁决竞争的领域。 何瑞恩的结论是：竞争的关键将在于哪种治理、社会和经济体系将证明有能力胜过其他体系。随着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这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世界希望看到中美两国贡献自己的方案和智慧。 Ryan Hass（何瑞恩）早年当过美国驻京外交官，2013至2017年奥巴马第二任期内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作为美方代表参与了四场“习奥会”，如今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的东亚政策。他的分析对美中两国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0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027202313462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校园暴乱与第三次失业高峰
最近，河南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与四川大学均发生学生校园暴动事件，升达是发放毕业文凭与招生时承诺有别，属于欺诈；川大则是学校乱收费。但如果细究背后原因，可以发现，中国的教育败象显现的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管道已经严重梗阻。 中国近6年以来高等教育持续大扩张，从每年招收一百多万大学新生猛然扩张至四百余万，师资、教学设施等无论如何跟不上扩张的需要，质量低下的教育欺诈行为比比皆是。但民众之所以愿意花高价将子女送进大学接受教育，为的是让后辈获得一张通往社会中上层的通行证――大学毕业文凭。人们即使知道这张文凭并不真正标志知识含量，但只要在就业市场有用，学生们也就认了。前些年的文凭欺诈行为虽然出现，但并未酿成特大事端，原因就在于那时文凭还不是废纸。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的出口并未通向社会向上流通管道，而是通向失业之途。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学生就业日益艰难，有了大学文凭之后，还得加上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才能获得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而在县及县以下城镇，除了政府部门与一些水电供应等垄断行业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就业门路，于是乡镇政府中的职位，包括司机、文秘等在内，几乎全是县一级官员子女的就业岗位，这也是乡镇政府日见庞大的真正原因所在。 正因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回去也没有出路，于是不少人就呆在大城市里，成为漂流一族，漂在北京的称为“北漂”，滞留校园的成为“校漂”，被迫回家靠父母养活的谓之“啃老族”。由于寒窗苦读十余年也没有前途，读大学日渐失去吸引力，在中国的温州地区，今年有七成的学生放弃高考，走上依靠海外亲属提供机会出洋打工的道路，并认为在美国的唐人街做裁缝也比在中国读大学强。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2003年，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降至50％；2004年政府咬牙宣称要让大学生就业率达到70％，并将此目标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给各地政府，但据调查者说，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有60％无法找到工作。而2005年的情况更糟，毕业生毕业时找到工作者只有33.7％。而2006年的大学生高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毕业总数为2001年的3倍多，目前无任何迹象表明，今年的就业情况会比去年好。 中国给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案例：在每年经济高达9％的增长率时，却伴随着无法消解的就业压力。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失业高峰，高校毕业生只是中国沉重的就业压力之一部分。它反映的只是中国失业问题的一角：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知识型劳力出现严重过剩。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其他种类的劳动力严重过剩，比如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中国的就业问题成了社会矛盾爆发的火山口。 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政府公布的数字只有城市失业率，农村的两亿多过剩劳动力从来就不计算在内。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预计，今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今年新增工作机会仅有1,100万个。也就是说，城市里最少有1,400万人无法就业。 由于中国的党政事业机关实行的基本上是铁饭碗制度，进去的人只要不出失误和纰漏，就能够保证饭碗不破碎，所以现在就业压力最大的是青年人。2005年，中国青联（共青团中央旗下组织）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15岁至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72%失业青年长期失业（指失业一年以上）。为了减少富余人员，中国许多地区实行“4050工程”，即男50岁、女40岁以上退休，而目前，这种“4050工程”正在扩大到“3040”阶段，即男子40岁、女30多岁就劝其退休。 对习惯了专制压迫且善于忍耐的中国人来说，官僚贪污腐败并非不堪忍受之事，只有沦落到没饭吃的地步，社会的忍耐力也就逼近底线。四川与河南校园暴动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6月29日，总14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中国为何容易出现“政治家族”？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他曾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这种县级政治资源被几个家族垄断的现象，早在90年代就已相当严重。我在《现代化的陷阱》第四章里分析过史青峰案例。安徽省阜阳地区涡阳县史青峰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系统，“三亲家”都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仅史氏家族在当地任职科级以上干部的就有40多人，县级以上干部有近10人。正因为史青峰拥有如此丰厚的“人际关系资源”，才能在该县为所欲为（国内版P.123-124）今年1月27日《南方周末》登载的一篇“清远盐业‘领导干部之家’”，则记录了中国另一种资源家族垄断的现象，即大型的国有企业（行业）内，掌握资源的上层往往是一张具有裙带关系的社会网络。 如果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支撑系统从来就是一张以家族为节点的社会关系网络，只能说明这人是中国政治盲。在现代政治中，一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60余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之外，从未脱离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对于中国近年回归“身份型社会”这一危险性，我在“从红色接班人到官二代”等文章里反复提醒。在这里我想简单梳理一下中国为何特别容易出现“家族政治”。 1、家族政治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殷周两朝，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权力按等级分配，世袭罔替。在中国本土，这种宗法制度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社会结构完全固化的门第阀阅制度。世家士族子弟由于 享有与身俱来之特权，缺乏历练，痴迷于奢华生活，不仅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隋唐两朝为了改变人才结构，实行开科取士，此后除了皇权与少数贵族的爵位可世袭之外，官职须经科举一途取得。这种半开放型的社会政治结构保证了中国一直具有一条人才向上流动的狭窄通道。但这只是保证了县级以上官吏选拔的的入口——按才能与成就。由于皇权不下县，在地方政治中，拥有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士绅家族与望族对本地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干涉能力。对这一点，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四回中葫芦庙应天府门子为贾雨村解说金陵的护官符，实际上就是中国地方政治生态。 2、中共执政时期从未真正建立过合理的精英选拔机制。我以前曾总结过，中共统治60年的中国，其精英选拔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时代，这一时期的精英选拔以血统原则为主。与以前的血统原则重视精英相比，毛则是逆向而行的“出身论”。在毛的所谓“红色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统原则。 第二阶段：1976年至21世纪之初。这段时期中 国的精英选拔机制突破了单一的血统原则，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起一定的作用。究其原因，当时由于高等教育还未产业化，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无法进入大 学，即无法跃过精英选拔的第一道门槛，优秀的平民子女有机会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专业知识进入职场。 第三阶段：自高等教育产业化开始至今，社会呈现向身份型社会复归的迹象。高等教育产业化降低大学入学门槛，使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都能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因此拥有一张进入精英选拔赛的 门票。由于公务员考试极不透明，便于掌权者上下其手，从此后，党政事业机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这表明中国精英阶层的素质严重退化。 3、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其实关于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但王朝政治时期反而执行得相对严格一些。中共当局自1993年10月起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言之凿凿地花了第12章整整一章的篇幅规定了“回避”，如第6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检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亦有同样规定。但由于所谓法律从来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治民的工具，而不是约束权力的基本规范，权力高于法律是中共政治特质，因此这种回避徒具虚文。 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最根本的腐败是人才选拔机制的腐败。中国媒体上经常曝光的“官二代”劣行，说明中国的政治精英根本不具有一个社会应有的精英禀赋。由这样的“政治家族”垄断中国的政治资源，从短期看，只是增加了大量蛀虫，毁坏现有政治根基；从长期看，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次大倒退。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9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why-does-china-breed-political-families/）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美国人对埃及、利比亚的误判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这三场“茉莉花革命”曾震撼世界。现在，这三个国家都进行了民主选举。突尼斯去年底首次民选，六月底埃及总统大选，七月初利比亚选出国会和总理。三场革命，结束了三个独裁政权，最后都民选出国家领导人。这是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高兴的变化，更是令还没有选举权的中国人羡慕的事情。 但在美国，无论是左翼民主党，还是右翼共和党，都相当担忧“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尤其是埃及这个人口八千万的中东最大国家，在最近的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成员穆尔西当选了总统。 “宾拉登使我成为名人” 正是由于这种担忧，即使当年埃及人民示威反抗穆巴拉克政权时，美国的媒体舆论都不是十分乐观。在第一时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表示“穆巴拉克政府是稳定的”，试图保住白宫的老朋友。而以福克斯电视评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保守派媒体，当时对穆巴拉克下台也持相当谨慎、甚至不情愿的态度，主要就是担心“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上升，构成对以色列的威胁，打破中东的战略平衡。 在美国被称为“伊斯兰问题专家”中的专家是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他是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早在1940年就写书论述伊斯兰问题；911美国遭恐怖袭击后，他的专著《哪里出了错∶在中东伊斯兰和现代的冲突》（What Went Wrong？）迅速登上畅销榜，成为美国人理解伊斯兰主义的热门读物。2004年他又写出《伊斯兰的危机∶圣战和恐怖》（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也成为畅销书。这位懂15种语言、有16个荣誉博士、就伊斯兰问题已出版11本专著，今年96岁高龄的老专家，在今年五月刚出版的自传——《世纪诠释∶一个中东历史学家的反思》（Notes on a Century: Reflections of a Middle East Historian）中调侃说，“宾拉登使我成为名人”。 当时布什政府和国防部等曾请刘易斯去讲课，以深入了解伊斯兰和中东深层文化等。刘易斯关于伊斯兰的看法，对美国政界和媒体都很有影响，这也是导致福克斯的右翼评论家多不看好埃及等选举、担心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原因之一。因为刘易斯有一个重要观点∶如果阿拉伯国家选举，伊斯兰势力的穆斯林兄弟会就会上台。所以刘易斯不赞成阿拉伯国家立即选举，他认为在那种伊斯兰背景的国家，没有民主传统，没有选举文化，如果民选，穆斯林兄弟会获胜，因为他们的清真寺等具有组织动员能力，那种优势是其他政党无法相比的。而伊斯兰势力上台，就会更敌视以色列、美国等西方，中东局势更加严峻。 刘易斯的这种思路导致两难选择∶民主选举，就会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执政；不选举，就得是穆巴拉克这种强人独裁统治。这种思路，很像是前国务卿基辛格那种所谓“地缘稳定政治优先”的战略，其思考问题的重点不是那些国家的人权、民主、正义，而是区域稳定。这有点类似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 大名人的大盲点 美国的另一位知名记者，曾获“普利策”评论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持保守派观点，八十年代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在中东问题上，他跟刘易斯的观点很接近；在美国铲除了萨达姆、伊拉克要进行民主选举时，他还悲观地认为，那里“没有民主文化，没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更别说那里没有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希望那样的国家出现一个‘自由政府’，就像期待1917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兴起之后，社会党的领袖克伦斯基还能继续领导俄国一样。” 按照刘易斯和威尔的逻辑，中东就等于是无望的，只能维持现状。但是，别说萨达姆的残暴，即使在被认为相对开明并亲美国的穆巴拉克政权统治下，埃及就真的稳定吗？穆巴拉克对一切威胁他统治的力量都严酷镇压（现在当选的穆尔西总统曾入狱）。虽然埃及跟以色列签有《和约》，但穆巴拉克仍在国内纵容甚至煽动反犹、反以色列等，以巩固他的统治。 按照刘易斯、威尔（还有基辛格等人）的“维持现状论”，那麽埃及就只有等待，等待整个社会成熟到在民选的情况下穆斯林兄弟会等类似伊斯兰组织绝不会获胜，等待亲西方的政党壮大到可一举胜选。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信仰和清真寺都不可能“消失”，如果必须等待，那就等于是让伊拉克、埃及、利比亚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没有民主，一直在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独裁统治之下，用人民被残暴镇压的代价，来维持那个虚假的区域稳定。 土耳其的奇特道路 穆斯林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土耳其，建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全力推行“西化”，他甚至说，对土耳其来说，不是要学习西方的科技（不是李鸿章那套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都不是模仿西方，而是要把土耳其“变成西方”，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在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有凯末尔将军那种远见、智慧（当然还有能力），强行推动土耳其走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化的道路，并全力降低和制止伊斯兰势力，甚至不惜用军事手段推动。凯末尔的重要遗产之一是，如果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选举中获胜，军队就出面把它干掉（但军人不执政，再回到军营），从而保持土耳其的世俗化政治。但即使这样的压制，经过了七十多年后，在2002年，亲伊斯兰的政党在土耳其全国选举中仍大获全胜，这次军方没有出面干预，结果这个亲伊斯兰政党连选连胜，至今已执政了10年。 所以，靠强行镇压，不许伊斯兰势力参选，不是解决的办法，而且可能越压制，反弹越大，其存活力更强。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反复的民主选举中，最后让选民淘汰它。只要有选举，执政者如做不好，人民一定会重新选择。像埃及这次选举，虽然穆斯林兄弟会获胜，但应该相信，如果新总统穆尔西往政教合一的方向走，那些推翻了强大的穆巴拉克政权的埃及人民，也同样会结束反民主的穆尔西政府。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不管怎样变化，都比原来的专制统治的一潭死水要好。而且今天全世界都走向了民主——1988年，全球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是独裁政府；到了2009年初，全球已有119国举行选举。在这种民主趋势中，已经有过选举，要想再完全倒退回去，并不容易。 最大穆斯林国家亲美 除了全球民主大趋势、新科技带来的思想飞跃，埃及还有跟土耳其、印尼等穆斯林国家类似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一直推行世俗化。土耳其自凯末尔将军开始，推行了近八十年，所以亲伊斯兰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安多（R.T. Erdogan）也无法把土耳其倒退回去。印尼也是这样，苏哈托时代虽然独裁统治，但仍推行世俗化，没有像邻国马来西亚那样把伊斯兰立为“国教”，所以，苏哈托之后，虽然短暂地也是穆斯林势力上台执政，但很快在选举中败北，后来亲西方的前军事将领苏西洛当选总统，印尼更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现在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之一。 印尼总统苏洛西曾就学美国军事学院，新当选的埃及总统穆尔西也曾在美国留学，获过南加州大学的工程学博士，他会英文，对美国并不陌生。这些，都可能促使他走向务实主义的开明道路。 所以，同样长期推行过世俗化的埃及，虽然这次穆斯林兄弟会获胜，但绝不代表他们就会一直执政下去。他们在穆巴拉克时代严重受压，第一次选举翻身上台一次也属正常。而且这次总统大选的另一对手曾是穆巴拉克手下的空军司令，任何跟穆巴拉克旧政权连到一起的，都遭到埃及人痛恨。但即使这样，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也只是拿到51.7%的得票率，微弱过了半数。 近日利比亚的国会选举也和埃及有相似之处。穆斯林兄弟会在利比亚选举中失败，因为他们曾跟卡扎菲合作，任何人跟旧政权连结，都让利比亚人痛恨，所以开明的亲西方派，这次赢得了利比亚国会多数（在80席政党票中赢了39席，穆斯林兄弟会只拿到17席）。 人口二亿四千万、穆斯林占近九成、被称为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的印尼能够走向民主，土耳其早就是西方盟友（北约成员），突尼斯革命走向民主和世俗化，亲西方的世俗派赢得利比亚国会多数，这些都意味着，埃及也不会例外。 穆尔西当选后就宣布∶绝不把埃及变成神权国家，他本人并退出穆斯林兄弟会，要做全民总统，团结包括基督徒的所有埃及人，建立一个和平国家。这一点跟去年底突尼斯当选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党的口号一样。突尼斯的当选者也是穆斯林温和派，强调把突尼斯建成现代化、世俗的多党制民主国家，绝不走伊朗政教合一的道路，而是效仿土耳其的国家模式。民选后的突尼斯支持利比亚人民推翻卡扎菲，后又支持叙利亚人民反抗独裁者阿萨德。今年初突尼斯就驱逐叙利亚大使，不再承认阿萨德政权。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都是第一次有民主选举（埃及有2600万人投票），结果过程相当平和，没有大流血和纷争，败选的一方也认输，并祝贺对方，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开端。这不仅打破了刘易斯、威尔们的悲观预言，给中东带来希望，更给那些仍被共产党剥夺了政治选举权的中国人以启示，中东人能，我们为什麽不能？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7月 2012-07-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美国打击的目标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何清涟 5月19日，中美第二轮贸易谈判发表联合声明称：中美双方就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贸易达成共识，同意将采取措施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美方则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这一声明只字未提中国最为关切的中兴公司的命运。 观战者各有各的不满意 这场贸易战中，传说中方带了一张20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川普总统的政治基本盘农业州的选民利益不曾受损，还扩大了出口；能源扩大出口更是将增加不少就业机会。有此两项，川普算兑现了竞选时答应的“减少贸易逆差”、“增加就业”这两项承诺，对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议员十分有利。美国国内的不满意集中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认为美中共同声明对川普政府所提出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问题含糊其辞，只是说“双方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极其很重要，……中国将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其中包括专利法”，中国可能将因此逃过去。 中国人的不满呈现不同的政治立场：爱国者认为这是丧权辱国，堪比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耻，认为中国让出了太多的利益，比如被强迫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与能源，“一声叹息，中国全面让步，可悲可叹”。政治反对者原来多数期盼贸易战升格为“新冷战”，因此不满意美国没有完成广大中国政治反对者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举将中共政权的经济基础打垮，让中共垮台。 这两种不满，爱国者是出于狭隘的国家意识，农产品与能源都是中国所需，中国无非是将南美的农产品与俄罗斯、中亚的能源的采购大单发往美国，价格还更优惠。爱国派们更是没考虑，美国让中国沾了多少年便宜、吃了多少亏，人家川普总统对此大方地表示，这不怪中国政府，只怪他的美国前任没看好门。政治反对者对美国的责怪有点扯淡，希望美国王师出征，打垮中共，解放中国人民，本就是他们强加给美国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美国每年都与欧盟、日本、拉美国家轮番打贸易战，从来都没把贸易战的目标定为灭了他国的王，为这国造一个新的王。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中国一些评论者造出来的：美国要摧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美国明言：目标并非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 本次贸易战中，尽管美国总统川普明言是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防止中国通过盗窃知识产权对美国高科技企业形成竞争，半个字都没提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满。他的团队也很好地理解了总统的意图，5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希特莱泽在参加美国商会举办的活动时发表讲话，表示他此次出访中国的目标是为中国经济引入更多的国际竞争：“我的目标并不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看起来对他们很管用，……但是我必须让美国可以对此进行谈判，我们的角色是让美国不要成为它（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的麻烦清单非常长。我一直抱有希望，但并不是充满希望。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是一套非常不同的制度，而且说实话，那制度对中国很管用。” 但是，美国总统、美国贸易代表的话，似乎都不代表美方的真实想法，各种评论满天飞，最高大上的是：美中贸易战是两种制度的较量，美国要摧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中兴的制裁就是明证。 中兴承担的特殊角色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机制在支配该国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以此标准，中国奉行的百分之百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政府是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与全国所有土地的唯一最终所有者，所谓“市场原则”只是政府支配经济的白手套，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被称为“共和国长子”，享有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但近年来由于要与国际社会做生意，最受宠的反而是中兴这种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通讯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简称ZTE）成立于1985年，其创办人侯为贵是中国的红顶商人，原为中国航天工业部691厂技术专家。1992年开始，董事会确定由中兴维先通这家由该企业技术骨干集资办的民营公司承担经营责任，两家国有企业不参与运营，在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国有民营）的全新模式。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国有控股”这一身份，让中兴得到很多政策倾斜；“授权经营”，让中兴维先通公司的技术骨干享有丰厚分红，有主人翁的感觉，经营积极性比国企经理们高多了。现在，中兴发展为中国最大的两家无线通信设备装配企业之一（另一家是军方企业华为），在全球市场上排名前五名之内，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10%的份额，占中国电信设备市场30%的份额。中兴的弱点是严重依赖从美国采购的核心零部件组装产品。 4月17日，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作为该厂商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相关措施的惩罚，惩罚期7年。根据美国的出口限制法规，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制造的科技产品出口到伊朗，这些禁止销售的元件包括高通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芯片等核心组件，据分析，中兴这些商业行为，其实是承担中国政府下达的秘密指令，也因此，中兴受罚，急坏了中国政府，这才有了第二轮谈判中被广为传说的2000亿美元大单。 许多人根据中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宠儿，经常承担秘密国家使命，断言川普政府要给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致命打击，其实是一厢情愿地过份解读。 美国不满中国不守规则 应该说，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川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靶子，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听到这种说法。我还是实事求是地说，不是，从来都不是。 先说经验事实。国际经验是：新加坡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典，但美新关系不错，从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前总理李光耀更是坚定的美粉。 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来看，当年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国会每年得就当年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讨论并作出决定，每年拿出来说的反对理由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非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就是在与国有企业打交道。国有企业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名片与代表，享受的是国家补贴，因此对美国私企来说，很不公平。但是，美国有K街政治，法律允许外国政府、商业团体及其他各利益团体委托专业机构游说白宫、国会数百位议员及各类政界要人。当时，美国许多公司急于与中国做生意，中国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因为希望中国发展经济推动民主化，因此都成了游说国会批准最惠国待遇的力量。美国力促中国入世时，敦促WTO给了中国十五年观察期，定了一个行业逐步放开的时间表，要求中国到期达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标准。 应该说，美国力促中国入世，就表明华府政界人士根本不在意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当时的理由是：要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促使中国民主化，因此，要多与中国“接触、合作”，以期“影响、改变”中国——这八个字就是美国国务院自基辛格以来形成的对华外交八字方针。 我在《欲知中美贸易战走势，须明三件事》一文中说过，川普总统根本不相信中国这种独裁国家能够被影响、改变，他上任后干脆放弃了在中国推广民主的方针。在他看来，与中国就是利益竞争关系，首先就是经济利益，减少贸易逆差、防止中国继续盗取知识产权，就是他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要防止国家资本主义即经济制度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应该就是川普的想法。这种“伤害”，比如侵犯知识产权，暗中支持中兴违反美国禁运条例向伊朗出售从美国进口的电子零部件，其实指的是中国政府的不守规则，而非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不守规则，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从加入WTO开始，中国总理朱镕基就在内部讲话中说过：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要认真研究WTO规则，找出缝隙，以资利用。在2009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外交部官员就这一问题交锋，奥巴马说“中国人应该象成年人一样行事了”，中方的回应是：“中国没参与制订的规则，没有义务遵守。”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他加入许多国际组织时，国际组织早就有规则，中国加入时曾承诺要遵守，因此不能违规。 中国屡屡违规的行为，可以用“国家机会主义”这个词来概括。所谓“国家机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年曾精确地概括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意即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在所不计，所谓国际规则，在中国看来，于自己有利时就遵守，没有利时就规避甚至违反。 西方国家反对中国贸易行为的主要理由一直以来都是，中方有选择且不公平地运用法律法规来达到重商主义目的。美国多年来吃够了中国苦头，为避免率性而为的川普总统放过中兴，5月17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紧急通过一个修正案，以阻止美国商务部重新谈判中兴禁售令。国会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可以预见，今后中美贸易摩擦会经常发生，就算升格为贸易战，也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中国人真没必要将打垮中共政权、建立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一切皆需要自身努力。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5月26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1474）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无处不在的“美国乡镇精神” ——漫谈美国的“民治”（上）
何清涟 “要感受美国的美丽富饶，得去那辽阔的乡村；要知道中国的贫困绝望，应该去看中国的农村。” ——本文题记 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延续了十多年的乡村悲歌：“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落”，无论东西南北中的农村，有几个特点是共同的，村霸横行、黑社会当道；污染严重，垃圾围村；无所事事者日渐增多，聚众赌博成了乡村主要生活模式；道德沦丧，教育等公共事业瘫痪。由于痛感到乡村正在崩坏，以至于“社会各界呼唤重建乡绅制度”，即呼唤回到被中共消灭的乡村自治模式。 托克维尔盛赞的“美国乡镇精神”，指的就是美国的民治。我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风景美丽、安祥宁静有序的美国乡镇。考虑到国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介绍，疏忽的恰好是托克维尔最看重“民治”，因此，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人从细微处了解美国的自治。 美式民主的精魂：民治 1863年11月，在美国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有一段经典名言，其英文原文是：（The government）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will never die），这话被译成中文，是（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不会凋零），最后被提炼成“民有、民治、民享”，虽然远不如英文表述精炼深刻，但是也还算传神。 从政府制度方面来介绍美国政治制度，比如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司法制度、新闻及言论自由的书被译成中文的有不少，但从自治这个角度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根基的书，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著作能够超越两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与其他论者所不同的是，托克维尔没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人的思想感情和民情等构成的社会状况来考察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在美国的良性发展依托于一系列自然、政治和社会条件。包括：美国的自然环境、法治和民情。但三因素相比较，最重要的是民情。因为纵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持一个政体。而且民情还能减缓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自托克维尔这本名著问世之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治也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点依然未变，即托克维尔赞美有加的“美国的乡镇精神”依然在承托着这个世界超级强国。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只要不将自己封闭在china town（唐人街）里，都会感受到美国“遍地社区”，无数个美丽的乡镇与社区，分布在美国广袤的国土上。只要愿意深入社区生活，都能感受到美国乡镇是一个自由而强大的集体。所有的镇、县都建立在同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是和自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最好裁决者，并且是满足自身需求的最合适人选。他们是乡镇（社区）的成员，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行使都同样重要。 这不是高深的民主理论，而是一种民主的践履。我亲身参与过几次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就是美国人对《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践行。但我知道，参与讨论的美国（包括移民），其实大都没有读过那本长达数百页的书，与其说他们是在践行那本书的规则，不如说是那本书的作者将美国乡镇自治的经验及从这一起点出发的各种议事规则加以总结细化，汇集成书。 小镇居民如何拒绝了一所车站 每当我开车路经本镇一个宁静美丽的老人社区，就想起这块地曾经可能遭遇的命运：如果不是本镇居民就自身利益采取集体行动并做出裁决，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嘈杂的货运车站。 我所居住的镇有一块公用荒地，被一家货运企业看中，想在那里建个货运车站。镇政府认为这可以拉抬本镇经济，提高就业率，充实镇财政，于是强调这些好处，希望本镇居民赞成。但建车站必然要修轻轨，铁路沿路经过的几个小区与车站所在小区的居民必然受到噪音影响。于是一些居民开始了解情况，互相串连，交流看法，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不同意建车站。中国人看了也许奇怪，区区几位居民，难道就可以让镇政府罢手？这是美国法律赋予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力，20世纪中期，美国人也曾为污染问题深为苦恼，但他们不是坐等政府对此负责，富有自治传统的美国公民开始推动环保的公众参与，在公众压力下，美国于1946年出台《联邦行政程序法》，当事人参与听证制度成为这部法律的核心部分，为后来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奠定了基础。 过了几年，镇政府又提出车站方案，原来的反对者中坚人士当中有好几位已经搬迁，力量需要重新聚集。于是，当年的参与者在Local News（地方小报）上发布消息，标题是《乌云又在我们头顶聚集》，细述此事来龙去脉，号召本镇居民再次集结力量，反对镇政府的决定。经过网上讨论与一次聚会，大家发现，只要那块地空着，镇政府就会时常“惦记”这块地。大家决定讨论如何更好地使用那块荒地，既能让镇政府有一笔财政收入，又能一劳永逸地让车站这块乌云散去。于是关心这件事的行动者再次在Local News发布消息，并特别说明，虽然受影响的只是几个社区与轻轨路经之地，但也请距离车站选址很远的本镇居民参加，共同施加压力。我看到这条消息后，一则想帮助这几个小区的居民否定镇政府方案，二是出于体验“民治”的好奇心，决定参加会议。在会议上有人提出，本镇还欠下建低档住房的一笔公益债，可以使用这块地建设老人公寓折抵。这笔公益债如何欠下的呢？因为新泽西州有个规定，每个社区必须建高中低三档住房，以便各阶层混居，避免穷人区的出现，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好学校。美国税制，房地产税是地方税，主要用于教育经费，因此房价高的好社区，教育经费必然充足。按规定，本镇还应该建30多套低档住房。但是，建老人公寓与建低档住房之间可以折算，这当中有套复杂的算法，专业会计师与律师懂这些专业门道。参会人员认为此议甚是合理，一致委托参会者当中的专业人士拟出方案。一个多月之后，一个非常详细可行的方案形成，提交镇政府放在网上公示了三个月，待本镇居民没有异议之后，组织者将此提案交给本镇议会，由议会形成决议，这块地的用途终算获得解决。如今，那块地上已经建起了几十幢漂亮的single house（独栋房，即中国所称“别墅”），花木掩映，各种鸟儿在树丛中跳跃，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和谐。这次参与让我体会到，美国这种当事人参与听证制度形成的决策，比镇政府的决定更符合公众利益。 社区自治：积跬步以至千里 用中国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个小镇的居民成功地从事了一次“环境维权”。事实上，美国的环境保护是在民众参与下推动的。中国人大都只知美国蕾切尔·卡逊夫人那本名著《寂静的春天》，以为美国环保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却不知道早在1946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奠定了基础，如今早已成为美国乡镇（社区）自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环境维权已进行了将近20年，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与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都规定，地方政府要就环境影响评价发布公告，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设立意见征询阶段，通过听证会等征集公众意见，对意见作出有效反馈，比如在最终的报告书中附具对意见采纳或未采纳的说明。比较之下，会发现大多数条文与美国的相关法律并无太大差别，只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可能是刻意为之），就是环评法规定的意见征询阶段仅为10天（美国各州规定不同，为2个月到半年）。中国人本来就有如一盘散沙、更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这么仓促的时间，就算有热心人，也没有组织利益相关者讨论的时间。 国内不少人认为，社区自治应该在民众有了选举权之后才谈这事，我不认为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争取社区自治与争取民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环境生态受破坏非常严重，中国的公众完全可以先行动起来，利用现有的制度，比如上述两部公众参与环评的法规，要求延长征询意见时间，将10天改为60天，从小处入手，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最后通过点滴努力倒逼民主化改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china-20150605/2809994.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